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瓜片的用处作文:文革琐事

n         试问如今四十岁以下的当代中青年人，你们是否了解你们的双亲在你们现在这样的年纪里，正逢中国发生着为期十年，殃及全国的那场叫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品尝不是他们酿成的却要由他们吞下的苦果。直至今日，这些悲剧和苦果仍无奈地在他们心中留下难以消失的伤痕

前言

   当今社会上大凡40岁以下的一代人，包括现还在校的中学生。我们姑且统称它们为：“当今一代人”吧。如果要问这当今一代人关于约四十年多前发生在中国，历时十年，殃及千家万户的“文化大革命”你知道多少？多数的回答是知之甚少，甚至无知，并且对自己的无知漠然置之。许多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场旷日已久的“文化大革命”究竟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造成怎样的阴影和伤害。

当然，情有可原的是：当今一代人多数都需要面对如今紧张激烈的竞争机制，无论工作上或生活上都须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和沉重压力。所有这些，已经花费了他们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即便“偷得浮生半日闲”，也被多姿多彩的现代休闲娱乐方式所吸引，或利用这一珍贵的“半日闲”享受一下温馨甜蜜的小家庭生活。总之，一般人都乐于从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获取必要的全身心放松和调剂，很少有人会化心思，费脑筋去弄懂不幸的上一代人所经历过的那场犹如噩梦般的“文化大革命”·   ·

近来见到某些专家学者避开“学究式”的历史考证与研究，直接取材于史料，经过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加工整理，把精彩的历史故事以人们喜闻乐见的，类似“说书”的形式来讲述。或者用小说笔法，写成情节动人，内容丰富的历史读物。这种别开生面的做法，已在社会上广受欢迎。

由此受到启发，我尝试仿效，把我在那场40多年前史无前例的“文革”中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根据回忆把“文革”年代的琐事，尝试仿“说书”形式。一桩桩向人们讲述。不是从政治、历史的层面去探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乃至对世界有那些经验教训等。我只以我的对文革旧事的回忆，讲述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一个校园的普通学生在那个风起云涌，浊浪滔天的大时代中，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例如《难忘的66年夏天》、《忆苦思甜》、《偷听敌台》、《抄家见闻》、《忠字舞的闹剧》……初拟把它们付诸文字，每个命题写成一个短篇，每一个短篇要有自己的个性，蕴含一个独立主题。

若集结成册，或多或少地有助于人们较生动、具体地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对人性的异化，对人格的扭曲，以及对整个家国民族和民族文化的伤害。如果说，“沧海是横的历史是纵的”，那么，滴水就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本书能多少能起到一些“观滴水以识沧海”的作用，我诚可告慰生平矣.

可敬的林芳老师与“林芳现象”

六十年代初，我在M城市上高中，有位可敬的英语教师——林芳，她的学识人品堪称楷模。我与林芳老师接触时间不长，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殊深。不象另一个英语教师，虽然我整整上了他两年的英语课，除了他故意把英语课文念得怪声怪气，籍以炫耀他自称的“灵格风”英语发音以外，别无其他印象。林芳老师温文尔雅，戴一副小小的无框眼镜，颇具中年知识妇女的风度，她的英语水平名冠M城市中学界，尤其是她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现在回忆起来还真叫人感动。

我在M城上的这所中学是与M城一中并驾齐驱的重点学校，当时校名叫“双十中学”。“双十”？对，就叫“双十”，“双十中学”。对于习惯极左思维的人来说校名“双十”，总有点“刺眼”吧? 据说当时该中学的陶校长力争沿用有历史背景，闻名海外的“双十”校名，好不容易才保留了“双十”校名。

“文革”前夕，上级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整顿领导班子”。一向坚持拒改“双十”校名的陶校长也无可奈何地为此事作了深刻检查，并作为陶校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校纲领”之一。又一份在这位相对开明，办校有方，胸怀抱负的陶校长领导下，“双十”中学里象林芳老师这样有历史疑点（或“污点”？这些“人事机密”全由有人事部门政工干部们一手掌握，他人，包括本人自己，一概无权打听，有不少人甚至莫名其妙地为此背了一辈子的“黑锅”，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历史上究竟有什么“疑点”或“污点”？）林芳老师学识、人品兼优，工作勤奋敬业，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因此她尚算有幸受到器重，时任双十中学外语教研组组长。听说她解放前曾在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或青年会？）里工作过，因此在我上高中的六十年代里，她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一个有待进一步审查的人，一个不宜受到重用的人。这样的人在日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自然备受冲击，在劫难逃。

更为耸人听闻的是据传说，林芳老师的丈夫二战期间曾经当过远东美军将领艾森豪威尔的“东方顾问”，不知是真是假？（光听这名吧，在那年月已经够吓人了。）现在想来，林芳老师的丈夫在三、四十年代，那个国难当头，多事之秋的岁月里，大概是一位投身抗日，可能与美英盟军有关系，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据说解放后他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白天林芳老师到学校上班去，他就在家里烧饭做菜，深居简出，淡泊度日。有一次林芳老师在上英语辅导课时，临时决定让我到她家去替她取她自编的英文练习册，她家离学校很近，于是我与林芳老师的丈夫有过这唯一一次的接触。印象中他身材挺拔，说着一口当时在M城市不常听得到的带北方口音的挺标准的普通话。听我说明来意后，他一转身熟练地从堆满各种讲义和教材的陋室中翻找出我要取的英语练习册，（林芳老师自编的练习册一般都分有上、中、下三类，以适应同一班级里英语程度不同学生做练习。），接着他麻利地把练习册分门别类，并清点好各类份数后，再一一交到我的手上，临走时还挺礼貌地连声称谢。那年的夏天我中学毕业考到外省上大学了，以后很长时间里没听到林芳老师夫妇俩的音讯。

此后，偶尔听到M城传来断断续续消息说起，我的母校M城双十中学被省教育厅派驻学校指导“清理整顿”运动的工作组接管了领导权，工作组成为凌驾全校，大权独揽的太上皇。他们对每一个教职员工握有“生死予夺”的权力。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云变色，多年来靠陶校长这顶大红伞的遮蔽，在相对平静的政治环境下，部分潜心教学疏远政治的教师们被这场来势汹汹的政治风暴吓得措手不及，心寒胆战。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多数人纷纷跟风表态：“拥护工作组的英明决定。”有人不惜用检举揭发他人的“实际行动”向工作组献忠心。有人争先恐后地在批判会上发言，煞有其事地揭发、声讨那些已被揪出来的昔日同事。为了表明立场，各人都在千方百计地按自己的方式“表演”给工作组看。对于已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在校园里如同瘟疫，人人唯恐与之没有划清界线而争相回避。霎时间校园被工作组搅得里天昏地暗，愁云惨雾笼罩校园，笼罩在全校教工的心头。借用“一二。九”运动中的一句口号“双十校园之大已再也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

另一方面，工作组果然“不负众望”,“战果辉煌”。进驻后短短几个月就揪出了以陶校长为首，囊括学校近半数教工在内的、庞大的“反革修正主义集团”。并令人触目惊心地宣布：在大救星——工作组进驻校园之前，以书记兼校长陶某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已把学校办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独立王国。

“是工作组进驻我校，揪出了陶某为首的‘反革修正主义集团’，党的阳光才照亮了我们学校。”

教师队伍中业务能力强，受到重用的一批骨干教师，几乎无一幸免地先后被划入陶某集团，成了“批判对象”。这些人中尤其不幸者应属前双十中学副校长潘某，他被工作组“一眼看中”，成为这场政治运动中首位被推出来“祭刀”的重点打击对象。在那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年代里，经工作组一手策划和暗示下，很快就完成了对这位潘副校长罗织种种罪名的任务，最后终因其“罪状殊多”“罪行严重”被工作组送交M城市专政机关判刑入狱。这也许是工作组精心策划的一场杀鸡儆猴的表演，对心怀不满的人起震慑作用。看你们全校教工谁敢不服？这就是你们的榜样！（当然，后来双十中学里的这一大群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职员工个个获得平反，包括这位“罪大恶极”的潘付校长也获平反出狱。此已是后话。）

这群被工作组冠以“阶级敌人”或“牛鬼蛇神”之身的前任教师们在运动中的遭遇是悲惨的，在工作组的暗中唆使、纵容、默许之下，一伙又一伙被煽动起来的中学生（当年时髦地号称：“革命小将”）对他们昔日的老师的揭发、批判和欺凌行为也在变本加厉地逐步升级。抄家游街，刑讯逼供，昼夜批斗成革命小将们”眼里，这些昔日貌似威严的老师原来都是牛鬼蛇神、是反革命，是修正主义分子、是阶级敌人，总之是一群乌龟王八蛋。革命小将可以随时拉他们出来，声色俱厉地任意呵斥。在饱受小将们的欺凌和侮了学生们比上课还重要的政治任务。教师中有被革命小将的皮带抽打的，有被强迫着吞墨水的，有逼着两个“牛鬼蛇神”互打耳光的，有的甚至被当作“革命小将”_，们练拳学摔跤的活靶子，不但拳打脚踢，甚至为了练摔跤把个活人在健身房的垫子上又甩又打，丝毫未有恻隐之心，更无犯罪之感。

中学生年少气盛，头脑简单，容易被煽动，，一旦被煽动就头脑发热，头脑发热就导致良知泯灭，就会由人变兽，作出比野兽更可怕的伤害人的丑恶行为。例如，在分班级开批斗会上，想方设法如何以恶作剧方式折磨老师来取乐。不但从中取乐，更不可思议的是小将们竟然还互相攀比，互相交流在批斗教师时使用的各款恶作剧的名堂，这些“名堂”的内容现在听来仍令人发指，可怜的“牛鬼蛇神”们在运动进入白热化时，一个个被折磨得几乎不成人形。令我暗自惊讶的是这些小将们对于自身由人变兽的过程居然这么容易，这么迅速，可见昔日的传统道德教育是多么脆弱，多么失败。那些恶作剧“名堂”的内容，就恕我不一一在此叙述了吧？

对不起，一讲起“文革”总忍不住有许多话要多扯几句，扯得离题太远了点。下面言归正传，林芳老师任教多年，经验丰富，说起她对待工作之认真负责和精益求精，用心良苦的工作精神，若用 “无私奉献”来形容，她是当之无愧的。那时我们一个班级40多人，从高中三年级起，林芳老师接手任教我班的英语课。这是学校里为我班明年的高考作最后冲刺的苦心安排吧。为了提高上课质量，开学前她利用暑假时间，先对全班的英语程度“摸底”，根据摸底结果。开学后，林芳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英语课时，她就让学生按英语程度分组就坐，针对每组不同的英语水平因材施教。不但因材施教，而且还要“因人施教”，使每个同学都获得尽量恰当英语教育。所以林芳老师上一堂课要备课几套教材。对于个别英语程度差的学生，她常进行个别辅导，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

除了英语课本中的内容，《卖火柴的女孩》，以外，林芳老师还亲自编写各种适合不同程度的英语辅导教材和课外习题，让不同程度的同学按不同的要求接受英语训练。为了让学生早自修时能跟着发音较为标准的英语进行晨读，林芳老师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争取到一部旧录音机，那时候录音机，哪怕是旧货，只要还勉强能用，都属珍贵电器。从此，我们每天英语晨读就跟着林芳老师亲自录制的一篇篇英语课文朗读。我注意到林芳老师听着班里一片跟读英语的朗朗书声，她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辛勤浇灌的花，结出丰硕的果，在林芳老师高水平的倾心全力的英语教学下，我所在的班级是本届3个高三毕业班中学习成绩最差的班级。高考中却奇迹般地成为录取率最高的班级，我班许多同学高考总分不佳，但是英语成绩突出，结果多人被英语专科学院选中录取。从而避免了上山下乡的厄运，那时若考不上大学，是要被半动员半强迫地，戴大红花，敲锣打鼓地，“光荣地”送去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当农民。按当时的宣传语言：从此可以“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识青年在这个广阔天地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这类豪迈空洞口号的外衣包装下，实际上当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夜之间就被剥夺了城市生活的权力，因为城市户口已被注销，成为劳动强度最大，生活状况最穷，社会地位最低的中国农民中的一员，往日的“进大学”、“前途”、“理想”、等全都成为昨日的泡影和梦想。

　　我听到林芳老师最后的消息是“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期间，恢复了“双十”校名之后，在一次召开声讨“四人帮”的大会上，林芳老师拖着“文革”中被迫害而受伤致残的双脚，坚定地一步一步瘸着走到台上发言：

”我控诉，今天我要控诉……”

我想象得出，如果从来都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林芳老师也会发怒的话，个中必有重大事由，比如在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充塞下，四人帮为首的恶势力大规模地迫害无辜，出于对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她终于站出来控诉了，字字血声声泪。最后，我仿佛听到她发自肺腑地呼唤：为了 ‘文革’的惨剧今后再也不会重演，我们这代过来人一定要让子子孙孙永远记住‘文革’的血泪教训！” “决不让‘文革’再来！”

事隔四十多年了，我们与祖国一起经历了坎坷和苦难，从狂热的崇拜到理想的幻灭，从盲目地仇恨到信仰的崩溃，从绝望后的心灵震撼到迟来的幡然醒悟。现在我们怀念林芳老师，怀念她的勤恳，敬仰她的人品，感慨万千。我称这种思绪和情结为：对“林芳现象”的再思考。

从林芳老师在双十中学任教以来把自己的才智和心血全奉献给英语教学事业。虽经历了中国1949年的新旧政权更替，此后她在政治上一直被视为异己，“文革”中更是身心倍遭摧残。然而一旦让她恢复工作，她又立即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地辛勤地教书育人，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无怨无悔，可谓“以德报怨”矣。有人不禁要问，她究竟为什么要这样认真操持？是什么力量在撑起她这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精神支柱？

对此，我拟把这种精神 称之为“林芳现象”，透过这一现象我似乎看到当年一些西方传教士自告奋勇深入黑非洲腹地，在物质生活极其贫乏下，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地、无偿为当地土著居民行医治病，兴办教育，传经布道，宣扬文明，鞠躬尽瘁，终其一生。“林芳现象”与这种伟大的充满爱心的奉献精神应是“道出同门”一脉相承吧？因为林芳老师年轻时曾经在教会学校工作，我猜想，可能林芳老师从年轻时起就耳闻目睹了上述这些平凡而可敬的传教士的崇高精神，林芳老师内心深处乃传承了这种源于宗教信仰力量浇铸出来的奉献精神，或者说这种精神在林芳老师年轻时对她的潜移默化，成为她一生中深埋心底永恒的操守，这种品格操守在当今中国多元社会中虽然罕见，但确实存在。故我愿意作此短文以志纪念。

如果再沿用这是“党对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巨大胜利”，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具体表现……等等今天若再用这类八股老调重弹，我想是不大可能准确地解读“林芳现象”的吧？

文革期间我从学校毕业被发配到西北某电建工地上当小工，（时称“劳动锻炼”，在体力劳动中一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以便把自己改造得更加工农化，革命化。）以下把我在工地上听取的一场典型的忆苦思甜报告会的经过，以及我的某些观察和思考，一并记录如下：

   今天是个好日子，工地领导决定停工一天，大伙集合去听“忆苦

思甜”讲演团的报告。听说报告中还有报告人偶而穿插快板、对口词等小节目，这是该讲演团特别受欢迎的卖点。

在工地上简陋的露天会场上坐定后，工地领导把邀请来做忆苦思甜报告的一家大小请到台上，就象今天邀请明星、歌星出场一样，先由节目主持人（即，工地领导）作一番简单介绍，接着“有请”忆苦思甜讲演团上台亮相，随着热烈的掌声走上台去的各位忆苦“明星”，、

这时候已熟练地开始进入自己的角色了，脸上纷纷露出一

副悲苦又感激的神情，不断头领高呼口号：

“无限忠于毛主席！”   

“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

“毛主席万岁！”

“万岁！万万岁！”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台上台下口号声响时成一片。平心而论，“未闻报告，先呼口号”这一招确有其营造出一种群情激昂同仇敌忾的效果。说得具体点，就与当今令无数少男少女狂热着迷的某些歌星出场时，玩弄“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出场秀相有其异曲同工的效果。

“忆苦思甜”就一片吼声震天中开始了。顾名思义“忆苦思甜”不外乎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穷人如何饥寒交迫，饱受欺凌，艰难度日云云，一肚子黄莲苦水吐也吐不完。接着是赞美解放后的新中国穷人翻身，当家作主，生活幸福，“芝麻开花节节高”。抚今追昔，使我们广大劳动人民从心底里更加热爱新社会，更加热爱党，热爱救星毛主席。接着话锋一转，口气严厉地痛斥道，而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竟敢反对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打倒刘少奇！”

“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

该讲演团诉苦内容亦不外乎如斯：家里祖孙三代人终年当牛做马，累死累活，最后还是穷得被迫“逃荒要饭”。这些素材经御用文人适当加工发挥，使整篇讲稿的遣词造句听来文字严谨，又不失文采。什么天寒地冻，风雪交加，衣衫褴褛，家徒四壁，万般无奈，出门要饭，还受富人放狗咬人欺凌等等。总之，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演绎到了一个血泪斑斑、生动感人的境界。台上讲者声泪俱下，台下听者为之动容。讲到高潮处，台上台下一同泣不成声。眼看气氛火候已经成熟，这时自会有人恰到好处地站出来领呼口号，把悲愤和仇恨的情绪推向高潮。（此类场面，当代青少年朋友已经没有机会亲历了，但可以从当今歌星演唱会上,台上台下遥相呼应的狂热场面来设想和类比。）自此，讲演者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台下的革命群众的情绪已被激发起来了，工地领导对本单位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目的也达到了。

记得那天散会后，我路过工地招待所，见到有许多人群在围观，我上前一看，不无惊讶地发现刚才还在台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控诉旧社会父母双亡，受苦受难，讲得悲痛欲绝。孰料刚刚散会，不到一会儿工夫，这位“忆苦”明星一点不受刚才台上大悲大恸的情绪所影响，早已恢复平静情绪正在工地领导的陪同下神情自若，怡然自得地就座招待所餐厅。同来的讲演团的老老小小各位“忆苦人士”一个个正在美滋滋地大快朵颐，享受着食堂里奉命精心烹调的,工地上一年到头也难得一见的一桌好酒席。

至于演讲内容的真实性，自然无人胆敢考证质疑，虽无考证，不过至今我对这些“忆苦”内容，仍相信它们基本上是真实的。试想，在一个近百年来由腐败没落的满清王朝到内忧外患的蒋氏政权，可怜的中国连年人祸天灾，兵戎不息。如此一个积弱已久，早已一穷二白的国度里，必然造成一大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贫苦百姓的悲惨世界。不过你即使真对某些诉苦情节心存疑虑，也千万不可外露于色，以免触犯“腹诽”之罪。那时“腹诽”之罪是要上升到“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的高度来严厉批判的严重问题。所以讲者尽管按社会需要，按上级指示，把“忆苦思甜”，一场又一场地“既讲又演”，忆苦思甜讲演团天天走街串巷，深入基层，“讲一路哭一尘，走一庄吃一方。”长此以往，日复一日，乐此不疲。

众所周知，文革期间普民通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差，“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独有忆苦思甜讲演团，已成了训练有素的阶级教育的一份珍贵的活教材。四处受邀，应接不暇。所到之处，在“同是旧日受苦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充满了“阶级兄弟”情意的气氛中，岂有不以好饭好菜好招待之理？久而久之讲演团对于“白面馍加大块肉”的热情招待也就渐渐地受之泰然了。（似可类比现在演艺界的大小明星们的“走穴”的出场费。）无怪乎一个个“忆苦”明星吃得心满意足，齿颊留香。对他们来说， “忆”旧社会的的那些“苦”，终归是一去不返了；而今天新社会的“甜”对这帮讲演团员可是真真实实的“甜”，而且“甜”到了“酒肉佳肴穿肠过，革命豪情心中留”的地步。这时流出的已不是“忆苦”明星们刚才忆苦思甜大会上流下的泪水，而是那些身在工地，闻着饭菜酒香，羡慕地在旁驻足围观的人群流出的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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