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小点精彩top10acfun:中国古代高考的真实场景(附必考科目) - Qzone日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6 16:19:22
 高考,虽然是现代才有的名词,实际在中国古代已有悠久的历史。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的“高考”,而且比现在的高考层次更高,考中了就能当官,现在考上也不过就是换来一纸文凭,还得找工作再就业。

  在科举之前,封建王朝挑选人才、官员的主要方式是“选举”(举贤),就是如“文革”期间的推荐上大学。很显然,未经统考的选举方式主观因素太明显,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朝里无人莫想做官。科举,流行的学术观点是,出现于公元607年,到今年,这一制度已诞生了1401年。

  我曾在去年专门就古代高考写过相关文字,这里重新校正、补充一下。

  

图:古代考场内景(江南贡院)

  翻一下帝王世系年表,公元607年的皇帝竟然是中国古代最为荒淫帝王之一杨广,具体时间是大业三年。大家可能想不到吧,这位历史评价颇低、骂名在外的皇帝竟然也做了一件好事情,而一下子就影响了此后的一千多年中国历史。如果要说,是当了15年皇帝的杨广对历史有什么贡献,除了开凿京杭大运河,大概要算科举制度的正式确定了。如不少老三届学生仍在怀念力主恢复高考的邓小平一样,想来古代无数的穷书生也应该感激这位荒淫帝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举让寒士们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从此过上体面的甚至妻妾成群的幸福生活,体验到了“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快乐。

  从史书上看,杨广推出科举选仕制度,并非是政治作秀,当年确实出于选拔优秀人才的需要。《隋书·炀帝》记载,大业三年杨广下了诏,诏文一开头即称,“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周称多士,汉号得入,常想前风,载怀钦伫。朕负扆夙兴,冕旒待旦,引领岩谷,置以周行,冀与群才共康庶绩。”从杨广这段“心里话”来看,他根本不像是荒淫之君,倒如刘邦、李世民一般有为。从中可以分析出,杨广谋得皇位之初,还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希望做一位立政经邦的“明君”。所以杨广表示,“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球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

  到了唐代,科举场上走出了“状元”。进士第一就是状元,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考场上的冠军。这一至今仍充满魅力和活力,并为众多人羡慕的名词,则是中国历史上颇负争议、惟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发明和创造。清代史学家越翼考证,“自武后初试贡士于殿前,别其等第,门下例有奏状,其居首者因日状头,亦日状元。”此后,“状元”就成了优秀学子的代名词,状元之后二、三名分别是“榜眼”、“探花”。据统计,从大业三年科举开考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止,共约出现过592位状元。

  如同现在考中状元不容易一样,古代的状元更难考取。得经过乡试、会试、殿试等三次考试,方有折此桂冠的机会。所以,古代的状元多是货真价实的满腹经纶之士,绝对不是现代考试上出来的那种“考试型人才”,连皇帝也喜欢把女儿嫁给状元郎呢,要招之为驸马。

  大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后,很长时间内是全国万万千千的考生同考一张卷子。古代的科举一开始也是这样,实行全国统考,多数年代都是一榜取仕。但自古江南出才子,北方读书郎在科举场上,整体上显然是考不过江、浙秀才的。后来出于公正、平衡和照顾起见,最后一轮的“总决赛”殿试,有的朝代,如明朝就分出了南、北不同的考题和考试时间,出现南卷、北卷之分,甚至有南、北、中三卷之分。


上图:明代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戊戌科”赵秉忠状元卷首(复制件)


下图:明代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戊戌科”赵秉忠状元卷尾(复制件)


  《明史·选举》记载,“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但“全国统一考试”的结果往往是南士(南方考生)讨巧,录取比例高,北士吃亏,甚至统统名落孙山。1397年洪武年间曾发生过一起“南北榜案”,因为录取对象不平衡,朱元璋把主考官刘三吾流放到了边疆,另一名主考官白信蹈、侍读张信则被砍了头,起因就是录取的51人全是南士,北士无一人进榜。后来明太祖朱元璋亲自阅卷,最后录取的61人则又全是北士,首开了大明王朝分南、北取士的先河。

  随后明成祖朱棣当政的永乐年间,科举考试并没有分出南北。朱棣死后,其长子朱高炽(仁宗)当了皇帝,录取工作有了明显变化,明确了南北二片各自的录取人数和比例:30个录取名额分配比例是,南士录16人,北士录14人。朱高炽死后,接班人朱瞻基(宣宗)正式将试卷分为南、北、中三卷,并成为定制,如果是100名,则南士取55名,北士取35名,中士取10名。

  明时各片考生范围分配如下:

  
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
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

  后来南北中三卷也有人说不公平,又合并成南北二卷,搞大平均,录取人数南北各半。而且进行“扩招”,增加录取人数。

  一千多年间,因战乱、政策原因,科举不是年年都进行的,一般三年一举,三月廷试。也曾出现过多次“恢复高考”的的现象。如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前后曾两次恢复科举考试。但因生源质量不行,“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遂暂停开考,一直到洪武十五年,才恢复。所以,大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之举是有历史之鉴的。

  科举制度呈明显的延续性,并不断得到完善。唐科举制度仿隋制,宋袭唐制,元随宋制,明依元、宋制;自然,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是继续了明制。而在考试科目上,以唐、宋二朝最为丰富和完备;规范、严格则明朝为最。

  现在的高考分为文、理科,古代的科举也分科,有文、武科之异。因此,有文状元、武状元之别。很明显,文科考生主要要读好“四书五经”这些传统的圣贤书,否则很难金榜题名;而武科生,则要练好拳脚,功夫超人,没有盖世之本领,想取得好成绩是很难想像的。据《状元史话》一书作者萧源锦先生考证,中国古代第一个武状元名叫薛奕,出现在宋神宗赵顼的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有名的文状元则太多了,如唐大诗人王维、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清末实业家张謇,都是状元出身。宋奸相秦桧的后人秦大士,也曾通过科举考中乾隆十七年“壬申科”状元,如果当年进行“政审”,麻烦可能就大了。

  以前高考在每年七月的七、八、九三天,正是高温时节。几年前提前了一个月,改至现在六月份的七、八、九,相对就适宜一些,有利于考生的临场发挥。在古代,考试时间也是十分固定的,但并不限于一次考试,有的朝代有春考、夏考之分,最后决出状元的“殿试”,一般安排在三月里的春天,即所谓“三月廷试”。这个季节显然比目前的六月份要好多了,春光明媚见天子,春风得意马蹄疾,心情应该更愉快一些。如果目前的高考能把时间移到春季,或是秋季,对于考生来说倒是莫大的幸事。

  古代的考试时间,一般也分为三天(当然因考级别的不同,也有差异),但不是像现在这样连着考,而是中间空出两天。明、清两朝,乡试时间在阴历八月份,会试在阴历二月份,殿试在三月份。乡、会两试的时间定在当月的初九、十二、十五三天。这样的安排倒是挺人性化的,不像现在安排让考人连轴转,搞得精神高度紧张。

  进入考场后,就不能出来了。吃、喝、拉、撒、睡都得在单独隔开的狭小空间进行。白天没有考完,晚上还可继续做试题,不像现在120分钟、150分钟这样分分必计较,给考生思考的时间太短。有的朝代,考生白天卷未能做完,晚上考官还发给照明用品。《明史·选举二》记载:“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晚未纳卷,给烛三枝。”而在早期,曾一度出现过以交卷、出考场时间的先后定排名的事情,谁先做好谁得第一,显然这做法是不公平的,也不科学。


  图: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考场“江南贡院”


  但由于考试周期长,有些考生就利用此机会逛青楼、喝花酒,一些著名考场附近一般会妓院包围。如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考场、位于南京夫子庙附近“江南贡院”,明、清时期四周妓院林立,每到开科取士年份,妓院生意格外兴隆,前来应试的考生成了性文化的主要消费者。明末人余怀所著的《板桥杂记》记载了当年的盛景:“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闲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

  古代考生把逛青楼称作“雅游”,与妓女上床呼“品丽”,这与当时社会风气和考生在年龄层次上的宽泛不无关系。古代,考生的年龄也是有相应的规定,但只要你有能力有财力有决心,可以一直考到死,在唐朝即出现过70多岁的新科状元。清末吴敬梓著撰的《儒林外史》中所记的范进,54岁时才考中秀才,后来得中进士,就是这么回事情。那时,参加考试的一般都是已婚男子,不少已是孩子他爹,对于男女间的性爱并不陌生,也不会回避。不像现在的情况,考生们多是处子,少懂风月。在几年前,参加高考的考生年龄仍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除在恢复高考后的两年充许已婚者参加高考外,后来结婚者是不符合条件的,甚至上年毕业落榜的往届生都曾被限制报名。古代在这方面相对比较公平,给所有年龄段的学人以应试机会,考不上只能怪自己没有本事,运气不济。

  但在男女性别上,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要批判的,男女严重不平等,70岁的男人都可以应试,但即使是妙龄女子,有闭月羞花之貌,才高八斗,有显赫的家庭背景,都是禁止进入考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以致于历史小说中出现了“女扮男妆中状元”的艺术情节,实际上,这仅是假借文学手段的一种想像。但中国古代确实出过一位女状元,而且是惟一的一位。她就是太平天国时期出现的“天朝女状元”傅善祥,傅系金陵(今南京)女子。傅善祥是在由东王杨秀清主持、于在男科之前进行的一次女试中脱颖而出的。

  
图:古代科举必考科目《四书五经》
  古代科举的考试模式和内容相对稳定,明、清“八股取士”延续了几百年。不像现在的出卷老师,挖空心思弄点新的题型出来为难学生,卖弄自己的出题水平。《清史稿·选举》记载,“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意制义。”一千多年里,这几乎是不变的科举考试大纲。

  对于试卷的类型,各朝代差不多的。清《科场条例》说得很清楚:“故明旧制,首场试时文七篇;二场论、表各一篇,判五条,三场策五道。”当时,给事中龚鼎孳上疏,希望在题型上有点变化,“减时文二篇,于论、表、判外增诗,去策改奏疏。”但遭到了否决。

  各朝所考科目总的变化也不大,但都很烦,题量很大。根据所选考科目的不同,要完成相应的考卷,才有可能考取功名,比现在的高考试卷表面简单,看似只写作文,实更复杂,是一考定终生。因为考题量大,时间长,时常会发生“考死”考生的事件,有的学子无法忍受折磨,投水自杀、悬梁而去。兹依《宋史·选举·科目》,录宋朝的的考试科目如下,看看古时考生都要考什么、掌握什么:

  宋: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
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道,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
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
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
凡《三传》,一百一十条。
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
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条二十五条。
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

  如现代一样,古代考生考试时也要保持卷面整洁,不能在上面做记号,答题时出现错别字、涂改将影响成绩,严重者试卷作废,取消资格。以清朝为例外,考生除了在卷首写上“姓名、籍贯、年貌、出身、三代、所习本经”等必须个人信息外,其它方面则要小心再小心。“试卷题字错落,真草不全,越幅,曳白,涂抹,染污太甚,及首场艺起讫虚字相同,二场表失年号,三场策题讹写,暨行交不避庙讳、御名、至圣讳,以违式论,贴出。”

图:因科举作弊遭斥遣的江南才子唐寅之传世佳作


  至于预防作弊,相关措施与现代一样严格,有人甚至会因此丢脑袋。现代考场上不时可见到的“替考生”、夹带纸条现象,古时也多,这是不允许的,哪一朝都有明文禁止,有时还会派军人前去看守,查验,维持考试秩序。明中叶江南第一才子、大画家唐寅,就曾因从考官程敏政手里买试题被人告发而遭斥遣,成为当时的一大科举丑闻。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考试已成了一种经济,有人专门做考生生意,研制作弊工具什么的,古时也有这样专发考试横财的人,如制作易于带进考场的微型书籍,就颇受考生欢迎,现存于世的都成了珍贵的文物。

  学生家长和教育人士这些年在呼吁为学生减负。其实,这一心愿已喊了一千多年,自科举取仕施行以后,学子们的负担从来就没有减掉过。古代的高考同样是家庭的一件大事,如现在家长陪考、送考一样,古时父母也是很尽心的,比现在的家长更在意,更重视,那是孩子通往仕途的惟一通道,是光宗耀祖的最佳途径,也是万人拥挤的“独木桥”。

  考试本身就是一种负担,如何减?除非废掉竞争激烈的高考。考试是以学生掌握知识量的多少为基础的,所以从古至今,凡学生都得博览群书,专攻课业。在古代,学生光看书光知道是不行的,得把《四书五经》这样的经典给背出来、熟记于心方可,甚至某句话在某页某行,都得一清二楚。古人个个都是书法家,毛笔字漂亮,但那是冬练三九,夏苦三伏,学习多年的成绩啊,实比现代的学生要痛苦多了。
看下面一些朝代的学生必读(必考)书目,就知道古代的学生负担有多沉重了——

  唐: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新唐史·选举上》)
元:至正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读书必先《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等。(《元史·选举一》)

  明: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内科二道。每日习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明史·选举一》)

  所习《四书》《五经》、《性理》、《通鉴》诸书,其兼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博极群书者,随资学所诣。日摹晋、唐名帖数百字,立日课册,旬日呈请助教等批晰。朔、望呈堂查验。(《清史稿·选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