单片机的类型:抗战胜利后伪军们的尴尬命运：活着是一种最漫长的酷刑

本文摘自《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崔永元制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1

【编导手记】

之前对伪军没有深刻的认识，只觉得他们可恨，是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国家的人，是一群懦夫。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伪军，就是汉奸。

想了解伪军并不容易，至少目前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承认说：是的，我曾经是伪军。于是只有求助于仅有的一点资料和书籍。

此后，得知了一些鲜有人知的信息。

比如：1932年日军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时，并不想建立伪军，因为怕控制不了这支由中国人组成的队伍。所以那时许多被日本占领的中国国土上，兴起了一个“治安军”的队伍，其实就是日本扶植的当地武装。直到1938年后，日本为了削弱中国军队的实力，才大力收编中国军队。但是，毕竟“和平共荣”只是个幌子，日军和伪军之间实则存在着相互控制和相互提防的“潜规则”。

当看到照片上，还没有枪高的十几岁的孩子、未脱稚气剪了短发的少女，都穿着伪军的军装持枪敬礼的时候，不由得想探究，伪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军队?参加伪军的人，当时是何种想法?

于是得到了形形色色的答案。

这其中，有的农民祖祖辈辈在这片上地上辛勤耕种，好不容易积攒了田地、牲畜、房产，日本人来了，他舍不得土地田产，不愿远走他乡，便留下来投靠了日军。

有的是当地的地痞恶霸，和日军合作。

有的既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又被日本人打，索性就投降当了伪军。

还有汪精卫此等“曲线救国”的原国民党党魁。

总之理由多种。杭战结束后，中国的伪军竟有几百万之巨。

我们曾经有机会采访一个在“伪满洲国”当过伪军的老人。但几次邀请后，老人还是拒绝了，因为他的儿孙还在，他不想让自己的后人抬不起头来。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当过伪军，虽然他一直坚持自己不是汉奸，加入的只是“满洲国的军队”，他没有出过当时“伪满”的“国境”打自己的同胞。但这些依然让他不敢承认自己曾经的身份，终身不安。

当年杀抗联英雄杨靖宇的三个叛徒，两个至今还活着。有记者曾分别找到他们，当他们看到当年合影后，同样立刻认出了其他两人，并用最难听的语言咒骂他人的不义罪行。可是当谈到他们以前的叛徒身份时，二人皆不承认。

否认，也许比承认更能说明他们的态度。

不论是否承认，对于那些没有被清算的汉奸来说，肉体上的刑罚可以躲过。活着，才是对他们心理最漫长的惩罚。

香烟误：情报被“抽”掉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2月，就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刻，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突然出现在越南河内，并发表电报，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此举一出，全国哗然。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其军队组建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汪精卫想要组建一支“和平反共建国”军，其鲜明的目标就是“和平、反共、建国”。时任汪伪三十四师参谋长的施亚夫在第一次见到汪精卫的时候，就大胆地向他提问：“反共不能和平，这两者是不是有点矛盾?”汪精卫没想到有人会讲这种话，觉得挺新鲜，发现施亚夫这个人不错，有点胆量。施亚夫说：“汪精卫这个人是很精的，谁要是在他跟前过分滑头了，被他发现就不行，得要有点胆量才行。”

汪精卫伪军后来改名为“和平建国军”，也许与此次二人的对话有关，当然，也许无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让汪精卫牢牢记住了施亚夫这个人。

汪精卫对这个年轻的参谋长印象很好。

在之后的时间里，施亚夫凭借上司的赏识和自己的能力，在苏皖边区汪伪三十四师成功地站稳了脚跟。他回忆说：“汪精卫的小舅子和我很好，他的儿子也和我很好。有一次，舅舅跟外甥有矛盾了，闹意见不回家，陈璧君(汪精卫的妻子)也没办法，于是要我出来调解，我就把这关系给调解好了……所以和他们越来越熟悉了。”

汪精卫很信任施亚夫，而且很欣赏他的胆识和才华。令汪精卫想不到的是，这个能帮助他解决家庭内部矛盾的小老弟，还有另一个身份—共产党!其实施亚夫在1928年就已经秘密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941年，已经是老党员了。

1941年，施亚夫利用手上的小股部队，谎称8000人，自封为伪七师师长。不久，一个自称汪伪政府少将的人有登门拜访了。施亚夫回忆说：“汪精卫的参赞武官来检查，你的部队根本就是空的，他要看花名册，盖在花名册上的图章，有些是临时上海伪造的，用伪造的图章一盖，看着像真的。”

施亚夫成功地骗过汪伪政府和日本人的审查，于是才有了后来汪精卫的常识。深人敌人内部传递情报是施亚夫的一项工作，为避免被发现，情报一般只用口头或暗号传递。有一次，鬼子要搞大扫荡，施亚夫得知后，让情报员用一支香烟代表一个班，整盒香烟代表鬼子的大部队，把情报送出去。结果，香烟送过去以后，却被不知情的人分着抽掉了。后来鬼子来大扫荡，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发出情报，施亚夫就此得到一个极大的教训。

情报工作做得好，八路军才能少牺牲，一次过鬼子据点时，八路军小战士任旭东，见识了地下工作的厉害，因为那一夭，任旭东的队伍以零伤亡过据点。他们事先就和地下人员都联系好了，有引路人员、侦察兵，还有碉堡里的伪军。否则，当部队过据点时，伪军一开枪，附近的日本鬼子就来了，部队就过不去。

“好歹能挣点钱养家”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处理满蒙问题纲要》中规定：不允许新国家的陆军存在。但由于东北的抗日力量壮大，伪满不得不建立“兴安军”。之后日军的政策是以华北五省“自治”为目标，以维持治安为目的。这些不需要作战的伪军多以“保安队”、“伪警察”的面目出现。

1938年武汉会战前，日本改变了原有的政策，改为“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在各地方设立伪政权，组织“治安军”。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日本同样限制其军队人数，改称“绥靖军”。施亚夫回忆说：“一部分人是没有组织、自发地抗战，国民党觉得收编他们不行，于是他们最后走了伪军这条路;另一部分就是工人，其中少数是被日军俘虏过来的。”

在华日军对各地政策不同，导致伪军的组成人员各有差异，在伪满日军颁布了强制征兵规定，满19岁的壮丁，需入伍服役3年，除投降的部分东北军，伪满军队中也有少数抗联叛徒。彭施鲁时为抗联二路军第四军留守处主任，九十多岁高龄的他回忆道：“在困难的时候，情况不断变糟的时候，叛逃是很难避免的。杨靖宇的部队受损失，就是因为有叛变的人，是一个师长，这个师长叫陈斌，他投降日本以后，带着日本人拼命地打我们。”

随着战事的发展，一些国民党正规军，在反共第一、抗战第二的原则下，投降日军。1941年，国民党少将参议林建五曾公开表示：

敌后坚持确实不易，必不得以时，可以考虑投伪问题。

此外，一些与蒋介石不合的“杂牌军”为保存实力，也举起了降日的白旗。

恽前程老人说：“伪军从国民党部队出来，名义上叫曲线救国。原来在国民党中，他们的任务是反对共产党，叛变之后还是反对共产党。因此，同日本人一起，三家集合起来共同对付我们。”

伪军虽然成分复杂，但数量是惊人的。据统计，中国是“二战”期间唯一一个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国军队数量的国家。伪军充分体现了亲敌性，对待百姓和八路军更加残忍。

八路军战士王智民曾亲眼见过，和他共同战斗过的11位同志，被捕后如何被残忍杀害。王智民老人表情痛苦地描述着那一幕惨状：“先把人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手臂拉平，用手指头那么粗的大铁钉子，穿透掌心，钉在城墙上;两条腿呢，用铁丝给绑起来，钉在城墙上;两个锁骨，用铁丝穿透了拧成个扣，挂在城墙上;两条大腿的内侧和两腋下，绑上4支大蜡烛，点着，就那么烧，烧得人身上都往下流油，最后这人给活活烧死了。”

据1946年统计，仅鲁西北一地被日伪军杀害者就有47335人，被暗杀者1518人，由于日伪军导致的病残致死者，为319162人。

从1941年开始，日军和伪军针对共产党制定了“清剿”对策，主要在华中地区由伪军来执行。“清乡”行动让当时还是孩子的洪炉，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可怕的中秋节。这一天，伪军来到洪炉所在的村子搞“清乡扫荡”，一种不正常的声音吸引了待在家里的洪炉，他往后门一看，结果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我往后一看，半个村子都是火。”洪炉说。看到村子着火了，他马上喊人救火，这一喊不要紧，把伪军的枪声喊来了。

那一在正好是中秋节，泰兴县一个小村庄的人们没有月圆，家破人亡是那个中秋节留给人们惨剧。

折磨中国人的伪军，老百姓又叫他们“二鬼子”，抗联战士卢连峰所在的部队，曾狠狠地打过“二鬼子”。那一次，抗联部队事先得到了准确的情报，知道伪军要来。卢连峰回忆说：“我们就在那个山上埋伏着，我们在那儿蹲了两天。他们的骑兵一来，我们就开打。”抗联部队一下子冲上去，把伪军第四教导队100多人全部俘虏了。卢连峰说：“其中四五个日本鬼子全部杀掉，其余的中国人，那些伪军。都被扒光衣服放回家去了。

在新四军左勇的印象中，伪军的战斗力不行，他们胆子小，只会趴在地上打仗。左勇说：“尽管我们的装备差，但是和他们一接触、一近战，就把他们消灭了。他们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往上一冲，就把他们的队伍冲散了。他们爱逃跑，好几次打仗我们光追击他们，就把他们的队伍追垮了。”

伪军的战斗力低，除了不是正规军外，还在于日军对伪军处处提防，日军对伪军的枪支、弹药和重武器的保有量有严格的限制，而且每个班都配有日本人，监视伪军的举动。施亚夫回忆说：“日本人把中国人关起来打死，所以伪军对他们也不是绝对相信的，不保险，要防范。”

一个夏日的夜晚，时为暂编五十一师上尉连长的战士易庆明曾经和一个汪伪士兵在战地上说过话。在易庆明的记忆中，这个汪伪士兵还是有点良心的，他回忆说：“这个兵大喊，我是中国人，你别打中国人，别打中国人。我说，你为什么打我们呢?他说，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不打你们不行，我们只能在打枪的时候，瞄得高一些，不像你们有本领，能瞄得准。我说，你们不知道调军去倒戈一击吗?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