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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網絡、社會文化活動與領袖地位的建立

——以宋代四明汪氏家族為中心的觀察

 

黃寬重

 

提要

汪氏是四明地區具有特色的家族,在四明發展的時間較短,衰落卻相當迅速;族人在科舉功名與政壇乃至學術上的成就,也難與史、袁、樓等著名家族相匹敵。不過在思溫、大猷父子兩代,藉交往、婚姻等關係,開展人際網絡,進而在四明地區與這些家族共同推動地方建設,使汪氏在高、孝、光、寧四朝,成為推動地區社會文化建設的中流砥柱,其影響力甚至超乎上述名族。

汪氏成功之道,與家族好善樂施的傳統關係密切。思溫父子對鄉人乃至被貶的謫官,都施予援手,使他們贏得鄉黨乃至朝臣的敬重。對其婚姻的對象,如姜氏、陳氏、徐氏、樓氏等,在遭逢亂世而家道中落時,也極力扶持,當這些人在朝為官時,自然成為汪氏推動地方公共事務中最有力的奥援。

此外,思溫、大猷父子長期被罷居鄉,反而使他們在鄉里活動中,居於主導地位。思溫居鄉凡十八年,大猷達二十五年,長期的居鄉生活,有利於經營產業,組織、聯繫鄉里耆老或精英,推動社會文化活動,更以鄉里耆老的身分,號召鄉人,籌措財源,協助地方官員從事公共建設。

樂於助人、擅長組織、豐厚的資產及長期鄉居,不僅讓思溫父子得以塑造當地知識分子認同的社區意識,更奠定了他們的領袖地位。

關键詞:四明汪氏;人際網絡;五老會;八老會;真率之集;

鄉飲酒禮;鄉曲;義莊

 

一、前 言

明州地區是宋代重要的貿易港口 ,經濟發達、社會繁榮。南宋以後,成爲首都臨安對外的門戶,越趨繁盛5而且教育普及;文風甚盛,經由科舉入仕的士人大增,在政壇或學術上,具有影響力的家族如史家、袁家、樓家、汪家等,相繼出現,在南宋政治、學術乃至社會文化活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家族的崛起與發展各有異同,但彼此藉著教育、婚姻及共同關懷地方議題,增進家族間的情誼,建立緊密的聯繫; 更藉推動的社會文化等公益活動,促進家族間的合作,成爲凝聚地方意識的重要力量。因此,透過家族內部結構的變化及對外人際網絡的建立、地方事物的參與及角色的扮演,不僅可以瞭解家族興衰的歷程,同時藉由家族間的共同參與,形成鄉里社會相互關聯的整體性,展現地區性的社會文化特色5也有助於掌握家族在基層社會的角色。

汪家是四明地區有特色的家族。汪氏在四明家族興起雖快,但隕落也相當迅速;族人在科舉功名與政壇乃至學術上的成就也難與史、袁、樓等著名家族相匹敵。不過在思溫、大猷父子兩代藉交往、婚姻等關係,開展人際網絡,使汪家與地方名門望族緊密聯結9進而在四明地區的公共建設及慈善活動中,展現他們組織領導的長才,與這些家族共同推動地方建設,使汪氏家族在高、孝、光、寧四朝,成爲推動四明地區社會文化建設的中流砥柱。這一時期,其實質影響力甚至超乎上述史、袁、樓等名族。這一情況是研究區域性家族與社會中值得觀察的現象,也是本文探討的主旨所在。然而,由於汪氏族人沒有留下任何著作,在四明地方文獻中存留的資料無多,造成研究上的困難,因此,儘管到目前爲止,學界對宋代家族研究的成果豐碩,但對汪氏家族的認識仍然有限。筆者近年來著重於地區性家族與社會的研究,而以宋代的四明地區爲中心,注意家族興替的內外因素、人際網絡,及由此而形成的地方性社會文化特色。在研究過程中,認識到汪思溫、大猷父子在推動四明地區的社會文化活動上,扮演著推手的角色,乃蒐集史籍、文集、方志等宋代文獻,試圖建構汪氏家族在四明地區所建立的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活動,但由於研究資料中,除了樓鑰的《攻媿集》外,均十分有限而且零散,整理不易,加上倉促撰文,疏漏、遺誤必多,敬請同道先進不吝指教,以便修訂時改正。

 

二   崛起與發展

四明汪氏家族先世當爲新安人。樓鑰在汪大猷的行狀說「宣城、鄱陽、上饒、四明諸郡〈汪氏〉大率皆出新安」,1後裔繁衍,因此「宦路相遇,多講宗盟」。汪氏遷到四明的時間,文獻不足徵,無法確認,但樓鑰指出四明汪氏族墳在俞村,其初祖的墳墓被稱爲十二府君,距淳熙十二年〈1185 〉已一百七十餘載,大約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如果遷徙的時間是在之前的二十年左右,則約當宋太宗、真宗之際。惜十二府君,已無法知其名諱。

初遷到四明的汪氏,早期經營的行業與生活狀況並不清楚,相信經歷過一番艱辛的奮鬥過程,可能只是社會上低層人員,並無餘力受教育,致力舉業,因此,文獻上只以「代有隱德」一筆帶過。四明汪氏第一個有名諱的是汪順,他大概是十二府君的曾孫輩,也是汪思溫的曾祖父。汪順和他的兒子汪元吉都是平民5可能由於父子的努力有成,到元吉時,已有學識,成爲被差爲吏的對象。文獻稱元吉「處約而有士君子之行」3或「以才選爲吏,古君子也,終身掌法,一郡稱平」,4說明元吉是一個負責司法的胥吏。州縣掌法的吏,當屬院虞候、押司、貼司、衹候典,負責承受文書行移、刑名獄訟等公事雜務,這樣的職役5是由九等制的第四、五等,或有產稅無過犯者5或五等戶中鄉村主戶擔任。5這些人須習算書寫3因此除了具有一定的資產外,還要有一些專業的知識。汪元吉雖然不是知識分子,但他的表現既有「士君子之行」,辦事又獲得肯定,樓鑰說他受知於范仲淹、王安石,被待以「士人」。6范仲淹於景祐元年〈1034 、八月曾短暫知明州,而於寶元元年〈1038 、至康定元年〈1040 〉知越州〈今紹興、,及皇祐元年〈1049 〉至二年〈1050 〉知杭州。7並無文獻證明仲淹與元吉有直接交往。但樓鑰既撰有《范文正公年譜》〈見《正誼堂全集》〗,記范、汪交往之事5當有所據。依推測元吉受知於仲淹或在景祐與寶元年間。王安石則曾於慶曆七年〈1047 、至皇祐元年〈1049 〉知鄞縣。王安石在鄞縣勤政愛民3兼重吏治,建樹頗多,他在〈上運使孫司諫書〉中,指出「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8元吉雖是一介胥吏,與當地官吏與士人必多所交往,而且他是位任事忠勤,而非刻薄之輩,安石以廉平吏薦元吉於轉運使兼知明州孫沔,9元吉死後,由四明慶曆五先生之一的樓郁爲他寫墓志銘。10元吉財富的累積相當可觀,他的墳墓修築得特別宏偉,樓鑰指出,在城南俞村的汪氏祖墳中「有一丘隆然,奇峰遙峙秀水,縈抱磬折,面勢岡阜,… 氣象秀潤,真吉霧也」。11元吉生四子,僅汪洙有資料可査。

汪洙號儒先,字德溫,是四明汪氏家族崛起的奠基人物。他大約是元吉爲因應科舉及家族發展下,安排從事舉業的小孩。但他在舉業之途並不順利,有相當長的時間在四明地區教育學童,被稱爲鄉先生。12他文行兼備,以春秋之學知名於鄉,精通經術聞名於時,從事鄉里教育嘉惠後學,鄉人尊稱他爲汪先生,晚年可能中特奏名進士,被州學官薦爲明州助教,並沒有實際的職任。。他在致力鄉里教育的同時,也努力培育自己的小孩,因此,他的一生不僅在四明建立了良好的聲譽與人際關係,也爲汪氏家族在仕途的發展上奠定良好的基礎,因此樓鑰說「汪氏之衣冠始於此」。汪洙有二子,思溫與思齊。死後,因子貴被贈爲正奉大夫。15汪思溫、思齊兄弟更是汪氏家族發展的關鍵人物。思溫字汝直,是汪洙的長子,自幼讀父親所編的舉業書,成績頗佳,政和二年0112〉以太學上舍中第,授將仕郎、河南府登封縣尉、英州、雄州教授,16改調餘姚令,築堤浚湖,得百姓的擁戴。欽宗命諸王就傅,任思溫、思齊兄弟爲贊讀。思齊爲高宗潛邸舊臣,高宗即位後,任命他行吏部員外郎, 17然命甫下,卻得疾不治。時當兵火創殘之中,思溫終能將之歸葬於鄉。建炎四年〈1130 〉,思溫遷朝散郎,提舉江南西路茶鹽公事、屯田員外郎。紹興元年0130改吏部員外郎,次知衢州,被諫議大夫徐俯劾以失於瞭解,致余五婆領導的食菜事魔之亂擴大,19被罷,幸賴御史中丞辛炳辨其冤,詔復官,20改知湖州。四年〈1134〗任太府少卿,權知臨安府。21宋廷議進兵恢復,由思溫留守臨安府。22七年〈1137 〉六月, 受命爲直顯謨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督責浙西營田。23當時朝議批評營田害多於利,中書省建議專委帥漕就近措置,以免廢成法。宋廷罷江淮營田司,而命思溫兼提領本路、兩浙、營田,督責州縣官接續措置。24八年復還太府。思溫在吏部時,秦檜向他推薦舊屬,思溫以「使可薦?誠不待相諭;不才,相言無益也」答覆,引起秦檜的不滿。及檜任相5 朝旨營建執政府,秦檜欲以相府儀制稍異執政府,思溫執不可,25檜益怒,乃罷爲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江州太平興國宮,凡五任十八年。終秦檜任相之世,不得再用。紹興二十七年〈1157〗逝世,享年八十一。妻王氏先逝,封恭人,贈越國夫人,繼室沈氏贈宜人。生四子,爲大雅、大猷、大有、大定。其中大定爲沈氏所生,26三子大有則過繼給思齊爲子。七女分別嫁右朝請郎樓璩〈四明人〉、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陳膏〈居四明〉、右從事郎向子遇、右迪功郎洪筏與徐子寅等。27 汪洙的次子是思齊。思齊的生平資料不多,只知他中崇寧五年〈1106 〉蔡嶷榜的進士 , ^曾任諸王府贊讀,爲高宗潛邸的宮僚。高宗即位時,錄用潛藩舊臣,於建炎元年五月與思溫同擢爲吏部員外郎,29代替思溫持節江右。但命令甫下,竟得疾死於南京應天府。這時戰火正熾,秩序大亂,思溫歷經艱難,護喪回葬家鄉。思齊生一子二女均賴思溫撫養、擇婿而嫁,並奏請依隨龍恩,任其婿。子早夭,思溫以三子大有過繼,以續香火。

思溫爲人精幹,勤於任事,處事公允,凡事不假手胥吏,所到之處興利除害,政績彪炳;但以個性倔強,勇於抗拒上級不合理要求,因此,雖爲用世之材,卻屢困於讒忌,而無法得大位,展布長才,佐理天子。30他尤長於理財,當時政局不穩,暴斂急徵之例特多,百姓不堪命,思溫則不以一毫取於民,凡粟泉酒茗,徵輸之入,爲圖揭於坐右,杜絕並緣乾沒之奸,因此上下贍足,被譽爲通練財計。31然而致仕的時間長達十八年,這段家居的生活,他可能發揮其理財的長才,累積了不少財富,爲家族的發展奠定重要的經濟基礎,同時以其慷慨、勇於爲義的精神, 與四明的名門望族,共同推動鄉里社會的慈善及公共建設,擴展了人際網絡,使汪氏家族成爲四明地區實至名歸的名族。

三、興盛與沒落

汪思溫的子侄輩是汪氏家族在四明聲勢最盛的一代。思齊無子,是思溫將第三子大有過繼承續香火。大有當是以蔭任官,紹興二十七年時爲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32樓鑰稱他爲叔舅,淳熙元年〈1174〉爲承事郎,"其後曾任運幹,英年早逝,有二子:闡中、聞中。思溫另三子,長子大雅,紹興二十七年任知紹興府諸暨縣丞,似亦以蔭補官。大約在孝宗初年曾任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生四子:行中、積中、得中及稽中。

思溫的季子大定爲沈夫人所生,字秀應,生於紹興七年〈1137〗, 以蔭補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乾道五年〈1169 〉曾隨大猷充賀金國正旦國信使官屬,後以奉使賞文林郎。淳熙四年〈1177 〉,知紹興府上虞縣,處事平易,吏民相安,與鄉里寓公豐誼、潘畤頗有交情。九年通判揚州,十三年宋廷命淮南轉運司幹官權安節與大定負責送交歲幣於金;金使貪刻,以兵相逼,辭不交接,大定與安節態度堅決,終能完成使命,大定以此役頗著勞績,權知韶州。35在韶州盡蠲百姓舊賦,並經營漏澤園,以安死者,以勞績獲薦9改知江州。江州雖爲大邑,但帑藏不足,大定力事節約,抑制浮費,以此得罪朝官。慶元二年〔1196 〉十二月,遭右諫議大夫姚愈劾以「庸繆貪污,惟務酣飲,郡事恬不加意」。36大定自度生平由支郡升巨鎮,蒙朝廷委任之重,無不奮勵以赴,又素著廉聲而橫遭口語,心中不免憤恨鬱悶,竟在回鄉途中死於船上,時爲慶元四年〈1198〗,享年六十二歲,官爲朝請大夫,其妻陸氏爲陸寘之女,有五子;敏中、教中,餘幼亡。女八人中三人先卒,一適陸森爲陸夫人之姪9 一適趙希一,一適趙師侁^及黃沐;孫之綱。大定居鄉任官均待人以禮,謹守法度,不事生產,加以子女婚嫁相繼,俸祿緣手而盡,竟至無力經營家室,家境清貧。37

汪大猷是汪氏家族中仕歷與社會資望最高的人。他是思溫的次子,字仲嘉,欽宗宣和二年〈1120〗生,自幼誦讀經書,紹興七年〈1137 〉以蔭補將仕郎,調迪功郎、衢州江山縣尉,十五年〈1145 〉與鄉人史浩同中進士乙科,改任婺州金華縣丞,以恩義服民。時戶部侍郎李椿年行經界法,手段嚴厲,民受其苦,大猷受命竅實,建議許民自陳,李從其言,輕刑省費,民受其惠。二十三年除嚴州建德縣丞,改知平江府崑山縣,二十九年改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

紹興三十二年〔1162〗,金完顏亮寇邊,高宗巡幸,供億百出,大猷協助完成任務。孝宗繼位,改任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隆興二年,金兵寇邊,參知政事錢端禮奉命宣諭淮東,辟大猷爲幹辦公事,受知於端禮。此後,歷官大宗正丞、吏部郎官、禮部員外郎。洪适任相,改兼吏部侍郎右選,不久莊文太子受冊建東宮,妙選僚屬,以大猷兼太子左諭德、太子侍講。講《孟子》,語多規戒,爲太子所敬重。乾道二年〈1166 〉爲省試參詳官,38除秘書少監,先後修《高宗聖政》、《神宗以來會要》,使五朝以來之大典齊備。四年任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尋兼權刑部侍郎、權給事中等。孝宗訪以政事,多所建白,所論皆深切著明,考究詳備,曲盡情僞,深爲孝宗所信任。大猷以紹興以來,凡四十年,條章因革損益頗大而無成書,將使輕重舛牾,無所遵行,則舞文之吏,得以售其奸,建議重新修定。孝宗下令重修,年餘書成,大猷之功獨大。五年冬,選充金國賀正旦國信使,宦官曾覿爲副使,大猷未能順承其意,因而得罪。六年七月除權吏部侍郎,九月兼權尙書,十一月敕令格式進書,轉左中奉大夫,七年四月改知泉州,以治行尤異,除敷文閣直學士,再任。39淳熙元年0174〉請祠,改提舉興國宮,六月改任知隆興府兼江南西路安撫使。40

此時,賴文政領導四百餘茶商在常德府、岳州一帶叛亂,旋即由湖南進犯江西,聲勢浩大。大猷奉命截擊時,茶商已入江西,大敗吉州官軍,據守禾山洞;百姓流散,地方殘破。大猷爲早日敉平亂事,命老將賈和仲率各州縣官兵討伐,官兵總數達萬人:和仲自恃善戰,凡事專斷,輕視只有數百的茶商3擬夜襲敵營,逼將士入山捜捕,但不明地形,反爲茶商所敗,官軍潰不成軍。和仲見情勢不對,改採安撫政策,然茶商故佈疑陣,由小道逃脫,官軍一無所獲。41大猷見狀,先以和仲喪師自劾。淳熙二年〈1175 〕七月二十八曰5宋廷以選委賈和仲捕賊不當,42降大猷爲集英殿修撰,閏九月二十八日再落職送南康軍居住。43四年,方許自便,十二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從此致仕回鄉,至慶元六年、1200 〉七月,以疾卒,享年八十一歲。妻樓氏,生三子四女,長子端中,次子立中,三子議中。四女中三人早夭,一女適樓鏘,鏘逝,再適趙善琮。孫男四人:之翰、之幹、之輔、之範。孫女七人,長適裘得宜;次適沈楷、趙罇、王元恭。曾孫女二人。44

大猷自幼即以孝弟稱於鄉黨,既長,聲譽振於場屋;爲官則公勤廉恕,深爲孝宗所信任,雖賴文政之亂處置不當5不能盡用於朝,然返居鄉里,則恪遵乃父「事事上行方便,物物上有利益」的旨意,於淳熙十二年〈1185 〉,出資五十萬縉重新修砌祖塋,並購田置墳寺,請僧徒看守,由族人分年掌祀事,甚至出資爲其母王氏的娘家買田建屋以奉香火。45他對兄弟照顧備至,有蔭先及諸姪。族人內外多達百口,房舍及曰常費用至夥,均出私財以佐用,長達二十餘年。因此宗黨有急,都求於大猷。他更本此精神施於鄉里。大猷勤於著述,除參與《高宗聖政》、《神宗以來會要》,及敕令格式的編纂外,也編《興仁錄》一書敘宗盟及姻黨宗派條例。晚年更篤志於學,著述尤豐,有《適齋存稿》二十冊,觀書手抄而成的《適齋備忘》十七冊^取唐宋名公詩集編輯而成的《詩韻》四十冊,又有《漫錄》、《訓鑒》等書,均藏於家。46

大猷一輩的族人中尙有汪大辯。大辯號景孟,當爲汪思溫堂弟之子。幼年養於思溫家,與大雅、大定及外甥樓鑰等一起讀書。並與樓鑰同中隆興元年〔1163 〉木待問榜進士 。 47大辯遇事敏強,勇於任事,曾任敕令所刪定官,或以得罪權臣,淳熙九年〈1182 〉三月,曾遭殿中侍御史張大經劾以輕儇不靖,奔競躁進,被罷,48其後忽罹奇病而卒,家甚貧。大辯的生平資料不詳,只見於樓鑰的〈祭從舅汪刪定〉一文。49

思溫的子侄輩中有大猷與大辯二人中進士。大定知江州,大辯亦曾任敕令所刪定官,均屬中等官僚。大猷仕歷豐富,參與朝政最多,亦獲孝宗寵信,因任用賈和仲平茶商失利及宦官曾覿的作梗,影響仕進。然而大猷及其甥陳居仁、樓鑰相繼任學士, 一時爲四明佳話,亦汪家聲勢最盛之時。大猷被罷年僅五十六,閑居之曰達二十五年,雖爲個人仕途上一大挫折,但居鄉期間致力宗黨、鄉里公共事務,反而有利於家族在地方上的影響力。

到大猷的子孫二代,在仕途與家族發展上,顯然趨於沒落。大雅的四位兒子,行中、積中、得中、稽中都是以蔭補官。5(1行中在紹興二十七年〈1157〉時曾任迪功郎通州海門縣主簿,51其後的生平、仕歷均不明。積中、得中、稽中的資料亦不明,大約僅爲地方小官。大猷有三子均以蔭補官。長子端中字莊仲,爲奉議郎,曾任兩浙西路及江東南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52次子立中大概字強仲,爲宣教郎,知婺州武義縣丞,後任荊門簽判,53嘉定七年〈1214 〉中袁甫榜進士 。 54三子議中大概號耐翁,官歷不詳,大猷平賴文政之役中,或曾任他爲總幹。^大定有二子,敏中爲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教中亦受遺澤補官,官位不詳。56過繼給思齊爲子的大有有二子3其中闡中是由大定奏補爲官,另一子閎中爲薛朋龜的孫女婿,生平不詳。^汪氏「中」字輩進士的;除立中外,尙有汪文中一人,爲慶元五年〈1199〉曾從龍榜進士 3 59文中當爲大猷從姪,其父不詳。由於資料不完備3對大猷子姪的事蹟均不甚清楚9 但總的說來,這一代在仕途上無特殊表現,大約只任地方官職或因蔭成爲四明地區的士紳,在鄉里從事活動而已。

關於大猷孫輩的資料更少。從現有的行狀、墓志資料中,知道汪大猷有四孫:之翰是承奉郎、監嘉興府華亭縣市舶務。之幹、之輔、之範

在慶元六年〈1200 〉大猷逝世時未補官。60大定有一孫之綱9慶元四年任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61這些人或以蔭補或未任官,均無中進士的記錄。不過,從《延祐四明志》卷六進士欄,卻可以看到六位汪氏子弟中進士第,如汪之疆中開禧元年、1205 〉毛自知榜進士 ,曾任括蒼縣尉,他是大猷的姪孫。62之疆的弟弟之秀則中嘉定十年〈1217〗吳潛榜進士 。 63思溫的玄孫汪之道是嘉定十五年,國學以慶寶恩上舍釋褐。64汪立中的姪兒汪之埜是紹定五年〈1232 〉徐元杰榜進士 ; 65之埜的兄長之林,字德仲,是大猷族孫,端平二年、1235 、吳叔告榜上舍釋

褐,66他幼時見樓鑰言行淵懿,善尺牘,孜孜不倦,曾與賈似道游。似道年輕時喜游狎,其母禁止之,及聞與之林游,不復言。晚守汀州,蒙元鼎革後不事異姓,歸鄉里自守,貧困以終。67立中的另一位姪兒汪之

邵是嘉熙二年〈1238 、周坦榜的進士 。 68這些人有思溫或大猷的後人, 亦當有汪洙兄弟的後人。他們雖然在寧、理二朝相繼中舉,但官運似不順遂,或許仍留在地方上從事基層事業。

總計從汪順起至宋末,四明汪氏家族共有七代,其中進士及第的共十三人,多集中於汪洙以下的五代。汪洙是汪氏起家的重要人物。至思溫、大猷二代,雖只有四人中進士,但時值兩宋政局遞嬗之際,思溫兄弟因爲皇子潛邸臣僚,高宗即位後,得以乘勢崛起,發跡於政壇,雖然未得高位,但當時四明地區文教興盛,出現了不少政壇新秀,思溫善於理財,不僅有利於家族的經濟發展,也結交這些秀異份子,爲家族在地方上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其後大猷一代憑其個人的才能,受知於孝宗,又得廣泛建立人際網絡,因此雖在仕途受挫,仍能在四明發揮調和鼎鼐的作用,成爲地方上的意見領袖。大猷之後,或由於史彌遠當權後四明人際關係趨於複雜,或由於族人缺乏仕進之心,較注重經營鄉里或家族,以致文獻上缺乏記載他們的事蹟,予人有家族沒落之感。

 

四 人际网络与婚姻关系

經由教育培養人才,透過科舉入仕成爲官宦,以及藉由經營產業厚植經濟實力,固然是家族發展的重要因素,但一個家族要建立社會資望、確立社會地位,除了內部發展條件之外,尙需要藉著良好的人際關係,以增其奧援,甚至透過婚姻的安排,凝聚成更爲密切的群體。汪氏家族在四明地區人際網絡的開拓和樓氏家族一樣,是經由同學、共事的機緣,和當地官僚、士人建立密切的情誼,以及透過婚姻,和當地士人家族建立起一個既緊密又複雜的人際網絡,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因此5人際網絡的經營與婚姻關係的締結,是觀察家族穩固與發展的重要基點。本節即分別由人際網絡與婚姻關係來探討汪氏家族在四明地區發展的因素。

 

(一)人際網絡

 

四明地區教育文化的興盛是慶曆興學的成果。在范仲淹普遍建立州縣學的政策指引下,四明地區有了具規模的學校,也奠定了教育基礎。在慶曆四明五先生樓郁、楊適、杜醇、王致、王說的啓蒙下,四明地區不僅在科舉上迭獲佳績,更逐漸激盪成一個文風鼎盛的學術傳承。

在這種環境下,謀求在仕途創造佳績的四明家族,除了致力於培養下一代,也積極經營一個有利於發展人際關係的環境。

汪氏家族起家者汪元吉的活動時間大約與慶曆五先生同時。雖然他掌法的表現獲得王安石、范仲淹的欣賞,但並無與五先生交往的紀錄。到他的兒子汪洙,由於在春秋學的研究有成,在地方的教學工作也獲得肯定5才與四明士族有進一步的交往。汪洙的墓誌銘是出於樓郁之手,這一方面是二人早有交情,樓郁看重汪洙的表現,另一方面則是兩家已建立了間接的婚姻關係。樓鑰在爲他的仲舅汪大猷寫的行狀中,清楚地道出了二家的關係。^汪洙晚年才中特奏名進士 ,教育及任職的區域一直在四明,人際網絡當亦限於鄉里。

至思溫時,汪氏家族的人際關係才有進一歩的開展。思溫兄弟均中進士,既有同年,又有同僚。思齊爲高宗潛邸舊人,可惜在得意時卻英年早逝,從表面上看,這對汪氏家族人際關係的開展不無限制;但思溫的個性卻改變了此一情況,他勇於爲義,樂於助人,在太學時義助犯規的同學。在外任官,先後得到辛炳的支持、79王綱的欣賞,^居鄉時又幫助被貶的官員如孫覿。"他的性格擅長與人交往,任官時結交的朋友以外地人爲多,人際網絡甚廣。得罪權臣鄉居以來,固然接待過不少貶官,但主要仍爲鄉里服務。從他在四明詩社的角色看來,他與當地人有更密切的交往,經營了極佳的人際關係;除了下文所述五老會外,和錢端禮交情尤厚,73四明名臣史浩就爲他寫了行狀。74

汪大猷是汪氏家族中人際網絡最廣的一位。汪大猷與史浩爲同年進士,友誼深厚,其後歷任中央、地方各職,參與修纂會要,出使金國, 受命平亂,經歷豐富,交遊必廣,這可從樓鑰所撰行狀見其一斑。除史浩外,推動經界法的李椿年,及歷任參知政事等要職的錢端禮、魏杞、蔣芾、王伯庠、梁克家、陳康伯、周必大等人,都與大猷有著密切的關係。樓鑰說「其在朝行,史文惠公有同年之好,錢公知獎最深,魏成公少小相處如兄弟,蔣丞相同爲宮僚,王侍御伯庠實爲姻家,前後同時。公樂於平進,既無附炎之迹,又不涉於指議。公精敏而寬和,處事有體。其在禁路,尤爲梁文靖公(克家〉、陳正獻公〈康伯〉及今少傅周益公〈必大〉所知」。75他推薦的人如葉翥、錢象祖、劉孝韙、史彌大、潘畤、鄭鍔、沈銖等人,也都成爲光、寧二朝的重要朝臣。76這些與大猷相交較深的朝臣中,史浩、彌大父子、錢端禮、象祖父子、魏杞、王伯庠、鄭鍔、沈銖、潘畤,他們的本籍都是四明或鄰近地區或是寄寓當地的人。此外他和四明名族袁氏家族也有來往,77這樣的人際關係,對汪氏家族在朝中與地方地位的穩固與開展都有影響。當然,在朝爲官也不免有樹敵的機會,汪大猷曾得罪曾覿與虞允文。曾與龍大淵同爲孝宗一朝頗具影響力的倖臣,乾道五年以副使隨大猷赴金賀正旦,二人同行,雖「議使事相處亦不爲異,惟不過爲奉承,事已又竦之」,此舉固贏得朝臣的欽服,但既有怠慢之嫌,因此「隆興之屢敗,南康之久謫,既歸而八年不得祠5多其力也」,當時他的夫人樓氏死而未葬,大猷思歸,

史浩曾勸他致函向曾覿示好,他堅持原則,不肯妥協。78至於與虞允文的關係,則導因於他和史浩、魏杞、錢端禮三人關係密切,而允文與三人在和戰政策上意見相左,對他亦有意見。這種關係固不免影響他的仕進,但與同鄉好友意見一致,對他在四明地區推動的社會文化活動,反而有所助益。

汪思溫、大猷父子不論出仕或居鄉,所交往的人,除上述著重朝政

的關係外,居鄉時,則藉著各種活動,與當地耆老有進一步的交往,組成各式各樣的團體,共同推動地方公益事業,既可以促進友誼5亦有利於塑造四明地區性的社會文化特色,這一部分擬於下節再詳述。

 

(二) 婚姻關係

 

汪氏家族的發展中,婚姻實比鄉誼、同事的關係更爲密切,也是擴展人際網絡更有效的方法。汪氏早期的婚姻狀況由於資料不足;實情並不清楚。比較明顯的是從汪洙起與四明樓氏建立了由疏而密的婚姻關係5樓鑰對這件事有清楚的記載:「鑰曾祖金紫〈常〉娶翁氏5公(大猷〗祖母陳氏,翁陳出也,兩家少師〈樓异、汪思溫^爲表兄弟行,又甚相好」。^接著思溫的女兒嫁樓璩(樓鑰之父),而樓弁的女兒(即樓璩之堂妹^又嫁大猷,如樓鑰所說「先君工部〈璩〉遂締姻焉;公之碩人,又鑰從伯父之女,交婚至今,如朱陳然」5這種親上加親的婚姻現象,不僅使兩家的關係越加密切,對樓家的發展而言,更爲重要,它使一度遭金兵焚毀而家產破滅的樓璩一家,得到資助9安然地度過家道沒落的危機,得以從危機中獲得轉機。樓鑰說出這一段改變樓家的因緣說「先君依甥館,鑰輩長外家,蒙外祖教育之賜,事諸舅如諸父,受知於公〈大猷)尤深且久」。8"此後,大猷的一個女兒又嫁給樓鑰的弟弟樓鏘爲妻,二家人自汪洙以來可謂三代姻緣,關係之深,自非一般鄉誼可比。

汪思溫的七個女兒中,除了嫁給樓璩之外,分別是陳膏、向子遇、洪筏和徐子寅。向子遇和洪筏的生平及資料不足,只知道向子遇是右從事郎,洪筏是右迪功郎,大約都是以蔭補官。81陳膏原爲福建興化的名族,82宦游到四明,愛其地,娶思溫之女爲繼室。膏的先室生一子名居仁,自幼遭母喪,十四歲時父膏逝世,由汪夫人攜回家扶養。居仁刻苦

力學,有一曰千里之敏,甚獲外祖父母鍾愛。紹興二十一年〈1151〗中進士 ,曾隨魏杞出使金國,成禮而回。淳熙十一年〈1184 〕,任賀金國生辰國信使。歷任要職,受知於史浩、魏杞、汪應辰、陳俊卿等人,83 「歷任四朝,出藩入從,飾己甚嚴,了無玷缺,天下之言長者莫先焉」,惜官物如己物,治公事如私事,喜讀書,尤熟於班左,以華文閣直學士致仕。他與樓鑰爲表兄弟,自幼都是生長於汪家,受到汪氏父子二代的培育與照顧,二人與大猷同爲學士,樓鑰說明三人的關係說「公爲禮部秘監時,鑰留侍側護客,使金皆許侍行,晚而僥倖與表兄華文閣直學士陳公居仁繼登從班,居素切鄰」。84鄉人有「一舅二甥三學士」的美稱。85 徐子寅是徐立之的兒子,登州黃縣人。立之在紹聖初中進士,靖康之難南渡,後來徙居四明。初到四明時,家境清貧,但立之篤意教子, 對子寅更是刻意栽培,聘鄭剛中教詩。紹興十年〈1140 〉,子寅以蔭補官,十八年銓選授官,中明法科,歷官建州司法參軍、大理評事、知無爲軍、高郵軍、工部郎中、知揚州及任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等官。慶元元年〈1195 〉死,享年六十六歲。他任職兩淮期間,設置官莊招撫歸正人;墾闢荒田,功績甚著。他娶思溫之女,又娶陸氏,有七子五女,史浩的孫子史宣之及大猷的兒子立中,都是他的女婿。子寅和樓鑰早年同舍讀書,後來成爲鑰的姨丈,二人的關係相當密切,子寅死後由鑰撰寫行狀。

除了樓氏、陳氏和徐氏之外,另一個四明大姓姜氏,也和汪家有婚姻關係。姜氏原爲開封大姓,富盛甲於京城9婚姻的對象多是后妃侯王等顯赫的貴戚之家。姜家重儒學,藏書豐富,甚至築館延請太學名士教育子弟。陳與義、謝克家、江躋等名臣都曾獲聘任教。思溫、思齊兄弟在開封擔任鄆王、肅王、景王府贊讀時「皆嘗授館,通家如至親」。87靖康之難9姜氏因思溫之助,寓居四明,遂爲四明人。在汪氏的資助下,姜氏得以很快地重振儒業家聲。二家進而締結婚姻,汪大雅娶姜浩之妹爲妻。姜浩之弟姜濤與魏杞及大雅、大猷均在家塾讀書受業,思溫也將孫女嫁給姜浩的次子姜械爲妻。③姜浩六個女兒,一位嫁給史彌謹,一位嫁給樓氏族人樓湊。9。姜浩的妻子是懷仁皇后的姪女,他則深受魏杞、梁克家、周葵、吳芾等人的器重。他的幾個兒子「出仕猶賴前數公提挈之力」,91其么子姜柄妻魏梠之女。92由於姜、汪婚姻擴及樓氏,使從小在外家長大的樓鑰有機會從姜浩游,也和他的幾個兒子一齊讀書學習3建立了親密的情誼乃至締結婚姻。姜浩的行狀是汪大猷寫的9樓鑰則寫墓志銘;姜柄的生平事蹟是四明袁家的袁槱寫的9墓志銘則由樓鑰撰寫。

此外,旅居四明,而以迎合秦檜主和聞名的王次翁也與汪氏締結姻緣,次翁的兒子王伯庠不僅與思溫有深厚的交情,更將他的女兒嫁給汪大有,兩家建立了相當緊密的親屬關係,,也的行狀就是由樓鑰所撰寫的。此外,五老會的成員之一的薛朋龜也與汪氏締結婚姻,朋龜的孫女嫁汪閔中,另一孫女則嫁徐子寅的兒子徐晞夔爲妻,而樓鑰的母親與薛朋龜的兒子居寶爲中表親,94薛居寶的行狀就是樓鑰所撰寫的。

從汪氏與四明地區士族間締結的直接婚姻關係,顯示婚姻的建立與上述鄉誼、同學、同事的關係,相當密切。大約是經由共同的學習與仕宦的經驗,建立情誼,繼而締結更深一層的婚姻關係,使彼此的關係更加緊密。如果以這一層婚姻網爲基礎,家族的成員進一歩開拓人際或婚姻網絡,則所開展的人際關係就更加廣泛了,這一點也可由四明樓家的婚姻關係加以印證。95

 

五、領袖地位的建立:思溫父子與四明地區文化、公益活動

汪思溫、大猷父子是南宋時代四明地區社會文化活動的主要推動者。以四明地區的大家族而言,汪氏家族稱不上的名門望族,也不具有長遠的影響力,不過從紹興到慶元前後近六十年間〈1139~1198〉,四明地區的文化性結社與社會公益活動,都與汪氏父子有密切關係。宋室南渡以後,四明成爲首都臨安的門戶,經濟發達,文風鼎盛,當地也同時出現了不少在政壇、學術上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們藉著鄉誼、同事乃至婚姻,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因此除了在朝期間共同推動朝政,致力穩固政局及發展學術文化之外,更基於關懷鄉里之心,於休致之後共同經營具有凝聚地方意識及全國性指標意義的社會文化活動。其中思溫與大猷父子二代正是推動當地社會文化活動的重要角色。透過他們的努力,既有助於凝聚四明地區的團體意識;也使父子二人成爲四明地區的領袖人物,從而確立汪氏家族在四明地區的領袖地位。

 

(一)結社與文化活動

 

汪氏父子所推動的文化結社活動,是聚集致仕或卸任鄉居的士大夫及當地官員組成的詩社或「真率之會」之類的組織。詩社一類的社群早在唐代就已出現。96到了宋代,這種文人結社的情況就更爲活躍、繁盛。像以耆英會、九老會、真率會爲名的文化社群5就多由曾在朝中任官, 具有社會影響力的耆老領導,他們在「序齒不序官」的規則下,定期集會。像由司馬光、富弼、文彥博等返居西京元老重臣所組成的洛陽耆英

會,和在南方由鄉居官員徐師閔、元絳、程師孟等人在蘇州組織的九老會,都是比較著名的詩集社群。^四明地區的士人家族,彼此既有幾代的交情;甚至締結婚姻,凝聚深厚的情誼,他們在致仕之後,爲了排遣晚年的生活,藉著聚會抒發情懷,相繼成立了五老會、八老會、尊老會及真率會等,以詠詩唱和爲主旨的社群。而其中,除了尊老會的情況較隱晦之外,思溫、大猷父子不但是成員之一,而且居於主盟的地位。

五老會是高宗紹興年間五位四明耆老,以賞花賦詩、吟詩唱和所組成的社群,他們都是年齢在七十歲以上的太學舊人,主要成員有宗正少卿王珩、朝議大夫蔣璿、郎中顧文、知衡州薛朋龜及汪思溫。98這幾位地方耆老,在致仕後與思溫結社林下,以詩歌唱和排遣晚年,他們都是進士出身,又曾任官,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響力;故被稱爲四明五老。袁燮就說「紹興間,吾鄉年高德劭者五人焉,其學問操履,俱一邦之望,時時合并,有似唐之九老、本朝之耆英,故謂之五老」。這是南宋初期在四明地區第一次出現返休知識分子的結社。

八老會是繼五老會而起的社群。五老會組成不久,王珩和薛朋龜相繼辭世,參知政事王次翁正致仕鄉居,與先前因年齢不夠而同'有聲譽的高閬和吳秉信,仰慕五老會的義風,乃倡議改組爲八老會。於是蔣璿、顧文、汪思溫、高閔、吳秉信、王次翁、徐彥老和陳先就成爲這一社群的成員。這些人中,除陳先是平民外,都曾任官員,其中有得罪秦檜被罷的官員〈思溫、高閲、吳秉信〉,也有迎合秦檜的高官〈王次翁〉,但都與思溫有著深淺不同的交情。不過,他們的仕履與功名的差異性相當大,在四明居住的長短也不一,不像五老會的成員,都是久居四明, 而且是進士出身,性質上「已不及前日之純全矣」。^然而,從五老會到八老會的轉變,也顯示北宋以來強調「衣冠盛事」爲特色的傳統,到南宋,由於時勢的轉變,四明地區已逐漸擺脫資望,轉而增強「鄉誼」的成分,成爲更具鄉里交遊性質的聚會。

繼八老會而起的是尊老會與真率之集。尊老會大約是孝宗隆興年間,史浩罷相家居時所創的,它的成員與活動由於文獻不足,無法得其詳,但可能與接著由汪大猷所領導的真率之集有所重疊,或者只是前後名稱及領導人有異,而實爲一會。真率之會的成員包括史浩、汪大猷、魏杞、趙粹中、樓鑰、周模和袁章。大猷與史浩、魏杞、樓鑰、袁章的關係前節已有交代。趙粹中原爲密州人,其父趙濬移居四明,遂爲鄞人。粹中爲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 ,曾爲岳飛雪冤,淳熙六年〈1179〕罷官後參加真率會。皿周模是位營生致富的平民,他的曾祖父周師厚是范仲淹的女婿,爲四明望族,但他父親死時,模才十七歲,加上家園被金兵所燬,家道中落。他爲重振家業,放棄舉業致力營生。致富之後,則戮力於文化及慈善事業,因此,被大猷邀約入會。102

真率之會的主盟人汪大猷在淳熙二年、1175〉未滿六十歲時,因平賴文政之亂無功,被罷,回居鄉里,一方面參與舊有的詩社等組織,一

方面推動鄉里建設,樓鑰說「凡里中義事,率自公倡之。賓客造門,必與鈞禮,不問遠近,必親謝其門」。^由於具有領袖氣質,因此繼史浩之後,成爲「觴詠琴弈,未嘗以爵齒自居」的真率會的主盟者。到了慶元元年〈1195〗?他的外甥樓鑰因得罪韓佣胄,罷官返鄉,也加入真率之會,於是舅甥二人一齊爲推動詩社而努力。在樓鑰的文集中,留下許多記述汪大猷領導真率之會的詩。^從樓鑰的詩句及大猷的行狀等,可以看出這些與大猷舅甥年齢相當,背景相似,共同關懷鄉里的四明耆老,在真率會中藉著詩詞的唱和和琴弈的交流,共度豐富的晚年,進而增進情誼,凝聚集體的觀念。這種觀念更經由討論及實際推動崇尙禮教的鄉里活動5而具體地表現出具有特色的四明文化。

五老會、真率之集等詩社的聚會,是四明耆老推動不序年齒、爵位而以詩詞抒懷唱和的聯誼性活動。他們也同時致力於尊老、序齒,具有團結、集體意識的禮教活動,便是「鄉飲酒禮」的實施。汪大猷在這項活動中也一度扮演了主盟者的角色。

鄉飲酒禮是周代鄉學中舉行酒會的禮節,秦漢以來,長期爲士大夫所沿用。它強調尙齒,具有辨明尊卑、長幼,以及加強內部團結的作用。1(15隋唐以來,鄉飲酒禮的儀式,反而以行於科舉與學校爲多,具有教化的作用,106但後來多未實行。宋真宗時,孫何曾請行鄉飲酒禮,^實施的情況不明。明州在北宋時5也曾舉行此禮,詳情也不得而知。紹興七年〈1137〉仇念守明州,受鄉人高閲所撰〈鄉飲酒禮〉的啓發,於重建被金兵所毀的州學後再行此禮,其後更買田作爲行鄉飲酒禮的經費,這是宋室南渡後首次舉行。當時鄉人林保參照明州施行的辦法,制訂了〈鄉飮酒儀〉,經改訂後以〈鄉飲酒矩範儀制〉爲名,禮部乃奏請下令郡國

實行。明州則根據已行的儀制和林保的規制,於紹興十三年〈1143〗正式刊行,並且有九項約束。198宋廷頒佈的〈儀制〉標示尊卑之別,確定耆老在儀式中的角色,以及適用於各地的權宜措施,後來又規定在舉行科考之年,同時舉辦鄉飲酒禮。但由於禮制相當繁雜,許多地方都難以爲繼。明州雖然持續舉行一段時日,但隨著仇念所撥的田被移作養士之用,經費無著,酒禮也告中止。

乾道五年0169〗,明州再度恢復「鄉飲酒禮」。知明州張津率先撥鄞縣、昌國縣二地沒官田及山地逾五百畝,給州學,充作施行酒禮的經費,並責由州學教授率當地父老主持。,後來州學屢圯,到淳熙十三年〈1186 〉,岳甫知明州,周粹中爲州學教授,二人同謀改建州學,這時復任龍圖閣待制的汪大猷與侍郎史彌大,一齊出面「勸激士類,鳩材興工」,,使州學的「黌宮一新,冠於東南」。11'州學落成後,大猷更進一步恢復鄉飲酒禮,並主持儀式,樓鑰說「冬至歲旦,序拜有規,主盟斯事,少長以禮,推年長者爲學賓,遇釋菜則爲祭酒,自編於布韋之間,以爲一鄉矜式」。112此後,在以大猷爲首的耆老的領導下,當地士人不僅熱烈參與典禮,甚至出錢出力,使鄉飲酒禮成爲明州地區頗具特色的文化活動。113如淳祐六年〈1246 〉,明州再度舉行鄉飲酒禮,參加的人達三千人,可謂盛況空前,而主持這項儀式的,正是大猷的外甥、陳居仁的兒子陳卓。^ 4這種藉儀式的進行,以凝聚士人向心力的活動,在明州不僅開風氣之先,而且持之最久,元代四明士人程端禮指出這是四明地區「風俗之美,文獻之盛,遂甲他郡」的重要因素,^而其推動的動力,歷任郡守的知文守節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以汪大猷爲主的四明士族;包括他交遊所及的王伯庠及其姻親後輩何炳、陳卓等人,貢獻才力5率鄉人長期參與活動,無疑的更爲重要。經由這一活動的舉行5增強了士族及耆老在地方科舉、教育等文化、教化方面的角色,並得以凝聚士人的力量,對塑造地方意識及文化傳統,貢獻厥偉。

 

(二)社會公益事業一一鄉曲義莊

 

四明士族透過集體的力量,共同推動地區性的公益事業,包括鄉曲義莊、學校及橋樑的興修等。汪氏家族在參與地區性集體公益活動中,除了大猷在重修明州學貢獻力量外,在推動鄉曲義莊更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些集體的活動原源於個別家族,但經由士族的個人或家族間的交流、激盪、影響,很快地由個別行動凝結成集體的力量,成爲四明地區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義莊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自從范仲淹創置家族內部經濟互助的義莊以來,成爲家族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因此,自南宋以來逐漸風行。四明地區的士族在科舉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爲了避免家族各房支的不平等發展,創造競爭優勢,對這種族內經濟互助的義莊更爲重視,如樓濤、陳居仁都曾購置田產,設置義莊,仿效范氏義莊的辦法,來支援貧困的族人。^因此義莊的設立,更有利於維持及擴大家族整體性的發展。

四明的士族,不僅照顧族人5也習於救濟他人,沈煥就說「吾鄉義風素著,相賙相恤,不待其富者能之」,^就以汪氏家族爲例。汪思溫的爲人「慷慨特達,勇於爲義,視人急難如己」,他的長女慧通「喜周人之急」,曾力助她的小姑及其夫婿王正己,更以家藏奪命丹秘方作成藥劑,施於鄉里,救人無數。^大猷也好於助人,他曾出資獨立營造祖墳,及助外祖母之家買田建屋,以奉香火。^樓鑰有詩記大猷的善行說:「適齋一片心,世人難與比。少時發此念,樂施到暮齒。婚姻成者眾,葬埋不知幾;義氣追古人,仁風動桑梓。……平生欲濟人,往往多割己。向來俸可分,挂冠踰一紀;心勤力不逮,不得盡如意。」^詩中所述與他在大猷行狀中所記「產業素薄,僅足自給,納祿之後,用亦蹇窘,隨力周施,嫁人之孤女,葬貧者之喪,不知其幾」。^雖不免藉誇大他晚年財力薄弱,來印證他急於救人之心,但這種樂於助人的事蹟,當源於家族傳統。

汪氏家族除了從事慈善救濟工作之外,更樂於藉豐沛的人際網絡,推動集體性的救濟活動。汪思溫的急於助人在四明是相當聞名的,他助姻親樓氏、姜氏、徐氏、陳氏等子弟讀書、從事舉業、重振家聲,更集眾人之力對流寓到四明,困乏而死,無力埋葬的寓公寄客,予以安葬,「士大夫應之翕然,故四方遊士皆以公爲歸」。^思溫儼然爲四明行善團的領袖,樓鑰在王伯庠的行狀中指出「四明舊爲義郡,顯謨汪公思溫爲之主盟」就是明證。^思溫死後,這項工作由王伯庠接續,「緩急叩門,視所請,曲爲之經理,故鄉人尤歸心焉」。^這種集體行善的工作,不僅是士族間通力合作促成的,更是世代相續的,成爲四明地區一項新傳統,因此樓鑰說:「外祖少師汪公、太師史文惠王、舅氏尙書5暨鄉之先達與我家諸父,相繼主盟,此風不墜。」^思溫、大猷父子在推動鄉里公益活動的努力與成績,當然是獲得肯定的。

四明士族集體行善的進一步發展,便是紹熙元年、1190 〉正式出現的鄉曲義莊。四明的士俗誠然「喜事而樂施」,127但臨時性的救濟只能救燃眉之急,功能顯然是消極的、有限度的。128爲了進一步將地方家族間的關懷變成制度化的組織,常態、持久的推動集體活動5史浩揭示設立鄉曲義莊宗旨,是「專以勸廉恥」,他認爲士大夫入仕後,居官之曰少,退閒之日多5而他們多清廉自持,不敢敗壞名節;一般士人平時專心舉業,不事生產5家人眾多,生活相當艱辛,爲了鼓勵他們潔身自好「終爲賢者」,129需要由當地士族集資購置田產,設置義莊來支持。可見義莊的消極面固然在幫助貧困的知識分子及官員,積極面則是藉集體的力量,建立經濟互助體系5來達成崇尙廉恥,培養廉能官箴,改善社會風氣的目的。這一發展,代表四明家族從個別家族興衰的考量5延伸到對鄉里整個士人階層的關懷,具有集體性的意識。

推動四明鄉曲義莊的關鍵人物有三位,即史浩、汪大猷和沈煥。史浩是第一個將家族義莊推衍成鄉曲義田的人物。在乾道四年〈1168 〉史浩知紹興府時,首先捐錢購置田地,設立救助鄉里士大夫的義田,並擬訂章程,確立制度。他這一做法,引發四明士人合作的動力。淳熙五年

〈1178 〉史浩罷相,回四明鄉居,不久、沈煥感慨「鄉閭有喪,不時舉9 女孤不嫁者,念無以助」、130向史浩與汪大猷建議設立鄉曲義莊。這個意見獲得史、汪二人的贊同,遂由沈煥負起實際的勸募工作。汪大猷則以實際行動加以支持,他「率鄉之人爲義莊,首割二十畝以爲倡,眾皆

競勸,至三百畝」,"其他富室也競相贊助,加上知明州林大中撥郡中絕戶的田產二頃,總共有五頃多。^每年得穀近六百斛、米三分之二 , 正式稱「義田莊」。汪大猷親自規劃運作方式,訂定規章:由地方上年長孚眾望而且能幹的人主持,敦請居鄉休致的官員負責財務及義莊事務。。3義田莊成立後,沈煥就因病逝世,整個實際運作交由汪大猷負責,後來大猷的外甥樓鑰致仕,也加入經營義莊田的行列,一直到大猷死, 才由樓鑰接替。。4

四明義田莊的創置過程,史、汪、沈三人的貢獻最大,鄉人爲了感念他們,繪三人的畫像於莊所。③王應麟也說:「始忠定里居,篤於義,仕者勉以勵廉隅,學者勸以修文行,乃爲義田以濟婚葬。而汪、沈二公, 比善協心,聞者樂施。其規約密,其給授公,立義以爲的,一鄉莫不知義。」。6大猷在義莊的創置過程中,不僅是捐助者,規約的草擬者,更是實際的運作者,整個四明鄉曲義田能有良好的運作,並行之久遠,汪大猷居功厥偉。而且從這一項公益活動推動的過程中,建立了以民間爲主,官方爲輔的運作模式,也是由大猷與他的好友自覺地建構起來的,反映出四明士人從關懷鄉土所展現出來的自信,進而能締造具有特色的社會風格。

 

 

六、結 論

 

四明地區在兩宋之際,由於經濟與教育發達,奠定了科舉上的優勢,許多新興的士人家族崛起,相繼成爲地方上的名族與政壇上的新秀。這些家族之間名望、官位固有高低之別,然而透過同學、同年、同

事乃至婚姻關係,彼此建立了緊密的聯繫網絡,形成在朝政上乃至地方事務上相互支援、呼應的力量,遂使得四明在南宋成爲政治、經濟乃至文化教育上的重鎮。其中由著有名望的地方縉紳與執政官員的共同努力,對地方事務的關懷投入尤多,形成一個獨自風格的特色文化9如耆老的結社、鄉飲酒禮的舉行,及由家族性的義莊衍發而成的鄉曲義田,都是從個別的人或家庭的關懷,擴大轉型成爲集體性的鄉里活動。這是四明士人家族之間對公共事務由關懷而合作的成果^正是四明社會文化活動中最具特色的地方。

這麼具有集體意識的社會文化活動5固然根源於當地士人對鄉里的認同5但將個別的認同或關懷形成集體的力量,卻導因於緊密的人際關係。如果個人或家族之間的關係,僅止於競爭而無合作,則只可能有個人的表現或家族的成就,很難變成集體的成果,因此,觀察南宋時期四明地區這些整體的成績時,除了要了解家族發展的原因之外,更應該注意彼此間關係的發展,也就是鄉黨鄰里之人,由各種關係所交織而成的人際網絡,及由此形成的合作氣氛;如果這個網絡緊密有序,彼此間的凝聚、向心力增強,自然能形成互相扶持、彼此合作的力量,而且網絡擴張得夠大,這一擴散力量就更爲可觀。

不過,要凝聚個別的人與家族形成集體的力量5更需要具有領袖氣質的人物,提出觀念,出面領導、落實行動。四明地區爭強競勝的各個家族,在科場上爭勝之外,還藉著參與鄉里公共建設或公益活動,來提昇家族的社會聲望,乃至確立其地位。在這個塑造地位的過程中,實具有較強的競爭性。所幸四明地區的士族,在追求個別成就外,由於有爲

眾所服的縉紳,提出具有意義的觀念,進而出面整合意見,落實執行,將個別成就匯集成爲集體的力量。早期的五先生致力鄉里教育,爲四明奠定了科舉、仕宦及學術基礎。爾後,汪思溫父子、史浩、樓鑰等人, 在不同時期以其個人的資望,在觀念和行動上領導鄉里,從事公共建設及公益活動,各領風騷。由於是這些活動有所重疊,使這些領袖人物,既可以彼此合作,又可以傳承經驗,並且透過每一個人的人際網絡5向外放射,擴大合作對象,這是四明士族推動鄉里建設時,得以前後相續, 壯大成果的重要因素。

汪氏家族在四明發展的時間較短,思溫、大猷二代雖在朝任官,但職位與任期都無法與史氏、樓氏相抗衡,在學術上也沒有袁氏父子一樣的成就,與當地名門望族相比,並不具備領袖地位。然而思溫、大猷父子二代,卻能在四明地區公益事業與社會文化活動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本身自有成功的條件。從本文各節的叙述與討論看來,汪氏家族有樂於助人、好善樂施的傳統,思溫父子對鄉人乃至被眨的謫官,都施予援手,使他們贏得鄉黨乃至朝臣的敬重,從而廣植人脈、建立堅實的人際關係。汪氏締結婚姻的對象,如姜氏、陳氏、徐氏、樓氏等,在政局

變動之際,或遭逢亂世而流寓四明,或家園被毀,以至家道中落,思溫父子毫不吝嗇地加以扶持,盡力培育這些小孩,使這些人與汪氏成員一齊成長,當他們在朝爲官,自然成爲汪氏在鄉里推動公共事務中最有力的奧援。這種樂善好施的家族傳統,正是汪氏父子成功之道。

另外,表面上對汪氏不利,實際上卻是汪氏父子能夠在鄉里扮演重要角色的因素,則是思溫、大猷父子長期被罷居鄉。思溫居鄉凡十八年,大猷居鄉達二十五年,這麼長期的居鄉生活,和一般仕宦在外,離鄉背井,而且漂浮不定的官宦生活截然有別。他們既善於理財,利於經營產業,也由於時間充裕及具領導氣質,可以組織、聯繫鄉里耆老或地方精英,藉詩社等聚會的方式,提出創意性的觀念,來推動具有特色的地方社會文化活動;以增強鄉里意識。在這過程中,更以鄉里耆老的身分,號召鄉人,籌措財源,貢獻人力,有效地協助地方官員從事學校等公共建設,使他們在鄉里活動中居於主導性的角色。這種樂於助人、擅長組織的特質,加上豐厚的資產與長期鄉居,不僅讓思溫父子得以塑造當地知識分子認同的社區意識,在形塑、推動的過程中,更奠定了他們在四明地區的領袖地位。

(責任編輯:王俊中)

 

注释:

1樓鑰'《攻媿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八八,頁810。2《攻媿集》卷六0 〈汪氏報本庵記〉'頁549 。

3《攻媿集》卷八八,頁811 。

4《攻媿集》卷六0 ,頁548 。

5參見黃繁光,《宋代民戶的職役負擔》(台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69年10月〉,頁21~24 、 41-42 。

6《攻媿集》卷六0 ,頁548 。

7程應鏐'《范仲淹新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頁204 、 211 。宋晞《宋史研究論叢(四)》(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2年10月〕,頁30

8裴汝誠點校,《王安石年譜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1月),頁247~260 。

9袁桷,《延祐四明志》〔宋元地方志叢書本)卷四,頁12上,頁34下。10《攻媿集》卷六0 ,頁548 。

11同上註。

12《攻媿集》卷八八'頁811 ,及卷一 0三,〈知江州汪公墓志銘〉,頁1010 。

13龚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4月初版),頁351 ;《延祐四

明志》卷六,頁11上,有汪洙中元符三年進士,似為特奏名;又孫覲,《鴻慶居士集》(: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七〈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

墓誌銘〉'頁16下。

14《攻媿集》卷六0 ,頁548 。

15《攻媿集》卷八0 '頁811 。

16《鴻慶居士集》作「英、雄州學教授」。

17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69年6月初版,以下簡稱《要錄》〕卷五,頁35上、下。

18《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25下。

19《要錄》卷六三,頁26上,卷六五,頁15下。

20《延祐四明志》卷四,頁35上;《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17上;李心傳對此事有不同看法,見《要錄》眷六五,頁15下?16上,。

21《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17下。

22《要錄》卷八一,頁11下。

23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影印,1976年10月初版,以下簡稱《宋會要》〉,〈食貨〉2之20。

24《要錄》卷    、頁21上、下。

25《延祐四明志》卷四,頁35上。

26《攻媿集》卷一 0三'〈知江州汪公墓誌銘〉'頁1010。

27《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3上、下。

28《延祐四明志》卷六,頁11上。

29《要錄》卷五,頁35上、下。

30《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1下。

31《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1上、下。

32《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3上。

33《攻媿集》眷九0 ,頁837 。

34《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3上。

35《攻媿集》卷一 0三'〈知江州汪公墓志銘〉'頁1011。又見周密'《齊東野語》,(北

京:中華書局,1983年11月初版)卷十二,〈淳紹歲幣〉,頁215。

36《宋會要》,〈職官〉74之1~2。

37《攻媿集》眷一 0三'頁1013 。

38《宋會要》,〈選舉〉20之17 。

39《宋會要》,〈選舉〉34之29。

40《攻媿集》卷八八〈汪大猷行狀〉頁817。

41黃寬重'〈南宋茶商賴文政之亂〉,《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曰本:同

朋舍,1989年9月發行)'頁134 。42《宋會要》'〈職官〉72之13 。43《宋會要》,〈兵〉13之31 。

44周必大'《文忠集》〔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七,〈敷文閣學

士宣奉大夫贈特進汪公大猷神道碑〉'頁1~10上。45《攻媿集》卷六0 〈汪氏報本庵記〉'頁549 。

46《攻媿集》卷八八,頁821 。

47《延祐四明志》卷六'頁14 。

48《宋會要》'〈職官〉72之7 。

49《攻媿集》卷八三,頁767~768 。

50《攻媿集》卷八八,頁820 。

51《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3下。

52《攻媿集》卷九,頁10 ,及卷十,頁117~118 。

53《攻媿集》眷一 0 ,頁】17~118 。

54《延祐四明志》卷六,頁19上。

55《攻媿集》卷八八,頁819 。又見卷五,頁70 ,卷九^頁104~105 。

56《攻媿集》卷一 0三'頁1013 。

57《攻媿集》卷一 0三'頁1013 。

58《攻媿集》卷九0 ,頁845 。

59《延祐四明志》卷六,頁17上。

60《攻媿集》卷八八,頁819 。

61《攻媿集》眷一 0三'頁1013 。

62《延祐四明志》卷六,頁17下。又見《攻媿集》卷七七,頁713 。

63《延祐四明志》卷六'頁19下。

64《延祐四明志》卷六,頁20下。

65《延祐四明志》卷六,頁23上。

66《延祐四明志》眷六,頁23下。

67《延祐四明志》眷五,頁32下。

68《延祐四明志》卷六,頁24下。

69《攻媿集》卷八八,頁821 。

70《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17上。

71《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4上。

72《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4上、下。

73《攻媿集》卷七五,頁695 。

74《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16上。

75《攻媿集》卷八八,頁819 。

76《攻媿集》卷八八,頁821 。

77《攻媿集》卷八四,頁775 ,樓鑰代大猷祭袁章文。

78《攻媿集》卷八八,頁819 。

79《攻媿集》卷八八,頁821 。

80《攻媿集》卷八八,頁821 。

81《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3下。

82見簡杏如'〈宋代莆田方氏家族的婚姻〉1《臺大歷史學報》24期〔1999年12月)。

83《攻媿集》卷八九^頁822-834 。

84《攻媿集》卷八八,頁821 。

85《攻媿集》卷八九,頁834 。

86《攻媿集》眷九一'頁854?859 。

87《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16下。《攻媿集》卷一 0八'頁1060 。

88《攻媿集》卷一 0八'頁1060 。

89《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3下。

90《攻媿集》卷一 0六'頁1058 。

91《攻媿集》卷一 0八'頁1059 。

92《攻媿集》卷一 0六'頁1047 。

93《攻媿集》卷九0 ,頁835~839 。

94《攻媿集》卷九0 ,頁845 。

95見黃寬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際網络與社會文化活動——以樓氏家族為中心的觀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本3分(民國88年9月〉,頁640~646 。

96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頁!53 。

97鄧小南,〈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國學研究》第三卷,頁463~466 。

98《攻媿集》卷七五'〈跋蔣元宗所藏錢松窗詩帖〉'頁695 。

99袁燮,《絜齋集》〔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八,頁8上。

100《攻媿集》卷七五,頁695 。黃寬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際網絡與社會文化活動^以樓

氏家族為中心的觀察〉'頁22~23。

101《攻媿集》卷九八〈龍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頁955 。

102《攻媿集》卷一 0九〈周伯範墓誌銘〉'頁1068~1069 。

103《攻媿集》卷八八,頁820 。

104《攻媿集》卷六,〈適齋約同社往來無事行迹次韻〉,頁78。卷十二〈真率會次適齋韻〉'頁135,〈士穎弟作真率會次適齋韻〉'頁136,〈次適齋韻十首〉中的〈碁會〉,頁141 。

105楊寬.〈鄉飲酒禮與「饗禮」新探〉,《古史新探》(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80~309 。

106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卷一五〈選舉〉三'頁353 。卷五三' 頁1483 。

107《宋史》卷三0六〈孫何傳〉'頁10097~8。

108以上參見《宋史》卷三九九〈仇悉傳〉,頁12〗27 ;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宋元地方志叢書本)卷一'頁10下'眷九'頁9上;《宋會要》〈禮〉46之1~4;《文忠集》卷六八〈林保神道碑〉,頁11上?15上;《要錄》卷一四八,頁19上。

109《乾道四明圖經》卷九,頁9上、下。

110羅濬,《寶慶四明志》〔宋元地方志叢書本)卷二 ,頁4下。

111《攻媿集》卷八八,頁820 。

112《攻媿集》卷八八,頁820 。

113袁甫,《蒙齋集》〈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八,頁9下?10上,則記寶慶三年0227〕四明再行鄉飲酒禮的事蹟。

114《寶慶四明志》卷二'頁17上、下。

115程端禮,《畏齋集》〔四明叢書本)卷三,頁4下?5上。

116《攻媿集》卷八九,頁833 。陳居仁是在他的家鄉一一福建莆田設立義莊的。

117《寶慶四明志》卷一一〈鄉人義田〉'頁21上。關於四明士人救濟的實例'參見梁庚堯'〈家族合作、社會聲望與地方公益:宋元四明鄉曲義田的源起與演變〉,《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98〕,頁213~237 。又樓氏家族也是一個例子。參照黃寬重:前引文'頁29 。

118《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3下。

119《攻媿集》卷八五〈亡妣安康郡大夫人行狀〉'頁782~783 。

120《攻媿集》卷六0 ,頁549 。

121《攻媿集》卷六〈適齋示池水大篇效元白體相答〉'頁77。122《攻媿集》卷八八,頁820 。123《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4上。

124《攻媿集》卷九0 ,頁838 。

125《攻媿集》卷九0 ,頁838 。

126《延祐四明志》卷十四,頁43上。

127《鴻慶居士集》卷三七,頁24上。

128沈煥就說「隨時拯卹,其惠有限」,見《延祐四明志》卷十四,頁43上。

129《延祐四明志》卷十四,頁42上、下。130《絜齋集》卷十一,頁23下。

131《攻媿集》卷八八,頁810 。

132《攻媿集》卷八八,頁820 。《延祐四明志》卷十四^頁43上、下。

133《寶慶四明志》卷十一,頁21下。

134《延祐四明志》卷四,頁43下。

135《寶慶四明志》卷十一,頁22上。

136《深寧文鈔'摭餘編》〔四明叢書本)眷一'〈義田莊先賢祠記〉'頁6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