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鹏教育微学吧:唐太宗十讲【作者：曹羲】

第一讲 少年英雄的政治资本
　　唐太宗李世民以其文治武功闻名于中国历史，他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积极推动了李渊起兵自立，又亲自率领军队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开国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他日后继承皇位的重要政治资本。
　　太原起兵：主谋还是响应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但是他却继承了皇位，成为一代明主唐太宗。按照中国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李世民继承皇位是不合规矩的，那么，为什么他继承皇位之后，没有受到当时人与历代道学家的批评呢？
　　根据史书记载，从太原起兵反隋并不是李渊自己的主意，李世民才是幕后的主谋者，李渊则是糊里糊涂地给卷入其中。如今史学界都基本认为这是不足信的。由于李世民后来以不合法手段登上皇位，为了给自己的继位寻找合理的解释，所以在他统治时期所编的两部史书《高祖实录》与《太宗实录》并不“实录”，而是掩盖李渊之功而夸大李世民之功。后来的新旧唐书，原始资料都来自这两部实录，自然就继承了它们的偏差。《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已察觉到从前的史书中有抑李渊而扬李世民之举，尽量作了调整，但并不彻底，仍坚持首谋之位在于李世民。后来王夫之读《资治通鉴》时写了不少揭示李渊深谋远虑的话，是较早提出李渊在太原事件中的地位作用重于李世民的见解之人。
　　建国之后，历史界也开始对太原首谋者发生质疑，但一开始时仍有不少人经多方考察后还是承认李世民的首谋地位。随着对史料的整理和重估，终于形成了较统一的意见，即太原起事中，李渊才是主谋。
　　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学术界已有很多这方面的分析，此处不再多加考证。这里只想提出的一点是，李渊的主谋地位得到一致确认，但李世民在太原起事中的地位却未完全确立。
　　从一个极端往往易于走向另一个极端。传统史书中极力贬低李渊而抬高李世民是一个极端；如今一些人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极力贬低李世民而抬高李渊。这种翻案风的态度，不是严谨的史家之风。
　　那么李世民的地位如何呢？很明显，他的地位作用仅次于李渊。但这并不足够，更重要的是，他与李渊是互补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反相成的。
　　首先，李世民在李渊诸子中显然是最能干的，这无须从后来他统一全国战争中的表现求证，只需看到李渊赴河东和太原时都将家眷全部留在老家，而始终只带李世民在身边，就可见一斑。
　　但李世民的能干是有其特定范畴的，其中一显著范畴当然是军事才能，这在雁门关之围中可见。此外，李渊在河东平乱时曾遭围困，也是李世民率骑兵为之解围的，史书所载虽难免有溢美之词，基本上还是能反映他早年的军事才华的。
　　但在太原起事中，军事才能并不占主要地位，仅是在晋祠反击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二人实际上是杨广派往太原监视李渊的）一役中，李世民曾布兵于街道中，协助扑杀二人时显现了军事方面的才干。
　　另一特定范畴则是其招揽人才的本事。这一方面的才能非常重要，史书上记载他如何折节下交俊贤的地方很多，不必一一重复。只有几点特别重要，需要提出以引起重视。
　　其一，李渊身份较尊贵，这限制了他不可能像李世民那样无拘无束地与任何人交往。一来是交往对方未必敢于攀附；二来若他如此纡尊降贵，难免会引起杨广对他动机的疑心。所以像刘文静这一类地位低微但才华横溢、满腹雄心的庶族人才必然会乐于投效李世民。再加上他本人的好纳才俊，二人便一拍即合。
　　所以，纵观以后的唐初政权之中，由李渊招揽的才俊多是门户尊贵的士族，李世民身边则多寒门微士。这对二人在政治上倾于保守或倾于激进的取向是有一定影响的。仅就太原起事而言，若非有李世民参与，李渊要获得士族以外的广大庶族的支持拥护是不容易的。
　　其二，李世民招揽的庶族人才中，其实不仅仅限于寒门微士，甚至是亡命之徒、流氓无赖也招为己用，这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当时社会的政治资源。
　　曾有西方政治学家指出，一切社会中都存在着一股游离于秩序化的政治体系之外的政治力量，它的特征就是流动性与非秩序性。精明的政治家往往能将这一股政治力量引为己用，去完成秩序内的政治力量因为囿于条条框框而无法完成的任务。《鹿鼎记》中康熙之利用韦小宝，虽非史实，小说家言，却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典型表述。
　　而这股政治力量若得不到好好的利用，在秩序化占主体地位时它无力与之对抗，只能反映为街头流氓对社会普通秩序的骚扰；在秩序弱化时，即乱世之中，这股政治力量若被反对现存秩序者利用则可以产生巨大的破坏旧有秩序的力量。《水浒传》也不是史实，小说家言，却也是这一历史现实的典型表述。
　　李世民招揽的人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务正业的流氓无赖，就是这一股流动政治力量被利用的表现。当然，这股力量在旧秩序中是非秩序力量，但被新秩序吸纳后便成为新的秩序化力量，性质已变。
　　李世民在太原起事中的第三个作用是其敢作敢为的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李渊过于谨慎的性格缺陷，使他的谨慎小心不至于滑向胆小怕事。这一作用在此后的进军长安战事中仍会发挥出来。这不难理解。李渊年事已高，又久居高位，再加上他亲眼看到杨玄感起兵中行事不慎而告覆亡，小心翼翼是必然的。但这小心有时会太过分，以致坐失良机，若非李世民从旁推动，太原起事不见得能如此迅速地取得胜利。
　　此处还有一个问题，即李世民在太原的所作所为，到底是由李渊直接授命干的，还是他揣摩李渊的心思自行处理的？若是前者，则其自由度便相对较小。
　　我认为情况应是后者。由史书来看，其中记载了多次李世民劝说李渊起兵的言论，都是长篇大论，前后连贯，很难想象是出于伪作。多半史官伪作的是将李渊的掩饰起兵意图之举写成是懦弱不敢起兵。
　　李世民既是揣摩李渊意图行事，所以每每想扩大行动范围或加快行动进度时，都须以言语挑引李渊说出心中所思所想。而李渊作状要将他绑拿惩治，定以口出大逆不道之言之罪，其实是在暗示李世民行事不要太过明目张胆，以免触动王威等“朝廷派”官员的疑心。
　　据《资治通鉴》所载，李军从太原起兵后遇到的第一个劲敌是霍邑的宋老生。恰好此时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军粮无法接济上。而刘文静赴突厥求和请兵支援又一去而无音讯，再加上传来消息，说刘武周与突厥勾结，乘太原后防空虚而攻击太原，结果军心动摇，许多人主张撤兵回救太原。李渊向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问计，二人均反对撤军，认为刘武周偷袭太原之消息纯属谣传。但李渊并未听取意见，下令撤军。李世民欲待再劝，却已天色向晚，李渊已经就寝，守卫不让他进去。李世民于是号哭于帐外，终于惊动李渊出来问明情由。李世民再次分析大军可进不可退，进则胜、退则亡的利害关系。李渊于是改变主意，派李世民追回已经后撤的军队。这就是所谓的“哭谏追师”，颇为戏剧化。
　　胡如雷指出，《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并没有哭谏追师的情节，而是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一劝，李渊就改变主意了。而《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乃起兵中的随军记事温大雅所写，成书于李渊在位年间，较之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中多有溢美李世民之言更为可信，所以胡先生认为哭谏追师一事是捏造出来美化李世民的。
　　但胡先生所说似不大妥当。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诚然有溢美李世民之言，但倒过来想，既然《大唐创业起居注》成书于李渊在位年间，则它岂非也有可能溢美李渊？
　　事实上，后来李军进攻河东时也出现久攻不下的情形，当时又出现两种意见，一者主张先攻下河东再取长安；一者主张绕过河东不攻，直接攻打长安。后一意见是李世民提出的，成了后来行动的主要依据。但《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却不提此建议出自李世民，胡如雷在此也承认《大唐创业起居注》在这一事上是溢美李渊了。由此可见，《大唐创业起居注》为了溢美李渊而隐没李世民之功是完全有可能的。
　　当然，可能不等于事实。“哭谏追师”一事应该是真的，是由于此事之描述与上下文配合得很好，并无明显的斧凿之迹，不似出于伪作。而事件中反映出李渊小心谨慎的心态，也是与他前后的作风相当一致的。
　　如果再细加考虑，就会发现李渊的小心其实并不算过分。李世民在说明刘武周攻打太原之说为谣言时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刘武周胸无大志，满足于现有的地位；而突厥则贪婪好利，不守信约。所以二者表面上结合在一起，其实则互相猜疑，根本不可能勾结到一块儿。若刘武周当真攻打太原，突厥就会攻击他的老巢，刘武周必定不敢冒此大险，所以不会攻打太原。
　　若以当时形势来反思李世民的这一番分析，就会知道他是过于乐观了。事实上，刘武周决非胸无大志之人，而突厥为了一时利益与之勾结亦非不可能，只不过其勾结可以维持多久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而当时李军绝大部分兵力集结在霍邑城下，太原后防空虚之极。而坐镇太原的只是十七岁的李元吉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小孩子。一旦刘武周来攻，又该如何抵挡？所以，刘武周勾结突厥攻打太原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虽然在进军长安的过程中这个可能性始终没有成为现实，但后来却终于变成事实。在李世民平定西秦后，刘武周突然大举攻打太原，李元吉未作抵抗就弃城而逃，窜回长安，以致李氏父子发迹的河东地方面临全部沦丧的危险。李渊惊慌之下竟下令放弃河东领土，李世民上疏反对，并请命率军抗击。而在刘武周被李世民彻底打垮后，他率领残兵投奔突厥寻求庇护，李世民当时既称臣于突厥，自不敢率军追入突厥去擒杀刘武周。后来还是通过离间突厥和刘武周之间的关系来借突厥之刀杀了刘武周。
　　在那个时候，李唐政权已据有长安，并已平定西秦，再无后顾之忧，形势较之进军长安时的前途未卜不知好上几百倍，刘武周这时尚且有能力攻击太原，且在一开始时就造成“关中震骇”的险恶局面，如若刘武周在进军长安时攻打太原，其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
　　所以，以李渊平素之谨小慎微，李世民在第一次劝谏时所持理由又过分乐观，则李渊没有听从的结果，是正常而合理的。这符合他的小心作风，也符合李世民早期军事思想中乐观急进的特征。
　　到李世民哭谏之时，他则从反面论证了撤军的危险：一旦撤军，军心将彻底崩溃，到时宋老生由霍邑出兵从背后追击，大军马上就会灭亡。这次他避开不谈不撤军的好处，而着重于撤军的危险；不再从乐观角度，而是从悲观角度剖析问题，因而易于使李渊信服，终于使之醒悟。这一切都相当合情合理，捏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然，在整个事件的描写中，不免有些戏剧性的成分在内，这就可能是写史书的人用了些文字手段了。但总体而言，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还是可以信赖的。
　　少年主帅的败绩李世民一直被称为“常胜将军”，他登基之后，大臣们还创作了一首歌颂他军事成就的《秦王破阵乐》。实际上，在起兵反隋的时候，作为一个毛头小伙子，李世民还是曾经有过失败的。
　　唐军曾三次与西秦军作战，均由李世民指挥。第一次是在唐军攻占长安后不久，薛举挥军包围扶风。李世民率军出战，大败薛军，以致薛举几乎想认输投降，因此第一次是小胜。第二次却是唐军大败，第三次又再大胜，最终平定西秦。
　　据史书所载，第二次出战薛举时，李世民患了疟疾，卧病军营，将兵权交托于刘文静和殷开山，并嘱托他二人不可轻易出兵。但二人却认为李世民这样说是信不过他二人的能力，于是不听嘱托，私自出兵，结果在浅水原被薛举偷袭而大败，士卒死亡竟高达十分之五六，许多大将被俘。李世民只得率残兵退回长安，以致“京师骚动”。
　　对于这场战役，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这次败仗世民没有什么责任，唐师失败主要是由于刘文静、殷峤（即殷开山）等人不按照敌情和用兵原则办事，违反了世民的战略部署。世民临阵卧病对战争的失败产生了严重影响，所以唐朝的丧师具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胡如雷）。
　　另一种意见是“李世民虽然患病，但仍在军营，刘、殷指挥上的轻率行动，恐怕也是知道的。作为军事首脑，不能不负有责任。”甚至有人指出，李世民患病之说根本是假的，只是为了掩饰他对失败应负的责任。
　　后一种意见恐怕更接近于事实。此前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早期军事思想是“急进”。所谓“早期”即以此次大败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是“早期”。
　　从李世民在雁门关之围中提议以疑兵之计吓退突厥，到进军长安过程中两次军事会议上他都主张迅速进军（第一次在霍邑反对退兵太原，第二次在河东主张绕过久攻不下的河东不打而直取长安），决不返顾，无不体现了年轻的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中急进的一面是占了上风的。
　　但急进过度就是轻率。一直以来，李世民率军作战几乎称得上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他心中很自然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种急进以致冒险的作战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再加上第一次对西秦军的作战中，李世民也是以急攻快打而大败薛军的，那就更加深了这种错觉。
　　所以，李世民在此次大败中，不管他是真病假病，骄兵致败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再说，以李世民治军严格，刘文静又长期做他的副手，岂有不听将令而擅自出兵之理？刘文静即使未得出战的明确将令，恐怕也必经李世民的默许才行。
　　这次惨败无疑给李世民这位年轻气盛的统帅以当头一棒，使他后来的军事思想由急进转变为坚忍和果断的完美结合，为他以后的每战皆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后来第三次对西秦军作战和对刘武周军之役中，李世民一开始都以惊人的坚忍力排众议，拒不出战，一直等到最有利的时机来临才突然出击。一旦出击则连续作战，不作任何歇息地打击敌人，直至敌军彻底崩溃为止。这几乎已成了他作战的一个标准模式。
　　表面看来，后阶段的“紧追穷寇”与他早期军事思想的急进并无区别，但这是建立在前阶段的“坚壁清野”的基础之上的，是坚忍之上的果断，而不再是早期那种单纯的凭借气盛而急进。
　　当然，冒险精神仍是需要的。如在第三次对西秦军的战役中，李世民在浅水原大败薛军后仅以二千余骑急追包围折摭城，而此时折摭城内却仍有一万兵马。若非有点冒险精神是办不到的。而在对刘武周之战中，李世民昼夜急追，跟得上的士兵大概不足一万，而当时宋金刚仍有二万，也是乘胜之势来以少胜多，同样是冒奇险。
　　可见，后来李世民的军事思想并非是对早期思想的简单否定，而是将之纳入到更完备的体系之中，不该冒险时绝不冒险（如第三次对西秦军之战时挂免战牌长达两个月，对刘武周军时更是坚不出战达五个月），而应冒险时则毫不犹豫地冒之。
　　至于在第二次对西秦军大败后，刘文静、殷开山二人被撤职，但李世民并未受到惩罚，这恐怕并非如胡如雷所说是他不须对败仗负责之故。而是大敌当前，李渊还得靠李世民领兵出战，所以未予深责。
　　这里顺便再谈一个问题。胡如雷分析李世民在第三次对西秦军大胜的诸多原因后，指出李世民之胜并不主要是由于妙用骑兵，并说汪篯在《唐初之骑兵》一文中过分孤立地强调骑兵的作用是错误的。
　　但汪先生的文章既已打明招牌是写骑兵的作用，那么强调骑兵在这样的文章题目之下何错之有？不能苛求他联系其他原因，否则这文章不免就会写得中心散漫了。
　　而且，骑兵在此役中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李世民大概在军事上颇受突厥的影响，对骑兵的运用十分重视，也十分擅于使用骑兵。
　　尉迟敬德：李世民的重要筹码每个成功者都并不是孤胆英雄，而是有很多得力的助手在身旁辅助。李世民也不例外，他身边的谋士和勇士，都是一时之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既擅长单兵作战，又惯于领兵打仗的“门神”尉迟敬德。
　　在对王世充作战时，李世民军力士气虽盛于王世充，但洛阳城坚固异常，守城器械又威力奇大，一时间无法攻克。李世民于是改攻为困，以此逼王世充自行投降。这一困就困了差不多八个月，时日过长，军心开始疲弊思归，连大将中也产生请求班师之举，而李渊也下旨命他回师。李世民一面下令禁谈回师之事，一面派使者回禀，向李渊解释战况，打消他撤军的念头。
　　不料此时又出现唐军中降将逃亡的浪潮，降将尉迟敬德虽未被卷入其中，却为殷开山、屈突通等人所疑而被缚至李世民前，请求将之处斩。但李世民没有听信，反而安抚尉迟敬德，自此使敬德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
　　其实早在李世民打败刘武周、尉迟敬德战败被逼投降时，屈突通就已经提醒李世民要小心敬德是被逼归顺，恐怕将来会叛变，不应委以重任。但李世民一如后来那样未予理会。
　　正因为李世民如此赤诚相待，使尉迟敬德终生只尽忠于李世民一人。后来李世民与李建成争位，李建成曾送尉迟敬德一车金银来收买他，却被他严词拒绝。由此可见李世民对手下人心的笼络是何等成功。
　　而在玄武门政变中，李世民曾于追逐李元吉时不慎堕马，予李元吉以可乘之机，几乎为他所杀，全靠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射杀元吉，救了他的性命。
　　一般史家对于李世民的厚待尉迟敬德，只简单地归因于李世民爱才，这未免浅薄。私以为，李世民对尉迟敬德的重视，其实是反映了他对骑兵的重视，因为尉迟敬德是一员杰出的骑兵将领。史载他擅长空手夺矛，曾与李元吉比试武功，连续三次空手夺下他的兵器，以致招惹了元吉的怀恨在心。
　　在此不妨详谈一下骑兵在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对骑兵的重视，恐怕是来自于突厥。由于突厥居于大漠草原，惯于在开阔无掩蔽的平地上作战，这就很能发挥行动迅速灵活的骑兵的优势。
　　李世民很早就善用骑兵。据史书上的记载，他早在太原起兵前就曾利用骑兵协助李渊与太原周边的反隋割据势力作战。更有一次李渊陷于重围中，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为之解救。而李渊本人似也善用骑兵。
　　到对西秦军作战时，李世民第二次的大败主要原因固然是他的轻率冒进，但另有一客观原因也不可忽视，即薛举军拥有精良的骑兵，行动急速，非唐军可敌。
　　到第三次战事中大败西秦军后，李世民由此获得了西秦军原有的大量马匹。由于西秦陇右地区，原是隋朝养马之地，而李氏父子进攻长安时虽号称有二十万大军，但马匹却是极其缺乏。他们向突厥称臣求援时，还因此而希望突厥能多给战马，所以起兵后一直无力大规模地组建骑兵。破西秦军后，马匹供应较为充足，组织骑兵兵团才成为可能。
　　到对刘武周作战时，前已述及，李世民是先坚不出战，后来再一鼓作气地打垮刘军。所谓“坚不出战”是指主力部队不与刘军作正面交锋，可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军事行动，只待在城里傻等。相反，李世民此时充分利用骑兵的灵活性，常常派小队轻骑去骚扰敌军，尤其是切断敌军的粮草供应，使敌军粮草不继，饥饿之下由优势转为劣势。
　　由于小队轻骑兵动作敏捷，可速进速退，不等敌军主力大举出动，已然完成任务撤离，所以往往收获极佳。李世民就曾亲率三千骑兵伏击尉迟敬德和寻相，令二人全军覆灭，仅以身免。
　　到第二阶段的大规模反攻中，又充分利用了骑兵的高速度。李世民在追击刘军时，曾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这样快的速度，非骑兵莫能。正是以如此高速，才出乎刘军意料之外，想不到对方可以如此快速追到，惊骇之下自然斗志全失，所以虽然组织了八道防线来抵抗唐军的追兵，还是八战皆败。
　　到对王世充作战时，骑兵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体现为玄甲军的组建。李世民在骑兵中挑选最精锐的力量组成玄甲军，上下人等均穿戴黑盔黑甲，故有“玄甲军”之名。李世民自己也穿戴黑盔黑甲参与其中。他这样做，充分反映了他对骑兵的喜爱与重视。
　　每次战事，李世民总亲率骑兵首先冲入敌阵，冲乱对方阵脚后，其余部队再乘势加入战斗。又或者率骑兵偃旗息鼓地绕到敌阵背后，突然杀入，将敌军分割成几块，然后包围住逐块消灭。这些都是骑兵的妙用。
　　后来对窦建德的虎牢之战中，窦建德就因为忌惮唐军骑兵的精锐，不管李世民如何百般挑引都不肯出战。李世民于是将计就计，假装马粮已尽，将马匹都赶到黄河北岸放牧，以诱骗窦建德误以为唐军骑兵已失去作用，大举来攻。李世民却及时将马匹调返战场，再次以骑兵阵后反击的战术大败窦军。这就是著名的“牧马之计”。
　　骑兵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唐初的统一战争中，更体现在李世民继位后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征服之中。其中以平定突厥和平定高昌两役最具代表性。
　　骑兵的经验本来就来自突厥，如今要利用骑兵来对付突厥，当然必须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本事才行。所以李世民继位后马上就积极加强训练骑兵。他一方面在陇右地区大规模养马，往往是引进突厥马种与中原战马杂交；另一方面则亲自在宫廷之内训练军士的骑射之术，提高士兵的战斗能力。
　　在太原起兵时，唐军仅有二千骑。到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回长安时，已率有铁骑万匹。到贞观三年底李靖出征突厥时，仅他一人麾下就有精骑一万，总体来说全军当有十余万之众，可见骑兵数量增长之快。
　　当然，更重要的是质量上的提高。李靖在平定突厥的定襄之战中，以三千骑兵高速进军，在颉利还自以为“靖敢提孤军至此？”时已攻破定襄，将他赶得狼狈逃窜，可见骑兵行动之迅速。
　　而在高昌之役中，骑兵还表现出对严酷作战条件的忍受能力。当时唐疆离高昌有七千里之遥，其中戈壁沙滩约占二千里，路上没有水草。所以高昌国主万万料不到唐军能跨越大漠来攻打自己。而当他听到侯君集所率唐军已兵临城下时，竟一骇而亡。当时高昌境内有童谣唱：“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反映了唐军骑兵的精良给当地百姓留下的深刻印象。
　　李世民对骑兵的战术运用主要是阵后反击的骑兵，他在继位后不止一次地总结过这一点。而李靖本人也以善用骑兵而受到李世民的重用。现存《李卫公问对》这部兵书，以李靖应对李世民提问的对话体，记载了二人的军事经验（李靖被封为卫国公），其中就包括了对骑兵战术的运用。此书后来被查实是一部膺作，据说是唐末宋初的无名作家根据二人的事迹伪造出来的。但也反映了二人对骑兵运用的一二。
　　后来明代刘基（刘伯温）在其所著兵书中，也曾以李世民指挥的战役作为战例来阐述他的军事见解，其中也包含有对骑兵战术的分析。
　　总而言之，李世民对待尉迟敬德，并不是单纯的爱才，而是建立在他对骑兵的重视之上的。其他如秦叔宝（秦琼）、程知节（程咬金）等在民间传说中甚为有名的所谓瓦岗英雄，其实都是精擅骑射之术的骑兵将才，因而也受到李世民所重用。只是民间传说所不知道的，是李世民本人并非传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文弱书生，而也是一员骑兵骁将，其勇猛善战比之秦、程、尉迟等人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讲 秦王夺嫡：功高者的自我膨胀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中，他以皇帝次子、秦王的身份最终继承皇位，是最受争议的问题。那么，他的赫赫战功是否就能作为他继承皇位的理由？当时有多少人支持他取代太子成为唐高祖李渊的接班人？他是为国为民，还是利欲熏心？
　　实力对比：处于下风的秦王据史家分析，在李世民功劳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太子李建成的地位时，李世民是否可以取代太子的问题已经成为当时朝廷中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了。
　　朝臣的态度当时的朝廷基本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太子建成，以裴寂为首，而封德彝则看风使舵，表面上亲近李世民，暗里却帮助李建成。这一件事封德彝在世之时李世民一直不知，还以为这家伙挺支持他呢。直到他死后数年，真相才被揭露出来。
　　另一派支持李世民，有萧瑀和陈叔达。李世民后来写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来感谢萧瑀在自己处于逆境时明确地表示对自己的支持。而陈叔达则曾劝止李渊向李世民采取降罪贬责的行动。这些基本都不成问题。
　　成问题的却是在裴寂身上。一直以来，据我看过的史家评论，几乎无一不认为裴寂是“太子派”的。赵克尧、许道勋说：“裴寂作为武德年间的主要执政大臣，公开袒护太子。”但我通看史书，找来找去，怎么都找不到哪怕是一条证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裴寂是支持李建成的。
　　这就奇怪了，裴寂只要流露出半分表示支持李建成的态度，李世民的史官必定会大加渲染，以此来攻击他，而决不会为他掩饰。可事实上却没有！
　　李渊曾因李世民的手下只听李世民一人指挥，竟可置他这个皇帝的圣旨于不顾而向裴寂发牢骚，说：“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这里可见李渊是喜爱那个“昔日子”的。）裴寂若有半点袒护李建成之心，此时李渊正在火头上，他若从旁挑拨几句，说说李世民的坏话，是会非常有效的。但史书竟没有记载他有这种反应，这就更有力地证明了裴寂根本不是“太子派”。当然，他也不是“秦王派”，而是中立的。而中立恐怕是当时大多数朝臣的立场，像李靖和徐世勣不也是这样吗？
　　当然，李世民与裴寂之间确实存在着很深的矛盾，这矛盾有其发展的过程。首先，早在进攻长安的路上，李世民与裴寂之间就已经常常在战略抉择上发生冲突。在霍邑之战中，裴寂主张回兵救太原，而李世民主张继续攻打霍邑，二人的意见尖锐对立。在河东之战中，裴寂主张先攻下河东再打长安，李世民却主张绕过河东先打长安，又是针锋相对的见解。
　　但应该指出，这种冲突纯粹是一种军事思想上的相左。当时二人都是尽忠于李渊，只是军事修养不同，所以所献谋略有异，而非二人之间有什么私人的恩怨。到攻占长安后，李渊将兵权全部委于李世民，尤其裴寂在度索原之败后再也没有过问过军事上的事情，二人之间就不再存在冲突的条件了。
　　但二人的矛盾并未因此消除，反而因刘文静事件而上升为怀恨于心的私怨。前已述之，刘文静被杀的实质是李渊压制李世民的权力和声望增长过快的反映，但这是李渊的用心，而非裴寂的用心。裴寂劝唆李渊杀刘文静是出于私怨，仅仅针对于刘文静，而与李世民无关。但这一私心被李渊利用去对付李世民，所以李世民因此而迁怒裴寂，也是人之常情。但并不能因此就说裴寂支持李建成。
　　到李世民继位后，他大举清洗政敌，首当其冲的被打击者正是裴寂。贞观三年，李世民借沙门法雅妖言案打击裴寂，将他免官削邑，后又为刘文静平反，这正反映了李世民痛恨裴寂是出于痛惜刘文静被杀，而非他曾袒护太子建成。
　　而李世民责备他的过失时，也只是说他武德年间处政不当，并没有说到他帮助李建成，这更进一步证明了裴寂的中立立场。否则助逆是一大罪证，没有理由不借此斥责。正因为裴寂确实在这一问题上不曾走错半步，李世民才没有以此治他的罪。
　　在这一点上，胡如雷的意见较为准确，他说：“他（裴寂）仅仅是李渊的心腹，并不是建成、元吉的死党。”
　　后宫的态度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权的过程中，宫中妃嫔的态度与作用又如何？
　　据史书所载，李建成“内结妃御以自固”，而李世民却“参请妃嫒，素所不行”，所以妃嫔都在李渊面前讲李建成好话而讲李世民坏话，使李渊日益疏远李世民。
　　这一记载，现今史家都已批为是史臣的歪曲。首先，遍查新旧唐书，除了张婕妤、尹德妃被记载直接参与两兄弟争权外，并无其他妃嫔被卷入其中。所以符合上述记载的顶多只是张、尹二妃。
　　其次，史书说李建成、李元吉结交妃嫔之余甚至与张、尹二人有淫乱之事，此说就明显属于诬蔑，后面谈及玄武门事变时还会再详细分析，此处暂且不表。
　　再次，李世民是否真如史书所载从不讨好妃嫔呢？据史所载，李建成曾对李元吉说：“秦王（李世民）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可见李世民也有用金银收买内宫的举动。而他的妻子长孙氏更是出面活动，“孝事高祖（李渊），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颇似如今那些助夫选举拉票的第N夫人。
　　但李世民在后宫活动的效果远远不及李建成却是事实。原因也很简单。其一，李建成久居长安而李世民长期在外征战，则前者与后宫关系熟络些是不足为奇的。
　　其二，毕竟李建成居于嫡长之位，他继承皇位是合法的，众妃嫔自然认为依附他的胜算比较大，所以与他较为亲近。
　　其三，恐怕李世民在这软功夫上的确比不上李建成内行。在平定洛阳后，妃嫔们从长安到洛阳来为李渊选宫女，私下里曾向李世民索取贿赂，并为亲属求官。那时李世民大概一来是出于执法严明的习惯，二来可能是在当时还不能认识到后宫的重要性，都拒绝了，结果招来妃嫔们的不满。其中尤以张婕妤求取良田不成而向李渊告李世民的状一事最为突出。上述所说长孙氏为李世民“尽力弥缝”，这缝从何来？只怕就是从这一件事而来吧。
　　皇帝的态度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权的过程中，作为皇帝和父亲的李渊态度又怎么样呢？
　　一般史书记载此类事情都被歪曲了。史书多次说李渊原欲立李世民为太子，有许多大臣也这样请求，但李世民每次都是“固辞”。而后来李渊受李建成等蒙蔽，日益疏远李世民，于是也就不再提立他为太子之事了。
　　现在的史家当然都知道事实不是这样。事实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李渊作为父亲，他对两个儿子应该并无太大的偏爱，大致上是一视同仁的。
　　其次，李渊作为皇帝，却是坚决地站在李建成一边的。因为作为皇帝，李渊对于“立嫡以长”的周公之礼是明确支持的，而且这一态度贯彻始终，从未改变。在太原起兵后，他命李建成统率左军，李世民统率右军；入长安后，他让杨侑为傀儡皇帝，自命为唐公时，又立李建成为世子，李世民为秦公；到他称帝开国后，又一如既往地立李建成为世子，李世民为秦王。由此可见，李渊对两兄弟地位的尊卑关系，是从不含糊的。
　　而在李世民来说，开国之初强敌环伺，新生政权能否生存下去都成问题，根本不可能马上有屈居李建成之下而心生不满的想法。直到他连挫大敌，功高盖世之时，李渊为他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天策上将”的称号，一方面固然是肯定他的功勋，但另一方面也是在作出暗示：你做的官已到此为止，欲再向前进一步就是僭越了。太子之位终究与你无缘。
　　所以，李渊由始至终都是支持李建成保持太子之位，而不论李世民的功劳再怎么大，也决不容他染指储君之位。
　　那么，李渊对于李世民表现出欲图取代李建成的野心，又是怎样的态度呢？从他弄出个“天策上将”的封号，可知他虽然决计不同意李世民有这样的野心，但一开始还是尽量满足他的权力欲。因为毕竟李世民有大功于唐政权，李渊还是赏罚分明的。
　　但李渊这样做不仅未能令李世民心满意足，反而更激发了他的勃勃野心。从天策府的官员编制来看，那简直就是个小小的朝廷。李世民设立“文学馆”招贤纳士，实际上是他的政治顾问与决策机构。他与这些人坐而论道，已是一派君臣气象。一旦尝到了那种指点江山的滋味，他还怎么可能甘心于只做一介藩王？
　　于是，李渊逐渐察觉到他的不安分，猜忌厌恶之心渐生，就出现了前面他向裴寂抱怨李世民“非复昔日子也”的情景。
　　与此同时，李建成也起了戒惧之心，采取积极行动来遏制李世民，自然使尽手段在李渊面前诋毁他。因此就出现了所谓李渊日益疏远李世民的态度。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杨文干兵变”的事件，更加速了李渊对李世民的疏远。这一事件在两兄弟争位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式的事件，后面将有专门一节对此详加讨论，这里暂不细谈。总而言之，在“杨文干事件”之后，李渊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对李世民已只是利用而不再有任何信任了。
　　在此之后，史书上开始频频出现李元吉为李建成谋划直接危害李世民本人生命安全的计策。那么此时李渊的态度又如何呢？此时李渊有否杀李世民之心呢？
　　《枭雄兴亡录》中谈及玄武门政变时认为，李渊若一早及时下决心诛杀李世民，那么后者根本就没有机会在后来发动玄武门政变。但李渊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同时也不可能完全信任李建成，还需要李世民保持一定的力量来制衡他。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当时统一战争虽已基本结束，但突厥未灭，边患未除，军事上仍十分依赖于李世民，所以李渊不得不加以容忍。
　　诚然，武德年间具将帅之才者不止李世民一人，如李靖、徐世勣均是可以独立统率大军指挥大战的将才。无奈理由前面已经分析过，李渊不能信任非血亲的将军，不肯将兵权分出去，那就变成除了李世民而别无选择了。
　　史书上说，每逢有变民作乱或外敌入侵，李渊都派李世民去平定，胜利回来后却猜忌更甚。这一记述是合乎情理的。李世民打一次胜仗，功劳就大一点儿，野心就跟着膨胀，李渊自然是更加猜忌了。
　　李世民自己显然也很清楚这一点，知道自己对李渊来说，那最后一点儿利用价值就在于军功，因此他牢牢抓住每一个领军出战的机会，使自己在备受倾轧时始终没被李建成和李元吉彻底打垮。
　　史书上记载过这么一件事：突厥连年入侵令李渊十分头痛。有人提出一个荒唐的建议，说突厥所好者不过是美女玉帛，如果放火焚毁长安，将首都迁去一个偏僻穷困的地方，突厥见来攻打也无利可图，自然就不再来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都附和此说，李渊一时糊涂竟也以为是一条妙计。而其他大臣虽知不妥，却不敢反对，以免公然与太子作对。只有李世民反对，称中国边境受蛮族侵犯，那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情，岂能因为害怕他们的入侵就放弃长安？他表示愿假数年之期，平定突厥，将颉利可汗捉到宫门前来请罪。
　　李建成就讥笑他夸下如此海口，与汉代那个曾夸口可率十万大军横扫匈奴却事实上大败的樊哙的口吻一样。李世民反驳说樊哙只是个跳梁小丑，何足道哉，并保证十年之内必能扫平漠北。最后李渊还是明辨是非，终于放弃了迁都的打算。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李世民的态度是正确的。李建成、李元吉为了打击政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是自私短视的做法。由此也可见李渊这时头脑仍然十分清醒，他虽偏袒李建成，但还是能听取李世民的意见，并非昏庸糊涂。
　　李世民的措辞诚然冠冕堂皇，但其中也包含着私心动机。只要坚持对突厥作战，他就能继续将兵权控制在手中，就能在政治斗争中占有筹码。若李渊接受了绥靖的政策，他可就没有了带兵上阵的机会，失去了利用价值，就将面临灭顶之灾了。
　　但到了玄武门政变前夕，李元吉曾在李渊面前公开谈论诛杀李世民的计划，怂恿李渊下旨降罪于李世民，革除他的亲王头衔。李渊此时竟同意了。他这样做，虽然不是直接下旨杀李世民，但他没有理由不了解，此时李建成、李元吉对李世民已经是恨之入骨，一旦他王位被削，一时三刻之间可能就会被二人加害，那么他就可算是间接参与了杀害李世民的行动。可见他那时已经同意杀李世民。后来虽经陈叔达劝谏而止，但并未对李元吉的建议加以斥责。
　　正是这种默许的态度，使李建成、李元吉摸清了他心中的底数，于是此后接连对李世民的手下文臣武将予以打击铲除。李渊在整个过程中都始终不加阻止，显然他已下了决心纵容李元吉诛杀李世民。这跟他曾动念废李世民的王位的做法也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遥罢了。
　　为什么李渊完全走向了李世民的对立面，默许杀害他呢？只因玄武门政变前夕，政治斗争的形势已极其严峻，他从前曾竭力要平衡李建成、李世民两兄弟的关系，这一努力终于因“杨文干事件”而告失败。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仍采取这种一碗水端平的法子，但随着两兄弟明争暗斗的白热化和公开化，钩心斗角已发展到你死我活，不置对方于死地决不罢休的境地。平衡之法已经失效，余下的唯一出路只有牺牲其中一方，即支持另一方迅速扑灭对方，以结束这场斗争。
　　而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李渊最终选择了牺牲李世民。若说在此之前他还想依赖李世民打突厥，那么到了这最后关头，真所谓是“火烧眉毛，且顾眼下”了，以后靠谁去对付突厥那是以后的事情，尽可慢慢另想法子。当前急务是要马上消除内争的祸患，以保政权的稳定。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统一国家的战事虽然已基本结束，但从史书的记载可知，那时新生的唐政权其实还相当脆弱，不时有地方性的起义和骚动。而唐军能一一加以镇压，很大程度上需依赖于中央政府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可是，外部的动乱可以派李世民去平定，内部的动乱却如何平定？那恰恰是李世民自己挑起来的。
　　所以，内部稳定成了头等要紧的大事，哪怕是牺牲李世民，在李渊看来也是值得的。尤其是“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使用到挑拔异姓起兵的方法来打击李建成，更是犯了李渊的大忌。这么从内部来扰乱秩序，搞不好会连他自己这皇位也给弄丢的。因此，此事若从纯粹的道德角度，是难以理解的。
　　至于为什么不是牺牲李建成，而是牺牲李世民，那就更不必说了。李建成早居太子之位，又并未犯大过，没有理由为了满足李世民的野心或雄心而牺牲他。自古以来，太子的人选一旦确立，就绝少改变，这是为了政治架构的稳定。李渊维护李建成的地位只是遵从常理来处置此事，并不能说是错误。
　　就是换了李世民自己，恐怕在这种局势之下也只能这样抉择。事实上，在十多年后，当李世民自己也为废立太子之事而大伤脑筋的时候，他的行为大致来说与其父李渊并无重大出入。李世民宠爱嫡子中的次子李泰，感情上严重地偏向于他。但一旦李泰仅因一次行动不慎而被李世民察觉到他野心勃勃，恃强凌弱欺压幼弟时，李世民马上就打消了改立他为太子的念头。而李世民对太子李承乾的不长进失望了一次又一次，却还是再三再四地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李世民最终是在贞观十七年四月废了李承乾的太子之位的，但直到贞观十六年，他还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以平息朝廷内外猜度他要废立太子的疑心；而到贞观十七年正月，他还公开向群臣保证决不更换太子。若非李承乾最后被牵涉进谋反事件中，李世民最终能否废他，还是未知之数。
　　由此可见，李世民是何等厚太子承乾而薄次子李泰。那我们又怎能责备李渊当年厚太子建成而薄次子世民呢？
　　齐王李元吉的态度李元吉为什么倒向李建成一边？
　　李渊儿子虽多，但除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外，其他年纪均幼，在政治上不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李建成既与李世民相争，李元吉的倾向就具决定性意义了。结果李元吉倒向了李建成一边，力量对比遂呈以二敌一之势，使李世民陷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那么，李元吉何以会倒向李建成呢？
　　历来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出于史书记载，也为大多史家所采纳。据史载，自从李世民平定刘武周后，李渊就一直派李元吉随同李世民出征。史家认为，李渊这样做是为了让李元吉跟从李世民学习行军打仗之法。但前文已经提到过，这恐怕是李渊要分散李世民的权力，免得他过于独揽兵权。但不管怎么说，直到对刘黑闼作战时为止，李元吉在军中的作用基本还是协助作战而非监视掣肘。
　　何以见得呢？在窦建德进军支援王世充时，李世民亲率三千五百军士奔赴虎牢堵截夏军，将对付王世充之责委于李元吉，可见当时对他并无戒备之心。到李世民大败王世充、窦建德回军长安时，凯旋军队列队游行进入长安城，李世民身披黄金甲于前，身后是二十五员最骁勇的大将方阵，而领头的正是李元吉。到对刘黑闼作战时，李世民在洺水之役中击垮刘黑闼，胜利已有把握后，因李渊已多次召他回长安，他就将兵权移交给李元吉。
　　由这一系列的兵权顺利交付的情况来看，当时李世民对李元吉并不猜忌，两兄弟的关系大致正常，不存在矛盾。
　　转折点是在第二次对刘黑闼的作战中。那时李建成深感李世民的军功对己已造成压力，便要求此次出征由他领兵。李渊也一反常态地答应了，并命李元吉从旁协助。从后来的事件发展可推测，李元吉就是在此次与李建成的合作中被拉拢过去了。
　　史书记载，李元吉之所以倒向李建成，是因为他自己对皇位也有野心。若他追随李世民，以李世民的精明强干，他永远也压不过头去，只能为李世民所驾驭。但追随李建成却不同，因为在他看来“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一旦除掉李世民，李元吉就会向李建成下手，将他也干掉，他自己就可以做太子了。
　　第二种看法以胡如雷为代表。他认为李元吉其人在李氏兄弟中排行第四，文才武功不仅不及李世民，也远逊于李建成，齐王府的力量与东宫或秦王府相比都处于下风，他根本就做不到“取东宫如反掌”。而且他本人肤浅狂躁，也不可能有先除李世民，再除李建成的深谋远虑，更不会得到李渊的认可，所以第一种看法完全不近情理。
　　胡如雷认为，李元吉投靠李建成的原因有四：（1）李元吉是想从李建成、李世民的相争中借机攀附一方来谋取政治资本。（2）李建成身为太子，继位可能性大于李世民，李元吉自然将赌注下在筹码大的一方。（3）齐王府一旦与东宫合作，再加上李渊的偏袒，秦王府必处绝对劣势，李元吉认定自己这样选择是赢定的。（4）李世民执法严明，而李元吉行为放荡，不守法纪，若李世民在位，他的日子恐怕不太好过。
　　对于上述的两种看法，我认为胡如雷的分析很有层次，提的四条理由都是事实，但并不能由此而证明李元吉就没有要自己当太子的野心。胡先生似乎忽略了一点，即李元吉的确是缺少政治资本，但没有政治资本并不等于没有政治野心。若李元吉能那样将齐王府的地位看得如此透彻明白，那李元吉就不是他所形容的“肤浅狂躁”，而是“深谋远虑”了。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若历史人物能像后世史者那样通观全局，思前想后，历史就将永远严格遵从理智设定的轨道来前进，就不会出现这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了。
　　所以，我个人仍较偏向于第一种想法，虽然胡先生所举的四条理由都可以成为辅助的因素。这一点是可以用史实来证明的。
　　据史书所载，李元吉曾多次在李建成面前激情表态，称自己愿亲自为他手刃李世民。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府，李元吉暗伏刺客欲于席间击杀李世民。反而是李建成心地仁厚，怕因此而惊骇了李渊，及时制止了他的行动。
　　事后李元吉埋怨说：“为兄计耳，于我何有！”这一句话很妙，读史者可要注意其言外之音。从上文的语气来猜测，这句话想来是在李建成事后责备他轻举妄动、大胆妄为时李元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说的，完全是一派“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情景。
　　李元吉如此急巴巴地要干掉李世民，其“热心”之过分，简直好像是他在和李世民争位，而不是李建成。这就令人不得不疑心到他深层次的动机是什么。
　　而在玄武门政变前夕，又是李元吉在李渊面前公然请求削李世民的王号，将之诛杀。李建成这时说过什么？史书没有记载，若他有比李元吉更激烈的主张，史书一定会大书特书，以显示他是何等不念兄弟之情。但竟然没有！这只能说明李建成还远不如李元吉那样急于要置李世民于死地。
　　这一方面再次证明李建成的本性善良，另一方面也显露出李元吉的心急背后有掩饰不住的勃勃野心。
　　这里也可以兼谈李建成的人品问题了。古代史书为了粉饰李世民夺位的合理性，将李建成丑化成“喜酒色游畋”之徒。在诸史书中，倒以《资治通鉴》的记载最为平实可靠，肯定了李建成“性仁厚”。而至于说他喜欢饮酒、女色、游猎，老实说这可算不上什么大缺点，李世民自己又何尝没有这些毛病？作为封建统治者，这样的小毛病也实在不足为诟。
　　相反，在进军长安途中，李建成提出的建议不少与李世民是一致的，可见其有一定的军事修养。而武德年间，他留在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内政，也一切办得中规中矩，并未发生什么大错，可见他是有很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的。反而是李世民当时长期在外征战，虽也兼任过尚书令一类的文职，但对武德年间的政务影响不大。
　　说到军事方面的才干，李建成诚然望尘莫及于李世民。但做皇帝首要的乃是政治家的才能，而非军事家的本事。更不必说李建成手下也网罗了魏徵、王珪等人才，这些人后来都为李世民所重用而成贞观年间的一代名臣，可见李建成也是擅长招贤纳士的。而他在第二次对刘黑闼的作战中，采纳魏徵的建议，以怀柔为主，武力为辅，迅速而彻底地平定了叛乱，也显示出他政治和军事完美结合的才能。
　　至于在后来的争权之中，李建成更是数次阻止了李元吉对李世民人身性命的攻击，就更反映出他性情宽厚的一面。
　　总而言之，李建成绝非史书上所载的那种心胸狭隘、无德无才的人，中人之资还是有的。若他能继位，据现有的史料推测，即使不能开创“贞观之治”那样罕有的治世，但至少可以媲美于隋文帝杨坚的“开皇之治”。
　　但既有了李世民的盖世之功，及因之而起的勃勃野心，李建成只好走上了一条他完全不能预计的道路，直到死亡作为它的尽头。
　　主动出击：李世民的策略旧史书为了掩饰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所负的不道德的责任，都歪曲了史实，将李世民描绘成是逼于形势才和身边的部将谋臣而行动的，在整个事件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在整场争权之战中，李世民是主动的，而且是始作俑者。早在平定王世充时，李世民就曾与房玄龄“微服”拜访过一位叫王远知的道士。王远知称他为“圣人”，还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史书上记载李世民的态度是“眷言风范，无忘寤寐”，想当天子之心已是昭然若揭。
　　到平定王世充返回长安后，他身披黄金甲，后跟二十五名大将，铁骑万匹，前后部军乐鼓吹，真是威风显赫，红极一时！在这种荣耀的驱使之下，有谁能不萌动取太子之位而代之之心呢？
　　但在后来争权的过程中，我们却一直只见到李建成、李元吉采取各种行动打击李世民，而不见李世民采取什么反击行动——直到玄武门政变的爆发。那么，李世民是否还处于主动地位呢？
　　出现上述情况，原因之一可能是史书是在李世民在位时编写的，自然极力渲染李建成、李元吉一方的咄咄逼人，却隐瞒李世民的反击行动。
　　原因之二则也可能是李世民当时处于劣势之中，确实也无力采取什么反击的行动，于是就显得只有招架之势而无还手之力了。
　　原因之三，则是其实李世民还是有所行动的，像“杨文干事件”、“张亮事件”及后来发动的“玄武门政变”都透露出他一直在积极地培植地方势力和收买李建成的手下。只是这些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不像李建成、李元吉的打击是公然而为。再加上后来史家的讳莫如深，真相就更加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中了。
　　杨文干谋反：兄弟之争的变奏武德七年六月，爆发了惊人的“杨文干起兵事件”。据史书所载，李渊于该年夏天到宜君县仁智宫避暑，由李建成留守长安，李世民和李元吉随同前往。李建成乘机命杨文干起兵，以举大事。
　　他派尔朱焕、桥公山二人到庆州送盔甲武器给杨文干，不料二人走到豳州时越想越不妥当，因为密谋作乱可是株连九族的大事，一旦不成功就是灭门的大祸。于是二人半途上改了主意，驰往仁智宫向李渊告发此事。
　　李渊一听，自然惊怒交集，一边召李建成孤身前去进谒，一边派兵加强仁智宫的防守。李建成得知事败，害怕不敢前往，问计于僚属。徐师暮劝他据守长安起兵，赵弘智却劝他前往仁智宫谢罪。李建成最后还是采纳了后者的建议，亲赴仁智宫叩头。
　　李渊怒不可遏，将他监禁起来，只用粗茶淡饭维持他的性命，同时命宇文颖前往庆州宣召杨文干。杨文干闻讯举兵作乱。李渊先派钱九陇、杨师道出兵镇压，后又向李世民许诺改立他为太子，以换取他去率军平乱。
　　李世民出征后，李元吉与妃嫔乘机为李建成求情，再加上大臣封德彝的“固谏”，李渊竟又改变了主意，放李建成回长安。最后只说此事起于“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东宫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府的杜淹，将他们流放到隽州。
　　李世民领兵到宁州时，杨文干的军队已经自行瓦解，他本人则被部下所杀，宇文颖亦被俘斩。至于改立太子之事，李渊只字不提。
　　我们看这一段记载，会有何感想？在这一事件中，无理取闹者是谁？李建成也！不守信诺者是谁？李渊也！功高不赏、受尽委屈者是谁？除了李世民还能有第二个吗？
　　上述记载看似合情合理，因此一直少有史家质疑其真实性，大多都认为受害者是李世民。这跟其他有利于李世民的史料被逐一怀疑而澄清出真相的情形大不相同。现代史家虽然由此事得出的结论与古代史家不尽相同，如胡如雷谈及此事时得出的结论是：“建成在如此不利和无理时，其父尚且这样对他包庇……（可见）李渊始终是向建成一边倾斜的。”却没有疑心过这一事件记载的真实性。
　　我自己关注唐初历史多年，但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一度也掉以轻心。在我所见到的研究论文与专著之中，最初提到这一事件的真实性有可疑之处的是袁英光与王界云合著的《唐太宗传》一书，谈到“杨文干事件”时，以注脚的形式提到，一篇唐人笔记中有一句评述“杨文干事件”的话：“人妄告东宫！”因此提出杨文干事件中李建成可能是冤枉的意见。但该书只是以注脚形式处理这一问题，没有更深入地加以分析，因此当时我还没有太过注意。
　　后来，我再看到胡戟、胡乐二人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此文写得非常精彩，其中谈及“杨文干事件”时，指出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史家疑心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并引用了李树桐所著的《唐史考辨》之《唐杨文干辞连太子建成案考略》。文中称李树桐的见解是转引自日本著名的专考中国隋唐史的学者布目潮沨所著的《隋唐史考究》。而“人妄告东宫”一语原来出自刘餗所著的唐人笔记“小说”，并早在司马光的时候就已经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被提及。
　　既然有关李建成在“杨文干事件”中受冤枉的疑点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被史家所注意，但为什么迟至近年来史学界才开始澄清有关的真相呢？
　　显然原因在于“人妄告东宫”这一明确的记载是存在于私人野史之中，而且就这么一句，证据未免显得有些薄弱。但恰恰是因为它记载于野史之中，而正史里一切有关这一事件的真实性的记载都已经被李世民消灭得干干净净，只有这类存在于非官方的野史笔记的记载，才使李世民鞭长莫及，不能将之消除，则此话之真实性当无可置疑。
　　而且，这一句记载即使还不足以完全颠覆我们对“杨文干事件”的整体评价，也足以撕开被正史重重遮蔽的一道口子，为质疑“杨文干事件”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立足点。
　　据这一句话的含义，“杨文干事件”中，东宫是处于受诬陷的境地的，那么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怎样的呢？正史中的一切已被李世民所篡改，我们虽可知其不实，但可否借助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还原出真实的面目来呢？
　　前已述及，李世民已将正史中一切有关此事件的真相都消灭殆尽，但一些破绽还是存在的。不妨细看一下李渊在事后的处置手法，就可以找出这些破绽来。
　　李渊事后将事件归罪于东宫、秦王府的下属，将东宫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府的杜淹流放了。问题正在于此，按正史所载，此事无理一方完全在于东宫，流放东宫的下属并不奇怪，但秦王府一方完全是无辜的，反而还是平叛有功。李渊即使事后反悔不守承诺改立李世民，甚至不封赏其平叛之功，也绝无理由说秦王府下属有罪而将杜淹流放。
　　李渊此举若当真无理到这个地步，李世民岂肯默然接受，其下属又岂会屈从？或者有人会说，李渊是君，李世民是臣，君再无理，臣也违拗不得，李世民不能反抗何奇之有？
　　但只要纵观史书在其他事件上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确实是很奇怪的，因为它明显不符合李世民的一贯作风。只要看一看其他场合中李渊真的无理时李世民及其下属的反应，就可知上述意见大为不妥。
　　在玄武门之变前夕，李渊已下定决心牺牲李世民时，他便开始听从李元吉的建议，不合理地惩罚李世民的下属。如李渊削了秦王府中程咬金的公爵封号，将他贬到康州做刺史。程咬金并未犯错而遭此贬谪，自然是出于打击李世民的意图，属于不合理的惩罚。
　　结果是程咬金坚决抗旨，对李世民说：“知节以死不去。”宁死也不屈从。可见秦王府属下对于李渊的无理圣旨是坚决抵制的，哪怕是因此而背上违旨死罪，也决不退让。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秦王府将士对李世民的忠心耿耿，部分地解释了李世民虽处劣势却仍能获胜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杜淹如果真的是无罪而遭流放的话，他是决不会顺从的。
　　那么，李世民本人又如何呢？李世民当然更不会接受这样的压制。同样是在玄武门政变前夕，李渊又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将尉迟敬德逮捕下狱，也是无理降罪。
　　李世民此时以极其强硬的态度，逼李渊将之释放。可见李世民在面对李渊的无理圣旨时，同样是顽强抵抗，决不屈服的。由此事可再次证明，若杜淹是被无理降罪的话，即使他自己不敢抗旨，李世民也必定会为他在李渊面前争个公道，不会坐视不理。
　　但从史书记载来看，李世民对李渊的降罪是默认了的，并没有公开抗辩。而杜淹也没有像后来的程咬金那样宁抗旨而死也不遵旨，有任何的反抗行为。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李世民在此事中是理亏的，李渊的降罪是合理的，所以他不敢抗旨。
　　但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李世民率兵平叛，只会有功，不可能理亏。这一矛盾的存在，只能有一个解释——史书的记载不真实！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呢？我们可以大致作一些推测：很可能李建成派尔朱焕、桥公山到庆州送盔甲武器给杨文干这件事是真的。李建成为了对付李世民而在地方上暗自集结兵力，以为日后之用，并不奇怪。而尔朱焕、桥公山二人显然被李世民在暗中收买了过去，所以行到半途折去仁智宫，诬告李建成这样做是为了马上命杨文干起兵作乱。
　　李建成送兵器给杨文干虽然不是为了造反，但毕竟是非法的，再加上告他的是东宫下属，李渊没有不信以为真之理。李渊果然中计，勃然大怒之下急召李建成。
　　李建成虽无作乱之心，但已陷于嫌疑之地。当时李世民在李渊身边，李建成自然会害怕自己孤身前往，一旦李渊听信李世民的唆使，他很可能会有性命之忧。所以当时东宫僚属中有人提议李建成据长安起兵，真的作乱，这一记载也应该是真实的。
　　但李建成若听从了这一建议，可就正中李世民下怀了。因为这样一来，不管李建成最初是否有心作乱，他已造成了反叛的事实。李世民若领兵前往镇压，乘乱将之诛杀，那也是名正言顺，不仅不存在“手刃亲兄”的诟责，反而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他就成了大义灭亲的功臣。
　　李建成最终选择了遵旨前往拜谒李渊，一方面说明了他的明智，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的确没有造反之心，所以胸怀朗朗，有信心李渊会明辨是非，查出他是无辜的。
　　但李渊当时狂怒不能自禁，根本听不进李建成的解释。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悲愤得以头撞柱，其内心之委屈，可见一斑，几欲以死明志。但李渊仍不能谅释，命人将之囚禁。
　　当时宇文颖受命去召唤杨文干。据史书说，李元吉勾结宇文颖，让他将李渊召见的真相泄露给杨文干，杨文干于是恐惧而起兵作乱。这件事真实程度如何，现在很难推测。到底是杨文干知道李建成被下狱而判断李渊已经不能分辨忠奸，恐惧自己前往解释也只会步李建成的后尘，所以不顾一切起兵欲求一逞呢？还是李世民在其中做了什么手脚，逼得他铤而走险呢？但不管怎么样，即使情况属于前者，杨文干起兵也绝非李建成的授意，而是间接为李世民所逼。
　　情况发展到武装斗争的地步，读李渊愤怒之余自然也惊恐不安，便召来李世民与之商讨对策。读史书所载二人的对话当真是妙不可言。尤其在读史者已经知道此事其实是李世民在背后一手策划，而李渊又蒙在鼓里时，更是十二分的有趣。
　　李世民说：“文干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应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读史者须小心体味这一番话的言外之音。李渊既召他来问对策，早就是在暗示要他去率兵平叛了。以李世民平日之乐于抓兵权、出征战，竟然说出上述似乎是想置身事外的话来，岂非大谬？可见他并不是真的不想去平叛，而是在跟李渊讨价还价，要李渊先答应他的条件，他才肯出兵。什么条件？他当然是不便公然说出来的，只能暗示而已。
　　李渊也是聪明人，岂有听不出这言外之音之理？而他既想求李世民出兵，应早料到要做这次“交易”，妥协之心早就定下了的，因此他回答：“不然。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在这番话中，李渊既有妥协让步的一面——答应废李建成而立李世民；但也有画出了底线，决不再退后半步的一面——决不能做当年隋文帝杨坚废杀杨勇而立杨广之事。
　　李渊在此，已是尽可能做到不卑不亢，不失天子的尊严。但危难当头（他以为是这样），又不得不求助于李世民。
　　李世民既已得许诺为太子，夙愿已偿，大概也心满意足了；再看到李渊对底线坚持的态度颇为坚决，还暗许他日后可在李建成不服管制时予以镇压之权，也就没有再得寸进尺，答应了出兵平叛。
　　这一场父子对话，表面上说得婉转漂亮，暗里却是在进行政治交易中激烈的讨价还价。
　　另外，后来李世民即位后回忆，称李渊曾有许诺立他为太子之事，这一说法与史书上通常说的有将臣请求李渊改立太子，而李渊也颇有废立之心属于伪作的不尽相同，应该是实有其事，指的就是这次李渊的亲口许诺但又事后反悔。
　　但就在李世民离开之后，李元吉及一些倾向于太子的妃嫔乘机为李建成求情。而其中发生转折的关键则在于封德彝。据史书所载，经封的“固谏”，李渊遂罢废立之心，并且很快就释放李建成回长安，居守之职也恢复原样。
　　封德彝到底说了些什么，令李渊回心转意了呢？我们也可以猜出个大概。封一定是向李渊详细分析了李建成的处境：他身为太子，只要安于本分，以后自然而然就是皇帝，那又何必弄巧反拙，急于起兵夺权呢？再说，李建成若真有作乱之心，事败后理应据长安马上起兵，断无孤身来谒之理，否则岂不是自投罗网？
　　综合种种因由，李渊惊愤之心一去，清醒镇静下来回心一想，自然马上意识到李建成作乱之事太不近情理，十有八九是李世民诬陷所致，态度遂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此有一个问题须谈及：以李世民策划此事之天衣无缝，他何以没想到在他离开后会有人向李渊澄清事实，以致他前功尽弃，而且因此而失尽李渊对他的信任？
　　这就得谈到封德彝和李世民的关系了。
　　前已述及，封德彝在两兄弟争权中表现得最为狡猾。他表面上亲近李世民，实际上却是在帮助李建成。他这种态度如此隐秘，以致李世民一直不知道他的真面目，直到他死后才揭破此事。
　　李世民又是怎样跟封德彝结交的呢？早在平定王世充之役中，唐军曾因久攻洛阳不下而疲敝思归。李渊当时在长安也听说士气不振，故派封德彝到洛阳下旨召李世民撤军。李世民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而不从，反遣封入朝向李渊解释战况。封出色地为他完成任务，打消了李渊的误解，可能正因为此而受到李世民的器重，并与之结交。
　　在窦建德军来支援王世充时，唐军将领中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撤军，一派主张分兵迎头痛击夏军。封支持前一派意见，但李世民考虑再三后采纳了后一派的主张，结果大破夏军，生擒窦建德。事后李世民曾对封说：“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虑，不免一失乎！”由此可见李世民虽没听取封之意见，但仍视之为“智者”，对他仍是很看重的。
　　到玄武门政变之后，李世民迅速将自己的心腹将领安插到要害职位之上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在这批新官中，大部分是秦王府的原班人马，如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侯君集、段志玄等。小部分是朝中与他亲善的大臣，如萧瑀、高士廉、宇文士及、颜师古等。其中只有封德彝、薛万彻、李客师、刘林甫等人不是李世民的嫡系力量。
　　其中李客师是李靖之弟（李靖字药师），李世民后来重用李靖，提拔他弟弟应是为了安抚他，争取他的支持。刘林甫的经历无法查明，且不去说。薛万彻倒是李建成的人，且在玄武门之变里效忠于李建成，为他而与秦王府部属殊死作战。李世民重用他，一方面是为了摆出他诚心不计前嫌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像薛万彻这样忠肝义胆的军人，李世民能凭直觉信任他，就像当年信任降将尉迟敬德那样。而封德彝当时被封为右仆射，实质乃是宰相之职，握有实权，可见在李世民心中是将他视为朝中支持自己的“秦王派”的。
　　正由于此，李世民离开时认为李渊身边的封德彝是自己人，若李渊有反复之心，封必能为他打消此心，一如当初为他打消李渊召他撤军之心一样。所以他能如此毫无顾虑地领兵出战，而不必担心事态会发生逆转。可他做梦都没料到，封不仅没有维护他，反而站到反对他的对立面去；不仅扭转了李渊的废立之心，而据《旧唐书》所载，封德彝甚至游说李渊，说李世民恃着自己有大功劳，不甘屈居太子之下，李渊如果决心不改立他为太子，就应该乘早将之收拾，竟开始劝李渊下决心诛杀李世民了。
　　这次“杨文干事件”，李世民的谋划可谓天衣无缝，但只因没察觉到肘边隐伏的大敌，以致功败垂成。否则的话，他不必于日后发动玄武门政变，不必亲手射杀同胞兄长，在历史上的评价当对其更有利。
　　另外，在此事中仍可找出一些疑点，如李世民在平叛中，杨文干被部下所杀；而派去宣召杨文干的宇文颖被指称泄露秘密，并勾结杨文干起兵，亦被俘杀。二人都是如出一辙，不及送回京师审问就已被杀，如此巧合，不由得令人疑心是否出于李世民要杀人灭口。如果是的话，那么杨文干起兵很可能就是受了李世民暗中设计相逼。但如今史料湮没，后人是很难勾沉出其中的真相了。
　　那么，“杨文干事件”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先说对李建成的影响。李建成在此事中较之李世民是有利的。他虽受了一场委屈惊吓，但使李渊更坚决地站在他这一边，李世民日后再也无法重施故技，靠挑拨李渊与他之间的关系来达到打击他的目的。
　　同时，李世民这次直接危害到李建成的性命安全，使他改变了以往不欲以流血手段来对付李世民的态度。在此之前，李元吉曾扬言愿为他手刃李世民，也曾私自安排过行刺李世民之举，但他原则上并不同意，也多次予以制止。但在这一事件之后，李建成终于下了决心要置李世民于死地，所以后来就接连发生了数起谋害李世民的事件。由此推测，史书的记载基本是可信的。
　　后来，在玄武门政变之后，李世民曾斥责魏徵离间他和李建成之间的兄弟之情，魏徵回答说：“先太子早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可见魏徵曾劝李建成杀害李世民。那么他是什么时候作出这一建议的呢？可以推想，很可能就是在“杨文干事件”之后。
　　但李建成在此事中也受到打击。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王珪等人被当做替罪羔羊而遭流放。这使东宫的智囊团的素质有所下降。因为李建成在地方上培植武装力量，毕竟是非法的，李渊不能不对此有所表示。
　　不过要指出的是，这种非法行为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在“杨文干事件”之前，李建成就曾在东宫内私蓄超出法定编制外的武士，组成所谓“长林军”，结果被李渊发现了。李渊非常生气，下旨斥责，并勒令将“长林军”解散。
　　很可能李世民从此事中得到灵感，查出李建成在庆州私蓄武装力量，若只是揭发出来，不过是第二次“长林军事件”，虽可破坏其武装力量，却不足以打击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所以一直隐忍不发，直到李渊去仁智宫避暑时看准时机才设下圈套。
　　而事实上，李世民自己也私蓄了个人的武装力量。在玄武门之变前夕，尉迟敬德劝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政变时曾说：“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这句话就泄露了李世民的确私自蓄养武士，只是未被李渊、李建成等发现罢了。至于地方上的武力集结，李世民也并不落后于李建成。“张亮事件”就可说明这一点。
　　“张亮事件”的前后原委是这样的：李世民曾担任过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所以在河南一带颇有势力。再加上他平定洛阳时将洛阳行宫中的宫女放还民间，又大肆封赏助平洛阳有功的官员，在当地有良好的声誉，深受拥戴。所以在争权之中，李世民早已看中了洛阳，便重点经营该地。
　　他派张亮率领王保等千余人到洛阳暗地结纳豪杰。这件事后被李元吉发现，向李渊告发。李渊将张亮下狱，严刑拷打，逼问其背后主使者。其实不必逼问，李渊早应知道幕后的主使者是李世民。但他要拿到人证口供才能名正言顺地对付李世民。
　　但张亮咬紧牙关，在严刑逼供下始终一言不发、守口如瓶，竟无法将罪名推附到李世民身上，最后只好将之放回洛阳。“张亮事件”未能扩大成另一次针对李世民的“杨文干事件”，完全是由于张亮经受住了严刑拷打。这又再一次证明李世民下属对其之忠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李渊、李建成等对他的打击。后来张亮官至刑部尚书，而他原来的出身只是农民，能居此高位，自然是出于李世民对其忠诚的报答。
　　再说“杨文干事件”对李世民的影响。李世民这次谋划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结果是打草惊蛇，不仅令李建成的戒备之心更盛，并坚定了杀他之心；更令李渊丧尽对他的最后一丝信任。这等于是将自己置于刀尖下过活了。
　　如果说在“杨文干事件”之前，李世民突然雄心尽失，不欲再与李建成争夺太子之位，散尽身边的将佐部属，甘心做个藩王，那么他还能及早抽身，退出争斗；但在此之后，他就是后悔也已来不及了。结果只能有两个：或者成功而登基为帝，或者失败而身败名裂，再无第三条道路了。因此，后来的宫门喋血，至此势所难免。
　　自此，两兄弟的争权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联络突厥：曲线救国的险招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如果自己的实力不如对手，就会想出“借力打力”的办法，或者借用对手的力量补充自己的实力，或者拉拢第三方力量作为自己的助手。
　　面对拥有合法继承权的太子李建成，面对父皇李渊对太子的极度信任，李世民只能寻找合作者，扭转局势。于是，他打算借助突厥的力量，里应外合，夺取太子之位。
　　胡戟、胡乐所写《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有一节《突厥问题上的芥蒂》。这一节可谈之处颇多。文章中谈到，在玄武门事变前夕，突厥突然入侵乌城，“突厥进兵南下，直打到长安北渭水边，这是一场偶然的巧合吗？突厥十余万大军倏忽而来，悄然而去，事甚蹊跷，特别是渭水桥边李世民单独和颉利可汗的那阵密谈，谁也不知说了些什么，就轻易说突厥退了兵，更是一个永远不可解的千古之谜”。
　　进而追述到李世民在唐初称臣突厥一事中的地位作用及他与突厥的亲密关系，由此一步步推证出很可能突厥军是李世民招来配合他发动玄武门事变的。
　　这一论点，记得在某一本书上我也曾见过，可惜那本书的书名及其中的理由具体是什么，我已大半忘记了。我只记得那时感到这种观点荒谬之极，难以置信，似乎那书中所述理由也不太详细，所以我没放在心上。
　　本文的论点与那本书极似，而且论述十分详尽，牵涉到刘文静之死等我在前面论述中已有定论的问题，应该加以详细分析。
　　我们且按时间顺序先谈太原起兵时李世民称臣突厥一事。
　　文章说，突厥始毕可汗得知李渊起兵后，提议李渊自立为天子，一笔勾销他与隋政权的关系，那么突厥就愿意全力支持他。这显然是在暗示要李渊与隋朝脱离关系，完全投靠突厥。
　　李渊听后犹豫良久，不愿答应。当时兴国寺的兵士知道李渊不听从突厥的提议，就私下说：“唐公（李渊）如果不听从突厥，我们也不能听从唐公的号令了。”
　　文章指出，兴国寺兵是刘文静的部下，归李世民统领。刘文静这样以兴国寺兵来兵谏李渊，实有胁迫的成分在内。李渊由此怀恨在心，成为他后来杀刘文静的因由之一。而刘文静既归属李世民统领，恐怕此事是李世民在背后主使的。
　　关于兴国寺兵谏之事，我也记得从前看过有文章谈及，不知是否与上面提及的那本书同出一处。这件事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有记载，其余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均无此事。是否出于李世民事后删改，这很难说。
　　我想指出的是，那时才刚刚太原起兵，李世民是否会大胆到倚仗自己下属军队的势力来胁逼李渊按他的意志办事？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诚然，李世民奋发进取，常常敢于超越李渊的意志行事。但二人的意向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程度。若说二人意见相左时，李世民会以武力来操控李渊，那就太不可信了。即使李世民真有此举动，李渊又岂能容忍他这样胆大妄为？
　　既然我们已经考证出太原起兵的主角是李渊而不是李世民，则不得不同时承认主持称臣突厥一事的是李渊而不是李世民。这二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不能主张一者而反对另一者，否则就有逻辑矛盾之嫌。
　　所以，我估计这一记载恐怕是为了美化李渊，为他称臣于突厥开脱，将形势设计成如此迫不得已。甚至很可能，兴国寺的兵谏实际上是李渊暗中指示刘文静去“演戏”。这跟后来的史书中着力描写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是受其手下怂恿相逼而致，其用心是一样的——都是将动机转派到部下头上，为真正的主角开脱罪名。这本是史书中一贯所使用的“弃卒保帅”的手法。
　　文章还谈及旗帜用色之争。
　　突厥军用白色旗帜，而隋军用绛赤色旗帜。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说，刘文静请求义军用白色旗帜。这样旗色与突厥一样，实际上是表示完全臣服于突厥。但李渊最后还是决定杂用红白旗帜，以示不纯臣服于突厥，还是尽忠于隋朝。文章称《资治通鉴》的叙述与之有出入，不确切，所以弃而不用。
　　我翻看《资治通鉴》，原来是说将领劝说李渊称帝，但李渊拒绝。裴寂、刘文静都说若不听从突厥，因此拖延，恐怕日后要后悔。李渊要大家再想退一步的办法。最后裴寂等人建议遥尊杨广为太上皇，拥立长安城内的代王杨侑做皇帝，旗帜用红白杂色旗。李渊称这一建议是“掩耳盗铃”，但还是接受了。
　　我自己认为，当时北方起义的割据势力，无一不称臣于突厥以自保，而刘文静被派去与突厥联系，建议李渊臣服于突厥，不过是按当时的常规办事。若因此而认为刘文静（暗指李世民）亲突厥，甚至于胁逼李渊，那就太不公平了。
　　至于李渊本人，一方面迫于形势称臣于突厥，一方面又想尽量保持独立性，那正说明了他不同于一般割据势力的领袖的鼠目寸光，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文章中由此说：“刘文静和李世民成为李唐政权中和突厥关系最近最深的两人。”我猜想，也许一开始李世民本人跟突厥并无来往。而在起兵称臣突厥事件中，刘文静一直从事联系双方的工作，再加上他隶属于李世民，而李世民为了日后的政权稳定和进一步对付突厥，就乘此机会与突厥结交。很可能就在这时，他与突利结拜为香火兄弟，承诺彼此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说到刘文静之死，文章认为其被杀在时间上与突厥协助刘武周进犯太原极相近，很可能是防范他会乘此机会勾结突厥，同时也是打击和警告李世民。
　　这种推测极不合理。那时唐政权仍处在强敌环伺之中，李世民怎会动念在突厥攻打太原时派刘文静去勾引突厥呢？若无李世民的撑腰，刘文静又怎敢有此意图呢？李渊又何必因此猜嫌而杀他呢？所以我不同意这篇文章的推论，仍坚持我在前面对刘文静被杀原因的分析，即李渊此举确有打击李世民之意，但应与突厥无关。
　　文章又谈及，在刘武周攻击太原时，突厥遣五百兵协助他。当李世民出兵对付刘武周时，处罗可汗反派其弟弟步利率二千骑兵支援唐军。陈寅恪评论说：“（突厥）前后态度变异至此，其关键在太宗与突厥之特别关系。”
　　我相信在此事中，李世民肯定在突厥身上下了工夫、使了手段，那是他笼络突厥支持唐政权的成功例子之一。但因之而说他从内部勾结突厥，那就未免过分了。
　　文章还说李渊向来特别防范内部有人勾结突厥，并举例说他在处死刘文静后又处死并州总管李仲文，其主要罪名是说他想趁李世民率主力军在洛阳与王世充作战时引突厥入攻长安，受突厥封为“南面可汗”。
　　幸好此事我曾看过《资治通鉴》，不然听起来好像证据确凿似的。其实李仲文被杀明显带有冤狱性质。李仲文在李世民对刘武周的作战中，一直协助他坚守浩州，不止一次击退刘武周的攻击，为唐军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浩州是交战双方争夺的战略重地，李仲文苦苦守住该城，意义极大。他若要勾结突厥，当时岂不是更好的机会？何必等到后来唐室称霸中原已成定局时再枉做小人？
　　李仲文被杀，是典型的诬以谋反。他是接壤突厥边境的军区总司令，要杀他，当然最方便的借口就是说他勾结突厥了。
　　文章又谈到迁都之争。据《资治通鉴》所载，当李世民提出反对迁都之议时，李渊的反应是接纳他的意见。但文章指出，《旧唐书》对此事的记载却是李渊大为生气，只让他率三十余骑去对付颉利。
　　这件事与《资治通鉴》记载很不一致。《资治通鉴》所载，是先有迁都之争，然后另一天李渊带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到郊外打猎。李建成有一匹貌似肥壮却易于在奔跑中马失前蹄的马，他让李世民来骑它。结果这匹马果然连续三次栽倒，李世民每次都及时跳离马背，等马爬起时再骑上。宇文士及从后面赶上来帮忙，李世民就对他说：“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
　　李建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唆使妃嫔将李世民的话加以歪曲，告诉李渊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李渊果然勃然大怒，先召李建成、李元吉来查证。二人自然只会落井下石，不会澄清事实，这更令李渊怒不可遏，再召李世民来，责备道：“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这句话露骨之极，完全将父子之间仅存的一点点虚情假义的面纱都撕下来了，直斥李世民有夺位之心。
　　李世民受此冤屈呵斥，羞恼交加之下，倒还能保持冷静，知道此时李渊正在火头上，争辩说理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火上加油，所以脱下冠帽，叩头要求由司法机关来调查这件事的真相。
　　李渊的愤怒一时犹未化解，忽然传报说突厥入侵。李渊这才换了副面色，让李世民戴回冠帽，遣他去对付突厥。
　　此事仅见于《资治通鉴》，但后世史家多认为此事应该属实。《旧唐书》显然是将这两件事合并为一件事来写了。
　　后来的事情值得在此处提及。李世民与李元吉出兵后，适逢关中连日大雨，道路泥泞，军粮无法接济上。而军队连年征战，厌战情绪很强烈，军备也残破不堪，形势极其险恶。
　　唐军在豳州与突厥军猝然相遇，李世民对李元吉说，应该出城与突厥打上一仗，不可示弱。李元吉则很畏惧，说敌我悬殊，不可轻率出战，万一失利可就后悔都来不及了。
　　李元吉其实并非真的畏惧，而是他随军出征，实负有监视李世民之责。他故意令自己部下的兵将按兵不动，那是要进一步削弱李世民的兵力，引他打一场败仗，以乘机打击他。
　　李世民自然看穿他的用心，但他也已胸有成竹，所以说你不愿出战就留下来观战，我自己去好了。于是他率骑兵到突厥阵地喊话，指责对方撕毁盟约，无故入侵，并挑战说若颉利愿单打独斗就与他来打一场；若要出动大军，他就以这一百骑兵应战。
　　颉利一时摸不准李世民的虚实用心，未作反应。而李世民又向前逼近，对突利谈起“香火之情”，这是史书第一次记载李世民与突利间的密切关系。
　　而颉利听到“香火之情”的话，霎时间疑云大起，疑心突利私下与李世民有密谋，忙阻止李世民继续前进，只说自己来不是入侵，只是重申前盟，于是率军后退。
　　李世民在稍后又乘大雨和黑夜而率军逼近突厥大营，令突厥军队骚动不安。李世民又派人向突利分析利害关系，说服他与自己和解；所以在颉利打算反击时，突利反对，遂使颉利不敢轻举妄动而撤军。
　　突利又与阿史那思摩去见李世民，二人再次结拜为兄弟。阿史那思摩更随李世民回长安见李渊。
　　由上述史实可知，李世民一直在突厥中采取分化拉拢的手法。这一手段非常成功，多次在突厥中造成意见分歧，从而一再击退突厥的入侵。后来李世民登基后大举扫平突厥，也是突利首先率部归顺唐政府，造成颉利的孤立与失败。
　　而阿史那思摩由于相貌不像突厥人，被疑心是通奸生子，在突厥中一直受到冷落排斥，可能也是在这一次被李世民趁机拉拢了过去。
　　后来他受到李世民重用，被赐姓李，因而史书中称之为李思摩。
　　由此可见，所谓李世民与突厥的关系密切，主要是与他着意拉拢的那一批较失意的突厥贵族关系密切。陈寅恪因此而说“可见太宗在当时被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是失于笼统了。
　　另外，我认为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李建成也曾派手下去招募过突厥骑兵三百来补充东宫军力。可见利用突厥并非是李世民的专利。
　　在谈及玄武门事变时，文章猜测说，事变前突厥入侵可能是李世民招来的。这种论点在道理上也说不通。因为突厥入侵对李世民有什么好处呢？从事件发展来看，李渊剥夺李世民的军权，李元吉、李建成等策划“昆明池政变”要置他于死地，逼得他不得不在无把握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发动政变。政变的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李世民又怎能预见到自己会成功而事先安排突厥来攻呢？
　　若说李世民原本是打算借打突厥而重握兵权，反过来以军队对付李建成，却被李渊识穿其用心，反而夺其兵权，那也是不近情理的。因李世民若真有此心，他早在那次于豳州击退了突厥兵时，就可以实施这种以军队夺权的方案了。那时他的处境仍比玄武门政变前夕较好，胜利的把握要大得多。
　　再说，到突厥攻到长安时，玄武门政变早已结束，李世民已登基为帝。突厥此举反而会严重威胁到李世民政权的稳定，成为他登基后马上要面对的第一个棘手难题。
　　至于说李世民在渭水边和颉利悄悄的一席话是什么内容，史书中早有透露：是李世民答应贿赂突厥大量的金银绸缎，以换取他们撤军。以贿赂来使突厥退军，是唐初的惯用手法，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而据刘餗的“小说”所载，李世民曾以突厥围困之事问计于李靖，李靖提议一面倾府库金银来贿赂突厥，一面派军队抄截其后路。
　　以贿赂求和使突厥退兵，说起来毕竟不大光彩。史书出于溢美李世民，将他描写成正气凛然，一番理正词严就能斥退敌军，所以对渭桥之盟中的谈判详情不予细述。此亦人之常情乎。
　　李世民在此事中实在是委曲求全，既要维护中原大国的尊严颜面，又要竭力避免挑动突厥和唐军即时开战。所以，他对此事深以为耻，史书记述时有所隐略，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文章也承认，“本节讨论成为李渊、李世民关系中的芥蒂的突厥问题相当微妙，很没把握”。
　　事实上，李世民诚然需要靠对突厥作战之机来抓兵权，但若极端到说他勾结突厥来对付李建成，则不大可能。因为这种事太危险，一不小心就会玩火自焚。一个处置失当，则即使可以打击李建成，自己的皇位也会弄丢，甚至前拒虎而后入狼，连大唐江山也会拱手让于异族，那样的结果对他也没有任何好处。
　　李世民在历史上以精明的政治家著称，想来他还不至于会犯下石敬瑭、吴三桂之流的大错吧。
　　昆明池政变：剑拔弩张的争斗前奏据史载，在武德九年夏初，突厥数万骑入侵乌城。若在平时，率军抵御之事往往委于李世民。但那次李渊却一反常态，不让李世民出征，而命李元吉领兵。
　　李元吉乘机奏请将秦王府下的骁将精兵如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秦琼等调归自己统辖。同时，他又与李建成密谋在昆明池摆下鸿门宴，在出征的饯别宴上埋伏刺客杀死李世民及尉迟敬德等人，然后入宫逼李渊让位。
　　这就是所谓的“昆明池政变”。
　　对于这场未遂的政变是否存在，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昆明池政变”是一个谎言，只为捏造出来将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掩饰为迫不得已。
　　《枭雄兴亡录》持此说。文章这样分析：“李建成的整个计划，是对李世民的力量逐步加以削弱。如果李世民乖乖交出兵权，放走秦府的几员战将，他不过是个空头王爷，哪里还需设什么‘鸿门宴’？政治家从来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情。”
　　另一种意见是：“昆明池政变”确实存在。胡如雷持此说。他认为，李建成、李元吉的谋划中逼迫李渊一说应属杜撰，只为后来李世民的逼父退位开脱。而除此之外，其他的记载应该属实。
　　他举的理由有二：当时李渊已下了牺牲李世民的决心，李建成等摸准这一点而向李世民下手，并不奇怪；这一阴谋是由东宫太子率更丞王晊揭发出来的，有此人证，当属事实。
　　我个人的意见是比较倾向于胡如雷的看法。
　　《枭雄兴亡录》说如果李世民交出兵权，就不需设什么“鸿门宴”了。但问题正在于，李世民决不肯交出兵权。因为权在人在，权亡人亡，李世民若交出兵权，就等于伸脖子到李建成的刀锋之下，听候宰割。李建成也一定猜想出李世民会使用非常手段来反抗的，所以才搞“昆明池政变”来诛杀他。他只是没想到自己的谋划竟会被李世民事先知道，抢先动手。
　　胡如雷说的对，王晊告密是“昆明池政变”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明。史书中对王晊的姓名、在东宫的官职、告密的详细过程，全都记载得很清楚，毫不含糊，不似是伪造出来的。
　　我们只要将它与史书中其他伪造出来的史料进行比较，就更清楚了。如史书中捏造唐朝刚建立时，有大臣将佐请求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史书只是说有人这么请求，那人是谁？他说过什么话？完全含糊其辞。而遍查唐初各大臣将领的传记事迹，也缺乏与之呼应的记载，所以可断定是伪作无疑。
　　而王晊告密则不然。史书除了没有载明他是如何给李世民收买做奸细之外（为尊者讳，当然不能记载李世民有此等小动作），其他情况都说得很清楚明白，可见应属事实。
　　此外，还可以用推理之法来证明“昆明池政变”的存在。
　　《枭雄兴亡录》中说李建成对付李世民的办法是“蚕食式”的，那基本正确，但失之片面。我们应该注意到，李建成和李世民争权，是有两个战场的：一是在京师内，这是主要战场，因为李渊仍在世，对于政权继承的人选，他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二是地方上，这里的斗争由于战场面积大，短兵相接的情景不易出现，所以显得较为隐晦。再加上史家为了掩饰李世民的夺位野心，对于他在地方上的种种经营都避而不谈，所以地方战场上的斗争不易为后世史家发现。
　　但现在基本都认为地方上的确存在着两兄弟的势力范围：河北、山东（崤山以东）一部分是李建成的势力范围，而河南、山东大部分是李世民的势力范围。
　　从前面几节的分析中可见，在京师这一战场上，李世民是全面处于劣势的：从朝中大臣到后宫妃嫔，从李渊到李元吉，无不是支持李建成而反对他的。
　　但在地方战场上，优劣之势却是逆转过来了。因为李世民长期在外征战，又担任过地方上的尚书令，所以地方上拥戴他的力量不少。
　　而李建成直到武德六年才在魏徵的建议下，利用对刘黑闼第二次战役的机会，在山东庆州、河北幽州等地培植地方势力。时间太短，远不及李世民的长期经营。而且，李建成培植力量的方法主要是以金钱来拉拢。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关系很脆弱，缺乏真正的忠诚。顺境时乐于锦上添花，一旦转为劣势就很难指望他们能雪中送炭。
　　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后，地方上尽管也一度骚动，发生了李谖作乱之事，但终究不成气候。李世民还未派兵平定，他自己的内部就先自相残杀而告瓦解。这一方面是由于李世民对政变后遗症处理得很好，想乘乱浑水摸鱼者难以兴风作浪；另一方面却也说明李建成在地方上的经营并无太大效果。
　　反观李世民，他与地方力量的结合，是通过并肩作战而成的，属于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非常忠诚可靠。“张亮事件”便是证明。
　　李建成对这一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他曾欲借“张亮事件”来打击李世民，破坏他在地方上的势力，但告失败。这必定令他体会到李世民在地方上力量的强大。
　　史书上有一记载可说明李建成对这一点的认识。史载，李建成曾召李世民夜宴饮酒。李世民忽然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李渊知道后一面勒令李建成不可再召李世民夜饮，一面到秦王府探病。他估计到此事可能是李建成在酒中下毒，便对李世民说：“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王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李世民此时内心想必大喜过望，面上却是“涕泣，辞以不欲远离膝下”。李渊就说：“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
　　但后来李建成、李元吉得知此事，就商量说：“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所以在李渊面前游说，说李世民身边的人多是山东人，“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李渊遂打消了让李世民迁往洛阳之心。
　　这一记载疑点甚多。如以李世民之精明谨慎，在他与李建成争权的形势下，怎会轻易接受夜饮之邀而不防备对方会在酒中下毒？另，人的体内能有多少血？李世民竟能吐血数升而不死，岂不成了医学上的奇迹？此处史书怕有夸大其词之嫌。而李渊承诺让李世民在洛阳建天子旌旗就更加不通。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李渊这样做岂不是制造出两个天子来，等于是制造国家分裂？
　　这一段史料真真假假，估计真相可能是李渊当时还未下定决心牺牲李世民，又看到两兄弟若挤在京中，争斗必难避免，所以想将李世民暂时调离长安到洛阳，以缓和二人的矛盾。所以，让李世民去洛阳是真，建立天子旌旗等则应属伪造。
　　而在李世民来说，当时他备受打击，完全处于挨打的境地，若能暂时离开长安，到他的势力强大得多的洛阳去，无疑是给了他一个喘息休整的大好时机。所以说秦王府内上下人等都欢欣雀跃，并非诬造。
　　但李建成对此点显然看得很准确，知道一放李世民出长安，就是纵猛虎归山、放蛟龙入海。而他此时正处于乘胜追击的阶段，岂能轻轻巧巧就让李世民溜出他的五指关？所以极力阻挠。
　　从唐初统一战争中李世民的表现可知，他堪称杰出的军事家。只要手上有兵，李建成就未必是他的对手。但在长安城中，李世民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根本没有军队可供调度。仅就法定允许的武士人数而言，东宫和齐王府合起来可有几千人（胡戟、胡乐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一文提到玄武门事变时，东宫、齐王府出动的兵数达三千之多），而秦王府却不过八百。虽然李世民曾私蓄兵力，但人数绝对不能太多。因为人数太多就会目标太大，易于被李建成发现。再说，东宫、齐王府同样也可以私蓄兵力。
　　不仅如此，由于李建成长期镇守京师，城中几万禁军，名义上虽不属他统辖，但暗下里的私交想必不错。再加上李渊站在李建成一边，一旦发生什么事变，李建成若要求李渊下旨将禁军调度权交给他，完全是可行的。
　　这么一对比，李建成以几万兵马对李世民的不足一千人，力量悬殊到这个地步，李世民想在长安内抗衡李建成简直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李建成才这么自信地说：“（秦王）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
　　正因如此，想来李建成推测李世民要有反抗行动，一定是潜逃出长安，到河南去纠集支持者和他对抗。若真的被他溜出长安，必定是兵连祸结、后患无穷。
　　首先，跟李世民打仗，他有把握胜吗？其次，就算侥幸胜了，那时一片锦绣江山亦必尽为焦土，对于他这个未来的统治者有何好处？所以，将李世民困在长安，尽快将之诛杀，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决非如《枭雄兴亡录》中所言是“徒劳无益”的。
　　研究历史，若能进行一些横向比较，有时会有很好的效果。日本深受中国影响，它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局面与中国颇为相似，可拿来借鉴。像日本尊氏足利不能守住天皇就是一个好例子，可与上述李氏兄弟的争权参照来看。
　　日本幕府时期的尊氏足利，“挟天子以令诸侯”，将天皇困在京城中，没有将他杀死。后来天皇男扮女装混出京师，召集起显家等效忠他的家族与足利对抗。虽然最终是足利胜了，但在战争中却使尊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以致后来两兄弟反目成仇、兵戎相向。
　　不妨假设，李建成若不诛杀李世民，而李世民又不敢孤注一掷在玄武门发动政变，而是潜逃出长安到洛阳振臂一呼，号召起效忠他的地方势力跟李建成打仗。那时李建成一定得倚仗李元吉去应战。姑且不论李元吉能否是李世民的对手，即使退一步说，李元吉真的打败了李世民，他是否会像足利之弟在平叛中功劳赫赫，不甘心屈居于兄长之下而与之决裂呢？从上述分析可看出李元吉有先除李世民再对付李建成之心，这种可能性是相当高的。
　　李建成不能不考虑到后果代价之大，所以他定谋设下昆明池这“鸿门宴”来诛杀李世民，是合乎情理的。
　　从上述的分析也可看到一点：即李建成没有考虑到李世民会发动宫廷政变，因为他认定李世民在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下，在这种绝对的劣势中，决不敢轻举妄动。正因这一招想差了，直接导致了他的灭亡。
　　此外，证实“昆明池政变”存在的还有一条有力证据。在李世民上奏章指斥李建成欲冤杀他后，皇宫中一直支持李建成的张婕妤马上得知这一事情，将之转告给李建成。李建成与李元吉开始商量此事。李元吉感到李世民此举非比寻常，一定有非常行动紧随于后，所以建议李建成命令东宫中的卫队做好作战准备，同时假称有病，不去上朝。
　　李元吉长期跟随李世民在外作战，对李世民的谋划往往比李建成要看得更清楚。他这一建议本是十分明智，但李建成不以为然，说：“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李建成这一话中的“兵备已严”，是说京城各处兵马已经出动备战，进一步证实他已备下兵马来发动“昆明池政变”，否则无缘无故调动军队，岂不奇怪？
　　

第三讲 决战玄武门：明君的政治豪赌
　　玄武门政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在这场生与死的豪赌中，李世民成了赢家，在此基础上，他继承了皇位，逐渐成长为一代明君。但谁又知道，在走近玄武门的那一刻，胜负究竟该如何判定？
　　政变：政治斗争的变数首先看一看政变的全过程。
　　武德九年六月一日，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据《刘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划过长空是预兆着会发生政权更迭。六月三日，金星再次于白天划过长空，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这份密奏转交给李世民，其用意是暗示要他自杀来澄清嫌疑。
　　李世民马上回复一份密奏，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并欲冤杀他，奏章中有一句：“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李渊看后愕然，回复李世民说，他将于明日在宫中召见两兄弟和众大臣，一起来对质明白。
　　这件事马上被李建成由张婕妤处得知。如前所述，李建成决定和李元吉一起入宫拆穿李世民的谎言。
　　与此同时，李世民却已率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及李孟尝等人，于六月四日凌晨埋伏于玄武门内，同时命高士廉释放狱中囚犯，分发武器，来增强秦王府的兵力。
　　到六月四日清晨，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心知不妥，掉转马头，回奔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头张弓连射三箭，但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接满，以致三箭未射到李世民马前就已经力衰而落。
　　李世民却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但并不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树枝钩住腰带而坠马。李元吉追过去夺过他的弓，欲将之绞杀。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将他驱走，最后也将之射杀。
　　玄武门的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宫门才关上，这时东宫兵将的马匹已撞到门上。
　　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兵将大多持观望态度，两不相助。而其中有敬君弘挺身助李世民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观望一下，至少等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他不听，和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攻打玄武门不成功，又另生一计。薛万彻率兵转而攻击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众人大惧，眼看一时三刻间就会被攻破。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尉迟敬德想出妙计，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示众。东宫、齐王府等人见首脑已死，顿时军心涣散，成鸟兽散。薛万彻见无法约束手下，率骑兵数十人逃离长安，躲进终南山中。
　　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对旁边的大臣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等本是“秦王派”的官员回应：“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李渊到此地步，也只得说：“善！此吾之夙心也。”于是依言下旨。
　　当时双方军队还在激战，尉迟敬德将圣旨宣布，裴矩又到东宫传旨，东宫、齐王府的军心更加无法收拾，终于全部散走。
　　最后，李世民将李建成五个儿子李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五个儿子李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李渊眼见一群心爱的孙子全被砍下人头，哼都没敢哼一声，自知身处危境，李世民血淋淋的屠刀只怕下一次就要架到他脖子上了，急忙在政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过了几天就表示要退位；两个月后（八月），李世民就正式在东宫显德殿继位为帝。
　　之所以是在东宫里登基，是因为他向李渊许诺，只要李渊有生之年，皇宫都由他来住，自己只住在东宫。但到贞观三年，李世民政权稳固后便开始大举清洗武德年间的旧臣，以便提拔新人。李渊从中闻到火药味，连忙表示自己愿让出皇宫。李世民自然要表示坚持前诺，李渊当然也坚持不再住皇宫了。于是最后还是李世民从东宫搬到皇宫里住，李渊迁往弘义宫（改名大安宫）。
　　玄武门政变大致如上，其中许多记载有不尽不实或含糊其辞之处，这里先要澄清和明确一下。
　　首先，关于“金星白昼经秦地”一事，由于涉及到预言的问题，后世史家多斥为迷信，或斥为是李世民为自己继位寻找借口而捏造出来的。这一问题我在1992年的一篇专门考证隋末唐初的预言的文稿中详谈过。隋末唐初有许多预言出现，而且经考证而证实不可能出于后人伪造，其中尤以“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这两条预言证据最为充足、无懈可击。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太白见秦分的天象引发六月初四事变”一节亦评论到这件事：“李渊拿出傅奕此状给李世民看，这不是给他一个天意要他当皇帝的喜讯，而是像拿到李世民要谋反的罪证，出示当面，要治他罪。这件事殆非史官虚构，因为天文志上有此星象的记录，后来唐太宗也曾对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几累于我’，可证当时李世民相当狼狈。”
　　其他研究者也证明过这一密奏的确存在。当时所举的证据也是上述李世民对傅奕说的那句话，载于武德九年十二月，即李世民夺位后不到半年。但因我不能肯定这一记载本身是否也是出于伪造，所以无法完全证实密奏的真实性，这一预言的真实性也就远不如“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那两条预言那样可靠了。
　　其次，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前夜所上的奏章，其中控告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这一事情早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就已疑心其中有伪。司马光非常谨慎地评论，说宫闱之事，讳深难测，这种事情恐怕说不清。
　　后世史家多认为此事出于伪造。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无凭无据这样控告李建成，既不明智，也不成体统，根本不近情理。而这种涉及男女关系的事情，所谓“家丑不外扬，李渊怎么可能会答应召集众大臣，让两兄弟当面对质？所以，他断定这份奏章根本不存在。
　　胡如雷所说很有道理，可证明奏章内容是经过伪造和歪曲的，但他因此而将写奏章之事也否定了，可就走得太远了。因为后来李建成正是由于从张婕妤处得知奏章内容，才决定入宫与李世民对质，从而在玄武门内遭伏被杀的。所以，若这份奏章不存在，就不存在李建成入宫之事，也就不会发生玄武门政变。由此可见，这份奏章是起到了“引蛇出洞”的关键作用。
　　很可能当时李世民的确写过一份奏章给李渊，内容也一定是控告李建成的某些问题，而且还应该有一定的威胁性，否则李建成就不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不去对质就会证实了李世民对他的诬告。但内容当然不可能是说李建成淫乱后宫，否则李渊不会公然召集大臣旁听。
　　李世民后来这样伪造奏章的内容，大概是从张婕妤报信这件事得到了启发。张婕妤、尹德妃二人亲近李建成，只是为了找个靠山，不可能和他真的有什么肉体上的来往，否则李世民早就拿出来向李渊告密以打击李建成了。但正因这二人的相助，李建成对后宫情形总能最快地了解清楚，平日必定已是对李世民造成诸多打击。李世民因此对二人怀恨在心，在编写史书时就乘机污蔑二人的贞洁，加以报复。
　　此外，奏章后半部分提到魂归地府、无面目见王世充、窦建德云云，应该是真实的，是李世民在暗示李渊不要忘了他有平定天下之大功，以激起李渊的不忍之心。李渊虽然在“杨文干事件”后有了牺牲李世民之心，但这种决心仍然常常有动摇的迹象，如他本来要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削李世民的王号，给陈叔达劝上几句又改变主意了。对于他自己亲自动手直接伤害李世民性命的事，李渊还是很犹豫的。
　　至于奏章的前半部分到底攻击了李建成什么，现在已无法推测。可以推测的仅是，李世民对于李建成一定愿意入宫与他对质是极有把握的，否则这份奏章就会“打草惊蛇”，令李建成警觉他要有所行动，而达不到“引蛇出洞”之效了。
　　李世民凭什么有这种把握？这可追溯到“杨文干事件”去。当初，李建成受李世民诬陷造反，被李渊召去仁智宫。如前所述，曾有谋士建议他据城起兵，但李建成终于还是孤身前往谒见李渊，澄清事实，使李世民的谋划落空。李建成有此经验教训在前，这次又得知李世民对他有所谄告，自然认定只要自己前往对质，就可以一如“杨文干事件”那样真相大白，说不定还可由此反告李世民诬陷。他倒没想到，李世民既已失败过一次，又怎么会重施故技？
　　这条计策，表面上与“杨文干事件”一计相似，实际上用心却是完全不同。李建成不加细察，终于遭伏而死。反而李元吉一开始时便对李世民此举心生疑惑，劝李建成称病不入宫。李元吉长期跟随李世民在外作战，亲眼目睹他如何设谋定策、破敌攻城，大概是更熟悉李世民的思维方式。所以李元吉个人才智不见得优于李建成，但却能有所警觉。只是他并未坚持己见，最后也是自陷绝地。
　　再次，李世民何以能伏兵于玄武门内呢？玄武门是皇宫北门，入宫者绝不能有寸兵于手，更何况是大队人马进入？唯一的可能是玄武门守将早已为李世民所收买，所以他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那里设下布袋阵，待李建成来自投罗网。
　　当时驻守在玄武门的将领是常何。陈寅恪根据现收藏于巴黎图书馆的“常何碑”，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一文中断言，常何本来隶属于李建成，但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所以在玄武门政变中，李建成还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丝毫不加防范，致使李世民有机可乘。
　　但胡如雷反驳此说。他引用“常何碑”的碑文指出，常何是在李世民早于武德二年派其手下大将刘宏基给招揽过来的。在对王世充之战中，常何还被任命为左右骁骑，由于其作战英勇而深受李世民的赏识。常何与李建成之间发生关系，是迟至对刘黑闼的第二次作战中，随同他平定河北。李建成可能确实在那时对他有所拉拢。但在武德七年，李世民将他调入长安，赏赐他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挺，委派他在玄武门做统领。
　　由上述种种可见，李世民一直对常何信任有加，非常重用，而在政变前两年将之调到玄武门任职，显示在那时他已开始在玄武门部署势力，以应不测。因此李建成又怎么会对他视为心腹而不加猜疑呢？
　　也有人猜测常何是李世民安排到李建成身边行反间计的，即故意假装背弃李世民这个旧主子而投靠李建成。虽然李建成曾经想收买李世民的手下大将尉迟敬德而被拒绝，尉迟敬德将此事告知李世民时，李世民反劝他“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可见李世民确实有过让身边受李建成拉拢的将领行反间计之心。
　　但我觉得此事还是比较可疑。其一，李建成怎会如此信任一个原来是李世民的爱将的人呢？其二，到底常何在玄武门的职位是李世民安排的还是李建成安排的呢？如果是李建成的安排，那么可以说李建成把他当成了心腹。但如果是李世民安排的，李建成又怎会当他是心腹？
　　除非“常何碑”的内容本身也有伪造的成分，如果信之不疑的话，那就只能说是李建成本人太掉以轻心了，压根没想到、也不相信李世民以如此弱势兵力，竟敢在京城内发动政变；同时也显示他认识不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对李世民在那里安插亲信长达两年竟都不加留意。
　　李世民能发动政变成功，玄武门始终控制在他手中是最大的关键。所以常何在此事中立有大功，虽然其人并无卓异才能，后来却可官至中郎将。
　　至此，史实已基本澄清，可谈一谈政变中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两种：偶然性原因和必然性原因。即李世民的成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
　　先说必然性。胡如雷作过总结，我认为很有见地，不妨先看看他的总结。
　　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他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他们团结一致，投入战斗，因而致胜。
　　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需分为两层来谈。第一层是，李世民身边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这一点是李建成所远远不及的，这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就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仅仅是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而不能用他们，或这些人不忠心于己，那也是有不如无。因此，第二层是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为己效忠。前面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收复尉迟敬德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尉迟敬德恐怕未必没有叛逃之心，只是他乃一代名将，声誉所系，一旦叛逃就会一世英名付诸流水，所以他不能如寻相等人那样毫无顾忌地逃走。犹豫之间，若非李世民示之以诚，结果只怕大为不同。
　　因此，在李世民的身边，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智计百出而又忠心耿耿的谋士，又有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不为重金所收买的猛将（李建成曾送金银珠宝给此二将，欲将之收买，但二人均拒绝，且于事后如实告知李世民），还有张亮不被严刑拷打所屈服、程咬金宁死抗旨等这样为之卖命的心腹。
　　反观李建成，虽然他手下也有魏徵、王珪等良臣，但王珪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魏徵，史书所载他在李建成手下时的事迹只有两件，其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其二是劝他及早诛杀李世民。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可能后来魏徵为李世民重用而成唐初重臣，史官因此而掩饰他为李建成办事的情况，所以不怎么记载他在东宫的作为。二是可能魏徵在李建成手下真的没有受到很大的重用，所以无所作为。若情况属于后者，则更可见李建成在用人上与李世民的差距。
　　即使李建成有重用魏徵，而东宫中可称道的谋士唯魏徵、王珪、韦挺三人，武将唯薛万彻等寥寥数人，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形见拙的。
　　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只是与李元吉二人一起谈论，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左右。他与这三人事无巨细，大事小情，都必定开诚相见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
　　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精诚团结，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相反，东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
　　如李世民事先得知李建成派人送武器给杨文干，才能以小化大，弄出一场“杨文干事件”出来。而后来他又提前得知“昆明池政变”的谋划，得以抢先而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政变。
　　李建成两次收买尉迟敬德和段志玄，都告失败。李世民先后收买尔朱焕、桥公山、王晊、吕世衡、敬君弘等，都获成功，且均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这里也涉及到收买的对象与策略。李建成专收买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以他们对李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可谓极不明智。而李世民不同，他压根就不会动念去收买魏徵等人，而是专向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下手。像王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夺取玄武门：胜负的关键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是他取胜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专家在研究中都已经充分肯定了这一点。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独具慧眼地指出，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取得胜利，因此此处乃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政变之多，只是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所以一般提到玄武门政变，若不特别说明，均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
　　这跟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有关。唐初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所以北门（即玄武门）成了影响宫城安全的最重要关口。
　　李世民作为军事家，对于这种战略要害肯定是特别敏感的。他收买禁军将领、安插心腹亲信，用了至少两年之久的时间经营该地。这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绝非一时之间心血来潮、灵感涌现而致，而是经过细心策划、长期准备的。
　　《枭雄兴亡录》中对此以下围棋来作比喻，有很形象的说明：“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其导火线是李建成、李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以及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有暗示逼他自杀之心。但此处又说到李世民在玄武门上已处心积虑达两年之久，则他发动玄武门政变又似乎非由上述两原因所引起。
　　这其实并不矛盾。李世民当初布置玄武门，就是为了不预之需，是最后一步杀招，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原因有二：其一，以李世民当时兵力之弱（如上所述，是以不足一千人对抗东宫几万人），发动政变成功的几率实在微乎其微。若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之际，他怎么会愿意冒这大险呢？
　　其二，这其中也有对道德成分的考虑。《枭雄兴亡录》说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这种说法极不妥当。李世民绝不蔑视当时的封建道德。相反，他是十分顾忌的。否则他就不必千方百计在后来编写史书时干预史官的著撰，将玄武门政变作道德上的美化了。反而是杨广，他才是真正蔑视公认道德，一方面弑父杀兄，一方面即位后却从没想过派人编写史书来隐瞒真相。
　　只是，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候，李世民已无暇去顾及道德不道德了。一旦在这种政治斗争中落败，不仅是失了权柄，还会丢了性命，全家覆亡；又据中国传统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一切罪过和难听的名头都将派到失败者头上，那时将身败名裂，李世民留在历史上的将是一个野心家可耻地覆灭的记录。
　　顾念道德，不外也是为了留下一个身后美名。这下子还有什么身后美名可言？所以在此之前，如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还可以答应李渊的要求，不杀李建成，以免有杀害同胞兄弟的道德污点，可见他还是非常顾忌道德的；但正是在“杨文干事件”之后，李世民已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李建成已是不可能。
　　有趣的是，恰恰是在那个时候，他将常何调入长安屯守玄武门。只是未到最后关头，李世民还是不愿轻易走这一步棋的。
　　但到了玄武门政变前夕，血腥气已经扑面而来，不是你抢先动手杀人，就是被别人抢先动手杀你。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还是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的。只是应该指出的是，形势逼人是主因，道德考虑是次要的。而这种形势逼人，最初的成因却也在于李世民个人不甘屈居于李建成之下的野心所致，李建成并不是始作俑者。
　　还须指出的是，当时李世民面临的并不只有发动政变一途。如前所述，他还可以潜逃出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来与李建成周旋。而李建成等人事实上也都认定他会选择后一条路，所以没有防备到他会选择发动政变。料敌不准，错失先机，才造成了李建成最后的失败。
　　李世民大概是有想到这一个选择的。因为后一条路，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较之发动政变所冒的风险要少得多。正因为如此，李建成及许多人才料定他会这样选择，那么李建成必定已设下计谋来对付。李世民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出乎众人意料之外，采取了看似冒险的政变。
　　在李建成已有防备的情况下，逃出京城，一路上关卡重重，未必能成功。而发动政变，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李建成这一主脑人物，控制李渊，即使兵力极度悬殊，也还是有希望取胜的。事后的发展果然一如他的预料。
　　先发制人：反客为主的绝杀李世民获胜，还与其先发制人的战略有关。从争权的总形势来说，李世民是主动的。但在武德后期，李世民逐渐处于劣势下风，李建成等一再打击秦王府的势力，李世民已转为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在玄武门政变中，李世民抢先动手，再次占了先发制人之利，在这一点上大大弥补了其兵力不足的弱点。
　　在玄武门政变前夜，据史书所载，李世民曾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来商量。众人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叹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尉迟敬德反对说：“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
　　长孙无忌也说：“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
　　但李世民仍说：“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
　　尉迟敬德进一步苦劝：“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李世民还欲以占卜来决定，张公谨见了抢过占卜的龟具，掷到地上，道：“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
　　李世民于是下定决心。
　　当时杜如晦、房玄龄二人已因李建成等的诬陷而被李渊下旨驱逐出秦王府，严禁二人再听从李世民的号令。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去召二人回府。二人却回答：“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如果李世民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
　　李世民闻言大怒，摘下佩刀来给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
　　这次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一起前去。最后房杜二人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走一条路，尉迟敬德走另一条路，齐集秦王府。
　　以上记载，我认为基本属实，问题只在于怎样透过表面的文字去看内里的乾坤。
　　李世民表现得退缩迟疑，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他是装出来的，以此来激起秦王府上下人等的同仇敌忾之心。以上已说过，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相比，兵力极其悬殊，秦王府中的兵将除非能以一敌十，才能勉强够与敌方打个平手。所以士气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李世民一再退缩，引得尉迟敬德等人急不可耐，憋了一身的气力，到真正开战时就能勇不可当。这就是所谓的“遣将不如激将”了。而且，借尉迟敬德等人的劝说，也可统一思想，同样有激发士气之效。
　　其二，他的迟疑有一部分恐怕是真的。正由于兵力太悬殊，行动太冒险，要说下决心就下决心，谈何容易！李世民迟疑的不是应否发动政变，而是应否在这个时候发动政变，能否再等一等，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时机到来。
　　其三，可能他心中仍有道德上的顾虑。李世民表示想让李建成等先动手，然后就可以比较名正言顺地反击。这显然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而不合于战略。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李建成一旦发动政变，以他的压倒性优势，李世民根本无反击的余地。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乘对方不备，先发制人。李世民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稍一犹豫，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心舍道德顾虑而从战略要求。而先发制人，确是他最终获胜的关键之一。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瞽瞍和舜的故事的启示》一节，谈到上述众人纷纷劝李世民抢先动手，而李世民一直犹疑退缩时的一段对话。
　　根据《资治通鉴》，这一段对话是这样的：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
　　两胡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段对话有力地说明了李渊在两兄弟的争权中是与李世民对立的，因此李世民在发动政变前须顾虑与李渊公开闹翻的后果，以及要负上的“不孝”之名。
　　文章指出：“这瞽瞍（即舜的父亲）与舜是父子关系，世民与建成、元吉是兄弟关系，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这里明明白白说的是李渊，是李渊在害他……贞观史臣记述这段史实时有所掩饰，回避直接提到李渊，因为如果把李渊主使或默许杀死李世民的话如实写来，那李世民就如同一个被父亲嫌弃的儿子，他的形象就不大光彩了。”
　　文章又谈及上述那段话是谁说出来的，因史书中只含糊其辞地说“众曰”。文章从李世民登基后表彰功臣，将第一等功臣列为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和侯君集五人，而推断说这番话的很可能是侯君集。这五人中，前四人的功劳都很明显，自不待言，而侯君集名列其中，确实令人疑惑，因史书中不见记载他有何功劳可言。
　　文章论证说：“（侯君集）出将入相，有胆有识，也很有点儿阴谋家的花花肠子，能想出那些话来捅破李渊这层干系，打消李世民的疑虑。”并引用《旧唐书·侯君集传》中所载“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及“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等来证明侯君集是说这一席话之人。
　　我认为以上论证固可成立，却并不充分。因为若仅凭一席话为李世民找到政变的道德开脱，就能与长孙无忌等人并列一等功臣之中，那这功劳也未免太易立了，又何来“君集之策居多”的“多”呢？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即可能侯君集正是李世民派去收买东宫下属的居间人，使王晊、敬君弘、吕世衡乃至更早时期“杨文干事件”中的桥公山、尔朱焕等纷纷变节背叛李建成而效忠于李世民。若这猜想不差，则侯君集这一功劳的确大到无以复加，足以与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敬德等并驾齐驱。
　　前面三点分析李世民成功的原因出自胡如雷之手，只是我加以整理，补充了一些更充分的论证而已。
　　这三点总结相当准确，但我认为他仅从李世民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仍不够全面，还应从李建成一方来看他落败的原因。
　　我认为，李建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本人的优势意识太强，危机感太弱，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太掉以轻心了。
　　前面已经讲过太多李建成的优势地位了。他身为长子，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又得到李渊的全力支持，所以朝中大臣、后宫妃嫔大多认定他必胜无疑，纷纷站到他的一边。而他手握京师重兵，只要将李世民困在长安，他就不必担心李世民能动用军队来对付他。
　　正因为李建成拥有这样绝对的优势，所以他过分自信，以致看不到对方的优点，也看不到自己可能有的弱点。他曾得意地对李元吉说：“（秦王）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但他却恰恰是死在李世民这一匹夫的弓箭下。
　　因为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所以李建成对李世民事先在玄武门安插亲信的举动毫不在意达两年之久。对玄武门这样一个战略要地，竟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说明他比之李世民是太缺乏军事头脑了。
　　又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李建成对于自己的行动一再泄密的危险情况竟从不曾予以改进。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因成功收买他的下属尔朱焕和桥公山来诬陷他，几乎令他丢了太子之位。这样的经历不可谓不惨痛，但李建成竟未能吸取教训，手下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以致机密泄露，被李世民早占先机。
　　而李建成仅仅将李世民看成是一介匹夫，对敌手如此估计不足，轻视侮蔑，焉得不败？
　　出乎意料的结局尽管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为笑到最后的人，但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认定李世民必败无疑的，并不仅仅是为优势蒙蔽了双眼的李建成。有一件事可作证明。如前所述，李世民曾向李靖和徐世勣请求施予援手，但二人都婉拒了。
　　他们为什么会拒绝呢？是由于李渊对非血亲大将的极度猜忌，他们二人在武德年间掌握不到实际的兵权，官途上应是郁郁不得志的吧。而如今李世民向二人暗示他要夺权，若他成功将意味着政治上会有变革。
　　一般而言，在现行政治下的失意者往往都热情欢迎和支持变革，有时甚至会盲目到不及考虑这变革是否真的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地位。因为变革必将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失意者大多是“穷则思变”。而既得利益者却恐惧和抵制变革，同样有时会盲目到不去考虑变革是否真的会剥夺他们现有的利益，是否反而会更提升他们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靖二人竟没答应支持李世民，是非比寻常的反应。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二人与其他人一样，根本不相信李世民能成功，而认为若去支持他，只会得罪太子，招致杀身之祸。
　　哪怕李世民是多一点点取胜之机，他们二人都会考虑支持他的。原因除上述所说的失意者欢迎变革外，还因为他们必须考虑到李世民一旦取胜，他们会因事前不愿施援而受到怨恨、遭到打击。这样他们非但不能从变革中得到好处，反而要遭殃。他们绝不可能在事前预见到后来李世民能不计前嫌，重用他们的。
　　连李靖、徐世勣这样的大智大慧者尚且不能预见到李世民会成功，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成功几率实在是微乎其微，此举之冒险性是何等之大。那作为后知后觉的我们，又岂能苛求身在局中的当事人李建成能洞烛先机呢？
　　此外，这也反映出李氏兄弟在个人气质上的差别。李建成长期居于京师，身处安乐顺境之中太久了，免不了缺乏高瞻远瞩、洞微观细的眼光，也缺乏通观全局、深谋远虑的才智。既囿于生活圈子的狭隘，更缺少积极进取的雄心。
　　李世民则不然。他自小就跟随李渊随官职升迁而辗转迁徙，生活虽不安定，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使之见闻广博，年纪轻轻就通晓世事人心。在太原起兵中，他虽非主谋，但却积极行动，养成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习得了处理人际关系矛盾的手腕。到进军长安和统一战争中，他更在军事上迅速成熟，既知道每事必先谋定而后动，又懂得一有机会就要迅速果断地行动，不畏风险、全力以赴。
　　前面谈论李世民的军事思想特点时已指出，李世民在顺境中时，其思想中之过分乐观、轻率急进的倾向会抬头；反而越是身处逆境劣势之中，就越能发挥其优点——头脑冷静、坚韧不拔，擅于捕捉和创造最有利的时机。
　　回顾他与李建成争权的全过程，上述特点都可找到。李建成和李元吉曾多次用计打击他，但这些计策之间缺乏联系，不成系统，虽然能使李渊对他越来越疏远，但始终没有一次打击能沉重到令他彻底垮台。
　　而李世民对付李建成的阴谋——根据史书的记载而有案可稽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杨文干事件”，一次就是“玄武门政变”。这两次都是计划周详，能予李建成以沉重的打击。“杨文干事件”中若非李世民未能识穿封德彝的真面目，以致被他暗中破坏，李建成早就被废掉太子之位了。而玄武门政变更是一举成功。
　　可见李世民的手段是贵精不贵多。而事实上，李世民由于处在劣势，也不能事事挑衅李建成，否则轻则自招羞辱，重则自取灭亡，所以只能伺机而动，再突然下手。
　　而“玄武门政变”与“杨文干事件”又环环紧扣，互为呼应。若非在“杨文干事件”中埋下伏笔，李建成在得知李世民上奏章之事时，未必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那样玄武门的谋划布置就要落空了。此二计连环照应，不由得李建成不自投罗网、上当中计。
　　由此可见，李世民对夺权之事，是当成一场战争来打的。所以，在玄武门政变中，与其说李世民是因其政治家（抑或阴谋家）的才干而取胜，倒不如说是作为军事家而成功。至少玄武门政变的第一阶段胜利（即六月四日事件的胜利）是这样的。
　　至于第二阶段的成功，即处理政变后遗症的成功，才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卓异手腕，以宽大处理的方式招揽敌对阵营的人转为效忠于己，迅速消除了政局动荡的因素。
　　以上说的都是必然性原因，还有偶然性原因。其实前面分析必然性原因的时候已经有所涉及。李世民以如此弱势的兵力发动政变，实在是九死一生。由政变全过程来看，惊险镜头层出不穷，如李世民的坠马、玄武门刚一关上东宫兵马已撞上城门、秦王府几乎被攻破等。这些胜败逆转的契机都发生在实际接战中，决定只在顷刻之间，偶然性在这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点点的差池都足以令李世民的苦心谋划全盘落空。即使杀了李建成，他自己也不见得能保住性命。
　　尤其有一点是，李渊在尉迟敬德逼宫时那么迅速地表现出妥协，既可看成是必然性，也可看成是偶然性。其实如果当时李渊稍稍硬气一些，或至少是推三阻四拖上一段时间，李世民一方不能及时取得奉旨平叛的名义，以其不足一千对东宫、齐王府的三千多兵马，即使是多么精良的将士，时间拖久了也是危险得很的。
　　李渊妥协得那么快，这恐怕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前面已经比较过李氏兄弟个人气质上的差异，这里不妨也对比一下李氏父子在性格上的不同。
　　从太原起兵到进军长安的情形来看，已经可以清楚地展现出李渊和李世民这对父子在性格上巨大的差别。李渊小心谨慎得过分，甚至有时显得胆小怕事；而李世民却奋勇急进，甚至有时显得冒进大意。而另一方面，从陈叔达劝阻李渊不要无理治李世民之罪的话“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来看，李世民的性情是属于那种刚强激烈的人。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谈到李世民的性格时也指出“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动的人物”。并引用吕思勉的评价“骄暴之习，卒难尽免”。前面分析李世民从不肯屈服于李渊的无理旨意中，也可以看出李世民是一个受不得委屈逼迫的人。
　　因此，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是李世民处于李渊的地位之上，恐怕他是宁可被杀也不肯屈从尉迟敬德的威吓而下那道圣旨的。如果李渊是这样的话，恐怕李世民或是迟疑不能决而错失时机致败，或是一狠心之下连这个父亲也宰了，负上的罪名就更大，局面是否会变得更加难以收拾，实在是无法预料。
　　当然，二人性格上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后天的环境所造就的。李渊长期处于杨坚、杨广父子的猜忌之下，习惯了韬光养晦、低头做人，对于环境变化很能委曲求全，因此性格近于阴柔。而李世民年纪轻轻就是身居高位，少数人之下、万人之上，基本上没受过什么称得上是重大的打击挫折，因此性格偏于阳刚。
　　若非李渊在玄武门政变后见风转舵转得那样快，李世民也是很为难的。
　　关于这一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到底在这诸多使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中，是必然性为主因，还是偶然性为主因？我认为还是偶然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朝中大臣，连李靖这么远见卓识之辈尚且不能预料李世民可以成功，可见若仅有必然性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还是无济于事。
　　相反，如果历史的结果是李世民失败的话，今天我们再在这里开列必然性原因和偶然性原因时，恐怕就会说必然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
　　
 第四讲 篡与弑：圣主心头永远的阴影
　　在玄武门政变中，李世民是最后的胜利者，但在历史与道德的法庭上，他却永远是被告。他不但在兵变中“弑兄”，杀死了自己的同胞兄弟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而且还“篡位”，逼迫李渊立自己为太子，几个月后又匆忙登基。篡位与弑兄的罪名，永远压在他的心头，所以，他对此十分敏感，此事又严重影响了他的政治作风。
　　批判明君：抹不去的道德污点玄武门政变，历来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不同的立场产生的看法也截然不同。
　　首先看看各家各派是怎样评价的。
　　先说古代史家。从唐代到五代，由于时间上的接近，史家根本不可能抨击玄武门政变的不道德性，所以大家只是竭力丑化李建成和李元吉，大力粉饰李世民，认为后者是正义的，并非争权夺利。这种一面倒的态度，自然是不足取的。
　　到宋代以后，对此事持否定态度的史家开始出现。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时也特别评论此事，认为立嫡以长是圣贤之道，但李世民功劳太大，难以受到包容。而李渊没有智慧分辨两兄弟的贤愚，李建成没有贤明到主动让位于贤者，李世民没有节操抵制部下的怂恿夺权，才造成这场大祸。司马光一来未能完全澄清史实，二来态度持平，所以批评还算委婉客气。
　　而宋代的范祖禹也在《唐鉴》中评论，认为李建成虽然没有功劳，但毕竟是太子；李世民虽然有功劳，但毕竟是藩王。礼教的规定是立嫡以长而非立嫡以功，所以李世民杀李建成是目无君父。
　　到明清之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更是猛烈抨击李世民亲手射杀同胞兄长，穷凶极恶，简直不齿于人类。
　　应该说，唐五代后开始出现对玄武门政变的反面评价是合理也是必然的。问题却在于，宋明清史家的抨击，是由于封建伦理道德和忠孝观念的加强乃至僵化所致，所以不能阐发出玄武门政变的真正意义。
　　尤其是范祖禹的评论，我们只看到封建礼教张牙舞爪地武断下的判决，反而是王夫之的评论虽然言词过激，但还有点儿人道主义的味道。只是在专制主义的权力斗争中谈人道主义，既软弱无力，也苍白可笑。
　　至于司马光的评价，柏杨在其白话版《资治通鉴》中的批评很有见地。他说：“司马光先生把消灭祸乱，建立在不可能的假设上，与现实完全脱离，就好像说，假如上帝抽去人类身上的权力欲望，世界就更加太平一样，这种话毫无意义。”
　　不过应该承认，在那个封建年代，司马光的评论应算是最公正的了。
　　建国以后，对玄武门政变的评论自然又有不同。
　　吴泽、袁英光在《唐初政权与政争的性质问题》中谈道：“李世民在长期的军事斗争、政治实践中，体验到必须依靠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势力，才能战胜以建成为首的官僚集团势力，于是逐步从旧世族官僚集团中分化出来，走上新兴地主官僚集团的政治道路。”并指出玄武门政变就是地主阶层内部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和旧世族官僚集团两个阶层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
　　但这种观点受多数人反对。后袁英光与王界云合作写的《唐太宗传》中也改变了意见，承认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手下既有山东集团势力，也有关陇集团势力；既有贵族或世族地主出身，也有庶族地主出身，因此这一场争斗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配的斗争，也包括一些不同政治倾向集团间的矛盾，但不存在新旧贵庶之分。
　　而赵克尧、许道勋则提出，玄武门政变虽然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还具有立嫡以长还是以功继位的意义，不可笼统地加以完全否定。
　　我个人认为，其实不管礼教是怎样规定的，只要李世民有野心夺权，而又无法按合法途径去得到权力，则玄武门政变就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悲剧。李世民未必当真反对立嫡以长（他自己一继位也是马上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他只是反对不立他为太子而立其他人为储君而已。在此不必过分拔高他的思想觉悟。
　　由于李世民夺权继位后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治世典范，所以往往有不少史家以其后的卓异表现来宽恕他在玄武门政变中的道德缺陷。
　　柏杨评论此事时联系谈到“民主”的意义，说：“极权分子，以及‘天纵对明’，和摇尾系统之辈，只看到‘民主’对他们的权力有所压抑，却看不到‘民主’对他们的保护作用，使他们在失败后，仍能自由自在登台高论，仍能到海边晒太阳，到饭店吃大餐，而不必像李建成、李元吉一样，亲兄弟反而恰恰是全家被屠的凶手——只有极权政治才有这种专制镜头。”
　　柏杨这一番评价富有时代精神，具有现实意义，只是过于虚泛，固可用于评论玄武门政变，同样也可以评论一切极权政治中权力斗争的残酷行为，针对性不强。
　　而在针对谈及玄武门政变的影响时，他说：“然而，中国人应该庆幸李世民先生夺嫡成功，李世民为中国带来名垂千古的‘贞观之治’，成为治世的典范。”则仍不能摆脱以事后表现对其评价的影响。
　　而在论及道德评价时，柏杨说：“这跟李世民不友不孝无关，专制政体病毒一旦发作，就是如此残酷野蛮，人在其中，身不由己，否则便轮到自己身陷虎口。”这大概颇能代表多数人的意见。
　　这里不妨再作一下横向比较。日本历史上的织田信长，其经历与李世民刚好倒了个儿。李世民是先扫平群雄而后恃此功夺嫡，织田信长则是夺嫡后扫平群雄，堪称一代枭雄。
　　汪公纪在《日本史话》（近古篇）中评论道：“诸子争位，几年犀利的自相残杀后，剩下的优胜者是信长，论者多认为他杀了自己的手足，心太狠。不过在这我不杀人，人必杀我的时代，杀人是自卫，多半出于不得已，不足深怪。”回顾李氏兄弟的争权，比之织田信长的经历，其血腥惨烈程度实在是远远不如。
　　有人走得更远。《枭雄兴亡录》这样评价：“玄武门政变是‘正义’的吗？这个问题极难回答……我们只能换一个标准，即像李世民那样有才能的人，也就有权去争夺他所渴望的东西。但这又不是一般意义的道德‘正义’了。”于是索性不要道德参与评价这一事件：“玄武门事变的道德评价，似乎也不重要……只要是较为优秀的政治家获得成功，其结果就是对历史有益的。”这又回到柏杨的观点上去了。
　　各家的评论都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这里不下定评，只是谈几点。
　　《枭雄兴亡录》所用的那个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标准是非常危险的。它鼓吹只要有才能就有权去杀人夺位，岂不是等于肯定了野心家为满足一己私欲而可以闹个天下大乱，以便自己浑水摸鱼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天下有哪一个野心家不是衷心地认为自己有才能，在权力分配上受到了亏待呢？这种标准一旦成立，必定导致政治局面的动荡不安。
　　不能因为李世民在后来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名留青史，就回避他在玄武门政变中首先是作为一个野心家而存在的事实。《枭雄兴亡录》中说：“在他（指李世民）的统治下，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繁盛而强大的帝国。这一伟大的功绩，并不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而受损。”这诚然正确，但若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同样是成立的。即他在玄武门政变中作为一个阴谋家的性质，也不能因为他以后的伟大功绩而有所改变。
　　重要的是，李世民在成为一个野心家而实现了野心后，又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这是一个偶然，是由他个人的气质所决定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从野心家到政治家之间并无必然的纽带。所以，如果因为李世民以野心家始而以政治家终，就以为可以纵容乃至鼓励野心家的野心，那是大错特错了。
　　因此，道德在这一场判决中是决不能缺席的。尤其在法制不健全的古代社会，道德对稳定社会秩序有着不可抹煞之功，不能轻易将它驱逐出去。
　　道德阴影造就的“治世”
　　玄武门政变让李世民处于一个在道德上十分不利的地位，虽然这场血腥的斗争最终的原因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前面已经谈到，李世民在有野心而又无法循合法途径去夺位的情况下，玄武门政变就不可避免。野心即使不是人之天性，至少也是政治家的必要素质，希望玩政治的人没有它，这是司马光的政治幼稚梦，已被柏杨讥为全无意义。
　　所以，解决方法只有令野心家可以按合法途径去夺权，从而降低争权夺利的血腥性和残酷性。好比说，在现代社会，像李世民那样的人，大可以去参加竞选，要玩弄什么阴谋诡计、政治手腕，大可以在拉选票上下工夫。即使手段再下流无耻，但至少不必流血牺牲人命。若他失败了，既不会身败名裂，也不至于家亡身死，还可以在下一次大选中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夺权的机会还多的是。如此这般，直到他如愿以偿夺到大位，或始终夙愿难偿而最后心灰意冷、厌倦了追逐权力为止。至于在选举中作弊之类的不道德行为，可以靠逐步完善法制和提高选民的政治素质来一一纠正。这跟军事政变一爆发，血一流出，脑袋一砍下，就永远也无法弥补大错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前面谈到李世民逆取顺守并无必然性，这就引出一点，即李世民在继位前的经历与杨广继位前的经历实在是太相似了，简直像是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似的。
　　魏徵曾在《隋书》中评论杨广：“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若将这句话中的“炀帝”改为“太宗”，“南平吴会”改为“扫平雄豪”，然后拿去给任何一个史家看，必定人人都会说这对李世民的评论十分公允。
　　柏杨也评论说：“杨广先生的一生是戏剧性的，他在掌握政权之前，受他律控制，给人的印象是喜爱读书，会做文章，沉默寡言，每一次发言都十分中肯，殷勤、节俭、敦厚、朴实，对事谦虚，对人恭敬，简直是集人间最好美德于一身的青年。”比照上述的描写，显然李世民是不及他的。
　　而且要指出的是，杨广在夺位的过程中是处于优势的。一方面，杨坚没有李渊那种“殷鉴不远”的恐惧，对立嫡以长不是十分坚持。再加上杨勇确实是太不长进，杨广又是如此讨人欢心，他在感情上完全是倒向杨广的。这与李渊自始至终都站在李建成一边压制李世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方面，杨广当时得到了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杨素的全力支持，其气势之盛可以说是无人敢撄其锋；而李世民从外朝到内宫都孤立无援，基本上是孤身奋战。
　　在这种优劣之势大异的情况下，实际上李世民不得不主要地依靠使用阴谋手段，到最后更是公然喋血宫门。而杨广早期的讨人欢心虽然可能只是出于伪装，但说到实质性的阴谋诡计，肯定是不及李世民的多且必要。
　　不少史家均认为，李世民不同于杨广，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吓性对统治者起了作用。所以，即使是李建成继位，甚至是隋末任何一个非李姓的割据势力的首领做统治者，都不会走向杨广的反动。唐初的治世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必然结果，而与李世民这一具体统治者无太大联系。
　　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在南北朝及唐后的五代十国，其间农民起义及割据混战都经历了很长的时期，对封建统治的破坏不可谓不严重。但在这么长一段时期内，始终无一割据势力能吸取所谓农民起义所带来的教训，调整统治手段以便长治久安，这就可见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在此还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诚然，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能统一全国并建立较长时间统治的皇朝往往在开国之初都因其统治者对农民施行让步政策而带来治世的美誉。如秦末农民战争后有汉代的“文景之治”等。但其原因并不是农民起义直接地决定了治世的出现，而恰恰是统治者有精明的眼光能吸取教训而带来治世。
　　不妨假设，若李世民并没有吸取隋亡之教训，继位后一如杨广那样胡搅，完全有可能将国家再次推向战乱，唐朝就将是两代而亡，再次群雄并举，再次出现一势力讨平天下而再建新朝，可能又不能吸取教训，又再灭亡。如此反来复去，直至终于有一个统治者能吸取教训，改变统治方式为止。
　　这完全是可能的，只不过隋末农民起义就成了类似于南北朝及五代十国期间那样，各个短命政权在政坛上昙花一现、陆续粉墨登场罢了。要打断这个乱世的循环，仅有教训是不够的，还得有英明的统治者来吸取它。
　　当然，终有一个统治者来吸取教训是必然的，只是早晚的问题。但早几十年与晚几十年，情况已大为不同。像隋末那种乱世，对社会生产力之破坏是极其惊人的，唐朝建立后也花了好几代人的时间才使之完全恢复。这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提这个问题，主要是想指出，一直以来，史学界总不愿意谈某一特殊个人对历史发展的独特作用，以为这么做就是“英雄史观”，总要将历史发展归于一个虚泛的概念“人民”。
　　我却认为，人民与英雄对历史发展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往往是造就一种历史契机或历史的可能性，而英雄则是去把握这个契机，使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人民对英雄有制约作用，即英雄只能在认识人民所创造的契机的前提下，并在其划定的可能性范围内才能创造出现实的历史。但人民对英雄也有依赖性，即人民不可能作为一个虚泛的整体去创造现实的历史，必须借助于英雄来实现。这一点直到现在仍是如此。
　　所以，历史人物不会利用时势（即人民创造出来的可能性历史），就不成为英雄，也创造不了历史；但仅有时势，没有英雄，人民也只能坐着干等，让现状以其惯性运行下去，直到有英雄出现和这种时势一拍即合，从而扭转乾坤。
　　所以，在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的长期分裂状态中，打仗打了那么久，有谁不想结束分裂重归统一呢？民心向背的时势早就已经成熟，但就是不像隋末那样有李氏父子一类的历史英雄出现，便只有继续分裂下去，直到杨坚、赵匡胤这些符合条件的英雄出现，才终于一举结束了分裂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耦合。人民创造可能性的历史，这是必然性；而什么时候英雄会出现，使之变成现实性，则是偶然性。而出现时间的早晚确实是会影响到实际的历史进程的，并将这种影响传递到下一次人民创造出来的可能性历史中。这样，人民与英雄之间互相影响、制约、推动，才构成完整的历史发展机制。
　　上述的评价都集中在李世民身上，不妨再谈谈李建成。我觉得，李建成真是个可怜的苦命太子。以他的才干见识，假若没有李世民来跟他争位，他应该可以做个不错的守成皇帝。但既有了李世民，他的命运就恶劣之极了。不知他是否曾像周瑜慨叹“既生瑜，何生亮”那样感叹“既生我李建成，为何还要生李世民”呢？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唐初的太子几乎没有哪个不是苦命的。李建成就不用说了，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最终也是被废，两年后郁郁而终。至于唐高宗李治的太子就更是立一个就被武则天杀一个，做太子简直就跟入鬼门关无异。
　　再说玄武门政变的影响。先说对李世民本人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他夺得大权，为他其后成就“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不过在此还是要再次强调，玄武门政变与“贞观之治”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梦魇的力量：继承人过敏症“贞观之治”的产生是玄武门政变最正面的影响，已有很多史家述及，而这一政变对李世民感情精神上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深远。因为这一影响波及到他废立太子的事件，并由此而间接影响到后来武则天的夺权。
　　胡戟、胡乐在《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一文中谈到：“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事实上，玄武门政变带给李世民的，又岂只是“不愉快”？那是他毕生的遗恨与隐痛，不仅令他痛苦，也令他恐惧终生。
　　有一则正史不载、但民间却流传极广的故事可作明证。据说李世民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后，他寝宫中常常闹鬼，大概是见到李建成二人的鬼魂冤魂不散，在夜里出没。于是尉迟敬德、秦琼二人全身披挂，为之守夜，果然就没事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见再无异象，二人就不再守夜了。谁知马上又闹鬼。总不能叫二人天长日久不睡觉一直来守夜呀。不知谁想出妙计，叫人画了二人肖像贴在门上，果然也能驱鬼，从此无事。这一做法流传到民间，直到如今，就是贴门神的风俗的起源了。
　　有此风俗的存在为证，相信此事不假。天下哪有鬼怪之事？即使有，又怎能只是贴两张肖像就能对付过去？显然是李世民自己“疑心生鬼”，由此可见他内心的焦惧不安。
　　另外，现行《西游记》的第十、十一回的内容是李世民曾经答应泾河龙王，帮他牵制住魏徵，不让他去杀龙王。不料魏徵在梦中离魂去杀了他，李世民因此失信于人，被恶鬼缠上，拘至地府。
　　这一情节看似与玄武门政变无关，但近年来在敦煌发掘出唐代话本的残本，其中一篇叫《唐太宗入冥记》，情节大概是说李建成死后冤气不散，将李世民的魂魄拘到地狱来审判，但后来在生死簿上做了手脚，李世民的年寿被增大，阳寿未尽，只好又放还人间。这些情节都与《西游记》的内容非常相似，显然是吴承恩在写小说时受这本话本流传变体的影响，将其中的情节改头换面后都化入创作之中了。
　　事实上，这一情节的最早版本，应该是唐代的《朝野佥载》中的记载，其后清代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六也提到此事：“《朝野佥载》记唐太宗事，按此则小说言唐太宗入冥，乃真有其事，惜此事记载，殊不分明。”
　　虽然小说是出于虚构，但所谓“无风不起浪”，那个无名作家何以会有此灵感写这样的情节？大概是李世民在事后的恐惧不安之心相当强烈，连民间对此也略有所闻，因此敷衍成文。
　　上述所举都是民间传说、话本小说，或许可信性不高，那么正史之中是否会泄露出一二呢？答案是肯定的。史载，贞观十六年六月，李世民下诏，恢复李建成的皇太子称号。赵克尧、许道勋认为“旧事重提，也是出于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需要”。
　　我认为这样的分析是失当的。早在玄武门政变结束，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他就于当年十月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隐”；元吉为海陵王，谥“刺”。按照“谥法”所说，“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可见李世民那时这样做，一方面是粉饰玄武门政变为正义行为，一方面确实是出于将自己装扮成仁爱之人。到礼葬那天，他还登宜秋门痛哭了一场。读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这是一场“孔明哭周瑜”式的政治秀了。后来魏徵、王珪联名上表，一边斥责旧主子“结衅宗社，得罪人神”，所以被杀是理所当然；一边请求李世民送葬送墓地。李世民自然是欣然同意，并令原东宫、齐王府的官属随同前往。这一次礼葬李建成，就真的是政治秀，并没有道德负疚感掺杂其中。
　　但贞观十六年的那一次，却极为复杂。那时距玄武门政变已有十六七年之久，忽然旧事重提，等于是把已经愈合的疮疤又再揭开，不但令人痛苦，也显得尴尬。而其时李世民在位多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他的威望德誉如日中天，根本不必再作什么政治秀来给自己面上抹粉。所以，从纯政治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做法十分不明智。
　　再说，恢复李建成的太子名号，那么李世民的登基为帝还有什么法理依据？这岂不等于默认自己是僭越？这显然不符合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的行为。作为政治家，应该让过去的丑事过去，让时间来埋葬记忆，最好是永远也不再有人记起或提起，岂有自己来触动伤痛之处的道理？
　　唯一可以作为解释的是，李世民在感情上受到这一惨痛回忆的折磨，他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只有公开做些表示内疚的事情，才能稍微减轻内心的痛苦。所以，虽然明知这样做很不明智，将自己置于尴尬之地，但还是要去做。
　　那么，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候，李世民承受不住感情的折磨而有此异举呢？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
　　其一，那时李世民的精力迅速衰退。据《贞观政要》所载，李世民于贞观十六年已对大臣们说自己年近五十，觉得衰怠了。其实那时李世民最多只有四十六岁（即按开皇十七年为其生年来计），在政治家的年龄来说应该还是年轻力壮。也许是因为他年纪很轻就已经事业有成，从二十一岁太原起兵时计起，至此在战场、政坛上已经滚打了二十五年，因此感到精力开始衰怠。
　　当一个人正处于精力旺盛之际，意志力量也就特别强大，能将干扰精神的意念强有力地压抑下去。但当一个人精力衰退时，生理上的衰弱必然会导致心理上的软弱，平时压抑下来的种种隐痛就会从无意识层面浮现到意识层面，扰乱人的精神意志。所以老年人往往多愁善感、感怀当年。这些年龄、精力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现代精神心理学已有很多论述，此处不必细谈。
　　总之，李世民此时由于精力和生理健康的下降，对早年杀戮过甚的内疚感在内心升腾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二，最主要的原因，我看恐怕还是那时李世民正面临废立太子的决定，在反复思量中，必然会联系到从前自己与李建成争太子之位的情景。以前他是处于藩王的地位，全心全意只盼望夺得大位，对李渊之偏袒李建成，一定是既感委屈，又觉气恼。但现在轮到他自己处身李渊当年的位置，大概才明白父亲那时处境的为难吧。
　　据史书所载，李世民后因李承乾卷入李元昌的叛乱之中而决定将之废黜，欲立次子李泰。后来却发现他野心勃勃、欺压幼弟李治，才恍悟到自己一直被他蒙蔽了。于是他在两仪殿召见长孙无忌、房玄龄、徐世勣、褚遂良，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说着扑在床上，抽出佩刀欲自刺，长孙无忌等急忙冲上前去，褚遂良夺过佩刀，交给身边的李治（可见当时李治在场）。
　　长孙无忌等请求他说出心中所想，李世民万般无奈下终于说出要立李治为太子。长孙无忌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李世民于是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李治于是跪下向长孙无忌叩头。
　　这一段记载，胡如雷觉得有疑点。他认为，第一，李世民当着李治之面讨论立太子的问题，还投床自刺，太不成体统，可能性不大。第二，立李治为太子是李世民自己决定的，根本不必李治向长孙无忌叩谢恩，反而应该向李世民叩谢才对。他指出，《太宗实录》贞观十四年之后的记载是长孙无忌负责编写的，所以他怀疑这段史实经长孙无忌歪曲过，是为了美化他自己。
　　对此我认为不然。上述史料可能写得有些夸张，但基本应该属实。这里先谈胡的第二点质疑。胡这样说，显示他不太了解贞观末年长孙无忌在朝中的显赫地位了。
　　那时由于大部分贞观年间的重臣相继去世，元老重臣就差不多只剩长孙无忌一人最权倾朝野了。李世民一来是为了保证在他死后，能使自己的政策延续下去；二来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新的官僚利益集团已日趋稳固，若在这个他自觉精力“衰怠”的时候再来打破这个集团对朝政的垄断，未必来得及办完这件事，就会导致政局动荡，且留下诛杀功臣的恶名。
　　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索性反过来大力巩固长孙无忌的权力，寄望他在自己死后好好扶持新皇，即使冒外戚干政之险，也不要危及整个皇朝的生存。而想要长孙无忌乐于扶持新皇，那么这个新皇的确立就一定要得到他的首肯。长孙无忌说“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一方面是暗示他承诺全力扶持李治，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咄咄逼人、干预废立太子的强硬态度。所以，李世民才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由此可见，舅父（长孙无忌）的答应是必要条件。
　　应该指出，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的日益操控朝政以及他的决定，并不是自始至终都乐于接受的。相反，他有时会流露出极其不满的情绪。
　　例如，在立李治后，李世民又一度发生思想动摇，暗中向长孙无忌提出欲改立李恪为太子的想法。李恪是李世民的第三子，但不在嫡生之列，是杨妃所生。这杨妃应该是杨广的女儿，所以陈寅恪在论及此事时认为，李世民这样做，是欲进一步笼络隋杨的宗室。
　　但我认为这个解释太牵强。诚然李唐开国之初，与隋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杨氏与李氏实出于同一贵族集团，而李渊与杨广本就是姨表兄弟。但立太子之事关涉极广，影响深远，而笼络隋杨宗室只是李世民诸多政策中的一个，不算是最重要的；而且还有许多其他途径可以达到这一目的，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拿立太子这样的大事来作牺牲。
　　李世民自己的解释是李恪文武全才、英武果断和他自己很相似，而李治懦弱，所以有废立之心。我认为，李世民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李治懦弱，所谓有废立之心是假，借此来对李治能否执掌大政而表示忧心是真。
　　太子一经确立，绝少改变，更何况李恪不是嫡子，要改立他，或者要改立杨妃为后，或者彻底打破封建礼教中在嫡子中选立太子的规定，这些都是极其困难的，必定遭到长孙无忌、乃至全体大臣的激烈反对。尤其是后一种情况更是不可思议，此例一开，等于是将夺嫡的争权之战的对象范围从局限于嫡子之中，扩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必然带来政治局面的大动荡，是极其危险的行为。
　　李世民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绝不可能没考虑到这些。而且，如果他真的想立李恪，他一定可以预计到长孙无忌会拼死反对，那么他就不会在事前只跟长孙无忌一人讨论此事；而应与其他有可能支持此举的大臣商量妥当，再突然发难，令长孙无忌措手不及，还来不及反对，改立太子已成事实。
　　但李世民并没有这样做，显然他这样说只是借个因头来发泄发泄对李治懦弱的担忧。而他对长孙无忌这样说，恐怕也是在暗示他对长孙无忌的不满。这从后面的对答可得到证实。长孙无忌听到这种言论自然大加反对，李世民就说：“公以恪非己之甥邪？”这句话说得很重，很露骨，将长孙无忌欲借扶持新君来搞外戚专权的用心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
　　长孙无忌却并不因此而退缩，说：“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应该说，从当时的政治局面来看，长孙无忌这话虽然是出于私心，但道理还是正确的。所以李世民没有再提此事，转而煞费心思地为李治寻找辅佐他的良臣。
　　关于废立太子之事，长孙无忌对李世民决策上的影响，赵克尧的分析比较合乎事实。他说：“一个原因是唐太宗素来强调君臣共治，他一向颇为尊重股肱大臣的意见。君臣一体、共理天下的思想约束了他的独断独行。另一个原因是贞观后期的权力足以转移到元老重臣手里。魏徵死后，政治动议权转到褚遂良手里；政治决策权转到长孙无忌手里。”
　　以上见解基本代表了正统史学家的观点。而这里我却想提一下一种主流外的见解，即日本治唐初史的原百代女士，在其代表作《武则天》中提出的看法。
　　原百代认为，在贞观后期，朝廷上开始出现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新的官僚利益集团，李世民对此有所察觉，也想过要打击它，但已经来不及，也下不了狠心去摧毁它。这一集团实际上操控了贞观后期及永徽早期（永徽是李治的年号）的政治，直到武则天上台才将之打破（因为这一集团反对武则天）。
　　这一论点很有意思，显然是借用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官僚架构”的表面合理与实质不合理的性质，以及其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理论。若这一论点成立的话，则对于李世民在贞观末年许多政治上的态度转变都要重新进行评价。
　　现在回过来说胡如雷提的第一点质疑。李世民为什么要当着李治之面来讨论废立之事。显然他那时确实已有了改立李治之心，事实上也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余地了。但李世民对于李治的懦弱又实在不放心，所以又有投床自刺之类的举动，固然是有失体统，但也正反映了玄武门政变对他的精神打击之深。
　　胡戟、胡乐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对此有独到的分析：“这位临机果断、铮铮铁骨的盖世英雄，为何伤心过度失去常态？显然是眼前的事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惶恐。往事历历，当年在玄武门他与兄弟们的厮杀，杨广夺宗成功后将其父隋文帝杨坚和长兄废太子杨勇一齐害死，那两幕活剧又在重演。继隋文帝和唐高祖之后，下一场厄运正在轮到自己头上，展现在面前的是又一场骨肉残杀的刀光剑影，是自己身败名裂的惨淡前景。除了这还有什么能挫伤这位英姿勃勃的明君圣王面对人生的勇气呢？”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李世民是否后悔发动玄武门政变呢？我想不会，他只是内疚罢了。没有玄武门政变，他不杀李建成，自己就被李建成杀掉，哪里还有他后来内疚不安的余地？所以心中愧恨是一回事，但“后悔药”是决计不吃的。
　　以上是玄武门政变对李世民本人的影响，接下来谈这一政变对唐代历史的影响。司马光在评论玄武门政变时也谈及到这一点，他说：“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现世史家也有人激烈抨击玄武门政变的负面影响，并指出，唐代为了防止藩王夺权，不得不令太子同时兼任军事方面的要职，以防兵权旁落藩王手中，带来后患，但仍然改变不了唐代政变频繁的局面，这都是因为玄武门政变开了恶例在先。
　　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能苟同的。司马光等人的意思是说，由于李世民干过政变夺位的事，于是他的子孙后人要干这类事时就有了先例，没有道德负罪感，可以放手去干了。但不要忘了，人们发动政变，自有其不同的原因。这些原因必定是牵涉到生死攸关的问题，否则就不必冒这个大险了。若在一般情况下，道德顾虑自然能发生其作用。但在生死关头，道德的考虑就次要之极了。既然如此，难道李世民不曾发动过政变，这些子孙后人在发动政变前找不到榜样、借口，他们就会改变主意，宁愿坐以待毙也不搞政变了吗？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就像李世民自己，在他政变之前又何尝有什么榜样、借口？相反，杨广搞政变留下千古恶名倒是个大大的坏榜样。按司马光的这种推理，李世民岂不是应该警戒这种行为，不去政变才对吗？但事实不可能是这样。形势逼人、生死所系，道德考虑只能退出，也与榜样、借口等等无关。
　　唐代政变何以如此之多，应具体分析各次政变的前因后果，再取其共通之处来加以考察，而不是这样随随便便将罪名派到李世民头上去。
　　若一定要说玄武门政变对后来的政变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只是在政变之后，政变者为自己找道德上的美化时会引玄武门政变为例。但这已是政变后的粉饰，与政变发生的原因无关。
　　最后要谈的是玄武门政变所有负面影响中最恶劣的一点，那就是对史书编纂的干扰。
　　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前，生死悬于一线，道德顾虑只有抛诸脑后了。但玄武门政变之后，却不能不为他的行为作道德上的美化。为此，就必须篡改史书，隐瞒真相，所以他不顾侍臣的反对，执意要打破在位皇帝不能看当代史编纂情况的惯例，亲自看了起居注。
　　史载，贞观十七年，李世民要求看《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即后来的《太宗实录》，当时李世民未死，自然不存在“唐太宗”这一庙号）。房玄龄表示反对，说：“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李世民则说他“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当时谏议大夫朱子奢也表示反对，说：“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
　　但李世民不听，仍然施压要房玄龄上呈国史，最后终于破例看了。看后他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于是下令删去浮辞，直书其事。
　　从李世民的话看来，可知当时史家写玄武门政变时，已经是有意隐瞒真相，其做法可能是对李世民不利的事实就不予记载，但相信还未到捏造史实，将不实的谎话也记了上去的地步。
　　但李世民对此显然仍不满意，他说自己的所作所为类似于周公、季友，就是暗示史家要按这些古代圣贤的行为来改写史书，扭曲史实。所谓“何必隐讳”其实是叫他们放开手脚去伪造史料，不必担心负上不秉笔直书之恶名。赵克尧却由此而得出李世民看国史有其合理的一面，还说他以周公、季友自喻是以史喻史，说明他卓有史识，观点之荒谬可笑，不值一提。时至今日，我们完全不必再为尊者讳，李世民压迫史官修改史书，这种行为恶劣之极，根本不值得为之遮掩粉饰。
　　不过，一些后世史家因此而认为修改史书的风气是自李世民始，中国的“信史”传统从此一落千丈，却又未免过于高估李世民这一举动的影响力了。其实，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有“夫子笔削春秋”之举，什么“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讳来讳去，早已没有信史可言。汉代已经有改史的记载，清代的皇帝更是特别热衷此道。李世民的这次改史，做得过于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再加上他是有“明君”的美誉的，做出这等与此名不合之事，自然是人人注目，又人人侧目了。
　　
 第五讲 房谋杜断与“凌烟阁”：一代明君的特色团队
　　“贞观之治”的开创，自然不是李世民一个人的功劳，也不只是玄武门政变影响下的结果。如果没有一个出色的团队，凭李世民一个人根本无法建立如此的基业。我们经常提到的“房谋杜断”、魏徵与凌烟阁功臣，正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重要班底。
　　房谋杜断：皇帝的智囊房玄龄（579—648年），字乔（一说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官宦之家。
　　父亲房彦谦为官颇有政绩，百姓称他为“慈父”。隋文帝仁寿年间，曾遣使者巡视天下，考察官吏的政绩，结果房彦谦被定为天下第一。房彦谦不但为官清廉，还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无论为官还是赋闲在家，对子侄们的学业都非常重视，时常督促勉励他们。房玄龄自幼就聪明机警，对父亲要求自己熟读的经书，无不朗朗上口，深得房彦谦的钟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房玄龄在父亲的教育下，不仅写得一笔体兼草隶的好书法，更深受父亲那恢廓闲雅的文笔影响，文章也写得篇篇珠玑，非同一般。对于儿子的日益长进，房彦谦的内心充满喜悦，但他并不单单是教育儿子攻读学业，还经常培养儿子的品德。有一次，房彦谦对房玄龄说：“别人都因为做官而发了财，我做官却还是一贫如洗。我留给后世子孙的，只有清白的名声。”父亲的一席话影响了房玄龄一生，他后来的官宦生涯，无处不体现着父亲的教诲。
　　公元618年，李渊建唐，李世民受封为秦王。房玄龄官拜秦王府记室，封爵临淄侯。李世民经常称赞房玄龄，唐高祖李渊也高兴地说：“玄龄机敏正直，是担大任的料。”
　　贞观元年，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这一年的九月，唐太宗对朝中官员论功行赏。结果，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功名列第一，得到了重赏。
　　封赏完了以后，唐太宗说：“今天论功行赏，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讲出来。”
　　淮安王李神通说：“陛下，臣带兵打仗，舍生忘死，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端坐朝中，舞文弄墨而已，功劳却排在最前面，臣心里不服。”
　　唐太宗说：“你们是有功劳，但房玄龄运筹帷幄，把握全局，你们只是具体执行而已，所以他功劳最大，当然应该排在第一。”
　　淮安王李神通惭愧而退，其他大臣也无话可说。
　　房玄龄为人非常谦虚谨慎，对于论功行赏的事深感不安，便对唐太宗说：“陛下将臣排第一，臣心里很不安。”
　　唐太宗回答说：“从前汉高祖封赏大臣，萧何在最前面，你就像是朕的萧何，功列第一，理所应当。王者公正无私，才能得人心。朕和大臣们每天吃的穿的，都来自于百姓，所以设官定职，也是为了百姓。国家理应重用、优待贤能的人，让他们更好地为国出力，也使全国上下形成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今天就是依照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不是根据某个人的喜好。你当之无愧，就不要再多说了。”
　　不久，房玄龄又升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加封为魏国公。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听说你处理公务夜以继日。你身为仆射，最重要的职责是广求贤才，但你这么忙，哪有时间来为国选才。以后你只要把握重大的方针、政策就可以了，具体事务就让别的人去办吧！”房玄龄感激唐太宗如此关心自己，更加为国事日夜操劳。
　　有一天，唐太宗与房玄龄讨论为政之道，房玄龄说：“政策应该宽松公平，执行则要严格公正。官员们都要竭尽所能，尽职尽责。对人不要求全责备，不要以己之长去衡量他人之短。”
　　唐太宗说：“你说得对，你也正是这样去做的。”
　　房玄龄回答说：“臣一定遵照陛下的旨意，尽心效力。”
　　贞观三年，房玄龄、王珪以宰相身份主持评议百官政绩，治书侍御史权万纪觉得不公，便上奏给唐太宗，请求治房玄龄、王珪的罪，唐太宗派侯君集调查此事。魏徵上奏，为房玄龄，王珪辩护说：“玄龄、王珪都是朝廷旧臣，向来以忠直为陛下所器重。他们考评了数百名官员，有一二人的评价欠妥只能算是百密一疏，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私心。”
　　唐太宗也觉得有道理，他说：“朕希望能选出天下贤才，让他们担任官员，为国家效力，为百姓造福。以后只要宰相审核，再上报给朕就可以了。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谁不愿竭力尽心呢，如果能这样，天下哪能不太平？”
　　当时，各位朝臣对房玄龄尽于职守，无不由衷地佩服，唐太宗更加看重他，屡屡褒奖。
　　房玄龄虽身居相位，名贯天下，却从不居功自傲，更不贪权图利。唐太宗曾经召集大臣，讨论世袭之事，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和梁国公。唐太宗之所以要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目的是为了让房玄龄的子弟世袭。但房玄龄觉着自己身为宰相，应为各位大臣树立榜样，不应贪图私利，便上奏唐太宗说：“臣已经担任宰相，现在又封为宋州刺史，这样恐怕会使大臣们争相追逐名利，使朝政大乱。臣认为不妥，请陛下先罢免臣的刺史职位。”
　　唐太宗便依了房玄龄的奏折，只封他为梁国公。房玄龄辞掉了宋州刺史之后，朝中大臣纷纷仿效，辞去能世袭的官职。唐太宗十分感慨地说：“上行下效，朝中大臣今天能有这样行动，都是玄龄的功劳！”
　　后来，房玄龄又被加封为太子少师，当他初到东宫见皇太子时，皇太子要拜他。房玄龄慌忙躲避一旁，坚决不受。人们看到当朝宰相如此谦虚恭谨，不由得暗中称赞，都说他是亘古未有的贤相。
　　贞观十六年，房玄龄觉得自己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不宜长期身居高位，多次提出辞呈。唐太宗对他说：“辞让，固然是一种美德。然而国家长久以来都依靠您，如果失去了像您这样的贤相，朕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一般。”
　　晚年的房玄龄经常疾病缠身。唐太宗依旧委以重任，下诏说：“玄龄多病，就让他在家里办公，躺在床上处理公务。”朝中遇到大事，便命人抬他上殿。每一次遇到这种场面，唐太宗便流泪不止，说：“您老了，朕也老了！”
　　后来，房玄龄处于病危状态，唐太宗不仅派皇太子去他家里慰问，还亲临探视，与房玄龄握手诀别。君臣两人悲痛不已，房玄龄挣扎着说：“臣先走一步了，愿陛下保重！”
　　不久，房玄龄便去世了。唐太宗下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赠官太尉、并州都督，谥号“文昭”。
　　杜如晦（585—630年），唐初大臣。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人。他是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政权、开创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之一，深受李世民的信任和重用，被认为是贞观初年的名相。
　　杜如晦出身于世宦之家，少年好学。隋炀帝大业年间，吏部侍郎高孝基器重他机敏善应变，遂将他补为滏阳县（今河北磁县）尉。他见隋朝政治腐败，又认为县尉之职卑微，因而弃官归家。
　　大业十三年底，李渊父子率军队攻克长安，次年建立唐朝。秦王李世民闻知杜如晦足智多谋，便召进府中任兵曹参军。唐政权初建，需要向各地选派官员。时秦王府聚集了许多有才能的幕僚，一部分已被调出去任职。房玄龄对李世民说：“杜如晦聪明有胆识，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你以后要建立帝业，必须得此人辅佐。别的人全调走不足惜，唯杜如晦不可舍。”李世民听到此说，立即上奏唐高祖，要求将杜如晦留任秦王府。从此后，杜如晦跟随李世民左右，参赞戎机，成为李世民智囊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武德元年八月，盘踞今陇右一带的薛举兵强马壮，趁李唐政权立足未稳，出兵东犯。高祖派李世民统兵征讨，杜如晦随军参赞，经两次交战，唐军彻底打垮了西秦的势力，解除了西北方面的威胁。李渊为嘉奖李世民的战功，命其出为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杜如晦随行任大行台司勋郎中，封建平县男，食邑三百户。其后，李世民连续统兵东征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等武装割据势力，杜如晦每每随行，为之参谋帷幄，决胜于疆场。他遇事善断，处理公务迅速无误，是同僚中最为干练的人才。武德四年十月，李世民为了笼络人才，研究文籍，设立了文学馆，置十八学士，杜如晦被选为学士。
　　随着唐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在皇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逐步展开了一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杜如晦和房玄龄为李世民出谋划策，鼓动他先发制人，发动政变，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建成和元吉也在加紧策划，打算分化瓦解秦王府中的骨干力量，他深知“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杜如晦与房玄龄耳。”于是，便向高祖上奏，说房、社二人对朝廷不利。高祖便令将房、社二人赶出秦王府，并不许以后私见李世民。当李世民下定决心要与建成、元首进行最后决战时，便密派尉迟敬德去召房玄龄、杜如晦入府计议。杜如晦化装成道士模样，随长孙无忌潜入秦王府。在经过一番周密安排之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率杜如晦、尉迟敬德等一班亲兵亲将，发动了有名的玄武门政变，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消灭了政敌。李世民为皇太子，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
　　是年八月，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当了皇帝。杜如晦多年随李世民参赞戎机，尤其是在策划政变，帮助李世民夺取皇位的过程中有功，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封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又以本官检校侍中，改任支部尚书，总监东宫兵马事。三年二月，升为尚书右仆射，仍然掌管选拔官吏的事，与房玄龄共同掌管朝政。当年十二月，因病辞职。
　　李世民当皇帝之初，励精图治，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主要谋臣，发挥了重要作用。凡军政大事，皆参与议定，在协助唐太宗建立朝章制度、选用官吏、确立法制等各方面发挥了作用。当时，统治阶级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政策，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国家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经济逐步繁荣，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时论认为，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是当时的名相。
　　贞观四年初，杜如晦病重，太宗曾亲去其家探望。是年十二月，杜如晦因病而卒，时年四十六岁。太宗为他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又命虞世南为其撰碑文。诏赠开府仪同三司，加司空，改封莱国公。
　　魏徵：皇帝的镜子魏徵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炀帝大业十三年，瓦岗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密仰慕魏徵的才华，请魏徵为谋士，这样，这位有意纵横天下的书生，几经周折，卷入了隋末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的怒涛中。这一年，他三十八岁。
　　魏徵先后在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中待了两年多。主择臣，臣亦需择主而事之，李密也好，窦建德也好，在许多关键时刻都不能采纳魏徵的意见，结果都很快兵败、降唐，魏徵也两次成为唐军的俘虏。
　　唐高祖武德二年，魏徵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勣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徵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徵又回到长安。
　　年逾不惑之年的魏徵饱经忧患，遍尝了成败荣辱。这一段经历，使这位胸怀大志的儒生经受了战火的锻炼和洗礼，并充分体察了下层人民的疾苦，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为他后来辅佐唐太宗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降唐之后，唐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徵有才，就招魏徵为太子东宫洗马，成为一个主管东宫经籍图书的小官。
　　魏徵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玄武门政变以后，李世民由于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任他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
　　李世民当政之后，为什么不杀魏徵反倒重用他呢？当然，唐太宗建国之初，正值用人之际，重用魏徵正是他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体现。作为封建帝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掌握着芸芸众生生杀予夺的权力，位不可谓不高，权不可谓不重，但他却清醒地认识到“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王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的道理，知晓身为帝王，兼听的难得与重要。他看重的正是魏徵仗义耿直，能够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的性格。
　　入朝议事之后，魏徵一如既往，耿介直言秉性不改，只要是于国有害的，他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在皇帝面前屡屡“犯颜”直谏，为唐王朝的政治清明、兴旺繁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历史上不乏因进谏而丢了官位丢了脑袋的例子，魏徵却是个例外。唐太宗不但没像别的皇帝那样贬他的官要他的头，反而多次赏赐他、提升他。因而唐太宗纳谏便成为千古美谈。唐太宗乃一世雄主，以他之尊，以他之豪，谁的话不听，别人拿他也没办法。而他不但听了，而且还礼遇进谏之人，难怪列位史家都对此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呢。
　　贞观二年，魏徵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在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到贞观四年，社会上便出现了“升平”景象。这之后，又连年丰收，所以天下太平，盗贼不作。早在贞观元年，许多大臣就上疏请求李世民封禅。封禅是古代帝王祭告天地的庆功大典，祭祀地点在泰山顶上。李世民也认为开国有功，事业有成，便接受了大臣们的意见，同意赴泰山封禅，独有魏徵又力排众议，认为不可。他从目前和长远的利益着眼，力陈不可兴师动众封禅的理由。唐太宗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心里很不舒服，但嘴上又无法反驳，只好作罢。这样一来，国家的一大笔开支就被省下来了。
　　贞观七年，魏徵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疏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妇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徵谏道：“自古上疏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徵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魏徵不但时刻提醒唐太宗要法令严明，上下同守，严格执行贞观初年制定的“抚民以静，爱惜民力”的方针，在大唐王朝日益繁荣富实的形势下，还不断提醒唐太宗居安思危，节俭用度。而贞观中后期，整个社会的形势越来越好。李世民对创业之初的困境渐渐淡忘，励精图治的锐气也渐渐消磨了，滋长了帝王的奢侈之心。也就越来越不把魏徵当回事了。
　　贞观十二年，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谏太宗十思疏》，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出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鹰闷死在怀中。
　　具有逆向思维的人，思考问题往往好独辟蹊径，分析问题常常见解独到，善于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思维上的逆向，又促使了他们品格上的“逆性”、行为上的“逆态”的形成，成为“逆才”。“逆才”多不完全信奉上级的指示，不拘泥于领导上的老皇历，好在工作中翻新花样，标新立异。正因为如此，他们有时难免表现得固执、自负甚至恃才傲物，难以迎合领导的心理、顺从领导的意图。
　　有些领导喜欢顺从听话的人，对爱自作主张、好顶撞上级的“逆才”常疏远之甚至弃而不用，从而导致一大批确有真才实学和发展潜力的佼佼者受压抑、遭排斥、被埋没。在世界各国争抢人才的今天，这种歧视“逆才”的现象理应得到彻底改变。
　　不要以为凡是“逆才”，都属于对立面，都是有敌意的。殊不知，“逆”中有“敌”，“逆”中亦有“友”。“逆才”未必都是正义事业的叛逆者。在许多情况下，能够倾吐逆耳忠言者，往往正是表里如一、襟怀坦白、才华出众的能人贤士。魏徵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刚正不阿的“逆才”。他经常针对唐太宗的缺点和错误犯颜直谏，多次让唐太宗下不来台。他于贞观十三年所上的《十渐不克终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十个方面的过错和缺点，令唐太宗非常尴尬。可唐太宗一直将魏徵作为难得的贤士善待之，重用之，甚至于尴尬之后，将《十渐不克终疏》列诸屏风，朝夕瞻视，以作为当朝执政的座右铭。正因为有魏徵这样的“逆才”贤相辅佐，唐太宗才能坐稳皇帝的宝座，使唐王朝有了贞观盛世的出现。
　　一味顺从顶头上司的人，也不一定就与领导者志同道合。顺从的背后，不见得不隐藏祸心。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的近臣竖刁为取悦桓公，自宫为阉人，服侍桓公极为周到；易牙为取悦桓公，不惜杀了儿子，做成羹汤献给桓公；开方为取悦桓公，父母死了也不回家奔丧而臣于桓公。竖刁、易牙和开方对齐桓公可谓顺从至极，他们也因此得到了齐桓公的信任和重用。可等到齐桓公年老体迈、卧床不起时，竖刁、易牙和开方三位奸佞之徒一改往日的顺从，欺上瞒下，胡作非为，最终酿成齐国内乱。结果，曾先后灭掉三十余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位列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不仅丧失了霸主地位，还落得个“其身被囚，食粥不得，病饿而亡，尸腐蛆生”的悲惨结局。
　　人们常说“人言可畏”。其实，对领导干部来说，听不到人言，听不到群言，特别是听不到“逆才”的逆耳之言，那更可畏。要成就一番正义的事业，切不可错待刚正不阿的“逆才”——对他们提出的不同的意见，只要符合实际，只要对改进工作、发展事业有利，即使再尖刻、再刺耳，也应认真听取、虚心接受。他们只要主流不偏、本质不坏，能干事、能干成事，即使不顺从领导，顶撞了领导，也应予以理解，也应放手使用甚至重用。在进一步开创改革开发新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尤其应该这样。
　　贞观十六年，魏徵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徵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徵营构大屋。不久，魏徵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可是在魏徵死后，一切都发生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魏徵在死之前曾经向唐太宗秘密推荐当时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说他们有当宰相的才能。可是在魏徵死后，杜正伦因为负罪被罢免，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而被斩首。李世民开始怀疑魏徵这位他认为很老实的人在朝廷有因私营党的嫌疑。
　　后来，唐太宗又得知消息：魏徵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书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唐太宗怀疑魏徵是在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先前唐太宗已经同意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徵长子魏叔玉，这时也后悔了，下旨解除婚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徵的墓碑，一段君臣佳话，竟以此为终，让人叹息。
　　激励机制：画像凌烟阁“贞观之治”是中国治世的楷模，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既有唐太宗的英明领导，又有赖于全国人民的励精图治、艰苦奋斗，但也与贞观群臣全力的辅助分不开，贞观时期是中国人才聚集的一个高峰，史称名将名相辈出时期，文学上叫谋臣如雨、猛将如云，都是形容当时人才之盛。事实上当时的确发掘并有效利用了许多人才，就唐太宗列于凌烟阁的特殊功臣（第一等）就达二十四人之多，当然当时为什么只列二十四人，现在已经无史可考、无据可查了，然而由于历史的久远及魏徵、房玄龄、杜如晦、李靖、尉迟敬德等人名气太大，以至于许多人都不知其他功臣了，下面就介绍一下他们的特殊功勋吧！
　　按入阁人物的情况看，当初入阁的评选条件为：一、参与了晋阳（太原）起兵，并立有主要功勋；二、参与了建唐工作及全国统一战争，并立有主要功勋；三、参与了玄武门政变、帮助李世民当上皇帝；四、参与了贞观时期的国家建设。
　　考察这二十四人的履历发现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至少符合上述两个条件。
　　第一功：吏部尚书赵国公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是李世民从小玩到大的哥们儿，目前尚无史书证明他参加了太原起兵，但第二、第三、第四条他都参与了，特别是策划并组织了玄武门政变，将李世民推上皇位，这对我们来讲好像微不足道，但对唐朝、对李世民来讲那可是终生难忘的大功、殊功，长孙无忌博通经史、才华了得且为人谨慎、远避嫌疑，因是皇后之兄，他在贞观时期数次推辞宰相之位，长期担任散官（荣誉官职、无具体权力及职责），倒是在永徽年间为相政绩非凡，光耀千古，长孙无忌组织编纂了《唐律》同《唐律疏义》，那可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如此完善的法典，所以长孙无忌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法学家。长孙无忌的忠诚也是为李世民所看重的，所以长孙无忌能在贞观群星中排名第一，连李世民都评价他：“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第二功：河间王礼部尚书李孝恭。
　　李孝恭符合第二及第四个条件，特别是全国的统一战争，当时唐虽然是建立了，不过周边却是强敌林立，黄河流域的（陇西的薛举、薛仁果父子、河东的刘武周、河南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刘黑闼、山东的徐圆朗）强敌是李世民率军搞定的，而长江流域（荆湘的肖铣、江南的辅公拓）则是李孝恭搞定的。开拓剑南、荆湘、江南及岭南半壁江山，那可是功垂千秋呀，同时李孝恭对剑南、岭南的开发、对大唐强大水军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孝恭作为王室，能有这样大的成就真是不得了。
　　第三功：尚书右朴射莱国公杜如晦。
　　杜如晦没有参加太原起兵，但后面三条却条条充分，在历史上也颇具盛名，已经丹青史书、影响深远、深入人心，在此就不用再啰唆了。
　　第四功：待中郑国公魏徵。
　　魏徵的名气就更大了，一说到谏诤就马上意识到魏徵的存在，他的经历及业绩已经光耀历史、独步古今、人人称颂了，在此也不说了。
　　第五功：尚书左朴射梁国公房玄龄。
　　房玄龄同杜如晦一样英名千古，杜如晦死得早，只当了三年宰相，但房玄龄却干了二十二年宰相，而且是首席宰相，在历史上这也许是个记录吧！
　　第六功：尚书右朴射申国公高士廉。
　　高士廉是长孙皇后的舅舅，也当然是李世民的舅舅了，此人没有参与太原起兵，是李孝恭平岭南后才回朝的，所以他的功劳主要是第三及第四条，他着力开发了剑南，且长于行政，贞观年间长期担任吏部尚书，对官员的任命、考核、调度及初唐政治体制及官员监察体制的建立作出了杰出贡献。另此人为人正派、性格豁达、重情义、轻财色，是我们后人所称赞的“好官”及“君子”（人也长得特别帅气）代表。
　　第七功：左卫大将军鄂国公尉迟敬德。
　　他可是妇孺皆知的人物，如不知，回去看看大门就知道了。全国统一战争中，老尉战功可是不得了，经常同李世民单骑探敌，安然而归，武功那是一等一的，玄武门政变中立有决定性战功（镇住太子及齐王党的反扑及逼宫，防止事态扩大化），李世民刚称帝时又在泾阳大败突厥军，对外树立了威威大唐的强盛形象，对稳定刚刚经历政变的大唐政局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八功：尚书右朴射卫国公李靖。
　　李靖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杰出军事人物，《李卫公兵法》的作者，仅凭“南击岭南、北灭突厥、西定吐谷浑”及唐太宗那句“三千轻骑、横行漠北”就可见其厉害了。
　　第九功：尚书左朴射宋国公萧瑀。
　　萧瑀参与了唐初建设及贞观建设，虽然没有参与玄武门政变，但却数次劝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玄武门政变后更是坚决拥立李世民为太子，善于行政，性情耿直（在贞观时期与其他宰相不和），李世民评价其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同时他的身世也很尊贵，有一次李世民设宴招待大臣，席间说谁觉得自己应该先倒酒，房玄龄是首席宰相、百官之首，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哥们儿兄弟、贵戚人杰，都是当时尊贵之极的人物，但都只是相互望了望，不敢动杯，而此时萧禹却率先倒了酒，李世民问故，萧禹回答说：“我是南朝皇帝儿（梁武帝萧衍的儿子）、隋朝皇后弟（隋炀帝萧皇后的弟弟）、前朝左朴射（李渊朝的尚书右朴射）、天子亲家翁（儿子娶了李世民的公主）”，太宗及众人均叹服。
　　第十功：镇国大将军褒国公段志玄。
　　段志玄如同美国的巴顿将军一样，是初唐装甲部队——玄甲军的主要战将之一，参与了太原起兵及全国统一战争，参与了玄武门之变，且作战勇敢、军功卓越，是飞将军李广的“唐朝版”，段志玄为人正直、诚挚、治军严谨、不趋时利，634年曾作为主将（在贞观朝能做主将是很不容易的事，只有李靖——征突厥及吐谷浑、李勣——征薛延陀及高丽、李道宗——征薛延陀、侯君集——征高昌及击吐蕃、柴绍——征梁师都、阿史那社尔——征安西四镇、段志玄——征吐谷浑军）率军击退吐谷浑的军事进攻，为将者的“智、信、严、勇、仁”在他身上集中体现出来。
　　第十一功：辅国大将军夔国公刘宏基。
　　刘宏基是真正的大侠出身，参与了太原起兵及全国统一战争，太原起兵过程中只有一次规模较大的硬仗，那就是对霍邑的隋将宋老生，而斩杀隋军主将宋老生的正是刘大侠（擒贼先擒王，这一仗对唐朝的建立影响不可谓不大，这个功也不可谓不大，），攻克长安后被评为战功第一，参加了历次全国统一战争，均作为主要战将，战功卓著（征薛举时因唐军战略失误，全军覆没，宏基力战被擒、受尽酷刑、宁死不降，表现出对大唐的绝对忠诚）。天下平定后因唐朝与突厥关系恶化，他常年驻守北边抵御突厥，贞观年间曾随李世民征高丽。
　　第十二功：兵部尚书蒋国公屈突通。
　　屈突通原为隋将，本是李渊父子的敌人，他的投顺对隋可是致命的打击，因屈是隋将精神的楷模，同时李渊当时面临陇西的薛举，正全力防范、抵抗，若屈全力死战不降，我想李渊也不能这么快就搞定他，李渊东西两面受敌，我想新生的唐朝可就能要夭折，所以屈突通对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他参加了全国的统一战争、功勋卓越，特别是平定王世充的战争（那场历史上绝对精彩的“围点打援”战中主打的是李世民，而主围的则是屈突通，试想，如果李世民正同窦建德开火而洛阳城中王世充那群饿狼又冲出来南北夹击，李世民会怎样？唐又有何后果），同时屈突通的气节那是千年称道的，那绝对是“正义的化身”。
　　第十三功：兵部尚书郧国公殷开山。
　　殷开山，《西游记》中唐僧的外公，《说唐》中同马三宝在李世民一左一右、寸步不离，历史上他却是在李世民左右，但另一个则不是马三宝，而是刘文静，只可惜刘文静死得太早。殷开山参与了太原起兵，是首义功臣，追随李世民参加了全国统一战争，尽管有在陇西被薛举打得大败的记录，但功勋还是很耀眼的，特别是在平刘武周同王世充的战争中，立有殊功，只可惜早死，是二十四人中最早去逝的一个。
　　第十四功：左卫大将军谯国公柴绍。
　　柴绍是《说唐》中的白面书生，老是跟在李元霸后面，像家臣一样，但历史很会开玩笑，历史上真正的柴绍是猛将，而李元霸则是白面书生且早夭，柴绍是李渊的女婿，参加了太原起兵及全国统一战争，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时才三万人，而到长安时却发展到二十多万人，这十万英雄豪杰差不多都是柴绍同他老婆平阳公主招的（柴绍的面子还真不小），这可是组建了大部队。柴绍是李世民的姐夫，不可能去参加玄武门之变，贞观二年作为主将灭掉了最后一个割据藩王梁师都，贞观三年以行军总管身份参与了李靖的灭东突厥战争，长年防御吐谷浑军。柴绍性格豪爽、多谋略，在同吐谷浑的岷州之战中，当吐军居高临下、对唐军处以绝对不利时，他竟能沉着冷静应对，当众叫美女现场开演唱会，乘吐军不备突袭，终于转被动为主动，大败吐谷浑军，被传为千古美谈。
　　第十五功：左骁卫大将军邳国公长孙顺德。
　　李世民、长孙皇后之叔，外戚。隋炀帝出兵征高丽时，为避兵役逃往太原依附李渊，与李氏父子友善。太原起兵时，与刘宏基一同负责招募勇士，有大功。进攻长安时任先锋，后与刘文静战屈突通、擒隋主将屈突通，立有赫赫战功。玄武门政变中又作为主要打手角色，帮李世民登上皇位，因此又有拥立之功，然贞观年间屡次犯法，太宗始终只是教育、贬官，而未予深究，长孙顺德是那种典型的武将（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勇猛有余、智谋不足，战争年代冲锋陷阵、英勇无敌、人人敬畏，和平年代无事可做、尽显性格缺陷（粗暴）。
　　第十六功：刑部尚书郧国公张亮。
　　原为李密部下，隶属李世勣，随李一同降唐。得房玄龄、李世勣推荐入李世民幕府，一直帮李世民出谋划策（张亮应属主谋略而非勇武型的将军）。李世民兄弟相争时，派其到洛阳招募私党，被元吉告发而下狱，张拒不招供掩护了李世民，因而有功。贞观年间，因善于行政而颇得信任（他的能力同功绩多表现在政治上而非军事上），又揭发侯君集谋反、随征高丽而立功（张亮性格怯懦，但当时太宗任他做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是七万水军的主将，不知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任命的）。但其后因好巫术而逐渐名声败坏，贞观二十年被告谋反，被诛（事后证明张亮确被冤杀，当时李世民盛怒之下，同时大臣除李道裕认为证据不足外没有一个对此持反对意见，可见张亮已经失去人心了，事后李世民还责备房玄龄不劝告）。
　　第十七功：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
　　侯君集年少英武、能征善战、两极走向、荣辱一生，如果说李世民最信任的文臣是长孙无忌，那最信任的武将则是侯君集了，侯君集是李世民的心腹，常年担任其幕僚，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人。贞观年间，担任李靖副将击败吐谷浑，又任主将击灭高昌。回朝后因私吞高昌战利品而被弹劾，为此怀恨在心。在李世民诸子争当太子的斗争中，他依附太子李承乾，图谋杀李世民拥立承乾，事泄被杀。
　　在所有叛臣中，侯君集应是最为荣耀的了，事发后，李世民为了不让刀笔小吏侮辱他的爱将，亲自审讯并向大臣们求情，最终保侯妻及一子，得以延续香火，李世民从此不再上凌烟阁。
　　侯君集在战场上是神化的存在，你看唐征吐谷浑，南路的侯君集同李道宗是在何等艰苦的环境中取得辉煌的胜利（人刺马饮血、马啃雪充饥），高昌之战沙漠七千里，高昌王向他的大臣说唐军不可能行这么远（三万以下，我能对付，三万以上，沙漠七千里后勤无法供给），当侯君集率大军兵临城下时，高昌王却吓死了，侯君集还挺有大国将帅的风度，等高昌国办完丧事再战，战事朝一边倒趋势，很快结束，此时是侯君集最为辉煌的时刻。他任吏部尚书、参与政事（相当于宰相的权力），是李世民的首席大将，就是后来李勣的位置，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他老婆都说他），我想原因就一个，志大才高，受不得委屈，没有受过磨难与打击，成功太快了、来得太容易了，所以思想没跟上、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
　　第十八功：襄州都督郯国公张公谨。
　　张公谨原为王世充部下，后投降唐朝，受李靖推荐进入李世民幕府。因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谋划而得到赏识，又在事变时充当主要打手，功劳很大。李世民登基后，派他驻北方防御突厥、贞观三年呈上平定突厥的六策，建议攻突，李世民同大臣们一致通过，同年正式发动反击突厥的战争，公谨为李靖副将（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公谨为副大总管），协助李靖灭亡东突厥。次年病故，仅三十九岁，公谨死时撞忌讳，人言不能哭，以免克人，但太宗认为君臣同心，真心哭丧有何不可，于是带头痛哭，群臣及公谨家人均痛哭之，场面极为悲痛。
　　第十九功：左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
　　程知节也是大名鼎鼎了，《说唐》中的程咬金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他就是历史上程知节的原形，只不过历史上的程知节要厉害得多，不仅仅是三板斧，而是勇冠三军的猛将。知节本名程咬金，原为瓦岗军勇将，李密失败后降王世充，因不满王的为人，在唐郑首战时于阵前与秦叔宝、罗士信等数十骑一同降唐，改名知节，分配到秦王李世民帐下。参加李世民领导的历次战役，每战均作为前锋，冲锋陷阵、功勋卓越。他是玄武门之变的主要打手，是地道的秦王党。唐高宗时程知节出征贺鲁，屠杀已投降的平民，因此被免官，后病故，可惜一世英名，晚年竟然是如此结局。
　　第二十功：礼部尚书永兴公虞世南。
　　喜欢写毛笔字的朋友都知道，什么欧体（指唐代书法家欧阳询的书法）、褚体（指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书法）、柳体（指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书法）、颜体（指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书法）、虞体（指唐代书法家虞世南的书法）等。虞世南是隋朝奸臣虞世基之弟（两兄弟怎么性格有如此大的差别），自幼以文学著称。宇文化及江都兵变后北返，宇文化及被灭后他归顺窦建德，窦死后入李世民的幕府。此后尽心辅佐李世民，被评价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贞观十二年病故。世南是一个真正的文人士大夫，但性格耿直，骨子里都有股诤诤之气，贞观年间也以善谏著称，对初唐文风的形成有杰出贡献。
　　第二十一功：户部尚书渝国公刘政会。
　　刘政会是李渊任太原留守时的老部下，随李渊起兵的首席功臣（就是他策划并揭发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私通突厥，杀了二人，揭开太原起兵的序幕）。此后他负责留守太原，刘武周进攻时被俘。他忠心不屈，还找机会打探刘武周军情密报李渊（你看多忠于大唐呀）。刘武周灭亡后获救。长期担任户部尚书（户部尚书即是财政经济大臣），武德年间唐朝经济快速恢复，国力不断增强，终于在短时间内消灭了与唐实力相当的几个割据势力（入长安后，李渊仅控制了陕西和山西两省，而且还未完全占领，当时陇西有薛举、甘肃有唐弼、李轨、河南有王世充、李密、河东有刘武周、河北有窦建德、西北有梁师都、江南有杜伏威、两湖有肖铣，大唐差不多天天在打仗，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如何统一呢），而且贞观年间经济快速发展，刘政会确实是当时相当有经验且极为称职的财政大臣。
　　第二十二功：户部尚书莒国公唐俭。
　　唐家与李家均为北齐大臣，有世交之谊，唐俭亦与李渊为友。参与李渊太原起兵的策划，为首席功臣。最大功劳是揭发独孤怀恩谋反（那时救了皇帝就是救了国家），被特赐免死罪一次。贞观初年负责与突厥外交事宜（以外交官身份出使突厥，使突厥放松了警惕，李靖一举消灭了突厥，那可是一人胜几万大军，尽管没有上阵杀敌，但却加快了突厥的灭亡，使一大批将士不因拼命而战死疆场，当是奇功一件）。后来任户部尚书，管理国家财政，是刘政会的继任者，贞观年间经济发展呈现一片生机，唐俭功不可没，顺便说一句，唐俭的耿介性格（牛脾气）也是很出名的，坚持原则、六亲不认，连李世民都不得不佩服。
　　第二十三功：兵部尚书英国公李勣李勣本姓徐，归唐后赐姓李，改名李世勣，太宗死后为避讳，再更名李勣（去“世”字），原为瓦岗军大将，少年随翟让起兵，翟死后跟随李密。李密降唐后成为独立势力，但仍坚持以李密部下的身份降唐以示不忘故主，被李渊称为“纯臣”。遭窦建德进攻后，因父亲被窦擒为人质不得已投降。他密谋暗杀窦后重归唐朝，但未能成功，侥幸逃走。随李世民灭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又担任主将灭徐圆朗，随李孝恭灭辅公佑，战功显著，列战将（除李世民同李孝恭为主帅外）第一。他拒绝向李世民的拉拢，未参加玄武门政变。
　　贞观年间，他与李靖一起灭亡突厥，此后十六年负责唐朝北边防御，多次击败薛延陀势力，被李世民誉为“长城”，侯君集被杀后调回京城主军，又随李世民进攻高丽。李世民死后辅佐唐高宗，被委以军事，担任主将再次出征高丽，终于将高丽灭亡。唐高宗重画其形象于凌烟阁。他灭高丽后次年病逝。
　　这里引申说一说李勣背叛李世民一事，许多人认为因李世民死时对李勣的故意外调，使李勣对李世民怀恨在心，以至于最后支持武则天，这种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在李勣的一生中，李世民在他心中是神的存在（恐怕在很多人心中都如此，不然怎么有人在李世民死时要求自杀陪葬呢，那些元老重臣在被武则天抄家时都不忘向昭陵三拜、从容就义），他是不可能背叛李世民的，只不过李勣为人比较圆滑，做事较谨慎、老练（他的孙子李敬业性格偏急，老李差点儿要杀掉他），当时李治想立武则天到了极点，以李勣的性格是不可能犯颜直谏，得罪皇上的。另一方面，李勣认为，立武为后也不过是后宫的问题，不会推倒李唐的江山，也不至于对不起李世民，至于武则天称帝，我想李勣是万万想不到的，也是在无意识中帮助她的。
　　再说，李勣一生见过的事太多了，当年在瓦岗寨就是被李密砍掉一支耳朵，又经历李世民的玄武门政变，以李勣同李世民的关系，很难想象他不参与玄武门政变，主要是他的老练，识时务者为俊杰吧，他没有看清时局时是不会轻易出棋的。
　　另一方面，将李勣外放是李靖的主意，这一点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已有清楚记载，李世民问何人是将才，也就是说找一个军事接班人（因辅政的长孙无忌不懂军事），要李靖传业给他，李靖举出太宗所赞扬的三人，李勣、李道宗、薛万彻，而李勣同李道宗的不大胜也不大败战略原则明显得到太宗和李靖的赞赏，太宗说李道宗耻于三代为将者（不希望后辈再做将军，难怪每次见李道宗将军老喜欢文官打扮），不可妄传但也不可不传，最后就只有李勣了。其实李靖最为看重的是李勣和李道宗，相比之下更看重李勣，因李勣年长一些（大李道宗差不多八岁左右），经历多一些，而且同李靖交往多一些，那么李靖肯定最了解李勣了，当李世民说道担心李治对李勣没有恩而李勣不能尽心辅佐时，李靖毫不迟疑地建议将李勣先贬到外地，让李治把他召回来，如此不就有起用之功了吗！同时李勣接到圣旨后想也没想连家都没有回就去上任了，足见李勣已经知道“为什么”了。
　　第二十四功：右武侯大将军胡国公秦叔宝。
　　秦叔宝名秦琼，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同尉迟敬德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大将，《说唐》的结尾有一句“双涧打成唐世届，打鞭撑杆跳李乾坤”，我想前一句倒是真的，秦叔宝作为李世民的精锐王牌军——玄甲军的大将，每战都为前锋，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确实为扩大战果、快速胜利起到关键作用，所以唐军才能在每战中快速给敌人致命的打击，一战定江山，瞬间改变战场格局和天下关系。所以要单单说到武功（战场突击能力和摧毁能力），我想初唐没有能超出秦叔宝。
　　其实除上述二十四人外，还有几人的功绩及影响也比较突出，文臣方面有刘文静、温彦博、戴胄、马周、褚遂良；武将方面则有李道宗、罗士信、阿史那社尔，他们都可以与二十四人相提并论。
  第六讲 纳谏：宽容与求实的领导艺术
　　唐太宗的功绩中，恐怕没有比“纳谏”更令后代领导者认可与称赞的了。事实上，自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美名传开之日起，接受意见作为一门领导艺术，就已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课题。
　　唐太宗的纳谏“七绝”
　　臣民规劝或批评君王，叫做“谏”。君王接受规劝或批评，叫做“纳谏”。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正是唐太宗李世民。
　　纳谏是唐太宗李世民最成功的领导艺术之一，《旧唐书》称颂他：“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这个评价绝非虚誉，这既是对以往历代帝王民主作风的客观评价，也是对未来帝王民主作风的准确预言。
　　唐太宗即位时，唐朝虽已建立十年，但由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和严重战乱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不堪。然而，在唐太宗即位后的不长时间内，社会经济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国家逐步强盛的局面，使贞观时期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的“盛世”。唐太宗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政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贞观前期和中期善于纳谏。
　　现在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们在发扬民主听取朝野心声这方面，的确尚无人敢望太宗项背者。他的纳谏既谦虚诚恳又高明艺术，真可谓是千古纳谏第一帝啊！那么唐太宗纳谏到底都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首先，被动纳谏与主动纳谏相结合。
　　太宗为人威仪严肃，大臣畏惧。每见人奏事，总是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谏诤，以知政教得失。他说每有谏者，纵不合己心，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心怀惧，岂肯更言！有一次他向臣下征求建议，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有刘洎说，太宗有时对辞理不通的提议者当面诘难，搞得人家很是狼狈，这恐怕不是纳谏的应有态度。他要求太宗“略此雄辩”。太宗愉快地说，此言是也，当为改之。唐太宗对臣下的建议，即使当时不能立即采纳，事后经过深思熟虑，也一定择善而从。魏徵死后，提意见的人少了，唐太宗感叹自己“虽过莫彰”，但这并非是自己过去有错而现在没有错了，而是庶僚苟顺，难触龙鳞罢了。因此他要求，若有是非，当直言无隐。
　　其次，提倡随事谏正。
　　唐太宗对房玄龄说：“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过错，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然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在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
　　唐太宗曾说过，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后来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的好坏。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么能都懂得？这说明他有一定的自知之明，承认自己并非一切都懂，无所不能。据此，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臣下对自己隐恶扬善，一味顺从和奉承，“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为了稳固他的统治，唐太宗告诫下属：“君有违失，臣须直言。”并且也确实采纳了不少正确的劝谏。
　　再次，提倡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谏正。
　　太宗问褚遂良，对于舜、禹造漆器这种小事，为什么当时竟然有那么多人进谏？褚答道，诤臣必谏其始，将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说，我做事若有不当，或在其始，或已将终，皆宜进谏。
　　有一次，唐太宗一气之下要判处一名伪造资历的人死刑，大理寺少卿戴胄坚决反对，认为依法应判处流放。唐太宗受到顶撞，十分生气，戴胄仍然据理力争说，法令是国家取信于天下的凭借，皇帝不能因一时愤怒而杀人。争辩的结果是唐太宗折服了，并且称赞戴胄秉公执法。
　　至于以“犯颜直谏”著称的大臣魏徵，更是常常与唐太宗面谏廷争，有时言辞激烈，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他也毫不退让，往往使唐太宗感到难堪，下不了台。不过事后唐太宗能认识到，魏徵极力进谏，是为了使自己避免过失。因而先后接受了魏徵二百多次的批评和规劝，还把他比做可以纠正自己过失的一面镜子。
　　其四，谏诤者不受身份限制。
　　唐太宗除了听朝中大臣进谏以外，对于皇后、太子、妃子、外臣以及基层官员的提议，也都能愉快接受。栋阳县丞刘仁轨谏太宗，十月收获季节不宜打猎。太宗愉快采纳，并提拔刘仁轨为县令。徐妃批评太宗老年骄傲，大兴土木，错征高丽。他都能一一接受，不以干政而论。
　　其五，更乐闻艺术性的谏诤。
　　魏徵倡导臣下谏诤要注意艺术性，即要“从容谏诤”。贞观二十一年，太宗提拔司农李纬为户部尚书后，就询问身边的侍臣，房玄龄对任命李纬有什么看法？侍臣回道，房宰相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李纬的胡须可真是太美啦！太宗闻言，立即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谏议大夫谷那律随太宗出猎，天下雨，太宗问，用什么材料做雨衣才能不漏雨？谷回答说，如果用屋瓦做雨衣肯定就不漏雨了吧！他听了讽谏，非常高兴，赏赐谷那律帛五十匹，外加金腰带。
　　其六，承诺谏诤者不受惩罚。
　　有人向唐太宗诬告魏徵结党，魏徵因此受到太宗误解。魏徵说，愿陛下让我做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吧。太宗问魏徵：忠臣、良臣有区别吗？魏徵说：“良臣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
　　太宗说：“莫违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太宗多次承诺：终不因直言忤意，辄相责怒；终不以犯颜忤旨，妄加诛责；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陕县县令皇德修上疏言辞激烈，太宗认为有讪谤之嫌。魏徵劝太宗说，上疏言辞激烈自古而然，否则，不足以引起君主重视，不能把言辞激烈当成讪谤。太宗很赞赏魏徵的说法，不但不再追究，还奖励了皇德修县令。
　　又比如，贞观四年唐太宗打算大兴土木，兴建洛阳乾阳殿。给事中张玄素说，在国家还未恢复元气的时候，您这样做的过失比隋炀帝还大，甚至会得到同桀、纣一样的下场。对如此尖锐的言辞，唐太宗非但没有动怒，而且接受了意见，下令缓建，还重赏了他。
　　其七，凡谏必奖。
　　凡是进谏的人，不论其建议是否被采纳，均能得到唐太宗的奖赏，这似乎成了不成文的规定。高季辅上疏陈得失，太宗赐钟乳一剂，并说臣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魏徵、文彦博、戴胄等谏诤名臣，生前自律甚严，生活清苦，住房狭窄。他们将死或死后，太宗都特地为他们造了新宅，以示褒奖。魏徵染病，太宗亲自频往探视，见魏徵家没有正堂，就把为自己盖小殿的材料送给魏徵盖了堂屋。
　　由于唐太宗鼓励进谏，而且愿意纳谏，所以当时的朝臣一般都直言敢谏。大臣裴矩，原是隋炀帝的宠臣，由于隋炀帝残暴拒谏，他便处处阿谀逢迎，还为隋炀帝出过远征高丽等一些祸国殃民的主意。但在贞观时期，同样是这个裴矩，却能够勇于谏诤，他由隋朝的佞臣成为唐朝的谏臣，前后判若两人。裴矩能有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唐太宗善于纳谏。
　　唐太宗李世民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对臣下的意见能够认真听取，择善而从，甚至有时抑制住皇帝的虚荣心，不计较言辞的冒犯而纳谏，这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皇帝中是无人可比的。
　　信任与谦虚：两面镜子给太宗的启示唐太宗为什么能够虚心纳谏？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原因，人们也试图作过各种解释。不过，从他经常强调的“以史为鉴”和“以人为鉴”的原则，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位历史人物恰恰是唐太宗的镜子，他们就是曹操和司马炎。
　　晋武帝司马炎和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两位口碑悬殊的君主。晋武帝后期的生活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耽于游宴，怠于政事，嫔御满侧，沉迷于淫声曼色之中而不能自拔，全然一个庸主昏君的形象。然而，司马炎却又是李世民颇为看重并亲笔为其本纪撰定史评的君主。当然，唐太宗所看重的乃是晋武帝的宽宏，一种封建帝王少有的宽宏，而非他昏庸的一面。
　　从即位直至去世，晋武帝在其在位的二十五年中，始终以极为宽宏的态度对待臣下，位虽尊而能屈己容人，权虽重而不妄意诛责。
　　当以“忠蹇正直”著称的司隶校尉刘毅在群臣面前用“可方桓、灵”来回答晋武帝“卿以朕方汉之何帝”的问话，将其比做愚暗庸劣的汉桓帝和汉灵帝，甚至认为还不如的时候，众人不得不为刘毅捏一把汗。因为这种带有明显讥讽之意的进谏之言，是一般手握荣辱生杀大权的专制君主决难容忍的。刘毅话音刚落，在场官员“莫不变色”。但是，晋武帝的反应不是“龙颜大怒”，而是以惊人的平静含笑答道：“吾德虽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故为胜之。”（《晋书·刘毅传》、《资治通鉴》卷八十一）这便是被后世传为美谈的“晋武弘裕，不贻刘毅之诛”的历史由来。
　　这里的晋武帝，没有偏狭，没有暴戾，有的只是对谠言的宽宏，对骨鲠之臣的优容和一个有为之君的自信。这样做在封建帝王中也是不多见的。因而，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论及晋武帝时说：（武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资治通鉴》卷八十二）元代史家胡三省也说：“晋武之量，弘于隋文。”
　　作为“明君”典范的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对司马炎后期的统治不无指摘，认为他“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贞观政要·君道》），但对他的宽宏却十分推崇。在为《晋书·武帝纪》所写的史评中，对于司马炎李世民特意指出：“雅好直言，留心采擢……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而在李世民身上，这种宽宏大度的“帝王之量”自然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唐太宗以善纳直谏而著称，在其统治的二十三年中，他始终把“虚心戒盈荡”、“纳善察忠谏”当做君治国的准则（《全唐诗》卷一李世民《帝京篇》诗之十），不以帝王之尊凭势凌人，不因犯颜忤旨加罪直臣。仅魏徵一人，在辅佐唐太宗的过程中，便先后进谏二百余事。对于魏徵措辞极为尖锐的《十渐不克终疏》，唐太宗更是“反复研寻”，“列为屏障，朝夕瞻仰”。
　　这种臣下敢于直谏、君主虚己听纳的风气，贯穿于整个贞观时期，使献规纳谏成为后世赞颂不已的“贞观之风”的主要标志。这无疑是传统中国政治中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李世民也因此被历代史家尊为千古明君。
　　对于帝王而言，宽宏是纳谏的心理基础和性格前提，同时也体现着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气量与治国理念。唐太宗以纳谏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宽宏，无疑受到了晋武帝深深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唐太宗把这种宽宏发挥到了极致，使他成为封建帝王中纳谏的典范，加之他在理政治国上的善始善终，从而赢得了远比晋武帝更多的赞誉。
　　帝王的宽宏，回报是丰厚的。晋武帝的宽宏，带来一个相对繁荣的局面，“于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世属升平，物流仓府”。经济恢复发展，社会较为安宁，西晋马司氏政权也趋于稳固。尽管这种局面因晋武帝后期的懈怠及其去世之后的内乱而维持得时间不长，留下了“太平未洽”的遗憾，但这样的景况却是自东汉后期以来的二百余年间所未曾出现过的。
　　唐太宗的纳谏则造就了千古流芳的贞观盛世。在他统治期间，“官吏多自清谨……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政体》）成就这种“古昔未有”局面的唐太宗及其以纳谏为核心的理政之道，也被后世奉为楷模：“贞观升平之运，太宗明圣之君。野无遗贤，朝无阙政，尽善尽美。”（《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当然，这里不无古代史家的溢美之词，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封建君主真正以天下苍生为念。但是，由宽宏和纳谏所带来的政治的相对清明，对于社会，对于百姓，无疑都是有利的，尽管这种清明只是短暂的和有限度的。
　　作为另一面镜子的曹操，则从反面提醒了唐太宗，让他树立了对待臣下要坦诚、信任，用人不疑的信念。
　　唐太宗曾经不止一次说曹操多诡诈，并说自己不会学曹操。为什么他会如此评价曹操呢？根据裴松之注《三国志》引《曹瞒传》云：一次曹操带领军队出征，军粮不足，私下问主管军粮的人怎么办，回答说发放军粮时改用小斗。曹操说，很好。后来士兵们说曹操欺骗他们。曹操生怕士兵闹事，便把主管军粮的人找来，对他说：“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意思是只好借你的死平息众怒，不然此事解决不了。于是将他斩首示众，还在其脸上题了10个字：“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曹瞒传》说，“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可能是以上这类记载，引起了唐太宗对曹操为人的反感，他要以曹操为戒。
　　对自己任用的大臣，唐太宗从不轻易怀疑。要想在唐太宗面前诬害一个人，是难以得逞的。宰相萧瑀曾诬告房玄龄结党营私，对皇上怀有二心，只是尚未谋反。唐太宗对萧瑀说：你的话未免太过分了。国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我虽谈不上圣明，但还不至于糊涂到好人和坏人都分不清。对房玄龄，唐太宗一如既往地信任。
　　对犯有过错的大臣，唐太宗总是批评教育，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不一棍子打死。有一次宫中宴会，发生了纠纷。时任同州刺史的功臣尉迟敬德生气地对坐在他上首的人说，你有何功劳，坐在我上首！坐在尉迟敬德下首的任城王李道宗劝说尉迟敬德，哪知尉迟敬德对李道宗报以老拳，几乎将其眼睛打瞎。唐太宗一气之下，宣布中止宴会。他对尉迟敬德说，我见汉高祖刘邦诛灭功臣，常常有责怪他的意思。我想与你们这些功臣共保富贵，想不到你屡次犯法。我才知道韩信、彭越这些功臣被杀，并非汉高祖的罪过。国家的纲纪，就要靠赏与罚维持。好自为之，不要后悔莫及。遭到唐太宗的训斥之后，尉迟敬德开始变得老实起来。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是处理君臣关系较好的一位。他自称，他与群臣相处融洽，做到了“相亲如一体”。这方面的动人故事很多。
　　大将李世勣（唐太宗死后改名李勣）得了急病，医生的药方上写着“须灰可疗”四个字。唐太宗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为李世勣和药。把李世勣感动得“顿首出血泣谢”。唐太宗说，我这样做，是为国家，不是为你个人，何谢之有！儒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了对父母负责，必须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发肤”，不得损伤之。唐太宗作为一位君主，为了给李世勣治病（疗效如何是另外一回事），能够剪下自己的胡须，这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难得的。
　　贞观十九年，在攻打高丽的战争中，大将李思摩中了弩矢，唐太宗亲自为他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
　　宰相房玄龄病危时，唐太宗派人将其接到宫中治疗。病情稍稍稳定，唐太宗则喜形于色；病情加剧，则深深忧虑。房玄龄临终时，唐太宗“握手与诀，悲不自胜”。
　　唐太宗以上这些举动，显然不是“作秀”。因为“作秀”是做表面文章，唐太宗却是怀着一腔真诚做这些事的；“作秀”是偶一为之，唐太宗却是经常这样做的。
　　魏徵去世后，唐太宗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说明他是一位很清醒的君主，接受了强大、富庶的隋帝国一朝覆亡的深刻教训，愿意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以及施政中的过失，能够自觉地听取臣下的批评意见。
　　唐太宗认识到，“人苦不自知其过”，一个人要认识自己的过错是不容易的；作为国君，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看待自己，尤其困难。他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禄位。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国君处在怀有各种企图的人的包围之中，他们用种种手段来影响、迷惑国君。国君稍一懈怠，在哪一方面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就很危险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太宗才经常地、自觉地要求大臣们面对面地、直截了当地向他提意见。
　　唐太宗不但自己纳谏，还教育太子纳谏。他对太子因“材”施教，见到什么，就以什么为教材，对太子进行教育。见太子乘船，就对他说《孔子家语》中的一段话：“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太子在树下休息，就对他说：“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这两句话出自《尚书·说命上》。“后”在此处作“君主”讲。全文的意思是：锯木头靠墨线才能直，国君靠听取臣下的谏言才能圣明。他希望把纳谏作为李唐王朝的一个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
　　唐太宗听取大臣们的批评意见是很恳切的。他经常要求大臣们对他的过失“明言之”，“直言无隐”。有一次，唐太宗又要群臣向他提意见，长孙无忌等人说，皇上没有过失。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批评他们说，我问你们，我有何过错，你们却对我阿谀奉承。我想当面列举你们各位的长处和短处，让你们改掉说奉承话的毛病。接着唐太宗说出了在场的每一位大臣的优缺点。
　　唐太宗也有听不进尖锐的批评意见的时候。有一次，河南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疏说，皇上修洛阳宫，劳民；收地租，厚敛；民俗好高髻，都是受了宫中的影响。唐太宗很生气，对房玄龄等人说道，皇甫德参希望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租，宫人都不留头发。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满意？魏徵谏道：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疏言语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国君。所谓狂人之言，圣人择焉，愿皇上裁察。听了魏徵的一番话，唐太宗怒气全消。他采纳了魏徵的意见，不再对皇甫德参的上疏愤愤不平。还赏给魏徵二十四匹绢。过了几天，魏徵又提意见，说皇上近来不喜直言，虽然接受了，但是有点儿勉强，不如以往闻过则喜。唐太宗表示虚心接受，加大了对魏徵的赏赐。
　　只有像唐太宗这样清醒有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国君，才能容忍魏徵这样的敢言直谏的大臣。正因为能容得下魏徵这样的忠直之士，唐太宗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几位“明君”中的佼佼者，真正实践了他所服膺的《尚书》中的两句话：“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从“闻过则喜”到“拒谏独断”
　　古人常常说，最难的不是做好事，而是把好事做到底，也就是“善始善终”。作为一代明君，唐太宗也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曾经的纳谏作风在他的晚年还是被刚愎自用的独断所代替，从纳谏到拒谏，正是没有制约的皇权日渐膨胀的结果。
　　根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初登基时，有一个书记官张蕴古上《大宝箴》一篇。大宝乃人君所居宝位，箴是警戒之辞。作为大臣张蕴古不敢直说是箴规天子，故以大宝名之。这箴中之言语，字字真切，句句有味，从之则为尧舜，反之则为桀纣。人君尊临大宝，须将此番话语常常记在心头，做个箴规，方可以长保此位，所以名曰《大宝箴》。太宗深以蕴古之事为警，赐他束帛，升他做大理寺卿。观太宗纳善言之速如此，其成贞观之治，盖得益于《大宝箴》为多。
　　唐太宗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一定执政能力的皇帝，与他善于纳谏有很大关系。他的《贞观政要·任贤》中有“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言语；在《教诫太子》中言道“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这足以见出唐太宗是一个明君。
　　魏徵，众所周知是唐太宗时的谏议大夫，官至光禄大夫，屡次上谏，其中最著名的有《谏太宗十思疏》，有时甚至是犯上直言，而太宗却善待之。唐太宗在《答魏徵手诏》中开首“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最后曰：“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衿靖志，敬伫德音。”
　　在阅览谏议疏时以至于忘记疲倦，通宵达旦；并期望魏徵今后有什么好的谏议但说无妨，无须隐讳，将敬盼善言。这足以见出他对待臣下谏议的诚恳态度和热切期盼。其情真，其意切。从此也可以看出唐太宗为人君心胸宽广的气度及其自知之明。
　　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唐太宗纳谏是为了提高其执政能力，维护其封建统治，确保李氏家天下可得永世。可是反过来讲，假如唐太宗以为自己什么都懂，我是皇帝我怕谁，甭说“大宝”，就是“金宝”也不会放在其眼里的。在那个时代，皇帝是金口玉言，唯圣言之为听，他完全可以不听臣下的，而要我行我素，恐怕也没有人能够把他怎么样。可是，他作为一个距今一千三百多年的封建帝王能够做到如此善待谏议也确实难能可贵，深值后人效法。
　　事实上，职级不等于才能，官阶不等于水平。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参加一次画家和雕塑家作品展览的时候，对作品大加指责，画家恩斯特忍不住回敬他一句，赫氏反驳说：“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我是党的领袖，难道我不懂吗？”一个人的知识量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全能的人才是没有的，作为执政者要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决策水平，就需要广开言路，虚心纳善言。假如一个人认为自己什么都懂，刚愎自用，就很容易犯错误。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一个人犯错误，不是因为他不懂什么，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什么都懂。”
　　中国古代历史上帝王善纳谏者不只唐太宗。战国时的齐威王，纳邹忌谏议，燕、赵、韩、魏皆朝于齐，战胜他国于朝廷；楚汉相争时的刘邦，将兵问韩信，决策询张良，最终奠定汉家基业……由此，为政之道，受谏则圣，实为至理。
　　唐太宗是一个十分重视自己在臣民中的“英明形象”的君主，所以他格外注重舆论的风向和民众的意见。有一次，他曾带有试探性地问魏徵：“人怎样才能不受骗？”
　　魏徵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深以为然。在魏徵与唐太宗合作的十七年里，魏徵给唐太宗提了几百条意见，唐太宗基本上都采纳了。
　　然而，唐太宗在纳谏的过程中，自我中心意识极强。比如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出嫁时，其嫁妆排场远远超过大女儿，为此魏徵直言谏明。唐太宗回到后宫后见到长孙皇后发狠道：“总有一天要杀掉这个乡巴佬！”皇后问是谁，唐太宗说：“魏徵当众侮辱我！”皇后不敢多言，马上换上朝服煞有介事地向唐太宗祝贺：“古语说得好‘君明则臣直’，魏徵的直是陛下英明的缘故，妾特向陛下祝贺。”唐太宗这才消了气。
　　唐太宗到了晚年，不大听得进批评意见了，那些敢于进谏的大臣也先后去世，他跟大臣们议事，常是夸夸其谈，以自我为中心，刚强高傲，日胜一日。集思广益的“耳顺”被阿谀奉承的“顺耳”声所替代。纳谏也就变成了拒谏，议事上便出现了多处失误。于是，“一言堂”的扁额也就这样挂了出来。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从唐太宗的纳谏到拒谏，我想，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至少能得到三点启示：其一是“纳谏则兴、拒谏则衰”。作为领导干部，要明白“为何纳谏”、“为谁纳谏”，坚持以坦诚之心纳谏，既不能为了一时之兴纳谏，也不能为了图慕虚名纳谏，更不能为了弄假“作秀”纳谏，要从有利于化解矛盾、有利于破解难题、有利于服务群众、有利于促进发展的角度去纳谏，把开门纳谏、广开言路作为从政为官的一种修养、一种能力、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其二是“人有其才，必有其短，有其智，必有其愚”。作为领导干部，不能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能认为自己的意见总是对的，自己的决策总是科学的，要“一日三省吾身”，学会时时自审、自视、自问，使自己的工作能力、执政水平在广开言路、开门纳谏中得到不断提升。
　　其三是“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政府工作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关系到民生民计的每个环节。因此，作为领导干部，要疏通直言献策之渠，畅通民声民意之道，对有利于推动政府工作的建议，有利于塑造政府形象的批评，有利于维护政府威信的意见，都应积极汲取，坚持有错能纠，有错必纠，择善而从。只有让群众看到了“纳谏”的变化、看到了“建言”的成效，才能真正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良好局面。
　　
 第七讲 皇后与国舅：家事与国事的左右手
　　对唐太宗而言，有了一群能够出谋划策的大臣和能征善战的武将，对他治理天下大有帮助，但却不能起到决定性的帮助。因为，最重要的并不是献计献策，而是决策。无论是皇室家事还是天下大事，都应该有人来与他商议、决断。幸运的是，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长孙皇后与国舅长孙无忌，很好地扮演了参与决策的重要角色。
　　长孙皇后：政治安定的贤内助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长孙皇后是隋朝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母亲高氏之父高敬德曾任扬州刺史。长孙皇后生长在官宦世家，自幼接受了一整套正统的教育，形成了知书达礼、贤淑温柔、正直善良的品性。在她年幼时，一位卜卦先生为她测生辰八字时就说她“坤载万物，德合无疆，履中居顺，贵不可言”。
　　长孙氏十三岁时便嫁给了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次子、年方十七岁的李世民为妻，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
　　李世民少年有为，文武双全，十八岁时就单枪匹马突入敌人阵营之中，救出身陷重围的父亲；二十岁时便有王者之风，能折节下士，广招天下豪杰；二十一岁随父亲李渊在太原起兵，亲率大军攻下隋都长安，使李渊登上天子宝座，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主——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封李世民为秦王，负责节制关东兵马，数年之内，李世民就挥兵扫平了中原一带的割据势力，完成了大唐统一大业；唐高祖因之加封他为天策上将，位置在其他诸王公之上。在李世民征战南北期间，长孙王妃紧紧追随着丈夫四处奔波，为他照料生活起居，使李世民在繁忙的战事之余能得到一种清泉般温柔的抚慰，从而使他在作战中更加精神抖擞，所向无敌。
　　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后，便享有特殊的权力，能够自设一套官署，俨然一个小朝廷的架势，当时归于他麾下为他效劳的，武将有李世勣、程咬金、秦叔宝、翟长孙、秦武通、尉迟恭等能征善战的骠勇大将；文臣则有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高士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清明、孔颖达、盖文远、许敬宗等“十八学士”，真可谓贤臣如云，势力盖天。
　　李世民拥有这样通人的局面，自然令当时贪酒好色的无能太子李建成不安，出于猜疑和嫉妒之心，他联合三弟李元吉企图谋害同胞兄弟李世民；阴谋却被李世民手下的谋士察觉，迫于无奈，在大舅子长孙无忌和谋臣房玄龄的力劝下，李世民终于痛下决心，在玄武门除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对于这种骨肉相残的惨剧，长孙王妃原本是极力反对的，但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她一个女子又能怎么样呢？她只好尽力地理解丈夫。
　　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李渊因年事已高而禅位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了后事的唐太宗。水涨船高，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应验了卜卦先生说她“坤载万物”的预言。做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氏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为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当初隋文帝的独孤皇后虽然也曾把后宫治理得井然有序，但她靠的是专制的政策和手腕；而长孙皇后只凭着自己的端庄品性，就无言地影响和感化了整个后宫的气氛，使唐太宗不受后宫是非的干扰，能专心致志料理军国大事，难怪唐太宗对她十分敬服呢！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如今又富拥天下，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正直磊落，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他妾就不了解了。”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皇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那批谋臣贤士的能力。
　　李世民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这两句话。当时天下已基本太平，很多武将渐渐开始疏于练武，唐太宗就时常在公务之暇，招集武官们演习射技，名为消遣，实际上是督促武官勤练武艺，并以演习成绩作为他们升迁及奖赏的重要参考。按历朝朝规，一般除了皇宫守卫及个别功臣外其他人员不许带兵器上朝，以保证皇帝的安全，因此有人提醒唐太宗：“众人张弓挟箭在陛下座侧，万一有谁图谋不轨，伤害陛下，岂不是社稷之大难！”李世民却说：“朕以赤心待人，何必怀疑自己左右的人。”他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的作风，深得手下文武诸臣的拥护，由此属下人人自励，不敢疏怠，就是在太平安定的时期也不放松警惕，国家长期兵精马壮，丝毫不怕有外来的侵犯。
　　关于任贤纳谏一事，唐太宗深受其益，因而也执行得尤为到家，他常对左右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于明镜；君王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直言的谏臣。”他手下的谏议大夫魏徵就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耿介之士。魏徵常对唐太宗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和政策，直截了当地当面指出，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颇为敬畏，常称他是“忠谏之臣”。但有时在一些小事上魏徵也不放过，让唐太宗常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一次，唐大宗兴致突发，带了一大群护卫近臣，要到郊外狩猎。正待出宫门时，迎面遇上了魏徵，魏徵问明了情况，当即对唐太宗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宫。”唐太宗当时兴趣正浓，心想：“我一个富拥天下的堂堂天子，好不容易抽时间出去消遣一次，就是打些哺幼的禽兽又怎么样呢？”于是请魏徵让到一旁，自己仍坚持这一次出游。魏徵却不肯妥协，站在路中坚决拦住唐太宗的去路，唐太宗怒不可遏，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左右的人见了都替魏徵捏一把汗。
　　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犹自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徵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缘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措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徵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魏徵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由此可见，长孙皇后不但气度宽宏，而且还有过人的机智。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紧凑。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嘀咕，说什么“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酸”，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的公正与明智，深得宫中各类人物的敬佩，谁都愿意听从她的安排。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卓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却因为他的皇后妹妹，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像，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不想听从，他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忌妹妹的关系，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做开府仪同三司，位置清高而不实际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唐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就是例子；如果有才，虽仇不避，魏徵便是例子。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这兄妹两人都是那种清廉无私的高洁之人。
　　长乐公主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从小养尊处优，是娇贵的金枝玉叶。将出嫁时，她向父母撒娇提出，所配嫁妆要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出嫁，嫁妆因而比较简朴；长乐公主出嫁时已值贞观盛世，国力强盛，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不过分。但魏徵听说了此事，上朝时谏道：“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长幼有序。规制有定，还望陛下不要留下话柄！”唐太宗本来对这番话不以为然。时代不同，情况有变，未必就非要死守陈规。回宫后，唐太宗随口把魏徵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却对此十分重视，她称赞道：“常闻陛下礼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言，实乃引礼义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徵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于是，在长孙皇后的操持下，长乐公主带着不甚丰厚的嫁妆出嫁了。
　　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徵，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徵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话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徵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这中间实际上还有长孙皇后的一份功劳呢！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回来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动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乾请求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徵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自己却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而作罢。
　　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终于在贞观十年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三十六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修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长孙皇后以她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德顺圣皇后”。
　　忠诚的心腹：国舅与良臣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就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了皇帝，长孙氏便成为了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政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的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建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勣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干。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后，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政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政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退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的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的“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政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
　　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徵、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时期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徵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的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徵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却不行动，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让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皇位交接中的重臣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恩宠有加，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就会得到尊重，权势就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其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得到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决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凭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勣、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
　　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决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无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令，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
　　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徽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唐高宗对这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氏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
　　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勣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氏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
　　永徽六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进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诤，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无忌诬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
　　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查，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放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核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
　　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掌握国家大权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的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背离的。
　　到唐高宗上元元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第八讲 贞观瓶颈：继承人选择的心病
　　贞观天子李世民是唐代少有的明君，也是中国古代难得一见的英主。但是，当他攀上人生与事业的巅峰，也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继承人的道德与素质，以及皇子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个问题也将贞观朝政治推入了进退两难的瓶颈。
　　痛定思痛的皇子教育唐太宗作为封建时代明君的典范，文治武功方面都有着非凡的业绩。而且，亲身经历了玄武门政变的残酷历史之后，他意识到要对皇子进行教化，让他们不被权欲所左右，才能保证兄弟和睦，国家稳定。
　　在教育方面，他所取得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即位之初，他就充分认识到教育的作用。一方面，他开始“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赍帛而礼儒生”，从而使贞观年间的学校教育出现“国学之盛，远古未有”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他也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对诸子的教育可谓不遗余力。目前史学界研究唐太宗的涉及面颇广，但较少论及唐太宗的家庭教育。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唐太宗对诸子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家庭教育的得失。
　　定名分，用礼仪约束规范诸子早在贞观七年，太宗吸取以往教训，产生了使诸子“早有安分，绝觊觎之心”，“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的想法。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指出汉晋以来，不预立名分，以至于灭亡的严重后果，建议“当须制长久之法，使万代遵行”。对此，太宗甚嘉之，赐物百段。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左右大臣各抒己见。褚遂良提出“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日之急”。对此太宗认为“此言是也”，同时表示了自己的担心顾虑“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心常忧虑在此耳”。太宗充分认识到教育规范诸子的重要性，并把此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他命人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约束诸子的行为，同时还命人征录古来帝王子弟的成败事，命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以求劝诫。太宗还教导诸子“当须自克励，使善事日闻，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夫为臣子不得不慎”。太宗所作的这些努力，高瞻远瞩，目的是为了防止诸子争夺皇位而出现的宫廷之争。但是事与愿违，诸子之间的纷争最后还是不可避免。这是因为封建时代立储之争是权力争夺的焦点，是封建制度的一大弊端，非唐太宗的教育所能完全改变的。尽管如此，唐太宗的所作所为，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他的这些做法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皇室内部诸子为争夺皇位而产生的相互厮杀。
　　择师教子，不遗余力唐太宗充分认识到教子的重要性，希望诸子能学业有成，具备治国安邦的才能。贞观六年太宗诏曰：“朕比寻讨经史，明王圣帝曷尝无师傅哉……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在充分认识到教子事系国运后，太宗就为年幼的长子承乾选择了德高望重的李纲作为太子少师，让太子亲拜之。然而太子生于深宫之中，染上了凡事奢侈、喜爱漫游的纨绔邪气。当唐太宗发现了承乾的某些劣迹后，并没有放弃对他的培养。贞观五年，李纲病逝后，唐太宗又把教育的重任放在了太子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的肩上。他俩尽心尽职，针对承乾的不足，于志宁撰《谏苑》二十卷讽之，李百药做《赞道赋》以讽焉。于志宁还多次面折承乾，以至于承乾数次派刺客行刺于他。唐太宗对李、于二人的表现给予嘉奖，史载赐李百药“厩马一匹，彩物三百段”，赐于志宁“帛五百匹，黄金一斤”。
　　尽管李、于二人倾心尽力，承乾却依然故我。贞观七年太宗又改换杜正伦来教育其子。杜正伦竭尽所能，采取了从正面诱导的方针，着力弥补承乾“不闻爱贤好善”的缺陷。但虽经努力，承乾仍不思悔改。此时的太宗虽已对承乾的表现不满意，但对他还是抱有希望，又先后任命孔颖达、张玄素为太子右庶子，以匡其失。太宗对承乾的教育寄予厚望，派如此多的良师对其进行教育，可谓用心良苦，耐心有加，不遗余力。
　　耳提面命，启发教育为了培养承乾的办事能力，早在贞观四年五月就“诏皇太子承乾诣宜令听讼诉”。第九子李治被立太子后，“尝令太子居寝殿之侧”，以便朝朝相见，频加教导。同时注重教育方法，采取“遇物必有诲谕”的启发教育法，改变了以往太子师傅只讲经义，空洞说教的教育方法。见到李治端起饭碗时，对其指出“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其饭”。见其乘舟时，又对其指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寓教于日常生活中，因势利导对太子进行启发教育，灌输为君治国的道理，不无裨益。
　　总结个人治国经验，撰书教子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已病危，在知来日无多时，他亲撰《帝范》十二篇，系统地总结自己君临天下的统治经验，颁赐太子李治，作为他即位后效法的榜样。他郑重指出“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指出“此十二条者，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
　　为了维护唐王朝内部的稳定，为了使李唐王朝能够延续昌盛，唐太宗在家庭教育方面费尽了心思。太宗死后，九子李治即位。李治即后来的高宗。高宗虽不如其父英雄伟略，但基本上能够做到守成。他继承了其父的事业，还开创了所谓的“永徽之治”。
　　在家庭教育上，唐太宗能高瞻远瞩，高度重视家庭教育。他对诸子教育培养可谓尽心尽力，循循善诱，不遗余力。首先，他千挑万选良师，尽量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其次，他的家庭教育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品行和实践能力。同时他又注重教学方法，善于从书本中、实际生活中启发教育孩子。他的这些做法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借鉴的。
　　当然太宗的家庭教育也有其不足之处。史书记载太宗先后对长子承乾，四子李泰私爱有加，造成他们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太宗忽视了对犯错的承乾严加管教、当头棒喝，而是对他的行为进行包容，不断变更师傅来对他进行教导。对长于深宫，养尊处优，品行不端的承乾来说，这样做显然收效甚微。长子承乾由于屡教不改，最后被废。四子李泰，太宗对其赏赐有加，造成储君、藩王赏赐失序。李泰及其僚属恃宠逞尊、狂妄傲物，以至于和众臣关系紧张。这样太宗只好舍弃李泰，最后勉强立九子李治为继承人。从上可知，太宗教子宽容有余，严厉不足。这可谓是唐太宗家庭教育的一大失败之处。
　　有了这样的家庭教育，唐太宗的儿子们又成长得如何呢？
　　形形色色的皇子唐太宗在封建帝王中很有作为，却拿自己的儿子们没有办法。他为他们操心劳神、洒泪顿足，甚至下过杀子诏，史家记下这类宫廷逸闻，我们不妨利用它来认识一下封建社会。
　　李世民有十四个儿子。按惯例，立太子以长，余为王，这是李唐“家天下”的基础，可是非嫡长子立为太子的也代不乏人。李世民自己便非长子。因而，皇帝的所有儿子总是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而结果呢，这些王室贵胄绝大多数不成器，下场也很可悲：其中三个被杀，三个自杀，三个早夭。一个被“幽闭”，两个被废为“庶人”——这等于被开除出李家户籍——尔后又被流放。
　　第十三子李福虽得善终，却平庸无能；第九子李治，就是后来的高宗，虽贵为天子，却把大权拱手交给武则天。后来李氏宗族被武氏大加杀戮，不能不说是高宗的昏聩所致。这样一算，李世民这十四个儿子，竟是不肖子居多。
　　《旧唐书》的作者谈及太宗诸子时，感叹道：“子弟作藩，盘石维城。骄侈取败，身无令名！”李世民的继承者，只有这十四个“候选人”，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也就于此可见了。
　　唐太宗的大儿子生于承乾殿，取名“承乾”，隐含承继皇业，总领乾坤之意。
　　承乾秉性聪明，八岁即被封为皇太子。不想成年后喜好声色，漫游无度。但他怕太宗，就大耍两面派，当着太宗，言必忠孝；退朝返宫，便与群小亵狎。他有足疾，怕因此被废，深嫉受太宗喜爱的魏王李泰。第四子李泰也确有野心，心怀夺嫡之计。
　　于是双方各树朋党，想下毒手。后来，承乾甚至想谋老子的反，被人告密，下狱后废为庶人，徙往黔州，两年后死在那里。李泰也被“幽闭”起来，三十五岁就死了。
　　唐太宗有鉴于此，曾下了一道诏书：“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望者，两弃之，著为令。”（《新唐书·太宗诸子》）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纸空文。
　　第三子吴王李恪，是隋炀帝女儿杨妃所生。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肖己，欲立为太子，但遭到了大臣长孙无忌的反对。长孙无忌看到外甥承乾、李泰都完了，想立另一个外甥即太宗第九子李治。后来，无忌辅立李治后，就借口“谋反案”杀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数李恪在大臣、百姓中威望最高，却死于冤狱。
　　第五子李祐，先封楚王。他整天与小流氓鬼混，尤其爱好打猎。长史屡谏不听。太宗怪长史辅导无方，换了敢于犯颜直谏的权万纪任长史。贞观十七年，李祐派刺客杀了权万纪，发动叛乱。结果事败后亦被杀。
　　第六子李愔是个浪荡公子，被废为庶人，死于流配地巴州。第七子李恽，纵情享乐，使州县不堪其劳。肃宗上元元年自杀。第八子越王李贞，“颇涉文史，兼有吏干”，然“人伏其才而鄙其行”。后来反武（则天）失败，服毒自尽。
　　第十子纪王李慎，虽然聪明好学，可惜是个懦弱无能的胆小鬼。李贞劝其反武，他不肯“同谋”——可武则天还是杀了他。
　　第十四子曹王李明，在太宗晚年，与庶人串通谋反，被贬黔州，后被都督逼令自杀。这显然是得到太宗暗示或认可的。
　　第二、十一、十二子皆“早夭”。
　　总计十四人中，除李福、李治外，竟有十二人“死于非命”！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是李世民之过？是保傅失教之错？不全都是。太宗即位之初，曾在宫中亲自盘马弯弓教育诸子，颇有不忘传统的味儿。可见是重视教育子女的。他还亲自为太子择饱学之士如于志宁、孔颖达等人为师，但一切措施都无济于事。他为此深感苦恼。在颁布杀李诏令时，他承认自己没有管好儿子，“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复何云”，禁不住“为之洒泣”，算是尝到了这些苦果的味道。
　　李世民当然认识不到，导致他的儿子们一个个腐化堕落的灭亡之咎，在于腐朽的封建制度。
　　封建王朝家天下的宗法制度，尽管规定了嫡长传世的一套办法，但它却无法保证皇位的和平过渡。觊觎皇位，争权夺利，钩心斗角，相互残杀，这是许多皇室后代死于非命的重要原因。
　　“骄侈”二字，更是促使这些人堕落的重要原因。封建制度规定了这些“龙种”的特殊地位。李承乾八岁便被立为太子，成为东宫之主。东宫内，有文臣听他支配，有武士为其鹰犬，有妃嫔供其淫乐。有一次他竟说：“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新唐书》）封建帝王们原想以这些特权来抬高儿子们的地位，以便巩固家天下的统治，结果却事与愿违，走向反面。是封建制度使之骄侈堕落的，英武如唐太宗，亦无可奈何！
　　综观唐太宗的家庭教育，笔者既为他一些好的家庭教育方法而倾心赞叹，又为他在家庭方面的一些失误而扼腕叹息。尽管唐太宗家庭教育方面有得有失，但都不失为后人提供了一些好的借鉴和启迪。
　　无赖太子：明君的烦恼一代明君唐太宗十分重视培养太子，然而事与愿违，他初立的太子并非理想的储君。到贞观晚年，废立太子成了唐太宗政治生涯中最烦心的一件事。
　　荒唐太子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长子，武德二年生于长安承乾殿，因而命名。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刚刚即位，便将年仅八岁的李承乾立为太子。幼年的李承乾聪明伶俐，太宗对他很是喜欢，并选择德高望重的大臣做他的老师，严格教导。一开始，李承乾积极上进，能识大体，颇得太宗和朝廷大臣的好评。太宗不在京城时，常常让他代理政事。但李承乾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自幼养尊处优，喜好声色，慢慢地，沾染了不少坏习惯，生活日益荒唐颓废。
　　据史书记载，太子李承乾曾让人铸造了一个近两米高的铜炉和一口巨大无比的锅，雇用逃亡的政府奴隶偷盗老百姓的牲畜。李承乾亲自把那些偷来的牲畜放在大锅里煮，然后跟他的手下分着吃。李承乾喜欢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他还特别挑选面貌像突厥的侍从，每五人组成一个部落，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到草地上牧羊。有时还玩“假死”的游戏。他对自己的手下说：“假设我是可汗，现在死了，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办丧事。”然后就像死人一样躺到地上，大家一起放声大哭，骑到马上，环绕着“尸体”奔走，并依照突厥风俗，用刀割破自己的脸。李承乾对这种游戏乐此不疲，还说：“有朝一日我统治帝国，一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甘肃省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汉人束发），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如果他给我一个将军当，我一定不会比别人干得差。”
　　李承乾所说的阿史那思摩，是突厥阿史那部的酋长。李承乾身为大唐王朝储君，竟然公开表示要在得天下之后去做突厥酋长的部下。即使这番话纯属戏言，也可以说讲得过于离谱，至少不合储君的特殊身份，不能不引起太宗的恼怒。
　　李承乾跟叔父李元昌关系很好，常常一起出去游玩。有时李承乾把左右侍从官员及卫士分成两队，二人各率一队，大家身披毛毡缝制的铠甲，手拿竹枪竹刀，扎营列阵，冲锋厮杀，枪刺刀砍，把流血受伤当做娱乐。有不听从命令的，就把他绑在树上毒打一阵，不少卫士因此而丧命。李承乾常常叫嚣：“要是我当了皇帝，就在御花园设一个万人营，跟汉王（李元昌）分别指挥，观赏士兵肉搏战斗，岂不快乐！”又说，“我当皇帝，一定要尽情享受所有乐趣，有人规劝，立即诛杀，杀了数百人之后，那些进谏的人就不敢再说话了”。
　　李承乾的言行，不仅荒谬，而且与太宗的想法与期望背道而驰。李氏家族虽然以武力得天下，但是，逆取而以顺守之，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此中道理，太宗自然十分清楚。所以，执政以来，他偃武修文、制礼作乐、尊贤重士、修养百姓。而李承乾对太宗的举措似乎并没有什么了解，他对此不感兴趣，喜好的依然是胡人风俗与战阵厮杀。
　　很有意思的是，李承乾还养成了制造假象愚弄朝臣的坏习惯。他常常在太子宫官属面前谈论忠孝道理，谈到深刻之处，甚至泪流满面；可是一回到宫里，就跟一群卑劣的小人物混在一起，淫乱猥亵，无所不为。如果有大臣打算规劝，李承乾知道他的来意，总是表示非常感激，亲自迎接叩头，非常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劝谏者自然无话可说。寝宫之内的秘密，外人都不知道，所以当时的大臣都相当看好李承乾，一致认为他是一位贤能的储君。李承乾的“饰非”习惯，最终坑害了他的政治前途。
　　李承乾伪造的假象，没有逃出太宗的眼睛。太宗发现李承乾的劣习后，最初并没有打算放弃他，认为李承乾年轻，可塑性较大，只要有名师指点，应该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好的皇太子。
　　贞观七年，唐太宗为李承乾物色了一位名师——以向皇帝直言而闻名朝野的中书侍郎杜正伦，与协助太子的另一位老师于志宁共同教导辅佐太子。在杜正伦走马上任时，太宗千叮万嘱：“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设身处地为李承乾着想的用心可谓良苦矣。
　　这时，李承乾患了脚疾，不能上朝朝见太宗，失去了太宗对他教诫、监督的机会，卑劣小人更是乘虚而入，引诱这个“好声色”的太子走上“侈纵日甚”的浪荡歪道。于志宁、杜正伦的直谏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
　　唐太宗陆续聘任朝廷中的重要大臣作为太子李承乾的老师，不仅仅在于向李承乾传授学识才略，更重要的是希望借助于股肱大臣们的名望地位，形成一个以李承乾为核心的班底，为皇位继承打下基础。
　　可惜，李承乾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机会增长自己的才干，树立自己在朝廷中的威信。他曾经试图与这些元老重臣建立亲密的关系，例如李纲为太子少师时，患脚疾，不能穿鞋走路，李承乾命卫士将他抬到殿内，“亲拜之，访以得失，大见崇重”。但是，随着李承乾纨绔习气的发展，他与老师们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老师们的直言规谏让他觉得不舒服，老师们的背后告状更是让他恼恨不已，发展到后来，李承乾甚至派刺客去暗杀自己的老师。李承乾的老师于志宁如果不是居丧守节，使刺客动了恻隐之心，恐怕早已命归黄泉。
　　李承乾平日宴游无度，甚至嬖爱一个名叫称心的太常乐童。称心年十余岁，姿容美丽，能歌善舞，李承乾和他同起同睡，这件事弄得满城风雨。唐太宗得到消息，怒不可遏，诛杀了称心，并狠狠地责骂了李承乾。但李承乾并不悔改，他在太子宫辟出一个房间，供着称心的塑像，早晚焚香祭奠，还装着身体不舒服几个月不上朝，公然与父亲对抗。
　　李承乾因病而致脚跛，已让唐太宗失去好感，而他君德上的缺陷更加深了唐太宗对他的不满，以至于对他开始厌恶了。查阅史籍，贞观初年，唐太宗常常亲临东宫，了解李承乾的学业进展；贞观七年，父子有时还相见。但此后，就没有唐太宗幸东宫或与之交谈的记载了。父子之间隔阂日深，使李承乾在后来的皇位争夺中势单力薄，处境不利。
　　唐太宗对李承乾从疏到废有一个发展过程。大体上是，贞观七年开始疏远他，然而还没有废他之意。贞观十年开始萌废立之心。这年正月，他重新调整分封了子弟十七人为王；二月，除五人因年幼暂且不赴任外，其余十二人均下诏迁任诸州都督，但只有相州都督魏王李泰“不之官”，由张亮代行都督相州职权。太宗把李泰留在身边，就含有废立太子的用意在内。
　　李承乾清楚地看到父皇对自己的日渐疏远和对魏王李泰的偏爱，也明白自己已经失宠，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当时的李承乾，不仅恶名远播、疾病缠身，而且上无太宗的信任，下无朝臣的支援，势穷运蹙。无计可施之际，他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李承乾曾经派人伪称是李泰府中的官属，向唐太宗呈递“亲启密奏”，指控李泰种种罪恶，不料，太宗发现其中有诈，下令捉拿告密之人，要求将事情追查到底。告密计划落空以后，李承乾又派亲信纥干承基等人暗杀李泰，结果又没有得手。于是，李承乾暗中联络政治上失意的叔父李元昌和大臣侯君集等人，歃血盟誓，阴谋发动政变，迫使太宗退位。附马杜荷对李承乾提供的方案是：“天象发生变化，应立即用行动响应，你只要声称忽然得急病，生命垂危，皇上一定亲自前来探视，我们的谋略就可以成功。”
　　贞观十七年二月，就在李承乾紧锣密鼓地策划政变时，太宗第五子齐王李祐反于齐州（今山东历城）。李承乾闻讯后得意地对纥干承基说：“太子宫的西墙，距皇宫只不过二十步，跟我共同创造大业，齐王怎能相比？”
　　齐王李祐的叛乱被迅速平定，在审问谋逆案件时，牵连到李承乾的亲信纥干承基。四月初一，纥干承基在传讯中供出了李承乾密谋发动政变的方案。太宗大为震骇，立即指定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瑀、兵部尚书李世勣，会同大理、中书、门下组成专门法庭进行调查审判。这个专门法庭几乎汇集了当朝所有的高级官员，可见太宗对调查太子是否谋反一事的重视。专门法庭经过调查，认定谋反证据确凿。太宗问侍从官员说：“怎么处置李承乾？”没有人敢回答，通事舍人来济建议说：“陛下仍然是慈父，太子得以终其天年，当属最好的结局。”太宗接受了这个建议。
　　四月初六，唐太宗下诏罢黜太子李承乾，贬做平民，囚禁于右领军。又于贞观十七年九月初七将李承乾流放到黔州。李承乾到了黔州没多久，便猝然死去。
　　贤德魏王：虚伪的野心家唐太宗见太子李承乾屡教不改，便动了废立之心，开始属意第四子，即长孙皇后所生的次子、李承乾的胞弟魏王泰。
　　与荒唐胡为的李承乾相比，魏王李泰几乎继承了父亲唐太宗与母亲长孙氏所有的优点。他不仅有才华，善做诗文，爱好经籍、舆地之学，而且有胆略，善于扩大自己的势力与名声。这也是唐太宗最赏识的地方。李泰的经历似乎比较复杂一些，历封宜都王、卫王、越王、魏王，历任扬州大都督、左武侯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都督。
　　李泰的得宠与李承乾的失宠大体上是同时发生、交互消长的。唐太宗几乎是有意鼓励李泰夺取储位。他循序渐进，采取各种手段表示自己对李泰的优宠。例如违背礼教规定，每月赐给魏王李泰的供给比太子李承乾的还多，故意让魏王府凌驾于东宫之上；李泰腰腹肥大，行动吃力，太宗特许他乘小轿入朝。太宗临幸李泰府第，又破例为他赦免长安死囚，减免魏王府所在坊区当年的租税，赐泰府僚属及同里老人各有等差。这种恩宠是君主才能享有的，唐太宗施之于李泰，无疑是向众臣显示他意立李泰为太子。
　　唐太宗还特许李泰在魏王府内开设文学馆，招引学士，这表面上是表彰李泰礼贤好学，实际上则是仿照唐太宗为秦王时置文学馆的旧例。一时之间，魏王府人才众多，门庭若市，这不仅为李泰拉拢朝臣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使群臣可以猜测到唐太宗的用意，更何况唐太宗曾经公开表示：“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唐太宗为李泰夺嗣，千方百计抬高其地位，预先造成宠冠诸王的既成事实，好为其将来继位作准备。
　　唐太宗为李泰谋立太子的态度如此鲜明，为什么李泰最终没有立成呢？关键是当时的重臣持反对态度。
　　早在贞观十二年正月，唐太宗声称“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暗示魏王李泰可以取代李承乾。魏徵当即表示不敢苟同，认为“立嫡立长”是皇位继承的根本原则。在大臣们看来，李承乾虽然不肖，却也没有坏到被废的地步。后来，唐太宗对待李泰和李承乾厚此薄彼的做法越来越明显，大臣们对太宗的恩宠逾制公开表示不满。褚遂良曾上疏说：“您虽然特别甚欢魏王，但规格不应当超过太子。如果名分颠倒，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容易让奸佞小人钻空子，祸乱国家。”
　　但唐太宗根本不理这些话，甚至令李泰移居武德殿。武德殿曾经是李元吉的住所，唐太宗的意图，除了与李泰往来的方便之外，更重要的是借此提高李泰的地位。
　　魏徵就此事上疏唐太宗。魏徵在疏中并没有讲立嫡以长的原则，也没有谈历代立嗣的成败，而是单刀直人，诉诸于父子亲情，暗示兄弟阋墙将导致玄武门那样的流血冲突。唐太宗杀弟弑兄，夺取帝位，置“立嫡以长”的原则于不顾，在选择嗣君时主张立贤，却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子孙重演这一悲剧。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唐太宗不仅收回了令李泰移居武德殿的圣旨，而且指派魏徵为太子太师，辅佐李承乾，并向群臣宣布：“方今群臣，忠直无逾徵征。我遣傅太子，用绝天下之疑。”
　　贞观十七年五月，唐太宗针对李泰党人散布的“太子李承乾脚有毛病，而魏王李泰聪明，领悟力又高，时常随太宗出游……已有附会者”的流言蜚语，特对群臣申明：“太子虽然脚有毛病，但并不是不能走路。而且《礼记》记载分明：嫡子死亡，则嫡孙继位。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我绝对不会使庶子接替嫡子，打开夺嫡祸源！”至此，唐太宗已对众明确宣布决不以庶代嫡，杜绝了李泰党人的非分之想。
　　但是，对李承乾和李泰来说，唐太宗改变态度并没有发生预期的作用。李泰并没有因唐太宗改变态度而放弃夺嫡的念头，而李承乾也没有感到真正的轻松。最终，李承乾因密谋发动政变而被废黜。
　　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承乾被废，魏王李泰、晋王李治作为长孙皇后所生的嫡次子，都有继承储君的资格。但是李泰的条件比较优越，他年长李治九岁，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尤其是得到太宗的宠爱和支持。朝中大臣岑文本、刘洎看太宗脸色行事，上疏太宗请立李泰为太子。
　　而李治生性柔弱，喜欢安静，给人们的印象是“宽仁孝友”，虽然身为嫡子，却并没有得到唐太宗过多的关注。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李治小时候刚一开始学习《孝经》，太宗就书中要义问他，李治这样回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十分满意，夸奖他说：“能够做到这一点，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不过，唐太宗对李治的赞赏，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宽慰。太宗本人刚毅多谋、胆识俱佳，而且雄心勃勃，不甘屈于人下。李渊起兵太原，太宗参与谋议，联络豪杰，统军出征，剿灭群雄，冲锋陷阵，指挥若定，为大唐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充分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尤其是在玄武门政变前后，太宗谋夺储君之位，同室操戈，弑兄杀弟，迫父让位，策划周密，毫不手软。所以，对于“仁懦”、“柔弱”的皇子李治，唐太宗深感与自己不甚“相类”，认为他根本不可能继承大统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李治虽有诸多不利条件，却有一个绝好的武器，即舅舅长孙无忌的大力支持。“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万吉’，复欲从无忌。”这可能是高宗朝修《实录》、《国史》的史官，为了制造高宗运应天命的把戏而编撰出来的。实际上促使唐太宗重新考虑立嫡的绝不是“石文”预言，而是长孙无忌的“固欲立晋王”的态度。
　　李治、李泰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为什么长孙无忌会如此厚此薄彼呢？这与长孙无忌不愿失势有关。长孙无忌在玄武门政变中立下大功，是唐玄宗贞观年间的重臣。贞观晚年，唐太宗对功臣子弟参与争立（宰相杜如晦之子杜荷参与李承乾的谋反，宰相房玄龄之子参与李泰谋嫡）表现出强烈不满，对许多大臣都产生了猜忌之心，而长孙无忌及其子弟都没有介入李承乾与李泰的党争之列，又兼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使得唐太宗对他特别信任，导致他权势日盛，大到可以左右朝政之势。
　　长孙无忌已经大权在握，当然不愿意失势，更乐意拥立一个懦弱听话的外甥当皇嗣，以便将来操纵政权。选李泰显然不合适，因为李泰于贞观十一年置文学馆收纳了诸多人才，以后又有文武群官投靠门下，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党羽势力，一旦上台当了皇帝，肯定会重用自己的亲信，不会重用长孙无忌一类的老臣。而且李泰业已成年，有一定的政治能力，长孙无忌想控制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李治就不同了，他为人懦弱，又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所以成了长孙无忌期望的最佳人选。因此，长孙无忌极力美化李治，将李治的懦弱赞扬为“仁孝”。一旦“仁孝”的李治嗣位，他的擅权也就没有问题了。
　　另外，李泰与李治争立太子的矛盾，背后涉及功臣子弟与元老重臣的权力分配问题。李泰的党羽多是一些功臣子弟，比如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杜如晦之弟杜楚客等等。这个集团与长孙无忌是有矛盾的。这些功臣子弟年龄较轻、阅历较浅、职位较低，要想自己掌权，必须把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赶下台去。长孙无忌想巩固自己的权势，当然也要排斥这些功臣子弟。
　　李泰本人也没有想过拉拢朝廷元勋。他仗着父皇的宠爱，自以为皇太子非他莫属，从不收敛自己的行为，连朝中的三品大员都不放在眼里，还因为三品以上的公卿对其不下马行礼而怀恨在心，居然到太宗面前告状。李泰目空一切、傲视群臣的态度，让朝中重臣极为不满，结果导致朝中有权有势者多被长孙无忌拉过去站到了李泰的对面。
　　“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这个道理唐太宗十分清楚，如果他选择的继承人得不到贤相良臣们的拥戴，保存基业是很困难的。李泰的党羽多为不肖的功臣子弟，非属“良佐”之列；李治则得到了以长孙无忌、褚遂良、李世勣为代表的有势力的核心集团的拥戴，可以保证“贞观之治”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实施。唐太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从感情上来说，他一贯倾向李泰；从理智上来说，他不能不择取李治。
　　为了争取李泰能获得元老重臣的支持，唐太宗曾故意放出话来试探大臣的反应，叙述了魏王泰“自投我怀”的亲密之情，还转达了李泰乞求立为太子时的奇怪许愿：“我只有一个儿子，如果我死了，一定把他杀掉，传位给弟弟晋王（李治）！”此言一出，马上遭到褚遂良的反对：“陛下失言。哪有身为皇帝却肯杀他的爱子，而传位弟弟的？陛下从前既封李承乾当太子，而又宠爱魏王李泰，嫡庶不明，终于造成今天的灾祸。”驳倒李泰虚伪肉麻的许愿是不难的，难以对付的是如何打消唐太宗感情上的袒护。于是褚遂良干脆直言自己的忧虑：“若为立泰，非别置晋王不可。”这无疑是警告唐太宗，如果坚持立魏王泰，就必须先杀了晋王李治，否则，日后必有一场夺位大乱。褚遂良的这番话触到太宗的痛处，唐太宗不想让兄弟相残的事再度发生，如果立魏王李泰为太子，那如何才能保证晋王李治的安全呢？唐太宗强压住矛盾的心理，当场就泪流满面地说：“我不能尔。”
　　其实，唐太宗对李泰和李治都持怀疑态度。他欣赏李泰的政治才干，却担心他容不得诸位兄弟；他欣赏李治的忠厚善良，却不满意他的柔弱寡断。就在唐太宗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李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见舅舅长孙无忌极力拥立李治，生恐父皇改变主意，便在暗中威胁李治：“你跟李元昌感情最好，李元昌已经处死，你难道不担心？”还说“不要与我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番话杀气腾腾，实在是做得太过火了一些。李治胆小怯弱，经李泰这么一吓唬，唯恐李元昌参与谋反之事牵连自己，便害怕得整日提心吊胆，忧形于色。唐太宗召见李治时，见他忧心忡忡、魂不守舍，再三追问之下，李治才将李泰的话如实相告。太宗听完恍然大悟，开始后悔说出封李泰当太子的话。
　　这期间，太宗还与李承乾有过一次面谈。李承乾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魏王久有夺嫡之心，只恐被他加害，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一帮凶险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
　　李承乾这番话的分量，并不亚于褚遂良对李泰虚伪誓言的揭露。这时，唐太宗才认识到，他必须面对现实。他不无痛楚地说：“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李泰当太子，李承乾和李治都会送命；李治当太子，李承乾和李泰都可平安。
　　太宗在太子李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李泰，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
　　唐太宗下决心立李治为太子，确实经过了一番慎重考虑。但是，他对群臣的态度并没有十分把握。他知道长孙无忌支持李治，态度坚决，但对长孙无忌是否能代表绝大多数朝臣，心中仍存疑虑。唐太宗必须得到群臣的公开表态，才能最后定夺。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六，太宗在两仪殿的朝会结束后，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等，旁边侍立的是惴惴不安的晋王李治。他说：“我三个儿子（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齐王李祐）、一个弟弟（汉王李元昌），竟做出这种事来，使我心灰意冷。”说罢，竟然自往御座之上，抽出佩刀欲自刺。
　　长孙无忌等人无不大惊失色，争着上前，一面扶抱起太宗，一面夺下了他手中的佩刀，回手将佩刀递给站在一边的晋王李治。长孙无忌似乎明白太宗此举究竟为何，于是请他将心事赐示。太宗于是说：“我欲立晋王。”长孙无忌闻听此言，正中下怀，马上就毫不犹豫地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对晋王李治说：“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还不快快拜谢。”李治于是急忙下拜。
　　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公等既符我意，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议论？”长孙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归心久矣。乞望陛下试召问百官，必无异辞。若有不同者，乃是臣负陛下，罪当万死。”太宗见状，也就不再犹豫。于是召集六品以上全体官员于太极殿，对他们说：“承乾悖逆，李泰凶险，都不可当太子。我打算在群儿中选择一个人，不知谁适合？你们只管明言。”大家齐声欢呼说：“晋王仁孝，当为嗣！”李世民大为欢喜。
　　魏王李泰对形势的变化毫不知情，他带着百余名随从正前往太极宫。唐太宗命城门守卫阻止其随从入宫，而只引导李泰一个人进入肃章门，遂将他软禁在北苑。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七，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当月，李泰被革除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之职，降为东莱郡王。后来，又改降为顺阳王，流放均州郧乡（今湖北均县北），贞观二十一年，进封濮王。
　　李泰降为东莱郡王后又恢复亲王地位的原因，正史中没有记载，但地方志里却有详细的描述，这段故事正突出了李泰失势之后依然虚情假意而图谋东山再起的隐情。
　　当时，东莱属于欠发达地区，李泰被贬为东莱郡王后，曾短暂居住于此。皇子来此居住是地方的荣耀，《莱州府志》、《掖县全志》及邑地不少史书都予以记载。
　　“王”是仅次于皇帝的“封号”，而“王”字前面加上一个“郡”字却成了连降几级的封号。“东莱郡王”不过是与“东莱刺史”同级，仅比“东莱刺史”多些“尊贵”罢了。若论实权，在东莱一地，还不如刺史，只不过是拿着高俸禄在这个地方闲住罢了。
　　李泰在贞观十七年四月被贬为东莱郡王，离开京城之后，日夜悲泣，坚决不到东莱，绝食想自杀。朝中有位名叫萧德言的秘书少监（四品职）已致仕，与李泰曾有师徒之谊，劝说李泰不要悲伤，并说有办法能让李泰很快恢复王位，并不顾八十多岁高龄，陪同李泰去东莱。
　　萧德言，唐雍州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字文行，博览经史，尤精《春秋左氏传》。贞观时，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李泰撰写《括地志》一书时曾尊他为师。如今他说有办法使李泰恢复王位，并愿亲自陪李泰到东莱，李泰自然高兴。于是二人带了一应物品来到东莱。
　　东莱刺史李道裕见皇子来了，忙请他到驿馆居住，并说立即建造郡王府。萧德言不让他建府第也不许他张扬李泰到来之事，悄悄地住了下来。
　　萧德言每天领李泰上山，看北魏时刺史郑道昭写的字，因他以前到过东莱，对东莱山上的石刻很熟悉。萧德言还请人把郑道昭的字制成拓片，挂在李泰住处，让他日夜临摹。李泰很有书法功底，原本写就一手好字，如今有萧德言指导，他努力研习“魏碑”，不到两个月，字就写得非常好了。
　　一进六月，李泰和萧德言就告别李道裕回京城，对他俩急匆匆回去的原因，李道裕也不清楚，担心自己有什么怠慢之处，于是急忙上疏给皇上，说李泰在东莱如何感恩皇上，如何体恤百姓……为李泰讲了很多好话。这年六月已卯日，是长孙皇后七周年忌日（逝世七周年纪念日），李泰在长孙皇后病逝的立政殿设灵致祭，殿门外悬挂用魏碑体书写的挽联，殿内灵旁又挂了挽幛，然后伏地致祭。
　　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关系最好，长孙皇后去世后，他心中很悲伤，每年忌日都要亲自到立政殿祭祀。今年他一来，看到殿门旁的魏碑体挽联，立刻被吸引住。李世民好书法，他想，这样的好字是何人写的？到了殿内又看到挽幛，愈加奇怪。他匆匆进门，才发现李泰身穿孝服，伏在地上悲苦。
　　长孙皇后去世已七年了，其他皇子早已忘了母亲的忌日，而李泰能从东莱跑回来致祭，这可是大孝之事。看到父亲进来，李泰又爬到他身边，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求父亲原谅。父子之情让李世民流下泪来，逢巧这天又出现日食，日食现象迷信说法是行龙吞日，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李世民对自己把儿子发配到东莱的事也有了悔意。
　　跪在一旁的萧德言对皇上说了李泰刻苦学书法的事，李世民才知道儿子能写得这样一手好字，于是对李泰更加喜欢，当场下旨李泰不要再回东莱。李世民很挚诚地谢了萧德言对儿子的教育，并答应了为李泰复位。
　　按皇家法规，被贬皇子、皇孙恢复原有职位，必须派大臣调查其在贬地的行为。李世民刚想派人去东莱，恰好李道裕的奏章送到了，李世民看了李道裕对儿子的评价，心中非常高兴，让各位宰相看了李道裕的奏章，于是撤去李泰的郡王封号，加封为顺阳王。
　　李泰的东莱之行，包括他学魏碑体、写挽联、祭灵等事，全是萧德言一手策划的。萧德言知道李世民喜好书法，又喜孝子，当时离长孙皇后忌日只有两个多月，所以才敢说出有办法让李泰很快复位的话。这段故事史称“巧计复王位”。
　　懦弱的李治能当上皇太子，可见并非出于唐太宗的一相情愿，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可以说极大程度上是由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竭力促成的，正如唐太宗对李治所说的：“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还不快快拜谢。”即使在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唐太宗心中仍有不甘，他曾把李泰所上表章示于群臣，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心中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相全也。”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高宗大帝：无心插柳造就的明君为了避免兄弟残杀的事再度发生，唐太宗放弃魏王泰而改立晋王治。但太宗内心对这个性情温和、天赋不高的儿子不甚满意，认为他过于懦弱，没有驾驭群臣的能力。
　　为此，太宗一度想废掉李治，让三子李恪做继承人。李恪“有文武才”、“英果”，在很多方面颇与太宗相像。但李恪是隋炀帝的女儿杨氏所生，是庶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不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李世民曾经向长孙无忌透露过改立李恪的意图，不用说又遭到长孙无忌的抵制，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王朝需要稳定，而储君的稳定又是其中的关键。唐太宗不得不承认他言之有理。经过几番犹豫不决与反复斟酌之后，太宗痛楚且遗憾地认识到：大局已定。自己所能做的，不过是在有生之年进行补救，尽快使李治克服弱点，并尽量为他将来执政铺平道路。
　　唐太宗的行动果断而迅速。正式宣布册立皇太子之后的第四天，东宫僚属便已选定：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萧瑀为太子太保，李世勣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卫率，李大亮为右卫率，于志宁和马周为太子左庶子，苏瑁和高季辅为太子右庶子，张行成为太子少詹事，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这是一个阵营强大的“辅佐”班子，史称“东宫僚属皆盛选重臣”。长孙无忌为勋戚旧友，房玄龄明敏善谋，萧瑀忠耿直率，李世勣诚实信义，李大亮文武全才，于志宁长者风度，马周机辩过人，苏瑁博学多文，高季辅清鉴善识，张行成体局方正，褚遂良直言不讳，刘洎刚强决断，岑文本缜密强干，这些人的长处不仅可以对李治产生影响，而且可以为李治所信赖依靠。
　　除此之外，这批人中，既有功勋元老，又有时政中坚；既有武官将才，又有经史文士；既在朝中掌握实权，又大多具有辅佐储君的经验。这些人代表了方方面面的势力，既有唐太宗一贯信任的心腹，又有李承乾甚至李泰的旧僚。尤其是后两部分人加入这个集团，对缓和李承乾、李泰势力对李治的敌意，会发挥重要作用。
　　李世民对这些人寄以厚望，这些人也没有辜负李世民的重托。他们在李治即位之前的几年时间里，稳固太子地位，播扬太子声名，培养太子才干，扩展太子德行，尽心竭力、忠心耿耿。及李治即位，长孙无忌、褚遂良、李世勣等人成为朝廷的中心人物，掌握大局，献计献策，使贞观政风得以延续，与李世民的初衷基本合拍。
　　太宗希望李治尽快成熟起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便把大量心血倾注到对他的教育上。他改变了过去只由经师充任太子侍讲，讲授经书内容的教育方法，采取“遇物必有诲喻”——在日常生活中借题发挥来教育李治。看见李治吃饭，就说：“你要知道稼穑的艰难，不夺农时，才能经常有饭吃。”见李治乘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如舟。”见李治在树下小憩，就说：“木要以墨绳为准才能正直，君要能够接受劝谏才会圣明。”见李治骑马，就说：“你应知道不尽其力，才能常有马可骑。”李治对父皇的谆谆教导总是毕恭毕敬地接受，表示一定“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太宗晚年根据自已的经验，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赐给李治，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宫》、《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方面对李治循循善诱，要他明晓修身、治国、安危、兴废的帝王之道。
　　除了训诲之外，李世民利用每一个机会，命李治参与讨论军国大政，以增长其政治才干。据史书记载：“太宗坐朝，常令太子侍立。百司奏事毕，留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太宗因为太子陈说孝道，论及政事，或时有决罚，令太子评其可否，商榷辩论，深达政要，群臣莫不叹服。”与此同时，唐太宗让李治监国，给予他越来越多的独立处理政务的时间。其一可以使李治懂得为国之要，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其二也为李治赢取政治美名。唐太宗不失时机地为李治播扬声名，在与李治有关的诏令之中，如册立太子、监国、参决庶政等，都充满了对李治的褒奖赞赏之词。由此可见，唐太宗在扶植李治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工夫。
　　太子李治在父皇太宗的悉心教导和群臣的忠心辅佐下，近步颇多。他不仅增加了许多政治方面的经验，而且“文章笔扎，群艺日新”。太宗感到很宽慰，对群臣表示：“太子宗社之本，四海所系，而某天资仁孝，内外倾服，肤之此举，无愧于神人也。”
　　但是，有人指出，唐太宗对李治的教育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没有针对李治的柔弱性格下大力气去改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在安排东宫僚属时，太宗就特意针对李治的仁弱缺点，命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更替到东宫与太子谈论，以提高李治的学识与决断能力。如果说太宗没有在李治仁弱这一点上下更多的工夫，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李治年长以后，会有所改变；而且，仁恕守文，确实也是君主必备的美德。
　　李治宽仁孝友的天性，在被立为太子之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显示。对大臣，他敬重有加。为了表示对老师高士廉的尊重，李治请他与自己同榻视事。后来，又下令为其专门设立座位，高士廉竭力推辞才没有这样实施。对两位哥哥，他发自内心地表示关心。册立为太子后不久，李治立即向太宗请求优待两位哥哥：“承乾、泰衣服不过随身，饮食不能适口，幽忧可悯。乞敕有司，优加供给。”太宗大为感动，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
　　对待父亲太宗，李治竭尽孝道。李治与太宗父子之间，原本就比较融洽，既不像李承乾那样猜疑隔膜，也不像李泰那样虚伪势利。自从被立为太子以来，他与太宗的接触机会大大增多，彼此间的感情更深了。
　　贞观二十年三月，太宗亲征高丽，出发前，李治哭泣数日，依依不舍。他关注太宗每天的起居情况，每当得知太宗要亲临敌城战阵，便彻夜不眠，忧形于色。太宗从高丽回长安后身体一直很虚弱，需要静养，政务暂由太子代理。李治处理完政事，便来到太宗寝宫照看太宗，医药膳食，亲自过问。太宗让他出外游玩，他推辞，说自己宁愿“奉至尊、居膝下”。太宗非常高兴，在自己的寝殿侧安置了一处院落，让李治居住。
　　李治昼夜不离地伺候父亲，甚至数日不食，连头发也白了许多。太宗感动得直流泪：“我听说古代的孝子，莫过于文王，但你这几天为了我头发都变白了，你真是比文王还有孝心啊！我死而无憾！”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五十二岁的一代英主唐太宗长逝于终南山的翠微宫。六月初一，二十二岁的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随即大赦天下。
　　唐高宗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在他前面，有太宗以及“贞观之治”的耀眼光环，与他并驾齐驱继而成为他身后的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武则天，高宗李治差不多被历史忽略了。
　　对于高宗的当政，过去人们常以“昏懦”二字予以评价。理由一是认为他的才智不如其父太宗，二是因为他在当政期间把国家政柄交付给武则天，也就是因为他的宠信，使一个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国政。那么，高宗果真是一个“昏懦”之君吗？
　　先来反驳前一条理由。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明君，如果说只要才智不如他，就要被冠之以“昏”字，那实在是太苛刻了。事实上，高宗的天赋虽然不高，但经过太宗多年的苦心培养，毕竟掌握了一些治国本领。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继续推行贞观晚年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高宗非常勤于政事，确有治理好国家的愿望，也鼓励大臣们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多提意见，并能接受正确意见。善于纳谏成为他弥补天赋不高的重要措施。显庆元年，高宗再次向大臣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租税。”高宗虚心采纳。
　　高宗时期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议》，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的颁布，完善了贞观法制。而且，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也是比较疏阔的。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有两人需要判死刑。”如此低的犯罪率正是高宗统治平稳的极好佐证。
　　在对外关系方面，高宗所取得的成绩是超过其父太宗的。太宗大军亲征，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派大将苏定方、李勣（即李世勣）和刘仁轨、薛仁贵经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凯旋班师，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这里还有一组铁的数据：贞观时期全国人口不满三百万户，永徽三年，全国人口便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在古代，统治者治国得当是人口增长的必要前提）。永徽五年，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十一个铜钱。
　　这一切都说明了高宗初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方面的成果比贞观时期扩大了，因此“永徽（高宗年号）之政”不仅仅是过去人们所评价的“有贞观之遗风”，而是把贞观盛世继续推向前进。他是一个继续执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的君主，一个使国家疆域不断拓展、国力不断增强、民族关系不断改善的君主，怎么能用“昏懦”二字来评价呢？
　　唐高宗虽然生性仁孝，但并不代表他在政治上是懦弱无能之辈。李渊生二十二子，太宗生十四子，这些皇室成员往往仗势欺人，横行不法，欺凌百姓，胡作非为。李渊的小儿子腾王李元婴与太宗的七子蒋王李恽都是搜刮民财的能手，四处盘剥、掠夺，民愤很大。在一次普赐诸王时，李治说：“腾王叔叔和蒋王哥哥都善于自己经营，我看就不必赐给财物，只赏给他们两车麻，让他们回去做串铜钱的绳子吧。”李治虽没有严厉地惩罚他们，却使他们当场出丑，大失脸面，体现了赏罚分明的态度。
　　高宗在处理涉及皇帝权威和危及皇位稳固的事件中，没有一丝昏懦和畏手畏脚。最典型的例子是永徽三年，他处理宗室近属的谋反事件。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原是魏王李泰一党，对高宗即位心怀不满；高祖的女儿丹阳公主的丈夫薛万彻、太宗的女儿巴陵公主的丈夫柴令武、高祖的六子荆王李元景等人也各有牢骚，他们便联合起来，阴谋发动政变，妄图推翻高宗的统治。
　　政变败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长孙无忌负责调查，高宗对此事作了果断处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斩首，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自尽。同时，株连很广，吴王李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这样的作风，如何能与“昏懦”挂钩？
　　至于唐高宗宠信武则天，最后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则要作具体分析。在高宗当政期间，废立皇后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从表面上看，高宗不顾朝中元老的阻挠和以死相谏，一定要将服侍过先帝太宗的才人武媚娘立为皇后，似乎是被美色迷住了双眼。但事实上，废立皇后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顾命大臣与高宗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
　　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为首的顾命大臣是太宗生前在翠微宫中所作的政治安排，所谓是“受遗令辅政”。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同心辅政，初登大宝的新君对他们自然也“恭己以听”，颇为尊重。君臣之间度过了一段平静的好时光。
　　但是，这些元老自恃有功，希望高宗能完全听命于他们。这时，高宗已近而立之年，不想再完全被他们左右，所以，继续坚持自己的做法。当高宗和这帮顾命老臣撕破脸皮、公开决裂之际，便是他冲破贞观顾命大臣的樊篱之时。他不情愿生活在以先帝遗命为借口与他作对的政治包围圈中，他想要做一个真正君临天下的皇帝。所以，当许敬宗等人迎合武则天解除威胁的需要，诬陷褚遂良和长孙无忌时，唐高宗就趁机将长孙无忌等人贬黜，随后又置于死地。可见，褚遂良与长孙无忌的被杀，是武则天的心愿，也是唐高宗的旨意。
　　经过皇后废立事件，贞观时代留下来的元老派大臣除李勣（即李世勣）外，大部分被罢免或疏远，由支持武则天做皇后的李义府、许敬宗等人组成了新的统治中心。其间根本不存在唐高宗被武则天控制的问题，当然也就不能由此判定唐高宗“昏懦”。
　　关于高宗委政武则天的问题，显然带有强烈的以男性社会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男性政治主导的评价色彩。高宗身体状况不佳，晚年犯了类似于今天的高血压、高度近视眼之类的疾病，常常“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处理国政不能不有所依靠。而武则天做了皇后就是国之小君，参与国家政务自然有其政治土壤。加之武则天生性聪慧，又有很好的文史修养，与高宗在政事处理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武则天“处事皆称旨”，是她能够得到高宗信任并参政的主要原因。
　　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障碍相对较弱，武则天参与朝政是出于高宗的意愿，与历史上评价的高宗任由武则天“专作威福”并不相同。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说法，自从麟德元年底，高宗处置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谓之“二圣”。
　　从高宗上元元年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这样一个帝后同尊、并称“二圣”时代的开始，距高宗离开人世还约有十年。也就是说，这样的政治格局的确立，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而且，高宗并不是完全依赖武则天一个人，他还常常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在弘道元年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高宗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所以，高宗委托政事于武则天，虽然心甘情愿，但也不是完全放任。
　　唐高宗也许不是唐代最出色的一个皇帝，但也不是“昏懦”的皇帝。唐高宗平稳地做了三十五年的皇帝，在唐朝所有皇帝当中，是除了玄宗以外在位时间最长的。而且他在位期间，唐代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各方面实力都有所提升，所以群臣拥戴他到泰山“封禅”祭天，并且尊称他为“高宗大帝”。
　　他是唐太宗无奈之下选择的继承人，本来太宗皇帝对他并不寄予什么厚望，谁知道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位看似懦弱的皇子李治，即位后却能雷厉风行，加速国家的发展。也许，唐太宗在九泉之下，会为自己选对了接班人而欣慰，也会为自己未能察觉到这位“懦弱”皇子的能力而惭愧。
　　
  第九讲 政绩与领导经验：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
　　唐太宗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开创了“贞观之治”，这一太平时代被后代所景仰，也为后代提供了一幅富国强民的政治蓝图。同时，记载了唐太宗君臣治国与管理经验的《贞观政要》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也时刻为后人提供着借鉴。
　　责任心与爱民心唐太宗继位时，自然灾害不断，社会经济凋敝，百姓大量流亡。唐太宗实行以人为本的开明政策，重视人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贞观初年，唐太宗一方面大规模精兵简政，淘汰庸员，将中央官吏由二千人减少到六百人，另一方面多次下达求贤举才的诏会，以种种形式发现和使用人才。在他重用的高官中，魏徵、张亮等人出身寒门，杜淹、李靖、秦叔宝等人甚至来自于敌对的政治集团。最可贵的是，唐太宗重视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作用。《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对侍臣强调“国以民为本”，当时的名臣马周上疏时也指出“治天下者以人为本”。唐太宗认为自己皇帝的地位，不是来自于上天授予，而是来自于人民的推举。“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些观点极具进步意义，有效地缓解了阶级矛盾。
　　责任心是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坐上皇帝的宝座后，并没有像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利用手中的职权尽情享受一下荣华富贵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于政事，一头埋在公务里，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讨论国政，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不肯停下来休息一下，以致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和那些志得意满的权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个幅员辽阔、兵强马壮的强盛帝国（那时的唐帝国确实如此），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又一次民变推翻的新生政权。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刚刚瓦解的、曾经强盛无比的隋帝国，不断地琢磨隋王朝灭亡的原因，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导他的帝国走出荆棘，走上繁荣，走向辉煌。在李世民当政的中期，唐帝国已成了当时世界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繁荣和富庶达到顶峰。这时李世民应该满足了，可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华和辉煌，而是帝国漫长而艰巨的未来之路，并为夯实未来的路基继续孜孜不倦地努力。
　　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统治者都拥有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以耍小聪明为荣；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结果当政者用诡计奴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真正做到诚实执政的帝王，他在任时对臣僚敞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恪尽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伎俩。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治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调查那些暗中受贿或有受贿迹象的贪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给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诫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可能会使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
　　还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徵拒绝在诏书上签署（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制自己的无限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徵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在恢复经济方面，李世民进行了均田制和轻徭薄赋的改革。所谓均田制是让每个男丁受田百亩。均田制虽然不是李世民的首创（是他父亲李渊于公元624年，即李世民上台三年前就开始实施的），但他对此项重要改革措施坚决予以贯彻，使得唐初社会经济能够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均田制问题上，李世民深知施政公平对于社会和谐之重要性。那时隋末人口锐减，抛荒无主地很多，所以开始还好分田。后来有些地方田不够分，李世民得知后非常着急，竟然能够半夜都睡不着觉，“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
　　李世民如此焦急，只在于生怕分田中出现不公平，从而影响其后均田制的推行。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如果一个好的政令仅因考虑不周而出现不公平的情况导致政令的毁弃是最可惜的。为此，他特地颁发诏令，“雍州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为了达到施政结果公平和公正的目的，他不惜以官方成本更高的移民方式来解决仅仅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分田不公平的问题，“贞观之治”真乃明政也。
　　还有一件事更能体现李世民的以民为本的思想。那时唐政府在各大城市周围还掌握有大量的职田，也就是官田，属于国有土地。这些职田也叫职分田，凡在朝廷为官，无论京官外官，均按照官品大小可以分到大小不等的官田，收成作为其俸禄的一部分。耕种这些职田的农民是国家的佃农，很像我们今天的承包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不过税赋负担比较重。李世民知道这种状况与均田制政策相悖，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也易于导致官员的奢侈和腐败，认为还是把田分给农民所有为好。
　　李世民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让农民都能分到田，安居乐业，他竟然不怕损害自己的利益，把原本属于皇帝自己的“莫非王土”的国有土地私有化！他也不在乎名义上拥有这些职分田的臣属的反对和不满，在贞观十年下诏要求“有司收内外官职田，除公廨田园外，先给逃还贫下户及欠田丁户，其职田以正仓黍亩率二升给之”，将几乎所有的城市周围最好的国有土地全部分给了耕种这些土地的佃农以及其他无地和少地农民，而对于那些职田被分给农民的官员则采取从国有仓库按照每亩职田二升黍米的方式予以补偿。一般官员的职田约为五百亩左右（每品官阶职田相差约五十亩），也就是说朝廷每年只用了一千升黍米（合二十石粮食）就买断了一个政府官员一年的职田俸禄，但这却让至少五户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宁愿损害国家和政府官员的利益，也要满足农民的利益，这等为民谋取利益的施政方略真正体现了唐太宗的“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和实践，实乃仁政。
　　李世民深知正是隋炀帝的横征暴敛破坏了社会和谐，激化了阶级矛盾，是其覆亡的重要原因，所以自己就采取轻徭薄赋、造福于民的政策，以创造社会的和谐。他在一份诏书中明确地说：“轻徭薄赋，务在劝农，必望民殷物阜，家给人足。”他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也作为自己的执政目的。他还总结出一套执政经验，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胫以自啖，腹饱而身毙。”一个政府如果只知道剥夺民众，聚敛财富，而不知体恤国民，是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的，即使最后你府库盈溢，有着花不完的钱财，你也将“腹饱而身毙”，为老百姓所推翻。
　　隋末农民战争推翻隋王朝的事实，给李世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做皇帝后，经常和臣下总结前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他常说，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为了避免“覆舟”之祸，他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唐太宗很重视选官用人，由于他多方面精心挑选，在他左右掌权的大臣，如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及戴胄等人各有所长，都是一时之俊。唐太宗注意考察地方官的优劣，平时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都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除”。（《资治通鉴》卷一九三）选官得人，这是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约束权力，完善法制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而法律不过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占有太大权威。然而，一些精明的统治者认识到权力是双刃剑，不受制约的权力可能会给国家进而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巨大的危害。因此，他们也经常通过种种途径进行法制改革，巩固法律权威，用法律手段对官吏进行权力制约，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在“贞观之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唐太宗十分重视法制改革和法律的作用。他即位之初，就让人修订当时的《武德律》，并花十年时间制定《贞观律》。《武德律》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隋朝的法律，不仅仍保持一些肉刑，而且规定比较严厉。《贞观律》与其相比，不仅削繁为简，变重为轻，废除肉刑和兄弟连坐等落后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贞观律》逻辑严密，体系完善，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法典的高峰，并成为后世法典效法的对象。唐太宗对判处死刑很重视，每次决定判处死刑，必须由下面主管官员连续五次上奏，以避免错判错杀。唐太宗还特别强调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严格规定了修改法律的程序，很好地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唐贞观初年，贫富极度不均，阶级矛盾十分激烈，社会治安也很不好，盗贼四起，杀人越货，不少人建议强化国家机器，加大镇压力度，主张“重法以禁之”。
　　这时的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竟然没有推卸他自己的责任，因为他看到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政府的政策出了毛病。他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良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耶？”
　　唐太宗的这番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他发现了社会治安不好的原因并不在于老百姓生性顽劣，不知道什么叫廉耻，而恰恰在于政府聚敛太多，吏治腐败太甚，致使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盗贼才越来越多的。
　　如要建立一个民殷物阜的和平社会，就必须推行富民政策，整顿吏治，惩治腐败，任用廉洁人才（良吏）。这种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搞好社会治安的做法的确是抓到了问题的根本，从而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隋末大饥荒、广大饥民挣扎于饥饿造成的死亡边缘时，隋炀帝就曾闭仓拒赈，“不怜百姓而惜仓库”，结果一边是粮仓满盈，一边却是饿殍遍野。唐初一些官吏为了邀功请赏，或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也是大肆聚敛征税。
　　李世民发现了这个问题，感到如果在政绩观上不改弦更张，以维护百姓利益为己任，官员就会变本加厉压榨百姓，从而激化阶级矛盾，造成社会不稳。为此，他曾特别下诏规定“税纳愈数，皆系枉法”。就是说，各地官府如果从老百姓那里收的税超过了中央政府规定的指标，就属于违法，要追究你的违法责任。
　　他还对那些打着国家利益旗号借“修葺城隍，缮治器械”以及修建堤防和桥梁等公益事业名义征税的做法进行了警告，要求即便如此，也要“慰彼民心，缓其日用”。他认为，财富（粮食）应积聚在民间，百姓富足，国家才富足，而竭泽而渔的国富乃亡国之兆。
　　《贞观政要》里的《辩兴亡》篇记载了唐太宗颁发的这么一项规定：“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有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就是说，治国者必须藏富于民，百姓穷的话，你政府财政再充盈也没有实际意义。“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小河不满，大河还会有水吗？”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看到了国家财力须备荒欠，但够用即可，政府太富而国民太穷则容易使接班人乱花钱，追逐奢靡，最终导致亡国。
　　朝廷收税少了，那政府又如何运作呢？对此，李世民采取的做法除了后面谈到的精简机构和官员外，就是反奢倡俭。在这方面他做了很多足以名垂青史的事情。本文仅举两个例子。一是推行均田制时，为了更好地做到公平，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利益，李世民就以“嫌其广”的借口将前朝修筑的“周一百二十六里”的皇家花园——芳华苑，“毁之以赐居人”，即让普通老百姓分而居之，并作为受田。这类化皇家的花园为农民的受田的做法李世民做了好多次。再说一个例子吧。李世民晚年建造了一个被其徐世勣贤妃批评为浪掷民力的宫殿，叫玉华宫，竟然是“正殿瓦覆，余皆葺之以茅”的茅草大屋。伟哉，世民！有领导人如斯，国家安能不富强，社会安能不和谐？
　　李世民在政治体制上也进行了许多改革和创新。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改革是他建立了一个分权性的全新的宰相制度，也就是现时的所谓国务委员会议制度。他不仅让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的正副职长官参加议政会议，还要一些品阶较低的官员如秘书监和各省门下三品官员也参与朝政（魏徵就是秘书监身份）。这么做不仅可以分散权力，对政府权力互相牵制，减少宰相架空自己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这种扩大议政范围的做法还可以有集思广益之效，避免决策的失误。
　　先进的管理制度有了，还要看执行得如何。李世民知道这里的利害，所以他采用了前朝曾经实施过但一直有名无实的“五花判事”做法。所谓五花判事就是让这些参与政事的宰相就所讨论的“凡军国大事”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皇帝怎么想就怎么说，均必须“各执己见，杂署其名”，实行决策责任制。这么做果然效果显著：史书记载，推行五花判事责任制后，朝廷决策还真的“由是鲜有败事”也！
　　贞观朝的政治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大力精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比如，隋朝中央机构的官员（内官）编制为二千五百八十一个，李世民认为太多，一上台就表示“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于是“并省官员”，后来一再精简到只有六百四十个的官职。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财政负担，与民休养生息，李世民还继承了隋文帝启动的但未能坚持下去的国家的行政层级改革，即把东汉末年的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缩减为州、县二级体制。
　　据记载，贞观十三年，当时中国就有一千五百五十一个县，分为三百五十八个州府，平均每个州府辖有四个多县（第二年灭高昌国后新置二州六县，后来拓边新设的数百个不纳税的羁縻州府不算其列）。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根据山川地形将全国分为十个道。这些道不是一级行政层级，而只是中央派出的各种观察使“巡省天下”的责任区域。这些观察使有时也因任务特点而称做巡察使、按察使和巡抚使，还有一种钦差叫黜陟大使，光这个官名称呼就足以叫某些地方官吏心惊胆战。这些大使的主要任务还是“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主要是考察地方官行政之利弊得失，对他们进行赏罚。
　　唐太宗的反腐措施的特点是他并没有把行政监督权下放给各地政府和诸王，让其自查自纠，形成官官相护，而是全部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反贪事宜。这些派出的检察官们没有了地方的掣肘，查起贪腐案件来毫不手软，也很认真仔细，因为中央还会派员复查。结果使得许多官员在贪腐问题上即使有贼心也没有贼胆，也使得贞观一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发生过官员贪污大案的朝代。
　　“贞观之治”之所以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与李世民具有深厚的“国以民为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在许多场合一再提到了国家必须以老百姓为根本，民能载舟，亦能覆舟。隋王朝的覆灭让他对以民为本的思想深信不移，并几乎深化到骨髓里面。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他才能够不惜牺牲皇权利益和政府臣属利益，坚持分田到户（丁），实行农地私有化。李世民身体力行并且勇于实践以民为本的思想，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在他的率先垂范下，贞观一朝的官吏，无论高下，均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而老百姓也能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升平气象，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光耀千古的贞观盛世。
　　必须指出，作为封建帝王，唐太宗同样对人民进行过剥削和压迫。他自己曾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特别是在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想第二次伐高丽，下令在四川造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在唐太宗死后的第五年，即永徽四年，又爆发了睦州（浙江建德）陈硕真领导的起义。这些都说明了“贞观之治”存在的局限性。
　　贞观盛世的社会和谐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记载的相关史实是人民生活安居乐业，“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农业生产则是“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谨之灾”。且由于连年丰收，“斗米三四钱”也。由于物质生产异常丰富，仓廪实而知礼仪，人民安分守己，遵循法度，阶级矛盾比较平和，社会治安良好，呈现出一派和谐呈祥的社会安定繁荣的景象。
　　社会秩序空前安定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正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唐帝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平气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开放的国界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中国人民简史》引一位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睦相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帝国的各国人民，多以成为唐帝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
　　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绝少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残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高度发达的商业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如此，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文明有了迅速和长足的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唐帝国。除了沿海的胶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贞观政要》：领导的智慧每阅《贞现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
　　——金熙宗《贞现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吴兢编类之书也。
　　——［元］戈直《贞观政要》序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委，可为鉴戒。
　　——明宪宗《贞观政要》序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乾隆《贞观政要》序《贞观政要》自问世之后，就被称为“帝王统治术之专著，后事治国者之圭臬”。它全面总结了贞观盛世的治国经验，生动展现了“千古一帝”李世民的政治家风采和人格魅力，蕴涵着强国富民、经邦济世的政治智慧，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
　　唐朝皇帝如宣宗，把它作为座右铭来看待。金熙宗把它作为案头书来读。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贞观政要》受到上自在位皇帝、下至普通士人的推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也曾风靡东亚各国。
　　《贞观政要》之所以历经多年的岁月砥砺，仍显示出经久不衰的魅力，其奥秘在于：它绕开对贞观年间历史事件的宏观描述，独辟蹊径，分类选取了唐太宗君臣议政论事的精彩对话，只言片语间，刻画出明君良臣的诚信与坦率、深刻与大度、诤谏与宽容、自信与谦逊等风采，彰显了君臣共建贞观盛世的谋略。全书所展示的是封建时期典型的“和谐社会”——贞观之治的成功实践：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君臣和谐、社会和谐、民族和谐、外交和谐等，至今仍然值得所有国人引以为傲。
　　《贞观政要》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实施仁政等领导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选拨德才兼备者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颇值得现代人借鉴。
　　此书每篇都凝聚着历史经验，蕴藏着历史智慧。书中有许多名言佳句早已成为世人传诵的经典。如唐太宗的“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这些良言警句对今人在认识问题、用人治事方面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
　　这部书从盛唐时代问世以来，之所以能够经历一千多年流传下来，不仅带有传奇的色彩，而且在千百年岁月的砥砺中，越发显示出它经久不衰的魅力。诚如元人戈直所说：《贞观政要》“自唐世子孙既已书之屏帷，铭之几案，祖述而宪章之矣。至于后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戈直的话不仅可以从唐、宋、辽、金、元的有关史实得到证明，而且还为后来明、清的有关史实所证明。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个简要的考察：——唐文宗和唐宣宗是被史家称为晚唐时期两个较有作为的皇帝。史载：唐文宗做太子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而唐宣宗更是“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史家称其在位时，“刑政不滥，贤能效用”，“十余年间，颂声载路”。
　　——辽朝君臣并没有因为文字的障碍而忽略了《贞观政要》的重要价值。辽兴宗诏命臣下译书，史臣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史家称赞萧韩家奴是辽朝的晁错、贾谊。
　　——金朝君臣也是如此。金熙宗把《贞观政要》作为经常阅读的书，他对大臣们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防深以为然，认为：“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作为“金士巨擘”之一的赵秉文，还对《贞观政要》作了节要和评论，撰成《贞观政要申鉴》一书献给皇帝。其序文强调“特于鉴戒申重而已”。可见《贞观政要》的影响已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元朝君臣重视《贞观政要》更超过辽、金二朝。《元史·仁宗纪一》载：“帝览《贞观政要》，渝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这是元仁宗即位之初、改元之前的重要指示之一。大臣察罕翻译《贞观政要》一书献给仁宗，仁宗“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此后，元朝皇帝多命讲宫进讲此书，被誉为“天下士”的著名学者吴澄即曾进讲过《贞观政要》。鉴于《贞观政要》在流传过程中时有传写谬误，故元惠帝时士人戈直荟萃诸家版本，“参互考订”，为之作注，并采辑唐、宋以下有关评论附于书后，刊刻行世，事在至顺四年。它除了有戈直的序文外，还有吴澄序和郭思贞序，成为《贞观政要》流传中的一个盛举。
　　——明、清两代，都有皇帝亲自为《贞观政要》的新刻本作序。成化元年，明宪宗的序文写道：“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清帝乾隆也为之作序，称：“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观尔曰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义，薄法术，太宗之虚己受言，诸臣之论思启沃，亦庶几乎都俞吁绋之风矣。”
　　这里所列举的史实，足以说明《贞观政要》问世后，一千多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国史学遗产浩如烟海，但是像这样一部部帙不大的私人历史撰述，能够产生如此影响，却是不多见的。
　　《贞观政要》这部书凭借什么而具有这么久远的魅力？这是极有兴味而又极有意义的问题。其中的奥秘在于：它是以历史经验、历史智慧“再现”了“贞观之治”的面貌和唐太宗君臣论政的风采。
　　这里包含着两层因素，二者是互为表里的。一是“贞观之治”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已经超出了当时唐朝的范围或现今的国界的巨大的历史影响，后人很想去认识它、了解它，以至于感受它；二是“贞观之治”这个盛世局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唐太宗君臣为此做了些什么？他们是怎么思考、怎么议论、怎么决策的？这两层含义的结合，使人们产生了对于这一段历史在情感上和认识上近乎渴望的那种历史性的追念。
　　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史。但它在史事的记述上并不拘于描述事件的历史过程，而是列举那些在思想上、认识上、决策上有重要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的史事，既显示了贞观年间的政治面貌，又可激发后人的思索与追求。正如金人赵秉文指出的《贞观政要》：“起自《君道》，讫于《慎终》，岂无意哉！”
　　《贞观政要》是如何“再现”出“贞观之治”的面貌和唐太宗君臣的思想与风采的呢？
　　在《君道》篇中，列举了唐太宗君臣关于“草创”、“守成“、“兼听”、“偏信”、“知足”、“知止”、“居安思危”等重大问题的议论，中心是一个如何巩固统治的问题。
　　在《任贤》篇中，吴兢列举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等人的事迹，一方面固然是赞扬唐太宗的知人善任、爱才重贤，另一方面也高度评价了这些人在创立和巩固唐皇朝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在《君臣鉴戒》篇中，表现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又多是从政治、经济中去加以总结的，并以此来说明有关朝代的治乱、安危，从而表明了作者并非是用“天命”的转移来证明朝代的转移，而是强调了对于人事的重视。
　　皇位继承问题，是历代皇朝关注的大事。《贞观政要》卷四中着重反映了唐太宗君臣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置，尤其强调了选择老师、尊敬老师和教诫太子的重要。《尊敬师傅》篇中，唐太宗说：“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哉……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末之有也！”《教诫太子》篇中，唐太宗向大臣们转述他教诫太子的话，其中有两句是：“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卷中所记，凡太子、诸王师傅敢于对太子、诸王进行规劝者，都受到唐太宗的称赞。
　　从篇数上看，用以记述道德准则、政教之道方面的史事、言论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可以看出这在贞观年间是极受关注的事情。其《仁义》篇反复称引唐太宗“以仁义为治”的思想；而大臣们关于淳正风俗的议论则屡见于各篇。后人评价贞观之治是“仁义之明效”，自有一定的道理。
　　综观全书，各卷各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贞观时期的“人伦之纪”、“军国之政”的面貌，进而从中看到了唐太宗君臣的政治家风采和人格魅力。关于这一点，清朝乾隆皇帝的《贞观政要》序所引证的一句古语是非常中肯的，即认为那是一种令人企羡的“都俞吁弗”之风。这是形容君臣间融洽地进行讨论的和谐气氛。即在讨论中，不论何人持何种意见，都不会影响这种讨论的进行和讨论的最终目的——作出当时最佳的决策。诚信与坦率，深刻与大度，诤谏与宽容，自信与谦逊等等，在书中都显示得淋漓尽致。这里，不妨略举数例，以见其真：其一，魏徵曾向唐太宗上疏，提出慎于“十思”：“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思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魏徵认为做到这“十思”，进而“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唐太宗读后，亲自写诏答曰：“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
　　其二，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向左右大臣提出一个问题：“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高士廉说“养百姓最急”，刘洎说“抚四夷急”，岑文本说“礼义为急”。褚遂良则说“太子、诸王，须有定分……此最当今日之急”，于是唐太宗袒露自己的心事说：“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爱及诸王，咸求正士。”其实这些重臣所言养百姓、抚四夷、重礼义并非不是国家急事，但唐太宗还是不掩饰内心的忧虑，因而为大臣们所理解。
　　其三，贞观十年，唐太宗问身边大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说“草创为难”，魏徵说“守成则难”。唐太宗综合他们的说法。认为：“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唐太宗不愧是英明君主，他既肯定了双方的看法，又把着眼点放在当前的守成而与群臣共勉。这种讨论与所得到的结论及其实践都是有益的。
　　诸如此类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少见的；但是这样的事例屡屡见于贞观年间。以至于在《贞观政要》中俯拾即是，却是并不多见的。可以认为，《贞观政要》每一篇都凝聚着历史经验，每一卷都蕴涵着历史智慧。这就是为什么“贞观之治”之所以令人景仰，《贞观政要》之所以具有魅力的主要原因。
　　因为有“贞观之治”的出现，才有《贞观政要》的撰写；而《贞观政要》的面世与流传，又使“贞观之治”更加显赫于青史，影响于后世。这是历史与史书的辩证关系的一个突出表现。人们从这种辩证关系中得到了无穷的启示，不断创造着新的历史。
　　千百年来，人们重视《贞观政要》，阅读、讲解《贞观政要》，归根到底，是要通过它去认识和体验“贞观之治”并从中受到激励与启示。这已为千余年来《贞观政要》流传的历史和人们对它的评价所证明。唐朝皇帝如宣宗，是把它作为座右铭来看待的。金熙宗把它作为案头书来读。认为“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元仁宗赞扬它“有益于国家”。明宪宗认为“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清乾隆皇帝通过“读其书，想其时”，探讨贞观年间“其所以致治”，重要原因在于任用诸贤。唐宋以下，大臣、文士也都从各自的认识出发评论了《贞观政要》的价值。
　　其中，元人戈直的《贞观政要》序所论是有代表性的。第一，他称赞《贞观政要》的史文和纪事有重大的历史影响，说它：“质朴该赡，而所纪之事详。是则太宗之事章章较著于天下后世者，岂非此书之力哉！”这是指出《贞观政要》对于反映“贞观之治”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二，他指出“贞观之治”的业绩对于后世的意义，认为唐太宗：“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译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变有所益乎！”这说明后人从唐太宗的政治作风中可以借鉴的具体内容。
　　《贞观政要》这部史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受到上自在位皇帝、下至普通士人的推崇、重视，以至于规法、仿效。可见它的历史分量是很重的。这一点，当毋庸置疑。现在，时代不同了，社会历史的内容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人们从认识“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的关系中，仍然可以获得许多启示。后世的人们认识历史上的事情，是作为一面镜子来看待的，古今情形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成功。因此，今人读《贞观政要》，首先固然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和说明“贞观之治”其致治的原因，其次则是通过《贞观政要》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历史智慧而探寻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并用以指导现实的历史运动和自身的社会实践。
　　在这方面，《贞观政要》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譬如，唐太宗在即位后不久曾对大臣们说：“朕谓乱离之后，风俗准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这里说的“人无常俗”、“政有治乱”、“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关系到实现政治稳定的信念和途径。
　　又如，唐太宗对魏徵说：“自古侯王能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联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住行，冀其以为规范。”于是命魏徵“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
　　当然，诸王未必都能因此从善弃恶，但这种认识和做法却是必要的。再如，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回答道：“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唐太宗说：“信如卿言。”用人以德行、学识为本，这是贞观朝君臣的共识。还有魏徵所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魏徵回答唐太宗所问，认为守天下“甚难”，这是因为：“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魏徵又引用《礼记·曲礼》上的话阐明全面看待和评价一个人的原则说：“《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这些都是带有规律性或普遍性原则的认识，其内容可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但其本质却不会过时；正因为这些认识是同有关的史事结合在一起的，故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并从中受到启迪。
　　
 第十讲 开疆拓土：难以评说的千秋功过
　　唐太宗一生中，有两件事最值得骄傲，一件是开创了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另一件就是被西域诸国尊称为“天可汗”。他开疆拓土的行为，有成功也有失败，千秋功罪，难以评说。
　　“天可汗”的军事战略唐太宗成为“天可汗”的过程，与他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与军事活动是分不开的。
　　从唐太宗的主要军事活动来看，约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自贞观元年至四年，平定东突厥，着力巩固北方；第二时期自贞观五年至九年，主要是征服吐谷浑，安定西部边境；第三时期自贞观十年至十四年，坚决反击吐蕃，平定高昌，尤其重视高昌的地缘战略地位；第四时期自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以西域地区为重点，兼顾北方和东北，平焉耆、征高丽、灭薛延陀，又平龟兹，这是战事频仍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战略重点，且每个战略重点都有一定的方位指向性，大体上符合当时斗争的实际需要，并收到一定成效。太宗曾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此话很能反映他的这一特点。
　　第一时期的地缘战略的重点是东突厥，其方向来自北方。东突厥的侵扰对唐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直接关系着新生的唐政权的存亡兴替。正因如此，唐高祖、太宗都对东突厥深予关注，其中地缘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时期，吐谷浑成为唐的地缘战略重点。东突厥败后，西面的吐谷浑渐趋强大，多次侵入河西走廊，威胁唐与西域的政治联系与经济交往。
　　第三时期，吐蕃与高昌相继成为触犯唐利益的周边政权。唐太宗没有坐视不管，而是恩威兼施，文武并用，或胜而后和，或先礼后兵。这一时期由于高昌阻绝西域诸国与唐的关系，开始成为破坏唐帝国体系的一个障碍。唐太宗果断出兵平定高昌，稳定了西北。
　　第四时期，唐太宗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意欲在有生之年将之纳入唐宗藩体系之中。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前曾对侍臣说：“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这可视为太宗晚年用兵频仍的重要动机。
　　击溃突厥，称雄西域贞观初年，唐北方的主要威胁来自突厥和铁勒。太宗即位之年，东突厥颉利可汗发动骑兵远征，直抵长安城下。626年9月23日，他的十万人马出现在长安城北门外的便桥前。颉利可汗在城下以攻城相威胁，提出横蛮无理的纳贡要求。
　　太宗似乎只有很少的人马，他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他召集了所有可用的人，把他们置于各城门前，而他亲自率领小部分骑兵沿着渭水向敌军行进。突厥诸首领见其勇皆惊，下马便拜。“俄而众军至，旗铠光明”，太宗纵马到突厥营前，训斥其可汗及众首领背信弃义，破坏休战之约，颉利可汗羞愧。次日，太宗与颉利按传统习俗刑白马设盟，言归于好。
　　为削弱颉利的权力，太宗支持两个持不同意见的部落，即铁勒和薛延陀部的反叛。铁勒诸部一度称臣于突厥。到贞观二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时正“遇颉利之政衰，夷男率其徒属反攻颉利，大破之”。于是颉利部“诸姓多叛颉利，归于夷男，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
　　是时，唐太宗看到了北方这两支力量的此消彼长，决计采取远交近攻之策略，拉拢薛延陀以孤立突厥，借薛延陀之力在北面牵制东突厥，为唐军攻打东突厥起战略钳制配合作用。史载：“时太宗方图颉利，遣济南将军乔师望从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次年又遣使入贡，颉利可汗因此大惧，“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由此可见唐太宗这一远交近攻策略对突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唐太宗在颉利的周围布下了敌对的包围圈之后，于630年派出由李靖和李勣率领的唐军猛攻颉利。唐朝的将军们在山西以北的内蒙古地区与颉利相遇，他们对他的营帐发起了突然攻击，击溃其部落。颉利本人被俘。
　　贞观四年唐灭东突厥后，北方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原置于颉利可汗统治下的薛延陀取代了过去突厥的地位，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薛延陀的强大根源于唐太宗的扶植政策，即大力扶持薛延陀以制东突厥。孰料去了一个突厥，又来一个薛延陀，令太宗大为伤神。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乘唐平突厥、朔塞空虚之际，“率部东返故国，建庭于都慰犍山北，独逻河之南，在京师北三千三百里，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即古匈奴之故地，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为此，唐太宗在“（贞观）十二年，遣使备礼册命，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唐太宗巧妙地利用了薛延陀的内乱及铁勒内部的混乱，乘势取之。
　　在大约五十年中（630－682年），东突厥汗国臣属于中国。太宗在打败了突厥之后，以这些人为辅助军，在以后的二十年中，使突厥人和戈壁上的绿洲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唐太宗集中精力对付东突厥的时候，西突厥人在射匮可汗的统治之下又重新统一起来。射匮可汗使阿尔泰地区的薛延陀部归降于他，他住在特克斯河和裕勒都斯河上游一带，于611至618年间统治着从阿尔泰山到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射匮之弟、继位者统叶护进一步扩张势力。他已经征服了东北方的铁勒部，在西南方又重申了对吐火罗地区和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并取得了对塔里木盆地部分地区的霸权。
　　630年初，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旅行时，就在托克玛克附近见到过他，当时正值统叶护权盛时期。他在裕勒都斯河与伊塞克湖之间的地区内过着随季节迁徙的游牧生活，像其祖先一样，在裕勒都斯河上游一带度夏；伊塞克湖，即热海沿岸是他的度冬地。他也喜欢把营帐扎在更西边，即在怛逻斯附近的“千泉”，今江布尔地区。
　　根据史书的记载，“（统叶护）霸有西域……西戎之盛未之有也”。此时唐太宗正集中力量摧毁东突厥，他认为应该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于是，他把统叶护视为同盟者。
　　630年，游牧的葛逻禄部反叛并杀害统叶护，葛逻禄部似乎是在巴尔喀什湖东端和塔尔巴哈台的楚固恰克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西突厥汗国分裂为两部，两部的名称都只是由汉文转写而被人们所知：弩失毕部在伊塞克湖的西部和西南部；咄陆部在该湖的东北部。两部在原因不明的战争中耗尽了力量。一位咄陆部可汗，他的名字也叫咄陆（638－651年在位），在一段时期内曾企图重新统一两部，此后，他大胆地进攻中国在哈密地区的屯军。但是唐将郭孝恪在古城和今天的乌鲁木齐之间的博格拉山附近打败了他（约642年）。此外，唐太宗支持弩失毕部反对咄陆，这位疲惫不堪的可汗只好逃往巴克特里亚，不再出现于历史上。
　　贞观八年，唐太宗诏唐军征讨吐谷浑，大获全胜，随后拥立亲唐朝的慕容顺为可汗。同时，唐太宗担心他“不能静其国”，乃遣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之声援。唐太宗之所以要在征服吐谷浑之后扶植一个亲唐派执政的政权，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解除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二是仍让归附的吐谷浑居其故地，作为唐西南边境的屏障。其最终目的，无非是借此以解决整个西南的边境安全问题。当然，随着后来吐蕃的迅速崛起和壮大，吐谷浑不足以抵挡来自吐蕃的进攻，这样一来，吐谷浑也就不能胜任唐西南藩屏之使命了。
　　在此种情形下，唐太宗全力支持吐谷浑，正由于此，唐太宗对吐蕃之侵扰实行坚决反击方针，最后，唐军大败吐蕃。
　　值得肯定的是，唐廷与吐蕃因文成公主和亲而建立起密切的睦邻友好关系，尽管这一关系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在当时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这是唐太宗在处理国家与民族关系上的一个较成功的事例。唐、吐谷浑、吐蕃的关系趋于正常化，这正是太宗联近抗远、服近慑远之制衡策略获得成功的生动而有力的证明。
　　平定高昌，保卫丝绸之路西域地处中西要道，北接强大的游牧部落，南邻青藏高原，位置非常重要。早在西汉时期，为抗击匈奴，汉王朝就执行“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大力经营西域。汉宣帝神爵二年，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区。西汉末年，汉王朝无暇西顾，匈奴卷土重来，至东汉初年，匈奴完全控制了西域。他们屡寇边境，攻略河西，使得河西诸郡城门为之昼闭。西域俨然成为匈奴南侵汉朝的后方基地。若想保住河西，则非得控制西域不可。西域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地缘战略地区。
　　唐太宗在位期间，西域面临着来自南面吐蕃、北南西突厥的威胁。唐太宗非常重视经管西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着眼于切断吐蕃与西突厥的联系，改变唐在西域被动的地缘态势，为最终牢固控制西域创造条件。唐太宗采取和平地缘方式与西域诸国交好，使他们互相制约、互相依存，保持均衡现状。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唐与高昌之间却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利益上的分歧，最终导致双方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高昌地处河西走廊与西域交接处，控制西域出入中原之要道，“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涂经高昌”。如果从军事地理上看，高昌是西域通向中原的必经之路，是联系西域与中原的纽带。高昌失则河西危，河西失则关中危，此种利害关系对于熟悉边情且当初曾领兵平定陇右、统一西北的唐太宗来说，当是再明白不过的。
　　公元460年以后，因为内部纷争不断，高昌国王宝座被张氏、马氏和麴氏等统治者先后占据，其中麴氏统国高昌的时间最长，大约在一百四十年左右。这期间，高昌国不但经济发达，而且，佛教也空前繁盛。据说，当时高昌城三万多居民中，居然有三千多人是和尚。十比一，根据这个数字不难想象昔日高昌城中香烟缭绕的佛事盛况。
　　公元629年，唐王朝立国不久，河西一带设防极严，百姓不得擅自西行。这一年“唐僧”（玄奘）正好二十九岁，他混出长安城，欲往“西天”取经。由哈密向西，来到高昌城，好运气便来了——他遇到了佛教的极度狂热者高昌国王麴文泰。麴文泰亲自与王妃、儿子和侍从出宫接迎玄奘，还拿自己的脊背当台阶，让玄奘踩上去给众人讲经。
　　兴许是玄奘被国王的这份虔诚之心感动了，讲得“出彩”了些，麴氏下令要玄奘永远留在高昌王国，为自己和高昌国的臣民们永远讲经。一心想要去西天取经的玄奘哪会就此半途而废？经过一阵子苦思冥想，他决定绝食，以死相逼。
　　几天后，他气息微弱，奄奄一息。这招着实吓了麴氏一跳。吓过之后，麴氏感动了，为玄奘颁发“通行证”，送给玄奘许多盘缠，放玄奘西行，恳请玄奘取得“真经”归来之后，在高昌留住三年，继续为他和他的臣民讲经。为进一步加深与玄奘的感情，麴氏决定与玄奘结为拜把子兄弟，声称自己的“江山”有玄奘的一半。可惜，十八年之后，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高昌国已经被唐王朝灭了，岁月没有给他与高昌国王麴文泰叙旧的机会。
　　玄奘离开高昌的第二年，麴文泰亲自去长安朝见唐太宗，这次旅行，使他认识到了内地与高昌距离遥远，艰险多阻，唐王朝能量再大也不可能威胁到高昌。所以，他公开和唐朝决裂，并且说：“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岂！”
　　这段话是公元639年，唐太宗李世民派出使者，历数高昌与唐王朝对抗的事实后，麴文泰给使者的回答。这段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是天上的鹰，我是地上的野鸡，你是家里的猫，我是洞里的鼠，我们各干各的事情，不是也很快活吗！言外之音是，你再厉害，但你能管着我吗？
　　但他似乎没有想到，唐太宗这只“鹰”或“猫”，与其他的“鹰”和“猫”多少有些不一样，听了“雉”或“鼠”的这番话，“鹰”或“猫”勃然大怒了起来。次年，唐太宗命侯君集率领大军讨伐高昌。
　　唐征讨高昌的直接起因是高昌为贪图私利而控扼道路，进而影响西域各国向大唐朝贡。根据史书记载，可将唐出兵理由归为五点，也即高昌在以下五个方面触犯了唐王朝的利益：遏绝西域朝贡、与西突厥联合攻打伊吾等小国、蔽匿奔高昌之中国人、朝贡脱略、无藩臣礼。这些都严重动摇了唐对西域的统治，也损害了唐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声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维持西域势力之均势，保证唐对西域的有效控制，攻打高昌，势所难免。
　　唐太宗出兵攻打高昌，也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随着唐朝国势强盛，国威远扬，唐王朝的商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并向周边延伸。隋时对西域之商业，以张掖为中心，长安、洛阳为总汇。唐时以武威为中心，“西控西域，北控回纥，南控吐蕃，为自陇以西之军政重镇。而其时安西入西域道之交通又极发达，凉处要冲复为回鹘、吐蕃贸易之所，故形成一大商业中心，元宵之夜，灯树万点，赛于长安，其盛可知，度其繁盛，恐仅次于荆、扬，而在幽、广之上”。由此看来，唐太宗经营西域，虽说是为了远扬国威、慑服西夷，同时也有向周边开展商业活动的考虑。
　　唐讨伐高昌，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屡屡跟唐对立的西突厥与高昌结成盟国，不仅共同遏绝往来西域的商贾行李，而且攻打内属唐朝的西域小国。史载：“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西突厥是远比高昌更可怕的潜在对手，其与高昌结盟，更增加了西域地区的不稳定性。为最后打击西突厥计，首先需断其右臂、除其盟友高昌，而后向前推进，俟时机成熟，歼灭西突厥。
　　通过一场大战，高昌大败，而自称“雉”或“鼠”的麴文泰死后，他的儿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麴氏在高昌为王的历史从此结束。
　　陷入泥潭的高丽战争从位置来看，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唐不接壤；从距离上讲，是三国中离唐最遥远的，其北面是高丽，西面是百济。唐之所以扶植新罗，正因为新罗居于高丽、百济的侧背。新罗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高丽、百济的一种牵制。即使新罗暂无力量发动进攻，终究是高丽、百济的后顾之忧。正因有了新罗这一盟友，才使得高丽、百济有所顾忌，不敢倾其全力、明目张胆地出兵攻唐。百济视新罗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便有了百济对新罗的战争。
　　其次从历史上考察唐与三国间的关系，在贞观十八年底太宗亲征高丽之前，唐与高丽、百济、新罗基本上是友好往来，没有兵戈相见。唐与三国之间的关系是因高丽、百济与新罗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之间的关系向来就错综复杂，非常微妙。三国之间是钩心斗角的，尤其是百济与新罗积怨甚久。在唐太宗前期，主要是百济进攻新罗，新罗频频遣使向唐告急；太宗后期，百济、高丽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又处于危险境地。唐王朝派大军支援新罗。这种三国内讧的局面为唐势力的介入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路途遥远，且气候与中国有异，不便直接出兵统辖，于是唐太宗改取怀辑政策。
　　新罗不仅与百济世为仇敌，而且与高丽也向来不和。史载：“（唐太宗）又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赍斋玺书往说谕高丽，令勿攻新罗。盖苏文谓玄奖曰：‘高丽、新罗，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罗乘衅夺高丽五百里之地，城邑新罗皆据有之。自非反地还城，此兵恐未能已。’玄奖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苏文竟不从。”
　　以上史实表明，愈到太宗晚期，朝鲜半岛的形势愈是险恶，也愈不利于唐对三国实行地缘制衡。因为百济不仅袭占新罗城池，导致唐之藩臣——新罗岌岌可危；而且百济干脆断绝了对唐的朝贡。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若再袖手旁观，任由事态发展下去，唐太宗苦心经营的宗藩体系在这里有可能遭到瓦解。在此情势之下，唐太宗决定出兵，首先打击毗邻唐朝且势力强大的高丽，其着眼点正在于抑强扶弱，以保持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均衡，便于唐控制该地区局势。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唐太宗之所以特别引人瞩目，在于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战略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者。他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高宗守太宗之成，基本上遵循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取得了东服高丽、西平西突厥的巨大成果，唐朝疆域达到空前广阔的程度。武则天在国防问题上也秉承了太宗遗风。唐宪宗即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辣慕不能释卷”。宪宗以太宗为标榜，力图有所作为，后来取得了削平藩镇之乱的业绩。
　　武力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唐太宗的勇武善射可称一时无二。这位虬须隆鼻、有着北方民族血统的皇帝对于骑射非常沉醉。在唐太宗的生活中，骑马射猎是一件无可比拟的开心乐事。闲暇的时候，他便常常张弓挂矢，用特大号的箭，以后苑小门的门扇为靶，射箭取乐。”
　　唐太宗长于骑射，他也希望他的大臣精通此道。文臣萧瑀以文得宠，却素来不会射箭。有一天，太宗忽发奇想，想戏弄一下这位疏于骑射的宋国公。他把萧瑀召入宫中，给他一筒箭，让他试射。君命不可违，萧瑀奉旨从命，勉强完成了射箭动作，但没有一支箭射到了不远处的箭垛。侍从一旁的文臣欧阳询才思奔涌，忍不住写了一首诗，嘲讽萧瑀：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
　　欲高翻覆下，应西复更东。
　　十回俱著地，两手并擎空。
　　借问谁为此？多应是宋公。
　　唐太宗骑术高超，箭术出众，经常自恃武艺冒险狩猎。中国汉代和唐代都设有专养禽兽的皇家苑圃，苑圃狩猎自然动辄涉险。汉元帝曾在虎圈斗兽时，突然有一只熊逸出，攀槛而上，元帝吓得魂飞魄散，惊恐万状，好在沉着冷静的冯婕妤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从容地将元帝挡在身后，众侍卫抢上救驾，一场险事才变为一场虚惊。唐太宗在后苑中射猎，也经历了一场在生死中徘徊的令人后怕的险境。
　　有一天，唐太宗游猎后苑，追杀一只猛兽。不意从斜刺的丛林里窜出一群惊慌失措的野猪。野猪毛发直竖，双眼血红，拼死地向拦住去路的唐太宗扑来。唐太宗镇定自若，张弓搭箭，四发四中，连续射杀了四只野猪，但毫不畏惧、近于疯狂的一只雄性野猪却依旧如狂风一般地向唐太宗袭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随从狩猎的武士唐俭翻身下马，徒步和疯癫的野猪搏斗，唐太宗也驰奔过来，挥起一剑，结果了这只胆大妄为的野猪。
　　唐俭作为一位侍从御驾的赳赳武夫，经历了这场险境，也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场事故以后，唐俭等侍臣对太宗的狩猎忧心忡忡，太宗看出了唐俭的心事，笑着对唐俭说：“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
　　唐俭回答说：“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
　　太宗听后觉得有道理，便决定不再狩猎。可见，对唐太宗来说，虽然他军事才能过人，但并不想以此作为炫耀武功、穷兵黩武的工具，因此，只要有机会用非军事手段解决争端，他就不会大兴征伐。
　　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通婚，正体现了唐太宗的这种思想。
　　松赞干布于公元617年诞生在墨竹工卡的强巴敏居宫殿。据说他天生高大洁白，相貌端庄，智勇双全。从十三岁继承王位开始，松赞干布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气势。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位年轻的赞普平叛扩疆、迁都拉萨，展开了他统一吐蕃的雄心画卷。而他也确实成功了，不但统一了吐蕃全境，而且建立起了一整套的管理体制和法律条文，被称为“吐蕃基础三十六制”，统一了度量衡，还命吞弥桑布扎在梵文的基础上创制了延用至今的藏文字。
　　经过一番努力，吐蕃王朝在松赞干布的治理下，已经成为东方仅次于唐王朝的强大军事政权。
　　贞观八年，唐王朝与吐蕃王朝之间开始互相遣使往来。大唐王朝的特使冯德遐来到吐蕃，见到了十七岁的松赞干布。言谈中，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和吐谷浑都“尚公主”，欣慕不已。遂在贞观十年派使者带着大量金银珠宝随冯德遐入朝，向唐太宗请婚。然而这第一次求婚，唐太宗却没有依允。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政治军事，松赞干布的婚姻状况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作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身边的女人当然不会少，他有三个藏族妻子：芒妃墀嘉、象雄妃勒托曼、木雅茹妃嘉姆增。虽然其中的芒妃墀嘉为他生下了唯一的继承人贡松贡赞，但是这三位藏妃并不曾在结婚的时候立刻得到正式的王妃称号。出于各种因素考虑，松赞干布将他的王妃之位，优先给了尼泊尔公主墀尊。墀尊是尼泊尔德瓦王印铠甲光王的女儿。这位尼泊尔国王在嫁女儿的同时，将八岁等身释迦不动金刚佛像和弥勒怙主像，度母旃坛像等做了女儿的嫁妆。而墀尊公主的这桩婚姻，恰恰缔结在向唐太宗请婚的前一年即贞观九年。
　　求婚的使者回报松赞干布说：“初至，大国待我甚厚，许嫁公主。会吐谷浑入朝，有相离间，由是礼薄，遂不许嫁。”远交近攻，吐谷浑当然对吐蕃没什么好感，更不会想让吐蕃也当大唐驸马。
　　得知唐太宗拒绝许嫁公主，松赞干布非常不满，不但觉得面目无光，更因为这桩求婚还寄托着他的国家大计：他渴望公主能将先进的唐文化带进雪域，完成他武功之后“文治”的梦想。于是他马上出兵攻打吐谷浑，一方面寻这个居然能够超过自己当上大唐驸马还敢不让自己当驸马的家伙晦气，一方面展示自己的实力也是向唐王朝示威，当然另一方面也尝试进一步开疆拓土。
　　很快，吐谷浑王就败下阵来，胜利的松赞干布亲率二十万大军攻破白兰羌、丽江等地，一直进入唐朝领地松州，驻扎之后再次派使者带着贡品去长安请婚。这一次态度比较生硬，直统统地宣布请完婚就要立即带公主走。唐王朝的公主是下嫁可不是抢婚逼婚，唐太宗自然不吃这一套，下令松州都督韩威就地攻打吐蕃军，不料松州兵力不足，被吐蕃打败。消息传出，唐王朝的一些属藩如南诏就成了墙头草，纷纷掉头归附吐蕃。阎州刺史别丛卧施和诺州刺史把利步利也跟着连人带城地投降。
　　喜欢以少胜多的李世民发觉自己这次确实低估了对手，遂正式下诏发兵，以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领兵五万讨伐二十万吐蕃军。这一次兵力战法都很得当，吐蕃兵败而返。
　　回到拉萨之后，松赞干布派使者向唐王朝上表谢罪，同时仍然不屈不挠地提出请婚。这一次，唐太宗终于点了头，赏识这位年轻赞普的性情，并承认吐蕃的实力堪配公主下嫁。于是，贞观十四年的冬天，雪域使者、松赞干布的重臣大相禄东赞（大相即宰相，禄东赞又称噶尔东赞）率领一百多位大臣骑士，带着“一等金绿绫缎衣服”和“镶嵌着红宝石的琉璃铠甲”等大量黄金宝物来到了长安迎请公主。
　　有了前面这一系列的风波，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流传“唐太宗六难求婚使”的故事了。故事说，禄东赞面见唐太宗的时候，前来求婚的有好几国，于是唐太宗给众人出了六道智力题，最后只有禄东赞全部回答出来，这才最后敲定将公主下嫁吐蕃。于是，禄东赞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贞观十五年的初春正月，唐太宗李世民当着印度、波斯、格萨、鞑靼等多国使臣的面儿，公开宣布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做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王妃的消息。大概是禄东赞把任务完成得太圆满，智力题回答得太好，本身又是吐蕃国的大相，唐太宗对他很是赏识，封其为右卫大将军。最后还把自己的外孙女段氏封做公主嫁给了禄东赞。
　　由于当时的吐蕃文化相对落后，唐太宗为文成公主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其中不但有各种五行经典、工艺技术、纺织农稼，还有医学论著和医疗器械，而最珍贵的一件陪嫁，则是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唐太宗还派自己的族弟、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节护送公主。当一应事宜都准备妥当之后，贞观十五年的正月，宗室之女文成公主便随着吐蕃请婚使节踏上了西去的道路。那尊珍贵的佛像则供奉在一辆木轮车上，由力士嘉嘉拉嘎和鲁嘎牵扯引，也和她一路同行。
　　而这漫长的路途，成为富于想象和传奇的路，文成公主所到之处，留下了数不尽的瑰丽传说。最著名的传说莫过于青海湖的由来。高原上的藏族人向往遥远的大海，高原上的湖泊几乎都被他们以“海子”命名。在汉代，青海湖被称为“西海”，藏名“措温波”，也被称为“卑禾羌海”，据说它就是远古的瑶池，也是中国历代帝王公祭的“圣湖”。
　　在藏民的传说中，唐太宗为了不让公主过于思念家乡，特赐她一面宝镜，无论她去到哪里，镜中都能显出长安的景象，还给她用黄金各铸了日月之形相伴。当送亲的车队来到唐蕃分界之地、准备弃轿乘马的时候，文成公主再一次从镜中看了一眼家乡的景象，为了能够专心走好未来的人生，她没有将宝镜带走。这面留下的宝镜便成了美丽的青海湖，那黄金铸就的日月则成了日月山。她一面走一面流泪，流成了“倒淌河”，所以才会“天下江河皆东去，唯有此水向西流”。
　　林芝地区的门巴族，有一种女子披羊皮为饰的风俗，少女披羊尾和四条腿俱全的小羊皮、成年女子披牛犊皮或山头皮。这其中的传说也与文成公主有关。据说她入藏时，为了辟邪曾经身披兽皮，后来途经此地，将用过的兽皮赐给了门巴侍女，从此沿袭至今。
　　经过漫长的旅途，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来到了错那（玛多扎陵湖），松赞干布也从拉萨赶来迎接。为了表示诚意，他穿上唐王朝的衣冠，以唐朝女婿见岳父的礼仪拜见了送婚使李道宗，然后才领着新娘和队伍返回吐蕃国都。
　　藏传佛教认为，文成公主是天上的度母（菩萨）化身，因此当她带着释迦牟尼像来到的时候，吐蕃臣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典礼，正式封她为赞普王妃。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据说尼泊尔墀尊公主对文成公主所获得的礼遇非常妒忌，于是设置了种种障碍，使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不能立刻完婚，时间长达将近一个月之久。
　　不论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婚礼推迟一个月的原因，究竟是不是因为大臣作梗，墀尊公主的醋意仍然不容忽视。在藏族亦真亦假众说纷纭的典籍记载中，就有不少是关于墀尊公主向文成公主争嫡庶名分的内容。据说，由于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仪式更为隆重，因此墀尊第一次见到文成公主时，就在席间迫不及待地说：“汉主文成汝，辛苦婚使迎，虽来此藏地，然我先为大。”而文成公主则回答：“无心作较量，汝言赛谁强，先越户限大，庙堂建湖上。”她们就以兴建佛寺为比，谁能够建好湖上寺，谁就是嫡妃。当然，最后那座“湖上寺”由文成公主所带的唐朝工匠建成了，它就是大昭寺。
　　传说，文成公主所带的那尊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赤金像是乘着木车来到高原的，当车行至拉萨北边时，轮子陷入地面再也难以拉动。文成公主便决定就地兴建佛寺供奉金像。松赞干布立即答应了她的要求。墀尊公主知道后也要求为自己带来的释迦八岁等身像修建寺庙，谁知屡建屡塌，只得向文成公主认输求助，这才建成大昭寺。
　　不过据《大昭寺志》的记载，墀尊公主并不是在文成公主入藏后才发愿为金像造寺的，早在文成来到之前的公元639年，墀尊已经开始选址造寺，只是占卜所选的地方是拉萨的沼泽地，虽然奠了基，但这座寺不是建了倒塌就是怎样也建不起来。文成公主进藏后，墀尊承认能力不够，派婢女带着一升金砂去请求帮忙。经过种种波折，墀尊公主终于在文成公主的指导下堵住了泉眼，建成了大昭寺。
　　记载说，在墀尊公主建大昭寺失败后，大小昭寺都是由文成公主主持修建的，两寺同日开工、同日建成、同日开光。最早的大昭寺有八座殿，小昭寺是三层金顶的唐式寺庙，里面供奉着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十二岁等身像；而墀尊公主带来的释迦八岁等身像供奉在大昭寺。随着光阴的流逝，经过几度兴建的小昭寺藏式风格浓郁，已难觅当年的模样。
　　现在，大昭寺内供奉的是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而小昭寺内供奉的则是墀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由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墀尊公主在传播佛教方面的成就，在藏传佛教的经典中，他们被称为菩萨转世。松赞干布为护教三大法王之一，文成公主为救助度母，墀尊公主为怒纹度母。
　　“救助度母”的称呼，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族寻常百姓对文成公主和她所带来的文化的感恩之情。在雪域高原上，文成公主的地位是崇高的，假如有谁被比拟为文成公主，那是最高的赞美。
　　守边猛将：唐太宗战略的亲历者唐太宗能够成为“天可汗”，是与他的军事行动分不开的，而他的军事行动，又是和当时守卫边疆、英勇善战的将领们分不开的。从这些将领们的战绩，就可以看出唐太宗经营边疆的得失。
　　李道宗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他十九岁起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了不朽功勋。
　　武德五年当年，唐高祖授予李道宗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总管之职。此时，梁师都割据夏州（今陕西靖边东北），勾结突厥人，让其弟梁洛仁带着几万突厥兵包围了李道宗所在的灵州，李道宗镇定自若，先是据城固守，然后伺隙进攻，杀得突厥兵溃不成军，唐军扩大战果，很快将突厥兵赶出五原故地，向北开疆拓土上千里。
　　唐高祖武德八年，突厥南下寇边，与李道宗在灵州激战，没能讨到丝毫便宜，后来，突厥向大唐请和。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爆发了，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被秦王李世民所杀，不久，唐高祖李渊退位成了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成了唐太宗。唐太宗对文武全才的堂弟李道宗一向视为铁哥们，自然加官进爵，征为鸿胪卿，历左领军、大理卿。
　　新皇帝立志要扫平突厥，李道宗又被授予灵州都督，在前线保卫大唐的安宁。这一年，唐军进攻割据夏州的梁师都，城中粮尽又没有突厥兵的支援，梁洛仁杀了梁师都，出城向唐军投降。贞观三年，李道宗被封为大同道行军总管，与通汉道行军总管李勣、金河道行军总管柴绍、恒安道行军总管卫孝杰、畅武道行军总管薛万彻一起，受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的节制，率兵十余万，直击东突厥。
　　李靖发动奇袭，大获全胜，斩首万余人，俘获突厥男女十几万，颉利可汗逃往灵州西北的沙钵罗部落，想要投奔吐谷浑。李道宗率唐军进逼沙钵罗，强迫其酋长交出颉利可汗，颉利可汗逃走了，藏匿于荒山野岭，又被沙钵罗骑兵抓回。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军包围了沙钵罗的营帐，沙钵罗部落被迫投降，颉利可汗被押送长安，漠南为之一空，东突厥汗国灭亡了，此后北方边境平静了数十年。李道宗“以功赐实封六百户，召拜刑部尚书”。
　　贞观五年，灵州斛薛部举兵反唐，为李道宗所败。贞观八年，吐谷浑寇边，威胁河西走廊的畅通，李世民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吐谷浑问题。他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李道宗为副，分别担任集石道行军总管和鄯善道行军总管。此外，还有且末道行军总管李大亮、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
　　吐谷浑听闻唐朝大兵压境，主动退到嶂山（今甘肃旧宁夏府），距离唐军已然数千里。诸将商议准备回师，李道宗坚持要追击吐谷浑军，得到了李靖的首肯。李道宗率领偏师昼夜兼程，急行十日，终于在库山（今青海湖东南）追上了吐谷浑军。吐谷浑军据险苦战，进行顽抗，李道宗派出千余骑兵绕袭其后，“贼表里受敌，一时奔溃”。
　　唐军气势如虹，在李靖的调度之下，两路出击，李靖与李大亮从北路，在曼头山（今青海共和西南）、牛心堆（今青海西宁西南）、赤水源（今青海兴海东南）大破吐谷浑军，俘虏多名吐谷浑贵族。李道宗、侯君集从南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驰行两千里，越过破逻真谷（今青海都兰东南），饮冰卧雪，穷追吐谷浑的慕容伏允可汗，终于在乌海（今青海苦海）追上慕容伏允，唐军俘获甚众，慕容伏允向西逃窜，企图投奔于阗，却逃不出唐军布下的天罗地网。
　　唐军穷追猛打，追至沙漠地带，无水可饮，将士们喝马血维持体能，很快追上了慕容伏允，斩首数千人，慕容伏允仓皇逃脱，却无处可去，绝望之下上吊自杀。李道宗率领南路唐军一路高歌奋进，长驱直入，先后转战于星宿川（今青海星宿海）、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皆大克获”，李靖率领北路唐军赶来会师，双方在柏海合兵一处。慕容伏允的儿子慕容顺杀掉了吐谷浑的天柱王，举兵投降，被封为西平郡王，吐谷浑成了唐朝的附庸国，西北边境平定了，吐谷浑再也翻不起什么大风浪。
　　贞观十一年，定制诸王为世封刺史，又定制勋臣为世封刺史，二者兼而有之的李道宗改封为江夏郡王，授鄂州刺史，当时享有同等待遇的只有功业显赫的河间郡王李孝恭。贞观十二年，李道宗迁礼部尚书，不久，坐赃下狱，唐太宗很生气，后果却不严重，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道宗俸禄很高，宴赐不少，家中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让人叹息。人心无厌，唯当以理制之”，李道宗被罢免官职，削其封邑，以王就第。
　　唐太宗是个重情的人，与堂弟一向脾气投缘，是看到了就心里舒坦的老朋友，虽然当着群臣的面不得不做些表面文章，但是，唐太宗对这位堂弟从来是爱惜有加，仅仅一年时间，李道宗又成了茂州都督，还没成行，就封为晋州刺史，贞观十四年，李道宗再拜为礼部尚书，又成了一位大官，贞观十五年，他被任命为文成公主的送亲大使。可能是李道宗英俊挺拔，气质高贵，完全能够代表大唐皇室的光辉形象，因此被唐太宗认定为送亲的最佳人选，成就了唐蕃之间的一桩和亲美事。送亲回国不久，朝廷就发生了一件大事，陈国公侯君集跟随太子李承乾企图谋反弑君，被唐太宗依法处死。当年，侯君集平灭高昌国，志得意满，凯旋之际，李道宗侍宴，对唐太宗直言相告，“见其恃有微功，深怀矜伐，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非毁时贤，常有不平之语”。唐太宗当时并不相信，然而，事实摆在了面前，唐太宗不得不夸奖堂弟的识人之明，感谢他对朝廷的赤诚和坦率。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出兵征讨高丽，李道宗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副总管，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率步骑六万进逼辽东，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率江、淮、岭、峡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今属山东）渡海进逼平壤，水陆并进，高丽岌岌可危。
　　在此之前，李道宗曾率领上百骑兵，到辽东勘察地形，临行前，他告诉唐太宗，“臣请二十日行，留十日览观山川，得还见天子”，李道宗完成任务后，发现退路被高丽军切断，就率部从小路行走，如期赶回来面见大唐皇帝，皇帝衷心称赞，“贲、育之勇何以过”，当即赏赐黄金五十斤、绢千匹。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直指高丽。李勣和李道宗猛攻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历时十余天，终于攻克，俘虏二万人，获粮食十余万石，“以其城置盖州”。张亮攻占了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俘男女八千人。李勣和李道宗的大军乘胜前进，直至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外，高丽步骑四万人赶来援救，一场恶战开始了。
　　因为众寡悬殊，旁人建议李道宗在深沟高垒进行坚守，李道宗慨然言道，“贼赴急远来，兵实疲顿，恃众轻我，一战必摧。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须清道以待舆驾”。率领四千骑兵迎战高丽军，起初形势不利，唐军败退，李道宗奋起迎敌，带领几十名骑兵在敌军中左冲右突，杀进杀出，李勣也领兵相助，唐军斩首千余级，大败高丽军。唐太宗的御驾来到了前线，他对堂弟的勇猛十分欣赏，当即赏赐他奴婢四十人，予以嘉奖。七天后，唐军攻占辽东城，斩首万余人，俘获万余高丽兵，俘获男女四万人，以其城置辽州。唐军一路推进，很快就到达了安市城（今辽宁海城东南）外，攻坚战打响了。安市城的百姓听说李勣上奏唐太宗，要求在攻破安市城后坑杀全城百姓，都拼死帮助高丽军守城，双方斗智斗勇，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李道宗在安市城东南筑起土山，逼近城墙，城中守军也加高城墙，与唐军对抗。李勣进攻安市城西面，冲车猛撞城墙垛，抛石车抛出阵阵石雨，城墙垛撞开了缺口，城中立即用木栅栏填补，严防死守，寸步不退。唐军攻城六十余日，竟然不得而入。李道宗在阵前脚部受伤，唐太宗十分担心，亲自为堂弟针灸，赐以御膳。
　　此时，唐军堆起的土山高度已超过城墙，足以俯视城内，眼看破城在即，双方的争夺到了关键时刻。李道宗让果毅都尉傅伏爱驻守土山顶，随时观察军情，不料傅伏爱擅离职守，更不巧的是土山突然坍塌，压坏了城墙，高丽兵趁势冲出，占领了土山，挖掘沟堑，重新布置防御工事。
　　唐军连攻三天，未能拿下，傅伏爱被斩首示众，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李道宗是他的顶头上司，自然难辞其咎，他光着脚板，到唐太宗面前请罪。对于曾经同生共死的堂弟，唐太宗不忍重责，他告诉李道宗，“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此时辽东已近深秋，气候寒冷，这里到了最冷的冬季，继续与高丽人作战，于唐军不利，唐太宗决定撤兵回朝，其实，此行唐军已经收获颇丰，一年时间，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十城归入了大唐的版图，唐军斩首四万人，俘获高丽人口七万多户，自身仅仅损失了两千人。李道宗先为前军，后为殿后，功劳不言而喻。
　　唐太宗曾对臣子言道，“当今名将，唯有李勣、李道宗、薛万彻三人而已。李勣、李道宗比较持重，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薛万彻不是大胜，就是大败”。
　　唐军东征高丽，薛延陀部落却在背后捣乱，惹得唐太宗十分恼火，贞观二十年，李道宗被任命为瀚海道安抚大使，与其他几路唐军一起讨伐薛延陀。薛延陀的多弥可汗见势不妙，逃到阿史德时健部落，却被回纥兵围攻，多弥可汗被杀，群龙无首，薛延陀余部尚有七万之众，于是拥立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伊特勿失可汗向大唐朝廷上疏请和，要求驻留在郁督军山（今蒙古共和国境内杭爱山东支）北麓，唐太宗表示同意，派李勣和崔敦礼前往安抚。李勣发现伊特勿失可汗并非真心归附，而是暗中图谋不轨，就和李道宗一起，在郁督军山北痛击薛延陀，斩首五千余级，俘虏薛延陀男女三万余人。
　　李道宗径过沙漠，追击薛延陀，与数万余众激战，斩首千余级，追出了两百里，灭薛延陀之战取得了完胜，咄摩支被带回京城献俘。大唐的国土空前辽阔，大唐的威名播于四方，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等十余部落相继归附大唐，唐太宗各因其地，置为州府，由燕然都护统辖。“天可汗”视华夷为一体，四海之内一片升平景象。
　　薛仁贵是出身清白的农家子弟，名礼，绛州龙门人（今山西河津），天生神力，勇武过人，是一个做将军的好胚子，在他的家乡山西河津县修仁村，就流传着薛仁贵“汾河湾射燕”的传说，燕子都逃不过薛仁贵的弓箭，所以不敢偷吃乡亲们田里的麦子。“虎岗首有一仁贵窑，创造不知何季，曰虎岗。天造地设，境巍势险。登临远眺，汾水如虹，贯风山于东峙”，相传此窑就是薛仁贵夫妻住过的寒窑，戏曲中有名的《投军别窑》的唱段就发生在这里，史书上记载薛仁贵娶妻柳氏，以务农为生，他曾打算为父母迁葬，妻子出言劝说，先建功立业，荣显家门，再为父母迁葬不迟。薛仁贵于是应募从军，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征战生涯。
　　贞观末年，唐太宗亲征辽东，薛仁贵成为张士贵的部下。历史上的张士贵是虢州卢氏人（今河南卢氏），他本名忽峍，善骑射，隋大业末年，曾聚众为盗，呼啸山林，被称为“忽峍贼”，后来被唐高祖招安，成为大唐名将，唐太宗曾如此称赞他，“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张士贵于显庆初年去世，赠荆州都督，陪葬昭陵。小说中描写张士贵屡次假冒薛仁贵的战功，实属子虚乌有，冤枉古人。
　　薛仁贵使用的方天画戟，很可能是他的家传兵器。他的六世祖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将领薛安都，“安都勤王之略，义阙于籓屏，以地外奔，罪同于三叛”，因为在宫廷斗争中站错了队伍，在南朝无法容身，被迫投靠了北魏，传到薛仁贵这一代，已然完全没落，但远祖的荣光和勇悍，使薛仁贵文武双修、体魄强健，在战斗中很快脱颖而出，进入大唐天子的法眼。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直指高丽。唐军到了安地，一位郎将被高丽军队团团围住，情势危急，薛仁贵飞马上前，立斩敌将，将人头悬挂于马鞍上，一举震慑敌军。更精彩的举动随之而来，为了突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效果，薛仁贵一身白袍，格外醒目，他手握画戟，“腰鞬张弓”，冲入敌群，所向披靡。唐军四面合围，势不可当，高丽军队溃散奔逃，折兵两万。唐太宗很快被这个天神般的青年人吸住了眼球，赶紧打听此人姓甚名谁。薛仁贵见到了大唐天子，当场被授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负责守卫玄武门，转眼间，他就从士兵变成了将军，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道理。
　　小说中描写他被张士贵欺压多年，无处申冤，纯粹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的悲情。唐代崇尚军功，赏赐丰厚，薛仁贵一下子得到了两匹马、四十匹绢、十名奴隶。班师回朝的路上，唐太宗告诉薛仁贵，“我的旧将都老了，难以担当镇守边疆的重任，我一直想提拔年轻将领，但没有见到像你这样出众的。我得到辽东并不欣喜，得到你这样的勇士才真正让我高兴”，唐太宗提升薛仁贵为右领军郎将，依旧让他守卫玄武门。
　　契苾何力，铁勒人，祖与父都为可汗。“契苾”是他所属部落的名称，而“何力”则是他的名字。契苾部落在迁入内地之前，主要活动在阿尔泰山及天山一带。契苾何力九岁那年父亲去世，贞观六年，他与母亲率领本部一千余众内属，唐太宗将他们安置在甘凉二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并任命契苾何力为左领军将军。他很快就表现出优秀的品质和过人的军事才能。
　　贞观九年，唐朝派契苾何力与李大亮、薛万钧、薛万彻等人至赤水川讨伐吐谷浑。薛万钧兄弟率军冒进，突入敌人阵地，被吐谷浑包围，士卒战死十之七八，契苾何力则率军奋勇突击，打退敌军将薛氏兄弟营救出来。其后，薛氏兄弟又因怯敌而不敢再率军进攻，契苾何力则当机立断，挑选精兵一千余名，突袭吐谷浑王帐，俘获了吐谷浑王后，并获骆驼、马、牛、羊二十余万头（只），取得重大胜利。
　　但当唐太宗派人犒劳军队并为唐军庆功时，薛氏兄弟却想要独揽大功，而诽谤契苾何力，何力气愤难忍，欲拔刀动武，经众将劝解而罢。大军回师后，太宗了解了这一情况，非常生气，决定剥夺薛万钧的官职而授予契苾何力，契苾何力此时表现得非常大度，不愿计较前嫌，他急忙向太宗叩头说：“因为我而解除薛万钧的官职，会使人说陛下是重夷轻汉，这样一来，诬告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有人不知真相，会认为汉族将领都是懦弱而且诬陷之人，这对国家不利。”据理而不受。
　　太宗于是诏命他为北门宿卫，检校屯营事，并将临洮公主嫁给他。征高昌时，任命他为行军副大总管。
　　贞观十六年，契苾何力回凉州看望他的母亲。一些首领反叛，胁迫他的母亲和弟弟一同归附铁勒部之一的薛延陀，何力极力劝阻。众人不但不听，反而将何力绑至薛延陀处，何力誓死不屈，大骂薛延陀可汗，拔刀面向东方大呼：“岂有大唐烈士受辱番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当即割下自己左耳，以示对大唐的忠心。唐太宗闻听此事，感动地流下眼泪，立即派人同薛延陀进行谈判，以给薛延陀下嫁公主为条件，要求薛延陀安全交回契苾何力。何力还朝后，授左骁卫大将军。后来征龟兹为昆丘道行军副大总管，平西突厥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太宗亲征高丽，他为前军总管，攻城时被长矛刺中，伤势严重，太宗亲自为他敷药。
　　契苾何力去世后，唐高宗追赐他为辅国大将军、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
　　阿史那社尔，东突厥处罗可汗的次子，少年时就以智勇双全而闻名，受命统领臣服的东部铁勒诸部。乘西突厥汗国内乱之际，于公元628年率部迁至西域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占领了西突厥汗国土地的一半，拥有部众十余万人，自称都布可汗。630年，唐太宗李世民发兵一举灭亡东突厥汗国，威名远扬。阿史那社尔正确地判断了形势，于635年毅然率部投附唐朝，受到唐太宗的厚待，任命他为左骁卫大将军，并将皇妹衡阳公主嫁给他，为驸马都尉。阿史那社尔在归唐后，忠心耿耿，立下了赫赫战功。
　　公元640年，唐太宗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为行军总管，率师出征高昌。由于阿史那社尔熟悉情况且出谋献策，使唐朝西征战事进展顺利，高昌很快被平定，唐于其地设西州，并设安西都护府管理，完成了统一西域的第一步。唐军班师回朝后，唐太宗册封他为毕国公，赏赐甚厚。
　　公元648年，唐太宗任命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出征龟兹。阿史那社尔既极其熟悉西域的情况，又能谋善战，因此出色地完成了唐太宗托付给他的这一重大任务。在谋划用兵龟兹时，他不是直接去攻取龟兹王城，而是分兵夹击，各个击破，俘虏其王。在龟兹另立新王，受到龟兹人民的欢迎。西域各国也纷纷遣使纳贡，归附唐朝，安西都护府由高昌移置龟兹，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基本控制了新疆南部地区。
　　阿史那社尔为官清廉。唐军征伐高昌时，行军大总管侯君集“私取其珍宝，将士知之，竞为盗窃，君集不能禁”。但是阿史那社尔认为没有诏令，因此“秋毫不敢取”。当唐太宗有关诏令下达后，他又表现得十分谦让。唐太宗对他的这种高尚品德非常欣赏，为了表彰他并奖励他的军功，特将在高昌所得宝刀及丝绸千段赐之。出征龟兹时，将领郭孝恪的生活十分奢侈，“床惟器用，多饰金玉”。有一次，他把这类豪华的器物赠给阿史那社尔，却被拒绝了。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后，感叹地说：“二将（指郭孝恪和阿史那社尔）优劣，不复问人矣！”
　　阿史那社尔逝世后，唐高宗为了褒奖他的功绩，赐以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的称号，并下令把他葬于自己的父亲唐太宗的昭陵旁，立碑留念。
　　唐宗宋祖边疆战略的比较唐宗宋祖，是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统治者之一。在军事方面，唐太宗最大的军功是攻灭东突厥，宋太祖的最大军功是统一中国（除燕云十六州），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大军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和贡献。
　　自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此时唐朝不仅已经失去了对西域、河西走廊的控制（西部边界线已经离首都不远），而且对河北也已失去了控制，甚至包括一些南方的诸镇，这是未来五代十国中国大分裂的开始，这是中国自南北朝后的又一次大分裂，长达近二百年。宋朝建立的时候，北边有当时最强大的敌人并占据了中国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以及扶植的政权北汉，南方则是由唐朝藩镇形成的几个独立政权（国家），形势很像秦统一前的局面。除了燕云十六州外，宋太祖在短短的十五年内消灭了除北汉外（北汉问题其实是契丹问题）所有的割据政权，统一了中国（吴越已经完全臣服，归顺只是时间问题），这一惊人的军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秦统一才能与之相比，当时宋军在人员数量以及国力上并不占优势，完全是以一对多，形势与战国时期极为相似。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宋初的统一战略的决策和提出者是谁的问题。《宋史·赵普传》：太祖数微行过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设重裀地坐堂中，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与普计下太原。普曰：“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这一段史料明确指出，先南后北是太祖提出的，只是征询赵普的意见而已，哪里来的“先北后南，当时已不是柴荣北伐之时，契丹北汉已稳住阵脚，如不是其弟及赵普等人力劝，只怕逃回的会是他”的结论？再说，宋朝建立离柴荣北伐有几年？半年！就这半年中，中国与辽的形势已经有了大变化？不大可能。
　　据《旧唐书·李靖传》：突厥部种离畔，帝方图进取，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劲骑三千繇马邑趋恶阳岭。颉利可汗大惊，曰：“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于是帐部数恐。靖纵谍者离其腹心，夜袭定襄，破之，可汗脱身遁碛口。进封代国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颉利走保铁山，遣使者谢罪，请举国内附。以靖为定襄道总管往迎之。又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慰抚。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虏必自安，若万骑赍二十曰粮，自白道袭之，必得所欲。”公谨曰：“上已与约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机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辈何足惜哉！”督兵疾进，行遇候逻，皆俘以从，去其牙七里乃觉，部众震溃，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万，禽其子叠罗施，杀义成公主。颉利亡去，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禽以献。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矣。
　　很显然，这是两次突然袭击的结果，背景是“突厥部种离畔”，而颉利可汗的表现也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根本没有草原之主的半点儿风范，初战失利，已经决定向唐投降，就在此时遭到了第二次突袭，身俘国灭。颉利本人表现太差劲，李靖表现太出色，关键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突厥内讧，人心不稳，已经众叛亲离，才有初战失利就想投降的意图，也才有可能在投降过程中被再次袭击。说句实话，李靖有点儿胜之不武，如果呼韩邪内附时，汉军突袭，肯定也会有同样的战果，但胜得也并不太光彩吧。这次战役过后，唐朝的版图就扩大到了蒙古高原，可这种领土和中国内地的领土性质和价值是一样的吗？根本没有有效的赋税和户口管理（根本没有人，哪来的管理？），与西域一样，只是唐朝的军事影响区而已，故在正史上叫做“羈糜”，连古人也知道这与真正的版图是两回事，千万不要现在自作多情用现代的主权观念往上套，所以这些领土才得之也速，失之也迅，仅几十年后，突厥汗国重新建立，蒙古高原就不再属于唐朝的羈糜区。因此不要以此作为评价一个皇帝的外王之功。
　　讨论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探讨一下中国面临的敌人的变化。
　　匈奴—突厥系和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的民族一直是中国的头号大敌，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匈奴—突厥系建立的帝国是纯粹的游牧“行国”，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而东胡系的民族是以游猎为主，但他们占据中原地方后常常会变成“住国”，即有固定的居所，有城池，有耕地，有稳定的经济生产，而不像匈奴—突厥系纯粹以游牧为生的行国，经济基础极为脆弱，一遇天灾，人口牲畜死亡大半，战斗力也就锐减；另外，由于没有城池防卫，一遇到突然袭击完全可能一战亡国。试想，东突厥如果有城池据守，唐军还能胜得如此容易吗？举个简单的反例，唐太宗以“天可汗”之威远征高丽这个农耕民族，结果如何呢？突厥比高丽强大得多吧？在冷兵器时代攻城实在是件困难的事，尤其是对方在城外还有实力相当的野战部队可以支援的时候。
　　自辽占据燕云十六州后，中国不仅尽失长城燕山之险，在长达数百公里的国防线上根本无法处处有效设防，防备机动力极强的骑兵攻击。因此必须用重兵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设防，还免不了挨打的局面，这是宋以前中原政权没有面临过的问题。
　　另外，辽占据了燕云地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游猎政权，而是兼游猎与农业的一国两制国家，攻有游猎的劲骑，守有农业区的坚城，宋军北伐就是因困于坚城之下却被骑兵从城外反击失败的。
　　这些都是汉唐时期匈奴、突厥们所不具有的优势，并非全是宋军的战斗力问题，更关键的是中原敌人完全不同于以往，并不是单纯的游猎民族，中原政权可以趁其不备突袭，一战而胜，这恰恰是汉唐军队取胜的法宝。以后的金、西夏也是如此。汉时期没有马蹬，匈奴骑兵并不能充分发挥像以后游猎民族那样的战斗力，这也是汉军取胜的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可能是汉军的弓箭射程射速远过于匈奴。李陵以五千步兵可敌数万匈奴兵（因箭尽被俘），如果面对的是契丹、女真和蒙古，无疑是天方夜谭。而实际上，唐朝时，唐军与周边游猎民族的战争并不是一直很辉煌，和吐蕃的战争是失败居多，甚至首都也被吐蕃攻陷，边境就在长安西边不远处。即使是在极盛时，与同样农耕民族的南诏作战，唐军败得更是惨不忍睹。西夏、辽、金比南诏、高丽如何？所以用宋对外战争的失利来比较唐、宋军功是只及其皮，不及其里。
　　在宋初期，宋辽基本上是均势，宋攻辽深入必败，辽攻宋深入也必败，宋真宗的时候辽兵一直深入到黄河边，可一座城池也攻不下，只好谈和退兵。双方看清了这一点，才有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如宋太祖晚死，按照他的战略计划，是必然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宋辽大战不会像军事才能极差的宋太宗指挥的那样难看，胜负还在两可之间。宋初的两次北伐失败最大的原因是有一个不称职的军队统帅——宋太宗，一次是灭北汉后人困马乏，不听劝告，执意伐辽；一次临阵授阵图，越级指挥，以至众将不和。
　　北宋末年对西夏的作战越来越占了上风，但除了这支常年与西夏作战的陕西军外无一可战之军，军制完全败坏。但这些不能怪到宋太祖的头上吧？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啊，所有王朝的军队都是越来越趋向于败坏的，就像你不能要求唐太宗对征南诏失败的唐军负责一样。重文轻武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飞跃和进步，而并非以后军队衰败的原因。宋太祖建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了大臣作乱，武臣割据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也是对民众危害最大的乱因，宋朝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没有这一套制度保障是不可能的。唐朝看来是重武轻文了，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
　　北宋末年，金人崛起，这是一支装备重甲的重骑兵，契丹在金军面前就像落叶一样被扫荡一空，可见其战斗力之强悍。在这支军队面前，宋军的表现比契丹强太多了。当勤王的陕西军在野战中被金人伏击覆灭后，开封失去了支持，成了孤城，失守后皇帝被俘，此时宋朝已经接近亡国，但就是这样，还能绝处逢生，成立流亡政府（都到海上去啦，真正的流亡政府），最后与金打个平手，甚至能反攻。
　　反正是乱谈，索性再放开思路，比较一下宋和明。这是比较有意思的，南宋初年的形势比明末险恶得多，两个皇帝被俘，首都失陷，皇帝被追得跑海上漂流，可最终还是顶下来了，与金打个平手，甚至还能占上风反击。清军的战斗力未必强过金军，甚至还不如，金有重骑兵；明军武器条件远胜于宋军，有火器，也从不缺少最重要的战马（连流寇都可以一人配三马，人有十来万），为什么结果相差这样大？明末与其说是抗清史，不如是将领（包括文人）率军争先恐后的投降史，读明末清初史，感觉到当时的汉奸真多啊（这些汉奸可是货真价实的），这只能归因于宋明两朝的人心感召力不同了。没有人愿意为打大臣屁股，杀人如割草的朝廷卖命，尤其是那帮武将，争着抢着投降，充当灭明的急前锋。崇祯谁也不信，只信太监，最后卖了他的也是太监，真是人心丧尽。人心向背是件虚的事，玄的事，人心向背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是几十年上百年修得的功夫，这就完全是宋太祖的功劳了。
　　太祖誓碑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疏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之所以这样讲，一点也不夸张。名言多为空言，或多作用于一时一事，而宋太祖的名言却是制定了一条更是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并得到了切实地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仅这一条，宋太祖的形象就可以光照史册。什么叫外王？这就是外王，是真正意义上的外王，因为没有内圣，外王最多就是铁木真；只有有了宋太祖的慈悲心、仁义之心以及建立的一整套长治久安的开明制度才可真正称为内圣，也只有具备了内圣，才真正称得上是内圣外王兼备的千古一帝。
　　文治武功：唐太宗与明太祖的得失唐太宗和明太祖都属于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皇帝，但他们创建帝业的方式、施政的风格却有极大的差别。通过比较这两位皇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同的领导风格、决策方式对国家造成的巨大影响。
　　唐太宗的大业依靠的是三支力量:一支是关陇集团，一支是山东集团，另一支则是江南文士。关陇集团以北魏鲜卑贵族为首，代北武川系军事贵族是其主体，也包括一些胡化的汉人和西域的胡人。他们握有兵权，多以军功致位通显，世代承袭封爵、勋阶，与皇室、关中郡姓通过联姻等方式相结合，成为西魏、周、隋三朝的政治核心力量，虽经改朝换代，仍然势力不坠，正所谓“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山东集团包括山东士族和山东豪杰两部分。山东士族具有悠久的历史、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宗族乡里基础，并由此产生出巨大的政治能量。他们进可左右朝政，退可控御乡土，当南朝高门走向衰亡之际，山东士族却仍有生命力。山东豪杰是在隋末混乱的形势下崛起的寒门地主武装集团。换言之，他们是在隋朝末年大动荡的社会局面中力量迅速膨胀的山东地方豪强。所谓山东豪杰是以暴力形式提升其政治地位的。江南文士中，很多出自隋朝统一之前南朝以文学见长的世家大族，他们一方面参与政治制度、典章则例的制定，另一方面又在江南地区继续发挥影响。这三支力量对唐朝的建立和唐前期国力的恢复与壮大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了平衡各派政治势力，唐太宗下令修撰了《氏族志》，以抑制山东旧士族。他能够利用上述政治集团的长处，从中调控，保持平衡，不让其中的哪一支力量凌驾于其他集团之上。他重用魏徵，一个重要原因是魏徵早年与所谓“山东豪杰”有密切关系。
　　从政府的组织形式来看，唐太宗同样重视在制度上保证分权制衡。这种制衡不仅仅针对各个官僚集团，也包括控制皇帝本人的言行。唐朝在中央继续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事。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是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
　　中央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长官，主要是纠察百官和监督府库出纳，可以说是“天子耳目”。御史大夫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置侍御史，负责弹劾中央的百官;殿院置殿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朝会、郊祀及巡视京师，以维护皇帝的尊严;察院置监察御史，掌监察地方官吏。
　　中央的司法机构有三家:分别为大理寺，这是最高的审判机构;刑部，是司法行政机构;御史台，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和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
　　很明显，唐太宗不是把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是把权力分散到各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这些部门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牵制，这就能较好地处理各种政务。
　　唐太宗本人很爱惜人才，能礼贤下士。他接受隋亡的教训，慑于农民起义的余威，与群臣“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国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当时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知人善任，进忠贤，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能够虚怀纳谏，以魏徵为代表的一些大臣可以面折廷诤，这就避免和纠正了不少错误。他下令制定刑律，以轻代重，君臣执法能不避权贵。太宗还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严惩贪官污吏，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他本人节俭自持，力戒奢淫。在他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唐朝二十年间风俗淳朴。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贞观时期形成了连年丰收、谷价低廉、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状况。
　　明太祖的作风与唐太宗差异极大。他主要是靠两支力量开创帝业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乡武将谋臣，号称“淮西功臣”或“准西勋贵”，其中包括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惯战的将领，以及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则是以宋濂、刘基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文臣。在推翻元朝、消灭各路割据力量的过程中，这两批人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元末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后，实行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发展生产，且耕且战，为军需奠定了雄厚基础。这条策略就是徽州儒士朱昇提出来的。
　　明太祖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不是继续利用这些文官武将的长处，相反，他对创业功臣心怀猜忌。为了保证朱家子孙能坐稳天下，朱元璋大肆屠戮有功之臣，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
　　胡惟庸案是明太祖以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借口，大规模诛杀功臣宿将的事件，起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是凤阳府定远县人，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很受宠信。明朝建国后，他任右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升降，在朱元璋之前审阅内外诸司的奏章，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奏章，他一律匿不上报。这一切引起朱元璋的极大注意。洪武十三年，有人告发胡惟庸谋反。朱元璋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处死。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罪状”继续被揭发，牵连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等人。朱元璋借题发挥，为肃清“逆党”，株连杀戮了三万多人，前后延续达十年之久。被列入“胡党”而受牵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有开国功臣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
　　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罢去中书省，严格规定以后的君主不能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重新设立丞相的，一律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原来由丞相管理的政务由六部分理，皇帝随之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蓝玉案是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杀戮功臣宿将的又一政治案件。蓝玉是凤阳府定远县人，也属于淮西勋贵。他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洪武二十年拜大将军，大败北元，获人畜甚多，被封为凉国公。但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跋扈。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利用这个借口，族诛蓝玉等人，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的约有两万人。蓝玉案与胡惟庸案被合称为“胡蓝之狱”。经过这两次案件，明朝元功宿将差不多被屠戮殆尽。
　　从政治制度的设计来看，明太祖走的也是集权路线。朱元璋在中央废中书省和丞相，政归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结束了自秦汉以来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从而加强了皇权。他又改监察机构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合称“三法司”，其职权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在地方行政方面，朱元璋废行中书省，设立布政使司，又设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掌地方民政、财政、刑法、军事，各自直属中央，使得中央可以独揽地方大权。
　　为了削弱将领的军权，朱元璋在废丞相的同时，又废统领军队的大都督府，分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各自掌管军籍和军政，遇有战事，皇帝亲自选官派军，战后官归将印，军回卫所，以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危及皇权。为保证统治的稳定，朱元璋制定了《明律》和《大诰》，还特别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以强化帝王的权威。
　　比较唐太宗和明太祖，两位领导人的性格、行事风格不同，对国家的政治风气形成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唐朝前期的国力强盛以及文化上的开放心态与唐太宗有很大关系;而朱元璋也给明朝政治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明朝长期出现了君主与臣下的紧张关系以及文化上的故步自封倾向。
　　后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这是一代伟人对古代帝王的评价。的确如此，这些曾经雄霸一时的皇帝，最终都逃不过兴衰更替的“黄炎培定律”。
　　唐太宗也是一样，即使再英明，也逃不过后期乱政的命运。这是他的性格造成的，也是他的时代造成的。一个缺乏激励与压力的领导制度是无法让人发挥全部能力的，而一个缺乏定期更新与舆论监督的皇帝制度更是容易滋生惰性，暴露人性的丑恶面。
　　所以，这样的皇帝制度吸引着一代代的统治者，也毁灭着一个个有理想的政治家。康熙年少时如何英明神武，到了晚年还不是一样昏聩？这就是“黄炎培定律”背后那个黑洞一般的皇帝制度的杰作！
　　同样，唐太宗有过文治武功、纳谏任贤的成绩，也开创了大乱之后的大治，也是前期贤明、后期昏庸的一个典型。他个人无法改变什么，只能接受这个制度的摧残，也许，在他戴上皇冠时，他并没有想过，自己的命运已经就此注定，再多的努力也拗不过皇帝制度的引力，缺乏生气的皇权体制必将把他打磨成一个无能之君。
　　如果知道这个结局，他是否还会发动玄武门政变？历史很难假设，但幸运的是，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唐太宗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让我们借此对“黄炎培定律”有了全新而且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