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ing home铃声:胡耀邦与《红旗》杂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同志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中宣部部长，开始主管《红旗》杂志。以后，他作为党中央主席和党中央总书记，对《红旗》工作一直给予极大关注。他曾几次专门听取《红旗》杂志的工作汇报并发表很长的讲话，为《红旗》事情写过专门信件，作过许多批示，引导《红旗》克服工作失误，走上正确发展之路，发挥党刊的战斗引导作用。

　　 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不是《红旗》自己的责任

　　《红旗》杂志自１９５８年创刊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２０年间，据我个人的回忆，没有发表过胡耀邦同志的文章。倒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由“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胡耀邦同志主持的《科学院汇报提纲》当作“大毒草”大批特批。“四人帮”倒台后，红旗杂志社新任领导人执行了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指导思想，坚持“两个凡是”，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采取“不介入”的立场（实际上是对讨论的一种消极抵制）。这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批评。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对于《红旗》的错误有明确批示。胡耀邦同志正是在这个时候被中央委任主管全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他非常重视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的理论宣传阵地作用，从党的大局出发，按照党的正确方针和原则，处理《红旗》工作中的问题，一步步引导《红旗》走出因失误而造成的困境。

　　在他任中宣部部长没几天，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就同向他请示工作的《红旗》杂志总编辑谈了话。他说，这些年来，有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被林彪、“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根本性的拨乱反正。有的同志跟不上形势，有错误。对犯错误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是党的历来方针和传统。理论上犯了错误，不要一下子提得那么高，说成是政治问题、阴谋问题、品质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思想方法问题。犯错误的同志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是非要搞清楚，这样才能弄清问题，搞好团结。现在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宣传武器。现在在理论工作方面，社内工作方面，有些同志有意见。意见当然要提，但刊物不能停，还要按期出版，要出得更好。党中央的方针就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这个谈话为《红旗》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即在１９７９年１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的同志就《红旗》正在处理的一篇题为《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的文章，说“文内影射邓小平同志”，“同中央工作会议唱反调”，是“有计划地针对中央工作会议和小平同志的一个政治大阴谋”。《红旗》负责人就此在会上说明情况，此稿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写的，内容是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显然是错误的，但不是《红旗》组织而是作者自己送来的。但一些人仍坚持自己的看法。鉴于此事涉及严重的政治问题，会上确定由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查清事实，再作处理。

　　５月２９日，胡耀邦等同志听取了调查结果报告，报告指出文章内容和观点错误，根据作者情况、写作经过、写作背景、写作意图等方面看，这篇文章并不影射什么，也不是同中央工作会议唱反调，不能说这篇文章是一个政治阴谋。胡耀邦同志会后在报告上写了四句话：“务虚会上闷雷几声，《红旗》社内一场虚惊，毛著编委排难解纷，文坛老将息事宁人。”他在各句下面作了注解：第一句“也就是被打了几个闷棍”；第二句“指社内签名上书中央，要求罢免他的总编辑职务”；第三句“指‘毛办’进行了彻底调查”。这个结论下达后，这件事便逐渐平息下来。从这件事我们看到胡耀邦同志对事情处理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和与人为善、团结同志的正确原则。从他写的按语又看到他在事情弄清后的轻松及诙谐幽默的风格，让人感到亲切。

 

 

　　《红旗》杂志负责人在当时犯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这是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错误思想的一种反映，也是党的“左”的思想路线造成的结果，胡耀邦同志对此有深刻、全面的认识和分析。他说他主持理论务虚会，守住了两条防线，一是只承认我们党内有“凡是”思想，而不承认有“凡是派”。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凡是”思想，谁都有一点，只是多少的问题，但是不能说谁谁是什么“凡是派”。另一个是不批评《红旗》杂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不是《红旗》自己的责任。他就是这样，对于问题的处理，既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完全从全党全国的大局出发，从党的团结和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又洞察实际，实事求是，细致入微，一切从实际出发，让人钦敬。

　　 我没有任何一点歧视《红旗》的念头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又发生一件事，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没有通知《红旗》杂志参加。《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写信给胡耀邦反映和批评此事。胡耀邦同志接到信后，立即给《红旗》杂志总编辑写了回信，说信“我看过了，这封信写得很对。宣传部同志没有请你们参加会议是不对的。我想，可能是疏忽了。但疏忽总有点疏忽的原因吧。不管怎么，这类事情今后要避免发生。《红旗》去年发生的失误，我认为早已过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失误的历史。我们是只提倡从历史中学习，反对老是纠缠历史旧账。我想，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是会坚持拥护党的这个方针的。这个时期，《红旗》倒谨慎些。这是很好的一件收获。也应了毛主席经常引用的老子的那两句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你们表示敬意。今年３月我就说过，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注意，可能犯错误，因此要谨慎。在这点上可能有个别同志没有把握好。真是很遗憾”。他在信中表示：“我诚心诚意地接受你们一些同志的想法。我对《红旗》没有一点帮助，但扪心自问：我没有任何一点歧视《红旗》的念头，而是没有什么帮助你们的能力。把《红旗》办得更好，主要靠你们。我个人在每个期间思想理论工作要注意的问题和一些重要题目，都在例会谈过。我只有那一点点水，对大家帮助不够，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以后宣传部开例会，你们应当把你们的希望和要求勇敢地提出来。这样，大家一起商量，我可能对你们会有一点点的帮助。”

　　胡耀邦同志的信，前部分着重讲了如何认识和对待错误。从党组织方面讲，他提出“我们党的传统和原则是：提倡从历史中学习，反对老是纠缠历史旧账”。这是党从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在延安时对此有过科学系统的论述，我们党正是按照这一原则处理问题，从而使全党团结一心，兴旺发达。可惜后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把这一原则完全抛弃、糟蹋了。胡耀邦同志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科学态度，坚持和发扬了党的这一优良传统。从个人方面讲，对于自己犯的错误和对犯错误的别人，采取什么态度至关重要。对自己的错误，是认真对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改正，更谦虚谨慎地进行工作，还是相反？对别人的错误，是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帮助同志改正错误，一道前进，并从别人错误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还是揪住不放，“迷恋算旧账”，“赤裸裸地说别人是什么派”，上纲上线，不帮更不让人家改正错误，以达到打倒别人，张扬自己的目的？不同态度和做法，自然会引出不同的结果。胡耀邦在信中讲个别人没有把握好这一点，而走向错误，令人遗憾。他讲的这种错误转化的辩证法，十分深刻。

　　信的后部分则具体地表现了胡耀邦同志心地坦荡，平等待人，丝毫没有一点架子与官腔，使人倍感亲切，感到他是同你平等交心的。这自然获得人们的尊敬和佩服。

　　信中所讲的“中宣部例会”，是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宣部工作时创造的一种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例会一般每周一次，参加者为新闻、宣传系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时在研究某些问题时，也请有关部门的同志、地方同志参加。每次例会胡耀邦同志先自己讲一讲，然后各参会者发言。发言内容从政治、经济、党风党建到科教、文化、思想动态、百姓生活、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涉及方方面面，有问题就提出来，大家讨论，能解决的就当场拍板解决。每次例会后，《红旗》的领导回来都会向编辑人员传达，其中就包括胡耀邦同志的讲话、插话、提问，非常开阔人的眼界，活跃人的思想，启发人的思考，丰富人的见识，至今回忆起来，还很怀念那段听例会传达的日子。

 

 

　　 两次用７个小时听取《红旗》杂志的工作汇报

　　胡耀邦同志的信写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９日，大约隔一周多时间，即当月２７日及３０日，他又两次用７个小时听取《红旗》杂志的工作汇报，对《红旗》工作说了如下几条意见：

　　一是回顾《红旗》的历史。《红旗》是毛主席提议、中央决策创办的，是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从１９５８年创刊到“文革”前夕，这算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阶段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阶段总的说是好的，也有某些“左”的错误。第二阶段为“四人帮”控制，《红旗》有很大的“权威性”，大得吓人，名高天上，但是不正常。这个时期创造了一种形式，叫“两报一刊”。现在取消了这种形式。第三阶段，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有失误，但工作坚持下来了。在拨乱反正、搞四化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较谨慎。

　　二是办好《红旗》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你们自己，自己把责任担当起来，再加上群众路线。这是对党中央负责的最好办法。

　　三是弄清几个问题。第一，刊物的性质。《红旗》是理论性、政治性、思想性的刊物。要讲思想方法，不讲思想方法、思想路线，就提不起神来。要解释党的政策，要有针对性。哲学、经济、政治、历史、军事、文学艺术、党建等都有许多问题，要给以回答。在谈到历史学时，胡耀邦提出《红旗》可以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一起搞“文革”史。先搞史料，一篇一篇、一件事一件事搞，如“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文攻武卫”等等。第二，每期要提前三个月通盘设计，要解决什么问题，要有设想。第三，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央文件、中央常委讲话。第四，搞好调查研究。《红旗》每年２４期，每期有一篇有分量的真正解决问题的文章，就很好了。要把题目搞得小一点，真正下工夫写。写文章文风要好，要虚实结合。希望《红旗》每年有所进步。

　　《红旗》在１９７８年所犯的错误，在党中央的关怀指导下，得到纠正。但其给人们留下的消极印象并没有消除。直到１９８０年还有要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字样从刊物上取消的动议。后来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第７６次会议（１９８１年１月１５日），从大局考虑，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议论，《红旗》杂志的刊头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字样不变。会上胡耀邦同志说，《红旗》办得有起色，有进步，可能因为坐了冷板凳，奋发有为。他请列席会议的《红旗》总编辑转告《红旗》全体同志两句话：一是《红旗》办得有起色，大家作了努力了；二是希望《红旗》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把《红旗》办得更好。中央办公厅把上述内容以“会议纪要”形式通知红旗杂志社，并加了一句：希望各部门多向《红旗》投稿，要《红旗》总编辑向全体同志传达。这是对《红旗》工作的肯定和鼓励。

当选为总书记后，他对《红旗》的关注仍一如既往

　　１９８０年２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设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同志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总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不再兼任中宣部部长。１９８１年６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１９８２年９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取消党中央主席，由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体制下的总书记）。他对《红旗》的关注仍一如既往。

　　一是他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他本人的重要文章批给《红旗》发表。如１９８１年第２１期发表的《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１９８２年第１期发表的陈云同志的文章《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以及１９８０年第１７期发表的根据邓小平、陈云在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改写的本刊评论员文章《领导制度必须改革》、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权力不能过分集中于个人》，就是经胡耀邦同志送请邓小平、陈云同志审定后在《红旗》上刊出的。他自己的文章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６年每年都有。如１９８１年第１３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第１９期《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第２０期《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曾在《文艺报》上发表过，很多同志给胡耀邦同志写信要求重新发表，他就指示《红旗》再刊此文，以满足更多同志的要求。《红旗》就此在文前加了“编者按”，指出：此文对文艺工作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都作了深刻的论述），１９８２年第２１期《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１９８３年第１期《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此文前有“编者按”，说此文是胡耀邦同志１９８２年４月的一次谈话，对于全党总结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克服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上的涣散软弱状态，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都有重大的意义），１９８３年第６期《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８４年第１期《最好的怀念》，１９８５年第８期《关于党的新闻工作》（１９８５年２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８６年第２期《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

 

 

　　二是他还同意把自己的一些文章、讲话以《红旗》编辑部、评论员、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如１９８０年第２４期：本刊特约评论员《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胡耀邦同志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第２期：本刊特约评论员《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好》（在组织部召集的组织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第３期：本刊特约评论员《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在视察湖南省、江西省沿途的讲话）；１９８１年第５期：本刊编辑部《正确认识形势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８１年第２２期：本刊编辑部《解开疙瘩，增强团结》（在视察山西省时同山西省干部的讲话）；１９８１年第２４期：本刊编辑部《当前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在视察东北时同辽宁省干部的讲话）；１９８２年第８期：本刊编辑部《关于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问题》（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４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８５年第３期：本刊编辑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

　　正是这些文章的发表，使《红旗》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表现得鲜明有力，使中央精神在更广阔的范围得到顺畅传播，从而也更增强了它的权威性和指导性。

　　三是他对《红旗》送审的稿件严格把关，还选批一些稿件送《红旗》刊用。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６日，他在《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一文送审稿上批示：“我删改了一些，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对毛主席的一些可能引起读者误会的话，删了并不妨害原意。二是论断不准确的，请你（指朱穆之）再仔细斟酌一下，是否可发？”同时他批评：“《红旗》这种送稿方法不对头，时间这么急，简直强人胡乱签字。不审改，就是不负责或不敢负责。要审改，又没有充裕的思考时间，更不说还要退他们再同作者商量的时间。请你同他们打个招呼。”这个批示写于“晚２４时”。两天之后的２月２８日，他在《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一文审阅后，给《红旗》杂志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写信说：“这篇东西我一面看，一面改，改到第六页，改不下去了。就是说，这篇东西不能用。１９５８年，我们许多人做了大蠢事。彭老总是对的。我们这些做蠢事的人永远要吸取教训，坚持真理的人，像彭老总这样的人，要表扬，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央的理论刊物，怎么能用这种笔调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报道这件事呢？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啊！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一定要用全力研究撰写理论文章，并且要严防搞那种中学生式的文章语言。我的‘理论水’也那么一点点，每天杂事又很多，要想靠我审改稿子，完全是要落空的。希望你们好好走群众路线，在内部，要发动大家反复研究，反复修改，搞东西；在外部，约那些真有理论水平的同志写（每次提早约），并且诚心诚意地同他们反复讨论，研究改好。”此信是在“凌晨１时”写的。他所审阅和否定的那篇文章的具体情况，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从他的批语中可以看出，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可以刊出的文章，必须有一定的标准和规格，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和水平，绝不能降格以求，绝不能是图一时之快或一时之需的情绪、偏激之作，更不能用简单、幼稚的文字语言，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传播什么。也就是说，文章一定是科学、准确、恰当、深刻说理的，给人以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只有这样，作为党中央的喉舌，才能担负起“中国人民伟大事业的宣传者、鼓舞者和组织者的历史重任”，才能“克服工作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赋予经受过许多痛苦、失望和折磨但正在奋发前进的十亿人民的巨大勇气和力量”。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对内部和外部，他都提出了具体、中肯的意见。

　　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７日，他在一篇文章清样上批示：“我的水平也只有一点点，改不好。现在大胆勾画的，有些地方可能文理不通。请你们自己斟酌（一定要斟酌，否则我也不能负责）。应该怎样从实际出发，不把好题目变成一种训人式的、说教式的东西，看来得大力讨论清楚，否则你们和我们还得挨骂。”

 

 

　　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４日，他在萧克同志文章的送审样上批示：“你们把这个球抛给我，从工作岗位上说，我比你们更作棘。按理说，萧克同志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是在讲自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怎么能反对呢。但这么登出来，肯定有人会有意见。为了避免这个麻烦，如萧克同志同意，我赞成删去。因为我要顾及两个方面，稍为把它改得缓和了一点，只是供你们和萧克同志参考。”

　　综观以上几个批件，令人深切感受到，胡耀邦同志看稿子总是站在党中央的高度，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处处着眼于大局、全局，时时考虑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广大群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并以此为标准，严格把关；同时他又是同刊物站在一起，处处从具体问题入手，和你平等交流，诚恳地帮你出主意想办法，丝毫没有一点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架子和官气。

　　

 

为《红旗》选批稿件

　　胡耀邦同志还选批一些稿件送《红旗》刊登。这里略说三例。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１日，他在任丰平写的《陕北行——黄土高原建立牧农林业生产基地的初步考察》上批示：“此件送《红旗》杂志。请《红旗》考虑全文刊登。现在我们许多报刊空论太多，切实的调查研究太少。要转变作风，鼓舞干劲，刷新文风，都要大力提倡和发表一些好的调查报告。此事请你们代为转告各报刊同志一下。”任丰平的文章登在当年《红旗》第１５期上，文前加了编者按，表达了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精神。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３日，胡耀邦同志在审阅马洪《抓住机会，迎接新的技术革命》一文时，在有关段落后面写了一些重要批语：在文中“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发达国家原有的一些产业部门衰落和一些新兴的产业部门形成和发展起来”这句话后面，胡耀邦同志加上“而且正在以更高的技术结构向前迈进，我们对这一点是万万不能闭目塞听的”。在文中“这次研究世界新的工业发展与我国的对策”这段话后面，胡耀邦同志批语：“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少同志对世界上的最新的科学知识、最新的先进技术、最新的科技动向，反应迟钝，没有每年、每月、每周询问、打听、跟踪的热情。有的人对这方面没有热情，但对它们的腐朽方面，即制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反而津津乐道。”在文中“我们迎接挑战是存在许多困难的”后面，胡耀邦同志批语：“主要困难是我们一大批经济管理、技术干部缺乏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知识，有些同志又缺乏这方面的进取精神。”马洪的文章后来发表于《红旗》１９８４年第６期上。

　　１９８６年，中央赴皖讲师团成员董克恭根据他接触到的农村教育实际，写了一篇《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要同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的文章，胡耀邦同志看后批给《红旗》发表，他在文前批示：“这确是农村中、小学校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记得我个人五十八年以前上高小的时候，当时我的家乡的老人们就强烈地议论这个问题。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几十年来，农村中、小学教育如何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确没有解决好，其原因就是我们教育界同志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因此值得更好地研究一番。”董克恭的文章发表于《红旗》１９８６年第８期上，同时根据胡耀邦同志批示精神，文前加了编者按。

　　胡耀邦同志对《红旗》杂志的关注及所关注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冷静、深入地思考，总结经验教训，探求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方法，充分发挥党刊在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舆论导向和思想引导方面的作用。

　　１９８７年１月，胡耀邦同志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在他离职仅一年多时间后，《红旗》杂志停刊。大约在这期间，胡耀邦同志写了一首回赠友人的诗，后半段是：“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