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屯溪滨江路古村落:红卫兵的由来

    （一）这个名词对多数年轻人来说，都很陌生。也许在电视或在电影中见过。这里只是为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写的。红卫兵指的是文革时期大中院校自发组织起来的学生组织。为了便于理解，作为红卫兵运动重点的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在这里不做详细介绍，尽管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在红卫兵运动后期是全国性文革武斗的元凶。中共中央关于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传达后，北京学校动作较快，出现了一些针对校领导的大字报，并有一些学生团体诞生，这些学生团体后来演变成学生组织叫做“红卫兵”或“红旗”。清 华 附 属中学“红卫兵”是全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5月29日，该中学少数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少数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造反组织，之后北京其他中学也有效仿。红卫兵从开始出现那天起就是一个血腥的组织，他们高喊毛泽 东“造反有理”的口号实施革命的“暴烈行动”，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北大附中和清华附中早在六月初就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武斗，例如1966年6月8日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化学教员及常务副校长刘美德在办公室被用手臂粗的木棍打伤，施虐近两个小时，把木棍都打断了。事实表明，一些工农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在扭曲的社会环境中被塑造的扭曲心理使得他们施虐时更加残暴，众所周知的张承志便是其中一个。同期，大学也在动作，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后，斗争矛头直指各级校领导，批斗中也有体罚甚至武斗行为。例如6月18日上午9时至11时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斗争中，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被扭打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常委在毛泽 东默认的情况下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指导运动（在此之前，毛 泽 东曾批准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与此同时，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六月初传达了毛 泽 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这可看作是给工作组的指导，也是给革命小将的指导。北京红卫兵最初赢得了左派学生的声誉，却很快因其自主性受到工作组的批判。但红卫兵宣称：“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他们不仅抨击学校领导，而且不理睬工作组的指挥。他们自行决定自己组织的纲领、成员、行动等，换句话说，他们对党中央和毛泽 东的忠诚和服从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服从基层的共 产党的组织机构。这是工作组不能容忍的。工作组没听招呼，最终被毛 泽 东扣上镇压群众的帽子，从六月初算起50多天便退出了文革的舞台。工作组撤离的直接后果便是武斗升级。其中最著名的是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所发生的暴力行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发起打黑帮。被打的黑帮包括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很多学生来参加。学生往这五个人的衣服上倒墨汁，强迫他们戴高帽子，给他们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们的名字打了红“×”，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用开水烫他们，等等。经过三个小时的折磨，第一副校长卞仲耘昏迷倒地，后来被置入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两个小时后她被推入马路对面的医院。在医院里，她被发现已死亡多时。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另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卞仲耘其时五十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被中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工作组撤出的另一个后果是血统论的蔓延。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红卫兵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并在一两天之内迅速流传到其他学校。随着这副对联的传播，“血统论”迅速在青年学生中间弥漫开来。至此，红卫兵的残酷斗争对象又多了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武斗逐步升级的情况下，8月1日，毛 泽 东写信给清 华 附 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在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818有个小插曲不可不提。那就是当一个叫做宋斌斌的女孩子给毛泽 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时，毛 泽 东问：叫什么名字？宋答道：我叫宋斌斌。以下两句对话后来多被引用者省略了——毛 泽东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回答：“是”。再接下来才是：毛 泽 东说：“要武嘛！”这样引用完全后，稍有分析能力的人便可以看出，这里毛 泽 东根本不是在说宋彬彬的名字，而是在“把玩”那个“彬”字。“要武啊”成为第二天北京市各学校大开杀戒时喊得最多的三个字。8月18日毛 泽 东要武，8月19日，北京的红卫兵们立刻实施。例如8月19日：“北京第四中学、第六中学和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斗争大会。中山音乐堂位于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中。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二十多个来自这三所学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帮分子跪成一排。红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孙国栋，北京市教育局长，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温寒江，北京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温是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的。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一个在斗争会后见到被斗者的学生说，那些人的形象极其吓人，因为他们都被打得不象人样了。后来，在同一舞台上，还召开过一系列的这样的“斗争会”。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一些老师，也同样在那里被打并被剪了头发。”……红卫兵除了武斗之外，还走上社会协助了毛 泽 东的破四旧、立四新、抄家、遣返等活动。 “破四旧”，就是到处抄家、焚书、砸商店招牌、剪“港裤”的瘦裤腿和女人的长头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争的目标是所谓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这是“文革”下一步群众武斗的热身运动，首当其冲被利用的，是由部分高干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们。同时期，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好得很》等一系列文章以推波助澜。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诸如浇、烫、烧、吊、踩、刺、跪、剁、磕响头、吃屎、喝尿、毒打、戏弄，纷纷出笼，名目繁多。至此，中国大地私设公堂，野蛮屠杀，草菅人命如雨后春笋，规模之大、手段之惨忍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这就是被称为“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仅仅一个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打死。毛 泽 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全国红卫兵运动蓬勃兴起。红卫兵在8.18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 泽 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 泽 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而8.18当天接受过毛泽 东检阅的北京正宗出身好的红卫兵开始称自己是“老红卫兵”，以区别于后来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在内的出身混杂的“新”红卫兵。毛 泽 东所培育的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和后来1967和1968全国性武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无论红卫兵后来是如何分化的，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毛 泽东首先公开坚决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其成员统统是北京的老红卫兵。8月25日北京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立，这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组成，是老红卫兵的中坚力量。西纠最主要的行动是遣送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出北京。10月份，老红卫兵的作用已经发挥完毕，全国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在红八月中受到迫害的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老红卫兵，把愤怒集中到资反路线的代表人物身上（这个资反路线的始作俑者其实就是毛泽东）。北京的老红卫兵和西纠的骨干分子成为落水狗，最终落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

       （二）紧跟老红卫兵出场的，是8.18后大批出现的所谓“保守派”红卫兵，例如北京清华红卫兵、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等等。这些人在文革初站在基层党组织和工作组一边，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工作组撤出学校以后，他们是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掌权者。只是因为毛 泽 东支持了红卫兵，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除了维护作为掌权者的秩序外，其他行为与老红卫兵一样，如积极参与了“破四旧”等野蛮暴力活动。保守派红卫兵以党员、团员、党团积极分子为主干，偏重依靠和维护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他们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大学和中学（老红卫兵主要集中在北京的中学）。毛泽 东文革初期孕育的红卫兵运动是“老红卫兵”运动，而不是后来诞生的维护党组织维护工作组的保守派红卫兵；直到1968年7月27日清华发生大规模武斗，次日凌晨毛 泽 东召见学生领袖为红卫兵运动送终时，仍然明确表示不支持清 华保守派红卫兵，而支持蒯大富的造反派红卫兵（见下）。很多人为毛 泽 东对红卫兵的态度感到困惑，张冠李戴，其原因是没有搞清楚毛泽 东所依靠的红卫定到底是哪一种。

      （三）在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当中，还兴起了另一种红卫兵，叫做造反派红卫兵（简称造反派）。加入造反派的人多数是受到党委、工作组或血统论等所谓的资反路线迫害的人，这些人数量剧多，到1966年底，造反派成为与保守派红卫兵抗衡的主流产品。这一派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中、后期毛泽东的宠儿，其中著名的如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韩爱晶的北航《红旗》，广西的《422》等。造反派占山为王，与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使武斗进一步升级，不堪收拾。当毛泽东最终将刘少奇推下宝座以后，造反派也随着被毛泽东抛弃；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正式为他一手孕育的红卫兵运动送终。

      （四）以上是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其他如杨小凯等被宋永毅称之为异端思潮的支流，有人称其为“极左思潮”，实则体制内毛氏共产制度思想（远非共产主义思想，更非进步的民主思想，仅仅是毛氏共产制度的思想）的变种，无足为怪；若成气候，顶多也不过体制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另一种斗争而已，何况他们在当时影响极为有限，所以在作宏观考察时，不宜作过多地渲染；尽管在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时他们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单纯猎奇有害于认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宏观考察时，如果将猎奇来的支流当作红卫兵运动的主要问题加以考察，甚至说成是主流，更无益于对于文革的评价。我们在看待红卫兵运动时要看到其主流，这是一场总体上在毛泽东控制之下，具体表现出乌合之众的跳大神运动，之中并不包含个别人想象出来或者根据想象分析出来的“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在这背后是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瘫痪，最终打倒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毛泽东走向权力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