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优福是不是传销:警惕一种错误观点：谈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

作者：陈舰平    文章发于：作者博客    点击数： 1860    更新时间：2007-8-4      热 荐  ★★★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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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一种错误观点:谈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
陈舰平
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邓小平的观点，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任务，《邓小平文选》中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1页)
邓小平的观点，我认为与我所读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所差异。
社会主义的本质，应是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态表达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宗旨与精神的表达。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本质，实际上讲的只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使命，至于这种使命如何完成，用何种方式完成，并没从社会制度的安排上，给出一个科学的解答。他讲的社会主义主要任务为发展生产力，也只是讲了历史使命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从社会制度角度来说，相应处于次要的方面，最主要的方面，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他没讲到。而其实，设计好制度，建设好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建设领域内的主要任务，发展生产力，则是这个社会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任务。而且这任务，是不论一个国家采用哪一种社会制度都会实施的任务：历史上从奴隶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哪一个社会的哪一任统治者不要求被统治的社会成员把生产力发展当作任务的。因为没有社会物质财富，统治者自身也会无法生存。当代社会，观诸今日世界各国，无论是什么政体，什么社会制度，发展生产力，GDP增长，股市指数上涨或下跌，财政赤字与否，对外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都是每届政府关心的问题。国计民生，从来是政府执政之基。经济形势好，老百姓口碑就好，执政时间就长。
从邓小平执政后的一系列国内政治实践来说，主观意图主要是放在生产力发展上的。他的执政方略上，制度设计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建立特区，发展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具体从退赔给资本家定息钱开始，这是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信号。然后是所搞的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向私有化与半私有化改。农业上，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重建乡村政治，经济上实行包产到户，承包责任田，实际是让农民自由种植。美其名曰调动生产积极性，实际是鼓励农民原先被改造的中国农民自私、封闭、单干的小农经济意识复生，走现代农业的倒退之路，使中国农民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刚建立起来的集体主义思想重新涣散为自私的私有制思想。这后果不单是农业的退步，而且使自私自利的人性之恶在这社会极端膨胀，腐蚀社会风气。在工业上，是从搞所谓承包经营开始。一步步向中外合资，私人参股，个人收购国有与集体企业转化。其结果是原先集体经济的乡镇企业全部垮台，成为个体企业与私营企业；国有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也在所谓改革开放中，遭到重创：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型国有企业外，原有的国有工业与集体经济工业体系基本瓦解。国内工业品市场半让给外国产品市场。中国工厂沦为外国资本的“世界工场”成为国外资本生产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在社会领域，“改革”向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住房等领域开刀。医疗改革，把原先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福利性质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给革掉，医院由公益事业单位向商业化的企业发展，以致违背有史以来的人类医学道德，医生缺乏仁心爱心，没有钱不看病。让病人活活病死在眼前。并且在医院建设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与县城，形成了医院在城乡分布严重不均匀，造成了普通工人农民看病难，难看病，无钱看病的恶劣局面。农民与工人因无钱看病而导致疾病死亡的人数比例远超改革开放之前集体经济时期。教育，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益事业也向教育产业化方面“改革”，其结果是学校乱收费成灾，教育开支成为农民与工人最大负担之一，因经济困难辍学的学龄儿童人数激增。而由于大学生就业困难，大学毕业等于失业，加上社会腐败现象，使新的“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文化科学价值在社会上愈来愈贬值。由于教育只抓智育，智育又围绕高考指挥棒转，只重视应试教育，只重视分数，轻视德育与体育教育，轻视学生创新意识与实际能力的培养，造成学生高分体能、身体发育不良、体质下降、道德品质与心理健康机制存在严重缺陷。由于教育培养方向存在问题，中国一些大学教育成了国外大学的预科教育，中国的一些名校的毕业生班，竟成了外国名校的留学生摇篮。国家付出高额代价的名校大学生，为了实现其个人的价值，纷纷投奔海外发展，并有不少人加入了外籍。中国大学教育，在为外国企业与外国高校作免费的“基础教育”与“技能培训”。据资料，中国青年通过留学等途径加入日本国国籍的人数超过十万人。通过留学等途径加入美国与其他欧美国家的青年学生人数更多。形成了海外的第三代华侨与新华裔族群。大学生自杀，已是全国各高校都会发生的常见事。落榜青年、在校学生因为学习压力而自杀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通素质低下，以致有识之士把这与社会上普通存在的国民素质低下问题联系起来，忧愤地写作《国民素质忧思录》。社会福利“改革”，则是取消了集体经济时代的对工人与城市居民的福利政策，医疗劳保、住房等福利没有了，肉贴等也没有了，而住房改革是房价越改越贵，拆迁户被商品房开发商从城中心赶到城外，所补贴的一点儿钱根本无法买上象样的房，不少人为此举上不轻的债务，被迫成为房奴。取消了政府医疗福利后的下岗工人与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市民生病看病更成为第一可怕之事：因为高额的医疗负担无法承受。社会思潮，社会风气，社会生活，在经济制度拉动下，也向拜金主义、物质至上、享受第一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转化，被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代所消灭的各种剥削阶级丑恶现象又重新抬头：赌博，卖淫，吸毒，高利贷……这些社会毒瘤又一个个滋生出来。社会风气恶劣，腐败横行，行风、政风、党风、学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蚀与破坏。所谓“开放”，则是向中外资本主义开放：向外国资本开放，吸收外资；向私人资本开放，发展私营经济；向市场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向外国文化开放，大量进口外国大片，一个泱泱文明大国沦为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严重赤字的“文化进口大国”，逆差是几十倍的差异！有着优秀建筑文化的中国，到处可见不伦不类的西洋仿建筑招摇，什么鸟巢，什么蛋形，奇形丑陋的建筑，竟然在国都大动土木赫然树立。……
邓小平的政治路线执行至今的实践结果，再从社会物质财富分配来看，实际是全国两极分化严重：一方面确如邓小平所设计的那样，“一部分先富起来了”，而且富得不仅是成为“新的百万富翁”，而是成了千万、亿元乃至几十亿元的大富翁；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银行存款总量的80％。“大部分人”则“贫穷如故”甚至相对贫困加剧，他们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证——报纸上屡有农民工看不起病，为了一二千元医疗费或数千元医疗费而跳江自杀的悲剧事件报道。纯农业户的平均收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并无增长，相对还倒退。按人均年收入85美元以下为绝对贫困标准计算，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达到2365万人。相对贫困比例，农民的年均收入，与企业主平均收入比，差别为至十倍。中国贫困分化程度，已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大大超过0.4的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达3．22∶1，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在3倍以上。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在广东，城市里收入高的与收入低的达到10倍。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40％以上。另外，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中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ＧＤＰ差距达10多倍。
那么问题出在哪方面呢？我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存在偏差。正确的社会主义本质，应是如下的——
所谓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制度的设计。这种制度设计，本着的社会主义精神本质：社会的所有资源，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平等拥有的。全体社会成员用社会资源创造的更多的社会资源，为全体社员成员共同平等享受。
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设计，一言以蔽之，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具体制度原则如下：
为了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本着科学、合理、人尽其才、各尽所能的原则，通过先进的社会劳动组织与合理的社会分工，采用先进社会生产组织制度，使生产力得以最大的发展，为社会创造尽量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在承认个人才能、知识与体力等差异存在与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力差异的前提下，本着多劳多得、能者多得、依作用力大小分配劳动成果原则，进行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确保社会成员不被摈弃在这种分配之外，也不允许个别社会成员额外多占有社会资源。每个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以保证他过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活为下限，以不让该社会成员拥有的社会资源造成超过其优裕生活所需的浪费为上限。社会成员的优裕生活与基本生活比例，以一定的比例维持。最低与最高之间，制定恰当的比例。
我认为，这样的分配制度才是科学的，合理的。它有利于奖励勤劳者——多劳多得，有利于奖励能人、有才干的人、在社会合作生产过程中作用力大的人——能者多得、依作用力大小而多得或少得，承认分配有差异，但也规定了对社会成员的救济与最低保障：生存所必需的下限；消除了非理性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合理现象的产生：社会成员拥有社会资源过多的上限。这种上限，如果具体在住房政策上，就是一，确保人人有房住，二，一个人原则上不超过购两套房，以保护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一方面使大多数社会成员买不起房，另一方面，少数社会成员可以拥有几套甚至十几套房屯集空置用以投机。那么这个社会制度便不是合理的制度，更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使社会财富合理而平等地由全体社会成员享用。这更多地体现在国家分配上与国家对国家财政的分配使用上。对城市与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比例，对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大涉及最多社会成员生活水准的社会资源分配，是否合理与公平？公共财政、公益事业建设投入，与政府办公开支比例，国家工作人员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平均收入比例，是否合理？如果全体社会成员平均收入为一万元，而国家工作人员收入为一万五千，那还在允许范围，若国家工作人员收入超过两万，就属于不公了。而事实上，我国的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在社会成员中，按比例，是属于偏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报考公务员，供过于求的问题所在。
行业差异，地区差别，社会财富差异巨大是如何来的？一言以蔽之，是政府违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制度设计所造成的。这种后果，便是政策性后果，机制与体制性后果。城乡差别是体制后果，商品价格差别造成官倒与投机也是体制后果：并存的两种价格，计划价与市场价，容易造成官倒与投机，这是制度设计的政策后果。税收制度设计也不合理，老百姓称为“劫贫济富”。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究其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制度设计者，违背社会主义的本质，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原则与公平原则。使大量社会资源被少数人严重超占了。
社会资源，并不仅仅指社会的货币与生活物质资源，还包括社会政策，文化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交通、能源、空气、水力、土地、环境、厂矿、劳动力、人才等生产资源。
举个例子。如出版权，是由社会政策决定的文化资源，被笼断在国家指定的部门与单位少数人手里，就不利于出版业的繁荣与进步，实际上是限制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因为科学著作与文艺著作被科学家与文学家创作出来后，完全可能因出版者的拒绝出版而造成低产与断产。这便是社会资源被不当配置造成浪费与影响文化生产、出版业发展的例子。
我们曾有一个讨论关于真理的讨论，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践来看，邓小平上台后执政的后果，是不乐观的。存在问题的。
我们再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论述，与邓小平的论述，有何区别？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1页)“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第172页）在这里，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规定为社会主义的第一原则，第二才是共同富裕。列为第二的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在这里只是作为目标追求，并没提出具体实施途径。就是如何才能发展生产力，他也没有开出对症的药方。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来说。先说国内工业。从国有企业进行中外合资的统计数字来看，国有企业进行中外合资的结果并不有利于国有企业发展，相反，还使国有企业遭到了极大的损失，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这有两个数据说明问题，一是“中外合资企业”%90以上是亏损的，二是国有资产在中外合资中流失的程度，达到惊人的“%90”以上程度。而大量的中下型国有企业在“抓大放小”的“改制”中则被大量贱价卖掉了，“私有制”化了，其结果造成工人失业，工人原有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矛盾突出，信访中这类事件占比最大。巨大的包袱由政府承担。国有资产在官商勾结中严重流失，成为一场不法中外资本家（我们美其名曰企业家）与贪官们公然瓜分国家与集体利益的“社会财富被再分配”的“狂欢”！（前期大量腐败案件十有八九与此有关用，后期集中在土地征用方面，各省土地案件问题突出。）国有企业总体，在改革开放中亏损逞逐年加大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1992年～1995年分别为227%、298%、327%、335%，1996年上半年则达到433%，并且1996年一季度出现了全国性的整体亏损。国有资产的损失数额也逐年增大。据1994年全国开展清产核资的124万户国有企业的不完全统计，全部资产损失达22311亿元，全部资金挂帐22069亿元。损失与挂帐合计达4438亿元，占这些企业全部资产的107%。农业问题，新时期农民基本没有从改革中得益，农业没得到发展，原先公社时期较为完备的水利设施反而遭到了破坏，离开了集体经济的农业，发展缓慢，包产到户的农民与集体生产的农民收入，差距有十倍以上。（以安徽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和实行集体经济的农村比较，还不提与特别优秀的农村集体经济如大邱庄、华西村等比。）
有人说，改革开放形势大好，国家GDP增长高，国家有钱了。表面看，我们国家的GDP增长高，但这里面水份很大，存在三个问题。一，吃祖宗饭，绝子孙路。如林区，毛泽东时代是保护林业的，对伐木有着严格的管理。竹木禁运，管理极严。改革开放以来，山民对承包的林山滥砍滥伐，虽然一度山民们富裕了，为地方GDP作了贡献，但是以破坏生态，吃祖宗饭为前提条件的，还“绝子孙路”，后果严重。这种不顾环境保护后果的所谓发展，挣一块钱，要用一百元来修复环境，还环境破坏的债。这种GDP值越高，社会付出的成本就越高，这不是正增长，而是负增长。二，外国企业在华加工多，表面看，我们的顺差高，GDP值高，但实际所得，我们只得外国企业的利润的零头。并且这同时也是以损害我国工人利益而获得的。（我国是世界上工资最低的地区，在外资与私企工作的工人的工资与劳动，根本得不得合理合法的保护！工人处于被资本家恣意剥削的状态，一旦受到严重损害的身体无法承担工作，被资本家无情抛弃，政府与社会将承担其社会保障后果）三，技术进步上对GDP值产生的天然增长因素。四，毛泽东时代国家用以工业发展与社会公益建设、基础建设的投资，工人与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工人与农民的收益，都没能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真实地反映出来。若把价格因素、义务劳动、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投资等因素考虑进去，毛泽东时代的DDP值，也是很惊人的，可以说，不亚于现在，甚至超过现在的增长速度。以我所在的江苏南通而言，现在农民打工是挣四十元一天，毛泽东时代是一角一天，这差距是四十倍。农民参加水利建设，交通建设，城镇建设，都是义务劳动，由集体计工分。这换算成现在，国家投资与农民收入，该是多少，专家学者自会计算其差额有多大了。我们说，中央政府，国家是有钱了，但老百姓没有钱，国富民贫，这是取民财而富国。而且这种富，并不是普遍的政府有钱，地方政府层层截留，越到基层越穷。全国一些县区政府与许多乡镇穷得都开不出工资，负债累累了。许多乡镇一级政府要进行地方公益建设，拿不出一分钱来。交通、水利、环保、绿化、教育、医疗、治安、通讯与信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公益事业，严重残缺。民生困苦。贫穷地区的不少地方，老百姓还没解决温饱问题，离小康目标还很遥远。
因此，当我们对照这些实践，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是大大高于其他的制度设计了。
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怎么说的呢？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就是消灭私有制。”“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上述论断，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六版）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就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制度设计，采取哪些措施，列举了一系列内容，一共列了十点建议。其中对税收的建议是“征收高额累进制”，这是促进社会分配公平的一个方法。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社会主义”（或叫“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这样描述的：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已归整个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完成社会所必需的某一部分劳动，并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了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根据这张证书，他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当数量的产品。”“‘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行了。”（《国家与革命》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版第82页、84页）
比较邓小平理论与马列经典理论的差别，显然，邓小平把主次与因果问题给颠倒了：
邓小平理论，概括说，先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让个别地区先发展，富起来”再共同富裕。只要能刺激生产力发展，“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至于如何共同富裕，在他那里只是一句空话，并没实际措施，这就是唯生产力论。
马克思列宁的观点，是先进行所有制与分配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与此同时，“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就是说，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来“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的总量”，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成员按需分配”创造物质条件。
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建国后，党在毛泽东时代，是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走的，尽管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为执政经验不足，走过弯路，但总的来说，还是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即使是被邓小平及其拥邓反毛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翼知识分子称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总值增长速度，还保持了平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美欧日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来得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优于资本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均低于中国，这是明摆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有那不明事理的混帐说，人家经济基础高，就这增长速度其经济总量也要比我们经济总量增加多，我们现在是比较那种种制度经济发展快，这根本是胡搅蛮缠的说法。一个人用一块钱生产出十块钱，另一个人用十一块生产出十二块钱，你说钱是另一个多，我承认，你说钱多的人比钱少的那人会挣钱，我不承认。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那个十块钱挣十二块钱的人，而社会主义就是一块钱能挣十块钱的人。还有人大为资本主义唱赞歌，这些人不是混帐是什么呢？
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它废除剥削制度，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社会主义的作用，就是可以加快生产力的发展，这已在我国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体现。社会主义另一个作用，我们没有发挥好，就是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把每个人的才能发挥起来，体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没发挥好，有着我国特有的政治与社会原因。十年代毛泽东时代我们已经接近了这个制度，对上大学实行推荐制，就是让德学兼优的青年上大学，让工人农民也可写书，三大差别尽量缩小，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爱国卫生运动，妇女半边天，学校德智体全面发展，走出去，请进来，开门办学，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学工，学农，学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种种运动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人，最大范围里的社会成员，获得发挥才能的机会。即以最被诅咒的知青下乡来说：由于工业体系发展还不充分，城市无法满足城市知识青年（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需要——这因归咎于我国原有的工业基础薄弱，因为旧中国国有经济的主要家底在共产党接管时都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与剥削，使旧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建国后虽然共产党大力加予发展，但毕竟还嫌不够。——那么到农村去，不失为一个多余劳动力转移的办法，使这些吃闲饭的人成为自食其力者；与此同时，也可以让他们了解中国农村的现状，如果把他们所学知识与农村落后的生产力要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那可真达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至少对普及文化知识，提倡先进文明的生活方式，具有意义。这其实也是一种文明的交流与流动。但这个运动，事后被很多人别有用心地歪曲、诋毁。称之为“下地狱”。这些知青就不想想，他们在城市里生活的优越条件与中国的工业与城建建设，都是共和国以数亿农民的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无私奉献而创造出来的，他们实是欠了农民的债！如果他们那十几年或几年时间的农民生活叫“下地狱”，那农民几代人，到现在还处在社会底层的“地狱”中呢！让他们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有利于他们将来更好地进行国家建设，对他们的身体、精神、思想，都是一个极好的锻炼过程。知青中后来出了不少作家，出了各种能人，说明他们若真有才华，还是可以发挥的。再从文艺方面来说，我们可以说，虽然有着创作的禁区与对个别作家的打击，（这里有着政治的因素，属非正常现象）但从全国来看，民众的文艺生活，恰是最活跃的。故事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样板戏，赛诗会，三结合创作小组。厂矿，农村，学校，文艺演出每年都有若干次，各层次的演出。工人作家，农民诗人，以及青年写作品，如张抗抗写小说，章德益写诗歌，也都获得出版发表机会。（只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取消了稿费制度，不过相对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机构或所在单位，获得了福利、工资与职位等报酬。如一个农民参加赛诗会，他会被记工分，工人参加活动，会照样拿工资，等等。）如果你有写作才能，县区一级文艺部门就会来考察你，培养你。从最简单的政治需要来讲，写大批判稿，写大字报，不都需要写作人才，书法人才（最低的书法人才要求：字要求写得漂亮）演讲人才，宣传人才，文艺人才？至于技术人才，在那时也是得到使用的。厂里一个技术员都吃香得很，不要说工程师了。——这样说，并不是毛泽东时代都人尽其才了，由于机制还尚待完善，有的人因为政治成份问题，有的人因为中层与基层管理的人事与管理制度的不完备，使得一部分人的才能未得到发挥。尤其是商品经济处于极低级的状态，经商人才的才能，未得到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
由于国外政治因素，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加上共产党执政经验不足，国内民主政治与经济管理还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经济发展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未加利用。这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制度建设未竟的历史任务。
但这些不足，不是主流，是可以在改革中渐加完善的。
历史唯物主义者说，历史是经不得假设的。但理论家从纯理性出发，进行学理研究，是可以进行假设的。我想，假设我们主要采用毛泽东时代的路线与制度，加以完善改进其不合理、不科学之处，如果全民一心，大公无私，精神焕发，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许可以比今天的社会更合理更美好更快地得到发展。至少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的官场经济开支：公费吃喝多少千亿，公车消费多少千亿。我们也不会生产出4000多外逃贪官，国有资产被贪官卷逃到国外数千亿。而这些钱，比起国内没被控出来的贪官所贪污的钱，还只是其中不足十分之一部分。（老百姓直观的说法，说贪官之多，是每一个当官的都杀，可能有冤枉的，一个隔一个杀，肯定有漏网的。这话虽夸张，但对照社会现实，窝案频发，某些地区一抓就是数十人上百人贪官，全国历年被查处的贪官以数十万上百万计，可见腐败严重了。以致中共中央对此发出“不反腐要亡党亡国的”严重警告！）这些被贪官贪污的钱，等于我们从外国当初借的全部外债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凭我国的经济能力，我们是完全可以不依赖外资完成国家建设的。一进，一出，总量平衡。所借的外债，等于又由外逃贪官带到境外去了与被贪官落到他们的私囊里去了。还有当年我国经济形势那样严峻，邓小平上台后退赔给资本家的历年政府停付的定息钱，光上海市就30个亿，全国加起来，怕得有一百个亿以上。当时的100个亿，相当于现在的2000个亿。由于当时国民经济还处于正缺钱用的关口，这在相当程度上对政府财政带来了压力。话同时说回来，这种巨笔的政府开支，有没征得公民表决呢？当年用来退赔给资本家的钱，可都是工人农民的血汗钱啊。那时的资本家，是不是已到了靠这笔钱救命的关口呢？从社会资源分配公平角度，这笔钱，补得有些不是时候。如果放在现在，把加给公务员的钱退赔给资本家的定息，这倒是可行的。因为这是国家欠资本家的定息，理因由国家从国家富余财政里来偿还。现在加给公务员的工资，人均月加三百多元，年加三千多元一人，等于贫困线上的四个农民的年均收入（人均85元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700元。）全国公务员普加的这笔钱，可以让多少农民脱贫呢？而这笔钱加下去，给本不平等的、本在加大着的贫富不均又添了多少比率呢？值得一算。
在当代，有多少人在切实为工人农民谋利益呢？
时代，在呼唤着真正的共产党人与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