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歌手大赛策划方案:吴敬琏是文革余孽的一个光辉典范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从“文革余孽”的所指说开去  

 

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旁观毛泽东时代的巨大经济成就》一文中说道：“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客观地、真实地、全面地、公允地看待问题、评价人物，并不意味着必须在表扬、感激过之后泼一盆脏水、贴上一张罪人的标签。

就像苏联的赫鲁晓夫，赫氏在主导了官方对斯大林的评价、贴上了一张罪人的标签之后不可回避地接受了历史的评价一样，所谓毛主席晚年犯下的错误，那也是出自官方的一个决议，而这个决议本身则是由另一个历史人物主导的，这个历史人物也必将不可回避地接受历史的评价。

无论是“和平竞赛”阶段还是“美苏争霸”时期，苏联的经济无疑发展得很快，横向来比，其经济增长甚至远远超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就在前几天，赫鲁晓夫的外孙女妮娜·L·赫鲁晓娃突然跑出来辩白说：祖父赫鲁晓夫不应成为一个罪人。

她这么说是多余的吗？不是，因为在中国，他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头子；在俄罗斯，他被人认为是一个叛徒，一个导致国家灭亡、民族衰败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这个“把俄罗斯从个人崇拜里拉出来的伟大的领袖”已经被时间和实践鉴定为罪人，就像毛主席关于农村医疗、关于两弹一星、关于运十、关于发展战略的种种远见卓识被时间和实践鉴定为真理一样。

同样在接受着时间和实践鉴定的还有作为毛主席的政治遗产的文革，国外研究者提起文革，往往将其定性为一场“伟大的政治制度改革”的尝试，文革是不是“伟大的政治制度改革”的问题，一不是自然公理，二没有科学定论，然而在时间和实践的视野中，作为历史事件，决议和文革一样，本身也成为这一问题的考察对象，而不再是标准答案或者答案的标准，历史究竟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

众所周知，现实当中文革余孽的存在是三十年来文革的一大罪状。

文革余孽的第一大特征，是拿政治性文件和长官讲话当论据而不是拿《宪法》或者其他法律文件当论据，人们吃惊地发现，这么做的几乎全是右派。

文革余孽的第二个特征，是不讲逻辑，不给论证，仅仅是丑化、妖魔化所要批评的对象，人们同样吃惊地发现，这么做的人，在右派当中比比皆是。

正是因为如此，很让人感到奇怪而啼笑皆非的是，他们总是不断地直接提供证据或者给对方创造机会以便提供证据以证明他所要诽谤的对象是十分了不起的。比如饿死人的事情，有说是几百万的，有说是三千万的，还有说四千万的，口径不统一是右派所造的谣很难取信于民的主要原因，而造谣则是右派很难达到口径统一的主要原因。

相形之下，就连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张春桥成名作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也没有脱离科学证明和学术话语。

比如著名的大右派吴敬琏，就是文革余孽的一个光辉典范。吴敬琏曾经是最积极的棍子手之一，1964年学术大批判中间，彭真、康生等人领导学术大批判，于光远等人积极行动起来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和张卓元是两个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　　

在新时期，吴敬琏们与时俱进，创造新的词汇，现在吴敬琏行使棍子学术最常见的说法也变了，把理论对手说成“打击改革”和“想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这跟贺卫方对他同事巩献田先生的评价又是何其相似。记得老田说，现在的小右才是文革余孽，很显然是这样。
　　
老田曾指出，他们善于运用这种手段以棍子学术模式使得人们难以从官僚精英群体的结盟关系中间把贪官单独分离出来，从而以最低的投入和政治风险获得话语权垄断地位。于是棍子学术和贪官的同盟关系被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间命名为“党阀”和“学阀”，文革余孽都是些什么东西，这不是很清楚了嘛。

不讲逻辑，不给论证，仅仅是丑化、妖魔化所要批评的对象是文革余孽的看家本领，以吴敬琏等大右派为代表的棍子手是这场政治制度改革的对象而不是主体。众所周知，文革以失败告终，换句话说，他们是这场伟大政治改革的失败的体现者，如果你拿这种人的存在来抹黑以他们为改革对象的政治制度改革本身，那么很显然，你犯了颠倒黑白的错误。至于文革余孽们活下来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毛主席说过，“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嘛，在文化、思想领域搞一搞运动，主要就是帮助他们改正“不讲逻辑，不给论证，仅仅是丑化、妖魔化所要批评的对象”的毛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