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计划书 介绍材料:中国历史掌故发现【作者：白雪】

考古探秘
　　人类的童年时代：腊玛古猿科学家们认为，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然而，究竟哪种古猿进化成人类的祖先？人最早从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这些一直是千古难解的谜。
　　云南省禄丰县城以北９公里的庙山坡，因附近烧石灰，故称石灰坝。庙山坡煤窑很小，却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古生物化石。１９７５年５月，当地挖煤的群众发现了一些动物牙齿化石，随后县文化馆派人前往现场调查，从中找到了一枚古猿牙齿化石。这一发现立刻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头骨化石是研究古人类的最重要的依据。古脊椎动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们盼望着完整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出土。
　　此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都多次派人去发掘，发现了许多古猿牙齿和比较完整的古猿颚骨化石。１９８０年４月９日，在禄丰石灰坝村边褐煤层中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最完整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这是世界上所发现的（距今大约１３００万年到７００万年）各类古猿的第一个头骨化石。禄丰又一次震惊了世界！国内外的古脊椎动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们纷至沓来。禄丰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的发现，被科学家们誉为堪与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相媲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
　　科学家们认为，大约７０００万年前，禄丰从恐龙世界进入了新生哺乳类动物王国。到了大约１０００万年前，古猿又逐渐兴盛了起来。８００万年前的禄丰石灰坝山势平缓，气候温暖，河湖密布，植物茂盛。体态轻盈的长臂猿、猕猴在树上欢跳。树下栖居着粗壮的“西瓦古猿”。它们很可能是现代猩猩的祖先。个子不高的腊玛古猿也栖息在树下，有时也爬到树上，因为能避免很多食肉类野兽的攻击。从复原的雕塑看，腊玛古猿已经能够直立行走。它们比较灵巧，智力比其他动物略高一筹，很可能已经学会了用树棍和石头与食肉类的野兽搏斗。搏斗往往是残酷的，但胜利总是多于失败，不然，古猿就不会繁衍、发展、进化和壮大。
　　禄丰腊玛古猿在形态上和印度腊玛古猿相似，因此定名为腊玛古猿。但禄丰腊玛古猿在形态上比同属其他种类更接近早期的人类，因此，很可能是人类的直系祖先，是从猿到人的一个过渡类型，是“正在形成中的人”。云南在１９５６年发现过大约生活在１４００万年前的开远腊玛古猿，１９６５年又发现了生活在１７０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在距元谋仅百余公里的禄丰发现的８００万年前的腊玛古猿正好填补了这中间的空白。这证明了禄丰古猿是人类进化中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环节，是人类的童年时代！
　　“北京猿人”化石下落何方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日，一个考古学上的新发现震动了全世界：由时年２５岁的我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主持的发掘工作，在北京郊区周口店发掘出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随后还发现了“北京人”制作的石器、骨器和用火的遗迹。
　　中国人发现了北京猿人化石的消息，就像一声春雷，使那些被传统偏见束缚得紧紧的学者们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代，从体质形态、文化性质和社会组织等方面来看，的确有过“直立人”阶段，他既是“南猿”的后代，又是包括现代人在内的“智人”的祖先，是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人们却见不到这个头盖骨，台湾的“历史博物馆”也只有一具由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赠送的复制品，那么真正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哪里去了呢？
　　周口店发现的一批人类化石，开始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Ｂ楼解剖室的保险箱内，由著名的瑞典人类学家魏敦瑞加以研究。１９４１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不久，日美关系相当紧张，美国驻华大使馆劝告美国侨民离华。协和医院也同样缺乏安全感。魏敦瑞为了取得美国国籍，以便到纽约美国自然博物馆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也决定去美国。当时，为了这批标本的安全，他希望把主权属于中国的人类化石也运去美国保存。但由于种种原因，化石没有启运。
　　大约在珍珠港事件前３个星期的一天，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突然通知将化石秘密装箱，北京猿人的５个头盖骨，以及骨头碎片１５块，下颚骨１４块，锁骨、腕骨、大腿骨、上臂骨１４７块，全部用擦显微镜镜头的细棉纸包好，裹上药棉，再包上粉连纸，外面捆上细纱布、棉花，装入两只大木箱，运到美国大使馆，准备随美国海军陆战队运到美国。１２月５日早晨，“北京人”贴着“高级机密”的标签，搭乘美国海军专用火车，在几名士兵的“护送”下运出北京，准备到秦皇岛转乘“哈立逊总统号”邮船运往美国。然而两天以后，当军用火车尚未到达秦皇岛时，日军偷袭了珍珠港，日美两国成为正式交战国。在华日军很快截获并抢夺了美国的这到军用火车。从此以后，这批极其珍贵的化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么，“北京人”化石究竟是怎么失踪的？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把所有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箱子装上驳船，准备装到一艘开往天津的货船上去。不幸，驳船翻掉了，“北京人”化石随之沉到海底。另一种说法认为，劫持火车的日本人不懂得这些化石的价值，或许把它们当破烂扔掉，或许把它们当作“龙骨”卖给中国商人，而果真如此，则它们早就被研成粉末当作药品了。还有一种说法，邮船被日军俘虏，化石被日军截留，后来几经易手，终于下落不明，它很可能秘藏在日本民间。
　　中国人类学家周国兴根据多年的调查，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一个卫兵守卫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和美国使馆相连通的便门口，他看到了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后院内。周国兴推测，这一箱东西很可能是北京猿人的化石。周国兴已找到这个地方，但上面已经盖有房屋，无法挖掘。如果果真如周国兴所说，那么失踪了多年的北京猿人化石总有一天会重新出现在世界上。
　　不可思议的半坡人智慧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遗址总面积约有１０万多平方米，这是一个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村落。考古学者对遗址先后进行了５次发掘，发掘清理出的各种遗迹和遗物大大超出人们的预计。其中比较完整的房屋遗迹就有４０多处，窖穴１００多个，各种墓葬２００多座，烧制陶器的窖址６座，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近万件。
　　距今６０００多年以前，半坡人生活在西安东郊的浐河岸边，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用着石头制作的生产工具和泥土烧制的陶器，在女性首领的率领下，过着宁静而神秘的生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半坡人不断积累经验，许多发明创造都显示出农业文明的曙光。在半坡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数斗粮食腐朽后的谷皮；在发掘出的一个小陶罐中，发现了半坡人当年选种的粟种；另外还发现一些已经炭化了的蔬菜种子，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蔬菜种子。
　　由于农业的出现，人们开始过着比较长期的定居生活。这样，家畜饲养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半坡氏族公社时期饲养的家畜有猪和狗两种，其中以猪为主。
　　半坡人的另一大食物来源是渔猎。半坡人对弓箭的运用已经相当熟悉，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式样各异的箭头，这些箭头制作精细，大部分使用兽骨磨制而成。半坡人还用钓和叉的方法捕鱼，在半坡遗址发掘出的骨制鱼钩和鱼叉都非常精致。
　　在不断的创造中，半坡人形成了数与形的概念。在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尖底瓶”，造型奇特，当它被放到水里后，由于水的浮力和瓶子的重心作用，瓶子会自动向水面倾倒，水注满后，瓶身又自动竖起。这是半坡人最常用的一种盛水的容器，尽管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重心原理”之说，但半坡人已经发现尖底瓶具有自动汲水的功能，并巧妙加以利用。
　　在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纹饰中，还出现了直线、折线、长方形、三角形等图案，这说明半坡人“形”的概念已经形成。自从半坡人开始了定居生活以后，用于居住的房子便不断发生着变化，早期半地穴式的家，逐渐移到了地面，低矮的房屋也慢慢高大起来。由于半坡人对形状已有了一些认识，所以，他们的家也被建成了圆形或方形。半坡晚期的第２４号房址，长４米，宽３米，有分布均匀的１２个柱洞，构成一个标准的长方形。在各类几何图形中，矩形的使用需要掌握直线、直角、平行线等概念，而半坡人在６０００年前就能准确运用了。
　　圆形是原始人运用最多的一种形状，同样多的材料制成的器物中，圆形器物的容积最大，而且，自然界中圆形的东西比较多，便于模仿，也比较好制作，因此，半坡人制作的陶器中，大多数都是圆形的。在发现的大量的文物里，像盆、钵、碗这些器物，都做得非常规范。更令人惊叹的是，许多陶器边沿上均匀分布的纹饰，正好将圆等分。半坡人借助什么工具等分圆周的，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原始社会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起点，也是科学技术的萌芽时期。半坡人富于智慧的创造发明，显示出远古祖先在文明初创时期思维跳跃的轨迹，它犹如人类智慧天空中闪烁的繁星，照亮并缩短了人类从蛮荒奔向文明的路程。
　　三星堆的七大“千古之谜”
　　四川省广汉市西约８公里处的南兴镇，有一座名为“三星堆”的村庄。这里南、北两面流淌着两条河流，南面为马牧河，北面为鸭子河。在马牧河南岸原有三座黄土堆，像三颗星星一样，“三星堆”由此得名。然而，“三星堆”是什么时候有的？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就连当地也没有人知道。人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浑然不知脚下埋藏着巨大的秘密。
　　１９８６年，对“三星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划定了若干区域，出土了大量铜器、陶器和玉器，但这些发现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惊喜。然而随着发掘的深入，一座宝库终于被打开。原来这里是一个长４．６米、宽３．５米、深１．６４米的大坑，里面埋藏着４００多件珍贵文物。更令人吃惊的则是那些与真人头部一样大的青铜头像，还有黄金面罩。这些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是空前的。可是，人们的惊讶尚未过去，不到一个月，在距１号坑不到３０米的地方，砖厂工人在取土时又发现了一座大坑。此坑长５．３米，宽２．８米，深约１．５５米。这次的发现更为惊人，有一座２．６２米高的青铜人像，高达数米的青铜树，一大堆黄金面罩，另外还有巨大的青铜面具、青铜头像、青铜鸟、青铜蛇、玉器等。而这次出土的青铜人像和青铜树，是我国考古史上所没有的。
　　这些发现不仅震惊了中国考古界，也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轰动。惊叹与赞誉纷至沓来，甚至有报刊称三星堆的发现“比兵马俑更加非同凡响”。然而，惊叹之余，疑惑也随之而来。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至今仍是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之谜”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成为悬案。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不同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还不确知。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看来，三星堆文明的横空出世，既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古惊喜，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未解之谜。要想破解这些谜团，还需要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３６０００枚秦简隐藏了秦王朝多少秘密２０００多年前，当古罗马日益强盛、独霸西方的时候，一个空前强大的秦王朝帝国在东方诞生了。然而，秦王朝短短的１５年，就像湘西大山里的云雾一样，让后人无法完全看清楚。但是，在湘西里耶镇的一口古井里发掘出来的３６０００多枚竹木简，却使湮没已久的秦王朝历史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复活了。
　　从出土的３６０００多枚秦简的文字上来看，当时的里耶被称为迁陵。２０００多年以前，楚国和后来的秦王朝，都曾在这里设立过县衙。战国末年，秦国数十万大军越过秦岭，来到四川长江边上，就是现在的涪陵，由涪陵入巫江口，溯巫江而上，翻过里耶西北的八面山，来到迁陵，也就是现在的里耶镇城下。古迁陵县城，是当年楚国的西大门，可称战略要冲。强悍的秦军攻破楚军的防线，就可以顺酉水而下，进入沅水，直接逼近楚国的腹地。八面山上的崎岖山路，曾经是秦军攻入楚国的栈道，当数十万秦军铁骑立马山顶的时候，迁陵古城已尽收眼底。然而如今生活在里耶镇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祖先们的生活，这里的纯朴、安逸、平和，也丝毫显示不出２２００年以前这儿曾经是金戈铁马的秦楚大战场。２０００多年的风风雨雨，翻过了历史长卷的一页又一页。
　　空前强大的秦帝国诞生后，秦始皇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上采取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权措施。在文化上，开始了一场“焚书坑儒”运动。大批文化古籍在无情的烈火中化为灰烬，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灭绝性的大浩劫从天而降。
　　相传在那个时候，有两位老人不甘心那些珍贵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便冒着生命危险携带了大量的书籍，来到了湘西的大山中。在沅陵西北１５公里，有一座二酉山，在山腰的绝壁处，有一座二酉洞，两位老人便把书藏在了洞中，后来就有了“书通二酉，学富五车”这句成语，意思是读了二酉洞里的藏书就能够成为一个博学的人。但是至今并没有在此发现过任何书籍，可距此５０公里的里耶镇的古井里，却发现了大批秦简，书通二酉，会不会指的就是这口古井呢？
　　那么这３６０００多枚秦简到底隐藏了多少秦王朝的秘密呢？
　　在秦简中发现了我国最早、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２２００年以前的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表有着惊人的一致。其中，古人的乘法口诀表里还涵盖了“二半而一”这样的分数运算，这是不同于现代教科书的地方。
　　秦简中有一张迁陵县衙的罚款单据，其中的“一盾”、“一甲”是指数额，意思是让犯错的人缴纳一副盾牌或是一副铠甲。
　　“数耐”就是刮去胡子和鬓角，这可不是美容，在２２００年以前，这是一种近似毁容的刑罚。把错误写在脸上，让别人都知道他是个受刑罚的人。许多出土的青铜剃刀至今仍然锋利，不知它们在当年刮去过多少人的胡子和鬓角。
　　秦简中还记载了迁陵县武器库里面弩的存量。沅陵的弩箭数量和库存的余量记载得非常详细。弩箭是当时战争中最先进的武器，射程可以达到３００米，从青铜箭镞上做工精致的血槽上看，它的杀伤力是相当强的。
　　秦简中还有关于奴隶买卖活动的记录。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２１３年）二月的一天，迁陵守丞向上级政府请示买的奴隶数目是否合乎法律。这段文字说明了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里仍有奴隶买卖的活动。
　　秦王朝在中国的历史中仅仅存在了１５年，里耶秦简出土之前，想要触摸那段历史，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奢望。如今，３６０００多枚秦简，几十万字的文献资料，让这段尘封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变得触手可及。
　　揭开秦陵“文官俑”的面纱秦兵马俑发现后，轰动了海内外，这个庞大的地下军阵所展现的２０００多年前秦朝的国威与军威，令世人震撼。但令人遗憾的是，秦兵马俑皆属“武”类，所发现的六七千件秦俑中，居然没有一个文职人员。难道偌大的秦王朝真是“武夫”的世界吗？另外，秦王朝的中央机构在哪里？这些对于考古学家们来说，都是解不开的谜。
　　２０００年５月，考古工作者在秦陵封土西南角的石榴园里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陪葬坑。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古钻探，这个被编号为Ｋ０００６陪葬坑的基本情况已经摸清：其平面略呈“中”字形，东西走向，由斜坡道和前后室组成的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陪葬坑，总面积１４４平方米。坑内壁面皆嵌厢木，地铺木地板，坑上则覆盖着长方体的棚木，其上再加盖芦席，芦席上覆土。斜坡道平面呈梯形，宽３米～４．６米，长１２米；前室南侧有一长４米、宽２．９米的厢房；后室则呈矩形，长２０．６米，宽３．８米。从钻探的情况看，前室里有彩绘的陶俑，后室发现马的骨骼。发现的这些彩绘的陶俑和兵马俑有什么关系呢？石榴园里的这个陪葬坑又是一个什么性质呢？为什么它离秦始皇陵这么近？
　　根据文献记载，秦始皇陵原有许多异常宏伟的地面建筑，但均毁于大火。截止目前，考古工作者在秦陵的附近已勘探出了１８０个左右的陪葬坑，其中陵园里面大约有６０多个，根据现在发掘的情况看，均有火烧的痕迹。历史上关于秦始皇陵被焚毁有三种说法，普遍认为是毁于项羽之手。项羽入关后，由于时间仓促，虽未能对秦始皇陵进行大规模的盗掘，但纵火焚烧了秦陵的地面建筑；另外两种说法则认为是地下的沼气导致的自燃或是秦代的一种葬仪。考古工作者曾在秦陵一个陪葬坑的过洞里发现一个土坯的炉子，据说，这可能是引火的炉子。
　　然而，Ｋ０００６陪葬坑的发掘使秦陵毁于火的说法多少有了一些反面的佐证。因为在整个发掘过程中，丝毫没有见到火烧的痕迹。这也是目前陵园已发现的惟一没有被焚毁的陪葬坑，它的结构遗迹保存较好。目前在这个陪葬坑的前室里共出土了１２件陶俑，其中有８件文官俑，４件御手俑。这１２陶俑皆戴红色的“臃颈”（围巾），穿交领右衽长袍，足登方口翘尖长履，从服装形制上看与兵马俑差别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１２件陶俑全都戴着单板或双板的长冠，都是“当官的”。
　　秦俑坑出土的大批兵马俑则只有一部分戴冠，不同的冠式代表着不同的地位。秦代共有２０等爵，但从秦俑目前的发现来看，现在只见到了４种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不戴冠、戴单板冠、戴双板冠和将军。按记载，７级以上就为上爵，而戴双板冠是８级爵位，可见这个陪葬坑中出土俑的级别是很高的。
　　这１２件陶俑有１０件是一字向北俯倒，一件位于前室的东壁，面西而立，另一件则独自站立于南侧厢房，这件俑戴双板冠，留着八字小胡，发式和其余１１件有着明显的区别，显然是这个俑坑的“领导”，一个人独享着一间办公室。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位“领导”的表情极其特殊，从正面看，面色严肃，一脸的威仪。而侧面观之，则会发现他嘴角含笑，满心欢喜状。至于那些文官俑，也是表情不一，有的心事重重，似乎前途未卜；有的则暗自窃喜，像是刚刚得到了一点小利；有的满怀愤懑，是对小人得志的那种愤懑；有的则表情平静，一副超脱的姿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显然他们同朝为官，却是各怀心事。
　　在刚开始钻探时，考古工作人员认为这个陪葬坑仅是一个马厩坑而已，这里可能供养着供秦始皇乘御狩猎的御马。至于陶俑，就是饲马人。但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这一观点渐渐被否定。按《礼记》记载，古时西南为“奥”，这里往往是尊者或长者所居住的地方。从已经出土的文官俑看，他们的右腋下都挂着模拟的陶削（小刀，用以刮掉竹简上的字）和长方形的袋囊，里面用以放置磨刀石。而俑的左臂肘与腰间有一圆孔，原似夹有东西，应为竹简等物。这种形制的秦俑也从来没有发现过。出土的文官俑皆双手笼于袖中，做立姿态，整体看上去毕恭毕敬，一副随时待命的样子。皇上有什么旨意，他们马上就会拿出竹简记载下来，如果写错则立即会用“削”刮掉重写。
　　在南侧厢房，还发现了４件“铜钺”，刃部锋利，有竹柄的痕迹。“钺”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具“代表”和“象征”之意，仪仗队里经常可见斧钺之物，它往往象征君权神授、军事征伐。在执行刑罚时，有“钺”则可先斩后奏。此前，也仅在２号坑发现过一件“钺”。
　　秦始皇陵周围的陪葬坑均为某种机构的象征，经过专家认证，这个陪葬坑是秦代的三公九卿中的廷尉，是掌刑辟、主刑罚的要害机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比较完备的官僚政治机构。秦代的中央机构以三公九卿为首脑。遗憾的是，自１９７４年秦兵马俑发现以来，就一直没有找到这些关键性的机构，直到Ｋ０００６陪葬坑发现才有所改变。
　　秦始皇陵耗时３０余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工程之一，地面上有高耸的封土，连绵的城垣，雄伟的宫殿庙宇，地下有穿三泉而建的地宫。虽然屡经世事更迭，往日盛况空前的陵园在地面上几乎荡然无存，但那深邃而神秘的地下世界始终对这个世界充满着诱惑。从兵马俑的发现到铜车马的出土，从铠甲坑的问世到百戏俑的露脸，秦始皇陵以它不断出土的绝顶文物令世界为之瞩目。
　　尽管还有一些专家对这个新发现的陪葬坑的性质持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可否认，这次Ｋ０００６陪葬坑的发掘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秦俑永久的魅力，相信不远的将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秦始皇陵将不断掀起它神秘的面纱。
　　汉阳陵为何埋藏了千年的微笑统一后的秦帝国仅仅延续了１５年，就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一个亭长出身的下层军官，建立了像秦一样强大的汉王朝，史称西汉，它的都城长安在今天西安城的西北方向。长安作为西汉政治和军事中心的地位保持了２００多年。
　　今天，在渭水北岸的咸阳原上，与汉代的长安城遗址隔河相望，排列着９座汉代帝王的陵墓。最东边的一座是汉阳陵，它的主人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启。历史上有一个被人称颂的时代——“文景之治”，正与这位皇帝有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一个偶然的原因，迫使考古学家开始了汉阳陵从葬坑的发掘，从而有机会揭开这段埋藏了２１００多年的历史。
　　当时，汉阳陵从葬坑出土了一些陶俑，这些陶俑让考古队员非常激动，因为过去没有见过这样的陶俑。不见了秦始皇兵马俑的剑拔弩张，多了几分恬淡平和、灵气十足的神采。从这些陶俑的脸上就能看出来那时的社会氛围以及人们的心理。他们大都表情愉悦，似乎内心有一种得意的感觉。有的方脸盘、颧骨突出，很明显是彪形大汉；有的就是一个英俊少年，是一种世俗化、很富有人情味的艺术品，让人一看就感到这些陶俑和我们没有距离。
　　即使汉代的历史学家对汉景帝时代也有不同的看法。司马迁说它正逢国家“安危之机”，１００多年后的班固却赞美它是一派升平景象。其实他们所说的并不矛盾。
　　西汉初年，经济萧条，国家贫穷。汉初的统治者吸取秦灭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汉高祖接连下令，让士兵恢复生产，免除若干年徭役；让战时逃亡在外的人回乡，发还原有的田宅；并释放一些奴婢为平民，把田租定为十五税一。这些措施，促使经济迅速恢复。汉文帝统治时期，进一步减轻赋税和徭役。他连续１２年全免田租，又把每年服徭役改为三年一次。他还减轻刑罚，废除肉刑。
　　然而，到了汉景帝时代，他从父亲汉文帝手中接过来的并不是一份安定的江山。秦末的战乱虽然已经平复，但经济却迟迟没有得到恢复。与此同时，当年汉高祖分封的刘姓诸侯王与中央的矛盾逐渐明朗化。对此，汉景帝在当皇帝的第三年就采取断然措施，削弱藩王势力，继而平定了汉高祖的侄子吴王刘濞纠集的七国武装叛乱。另一方面，他依然遵循汉文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把田租定为三十税一。他还进一步减轻刑罚，以至一年内，全国断案只有４００件。西汉的社会开始趋于稳定。
　　史书记载，汉景帝是一个崇尚节俭的皇帝，这一点从这些陶俑身上得到了验证。这些俑身高６０厘米，大约只有真人的１３。由于埋藏年代太久，他们身上的衣服连同木制的双臂早已化做了泥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透过这些裸俑，去探究节俭的背后。
　　汉景帝还表现出了帝王们少有的宽厚。他临死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释放了所有的宫女，让她们与家人团聚。应当说汉景帝一生并不是没有遗憾，面对北方匈奴的入侵，他能做的只有一再忍让。西风残照下的汉家陵阙里也许就深埋着他的遗恨。而最能告慰他的是埋在这片陵区最西边的——他的儿子汉武帝刘彻。刘启死后，凭借几代人休养生息积累的巨大财富，刘彻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他开疆拓土、北拒匈奴，使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
　　马王堆：令人惊叹的西汉丝绸宝库“当人们对历史感到困惑的时候，考古总会给人以惊喜。”被世人誉为“２０世纪中国与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正是这样一个“给人以莫大惊喜”的考古发现。１９７２年因此成为中国丝绸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它开创了中国丝绸考古的新天地。
　　１９７２至１９７４年发掘的马王堆西汉墓，共分为１号墓、２号墓和３号墓。其地理位置在长沙市东郊五里牌外，距市区约４公里。马王堆是西汉侯家族的墓地。在三个墓中，２号墓早在唐代被盗，３号墓因白膏泥密封不严，墓主仅存尸骨。只有１号墓不仅规模最为宏大，且保存也极为完好。
　　马王堆之所以名满天下，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土了一具历经两千年而不朽的西汉女尸。据《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记载，这位丞相夫人出土时，可谓花团锦簇，煊赫一时。脸上覆盖着酱色织锦和素绢，两手紧握绣花绢面、盛满香料的香囊，手上还有一副绣有“千金”字样的“信期绣”手套，足穿绢袜和青丝履，内穿“信期绣”罗绮丝绵袍，外套细麻布单衣，然后从头到脚包裹着各式丝麻织物共１８层，横扎９道丝带，最后覆盖工艺精湛的敷彩黄丝绵袍和“长寿绣”绛红绢绵袍各一件，一共是２０层包裹。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厚葬了。
　　在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数量极大，仅１号汉墓内出土的纺织品和衣物就多达２００余种。墓内的竹笥中盛满了各类纺织品，成件衣物５８件，且有遗册相随，其中有：衣裙、鞋袜、露指式手套、香囊、绣枕、镜袋、瑟衣等汉代贵族生活起居用物。马王堆出土的纺织品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质量之高，都是过去罕见的。
　　轻薄如纸的素纱衣是一种没有里的单衣，以华美的绒圈锦作为衣襟的贴边，一般穿在长袍的外面。这件国宝级单衣仅重４９克，充分体现了西汉高超的缫丝技术。目前现有的复制技术还达不到它的重量。
　　几种属于经二重提花物的绒圈锦也非常令人称道。这种锦花型层次分明，纹样极具立体效果，外观华丽。在墓中出土的衣物中，主要用于衣衾的贴边、瑟衣、竽衣和绣枕的两侧。从图案上看，这种锦其实是双色的大几何纹做地，高圈的散点几何纹做花的两个层次的结合，一明一暗，一主一次，风格一致，上下呼应，显示了当时高超的设计水平。
　　马王堆出土的“朱红杯纹四经绞罗”代表了汉初织制绞罗织物的高超技艺。汉代文献《释名》记载：“绮有杯文者，因其形如杯而称为杯文。”当时的耳杯为椭圆形，两侧带耳，方便手捧。将之反映到丝织品的纹样上来，耳杯的圆弧则变成了直线。从战国至西汉初年出土的墓葬，尤其是马王堆１号汉墓中发掘的绮织物（一种在平纹地上起花的织物）和罗织物来看，其中大量的由对称锯齿骨架组成的几何纹样，可能就是当时所称的杯纹。出土的这件朱红杯纹罗，用的是四经绞地上起二经绞花的复杂罗结构。这种结构的罗始创于商代，在战国、秦汉时得到广泛应用，并一直流行到唐宋时期。用以染色的朱砂是采用先进的研磨技术将其制成极细的颗粒，再敷在织物上的。十分可惜，四经绞罗与这种朱砂染色技术如今已经失传。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数量最多的要数刺绣。这些色泽如新的刺绣珍品都有着吉祥而极富诗意的名称，著名的有“信期绣”、“乘云绣”、“长寿绣”、“茱萸绣”等等。这些绣品所使用的绣线多达１４种，每件分别以３～５色丝线用锁针绣出转折复杂、组合自由的变形云纹和花叶纹，配以绛红、朱红、土红、土黄、豆绿、蓝等色彩，形成了庄严而富丽的艺术效果。“信期绣”绣品的图案中有云彩、花草、写意的燕子，使人联想到明媚的春光和万物的生长，表达了汉代人祈求幸福生活与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信期绣”线条细密，轻云舒展，枝蔓卷草，连绵不断，很有后世缠枝花纹的艺术风格。
　　汉代不仅织绣技艺高超，而且印染工艺已臻成熟。马王堆１号汉墓出土的３件印花敷彩纱袍与两幅印花纱就是采用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加工而成的。花纹的色彩有六七种，纹样似为藤本科植物的变形，由枝蔓、蓓蕾、花蕊和叶组成，藤蔓用镂空版印在织物上，花、叶和蓓蕾则由手工彩绘，笔调秀劲流畅，色彩浓淡参差。这种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印染方法，是中国古代印染工艺的一大进步。
　　汉代女尸是否“驻颜有术”
　　２０００年前的中国女性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随着江苏连云港一具保存完好的汉代女尸重见天日而得到了答案。
　　连云港的海州区除了拥有孔望山、锦屏山等景点外，还有一座小山——石棚山，传说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在此登临赋诗。为了开发这座小山，鼓励更多的游人前去游玩，政府决定修筑一条通往石棚山的公路，将其命名为“花园路”。然而，就在修筑这条花园路时，人们却发现了在一个宽２０米、南北长３０米、深约５米的大土坑底部，有一座大型古墓葬，墓葬木椁已有两块被掀至大土坑上，一口棺木被挖土机挖出墓坑，倒置于一旁。被挖出的椁木有４０公分厚，４米长，全部为楸木。棺木的上漆鲜亮。经考古人员判定，这是一座夫妻合葬竖穴土坑木椁墓，时代应属西汉中晚期。
　　经过对墓葬痕迹的检查，已经发现的这个墓椁内有３口棺木，从左到右依次编为１、２、３号棺。除了３号棺外，共清理了２个椁室３口棺木，确定这３口棺内尸骨为一男两女，其中地位最尊贵的男主人头颅骨完好无损，颅内脑组织完好。此外，还出土了佩有精美玉饰的铁剑、文字清晰的木牍等大量珍贵文物。
　　考古工作人员开始清理３号棺。打开棺盖，揭开天花板，一具仰面漂浮在棕褐色棺液里的古尸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尸体皮肤新鲜，身长为１．５８米。经鉴定，古尸为女性，年龄在５０岁左右。在其棺内的文物中，有一枚边长为１．３厘米的青铜印章，印钮是一只栩栩如生的龟钮，印章上清晰地刻着“凌惠平”三个字，女尸的姓名确定无疑。从此，在地下沉睡两千多年的“凌惠平”得以“重见天日”，成为我国继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汉墓之后发现的第三具湿尸。
　　随着这具名为“凌惠平”的女尸出土，许多不解之谜迎面而来。凌惠平的具体身份是什么？她棺中的液体又是什么？与她一同发现的２个棺木中的尸体皆已腐烂，而她为什么完好无损……在同一个墓葬里同时出土的男主人棺里也有一枚正方形龟钮青铜印，略大于“凌惠平”的印，但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男棺的椁板内侧刻有“东公”二字。根据《辞海》中的解释，“东公”即为有名望的人。而从出土木牍的文字记载内容分析，当时“东海太守”、“河南太守”等地方官员都派官吏前来参加葬礼，不难看出，男主人是一个身份不低的地方官吏。在汉代，只有年俸禄在２０００石以上的官吏才能使用龟钮青铜印，俸禄２０００石者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地区专员。可当时连云港所在地的朐县县令只有８００石的俸禄。因此，“凌”家至少在太守以上。但“凌惠平”为什么也会用龟钮青铜印？考古专家介绍说，在中国西汉时期有女性封侯的制度，吕后的妹妹、东海王刘强的３个女儿都被封了侯，那么“凌惠平”是否也被封了侯？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也许会慢慢知道答案。
　　“凌惠平”的遗体能如此完好地保存２０００多年，可以说是一个极为罕见的奇迹。与马王堆女尸相比，马王堆女尸墓葬的规模宏大，棺内积液不多，在棺外的六面，还包围着１００００多斤的木炭，然后是成分为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氧化铁的白膏泥层，再加上厚厚的堆土，保存环境和条件都比连云港墓地好得多。而连云港墓葬非常简陋，椁板上只有一层白膏泥，并无木炭，不可避免地对土质有一定的影响，但棺内女尸为什么能更好地保存至今？再者，同一个墓葬中，同样的环境和密闭条件，为什么其他３口棺内仅存零星遗骨，“凌惠平”却能“驻颜有术”？
　　“凌惠平”不腐是否与其棺中的棺液有关呢？但这次出土的４口棺内都盛满了液体。这些液体是入殓时注入的，还是天长日久渗入的地下水？目前尚无定论。据连云港市第一医院用大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棺液样本的分析，发现其ｐＨ值为７．５５呈弱碱性，棺液中还含有血红蛋白，与ｐＨ值为５．１８的长沙马王堆墓棺里的酸性棺液截然不同。“凌惠平”能在适于细菌生存的碱性棺液内保持不腐，又是一个谜。是不是这棺液暗藏玄机，对古尸保存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还不得而知。
　　为了破解古尸之谜，专家们将分别对古尸的病理学、生态学、分子生物学、法医学及人类学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获得２０００多年前人们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古尸之谜的揭开日期，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
　　“七十二疑冢”并非曹操陵寝历史上对曹操在世时的评价向来不一，“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与“汉贼、奸雄”的说法并存，他死后的陵寝也同样颇受争议。由于曹操生前大力提倡薄葬，多次提出“以高为基，不封不树”、“无藏金玉珍宝”，其子曹丕也忠实执行了这一遗嘱，因而自曹操入葬起，曹操墓在哪里就是一个谜。
　　亲手修建了铜雀台的曹操，对铜雀台及铜雀台所在地的邺城有着特殊的感情，其后半生的许多政治、军事、文学活动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建安二十三年（２１８年），可能是预感到自己寿数将尽，他特地颁布了一道《终令》，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改革家，其投巫治邺的故事家喻户晓，也是曹操毕生十分景仰的人物，让自己的墓地与西门豹祠比邻而居是其心愿。西门豹祠在今河南河北界桥东１公里处，其“西原上”即今邯郸市辖磁县讲武乡西的丘陵地带，这里东距铜雀台仅十几里。
　　宋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的正统观念渐盛，曹操的脸谱越来越白，成为狡诈多疑的奸雄典型，关于其在此地设疑冢之说也随之兴起。连对曹操十分尊崇的一代改革家王安石也相信了这种说法，他在游铜雀台遗址时作了一首《疑冢》诗，写道：“青山如浪入漳州（此处应指临漳），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麒麟埋没几春秋。”到明代的《三国演义》更对此大加渲染，并首次以文学性的语言提出“曹在邺西建七十二疑冢之说”。
　　应当说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这一带自三国之后出现了许多的高大墓冢，并时有盗墓者盗出王侯用品。因此，直到１９５６年，河北省政府还在正式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对此冠以“磁县七十二疑冢”之名。千百年来有许多人力图揭开这一疑冢之迷，宋代文人俞应符甚至想出了一个“高明”的笨拙办法，他在《曹操疑冢》一诗中写道：“生前欺人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焉有余智到垄丘。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葬君尸。”
　　新中国成立后，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人们对这些疑冢进行了系统的文物普查和科学的考古发掘，终于揭开了这一疑冢之谜：这些疑冢并非曹墓，而是南北朝时代东魏、北齐的王公贵族墓葬群。而且其数量也不是７２座，而是１３４座。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年代，时间长达３００年，充满了民族的分裂、争斗，又称为“五胡乱华”。所谓“五胡”即匈奴、鲜卑、氐、羌、羯，都是驰骋于塞外或白山黑水的游牧民族，西晋末年趁“八王之乱”入主中原，形成南北对峙的南北朝局面。由于正统观念作怪，旧中国史将这一段写得极其简略。
　　邺城是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在这一代的北朝墓群主要是东魏、北齐皇陵及皇族、功臣墓。其中已知被盗而发掘的５０座，大部分都有详细记载墓主人身份的青石墓志铭一方，有反映墓主人社会地位、生活起居以及宗教习俗的壁画，这就为古人记载极为简略的这段历史，增添了丰富的材料和准确的证据。
　　说到这里问题似乎解决了，但一想又不是。历史给邯郸留下的命题是两个：一是曹墓在哪？二是“七十二疑冢”埋的是谁？千百年来人们都是顺着俞应符的逻辑思考，将二题合一，以为解了“七十二疑冢”所埋为谁的问题，曹墓在哪的问题就应刃而解。但现在疑冢之谜已解，而面对“曹墓不知何处去”的感叹，人们对曹操的“奸诈多疑”可能又有了更深的认识。
　　探秘金太祖陵墓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大房山麓的金陵，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皇陵，也是北京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帝王陵。
　　金陵遗址，共葬金代“始祖”至章宗１７个皇帝、后妃及诸王，是北京地区第一个皇陵，比明十三陵早约２００年。对于金陵，史书记载不多。金海陵王完颜亮从贞元三年（１１５５年）三月开始至十月，在云峰寺旧址建３个墓穴，安葬了他以前的３个皇帝。第二年又将金朝建国之前的１０个祖先之灵迁来此地安葬，各立称号。至章宗末年，金陵各地下宫殿和地上建筑均已建成。金陵分帝陵、妃陵及诸王兆域三部分。大定年间陵界为７８公里，大安年间为６４公里。陵域设有围墙，每隔一定距离建有土堡。
　　金以后，陵墓无人守护，地上部分逐渐残毁。明朝天启年间，因后金政权崛起，明朝皇帝惑于术士之说，认为后金兴起与金陵“气脉相关”，遂拆毁了金陵地上建筑。清初对有的陵墓进行了修复，还特设守陵户，春秋致祭。乾隆时又进行修复，但后来陵墓又遭到严重损坏，金陵地上部分几乎无迹。
　　早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考古专家就开始调查金陵遗址，当时发现，在主陵区内距现存清代大宝顶遗迹前约１５米处，有一巨型石坑，定名为祭祀坑。后来当地村民为搞绿化，曾将该坑用作蓄水池。随后，考古工作人员对祭祀坑遗址进行清理发掘，发现这个大石坑非常奇怪，里面堆了２００多块大石头，每块都有１吨重，好像是为了掩藏什么。考古专家们把这些石头搬开后，果然发现了一处石椁墓。
　　根据史书及其他文献记载，金陵主陵区内应埋葬着５代帝王，即太祖、太宗、德宗、睿宗、世宗。但由于该地宫位于整个金陵遗址中轴线上，结合考古发现，考古专家初步判定该墓坑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睿陵。在地宫内未发掘出带有文字记载的文物。在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坑内有４具石椁，这４具石椁给考古人员带来了一些谜团。
　　４具石椁中正中偏北为完颜阿骨打的汉白玉雕龙石质残椁，石椁盖板剔刻有团龙纹，正面则剔刻着团龙流水纹，椁底残留着墨地朱纹金线勾双龙戏珠纹。这具石椁的旁边是一具保存完好的汉白玉雕凤纹石椁，这具石椁内有一具木棺，内有散落的人骨，头骨附近发现随葬的金丝凤冠和雕凤鸟纹玉饰件。这两具雕龙、凤石椁是国内首次发现，应为皇室专用。在这两具东西放置的石椁旁边，有两具南北排列的石椁，虽然和龙、凤椁一样，都是“一椁一棺”规制，但它们的外观却无任何纹饰，称之为“素椁”。让考古人员疑惑的也是这两具素椁：虽然可以基本猜测她们是陪葬的妃子，但到底是谁则是个谜。此外，靠近外侧的素椁内没有尸骨，而是骨灰，专家认为是火葬。为何仅有一具火葬，这又是一个谜团。
　　发现龙凤石椁的墓坑为一竖穴石圹墓，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１３米，南北宽９．２米～９．５米，深５．２米～３．６米。该坑用黄土从墓底夯筑，夯层总厚２．５米，以石椁顶板为准，其上平铺２００余块巨型花岗岩石块。
　　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西南第四块台地，发现５座陪葬墓，其中有２座未被扰动的墓室。墓室四壁石条垒砌，外壁涂抹白灰，室内底部放置石棺床，木棺已朽，肢骨散乱。出土了铜把铁剑、石枕、磁州窑龙凤罐及金“泰和”铜钱等遗物。另外，还采集到了大量的文物遗存，包括雕刻精美的汉白玉双龙石栏板、雕花纹石台阶、汉白玉斗拱、高大的石座龙，还有龙首鸱吻、迦楞频伽、妙音鸟等珍贵文物。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的发掘和清理，不仅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大量金代陵寝制度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丰富了今人对金代帝陵陵寝结构和平面布局形制的认识。对于研究金代帝王陵寝制度、女真族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国历史都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布局呈“北斗星”型的明孝陵明孝陵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坐落在紫金山南独龙阜玩珠峰下，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
　　朱元璋在位３１年，但是早在他登基前两年，就下令兴建皇宫和南京城墙。１３７６年他开始着手筹建明孝陵。传说，建陵之前，明太祖曾与众将商议陵址，事先每个人书写了陵址藏于袖中，后取出对照，竟然不约而同地选中了紫金山主峰之下的一个小山丘——“独龙阜”这个地方。
　　明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朱元璋命中军都督府佥事李新主持陵墓的营建工程。第二年八月，马皇后去世，九月葬入此陵墓，定名为“孝陵”。孝陵之名，取意于谥中的孝字，有“以孝治天下”之意，一说是马皇后谥“孝慈”，故名。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五月，孝陵殿建成。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年）闰五月，朱元璋病逝，与马皇后合葬于此陵。明孝陵的附属工程一直延续到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
　　明孝陵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形制参照唐宋两代的陵墓而有所增益。陵墓占地长达２２．５公里，围墙内享殿巍峨，楼阁壮丽，南朝７０所寺院有一半被围入禁苑之中。陵内植松１０００００株，养鹿千头，每头鹿颈间挂有“盗宰者抵死”的银牌。为了保卫孝陵，内设神宫监，外设孝陵卫，有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名军士日夜守卫。清康熙、乾隆帝南巡时，都曾亲往谒陵，还特设守陵监２员、４０陵户，拨给司香田若干。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孝陵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对峙的重要战场，地面木结构建筑几乎全毁。
　　关于朱元璋的地下宫殿建筑，由于史书失载，又缺乏必要的工程档案资料，加之在民间还有朱元璋葬于南京朝天宫或北京万岁山以及下葬时１３个城门出殡等历史记载和传说，所以，几百年来，地宫一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个谜。长久以来，民间还流传着一个说法，明孝陵的地下玄宫被盗了，一时间，各种猜测纷纭。
　　经过考古人员对明孝陵进一步开发研究，探索出一个惊世的发现：明孝陵布局呈“北斗星”型。
　　孝陵的神道弯曲幽长，有别于历代帝王的宽阔直接，一直使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并由此附会出很多传说。这一新发现解释了这一离奇现象：古代帝王陵墓中有采用天宫、天象、星宿图的情况，意在“天人合一”、“魂归北斗”的效果，而朱元璋尤其对天象崇仰，因而在生前就把自己的陵墓设计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勺头”为绕梅花山而环行的导引神道部分，“勺柄”为正北方向直线排列的陵寝建筑部分，“勺头”、“勺柄”上的“七星”依次为四方城、神道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坊门、享殿、宝城。从平面图上看，孝陵的“七星”排列走向与南北朝、辽代、唐代所绘制的“北斗七星”图是相同的。考古人员还发现，孝陵的地下玄宫也呈勺子状，而且朱元璋的安葬地确实在明孝陵，而非民间传说中的其他地方。
　　但是，这一说法遭到有关人士的质疑，其直接证据是弯曲的神道是明成祖朱棣所建，而非其父朱元璋亲为，“北斗七星”一说是巧合。还有学者提出朱元璋葬在明孝陵和灵谷寺中间。一时间难有定论。
　　但从明孝陵的选址情况来看在世界上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帝王陵址里面，孝陵是非常特别的。南京历来有金陵之称，明孝陵的地宫据说至今完好无损，它正作为中国“明清皇家陵寝”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有朝一日它将让我们为它再度的辉煌而惊叹。
　　人去“楼”空的古城楼兰对一个探险旅游者来说，新疆有一处地方是充满吸引力的。这就是被称为“沙漠中的庞贝”的神秘古城——西域古国楼兰。
　　古楼兰位于今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罗布泊西岸，是新疆最荒凉的地区之一。这里悠久的历史、天方夜谭式的传说是多么令人神往。它曾神秘地在地球上消失，又意外地出现，引起多少人的兴趣——许多中外游人和探险家都不辞辛劳地沿着丝绸之路向西进发，去一睹这座古城。
　　楼兰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枢纽，中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心。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这是文献上第一次记载楼兰城。西汉时，楼兰的人口总共有１４０００多人，商旅云集，市场热闹，还有整齐的街道，雄伟的佛寺、宝塔。然而当时匈奴势力强大，楼兰一度被他们所控制，他们攻杀汉朝使者，劫掠商人。汉武帝曾发兵破之，俘虏楼兰王，迫其附汉。但是楼兰又听从匈奴的反间之计，屡次拦杀汉朝官吏。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７７年），大将军霍光派遣傅介子领几名勇士前往楼兰，设计杀死了楼兰王尝归，立尝归的弟弟为王，并改国名为鄯善，将都城南迁。但是汉朝并没有放松对楼兰的管理，“设都护、置军候、开井渠、屯田积谷”，楼兰仍很兴旺。东晋后，中原群雄割据，混战不休，无暇顾及西域，楼兰逐渐与中原失去联系。到了唐代，中原地区强盛，唐朝与吐蕃又在楼兰多次兵戎相见。“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可见，楼兰在唐朝还是边疆重镇。然而，不知在什么年代，这个繁荣一时的城镇神秘地消失了。
　　１９００年３月，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领一支探险队到新疆探险，他们在沙漠中艰难行进。我国维吾尔族人爱尔得克在返回原路寻找丢失的铁斧时，遇到了沙漠狂风，意外地发现沙子下面有一座古代的城堡。他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斯文·赫定。第二年斯文·赫定抵达这神秘城堡，发掘了不少文物，经研究后断定，这座古城就是消失多年的古楼兰城。
　　楼兰城的再现，引得各国探险家争相前往探险觅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美国人亨廷顿、日本人桔瑞超先后抵达这座“有高度文化的古城遗址”，掠走了一批重要文物。
　　楼兰城从沙丘下被人发现了，但一个更大的谜团困惑着探险家们：繁华的楼兰城怎么会销声匿迹，由绿洲变成沙漠、戈壁呢？
　　１８７８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了罗布泊，发现中国地图上标出的罗布泊位置是错误的，它不是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而是在阿尔金山山麓。当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曾洗过澡的罗布泊湖水涟漪，野鸟成群，而今却成了一片荒漠、盐泽。也就是说，罗布泊是个移动性的湖泊，它实际的位置在地图位置以南２纬度的地方。
　　普尔热瓦尔斯基部分解开了这个谜。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０年，新疆科学工作者对楼兰进行了几次详细考察，终于揭开了这个被风沙湮没１６００多年的“沙中庞贝”之谜，使人看到了它的本来面目。
　　楼兰古城的确切地理位置在东经８９度５５分２２秒，北纬４０度２９分５５秒。它占地面积为１０８０００多平方米。城东、城西残留的城墙，高约４米，宽约８米。城墙用黄土夯筑；居民区院墙，是将芦苇扎成束或把柳条编织起来抹上黏土。房屋全是木造，胡杨木的柱子，房屋的门、窗仍清晰可辨；城中心有惟一的土建筑，墙厚１．１米，残高２米，坐北朝南，似为古楼兰统治者的住所；城东的土丘原是居民们拜佛的佛塔。
　　那么，罗布泊怎么会游移呢？科学家们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天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而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干，树木枯死，市民皆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湮没了。
　　楼兰的消失跟人们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也有关系。楼兰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汉、匈奴及其他游牧国家，经常在楼兰国土上挑起战争。楼兰为了本国的利益，过度垦种，使水利设施、良好的植被受到严重破坏。公元３世纪后，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下游河床被风沙淤塞，在今尉犁东南改道南流，致使楼兰“城郭岿然，人烟断绝”、“国久空旷，城皆荒芜。”
　　就这样，楼兰由一个可人的绿洲，一个楼兰人世代眷恋的家园，突然人去“楼”空，成了一片荒沙掩埋的废墟。
　　中国的南方长城在哪里大禹时代，为了治理水患，人们修筑了最早的长城堤坝。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堤坝的基础上修筑了长城，开始用于军事目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北方一线的长城并加以巩固，形成人们常说的“万里长城”。据史书记载，秦朝以后各朝代都曾对长城进行过修建而明朝是修建长城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单就明朝修筑长城所用的土石，若拿来筑成一道宽１公尺高５公尺的大墙就可以环绕地球一周而足足有余。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北方长城。那么，有没有南方长城呢？
　　蜿蜒于湘黔交界的千里苗疆边墙，被专家确定为中国南方长城。长城与一般城墙不同之处有三：长度在数百里以上；不封闭；由许多城堡、墩台、关门、敌台、敌楼、城墙等组成防御工程体系。从这三点来看，湘黔交界的苗疆边墙完全符合长城的标准。
　　在北方的明长城也称边墙，每一“镇”（军防区）的边墙有长有短，北京保卫明十三陵的“昌镇”，有２００余公里，与湖南“镇竿”一镇（古时凤凰）边墙的长度差不多。湘西长城不仅其防御体系与北方明长城一样，而且其军事机构设置、官兵制度也都相同，其为明长城的一部分无疑。
　　湘黔渝交界的武陵山区，是唐宋以后逐渐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带苗族人民富有斗争精神，在明朝统治期间因不堪忍受压迫和欺凌，不断爆发反抗斗争。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的“生苗”区，当时划定其地域界限为湘黔川三省交界的“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的范围。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统治者每次进行军事征讨后，便选择要地，在“生苗”区修筑碉堡、哨卡，“扼其险阻”，逐步形成了军事封锁线，人为地把“生苗”同“熟苗”、汉人区隔离起来。
　　据史书记载，明朝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６年），统治者为了进一步控制“生苗”区，曾耗银４万多两，上自贵州铜仁、下至湖南保靖，修筑沿边土墙３８０华里，而今看到的边墙则是清代嘉庆年间逐步修复为石墙的遗址。边墙一般高２．３米、基宽１．７米、顶宽１米，墙道以乱石填实，碉堡高１０余丈，建有青色片石堆砌的兵房数间。
　　沿着湘黔交界苗疆边墙来进行探访，发现这里的地名冠以“营”、“卡”的极为常见，如“阿拉营”、“靖江营”、“拉毫营”等，一些地段的边墙、碉堡、兵营遗址至今保存完好。所以，初步结果已证实明代建的南方长城的确存在。
　　中国古代货币是怎样演变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５０００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６次重大的演变：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但是，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而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２１０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元鼎四年（公元前１１５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６２１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２５斤８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１３０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演变。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寝。
　　敦煌藏经洞里的千年秘密古书里说：敦，大也；煌，盛也。这就是敦煌。单这两个字，你就可以想像千年以前这里是怎样的熙来攘往。它曾经是连接中国腹地和中西亚交通的咽喉所在，东西方文明蓬勃的血液流经此地。随着海路的兴起，这里渐渐被人们遗忘。长城塌了，城池废了，人烟散了。还留有些灵性的应该是鸣沙山山崖上那高高低低蜂房一样的洞窟。洞窟里的佛像依然被善男信女们膜拜着，袅袅的香火驱散了些许这茫茫戈壁上死寂的气息。
　　然而，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敦煌仍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它与莫高窟精美的壁画雕塑、塞外的别样风情紧紧联系在一起。但除此以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埋藏过一段辉煌，上演过一段痛史，诞生了一门迄今仍为全世界学者研究的学科，而这一切都源自一个秘密的揭示。
　　１９００年，一个名叫王圆禄的游方道士辗转来到敦煌的莫高窟。尽管眼前的一切古老而又破败，但这座传说从十六国起就开凿出第一个佛窟，迄今已有千年的“千佛洞”，还是引来这位道教徒的敬仰他决心留下来，并筹划打通几个洞窟建立一座道观。
　　在王道士的带领下，几个雇工钻进了人称“吴和尚洞”的洞窟。就在清理淤沙的时候，忽然发现一面绘有壁画的墙是中空的，待打开一看，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洞中满满堆着像小山一样的卷轴，那是古代的经卷、文书和佛画，久远年代以来滞重的气息被搅动了。然而王道士丝毫不知这些古代文献的来历，当地的官员和有钱的士绅也都不屑一顾，于是他便只好用它们当作馈赠的礼物，以换取一些募捐。洞中守护了千年的秘密就这样随着古老的卷轴无声无息地流散去了，竟没有人识得这秘密的分量。
　　然而，这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洞中几乎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在大约５万件的文献里，除却佛经，还有道教、摩尼教、祆教的教义，甚至早期的基督教文化。而除宗教之外，又涉及经济、科技、军事、医药、语言文学和传统典籍各种领域，让人叹为观止。
　　究竟古人为什么要编织出一个藏经洞的秘密，而且在任何一部历史文献上都没有只字片语的记载？这在敦煌学学者中，至今都存有争论。
　　由于藏经洞里的文献标有纪年的最晚为１１世纪初，那时正值宋初，西夏人攻打了敦煌，于是出现了一种叫做“避难说”的猜测：寺院为了躲避西夏人的进攻，匆匆封起了洞口。然而有人提出了异议：西夏人同样是信奉佛教的，寺院的担忧岂非多虑？于是又有人推测由于当时敦煌的统治者与新疆和田的国王结成了亲家，而更西边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国消灭了和田，所以敦煌陷入了恐慌，他们惟恐佛教文化被毁，便辟出一间密室藏经。但依然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藏经洞中的文献展现的不仅是单一的佛教领域，各种民族、各种宗教的文化在这里都有所记录，更有大量反映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决不是狭隘排外的。
　　另一种“废弃说”的观点这样向人们解释：藏经洞里的卷子是寺院不再需要的东西，但佛教中有个习惯，写过字的纸是不能随便烧毁的，于是就随意堆弃在那里。至于佛教以外的东西，有人说，寺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承担过教育的责任。洞中的文书里有很多“学郎”、“学士郎”抄写的诗歌、读书笔记和打油诗，他们中有的后来成为当地的官员或学者，这在史册中也是有相应记载的。然而一切只是猜测，真实的答案被浩瀚的历史永久地掩盖了。
　　此时的西方正掀起了去东方探险寻宝的热潮，一支支考古队从中亚进入新疆，像饥饿的猎狗一样嗅着这片土地下无穷的宝藏。沙埋的古城都被挖出来了，高昌，楼兰，尼雅……这一回轮到了敦煌。最先来的是英籍考古家斯坦因。寻宝人的嗅觉都是极其灵敏的，原本只打算割取千佛洞壁画的他听说了藏经洞的秘密，立刻改变了主意。他谎称自己是玄奘的崇拜者，此行要寻找当年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又拿出四块马蹄银支持王道士修观，愚昧的王道士就这样被骗取了信任。当一支骆驼队背负着数十箱敦煌遗书连夜行进在沙漠中的时候，敦煌目送他们远去，已经能够预料到更大更多的疯狂即将来临。
　　第二年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是个汉学家，而且精通中亚一带许多已经死亡了的语言，这使他的寻宝行动如虎添翼。斯坦因用信仰骗了王道士，让王道士打破了对外国人的防线，也尝到了银子的甜头，如今他的道观又急需用钱了，于是伯希和轻松地钻进了藏经洞。伯希和蹲在洞中，靠几根蜡烛，花了３个星期的时间浏览了全部卷轴。他的确是个行家，挑选出来的有纪年的、除去佛经以外，特别是有中亚少数民族文字的社会文献，都是藏经洞中的精华。满满几十只木箱的文物，辗转河内，最终运抵巴黎。
　　然后是俄国人，再后来是日本人……那些成就于中国土地上的灿烂文化，却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国亚洲民族研究所……闪烁着不朽的光芒。
　　如今，保留在国内的藏经洞文献仅有１５０００余件，且大多数是佛经。文物流失海外自然是件痛心的事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敦煌学正是通过藏经洞文献的流散而为中外学者关注，百年来在大家共同研究推动下，形成了一门具有世界意义的学科。
　　过去，敦煌遗书曾被狭隘地理解为华夏文化或是佛教文化的体现，而实际上它们是世界文明的浓缩，古代的中原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希腊文明都在敦煌交汇。
　　有人说２０世纪是西方文化的世纪，那么２１世纪是否就属于东方文化？２１世纪应该是东西方文化大交流的一个辉煌世纪，任何一种单一的文明都不可能统治全世界，而敦煌文化中显示出来的多元文化的交融、混合、相互推动，恰好代表了这种先进的历史潮流，这也是它能掀起世界范围关注的原因所在吧。
　　黑竹沟：中国的百慕大在我国四川省西南边上的小凉山区，３６０里林海深处蕴藏着一个神秘的黑竹沟。黑竹沟位于小凉山中段，当地乡名斯豁，即“死亡之谷”。“黑竹沟”为汉人定的名字。由于黑竹沟藏有不少未解开的“谜”，当地彝汉人民把黑竹沟称之为川南林区的“魔鬼三角洲”。
　　当地人一谈起黑竹沟，就会向你道出一些神秘的历史事件来：解放初期胡宗南残部半个连３０多人进入后就不见了踪影；解放军３个侦察兵从甘洛县方向进入黑竹沟，仅排长一人生还；１９９５年解放军某部测绘队在黑竹沟边缘派出２名战士购粮，途经黑竹沟失踪，后来只发现２人的武器；１９７６年四川森勘一大队３名队员失踪于黑竹沟，发动全县人民寻找，３个月后只发现３具无肉骨架。
　　黑竹沟境内方圆百里，海拔最高点为４２８８米，最低点仅１２３３米，地貌高差巨大，深谷里沟壑纵横交错，森林密布，灌木丛生，野花飘香。珍禽野兽出没林间，奇异的山峰、岩洞比比皆是，沟里烟云腾起，雾气缭绕，寂静的山林给人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１９８６年７月，川南林业局筑路工程队这支３００多人的林区筑路专业队伍首先拉响了劈山开路的炮声，经过６年的艰苦奋斗，修筑黑竹沟林业公路主线３１公里，地方支线全长７１公里。公路的修筑为开发黑竹沟奠定了基础。
　　然而，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４日黄昏，神秘的黑竹沟突然浓云密布，林雾滚滚，大有蔽日遮天之势，川南林业局设计工程小队的７名队员、１７名民工集体失踪于黑竹沟，幸运的是，由于发现得早，寻找及时，这２４名测绘员只在黑竹沟深谷充当了２０个小时的“山老虎”，历尽艰难而无一伤亡。
　　国家二级企业川南林业局与地方政府制订了“合理开发、长期经营、以水养人、合理利用”的方针，把万千栋梁奉献给国家，又把满目青山还给人民。目前黑竹沟已向国家提供了４００００多立方米的优质木材，春笋上万吨，走俏的各类名贵药材得以合理采集，境内包括大熊猫在内的各类珍禽异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目前神秘的黑竹沟河流被引流发电，建成总装机５０００千瓦、年发电达４０００万度的马家坪电站，使当地的各类加工业开展起来，彝家山寨，职工工棚，家家户户电灯亮。
　　黑竹沟开发以来，引来了众多的探秘者和投资者。１９８８年，日本文化代表团为寻根访祖，曾到黑竹沟探秘留影。１９８９年９月，四川省政府批准峨边为对外开放的县市，开发之中的黑竹沟将引来更多的探秘者和猎奇旅游人，随着黑竹沟不断开发，它那神秘的面纱一定会被揭开，那蕴藏的宝藏一定会被人民发掘，为振兴民族经济做出贡献。
　　黑竹沟，至今仍笼罩在神秘之中，或许只有消失在其间的人才知道它的谜底。

 

人物逸事
　　孟姜女为何哭长城在山海关以东８里多远的地方，有许多与孟姜女有关的古迹：一座土丘般的小山叫“望夫山”，“望夫山”上有一块大石叫“望夫石”，“望夫石”旁有姜女庙、振衣亭；姜女庙下的大海里还有一座姜女坟。
　　这个孟姜女是何许人也？按照传说，那是在秦始皇当朝的时候，陕西同官县有一家姓孟的，在院里种了一棵葫芦。这葫芦长得枝繁叶茂，藤蔓竟顺着墙头，爬到了隔壁姓姜的邻居家里。秋天，结了一个大葫芦，正好吊在姜家院里。两家一商量，决定把葫芦从中间锯开，一家一半。没想到，葫芦一打开，里面钻出了一个美丽的小姑娘来。两家都十分喜爱，便决定共同抚养，取名孟姜女。
　　等孟姜女长到１８岁时，秦始皇开始修建万里长城。天下的男子都四处逃奔，怕被秦始皇抓去服差役。苏州有个书生名叫范杞梁，一直从南方逃到北方。一天，官兵追他，他无处藏身，便跳墙躲进孟家的后花园中。孟姜两家在官兵走后，发现了范杞梁，原以为是个小偷，经过询问才知是个有才的书生，加上范杞梁人品端正，彬彬有礼，一眼就被孟姜两家看中，当即招为女婿。谁知好景不长，正当范杞梁与孟姜女欢度花烛之夜，共叙恩爱之情时，官兵闯进家门抓走了范杞梁，一对小鸳鸯被活活拆散了。
　　孟姜女悲痛不已，日日夜夜思念着范杞梁。眼看着冬天来到，孟姜女决定给丈夫送去几件寒衣。她翻山岭，过黄河，忍饥饿，宿荒郊，走了一程又一程，终于来到了山海关。山海关口万人筑城，找一个范杞梁谈何容易。孟姜女就站在山顶上看啊看，不管是搬砖的、挑土的，只要从她眼前过，她都要认一认，问一问。后来，她问东问西，终于问出个音讯。怪不得找不到，原来她的丈夫早就死了。听到这个消息，孟姜女号啕大哭，愤然痛骂秦始皇。一天，她的哭声感动了天地，只听轰隆一声，长城倒塌了几百里，露出了丈夫的尸骨。孟姜女扑倒在尸骨旁，竟把眼泪都哭干了。这时，秦始皇听说孟姜女骂他，派人来捉拿孟姜女。孟姜女一气之下，纵身跳进了茫茫大海。
　　现在，那望夫山、望夫石，相传就是孟姜女当年寻夫时站立的地方；那振衣亭便是孟姜女望夫前梳妆打扮、整理衣衫的地方；那海边的两块礁石，便是孟姜女跳海后葬身的坟头。
　　昭君出塞是喜是悲王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人，汉元帝时入宫为宫女。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３３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国王）入朝求和亲，昭君自愿远嫁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王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昭君的事迹，在《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中都有记载，又随着各种民间文艺、野史小说的传播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离奇的遭遇，使她留给后世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
　　首先，王昭君的名字就是个谜。传统的观点是，王昭君姓王，名嫱，字昭君，后人因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但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王昭君姓王，名、字不详。根据西汉宫廷规矩，宫女从入宫之日起，即不呼其娘家名字，因而其本来名氏字号不详，王昭君也不例外。《汉书·元帝本纪》第一次提到“王樯”时，这“樯”字仅与其被征选入宫时的某种特征相联系，即她是由船只载运而来的王姓姑娘。后来《匈奴传》又称“王蜣”，都不是昭君的本名，只不过是一个记音义的符号。《后汉书·南匈奴传》改为“王嫱”，才使其名统一起来。“昭君”两字为封号，非官号，因出塞前夕，必须提高她的政治地位，才能达到和亲的目的，于是赐封为“昭君”。久而久之，昭君、王嫱这些标志她政治身份或出身特征的称呼，被当成她的名字。此说虽言之成理，但仍有不少人坚持旧说。
　　其次，昭君故里也是个谜。《汉书》、《后汉书》载其籍贯为“南郡秭归”，即今湖北秭归。有人根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认为王昭君是四川人，为土家族女子。主要理由是：一、从四川入京要走水路，王昭君入宫时以“王樯”呼之，这“樯”字就是载运她离开家乡所用的舟楫。二、王昭君入宫之后，不愿巧言令色，献媚邀宠，更不愿贿赂画师以求进幸。而当匈奴单于求婚时，她自愿和亲。入匈奴后，随胡俗先后作两代单于之妻，生儿育女。这种刚强不屈的性格，正是土家族民族特性的反映，而对当时受封建束缚较深的汉族女子来说，是不易办到的。三、王昭君家乡一带为“百蛮”、“百夷”杂居之地，女多男少，女子难嫁的情况使她有深刻印象，故她和亲时，“靓妆”请行，惟恐不被选中，并无“下嫁”、“鄙嫁”之意，反而把嫁与匈奴单于当做美事。这也说明她和汉族女子的意识有所区别。然而，王昭君真是四川人吗？至今尚难定论。
　　其三，昭君出塞的原因，又是众说纷纭的话题。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昭君自恃容貌出众，不屑于买通画工毛延寿，结果画像被丑化。当时，汉元帝召幸宫女，以画像的美丑作为选择的标准，昭君因此失宠。久之，渐生苦守深宫之怨，恰巧匈奴前来求亲联姻，她便主动请求出塞和亲。另有一说认为王昭君所以出塞，是画工毛延寿设下的救国计策。因昭君貌美非凡，毛延寿惟恐已经沉恋于女色的汉元帝更不能自拔而误国，于是在画昭君肖像时，有意进行丑化。结果，汉元帝果然弃昭君而将其远嫁匈奴。还有一说认为王昭君是一个平民出身的不同凡俗、胆识过人的宫女，为了摆脱宫廷牢笼的束缚，也为了汉匈两族世代团结友好，自愿应召，作为“和亲使者”远嫁匈奴。
　　不论世人怎样评说，昭君出塞的历史功绩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只有和睦友好，才有利于经济发展。昭君自请出塞为民族团结和发展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貂蝉是董卓婢女还是吕布之妻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貂蝉，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三国演义》中形容她的容貌舞姿：“红牙摧拍燕飞忙，一片行云到画堂。眉黛促成游子恨，脸容初断故人肠。榆钱不买千金笑，柳带何须百宝妆。舞罢隔帘偷目送，不知谁是楚襄王。”
　　貂蝉有美貌，她的美素有“闭月”之称；貂蝉有胆识，她的胆识如《三国演义》所载，绝不亚于昭君、西施。所以，貂蝉可以说是美貌与智慧的化身。但是，史籍上却没有貂蝉的姓名。很多人都认为貂蝉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一个艺术形象，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也有人根据《三国演义》、《汉书通志》、《三国志·吕布传》等证实貂蝉是婢女出身，当过歌伎，先侍奉董卓，后嫁给吕布，最后被关羽杀掉了。因此世人对这位倾倒众多英雄豪杰的美人的真实身份百般揣度。
　　由于三国故事家喻户晓，故貂蝉是王允家中的歌伎这一说法流传最广。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奸臣当道。汉少帝刘辨懦弱无能，被董卓废掉，立陈留王，即汉献帝。董卓自任相国，独揽大权，飞扬跋扈。在朝廷上视９岁的汉献帝为傀儡，常常带剑上殿，不可一世。王允是汉献帝时的司徒，因不满于董卓的跋扈，一心想除之，但是想了许多办法都失败了。又派曹操行刺，也不成功。王允苦无良策，终日茶饭无心。被他视为亲女儿的歌伎貂蝉窥知情由，表示“如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于是王允精心设计了个“连环美人计”：董卓和他义子吕布二人狼狈为奸，形影不离。董卓权势覆天，在朝中说一不二；吕布骁勇善战，无人能敌。除掉二人很难得手。恰好二人皆为好色之徒，所以先将貂蝉许给吕布，未及迎娶又献于董卓，以此挑起董、吕两人的矛盾。貂蝉对王允的意图心领神会，一会儿在吕布面前扮成早已以心相许，却被董卓霸占的痴情人，一会儿又在董卓面前装做受吕布调戏的无辜者，使董、吕彼此恨之入骨，终于反目成仇，最后吕布杀董卓，夷其三族。貂蝉的出色表演，使王允的计划实施得天衣无缝，顺利地铲除了当时朝中一大祸害，后人叹曰：“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
　　另有“董卓婢女”一说。据《后汉书·吕布传》中记载，董卓任吕布为骑都尉，十分疼爱和信任他，两人誓为父子。有一次，吕布因小事不如董卓之意，董卓大怒之下持戟向吕布掷去，幸亏吕布手脚灵活方得避开，从此吕布对董卓暗怀怨愤。后来吕布与侍婢私通，两情相许，又惟恐董卓识破，由此生出许多矛盾。由于这段记载与三国故事中貂蝉约吕布在凤仪亭相会，被董卓发现，怒火万丈，顿时生起了杀心，抓起吕布身旁的画戟向吕布刺去的情节相合。人们认为使董、吕反目的貂蝉，实际上是董卓的婢女。
　　还有人认为，貂蝉是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曰：曹操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向曹操请求说，吕布派部将秦宜禄外出求救，城破之后，请把秦之妻赐我为妻。曹操答允了。后来关羽又多次提及此事，使曹操产生好奇心，那秦宜禄之妻是否乃绝色之人？于是，在城破之日派人先将秦妻送入自己营帐，随后便“自留之”，关羽因此“心不自安”。元代杂剧就在此基础上附会出一个《关公月下斩貂蝉》的故事来，说曹操欲以美色迷惑关羽，使其为自己效力，遣貂蝉前往引诱。貂蝉使出千种柔情，百般挑逗，关羽不为所动，最后杀死貂蝉，以示心迹。这里，貂蝉与秦宜禄之妻便合二为一了。
　　此外，徽剧、川剧、绍剧、京剧都有《斩貂》剧目，写吕布在白门楼殒命后，其爱妾貂蝉为张飞所获，送至关羽处。关羽甚爱怜之，但念及古今英雄豪杰往往因迷恋女色而身败名裂，便逼令貂蝉自刎。因而，又有“貂蝉为吕布之妻说”。
　　总之，貂蝉的故事，或出于小说，或出于戏剧，文人的渲染与演绎使她越来越不可捉摸。一个普通的女子，牵动着这么多的历史事件，周旋于这么多的三国豪强之间，为他们所爱、所恨、所赞、所叹，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松赞干布如何迎娶到文成公主唐太宗灭了东突厥后，又派李靖击败了西南的吐谷浑，打通了西域的通道。西域各国纷纷和唐朝交往，远在西南的吐蕃，也派使者来了。
　　当时的吐蕃赞普名叫松赞干布，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他在１３岁的时候，就精通骑马、射箭、击剑等各种武艺，而且爱好民歌，善于写诗，受到吐蕃人的爱戴。他的父亲死去后，吐蕃贵族发动叛乱，松赞干布靠他的勇敢才智，很快把叛乱平定了。然而，年轻的松赞干布并不满足吐蕃的贵族生活，为了学习唐朝的文化，他派出使者，长途跋涉，到长安来要求跟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也听到吐蕃的名声，愿意跟他们结交，还派使者到吐蕃去回访。
　　过了两年，松赞干布又派使者到长安向唐朝求亲，唐太宗没有答应。吐蕃使者怕松赞干布责备他不会办事，回到吐蕃后，向松赞干布撒谎说：“唐天子快要答应把公主下嫁给我们了，因为吐谷浑王也去求亲，才把我们求亲的事给耽搁了。”
　　吐蕃和吐谷浑两国本来就在闹摩擦，松赞干布听了使者的话，更加怨恨吐谷浑。他马上出动２０万人马进攻吐谷浑。吐谷浑王看吐蕃军攻势很猛，抵挡不住，就退到环海一带。松赞干布打败了吐谷浑，乘胜打到唐朝境内的松州，又打了个大胜仗。松赞干布骄傲起来，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
　　唐太宗生气了，派大将侯君集带兵反击吐蕃。吐蕃将士对松赞干布挑起跟唐朝的战争，本来不愿意，看到唐朝派大军前来，都要求退兵。松赞干布眼看蛮干下去，要遭到失败，就向唐朝求和。唐太宗本来愿意同吐蕃友好，也就同意讲和了。公元６４０年，松赞干布又派了个能干的使者禄东赞带了１００人的出使队伍，备了５０００两黄金和许多珍宝，到长安去求亲。
　　然而向唐朝求婚者，并非吐蕃一国，周边几个国家都想求得才貌双全的文成公主，以便和强盛的唐朝攀上亲戚。太宗李世民并不急于向某使臣许诺，而是来了个“比文招亲”，出了几个难题，全部能答对者，方可向之许婚。
　　第一道题，一根木头，两头一样粗细，哪头为根部，哪一头为尾部。聪明的禄东赞将木头放入水中，根部密度大，略重，所以向水里倾斜，此题便被破解了。
　　第二道题，一块玉，中间有一曲折眼孔，用细线从孔的这头穿到那头。禄东赞将孔的那头涂上蜂蜜，然后将柔软的细线拴到蚂蚁的腰上，把蚂蚁放在孔的这头，蚂蚁闻到气味开始向孔里爬，再加上禄东赞不断地吹气，蚂蚁把线带到了孔的那头。
　　第三道题，１００匹马驹和１００匹母马混在一起，哪匹马驹是哪匹母马生的。有些使者以毛色区分，结果都分错了，禄东赞将母马和马驹分开关起来，隔了一夜，才把母马一匹匹放出来，马驹一看自己的妈妈出来了，忙去吃奶，不一会儿全分出来了。
　　第四道题，１００只小鸡，１００只母鸡，哪只小鸡是哪只母鸡孵的。禄东赞晓得，小鸡吃食物时，常跟母鸡在一起。于是先把小鸡和母鸡分开，到喂鸡食的时候，把母鸡一只只的叫到鸡群中，小鸡一见母鸡就跟着啄食去了。然而，还有一些小鸡不肯跟母鸡去，禄东赞就学老鹰和鹞子的叫声，结果，这些不听话的小鸡也吓得跑到自己的母亲跟前去了。
　　第五道题，每个使臣一天之内吃完一只羊，喝完一坛酒，还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别的使臣有的吃到一半，喝到一半就醉得不省人事，禄东赞虽然也有些醉了，但他来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住处拴了一根线牵到喝酒的地方，这样禄东赞带着醉意，顺着线回到了住处。
　　第六道题，这是最后一道题，有５００名宫女，面遮盖头，其中有文成公主，让使臣辨认。使臣们谁也没见过文成公主，这题太难了。聪明的禄东赞善做群众工作，他的邻居是一个老妈妈，女儿在宫里当文成公主的侍女，于是他通过老妈妈，了解到有关文成公主的一些生活情况。文成公主喜欢用一种香，香味独特，蜜蜂喜欢这种香味。在辨认那天，禄东赞手里抓了一只蜜蜂，手一松开蜜蜂就飞到文成公主头上。
　　至此，几个问题全部被禄东赞解答出来，唐太宗心想，吐蕃大臣尚且如此聪明，国王也绝不呆笨，于是将文成公主许配与松赞干布。公元６４１年，２４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动身到吐蕃去。唐朝廷为公主备了一份十分丰厚的嫁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当然是少不了的，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吐蕃没有的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药材、蚕种。文成公主还带了大批的医药、种树、工程技术、天文历法方面的书籍。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传到吐蕃，从唐朝边境到吐蕃，一路上都有人准备好马匹、牦牛、船只、食物，接送文成公主。松赞干布亲自从逻些赶到柏海迎接。在那里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结束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越过雪山高原，到了逻些城。公主入城的那天，逻些人民像过盛大节日一样，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松赞干布还在逻些按照唐朝的建筑格式，为公主专门建造了一座城郭宫殿，给公主居住。
　　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４０年，她为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联系和发展藏族经济文化作出了贡献。直到现在，在西藏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这些美好的故事被生动地描绘在布达拉宫和其他地方的壁画上。
　　女皇武则天的男宠武则天被后世人们非议最多的是“好杀”和“荒淫”两大问题。主要描写武则天和太平公主母女二人情感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对武则天的私生活有较详尽的表现。那么，历史上武则天的私生活（男宠问题）到底是怎样呢？
　　武则天的第一个男宠是薛怀义。薛怀义本名冯小宝，在洛阳经商为业，初与千金公主侍儿有染，后被千金公主介绍给武则天，为武则天所喜爱。当时宫中经常举行佛事活动，为使冯小宝方便出入宫中，武则天命他剃度为僧，又命他与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合族，改名薛怀义，薛绍称其为叔父，朝野则呼为薛师。
　　薛怀义依仗武则天的宠幸，多行不法之事。后因武则天宠幸御医沈南，薛怀义恩宠渐衰，气极之下，竟偷偷将明堂焚毁。武则天明知是薛怀义所为，也自觉难堪，但未予追究，反令他主持重修明堂。后薛怀义益发骄纵，并张扬武氏私事，为武则天所恶。在武则天授意下，太平公主率人将其缢杀。需要指出的是，武则天宠幸沈南和授意杀薛怀义，说明她对薛怀义并非一往情深，而薛怀义在焚烧明堂之前也早已不愿进宫，武则天和薛怀义的爱情被《大明宫词》美化了。
　　与“二张”有染。“二张”是指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二人属世家子弟，宰相之后。被称为面如莲花的张昌宗是太平公主推荐给武则天的，张昌宗又引荐其兄张易之，则天一见甚悦，于是二人同入宫中侍奉武氏。此二人先被任为中郎将和少卿，后屡屡加官，因武氏年事已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二人权倾朝中，连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等人都争着为二人执鞭牵马。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等发动复辟唐朝的政变，将二张诛杀。其实，二张对唐朝的复辟也是有功的。
　　在武则天晚年为立谁为太子犹豫不决时，二张劝立庐陵王李显，对武则天应有所影响。这一点，《大明宫词》没有表现。
　　唐高宗死的时候，武则天６０岁。两年以后，开始宠幸薛怀义，从此至死２０年间，武则天又先后与沈和二张有染。史籍中有关武则天男宠问题的记载大致如此，除此之外的传说均系流言。武则天也曾下令选天下美少年入宫，但被大臣谏止。提到“男宠”这个问题时，不应忽视两点：第一，武则天在宠幸面首时，唐高宗早已作古，她是孤身一人。第二，皇帝嫔妃成群在当时是合法制度，武氏身为女皇，男宠前后不过数人，即使与历史上不荒淫的皇帝相比，也是少之又少了。
　　秦桧为何能够得以南归南宋权臣秦桧在后人的印象中，无疑是个奸臣、卖国贼。他对金朝奴颜婢膝，一味求和；对抗金将领横加陷害，杀死岳飞，干尽坏事。他的所作所为，使人怀疑他是金人安插在宋廷的内奸，而这一怀疑，并非捕风捉影。他在被金人拘留４年以后突然南归，神秘莫测，使人感到疑云难消，自南宋以来，一直是人们探究的话题。
　　据宋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秦桧与宋徽宗被金人掳至燕山后，曾代徽宗修和书，又厚贿金人，以此获得金人欢心，成为金主之弟挞懒的心腹亲信。建炎四年（１１３０），金兵南征，以秦桧为任用（执事）同行。秦桧担心夫人王氏不被允许随行，精心设计了一场夫妻争吵。王氏大骂道：“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时，有发财２０万贯，欲使我与汝同甘苦，尽此平生。今大金国以汝为任用，而乃弃我于途中耶？”她叫骂不休，反复哭诉，便有人将此话传告于挞懒，挞懒即批准秦桧夫妇同行。
　　金兵攻破楚州后，一心抢劫财物，兵营空虚，秦桧乘乱登舟而去。途中被宋将丁祀水寨的巡逻兵捕获，秦桧急忙告之曰：“我乃御史中丞秦桧也。”可是那些兵士都是乡民出身，谁也不认识他，把他作为金军奸细，拷问凌辱了一番。秦桧大叫：“这儿有士人吗？士人该知我姓名。恰巧有个卖酒的秀才王安道在附近，被唤来辨认。这王安道其实并不认识秦桧，却长揖道：“中丞辛苦了。”众人信以为真，也就将秦桧放行。
　　对这段经历，秦桧自己也有一番描述。他在《北征纪实》中说，他原打算深夜骑马出逃，不料金人四处设有埋伏，才“定计于食顷之间”，乘舟而逃。途经丁家寨曾数次拜访丁祀，均被拒绝，副将刘靖却欲谋财害命，幸而他识破阴谋，方得脱身。
　　秦桧对南归的解释，当时就有不少人表示怀疑。史学家李心传指出下列疑点：一、秦桧与何栗、张叔夜等官员一同被拘，为什么惟独他能逃归？二、燕山至楚州２５００里，楚州至京又有千里之遥，途中通河越海，难道无防禁之人？三、如金人只令秦桧随军，必留其妻子为人质，怎么可能让他夫妇同行？四、刘靖既欲图其包裹等物，说明必有可观的随身之物，这哪会是“定计于食顷之间”的仓促出逃？还指出，如果丁祀果真数次不见秦桧，那么秦桧得势后必定会加以报复。但事实是，秦桧为相，丁祀即得提升，而且官运亨通，权倾一时。秦桧是如此宽宏大量的人吗？这只能说明他的“脱险记”是不可信的。
　　秦桧的南归实有可疑之处，再加上他专权后力主议和，提出“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向金纳币称臣，完全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因此，包括《宋史》在内的许多史籍，都认为秦桧是“挞懒纵之使归”，“俾得和议为内助”的。
　　秦桧真是金人放归做内奸的？此说虽能言之成理，却查无实据，因此，秦桧神秘的南归，始终是一个谜。
　　太平天国的几位女性人物太平军造反之初，为断绝参加者的后路，财产充公，房屋烧掉，全家参加，自然要连同母妻姐妹女儿。于是，男人都无后顾之忧，个个成了过河卒子；女人也参加，既可增加兵员，扩大声势，又可作为人质；家人之间形成连环，人们的前途，就只能是胜利或者战死。
　　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前，有几位女性常出头露面，在军中较为活跃。
　　洪宣娇，美艳的少妇、神奇的功夫、显赫的身世，曾引起多少人的遐想，她就是传说中太平天国的一位娇美而善战的女英雄。有一首民谣描写洪宣娇说：“妇女要学洪宣娇，会耍长矛能使刀；牛排岭前大摆阵，杀得清兵跌断腰。”
　　洪宣娇当年不满３０，容貌姣好，且能双手使刀，刀法娴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她的身世非同一般，传说她是天王洪秀全的干妹、西王萧朝贵的妻子。洪宣娇原是“绳伎”——走绳子卖艺的女人，长得好看，走江湖见过世面。洪秀全觉得对他造反很有用，就让她改为同姓，认为干妹。一则让她嫁给萧朝贵，搞“政治婚姻”，给萧朝贵这个勇悍不驯的烈马套上笼头；二则用来号召妇女参加造反；三则用来出面指挥、管束参加造反的女兵、女将，果然都很起作用。到了南京，在让她当过惟一的一次女科考试主持之后，便按照“男理外事，女理内事”的方针，让她作为西王妃关在府里，女营和女馆也用男人去统辖。像洪宣娇这样多少有点人身自由的妇女，在南京城里是极个别的例外。
　　天地会参加太平军的女将苏三娘，在攻占南京时带一批亲随女兵在街上风光了一番，被当时及后来的人写了又写。但此时妇女在太平军中已经很少，她只能带着老部下攻打镇江（一说扬州），给时人留下“八百女兵都赤脚”的谈资后，从此销声匿迹——或者战死，或者退出军政舞台。
　　太平军初起，曾有“男学冯云山，女学胡九妹”的口号。这个被树为榜样的胡九妹，年过五旬，随儿子造反，曾任女军帅，到南京后任东殿女丞相。要知道，这女丞相同男人当丞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不过是领头羊罢了，所以，再也没有什么作为和音讯。
　　历来被各种文人大做文章的傅善祥，应女子考试获第一名，被杨秀清任命为东王府内簿书，专司代杨批答文书，同时又成为杨的情妇。凭着她的特殊身份，对杨掌权处事自然有影响，也卷入高层的权力斗争。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历代都有得宠的嫔妃，勾结大臣，干预朝政，杨秀清是实际上掌权者，傅善祥可视为摄政王宠妃，她的干政不过是历史故事的重演，不能说是太平军特有的“妇女解放”。比起北京皇宫里那个不久之后成为慈禧太后的叶赫那拉氏，傅善祥在权力中心起过的一些作用，实在算不了什么。
　　野史笔记中还有不少关于太平天国时期妇女的记录。最多是记述被奴役、被蹂躏妇女的命运，以及她们各式各样的抗争。关于洪宣娇、傅善祥二人与杨秀清的三角关系也相当多，洪宣娇与杨秀清有不正常关系，傅善祥是杨秀清的秘书兼情妇，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这样就会有许多小道消息、民间传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性格冲突常常扭结一起，尽管有尖锐的矛盾乃至水火不相容，但她们都是被利用、被玩弄、被损害者。最后，傅善祥在内讧中被杀。洪宣娇在内讧后由于强烈的幻灭感而离开西王府，彻底销声匿迹，不知所终。
　　天安门石狮上为何有枪坑北京天安门，是众人皆知的伟大建筑。关于天安门的历史，天安门的建筑，人们都能知其大概，我们也不老生常谈。咱们单说天安门前面、金水桥南边那两个石狮子，为什么狮子肚子上都有一道深坑呢？这就得说到闯王李自成进北京的故事了。
　　李闯王的农民起义军，从陕西延安出发，一路上势如破竹地打垮了明朝的关口、城市，就在１６４４年４月２５日（农历三月十九日）这天，打到了北京城。这时候，明朝的崇祯皇帝，头一天晚上就在景山一棵槐树上上吊自杀了。守城的大官，其实都是些太监，管不了什么事。李闯王的军队打到城下，把守广安门的太监，立刻开了城门，迎接李闯王。李闯王进了广安门，不多会儿，就来到了前门（正阳门），把守城门的大将，据说就是“大战棋盘街”的李国祯，李国祯不肯开城，双方打了一场攻城、守城的大仗，李国祯情知是不能抵抗闯王的大兵了，就独自一个逃跑了。那守城的明兵自然是开城门，迎闯王了。
　　李闯王一马当先，率领着兵将进了前门，过了棋盘街，进了大明门（大明门到了清朝改名大清门，民国后改名中华门，现在还叫中华门，中华门的北面，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老远就瞧见一座高大的牌楼了。丞相牛金星跟闯王说：“王爷您瞧，那就是明朝的承天门（承天门到１６５１年改名天安门，废除了牌楼，改建成现在这个样子），明朝皇帝迫害老百姓的圣旨，都是打这门里发出来的！”李闯王恨透了明朝皇帝，听了丞相的话，更生气了，鼻子里吭了一声，立刻摘下他那铜胎铁背的硬弓，拔出一根雕翎箭来。
　　马继续往前走着，离承天门不太远了，已然瞧得见牌楼上的“承天之门”四个字了，闯王举起弓来，认扣、弹弦，“噌”的一声，箭就出去了。闯王喊了一声：“我叫你还承天！”话还没落音，那箭早就射中“承天之门”的“天”字上了，不但起义军的兵将喊了一声“万岁”，连明朝投降的官兵也惊呆了。
　　闯王背上了硬弓，摘下他那杆镔铁点钢枪来，托枪催马，走近了承天门。承天门牌楼南面，有两个华表、两个白玉石狮子，承天门北面也有两个白玉石狮子。东边这两个石狮子，右爪都踩着一个绣球，头略向东歪，可是眼睛向西看；西边这两个石狮子，左爪都踩着一个小狮子，头略向西歪，可是眼睛向东看，仿佛紧紧地盯着中间这段路面。闯王正跟丞相、将军们，往前走着瞧这些石刻，忽然一个兵头喊起来：“王爷留神，狮子动弹了！”闯王大喝了一声：“胡说！石头狮子怎会动弹？”原来，闯王早就瞧见狮子后面有毛病了，他说着，挺枪催马，就奔东面那个石狮子扎来，石狮子的肚子上立刻被扎了一个枪坑，火星乱爆。只见一条人影，直奔了西面那个石狮子，兵头们又喊：“王爷留神，有敌人！”其实，闯王早就从石狮子的爪下，瞧见狮子的西北藏着一个明朝的将官了，他装作不知道，向将军们招了招手，将军们明白了闯王的意思，闯王仍旧挺枪扎向西面那个石狮子。与此同时，将军们早把西面石狮子围了，捉出了明朝大将李国祯。打这儿起，这两个石狮子都有了一道枪坑。
　　顺治出家：不爱江山爱美人“我本西方一袈裟，为何生于帝王家？天下万事纷纷扰，不如空门补破衲。”
　　这是清王朝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因其爱妃董鄂氏去世，悲痛欲绝，看破红尘，遁入五台山落发为僧前写的一首诗。
　　提起顺治皇帝，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多情天子，为了爱妃董鄂氏，不惜抛弃大清江山，出家为僧。堂堂大清皇帝，怎么会为一个妃子出家当和尚呢？人们不明真相，纷纷猜测。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也是亦真亦假。
　　事情得先从董鄂妃说起。董鄂妃复姓董鄂，她的父亲董鄂顺，满洲正白旗人，是一个有二品世职的男爵。她大约１４岁时，被选入宫，配给了顺治的十一弟襄亲王博果尔。清廷有个规矩，宗室及亲王府中的贵妇人必须轮流入宫侍奉后妃。董鄂妃作为弟媳，自然也不例外。不料，这一入宫竟被顺治一眼看中。而顺治的皇后和妃子都是太后的侄女。顺治不满意她们，和她们没有感情，形同陌路。这次，和董鄂妃一见钟情，使他从孤寂愁苦的感情中解脱出来，一下子燃烧在忘我的恋情当中。据说，襄亲王为此申斥了董鄂妃，顺治竟狠狠地掴了他一个耳光。不久，襄亲王因羞愤而死。顺治遂把董鄂妃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顺治自小登基后，名为皇帝，实不掌权。先有雄才大略的多尔衮摄政，后有刚毅多谋的母后临朝，因此，形成了喜怒无常、骄顽暴烈的脾性。而董鄂妃的贤良温驯、知书达理，似乎“以柔克刚”，两人情投意合，十分恩爱。顺治多次要废弃皇后，立她为后。第二年，她为顺治生下了第四子，顺治乐颠颠地把这个儿子立为皇太子。为此，董鄂妃遭到了皇太后和皇后的敌视。过了３个月，这个太子夭折了，董鄂妃更受到皇太后的迫害，心情抑郁。不出３年，她便“忧劳成疾”，病情开始恶化。顺治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力图挽回爱妃的生命，他宣诏天下，遍求名医，派内外大臣广祀百神，大赦天下，甚至亲自到西山碧云寺为董鄂妃祈寿。然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没能使董鄂妃的病情好转，就在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１年）的十月初八日，顺治皇帝亲临西山的那一天，董鄂妃病危的消息传来了，顺治帝飞奔回宫，但是为时已晚，他们没有最后见上一面就匆匆分别了。在死一般寂静的承乾宫中，孝庄太后将这一噩耗告诉了他，太后的话音刚落，他就已经昏倒在地了。
　　在宫女与太监的共同努力下，顺治帝被唤醒了，然而他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容而镇定地走到了董鄂妃身边，拔刀自刎，但是被太后早已安排好的太监拦住了，顺治皇帝就像一头痛苦的野兽，低声咆哮着，一头向墙上撞去，又被太监们拦住了。接下来的两天中，顺治皇帝一直在寻死，但都没有得逞，太医的几副凉药，更重要的是母后充满理性的教导使顺治皇帝安静下来。
　　先是失去爱子，后又痛失爱妻，巨大的悲痛和愤懑，使顺治动用了皇权，下了一道超乎寻常的旨意：为董鄂妃隆重发丧。顺治皇帝提出，董鄂妃的丧事要按皇后的标准办，可孝惠皇后依然健在，而且董鄂妃仅仅是皇贵妃，这样做有悖祖制，好在孝惠皇后深明大义，主动提出让位，太后也只得答应。接下来，他下令全国为他的亡妇服丧。百姓三日，官吏一月。同时命令亲王以下、满汉四品以上的公主、王妃、命妇齐集景远门外哭灵，对哭得不动情者严惩不贷。从满洲入关后，朝廷还没有举行过如此隆重的葬礼。
　　然而，顺治皇帝早从顺治十四（１６５８年）年开始就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曾派人从江南请来了高僧玉林通、茆溪森师徒进京说法，后来竟要求玉林通为他起法名，玉林通无奈只得依从，顺治皇帝从中选择了“行痴”。董鄂妃死后，顺治皇帝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以求解脱，并要求茆溪森为他剃度，太后与诸大臣的劝说都无济于事，好在茆溪森的师傅玉林通赶到，提出如果茆溪森敢为顺治剃度，就当场烧死他，顺治帝无奈，只得派自己的贴身太监吴良辅作为替身，入寺修行。
　　本来就体弱多病的顺治皇帝经过这几次变故，身心遭到了极大的伤害，董鄂妃死后仅半年，顺治帝就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天花。当时正值春节，宫中与民间都张灯结彩准备欢度新年，就在这时，皇帝病重的消息从宫中传出，朝廷传谕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颁布大赦令，可是并无收效。在钦定皇三子即位、口述遗诏后，顺治皇帝于正月初七日半夜驾崩于养心殿，时年２４岁。
　　顺治皇帝死后，尸体被火化，于康熙二年与孝康皇后（康熙帝生母）、孝献皇后（董鄂氏）合葬入清东陵中的孝陵。
　　谜团缠身的雍正皇帝提起雍正皇帝，人们对他的兴趣，多是“血滴子”暗杀、弑父杀弟“得位不正”，乃至暴卒的神秘。这个“四阿哥”（皇四子）得位伊始，从皇子贝勒到好事草民都对他非议纷纷。
　　在清朝１２代皇帝中，雍正蒙受骂名最多。对他谴责最多的是搞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禁锢社会思想。其实，在他统治下的１３年间国运还挺兴隆，远非晚清那些丧权败邦之君可比。雍正执政时，完善对西藏的行政管辖，设立了驻藏大臣，还平息了青海叛变；接下来的乾隆，再将汉朝便是国家西域的新疆收归版图。虽然以后在清末民国年间损失了３００多万平方公里，但毕竟还是为中华民族留下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疆土，就这一点而论，雍正算是功不可没。雍正在位时，还干过几件载入史册的事，如将“摊丁入亩”制度全面实施，取消实行了几千年的人口税，而只收土地税。老百姓由此减轻了负担，溺婴也大大减少，中国人口从康熙初年的１亿激增到道光年间的４亿（这点是功是过后人倒有争议）。
　　过去一些野史谴责雍正，说他在康熙病重时送上“参汤”，让其父迅速归天。他又让隆科多密改康熙的遗诏，将“传位十四子”中的“十”字上下添了两笔变成“传位于四子”，由此取代了他同母的十四弟而篡了位。不过，从清宫习惯和文体来看，改遗诏之说不太可信。满代自顺治入关后便受博大的汉文化包围熏陶，加上刚依照蒙古文创建的满文词汇又很少，很快便普遍使用汉文。不过康熙、雍正两朝对满洲亲贵们下密诏时，为了内廷的隐秘性却多使用满文，事关“国脉所系”的传位诏更应如此。即使用汉字，按当时的文法也不会用“于”，而应用“於”。
　　雍正谋害其父一事，至今也无证据，不过，倒有蛛丝马迹说明此人继承皇权确实可疑。清宫档案中发现他刚即位时给隆科多的一封信，肉麻地称这位“舅舅”是“朕之功臣”、“旷世罕有之臣”。康熙临终前，由隆科多率御林军守护，他对雍正何“功”之有？语中当有隐情。雍正继位后起居也有奇怪之处，其父的寝宫他绝不去住，自己的陵墓也没选择在安葬父、祖的遵化县陵园，而是另在西面的易县开辟了一处新陵园（此后清帝才在东陵、西陵交叉安葬），仿佛很害怕冥冥之中的父皇。对当时迷信鬼魂的清室来说，这些举动只能用必有亏心事来解释了。
　　雍正继位后很快圈禁了早有权力之争的八弟、九弟，还下令将他们改名“阿其那”、“塞思黑”（满语为猪、狗），二人不久便暴卒。据溥仪之弟溥杰说，他在宫中发现过雍正留下的杀弟密诏。将兄弟改畜生之名的举动，本身便反映出本人的荒唐下作。稍有点独立思考的人都会问，这两个亲王若是狗是猪，作为其亲哥哥的皇帝又是什么呢？
　　雍正帝生前疑团颇多，死因也是一个谜。据官方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公历１０月５日）他还在批阅奏折，当晚“不豫”即不舒服，三日后，突然“驾崩”，死于圆明园，原因不详。
　　一些野史乃至武侠小说津津乐道的是被刺取头一说。说的是雍正积怨太多，下令掘挖反清人士吕留良之墓并诛杀全家后，其孙女吕四娘埋名学艺，后来夜闯内廷，砍下皇帝首级而去，西陵中葬的只是一具无头尸。不过，从清宫戒备的情况看，一女子逾墙入圆明园取头之说，有点近乎编造的神话。研究清宫档案的一些人根据症状记载，判断雍正是突然中风而亡。另外有人分析，雍正长期迷信方士道人，甚至与之称兄道弟，在圆明园内还让他们煮炼仙丹以图长生。服这种含有毒成分的丹药，极容易暴卒。在中国一部千年封建帝王史中，包括唐太宗等“明主”在内的众多皇帝都曾干过这种荒唐事，雍正也可能重蹈了覆辙。
　　雍正一生被神秘和疑案环绕，反映出当时清室内部权争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他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康乾盛世”的中间，本人和周围却充满阴暗气象，这也意味着清王朝即将走向下坡路。从这点看，雍正又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悲剧性人物。
　　和为何深受乾隆皇帝宠幸和究竟是何许人？乾隆皇帝为什么对他如此宠幸？他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根据史书记载及今人研究，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描绘出和的兴衰史。
　　和，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生于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是时，家境并不好，《清史稿》称：“少贫无籍，为文生员。”他与弟和琳曾入选咸安宫官学读书。史载和很聪明，学习也用功，通晓满汉文，后来又学会了蒙古文、藏文。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年），他１９岁，承袭父亲常保三等轻车都尉，生活开始好转。他参加科举考试未中，从此再也没有赴考。他的祖辈是开国功臣，所以他最终被朝廷起用，于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年）被授予三等侍卫。这是他仕宦之途的起点。
　　据说，有一次他随侍，乾隆帝乘肩舆，阅一份边报，看到地方官失职处，不禁生气，脱口就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意思是说，猛兽从笼子里跑了出来，收藏在匣里的珍贵美玉和龟甲被毁坏了，这是谁的责任？随侍的人员茫然不解其意，而和凭他的好记性，马上想起这两句话出自《论语》，从容不迫地说：“皇上的意思说，守土的地方官是不能推卸其责任的！”乾隆帝听到此话，很感惊讶，忙侧过头探视，原来是一个俊秀的青年侍卫，深感满意。回到宫中，他就召见和，细问身世，和应答如流。此后，和就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还有一种说法：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年），乾隆帝东巡祭孔，乘骡子驾驭的小轿车，和在车旁随侍。路上无事，他就跟和说起话来。乾隆帝问：你是什么出身啊？答：文员。又问：“你下场科考过吗？”答：“庚寅年曾赴考。”问：“出的什么题？”答：“孟公绰一节。”问：“还能背得出你的文章吗？”和边走边背诵，一字不漏，快捷异常。乾隆帝听完，点点头，说：“凭你的这篇文章可以考中嘛。”就是以此次路上谈话为转机，和真的腾飞起来。
　　不管哪种说法，可以确信，是一次偶然的机遇，和表现得机警、敏捷、聪明，说话很得体，博得了乾隆帝的常识，回京后，就被提拔为乾清门侍卫，再擢为御前侍卫，授予正蓝旗满州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和官至户部侍郎，不出３个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再授内务府总管大臣，至年末，又出任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总管内务院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这年，和才２６岁，竟然身兼多种要职，最能显示其地位与身份之崇高，莫过于当上军机大臣，进入国家军政决策的核心，又得到内务府总管这个肥缺。朝廷中那些钻营一生的官员也未必能获得军机大臣这个位置，他却在谈话４年后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真是个奇迹。
　　然而，和的官运并未到此结束。乾隆四十三年又（１７７８年）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再升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御前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总裁、兼理藩院尚书。和升官，简直是火箭的速度，直线上升。尽管他的地位达到了极限，直到破败前，他的官职和荣誉有增无减。从他所任官职，凡朝中军、政、财、文、人等各种权力及各肥缺，几乎让他一人包揽了。清朝不设宰相，他却是真宰相，时称“和相”。
　　和有何德何能，竟获此无以复加的高位与殊荣？其实，他既无一件军功，也无特殊贡献。论才能，他根本不知兵，略通文，又非才华横溢。论资历实践，科举未中，亦非正科出身，这在官场中根本没人瞧得起。但他却得到乾隆帝的极度宠幸，原因何在？
　　说起来，很简单。和初登政治舞台时，清朝已达到鼎盛，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而乾隆帝已步入老年，力主“持盈保泰”，维持现状就可以了。和很适合乾隆帝的口味，他为人机灵，很会说笑话，不失诙谐幽默，老年的乾隆帝，自然就喜欢起和来了。这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和凡事都必揣度乾隆帝的心态，“善伺高宗意”，投其所好，总能得到乾隆帝的赞许。这给乾隆帝一个错觉：惟和最能体会他的意图，因而更加信任和。于是，乾隆帝对和情有独钟，不断加恩，宠幸之至，非和莫属。
　　从清朝给和盖棺定论，到当代学者研究，和基本上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他的问题，概括地说，一是借助权势，擅作威福，顺他则昌，逆他则亡。只要不顺从，他必设法排挤，甚至致人于死地。在北京，从上层到底层，无不唾骂他。二是贪污纳贿，其数量之巨，令人难以想像。仅据其被逮后所定罪状，其中贪污的白银逾千万两，夹墙内藏赤金达２．６万两、私库赤金６０００两，地窖银百余万两，在通州、苏州等地当铺资金为１０万余两。和财产之多，不只是清代头号大贪官，在中国历史上也够上头号了。
　　乾隆帝对和贪污、擅作威福，所知有限，但一经发现，也曾下诏斥责。这表明，乾隆处事还能坚持原则，即使宠臣也不能免。但乾隆帝对和还是虚应故事，不过是给个告诫，事后很快恢复正常，照旧升官不误。和“弄窃作威福”，公开勒索纳贿，致使“政以贿成”，贪风日炽，吏治败坏。清朝由盛转衰，和掌权政２０余年，直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正月，８９岁的长寿皇帝乾隆帝病逝，和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乾隆帝去世才几天，刚亲政的嘉庆帝就下令逮捕和，宣布其２０条大罪，赐令自尽，下场悲惨。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和，他跟乾隆的关系，大抵如此。
　　烧抢圆明园谁带的头１８６０年１０月，圆明园浩劫，举世震惊，英法联军无疑是祸首。但是，谁先抢了圆明园？据王运（１８３２～１９１６）说，是中国人——北京海淀的满人和老百姓！
　　王运的《圆明园词》中说：“敌兵未至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这话文绉绉的，好在附有自注，词义乃大白：“夷人入京，遂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洋人入京，到了圆明园，看见里面陈列的富丽堂皇，互相告诫不得进入，说怕丢失了东西以后要被索赔。等洋人一出，那些落魄的满人贵族首先率刁民，借洋人的名，放火打劫，洋人见状又返回来也跟着大掠夺。）王运当时刚出道，在权臣户部尚书肃顺的幕府中，北京的关系很熟。据他的见证，当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最先进入圆明园盗掠的，不是老外，而是土著，是海淀附近的满汉穷人。
　　谁先在圆明园开抢，是讲得清楚的。按照英法联军将士的回忆录，他们是１０月６日追赶满兵，进入圆明园的。当日，为了战事，在苑囿外围烧了几间房子。来自英法乡下的兵士，住在宫殿里，眼界大开，垂涎三尺，已经在议论掠夺珍宝。但据说第一天还好，只有几个法国士兵拿了几件小东西作纪念，余人没有动手。第二天，１０月７日，海淀的中国人下手了。不敢抢外国大兵占据的宫殿，就抢那些无人看管的佣人、管家和太监住房。
　　满人入关２１６年，北京第一次失陷，没了官的北京一下乱了，对整天垂涎着皇上生活的小民来讲，无疑也算是一种解放，进到这平日里的禁园张望也是享受。于是开抢，如王运所记。随军的英国纪牧师说：“当我们再走近内宫时，遇见了成群打伙的中国人，抢劫他们皇帝的东西。我们检查他们的篮子和包裹，只能找到瓷器、毡毯和粗布的棉衣。他们没有走进最好的宫殿，他们惧怕我们。”因此，外界看起来，是中国人先抢烧圆明园。
　　但英法联军当然不是善类，他们早已在园内有组织有纪律地分赃、搬运、拍卖圆明园财物，而且外界不知。情况大抵就是这样：英法联军是有组织的江洋大盗，海淀的百姓是散乱的刁民细贼。
　　“皇城根下”的子民，有的还是帮着皇上统治全国人民的满族特权分子，平时又最恨洋人，临事不和皇上共患难，不显出“忠君爱国攘夷”的样子，反而乘帝室之危，下手捞便宜，为什么？这样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奸？不像。农民起义？也不像。愚民群氓京混子？他们却又是如此精明地拿捏分寸。
　　这样的故事，最叫人想起另一句话：“乘火打劫”。秦末项羽大烧咸阳，放火的是楚兵，抢劫者中却一定夹有大量当地居民，不然为什么大火“三月不灭”？明末闯王李自成进北京，很想守住纪律不抢，也是北京城里的当地人先抢了起来，一发而不可收。辛亥革命的时候，北京、南京、武汉都发生过类似事件，有人想抢，但是因为有一批商人、政客、士绅出面维持，不准掳掠，才是历来的改朝换代中情况最好的一次，故宫保了下来，造了博物院。
　　李鸿章遇刺为何导致中日停战１８９５年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２０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对于李鸿章而言，甲午战败是他一生的耻辱，签订《马关条约》更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
　　１８９５年２月２２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他们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不管是慈禧、光绪，还是满朝文武，谁都不愿意背上这个遗臭万年的罪名，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
　　进京次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了李鸿章。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堂上争执不下，乱作一团。李鸿章表示，不能够承担割地的责任，更何况连日本人要的赔款现在都无法凑齐。光绪帝的老师翁同等人也说，宁可多赔款，也不可割地一寸。以恭亲王为首的一干大臣则认为，如果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情形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就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为了寻求背后支持，李鸿章再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希望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只可惜此时各国要么与日本沆瀣一气，要么暗中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准备中日议和开始后坐收渔翁之利。李鸿章的求助行动无果而终。
　　３月４日，光绪帝正式发出了全权诏书，宣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１３日，李鸿章等人乘坐德轮“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
　　１８９５年３月２０日午后２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３月２１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也要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的一切驻扎费用开支要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起了觊觎我台湾的企图，向李鸿章隐瞒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使日军占领台湾成为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春帆楼上，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３月２４日下午４时，中日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到达驿馆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左右未及反应之时，照定李鸿章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当场昏厥过去。眼见主人遇刺，李鸿章的随员们赶快将其抬回驿馆，由随行的医生马上进行急救。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过后不久，李鸿章就苏醒过来。李鸿章毕竟见过大风大浪，面对此景表现得异常镇定，还不忘嘱咐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７３岁的李鸿章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所幸的是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经审讯，此人名叫小山六之助，２１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小山六之助的想法与日本政府此时的意图大相径庭。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此时的伊藤博文最担心的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列强手中，让一直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从中干涉，坐收渔翁之利。
　　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清政府给李鸿章来电，除慰问伤势之外，还指示应趁“彼正理曲之时，李鸿章据理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当时，如果李鸿章就势回国，再怂恿列强进行干涉，也许《马关条约》的内容就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可是被列强与日本欺负得没脾气的清政府压根儿没有想过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只是担心如果不及早结束谈判，在华日军将会继续制造事端，危及京师安全。
　　２８日，当伊藤博文再次来到李鸿章的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时，李鸿章不禁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几天来在谈判桌上口干舌燥没能取得的战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峰回路转。３０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
　　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晚清帝国的最大悬案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病入膏肓的慈禧太后命太监把她抬到瀛台，抬到被她囚禁了１０年之久的光绪皇帝床前。病体沉重的光绪皇帝和病体更加沉重的慈禧太后沉默无语地对视着，在沉默的目光中维新派领袖向保守派首领做最后的抗争——只要能比她活得更长，就有机会实施慈禧太后所反对的维新主张。
　　然而就在这一天，清廷突然宣布光绪皇帝于当日酉时“崩于瀛台之涵元殿”。时隔不到２０小时，慈禧皇太后也于次日未时“崩于中南海之仪鸾殿”。对于７４岁的慈禧之死，人们尚无异议，但对于３８岁的光绪竟死于慈禧之前，则众说纷纭。历史之谜就这样留给了后人：是不是慈禧太后害死了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的一生，都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之下。他从５岁就开始当上了一国之君，但是实权却握在“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手里。光绪皇帝即位１５年后，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光绪皇帝终于有了亲政的机会。那时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强邻日本打败，饱受列强欺凌。年轻的皇帝血气方刚，表示“决不做亡国之君”，毅然采纳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主张。从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起，光绪皇帝宣布变法，颁布数十道改革诏令，力图使中国强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
　　虽然“撤帘归政”，但慈禧太后依然控制着政令，掌握着对大臣的任免权。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惟恐大权当真落到光绪皇帝手里，并且嫉妒仇视光绪皇帝的变法图强主张，她利用强大的保守势力发动了“戊戌政变”，在菜市口将谭嗣同等６位维新志士斩杀示众，通缉康有为和梁启超，把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同时下诏书宣称，她“经皇帝再三恳请训政，从明日起坐殿办事。”从此，光绪皇帝失去了政治权力，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为了防止光绪皇帝与外界联络，慈禧太后命令将围墙加修成双层。水中岛屿瀛台通往勤政殿的桥铺成活动式桥面，随用随铺，桥端设有慈禧太后亲信太监的监视房。同时，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珍妃被慈禧太后打入冷宫。光绪身为皇帝，为了与他所爱的珍妃见一面，不得不在深夜由心腹太监冒死拉船偷渡。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慈禧太后仓皇出逃，匆忙中还不忘把珍妃投入井中淹死，足可见慈禧太后是多么仇视与维新沾边的人。光绪皇帝在囚禁他的瀛台凄凉地度过了１０年。他的健康每况日下，逐渐心力憔悴，终于在１９０６年病情恶化。
　　为什么光绪皇帝恰巧先慈禧太后一日死亡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慈禧太后病危时，深怕自己死后，光绪重新当政，继续推行维新变法，所以指使太监下毒手把光绪帝害死，以绝后患。还有一种说法则认定光绪帝是被袁世凯进药毒死的。因为戊戌变法时，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才镇压了维新运动。袁世凯怕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执政，遂先与庆亲王勾结，准备废光绪立庆亲王之子，怕事不成，乃下此毒手。第三种说法是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的朱金甫同志从馆藏的光绪脉案中考证出，光绪是由于长期患多系统的慢性消耗疾病，最后体力衰竭而死，并非他人毒毙。有些学者不同意第三种说法，认为仅仅根据脉案、药方尚难揭破内幕。因为在皇太后慈禧一手遮天的情况下，太医的脉案可以受命“捏造”；在当时，给光绪帝治病的主持者是慈禧太后的得力亲信庆亲王，名医屈桂庭就是在庆亲王授意下由袁世凯推荐进宫的。
　　作为政治权力上的死敌，慈禧太后的确有着必须让光绪皇帝先她而死的动机。所以后人不可避免地要猜测这巧合背后的真相，要相信正是慈禧太后害死了光绪皇帝。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埋葬光绪皇帝的陵墓被盗，据说被扔到宝床底下的尸身是光绪皇帝的遗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清理这座陵墓时检验了那具尸体的骨骼，却未见中毒成分。难道光绪皇帝是被慈禧太后气死的？这段公案的历史真相迄今仍然不得而知。
　　中国皇室的妃子革命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淑妃鄂尔德特·文绣，系满族鄂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０日入宫时不满１４岁。
　　文绣初进宫时，溥仪对她十分眷恋，经常到她住的重华宫去聊天，像对一个妹妹一样关心她。文绣求知心切，溥仪给她请了专职的汉文和英文教员。然而文绣的得宠，燃起了皇后婉容的无名妒火。一次，文绣外出归来，在院子里吐了一口唾沫。凑巧，婉容正坐在旁边。婉容气恼地告诉了溥仪，溥仪偏信一方，训斥了文绣一通。
　　溥仪对文绣的态度如此大的转变，不是没有原因的。当初他关心文绣的学习和长进，并非希望她成为学问家，而是一种闲散时的消遣。实际上他需要的是俯首贴耳、惟命是听的豢养在御园中的囿鹿。可是，单纯的文绣在内心深处常常祈求一个跟皇妃极不相称的东西——自由。她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过普通的生活，但这种正常合理的要求在帝王之家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所以，当他发觉文绣许多逾矩越轨的想法后，即生反感之心。因此在后妃之争中，他明显地偏袒婉容，文绣吃亏的时候多。
　　溥仪出宫探亲或游园，照理应该把皇后、皇妃同时带在身边，但这种出风头的事，多数落在婉容头上，文绣则被晾在一边。１９２５年之后的几年，在天津，婉容和文绣的疙瘩愈结愈紧，几乎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溥仪下榻在张彪的私人花园中的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里，他跟婉容住在二楼，而把文绣抛在楼下。溥仪厚此薄彼的做法不言而喻。
　　一个农历除夕的晚上，溥仪与婉容在寝宫嬉戏，这时，有太监奏报淑妃用剪刀捅自己的小腹，溥仪生气地说：“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她！”如果说以前他待文绣只是感情上的差异，这时他对文绣已是恩断情绝了。溥仪也承认：“差不多我总是和婉容在一起，而经常不到文绣所在的地方去。”
　　文绣郁郁寡欢，整日以泪洗面，多次自杀未遂。溥仪发现后，一面派太监严密监视文绣，一面允许她的胞妹——老庆王的孙媳文姗进宫开导她的胞姊。
　　文姗不断来访，给寂寞孤独的文绣带来了生机。她给姐姐带来许多好消息，使姐姐的眼界开阔了。文绣不再自寻烦恼，而是暗暗寻找逃脱囚笼的机会。姊妹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制定了周密的出宫计划。
　　１９３１年８月２５日中午，文绣在中堂招呼开饭，太监有所怠慢。皇妃失宠，太监欺侮，本来不足为怪，但文绣仍很气恼，她高声骂道：“讨厌！”溥仪似闻弦外之音，恼羞成怒地传谕：“欺君之罪该死，朕将赐你死矣！”文绣操起一把剪刀，向喉咙刺去，却被眼急手快的太监夺下。文绣因此大哭大闹，溥仪无可奈何，便打发太监找文姗来劝解。下午３时左右，文姗向溥仪、婉容说：她姐姐日夜哭泣，劝说不灵，望允许她陪姐姐出外散散心。溥仪一时发了善心，当即同意。文绣、文姗只随带一名太监，乘溥仪的专车，直开往国民饭店。车在门前停稳，二人急忙奔赴３７号房。当太监紧跟着进去时，文姗正色道：“你先回去吧，淑妃就留在这儿了！还要向法院控告皇上呢！”太监当下面如土色，不知所措，继而频频磕头乞求皇妃回宫。文绣态度坚决，从袖中出示三函，正告太监：“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可拿着这几封信回去转告皇上！”这时，文绣聘请的律师张绍曾、张士骏和李洪岳走了进来。
　　文绣的行动，像一发重型炮弹，在清宫中炸开了。溥仪闻讯大惊失色，淑妃夜不归宿，是皇帝的奇耻大辱。他派出大批太监、随从，到国民饭店寻找。后又转到老庆王的府邸，搜索文姗的居室，均无所获。此时，文绣同文姗早已从后门另觅安全的居处了。
　　晚上，溥仪召集身边的遗老们开“御前会议”，以求善策。与会的老先生们无不义愤填膺，认为这是最见不得人的丑事，是“圣朝”不能容忍的，但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最后决定委派律师出面，与文绣的律师对话，以求和解，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会后，陈太傅在溥仪的授意下，令溥仪雇佣的法律顾问林廷琛等人承办此事。
　　第二天，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报载：“皇妃因不堪帝后的虐待，太监的威逼，自杀未遂，设计逃出，聘请律师离婚。”
　　在这其间，双方律师一直处于紧张的调解过程中。溥仪曾派代表见文绣的律师，企图说服他们：“溥仪与淑妃伉俪情深，绝无虐待之事，请不要误会。”律师们说：“现在事情已达到这个地步，妃子是决不回去的。如果溥仪先生还想和解，那只有承认她的完全自由，否则除了向法庭提出诉讼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溥仪无计可施，只得不再坚持“不许离异”一条，但提出为溥仪的身份起见，不许起诉，不许登报申明。文绣方面则除了坚持不回宫，还要求溥仪支付赡养金５０万。
　　最后，经过双方律师两个月的磋商，终于签订了和解议案：一、自立约起，双方完全脱离关系；二、溥仪付给文绣５．５万元终身生活费；三、允许文绣带走常用衣物和用品；四、文绣返回母亲家居住永不再嫁；五、双方互不损害名誉；六、文绣撤回要求法院调解的诉状，今后不得再提出诉讼。
　　这是数千年来皇帝宫中破天荒的一次妃子革命。文绣利用中华民国的法律、资产阶级的人权和人道，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她说：“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文绣与溥仪脱离关系后，并没有回到北平的母亲家去。她用那笔经律师、中间人和家人层层克扣后极少的赡养费办了一所小学，把整个身心的爱献给了孩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当教师的妃子。
　　文绣终身未再嫁，自此后过了２０多年的平民生活，１９５０年因病去世。后来溥仪感叹万分：“现在想起来，文绣早年和我离了婚，到后来才没有成为婉容第二。我认为这不但是她的一个胜利，也是她平生幸福生活的起点。”
　　慈禧墓如何被盗１９２８年，兵荒马乱，土匪蜂起，军阀横行，歹人四出。在端午节前几天，遵化当地的一股土匪马福田、王绍义等密谋盗陵。这个消息传到了驻蓟县马仲桥一带的国民革命军１２军军长孙殿英的耳朵里，他派出一团人连夜出击。在清东陵陵墙外的马兰峪镇上，两军相遇，短兵相接，经过一场鏖战，马福田部被击溃西逃。
　　然而，获胜部队并没有得胜还朝，却大摇大摆地开进了清东陵，占据了几处陵墓。孙殿英与其心腹干将经过一番密谋策划，随即到处张贴布告，声称部队要搞军事演习，拨了整整一个师的人马把陵寝区四周围得严严实实，四处增岗，八方加哨，在半径十里地内鸣枪示警，一律不准通行。于是，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发生了。那么这孙殿英是何许人也？
　　孙殿英（１８８９～１９４７），河南永城人，名魁元，号殿英，一般人叫他孙老殿，也有人因他生过天花，叫他孙麻子。此人从十几岁就跟流氓地痞鬼混，出入赌场，并大显才能，掷骰子百发百中，堪称一绝。靠这一手，他发了财，也结识了许多官僚政客。他的另一手看家本领是贩毒、制毒，而且只要能抓钱，什么都干，绑票一绑就是几百人，抢劫专挑大户，伪造钞票，倒卖黄金，心狠手辣，胆大眼活，着实发了横财。但有钱还需有势，他入了豫西“庙会道”，装神弄鬼拉拢人，操纵利用，得益非浅，不但兵源大部来自道徒，而且屡仆屡起。他把“有奶便是娘”当成信条，从１９２０年在张平手下当兵起，到１９２７年被蒋介石收编，已是数次易帜。此人狡诈阴险，抗战前与我红军、西北军、广东国民党执行部、福建人民政府、汪精卫改组派，以至伪满洲国都有联系，后来终于在１９４３年公开投降日本侵略军，当了汉奸。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封他为纵队司令打内战，１９４７年被我人民解放军生擒，因有鸦片烟瘾，不久便抑郁患病而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综观孙殿英这样一个人，驻兵皇陵，岂有不思盗墓之理？
　　１９２８年７月的一天夜里，孙殿英命令工兵营长带一连人直奔慈禧的定东陵。同时，又令师长柴云附手下的辎重营长韩某奔胜水峪乾隆帝陵，经过７个夜晚的罪恶活动，将两座陵墓内的金珍玉宝洗劫一空。孙殿英这伙匪徒是怎样盗掘慈禧陵的宝物呢？
　　他们闯进陵内，在明楼、宝顶各处掀砖挖洞，都不得其门而入。最后是在古洞门内、迎面有一座砖墙的下面，用炸药炸开了地宫的进口。在硝烟弥漫的残砖断石中，向北呈露出一面汉白玉石的金刚墙，从墙中间拆下几块石头，就顺着这个石洞口爬进了地宫。通过斜坡甬道，迎面一道汉白玉石门紧闭着，匪徒们连撞带砸，总算把两道石门打开，进入一个宽敞的堂券，即停放帝后棺椁的“金券”。正中汉白玉石台上停放着一具金光耀眼的棺椁，这就是慈禧太后的梓宫。匪徒们拔刀弄斧，砍碎了金色的外椁。清代棺木有两层，外层称椁，里面那层才称棺。这外椁是用一种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木料产自川、广、云、贵的原始密林，不仅质地细腻、花纹秀美，还散发着一股浸人肺腑的清香。外椁金丝楠木外面，还漆有４９道漆；最外层金漆涂刷完后，由喇嘛用藏文书写四天王经咒于上，用以祐护亡灵。
　　可惜这光芒四射的金漆外椁，竟被匪徒刀砍斧劈得七零八落。匪徒们将碎椁木搬开，现出一具红漆滇金的内棺。匪官怕用刀斧劈砍损伤棺内宝物，严令匪兵小心谨慎地用刀撬开内棺。棺盖掀开，再掀开一层子盖，满棺珍宝光芒大放，夺去了手电筒的亮光，众匪无不惊叹。
　　孙殿英本人回忆这段往事时自供说：“老佛爷（慈禧）像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才发了黑，衣服也拿不上手了。”他又讲：“慈禧尸体为什么不烂？因为她的口中含有一颗很大的夜明珠。这颗珠子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分开时透明无光，合拢起来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
　　盗陵之后，溥仪派遣清朝遗臣载泽、耆龄、宝熙、陈毅等人前往清东陵重新安葬，地宫内空空如也，残破棺木和碎衣烂衫扔满地，慈禧的尸体被扔在西北角，伏在破棺椁盖上。她脸朝下，手反转搭在背上，长发散而不乱，扎辫子的红头绳犹在。当翻转她的尸身时，遍体长满白毛，口角处确有残破。载泽等人将慈禧及裕陵内乾隆帝、后妃尸骨重新殓葬后，掩埋了洞口，返回天津。
　　东陵盗案，轰动中外，京津一带满城风雨，新闻报刊通篇刊载着谴责文章。孙殿英见势不妙，赶紧施展出脱身之计，通过戴笠的关系，将盗陵所获的翡翠西瓜、翡翠蝈蝈白菜、夜明珠等国宝，转赠给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人，从中斡旋的戴笠也受了贿。其结果，不仅孙殿英逃脱了法网，就连孙的部下、已被逮捕的师长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了。谭温江是参加盗陵的干将，因在北京琉璃厂销售盗陵所得的珠宝而被捕。由于孙殿英通融行贿，官官相护，竟使盗匪得以逍遥法外，轰动全国、举世瞩目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陈独秀的婚姻和爱情陈独秀一生大起大落、曲折坎坷，对于他的历史评价，半个多世纪来，褒贬不一。对于他的个人生活，世俗偏见更是鄙夷和不屑，而他本人则备尝个中酸辛、苦涩和甘甜。
　　１８９６年，陈独秀院试夺魁，中了第一名。这一年，他只有１８岁。家乡安庆城的几位从不登门的名门望族和富户人家，竞相托媒上门。在众多托媒提亲的人家中，陈母属意于安庆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高大众。
　　高大众生母早已去世，自幼随侍在父亲身边，她虽然目不识丁，但却温良驯服，颇有教养。相亲那天，陈独秀找机会瞅了高大众一眼，但见她个头倒也适中，眉目清秀，心里也就认可了。次年冬，他们完婚，新婚燕尔，两人也能相亲相爱。可是时间长了，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且又性格迥异的人，渐渐地产生出差异和隔阂。
　　１９０１年，陈独秀决定东渡日本留学，可是，手头又资金匮乏，只得求援于妻子。这天，他以少有的温柔抚慰妻子：“大众，我就要远行了，家中的事全仗你照应……”可陈独秀这个倔强刚烈的人，好听的话还未讲完，便开门见山地说：“大众，我去日本需要一笔钱，你可否将你的金镯子借与我一用。”大众细声细语地说：“你已是有家小的男人了，在外闯祸，是要杀头的。你就是不想想我，也要想想儿子。”她见他默然无语，便小声嘀咕：“我不能把金镯子给你去闯祸，它可是我高家的传家宝啊！”陈独秀没等她把话说完，便呵斥道：“没有见识的女人！”说着便甩手而去。
　　他的好友潘赞化回忆道，他们“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高大众生有延年、乔年、松年三子。她进陈家３０多年，从没离过家门。１９３０年９月，这位朴实贤淑的妇女病逝，终年５５岁。
　　在陈独秀正为自己的婚姻苦恼、绝望的时候，一个新的女性悄然闯入他的生活，她就是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乳名小众，比大众小９岁。小众自小娇生惯养，养成了任达不拘、热情奔放的个性。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对独树一帜的新派人物和新鲜事物特别喜爱。此时，陈独秀已在社会上声誉鹊起，和那一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高君曼十分崇拜这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每逢寒暑假回家，她总要抽出时间看望姐姐，并借机找陈独秀攀谈。
　　这一切，高大众早已察觉，她不愿出乖露丑，只能暗自心伤。陈独秀和高君曼相爱之事很快便在乡邻间传得沸沸扬扬。１９１０年，陈独秀到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地理教员，将高君曼带至身边，公然同居。
　　陈独秀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事业，离不开高君曼的支持和帮助。高君曼为此付出青春年华，并积劳成疾染上多种疾病，而陈独秀却很少问及她的健康和孩子的成长。一个女人独力支撑，且又传闻陈独秀另有新欢，她感到再也无法共同生活了。１９２５年１０月，高君曼带着儿子鹤年、女儿子美来到南京居住，这对自由恋爱结成的夫妻终于决裂分手了。１９３１年，高君曼病逝于南京，年仅４７岁。
　　１９３０年下半年，陈独秀为摆脱国民党的通缉捉拿，常常是东躲西藏，居无定所，不但经济拮据，同时形单影只。他居住在上海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楼房内的一间简陋房子里，整日闭门不出，不是读书就是写文章。和他相邻而居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年龄在２２岁上下，身材娇小，圆脸大眼，衣着干净，举止拘谨，一看便知是个憨厚老实的女人。
　　这位女子叫潘兰珍，江苏南通县人，幼时随父母逃荒到上海，１３岁便在纺织厂当童工。后来，她受流氓哄骗，与之同居后生一小孩，孩子夭折后，就被抛弃，现在一家英美烟草公司做工。一个是鳏居男子，一个是独身少妇，虽然年龄相差近３０岁，但是，久而久之便惺惺相惜，以至情投意合了。潘兰珍知道老先生有知识，能写文章，是个做大事的人，从不打听其身世和行踪。她只管上班挣钱，料理老先生的饮食起居。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陈独秀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移送南京监禁。被囚后，他最为挂怀的是潘兰珍的生活，他致信他的学生高语罕说：“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探望一次……”在高语罕的帮助下，潘兰珍来到了南京，在监狱附近租了间旧房子住了下来，每天到监狱照料陈独秀，直至他出狱。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陈独秀提前获释。９月，他和潘兰珍定居武昌，并向世人宣布结为夫妻。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陈独秀逝世。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潘兰珍病逝。
　　徐志摩身后一个尚未解开的谜１９２５年３月，徐志摩到中国著名女作家凌叔华家，把一个小提箱托付凌叔华保管，末了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若是我有意外，叔华，你得给我写一篇传记，这里面有你需要的证件。”直至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徐志摩乘飞机遇难，这个小箱子一直放在凌叔华处，徐志摩并没有取回。
　　到底这箱子里有什么秘密呢？翻开凌叔华当年写给胡适的信，上面是这么说的：“因为箱内有东西不宜小曼看的。”具体地说，除了部分文稿外，主要是徐志摩的两三本英文日记，还有陆小曼的两本日记。陆的日记骂林徽因的为多，所以不宜交林徽因保管。而徐志摩的日记写的又是当年跟林徽因的恋情，所以不便给新婚夫人陆小曼看。在徐志摩去世后，有关这个小箱子的秘密被宣扬出去，很多人都想了解徐志摩日记的内容。
　　当然，最想得到这个小箱子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她想编辑徐志摩日记集；一个是徐志摩当年的恋人林徽因，她不想使徐的日记公开，因为这样会影响她的名声，似乎林徽因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林徽因有自知之明，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子，如果自己出面，向凌叔华要回徐志摩的两本日记，凌叔华是肯定不会交出来的，于是她请来大名鼎鼎的胡适当中间人，向凌叔华索取这两册日记。
　　凌叔华在１９８３年５月７日致陈从周的信中说：“至于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两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
　　凌叔华顺从交日记，胡适从凌叔华手中接过了这个小箱子，并没有送给陆小曼，而是送给林徽因。林徽因打开箱子一看，徐志摩的日记只有半册，另外的一册半被凌叔华私藏起来了，林徽因便把此事告诉胡适，胡适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写一封信给凌叔华：“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的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的秘密，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密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的不幸，绝非死友所乐意。”接着，胡适又说：“请你把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交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的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失散，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在胡适软硬兼施的要求下，凌叔华把这小箱子的全部东西，甚至连陆小曼的日记都交给了胡适，胡适如数转给林徽因，至于胡适答应把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全部打印并会给凌叔华一个副本，却只是一句空话，久久未能实现。
　　凌叔华最后发现自己上了胡适的当，感到很对不起徐志摩，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入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两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然而，木已成舟，也就不必说了。”
　　可想而知，在封建社会中，青春少女林徽因爱上了有妇之夫徐志摩是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林徽因怎会把徐志摩的日记公诸于世呢？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已先后去世，小箱子和徐志摩的英文日记至今失散何处，只能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毛泽东为何与“９月９日”有缘１．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零时１０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在９月９日零时１０分逝世前的２４小时里，毛泽东是怎样度过的呢？
　　从９月８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到１８０，低压到８０。１１点左右，心律失常。下午４点，插上鼻咽管。晚上８点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１１次，加起来有２小时５０分钟，平均每次不到１６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９月８日下午４点３７分。７个多小时后，刚刚跨进９月９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一代伟人，也是旷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这一天。
　　２．１９２７年９月９日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天，他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从这天起，握惯笔杆子的手抓起了枪，又走上了军事家的征程。此前，他也写诗，但从这天起，诗人毛泽东有了新的诗品，因为拿着枪的手再来写诗，便是用枪声来押韵了。在这条诗路上敲下的第一个诗韵，便是起义开始之际写下的《西江月·秋收起义》，里面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也正是在９月９日这天，毛泽东遭遇了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他被当地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了，在押送去团防局的路上，毛泽东机智逃脱，在一个水塘边的草丛里躲到黄昏，才死里逃生。
　　不到一个星期之后，毛泽东开始走上一条独特的革命新路——他把队伍引向了农村，这一路，走得很艰难，这一路更让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变得强大起来。这一路，毛泽东告别大城市，钻了整整１８年的山沟，直到１９４５年……３．１９４５年９月９日１２天前到达重庆的毛泽东，在这一天专门会见了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郭沫若。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显然成为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帜。一个是开启白话新诗道路的泰斗，一个是重铸传统诗词辉煌的巨匠。诗人的对话，在国共重庆谈判的时节，充溢着政治的格言。
　　关系着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虽然玄机四伏，但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诗。快要离开重庆的时候，毛泽东给重庆文化人留下了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词《沁园春·雪》，并应柳亚子之请，题写在柳的纪念册上。
　　读了《沁园春·雪》，柳先生立刻写了一首有名的和词，说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解牢骚。”在日记中，他直称毛泽东为有史以来词坛“第一作手”。与此同时，国民党宣传部门则发动了对这首诗的批判，甚至动员笔杆子要写出一首超越《沁园春·雪》的作品，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来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没能拿出来，只得遗憾罢手。
　　于是，一首词让人们领略到了毛泽东不仅有统领雄兵百万的元戎之气，还有儒雅温恭的飘洒气派和文人作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给重庆留下《沁园春·雪》，无疑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果然，４年后的９月９日，今朝的“风流人物”便齐聚在了古都北京（时称北平）。
　　４．１９４９年９月９日进了北平城的毛泽东，在这天正潜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所谓《共同纲领》，事实上就是一个即将加入世界“户籍”的新中国的“临时宪法”。
　　在这之前的所有奋斗，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新国家的诞生。这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到毛泽东在这天修改的《共同纲领》，划出了从梦想到现实的历史轨迹。
　　于是，１０天前，毛泽东早早地到北平火车站迎候一位客人。当列车进站停稳的那一刻，出乎在场许多人的意料，他又率先登上了车厢。这种礼遇，对中国共产党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有过。因为他迎来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她带着孙中山先生的遗愿高兴地来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毛泽东在进北平城不久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用它来体会毛泽东在９月９日前后的心境，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５．１９５６年９月９日仿佛是一种巧合，７年前的这天，毛泽东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国家未来的“临时宪法”；７年后的这天，毛泽东也是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中国共产党发展方向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７天前，毛泽东还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出席八大的代表必须填写的登记表，他大概也是在这天，认认真真地在上面按要求写道：“姓名：毛泽东；性别：男；出生年：１８９３；民族：汉；籍贯：湖南，湘潭县；现在职务：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
　　９月１５日开幕的中共八大，还以它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几个“第一”载入了史册：它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代会实行常任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５年。它第一次把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写进了党章，后来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改成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第一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写进了党章。
　　火红的事业，火红的年代，蓬勃的活力，蓬勃的生机，当然还要配之以火红的诗情，蓬勃的诗句。这年６月，毛泽东在武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６．１９７１年９月９日这一天，在毛泽东的感觉中，绝不会是火红的和蓬勃的。
　　当时，他一路南巡，于９月３日零点到达杭州。从１９５３年以来，毛泽东４０多次到杭州，一共住了８００多天，这里被他称为“第二故乡”，这次来，也是要多住几天的。但是，在９月８日晚上，他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专运营线上“碍事”。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尽管已经７８岁了，但岁月没有消磨他那罕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敏锐直觉。本来，从８月１５日离京南下以来，他沿途批评林彪集团的多次谈话，无疑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于是，为了防止不测行为发生，在９月９日这天，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把自己的专列立即转移到离杭州远一点的绍兴附近。
　　９月１０日，毛泽东即离开杭州，然后经上海一路返回北京。正是９月９日的决策，使林立果等人的谋害方案没有得逞，否则，后果是难以想像的。正像人们所熟悉的那样，接下来便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一场反对阴谋集团的政治斗争胜利了，毛泽东也经历了一场此前无法想像的遭遇。但是，在这一年，在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却没有写诗。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段诗情的岁月。“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多少预示了毛泽东晚年非常看重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前途的。
　　转过年来的１９７２年初，毛泽东病了，病得很重。这是他晚年仅有的两次病情危重的一次。另一次是他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逝世之前。
　　横跨三个世纪的传奇女人宋美龄蒋介石遗孀宋美龄女士，于当地时间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３日２３时１７分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１０６岁。
　　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宋美龄光芒四射、瑕瑜互见。她有与生俱来的聪明、美丽与手腕，加上孔宋家族的强力支援与美国背景，使她在权力、财力与魅力的交织中，成为中国近代百年史上最有争议与影响的女人。
　　１．与蒋介石一见钟情关于蒋宋联姻，宋美龄初时拒绝、宋霭龄积极包办、蒋介石为联美而婚等传说几乎已成定论。其实，她１９２２年在孙中山家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时就被对方迷住了。两人一见钟情，当即互换了电话号码，其后便开始鸿雁传书，感情与日俱增。不久，蒋介石向孙中山吐露了对宋美龄的爱慕之情，并想请宋庆龄帮忙，孙大表赞同，而孙夫人（宋庆龄）则极力反对。大姐宋霭龄初时曾附和母亲一道反对这桩婚事，但后来被宋美龄说服，可以说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是宋美龄自己做主，与他人无关。
　　２．当年的几段情感绯闻民间曾经流传宋美龄与前夫刘纪文明离暗不离，和吴国桢搞婚外恋，玩弄空军飞行员等等。实际上宋美龄年轻的时候有点重感情，多次接触爱情。进入政治生活后，把政治责任放在第一位，就再也不曾想到别的了。她和刘纪文根本没有结过婚，分手后更无私交来往。至于部下兼朋友的吴国桢，她只是信任并喜欢他而已。对于飞行员，宋美龄认为飞行员对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关系重大，从这点出发，她喜欢每个飞行员，在特定的时间、场合，她拥抱甚至亲吻他们，但从来没想过要和他们中的任何人发生关系。
　　３．１９４３年“征服”美国的访问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７日，宋美龄一行赴美后，自海德公园搭乘火车于下午５时１０分抵达华府联合车站，车站内外万头攒动，挤满了欢迎的人潮。白宫以国宾之礼接待她。
　　２月１８日，在罗斯福夫人的陪同下，宋美龄到达国会。这一天可说是她生命中的一个大日子，因为她要在众议院发表一篇相当重要的演说，她必须把中国人民奋力抗战的情况，生动地介绍给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以唤起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同情与更进一步的支持。
　　宋美龄原计划向众议院发表演说，抵华府前，接到了副总统兼参院议长华莱士之邀，向参议院“说几句话”。宋美龄一开始即说：“余本非善于致辞之演说家，其实余并非演说家；然余亦非绝无勇气。盖数日前，余在海德公园时，曾参观总统之图书室，其中所见，其最令余发生兴趣者，即玻璃窗内有一总统一篇演词之初稿，第二次稿，直至第六次稿。昨日偶与总统提及此事，谓知名而公认为优良之演说家如阁下者，其演说草稿之次数，尚须如此之多，殊使余有以自慰。总统答称，彼演说词草稿有多至十二次者。准次而论，余今日在此临时发言，诸君当能谅我。”这段开场白获得了如雷掌声。
　　宋美龄在演说中，举出了美国飞行员杜立德上校１９４２年４月率队轰炸日本后，数名飞行员在回航时降落我国山区获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如同回家的例子。她说：“余在贵国度过余身心长育之时期。余操诸君之语言，不但操诸君内心之语言，且操诸君口头之语言。故今兹来此，亦有如见家人之感。”宋美龄的演讲不时被掌声打断，有时会有近５分钟的掌声。她在结语中的一句话，获得了满堂彩，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中国人民根据５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众院议事厅爆出了历久不歇的掌声，一位议员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宋美龄差点让他掉下眼泪。
　　一位住在新泽西州东奥伦奇市的家庭主妇，寄了一张３块钱的汇票和一张上海男童在火车站哭泣的剪报至白宫，要求代为转给宋美龄。这位美国太太说：“３块钱汇票是我的３个女儿合送给那位在火车站哭泣的小朋友。”这是宋美龄的国会演说经由收音机转播全美，打动千千万万美国人心灵的最佳证明。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件寄至白宫，收件人是宋美龄。《华盛顿邮报》一位名记者写道：“她所要的是什么？是为了整个地球上的人类。”
　　宋美龄此行最受瞩目的是在好莱坞露天大会场发表来美的第三次重要演说，以及会见２００多位支持中国抗日的影剧界人士。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大牌影星如劳勃·泰勒、加利·古柏、英格丽·褒曼、凯瑟琳·赫本、亨利·方达、丽泰·海华丝、秀兰·邓波儿等都和宋美龄寒暄，宋美龄对好莱坞电影的熟稔，不但使影星惊喜，亦使影剧记者大为佩服。影星均踊跃捐巨款给中国。在历时７个月大有收获的新大陆之行后，１９４３年７月４日，宋美龄返抵重庆。
　　４．在台湾的生活从１９５０年开始，宋美龄在台湾生活了几十年。刚到台湾时，宋美龄言谈之间经常“咬牙切齿”，既自怜逃到台湾这个弹丸之地，失去了大陆的大好河山；又怪罪美国帮忙不帮到底。后来她情绪渐好，学习绘画，以描绘四季风情来自我消遣。她是个十足的夜猫子，经常通宵达旦地看电影，她和蒋介石的住处“士林官邸”俨然就是一座电影城。宋美龄比较欣赏外国片子，而蒋介石则对６０年代流行的黄梅调电影感兴趣。电影的吸引力对夫妻两人也不一样，宋美龄是一定要从头看到尾的，而蒋介石则是以自己的作息时间为标准，通常看了４０分钟后便高声叫道：“好！停！”这时，电影机暂时关闭。等蒋介石他们走后，宋美龄再继续看。电影结束后，她还会和其他人一起下棋、聊天，凌晨时分才去休息。
　　５．移居美国成为跨越三个世纪的老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宋美龄依然是对美外交权威，但政治权力显然已逐步受挫，她的最大对手乃是蒋经国。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已无所顾忌，他敢顶撞宋美龄，不再需要她的意见，亦无法忍受她和孔家兄妹权充“后座司机”。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说：“先总统过世后，经国先生接任总统。当时他与夫人对外交的意见不一致。夫人便对经国先生说：‘好，如果你坚持己见，那就全由你管。我就不管，我走了。’自此夫人便到美国纽约，一直都不回来。而经国先生的个性一直都很强，他决定的事情便一定要办到，所以也不大管夫人的意见。”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６日中午，宋美龄搭乘“中美号”专机离台赴美，行前发表３０００字的《书勉全体国人》。１９９５年适逢二次大战结束５０周年纪念，宋美龄应邀重返国会山庄接受致敬，并发表简短谈话。此次华府之行使垂垂老矣的宋美龄重温了一场遥远的旧梦。
　　在移居纽约后，宋美龄大部分时间住在孔祥熙所购置的长岛蝗虫谷巨宅，然因住宅靠海，每逢秋冬，寒气逼人，交通又不便，如遇大雪，顿成与世隔绝之孤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宋美龄以曼哈顿一栋老公寓的９楼为家，这栋１５层楼公寓面对公园，临近东河，颇有闹中取静之优。宋美龄颇为满意，住在第五大道公寓的外甥女孔令仪和她的夫婿黄雄盛亦便于就近照顾她。
　　宋美龄在纽约的晚年，因孔令侃、孔令伟和孔令杰３个晚辈的相继辞世，不免有“杜鹃声里斜阳暮”的寂寥之感。但她虔诚信教，平日与《圣经》为伴，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早已能驾驭生命中的风浪与波折。她偶尔接见访客、逛逛公园、参观画廊。１９９７年３月２０日欢度百岁生日时，纽约宋寓热闹万分，贺礼极多。每年过生日，似乎是她最快乐的时刻，令人遗憾的是，她始终拒绝作口述历史和撰写回忆录，对国史而言，无疑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早年曾对宋美龄顿生“我见犹怜”之心的罗斯福夫人早已去世，而她笔下“娇小和纤弱”的“中国第一夫人”却寿比南山。宋美龄不仅走过了满清末叶、民国启建、军阀混战和日军侵华，亦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更见证了冷战时代的降临与消失，以及两岸敌对关系的解冻……宋美龄成为罕见的生在１９世纪，走过２０世纪，步入２１世纪的三世纪老人。

 古迹奇观
　　浩浩千古黄帝陵陕西省中部有个黄陵县，黄陵县城北有座桥山，桥山顶上有一座高大的陵墓。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祖先黄帝的陵墓，人们称它为黄陵，这个原本称为“中部”的县也因此改名为黄陵县。
　　黄帝陵壮丽威武，古书上记载说，它坐山环水：“其山势如桥，沮水环绕之”。黄陵的周围是峰峦起伏的陕北高原，山上古柏成林，郁郁葱葱，参天耸立，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古老、挺拔、苍劲。
　　传说这座黄帝陵汉朝时就已存在了。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说：“黄帝葬于桥山”。西汉时汉武帝曾经来这里祭祀。其间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汉武帝北巡朔方（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南归，带着十余万大军，路过桥山。当他看到黄帝陵时，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对臣下说：“我听说黄帝并没有死，现在又出现了他的坟，这是什么缘故呢？”臣下回答说：“黄帝成仙上天去了。这个陵墓是黄帝的臣下为纪念他，葬了他的衣冠。”后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清朝的康熙皇帝，也都亲自写过祭文，祭祀黄陵。这些都说明，我国历朝历代祭祀祖先黄帝的传统，由来已久。
　　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祖先，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传说中，黄帝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物。他既会推算天文，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历法，又会制造车、船和指南车。他还精通医术，和神医岐伯一起研究出一套诊治方法。他和岐伯关于医学的对话，被后人编成我国最早的一部医书——《黄帝内经》。黄帝的妻子嫘祖也很能干，她教人民养蚕，总结出一套喂蚕、缫丝、织帛的经验。从此，人们既会制衣，又会作冕，还能制鞋，从上到下都装束起来，彻底改变了上古时代穿树叶兽皮的原始习惯。当时的人还不会盖房子，穴居野处，构木为巢；是黄帝教给人们“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
　　黄帝手下还集中了一大批有才能的人，他们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比如，文字学家仓颉，造出了象形文字；音乐家伶伦分出十二音阶，配成乐曲；精通数学的隶首，制定了各种度量衡等等。当然，这些发明，掺杂着许多神话传说的成分，实际上任何一项发明，都绝不会是一两个人的功劳。历史上的这些记载，只不过反映了黄帝那个时代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黄帝，因为是古代学者一致承认的华夏始祖，所以人们就把一切文明制度都推源于他。
　　黄帝还是古代主持正义力量的代表。古书上说，他办事公道，受到了周围许多邻近部落的拥戴。当时有一个南方部落的首领蚩尤，勇猛善战，常常凭借自己的强大力量，进攻别的部落；烧杀抢掠，使得人们不能安定生活。蚩尤把矛头指向了曾与黄帝结成联盟的炎帝部落，把炎帝部落赶到了黄帝控制的河北省涿鹿地区。蚩尤乘胜追击，又跟踪到了涿鹿。在这里，蚩尤终于和黄帝部落展开了一场恶战。传说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施展法术，突然间风雨大作，使黄帝部众迷失了方向。黄帝布下出奇制胜的阵式，又利用了风后所制造的指南车，辨别了风向，才把蚩尤打败。黄帝乘胜追到山东，捉住蚩尤杀掉，把蚩尤的头带回涿鹿，埋在那里。所以至今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南的涿鹿县，还有一座蚩尤坟。
　　黄帝战胜蚩尤后，威信更高了，被中原各部落尊为共同的领袖。后来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合并，统称为华夏族。华夏族就是中华民族的前身，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把自己叫做“炎黄子孙”。古书记载说，黄帝以后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尧、舜、禹，和后来的夏、商、周三代，都是炎黄的后代。不仅中原的汉民族这样说，北方的匈奴、西边的羌族、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也都自称是炎黄的子孙。
　　关于黄帝之死，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据说，他并没有死，最后的归宿是乘龙升天了。因此，现在陕西黄陵前的围墙正面，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４个大字，叫做“桥山龙驭”，就是指的这个故事。这更说明黄帝受到人们无比的崇敬，人们不希望他死，希望他永生。这个神话，表达了他的部族和后代们的美好愿望。
　　１９３７年清明节，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祭黄陵活动。这年４月６日，当时陕北出版的《新中华报》对这次活动有一段十分醒目的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特派林伯渠为代表，参加了这次民族扫墓盛典，以表示愿做抗日救亡前驱的决心。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共同写了《祭黄帝文》，文中盛赞黄帝的功劳：“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祭文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振兴祖国的精神象征。鲁迅也把黄帝作为伟大的民族象征。他在一首诗中说：“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说要用自己的鲜血来保卫中华民族。
　　近年来，每逢清明节，我国人民都纷纷来到黄帝陵，以崇敬的心情拜谒这位民族之祖。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来到大陆，差不多也都要到这里来寻根，表示后代对祖先的敬意。
　　尧庙为何古迹迷人读《孟子》，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这里的平阳是今日山西临汾市。不管五千年前临汾是否建过都，如今临汾市确有许多与尧王有关的历史遗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要数平阳城郊的尧庙了。它位于临汾城南，初建于晋代。在晋唐时代，一处处祭祀尧王、颂扬尧王的建筑，在平阳纷纷拔地而起，后经唐、元、明、清历代重修，规模逐渐扩大，建筑异常优美。早年间，庙内最前面是东西朝房、光天阁、尧井亭，中间为尧宫、舜宫、禹宫及万寿宫，最后是寝宫，东西两面还有许多房舍庭院。庙基最大时，占地７５０亩。
　　但是，烽火狼烟摧残人类，也摧残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几百年来，尧庙历遭战争破坏，损失极大。可喜的是，解放后几经修饰，现又重放光辉了。
　　现在的尧庙，门楼高耸，坐北朝南，门额上镌刻的“古帝尧庙”４个斗大汉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东西两侧的两个横眉，一曰“就日”，一曰“瞻云”，正是太史公对尧王的赞美之词。它告诉前来朝拜尧王之灵的每一个游人：尧王德高望重，如日之照临大地，天下人皆依就于他，就像葵花倾心阳光以向日一样；尧王德化广大，如云之夏渥，天下人仰望他，就像百谷之仰普降甘雨的云彩一样。
　　进入庙中，雄浑古朴的五凤楼又迎面而立，它建于１３００多年前的唐代乾封年间，楼高三层，共１９．３米，楼平面呈四角形，３层１２檐，凌空欲飞，肃穆庄严，第二层有回廊，东南西北互通，登廊可高瞻远瞩，可接风纳凉。相传，尧王当年曾在五凤楼这个地方，登高眺望尧都全景，并常与四位心腹大臣，共商国家大事。当年人们把尧王比喻为凤中之王，把四位大臣比喻为四只凤凰。尧王死后，一凤升天，四凤齐鸣。因此，这座楼盖成后，便取名为“五凤楼”。
　　五凤楼后面有个尧井亭，建于东晋太宁年间，距今１６００余年。亭为六角形，底座较高，四周围以砖砌花墙。亭四周，松柏花木茂盛；亭中央，古井一眼，水势很旺。据说，这是尧王和他的大臣们，在远古洪荒年代，为人类开凿的第一口水井。尧王凿井之后，舜便效法尧王，推广凿井。因此，《括地志》上有“历山南有舜井”的记载。由于尧、舜凿井，后人才懂得利用地下水资源，因而才渐渐离开河流居住。照这么说，这口井简直可以称为“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的一个台阶”了。尧、舜二王在操劳国家大事之余，连开凿水井这一类苦活，都能亲自去做，实在难能可贵！
　　现在，尧庙又经过一次整修，整个庙园越来越秀丽、雅致、庄重了。仰视可闻松青柏翠，俯视可见绿草如茵，漫步可见曲径通幽，小憩可见花香扑鼻。怪不得历代名人游者到此，都写诗作赋，大赞尧庙之美呢！
　　荆轲故里的斑斑血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支悲壮的歌曲，伴随着荆轲的名字，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了两千多年。吟咏着这支曲子，追抚往日古人壮怀激烈的往事，寻觅荆轲的故里，倒也别有几分情趣。
　　荆轲的故里在北京以南的河北省易县。这里有许多历史陈迹，确实值得留连。
　　易县有一个村庄，名叫血山村，坐落在一个孤立的小山包上。村子不大，房屋低矮而零散，乍看起来并不景气。然而，刺秦王的壮士荆轲，当年就居住在这里。村后山包上的半截古塔，就是历史的见证。
　　这古塔俗称“樊於期塔”，又名“镇陵塔”，仅存三层、四棱，第二层有“镇陵塔”碑刻。建于元中统二年（１２６１年）。传说，此塔最早为燕太子丹所修，纪念好汉樊於期。樊於期何许人也？连血山村的小孩子都知道：“他是让荆轲提着自己的头去见秦王的英雄。”是的，历史上有这么一段悲壮的记载。
　　史载，樊於期原是秦国的大将，曾煽动秦王的兄弟长安君反对秦王，失败后长安君被杀，他逃亡到燕国，投奔了燕太子丹。当时，秦王图谋吞并燕国。燕太子丹为了抗秦，便招纳天下的英雄，荆轲、樊於期的到来，使他十分高兴，当即在血山村为他们每人修造了一座馆舍。现在馆舍已经看不到了。
　　不久，燕太子丹派荆轲去刺秦王，荆轲说：“微太子言，臣愿谒之。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于是，荆轲提出最好拿着樊将军首级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悦见臣，臣乃得以有报。
　　可是燕太子丹不忍心这样做，认为：“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荆轲便从灭秦的大局出发，私下去找樊於期说：“秦王一直用千金重赏通缉你。要是我能拿着将军的首级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那时侯，臣左手揪袖，右手持匕首扎胸，燕国和你我等人的仇都能报了。你看如何？”樊於期慨然应允，拔剑自刎。
　　相传，血山村就是因樊於期引颈自刎而得名的。意思是：樊将军的鲜血染红了小小的山村。可惜，岁月的流逝已把山石上的斑斑血迹冲掉了；千年的战火也把血山村中的古建筑全部摧毁。不然，来到血山村，不仅可以看到一座巍巍高塔，而且可以看到一座宏伟的庙宇，庙内塑着失去首级的樊於期像。传说这庙也是太子丹为纪念樊於期所造，经后人多次重修的。
　　离血山村不远，在易县西南约５公里的荆轲山上，耸立着一座完整的古塔，人们就叫它“荆轲塔”。塔１３层，６棱，始建于辽乾统三年（１１０３年），明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６年）重建。这塔八角十三级，远看像荆轲手中的宝剑，直插云天；近观很像壮士荆轲的身姿，巍峨挺拔。
　　从山上下来，可以看到“荆轲故里碑”。这是后人为纪念荆轲而设立的一块碑石，原来立在荆轲山上，后来大概是嫌荆轲山离荆轲在血山村的舍馆远了一点，便移到离血山村不远的公路边来了。游人一见此碑，就知血山村到了。
　　过荆轲故里往南走，就可看到著名的易水河。小河弯弯曲曲，细水长流。站在河畔，回想历史的烟云，仿佛可听到易水河仍在轻轻的哀泣。人们说，那是太子丹当年亲率近臣，身穿白服，头戴白帽，站在易水河边，挥泪送别壮士荆轲的历史回音。难道这是人们的形容和夸张吗？不，远在公元前２２７年深秋的一天，也就是荆轲动身去秦国的那一天，太子丹确实到易水河边送过行。这是一件多么悲壮而豪迈的事情，悠悠易水永远记着荆轲最后告别的身影。
　　不过，易水并不是永远都在悲鸣，它既为荆轲的失败哀泣，也为荆轲的成功高歌赞赏。那是荆轲刚刚周游到燕国的时候，他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显得十分孤独。这时，他忽然在易水河畔认识了擅长音乐、弹得一手好琴的高渐离，真是异乡逢知己。每日，他与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看到他们亲密相处，对酒当歌，易水河高兴地翻卷着浪花，日夜流淌。
　　千百年来，在这波小浪微的河流两岸，发生过多少震惊华夏的事件，有的壮烈而豪迈，有的动人而优美……真正的赤壁怀古之地在哪里赤壁，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古战场。“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这是唐代诗人描绘赤壁之战的诗句。
　　据记载，东汉建安十三年（２０８年）冬，曹操亲率２０万大军进攻东吴。孙权在诸葛亮的说服下，与刘备联合作战。孙刘联军利用曹军不善水战之短，利用火攻大破曹军。其时，“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倾之，烟焰张天，人马溺死者甚众。”（《资治通鉴》）这次战役，孙刘联军以少胜多，智取强敌，对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样著名的战场，自然是文人雅士们吟咏感怀的对象。然而奇怪的是，古战场赤壁的具体位置，竟然众说纷纭。
　　唐代诗人杜牧有诗曰：“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题为《赤壁》的绝句，是作者把黄冈（古黄州）城外的赤鼻矶视为古战场而写的。北宋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时，也误认黄州赤鼻矶为赤壁。因为此地岩壁垂直，一片红色，宛若烈火烧过一样。苏轼在这里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前后《赤壁赋》和《赤壁怀古》词。词中写道：“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后人因称黄冈赤鼻矶为文赤壁。然而谁都知道这里不是真正的古战场，因为赤鼻矶的地理位置既不在樊江上游，又不在大江之南，与史书所载不符。那么，武赤壁，也就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在哪儿呢？
　　一种看法认为，赤壁在今湖北嘉鱼县东北，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和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都持这种观点。如上溯此说之源，有《大清一统志》引据《水经注》为证。《水经注》曰：“赤壁山在百人山南，应在嘉鱼县东北，与江夏接界处，上去乌林二百里。”此说后来为清末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所首肯。另一种看法认为，赤壁应在湖北蒲圻县西北。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中写道：“那个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元和郡县图志》亦称：“赤壁山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最有趣的是，许多人认为赤壁之战发生在汉水，而不是长江。他们认为，当年曹军南下，首先破襄阳，夺刘表水军。襄阳在汉水边，离长江很远，这支舰队只能沿汉水入长江。为什么到达江汉交汇之地不顺水东进直取武昌（今鄂州）反而退回西边去呢？如今汉水沿岸有四处“赤壁”：钟祥市西北６０公里的汉水东岸的赤壁崖，汉川县西北４０公里的赤壁草市，汉阳县西３０公里的临漳山也称赤壁，还有天门市东汉江边的赤壁。
　　那么，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更切合实际呢？一般认为，“蒲圻县西北”说较为可信。这不仅因为《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李吉甫生活的年代与赤壁之战的年代较接近，更早些时候的《荆州记》有与《元和郡县图志》相同的记载，而且因为蒲圻的赤壁，陆续有大批的器物被发掘出来，从而证实了这里是真正的古战场。
　　据南朝盛宏之《荆州记》记载：刘宋元嘉年间，在赤壁已发掘了曾参与赤壁之战的东吴大将吕蒙之墓，“墓中有一髑髅极大，蒙形长伟，即蒙髑髅也。”另据《南史·宋书·符瑞志》载：刘宋大明七年，蒲圻出铜路鼓，“独足四面”。
　　在赤壁对岸的乌林，１９７３年出土了东汉晚期的铜马镫一件，印有东汉献帝“建安八年”的瓦砚一台，并有东汉铜镜、陶瓷器和箭镞等。１９７６年，在赤壁山下一米多深的土层中发现沉船上的铁环、铁钉、东汉铜镜等物。同年，又在赤壁山上发现铜、铁、玉带钩各一件。１９７７年在赤壁山和南屏山各发现一枚传令旗上的三棱形镂孔铜镞。１９８７年３月７日，在赤壁金鸾山坡一座东吴砖室墓中，发现诸葛亮设计制造的铜弩机一件，同时还发现东汉五铢钱和规矩星纹铜镜。同年４月９日在同一地方，又发掘出东吴都尉武官陈文和墓，墓中出土一件更好的铜弩机，上有射程表尺，有铭文，还出土钢剑一柄、草叶纹镜一面，“大泉当千”一枚及青瓷器等多件文物。通过发掘出来的这些遗物，可以断定，这里便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
　　赫赫有名的八阵图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三国时蜀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为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华夏民族千秋万代颂扬的名臣贤相。
　　在四川奉节城与白帝城之间，有一块沙洲碛坝。乍看平庸无奇，可它却是赫赫有名的“八阵图”故址，相传诸葛亮为抵御东吴大将陆逊，曾在这里布下阵势。关于八阵图的传说，早在南北朝的时候就有记载。“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千百年来，许多诗人墨客每过八阵图，凭吊遗址，无不赞颂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吟怀他的不朽业绩。
　　公元２１２年，诸葛亮曾统率张飞等人西上入川；１１年后，又赴白帝城永安宫（今奉节师范处）受刘备遗诏托孤，先后两次到达今天的奉节地区。当时，他除了在这江滨碛坝之上“推演兵法，作八阵图”之外，还时常体察郡民之苦、排除郡民之忧。因此，尽管斗转星移，改朝换代，他却一直受到当地黎民百姓的思念，以至形成了纵游八阵图的风俗。
　　结伴踏碛，纵游八阵图，还有一段神话故事：传说有个姓赵的人，以打渔为生。有一天他在八阵图碛坝上，拾到了一块枕形的石头，并把它带回舟中。此后，每到半夜，石枕内便有鸡鸣声。后击破一看，只见内有“诸葛鸡鸣枕”５个字。人们借此推崇诸葛亮不负茅庐三顾之遇，日夜不辞劳苦地辅佐阿斗。
　　诸葛亮曾两次到过奉节，而《三国志》、《水经注》等古籍中记述的八阵图，也指的是这里。其实，所谓的“八阵图”，只不过是因长江和梅溪河洪水夹带来的大量石块泥沙淤积而成。这里出产地下盐卤，每到枯水季节，碛坝露面，地下盐卤（古称盐泉）便从碛坝的石缝中外溢。古代一些劳动人民在这里垒石建灶，取卤熬盐，故叫臭盐碛。春秋战国时，巴、楚两国常常为这一带的盐源而兵戎相见，后人可能是把那时的交战景象误认为是行营布伍的阵势吧！
　　臭盐碛的淤积，对航运危害很大。每当深秋水落，流沙淤积成碛坝，约两华里长，宽达一华里，其状似鱼仰卧之腹，致使主航道水深往往不足两米，故有“鱼腹（奉节）沙深图阵黄”的吟叹。这里历来被称为川江航道的“铁门槛”。
　　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为整治航道，曾采取过挖沙、炸沙等办法。１９６４年，航道管理部门又对八阵图一带的沙和水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析，找到了“碛漕”和主航道水位与河床冲淤变化的规律，掌握了淤沙期开辟航漕的主动权，因而不但保证了臭盐碛终年畅通，而且还做到了化害为利，使沙石为祖国建设服务。奉节城那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伸向四面八方的公路，直上白帝庙的“之”字石级，都掺和着诸葛亮八阵图上的沙石。
　　霍去病墓冢前的动物石雕在西安西北方４０公里的咸阳北原上，有一座高大的覆斗形的陵墓，这就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茂陵。此陵在西汉时因地属槐里县的茂乡，故名。茂陵区有陪葬墓２０多座，最著名的是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墓。此墓在茂陵东１公里处。墓冢高大如山，上有绿树掩映。墓顶为长方形的平台，面积有二三十平方米。游人登上墓顶，远望隐隐青山、悠悠白云，不由得会想起霍去病这位年轻将领一生的赫赫战功。
　　霍去病１８岁随大将军卫青出征，率轻骑８００，一举歼灭匈奴入侵部队２０００多人。他在祁连山一带，曾先后６次大败匈奴，打开了河西走廊与中原地区的交通。霍去病屡建战功，汉武帝要赐给他高贵的住宅，他却加以拒绝，并且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位了不起的青年将领，年仅２４岁就病故了。汉武帝十分痛惜，把他葬在自己的陵墓旁边，为他修建了祁连山形的墓冢。
　　在霍去病的墓上和墓前，原来分布着各种大型的动物石雕。如今，这些石雕陈列在墓前两侧廊房之中，是我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大型石雕。其艺术价值之高，在世界早期的雕刻艺术中是罕见的。
　　这里的石雕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是驯服的动物。“鱼”、“蛙”、“蟾”的形体颇似天然石；原石只经稍加雕琢，形象就活现在眼前。“卧象”着重写实，象头稍歪斜，长鼻搭在左腿上，伏卧在地，温驯可爱；两只小眼细致逼真，恰当地表现了这只象幼小的年龄特征。“卧牛”体态自然，那圆睁的眼睛和灵活的耳朵，在耕作完毕之后，跪卧在地，悠然自得地进行反刍。匠师们把这些可爱的动物陈列在霍去病墓前，表达了人们对这位青年将领的喜爱眷恋之情。
　　第二组是猛兽。一只“卧虎”，两眼前视，机警而凶猛；那伺机捕获猎物的一瞬间的神态，活灵活现。这只石虎，身长２米，宽０．８４米。匠师利用原石表面的粗糙和不规则的起伏，巧妙地表现老虎皮毛的丰满和轻柔的斑斓。这一组里，还有“怪兽食羊”、“人与熊”等石雕，展示出血淋淋的搏斗场面。看看“人与熊”吧！一个力士和一只恶熊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搏斗。力士头大高额，牙齿外露，两肩耸起，双手紧紧搂住恶熊。恶熊后腿直伸，贴在力士身上，显然已经失去优势，然而还在作最后的挣扎，用长嘴咬住力士的下唇不放。力士面部呈现出极力忍受疼痛而又充满必胜信心的神态。看了这惊心动魄的场面，人们不由得会联想起霍去病奋勇搏击匈奴的情景来。
　　第三组是马。这里所有的石雕中，数马最多，也数雕马的技法最娴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能不追溯一下汉代的历史情况。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拥有几十万强悍的骑兵，对中原地区经常进行侵扰、掠夺。为了击败匈奴，汉武帝决定也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为此，他对养马特别重视。公元前１０４年，他得知大宛有汗血马良种，就派将军李广利率大军出击大宛，获大宛好马３０００匹。《汉书·大宛列传》载，汗血马马蹄尖利，踏石有迹，奔跑时肯出力，从前肩渗出的汗水如同鲜血，故而得名。战马在汉代帝王的心目中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故而霍去病墓前石马之多，雕刻之精，也就可以理解了。
　　汉武帝用石刻来表彰霍去病的战功，开创了历史的先例。工匠们的这些杰作高度概括了霍去病一生抗击侵略者的战绩。
　　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发生地华清池、兴庆宫、马嵬坡是西安的３处古迹，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都提到过。把这３个地方串联在一起，人们自然会想到唐玄宗和杨玉环生病死别的爱情悲剧。
　　华清池在西安城外的骊山脚下，以温泉出名，山秀树茂，很早就是一处名胜。唐玄宗在这里建华清宫，由此称做华清池。
　　杨玉环到华清池来，走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杨玉环是薄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她是隋梁郡汪氏的四世孙，蜀州司马杨玄琰的女儿。长大以后，起初被册封为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如果玄宗不贪色忘礼，抢自己的儿媳妇，横刀夺爱，杨玉环也许会一生平静，过一种悠闲的相夫教子的贵夫人生活，她也就不会为世人所知。然而，玄宗忘情夺爱，改变了她的生活。玄宗看中她后，先让杨玉环入籍女道士，赐号太真，过了些时候，才接到自己的身边，封为贵妃。在华清宫，玄宗和杨玉环一年之中有好几个月在这里度过。
　　杨玉环不仅美貌娇媚，还善歌舞，通音律，这些都使得沉迷酒色、恣意宴乐的李隆基如醉如痴。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李隆基和杨玉环在华清池结下的爱情之果，内里已经包含着悲剧的种子。天宝十四年（７５６年），杜甫途经华清池附近，忧愤于宫墙内外贫富悬殊的矛盾，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这时，安禄山在范阳已经敲起谋反的战鼓，正向长安进发。杨玉环在华清池表演的《霓裳羽衣曲》，尽管有李隆基拍节称好，却注定是要草草收场的。
　　兴庆宫在西安市区，李隆基还是藩王的时候，这里是他的宅邸。他即位以后，曾在这里“理政”。前期他励精图治，在兴庆宫为“开元盛世”的到来，辛勤地做过一番事业。后来，他在政治上腐败了，贪求享乐，重用奸臣，兴庆宫又成了逍遥宫。
　　兴庆宫里最著名的是沉香亭，相传是用沉香木建造的，四周是牡丹园，尽是御花园中培植出来的最好品种。每当牡丹花开，李隆基和杨玉环都要穿过花丛到沉香亭来观赏。玄宗自幼喜爱音乐，素质高，会作曲，能舞蹈，不少梨园弟子都曾受过他的训练。而杨玉环身材好，体态美，又擅长旋律快速的西域舞蹈，更是个琵琶名手。他们不仅看花吟曲，有时还把当时最著名的音乐家李龟年、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找来，为他们当场填词歌唱。他们在这里轻歌曼舞，昼夜不息。
　　马嵬坡在西安附近的兴平县，紧靠公路边上有杨玉环的陵园。安禄山兵逼长安，李隆基带着杨玉环仓皇逃离，一行人走到马嵬坡，将士不再前行，要求杀奸臣杨国忠以谢天下。接着又要求处死杨玉环以平天下怨恨。李隆基迫于无奈，只得命令把杨玉环缢死。将士们这才山呼万岁，护卫着李隆基继续向四川方向逃命。
　　然而，在日本山口县大津郡也有一座杨贵妃墓。中国人说，马嵬坡的墓里埋的只是一个香囊——贵妃成仙时，请土地神将胸前佩带的香囊放在坟内；日本人说，大津郡的墓里埋葬着杨贵妃——贴身侍女替她而死，她被武士救出又护送至日本。据民间传说，马嵬坡的墓地只是杨玉环的衣冠冢。
　　对于杨贵妃的死，历来评价不一。有的同情，说李隆基背弃了她，“比翼鸟”、“连理枝”统统是骗人的；有的惋惜，说杨玉环还不如嫁给一个平民百姓，倒能白头到老；有的责骂，说她是“红颜祸水”，害了李隆基，也害了大唐。
　　总的来说，杨玉环姿容出众，不仅体态丰腴，肌肤细腻，且面似桃花，这对于好声色的玄宗，是具有吸引力的。然而，最能使玄宗如痴如狂地迷恋杨玉环的，应是她过人的聪颖，善于掌握男人的心理，又善解人意，即便在被赐死时也毫无怨言，这又怎能不使玄宗日后“此恨绵绵无绝期”，直至抑郁而死呢？
　　气魄雄伟的大明宫唐朝前期全国统一和相对稳定的局面，为后来的繁荣昌盛提供了条件。到唐中叶开元、天宝年间达到了极盛时期。虽然“安史之乱”以后开始衰落下去，但终唐之世，仍不愧为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高峰。其间建筑技术和艺术也有巨大发展和提高，最有代表性的当首推大明宫。
　　唐初长安城内的皇宫原来只有太极宫一处，是隋朝留下的，位于城北中部。唐太宗即位后一直就住在那里主持政务，他励精图治２０多年，取得了著名的“贞观之治”政绩。贞观八年（６３４年），一向少有兴作的唐太宗决定在长安城外兴建一座新的宫殿，供给他的父亲——当时已经退位的唐高祖李渊避暑。《资治通鉴》记载，太宗先请其父到隋朝留下的九成宫避暑，唐高祖因厌恶隋文帝死于此（文帝数子为争皇位将其谋害），不愿去住。太宗于是决定修建“大明宫”，未及建成唐高祖就已经病逝，唐高祖实际上并未在大明宫住过。
　　真正以大明宫为生活起居之所和政治活动中心的，乃是太宗之子唐高宗李治，他即位初期也不常到此处，至龙朔二年（６６２年），由于患“风痹”（估计是高血压引起的头晕目眩），嫌太极宫地势低矮潮湿，才下令改建大明宫。为此，他下诏加征陕西、山西等地的赋税，并扣去所有在京官员的一月俸禄，用这笔钱作修建费用。龙朔三年（６６３年）夏天，大明宫含元殿建成，唐高宗正式迁到这里居住。
　　大明宫选址在长安城外东北角龙首原上，靠近太极宫的后花园，遗址位于今天西安火车站北约两里多处，这里地势比较高，天晴时可以登高远眺南边终南山的秀丽景色。据记载，大明宫宫城四周共有２１座门、２４座殿堂，以及大量亭台楼阁，建筑雄伟壮丽，宫内还有一处湖泊——太液池（又名蓬莱池，故大明宫亦名蓬莱宫）。当年的含元殿、麟德殿，翔鸾和栖凤两阁以及太液池、蓬莱亭等遗迹至今尚依稀可辨。大明宫内最大的宫殿是麟德殿，它位于宫内西北部，太液池的正西高地上，建筑形式如考古复原图所示，主体建筑是三殿相连，也建在夯土台上，以中殿为主殿，殿四周有回廊，四角有亭，四座门，各门都建成门楼式样。麟德殿规模宏大，是唐朝皇帝接见外国使臣、宰相奏事和举行大型宴会的场所。
　　大明宫建成后，长期作为唐朝政治活动和权力的中心。大明宫营造了盛唐的辉煌与威仪，也目睹了唐朝无数宫闱秘事与朝政风云。特别是自高宗末年武则天掌权，经过中宗、睿宗直到玄宗即位前，皇族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宫里宫外奸臣名相斗智斗勇，政潮迭起。其间，阴谋与爱情，忠诚与背叛，壮烈与哀怨，一幕幕血腥的历史多是在这深邃的大明宫里上演的。
　　大明宫和历史上其他著名的皇宫帝居，如秦阿房宫、汉未央宫一样，随王朝兴衰而兴衰。它同长安城一起，在唐末的多次战乱中被毁灭。
　　曾经巍峨壮观的大明宫，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淹没１０００余年，如今，它的残垣断壁在凄凉的古风中所透出的威严凝重依然慑人心魄，相信每一个造访者面对它都会有无尽感慨和遐想。
　　成吉思汗灵柩为何颠沛流离碧绿的牧草在轻风中摇曳，银练似的溪水潺潺流淌，蓝天下，白云般的羊群正在滚动，悠扬的马头琴伴随着牧羊姑娘婉转的歌声此起彼伏，这就是鄂尔多斯高原的迷人风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陵园，就建筑在这美丽的草原上，它像缀嵌在草原上的一颗明珠，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各族游人，前来祭祀、参观、瞻仰。
　　然而，每一个来访者，当他告别“成陵”远去的时候，对于这座名声远扬的陵园，除了产生深深的崇敬之外，总还有一种神秘莫测之感。因为围绕着成吉思汗陵墓的问题，７００多年来曾发生过许多微妙、曲折的故事；这些故事过去一直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很少为常人所知；直至今日，有的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仍是难解之谜。
　　成吉思汗陵，坐落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政府所在地阿腾席连镇以南的甘德尔敖包上。登上甘德尔敖包，一眼就可以看到这座蒙古包式陵墓，它雍容大方，巍峨耸立，分外壮观。在成吉思汗陵内供奉着成吉思汗八白室，八白室就是八座毡包组成的祭祀物。其中有成吉思汗及几位夫人的灵帐，成吉思汗曾用过的金马鞍，用来祭天的宝日温都尔奶桶和弓箭神物等。除八白室外，成陵内还供奉着古代蒙古军队的大旗——苏勒德。多少年来这里祭文长诵，圣灯长明，人们怀着无限的敬仰缅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然而成吉思汗陵却并非成吉思汗真正的葬地。
　　成吉思汗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帝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打通了亚欧大陆间的交通线，推动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据史书记载，公元１２２７年，成吉思汗征战西夏时病逝。从公元１２２８年就开始了祭祀成吉思汗的活动，那时放在白色毡帐里的只是成吉思汗的塑像，并不是他的遗骨。实际上，成吉思汗的遗骨被葬于阿尔泰山之阴，肯特山之阳，名为大鄂托克的地方。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其子窝阔台为纪念先父，将成吉思汗遗物置于白色毡帐进行供奉。到元世祖忽必烈时规定了有关祭祀的详文细则，并颁布圣旨，成为元朝的国祭。《马可·波罗游记》曾记载大都城内有八大白室。
　　随着政权的更替，八白室辗转迁徙，行遍万里草原，成为各部族争夺的焦点，一度八白室曾被其他部落所控制。到１６世纪初，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其三子巴尔斯博勒特战胜了叛臣满都赉阿哈拉，将八白室夺回家族手中，于是八白室才稳定在鄂尔多斯地区。
　　清朝年间，八白室迁到了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从此才有了有关成吉思汗陵的记载。
　　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华北大部分地区。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内蒙古归绥、包头等地相继失陷。日本人敏感地意识到，要想征服蒙古族人必须夺取成陵八白室。
　　日本人占领包头以后，派了一个叫内田的日本人到鄂尔多斯，他胁迫各旗王爷要将成陵迁到包头。当时的沙克都尔扎布王爷召集王公们商量对策，大家表示成陵决不能迁到包头，为了安全起见，最后决定将成陵迁往甘肃兴隆山。
　　１９３９年６月９日，成陵踏上了西迁的漫漫长路。当时的《旅行者》杂志这样记述，成吉思汗的灵柩是在鄂尔多斯蒙民的泪海中离开伊金霍洛圣地向前进发的。灵车途经延安和西安时，国共两党都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１９４９年成吉思汗陵又从甘肃省兴隆山迁到青海省塔尔寺。
　　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４年中央人民政府应广大蒙古族群众的请求，派出迎陵代表团，将成陵迁回故地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主持了祭祀。
　　１９５６年中央政府又拨款新建了现在的成吉思汗陵。成陵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历史，定居下来。１９８２年成陵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成陵已成为鄂尔多斯最有价值的文化品牌。成吉思汗陵不仅是属于蒙古族人的，更是属于世界的。
　　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位于南京城的东南隅，东接桃叶渡，南抵秦淮河，西邻状元境，北对建康路，为古之“风水宝地”。它建于南宋乾道四年（１１６８年），起初供县、府学考试之用，迄今已有８００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好的古代科举考场。
　　提到贡院必然要提到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６０５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１３００年。
　　１３００年的科举制度几乎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五分之三和中国５０００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时间，历史之长，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对于祖国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建设，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作用。
　　那么江南贡院是怎样形成的呢？
　　公元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集乡试与会试于此。公元１４２１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里仍留做乡试考场。后经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形成一座占地３０余万平方米，仅考生号舍就达２０６４４间的中国最大科举考场。仅清代经过江南乡试后考中状元者就有５８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
　　江南贡院在历史上是中国最大的考场，有许多历史名人都曾是这里的考生，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等都曾经在这里做过考官。民族英雄文天祥、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等都曾是这里的考生。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每３年举行一次，每一次要考３场，江南贡院的考试叫做秋闱。当时南京秋天非常炎热，考生们要在这样炎热的考场里面考上９天９夜，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相当艰苦。
　　在贡院博物馆院子的两侧有一排排巷道组成的小房子，这一间间小小的空间就是历代学子考试的地方，叫做号舍。号舍中的承板上板为桌下板为床，躺在上面连腰都伸不直。在这窄窄的巷道里，有的人从青年一直考到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因为这里是通往光宗耀祖、荣华富贵的捷径，所以再苦也要坚持下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考场中营私舞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在江南贡院曾经发生过一起飞鸽传书案，当时有一个考生家里训练了一只非常有灵性的鸽子，这只鸽子到晚上就飞进来找到这位考生，考生就把考题密写得很小，拴到鸽子腿上带回去，家里面请了许多答卷高手，为他来答题，答好以后也用很小的纸片密写，写好以后再让鸽子送进考场，为了告诉考生你不要抄漏了，就在下面注了几字“背面还有”，哪知道这个考生照抄不误，这样一来就被考官发现了。还有一本书叫《增广四书备旨》，书虽小，内容却包括《大学》、《中庸》、《论语》三部书的全部内容和宋代大儒的详尽注释，这本书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调查后，确认为中国现存１０万余种古版书籍中，版面最小、文字最小和至今惟一发现的一本清代石印科考作弊奇书。然而，由于考场舞弊在当时处罚制度非常严厉，轻则示众，重则杀头，所以在这样严厉的制度下，舞弊现象是很少发生的。
　　经过不断扩建，江南贡院已形成一座拥有考试号舍２０６４４间，另有主考、监临、监试、巡察以及同考、提调执事等官员的官房千余间，再加上膳食、仓库、杂役、禁卫等用房，更有水池、花园、桥梁、通道、岗楼的用地，规模之大，占地之广，房舍之多为全国考场之冠。自清朝末年慈禧颁诏废除科举后，在民国初期拆除了大部分建筑改为市场。１９８９年，我国惟一反映以中国科举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博物馆——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在其原址上诞生。馆内至今存有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贡院碑刻”２３块，以及明代建筑“明远楼”、“飞虹桥”等一批珍贵历史文物，充分展现了中国悠久的科举文化。
　　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嵩阳书院从五代后唐到清朝末年，经历了近千年的历史，对传播中华文明和为当时的社会培养人才起到了巨大作用。
　　始建于公元４８４年的嵩阳书院，距今已有１５００多年的历史，它最早的名字叫嵩阳寺，是僧人居住的地方，后来更名为嵩阳观，为道士所占据。公元９５１年，嵩阳观改为太乙书院后，这里开始了有人讲学传教的历史。到了宋仁宗景佑二年，也就是公元１０３５年，才正式更名为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的嵩山脚下，是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早在北宋时期，它就与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并称为中国的“四大书院”。嵩阳书院的主要职能是：藏书、供祀、讲学，而讲学是书院的核心。
　　嵩阳书院之所以成为全国四大闻名书院之一，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些知名的学者在此讲学，同时由于那时登封离北宋的京城开封比较近，所以有很多儒家的弟子来到这里求学，他们把儒家的思想再通过这个地方传播到全国各地，因此这里一直是历代儒学名家传播儒家理学的重要场所。
　　古代的中国，由于连年兵乱，社会动荡，大部分官办学校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大批有远见、有学问的博学之人，为了躲避战乱而隐居深山，嵩阳书院正拥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登封又是中国古代皇帝尧、舜、禹等先人们曾经住过的地方，因此当时许多信奉儒家之道的文人墨客，纷纷聚集到了这里。他们当中著名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朱熹等。这些不得志的文人，由于他们的思想与当时的朝廷统治者有很大差异，因此他们只好在这清幽的嵩山脚下，独辟一方天地，研究传授自己的儒家理学。
　　在嵩阳书院，产生出来的最有影响的是“程朱理学”。“程朱”是指当年在书院里讲学的宋代儒学家程颢、程颐和朱熹。程颢最初在皇宫里面任过教、当过官，有一次皇帝在游玩的时候，走到小河边，发现一棵树，随手把树上的树枝折断了，然后程颢就批评他不应该把树枝折断，他讲出其中很多的道理。从这一点来说，理学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规范的。由于继承了孔孟学说之大成，以“理”为核心，主张对国家、对社会乃至个人的一切行为和道德进行严格的规范，后来人们将这一派学说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对中国宋代以后的文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在教学管理方面，书院办学的经费主要是官办自筹，像书院里的一些土地和贵重书籍，大部分是由几位皇帝和社会上的重要人物与历代的文人墨客多次捐赠所得。书院里学田最多时达１７５０多亩。每年书院的学田收入都作为购书、修缮建房、教师薪俸和学生补助等费用。
　　千百年来，嵩阳书院还积淀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珍贵文物和名胜古迹。书院门外的大唐碑，距今已有１２００多年的历史，这块石碑雕刻精美，笔法遒劲，号称为嵩山地区的石碑之王。院内的两棵汉封将军柏，不仅有着动人的传说，而且还为书院增添了一份浓郁的人文色彩。
　　清朝末年，学堂制取代了书院制，由此嵩阳书院也结束了它那一段辉煌的历史。
　　明清紫禁城的几场大火紫禁城占地７２万平方米，包括宫殿楼阁在内的建筑共７８６种，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紫禁城取紫微星居于天地中心之意，表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另外由于皇宫戒备森严，又是禁地，所以称做紫禁城。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先后有２４位皇帝在此居住。紫禁城的房屋传说有９９９９间半，只比天帝的１００００间少半间。据现代古建筑专家的科学统计，故宫大小宫殿、堂、楼、阁等共有房屋８７００多间。然而，由于我国古建筑绝大多数是木结构，它最大的灾难便是火灾。因此紫禁城在明、清两代，曾有过几次毁灭性的火灾记录。
　　一、第一次“天火”
　　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年），紫禁城初步建成，明永乐皇帝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次年正月，朱棣在奉天殿接受朝贺。不料刚过了４个月，这座金銮宝殿便发生火灾，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被烧光了。这件事引起全国震动，朱棣非常狼狈，只好下诏“求直言”。当时的御史邹缉在《奉天殿灾疏》中，也流露出对这场火灾的恐惧，他说：“民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宫服役。”结果一旦化为焦土，重建不知要花费多大代价（明《经世文编》）；甚至还有一些臣子主张把首都迁回南京。这个意见使朱棣勃然大怒，为此杀了一个主事肖议，说是当初决定在北京建都，本来是“群臣合议”商量好了的，为什么又要迁都？由此看来，诏求直言只是个形式，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皇宫损失之惨重了。
　　这次火灾后，隔了２０多年，到正统六年（１４４１年）冬１０月才重新建成三大殿。
　　二、第二次大火第二次皇宫大火发生在嘉靖三十六年夏（１５５７年），“奉天、谨身、华盖三殿灾”，延烧奉天门、左右顺门、午门外左右廊。这次大火后，到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才重新建成，改名皇极、中极、建极３殿。
　　嘉靖号称“盛明”，营建也最多。但这次火灾在明史上却是最厉害的一次。这位皇帝崇信道教，在宫廷内营建了大高玄殿、雷坛等道教庙宇，可是他所供奉的玄天大帝和雷神并没有帮他什么忙，这次火灾反而把外朝的主要部分都烧光了，使这位皇帝只好在文华殿坐朝。
　　这次火灾损失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仅打扫火焦就动用了３万人，每天“寅入酉出”（晨３时到下午７时），并征用了民间小车５０００辆作运载工具。
　　在失火的当年，嘉靖帝决定先把午门重建起来，第一件事是筹款：“议准户、兵、工三部各予处银三十万两，以备兴作。差御史四员，查解节年拖欠工部料银；仍准开例行各抚、按取赃罚款及缺官柴薪解用；决敕两京料道官清查各监、局、库、厂，收贮各省年例物料解用。”（《明会典》）。
　　除此而外，还征集了大量军工和民工，“停止各处工作，其工役照先年营造乾清等宫例，用各营军及班军、锦衣卫等空闲军士，如不敷用，则北直隶及河南府近州县，量县大小，签派大役，差府佐官押送在役……”
　　嘉靖一朝的频繁营建，是最残酷的扰民项目之一。由于政治上的腐败，贪官污吏无限制地营私舞弊，连官僚的奏章都说民间百姓“死亡枕藉之状，呻吟号叹之声，陛下不得而见闻”。那么真实情况就更严重了。因此，皇宫的一场火灾，无异造成了全国性的灾害。
　　三、第三场和第四场“天火”
　　第三场“天火”是在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７年）三月，后延乾清宫、坤宁宫焚毁。次年旋即起了第四次“天火”，前三殿也被焚毁：“夏六月，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灾”。这时明朝已经到了走下坡路的阶段。直到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才建成皇极殿，次年，中极、建极殿才竣工。看来，这项工程陆续进行了三十四五年。万历朝的火灾，同样造成全国性的灾难，“三殿工兴，采摘诸大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明史·食货志》）此后，在清代２００多年间，紫禁城里也曾发生过不少次火灾，却没有重大的损失。光绪末年，天坛祈年殿遭雷击而焚毁，由于祈年殿是用香楠木造成，着火时香闻数里。现在的祈年殿是那次火灾后所重建，是清代最后的一个主要皇家建筑。
　　辛亥革命后，紫禁城里出现了一次人为的纵火。当时溥仪仍居留在紫禁城后半部（旧称“内廷”），由于清皇室支出日绌，溥仪决定清查仓库。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６日夜间，西宫敬胜斋突然发生火灾，烧毁建福宫花园范围内一大片建筑，所陈设和贮存的文物，统统烧毁无存。原因据说是为掩盖监守自盗的罪行，太监们纵火所致。
　　文人和帝王眼中的泰山泰山，五岳独尊，雄居于华北平原之上。
　　２４００多年前，一个秋高气爽的晴天，孔子来到了泰山，春秋乱世的这位伟大思想家登上了泰山极顶。在孔子当年站立过的岩石上，一位清代的泰安太守刻下了这样两句话：“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
　　从孔子开始，一直到以后的２０００多年里，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陆续来到泰山览胜。仅有名有姓的诗人歌咏泰山的诗歌就有近千首之多，诗人们在登泰山过程中，随着山路两旁的景色不断变化，渐入佳境，对泰山的理解也随之渐渐入深。一些诗篇和词句被后人刻在泰山的岩石上，成为泰山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歌咏泰山的诗歌中，并不仅仅是单纯对景色的描写，而是通过描写景色来抒发登山的感受。因此，借泰山来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就成了泰山诗歌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唐玄宗天宝四年（７４６年），杜甫来到了泰山脚下，在这里，杜甫留下了他那首咏赞泰山的名篇《望岳》，这首诗在历代咏赞泰山的诗歌中，堪称千古绝唱：“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些都是文人眼中的泰山，那在帝王眼中，泰山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据历史记载，第一个登上泰山的皇帝是秦始皇。秦始皇在此筑坛祭天，表示归功于天，这叫做“封”；下山后他到山前的小山丘上设坛祭地，这叫做“禅”。封建时代的泰山封禅由此拉开了帷幕。秦始皇封禅泰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正式向天地隆重报告它的庄严诞生，泰山成为江山一统的神圣象征。
　　１００多年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在实施他准备多年的封禅计划时，首次明确提出了封禅泰山的几个条件：第一，必须扫平宇内、一统天下；第二，必须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第三，必须不断有吉祥的天象出现。为了消除封禅期间边境发生战事的隐患，汉武帝派１８万骑兵北出长城征伐匈奴，位于长城外边的匈奴闻风远逃。于是汉武帝欣然东行，他首先祭拜华山，然后再祭嵩山，最后来到了泰山东麓，在山脚下举行封禅大礼。
　　从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封禅泰山的意义开始受到质疑。刘秀自愧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绩，可是他也要登封泰山。建武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５６年，光武帝终于登上了泰山。从此，泰山封禅不再是有作为皇帝的专利，那些不那么显赫的帝王也纷纷举行泰山封禅的祭礼。
　　作为唐朝的中兴之主，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十三年（７２６年）决意封禅泰山，谢诚于天。从他开始，泰山在帝王心中的地位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唐玄宗下令将泰山神封为“天齐王”，泰山虽然与天等齐，但毕竟还是王一级。这同过去被奉若天神的泰山相比，地位委实低了一些。
　　公元１００４年，萧太后率２０万辽军大举南侵，直逼宋都开封。软弱的宋真宗赵恒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朝每年要向辽国交纳白银１０万两、绢２０万匹。公元１００８年初，宋真宗亲自导演出一幕泰山降天书的闹剧。当金秋十月到来的时候，宋真宗从汴京起身，东封泰山，想借泰山之力来镇服敌国。岱庙天贶殿里的壁画《泰山神起跸回銮图》，真实记录了当年宋真宗封禅时的豪华与奢靡。宋真宗走上泰山极顶后，封建帝王封禅泰山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泰山于１９８７年被评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这不仅因为泰山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因为泰山已经同黄河、长城、长江一道，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世界上很难有第二座山像泰山那样，几千年来深入到整个民族亿万人的心中。
　　天坛里的奇特布局天坛，位于北京城的南端，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和祈求丰年的地方，它始建于明初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１年），经乾隆年间的改建后，成为今天这一辉煌壮观的建筑群。
　　天坛东西长１７００米，南北宽１６００米，总面积约为２７３万平方米，相当于紫禁城的３倍。因为深绿色在古代表示崇敬和祈求之意，所以，在占地极少的建筑周围，种植着苍松翠柏，树木葱郁，把祭坛烘托得十分肃穆。
　　古代帝王祭祀天地又叫“封禅”。历史上的每一个皇帝都把祭祀天地当成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最初“封禅”活动只在泰山举行。但宋真宗以后，封建帝王在泰山的封禅活动基本上就废止了。公元１４２０年，明成祖朱棣建成了北京天地坛，此后，天地坛取代了泰山，成为帝王祭祀天地的地方。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６年），明世宗把荒废的南郊大祀殿改建成了现在的“祈年殿”，用以正月祈谷，夏日祈雨，冬天来的时候在圜丘上设坛祭天。这三项活动成为天坛的三大祭礼。到此，形成了今日天坛的规模和形制。天坛实际上指的是“圜丘”，它和祈年殿，一个用来祭天，一个用来祈谷，是有区别的。但久而久之，人们把“天坛”当成了这组祭天建筑群的统称。
　　清廷入关后，大都沿袭明朝旧制。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８年），皇帝决定将天坛内外墙重建，改土墙为城砖包砌，中部到顶部包砌两层城砖。经过改建后的天坛内外墙更加厚重，周长１０余里，成为极壮丽的景观。从平面上看，天坛的内、外墙都是南部见方、北部呈圆的形状。这是中国古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反映。置身其间，使人时刻感受到“天”的存在。潜移默化地接受封建皇权“奉天承运”的说教，使老百姓把对上天的崇敬转化为对封建皇权的认同和服从。从具体的建筑上看，天坛则受中国古人哲学观念和封建礼制的规范和影响。
　　祈年殿在天坛的建筑中，体积最大，高度最高，也是等级最高的主体建筑，因它象征着天。祈年殿的三重檐顶，所用琉璃瓦全部都是湛蓝色，这种与天的颜色相同的色彩用来象征皇天上帝。实际上，祈年殿初建时，三层殿顶的琉璃瓦是三种不同的颜色。上层蓝色琉璃瓦，代表着皇天上帝；中层黄色琉璃瓦，代表着人间天子；下层绿色琉璃瓦，代表着凡世臣民、世间万物。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谓，天坛的祭天文化是通过典章制度来严格规范的，它是封建礼制的具体体现。到清代，国家专门设置了礼部，统管国家祀典及所有涉“礼”事务。礼部太常寺具体负责坛庙的祭祀。祭天大典定于每年冬至的这一天举行，它分为准备和典礼两个阶段。皇帝要在斋宫斋戒３天。斋宫位于西门南侧，坐西朝东，是皇帝来天坛祈谷祈天前，斋戒沐浴的地方，所以也可以说是一座小皇宫。清雍正时，因怕被人刺杀，改为先在大内斋宫斋戒两日，最后一天再到天坛斋宫斋戒。
　　明清两代祭祀的礼节繁琐而复杂。清乾隆时期，祭祀大典程序的规模宏大，场面更加隆重。乾隆皇帝在位６０年中，亲自到天坛行礼５９次。他中年时常从紫禁城步行到天坛举行祭典。１９１１年，随着清帝退位，祭天制度随即被废除。天坛也被移交给民国政府内务部管理。
　　１９１３年新年，天坛第一次对民众开放，１０日之内，任意游览。人们像潮水一样从四面涌来。５个月后，民国政府内务部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把以天坛为首的京城名胜古迹向公众开放。然而，这项顺应民意的提议，却被袁世凯否决了。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２３日，身穿明朝服装的袁世凯，打着“为民请福”的旗号，率领一班人马，到天坛公开祭天。第二年，袁世凯授意参政会拥戴他为皇帝，并于１９１６年１月１日正式登基，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不过，在举国上下的反对声中，袁世凯只当了８３天的皇帝就一命呜呼了，他也成为最后一个在天坛祭天的中国人。
　　
 交流奇闻
　　古中国人在北极继古爱斯基摩人向北迁徙之后，中、低纬度发展起来的古文明人也逐渐开始思考，他们所居住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现今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地图，是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巴比伦人的泥版地图。图上刻画着公元前２８００年前巴比伦人心目中的世界模样，环形的河流围绕着圆形的大地，而巴比伦则处于世界中心的位置。
　　古代中华民族也同样经历过“以我为中心”的阶段，汉族人奉轩辕氏黄帝为祖先，后来发了大洪水，他的孙子鲧从天帝那里偷来“息壤”为老百姓治理洪水，事业未竟而被天帝所杀。鲧的儿子禹继续父亲的事业，也就是著名的“大禹治水”故事里所讲的事情。但是中国神话中的大禹，不仅是为民治水的英雄，还是一位周游世界的探险家。
　　在完成治水工程后，大禹便派天神太章用脚步测量大地。太章从东极走到西极，测得长度为２３．３５万里又７５步。大禹又派天神竖亥从北极走到南极，用一种叫做“算”的约６寸长的竹片测量大地，结果与东西距离完全相同。于是断定人们居住的大地应当是方方正正的，而自己处于四海环绕的正方形大地的中央，所以便合乎逻辑地自称为“中央之国”，即中国。
　　后来，大禹又亲自去天边探险，顺便开展外交活动。他往东到过“扶桑”，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到过“九津”和“青羌”的原野，攀登高山到过“鸟谷国”、“黑齿国”和有九尾狐的“青丘国”。他向南到过“交趾”，翻越天气极热的九阳之山，到了“羽人国”、“裸民国”和“不死国”。往西去过西王母三青鸟居住的“三危山”，见到了只饮露水不食五谷的人，还到过堆满黄金的“积金山”，见过“奇脑人”、“一臂三面人”。向北到过“令正国”、“犬戎国”，又穿过积石山，到北海拜访了兼任海神与风神的禹疆。
　　大禹告别禹疆后本打算回家，却又在茫茫风雪中迷了路，反倒愈发向北走去，最后竟到了一个叫做“终北国”的地方。这个“终北国”，也许就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北极探险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记录。尽管这次记录出自于神话故事，尽管当时大禹的足迹可能远远没有到达北冰洋岸边，但这毕竟是炎黄子孙５０００年文明史中与北极有关的并值得感叹的一笔。
　　《孙子兵法》的世界之旅在许多国外读者的眼里，诞生于２５００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可谓是一部充满神奇色彩的著作。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东方智慧，也是因为它走向世界的历程本身就有许多说不清楚的谜团。
　　《孙子兵法》在国外的流传，许多著述都认为以日本最早，朝鲜次之。据史书记载，在公元７３４年，也就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唐朝开元二十二年，在中国留学长达１７年之久的日本学生吉备真备历尽艰辛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位兼修文武的饱学之士，在离开繁华的唐朝都城时并没有携带什么丝绸珍宝，而是用唐朝赏赐给他的钱来买书，将大批记载中国兵学阵法知识的书籍捆载而归，回到故乡后传授给日本的文士武将。而据一部名叫《续日本纪》的日本古书所说，吉备真备回国后的第２６年（７６０年），奈良王朝曾派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城等６人到太宰府跟随吉备真备学习《孙子·九地》、《诸葛亮八阵》以及结营向背等方面的知识。这说明吉备真备所带回的这批典籍中确实包括被人们奉为“兵经”的《孙子兵法》。如果这一记载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孙子兵法》传入日本至少有１２００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日本著名兵法史学者佐滕坚司却认为，吉备真备将《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时间过晚。按照他的推断，中国兵法传入日本是早在公元６６３年以前的事儿。其实，不管《孙子兵法》是由谁传入日本，大家一致公认吉备真备和百济兵法家们在历史上都为中日兵学的交流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吉备真备在日本开创了注释、研究《孙子兵法》的传统，也使得同样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兵法学界在弘扬《孙子》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据统计，从１６世纪以来，日本的各种《孙子兵法》注本不下１６０多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他国的兵法著作有如此长时间的研究热情，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而把《孙子兵法》引向欧洲的第一人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Ｊ·阿米欧。这位１７１８年出生于法国土伦的耶稣会士，１７５０年奉派来华，此后一直受到清朝的礼遇。他在东方古都北京一住就是４３年，这期间除了传教以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文化上面，他学会了满文、汉文，把中国的历史、语言、儒学、音乐、医药等各方面的知识介绍到法国去，引起法国乃至欧洲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有价值的译介工作是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代的大臣Ｍ·贝尔东的委托，翻译的６部中国古代兵书。约瑟夫·Ｊ·阿米欧靠着自己在满汉语文上的深厚功底，根据一部《武经七书》的满文手抄本，并对照汉文兵书开始了翻译工作。１７７２年，巴黎的迪多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名为《中国军事艺术》的兵学丛书，其中第二部就是《孙子兵法》。这部书的法译本一问世，就引起法国公众的重视，《法国精神》等文学刊物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评论者甚至说，他在《孙子兵法》里看到了西方名将和军事著作家色诺芬、波利比尤斯和萨克斯笔下所表现的“那一伟大艺术的全部真理”，建议将这一“杰作”作为“那些有志于统领我国军队的人和普通军官的教材”。
　　有趣的是，廖世公所著的《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这部著作中提到，叱咤欧洲的法国名将拿破仑也读过《孙子兵法》。从拿破仑个人的身世看，他于１７７９年进入位于香槟的布列纳军校攻读炮兵专业，１７８４年进入巴黎皇家军事学校深造，次年毕业。而１８世纪８０年代的头几年，恰好《孙子兵法》法文译本多次被刊物刊登，引起公众的瞩目。在拿破仑入巴黎军校深造的前两年，尼昂出版公司经法国国王特许，将《孙子兵法》作为一套有关中国的丛书的第七卷再次出版了。照常理推断，求学期间酷爱读书，曾大量阅读过世界各国军事、历史和法律书籍的拿破仑受当时巴黎社会上一度盛行的“孙子热”的影响，浏览过《孙子兵法》并不是不可能的。
　　至于说西方兵学泰斗克劳塞维茨也读过《孙子兵法》，则纯属是今天学者们的揣测。一些学者认为，１８０６年克氏以副官的身份，随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参加对法作战，战败被俘。羁旅法国期间，他抓紧时间阅读了大量军事著作。而当时《孙子兵法》在法国已出版了３５年之久，他看过该书或听人说起过该书的思想观点恐怕不是什么难事。从《战争论》的某些观点看，这种揣测也不能全说是虚妄之谈。
　　如今，《孙子兵法》不但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军事指挥员们在战场上角逐胜负的武器，而且已登上了一些国家的最高“殿堂”，成为他们战略决策的理论依据之一；其在非军事领域也被广泛应用，其中智慧，真可谓是“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谁是最早到日本的中国人一、殷商及周时到日本的中国人在距今三四千年以前，当时日本列岛处于绳纹时代中期，中国已进入殷商奴隶制时代。当时，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居民因出海捕捞，有的无意中漂流到日本列岛。殷商末年，商纣王对东夷大规模用兵，夷人被迫出海逃亡，有的辗转流入日本列岛。
　　周灭商以后，商贵族箕子率遗民５０００人渡海亡命朝鲜半岛。到战国末年，箕子一族在朝鲜已传至４０代。日本和朝鲜近在咫尺，箕子一行的后裔有的很可能到了日本列岛，传播了殷文化。西周初年，纣王子武庚叛乱，周公东征，对滨海地带负隅顽抗的“顽民”残酷镇压，走投无路的夷人不得不出海逃亡，其中有人也可能到了日本列岛。《论衡·儒增篇》：“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同书《恢国篇》：“成王之时，越裳献雉，倭人贡畅。”（按：鬯，古畅字，香草也。）同书《越奇篇》又曰：“畅卓献于倭，珍物产于四方，幽远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日本的松下见林著《异称日本传》认为，倭人所贡畅草产于日本。这说明早在西周初，日本列岛上的倭人也有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大陆的。
　　二、春秋战国时去日本的中国人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由于青铜器、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导致了逐利海上者的激烈竞争和航海事业的发达，出现了像齐国那样的“海王之国”。同时青铜和铁兵器的使用，大大增加了杀伤力，使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加上其他天灾人祸，迫使东部沿海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亡命于海上。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齐、燕、赵等国不断有人逃亡到朝鲜半岛，有的还直接或间接地流入日本列岛。
　　据日本《新撰姓氏录》记载，在２０４户大陆移民中，有１４户其祖先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战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有大批齐、燕方士入海求蓬莱仙药，这些人中有的到了日本。齐、燕人流入日本，从出土文物可以得到证实。例如齐、燕用的刀币在朝鲜半岛陆续有所发现。在全罗南道的康津出土过二十几枚燕明刀币，而同样的明刀币在日本广岛县三原市附近和岛根县都有发现。刀币流入日本，说明绳纹时代晚期，中国的齐、燕文化经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列岛。还有那些奉命出海寻神求仙的方士，惟恐无功而归遭到杀戮，因而亡命海外，有的人漂流到日本列岛是完全可能的。
　　三、吴太伯与日本中国史籍中有关于倭人自称是吴太伯之后的记载。据《史记》等记载，古公亶父有三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少子季历。季历生子名昌（即周文王），有“圣瑞”，深受古公亶父宠爱。太伯知其父欲立季历以传位于昌，便以觅药为名，和仲雍奔亡荆蛮（吴越之地），断发纹身，与当地人同俗，被拥立为王，国号“吴”，是为吴国始祖。在三国奥豢撰写的《魏略》，其后《晋书·东夷传》、《梁书·东夷传》也有类似记载。
　　倭人是吴太伯之后，虽然只是一种传说，但至少说明早在三国时期，中国已有吴太伯子孙移居日本列岛，成为日本人祖先的传说了。日本方面也有自认为是吴太伯后裔的。如《神皇正统记》应神天皇条下记载：某朝的一书中说，日本人系吴太伯之后。此书在桓武天皇时被下令烧毁。日本南北朝僧人中岩圆月曾到中国六朝学习佛教，撰《日本书》说：吴太伯逃至荆蛮，断发纹身，与蛟龙共居，其子孙至筑紫（今日本福冈县），时人以为神，将太伯比作日本天皇的祖先。书成后，被日本朝廷下令焚毁，不准流传，此后虽然还有人主张此种观点，但在“天神后裔”支配下的日本，这种观点之不容存在，是不言而喻的。
　　四、秦以前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先秦时代，由于战争、天灾人祸等原因，中国大陆沿海一带已有人经过朝鲜半岛或直接流入日本列岛，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间已有信息往来。
　　儒家创始人、大教育家孔子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子路闻之喜”。又说：“予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是古代对东方沿海一带夷人的总称，因居东方，又称东夷。又因种类众多，故称九夷。据考证有玄菟、乐浪、文丽、满饰、扶臾（扶余）、索家、东屠、倭人、无鄙，包括今朝鲜和日本。孔子晚年政治上不得志，曾产生浮海居九夷的想法，说明先秦时代中国人对日本列岛的存在已有所认识。
　　这从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的记载中也可得到证实。该书记载：“巨燕在东北陬，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这里所说的盖国，当指朝鲜半岛盖马高原。“巨燕”指战国时代燕国。“倭”指日本。“属”的含义，除有“属于”之意外，还有通、接近的意思。“倭属燕”可解释为“倭与燕相近”或“倭与燕相通”。战国时代，燕昭王胡服骑射，大破东胡，开疆拓土，其势力远达朝鲜半岛北部。朝鲜与日本近在咫尺，燕与倭通过朝鲜半岛发生交往是完全可能的。《山海经》相当准确地指明日本列岛的地理位置，这是对中国人海外活动的根据和总结，说明战国时代中国和日本的交往已不是个别现象，中国人通过朝鲜半岛间接或直接进入日本列岛是确凿的事实。
　　徐福为何东渡徐福东渡一事，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然而，关于徐福东渡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归纳一下，应有如下几种：其一、求仙药说。据《十洲记》记载：“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鸟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问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徐福及童男童女各３０００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
　　在秦代及以前的战国时代，方士是很流行的。在齐地和燕地，这样的方士很多。战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便有大批齐、燕方士入海求蓬莱仙药。和徐福同时代的方士也有很多，像卢生、韩终、侯公等，他们不仅通晓方术，而且熟知天文地理、医术、农业及航海等知识。徐福作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为始皇入海求药，是可能的。
　　其二、避祸说。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汉书》及《后汉书》中都有相应的记载。《汉书·郊祀志下》说：“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后汉书·东夷传》说：“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
　　唐代诗人汪遵《东海》诗也写道：“漾舟雪浪映花颜，徐福携将竟不还。同舟危时避秦客，此行何似武陵滩。”作者把徐福入海不归比作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写的武陵郡渔人避秦乱而移居桃花源之事。宋代《册府元龟·外臣部·种族》中说：“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
　　南宋的祖元和尚于宋亡那一年，为了逃避元代的统治，也东渡到了日本。他有一首祭徐福的诗：“先生采药未曾回，故国山河几度埃。今日一香聊远寄，老僧亦为避秦来。”祖元把自己去日比作徐福避秦。明人李言恭、郝杰《日本考》也说：“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惧诛，止东澶州，号秦王国，居倭国，中国总称为徐倭，非日本正号。”就连日本新宫市徐福墓碑文也写道：“盖徐生之避秦……”
　　三、复仇说。日本学者奥野利雄先生提出了一种复仇说。奥野先生认为徐福东渡是为了报亡国之仇，消灭族之恨而策划的一次叛离始皇恶政统治的行动。为了实现目标，徐福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始皇一再拨发经费、赏赐宝物、申请船只、组织人员、集结各种有用人士、准备粮食种子，为逃离后的安居乐业做好一切准备。
　　四、海外开发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以秦始皇的雄才大略，断不会轻信长生仙药之说，他派徐福出海，应有海外开发之意。
　　《韩非子·十过篇》记载：秦穆公曾问圣者国界若何？大臣由余对他说：“臣闻尧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指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从这段记载看，秦穆公时，就有把东方疆土开拓至日出之地的理想。秦始皇继承其先祖的未竟之业，一再派徐福等入海寻找三神山，决不是单纯为了采神药，而是为了把东方疆土开拓至日出之地。
　　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只有１２年的时间，他不畏长途跋涉，４次至东方沿海巡视，北至碣石，南至会稽，３次到琅琊、芝罘、黄。第一次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２１９年），登泰山封禅以后，沿渤海到了黄、芝罘、成山，在山东半岛转了一圈，南下到了琅琊。他在此住了三个月，派徐福入海采药。他在琅琊刻石中说：“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又说：“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秦始皇所向往的是：凡是日月所照的地方。都是他的疆土；凡是人的足迹所到达的，都是他的臣民。
　　始皇这样多次到沿海一带巡视，说明他对东方大海的极大关心。有的学者说：“始皇东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东至扶桑的理想，而徐福探海东渡正是实现始皇理想宏愿的具体行动。”
　　徐福东渡到底是什么目的，众说纷纭，还需要学者们的进一步考察和研究。
　　３０％的日本人竟然是徐福后裔徐福到达现在的日本后，再也不想回去了，就在日本定居下来。徐福随员的所有后裔都被赐姓秦，算是对秦朝故土的纪念。
　　现如今，在日本的不少地方，尤其是九州，都有徐福的遗迹。在佐贺的金立市乡村里，徐福作为一个知识和医药之神受到人们的膜拜，其他还有水神和农业神崇拜。村民们称徐福为“金立先生”。那里还有一幅古壁画，描绘了徐福的到来和他与金立市的关系。那是１７世纪一位艺术家的作品，现在已成为金立寺的一件宝藏。
　　金立市每遇干旱，村民便会来到金立寺，把徐福的画像放进一个便携神龛中，在市里游行祈雨。游行时，便携神龛的后面总是跟着一条３６米长、２吨重、用草和竹叶制成的巨龙。整个仪式被称为“雨乞行事”，每隔４至５年在８月８日举行。这是个热闹的仪式，参加者要用力击鼓，请求上天降雨。１７２４年，在金立市附近的千布发生一场严重的干旱，进行完这种仪式后，一场雷雨从天而降，洒遍整个城市。
　　日本人相信，当徐福到千布寻找长生不老药时，他在村民帮助下获得了成功。甚至有故事说他爱上一个千布的女孩。日本人还相信徐福也修建了一座长城，它是中国秦长城的缩影。在江户幕府时期（１６００～１８６７），还有曾修复过这座长城的记录。一些学者认为，徐福修建这座长城是为了防备秦始皇为缉捕他而攻打日本。在江户时代，没有大量的劳动力，要建成这样一座长城真是无法想像，这实在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徐福登岸的地点，恰恰和日本传说中的人物神武天皇登岸的地点相吻合。一位台湾作者卫挺（生于１９７０年）写过一本书，名为《徐福与日本》，声称日本的第一个皇帝实际上就是徐福。他是根据日本第一个皇帝与徐福在登岸时间上的离奇巧合推断出来的。书里还提到，从生活在天照大神时代重要的日本皇族墓穴中，人们发现一枚秦朝的铜镜和一把巨大的秦人用的战刀；如果不是徐福的到来，日本怎么会有这些古代遗物呢？２０００年前徐福到达日本时，日本尚处在石器时代，还无法制造这样的东西。这本书断言，事实证明徐福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
　　日本学者认为徐福带来了当时中国人的知识和智慧之大成，其中包括道教。徐福才是日本神道教的真正创始人。战国时期，齐国严格信守宗教，每个去参拜的人都得先进行斋戒，那里有专门的房间供人们斋戒，净化灵魂。直到今天，在日本每个神社中都保留着这样的房间，供参拜者斋戒，这样的房间被称为“齐室”——“齐”即源于齐国。
　　徐福和他留在日本的随员繁衍了成千上万的后世子孙，只要是茶褐色眼珠的日本人，就肯定是齐部落（即徐福所属的部落）的后裔。这些日本人中许多人都姓斋藤，汉语中的意思就是齐。孔子和老子都与齐有渊源。徐福随员的后裔有不同的姓氏，他们中的许多人姓秦，这是秦王朝的国名。在山口郡，１３００年前曾建立过一个秦王国。隋朝皇帝派遣的使节从日本回来后告诉他，山口郡的人与他们有同样的面孔、风俗和生活方式，就像是从中国去的，他们都是徐福使节的后裔。现在至少有３０％的日本人有中国血统，是徐福随行人员的后裔。
　　是什么阻止了甘英的脚步提到汉代中西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就得谈到三个汉代的外交家，他们是西汉时的张骞、东汉的班超和甘英。公元９７年，在班超出使西域期间，曾派他的副手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这是古代中国人最远的一次西行探险。然而甘英一行到达波斯湾后未能继续西行，中国与欧洲的正式外交也就在此中断了，外交家甘英因此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关于甘英望海止步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甘英缺乏探险家的勇气；第二种说法认为，是安息（波斯）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欺骗甘英；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当时的战乱阻止了甘英西行的脚步；第四种说法认为，是有关海妖的可怕传说影响了甘英的决策。
　　强调甘英本人责任的还是一些历史上的大学者，如康有为就认为甘英胆小怕死，缺乏探险家的气质。在康有为的笔下，中国近代文明的不发达都与甘英的怯弱有关。现代史学家范文澜也认为：“甘英缺乏探险精神，畏难回来。”梁启超先生的看法则很折中，他认为甘英未通罗马情有可原，甘英是北方人，不习水性，他从陆路来到海边，面对茫茫大海无可奈何，有可能就放弃了西进的打算。
　　然而，大多数的人还是强调安息人欺骗了甘英，使甘英转而东归，导致自己的事业半途而废。他们认为，康有为对甘英的指责未免太过分了，因为甘英是班超率领的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精神的３６位壮士之一，而且从中国龟兹直到波斯湾边的西行路线也是甘英探险开辟的，一味强调甘英的责任是不公平的。那么，当时的安息商人为什么要阻拦甘英去罗马呢？
　　实际上，这是和古代丝绸之路分不开的。中国和罗马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处在中、罗之间的安息商人垄断了中罗之间的贸易，靠转手丝绸买卖获取暴利。中、罗两国都想摆脱安息商人的垄断，直接进行丝绸和珍宝的交换贸易，甘英出使西行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这正中安息商人的要害，因此他们想尽办法，编出谎话欺骗甘英一行，甘英他们受到安息商人欺骗，又得不到充足的粮食和必备的设备，就只能返回。
　　持战乱说的人认为：即使甘英受了安息商人的欺骗，放弃了从海路进入罗马的打算，还有其他陆路可进入罗马。他为什么没尝试其他陆路路线？因此，有人推测，安息当时出现内乱，与罗马关系又不好，陆路交通又不顺利，所以他才中止了西去罗马的打算。
　　更为传奇的说法就是“海妖”说了：安息商人并没有有意欺骗甘英，他们把当时颇为流行的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传说，如实地告诉了甘英一行，甘英的随行听了这动人而可怕的传说，加上又远离故土多年，思乡心切，放弃了冒险的念头，只好失望而归。希腊神话“海妖”确实太离奇了：传说在波斯湾的一个海岛上，居住着一群海妖，这些海妖样子像鸟，却有女人一般的妩媚和风韵。她们会展示自己的歌喉和美丽的身材，歌声能使船员着迷，船员们会不由自主地上岸听她们唱歌，听着听着，就会迷醉而死。
　　古希腊有一个名叫奥德修斯的英雄凯旋而归，路上要经过这个神秘的海岛，为了阻止手下士兵受到海妖歌声的诱惑，他把每个士兵的耳朵都用东西堵上了，而自己对海妖的歌声也充满好奇，只能命令士兵把他绑在船的桅杆上。于是，他们划桨而行，经过海妖居住的海岛时，果然传来了美妙的歌声，这位英雄被歌声迷惑，大喊着让手下人给他松绑，送他到岛上听歌，但他的士兵根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只顾一个劲地往前划，终于走过这个可怕的地方。由于当时人的地理知识非常有限，安息人也确实看到许多船只入海而永远没有回来，便以为是被这种海妖迷走了。所以他们也许出于好意，用这个传说劝阻了甘英一行。
　　无论甘英因为什么原因望海止步，他最终未能到达罗马确是历史上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马可·波罗是个骗子吗马可·波罗被公认为是富有开拓精神的旅行家，为中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世界第一奇书。
　　按书中所述，马可·波罗１２５４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１２７１年随父亲和叔父出发，于１２７５年抵达中国，他在中国１７年，深受忽必烈宠信，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１２９２年马可·波罗启程回国，３年后返回意大利。１２９８年他于热那亚作战时被俘，在狱中与狱友作家鲁思弟·切洛合作完成《马可·波罗游记》（也叫《寰宇记》）。该书介绍了东方的文明，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很快风靡了全国乃至整个欧洲。
　　然而此书成书７００多年来，人们不断质疑书中那些夸大和虚构的东西，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德国学者徐尔曼在《中世纪城市组织》中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１７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另一位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加以印证；美国学者海格尔和英国学者克鲁纳斯、吴芳思等不约而同写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文章表示质疑。疑问集中在以下几点：１．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１７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是为何元朝史书中找不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
　　２．他自称扬州做官３年，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察。游记中叙述的许多地名、人名，甚至动物、器件，都使用波斯人的叫法，但是他自称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并没有提到也懂波斯语。
　　３．游记中只是描写了一些“尽人皆知”（吴芳思语）的资料，而当时最富中国特色的汉字、印刷术、茶叶、筷子以及其他极其引人注目的东西都没有提到，甚至没有提到长城。
　　４．游记中记载混乱，错误百出，并且描写了许多明显不符合史实的场面。例如他自称献抛石机帮助攻打襄阳，实际上襄阳在他到中国前一年就撤围了。
　　然而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为反驳史书中没有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中国的史学家终于在永乐大典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文字与《游记》中记载一致，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但是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更重要的是，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如远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罢了，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
　　对于第二点疑问的反驳，马可·波罗的辩护者们辩称马可·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海门和真州，但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辩护者后来别出心裁地认为后人将马可·波罗的原话“奉大汗命‘居住’扬州三年”误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造成了误会。且不说仅仅“居住”扬州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扬州３年做什么？而他３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关于第三点疑问的解释，辩护者们声称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但是实际情况是：忽必烈于１２６８年开始榷买蜀茶，１２７５年逐渐榷买江南各地之茶，１２７６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８至９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明确提到了茶。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辩护者们的解释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然而当他写书的时候，尤其是欧洲处于手抄书本的年代，必然会联想到中国神秘的汉字书法和先进的印刷术，而比他早３０年到蒙古的传教士鲁不鲁乞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此外，还有筷子、缠足、鸬鹚等，辩护者的解释更加离奇：１７年来，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没见过筷子；１７年来，他从没见过任何一个缠足的妇女；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渔民等等，而其他外国人，如曼德维尔在《爵士游记》中、裕尔上校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里都有记述。
　　对于长城的问题，反驳者认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但是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因为为金人守金界壕的汪古部后来成为蒙古四子部之一。金界壕东起莫力达瓦旗，经兴安岭、阴山，西至呼和浩特，规模宏大。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第四点是质疑襄阳献炮存在明显的史实捏造。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事实是１２７３年蒙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元史和其他资料都有他们的传记引以为证。辩护者的解释很牵强，认为这是后人传抄《游记》时随意添加的，而书中所有的猜测、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罪过，这是很不公平的，为什么不说书中所有与事实一致的地方都是后人的功劳呢？何况提供不出这种解释的证据，是因为马可·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所以经认真分析，他们的解释和批驳是站不住脚的。
　　基于以上疑问分析以及有关资料证明，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出他可能从来没有到比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更远的地方，有关中国的种种描述则是他从来往经过那里的波斯商人们口中打听来，并加以自己的想像和夸张而形成的。
　　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在意大利用法文写成此书，书中很多名称却偏偏采用波斯语，我们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书中几乎很少提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过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过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恰恰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１４世纪的德化白瓷，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书中道听途说的痕迹比比皆是，除扬州做官和襄阳献炮外，还把李松寿之乱的时间整整推后１０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将传说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约翰嫁接成为忽必烈外孙阔里吉思的祖父，这样明显的疏漏和错误不一而足。
　　１９９９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不过是用现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考察结束后，１０位考察队员和２２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像的”。那么，马可·波罗为什么要编造这并不高明的传奇故事呢？
　　有一个例子也许能说明问题，和马可·波罗差不多同时代的、并自称是他的旅伴的约翰·曼德维尔，写出了《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游记》，仿效了马可·波罗的说法，声称自己和大汗共同生活了一年半。他的书和马可·波罗的书一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证明他是一个剽窃者，大量抄袭了阿尔伯等人关于中国的记述，这或许可以说明马可·波罗说自己到过中国也不过是追逐名利罢了。
　　对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观点，只是就７００年来存有的疑问进行研究，它可以激励学者们做更深一步的探索，促进中西文化学术的交流。
　　郑和下“西洋”另有动机郑和，世称三宝太监，１５世纪初叶著名的航海家。原来姓马，小名叫三宝，云南昆阳（今云南省普宁县）人。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朱元璋的军队攻打云南的时候，把刚刚１０岁的三宝掳到了军中。后来，朱元璋把三宝送给了燕王朱棣，从此，三宝就成了燕王府里的一个小宦官。
　　三宝自幼聪明伶俐，深得朱棣的喜爱。他曾经跟随朱棣走南闯北，见了不少世面，长了不少见识。三宝也曾经参加过许多战斗，他精通兵法，很有军事才能。所以，明成祖决定派他出使“西洋”。当时，“西洋”指现在的文莱以西、印度洋沿岸各国。所以，自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至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年）的２８年间，郑和率众７次远航。
　　明成祖朱棣长期坐镇北方，稳居北京，为什么一反历代帝王常例，突然把目光转向无边的海洋呢？
　　一种说法是，明朝初年，正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由于朱元璋３１年来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受到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成熟，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这时在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发展。然而，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所以，郑和下“西洋”担负着沟通中国同海外经济贸易的任务。
　　另一种说法是，明成祖朱棣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帝位的不满。有些书上说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朱允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以后，朱允出走，不知所终。明成祖的皇位是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的。叔父夺了侄儿的皇权，是有“夺嫡”和“篡位”之名的。正儿八经的皇帝在世并且出逃，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明成祖朱棣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一方面他为了安定人心，发布建文帝已死的诏书，另一方面就是根据传闻中的蛛丝马迹苦苦寻觅。明成祖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
　　有些人认为，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之说难免牵强。建文帝其人忠厚羸弱，被朱棣从帝位上赶下台，即使逃到国外也没什么能耐，这些情况朱棣应当明白，因此他不会几次三番派人去探寻建文帝的下落。再说建文帝在南京城陷落前已经死于大火。建文帝既死，寻找建文帝之说更无法成立。
　　也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政治目的。郑和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是以“怀柔”为主的，以友好和平为前提的。这种说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是经济因素的说法是一叶障目之见，考察明代有关文献，未见过郑和屯兵异域，进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打开封闭、僵化的外交大门，恢复和发展明朝政府与海外国家的外交关系为首要的任务。
　　史学界的学者们一直热中于郑和下西洋使命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是中国人首先发现了美洲大陆吗究竟是谁最先发现美洲大陆？众所周知的是哥伦布在１４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在水天相连的大西洋上漂泊了两个多月后，终于率领一些水手，在今巴哈马群岛中绿树成荫的瓦特林岛登陆，当时他误以为所到之地是印度，因此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新航路的开辟给欧洲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哥伦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大功臣，自然为今人家喻户晓。
　　然而两个世纪以前，学者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见解，虽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人所皆知的史实，而实际上，中国名僧慧深比哥伦布早１０００年前已经发现美洲大陆，并曾在墨西哥等地居留活动约４０年。公元５世纪末，慧深回国后，将其亲身经历公诸于世，正式载入了史籍。早在１５００年前，中国和美洲人民已经开始交往，只是从当时情况看，双方的交往主要是在民间而不是在官方进行，而交往的方式主要是佛教文化传播，而不是稳固的政治经济关系。
　　尽管中国与美洲“相去三万里，昼夜相北驰”，但是几十年来大量的文物考古证明：太平洋两岸的文化习俗有许多相同或者十分相似的地方。在秘鲁发现了一尊奇特的美洲女神裸体铜像，她双手提着铜牌，两面铜牌上各铸有“武当山”３个汉字。像这类印有古汉字的文物在美洲已经发现１４０多个。在墨西哥还发现了一方“大齐田人之墓”的汉文石碑，它是我国战国时代或秦末从山东沿海乘船逃亡到美洲大陆的齐田人的遗迹。这些都是古代中国与美洲开展交流的物证。
　　还有一种根据当代欧洲地图和记载、中国的星图和考古发现提出的说法：中国海员在１５世纪中叶放弃航海探索之前，在１４００年初期已经绘制了世界地图。中国的地图经由意大利旅行家尼古罗·达·孔蒂通过葡萄牙人流传到西方，孔蒂还走过其中一些航程。葡萄牙王若昂一世的儿子佩德罗把那张地图视为国家机密加以珍藏。但那张在１４２８年绘制、现在已失传的地图的内容却泄漏，并抄进其他地图里，所以在欧洲人哥伦布、麦哲伦和库克“再发现”美洲和澳洲之前，这些地图已“泄漏”了部分美洲和澳洲所在，因为在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提到自己启程之前带着那张地图或是看过它。在１４０３年到１４３３年之间率领舰队７次远渡重洋的郑和，在欧洲人抵达之前已经绘制了这些地图，他比欧洲探险家早了数十年发现美洲大陆。这种说法属于推测，所下的结论有可能是对的，但有待证明。
　　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还是比哥伦布早出１０００年的中国和尚慧深最先云游此地，还是我国古代航海家郑和发现了美洲大陆？我们并不排除某个假设或者猜想考证有可能成为一种科学创见的先导。
　　是否存在海上“丝绸之路”
　　在陆地上有一条丝绸之路，大家都很熟知。但在海上也有一条以丝绸贸易为开始，日后逐渐发展，终于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促使中外广泛交流，产生深远影响的交通路线，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
　　《汉书》记载２０００多年前西汉中期前后，有一条从合浦郡始发通往印度、斯里兰卡的最早的国际贸易航线。《汉书》的记载不但有汉代海船所经过国家、地区的叙述，还有航行的时间、航行的路程、航行情况的描写。因此，中国的丝绸作为商品，通过海路以物物交换的方式向外传输，亦如陆上经西域而至亚、欧、非三大洲一样，早在汉代便开始了。
　　但是也有人认为，光是《汉书》不足以为证。如果拿《汉书》有关海上贸易的记述，与晋代法显《佛国记》及唐代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相比，就可以发现汉代以至晋、唐几百年间，先后的记载都有脉络可循，基本上是正确无误的。因此海上也有一条丝绸之路，并非无稽之谈，何况近年来秦、汉时代的造船工场遗址，亦在广州发现，可知秦汉之际，中国古人已经能够建造载重６０吨的木船。当时建造这么大的木船，假如说不是应实际需要，例如对外交通，似乎是说不通的。
　　在唐代中叶，土耳其以及其他民族占据中亚细亚等地之后，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才开始势微。于是海上丝绸之路代之而兴，而当时陆上的运输，也不足应付商业发展的需求，必须开拓海上航路，才能运送陶瓷等易受损坏的货物。因此，唐代的远洋船舶大有发展。
　　到了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主要港口，比如广州、泉州、扬州、杭州，万国商人云集，海运频繁。当时扬州更有“万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风酒并炉”的称誉。从广州和泉州开出的海船，更远航到菲律宾，甚至到达红海及东非。１０年前，考古学家在福建泉州发掘出一艘远洋商船的残骸，在其中找到５００多枚铜钱，最晚者为宋度宗咸淳七年（１２７１年）所铸，所以估计这艘船是１３世纪沉没的宋代海船。这艘船残长约２４．２米，残宽约９．１５米，平面近椭圆形，尖底，共有１３个互不渗水的船舱，并且有龙骨，估计载重量达２００吨左右。这艘船的舱面已经全部破损，但根据研究，船上载的货物以香料木为最多，未脱水时的重量，达２３００多公斤。此外，还载有乳香、槟榔、朱砂、水银、玳瑁以及陶瓷器、竹木器、唐宋铜钱、印刷残片、铜铁器等。这一艘宋代海船似乎可以看做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证。
　　广州作为２０００年不衰的外贸港口，在漫漫的“海上丝路”上地位十分重要。佛教最早从海上登陆广州的见证——光孝寺，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教寺院之一——怀圣寺，以及阿拉伯商人的先贤古墓，广州圣心大教堂等等，比比皆是的中外文化、经贸交流的遗迹，如今仍散布在广州老城区。
　　元代因为推行“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的政策，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远航至今日索马里、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地。元代的造船技术，似乎又有了新的改进。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在所著述的游记中，对中国远洋船舶记载颇详：“（中国）大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大船一艘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士兵四百，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以及兴克兰（广州）；每船皆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且无不设备周全。水手在船上植花草、姜于木桶之中。”这样看来，元代的海船就跟后代的战舰差不多了！
　　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时代，当然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那段日子。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那一次，郑和带领官兵２７８００余人，船舶６２艘，远航亚洲、非洲各地，以丝绸、瓷器，换取各地物品，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写下了璀璨的篇章。
　　西瓜何时传入中原西瓜是我国人民食用的重要瓜果之一，但我国中原地区何时引进西瓜，说法颇多。我国“西瓜”一词最早见于北宋史学家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其中叙述了五代时后晋的胡峤在辽国食西瓜的情况。
　　有人据此认为，西瓜是由五代时后晋的胡峤从辽国带入中原的。不过，此说忽略了一些事实，即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所述是胡峤在辽国食西瓜的情况，并非说他把西瓜带归中原种植。况且胡峤当时是“亡归”中原，逃命还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带西瓜种回中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胡峤回中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关史籍中都不见有西瓜的记载。如撰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其中详细记载了各种瓜果的名称和特征，独不见有西瓜之名。又如，作于南宋初年的《东京梦华录》，在回忆都城汴京不同时节的各种瓜果时，亦未提及西瓜。这说明当时中原地区还没有西瓜。
　　另外，南宋的洪皓在高宗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年）奉命使金，被扣留十余年之久，至绍兴十二年（１１４２年）始释放归国，后著《松漠纪闻》，详细记载了他在金国的经历、见闻，其中记载说他曾食西瓜。洪皓去世后，其后人撰写了西瓜是由洪皓从金国带入中原的文字。
　　在洪皓回归中原之后不久，中原地区种植西瓜的记载开始出现了。如南宋诗人范成大就有《西瓜园》一诗，云：“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此外，据考证，拟作于南宋宁宗时期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一书中，有“西瓜仁”一词，南宋末年文天祥也有《西瓜吟》一诗。但是，总的来看，洪皓回中原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有关西瓜的记载不能说很多，而且详载南宋都城杭州风土人情、物产的《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中仍不见有西瓜的记载。可比之以前，仅就《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所记载的一例来说，毕竟有了很大变化。
　　据此，似乎可以说，西瓜是在南宋绍兴年间由洪皓从金国带入中原的。然而，还是有不同的说法，如有的说，从确切的资料看西瓜传入内地，当溯源于汉代。但又说，西瓜虽然内传时间很早，但在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大量种植还是在１２世纪前后，即北宋末、南宋初。有的则先推测说，我国栽培西瓜可能始于秦、汉之际。但又列举胡峤一例，说是五代时传入我国的。也有的认为，在西汉武帝时期曾派海船远航达非洲，当时中非交通的途径已打开，因此，西瓜很可能是汉武帝时由“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也有的认为，西瓜原生于非洲，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至新疆，后又由新疆传入内地。这些说法均缺乏确凿的证据。
　　另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报刊上曾报道，在浙江杭州水田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西瓜籽”。后来该遗址的发掘报告中也明确说有“西瓜籽”。如果该资料确凿可信的话，那么我国广义上的西瓜种植史，已有四五千年以上。不过此仅一例，尚属孤证，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后来又有人撰文，认为所谓史前西瓜种子，原来并非西瓜种子，而是葫芦或瓠瓜种子。那么，西瓜究竟何时根植于中原大地？爱食西瓜的人们大可去探索一番。
　　日本人为何传颂郑成功明朝末年，吴三桂为争夺爱妾陈圆圆，以替明帝复仇为名，出关向满清借兵，结果引狼入室，反而促成了明朝的灭亡。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留下千古骂名。与此相反，京师沦陷以后的江南各地，涌现出不少精忠报国、救亡图存的志士仁人，其中首推抗清复明到底、收复失地台湾的郑成功。
　　郑成功名森，字大木，原籍福建省南安县。他的生身母亲田川氏（郑氏家谱称翁氏）是日本人。１６４５年，南明隆武帝赐其姓朱，改名成功，尊为“国姓爷”。
　　明末清初之际，我国固有领土台湾被荷兰侵略者于１６４２年强占，台湾人民不断起义反抗，屡遭血腥镇压。南明永历十五年（１６６１年）４月，郑成功率领２５０００人以及数百艘战舰自金门出发，经澎湖，直取台湾。在台湾人民的支持协助下，登陆后围攻荷兰总督所在的赤嵌（在今台南境内），并击溃自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前来驰援之敌，前后苦战８个多月。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２月１日，荷督揆一被迫签字投降。至此，被荷兰帝国主义者实施了３８年残酷殖民统治的宝岛台湾终于重回祖国怀抱。不幸的是，矢志复明灭清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却在收复台湾５个月后一病不起，终年仅３９岁。
　　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日本人对郑成功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却有一种特殊的尊敬感和亲近感。日本文人学士在江户末期就留下了不少咏叹郑成功叱咤风云悲壮一生的诗文。如梁川星岩的“不辞独力任颠扶，大木堂堂真丈夫”；四方赤良的“忠义空传国姓爷，终看鞑靼夺中华”等等。
　　日本人之所以对郑成功如此感兴趣，除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外，还因为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他的生身母亲田川氏是日本人。在日本民间流传，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有一天在平户海边拾贝壳，忽然一阵腹痛，就倚着海边一块巨石生下一个男孩，也就是郑成功。这块巨石今天仍屹立在海边，当地人称之为“儿诞石”，是平户的一个名胜，慕名前往观光的人很多……从日本一些资料中可以进一步得知，郑父芝龙在明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随一艘荷兰商船到了平户，当时１９岁。在清理船货、等待顺风返航期间，借住在比他大两岁的田川小姐家中，这对青年男女很快坠入爱河并私订终身。只是郑芝龙在郑成功出世不到一个月就随原船离去，与田川小姐分了手。后来，郑芝龙成为在中日之间经常出没的海盗，直到明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年）接受明廷招安，官至都督同知。郑成功一直到１６３０年，也就是他７岁时才被接回中国，返回福建老家。至今，在郑成功出生地平户（日本长崎松浦郡平户町），每年郑成功忌辰那天，还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公祭。郑成功儿时的故居仍保留着昔日的原样。相传郑成功当年离日回国前亲手种植的一株椎树至今依然枝繁叶茂。
　　郑成功回国后开始习文弄武，学剑弄枪，从青年时期就关心国家大事，研读兵书，继承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心怀灭清复明之志。他在３６岁那年（１６５９年），率领１０００００名抗清义军围攻南京，从瓜州（江苏镇江）直逼金陵城下。为明心志，他写下了一首题为《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的七绝：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断，不信中原不姓朱。这首诗力透纸背，至为感人，充分显示了他的胸襟和文采。
　　令人遗憾的是，郑成功短暂的一生，本应是传奇性的文学素材，却因他生在明朝末年，又是抗清英雄，故在其后２００多年的满清时代，无法像关羽、岳飞、花木兰等历史人物那样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为人传诵。
　　然而在日本，号称“日本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写了一部名为《国姓爷合战》的歌舞伎剧，风靡一时，而且在日本出版界开创了一门“国姓爷文学”。其后，日本连续出版很多取材于郑成功的文学作品，形成一个系列。直到二战以后，日本出版界仍对郑成功情有独钟。不仅上田微古馆的《郑成功的盔甲》一书是日本男女老幼津津乐道的通俗演义，中山光义的《国姓爷合战》还被收入青少年世界名著文库。这多少让中国人有些意外。
　　名妓赛金花出使西欧在中国历代名妓中，最风光的要数赛金花了。提起她的名字，无人不晓；谈及她的生平行事，却又众说纷纭。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赛金花都是受各界瞩目的新闻人物，有关她的采访记、传记、诗词、小说、话剧、回忆录等等，光目录就可开出一大串。在所有关于赛金花的谜中，争论最多的还是她与瓦德西的关系。
　　赛金花原是安徽人氏，名赵灵飞。从小就窈窕风流，后来家道中落，她就穿梭于秦淮河的花船之上，化名“傅彩云”，不用人逼迫，自己卖笑为乐，许多富商显贵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同治七年（１８６９年），出身苏州的洪钧中了状元，在探亲途中看到了赛金花，一见便不能割舍，几天以后就把她娶回家做了三姨太。此时的洪钧已经５０岁了，赛金花只有１６岁，但两人相处得十分协调融洽。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９年），洪钧带着赛金花一同入京，很快便奉命出使欧洲。洪钧带着赛金花先后访问了德、奥、俄、荷四国。赛金花凭着她天生的交际才能和东方女性的温柔在欧洲的上层社会出尽了风头，不仅遍身珠宝貂裘，而且还有多个丫环随侍左右。可是年轻的美女并不能满足于此，洪钧平淡乏味，年老多病，赛金花觉得自己很是“屈才”，于是与一些高大俊美、金发碧眼的社会名流有了暧昧的关系，其中就有德国陆军中尉瓦德西。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１年），洪钧回国，３年后病逝。赛金花移居上海重操旧业，她的生意非常兴隆，每天都是车马盈门，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钱润身的熟客暴死在她的卧房，她为了躲避官司北上天津。但她的“光辉岁月”并没有就此结束，她靠着户部尚书立山的关系来到京城，在高碑胡同开起了风月场所。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德兵闯入赛金花居处，赛金花懂得点德语，打听过去在德国结识的几个名人，包括瓦德西的情况，士兵很惊奇，于是不敢胡来，回去报告联军统帅瓦德西，瓦德西于第二天接赛金花进兵营，昔日的旧情人相见分外热情，以后来往频繁。赛金花曾经自述道：“在北京相见时，瓦德西与我虽然１０年阔别，但我的容态依然不减当年贵为使节夫人的时候，瓦德西隐约间还认得我。”“后来各国的军粮也由瓦德西介绍，都归我办”，“他们除军粮外，还要很多货物，还要女人，女人要漂亮，又要没有毒的。我又替他们找了二十几个良家妇女……这样联军的食色问题我都替他们解决了。”赛金花还向瓦德西细诉民众之苦，恳求瓦德西下令停止杀戮抢夺，“瓦将军便下令不准兵士违律妄行”，“嗣后北京民众皆得安宁矣”。“我之所以能为北京万民建立一点功绩，将彼等从屠杀中拯救出来，即是如此。”
　　但也有人认为，赛金花没有见过瓦德西，就是偶尔见过一二次，她也不敢跟瓦德西谈国事，因为她那几句德国话就不够资格，再说联军总司令不过是只管军事，至于一切国事的交涉，仍有各国公使进行处理。而对于赛金花与瓦德西在北京相见的时间也存有疑问，赛金花自述是在洋兵侵入北京后到京，没几天就遇到德国兵来骚扰，又过一天见瓦德西。但把时间尽量放宽来算，最多不会出８月底，而这时瓦德西根本还没有到北京。八国联军是８月１５日攻陷北京，而瓦德西迟至１０月１７日才赶到（见瓦德西《拳乱笔记》），中间相差到一个半月以上，这就极可以证明赛金花那段自述，其真实性是有问题的。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由西安回銮，众大臣竞相请功。洪钧的同窗好友孙家鼐不想让赛金花在京城给洪钧丢脸，就找了个借口把她逐出京城。
　　赛金花回到苏州以后，仍旧干老本行，但这时的她已经徐娘半老了，再难与昔日的光彩相比。过了几年，她同以前认识的一位熟客魏斯炅一起回到北京，住在前门外的樱桃斜街，民国六年（１９１８年）她才正式嫁给魏斯炅。平静的日子才过了５年，魏斯炅就因病逝世了。赛金花一个人度过了余生，在寂寞凄凉中死去。她死后，曾朴以她的一生为原型，写了一部小说《孽海花》。
　　中美外交的“握手”事件１９７１年７月，基辛格博士在他的秘密中国之旅当中，特别注意握手言和之礼仪。他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写道：“９日下午４时，周恩来来到，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来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情嫌隙抛到脑后的第一步。”
　　当尼克松首次访华走下飞机时，也是首先把手伸向了周恩来。他们为什么对普通的握手礼仪给予如此的重视呢？这就要从中美外交史上众说纷纭的“握手”事件说起了。
　　１９５４年４月，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处于敌对状态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的两位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和杜勒斯国务卿，作为各自的首席代表在此相聚。
　　杜勒斯敌视新中国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他亲自向美国代表团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会议期间，就有周恩来总理要同美国国务卿握手，被杜勒斯拒绝的传说。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５日在全国外交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周恩来就明确说过：“我们不能像杜勒斯那样笨，到了日内瓦还规定一条：‘不许握手。’”那么，日内瓦会议是否出现过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场面？
　　长期在外交部门工作的王炳南曾就此进行了澄清，他在其撰写的《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写道，“实际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认为这是以讹传讹。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王炳南说自己始终在周恩来左右，据他认为，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针对美国的态度，周总理为中国代表团也做了规定：第一，我们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第二，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礼尚往来，我们不要拒绝。当时在总理身边做俄文翻译的李越然也否定了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说法。李越然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跟随周恩来参加会议，在走廊，在休息室，曾与杜勒斯几次走对面，周恩来总是面色庄严而不失柔和，从容大度。杜勒斯不同，每次相遇，杜勒斯苍白的脸立刻板紧，目不斜视平视前方。但是，他的动作明显变得僵硬机械，肯定浑身不自在，外人看来不免像小肚鸡肠的女人一样可笑可怜。所谓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事根本没有过，周恩来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主动去与杜勒斯握手。
　　如此说来，中美外交史上这一流传甚广的著名的“握手”事件岂非成了无中生有、空穴来风了吗？其实，事情远比表现出来的微妙，这里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新情况。４月２６日会议开幕式后，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英国驻北京的谈判代表）找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外相介绍杜勒斯国务卿同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总理同意，艾登外相再派人询问杜勒斯先生的意见。宦乡请示总理后答复杜威廉说：“周总理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但在第二天一早，杜威廉对宦乡说，杜勒斯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艾登先生的建议。所谓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对于在会议期间，有没有周恩来主动伸出手来，而被杜勒斯所拒绝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没有此事。当时多国记者的许多报道可以加以证实。比如，在杜勒斯离开日内瓦的当天，即５月３日，美联社当天报道说：“一位美国发言人说，虽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来在同一间屋里，但是他从来没有和他碰头，也没有和他谈过话，甚至没有朝他那个方向看一眼。”杜勒斯自己在会议第一天对他的一位密友恶狠狠地说，他与共产党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只有在我们的车子相撞的时候才会见面”。实际上，周恩来后来多次提到“握手”一词，已越出了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这一事件的本身，而是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了。所谓“握手”即“和解”或“承认”之意。周恩来和外宾谈话时，多次以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顽固表现，特别是不许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的僵化无礼的强硬规定，抨击当时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
　　历史的发展给了美国人扭转形象的机会。在尼克松上台后改善中美关系的过程中，都是美国政府领导人主动与中方握手，以示补偿与和解。在周恩来同尼克松第一次会谈时又提到了杜勒斯拒绝握手一事。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刚才不是在毛主席那里已经说了么，我们握手了。杜勒斯就不敢这样做。”尼克松接过来笑着说：“总理也不一定愿意同他握手。”周恩来肯定地说：“不见得，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也会跟他握手的。”尼克松说：“那好，我们再握一次吧。”于是他们隔着茶几又伸手相握，在座的人都笑了。这段对话更生动说明了周恩来握手的真实含意。
　　
 艺术娱乐
　　谁是音乐的发明者翻开中国音乐史，关于中国音乐是如何产生的问题，真是众说纷纭。先秦典籍《山海经》、《吕氏春秋》、《世本》都记载了许多音乐发明者和乐器发明者，但是究竟谁才是音乐的发明者呢？
　　《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俊有８个儿子，他们始创音乐和舞蹈；又说晏龙创作琴瑟。而《大荒西经》则说，颛顼的曾孙、祝融之子太子长琴首创音乐。《西山经》提到，在天山上有个状如黄囊，色如丹火，六足四翼，面目浑沌，名叫帝江的人，创作了音乐和舞蹈。由于实在无法解开音乐发明者之谜，于是在《大荒西经》中出现了夏启派他的三个妃嫔到天上去学习音乐的神话，她们带回《九辨》、《九歌》等乐章，演出了《九招》。
　　《吕氏春秋》上说，黄帝派他的乐官伶伦从大夏之西，一直走到昆仑山的北边去创造乐律。伶伦用懈溪山谷里生长的圆直均匀的竹管制成律管，以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标准，分别确定了六吕、六律，成了乐律的创始人。
　　可是那些琳琅满目的乐器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祖先几乎都给它们找到了发明者。《世本》似乎很客观地记载了许多音乐和乐器的发明者，伏羲造琴瑟，女娲作笙簧，随作竽、笙，神农作琴作瑟，伶伦创磬，垂作钟，巫咸作鼓，毋句作磬，舜作箫，夔作乐。关于这些音乐史上的重大问题，在神话传说和文献典籍记录下来的“音乐史”中，我们的祖先早有思考，并都有“完满”的解答。
　　在１９世纪以前，人们始终把这样的神话传说看成是人类自己的信史。显然，它们不过是历史的影子。要了解人类尚未发明文字时代的音乐艺术活动，后人追记的神话传说不足为据。音乐考古就成了研究这一时期音乐历史的最主要的手段。地下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音乐活动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并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步步足迹。比如通过舞阳骨笛，才知道我们的祖先在８０００年以前就已经运用了七声音阶，它比古巴比伦乌尔王朝的乐器石雕要早２０多个世纪。若据文献记载，则要到５０００多年以后的战国时代，才有那位谋刺秦王的壮士荆轲用到五正声以外的“变徵之声”，突破了五声音阶的局限。
　　音乐，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声波的艺术，时过境迁，声音不继，音乐即时消失。对音乐的文字描摹往往显得过于抽象。音乐，又是一种技艺性很高的艺术。随着一个朝代的消亡，其时的音乐之声就再不复现，这既受当时音乐科技的限制（如录音设备全无），又受乐谱记载的限制。而文字记载往往失真。音乐的文儒对音乐的误谈给后代的研究与复制带来极大的麻烦。如隋代初年，隋高祖采用了何妥的荒唐主张，确立只用黄钟一宫的制度。我们不能凭《隋书·音乐志》的记载，判定隋代的音乐只有黄钟一宫。因为即使是在隋高祖实行了只用黄钟一宫制度的当时，也曾有乐工在正式的宫廷雅乐中有意改奏蕤宾之宫的事例。更不用说在真正的音乐艺术活动中，只用黄钟一宫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仅此而论，单靠文献来了解人类音乐艺术的发展历史，是既困难而又危险的。
　　祖先给我们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真伪杂处。今日的音乐史学家无论花费多大的精力去考释，去辨伪，仍难免有检点不周之处；再者，曾被当时文人记载下来的史实能有多少？其中能经历千百年人事沧桑、兵戎战火流传到今天的文献又能有多少？不难设想，许多史实成了永远的不解之谜。
　　围棋为何有“棋之鼻祖”之称围棋，我国古代称为弈，相传已有４０００多年的历史。
　　据《世本》所言，围棋为尧所造。晋张华在《博物志》中也说：“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尧、舜是传说人物，造围棋之说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围棋起源之早。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记载了文子用“举棋不定”这类围棋中的术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说明围棋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已经成为人们习见的事物。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有关围棋的活动鲜有记载。《西京杂记》卷三曾有西汉初年“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的记述，但直至东汉中晚期，围棋活动才开始广为盛行。１９５２年，考古工作者于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中发现了一件石质围棋盘，此棋局呈正方形，盘下有四足，局面纵横各１７道，为汉魏时期围棋盘的局制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
　　我国围棋之制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变化，主要是在于局道的增多。魏晋前后，是第一次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魏邯郸淳的《艺经》上说，魏晋及其以前的“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这与前面所介绍的河北望都发现的东汉围棋局的局制完全相同。但是，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棋经》却载明当时的围棋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这表明当时也流行１９道的围棋了。可见这时的围棋是１７道、１９道局制同时流行，还没有完全定型。当时的统治者还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棋艺相当的“品格”（等级）。现在围棋分为“九段”即源于此。这些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围棋技术的提高。
　　唐宋时期，围棋活动发生了第二次重大变化。这时的围棋，已与弹琴、写诗、绘画一起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娱乐项目。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１８７号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图》绢画，就对当时贵族妇女的下围棋情形作了形象描绘。当时的棋局已以１９道作为主要局制，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供奉内廷的“棋待诏”。１９５９年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瓷质围棋盘，唐代赠送日本孝武天皇、现藏日本正仓院的象牙镶嵌木质围棋盘，皆为纵横各１９道。中国体育博物馆所藏的“仕女弈棋图”唐代黑白圆形围棋子，陕西耀州窑遗址出土的青釉刻花围棋盒、围棋子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围棋的变化和发展。
　　唐宋以后，围棋活动更为普及。及至明清两代，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一是流派纷呈，二是市民阶层围棋活动广为普及，三是围棋著述大量涌现，出现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棋谱。这些无论在围棋技艺上，还是围棋理论上，都对后来甚至当代围棋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围棋活动亦一蹶不振。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行了４０００余年的中国围棋才开始得到复兴。
　　中国古代四大名琴所谓“琴、棋、书、画”当中的“琴”，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现称古琴或七弦琴。古琴的制作历史悠久，许多名琴都有文字可考，而且具有美妙的琴名与神奇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是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焦尾”。这四张琴被人们誉为“四大名琴”。
　　１．号钟“号钟”是周代的名琴。此琴音之宏亮，犹如钟声激荡，号角长鸣，令人震耳欲聋。传说古代杰出的琴家俞伯牙曾弹奏过“号钟”琴。后来“号钟”传到齐桓公的手中。齐桓公是齐国的贤明君主，通晓音律。当时，他收藏了许多名琴，但尤其珍爱这个“号钟”琴。他曾令部下敲起牛角，唱歌助乐，自己则奏“号钟”与之呼应。牛角声声，歌声凄切，“号钟”则奏出悲凉的旋律，使两旁的侍者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
　　２．绕梁今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语。其语源于《列子》中的一个故事：周朝时，韩国著名女歌手韩娥去齐国，路过雍门时断了钱粮，无奈只得卖唱求食。她那凄婉的歌声在空中回旋，如孤雁长鸣。韩娥离去３天后，其歌声仍缠绕回荡在屋梁之间，令人难以忘怀。
　　然而，琴以“绕梁”命名，足见此琴音色之特点，必然是余音不断。据说“绕梁”是一位叫华元的人献给楚庄王的礼物，其制作年代不详。楚庄王自从得到“绕梁”以后，整天弹琴作乐，陶醉在琴乐之中。有一次，他竟然连续７天不上朝，把国家大事都抛在脑后。王妃樊姬异常焦虑，规劝楚庄王说：“君王，您过于沉沦在音乐中了！过去，夏桀酷爱‘妹喜’之瑟，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纣王误听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社稷。现在，君王如此喜爱‘绕梁’之琴，七日不临朝，难道也愿意丧失国家和性命吗？”楚庄王闻言陷入了沉思。他无法抗拒“绕梁”的诱惑，只得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去捶琴，琴身碎为数段。从此，万人羡慕的名琴“绕梁”绝响了。
　　３．绿绮“绿绮”是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弹奏的一张琴。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徒有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即桐木、梓木结合的精华。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一次，司马相如访友，豪富卓王孙慕名设宴款待。酒兴正浓时，众人说：“听说您‘绿绮’弹得极好，请操一曲，让我辈一饱耳福。”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的女儿文君，才华出众，精通琴艺，而且对他极为仰慕，于是就弹起琴歌《凤求凰》向她求爱。文君听琴后，理解了琴曲的含意，不由脸红耳热，心驰神往。她倾心相如的文才，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相如住所，缔结良缘。从此，司马相如以弹琴追求文君一事，被传为千古佳话。
　　４．焦尾“焦尾”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琴。蔡邕在“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时，曾于烈火中抢救出一段尚未烧完、声音异常的梧桐木。他依据木头的长短、形状，制成一张七弦琴，果然声音不凡。因琴尾尚留有焦痕，就取名为“焦尾”。“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
　　汉末，蔡邕惨遭杀害后，“焦尾”琴仍完好地保存在皇家内库之中。３００多年后，齐明帝在位时，为了欣赏古琴高手王仲雄的超人琴艺，特命人取出存放多年的“焦尾”琴，给王仲雄演奏。王仲雄连续弹奏了５日，并即兴创作了《懊恼曲》献给明帝。到了明朝，昆山人王逢年还收藏着蔡邕制造的“焦尾”琴。
　　中国象棋为何起源于兵家象棋，古称“象戏”，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棋类活动。它的起源至今无从确考，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根据象棋的局制和规则，中国象棋的起源应与兵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连年不断，人们仿照军队的编制、布阵遣将的方法等创制了一种新的棋类游戏，这当是象棋的最初形式。形成于战国时期的《招魂》一诗中，在描写当时楚国的生活、娱乐时，曾留下了“哀蔽象棋，有（又）六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的句子，其所讲的是“象棋”和“六博”两种棋类活动。因此，从《招魂》一诗中，我们就可看出战国时期的楚国已经流行象棋了。
　　与围棋相比较，象棋是一种雅俗共赏且普及更广的棋类活动。它自创始以来虽为广大群众所喜好，但古代帝王及文人学士对此多轻视而认为“不足道”，因此古代典籍中关于象棋的记述甚少。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十分流行这种“象戏”的棋类活动。北周武帝宇文邕对象戏进行了总结和改进，并将规则及要旨亲自写成《象经》固定下来，为象棋的最终定型奠定了基础。
　　隋代，隋文帝不赞成象戏，但唐代开国后，太宗李世民却加以提倡，并出现了新的突破。唐肃宗时的丞相牛僧孺在其所著的《玄怪录》一书中曾记述了一个有关“宝应象棋”的“鬼话”，在宝应象棋里就出现了王、军师、马、象、车、兵６种棋子，这与现在流行的象棋已经非常相似了。
　　经过一系列的变化调整，在“宝应象棋”的基础上，至北宋时出现了与今日棋制、规则相同的象棋。根据宋人尹诛撰《象棋》及其他有关文献的记述推断，北宋流行的象棋活动大体有如下几种：第一种：有将、士、象、马、车、炮、车等３２枚棋子。棋盘无河界，纵９路、横９路。
　　第二种：有将、偏、稗、卒等棋子。棋盘有河界，局道有若干格。这种象棋当时因不够通俗，仅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之中，不为一般平民所好。
　　第三种：有３２枚棋子，棋盘纵横各１１路。
　　上述第一种象棋至南宋时，增加了河界。此后，这种象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一直沿用下来。当时的象棋，已完全定型为现代象棋的棋制。１９９７年７月，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洛阳市北宋墓中，发现了当时瓷质圆形象棋子３２枚。这是一副完整的象棋，其中，黑白象棋子各１６枚，正面字上涂金。棋子的兵种有将、士、车、象、马、、卒，这副象棋的棋制和现代象棋已完全无异。
　　继宋之后，象棋在明代又有了大的发展。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象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名棋手辈出，象棋的棋艺著作也得到了繁荣发展，出现了许多棋谱，反映了明代人对象棋深入探索的成果。
　　清代的象棋进一步平民化，普及面广。同时，在象棋界，名手众多，棋派林立。象棋谱中也多是精湛之作。这些都对近代和当代象棋的发展及棋艺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飞云流彩的汉式织锦在祖国的大西北——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的漫漫黄沙中，坐落着闻名于世的尼雅遗址，这里是汉代西域３６国之一的精绝古国所在地。公元４世纪，这个在丝路上曾经繁荣一时的绿洲小国悄然湮没在浩瀚无垠的沙海之中，其宏伟的国都尼雅也从此默默地沉睡在大漠深处。
　　１９０１年，英籍匈牙利人考古学家斯坦因向世界宣布，他在中国新疆的沙漠中终于找到了这个消失已久的精绝古国。１９９５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发现了精绝国王室的墓地——一号墓地，并于墓穴中发现了身穿华贵锦袍的国王及其爱妃的两具干尸。国王手臂上护着的那块色彩鲜艳、图案奇特的小块织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浓厚兴趣。
　　首先，这块织锦的图案十分奇特。它采用山状云作为骨架，如波浪纹，由右至左连续铺展，其间依次穿插鸟、独角兽、虎，并伴有铭文，在铭文旁还有两个圆点纹，代表五星中的两颗星。整个图案不分色区，均用蓝、绿、红、黄、白五色织出，五星的图案恰好由这五种色彩表示。同墓所出的另一片残片上有云气纹、羽人纹、星纹和“诛南羌”三字铭文。经专家拼合复原，确认为同一织物。其次，两处铭文连在一起，与《汉书》的一处记载相一致：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兵攻打西羌（羌是中国西部古老民族之一），临行前星术家占卜，认为五星（金、木、水、火、土）将聚于东方天空，这是若干年才能一见的现象，说明此次军事行动将有利于中原。于是，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此锦可能是墓主帮助中原王朝打败南羌所得的一种赏赐，因此，也可以推断，这块锦是由中原地区织造，而非当地产品。
　　作为一块典型的汉式织锦，此锦是西汉至魏晋时期丝织工艺最高水平的代表，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之得以传播至非常遥远的地区。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的罗布泊楼兰古城遗址、蒙古、俄罗斯、叙利亚等地公元１～５世纪的遗址中，都发现了这种色彩鲜艳的汉式织锦。
　　汉式织锦在图案上带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当时汉代统治者热衷于道家荆楚巫术的神仙学说，这一时期的织锦纹样风格也与此相似：在连绵起伏、流动飞扬的云气间布满了各种奔腾活跃的祥禽瑞兽，并在纹样的空隙横向穿插着“延年益寿长葆子孙”、“登高明望四海”、“长乐明光”等秦汉时期寓意吉祥的隶书铭文，显示了汉代艺术的飞动之美。
　　中国古代就有台球弹棋，是西汉末年开始流行的一种古代棋类活动，最初主要在宫廷和士大夫中间盛行。弹棋源于何时，尚无一致结论，但大都认为是在汉代。
　　晋人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曾对弹棋的创始作了记述，该书卷二说：“（汉）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家君（指刘向）作弹棋以献，帝大悦，赐青羔裘、紫丝履，服以朝觐。”从这里我们看出，弹棋系士大夫阶层所创，并因以解决“劳体”问题而取代蹴鞠进入了宫中。同时，还参照蹴鞠对其局式、规则作了某些改造。
　　弹棋初创时，仅流行于宫中，社会上还鲜有所见。西汉末年，随着农民起义，弹棋由宫廷流入民间。直至东汉章帝时，弹棋方在宫禁中复盛。自此，喜好弹棋的人士越来越多，汉代蔡邕、魏文帝曹丕、夏侯敦、梁简文帝和元帝以及北齐的颜之推等人皆是弹棋名手，且或以诗赋咏弹棋，或撰文论述之，为弹棋的推广普及做出了贡献。
　　弹棋所用棋局，根据魏文帝《弹棋赋》的描绘，大体是采用华美的紫玉料精工做成。正方形，局中心高隆，四周平如碌砺，光彩映人。至于所用棋子，一般用“玄木北干，素树西枝”等木质精制而成。弹棋的玩法，按照晋人徐广《弹棋经》的记载，是“二人对局，黑白各六枚，先列棋相当，下呼上击之”。也就是说以自己的棋子击弹对方的棋子。
　　唐代，是我国古代弹棋史上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棋型、布局和行棋步骤等方面因袭汉魏旧式的同时，还进行了一定的变革。棋局的形制，据唐代卢谕《弹棋赋》所述，为“下方广以法地，上圆高以象天。起而能伏，危而不悬，四隅成举，四达无偏，居中谓之丰腹，在末谓之缘边。”其棋局中间为圆顶，象征着天，局的四边代表地，与我国古代人认为天圆地方的观念相适应。这样增加了弹棋的复杂性，因而在行棋方法上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上述唐代弹棋局未能留下实物或图式，但是我们从当时传入日本，经过变化，盘式由四面变为两面的弹棋局，约略可以窥知唐代弹棋局的形制。
　　到了宋代，也许是由于围棋、象棋的特别兴盛，流行了几百年时间的弹棋突然销声匿迹，其玩法也从此失传。到元明之时，就连博学的行家谈及弹棋，也要引经据典，费力考究了。
　　１６、１７世纪以来，有一种被称为台球的游戏风靡欧洲许多国家，后又渐次传入日本和我国各地。根据这种游戏的特征，有人从台球与弹棋皆是在一个盘上，击一球（或子），令其滚动（或滑行），去撞击另一球（或子）的玩法，提出二者具有渊源关系。至于弹棋局中间高四面低，台球则一马平川，弹棋以手弹子，而台球则以杖击球的不同点，大约正是体现了由弹棋到台球的不断演变、发展的轨迹。
　　“书圣”王羲之求鹅书法是我国独有的一门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的承上启下时期，楷书、草书、行书、隶书等各体书法同时发展，风格多样，各臻其妙。这个时期造就了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王羲之。
　　王羲之（约３２１－３７９），字逸少，东晋琅琊临沂人。他的家族是晋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士族。他的祖父王正为尚书郎；他的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曾倡议晋室渡江，于江左称制，建立东晋王朝；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更是名闻于世的东晋丞相；而他的另一位伯父王敦是东晋的军事统帅。琅琊王氏在东晋可谓权倾一时。王羲之因为这样的出身，一出仕便为秘书郎，后为庾亮的参军，再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最后做到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人们又称他为“王右军”。
　　王羲之从小爱好书法。幼年时曾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过书法。后来，他又学习了前辈书法大师李斯、曹喜、张芝、张昶、蔡邕、锺繇和梁鹄等人的书法。这使他的书法融合各家所长，自成一家。再加上他的家族中擅长书法的人济济一堂，父辈王导、王旷、王异等都是高手，因此对他的书法学习十分有利。王羲之对真书、草、行诸体书法造诣都很深。他的真书势形巧密，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草书浓纤折衷；他的行书妩媚劲健。人们称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在生活中王羲之非常喜欢鹅，流传下为后人称颂的“书成换白鹅”的故事。相传当时在山阴地方有一位道士，很喜欢王羲之的书法，也很想求王羲之给他写一本《黄庭经》。他早已把帛纸准备好，但当时的王羲之已名声在外，这位道士担心王羲之不肯答应。后来，经过多方打听，道士了解到王羲之平素非常喜欢鹅，就特地养了一群十分逗人喜爱的大肥鹅，以便见机行动。有一天，王羲之坐船路过山阴一带，道士闻讯后，把他那一群鹅赶往王羲之经过的地方。王羲之看到河里游着一群白鹅，羽毛白净，形态优美，心里别提有多喜欢了。他停下船看了又看，一直舍不得离开。一旁的道士看在眼里，认为机会来到了，询问王羲之是否想把这些鹅带走。王羲之让道士开个价钱。道士故作姿态地说：这么好的鹅哪能舍得卖掉。不过先生您要是真喜欢，就给我写一本经来换。王羲之一听这话，马上答应，当即兴致勃勃地用了半天的时间写好了一卷《黄庭经》交给道士。道士如获至宝，立即把那一群鹅装在笼子里，让王羲之随船带走。这就是人们后来传颂的“书成换白鹅”的故事。
　　王羲之为什么特别喜欢鹅呢？原来，王羲之研究鹅的行水姿势，悟出了用笔的方法，那就是学书法时要“志意专精”，写字的时候，精神要非常集中，姿势也要端正，这样，五指会运用自如，非常得力。他的执笔方法，后人领会是要求食指抬高，形成钩子样，大拇指放置在食指、中指之间，使食指如鹅头那样昂扬微曲。无名指内钩，抵着笔管的下端，小指紧贴着无名指。笔管须直立，手指要实而手掌要虚。运笔时，要像鹅的两掌齐力拨水的样子，这样才能运用自如，使全身精力都贯注到笔尖上。所以，王羲之喜欢鹅，是和他研究执笔运笔有密切关系的。
　　王羲之的书法刻本很多，像《乐颜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楷书作品，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行草书传世墨宝有《寒切帖》、《姨母帖》、《初月帖》等十余种。这些墨宝虽然是后人的摹本，但也都不失为难得的珍品。他的行书《快雪时晴帖》只有２４个字，被清乾隆皇帝列为《三希帖》之首。《兰亭序》是王羲之最著名的代表作。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文字优美，情感旷达闲逸，是千古绝妙的好文章。从书法的角度看，它被誉为法帖之冠，被各代名家悉心钻研。王羲之还善于绘画，是历史上比较早的兼精绘画的书法家之一。他的夫人郗氏和他的７个儿子都善于书法，是一个闻名于世的书法世家，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尤其是他的小儿子王献之，继承父学，且进一步独创天地，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以至与父齐名，人称“二王”。
　　王羲之的书法上承汉魏间雄奇伟丽的书法传统，博采各家之长，融为一炉，独创一家。在六朝以后，王羲之为历代书法家所师法，在我国书史上，荣获“书圣”的称号。
　　中国古代记谱法究竟有多奇特关于记谱法，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周代，我国就有了文字谱（包括律吕字谱和宫商字谱），距今有几千年的历史。隋唐时期，又有了管色谱、琵琶谱和古琴的减字谱等多种记谱方法。到了宋代，就有了更加先进的工尺谱。在我国还曾出现过“声曲折”的记谱方法，即用一根长长的曲线，表示音的高低走向。有人在西藏曾见过这种方式记下的乐谱，一般人看来如同天书，艺人却可以根据它唱出规定的曲调。
　　除了上述种种记谱方法之外，还有一种新奇的记谱方法，关于这个记谱方法还有一段故事。
　　唐玄宗时，左金吾（皇家卫队）将军韦青虽是一介武夫，却妙解音律，在当时也是位出名的歌手。到代宗临朝时，他家中蓄有一名家伎，名叫红红，不但容貌美丽，而且歌喉响亮，聪颖绝伦。
　　教坊有名歌手王善才，根据古曲《长命西河女》变化音调、加减节奏编了一首新歌。他反复咏唱，觉得很有些新意，于是兴冲冲地跑到韦青家中，想唱给韦青听听，征求一下意见，做些修改，再呈送给代宗皇帝。
　　韦青知晓他的来意后，决定跟他开个小小的玩笑。他对王善才说：“你既然想征求意见，就唱来给我听听吧！”王善才摇头晃脑、得意洋洋地唱过一遍后，急切地问：“怎么样？可以吧？”韦青故意板着面孔，摇着头说：“这不是什么新歌，我早已听过了。”王善才大为吃惊，极力辩解说这首歌确是新编的，没有唱给任何人听过。韦青说：“我说是旧曲就是旧曲，不信我让家伎唱给你听听”。
　　韦青让屏风后的红红出来，把方才那首歌唱给王善才听。红红不仅准确无误地唱完了这首歌，还纠正了曲子结尾时的错误，这正是王善才苦思冥想而未能处理好的地方。王善才不由得大感惊讶，连连说道：“不可能，不可能，明明是新编的歌，怎么成了别人会唱的旧曲？”韦青和红红看到王善才尴尬的表情不由地笑了。韦青将王善才拉到屏风后面，看到桌子上摆满了一颗颗红豆，红红笑着说：“你唱时，我就用红豆记谱，然后根据记谱，重复唱出了你编的歌。”王善才这时才恍然大悟，连连夸奖红红聪明。
　　红红记谱的事很快就传扬开了，代宗皇帝把红红召入“宜春院”中。因为她善于记曲，所以宫中都管她叫“记曲娘子”。在千余年前记谱方法还不完善的时代，民间艺人能用红豆准确地记下谱子，是很难能可贵的，需要具有极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可惜在那样的时代，创造性是不被重视的，因而红红记谱的方法也没有能流传下来，随着她自己的幽闭宫中而湮没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当然，这些记谱方法与如今的五线谱记谱方法相比是不够科学，也比较麻烦。原因是它们都不能准确无误地将乐曲记下，只能记一个大概或者仿佛，而后人更无法将所记的曲子全部、准确地重现出来。这当然也是科学、文化发展的规律，假设古人的记谱方法比现在还好，那岂不是十分荒谬的事吗？
　　敦煌石窟：融贯东西的画廊敦煌石窟在甘肃省敦煌县东南的鸣沙山东端，有窟６００多个，其中４６９个都有壁画和塑像。敦煌石窟是由何人所造？是怎样建造出来的？建造所需时间多长？这些一直都是人们心中的疑问。
　　根据莫高窟唐朝的碑文记载，前秦建元二年（３６６年），有乐的和尚和法良禅师来到这里，在这里开窟修行，称莫高窟（莫高窟一名，最早见于敦煌４２３窟隋代洞窟之《莫高窟记》）。随后在短短的３０多年间，竟建造了７０多个洞窟，而且很多洞窟从窟型到造像都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到盛唐时开凿的洞窟已达１０００多个。
　　在敦煌城东南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有一条河由南向北流下，名叫宕泉。宕泉西岸，经千百年冲刷而形成高高的崖壁，石窟就开凿在这绵亘１０００多米的崖壁上。崖壁由砾石构成，不宜雕刻，所以用泥塑及壁画代替。敦煌人稀地僻，且气候干燥，上述作品因而能长期保存，这对研究古代历史和艺术，有着极大的价值。
　　研究表明，敦煌石窟的营造者大致分为３类：窟主（即石窟的主人）、施主（出钱出力帮助窟主建窟的人）和工匠（石窟营造的具体操作者）。而工匠按照实际需要可分为石匠（打窟人）、泥匠、塑匠、画匠、木匠等。一个洞窟从始建到完成，需要经过整修崖面、凿窟、绘制壁画塑像、修造并装饰窟檐或殿堂等程序。根据文献记载，一座洞窟建造时间的长短要受到洞窟规模大小、窟主的财力和势力、社会变迁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莫高窟的窟主有官宦、高僧、大族、庶民百姓等各个阶层的各类人物，因此营造时间也长短不一。一般说来，一个大型洞窟的开凿时间，大约需要一年到三年左右，小型洞窟为几个月到一两年时间，而高达数十米的大像窟得花费四五年时间才可凿成。壁画塑像的绘制时间则相对短些，通常是三个月到半年时间。
　　莫高窟现存壁画４５０００多平方米，连接起来长可达２５公里，被誉为世界现存最大的艺术画廊。从北魏迄宋元，显示出各个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
　　北魏的壁画具有原始的粗犷风格。着色用笔雄健壮丽，朴实古拙，层层晕染，立体感很强。色彩方面，以褐、绿、青、白、黑为多，一般多在赭红色的底色上绘石青、石绿、黑等颜色。壁画题材多为本生故事及经变，其中人物、佛、飞天的面貌、花纹等受外来影响较多。
　　隋代的壁画线条流畅活泼，人物情容逼真，用色比较丰富柔和，出现了重染面颊和眉楞的新画法。唐代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文化艺术也进入高度发展的新时期。此期壁画进一步融合了西域兄弟民族艺术和外来艺术的表现技法，从内容到形式焕然一新。色彩的丰富鲜浓，形态的丰满有力，写实的逼真，意境的深邃和线条的细密流畅，勾勒的娟姣灵活，都是空前绝后的。这时期绘画的显著特点是出现了构图宏伟、色彩丰富的通壁大画，内容多以经变为主，但多用大型寺院、住宅、城廓等做背景，对于建筑的细部，如柱、枋、斗拱、台阶、门窗、屋顶、瓦件、铺地、装饰等，都有较详细和准确的描绘，色彩上则以暖色为主。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弥勒变》、《法华变》、《维摩变》等１０余种。特别是２２０窟所绘《维摩诘》、《帝王听法图》堪称一代艺术品的精华。另外还有描写鞍马人物的出行图，如１５６窟《张议潮出行图》，画面高约１米，长达８米，气势雄伟，构图新颖。其他还有佛教故事和神仙故事等，用色构图都比较丰满充实。
　　总之，唐代壁画是莫高窟佛教艺术最为灿烂的时代。五代绘画技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主要表现在世族大姓所建的功德窟中的供养人像和出行图。
　　宋代壁画总的来说，在绘画技巧方面比唐代呆板，线描用笔也较拘谨，很少豪迈壮阔的场面。色彩方面多用灰暗的大绿、赭石、茶黑，显露出冷清的情调。
　　西夏时期的绘画艺术，是融合汉、藏、回鹘、契丹等各族文化而形成的独特风格。元代壁画的菩萨，头戴五指冠，佛为螺髻，具有喇嘛教兴起的特点。绘画用色比较沉滞暗淡，很少用红色。在技法上，开始采用淡彩浓墨的湿壁画风格。
　　元代以后，嘉峪关封闭，莫高窟的石窟艺术也戛然而止了。
　　盛行在古代中国的球类运动１．足球——蹴鞠据史料考证，我国古代足球起源于战国时代，比其他国家早１０００多年。战国时代的足球游戏称为蹴鞠或蹋鞠，蹴或蹋就是用脚踢的意思，而鞠是指球。可见，早在２５００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有了足球游戏，并作为一项娱乐性活动。
　　到了汉朝，足球活动较为盛行，有专门供足球竞赛活动的场地，双方以直接对抗的竞赛方式进行，有简单的规则，并由裁判员参加评判。当时所用的球，外部用皮革制成，内部填满了毛发之物。
　　早在东汉，我国就有了女子踢足球游戏了。在河南嵩山上建造的中岳三阙建筑中，就绘有清晰的女子踢足球的各种壁画。
　　在经济繁荣的唐朝时期，足球游戏得到广泛开展，并有重要发展。一是用灌气的球代替了过去用毛发之物填充的球。二是用球门代替了“鞠室”。唐朝女子足球也较盛行，不论是宫女，还是贫女，都有一些人练就了一身好球技。足球运动在唐朝还流传到国外，据当时日本一部足球书籍《游庭密抄》中记述“献鞠者，起于苍海万里之异域，遍于赤县九陌之皇城。”书中前一句是指唐朝，后一句是指日本。
　　到了宋朝，足球运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宋人用气筒为球充气，代替了唐人用嘴吹气的原始方法。宋朝还出现了较多的“足球艺人”，并有球会组织，被称为齐云社或圆社。此时，足球理论水平有了提高，南宋人陈元舰所著的《事林广记·戊集》和汪云程的《蹴鞠图谱》等专讲足球的书广泛流传。
　　在元、明、清时代，由于受前朝人踢球的影响，足球活动还有所开展。竞赛时，较多的是沿袭宋代的单球门的竞赛方式，但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总的来说，自这三个朝代起，足球活动逐渐走向没落。在当时，由于受到社会上兴起“重文轻武”和“立静恶动”之风的影响，以及官府的种种禁令，到了清朝中叶，我国古代足球游戏逐渐绝迹了。
　　２．马球——击鞠马球，古代称为击鞠、打或击，是骑在马上以球杖击球入门的一种体育形式。因为它是一项相当惊险、激烈的活动，所以要求竞技者不仅要具备强壮的体魄、高超的骑术与球艺，更要有勇敢、灵活、顽强、机智的素质。关于马球的起源，至今还没有定论。有人认为是在唐代由波斯（今伊朗）经阿拉伯传至吐蕃（今西藏地区），尔后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也有人认为是古代中国人自己创造的。
　　在我国古文献中，“击鞠”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３世纪曹植写的《名都篇》中。诗篇中尽情地赞扬了健儿们“连骑击鞠”的技艺，已达到了“巧捷惟万端”的熟练程度。《名都篇》的写作时间在曹丕代汉不久，因此，击鞠至迟于东汉就已经出现了，是当时的一种较具特色的球类运动形式。由于马球运动的昌盛与古代骑术的发展有着一定关系，因此，它的发展必然受到骑兵骑术的影响。从汉代以后，随着骑术的进步、马具的改革，骑兵在唐代达到极盛。唐代盛行轻骑兵，它有着快速机动与远程奔袭的特长，同时，马上作战、砍杀更为灵活。而马球运动就是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的最好手段。由于这一军事目的，在统治者的提倡下，马球运动在唐代风行一时。
　　唐代的马球，分为单、双球门两种比赛方法。单球门是在一个木板墙下部开一尺大小的小洞，洞后结有网囊，以击球入网囊的多寡决定胜负；双球门的赛法与现代的马球相似，以击进对方的球门为胜。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专门的马球场。１９５６年，西安市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出土的一块刻有“含元殿及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的石志，表明马球场已成了宫殿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以后，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马球活动更为常见。同时在一些球类用具上也进行了改革。如以前的马球用球是一种拳头大小的木质球，而元代则变为皮缝的“软子”。球杖也比以前的长，用长杖拖球，或用杖弹打，使其不落地，然后纵马驰至球门，击球入门。
　　盛行了近千百年的马球活动，流传到明朝初年，还时有开展。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时的马球已呈衰落之势。尤其是进入明中叶后，马球只是作为宫廷礼制或民间节日活动才得以开展。到了清代初年，马球这一在中华古文化史上放射了千余年异彩的明珠，终于消失了。直到民国初年，西方现代马球传入我国，马球运动才又缓慢地发展起来。
　　３．保龄球——十五柱球十五柱球，是按着人数轮流进行的一种集体性的室内球类体育活动形式，类似于今天的保龄球，产生和兴盛于唐代。十五柱球是一种很特别的体育活动，因为这项运动是以球当箭，以木柱为靶，故又称“木射”。
　　唐人陆秉曾为此专门著《木射图》一书，对这一体育活动作了十分详尽的介绍，可惜此书已经失传了。至宋朝时，晁公武读到了此书，因而在他的《郡斋读书志》中对《木射图》作了简短的解题，为我们留下了较为形象的描述，他说：“《木射图》（唐·陆秉）记载十五笋以代侯，击地球以触之。饰以朱、墨字以贵贱之。朱者：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墨者：慢、傲、佞、贪、滥。仁者胜，滥者负，而行一赏罚焉。”此文大意是说，用木削成笋形，作靶子，上缩下扩底平，立起来不易翻倒，总计１５根。这１５根笋分为两大类，一类通体涂为红色，分别刻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字，共１０根；另一类涂以黑色，分别刻以慢、傲、佞、贪、滥等字，共５根。比赛时，将１５根笋立在平坦的场地一端，参加者在另一端，用一专用的木球去击打另一端的木笋，以击中朱色笋者为胜，以击中墨者为负，最后看谁击倒的朱色笋多，就是终胜者。
　　笋中所刻之１５字，是封建伦理道德对人臧否的基本准则，汉儒董仲舒提出“五常”，以仁、义、礼、智、信为重要的道德规范。中国的木射，从其比赛的形式规则分析，不难看出在某些方面与西方保龄球的相似。
　　中国书法史上的千古疑案《淳化秘阁法帖》（１０卷），简称《阁帖》，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共存书家１０３人，作品约４２０篇。大量古人书法墨迹赖它得以保存，被后世誉为法帖之冠，其功千秋。
　　然而，唐代书家编入《阁帖》的，有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柳公权、李邑、陆柬之、薄绍之、张旭、怀素等名家，惟独颜真卿未编入《阁帖》。
　　众所周知，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继二王之后的划时代里程碑，作品数量之多，艺术造诣之高，堪称历代书家之冠。自唐宋元明清至今，凡书法成为大家者，几乎都以“颜体”为基。《阁帖》排颜，无疑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千古疑案，也是古代政治文化一大事件。这一事件，决不是《阁帖》编者翰林学士王著的失误，而是宋太宗亲手策划的。
　　那么，宋太宗赵光义为何排斥颜真卿编入《阁帖》呢？原因有三：一、赵颜两家家仇根深据《宋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兄弟是涿州人，涿州唐初称范阳，唐开元天宝年间改为涿州。明代万历年间涿州建有“清凉寺”庙，碑文载：“此寺庙是宋太祖（赵匡胤）毓灵之所”。表明宋朝赵氏皇族出自涿州。
　　赵匡胤的高祖赵眺，早在唐朝天宝年间，曾任永清、文安、幽州三县令（邻近涿州）。赵匡胤的曾祖是河北三镇中最强大的幽州（范阳）军阀。其实赵匡胤唐时祖先，是安禄山、史思明手下大将。赵匡胤的祖父赵敬，历任幽州军阀管辖的营州、蓟州、涿州等州刺史，这些史实，充分证实宋太宗的祖先世代是范阳（幽州）的军阀家族，名望赫赫，一直反抗唐王朝。
　　赵匡胤父亲赵弘殷，武艺高强，在王镕手下任职。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安禄山范阳起兵。颜真卿镇守太原，首举义旗，统率诸郡２０余万义军平叛，大败叛军，斩首万余级，捕虏千余人。赵家是安禄山手下将领，无疑伤亡惨重。而安禄山闻其颜氏威名，杀害颜氏族一门３０余口，其中颜杲卿（颜真卿从兄）被处以割肉节解酷刑，由此推测涿州赵氏也是杀颜氏凶手。天宝十五年（７５７年）六月，郭子仪大败叛军，攻克赵郡。安史叛乱虽被平定，但河北范阳仍留下安史残余势力屡反唐王朝，河北一直尊崇安史为圣人，赵氏宗族世代效忠安史，反抗唐王朝。据《颜鲁公集》记载，颜真卿在７２岁时，亲手书《颜氏家庙碑》，此庙碑其中就有死于安史之乱、被杀害的颜氏家族人员。颜氏家庙和祖茔毁于宋初赵氏兵乱，后有李氏将颜氏庙碑和墓碑移置城外孔庙。古时挖祖坟是报血海深仇的解恨举动。颜真卿祖坟墓碑和颜氏家庙，却遭毁灭迹，足可见宋赵对颜真卿家族恨之入骨。
　　二、政治隐患颜真卿是唐代著名忠臣书家，其书法与其人，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一直是宋赵的政治忌讳和隐患。淳化年间，宋太宗赵光义虽然征服了南方诸国，建立了宋朝，但是政治上很不安定。直至宋太宗晚年，南北方仍有企图兴复大唐帝国的势力，威胁宋王朝的统治。颜真卿向来被誉为誓死保卫大唐的忠臣，其书法作品，正如唐《书评》所云：“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目，力士挥拳。”欧阳修《六一题跋》云：“颜公书端严尊重，初见面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可见颜真卿其人其书。宋太宗面对不安定的政治局势，唐朝忠臣偶像颜真卿其人其书，无疑是宋太宗统治的一大政治隐患，这也是宋太宗排斥颜真卿的主要原因。
　　三、创新与复古之争颜真卿书法艺术，继王羲之后，开一代书风而彪炳百世，他初学褚遂良，拜张旭为师，悟十二意笔法，参用隶书笔意写楷书，笔力弥满，朴厚端庄，雄浑肃穆，气势开张。另借篆书笔势写行书，遒劲郁勃，凝炼冲和，阔张畅达，明快洒脱。既然“颜体”书是如此高超，宋太宗为什么排斥颜真卿编入《阁帖》呢？原来宋太宗是一位帝王书家，他说：“朕退朝未尝虚度光阴，读书外尝留意真草，近有学飞白，此虽非帝王事业，然不犹愈于畋游声色乎”（《长编》卷２７）。但是宋太宗排黜百家，独尊王羲之，极力反对颜真卿的书法创新风格。为此王羲之被引以为“书圣”之尊，视为正统。故《阁帖》中，二王书法占有一半以上，其余的书法作品也都属王羲之风格流派。整部法帖有明显的复古倾向。
　　帝王的法权是不可抗拒的。独尊王羲之，排斥创新，朝臣附和，竞相推崇。其结果导致在北宋初期没有产生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书家。明代杨慎谓：“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显然杨代表当时《阁帖》复古思想影响，直以晋韵为圭臬。殊不知，书法之坏，始自王羲之。杨氏之论，恰恰反证了颜真卿书法迥绝于古人，已与王字截然两途。以格局气势而言，颜书其恢宏正大，也正是晋韵不可企及处。
　　《阁帖》排斥颜真卿，不仅仅是书法历史上政治疑案，而且是书法艺术创新与复古之争，这对当今书法艺术的走向颇具有现实意义。如何正确理解创新与继承，是发展文化艺术事业的关键所在。政治文明贵在尊重和宽容，由此文化艺术才能推陈出新，百花齐放。
　　《清明上河图》是否完整无缺《清明上河图》是闻名世界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系北宋末年画院待诏张择端所作，是我国画坛的一幅杰作。
　　在北宋灭亡后，此画流落北方民间。南宋时，临安即出现仿品，但仿者根本看不到原作，只能凭传说、文字记载构图成卷。元、明、清三代，仿品形形色色，层出不穷。仅１９４５年从溥仪手中截获的就有４本之多，当时专家竟把其中一仿本误定为真迹入藏。直到１９５０年冬，杨仁恺等人在东北博物馆库房的赝品堆里翻出有张著亲跋的《清明上河图》，经众专家鉴定，一致认定此本才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所以，自它问世以来，受到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学士的赏识和珍藏，辗转至今，历时许多年。
　　那么，《清明上河图》究竟画了些什么内容呢？为什么千百年来，它的魅力一直不衰？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１６４３人，动物２０８头（只），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１１９１人）、《红楼梦》（９７５人）、《水浒传》（７８７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３个段落，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人物大不足３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兼备，纤毫俱现，极富情趣。《清明上河图》大至原野、长河、商廊，小至舟车人物、摊铺、摆设、市招文字皆统组一起，真实自然，令人有如身临其境。整部作品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一气呵成，充分表现了画家张择端的过人笔力，不愧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宝。
　　然而，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５日的《人民日报》载：“１１月２９日从北京故宫博物院传出一则惊人的消息：在流传过程曾被裁截后半部分的国宝《清明上河图》，最近被……补全……”为什么要补呢？据续者讲是根据《中国书画》刘凌沧先生的《风俗画漫谈》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由城门而入城关，是画卷的第二个高潮，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正当我们欣赏得入神时，画卷戛然而止了。据我推想，这幅名作经过千年的辗转流传，后半截已经佚失，或为奸商裁去，另成一卷出售牟利也是可能的。”
　　实际上，早在１９５８年，当时的国家文物局长、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在《〈清明上河图〉的研究》一文中就称：“这个长卷到这里截然终止，令人有不足之感。根据后来的许多本子，《清明上河图》的场面还应该向前展开，要画到金明池为止。很可能这本子是佚去了后半的一部分。”同年，著名古书画鉴定家、故宫研究员徐邦达先生也在《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一文中称：“画卷到此截然而止，我疑心后面是割去了不少的……”辽宁博物馆名誉馆长、古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也称：“画卷在流传中确残了后半部。”
　　正是由于这些专家的推测，才引来了补全卷，补全卷才被故宫博物院堂而皇之地收为藏品。那么，《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不是一幅缺了尾部的残画呢？要研究这一问题，必须先研究《清明上河图》的主题，那就离不开世所公认最权威的、与该画同时问世的、对汴京风俗人情记述详备的《东京梦华录》。
　　该书在“清明节”一章中称：“……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士庶填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各携枣锢、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自此之日，皆出城上坟……”
　　此文所述清明节汴京人填塞诸门到城郊去的活动，与该画题“清明”、“上河”相一致，可概括为“出郊”、“上河”、“赶集”、“扫墓”八个字。此八字即是《清明上河图》之主题。这幅不朽的风俗画是截取了水门以东至虹桥附近汴河两岸实际地理位置，以城关、虹桥、郊野三段情节，以倒叙的形式，开卷是一队扫墓人归来，使情节逆向中部，而把情节的开头、人们在城内集结出城反作画卷的末尾，使情节逆向城外，由画卷两端向中部推进，恰恰在虹桥处形成高潮，以“上河”为中心描写汴京人清明祭扫的全部活动，完美、凝炼地表达了八字主题。
　　如果按郑振铎先生等人所说，画面再延伸，和后仿本那样，穿城而过，再到城西１３座桥之外的金明池，那么，画面要加长几倍，并且，主要内容是城内的楼阁、闹市，这岂不与士庶填塞诸门出郊、上河、赶集、扫墓的主题相违背？忘记了凡过清明节人们都是出城、出村到野外祖茔去祭扫。进城是文不对题。显然，这是没有读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并且，《清明上河图》画后紧衔着张著、张公药、郦权、王、张世积５人的跋，这５人都是北宋臣民，与张择端是同时代人，且熟悉旧都风物，是汴京兴衰的见证人，他们的跋是《清明上河图》的忠实写照，他们不约而同地证明该画所描绘的就是水门以东虹桥附近的汴河两岸的风光，而没有城内的高楼、闹市，更没有金明池，与《清明上河图》所画内容完全吻合，雄辩地证明了《清明上河图》的画面完整无缺。
　　“世界钟王”永乐大钟每当辞旧迎新和特殊庆典时刻，欢乐的中国人总忘不了敲响永乐大钟。激越、磅礴、沉雄、嘹亮，带着天外的神秘感和历史深处的沧桑感，一声声覆盖百里京华。这时候，四面八方的吉祥喜庆之声便有了庄严的领奏。
　　５８０多年前，以派遣郑和下西洋和编纂《永乐大典》而昭彰史册的明成祖朱棣，为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并为迁都北京肇基定鼎，下令铸造了这口无与伦比的大钟。它既是朝钟，又是佛钟。遥想当年这座庞然大物轰然响起的时候，曾经以何等摄人心魄的威严，昭示着皇权显赫与皇恩浩荡，也宣示着神权至上和佛法无边。
　　对永乐大钟的关注和考察似乎一直是历史学家和诗人的事，后来才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开始涉足其间。诚然，永乐大钟是明代人文景象的直接映射和重要索引，但更是１４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登峰造极的经典之作，是５８０年前冶金、铸造、力学、声学等各项技术整体水平的真实物证。
　　永乐大钟高达６．７５米，直径３．３米，重量达４６．５吨。此钟成分除主要是铜外，还含有金、铅、锌等金属。至今它已度过５８０年的历史，用的竟是一根６厘米宽、１米长的铜销子挂着。每当游人仰视这个感觉上最薄弱的环节，常常不免生出阵阵疑惑和担心：那根锁定两个铜卡的销钉何等纤细小巧，怎能担负得了如此万钧之任呢？
　　科学家发现古代设计者为了既提高强度，又保持悬挂部位外观的色泽一致，在销钉中横穿了一根钢芯。或者说，这是一根外面包了青铜的钢钉。根据所受剪应力计算，其安全系数为８．２，远远超过了当代飞机上材料强度的安全系数。有人还进一步做出动态计算，销钉可承受的钟体摆动速度为每秒１５．４米。即使将大钟倒竖着举起，再任其自由落下做加速运动，也不会将销钉挣断。至于坚实的木梁和微微内倾的支柱，更是经过几百年多次强烈地震的严酷考验而纹丝不动。古人竟创造了这样简单廉价又万无一失的支撑系统！
　　永乐大钟作为一个发声装置，它最根本的功能和终极的输出无疑是钟声。归根结底，应该以钟声的品质来鉴别技术成就的高低。在这方面，５００年间已有无数诗文对永乐大钟天下独美的音响作过精彩描述。而科学工作者用的却是另一种语言——快速傅立叶变换法、旋转薄壳体有限元分析法，一记钟声如同一束白光通过牛顿的棱镜，频谱上出现了众多的分音。钟体在几何形状大致固定的情况下，单靠厚度的变化就能带来极为丰富的泛音。厚厚的钟唇是高音Ｅ３的主要震源，钟腰的厚度变化则送出了Ｃ３、Ａ３分音。这是不同乐音奏出的和弦，是众多溪流汇成的洪波。此钟的顶部、腰部及钟唇的厚度符合了声学原理，经撞击，圆润、深沉的钟声能传出数十里，余音可延３分钟之久，且有十几种音高。
　　此外，在世界大钟之林中，它的铸造年代最久远，钟身上２３万字的“馆阁体”书法艺术更是世界一绝。２３万字的佛教经文和咒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铸满了大钟的每一寸表面。也许是对夺取皇位中杀伐过多生出了悔意，也许因战胜所有敌手后反倒厌倦了人间的纷争而皈依佛门，明成祖晚年潜心撰写《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凡４０卷，２０００００言。其中前２０卷１０００００字便刊登在永乐大钟不朽的版面上。钟上的铸字还有许多其他汉文佛经和梵文佛咒。有学者猜测，明成祖铸钟的初始动机便是为了给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寻找一个永恒的载体，以教化众生和流传百世。照这样看，经文和钟体便相当于灵与肉的关系了。也许这是最佶屈聱牙和枯燥乏味的文章，但２３万字的版面，安排得如此匀称整齐，从头至尾绝无空白，又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真要经过一番精心的运筹和计算。据说是大书法家沈度率京中名士先在宣纸上把经文写就，然后用朱砂反印到钟模上，再由工匠雕刻成凹陷的阴文。剩下的事，便是以火为笔，以铜为墨，将这光洁挺秀、见棱见角的２３万金字一挥而就了。
　　从大钟顶部一个微小的砂眼中取出一个微小的金属颗粒，从大钟底部不显眼的边缘刮掉一点金属粉末。化学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大钟上下部位的成份是均匀而一致的：铜８０．５４％，锡１６．４１％，铅１．１２％，锌０．２２％……也许为了提高身价，增添吉祥，并加强抗锈蚀能力，大钟内还检出了０．０３％的金和０．０４％的银。青铜的机械性能曲线显示，当含锡量在１５％至１７％时，抗拉强度达最高值，声学性能也达到最佳状态。是谁为大钟的合金开出了这样高明的化学处方？几十只不同的熔炉如何让共同煎出的这副金属羹汤保持成份一致？这些都让人产生深深的遐想。
　　如此巨大的尺寸和重量，如此精美的质地和工艺，即使５００年后的当代铸造技术，面对美轮美奂的永乐大钟也不能不深深鞠躬。然而，至今还不断有研究者报告永乐大钟考察中的新发现和新问题。诸如机械能转化为声能的效率和声场分布状况如何，明成祖的《名经》不按正常顺序排版，却三进两出从外壁反复转到内壁，是否反映了古人独特的时空观念……永乐大钟作为５００年前中国人的一个智慧结晶，一定还会携带着许多尚未发现的信息，等待后人去诠释和破译。
　　为何八大山人画中注满了苍凉八大山人是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对晚清以后直到现当代的中国绘画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八大山人生活在１７世纪中后期，他本名朱耷，是明代皇族的后裔，世居南昌。这一特殊的身份注定了他一生的坎坷。
　　１６４４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当时年仅１９岁的八大山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突然遭遇了亡国的痛苦，这位皇族的后裔从此开始了流亡和隐居的生活。明亡后，他隐居奉新山中，出家为僧，做了２０年的和尚，还俗后又成为一个道士。八大山人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幽寂的道观中度过的。
　　亡国的痛苦始终困扰着八大山人，长期封闭、压抑的生活，使他从皇亲国戚、皇室成员沦为亡国之徒，从一个贵族子弟变成了一个孤独、冷漠又有几分癫狂的怪人。他的这种压抑状态，始终存在他一生当中。所以看他的题字，八大山人４个字连草起来，就像是哭之笑之，它寓意着啼笑皆非，哭笑不得。我们从他的画当中，特别是山水画也能感觉得到。他画的山水，有人说是零落山水颠倒树，其实这充分地反映出他当时的心境，很孤寂、很荒凉。对于一个无力改变命运又不甘沉沦的人来说，这素白的纸和黑色的墨就成了惟一可以宣泄的工具。
　　八大山人作品一向以怪异奇特著称，构图往往不囿常规，似乎是有意要营造出一种危险的气氛，这也许是八大山人在流亡生活中一种真实体验的流露。八大山人作品的怪异也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花鸟画中，与许多画家相比，八大山人的花鸟画已不是某种闲情逸致的消遣，而更直接地表达了画家强烈的思想感情。八大山人笔下的动物形象怪异夸张，丑中见美，常常是白眼朝天，给人一种冷漠和孤傲的感觉，表达出一个流亡贵族对清朝统治者的鄙夷和不满，这种独特的表现手法几乎成了八大山人作品最鲜明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八大山人作品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用笔精简，他在绘画技法上主张一个“省”字，无论是花鸟还是山水，总是寥寥数笔，几乎已到了不能再少一笔的境界，而这种笔法似乎也更适合表现出画家那种无奈、荒凉的心境。清代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对此曾有过一个非常准确的评价：“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水多”。
　　八大山人出家为僧，受过道家的教育，承袭过儒家的学说，这样他把儒、释、道的精神充分反映在他的画面当中。我们在他的画面上，能感觉到佛家的空，道家的无，儒家的素和雅。所以他把中国的，特别是水墨大写意的文人画，推向了一个极致、一个高峰，使得作为后辈画家，包括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张大千等大家在他的绘画当中吸取了很多的养分，也启迪了他们的艺术成就。
　　有人曾评论说，后世模仿八大山人的画家不计其数，却少有能真正得其精髓的。他工书法，尤其擅长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芦雁汀凫。每回醉后，笔墨愈发酣畅淋漓。书画一挥而就，并不自珍，谁想索取便送给谁。他的画常常刚一画好，就被那些山僧酒贩拿走了，却不愿意卖给有钱人。当时的显贵之人曾以数两银子请八大山人捉刀刻石，他拒绝了。又有人送去绫罗绢帛，八大山人就将这些上等的织品做袜子穿。所以，那些有钱有势而又想附庸风雅的人，都得从贫僧手中转购他的作品。山人晚年有一天，突然写一大“哑”字贴在门上，从此后不跟别人说一句话。但和那些穷朋友喝酒戏耍时，还时时能见到他的笑容。每当喝醉了酒，则独自一人潸然泪下。
　　所以，八大山人是以生命的骨血和苍凉入画的，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实际上也带走了一个人对生命最私人、最隐秘的体验。有人可以复制出八大山人的笔墨，却没有人可以真正再现他内心深处的荒凉。
　　与许多最杰出的艺术家一样，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也是历经了时间的检验之后才被世人所认识，在生前他并不是当时最知名的画家，身后却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艺术遗产。
　　瓷器：人类由野蛮过渡到文明的标志中国是陶瓷的故乡，瓷器的发明，始于东汉晚期，距今有１８００多年。虽然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原始瓷”的出现，但那时仍处于初始阶段，尚未成熟，故认为中国由陶向瓷的过渡完成于东汉。自汉唐以后，中国瓷器就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国家的人民就是通过陶瓷来认识中国的，在英文中，“Ｃｈｉｎａ”一词也有“陶瓷”的意思。
　　瓷器和陶器的分别，因其烧制的条件不同，体现在以下几点，主要有使用原料不同，釉料不同，烧成温度不同，坚硬程度不同，透明度不同。由于瓷器无论在实用性还是艺术性上都比陶器具有诸多优点，便逐渐取代了汉朝之前陶器的主角地位，成为我国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奇葩。
　　瓷器是以精选的瓷土或瓷石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瓷器烧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原料的选择和加工，必须富含石英和云母等矿物质，以保证胎质的洁白；二、在１３００摄氏度的高温中烧成，使胎质致密坚硬，不吸水，扣之能发出清脆的铿锵之声；三、在表面施有高温下烧成玻璃质釉，胎釉紧密结合，釉层不易剥落，厚薄均匀，吸水率低于１％。瓷器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制陶过程中，发挥才干和智慧，积累长期实践经验，不断改进原料选择与处理方法，提高烧成温度，总结施釉技巧，而做出的创造性成果。瓷器取代陶器，不仅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也证明了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
　　在世界上，中国的瓷器与祖国同名。试问，除了瓷器，谁能够享受这样的殊荣？纵观全球，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就有中国瓷器的身影，就闪烁着东方文化之光。１９世纪法国作家小仲马在他的名著《茶花女》中表现名妓玛格丽特·戈蒂耶小姐住宅的豪华时，就把中国的瓷器花瓶摆在了重要地位。１５世纪郑和下西洋开展对外经济和文化交往时，也带出了大量景德镇瓷器，在世界各地留下了瓷器的足迹。
　　把目光切入国内，瓷器以宫廷贡品之荣，身价百倍，价值连城。北京十三陵明代地下宫殿，至今还珍藏着明永乐年间景德镇烧造的青花“龙缸”。在官绅富贾的豪宅华府，朱门绣阁，少不得以精美绝伦的瓷器来增添其豪华气派。《红楼梦》所描绘的“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荣国府中豪华的瓷器，就堪称集陶瓷珍稀瑰宝之大成。瓷器的身价，既居庙堂之尊，又及江湖之远，平易近人。当代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小说《风波》、《故乡》中均连连写到了有关瓷器的细节。由此种种，可见瓷器是东方文化的骄傲，瓷器的文化价值与人们的生活起居如胶似漆，水乳交融，瓷器已经深深植入民族的文化血脉与心灵。
　　瓷都景德镇的世界知名度极高，可与北京、西安齐名。“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识瓷者必知景德镇，识中国（Ｃｈｉｎａ）者亦知景德镇。景德镇瓷器具有“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四大特色和优良的质地，高品位的艺术价值，使得景瓷扬名中外，誉满全球。
　　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发行量超过千万份的权威杂志《国家地理》，便称景德镇为“最古老的世界瓷器中心”。而西方世界１８世纪认识瓷器、了解瓷器生产的秘密，也是从景德镇开始的。景德镇陶瓷文化承传源远，历经两千年而不衰，成为世界陶瓷发展史乃至手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
　　瓷器可以说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是中国对世界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做出的一项重大且不可磨灭的贡献。
　　走向世界的京剧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也称“国剧”，是中国人民引以为豪的艺术剧种。
　　起初外国人对中国京剧的艺术魅力没有感受，但当他们到中国看过之后，立即对它高超的表演形式和艺术内涵佩服得五体投地，争相邀请京剧艺术家到他们国家去演出。中国京剧从此开始走向世界。梅兰芳是第一个带着中国京剧走向世界的人，他使中国京剧在国际艺术舞台上占领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梅兰芳（１８９４－１９６１），名澜，字婉华，江苏泰州人，生于北京。是“四大名旦”之首，出身京剧世家，祖父梅巧玲，是“同光十三绝”之一。父梅竹芬，是京昆旦角演员。母杨长玉，是著名武生杨隆寿之女。伯父梅雨田，是谭鑫培的琴师。梅兰芳父母早亡，由伯父梅雨田抚养成人。他八岁开始学戏，九岁向吴菱仙学青衣，十岁第一次登台。１９０８年，搭喜连成班演出，同时，又向秦稚芬、胡二庚学花旦戏。他刻苦学习，认真练功，艺术逐渐成熟。
　　１９１３年，梅兰芳首次应邀到上海演出，王凤卿为头牌，他为二牌，王凤卿是南北驰名的须生，而梅兰芳是初出茅庐，在王的热心提携下，他初次登台演出《穆柯寨》，出色地完成了穆桂英这一艺术形象，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赞赏。１９１４年，梅兰芳再次应邀到上海演出，盛况空前，甚至吸引了不少日、英、美等国家的观众。
　　梅兰芳不仅是京剧艺术大师，而且是作为中国艺术的代表人物走向世界的，他曾到日本访问演出，引起轰动，他到过美国、前苏联等众多国家，结识了世界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如高尔基、阿·托尔斯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萧伯纳、布莱希特、卓别林、范朋克等人，他们对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备加推崇，认为给了他们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并把梅兰芳的京剧艺术并列为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之一，大加宣扬。
　　１９１５年秋天，美国人在华北创办的几所学校的俱乐部召开会议，讨论联欢会的议程。有人提议改变一下传统形式，换点新的内容。时任民国交通部路政司司长的刘君极力推荐京剧，这个提议被采纳。不久，梅兰芳被邀请到外交部大楼宴会厅，演出了新戏《嫦娥奔月》。观看这次演出的有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斯及教职员工约３００人。他们都被梅兰芳的精彩表演所倾倒，认为中国的京剧太迷人了。几天后，美国大使专门拜访了梅兰芳。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得知后，立即打电报给美国大使馆，说他到北京一定要看梅兰芳演的京剧。他来北京后，民国外交部宴请他，并和英国安南总督一起被邀请观看了梅剧。看后，两位总督赞不绝口。后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京也专门观看了京剧。
　　１９２５年，美国一个旅行团来中国，其中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观看中国的京剧。回国之后，他们积极宣传中国京剧，引起欧美人民对中国京剧的极大兴趣。１９２６年，意大利大使的夫人，偕同美国、西班牙、瑞典三国大使及夫人、子女等１８人，专门到梅兰芳家中拜访，畅谈戏剧艺术。此次拜访中，美国大使向梅兰芳发出了到美国演出的邀请。
　　１９３０年，梅兰芳到美国演出，引起轰动。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危机，市场不景气，但梅兰芳在纽约百老汇４９街剧院的演出却受到热烈欢迎，最高票价６美元，黑市价则达１６美元。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波摩拿学院分别授予梅兰芳文学博士学位。美国纽约一位著名富翁奥弗兰为了纪念梅兰芳莅美演出，特意将他的花园命名为“梅兰芳花园”，并在花园里种下了３６棵梅树以纪念梅兰芳３６岁。此后梅兰芳还被邀请到日本、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前苏联等国演出。
　　１９３５年，梅兰芳在前苏联的演出更是轰动一时。梅兰芳在莫斯科演出时，帷幕拉开，舞台上展现一幅黄缎幕，上面绣有一株硕大的梅花和几枝兰花，并绣有“梅兰芳”３个大黑绒字。演出结束后，观众如醉如痴，掌声经久不息，梅兰芳谢幕达１０次之多。一向深居简出的斯大林以及前苏联的党政要员都观看了梅兰芳的表演。大文学家高尔基、阿·托尔斯泰也前往观看。有许多戏迷买不到票，便聚在剧院门口，想一睹梅兰芳的风采，前苏联警察为维持秩序，不得不骑着马驱赶人群。有许多女子大声高喊：“梅兰芳，我爱你”。整个前苏联都轰动了。
　　皮影戏是最早传入西方的表演艺术皮影戏是我国的一项国宝，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皮影戏同时也是我国最早传入西方的表演艺术。
　　１４世纪初，波斯有位历史学家雷士丹丁曾记载一段有趣的影戏交流史料：“当成吉思汗的儿子继承大统的时候，曾派遣演员去波斯讲演一种藏在幕后的戏曲”（即为影戏）。１７６７年法国一位名叫居阿罗德的传教士，把中国皮影戏的全部形式和制作过程带回法国，成为一种时髦的外来艺术，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法国的影戏，到１７７６年又间接传入英国。１７７４年，德国大诗人歌德曾在展览会上向德国观众介绍中国皮影戏。他本人极为喜欢这一古老的东方艺术，１７８１年８月２８日，在他３２岁生日的时候，他以举办中国影戏演出来庆祝自己的生日，并以此招待来自王宫的贵宾。
　　１８世纪的外国传教士带走的是唐山和北京的皮影，他们开始是喜欢皮影戏的镂刻艺术，作为中国民间的工艺美术品带回去的，在观摩了皮影戏演出的独特形式后，更加感兴趣，就把皮影戏的整个操作方法介绍到本国去。
　　那么，为什么皮影戏能够成为我国最早传入西方的表演艺术呢？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两点：一、历史悠久，流传已近千年皮影戏始于唐代中晚期或稍晚的五代时期（公元７世纪～８世纪）。当时是为佛教宣示轮回报应的佛法服务的。寺院中的俗讲僧在超度亡灵时，用影人作为死者的灵魂。
　　至宋代，影人与说唱艺术结合，成为当时兴盛的市民文艺一种，宋人高承著《事物纪原》说：“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事之像，至今传焉。”宋代的《都城纪胜》一书中还介绍了影戏制作材料的演变和表演的内容：“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镂，后用彩色皮（羊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这里所说京师人就是北宋的都城汴梁（今开封市）。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傀儡影戏之类。
　　元代统治者把影戏作为宫廷和军中娱乐，成吉思汗的大军，远征到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中国的影戏也被传播到波斯等阿拉伯国家，后来又辗转传入土耳其。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有流传。
　　明代影戏继续在都市和村镇流行，它不只受到广大下层民众喜爱，也受到文化人的推崇，从明代有名的文言小说《剪灯新话》作者瞿佑的一首咏赞影戏的诗中可见一斑。清代，特别是清末民初，皮影戏在中国广大地区传播开了，并形成了不同的地域风格。
　　二、流传地域广阔，各地皆有独特风格皮影戏流传的地域极为广阔，最北到黑龙江省，最南到广东省，西部到青海省，都有皮影戏，中原地区陕西有牛皮娃娃影，江浙有羊皮影，山西有纸窗影。有的省区还有不同流派，如河北省就有西派和东派之分，西派为北京影，又称蒲团影，东派为滦州影，也叫乐亭影或唐山影。
　　有的省区，除在皮影造型上有共同特点外，因唱腔和音乐、表演方法的不同又分别有不同的流派和流行地区，如陕西的皮影，按声腔和流行地区的不同就有“阿宫腔”、“八步景”、“碗碗腔”、“弦板腔”、“拍板皮影”、“商洛道情”、“关中道情”、“安康道情”、“陕北碗碗腔”、“安康越调”等的区别。
　　所以，皮影戏是融合了多种流派的表演艺术，它的音乐吸收曲艺、戏曲，又弥补了戏曲与音乐的不足，流传地域极为广阔。各地的皮影戏都有独特风格，实在是中国皮影戏独具的特色，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一代伪古高手张大千张大千不仅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画大师，而且是一位极富个性、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其趣闻轶事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２０世纪中国画坛上是极为罕见的。然而，他又是一个褒贬不一、毁誉交错、争议颇多的人物。褒者说：“五百年来第一人”（徐悲鸿语）、“石涛再世”、“当代第一大画家”等等；贬者说：“张大千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文化骗子，一个弄虚作假的艺术痞子”等等。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书画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这门艺术的学习一般师承性很强，它主要是通过临摹这条公认的、行之有效的学习途径。特别是在没有美术院校教育之前，临摹前人的作品是学画的惟一途径。但是临摹又带来诸多的麻烦，造成以假乱真、瞒天过海的现象。
　　在古代，文人雅士、墨客常常把乱真作为自娱的一种时尚，甚为流行。那时，人们并不以造假为过，反而以此来展露自己的才华，引以为豪。张大千的学画也是从临摹入手，他早年曾拜在曾熙和李瑞清门下。由于曾和李收藏历代名画甚丰，使大千有机会饱览众多古人名迹，饱受熏陶。他用毕生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血战古人”，从临到仿，再从仿到伪。尤其对借古开今的清代石涛、八大山人、弘仁、髡残“四画僧”和明代徐渭等画家的研究十分精到。哪些画家早、中、晚期各有什么特点，各用什么印章，用哪方印，什么印章在哪一年跌损过，留下什么痕迹，他都精心研究过，加之他高超的绘画水准，又利用一些古、旧纸张作假，故他的伪作一般很难识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千就以伪古而享誉大江南北，其伪古的范围之广、题材风格之丰、质量之高，恐怕当今画坛无人与之匹敌。
　　从范围上看，大千的临摹既没有满足于一家或几家，也没有局限在一个朝代或是两个朝代的名家。而是从清代石涛起笔，到八大山人、陈洪绶、陈淳、徐渭等，进而涉及明清诸大家，再上溯到宋元，最后上溯到隋唐。他把历代有代表性的画一一挑出，由近到远，潜心研究。
　　然而对这些大千并不满足，又向石窟艺术和民间匠人的艺术学习。尤其是在敦煌面壁３年，临摹了大量历代壁画，成就辉煌。这些壁画以时间跨度论，迭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等朝代，大千的临摹可谓史无前例。
　　从题材风格上看，那么多古代名家、那么多作品题材、那么多艺术风格、那么多绘画技法，在大千笔下无所不涉。山水、人物、花卉、走兽、翎毛，鱼虫等题材；工笔、写意、白描、没骨、青绿等手法；唐人的朴厚、宋人的法度、元明的笔墨意境等风格，包罗万象，让人眼花缭乱，难以置信。
　　从质量上看，大千也充分显示了过人的本领。历史上许多人临摹的画一般只能临其貌，并未能深入其境。大千的伪古从临摹仿效直达神似乱真。拿大千伪石涛和八大山人作品来讲，他不是追求石涛、八大山人表面貌合，而是从笔法特点入手，从心灵深处去画。同时，去体会他们作品的内在神韵。
　　为了考验自己的仿古作品能否达到乱真的程度，他以过关斩将的气概和姿态去挑战像黄宾虹、罗振玉、吴湖帆、溥儒、陈半丁、叶恭绰等鉴赏家及世界各国著名博物馆专家们的鉴定。早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千的伪石涛作品就曾骗过石涛专家黄宾虹和陈半丁，伪梁楷的《睡猿图》骗过了吴湖帆、溥儒等鉴赏家，并留下了许多趣闻轶事。
　　实际上，大千许多伪作的艺术价值及它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较之古代名家的真品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伪作。如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宋人吴中三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巨然茂林叠嶂图》、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二十一观音》、《罗释迦牟尼造像》等。因此，称他为一代伪古高手实不为过。
  科技发明
　　谁发明了天干地支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被称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被叫做“十二地支”。两者按固定的顺序互相配合，组成了干支纪法。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天干地支在我国古代主要用于纪日，此外还曾用来纪月、纪年、纪时等。那么，干支纪法的发明者究竟是谁？
　　大约在战国末年，依据各国史官长期积累下来的材料编成的史书《世本》说：“容成作历，大桡作甲子。”《尚书正义》解释说：“二人皆黄帝之臣，盖自黄帝以来，始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
　　梁启超在《国文语原解》中认为，天干地支这２２个字，颇为“奇异复杂而不可思议”。他主张干支应与罗马、腓尼西亚（腓尼基）和希腊文的字母等同起来看待。并在《饮冰室合集》中，从字形和读音上揭示彼此间的联系。按梁氏的观点，中国古代干支纪法的发明，似乎与腓尼基的２２字母有关联。
　　然而，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中，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以往人们对干支的解释，都是望文生义的臆测，“十天干”纯属十进位记数法的自然发生，其中多半是殷人所创制。至于“十二地支”，起源于古巴比伦，在比较中国古代的十二辰和古巴比伦的十二宫后，指出中国古代的十二辰和十二地支，都是从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演变而来。其传入中国的途径，可作大胆推测，也许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知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或许“商室本发源于东方，其星历知识乃由西来之商贾或牧民所输入”。
　　尽管，郭、梁的说法影响较大，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些学者从我国上古的夏代帝王世系和商代汤王以下所有帝王的名字中，探究十天干中的字已被用于名号这一特有现象。为驳干支外来说，《中国天文学史》一书中指出，“在４０００多年前的夏代，可能已有干支产生了”。郑文光在所著的《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中认为，十天干起源于我国古代伏羲“生十日”的神话传说，是１０进位法概念在纪时中的反映，应当产生于渔猎时代的原始社会；“十二地支”则由常羲“生月十有二”的神话传说演变而来，产生于殷商之前，后逐渐演变为十二辰。所以，郑文光推断：“十二支宜乎是夏人的创作。”杜石然等则在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中，主张夏代已有十天干纪日法，商代在夏代天干纪日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地支纪法，从而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配合在一起，形成６０日一个循环的纪日法。
　　中国古代的干支纪法，究竟是谁发明的？最早出现于何时？看来这个谜并没有完全解开。
　　璧、琮、璇玑竟然是天文仪器按中国的传统，玉璧代表天，玉琮代表地。《周礼》中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说法。玉璧和玉琮，形状精美悦目，都是绝妙的艺术品。然而，人们却不知道它们的来源。其实，璧和琮是一种古老的天文仪器的艺术表现。
　　想像一位生活在新石器时期的聪明祖先，仰望着夏天的夜空。从入夜到拂晓，当他发现天空中所有的星星缓缓地绕着自己旋转，自然会奇怪：什么宇宙之力能引起这样无限宏大的运动，夜夜如此，遵循着既定的规律？
　　然而，天空中有一点是固定不动的。为什么呢？所有的转动都应当绕着一个轴。因此，天空中的星星也一定绕着固定轴转动，虽然我们看不见它，这轴与半天球的交点决定了天空中的一个固定点（称为“正极”），今天我们知道，这根轴就是地球的自转轴。我们的祖先虽不知道这些，但却聪明地领悟到，无论支配它的机制是什么，这一固定点在天文上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因此，对它的精确定位必定是很有意义的成果。璧、琮就是这一成果的结晶。
　　璇玑是商代和商以前时期工艺品中的又一个谜。按照古代文献记载，璇玑是一种“径八尺，圆周二丈五尺”的圆盘，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汉代以来，谓之浑天仪。由此可见，这枚商代玉璇玑很可能是商代以前新石器时期使用的一种真实仪器的艺术表现。
　　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天文学家可能怎样设计一台精密的科学仪器，能把天空中的固定点定位准确到零点几度呢？他需要一个直径约八尺的理想的大圆盘，盘边缘上要刻３个近似方形的凹槽。整个仪器安装在一个约１５尺长的直圆柱筒上，柱筒中心有一个孔。当天文学家通过盘边的凹槽观测天空时，每个槽中有一颗亮星。其中之一可能是大熊座（北斗）的η星，另两颗很可能是天龙座的η星和λ星。每颗星嵌在一个凹槽里。随着夜的推移，这３颗星在转动，圆盘也应跟着转动，使每个凹槽继续跟踪同一颗星（方形凹槽对此最有利）。如果能精确地跟踪，则通过柱筒中心的孔就能自动观测到天空的固定点。
　　盘边缘的３个凹槽是决定圆心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槽的位置取决于所选的３颗星的位置。为了得到最高的精度，理想的设计是选择接近相等的间距。显然，盘越大，圆形越精确，圆柱筒越长，定位就越准，以新石器时代的技术，１５尺的直圆筒恐怕是用竹子或木头能制成的极限长度了。为了使它保持固定和准直，这根空心的柱子还需要一个更结实的套筒加固，比如一个硬木制的用石头加固的方形套筒，如此成为一台“璇玑仪”。
　　如果天空的固定点正极，恰处于某颗星附近，定位的好奇心和愿望会更加强烈。如今，正极靠近小熊座的α星。过去的情形并非如此，但在公元前２７００年左右是个例外。在更古老的年代，天龙座的α星几乎与天空的固定点正极相重。另外还有３颗相对比较亮的星，即天龙座中的η星、λ星及大熊座的η星。人们不禁会设想，巨大的璇玑仪正是在那一时期制造的，而天龙座的重要性也由此得到重视。
　　从新石器时代进化到商代，为纪念这一科学成就又激发了艺术的创造性。原来那巨大的圆盘演变成象征性的精细抛光的玉片，刻意带了槽的玉片是商代的玉璇玑，没有槽的是商玉璧，圆柱筒与它的方形套筒则演化成商玉琮。
　　圆盘追踪天空的转动，而方形套筒和圆柱筒则置于地球。这就是璧表示天，琮表示地的原因。二者都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杰出象征。作为玉璧，是艺术；而原始的仪器则是科学。艺术和科学如此紧密的结合正是中国文化固有的内涵。幸运的是，我们至今保存有这些精美的商代玉器，正是通过它们，我们才得以一瞥祖先的科学成就。
　　中国古代的灯具之光中国的灯具，最早见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灯起源于火的发现和人类照明的需要。据考古资料，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成型的灯具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灯具则最早见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周礼》中亦有专司取火或照明的官职。
　　灯作为照明的工具，实际上只要有盛燃料的盘形物，加上油和灯芯就能实现最原始的功用。而具有一定形制的灯的出现，则是人类将实用和审美结合的成果。
　　１．“人鱼膏”
　　秦始皇陵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皇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地宫内“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人鱼膏”，顾名思义是用人鱼熬制成的油膏，放在地宫中供照明之用。但人鱼是指什么鱼呢？《史记集解》引徐广语云：“人鱼似鲇，四脚。”《异物志》载：“人鱼似人形，长尺余。不堪食。皮利于鲛鱼（即鲨鱼）。项上有小穿，气从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烛，即此鱼也。出东海中，今台州有之。”根据上述记载的描述，有人以为“人鱼”就是俗称的“娃娃鱼”，学名为“大鲵”。
　　不过，此说并不为其他学者所赞同。据《太平御览》引《三秦记》载：“始皇冢……燃鲸鱼膏为灯。”于是，有人认为，所谓的人鱼膏，或实为鲸鱼膏。由此推测，秦始皇陵地宫中照明所用的是以鲸鱼脑油制成的蜡烛。以鲸鱼脑油制成的蜡烛，其能量每小时可燃７．７８克，每立方米的鲸鱼脑油可燃５０００天，足够保证地宫中“不灭者久之”的需要。若再联系《异物志》所云人鱼“不堪食。皮利于鲛鱼，项上有小穿，气从中出”的特征，人鱼似乎就是鲸鱼。
　　“人鱼”究竟是娃娃鱼，还是鲸鱼？人鱼膏到底是由娃娃鱼提炼的，还是以鲸鱼脑油制成的？实难断定。
　　２．“孔明灯”
　　“孔明灯”，相传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算起来已有１７００多年的历史了。孔明灯最早的作法是：用很细的竹篾做成灯笼架，四周和顶上都用薄纸糊严，只在底部留个圆口。在灯笼下面挂上松脂，点燃松脂后，灯笼就会升上空中。由于灯笼里有火光，古代战争中曾经把它作为夜间军事行动的信号，如同现代所用的信号弹一样。
　　１８世纪时，法国有人发明了热气球，就是用比较结实的材料，做成一个特大的气球，在气球下面加热，使热气充入气球，气球就能升到高空。如果在气球下面挂个吊篮，里面便可以乘坐人。热气球的原理与孔明灯的原理是一样的。
　　３．“省油灯”
　　生活中有一句俗语“不是省油的灯”，便是来源于唐代邛窑创造发明的省油灯。
　　唐、五代时期，全国不少名窑的产品都具有实用性与艺术性统一的风格，但邛窑的一些作品，却有很高的科技含量，体现了实用性、艺术性、科学性三者的统一。最典型的就是享誉古今中外的“省油灯”。
　　《中国陶瓷史》关于唐代邛窑的记载全文不过８００字，但对“省油灯”的描述却用了１００多个字。不仅对“省油灯”的形状作了具体描绘，而且对其节省燃油的科学原理和社会影响作了表述。
　　省油灯的灯盏为夹层，中空。可以通过注水降低灯盏热度，减少油的过热挥发，以达到省油的目的。其实用性和科技意义，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影响深远。四川大学博物馆研究员陈德富先生在《邛窑省油灯研究》一文中指出：“邛窑省油灯所依据和运用的物理学理论，在南宋初年，就已是相当普及的了。同样的物理学理论，在西方是１９世纪中叶才被普遍认识，形成定律的。”
　　中国油灯和中国的技术文明以及造型艺术息息相关，反映了科技的进步和审美的时尚。
　　战国与秦汉时期的青铜灯具上已有能挡风调光的灯罩和能消烟除尘的导烟管，这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灯罩、最早解决灯烟污染的国家。为了节省燃料，宋代发明了夹瓷盏；为了防止老鼠偷吃油，元代设计了内藏式灯（气死猫）；为了方便实用，明清时利用力学原理制造了台壁两用灯。
　　在审美的领域，战国时期出现的人物形灯以及汉代出现的动物形灯，把一定的造型引入到灯具的设计中，使之增加了实用性之外的文化内涵，尺度适宜，结构合理，造型生动，装饰富丽，这些无不包含了审美的意境。明清之际青花和粉彩油灯成为新的时髦，明代的“书灯”陪伴了无数的书生，“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而此时的青花、粉彩，把绘画引入到装饰中，又切合了时代的风尚。
　　从原始人的篝火发展到燃油灯具，这是人类生活的一大进步。自从“洋油”输入中国，油灯的燃料从食用植物油改为燃煤油。直到１９世纪由西方人首先发明了电光源，才取代了传统的火焰光源。但是中国古典的灯具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退出了今天的生活。因为它们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和独特的审美风格，已成为现代家居生活中的装饰品，而且见之于许多重要场合。
　　算盘是怎样起源的中国是算盘的故乡，在计算机已被普遍使用的今天，古老的算盘不仅没有被废弃，反而因它的灵便、准确等优点，在许多国家方兴未艾。因此，人们往往把算盘的发明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提并论，认为算盘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大贡献。然而，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算盘的呢？从清代起，就有许多算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日本的学者也对此投入不少精力。但由于缺少足够的证据，算盘的起源问题直至今天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
　　一是清代数学家梅启照等人主张的东汉、南北朝说。其依据是，东汉数学家徐岳写过一部《数术记遗》，其中著录了１４种算法，第１３种即称“珠算”，并说：“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后来，北周数学家甄鸾对这段文字作了注释，称：“刻板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间一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与下四珠色别，其上别色之珠当五，其下四珠，珠各当一。至下四珠所领，故云‘控带四时’。其珠游于三方之中，故云‘经纬三才’也。”这些文字，被认为是最早关于珠算的记载。但是一些学者认为，此书描写的珠算，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记数工具或者只能作加减法的简单算板，与后来出现的珠算，不能同日而语。
　　二是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主张的元明说，即算盘出现在元朝中叶，到元末明初已普遍使用。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第２９卷《井珠》，引当时谚语形容奴仆说：“凡纳婢仆，初来时曰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曰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曰佛顶珠，言终日凝然，虽拨亦不动。”后人称此为“三珠戏语”。把老资格的奴婢比作算盘珠，拨一拨动一动，说明当时的算盘已很普及。宋末元初人刘因的《静穆先生文集》中有一首以《算盘》为题的五言绝句：“不作翁商舞，休停饼氏歌。执筹仍蔽簏，辛苦欲如何。”这也是算盘在元代出现的明证。至于明朝，永乐年间编的《鲁班木经》中，已有制造算盘的规格、尺寸，还出现了徐心鲁《算珠算法》、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等介绍珠算用法的著作，因此算盘在明代已被广泛使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又形成了算盘起源于唐朝、流行于宋朝的第三说。其依据是：一、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画有一家药铺，其正面柜台上赫然放有一架算盘，经中日两国珠算专家将画面摄影放大，确认画中之物是与现代使用算盘形制类似的串档算盘。二、１９２１年在河北巨鹿县曾挖掘到一颗出土于宋人故宅的木制算盘珠，已被水土淹没８００年，但仍可见其为鼓形，中间有孔，与现代算珠毫无两样。三、刘因是宋末元初人，他的《算盘》诗，与其说是描写元代的事物，还不如说是宋代事物的反映更为确切。同样，陶宗仪的“三珠戏语”所见元人谚语中已有算盘珠之说，也反映出“是法盛行于宋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算法统宗”条）。四、元初的蒙学课本《新编相对四言》中，有一幅九档的算盘图，既然在元初已为训蒙内容，可见算盘是寻常之物，它的出现，至少可上推到宋代。此外，宋代的算盘从形制看已较成熟，没有新生事物常有的那种笨拙或粗糙。因此，较多的算学家认为，算盘的诞生还可上推到唐代。因为宋以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断，科技文化的发展较为滞缓，算盘诞生于此时的可能性较小。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经济文化都较发达，需要有新的计算工具，使用了２０００年的筹算在此时演变为珠算，算盘在这时被发明，是极有可能的。
　　算盘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关它的起源却争论了上百年，无法统一。但愿有更多的有志者投入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早日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告慰于古人，无愧于后代。
　　鲁班是怎样发明锯子的鲁班，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等。因为他是鲁国人，“般”与“班”同音，古时通用，所以后世称他为鲁班。鲁班生于鲁定公三年（公元前５０７年），卒年不详。他是我国古代一位优秀的手工业工匠和杰出发明家。相传他在机械、木工工具、土木建筑等方面有多项创造发明，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２０００多年以来，他一直被土木工匠们视为“祖师”，受到后人的崇敬。
　　鲁班生活在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这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为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建立创造了物质基础，铁器的推广和使用，给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鲁班出生在鲁国一个世代以工匠为业的家庭。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使他从小就喜欢上机械制造、手工工艺、土木建筑等古代工匠所从事的活动。小时候他跟随家人参加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在劳动中，他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傅和家人请教，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并悉心观察他们在各项劳动中高超的操作技巧。长期的生产实践和他本人不断地努力，使鲁班逐渐掌握了古代工匠所需要的多方面技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的能工巧匠。
　　公元前４５０年以后，鲁班从鲁国来到楚国，帮助楚国制作兵器。他曾创制了威力较大的攻城器械——云梯，并准备以此来进攻宋国，他为此与当时的著名学者墨子发生了辩论，两人展开了一场攻城与守城的演习，鲁班想尽各种办法进行攻城，都被墨子一一化解。墨子主张制造实用的生产工具，以造福老百姓，反对为战争制造武器。鲁班接受了墨子的这种思想，于是便把精力投入到木工工具、机械等各种实用技术上，埋头从事各种发明创造，留下了很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和故事。
　　鲁班发明锯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流传在民间。相传有一年，鲁班接受了一项建筑一座巨大宫殿的任务。这座宫殿需要很多木料，限期又紧。鲁班便亲自带领几个徒弟携带斧头上南山砍伐木料。建筑宫殿所需的木料又长又粗，用斧头砍伐树木十分费力，连续砍伐了几十天，累得师徒精疲力竭，而所砍伐的木料却远远供不应求，影响工程的进度。鲁班心里非常着急。
　　有一天，天色刚亮，鲁班等人便踏着晨曦上山伐木去了。由于他不小心，无意中抓了一把山上长的一种野草，一下子就将手划破了，顿时血流不止。鲁班很奇怪，一根小草为什么这样锋利？于是他摘下了一片叶子来细心观察，发现叶子两边长着许多小细齿，用手轻轻一摸，这些小细齿非常锋利。鲁班正在探究其中的道理，忽然看见近处一只大蝗虫在一株草上啃吃叶子，两颗大板牙非常锋利，一开一合，很快就吃下一大片。这同样引起了鲁班的好奇心，他抓住一只蝗虫，仔细观察蝗虫牙齿的结构，发现蝗虫的两颗大板牙上同样排列着许多小细齿，蝗虫正是靠这些小细齿来咬断草叶的。
　　这两件事给鲁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使他受到很大启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想，如果把砍伐木头的工具做成锯齿状，不是同样会很锋利吗？砍伐树木也就容易多了。于是他就用大毛竹做成一条带有许多小锯齿的竹片，然后到小树上去做试验，结果果然不错，几下子就把树皮拉破了，再用力拉几下，小树干就划出一道深沟，鲁班为此非常高兴。但是由于竹片比较软，强度比较差，不能长久使用，拉了一会儿，小锯齿就有的断了，有的变钝了，需要更换竹片。这样不仅影响了砍伐树木的速度，而且使用竹片太多也是一个很大的浪费。看来竹片不宜作为制作锯齿的材料，应该寻找一种强度、硬度都比较高的材料来代替它，这时鲁班想到了铁片。于是他们立即下山，请铁匠们帮助制作带有小锯齿的铁片，然后到山上继续实践。鲁班和徒弟各拉一端，在一棵树上拉了起来，只见他俩一来一往，不一会儿就把树锯断了，又快又省力，锯就这样发明了。
　　关于鲁班发明创造的故事和传说还有很多很多，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这些传说和故事虽然不一定全部真实，却表达了人们对鲁班的敬仰和怀念，歌颂了中国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鲁班被人们视为技艺高超的古代工匠的化身，成为我国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象征。
　　谁是木卫二的最早发现者甘德，战国时齐国人，先秦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大约生活在公元前４世纪中叶，是世界上最古老星表的编制者和木卫二的最早发现者。
　　我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由于农业生产和制定历法的需要，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观测天象，并用以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了。
　　春秋时候，天文历法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各诸侯国出于各自农业生产和星占等的需要，都十分重视天文的观测记录和研究。据《晋书·天文志》载：“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摆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皆掌着天文，各论图验（各国的这些掌管天文的官员，根据天象的变化对统治者提出解释）。”这种百家并立的情况，对天象的观测以及行星恒星知识的提高，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诸家之中，最著名的是甘德、石申两家，他们属同一时期的人。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天文》八卷，后世又称为《甘氏星经》、《石氏星经》，合称《甘石星经》。《甘石星经》记录的恒星名字，有８００多个，其中１００多个恒星的位置已经测定。书中还记录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
　　甘德勤于对天空中的恒星作长期细致的观测，他和石申等人都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系统。其方法是依次给出某星官的名称与星数，再指出该星官与另一星官的相对集团，从而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三国时陈卓总结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的星位图表，得到我国古代经典的２８３星官、１４６４星的星官系统，其中属甘氏星官者１４６座（包括二十八星宿在内）。由此可见甘德在全天恒星区划命名方面的工作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西方，古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约在公元前２世纪编制过星表，在他之前还有阿里斯提尔和提莫恰里斯也编制过星表，但都不早于公元前３世纪。可见，甘德和石申的星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之一。
　　除了对恒星的观测外，甘德对行星的运动也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定量的研究。以往人们都认为行星运动大致顺从同一个方向，甘德和石申却发现了行星的逆行现象。甘德还建立了行星会合周期的概念，并且测得了木星、金星和水星的比较准确的会合周期值，其中木星的会合周期为４００日，比真值３９８．９日只差１．１日。他还给出木星和水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见伏（不见）的日数，以及金星在一个会合周内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并且指出在不同的会合周期中这些日数可能在一定幅度内变化的现象。虽然甘德的这些描述从定量的角度看还比较粗疏，但它们却为后世传统的行星位置计算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甘德对木星的观测尤为精细，是研究木星的专家，著有关于木星的专著《岁星经》。著名天文学史家席泽宗先生指出，甘德在公元前４世纪中叶就观测到了木星的卫星木卫二。而对于木星的卫星的发现，近代是在望远镜发明之后，由意大利大科学家伽利略于１６１０年发现的。甘德早伽利略近两千年，而且在没有望远镜的条件，仅凭肉眼就发现了木星的卫星，这真是一个奇迹。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的天文学工作者，通过在北京天文台兴隆观察站的实地观测，确信木卫二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可能凭肉眼观测到的。甘德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精细独到的观测把奇迹变成了现实，在世界天文学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兵马俑的古剑为何不生锈１９９４年３月１日，举世闻名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正式开始挖掘。这是２０世纪以来巨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在二号俑坑内已出土的有铜矛、铜弩机、铜镞、残剑等，其中还发现了一批青铜剑，长度为８６厘米，剑身上共有８个棱面。考古学家用游标卡尺测量，发现这８个棱面的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已经出土的１９把青铜剑，剑剑如此。这批青铜剑内部组织致密，剑身光亮平滑，刃部磨纹细腻，纹理来去无交错，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２０００多年，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１０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１９３７年，美国在１９５０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
　　事实上，关于铬盐氧化处理的方法，绝不是秦始皇时代的发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掌握了这一先进的工艺。
　　春秋五霸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举击败了吴王夫差，演出了历史上春秋争霸的最后一幕。岁月的流逝，使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静静沉睡在历史的长卷里，忙忙碌碌的后人几乎把它遗忘了。然而，一支考古队在挖掘春秋古墓时，却意外发现了一把沾满泥土的长剑，剑身上一行古篆——“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跃入人们眼帘。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立即轰动了全国，但是，更加轰动的消息却来自对古剑的科学研究报告。最先引起研究人员注意的是：这柄古剑在地下埋藏了２０００多年为什么没有生锈呢？为什么依然寒光四射、锋利无比呢？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的原因在于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大家知道，铬是一种极耐腐蚀的稀有金属，地球岩石中含铬量很低，提取十分不易。再者，铬还是一种耐高温的金属，它的融点大约在４０００℃。
　　其实在清理一号坑时，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达１５０千克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４５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学家梦想的“形态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古代墓葬里。
　　中华文明中曾有过太多的秘密，谁能想像，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科学发明，竟然会出现在２０００多年以前？又有谁能想像，秦始皇士兵手里挥舞的长剑，竟然是现代科学尚未发明的杰作？问题是在发现以后，我们用什么态度来解释这种超常规的科技早熟现象？我们真不希望看到有些人用“偶然”来解释，它应该有一个更加具体的说明。假如以上的事实是真实的话（至少铬盐氧化处理不是假的），那么我们就会问：他们的技术渊源是什么呢？这一切在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华佗自创的神奇医术华佗（１４５～２０８），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他年轻时，就“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是东汉末年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华佗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以外科著称。他制成的全身麻醉药剂“麻沸散”，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早在１７００多年前，华佗首创出“麻沸散”这一中药全身麻醉剂，并应用于腹部外科开刀手术。书上记载有个病人患肚痛病，疼得厉害，经过１０多天，胡须眉毛全脱落下来。华佗一诊断，说：“这是脾脏溃烂了，得赶快开腹治疗。”华佗让病人服了麻沸散，打开腹腔，把坏死的脾脏切除，再缝好创口，敷上药膏。过了四五天，创口愈合，一个月后病人康复了。
　　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我国和全世界都是第一位。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对后世影响极大。历代的中药麻醉均是在其启发下发展起来的，同时在世界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史上，也有很深的影响，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华佗可谓国内外的外科鼻祖。
　　在内科方面，华佗巧妙地运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一次，有两个官员头疼发热，先后找华佗看病。经华佗问明病情，给一个开了泻药，另一个开了发汗药。有人在旁边看华佗开药方，问他为什么病情相同，用药却不一样。华佗说：“这种病表面看来一样，其实不同。前一个病在内部，该服泻药；后一个只是受点外感，所以让他发发汗就好了。”这两人回去抓了药服后，果然病都好了。
　　在妇科方面华佗也有很深的研究。有个姓李的将军，请华佗给他妻子治病。华佗去了，一摸脉，说：“这是怀孕时候伤了身子，胎儿留在肚里了。”李将军说：“我妻子已经小产过，胎儿已经下来了。”华佗说：“按照我的判断，胎儿还在病人肚子里。”李将军不相信。华佗走了以后，过了一百多天，他妻子的病越来越重，只好再请华佗来治。华佗说：“肯定有个坏死的胎儿在肚里。大概你妻子原是双胞胎，一个先小产下来了，一个留在肚里。”华佗给病人服了汤药，又给她扎针，果然产了一个死胎，病人很快就恢复健康了。其诊断之准确，令人佩服。
　　华佗替人治病经常不用药而设法驱除病根。有一次，一位太守病得很重，请华佗诊治。华佗替他按脉视察了一阵，悄悄退到门外，对太守的儿子说：“令尊大人的病不同寻常，积淤血在腹中，应当让他发怒而把血吐出来，才能痊愈。否则，他就没命了。”太守的儿子听了很急，问华佗：“怎样使我的父亲发怒？”华佗说：“你能否把令尊大人平时所做错事都告诉我，让我去责骂他，他必然发怒。”太守的儿子说：“只要治好父亲的病，有什么不能说的！”于是把其父历来所做的错事都告诉了华佗。华佗把这些事情写成了一封信留下来，就走了。太守一看信上都是责骂他做坏事的话，大怒，命官吏捕捉华佗，可是华佗已经不知去向，气得太守呕吐黑血一升多。奇怪的是，黑血吐尽，病也就痊愈了。
　　华佗医德高尚，主动为人治病。一次，他路遇一“病咽塞”患者，便立即“驻车往视”，让病人内服“蒜韭大酢”，病人服后，即吐一虫，病痛皆除。华佗医风廉洁，许多患者康复后，前去感谢华伦，他都待如亲人，但拒绝收礼。
　　华佗还积极提倡开展合理的劳动和体育锻炼，认为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使人健康长寿。他常教诲其弟子及其周围群众：“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他在继承古代气功导引的基础上，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禽兽的活动姿态，创制了一套体操，名“五禽之戏”，可使头、身、腰、背、四肢等各部位及关节得到活动。这是我国最古老的医疗保健体操，开创了我国及世界上医疗保健体操的先例。其弟子吴普坚持“五禽戏”锻炼，活到９０余岁仍“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其弟子樊阿操练“五禽戏”，竟“寿百余岁”。“五禽戏”影响颇深，历代依法锻炼者从不乏人，至今仍有专门研究者。因此华佗和他的“五禽戏”在体育史上、养生学上都占有极高地位，“五禽戏”传八方，名震四海。
　　华佗不求高官厚禄，以民为重，以民为先，以医效民。他曾多次谢绝朝廷命他做官的征召，长期坚持在民间行医，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省，深受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晚年，华佗被曹操强令征召去许昌，专为朝廷官员治病。曹操患“头风”久治不愈，华佗为其针灸治疗，疼痛立止。曹操强留他做侍医，华佗不肯，托故告假回家，拒绝返回朝廷，竟惨遭曹操杀害。
　　华佗临死之前，在狱中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此书可以治愈病人）。”狱吏畏法不敢接受，华佗亦不强与，索火烧之。华佗死后，他的几个学生继承他的事业，继续为百姓治病。可惜华佗花费多年心血写成的珍贵医书却失传了。
　　纸是如何被发明的造纸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纸张的发明和应用，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纸张不仅是书写的理想材料，也是印刷的理想材料，因此，纸张的发明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纸在文房四宝中，较之笔、墨、砚晚出。古今中外，公认东汉初期的宦官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蔡伦造纸使用的原材料是树皮、麻头、旧布、渔网等价格低廉的物料，这样造出的纸成本低，很快就得到了推广应用。
　　但是，也有一些文献记载了蔡伦之前就有纸张使用的例证。例如，在班固的《汉书》中，就记载了公元前１２年用纸包药的事例。特别是２０世纪以来在甘肃天水放马滩、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和敦煌甜水井汉悬泉邮驿遗址出土的西汉纸，以现存实物证实了远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西汉就已出现了纸张的使用。这大约比蔡伦发明造纸术要提前１７０年左右。
　　但是西汉时期的纸张质量较差，不能用于书写，到了西汉后期，纸张的质量才有提高。而蔡伦正是在此造纸术的基础上，对原材料、工艺进行了改进，制造出了质量很高的纸，特别是扩大了造纸的原料，为以后广用各种植物纤维造纸提供了条件。
　　公元１０５年，蔡伦所造的纸已经能满足书写的要求，对于蔡伦来说，造纸的目的就是用来取代木牍、竹简、缣帛等书写、记录文字的材料，由于这种纸有纸质轻，价格低等优点，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东汉末年，山东人左伯就以造纸精美而闻名，当时的书法家都十分推崇左伯的纸，这就是说，东汉末年的造纸技术已经超过了蔡伦的造纸技术。
　　公元２世纪至４世纪，是竹简、缣帛和纸张并用的时期，由于纸张的质量和产量不断提高，纸张作为写字用的材料，其使用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在这个时期，纸张已成为文人不可缺少的写字材料。总之，在纸张得到广泛应用之后，书的重量大大减轻，从而完全取代了过去的写字材料。
　　关于中国古代造纸的方法，历史上记载很少，但就纸的制作工艺及其原理，发明迄今２０００年来，并无多大实质性变化。总结起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将砍伐来的植物，比如麻类植物，用水浸泡，剥其皮，再用刀剁碎，放在锅里煮，待晾凉后再行浸泡、脚踩，用棍棒搅拌，使其纤维变碎、变细。
　　二是掺入辅料，制成纸浆。
　　三是用抄纸器（竹帘之类）进行抄捞、晾干，即可制成为纸。
　　纸虽然出现较早，但真正用于书写和推广使用是在蔡伦造出质地优良的“蔡侯纸”之后。公元４０４年，东晋桓玄曾下令废简用纸，使纸的应用日益推广和普及。
　　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历史上任何一项重大工艺技术的发明，都不是偶然的，都具有从设想，到雏形，到完善的发展过程。蔡伦之前虽然有纸，但这无损于蔡伦作为重大改良者和完善造纸术这一发明的发明者的丰功伟绩。是蔡伦的发明创造，使纸进入了它的实用阶段，并迅速、广泛地推广开来，为完善印刷术和促进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物美、价廉、而又易得的承印物。蔡伦的功绩和他作为完善造纸术这一伟大发明的发明家的光辉形象是不容抹煞的。
　　印刷术是否起源于中国关于印刷术发明的历史功绩，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但是在谈到印刷术发明的历史时，有很多问题是需要讨论的。
　　在西方的很多书籍中，往往把印刷术的历史起点，定为谷登堡的铅活字印刷，这实际上割断了在此之前８００多年的印刷历史。我国的一些书籍中，在谈到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时，把活字印刷、造纸、火药和指南针并列在一起，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活字版的发明，只是印刷术发明后的第二个里程碑，忽视了我国的雕版印刷术。西方的历史学家中，也不乏客观、严谨的学者，他们都能以大量的资料证实，印刷术是中国古代伟大发明之一。
　　印刷术究竟是什么年代发明的？根据现有资料，已经无法确定。但它是由拓石和盖印两种方法逐步发展而合成的，是经过很长时间，积累了许多人的经验而成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早在公元前４世纪（战国时代）时，我国已经有了印章。先秦及秦、汉的印章多用作封发物件，把印盖于封泥之上，以防私拆，并作信验。而官印又是权力的象征，当时都是刻成凹入的阴文，公元１世纪（两汉时代）以后逐渐改刻成凸起的阳文，后简牍改为纸张之后，封泥失去效用，印章改用朱色钤盖，阳文印章的流行更广。印章创造了从反刻的文字取得正写文字的方法，阳文印章的作用，提供了一种从阳文反写的文字取得正写的文字的复制技术。印章的面积本来很小，仅能容纳姓名或官衔等几个字。公元４世纪（东晋时代）时的道教徒，扩大了印章的面积，使之容纳比较长的符咒，曾有刻过１２０个字的符咒，可见当时已经能用盖印的方法复制一篇短文了。
　　在公元前７世纪，我国就有了石刻文字。为了免去从石刻上抄写的劳动，至公元４世纪左右，就发明了以湿纸紧覆在石碑上，用墨打拓其文字或图形的方法，叫做“拓石”。拓石的方法是刷印，把柔软的薄纸浸湿铺在石碑上，轻轻敲打使纸嵌入石碑刻字的凹陷部分，待纸完全干燥后，用刷子蘸墨均匀地刷在纸上，由于凹下的文字部分刷不到墨，仍为纸的白色，将纸揭下来后，就得到黑底白字的拓本。
　　但是，黑底白字不如白底黑字醒目。因此，如果将碑上的阴文正写的字，仿照印章的办法，换成阳文反写的字，在版上刷墨再转印到纸上，或者扩大印章的面积，成为一块小木板，在版上刷墨铺纸，仿照拓石方法来拓印，就能得到清楚的白底黑字了，这就是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是我国印刷术的最早形式，是印章盖印和拓石两种方法的结合和逐步演变，所以印章和拓石为印刷技术的发明准备了技术条件，是印刷术发明的先驱。
　　从现存最早文献和最早的印刷实物来看，我国雕版印刷术是在公元７世纪出现的，即唐朝初期。唐开元年间（７１３～７４２）雕本《开元杂报》是世界最早的报纸。唐朝后期，印刷实物有明确日期保存下来的，是一卷《金刚经》，其末尾明确刻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价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咸通九年即公元８６８年，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日期的印刷实物。该实物原藏于甘肃敦煌千佛洞，１８９９年在洞中发现，现存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该书呈卷子形式，全卷长４８７７毫米，高２４４毫米，卷首的一幅扉画是释迦牟尼的说法图，其余是《金刚经》全文。该书雕刻非常精美，图文浑朴稳重，刀法纯熟，说明刊刻此书时技术已达到高度熟练的程度，书上墨色浓厚均匀，清晰明显，也说明这时印刷术的高度发达，而且印刷术发明已久。
　　１９６６年于韩国庆州佛国寺佛塔内发现了一件雕版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该印品中，几处使用了武则天所创制的字，经中外不少学者考证，此经为武周后期洛阳或长安的印刷品，具体刻印年代约为公元７０２年。比此件略早的印刷品，也曾在中国西安、成都和新疆发现。于敦煌等地发现的千佛像其年代可能更早。２０世纪初发现于吐鲁番的《妙法莲华经·分别功德品》，有武周制字，当为武周后期的雕版印刷品。早在隋代的文献中，就有刻印佛经佛像的记载。
　　这一切都说明印刷术发明于７世纪，也就是唐朝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这是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
　　这些不争的事实都说明，印刷术是起源于中国的。
　　月球上为何有座“祖冲之山”
　　祖冲之（４２９～５００），河北省涞源县人，是我国南北朝时代南朝的科学家。
　　祖冲之从小就对科学技术有浓厚的兴趣。他刻苦钻研天文学和数学，搜集和阅读古代大量的天文、数学文献。他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秦汉以前，人们以“径一周三”做为圆周率，这就是“古率”。后来发现古率误差太大，圆周率应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不过究竟余多少，意见不一。直到三国时期，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到圆内接９６边形，求得π＝３．１４，并指出，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的π值越精确。祖冲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求出π在３．１４１５９２６与３．１４１５９２７之间。并得出了π分数形式的近似值，取为密率，其中取六位小数是３．１４１５９２，它是分子分母在１０００以内最接近π值的分数。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一结果，现在无从考查。若设想他按刘徽的“割圆术”方法去求的话，就要计算到圆内接１６３８４边形，这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由此可见，他在治学上的顽强毅力和聪明才智是令人钦佩的。祖冲之计算得出了密率，等到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的结果，已是１０００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建议把π叫做“祖率”。
　　祖冲之博览当时的名家经典，坚持实事求是，他不迷信古人的说法，自己做各种科学实验。他从亲自测量计算的大量资料中对比分析，发现过去历法的严重误差，并勇于改进，在他３３岁时编制成功了《大明历》，开辟了历法史的新纪元。他还测出当时最为精确的月球两次经过同一交点（交点月）的时间为２７．２１２２３日（与现代天文学家测出的数值２７．２１２２２日相差还不到１秒钟）。有了这个精确数值，配合月球圆缺规律计算，就可以准确地预测月食发生的时间。
　　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祖之（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家）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他们当时采用的一条原理是：“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意即位于两平行平面之间的两个立体，被任一平行于这两平面的平面所截，如果两个截面的面积恒相等，则这两个立体的体积相等。这一原理，在西方被称为卡瓦列利原理，但这是在祖氏以后一千多年才由卡氏发现的。为了纪念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重大贡献，大家也称这原理为“祖氏原理”。
　　祖冲之后来将他研究数学的几十篇论文，编成《缀术》一书。这部书是当时数学领域的最高成就。直到唐代，政府还把《缀术》定为学校的课本。以后，《缀术》传到日本、朝鲜，也被用作教材。
　　祖冲之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为世界科学文化做出伟大贡献。为了纪念他，外国科学家把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祖冲之山”。
　　赵州桥为何至今雄姿不减隋唐时期，各地大量兴建宫殿、寺庙、佛塔和住宅。建筑规模宏大，气魄雄浑，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在这期间，由我国隋朝杰出的工匠李春设计和主持建造的赵州桥，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
　　赵州桥原名安济桥，隋炀帝时修建。它位于今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河上，横跨河南北两岸，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拱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度最长的敞肩圆弧拱桥。全桥全部用石块建成，共用石块１０００多块，每块石重达１吨，桥上装有精美的石雕栏杆，雄伟壮丽、灵巧精美。
　　隋朝统一中国后，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分裂、兵戈相见的局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赵县是南北交通必经之路，从这里北上可抵重镇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南下可达京都洛阳，交通十分繁忙。可是这一交通要道却被城外的河阻断，影响了人们来往，洪水季节甚至不能通行，为此隋大业元年（６０５年）政府决定在河上建设一座大型石桥以结束长期以来交通不便的状况。
　　李春受命负责设计和大桥的施工。他率领其他工匠一起来到这里，对河及两岸地质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认真总结了前人的建桥经验，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独具匠心的设计方案，按照设计方案精心细致施工，很快就出色地完成了建桥任务。李春他们在设计和施工中创下许多技术成就，把我国古代建筑技术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赵州桥自建成至今已有１３０Ｏ多年，这期间经历了８次以上地震的影响，８次以上战争的考验；承受了无数次人畜车辆的重压，饱经无数次风刀霜剑、冰雪雨水的冲蚀，却雄姿不减当年，仍巍然屹立在河上。
　　那么李春到底应用什么样的创新设计使赵州桥经历了１３００多年，至今仍然完好地屹立着呢？
　　１．采用圆弧拱形式。我国古代石桥拱形大多为半圆形，这种形式比较优美、完整，但也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交通不便。半圆形桥拱用于跨度比较小的桥梁，而大跨度的桥梁选用半圆形拱，就会使拱顶很高，造成桥高坡陡、车马行人过桥非常不便。二是施工不利。半圆形拱砌石用的脚手架就会很高，增加施工的危险性。为此，李春和工匠们一起创造性地采用了圆弧拱形式，使石拱高度大大降低。赵州桥的主孔净跨度为３７．０２米，而拱高只有７．２５米，拱高和跨度之比为１５左右，这样就实现了低桥面和大跨度的双重目的，桥面过渡平稳，车辆行人非常方便，而且还具有用料省、施工方便等优点。
　　２．采用敞肩。将以往的桥梁建筑中采用的实肩拱改为敞肩拱，即在大拱两端各设两个小拱。这种大拱加小拱的敞肩拱具有优异的技术性能。首先，可以增加泄洪能力，减轻洪水季节由于水量增加而产生的洪水对桥的冲击力。古代河每逢汛期，水势较大，对桥的泄洪能力是个考验，４个小拱就可以分担部分洪流，大大降低洪水对大桥的影响，提高大桥的安全性。其次，敞肩拱比实肩拱可节省大量土石材料，减轻桥身的自重，从而减少桥身对桥台和桥基的垂直压力和水平推力，增加桥梁的稳固。第三，增加了造型的优美，４个小拱均衡对称，大拱与小拱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显得更加轻巧秀丽，体现建筑和艺术的完整统一。第四，符合结构力学理论，敞肩拱式结构在承载时使桥梁处于有利的状况，可减少主拱圈的变形，提高了桥梁的承载力和稳定性。
　　３．单孔。在我国古代的传统建筑方法中，一般比较长的桥梁往往采用多孔形式，这样每孔的跨度小、坡度平缓，便于修建。但是多孔桥也有缺点，如桥墩多，既不利于舟船航行，也妨碍洪水宣泄；桥墩长期受水流冲击、侵蚀，天长日久容易塌毁。因此，李春在设计大桥的时候，采取了单孔长跨的形式，河心不立桥墩，使石拱跨径长达３７米之多。这是我国桥梁史上的空前创举。
　　４．桥址选择比较合理，使桥基稳固牢靠。李春根据自己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周密勘查、比较，选择了河两岸较为平直的地方建桥，这里的地层是由河水冲积而成，地层表面是久经水流冲刷的粗砂层，以下是细石、粗石、细砂和粘土层。根据现代测算，这里的地层每平方厘米能够承受４．５公斤～６．６公斤的压力，而赵州桥对地面的压力为每平方厘米５公斤～６公斤，能够满足大桥的要求。选定桥址后在上面建造地基和桥台。自建桥到现在，桥基仅下沉了５厘米，说明这里的地层非常适合于建桥。
　　５．在保持大桥稳定性方面采取了许多严密措施。为了加强各道拱券间的横向联系，使２８道拱组成一个有机整体，连接紧密牢固，李春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措施：（１）每一拱券采用了下宽上窄、略有“收分”的方法，使每个拱券向里倾斜，相互挤靠，增强其横向联系，以防止拱石向外倾倒；在桥的宽度上也采用了少量“收分”的办法，就是从桥的两端到桥顶逐渐收缩宽度，从最宽９．６米收缩到９米，以加强大桥的稳定性。（２）在主券上均匀沿桥宽方向设置了５个铁拉杆，穿过２８道拱券，每个拉杆的两端有半圆形杆头露在石外，以夹住２８道拱券，增强其横向联系。在４个小拱上也各有一根铁拉杆起同样作用。（３）在靠外侧的几道拱石上和两端小拱上盖有护拱石一层，以保护拱石；在护拱石的两侧设有勾石６块，勾住主拱石使其连接牢固。（４）为了使相邻拱石紧紧贴合在一起，在两侧外券相邻拱石之间都穿有起连接作用的“腰铁”，各道券之间的相邻石块也都在拱背穿有“腰铁”，把拱石连锁起来。而且每块拱石的侧面都凿有细密斜纹，以增大摩擦力，加强各券横向联系。这些措施的采取使整个大桥连成一个紧密整体，增强了整个大桥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赵州桥的建成在我国桥梁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为以后的桥梁建设开创了新的天地。赵州桥的敞肩圆弧拱形式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一大创造，西方在１４世纪才出现敞肩圆弧石拱桥，比我国晚了６００多年。英国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列举了２６项从１世纪到１８世纪先后由我国传到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科学技术成果，其中的第１８项就是弧形拱桥。
　　高寿药王孙思邈的年龄之谜孙思邈，京兆华原人。７岁时开始就学，博闻强记，未及２０岁，已成为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又兼通佛学经典的人。朝廷三次征召授官，他固辞不受，专心采药治病，潜心医学研究。神医孙思邈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究竟活了多大岁数，向来说法颇异，迄今仍是一个悬案。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说为，孙思邈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５８１年），卒于唐高宗永淳元年（６８２年），享年１０２岁。其主要理由是：（１）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癸酉岁（咸亨四年，６７３年），诗人卢照邻曾留居孙思邈宅，时孙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按癸酉年孙思邈９３岁逆推，他的生年当在开皇元年，即辛丑岁。但这与孙思邈自述“开皇辛酉岁生”不合，开皇辛酉岁，是隋文帝仁寿元年（６０１）。如以辛酉岁生下推，到癸酉年，孙思邈是７３岁，与癸酉岁年９３的说法相异。从常理推断，“辛丑”易讹为“辛酉”，而“七十三”很难误作“九十三”。因此，孙思邈生年定为开皇元年。（２）《旧唐书·孙思邈传》曰：“永淳元年卒。”《新唐书·孙思邈传》则云：“永淳初，卒，年百余岁。”可见，孙思邈享年绝不会超过１１０岁。既然孙思邈生于开皇元年，卒于永淳元年，那么他的享年当为１０２岁，而与癸酉岁年９３的说法也相吻合。
　　另一说为，孙思邈的生年在北周孝闵帝元年（５５７年）左右，卒年仍为永淳元年，享年１２０余岁。其主要根据是：（１）依《旧唐书·孙思邈传》，北周宣帝时孙思邈以王室多故，隐居太白山。隋文帝杨坚辅政，征为国子博士，但孙思邈称疾不出仕。按周宣帝即位于建德七年（５７８年），次年禅位于静帝，而杨坚辅政是在大象二年（５８０年），故孙思邈生于开皇元年的说法令人怀疑。（２）魏征等于唐太宗贞观时奉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曾屡次询访孙思邈，而他“口以传授，有如目睹”。按修史人员如姚思廉生于５５７年，李百药生于５６５年，他们熟知前代史事，难道还会一再询访比自己小一二十岁的孙思邈？（３）《旧唐书·孙思邈传》说：“询之乡里，咸云数百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百岁人矣。”据史推之，孙思邈当生于５５７年左右，则列传中的有关史事大多可以讲通。若其的确卒于永淳元年，那么孙思邈的享年应为１２０余岁。他精通医术，善于保养，长寿是有可能的。
　　孙思邈一生立志行医，辛勤劳动，给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医学遗产，特别在针灸方面为祖国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一次，一个患腿疼的病人来向他求医，孙思邈给他扎针，但未能止住疼痛。病人的痛苦，激起了孙思邈的责任感。他想：除了原来的３６５个穴位外，就没有新的穴位了吗？他决定细心地寻找，一边用大拇指轻轻按掐，一边问病人疼不疼。他按了许多部位，病人总是摇头。但他毫不灰心，继续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新的穴位，治好了病人的腿疼。由于他找准新穴位时，病人发出了“啊——是”的呻吟，他便给这个新穴位取名为“阿是穴”。
　　还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抬着的棺材里滴出鲜血，得知是个妇女难产，刚刚死去。他立刻让打开棺材，一按妇人的脉搏还在跳动，忙为她扎针。片刻后，产妇醒过来，顺利生下了婴儿，周围的人都称他是“神医”。孙思邈的医德也很高。穷人找他看病，他不但不收诊金，还送药给病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山区，深感疾病对人的危害之重，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反对医生利用治病之机索取私利。
　　为了向群众普及医学知识，他遍检历代医学典籍，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参照民间配方，于公元６２５年写成了他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备急千金要方》３０卷。书中记载了８００多种药物和５０００多个药方，丰富了历代医学家的药物知识。３０年后，又写成《千金翼方》３０卷。《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相辅相济，比翼齐飞，成为中医学史上极有实用价值的医学实用手册。
　　孙思邈不仅是一位多有建树的医药学家，而且还是一个炼丹专家。他在《丹经内优硫磺法》一书中，记述了把硫磺、硝石、皂角放在一起烧的硫磺伏火法，这是现存最早的火药配方记录。
　　由于孙思邈一生刻苦钻研医学，注重实践，受到人民的尊敬，被后世尊称为“药王”。在孙思邈的故乡今陕西耀县城东有一座山，明朝人把孙思邈著的医药书，刻成碑文安置在山上，从此人称这座山为药王山，还在山上建立了药王庙。但他究竟活了多大岁数，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中国古书中有外星人的记载外星人之谜是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有关外星人光临地球的奇闻在科幻作品和报刊中屡见不鲜。有趣的是，我国古代对此也有记载。
　　最早的外星人出现在７０００年前的贺兰山岩画中。在那些记载氏族公社生活的画面上，可以看到头戴圆形头盔、身穿密封宇航服的人，与现代宇航员的形象极其相似。最令人惊叹的是贺兰山南端、宁夏冲沟东的一幅岩画。画面左上方有两个旋转的飞碟，飞碟开口处，一个身穿“宇航服”的人正飘然而下，地面上的动物和人群在惊恐地逃散。这可能是外星人在贺兰山一带出现时的生动写照。
　　据《拾遗记》载：４０００年前的尧帝时代，一巨大的船形飞行物飘浮在西海上空。船体亮光闪烁，缓缓飘移。船上的人戴冠，全身长满白色的羽毛，无翅而能在高空翱翔。
　　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还记载着一件与火星人接触的故事。在三国时期的吴国，一群玩耍的小孩子中出现一个长相怪异的孩子，他身高４尺，身穿蓝衣，两眼闪着锐利的光芒。孩子们因从来没有见过他，纷纷围上来问长问短。蓝衣孩子说“我不是地球的人，而是一个火星人。看你们玩得开心，所以下来看看你们。”还说：“三国鼎立的局面不会太长久，将来天下要归司马氏。”孩子们听了这一消息都吓坏了，一个孩子飞快地去报告大人。当大人赶来时，火星人说声“再见”，立即缩身跳到空中。大家抬头看时，只见一块白色的绢布拖着长长的带子，正疾速地向高空飞去。当时谁也不敢将此事张扬出去。此后过了４年，蜀亡。又过了１７年，吴国也灭亡了。三国分裂混战的局面结束，由司马氏统一了中国。这正应了火星人的预言。不管上述记载是否客观，古人可能曾经见过一些异于地球人的人。
　　《宋史·五行志》记载，宋乾道六年，西安官塘出现了一个鸡首人身的怪物，高约丈余，大白天从高空中降落下来，在田野上行走，还试图与人交谈。有关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个戴着鸡形头盔的外星人。《五行志》还记载有清康熙十二年三月发生的一件追捕外星人的事。当时有人看到一个黑面人在空中飞驰，身上红光闪闪，熠熠生辉，像是在空中放火的样子。当官府捕快闻讯赶来时，那人却忽然不见了踪影。
　　《清史稿·灾异志》则载有一例极似当今外星人掳人报道的事例。清雍正三年七月，灵川五都廖家塘有一村民与众人入山砍竹，忽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失踪了，１４０多天之后又莫名其妙地在家中出现，但是说话已语无伦次，怪诞不经。
　　史料中的外星人记载不仅反映了我国古代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为长期未解的外星人之谜增添了古幽神奇的色彩，而且为外星人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依据和线索。
　　我国早期引进西方科技的人徐光启（１５６２～１６３３），明朝的科学家。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县徐家汇（今属上海市辖区）人。他１９岁为秀才，３５岁乡试举人第一，４２岁进士及第。从此，他便在北京做官，经历晚明４个皇帝，历任翰林院检讨、詹事府少詹事、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等官职，最后，在７１岁时，做到相当于宰相的东阁大学士。
　　徐光启家道清寒，自幼知道爱惜物力，从小锻炼成坚忍不拔、刻苦力行的性格。中年时适逢灾荒，从安徽到广东教书授徒，“布衣徒步”跋涉几千里，所穿短裤，破烂不堪。后来，他在朝廷做了大官，仍然保持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冬天不生炉子，夏天不用拉风扇子；寓所狭窄，厅堂前转不过马来，而且只用一个老班役出入传达，丝毫没有贵官的排场。晚年时，他的得意门生张溥前去拜访时，看到徐光启的寓邸情况是：室宽仅一丈，床上被褥尽是用土布缝制的，没有挂帐子，陋室之中，孤灯如豆，徐光启整天伏案挥毫。明朝晚期官场腐败到极点，多数官吏贪污奢侈，惟独徐光启洁身自好。
　　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马窦等人，开始接触西方科学。其后，他非常热心于中西科学的融合，着力引进西方的数学、天文、火器、水利等方面的先进知识。对《几何原本》的介绍，是徐光启科学引进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几何原本》是公元前３世纪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全书共１５卷，它从有限的几个公理出发，用公理化方法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平直空间的几何体系。该书从内容到方法都近乎完美，在西方学者中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以至于后世的数学家在著书立论时不敢轻易使用“原理”（即“原本”）作书名。徐光启为该书所吸引，决定将它翻译过来。
　　从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开始，他和利马窦合作翻译了前６卷，后由于利马窦不愿继续此工作，全书未能译完。２５０年后，才由李善兰等人翻译了后面９卷。
　　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今天仍在使用的数学专用名词，如几何、点、线、面、钝角、锐角、三角形等，都是首次出现在徐光启的译作中的，仅此一点，就足以奠定徐光启在中国数学史上的地位。除《几何原本》外，对天文计算极其重要的球面三角知识，也是徐光启率先介绍过来的。徐光启本人著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数学著作。他把中西测量方法和数学方法进行了一些比较，并且运用《几何原本》中的几何定理来使中国古代的数学方法严密化。这些工作对此后我国数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徐光启不仅在数学方面造诣颇深，在农业方面也是很有研究。他编著了一部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农政全书》共有６０卷，５０多万字。书中介绍了棉花、甘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推广，提出了根治蝗虫的方法，还介绍了欧洲的水利技术。这是我国农学史上最早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书籍。这部书在农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徐光启逝世时，他的次孙徐尔爵和外孙两人正在北京应试，他们闻讯赶去料理丧事，打开徐光启的箱子一看，里面只有几件破旧衣服和一两白银而已。《明史·徐光启传》记载此事时写道：“盖棺之日，囊无余赀”。从中可以看出他晚年仍然保持节俭的作风。
　　徐光启在引进西方先进成果的同时，也继承了不少中国传统科学的优秀成果。他在中国学术传统转化过程中，起了开拓性的作用，是我国早期引进西方科技成果的关键人物。
　　
 文史典籍
　　中国文字的起源新探文字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的起源和发展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
　　我国殷墟的甲骨文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这一点已毫无异议。所以，与其说殷墟甲骨文代表着中国文字的成熟，不如说其反映着文字载体的突然改变。众所周知，殷商国王十分重视记录、祭祀和占卜，而从事这些工作的巫师习惯于将文字刻画在甲骨上。虽然刻画甲骨文，不如“笔”书文字方便，但“笔”书文字或经日月磨损而踪影全无，或因载体腐朽而荡然无存，惟甲骨耐蚀、刻画深刻，方使大批甲骨文得以重见天日。
　　然而，文字发展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远在殷墟甲骨文之前，这一点已被不断涌现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并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公认。至于具体起源时间，目前尚有不同认识，几乎所有的中国和华裔专家都认为，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和龙山文化的丁公陶文已是文字，甚至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只是对它们与古汉字的渊源关系等方面有些不同看法。而郭沫若、于省吾、李孝定和李学勤等著名专家则明确指出，距今６０００年前的半坡陶文或距今约４５００年前的大汶口陶文即为中国文字的源头。他们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认同。
　　研究文字起源的学者认为：最早的文字应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图画，另一个是记号。而后者是更早的。由这两个来源所造的字就是象形文字和指示字。
　　根据考古学家发现，我国最早用刻画符号记事产生于仰韶文化早期（公元前５０００年～公元前４３００年）。在它之前的老官台文化（公元前６０００年前后）产生了彩绘符号，这些彩绘符号画在一些钵形器的内壁，大约有１０余种，有的似连续的水波或折线，有的只是单位的符号。这些彩绘符号都具有一定的记事意义。而图画文字最早则见于大汶口文化晚期。
　　大汶口文化分布在山东省、江苏北部、河南省东部一带，它显示了新石器时代当地原始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状况。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在前人刻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开始使用了一种刻在陶器上的最初文字。大汶口文化中使用的陶文，时间上早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从笔划形体上看来，甲骨文又继承了陶文的某些造字的方法。那么，陶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吗？
　　在蚌埠双墩遗址（距今７０００多年）出土的陶器上，多数刻画有符号，其符号、图画及含有符号的组合图画计有７０多种，其中，除有相当数量的简单符号外，尚有鹿、网、阜、丘等六七种符号与甲骨文相近。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该遗址的刻画内容不仅丰富，而且含义明确，有关猎猪、捕鱼、网鸟、养蚕、种植等刻画内容，都可组成一幅幅“连环画”，此外，尚有若干特别重要的组合符号。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绝无仅有的。
　　初步研究发现，双墩遗址捕鱼“连环画”中，鱼表示为一种简单而抽象的符号，业已摆脱了象形写法，而与这一符号组合成叉鱼含义的“刺”的符号，则与甲骨文和金文的“刺”字写法大体相似，这种“巧合”难道是偶然的吗？需要指出的是，双墩遗址虽已发掘了３次，但由于某些原因，至今未能找到遗址的居住区和墓葬区。既然仅灰坑就出土了如此丰富的刻画符号，其居住区和墓葬区所蕴藏的资料理应更加重要。鉴于此，等到双墩遗址得以全面发掘的时候，将会获得更系统、更丰富的刻画符号资料。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正期待着双墩遗址的进一步研究和发掘。
　　《孟子》的作者是孟子吗孟子（约公元前３７２～公元前２８９），名轲，字子舆或子居，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先秦著名思想家。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的。自从中唐韩愈著的《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惟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１０８３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１３３０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孟子》一共７篇，是继《论语》以后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记述了孟轲一生的主要言行，突出地记述了孟轲主张仁义、反对暴政和武力兼并的政治思想，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此书语言生动，比喻深刻，论证有力，文章气势雄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然而，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历来有多种说法。
　　一、孟轲自著说。《孟子》的最早注释本，是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赵氏在该书的《题辞》（即序）中说：“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元代何异孙对此所作说明是：“《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宋代朱熹也从文章风格的匀称一致上，力证该书出自孟轲之手，他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清代阎若璩和魏源则从有无记述孟轲容貌上推断，《孟子》应为孟轲自著。阎氏在《孟子生平年月考》一文中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魏氏在《孟子年表考》一篇中云：“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长不类，当为手著无疑。”
　　二、弟子辑成说。唐代韩愈首先提出这一论点，他在《答张籍书》中说：“孟轲之书，非轲自若。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此后，宋代晁公武、清代崔述又补充了３条理由。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认为，《孟子》书中称诸侯都用谥号，“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崔述作《孟子事实录》认为，《孟子》所讲的历史事实和地理位置往往不合，“果孟子自著，不应疏略如此”。崔氏又认为，《孟子》对门人乐正子等都称“子”，“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门人皆曰子。细玩此书，盖孟子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书中亦不以子称也”。
　　三、再传弟子辑成说。清代周广业认为，“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纵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是孟轲以其说传授于乐正子等，然后由乐正子及其门徒编辑成书的。
　　四、师生合著说。此说主张《孟子》由孟轲口授，其弟子万章、公孙丑整理成书。宋代朱熹、清代魏源是主张孟轲自著的，但都认为有孟子的弟子参加。朱氏指出：“恐是其徒所见，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魏氏也说是万章、公孙丑二人口授而笔之书。此外，《史记》中提到孟轲：“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今人杨伯峻认为，乐正子等皆称子，而万章、公孙丑不称，只能证明万章和公孙丑二人参与整理成书；《孟子》中提到的诸侯，死于孟轲之后的是梁襄王和齐宣王，但也仅后数年，万章、公孙丑整理时，当然要用谥号，从而进一步肯定了师生合著说。
　　诸说各有依据，但从争辩情况来看，似乎第四种说法较能为人们所接受，也更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墨子》为何人所作墨子（约公元前４６８～公元前３７６），名翟，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宋国人，长期居住在鲁国。他的成就主要凝结在《墨子》一书中。由于此书存在纷繁驳杂的情况，哪些篇章属于墨子，哪些篇章系他的门人弟子作品，历来是一个悬而难决的问题。
　　有一种说法是从内容来看，《墨子》一书可分５组：从《亲士》到《三辩》７篇为墨子早期著作，其中前３篇掺杂有儒家的理论，应当是墨子早年“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痕迹。从《尚贤上》到《非儒下》的２４篇为一组，系统地反映出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题，是《墨子》一书的主体部分，《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６篇，专说名辩和物理、光学等内容，前人因其称“经”，定为墨翟自著，实际是后期墨家作品，这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珍贵资料。
　　据《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记载，《墨子》是宋大夫墨子所作。但令人生疑的是，部分篇章涉及的史事时间跨度很长，而且很多篇章中有“子墨子曰”，其语气系他人引用墨子的言论而作为立论依据的，可见，《墨子》是间接反映墨子的思想，而不是墨子自己的作品。
　　到了晋代，隐士鲁胜为《墨子》中称“经”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４篇作注，并合称为《辩经》，认为这４篇是墨子亲自撰写的作品。
　　近人胡适在确定《尚同》、《尚贤》、《兼爱》、《非攻》等１１篇章为墨子作品的前提下，提出《经》上下、《经说》上下和《大取》、《小取》６篇，是称为“别墨”的后期墨家的作品。其主要理由是：《经》上下等６篇与《尚同》等１１题的篇章文体不同，理想不同，尤其是《小取》两称“墨者”，他人撰写的痕迹明显，很可能是惠施或公孙龙的作品，或者出自惠施、公孙龙同时代人之手。
　　胡适的学说一提出，就遭到梁启超、张煊等人的批驳。梁启超、方授楚等将《墨子》中的篇章分成５组：第一组为《墨子》卷一中的《亲士》、《修身》等７篇，因篇中杂有“甘井近竭，招木近伐”、“太盛难守”等道家语，故不是墨子作品；第二组为卷二至卷九《尚贤》、《尚同》等１１题，每题３篇，应当有３３篇，现仅存２３篇，在流传过程中已有亡佚，这一组文章应当是墨家分为３派以后的作品；第三组为卷十、卷十一的６篇，其中《经》上下、《经说》上下，是墨子亲作，或其弟子记录墨子口述，《大取》、《小取》是后学所著；第四组为卷十一中的《耕柱》和卷十二、十三，是墨子言行的记录，体例与《论语》相近，是墨子弟子们辑录的，也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第五组为卷十四的《备城门》、《备高临》、《备梯》等１１篇，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与秦相近，这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重要资料，是在秦国的墨家弟子的作品。由此看来，《墨子》断非出自墨子一人之手，而《经》上下、《经说》上下应是墨子亲作。
　　王廷洽作《论〈大取〉、〈小取〉》、《〈墨子〉新探》，又提出６类的分法，其中把《大取》、《小取》归为一类；把《经》上下和《经说》上下也归为一类，力证两《取》不是墨家作品，批评将两《取》混同于《经》上下和《经说》上下的说法违背逻辑原理，肯定作为全书精华的《墨经》确是墨子的代表作。
　　所以，《墨子》究竟为谁所作，各家有各家的说法，这个问题难作定论。
　　《山海经》出于谁之手《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描述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的大型地理著作，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神话传说的大汇编。全书共１８篇，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它以描述各地山川为纲，记述了许多当地的神话传说。其中《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黄帝擒蚩尤》等神话传说，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因而早已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此书来源甚古，但作者是谁，至今疑莫能定。自汉代以来，大致有４种说法。
　　一、作者不明说。最早介绍《山海经》一书的，是西汉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大宛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表明该书作者不明。
　　二、大禹、伯益说。大禹、伯益是离今４０００余年，即公元前２１世纪的人物。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西汉时的刘歆，他在《山海经表》中说：“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接着，《列子》中记载说：“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隋书·经籍志》云：“萧何得秦图书，……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记述虽有差异，但认为《山海经》系夏禹或与之同时的伯益所作，却成为历来的普遍看法。
　　三、出于众人之手，作于战国，成于西汉说。宋代的朱熹在《楚辞辨证》中首先提出，中国古代的神话集中于《楚辞》的《天问》篇中，《山海经》是根据《天问》而作。王应麟进一步引述朱熹的观点，认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曰东首，疑本因图画而述之。古有此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古代《山海经》确有图画，晋郭璞曾为《山海经图》作《赞》，今《赞》尚存，图已佚。）明人胡应麟说：“余尝疑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传以《汲冢纪年》之异闻，以成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观书中载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余暨、下隽宿地名，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间人所述，而后来好异者又附益之。”今人袁珂则确切地说明：“以今考之，实非出一时一人之手，当为战国至汉初时楚人所作。”并且提出：“除《海内经》四卷是作于汉代初年而外，其余均作于战国时代。”应当是一部长时期的集体合作的著作。
　　四、近代许多学者提出《山海经》作者的新假说。卫聚贤《山海经的研究》和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等文认为，根据书中地名、物名、神怪图像，以及称书为“经”、“藏”等的说法，推断此书很可能是从印度至中国各地的一路记录。而这一记录者，就是战国时墨子的学生、印度人随巢子。这样，又为《山海经》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探索思路。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山经》的成书较早，约在战国初期；而《海经》的写作则要晚至秦或汉初。它可能是综合各种口头传说材料，陆续编成的。然而，《山海经》的作者究竟是谁？流传的来龙去脉如何？成书于什么时代？这些问题，仍有待新的论证。
　　《离骚》是否为屈原所赋《离骚》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全诗２０００多字。它是吸收了南方民歌的精华，采用楚国方言而创造出的一种新体诗歌。诗中想像丰富，文辞优美，堪称我国古代诗歌的代表作，对历代的文学创作影响极大。它的作者，自西汉司马迁以来，都认为是屈原，似乎没有什么疑义。
　　屈原（约公元前３４０～公元前２７８），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身于楚国贵族。屈原生活在战国后期的楚国，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完成转化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带来的大分化，由战国初期七雄争霸的局面发展形成了秦、楚、齐三强鼎立的格局。其中，秦国由于改革比较彻底，国力比较强大，齐国地处东方，战争破坏较少，比较富庶，但国力并不强大。楚国虽是南方大国，而且历史悠久，但保守势力较大，也远远落后秦国。尤其是公元前３１６年，秦惠王用司马错之计灭了巴蜀以后，楚国所处的地位就更加被动了。屈原面对楚国的衰落，希望革新图强，但受到当权者的排挤，遭到流放。后来，楚国都城被秦国攻陷，屈原怀着悲愤的心情，跳入汨罗江殉国。传说这一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后来人们就在这一天划龙舟、吃粽子，纪念屈原。
　　然而，战国后期的楚国，也正是中国思想史上诸子杂出、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屈原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知识渊博，才学非凡，他创作出许多优秀的诗篇，流传到今天的有：《离骚》、《九歌》（１１篇）、《九章》（９篇）、《招魂》、《天问》等２０余篇。屈原的作品，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邃，艺术之高超，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刘勰所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唐代大诗人李白歌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所以，屈原虽然离开已两千余年，但他给我们留下的不朽诗篇却永驻人间。
　　但是，到了近代，却有人对《离骚》的作者是否是屈原持怀疑的态度。清末四川人廖平（号季平）在《楚辞新解》中认为，根本没有屈原这个人，《楚辞》中题为屈原的作品，多半是秦博士的仙真人诗。接着，胡适又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屈原其人。解放后，朱东润认为，《离骚》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的作品。刘安好读书，喜鼓琴，善文辞，崇黄老之学，曾受汉武帝命，作《离骚赋》，刘安的《离骚赋》，即今本《楚辞》中的《离骚》。随后，刘安又集门客作《鸿烈》（又称《淮南鸿烈》或《淮南子》），后因谋反事发，自杀。
　　然而，坚持《离骚》为屈原之作的学者提出反驳，主要理由有二：一、司马迁不仅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屈原赋《离骚》一事，且在《报任少卿书》中也谈到，可见他是十分肯定的；此外，《汉书》的《贾谊传》和《艺文志》中，也肯定《离骚》的作者是屈原。二、《汉书·淮南王安传》和高诱《淮南子叙》，都说淮南王刘安作《离骚赋》（或《离骚传》）是“旦受诏，日食时上”。一个上午要写成一首数千字的长篇抒情诗，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刘安所作的，一定是对《离骚》的评介文字。这段文字已被司马迁引入《屈原贾生列传》，即从“国风好色而不淫”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段。
　　总的来说，尽管有人怀疑《离骚》的作者不是屈原，却是证据不足，影响也很小，只能聊备一说罢了。
　　铜雀台与建安文学铜雀台在哪里？在史书里，在汉赋、唐诗、宋词里。但那些个铜雀台只能是凭各人想像的虚拟形象。
　　真实的铜雀台就在邯郸市辖的临漳县城西１７公里的“古邺城遗址保护区”内的三台村西。古邺城是在古邯郸衰微成一个普通的郡县以后，在这块土地上崛起的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三国曹魏起到隋４００余年间，后赵、前燕、东魏、北齐等割据王朝的都城。
　　中国古代的台式建筑始于周，成长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日趋完美。曹操在邺城建三台，特别是铜雀台，达到了我国古代台式建筑的顶峰。铜雀台初建于建安十五年（２１０年），后赵、东魏、北齐屡有扩建。这是以邺北城城墙为基础而建的大型台式建筑。当时共建有３台，前为金凤台、中为铜雀台、后为冰井台。据史书载，铜雀台最盛时台高１０丈，台上又建５层楼，离地共２７丈。按汉制一尺合现在市尺７寸算，也高达６３米。在楼顶又置铜雀高一丈五，舒翼若飞，神态逼真。在台下引漳河水经暗道穿铜雀台流入玄武池，用以操练水军，可以想见景象之盛。
　　铜雀台与建安文学有着不解之缘。东汉末年，北方一大批文学家，如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刘桢、陈琳、徐干、蔡文姬、邯郸淳等，他们聚集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慷慨任气，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
　　曹操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开一代文风的文学家，聚集在他身边的这些文学家被称为“邺下文人集团”，他们之所以被聚集是由于曹操对文学的热爱。他在为诸子设置的官署中专门有“五官中郎将文学”一职，于是曹丕、曹植大都以这一名义将建安七子等众多文人网罗门下，形成集团。虽然这不是专为文学创作而成立的组织，但却是文学家的核心，为组织文学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活动方式主要有游铜雀台欢宴时的赋诗，如建安七子中大量的《公宴》诗。这种组织起来的文学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文学繁荣，并为后世的文学活动提供了范例。由于这些人深受曹氏父子的影响，创作风格大体相近，一改东汉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弥漫的华而不实之风，形成了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建安风骨”。曹操的《登台赋》、《步出夏门行》，王粲的《登楼赋》、《初征》，曹丕的《典论》，曹植的《洛神赋》，蔡文姬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至今仍深受世人的喜爱。这些作品大都是在铜雀台所作。
　　这个“邺下文人集团”随着曹操的去世、曹植的被逐以及一场莫名其妙流行于邺城的瘟疫而风流云散，死者大部分葬于邺城铜雀台西２０里的地方。４００年后，唐代诗人温庭筠拜谒陈琳墓时写了一首极有感情的诗作——“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共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如今的铜雀台，在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后面，只剩下一不足１０米高的夯土堆，在其前方的金凤台也只有不足２０米高，像两位老人孤零零地屹立在京深高速公路旁。而其身旁则是一批依托铜雀台名气新建的旅游设施，真正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的作品吗据《后汉书·董祀妻传》，蔡文姬为陈留郡国人，是东汉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初嫁河东人卫仲道，夫亡后归居家中。时值天下动乱，四处交兵。董卓在长安被诛后，其父蔡邕曾因为董卓所迫，受官中郎将而获罪，为司徒王允所囚，并被处死狱中。蔡文姬则于兵荒马乱中为董卓旧部羌胡兵所掳，流落至南匈奴左贤王部，在胡中１２年，生有两子。
　　建安中，随着曹操军事力量不断强大，吕布、袁绍等割据势力被逐步削平，中国北方遂趋于统一。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曹操出于对故人蔡邕的怜惜与怀念，遣使者以金璧将蔡文姬从匈奴赎回国中，重嫁给陈留人董祀，并让她整理蔡邕所遗书籍４００余篇，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这就是历史上所谓“文姬归汉”的故事。
　　《胡笳十八拍》是一篇长达１２９７字的骚体长诗，原载于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九及朱熹《楚辞后语》卷三，两本文字小有出入。对于这首诗的作者，一说是蔡文姬，一说为后人（尤其是唐人拟作的可能性为大）所著，历代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便说：“世传的《胡笳十八拍》，大概是很晚出的伪作，事实是根据《悲愤诗》，文字很像唐人的作品。”罗根泽更断言《胡笳十八拍》的乐调作于唐著名音乐家董庭兰，歌辞作于唐诗人刘商。解放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郭沫若曾连续撰写了７篇专论《胡笳十八拍》的文章，力主恢复蔡文姬的著作权，在不少专家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围绕此诗作者和年代问题的空前热烈的学术大讨论。综观各家所言，关于《胡笳十八拍》的作者是否蔡文姬的问题，大致可分为否定与肯定二说。现简要分述如下：一、否定说。此说可以刘大杰为代表。其主要理由有：（１）《胡笳十八拍》作于蔡文姬不见于《后汉书》、《文选》及《玉台新咏》等一切唐以前的著录，而时隔六百多年，却突然出现于《乐府诗集》、《楚辞后语》，其可靠程度值得怀疑。（２）风格体裁不合。诗中骚体和七言诗合流的艺术形式，非东汉及建安时代的诗歌所能具，而略似于鲍照的《行路难》，杜甫的《同谷七歌》。其第十拍“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句，炼字修辞之精巧，平仄对仗之工整谐调，具可说明“东京无此格”（《东坡题跋》卷二）、“齐梁前无此调”（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其第十七拍“叹息欲绝兮泪阑干”之以“阑干”言泪，据明卫泳《秋窗小语》，更是“唐诗始有，前未之见”。此外，诗中每拍用韵极为严谨，拘守唐代官韵，与汉魏诗也完全不同。（３）地理环境不合。汉末南匈奴居住平阳，在今山西临汾附近，故诗中诸如“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塞上黄蒿兮枝枯叶乾”等，描述不实，尤见其伪。（４）历史事实不合。蔡琰在离胡的归议期间，汉胡和平相处，与南匈奴并无交兵争战之事实。诗中第十拍因何言烽火不灭，征战未息，杀气盈门，胡风吹月？且据《韵会》：“羯，地名，上党武乡羯室。晋匈奴别部入居之后，因号为羯。”所以第二拍中又何得言“戎羯逼我兮为室家”？（５）曲以拍名，始于唐代。考检古代乐书、乐志及其他书籍如晋孔衍《琴操》、宋王僧虔《伎录》、隋释智匠《古今乐录》及《晋乐志》等，从汉至南北朝，均无以拍名曲的乐曲。就中国音乐发展历史言，以拍名曲实源于隋而备盛于唐。
　　二、肯定说。此说以郭沫若为代表。郭氏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即已肯定《胡笳十八拍》为蔡文姬所作。时隔２３年，郭氏更认定此诗：“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那种不羁而雄浑的气魄，滚滚怒涛一样不可遏抑的悲愤，绞肠滴血般的痛苦，决不是六朝人乃至隋唐人所能企及。”“就连杜甫和李白都没有这样的本领，因为他们没有那样沉痛的生活经验。”为此，郭说（包括其赞同者）提出下列论点论据：（１）《胡笳十八拍》不见著录、论述和征引，是因为此诗内容有伤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形式是民间歌谣的体裁且杂以胡声，在古代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即如《秦妇吟》，在敦煌石窟沉睡了一千年，若窟门不开，岂非永远失传而难见于著录、论述和征引？其次，贵族式的琴曲从来缺乏群众基础，“自古以来就不吃香”，亦是其沉寂的另一原因。（２）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看，《十八拍》独特风格与体裁的产生并不突然，有其充分的客观基础。我国诗歌由先秦至汉末已发展成各种形式，四言消沉，五言盛行，七言出现，杂言已多见，骚体如东方朔《七谏》、王逸《九思》等亦复继出。蔡琰融合各体，别创新声，完全符合文学发展规律，这正如《九歌》之前无《九歌》，《离骚》之前无《离骚》一样，毫不足怪。《十八拍》全诗近１３００字，仅两联可称为精炼工整的对仗句，较之同时代的其他诗篇，并不算多。至若以“阑干”言泪，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赵晔《吴越春秋》、颜师古所注《汉书·息夫躬传》等均已有之，并非“唐时始有”。（３）东汉光武时期，匈奴曾分裂为南北二国。南匈奴依附汉王朝，献帝时移居平阳。然此指南匈奴之王廷及单于所在地而言，实际上各部落仍散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和代八郡，绵亘长城内外三千里。因此，诗中言及长城、陇水，描写塞上风光，便是题内之义。（４）据《资治通鉴》及《三国志·魏武帝纪》所载，文姬流落匈奴时期，正当“胡狄雄张”、边境未靖之时，所以诗中的“城头烽火”、“疆场征战”云云，并非不实之词。又据《晋书》载记，“羯”之命名也非如《韵会》所谓是“匈奴别部散居上党武乡羯室之后”方有其名。事实上，“羯”字乃泛称，非专指，代“戎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即已用之。（５）《胡笳十八拍》或句句入韵，或偶隔一句不入韵，换韵在四句以上，且换韵时首句反不入韵，韵例极不齐整，与唐代押韵规律大不一样。其第二拍中平、入通押，第六拍中平，去、入通押等更尤为唐韵所不容，又岂能指以拘守唐代官韵？
　　由于论战双方各引经据典，皆有所本，刘、郭二说针锋相对，所以，《胡笳十八拍》是否为蔡文姬所作，至今尚无定论。
　　《资治通鉴》为何影响历代帝王司马光是北宋哲宗时的宰相，著名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在历史和文学方面很有成就的学者，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深深影响了近千年来的众多帝王和文人学士，是我国最有名的编年体通史。
　　司马光是陕州夏县（现在的山西省夏县）人，字君实。司马光的名字有个来由，他的父亲司马池，宋真宗时曾在光山做过县令，而司马光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因此名叫“光”。
　　司马光的名字，对于中国儿童并不陌生，“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几乎是人人皆知。司马光的父亲长期任掌管皇家藏书阁的三司副使，司马光具有比其他人更优越的读书条件，而且比一般纨绔子弟更愿动脑。童年司马光在花园玩时，小朋友落入水缸，他临机想出以石头打破缸救人，其机智的表现随后被画工绘成《小儿击瓮图》在汴梁张贴。若按如今时尚评选十大杰出少年，想来这位幼年即有见识的官宦之子必名列其中。
　　司马光成年后沿着读书做官仕进之路节节高升，多数时间是任学士、翰林等闲职。然而与童年救人时开创新举措相反，成年后的司马光为官一向强调“守常”。他临终前为相，仅数月便把文坛老友、政坛对手王安石实行的新政全部废除，这同当初王安石的变法一样引起天下骚动。
　　在１０８３年写完《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因耗费了１９载心血，已齿落发白，自感来日无多，预留下丧事不可奢华的遗嘱。１０８６年１０月１１日，官至宋朝宰相的司马光受中风的多时折磨去世，享年６８岁。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是已故神宗皇帝下令在杭州刊刻的《资治通鉴》尚未完成付印。他死后殓入早备好的薄棺，遗体仅盖一旧布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布衾铭》。前来吊唁的太皇太后、皇帝和大臣看到府中萧然，满屋图书，床上铺一领旧竹席，都慨叹不已。朝廷送来２０００两丧葬银，其子遵父遗命全部退回。此种情景，在盛行厚葬陋习的封建社会可谓罕见。
　　然而司马光死后仅８年，哲宗皇帝便将他打成“奸党”，追夺官誉谥号，并砸了刻有御书的墓碑。又过了３０余年，金兵南下，摧枯拉朽般轻易攻下汴京，宋朝两个皇帝成了俘虏，汉族后来长期以此为奇耻大辱。北宋元气是为王安石变法所伤，还是被司马光复旧所坏，几百年间史家争论不休。
　　研究历史的人谈起司马光，视其为毁誉不一的人物。他之所以与司马迁并称为古代史家双绝“两司马”，是因为留下一部３００万字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而且至今它还是全国各大书店的畅销书。历史上诸多的冲突与整合、光荣与腐败、圣洁与阴谋，都在卷中徐徐展开。
　　宋神宗给司马光主持编写的通史所定之名，“资治”意味着供统治所用，“通鉴”则是借鉴之意。按近代人更简明的评价，《资治通鉴》是一部标准的帝王教科书。《资治通鉴》的中心思想，是力维正统，排斥异端，强求一律。令人不解的是，司马光又把一些篡位弑君、残民暴戾的政权年号当作正朔，以强大者为尊。写三国时，他与社会上千年来的爱恶不同，以曹魏为正统而贬蜀汉，这恐怕也只能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历史观解释。不过，此书的创作得到皇帝同意，宋神宗钦定书名，完稿后用８个月观阅一遍，赞其“既广博又得其要领”，还亲自作序。于是此书颁行天下，后来还礼赠朝鲜、越南等国王。
　　《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在朝廷支持下，编者尽找天下民间史料，皇家的藏书也都提供使用，加上司马光同几个助手有着很高的史学素养，该书能详细记录从东周至五代１３６２年的历史过程，并做了许多考证，在众多方面超越了前人。现代考古工作者曾找到司马光写“通鉴”的草稿，发现每个字都工工整整毫不潦草，且能反复利用旧纸，其治学严谨和节俭的精神跃然于这些古文物之中。
　　《资治通鉴》中有一些封建糟粕，主张强调帝王沿革而轻视经济，不过宏卷中仍能反映出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从这一如同大琥珀般晶莹透彻的卷册中，可以看到民族发展的血脉，看到历史机缘，了解治内攘外的权术，因此该书问世后一直被推崇为中国史学的巨篇，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通鉴学”。无数文人学子特别是学习历史的人，历代都熟读此书。毛泽东去世后，人们从他存书中发现，这位领袖对《资治通鉴》的反复阅读圈点竟达１７遍之多。同《二十四史》一样，这部书是毛泽东于解放后最喜欢读的书籍。
　　当我们读罢《资治通鉴》掩卷长思时，可以感到中国历史的悠久既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持续力和凝聚力，同时也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超越的惯性障碍。现代人从中可以感悟出我们的先民何以能创造出领先世界的古代文化，又为何在迈向近代化的征途中步履蹒跚，并激励自己掌握跨越时空的文明精华，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去迎接新世纪的腾飞。
　　寻找沉寂了数世纪的《永乐大典》迄今已有近６００年历史的《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在明永乐元年（１４０３）下令由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由三千多文臣耗时４年纂修而成。共辑录图书８０００种，上自先秦，下迄明初，天文地理，人事名物，无所不包。整部典籍共２２８７７卷，外加目录等６０卷，装成１１０９５巨册，全部用毛笔工楷书写，是世界上最早、最宏伟的百科全书。
　　由于该书篇帙浩繁，从未刊刻过，仅在明嘉靖年间重录过一部。但令人痛心的是，这部无与伦比的世界瑰宝却遭受了最野蛮的毁掠。在２０世纪初，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大部被焚毁，余下的多被掠走他乡，运往英、美、法、日等国。流失海外的《大典》残书，经数十年反复搜寻，现查实散见于世界各地博物馆、图书馆里仅共有３００多册、约８００余卷，不到原书的４％！而国内至清末民初仅存６４册、１２８卷，《永乐大典》惨遭浩劫。
　　有学者研究发现，被八国联军毁掠的是明嘉靖后期重抄的副本，流失海外和国内陆续搜集的残本也均为嘉靖重录副本或其抄本。而《永乐大典》的正本至今一卷也未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对《大典》正本的下落，曾有几种说法，一说在南京毁于大火；二说清嘉庆年间失火于乾清宫中；又有说可能是被一同焚毁于明末文渊阁。但经过考证后发现这些说法都经不起推敲。
　　据史书记载，《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年）宫中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份量。当时嘉靖帝即有意“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更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帝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已向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４年后，嘉靖“驾崩”，３个月即下葬。葬礼刚毕，隆庆帝便宣布《大典》已抄成，赏赐重抄的儒臣。可是却从此时起，《大典》正本的去处就音信渺然。嘉靖的丧葬与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以及一反中国古代皇家修典必大肆宣扬典藏何处及在官修书目中着录的作法，都使人感到，《永乐大典》正本的消失带有明显的人为特征。
　　讲到《大典》正本的失踪，又会令人想到嘉靖几乎经营了一生的地下皇宫——永陵。历时１２年建成的永陵是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一座，建于明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尽管“天机”封锁得异常严密，又有副本存在、水火之灾、流传丧失的种种烟雾，但事实是，《永乐大典》正本，完整的一部巨书，没有毁亡，更没有佚失。它应该好端端地藏在永陵玄宫中！这是个该找而没有找过的地方。所以，寻找《永乐大典》正本下落，对于解开其失踪之谜非常有意义。
　　如果《大典》真的还在永陵中，书籍的纸张是否仍未腐烂，还保存完好？按照《永乐大典》总体积达４０立方米这样巨大的物体来说，运用物理勘探方式勘查出其空间位置，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但要确定是不是图书典籍，目前还难以做到，因为纸制品目前还未发现其形成一种专门信号。如果将其装入金属或木质器物中加以外保护，则也可勘测。目前从记载来看，《永乐大典》收录的书籍中采用了朱砂等矿物质作书写原料，由于朱砂具有放射性，就可以勘测出来，但《大典》究竟采用了多少朱砂也是一个难题。
　　从古代墓葬中出土纸质品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先例。古代的纸张如宣纸，由于是手工制作，多不含酸，但作为有机物、纤维，总归有一个被腐蚀的问题。对于放在地下陵墓中的典籍是否完好的分析，不仅是水、空气、湿度，还要考虑到放置位置，如是否安放在遗体附近等。即使在真空状态下，也不能说就万无一失。
　　有些学者十分反对开掘永陵打开坟道，尽管现在十三陵的所有地宫入口通道都很清楚，包括永陵的地宫进口也了解得很准确，但还是主张采用密闭式法，即不进行露天开掘，而使用个人供氧方法，在不透风的情况下进入地宫，采用计算机扫描方式，将《大典》数字化后，仍将《大典》放在永陵地宫内保存，保持原状不变。具体操作可将《大典》从地宫移至甬道一侧的侧室内，在密闭供氧的情况下，电脑工作人员对大典作扫描，按１０人每天每人扫描１０册计，１００００多册大典的数字化用３个多月时间可以作完。德国和日本科学家配合埃及考古人员对埃及金字塔采取密闭式法考古就取得了成功。《永乐大典》如果也采用这样的方法，对继续保存《大典》会有很大的好处。
　　１００年前，侵略者的毁掠留给中国人民的心灵创伤，将随着《大典》的重现于世更激起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同时也将为古老的中华文明献上一份厚礼，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巨大的贡献。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一般有三种说法：一是施耐庵，二是罗贯中，三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施耐庵、罗贯中这两个人物由于生平事迹历史记载较少，所以众说纷纭。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大丰、兴化两市一批文物史料的发现，以及众多专家教授对《水浒传》版本学的研究取得突破，《水浒传》作者之谜正日益得到揭开。
　　目前，学者们认为《水浒传》前七十回为施耐庵作。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也就是说先由施耐庵撰写，后由罗贯中编辑、整理，作者是施、罗二人，一百二十回的版本应该说也是这种情况。专家们认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在艺术上颇有相通之处，施耐庵与罗贯中的渊源与纠葛由此浮出了水面。那么，施耐庵和罗贯中究竟是什么关系？
　　施耐庵与罗贯中是师生关系这一说法，出自明代淮安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和清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王道生说：“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胡应麟在谈起《水浒传》创作缘起时说施耐庵“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也。”
　　据《录鬼簿续编》介绍，罗贯中“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可见《水浒传》中诗词的掺入多为罗贯中所为，作为纂修者罗贯中又对《水浒传》进行了修改，这样与《三国演义》有部分情节相似也是正常现象。所以说，施耐庵与罗贯中是师生关系是有可能的。
　　然而，《水浒传》最初是什么书名，对此历史上曾有四种说法：一是《宋江》。明代郎瑛《七类修稿》载：“《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二是《忠义传》。明代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三是《江湖豪客传》。淮安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记载：“先生之著作有……《江湖豪客传》”。《兴化县续志·施耐庵传》记载：“士诚入内，至耐庵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也。”
　　四是《水浒传》。《水浒传》的先声是《宣和遗事·梁山泊聚义本末》，它是在宋元故事的基础上，由说话演变而来，即在说书人讲的故事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水浒传》最初叫《江湖豪客传》，是写梁山水泊英雄的，因为太露骨，在明初的专制统治下，是不可能出版的，以《水浒传》名之较为隐晦曲折。
　　至于《宋江》一说，只是部分片断，如《水浒传》最初是从宋江“宋十回”、林冲“林十回”开始的，应该说最初的书名还是《江湖豪客传》较为妥帖。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最初的书名究竟是什么？看来还得寄希望于发掘出新的有价值的文物史料，方能揭开这一名著的身后之谜。
　　《金瓶梅》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吗《金瓶梅》问世时，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并没有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但此书丰富的思想内容、娴熟的艺术手法，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日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因此学者们对于探索它的作者问题，始终抱着很大的兴趣。
　　从现有的各种记载来看，晚明时期就有人提出了《金瓶梅》为“某大官家中的教师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某孝廉”等所作，由于这些看法纯系传说，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
　　入清以来，“嘉靖间大名士”如徐渭、卢楠、薛应旗、赵南星、李卓吾等人，都曾被假定为《金瓶梅》的作者。不过最为流行的看法，则是指嘉靖年间的大文学家王世贞。据传王世贞的父亲王杼，因献《清明上河图》的赝品，为唐顺之识破，因而得罪于权臣严嵩和严世藩父子，最后被残害致死。王世贞为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给严世藩投其所好。书的内容影射严嵩父子，揭露他们的种种丑行，而书上又涂有毒药，书阅毕，严世藩即中毒而亡。这个故事后来成“寓意说”、“苦孝说”的根据。
　　１９３２年，山西省发现了《金瓶梅词话》，书前刻有“欣欣子序，兰陵笑笑生作，明万历四十三年”字样。它比原来的明崇祯天启年间的刻本——《绣像金瓶梅》和在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根据崇祯本批点的《第一奇书金瓶梅》都早。由于这一新版微露了作者的端倪，因而研究者们对《金瓶梅》作者的考辨更为重视。“笑笑生”究竟是何人，却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
　　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更趋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６说：王世贞说。有的研究者主要根据《明史·王世贞传》和《万历野获编》以及有关王世贞的身世、生平、籍贯、爱好、文学素养、社会经历、思想风貌、创作时间、生活习惯等，“与《金瓶梅》全书对勘”，认为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与王世贞的各种情况都“很对口径”、“王世贞的影子完全摄在《金瓶梅》中”，所以，“王世贞是最有条件写此书的作者。”
　　李开先说。有的研究者认为，李开先的身世、生平和“对词曲等市井文学的极深的爱好和修养”等，与前人对《金瓶梅》的说法不谋而合；作品本身证明它同李开先关系密切；把《金瓶梅》和李开先的《宝剑记》作比较，就会发现有不少相同之处。所以，《金瓶梅》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都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而这个写定者就是李开先。
　　贾三近说。有的研究者从新发现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册中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后的四篇题跋中，纠正了《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的两处错误，从而也否定了王世贞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以前有关《金瓶梅》作者的各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破绽，即籍贯不是“兰陵”（即山东峄县）。《金瓶梅词话》序中的“兰陵笑笑生”，是峄县人无疑，而此“笑笑生”是贾三近。因为在嘉、万年间贾三近的生平经历、文学素养、世界观和精神气质、笔名和《金瓶梅》全书所反映的内容较为相符。贾三近所作《左掖漫录》当是《金瓶梅》的原稿。
　　“吴侬”说。所谓“吴侬”，是“生长在吴语地区，或是受吴语影响较深的人”的昵称。有的研究者从《金瓶梅》书中多次运用吴语词汇这一点来证明“改定此书的作者当为一吴侬”，并不一定是山东人。还有人曾将《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两书进行对照，从作者所用的方言中发现了许多疑问。特别是作者对山东的地理知识，“似乎十分模糊”，说是“山东人”的可能性不大。
　　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说。有的研究者从明人有关《金瓶梅》的记载、词话源流及书中保留的说唱文学特点的例证认为，《金瓶梅》不是哪个大名士、大文学家个人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民间艺人参加的、经过多人加工整理的作品。还有人更进一步指出，在《金瓶梅词话》以前，应该有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后来却把这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改写为《金瓶梅词话》，虽保留了词话的名称，实际上是普通小说。
　　屠隆说。有的研究者认为《金瓶梅》成书的确切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间”，这样，作者并非“嘉靖间大名士”。从《金瓶梅》的内容来看，作者应是一个很不得志、看穿世事、不满现实、玩世不恭、而又做过京官、“好叙男女情欲和熟悉小说戏曲游戏文字”的人。明代万历年间文学家屠隆在《开卷一笑》中曾用过“笑笑先生”的代名，“笑笑先生”当为“笑笑生”，而“兰陵”应为江苏武进，是屠隆祖先居住过的地方。他的书斋是“婆罗馆”，正是取名于武进的古巷。从屠隆的籍贯和生活习尚看，符合著《金瓶梅》的作者条件，万历十二年，屠隆在京师正意气风发之时，被讦与西宁侯纵淫而罢官，使他看到世态的艰险，同时更纵情于诗酒声色。这种遭遇和身世以及对社会的认识，都和《金瓶梅》中所揭露、鞭挞的相一致。屠隆对人欲的看法是“既想治欲，又觉得欲根难除”，这与《金瓶梅》既“企图否定过度的淫欲”，又“不自觉地流露出赞赏”的观点也是吻合的。屠隆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善恶并采，淫雅杂存”，不必对“淫”的描写躲躲闪闪。这些都是产生《金瓶梅》的特殊思想基础。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四大奇书”之一，对其著作权问题的各种研究，有助于深入探讨此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因此，早日考证出其作者，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四库全书》是如何被编写的有人会不知道《四库全书》吗？那是中国古代由皇帝组织编写的最大的一部丛书。全书的编写耗时１５年，动用４０００余人，收录３５０３种图书。全书共有７９３３７卷，３６３０４册，总字数为９９７００００００余字，全书共２３０００００页，连结在一起，足够绕地球赤道一圈有余。１８世纪后期以前的主要著作都被收进其中。
　　之所以能花费十数年时间，集中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编辑《四库全书》，与乾隆年间社会安定、国家富足的情况是不可分的。当时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有３０００余万两，国库储备常在七八千万两。乾隆有才干，也好大喜功。他自己夸耀对新疆、西南等地的历次用兵是“十全武功”。武功既已盖世，文治自然不能落于人后。有雄心，又有经济力量，乾隆以官修钦定的方式，可以吸引人，可以网罗人，又可以粉饰自己。既褒贬言论，又规范人们的言行，还稳固宝座，是真正的“一石三鸟”。
　　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年）的正月，乾隆向全国发出一道上谕，令各省官员广泛收集前代遗书和本朝著作，送到京城。可惜各省官员视此事为皇上一时的心血来潮，没当多大回事。过了一年，书没收到几本，乾隆十分恼怒，接下来的圣旨措辞严厉，以半年为限，再无进展各省督抚就得当心了。于是各省积极起来，不断把搜集到的图书送到北京。以文化发达的江苏和浙江收集的图书为多。江浙一带文化发达，自明代以来，刻书、藏书成风，涌现出许多藏书大家，如宁波天一阁范氏、杭州“知不足斋”鲍氏、嘉兴曝书亭朱氏、常熟述古堂钱氏等。范氏、鲍氏的进书都在５００种以上，而且很多是宋元孤本、秘籍，弥足珍贵，为《四库全书》增色不少。为奖励私人献书，凡进书５００种以上者，奖《古今图书集成》一部，１００种以上者，奖《佩文韵府》一部。进献图书特别珍贵的，如宋元时期的珍本，乾隆亲自在书上题诗。
　　按照清朝的规定，凡官方主持修纂的大书，都要成立专门机构，由专门的官员负责。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四库全书馆在翰林院设立。为表重视，四库全书馆不属任何政府部门管辖，由朝廷直接掌握，乾隆经常过问重大事务和修书进度。四库馆的最高长官是正总裁，由皇子和大学士级别的政府高级官员担任，其副手副总裁由政府各部的正、副长官出任，他们多是挂名，以示朝廷对此事的高度重视，并不承担具体工作。
　　《四库全书》的分类，可以说是当时图书分类中最完备的。全书共分为４部、４４类、５６属。４部指经、史、子、集，这也是《四库全书》名称的由来。“经”指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故名列第一；“史”指记载过去的历史典籍；“子”包括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集”通常指诗文一类的文学作品，有时也涉及其他学术领域。通过《总目》可以知道《四库全书》收了哪些书，各分布在哪一部类，每部书的内容如何。
　　像《四库全书》这样大规模的图书编纂工作，没有众多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参与，既难以完成，也无法保证质量。因此，四库馆里聚集了当时全国各地最有名望的学者，如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王念孙等，他们各有所长，分工负责，为《四库全书》的编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纪昀是直隶河间府献县人，他从小聪明过人，才思敏捷，博学多闻，被称为“河间才子”。长大后一帆风顺，不仅官运亨通，也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是乾隆年间学术界的“掌门人”。四库馆开馆时，他就被推荐担当总纂官，一直到修书工作结束，是《四库全书》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四库全书》的体例、图书分类、各部的总序、各类的小序、各部类中书籍的排列次序都由他一手确定，每本书的提要也都由他增删润色，最后定稿。
　　戴震主持经部工作，他是经学大师，擅长考证，见解独到，对音韵、文字、地理也很精通。后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四库馆。
　　邵晋涵主持史部工作，他有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素养，记忆力惊人。在馆修书时，不论总裁问到什么事，他都能随口答出在哪本书哪一页，屡试不爽。我们今天看到的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就是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一点一点辑出来的。
　　周永年主持子部图书，他精通校勘学，而且勤奋异常，硬是把１８０００卷的《永乐大典》残本翻检了一遍，从中辑出了十几种失传已久的珍贵古书。这些著名的学者为《四库全书》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值得我们永远感念不忘。
　　《四库全书》的命运，可以说和清王朝的命运紧密相关。没有康乾盛世，就不会有《四库全书》。但随着清王朝由盛转衰，《四库全书》也难逃厄运。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图书化为灰烬，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也多被毁坏、流失。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翰林院残存的四库底本和《永乐大典》又被强盗劫掠出境。
　　《四库全书》汇集保存了１８世纪前绝大多数历代典籍，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古籍善本，为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和发扬光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功不掩过，《四库全书》的修纂，也使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遭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在修书过程中，对不合乾隆胃口、有碍清朝统治的书籍大量查禁、删改、销毁。据不完全统计，全部销毁的书籍有２４００余种，部分销毁的有４００多种，总数在１０万部以上。毁书的同时，乾隆还屡兴文字狱，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学术文化的正常发展。
　　高鹗的风雨《红楼梦》一部小说以其残存的八十回成为一个民族难以企及的文学顶峰，为完成全璧而续补的后四十回竟能达到乱真的程度，与原著一起家喻户晓，流芳百世。如今，就连对续书骂得最起劲的红学家在整理出版《红楼梦》时也不敢弃之而不用，读者的认同和喜爱已使续作成为《红楼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维纳斯残臂式的成功续接确确实实是一个文学奇迹。
　　然而，恰恰是这位奇迹的创造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受到近乎苛刻的指责和谩骂。曾几何时，红学家们将不满和怨气全撒到他身上，对其所做的续补工作全盘否定，横加指责，将其视为篡改《红楼梦》的罪人，还有的红学家将他描绘成用心险恶，受人指使的文化特务。直到近几年，随着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和正常化，人们才开始用比较公允和宽容的目光来重新审视这段文学史上的公案，为保全《红楼梦》而付出辛勤劳动的高鹗终于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肯定。
　　用“困厄失意、才华过人”８个字足可概括高鹗的一生。落魄不遇，使他与曹雪芹有类似的人生体验；才华独具，使他的后四十回在众多续红之作中脱颖而出。以高鹗的见识与功力，如果他另写一部小说，肯定会得到更高的声誉，但他做出了续补《红楼梦》这种极富挑战性和冒险性的选择，与一位最优秀的天才作家并肩而立，接受后人并不友好的审视和品评。
　　“天涯倦客楼头妇，一种消沉奈落何”。十分遗憾的是，因资料的缺乏，高鹗在我们的视野中只是个面目模糊的身影，从其夫子自道及其零星的记载中可窥见其人生的一鳞半爪。他虽中过举人、进士，可等他得到这些施展才学的资格时，已年过半百，只能油然而生夕阳之叹了。随后而来的内阁中书、顺天乡试同考官、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等有职无权的谏官、学官官衔让颇有胸襟的高鹗感到失落和惆怅，在不少诗文中，他流露出一种“泥途悲潦倒”的感叹。早年的科场淹滞、晚年的平淡仕途使他始终处于悲苦困厄的心绪体验中，也使他能够在情感上理解和贴近曹雪芹，完成那个动人心魄的悲剧结局。一方面是“金粉飘零旧梦怀，凄凉往事付歌喉”，另一方面是“学邃才雄”，“誉满京华”。其过人的学识、出众的才华、生花的口才，据说是“凡在有目，谅皆欣赏”，这也许是失意人生的一种必要补偿吧，否则，续补《红楼梦》将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永恒感叹。
　　此外，高鹗为人忠厚，常常规劝弟子们克尽忠孝，走举业之路。他的八股文写得很好，思想精到，笔力雄健。在诗文中，他还常将人生如梦的感伤情怀抹上一层佛老色彩。所有这些，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中都可依稀感觉到。
　　尽管直到今天红学家们对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仍然众说不一，比如有人认为其中有曹雪芹的残稿，但更多的人相信它出自高鹗之手，因为有比较可信的证据。清代著名诗人、高鹗的妻舅张问陶在其《赠高兰墅同年》一诗的自注中明确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高鹗本人也写过一首题为《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的诗，抒发辛苦劳动后的感受。在程伟元《红楼梦序》、高鹗《红楼梦序》以及程、高合写的《红楼梦引言》中，也记述了高鹗的工作：“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至于高鹗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是修修补补，还是凭空营构，红学家们尽可以埋首穷究，互相诘难，但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令人信服的最终结论，毕竟与《红楼梦》有关的谜团太多了。在没有新的材料推翻旧论之前，我们还是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全部归于高鹗一人。
　　与曹雪芹的接力赛跑注定使人们用前者的标准来衡量高鹗，使他在前者的辉煌中黯淡失色，从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许高鹗当年续写《红楼梦》只是一时的冲动，假如他预知百年后自己的举动招来那么多是是非非，他还敢动笔吗？自然，他也该知道，如果他不续写《红楼梦》，后人也就不会那么动情地注视他。在文学史上，他也只能与成群结队的二三流作家一样尘封于图书馆古籍书库的一排排书橱中。
　　但既然高鹗从曹雪芹手中接过了接力棒，人们自然渴望他有超水平的发挥。问题在于他写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人们点头认可呢？此前此后都没有现行的范例可循。其实，高鹗的续作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但人们对他还有更高的期待。进而我们又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由曹雪芹本人来写这后四十回，会精彩绝伦到什么程度呢？
　　一部只有八十回的天才之作和一部四十回的精巧续书形影不离地一代代流传着，但直到今天，多数一百二十回印本的《红楼梦》上只署着曹雪芹一人的大名，这不仅抹杀高鹗的续写之功，也平添曹雪芹的盗世之名。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常常用缺憾来折磨和考验一颗颗心灵，就《红楼梦》而言，它使一个古老而敏感的民族难以安宁。
　　《红楼梦》中怀古诗的奇谜奇解《红楼梦》第五十一回有薛宝琴作灯谜——怀古绝句十首。曹雪芹在此并未宣底，只写道：“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于是《红楼梦》问世２００多年来，就不知有多少人索肠搜肚，绞尽脑汁，试图猜得谜底，胜过“大观园姐妹”一筹。以下就是前人努力的结果：《赤壁怀古》其一“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喧阗一炬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此诗咏三国赤壁之战，诗意十分悲凄。于是有人猜“法船”，这是一种用于“鬼节”（农历七月十五日）焚化的，由纸扎糊成的船，船上另扎和尚、鬼形等。也有人猜“走马灯”。
　　但也有另一种独树一帜的谜底，猜者认为怀古绝句十首的谜底应在谜外猜，因为曹雪芹极善曲隐之笔，这几首灯谜很可能是隐射大观园女儿命运的“录鬼簿”。于是他们认为《赤壁怀古》乃隐指贾府大家族的衰败。
　　《交趾怀古》其二“铜铸金城振纪纲，声传海外播戎羌。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烦说子房。”此诗是咏东汉抗击匈奴、乌桓、西羌的名将马援。有人猜“喇叭”，因旧时称喇叭为“马上招军”。还有一种版本将“金城”写为“金镛”。镛者，古时奏乐时表示节拍的大钟。“金镛”招“宫闱”，“声传海外”。有人就猜是招进宫，封为贵妃而生势的贾元春。
　　《钟山怀古》其三“名利何曾伴汝身，无端被诏出凡尘。牵连大抵难休绝，莫怨他人嘲笑频。”此诗写南齐时的周子，曾到钟山隐居，但等皇帝诏书一到，便出山作官，受到他人耻笑。有人猜“不倒翁”。外形乌帽猩袍，实泥人也。也有人猜“肉”，有人猜“傀儡”。而猜“李纨”则似乎很恰当，李纨青春丧偶，心如“槁木死灰”，一心只求当个“稻香老农”，但儿子贾兰的发迹，还是把她“诏出凡尘”。
　　《淮阴怀古》其四“壮士须防恶犬欺，三齐位定盖棺时。寄言世俗休轻鄙，一饭之恩死也知。”此诗咏汉代的韩信，他少年曾忍“胯下之辱”，功成后报漂母一饭之恩。于是有人猜“打狗棒”。这是人死后一种祭物的俗称，源于清代迷信：人死后魂灵要经过“恶狗村”，只有手执打狗棒才能通过。也有人猜“兔子”。更有人猜“马桶”，说是拉屎须防狗。“盖棺”指“盖马桶盖”，末句说马桶之屎为饭所代。其实应该猜“王熙凤”更贴近谜面。诗中恶犬指贾琏，末句指刘姥姥在凤姐获罪坐牢时，把凤姐女儿巧姐救出火坑之事。
　　《广陵怀古》其五“蝉噪鸦栖转眼过，隋堤风景近如何？只缘占尽风流号，惹得纷纷口舌多。”此诗是议隋炀帝修筑运河之绩。有人猜“牙签”，因为清代牙签乃柳木所制。亦有人猜“箫”，亦有猜“柳絮”的。还有人认为是指“晴雯”，怡红院通往柳叶渚有一条柳堤，况晴雯的“册子”中说她：“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诗末二句即指此。
　　《桃叶渡怀古》其六“衰草闲花映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六朝梁栋多如许，小照空悬壁上题。”桃叶渡在今南京秦淮河与青溪合流之地，相传为东晋王献之的宠妾桃叶渡江之所。有人猜“油灯”，从灯草、灯盏、灯花去推测。亦有人猜“团扇”。但猜“贾迎春”也较切谜面，七十九回写得分明，宝玉自迎春被接出大观园后“天天到紫菱洲一次，徘徊瞻顾。”“桃枝桃叶”喻宝玉迎春兄妹关系。
　　《青冢怀古》其七“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此诗咏汉代王昭君。于是有人猜“墨斗”。诗中“樗栎”之典出于《庄子》。书中说：“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雍肿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还有人猜“枇杷”。亦有猜“香菱”的。她的“册子”上所画“一方池沼，其中水涸泥干”，与本诗首句相符。“汉”指“汉子”，即丈夫，“樗栎”即薛蟠。
　　《马嵬怀古》其八“寂寞脂痕渍汗光，温柔一旦付东洋。只因遗得风流迹，此日衣裳尚有香。”此诗是咏唐代杨贵妃的。有人猜“香皂”，似较切谜面。也有人猜“杨妃冠子白芍药”。其实是隐指“秦可卿”的，前两句写她“淫丧天香楼”，悬楼自尽，后两句写贾宝玉在她房中“神游太虚境”。
　　《蒲东寺怀古》其九“小红骨贱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此诗咏《西厢记》中的红娘。有人猜“鞭炮”，诗中“夫人”指竹子，典于宋代张来写的《竹夫人传》。有人猜“骰子”，也有人猜“帐须”。其实猜“金钏儿”较妥。诗中“夫人”即指王夫人。而“私掖偷携”则指金钏儿与宝玉私下亲近的情景。
　　《梅花观怀古》其十“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婵娟。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此诗咏汤显祖戏曲《牡丹亭》。有人猜“纨扇”或“团扇”，因扇上多绘杨柳、仕女美人，似较切谜面。有人猜“秋牡丹”亦自有其理。有人认为作者真意是指“林黛玉”，将杜丽娘与黛玉相比很相似。而西风则隐指潇湘馆“落叶萧萧，寒烟漠漠”的悲凉景象。
　　以上便是十首怀古诗的各种谜解，随着研究的深入，相信还会有更确切的谜底。
　　
 军事政变
　　奠基炎黄文明的涿鹿之战距今约４６００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进行了一场大战，史称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放牧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原始社会中晚期，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方向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蚩尤族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
　　黄帝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８１个凶猛无比的支族（一说７２个），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等优势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
　　在这次战斗中，为了辨别方向，黄帝还发明了指南车。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服众的氏族首长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强迫东夷集团同自己华夏集团互结为同盟。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由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察了。但是神话毕竟是历史的投影，曲折地反映了事实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涿鹿之战堪称我国古代战争的滥觞。
　　涿鹿之战中，黄帝族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在于其战争指导比蚩尤族要来得高明。具体而言，即其已开始注意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作好战争准备，史称“轩辕氏乃修德振兵”，就是证明。相反，蚩尤族方面尽管兵力雄厚，兵器装备优于对手，但由于一味迷信武力，连年对外扩张，已预先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丧失了控制中原地区的历史性机遇。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由此可见，涿鹿之战的确是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鸣条之战：最早的速胜战《易·革·彖辞》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这里所说的“汤”，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王朝的开创者——商汤。他曾经领导商部族和其他反抗夏王朝残暴统治的同盟部族，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朝。他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愿望，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赞扬。鸣条之战就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氏族部落，在夏朝阶级斗争动摇了夏的统治的时候，黄河下游一带的商部落逐渐强大起来，由夏的属国演变为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商族原居于河南东部、山东及渤海沿岸，商汤即位并迁徙部族统治中心到亳地（今河南商丘）后，即积极筹措联合其他部落攻夏的大计。当时，夏朝的最末一个统治者是桀，他暴虐无道，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重。他大兴土木，修筑宫室台榭，劳民伤财，强迫人民给他出征打仗，造成人民对他极端仇恨。传说当时人民诅咒他快死，夏桀知道后，说他自己是天上的太阳，太阳什么时候死，他才能死。于是人民便指着太阳骂他说：“这个太阳还不快点完蛋，我们情愿和你一起死亡”。这表明夏的统治风雨飘摇，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商汤的灭夏战略方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
　　他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和同盟部落的政策，开展了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政治攻势，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在军事战略上，他在贤臣伊尹、仲元的有力辅佐下，巧妙谋划，“先为不可胜”，逐一剪除夏桀的羽翼，孤立夏桀，最后一举攻克夏邑。具体地说，他实施了以下几个主要步骤：第一，创造性开展“用间”活动。为了彻底查明夏桀的内部情况，商汤大胆派遣伊尹数次打入夏桀内部，充当间谍，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混乱状况，做到知彼知己，然后有针对性地实施自己的战略方针。伊尹很有才能，向商汤进献了灭夏建国的大计，得到商汤的赏识。后来他成为最高执政大臣。伊尹还向商汤推荐了很多有才干的人，这些人都成为商汤伐桀的得力助手。
　　第二，先弱后强，由近及远，剪除夏桀羽翼，完成对其战略包围。当时夏王朝总体力量仍然大于商部族，在这种情况下，商汤没有马上正面进攻夏王朝，而采取先弱后强、绝其羽翼的正确方针，为最后决战创造条件。他把第一个打击目标指向夏的属国葛，以替童子复仇的名义起兵灭葛。这不仅剪除了夏桀的一个羽翼，还大大提高了政治威望。继而他又集中兵力逐次灭亡了韦、顾，并攻灭夏桀最后一个支柱，即实力较强的昆吾。这样商汤就完成了对夏桀的战略包围，打通了最后灭桀的道路。
　　第三，正确选择和把握决战时机。在完成对夏桀的战略包围后，商汤对最后决战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几经试探和权衡方才做出决定。俗话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立国近４００年的夏王朝，即便在已面临灭亡之时，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当商汤停止向夏桀纳贡以试探其反应时，夏桀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视情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职贡”，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传来了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商汤乃再行停止向夏桀的贡奉。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了，九夷之师不起，有缗氏公开反抗。只有到此时，商汤方才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于是果断下令起兵。
　　大约在公元前１７６６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在战前他隆重举行了誓师活动，历举夏桀破坏生产、残酷盘剥压迫民众的罪行。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目的是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商汤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
　　战前誓师后，商汤精选良车７０乘，精锐部队６０００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队在鸣条（今河南洛阳附近）一带展开决战。在决战中，商汤军队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此时夏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败退归依于属国三（今山东定陶东一带）。商汤发扬速战速决、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攻灭了三。夏桀穷途末路，率少数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徽寿县南），不久病死在那里，夏王朝宣告灭亡。商汤回师西亳（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得到３０００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就这样，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强盛的统治王朝——商建立了起来。
　　鸣条之战是我国军事历史上辉煌的杰作。它是中国古代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战术的全面运用，最终达到战争速胜的最早的成功战例，对于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筑，都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
　　古罗马军队在中国是如何失踪的位于河西走廊东段的永昌县，是古丝路重镇。这里有汉朝的鸾鸟、番禾古城遗址，汉明长城烽燧遗址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国际远征队”到此地考察时，就吃惊地发现，永昌县城西南约１００公里处的鸾鸟古城，在建筑布局上有鲜明的古罗马风格。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永昌县城南１０公里处的者来寨村还有一些长相完全与众不同的居民。这里的居民明显具有地中海人特征，这里的成年人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眼窝深陷，鼻梁高挺，头发胡须“自来卷”且金黄。尽管这里相当偏僻，甚至很多人连小小的永昌县界都没走出过，但他们却像西班牙人一样，对斗牛有着特殊的爱好。他们对牛十分崇敬，每年新年都要用面粉做成牛形状的食品以供祭祀。他们还喜欢用血腥味将牛逗得狂奔乱吼，而后互相拼死角斗。专家认为，这正是古罗马人斗牛的遗风，他们就是２０００年前神秘失踪的那支古罗马军队的后代。
　　这里的女子也要比当地女子显得大方，无论干什么事似乎都显得很自信；她们对音乐也情有独钟，与当地另外一些村庄的女子相比，似乎更有生活品位。但无论男人或女人，讲话时在发音上都与当地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如卷舌音多，鼻音重，通常把“肉”念成“入”或“儒”等等。
　　村里还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习俗，如他们安葬死者时，不论地形如何，一律按照头朝西方的规矩，所有发掘出的古墓葬和现在的坟墓无一例外。这里奇特的古罗马风俗和神秘的历史，吸引了许多中外学者。
　　时间上溯到公元前５３年，十分崇尚武力的古罗马帝国执政官克拉苏，纠集７个军团约４．５万人的兵力，发动了对安息（今伊朗）的侵略战争。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军队在一个叫做卡尔莱的地方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克拉苏被俘斩首。克拉苏的长子、第一军团首领普布利乌斯率领６０００余众拼死突围。他们在安息军队围追、封锁回国之路的情况下，辗转波斯高原，伺机东进，后由于安息部队防守严密，便投奔郅支（今哈萨克斯坦）。
　　到了公元前２０年，古罗马帝国和安息签约言和。这时，罗马帝国要求安息遣返３３年前在卡尔莱战役中被俘虏的军人，并寻找普布利乌斯的下落。可是，普布利乌斯及其所率突围残部，已在安息消失得无影无踪。罗马溃军到底去了何方？
　　据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记载，公元前３６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带领４万多名将士讨伐郅支单于，战于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时，在这里见到了一支奇特的军队，“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其“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而这种构筑“重木城”防御工事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的防御阵式，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据此推理，这支奇特的军队，就是卡尔莱战役中突围失踪１７年的罗马军队残部。
　　西汉王朝军队在这次郅支战役中大捷。《汉书》上说，陈汤率领的汉军攻克“重木城”，以“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而告胜。依据这一重要史料来拨开历史迷雾，可以理清那支古罗马军队残部的踪迹。即普布利乌斯率领的逃亡大军，在安息军队围追、封锁而回国无路的情况下，辗转安息高原，伺机东进，在防御松懈的安息东部防线，撕开一道口子，流徙中亚，投奔郅支，后被陈汤收降，带回中国。汉元帝为此下诏将这支残余部队安置在番禾县南的照面山下（今永昌县），并置县骊罢（中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骊罢”）。汉朝为了使这广漠的地面上能够有人居住和进行交易，不仅在河西走廊的绿洲上设郡，还向这一带迁徙了大批移民进行开荒。直到公元５９２年，鉴于骊罢人已和汉族人融合，隋文帝下诏将骊罢县并入番禾县。至此，骊罢建县共６１２年。中国的骊罢人就这样在历史的风雨沧桑中悄然消失。其实，谁也没有料到，这支古罗马的残部后来竟进入了中国，并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坡上安家落户，他们所繁衍生息的地方就在甘肃省永昌县者来寨村。
　　尽管可以肯定居住在永昌县者来寨村的特殊“移民”是古罗马军人后裔无疑，但至今仍有许多谜难以解开。比如在河西走廊定居后，这些远征军是否都成了家？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后代还不止者来寨村这点儿人，中国其他地方还应该有。因此，只有通过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才能使这些难解之谜大白于天下。
　　中国古代生物战争的起源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由匈奴人最早使用。此事件关系西汉后期，以至两汉魏晋数百年历史，影响至为深远。
　　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在汉武帝时代汉匈战争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牛羊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
　　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据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归来后，年仅２４岁就病死了。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但是《汉书》记载：“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那么如果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名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很可能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汉武帝后期，国中已数起大疫。由于当时人认为，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是瘟疫的起源，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
　　巫蛊之祸，是发生于汉武帝晚年一次严重的宫廷变乱，其直接目标是搜寻和打击致人病蛊的胡巫。但由于扩大化，株连甚多，引发了激烈的宫廷政乱，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如果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也是由于匈奴搞生物战所间接引发的一次重大政治事变。
　　匈奴的胡巫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这种“伤寒”有两个病征，一是因发高热而苦寒，《黄帝内经》热病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一是患者体有斑瘀（所以称为“伤”），死亡率很高。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１０年～２０年的周期反复发作，绵延不断。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发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书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２０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１７１年、１７３年、１７９年、１８２年、１８５年５次暴发流行。
　　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１８２年）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１８３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２６５年）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８０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由西汉全盛时期的５０００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泽东曾注意到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的锐减，云：“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我们可以设想，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１世纪至４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３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５世纪间流行到罗马，１０世纪前后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洲历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淝水之战是以少胜多吗西晋王朝灭亡后，中国呈现南北方对峙的政治局面。在南方，司马睿重建晋朝，史称东晋；在北方，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纷纷起兵，建立政权，史称十六国。各国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混战。直至前秦永兴元年（３５７年），苻坚称大秦天王，统一了黄河流域。苻坚任用汉人王猛为丞相，励精图治，使国家逐渐强盛起来。随后，积极准备进兵南方。
　　王猛出身贫寒，博学而有谋略。他帮助苻坚抑制豪强，兴修水利，发展农桑，接受汉族文化。王猛后来病死。他死前嘱咐苻坚，不要去进攻东晋。前秦建元十九年（３８３年）五月，苻坚决定伐晋以后，大会群臣，说明自己的打算，遭到多数大臣的反对。但他一意孤行，坚持伐晋。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六》记载：“八月戊午，遣……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甲子，坚发长安，戎长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旌鼓相望。”苻坚不禁骄狂地说，以此强兵百万，“投鞭可以断流”，何愁东晋不灭？
　　然而战事的发展并不如苻坚所料，东晋虽只集结起８万人的军队，但宰相谢安主张坚决抵抗，派弟弟谢石、侄儿谢玄带兵迎击。双方在淝水展开决战。在谢石、谢玄和骁勇善战的刘牢之率领下，根据宰相谢安的调遣，首先以精兵５０００强渡洛涧，夜袭秦军大营，歼敌１５０００余人。晋军乘胜追击，一举推至淝水东岸，与秦兵隔河对峙。苻坚登上寿阳城头，望见东晋军队布阵严整，心中暗暗吃惊。又见淝水东面八公山上草木摇动，误认为是埋伏的晋兵，不由得心虚胆怯。所以后世用成语“草木皆兵”来形容人在极度恐慌时，一有风吹草动便疑神疑鬼的样子，其出典就在于此。
　　晋军只有８万多人，为速战速决，谢玄以隔水作战不便为理由，请秦军稍退，等待晋军渡江再战。苻坚企图乘晋军渡河至一半时突然袭击，便同意谢玄的建议，下令秦军后撤。谁知秦军刚一移动，先前被秦军俘虏的东晋官吏朱序，在秦军中乘机连声高呼：“秦军失败了！”本来就不愿意给苻坚卖命的秦军士兵，闻声纷纷溃退。晋军渡过淝水乘势追击，大获全胜。溃退的秦军士兵，一路上听见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军追来，昼夜不敢停步。苻坚受了伤，逃回洛阳时，只剩下１０多万人。后世即以“风声鹤唳”来形容人极度恐慌以致于自相惊扰的样子。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被七八万东晋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这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因此，淝水之战历来被当做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载入史册。
　　但是有人详考史料，对双方兵力之比提出新的见解。其一，前秦的百万军队是虚数。从当时北方人口的估计数看，前秦全国有百万军队已是惊人数字，即使有，苻坚也不可能全部征调伐晋，至少要留一些驻守各地重镇。更重要的是，这虚数百万也没有全部赶赴前线，苻坚到彭城时，凉州、幽冀、蜀汉之兵均未到达淮淝一带，因而根本没有参加淝水之战。其二，当时集结在淮淝一带的军队，是苻坚的弟弟苻融率领的３０万，他们也没有全部投入战斗，而被分布在西至郧城、东至洛涧五百余里长的战线上。驻扎在寿阳及其附近的军队，充其量不过１０万。加上苻坚从项城带来的“轻骑八千”，也不过１０多万人，况且战争发生时，这些军队也不会全部投入战斗。正因为寿阳一带兵力不多，苻坚才会在看到晋军严整的阵容时产生恐惧之色，产生草木皆兵之感。其三，晋军８万除刘牢之所率５０００人进军洛涧外，均参加了战斗。当时，晋军在长江中游地区布置的兵力，本来就较雄厚，再加上新投入的８万，因此当秦、晋双方沿长江中游至淮水一线交战的时候，晋方在前线至少有２０万以上兵力。再考虑到前秦军长途跋涉、晋军以逸待劳；前秦内部意见分歧、晋军上下一心等各种因素，晋军占了一定优势。因此，不论从两军交战的时候，还是从整个战役情况看，淝水之战时双方投入的兵力，是大致相当的。
　　长期以来，所有的教科书都在告诉我们，秦晋淝水之战是以少胜多、以劣势之军打败优势之军的辉煌战例。如果上述之说可以成立，这一战例的写法不是该修改了吗？
　　最早的爆炸类兵器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爆炸类火器，是《武经总要》卷十二中的“霹雷火球”，其制作方法是“用竹西三节，径一寸半无罐裂者，存节勿透。用薄瓷加铁钱三十片，和火药三四斤，裹竹为球。两头留竹寸许，球外加傅药。”
　　这种霹雷火球在使用时用烧红的烙锥引燃后，用“炮”掷向敌人，“球开，声如霹雷”，不再是靠燃烧，而是靠爆炸时的碎瓷片使敌人受伤，同时还有巨大的声响使敌人震惊，有烟焰将人熏灼。所以，这已不再是过去的燃烧类兵器，而是最原始的爆炸类兵器。如果抛射出去，就有如近代的大炸弹或手榴弹；如果放在地道中，就有如最原始的地雷；如果在水中引燃，就有如较原始的水雷。在宋金战争中，双方所使用的“霹雷炮”、“震天雷”等很可能都是这类武器。这类武器不断加以改进，爆炸力也就不断增强。
　　金哀宗天兴元年（１２３２年），蒙军进攻金兵据守的开封，金兵“守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燕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旨透”（《金史·赤盏合喜传》）。在宋元战争中，宋端宗景炎二年（１２７７年），元军攻静江（今桂林）。破城之后，宋军部将娄铃辖率２５０人坚守月城（即瓮城），元军围困１０余日，最后，“鸣角伐鼓”，“拥一火炮燃之，声如雹，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外，兵（指月城外之元军）多惊死者。火熄，入视之，灰烬无遗矣”（《宋史·马曼传》）。这样大威力的火炮，应当是由铁壳制成的。用生铁铸成外壳的“震天炮”，宋人直接称为“铁火炮”。铁火炮曾在我国使用并发挥其威力好几百年。元代的军队曾广泛使用铁火炮，并曾在进攻日本时使用铁火炮取得重要成果。１２９２年，日本画家竹崎季长根据他在战场上的亲身见闻画了名为《蒙古袭来绘词》的画册，其中就有元军铁火炮炸裂的真实画面。明代的《天工开物》第十五卷中所介绍的“埋伏土中，竹管通引，冲土起击”的地雷；“漆固皮囊经炮沉于水底”的“混江龙”即水雷；“用宿（即长久）干空中泥团，上留小眼，筑实消黄（即硝、磺）火药”，“敌攻城时，燃灼引信，抛掷城下，火力出腾，八面旋转”的“万人敌”即大型手榴弹等等，就是明清时所常用之物。
　　在《武备志》中介绍了以下几种爆炸类兵器：一是“水底龙王炮”，用熟铁制成，外面用牛的膀胱包裹，使水不能浸入，下面用木板承载，使之入于水但又不沉于水底，引火线套以羊肠，上面用轻质羽毛为浮物使引火线之顶端浮于水面备用。临战时，将引火线点燃。“量贼船舶处，入水浅深，将重石坠之，黑夜顺流放下。香到火发，炮从水底击起，船底粉碎，水入曲沉，可坐而擒也。”这简直就是一种原始的鱼雷。
　　二是可以大面积置放的“自犯炮”，就是用很多地雷式的“铁炮”、“石炮”、“瓦炮”。“用火绳相连，埋于土中，敌人一踩动引火装置，就可一大片连续爆炸”，有如今天的地雷群。
　　三是“石炮”，这是将石球凿空，内装炸药，安上引线而造成的，最大可重千斤。如果在守城时，“燃线入简，以手推下；敌人所死不过一石，以为我抛击不中，不再提防。药燃石碎，有相近而不伤者，有数十丈而被击者，敌人莫测所向，故人人自危。此为第一利器，且不费官币（即国家钱财），一时数万可备，节财威敌，城为妙策。又有走免引线之法，地雷丛发之制，因为千变万化而不穷”。
　　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最早爆炸类兵器的代表，它们在古代的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些兵器的制作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成吉思汗是否只识弯弓射大雕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我国古代蒙古族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位被蒙古民族引以为傲的民族英雄，在中国史籍上被尊称为元太祖。他的故事，８００年来在许多国家有无数书籍和文艺作品传扬，至今蒙古国和日本的联合考古队还在寻找这位前无古人的大汗神秘的地下陵寝（如今建在内蒙草原的陵园只是衣冠冢）。后世人不论对成吉思汗如何评价，都承认他是世界古代战争舞台上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公元１１６２年（金世宗大定二年、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蒙古乞颜部的酋长也速该的妻子诃额仑生了一个男孩。当天，也速该带领部众袭击塔塔尔人，取得了胜利，抓到了两个战俘，才返回斡难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嫩河）边的老营基地。这两个俘虏中有一个名叫铁木真，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也速该把刚刚生下的儿子取名为铁木真，意为“精钢”。
　　因为蒙古部和塔塔尔部常年互相攻打，没有逃避的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互相杀伐。所以铁木真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他刚９岁时，父亲就被仇家塔塔尔部毒死（成吉思汗起兵后为报复，将该部比车轴高的男子全部杀掉），他随母流浪时艰辛异常，为争夺食物还将同父异母弟弟射死。在这种生长环境下，他磨练出铁的意志，只相信强者为尊而不知怜悯。
　　铁木真不识字，从未读过兵书战册，全凭自幼饱经的杀斗和后来无数战争磨练，总结出一套高超的作战技巧。约２２岁时，他受本部推举并聚合“十三翼”（即１３个部落）３万余人同兵力相同的外部落联盟交锋，首战却打了败仗。这说明军事奇才不是天生的，世上也没有常胜将军。不过铁木真可贵之处在于擅长总结经验，他不完全是只识弯弓射大雕，而是满腹谋略。通过利用矛盾，不惜屈尊拜庸碌者为义父，他借兵重振，并联合一部打另一部，用十几年时间终于统一了纵横数千里的蒙古高原。
　　１２０６年，４４岁的铁木真站在斡难河边的大帐前，在万马嘶鸣和群情欢呼下，接受了各部落贵族的参拜，被尊称为“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军至此成为震撼当时世界的“上帝之鞭”。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后，发动了大规模的扩张战争。当时他的军事力量只有９５个“千户”，即１０万左右蒙古骑兵，却能在野狐岭一仗便击溃金国精锐３０万，并追杀其大部，从此纵横北中国无敌手。接着，他西征中亚，打败古俄罗斯，回兵准备灭西夏和金朝时病逝。成吉思汗的儿子、孙子接续其征服事业，除了向南发展以外，兵锋西至波兰、匈牙利和中东，向西一直打到欧洲多瑙河流域，向东占领了整个中国并进入东南亚。所征服地域之广大，创造了世界古代史上的最高纪录，亚历山大、恺撒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远不能企及。
　　成吉思汗的军事艺术，几百年来一直为世界各国军事家所敬佩并悉心研究。不过任何统帅的作用，只能相当于战争舞台的导演，取得成就的关键在于很好地调配已有的人、物资源。而最好的战争资源，按中国近代兵家蒋百里所说便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
　　曾有史学家赞叹：“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他们又像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许多有用之物……”像这样不需要专门后勤的军队，能轻易远征万里。然而，在成吉思汗之前，如此好的潜在军事素质无法发挥出来，是由于草原上各部落分裂且长年内斗不休。成吉思汗将他们凝聚成统一的蒙古民族，将内耗转化为对外征服，便爆发出惊人的能量。生活条件处于耕作与当兵相分离的民族，与蒙古军野战交锋时总是一战即溃。
　　然而，除了蛮力，成吉思汗还注重军事科技成果的应用。
　　依靠城墙和水系固守，曾是其他民族抵抗蒙古军的惟一方式。为了有效的攻城，成吉思汗采纳了契丹籍重臣耶律楚材攻下城池不杀匠人的建议后，收容了大量汉、回等族的制艺能手，并给予生活优待，随军制作出有效的攻城器械。
　　这位文盲大汗通过战场实践，又比金、宋那些文化虽高却昧于深宫的帝王更懂得实用技术的重要，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炮兵──“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这支新兵种能抛射（不是用炮管发射）爆炸物，轰开许多城垒，为铁骑打开突破口。成吉思汗成功的要诀，正是将世上最强悍的骑射蛮力与最高超的军事科技相结合，坚城和水网也挡不住他的狂飙。
　　纵观中国历史，蒙古族入主中原时杀戮的绝对人数也多于此前任何战乱。金朝有５３００万人口，元初战乱平定时只剩１０００多万人；南宋时曾有２０００万人的四川，元初户口只剩８５万人。这些充满血腥的统计会令现代人心惊。成吉思汗的名字，几百年来在欧亚许多国家曾是恐怖的象征，这是因其军队进行过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杀戮，丧生者不下１亿，而此时世界人口总数不足４亿。冷兵器刀箭的杀伤量竟大于２０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是由于当时的战争有着种族屠灭的野蛮性。
　　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巨大的杀戮和灾难也会产生双面作用。蒙古军西征造成过巨大的经济破坏，却打开了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此间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传到了欧洲，从而为资产阶级文明的诞生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成吉思汗个人辉煌的成就，也引古今无数英雄竞折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愧为“一代天骄”。
　　蒙元开国大帝武功虽盛，却无法阻止后世的迅速衰落。蒙古军一旦住进繁华的农耕区，很快便被歌舞酒肉所征服。百年后的元末蒙军腐败得拉不开弓、跑不动马，面对汉族起义军一触即溃，只好从大都（今北京）狼狈逃回草原，从此再不能振作。这一历史规律说明，文化落后者不可能长久保持武功，纵然军事取胜也会在思想上败于被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军威虽然耀眼，在人类古代战争史上却只能如同彗星一掠而过。
　　古代防御战最浓重的一笔宋蒙（元）战争从公元１２３５年全面爆发，至１２７９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它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发生于１２５９年的钓鱼城之战，则是其中影响巨大的一场战事。
　　１２３４年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出兵欲收复河南失地，遭蒙军伏击而失败。１２３５年，蒙军在西起川陕、东至淮河下游的数千里战线上同时对南宋发动进攻，宋蒙战争全面爆发。至１２４１年，蒙军蹂躏南宋大片土地，而四川则是三大战场（另两个为京湖战场——今湖北和河南一带、两淮战场——今淮河流域一带）中遭蒙军摧残最为严重的一个地区。
　　这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其内部政争不断，对南宋的攻势减弱。南宋由此获得喘息之机，对各个战场的防御进行调整、充实。１２４２年，宋理宗为了扭转四川的颓势，巩固上流，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即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星罗棋布，互为声援，构成一个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钓鱼城即是这一防御体系的核心和最为坚固的堡垒。
　　钓鱼城坐落在今四川省合川县城东５公里的钓鱼山上，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３００米。山下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十分险要。这里有山水之险，也有交通之便，经水路及陆上道，可通达四川各地。钓鱼城分内、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这一切使钓鱼城具备了长期坚守的必要地理条件以及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特点。
　　１２５１年，蒙哥登上大汗宝座，稳定了蒙古政局，并积极策划灭宋战争。蒙哥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曾与拔都等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１２５２年，蒙哥命其弟忽必烈率师平定大理，对南宋形成包围夹击之势。
　　１２５７年，蒙哥决定发动大规模的灭宋战争。蒙哥亲自率蒙军主力攻四川。蒙哥以四川作为战略主攻方向，意欲发挥蒙古骑兵长于陆地野战而短于水战的特点，以主力夺取四川，然后顺江东下，与诸路会师，直捣宋都临安（今杭州）。
　　１２５８年秋，蒙哥率军４万分三路入蜀，加上在蜀中的蒙军及从各地征调来的部队，蒙军总数大大超过４万之数。蒙军相继占据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广安大良城等，迫近合川。宋开庆元年（１２５９）２月２日，蒙哥率诸军从鸡爪滩渡过渠汇，进至石子山扎营。３日，蒙哥亲督诸军战于钓鱼城下。７日，蒙军攻一字城墙。一字城墙又叫横城墙，其作用在于阻碍城外敌军运动，同时城内守军又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钓鱼城的城南、城北各筑有一道一字城墙。９日，蒙军猛攻镇西门，不克。这日，蒙古东路军史天泽率部也到达钓鱼城参战。３月，蒙军攻东新门、奇胜门及镇西门小堡，均失利。从４月３日起，大雷雨持续了２０天。雨停后，蒙军于４月２２日重点进攻护国门。２４日夜，蒙军登上外城，与守城宋军展开激战，但蒙军的攻势终被宋军打退。５月，蒙军屡攻钓鱼城不克。蒙哥率军入蜀以来，所经沿途各山城寨堡，多因南宋守将投降而轻易得手，这是碰上的第一场真正的硬仗。
　　钓鱼城久攻不下，蒙哥命诸将“议进取之计”。术速忽里认为，顿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困扰之，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灭掉南宋。然而骄横自负的众将领却主张强攻坚城，反以术速忽里之言为迂。蒙哥未采纳术速忽里的建议，决意继续攻城。然而，面对钓鱼坚城，素以机动灵活、凶猛剽悍著称的蒙古骑兵却不能施其能。
　　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守军斗志昂扬。一日，南宋守军将重１５公斤的鲜鱼两尾及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蒙军，并投书蒙军，称即使再守１０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相形之下，城外蒙军的境况就很糟了。蒙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又值酷暑季节，蒙古人本来畏暑恶湿，加以水土不服，导致军中暑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情况相当严重。据《元史》记载，蒙哥于６月也患上了病，而拉施特《史集》更明确说是得了痢疾。７月，蒙军自钓鱼城撤退，行至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蒙哥逝世。据《元史》本传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传、行状等所载，不少随蒙哥出征的将领战死于钓鱼城下，由此可以想见钓鱼城战斗之酷烈及蒙军损失之严重。
　　钓鱼城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典型代表，在冷兵器时代，充分显示了其防御作用，它成为蒙古军队难以攻克的堡垒。蒙哥败亡后，钓鱼城又顶住了蒙军无数次的进攻，直至１２７９年守将王立开城投降，钓鱼城才落入蒙古军之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古代战争馆特意制作了钓鱼城古战场的沙盘模型，以展示其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日甲午海战为何战败１８９４年，朝鲜农民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出兵帮助镇压。日本乘机也派兵到朝鲜。朝鲜农民起义平息以后，日本继续增兵，准备挑起中日战争。日本人决心与大清国一战，以便在英、法之后，瓜分到大清国的利益。日本人已经等得馋涎欲滴了——“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１８９４年９月１７日，北洋舰队从朝鲜返航至鸭绿江口外的黄海时，等候在那里的日本海军舰队迎面而来。黄海位于中国和朝鲜之间，是联系两国的重要通道。因此，黄海成了这次战争主要的战场，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在黄海上激战。北洋舰队将士奋勇杀敌，重创日军。
　　海战持续了半个小时之后，炮弹已经打光的“致远”号与日舰“吉野”号迎头相遇。“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五短身材，头发稀疏，人称“邓小辫子”，打仗时他养的“太阳犬”跟随在身边。他知道“吉野”号是日舰主力，于是下达了撞沉“吉野”的命令。中国近代史上极其珍贵的一幅壮烈画卷展开了：“致远”号大副陈金揆亲自操作舵轮，那些还活着的清军水兵全部站在前甲板上，等待着与日舰同归于尽的时刻。然而那个时刻没有到来，“致远”号中了鱼雷，除７名水兵获救外，其余官兵全部殉国。
　　在“致远”号中水雷的同时，一发炮弹落在了北洋舰队“经远”号的指挥舱内，管带林永升的头颅被炸碎，几乎全舰水兵都随舰沉入海底。又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此时，北洋舰队坚持作战的军舰仅为４艘，而日舰为９艘。日舰以其中的４艘围攻北洋舰队的“来远”号和“靖远”号，５艘围攻“定远”号和“镇远”号。“定远”号和“镇远”号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型铁甲舰，日本海军决心将这两艘军舰击沉，以实现“聚歼清国海军于黄海”的预谋。可就在这时，从“定远”号上射来的重磅炮弹击中了日军旗舰“松岛”号上的弹药舱，黄海海面瞬间响起十分恐怖的爆炸声，“松岛”号上１１３名水兵被炸上了天空，而舰上的炮手全部死亡。日舰队当即下达了退出战斗归航的命令。在这次战役里，北洋舰队受到损失，但主力尚存。李鸿章命令北洋舰队躲进威海卫军港，不许巡海迎敌。
　　此时，日军分两路入侵中国。一路渡鸭绿江，攻占九连城，日军仅放了一排枪就渡过了鸭绿江，防守大清国东北边境的清军却一发不可收拾地逃跑；另一路长驱直下攻占金州、大连、旅顺、海城。大连守将不战而逃，旅顺只有总兵徐邦道率兵英勇抵抗。大连、旅顺相继失陷。日军在旅顺野蛮屠杀居民，全城最后仅余３６人。
　　大清国辽东尽失之后，１８９５年２月７日，日军２０多艘战舰开始对驻防威海卫的北洋舰队进行最后的攻击。由于威海卫南岸炮台已被日军占领，北洋舰队不得不腹背受敌地作战。可是李鸿章却命令不许还击。两天以后，北洋海军鱼雷舰队避战逃跑，解除了鱼雷威胁的日军趁势轰击刘公岛，史书记载“炮弹如雨”。威海卫大势已去。
　　北洋舰队孤军作战，水师提督丁汝昌宁死不降。他悲愤已极，最后时刻，为不使“定远”号和“靖远”号落入日军之手，遂下令将其炸沉。然后，身为北洋海军提督的丁汝昌自杀，丁汝昌的副手刘步蟾自杀，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自杀，“镇远”号管带杨用霖拒绝出面接洽投降，自杀。
　　１８９５年２月１７日１６时，雨雪交加，日本联合舰队开进威海卫。大清国北洋海军舰队全军覆没。中日甲午战争至此结束。
　　浩浩大清国败在一个弹丸小国的手里，这一事实让甚至没把日本人当洋人看待的清廷难以置信，清廷所能摆出的惟一姿态是：立即免了当初惟一反对中日开战的李鸿章的官职。然而，关于大清国甲午战败的原因，百年以来众说纷纭。
　　咸丰、同治两朝，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外国势力入侵，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事变使隔岸观火的日本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避免外敌入侵的最好办法，并不是提心吊胆地关着国门，而是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与中国历代皇帝实施“海禁”政策相反，日本明治天皇在他即位的那一天就宣布了“开拓万里海疆，布国威于四方”的国策，日本开始了使其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明治维新。而在大清国，闭关锁国和固步自封已令这个国家犹如一条破旧的大船，哪怕是一股小小的风浪，都可能令它面临倾覆的厄运，更何况是在爆发了战争的情况下。
　　然而，就在黄海上发生这悲壮的一幕时，北京紫禁城里却热闹非常。全城上下都在为慈禧太后的６０岁生日忙碌着。为庆祝大清国皇太后的“万寿吉日”，内务府的账本上记载清廷为此花费的银两为１０００万两。同时，自从圆明园被烧毁后，皇上太后臣子们就失去了一个享受的乐园。慈禧决定扩建颐和园。没有钱，慈禧就挪用了海军军费、各省解缴、户部拨发、官员敬献达３０００万两。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价格约为５０万两，北洋舰队鼎盛时军舰也仅为２５艘左右，这样算来，４０００万两的白银足以让大清国拥有３支由最先进的战舰组成的北洋舰队。颐和园修好后，慈禧特意来察看。正当她玩得高兴的时候，李鸿章突然赶来报告说：“北洋海军和日本人在黄海打起来了。”慈禧一听这个消息就急了。她倒不是为国家的安危着急，而是着急她的生日又因此过不好了。足可见当时晚清政府之腐败。
　　就在大清国北洋海军遭遇覆灭之灾的前夕，提督丁汝昌收到了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信。此信名为劝降，但没有一句劝说，可谓一篇奇文，虽写于百年之前，但是依然值得百年之后的国人细读深思：“……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败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这位日本军人怎么会在如此时刻与自己的战争对手恳谈仗之胜败、国之安危的根由所在。只是，在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相交替的日子里，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变，对于愚昧落后但依然妄自尊大的大清国来说，的确急需“国可存立”之“要图”。否则，它失去的就不只是北洋舰队了，而是失去拥有了２６０多年的江山。
　　廖仲恺遇刺之谜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０日，国民党左派最重要的领导人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成为轰动一时的“廖案”。然而刺杀的内幕至今仍是个历史之谜。
　　廖仲恺出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庭，祖籍广东惠阳。１６岁时，廖仲恺随母亲回国后与何香凝结婚，之后他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在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就追随孙中山，同盟会成立时便加入并成为外务部干事，同时还担任了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从外表看，廖仲恺身材不高且消瘦，因过于劳累显得比实际年纪要大一些，但他的意志却非常坚强，长期任劳任怨地从事最难办的繁琐事务，在经济上多年来都是国民党的“管家”。１９１３年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跟随在他左右最忠实得力的干部便是廖仲恺。孙中山流亡日本时长期住在他家里，衣食住行都由何香凝负责。
　　国民党从１９０５年成立其前身同盟会时，就是一个反清的松散的政治联盟，内部存在诸多帮会和派别，分属于华侨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反满派。孙中山只是在名义上被公推为领袖，而无法统一他们的意志，在辛亥革命后便出现了各派自行其是的现象。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接连失败以后，孙中山几经挫折，深深感到国民党内人员过于复杂，应当加以改组。他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的血液。”１９２２年以后，廖仲恺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对实现国共两党合作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并改组国民党时，党内多数元老不赞成，廖仲恺却积极拥护并牵线搭桥，而蒋介石受命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曾一度撒手不干。当时，任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出面主持局面并负责筹款。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又身兼中央工人部长和农民部长，支持工农运动。他这种进步的表现，与他出身华侨并长期生活在美国、日本有关，这点与孙中山颇有近似之处。正如周恩来１９４３年春在《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这篇文章中所回忆的那样：“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国内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
　　１９２４年末，孙中山北上与各实力派商讨国事，廖仲恺留守广州。１９２５年３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撒手人寰不久，张继、谢持、林森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便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中央全会”，宣布“纯洁”党内并改变联俄政策，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尽管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开除参加西山会议的多数到会者的党籍，这些家伙却一不做、二不休，在上海另成立“中央党部”，人称“西山会议派”。然而廖仲恺作为最重要的左派领导人，在广州坚持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政策。此时国民党内开始派别林立，党内斗争日益激烈。孙中山时代的一个国民党，此时分裂为两个。广州中央党部虽被公认为正统，内部也出现三派分野。因孙中山死后没有明确的继承人，形成胡汉民为首的右派、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和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右派打击的目标，又指向了被他们称为“共产党工具”的廖仲恺。廖仲恺当时与中共广东区委合作很密切据廖承志回忆，周恩来经常到他家找父亲谈工作。
　　１９２５年夏天，广州政坛风浪迭起。廖仲恺支持武力解决了军阀刘震寰、杨西闵，他又担任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有关暗杀的传言便在市面出现。面对威胁，何香凝劝廖仲恺出门多带卫士，他的回答却是：“增加卫士，只能事后抓凶手。我每天到处活动，要参加许多会议，接触学生、工人和各种人物，他们想行刺是防范不了的。”
　　８月２０日早晨，廖仲恺夫妇和往常一样，在卫士陪同下来到中央党部，路遇的陈秋霖也一同搭车前往。４个人下汽车后，廖仲恺和陈秋霖走在前面上台阶，卫士跟在后面，何香凝与门口遇到的人谈话。这时，从党部楼下骑墙边冲出４个人，两人掩护，两人举枪就打。“啪啪！”“啪啪！”随着一阵爆竹般的枪声，廖仲恺和身边的陈秋霖应声倒地。满腔悲愤的何香凝跑过去将全身是血的丈夫抱到怀里，未及送到医院廖仲恺就气绝身亡。
　　廖案作为重大政治事件震动了广东，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委员会追查凶手和指使人。案发时，廖的卫士虽然负伤，仍掏出手枪打倒了前面开枪的两名凶手，其中一死一伤（伤者被捕），后面掩护行凶的两个家伙逃掉。何香凝同法医发现，廖仲恺身上中的４枪有３枪是大口径手枪的伤口，致命的一枪却是从另外方向射来的小口径左轮枪弹所致，而已知的两名凶手在现场开火的两支手枪都是大口径，显然另外还有人在隐蔽处开火。这天，国民党内重要的右派、广州大财阀邓泽如一反常态，早起赶到中央党部，何香凝怀疑那一枪就是邓的卫士在楼内窗口所打。可是公安局长吴铁城也是右派，不肯继续追查。
　　被捕的凶手名叫陈顺，是个穷苦无赖，是别人以重金雇他干的。因其伤势垂危，廖案委员会边抢救边审问，他临死前供出：“香港有二百万元打共产党，有几十万元打猛人。”粤语“猛人”是指有名声者。追问他“猛人是谁”，回答是“廖仲恺、谭平山”。谭平山是在广东国民政府中任要职的惟一的共产党员，显然行刺的目标先是国民党左派，接着就是共产党。
　　据后来的消息，右派领袖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曾召集许多要人开会，研究了要对付廖仲恺，并达成一致意见。据说胡汉民事先也知道而未表态，等于默许此事。一项恐怖活动竟成为国民党内重要派别的共识，惨案发生便势不可免了。廖案发生后，在广州群情激愤下，胡毅生等人躲到香港，线索中断。国民党当局此后多年表面上纪念廖仲恺，定都南京后还立墓于那里，却不再追查主使人，许多情况便成为历史之谜。
　　从历史发展看，廖仲恺被刺的最大得益人是蒋介石。因胡汉民受牵连出走，蒋介石乘机又将部分粤军吞并，右派势力随之削弱。国民党内左派顿失中心后，汪精卫虽然被认为是左派，但实际上此人软弱得很，手下又没有武力，中派蒋介石的力量，便一举成为位于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最有势力的派别。
　　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人。中共广东区委就此在党内建立起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有传奇色彩的中央“特科”建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帝国之花”如何谋刺蒋介石南造云子是与川岛芳子齐名的日本王牌女间谍，两度谋刺蒋介石，收买国民党高官，窃取吴淞口要塞军事情报等，皆出自这位“帝国之花”之手。
　　南造云子１９０９年出生于上海，深受其父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浸染，１３岁被送到日本一所特工学校，拜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为师，除学习文化、外语（汉语、英语等），还学习射击、爆破、化装、投毒等专门技术。
　　１９２６年南造云子１７岁时，被派到中国大连，专门从事间谍活动。１９２９年又从大连调到南京，化名廖雅权，以失学的青年学生身份为掩护，打入国民党国防部的招待所——汤山镇温泉招待所做招待员，进行间谍活动。
　　汤山温泉招待所，是国民党国际部出资建造的。国民党军事领导人常在这里举行秘密军事会议。日本特务机关早就盯上了汤山，派南造云子打入温泉招待所，就是为了窃取军事情报。南造云子长得娇俏动人，能歌善舞，很有交际手腕。她利用美色勾引国民党军官，不费劲就窃得了好几份重要的军事情报。其中一份是吴淞口要塞司令部向国防部做的扩建炮台军事设施的报告，里面有炮位的设置、炮兵分布情况、秘密地道的部署、７０余座明碉暗堡的分布位置等重要军事机密。
　　为了配合日军攻打南京，１９３７年７月中旬，南造云子化装成中国银行的职员，混在难民中秘密潜入南京。她利用各种关系，迅速将生活糜烂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外交部副科长黄晟（黄浚之子）发展为间谍，编织了一个足迹遍布国民党军参谋总部、海军部和军政部的间谍网。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利用日本关东军与日军其他部队的行动暂未统一的有利时机，抢在敌人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这样，一方面可以阻止日舰沿长江西进，另一方面可以将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７０艘日军舰船和６０００多日海军陆战队队员围而歼之。会议属高层机密，由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担任记录。黄浚在会上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军事部署，惊出一身冷汗。会后，他立即将这个绝密情报密告给南造云子。狡猾的南造云子一看情势紧急，火速将情报交给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由他直接用密电报告东京。
　　结果，日本海军陆战队抢先一步，连夜东行。就在蒋介石的命令刚刚下达，封锁江阴要塞长江水面即将实施之前，所有在长江中上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于８月６日、７日两天，全部飞速驶来，冲过江阴江面，撤往长江口。日本侨民也都随船撤离。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就这样破产了。
　　在抗战初期，日本政府为了一举制服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曾命令潜伏在华的日本间谍把暗杀的矛头指向蒋介石。
　　“八·一三”抗战爆发前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指示中央军校举行一次“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正当与会人员列队整齐静候蒋介石出来讲话时，总值日官惠济突然向大家宣布：有两名可疑分子混入军校，正在进行搜查。原来是两名日本间谍乘坐轿车混入军校，刺探情报并图谋杀害蒋介石或其他军政人员。但是在被发现后，日本间谍立即乘轿车逃跑了。事后，也未查缉到杀手，此事暂时成了悬案。
　　几番怪事发生，都未能引起政府当局的重视。不久，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与南京近在咫尺，蒋介石几次准备去上海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却因为宁沪之间的铁路和公路都受到了日军飞机的严密封锁，狂轰滥炸，极不安全，一直未能成行。８月２５日，在蒋介石召集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蒋建议，次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可以搭乘他的汽车去。当时英国还是一个中立国，可免遭日军飞机的轰炸。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殊不知黄浚也在这个会上。会后，黄浚立即向南造云子传递了这一情报。
　　第二天，蒋介石有急事缠身，临时终止了上海之行。结果，英国大使的汽车在嘉定地区沪宁公路上遭到两架日军飞机的轮番追逐袭击，汽车被打翻，许阁森大使背部受伤，肝部中弹，生命垂危。随行人员慌忙为许阁森大使草草包扎止血，抬到车上，送到沪西宏恩医院急救。而蒋介石这回却侥幸逃过了一难。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背后的秘闻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上午８时２０分，新疆罗布泊上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获得完全成功。然而，在成功的背后有一些人们最想了解而未曾披露的所谓秘闻。
　　当今世界，原子弹、氢弹在各国都属于国家绝对机密，再友好的国家，对此也是守口如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期，我们当时称为“老大哥”的前苏联，对此也是滴水不漏。
　　自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３时，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科学技术人员激发出研制氢弹的极大热情，但当时只知道氢弹的一般原理，即用原子弹当扳机，先将原子弹起爆，爆炸产生的百万度以上的高温，将使氢弹的热核材料产生剧烈聚变，释放出更大的原子能，使温度和压力极度升高，因而产生更大当量的爆炸。但更深层次的原理和方案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办？
　　科学家们在讨论中认为，美国人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爆炸了第一颗湿式氢弹装置；前苏联人１９５３年８月２１日爆炸了第一颗干式氢弹装置；英国人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５日爆炸了第一颗实验氢弹原型。这些距当时已有１０年左右，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术报道中，总会出现某些讨论和炫耀的文章。哪怕是侧面的点点滴滴的报道，对我们都会有所启发。于是科技人员对国际上有关的论文、杂志、学术报道等刊物进行全面搜索。
　　工夫不负有心人。线索终于在一篇有关氢弹的科学技术报道中出现了。字不多，但启发很大。专家们在此启发下，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无数的计算，终于将氢弹原理方案的奥秘揭示出来。
　　我国科学家一开始就提出要用空投方式将氢弹投掷到新疆的罗布泊上空。这就是说，我国要实现的第一颗氢弹，是真正的氢弹，而不是一个装置。因为装置不是武器，只是为了做实验而用的。我国科学家提出一次到位试验氢弹的勇气和信心，至今仍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在正式投弹前，必须要进行模拟氢弹的投掷。所谓模拟氢弹，就是指弹体的外形、重量都和真的氢弹一样，而内部是配重——“死膛”的。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１９６７年年初，投掷模拟氢弹时，悬挂模拟弹的主降落伞在空中撕破，而且破得很严重。
　　当时负责生产氢弹降落伞的南京降落伞工厂生产出合格的新降落伞后，用专机紧急送到了新疆基地，与真正的氢弹进行了装接。装接前有一道最重要的工序，那就是折叠降落伞。把降落伞打开，铺在地上，有中型会议室那么大。几名优秀的工人承担了这一任务。叠伞的过程中，他们拿掉身上和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包括身上的像章，并且不断地检查自己衣服的扣子有没有脱落。如果有任何一件硬东西掉在伞里，后果不堪设想。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早晨，试验场上空天气晴朗，所有人员各就各位。一架银白色的喷气式轰炸机，在蔚蓝的天空，拉着白烟，飞了过来，绕过靶心上空飞过一圈，指挥所的喇叭里传出口令：注意了！第二圈将要投弹。但看着飞机飞过第二圈，毫无动静，怎么回事？难道是……指挥所从喇叭里发出口令：“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同意再飞一圈，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当时，指挥所重复发出这样的口令，无疑是要稳定飞行员的情绪，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但是当时人们的心已提到了嗓子眼，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恐怕已到了极限。飞机飞到第三圈，突然天空出现了极强的闪光，紧接着轰鸣之声响彻云霄，巨大的蘑菇云升上蓝天，巨大的轰鸣声与人们的欢呼声在这个大沙漠的天上和地下响成一片。成功了！后来才了解到，飞机多飞了一圈，主要是因为飞行员太紧张了。执行这项任务的一位飞行人员说，说老实话，一分钟也没睡着。
　　１９６７年初，我国从收集到的美国通讯社和其他有关报道中，不断看到有关中国在不久将要进行一次核爆炸的报道。这个极为绝密的大事是怎么传到美国人那里的？开始人们不理解，是不是内部出了问题？随着调查了解工作的进展，通过分析研究，秘密泄露的真相明白了。中国人谁也没泄密，而是核试验基地的现场被美国侦察卫星侦察到了。
　　参加氢弹爆炸效应试验的装备、器材非常多，而美国人的侦察卫星经常定时地由试验场头上飞过。美国侦察卫星上的摄像技术当时已甚为高超，它把地面壮观的场面摄取并发送回去，自然能判断出中国将要在这个核试验场进行核试验了。
　　１９６６年我国进行了一次带有热核材料的爆炸试验，美国、日本等国派出飞机在太平洋上空取回爆炸后的大气尘粒。经美国人分析后，里面确实含有热核材料成分，这也为美国人的判断提供了证据。
  民风民俗
　　嫦娥究竟为何奔月“嫦娥奔月”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在遥远的上古时代，我国人民就已幻想飞向月球去了。
　　谈到嫦娥奔月，那得从后羿射日说起。传说中后羿和嫦娥都是尧时候的人。尧的时候，天上有１０个太阳同时出现，把土地都烤焦了，庄稼也枯干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因为天气酷热的缘故，一些怪禽猛兽，也都从干涸的江湖和火焰似的森林里跑出来，在各地残害人民。
　　人间的灾难惊动了天上的神，天帝命令善于射箭的后羿下到人间，协助尧来解除人民的苦难。后羿带着天帝赐给他的一张红色的弓，一口袋白色的箭，还有他美丽的妻子嫦娥一起来到人间。
　　到达人间后，后羿立即开始了射日的战斗。他从肩上解下那张红色的弓，取出白色的箭，一支一支地向骄横的太阳射去，顷刻间１０个太阳被射去了９个，只因为尧认为留下一个太阳对人民有用处，才拦阻了后羿的继续射击。这就是有名的后羿射日的故事。但是后羿的丰功伟绩，却受到了其他天神的嫉妒，他们到天帝那里去进谗言，使天帝疏远了后羿，最后把他永远贬斥到人间。受了委屈的后羿和妻子嫦娥只好隐居在人间，靠后羿打猎为生。那嫦娥又是怎样奔月的呢？在古书上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根据《淮南子》的记载是，后羿觉得对不起受他连累而谪居下凡的妻子，便到西王母那里求来了长生不死药，好让他们夫妻二人在世间永远和谐地生活下去。嫦娥却过不惯清苦的生活，乘后羿不在家的时候，偷吃了全部的长生不死药，奔逃到月亮里去了。另一种说法是屈原所做的《天问》中的记载，说后羿后来对嫦娥有不忠行为，和河伯的妻子发生暧昧关系，因而引起嫦娥极大的不满，便离开后羿跑到天上去了。嫦娥奔月以后，很快就后悔了，她想起丈夫平日对她的好处和人世间的温情，对比月亮里的孤独，倍感凄凉。所以，唐代李白、杜甫、李商隐等诗人都对嫦娥给予了深厚的同情。李白《把酒问月》诗：“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杜甫《月》诗：“斟酌嫦娥寡，天寒耐九秋。”也很同情嫦娥的寒冷寂寞生活。李商隐《嫦娥》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虽然对偷药的事念念不忘，但对嫦娥在碧海青天寒夜中的孤单心情，也深表体谅之情。
　　关于后羿之死，战国时思想家孟子所著《孟子》和西汉初年刘安编成的《淮南子》都说他是被恩将仇报的徒弟逢蒙暗害的。暗害的手段记载各不一样，有的说是用桃木大棒打死的，有的说是用暗箭射死的。总之这位盖世英雄死在阴谋家的手里。有的传说里还说，后羿死后英魂不散，变成了打鬼的钟馗神。这一说法是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根据《淮南子》等古书的记载考证出来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这位不幸死去的英雄的无限怀念。
　　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嫦娥在人们心中像美丽的月亮一样，成为温柔、聪明、善良的美人了。这些都说明了人们对嫦娥的同情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茶俗趣谈茶俗是民间风俗的一种，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是人们心态的折射，它以茶事活动为中心贯穿于人们的生活中，并且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演变，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内容丰富，各呈风采。
　　１．茶与婚礼茶与婚礼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在婚礼中应用茶作为礼仪的一部分。它起源于何时呢？
　　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６４１年），文成公主入藏时，按本民族的礼节带去茶开始，至今已有１３００多年了。唐时，饮茶之风甚盛，茶叶成为婚姻不可缺少的礼品。宋时，茶由原来女子结婚的嫁妆礼品演变为男子向女子求婚的聘礼。至元明时，“茶礼”几乎为婚姻的代名词。女子受聘茶礼称“吃茶”。姑娘受人家茶礼便是合乎道德的婚姻。清朝仍保留茶礼的观念，有“好女不吃两家茶”之说。由于茶性不二移，开花时籽尚在，称为母子见面，表示忠贞不移。《红楼梦》书中，王熙凤就曾诙谐地对林黛玉说：“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么还不做我家的媳妇？”
　　如今，我国许多农村仍把订婚、结婚称为“受茶”、“吃茶”，把订婚的定金称为“茶金”，把彩礼称为“茶礼”等。在婚礼中用茶为礼的风俗，也普遍流行于各民族。蒙古族订婚、说亲，都要带茶叶表示爱情珍贵。回族、哈萨克族、满族订婚时，男方给女方的礼品都是茶叶。回族称定婚为“定茶”、“吃喜茶”，满族称为“下大茶”。
　　至于迎亲或结婚仪式中用茶作礼物，主要用于新郎、新娘的“交杯茶”、“和合茶”，或向父母尊长敬献的“谢恩茶”、“认亲茶”等仪式。
　　总之，从古到今，我国的许多地方，在结婚的每一个过程中，往往都离不开茶来做礼仪。
　　２．茶与祭祀我国以茶为祭，大致是在南北朝时逐渐兴起的。南北朝齐武帝萧颐永明十一年（４９３年）遗诏说：“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惟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上贵贱，咸同此制。”齐武帝萧颐是南朝比较节俭的少数统治者之一，他提倡以茶为祭，把民间的礼俗吸收到统治阶级的丧礼中，并鼓励和推广了这种制度。
　　把茶用作丧事祭品，只是祭礼的一种。我国的祭祀活动，还有祭天、祭地、祭灶、祭神、祭仙、祭佛，不可尽言。古代用茶作祭，一般有这样三种形式：在茶碗、茶盏中注以茶水；不煮泡只放以干茶；不放茶，久置茶壶、茶盅作象征。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也有以茶为祭品的习惯。如布依人的祭土地活动，每月初一、十五，由全寨各家轮流到庙中点灯敬茶，祈求土地神保护全寨人畜平安。祭品很简单，主要是用茶。再如云南丽江的纳西族，无论男女老少，在死前快断气时，都要往死者嘴里放些银末、茶叶和米粒，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死者才能到“神地”。
　　祭祀活动中的以茶作祭品，可以说是茶文化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带封建迷信的副文化，但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的历史现象。
　　３．饮茶习俗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其饮茶习俗千姿百态。就武夷山饮茶习俗而言，自古以来就有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联谊等形式。由古代沿袭下来的饮茶习俗至今在有的农村或茶艺馆还依然可见，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
　　（１）敬茶在武夷山的农村较为普遍的茶俗便是“客来敬茶”，“一杯香茗暂留客”，表达了武夷山人对客人的问候和敬意。
　　宋代以来，武夷山民间流传着“客至莫嫌茶当酒”的风俗，大抵客至，寒暄问候，邀请入座，主人的家属，立即洗涤壶盏，升火烹茶，冲沏茶水，敬上一杯香茶。主人讲究“端、斟、请”；客人则留意“接、饮、端”的举动。主人以左手托杯底，右拇指、食指和中指扶住杯身，微笑地说：“请用茶”。饮茶人应双手接杯，道声谢谢，端杯细啜，赞主人茶叶佳、好，一道茶后，寒暄叙话，主人复斟茶，饮毕不能将余泽倾倒，主人要待客人离开后方可清理、洗涤茶具。
　　（２）擂茶武夷山有的村流行着一种“喝擂茶”的习俗。擂茶是农家招待客人必备的饮料，其原料一般只用茶叶、大米、桔皮。讲究的还放入适量的中药茵陈、甘草、川芎、肉桂等。擂茶喝起来特别香甜，是一种可口的饮料，特别是在炎夏，具有清凉解暑的功效。在喝擂茶的同时，还备有佐茶的食品，如花生、瓜子、炒黄豆、爆米花、笋干、南瓜干等，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敬茶时擂茶碗内溢出的阵阵酥香、甘香、茶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肺，令人心驰神往，实在是待客的佳品。
　　（３）“三道茶”
　　“三道茶”是武夷山御茶园根据武夷山民间饮茶习俗，以“和、敬、怡、真”的思想为指导，整理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饮茶方式（一般适用于茶馆）。“三道茶”包括“迎客茶”、“留客茶”、“祝福茶”。
　　“迎客茶”是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的第一盏茶，并配有茶点。茶点是具有武夷山区特色的米焦、芝麻果、咸笋干、芋果等。香醇的茶和甜美的茶点，表示欢迎客人的到来。“留客茶”是让客人既能看到泡茶的技巧又能品尝到茶的色、香、味。一边品茶，一边交谈，无拘无束，其乐无比。“祝福茶”是在客人即将告辞时，送上一杯桂花金桔茶，并送上祝福的吉言。
　　４．古代的“斗茶”
　　中外历史上有“斗鸡”、“斗牛”，可在中国古时还有“斗茶”之事。斗茶始于唐代，据考此举创造于出产贡茶闻名于世的福建建州茶乡。每年春季新茶制成后，茶农、茶客们按新茶优良次劣排列顺序进行比赛，有比技巧、斗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一场斗茶比赛的胜败，犹如今天一场球赛的胜败，为众多市民、乡民所关注。唐叫“茗战”，宋称“斗茶”，这种具有很强的胜负色彩活动，其实是一种茶叶的评比形式和社会化活动。
　　决定斗茶胜负的标准，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是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等而下之。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
　　二是汤花，即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要看两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色泽。因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有若“冷粥面”，就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茶色水线）。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
　　斗茶，多为两人捉对“厮杀”，经常“三斗二胜”，计算胜负的单位术语叫“水”，说两种茶叶的好坏为“相差几水”。
　　凤凰的原型谁知道龙飞凤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然而，凤凰的原型究竟是什么？对此，历来说法不一。
　　有人说凤凰是鸵鸟，也有人说凤凰是极乐鸟，更有人说凤凰是某种早已灭绝的巨鸟。但是，细加考辨后便会发现，鸵鸟之类我国根本没有，说它是某种早已灭绝的巨鸟也欠证据。于是，有人主张凤凰的原型应是与其形状较相似的孔雀。主要依据是《尔雅·释鸟》的记载：“鸥凤其雌皇。”郭璞注曰：“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可见，凤凰和孔雀形状有相似之处。
　　但是，最近有人提出凤凰的原型不是孔雀。理由是纵观有关孔雀的资料，没有一条是来自先秦的，最早关于孔雀的记载是在秦汉时期的典籍当中。这表明，在先秦时代，黄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没有孔雀。因此，可以断定，黄河流域的上古人民所创作的凤凰，当然就不会以他们从未见过、听过的孔雀为原型。
　　实际上古人也是极少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又产生另一种说法，认为凤凰的原型是雉类，即俗称的山鸡、野鸡、锦鸡等，它以雉类为主体，融合了鹰等许多种鸟的典型形象，应是以雉类为代表的艺术结晶。此说的主要理由是：一、两者形貌十分相近。《说文解字》云：“凤之象也，五色备举。”也即凤凰的羽毛五彩斑斓，而雉类也是“丰采毛之美丽兮有五色之名”（《文选·射雉赋》）；凤凰之首为鸡头、蛇颈，而雉类之首也如此；凤凰之尾羽修长、雅丽，而雉类与之同。
　　二、从古代留传的字画中，可见两者非常相近。古代卜辞中的一些象形“凤”的字，与雉类接近。又据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人民文学》１９５３年第１１期）介绍，战国时楚国的一幅帛画中绘有一只凤凰，其整个体态极像雉类。
　　三、雉类善良、勇猛的禀性，是古代人民所尊奉的，它融化进凤凰的形象里，使凤凰成了吉祥之鸟。人们祈求凤凰运用神力保天下安宁，以此有了强劲的精神寄托。因而，在上古人民的幻想中，凤凰又是一位强劲有力的保护神，是威猛而大有利于人的火的化身：“凤凰，火精，生丹穴。”人们常常祈求凤凰运用神力，打击害人的凶神恶煞。凤凰的这一特性，和雉类密切相关。雄雉勇于搏斗，顽强果敢，所以武官侠士多喜欢用雉尾饰冠。
　　四、雉类还以良好的两性关系引起人们的赞赏。雉类求偶的情景，也与凤凰类似。《诗经·小雅·小弁》云：“雉之朝滩，尚求其雌。”雉类往往偶居，形影不离，而凤凰也是“凤侣鸾俦”，意味着最佳的姻缘。正因为如此，古代妇女既爱好用雉类作装饰，如用雉羽饰车舆，又喜欢凤冠、凤佩、凤钗、凤衣、凤鞋之类的饰物，寓含着对幸福爱情的憧憬。
　　名人饮食风俗趣闻中国人特别讲究吃，讲究色、香、味俱全，因此也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八大菜系。然而在中国的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名人与饮食之间的传说故事。名人也是人，和普通人一样要食人间烟火。但由于名人身份不同，所以名人和饮食之间便有了许多说不完、道不尽的趣闻轶事。
　　１０００多年前，西汉唐蒙奉命出使南越。筵席上，他第一次喝到了醇香可口的酱酒，大为赞赏。回朝时带了几瓶献给汉武帝。汉武帝金口一尝，立即钦定为贡酒，酱酒顿时身价百倍。清朝时王致和官运不通，就做起豆腐生意来。后来他做的豆腐被慈禧太后偶然尝到，慈禧一称赞，竟成了御品，王致和从此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涮羊肉”是名特风味，但能流传下来却和忽必烈有关。７００年前，元世祖忽必烈率军征途中，突然想吃草原美味“清炖羊肉”。随军厨师马上宰羊剔肉，不料敌情突发，做“炖羊肉”来不及了，厨师忙将羊肉切成薄片，放在锅里一搅和就捞出来，放点调料送了上去。忽必烈饥不择食，吃罢迎敌并获全胜，还朝后命厨师如法炮制，并建议放了许多佐料，群臣吃后赞不绝口。忽必烈赐名“涮羊肉”。
　　“金华火腿”是宋代名将宗泽发明的。宗泽是主战派，因打仗连连得胜，百姓抬着肥猪慰问，一时猪肉多得吃不完，宗泽就命人将猪腿割下，腌制起来。由于腌制的猪腿又湿又重，行军携带不便，所以常常把它们匆匆晒上几天，挂在风中晾干，日子一久，腿肉红得如火，大家都叫它“火腿”。
　　在饮食上，名人各有癖好。明代戚继光喜吃猪头，在他戍守关外时，为了过一过猪头瘾，不惜派快马长驱北京的抄手胡同，专买那里的华家猪头。刘邦爱吃凉皮，他封汉王时在汉中吃当地的凉皮吃上了瘾，当了皇上后，还不忘记要吃汉中的凉皮。据说有人因给刘邦进贡凉皮还被升了官。咸丰皇帝爱吃凉粉，咸丰十年的一天，咸丰走出宫门在大街上吃了两碗凉粉，觉得味道极佳，竟把卖凉粉的请到宫里住了一个月，传授制作凉粉的技艺。此外还有，慈禧饮茶成癖；李鸿章爱吃咸菜；郑板桥爱吃狗肉；魏征爱吃芹菜等等。
　　“西施舌”是杭州的名点，因美女西施而得名，形似西施娇小的舌头，光洁清香甜润可口。“昭君皮子”是甘肃人夏日常食的酿皮子，据说王昭君出塞后吃不惯面食，厨师遂将面粉分离成淀粉和面筋。用淀粉制成的面条，昭君十分爱吃。“贵妃鸡”是上海名菜，借用杨贵妃酒醉百花亭的故事命名。“汉宫藏娇”原名“泥鳅钻豆腐”，是江西名菜，以豆腐形容貂蝉之纯，以泥鳅比作董卓奸滑。
　　历代和各民族的饮食风俗中，也有不少都和名人有关。比如吃“年糕”就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公元前５１４年，吴王让伍子胥督建王城。吴王之子夫差继位后听信谗言，杀了伍子胥。伍子胥临死前对部下说：“我死后若国家有难，民众没粮吃，就到城门墙下挖地三尺，可以找到吃的东西。”后来越国进攻吴国，城中军民断粮，伍子胥的部下就带领军民在城门墙下挖地，果然挖出许多可以充饥的“城砖”，原来“城砖”是糯米粉压成的，这是伍子胥生前设下的“积粮防急”之计，吴国军民就靠这些“城砖”渡过了难关。此后每逢过年，吴国百姓都要压制类似“城砖”的年糕，来纪念伍子胥。象这类情况还有很多，如吃粽子纪念屈原；吃腊八粥纪念佛祖；吃馄饨纪念盘古等等。
　　如今这些名人创立饮食的风俗一直流传在民间，人们在品尝这些佳肴的时候，可以谈谈这些名人的饮食趣闻，别有一番滋味。
　　红色缘何示吉祥在中国人心目中，红色意味着吉祥。
　　过节过年，要张贴大红对联；嫁女娶妇要红挂彩；生了孩子要送红喜蛋；送贺礼要有红纸包裹；开张奠基，要剪红绸缎。总之，一切表示喜庆、吉祥的，都离不开红色。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样热爱红色。对红色的喜爱早已经超越了审美的意义，连同它的象征意义一起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喜庆、热烈、甚至忠贞。只有红色，才能完全表达中国人对生命、对人生的态度和渴望。生殖繁衍，趋利避害，红色几乎成为我们信心的保障。所以，称红色为“中国红”一点不为过。其实，中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用红色表示吉庆的。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曾用过黄色代表吉庆，也曾用过黑色和白色代表吉庆。到了汉朝，汉高祖称自己是“赤帝之子”。赤，就是红色。从那时起，红色就成了人民崇尚的颜色。汉朝以后，我国各地崇尚红色的风俗习惯已基本趋向一致，并一直沿袭了下来。
　　皇族推崇红色，是因为红色象征着特权与富足，在公用印章上也可以见到红色，这时的红色代表了更多的自信、权威和不可侵犯。在建筑上，窗框、门框等需要勾勒轮廓的部分总是用红色来装饰，象征一种富贵与吉祥。参观过故宫、颐和园、北海的人一定注意到这些皇家建筑通常是黄色的琉璃瓦，红色的砖墙。为什么要用红色的砖墙呢？这要溯源到公元前１１世纪的周代，那时的宫殿建筑就普遍采用红色，并流传后代。因为封建帝王的宫殿是最高统治者的活动场所，必须处处显示“至高无上”、“尊贵富有”，因此，绝大多数古代宫殿都是红墙黄瓦。
　　红色，在色彩学中是一种饱和度和纯度最高的颜色。色彩的语言就是语码信息，是色彩传递出的语言的翻译。在所有的色彩中，冲击波最强的是红色，那么有力、强烈，所以许多标志的用色都首选红色，在世界各国的国旗中，８０％的国旗都有红色。传说在古代的竞技场表演前，被关进红色屋子的角斗士要比其他选手发挥得更出色，是红色点燃了他们的斗志、激起了热情。
　　要是寻究红色深入人心的起源，还应该感谢染色技术。在古代，红色的自然色染色技术发达得最早，是当时生产力有限条件下最容易配出来的颜色。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光照下，红色是最易被视觉收到的色彩，因为这种奇妙的现象，蜜蜂采红色花花粉的机会明显大于其他种类的花，在这个地理区域，红色的花分布最广，数量也最多，是蜜蜂帮助了红色的早期流传。
　　如果一定要给一个民族选择一种形象色的话，那么，红色无疑应该给中国。尽管据人类学家所说，世界上曾经至少有７０％以上的原始民族选择了红色作为他们的图腾色，但是只有中华民族才真正将这种鲜艳热烈的色彩根植在自己的文化血脉之中，并使之日常生活化。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和演变中，它成了负荷中国人复杂情感的一个载体、一个符号。而西方不少民族只是在一种近乎宗教化的情感中才会表现出某种对于红色的崇拜。
　　中华民族喜欢红色，不仅在节日庆贺等场合用红色，在婚俗礼乐等场合用红色，同时，它也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完美的色彩，中国美好的女子被称为红颜，美好的事物都爱用红色来代称。这些民族心理成了定势，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国旗也是红色的，在国际舞台上，红色更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色彩是没有优劣之分的，有的只是人为的偏爱，红色作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最爱，既属偶然又是必然的，没有色彩的世界是暗淡的，没有“中国红”的世界是不完整的世界。
　　筷子是如何产生的现在世界上人类进食的工具主要分为３类：欧洲和北美用刀、叉、匙，一餐饭三器并用；中国、日本、越南、韩国和朝鲜等国用筷子；非洲、中东、印尼及印度次大陆以手指抓食。
　　中国是筷子的发源地，以筷进餐少说已有３０００年历史，是世界上以筷为食的母国。筷子看起来只是非常简单的两根小细棒，但它有挑、拨、夹、拌、扒等功能，且使用方便，物美价廉。凡是使用过筷子者，不论华人还是老外，无不钦佩筷子的发明者。可是它是何人发明？何时创造产生？答案却只有“史无记载”４个字。当然，研究筷子文化，也不是找不到任何旁证材料，这里就有３个关于筷子起源的传说。
　　１．姜子牙与筷子这一传说流传于四川等地。说的是姜子牙只会直钩钓鱼，其他事一件也不会干，所以十分穷困。他老婆实在无法跟他过苦日子，就想将他害死另嫁他人。这天，姜子牙钓鱼又两手空空回到家中，老婆说：“你饿了吧？我给你烧好了肉你快吃吧”姜子牙确实饿了，伸手就去抓肉。窗外突然飞来一只鸟，啄了他一口。他疼得“哎呀”一声，肉没吃成，忙去赶鸟。当他第二次去拿肉时，鸟又来啄他的手背。姜子牙犯疑了，鸟为什么两次啄我，难道这肉我吃不得？为了试鸟，他第三次去抓肉，这时鸟又来啄他。姜子牙知道这是一只神鸟，于是装着赶鸟的样子追出门去，一直追到一个无人的山坡上。神鸟栖在一枝丝竹上，唱道：“姜子牙呀姜子牙，吃肉不可以用手抓，夹肉就在我脚下。”姜子牙听了神鸟的指点，忙摘了两根细丝竹回到家中。这时老婆又催他吃肉，姜子牙于是将两根丝竹伸进碗中夹肉，突然看见丝竹咝咝地冒出一股股青烟。姜子牙假装不知放毒之事，对老婆说：“肉怎么会冒烟，难道有毒？”说着，姜子牙夹起肉就向老婆嘴里送。他老婆脸都吓白了，忙逃出门去。
　　姜子牙明白这丝竹是神鸟送的神竹，任何毒物都能验出来，从此每餐都用两根丝竹进食。此事传出后，他老婆不但不敢再下毒，四邻也纷纷学着用竹枝吃饭。后来效仿的人越来越多，用筷吃饭的习俗也就一代代传了下来。
　　２．妲己与筷子这个传说流传于江苏一带。说的是商纣王喜怒无常，吃饭时不是说鱼肉不鲜，就是说鸡汤太烫，有时又说菜肴冰凉不能入口。结果，很多厨师都成了刀下之鬼。宠妃妲己也知道他难以侍奉，所以每次摆酒设宴，她都要事先尝一尝，免得纣王嫌菜不可口又要发怒。有一次，妲己尝到有几碗佳肴太烫，可是调换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纣王已来到餐桌前。妲己为讨得纣王欢心，急中生智，忙取下头上长长的玉簪将菜夹起来，吹了又吹，等菜凉了一些再送入纣王口中。纣王是荒淫无耻之徒，他认为由妲己夹菜喂饭是件乐事，于是天天要妲己如此。妲己只好让工匠为她特制了两根长玉簪夹菜，这就是玉筷的雏形。以后这种夹菜的方式传到了民间，便产生了筷子。
　　３．大禹与筷子这个传说流传于东北地区。说的是尧舜时代，洪水泛滥成灾，舜命禹去治理水患。大禹受命后，发誓要为民清除洪水之患，所以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日日夜夜和凶水恶浪搏斗，别说休息，就是吃饭、睡觉也舍不得耽误一分一秒。有一次，大禹乘船来到一个岛上，饥饿难忍，就架起陶锅煮肉。肉在水中煮沸后，因为烫手无法用手抓食。大禹不愿等肉锅冷却而白白浪费时间，所以就砍下两根树枝把肉从热汤中夹出，吃了起来。从此，为节约时间，大禹总是以树枝、细竹从沸滚的热锅中捞食。这样可省出时间来制服洪水。久而久之，大禹练就了熟练使用细棍夹取食物的本领。手下的人见他这样吃饭，既不烫手，又不会使手上沾染油腻，于是纷纷效仿，就这样渐渐形成了筷子的雏形。
　　虽然“传说”主要是通过某种历史素材来表现人民群众对历史事件的理解、看法和感情，而不是严格地再现历史事件本身，但大禹在治水中偶然产生使用筷子的最初过程，使当今的人们相信这是真实的情形。它比姜子牙和妲己制筷传说显得更纯朴，从而更具有真实感，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促成筷子诞生，最主要的契机应是熟食烫手。上古时代，因无金属器具，再因兽骨较短、极脆、加工不易，于是先民就随手采摘细竹和树枝来捞取熟食。当时处于荒野的环境中，人类生活在茂密的森林草丛里，最方便的材料莫过于树木、竹枝。正因如此，小棍、细竹经过先民烤物时的拨弄，急取烫食时的捞夹，蒸煮谷黍时的搅拌等，逐渐形成筷子的雏形。这是人类在特殊环境下的必然发展规律。从现在筷子的形体来研究．它还带有原始竹木棍棒的特征。即使经过４０００余年的发展，其原始性依然无法改变。
　　五彩纷呈的民间习俗的由来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民俗文化也是异彩纷呈。众所周知，在婚庆典礼上要向新人撒彩纸屑；给老年人祝寿要送寿桃；过年时要放鞭炮、吃年夜饭；有重大庆典活动时，要舞狮子。虽然人们已经知道这些固定的习俗，但是人们是否了解这些习俗的由来呢？
　　１．婚礼撒彩纸屑的由来在结婚典礼上，人们欢笑着把五颜六色的纸屑撒向天空，撒向新郎、新娘，也撒向前来道贺的客人们。撒彩纸屑给婚礼增添了喜庆的色彩，是一个深受人们欢迎的风俗。然而这种风俗并不是原产自中国，而是起源于意大利。中古时代，意大利有这样的风俗，“凡参加婚礼的人，要向新人撒一把五彩缤纷而细小的糖果，祝福新人过着甜蜜的生活。”后来，人们把撒糖果改为撒彩色纸屑，并流传开来。
　　２．祝寿送寿桃的由来每逢祝寿，尤其是给老年人祝寿，人们都喜欢送寿桃，以此来预祝过生日的寿星健康、长寿。这个送寿桃祝寿的习俗据说是从孙膑开始的。
　　传说，孙膑很小就离开家乡，到千里之外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一晃１２年过去了，孙膑在师傅那里刻苦学习，废寝忘食，从来没回过一次家。这年五月初五那天，孙膑突然想起来，这天是母亲的生日。老母亲已经有８０高龄了，天天盼着儿子回家。１２年没见面了，不知母亲身体如何。
　　再说孙膑的家里，这天大摆酒宴为老母亲庆寿。老母亲见全家人惟独少了一个孙膑，心里难过便哭了起来。正当一家人劝慰母亲时，孙膑回来了。孙膑看见母亲那因为思念儿子而憔悴的面容，心里难过极了。他赶忙从怀里掏出师傅送的桃捧给母亲说：“今日告假回来，师傅送我一个桃孝敬您。”大家看见孙膑的母亲吃了桃以后，变得健康年轻了，以后纷纷效仿孙膑，在父母过生日的时候，甚至是一般亲朋好友过生日的时候，送上寿桃，表示衷心的祝福。
　　３．舞狮子的由来 每逢春节或其他一些庆典活动，我国民间都盛行舞狮。在阵阵锣鼓鞭炮声中，几个大狮子欢腾跳跃，平添了许多节日的喜庆、热闹气氛。舞狮子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有关狮子舞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礼乐志》，其中提到“象人”，照三国时魏国人孟康的解释，“象人”就是扮演鱼、虾、狮子的艺人。由此可见，至迟在三国时已有狮子舞了。到了唐朝，狮子舞已发展为上百人集体表演的大型歌舞，还作为燕乐舞蹈在宫廷表演，称为“太平乐”，又叫“五方狮子舞”。当时的狮子舞，还流传到了日本。日本的一幅“信西古乐图”中，就画有古代的日本奏乐舞的场面，与唐代的相似，只是规模小得多。唐代以后，狮子舞在民间广为流传。宋代的《东京梦华录》记载说，有的佛寺在节日开狮子会，僧人坐在狮子上做法事、讲经以招徕游人。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介绍了浙江灯节时，大街小巷，锣鼓声声，处处有人围簇观看狮子舞的盛况。
　　４．鞭炮的由来 无论是过年过节，还是结婚嫁娶、进学升迁，以至大厦落成、商店开张等等，只要为了表示喜庆，人们都习惯放鞭炮来庆祝。
　　这个习俗在我国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了。《荆楚岁时记》曾经这样记载，正月初一，鸡叫头一遍时，大家就纷纷起床，在自家院子里放爆竹，来逐退瘟神恶鬼。当时没有火药，没有纸张，人们便用火烧竹子，使之爆裂发声，以驱逐瘟神，这当然是迷信，但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渴求安泰的美好愿望。
　　到了唐朝，鞭炮又被人们称为“爆竿”，大概是将一支较长的竹竿逐节燃烧，连续发出爆破之声。南昌诗人来鹄的《早春》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新历才将半纸开，小亭犹聚爆竿灰。”描绘的就是当时春节燃烧竹竿的情景。
　　后来，炼丹家经过不断的化学试验，发现把硝石、硫黄和木炭放在一起能引起燃烧和爆炸，于是发明了火药。有人将火药装在竹筒里燃放，声音更大，使得火烧竹子这一古老习俗发生了根本变化。北宋时，民间已经出现了用卷纸裹着火药的燃放物，还有单响和双响的区别，称为“爆仗”，后又改为“鞭炮”。
　　５．年夜饭各种吃食的由来除夕之夜，无论相隔多远，工作有多忙，人们总希望回到自己家中，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有人实在不能回家时，家人们也总是为他留一个位子，留一副碗筷，表示与他团聚。这年夜饭又叫“合家欢”，是人们极为重视的家庭宴会。按照我国民间的传统习惯，年夜饭的吃食很有讲究，通常有馄饨、饺子、长面、元宵等等。
　　新年吃馄饨取其开初之意。传说盘古氏开天辟地，使“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结束了混沌状态，才有了宇宙四方。再则取“馄饨”与“浑囤”的谐音，意思是粮食满囤。
　　饺子是我国的传统食品之一，也称作扁食或煮饽饽。古来只有馄饨而无饺子，后来将馄饨做成新月形就成了饺子。唐朝时吃饺子的习惯已经传到我国的边远地区了。除夕夜，１２点钟声一敲响，就开始吃饺子，因为此时正是子时，取其新旧交替，子时来临之意。
　　长面，也叫长寿面，新年吃它，预祝长寿百年。古代的一切面食都叫做饼，所以汤面起初也叫汤饼，开始的面片不是擀成或压成的，而是将和好的面，用手往锅里撕片片，和现在北方吃的“乌鸦头”、“猴耳子”等的做法差不多。到唐代以后开始用案板擀面，才逐渐有了长面、短面。
　　不少地方在吃年饭的时候还搭配些副食品，想要讨个吉利。吃枣（春来早），吃柿饼（事如意），吃杏仁（幸福来），吃豆腐（全家福），吃三鲜菜（三阳开泰），吃长生果（长生不老），吃年糕（年糕年糕，一年比一年高）…… 当然，现在的年夜饭品种就更加丰富了，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大约一年中能见到的最好的菜肴都摆上了餐桌。
　　火锅的历史演变 什么叫火锅？其实只要是底部有火，上有锅子，就是火锅了。至于是使用什么样的锅子、何种燃料，自古以来的演变，可谓多姿又多彩。
　　最早的火锅大约是在１００００年前用鼎煮的。我们的老祖宗发明了最早的容器——陶制的鼎，那可说是非常大的锅子。无论是三足或四足的鼎，在当时，只要是能吃的食物，通通都丢入鼎内，然后在底部生火，让食物煮熟，成为一大锅的食物，当时叫做“羹”，这就是最早的火锅了。不过仔细一想，当时并没有所谓的盐，也没有调味料，更没有酱，只是把一堆肉煮熟而已，会好吃吗？加上鼎太大，不能移动，只能固定陈列在一定的地方，不方便随时享用。于是，到西周时代，人们不但发明了铜与铁，且各种陶器品也改良制作成较为小型的器皿，适合一般人使用。铜与铁的产生，形成了器皿的革命，器皿也开始与近代的锅子非常相近，铜制的锅子与陶制的砂锅，到现在还是最实用、最普遍的火锅器皿，而大的鼎最后则转变为权力的象征物了。
　　火锅的发展亦如同餐饮史的发展一样，是渐进式的，完全是依据当时的器皿、社会的需求与原材料的发现引进而加以变化的。就像“花椒”在没传进中国前，怎会有麻辣锅？“辣椒”在未进入中国时，又怎会有辣的调味出现呢？三国时代，魏文帝所提到的“五熟釜”，就是分有几格的锅，可以同时煮各种不同的食物，和现今的“鸳鸯锅”，有异曲同工之妙。到了南北朝，“铜鼎”是最普遍的器皿，也就成了现今的火锅。演变至唐朝，火锅又称为“暖锅”。
　　在整个火锅历史的演变上，描写火锅最为传神的是南宋时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供》里所说的涮兔肉片。当时，林洪前往武夷山拜访隐士止止师，止止师住在武夷山九曲中第六曲仙掌峰，当林洪快到山峰时，下起大雪，一只野兔飞奔于山岩中，因刚下雪岩石很滑，滚下石来，被林洪抓到。林洪想烤来吃，而问止止师会不会烧兔肉，止止师回答他说，我在山中吃兔子是这样的，在桌上放个生炭的小火炉，炉上架个汤锅，把兔肉切成薄片，用酒、酱、椒、桂做成调味汁，等汤开了，夹着片在汤中涮熟，沾着调味料吃。利用这样涮熟的吃法，林洪觉得甚为鲜美，且能在大雪纷飞之寒冬中，与三五好友围聚一堂谈笑风生，随性取食，非常愉快，因而为这样一种吃法取了个“拨霞供”的美名，取当时“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的美丽光景。随后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各种肉类或蔬菜，皆可如此涮食。
　　从元、明、清到现今，火锅器皿上的变化并不大，新的容器除了锅盖采用耐高温透明玻璃，煮的时候可见食物的翻腾，吃的时候不会有漏网之鱼外，铜锅、铁锅、砂锅等锅具，只是在制作上更为精致，多已使用几千年以上，而现今使用最普遍的也最广泛的锅具为“不锈钢锅”，也就是俗称的“白铁锅”。
　　虽然火锅器皿的变化不大，但是在燃料使用上的进步却是一日千里，从柴火到木炭，从电炉、酒精到煤气、电磁炉，以木炭的使用历史最久，也最有风味，但也最污染空气。电磁炉虽然最干净也最方便，但风味较差，煤气最好控制火候的大小，方便、好用，不过却也较危险。
　　相对于燃料上的多变化，调味料的演变却趋于保守、保密。涮羊肉的调料千年不变，汕头沙头酱以独门配方为傲，其他豆腐乳、豆瓣酱也都是以老牌子为号召。另外，一些基本搭配的蘸料还有酱油、葱、蒜、蛋、麻油、辣椒等等，样式不少，如何同中求异，都依赖各家的独门调配。
　　一般而言，市面上的火锅基本上只有３大类别，第一种汤为淡味，而以涮生片为主，调料占重要角色，涮羊肉及广式打边炉最具代表；第二种是锅内的料已熟，如砂锅鱼头、羊肉炉等，炉火只是作为保温作用，并用来烫青菜；第三种是锅内的料全都熟透了，连青菜也无需再穿烫，炉火完全是用来保温的，和大锅菜无二样，如佛跳墙、复兴锅等大锅菜的方式。
　　三五好友或一家团聚，吃火锅是最原始的做法，想吃什么就放什么，是现代人最喜欢的一种吃法，怎么样，来一锅吧！
　　为何纳西族崇拜老虎和牦牛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纳西族，世代聚居于玉龙山下、金沙江畔及泸沽湖边。历史上，纳西族长期处于吐蕃、南诏、中原几大势力之间，因此，和纳西族的各种文化一样，延续至今的纳西族传统民居，也融合了汉、白、藏等民族的建筑文化。
　　丽江一带纳西族民居的平面组合，常见的有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两重院、两坊房和一坊房等几种形式。四合五天井及两重院多为富商等有钱人家所建造，两坊房和一坊房多为捉襟见肘的贫民所居住，而最为常见的是三坊一照壁形式。三坊一照壁是由较高的一坊正房和稍低的两坊厢房，加上正房对面次低的围墙（照壁）所组成的封闭式院落。院门一般设于院落的东南角，门楼却不似白族的门楼那样不惜糜费着意装饰，而显得比较庄重、朴素。尤其不同的是，纳西族民居院落门口两侧多竖立两块高约０．５米的锥形石头。纳西族群众称为“董鲁”、“塞鲁”的这两块石头，既是这一带传统民居建筑重要部位——门楼的装饰构件，也是董神美利董阿普和塞神勒琴塞阿祖的象征。
　　在纳西族神话和东巴教经籍里，董神美利董阿普和塞神勒琴塞阿祖是一对夫妇，是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的大神，是惩治怪兽、造福于民的善神，是纳西人心目中极为神圣的守护神。在东巴教的许多祭祖活动里，均要首先举行敬请董神、塞神降临的祭礼，然后方可进行其他祭祀活动。在民间，人们则以两块锥形石头为象征，安置在住宅院门的左右，早晚以酒茶献祭。
　　对具有如此辉煌神迹的开辟大神，人们却仅以两块锥形石头作为象征，安置在宅院大门左右两侧，对此，《东巴经》是这样解释的：传说董神、塞神奉了劳阿普之命从天上到人间时，董神的坐骑是牦牛，塞神的坐骑是老虎。来到人间以后，董神把牦牛拴在宅院门口左边的石桩上，塞神把老虎拴在右边的石桩上。３年过后，董神和塞神夫妇俩生下一对男女，男的叫董盘若金，女的叫塞盘若金。有一天，兄妹俩去打猎，挖了陷阱，埋下地弩，这时，带去的猎狗却不慎误踩了陷阱以致身亡。这件事触怒了董神和塞神的坐骑牦牛和老虎，于是，牦牛便顶死了董盘若金，老虎也咬死了塞盘若金。对于牦牛和老虎失去理智的过火行为，仁慈的董神、塞神并不加以责难。后来，董神、塞神老了，当董神、塞神离开人间各自朝着“古洛”（北方）和“叶时蒙”（南方）不同方向走去时，他们把自己的灵魂分别托付给宅院门口两边拴牦牛和老虎的两块石桩。从这以后，纳西人住所的门口就竖立两块石头，作为董神、塞神的象征，也作为宅院大门的一种装饰，并借助、依仗董神、塞神无比巨大的威力，抵御来自四面八方侵扰居宅的妖魔邪恶。
　　从保存于《东巴经》里的这个神话故事看，丽江一带纳西族民居院门两旁的锥形石头，不仅象征着董神、塞神，同时也象征着董神、塞神的坐骑牦牛和老虎。而这种象征观念的形成，与纳西族先民的崇虎、崇牦牛观念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宅院大门两边的这两块锥形石头，实际上就是纳西族先民老虎崇拜和牦牛崇拜观念的物化形式，是老虎崇拜和牦牛崇拜的历史遗存。
　　宋元瓷枕上的民间文学在世人熟知的黄粱梦这个故事里，道人递给卢生一只“两端有窍的青瓷瓷枕”，应当说此事并非虚构，因为那正是中国最大的民窑——磁州窑的典型产品，当时的磁州窑窑址就离黄粱梦的发生地不足百里。
　　磁州窑遗址在邯郸市的磁县观台镇地区，因这一带古属磁州，故称“磁州窑”。它是我国古代北方民间瓷窑的杰出代表，是一个独具特色、范围极广的民窑系。其影响遍及晋、冀、鲁、豫、陕及南方数省。磁州窑历史悠久，宋代时其风格正式形成，装饰工艺、产品质量、品种产量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成为当时我国陶瓷出口的主要产品。１９９３年从渤海湾通往韩国的一条古老水道上打捞出一条元代沉船，从中出水了１１０件完好无损的磁州窑古瓷，这一发现被评为当年十大考古发现，印证了磁州窑的历史地位。
　　磁州窑的产品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有黑、白、黄、褐、绿及窑变色。装饰则以黑白对比为主，运用铁锈花、刻画花、红绿彩等技法。其中尤以铁锈花最为突出，即用含有氧化铁的斑花石作颜料，在瓷胚上绘制各色图案，经烧制而成。当时官窑多以单色釉为主，而磁州窑则以多种技法创造丰富的纹饰，成为宋元４００多年间我国北方民窑的突出代表，开创了我国瓷器彩绘装饰新纪元，为宋以后青花、五彩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并对日本、朝鲜等国的瓷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磁州窑由于是民窑系，其产品以民众日用品为主，绘画装饰也更加富于平民味道。仅从目前出土和收集到的十数个瓷枕上所写的诗文中，便可以看到一幅幅鲜活的宋元民间生活写照。
　　瓷枕是当时磁州窑的主要产品之一，其作用是夏天做凉枕（如黄粱梦里卢生的那种），或作陪葬品。久之，成为人们案头把玩的摆设，因而其上多有图画诗文。而这些诗文大多是由磁窑美工自己随意创作的。如已出土的一件黑地白花长方形瓷枕上写的是：“常忆离家日，双亲拂背言，遇桥须下马，有路莫行船，未晚先投宿，鸡鸣再看天，古来冤枉者，尽在路（途）边。”仿佛是双亲在慈祥地叮咛即将上路的游子。而题在香港杨永德先生收藏的一件瓷枕上的一首则更像一位乡里老人，用朴实的语言劝导一个毛头青年：“在处与人和，人生得几何，长修君子行，由自是非多”。由于磁窑美工不少是落第文人，因而更多题诗反映了一种类似卢生的出世心态，如“晨鸡初报，昏鸦争噪，哪一个不红尘里闹？路遥遥，水迢迢，利名人都上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人不见了。”还有“左难右难，枉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到头来无忧患。积金堆玉无边无岸，限来时后悔晚。病患边关，谁救得贪心汉。”还有一首题于白地划花长形瓷枕上的，则惟妙惟肖地刻画出金兵入侵（磁州是北宋末年宋金交战的主要战场）的情形：“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一朝事业成春梦，不游迁，门闭户，叫（教）几个小梦童。忽然喧哗一片，好不觉，金兵到门庭”。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加上存世数量极少，宋元瓷枕成为磁州窑收藏的上品。行家们说，一件标有“张家造”、“张大家造”款式的真品，价值连城。
　　剪纸是如何起源的剪纸是我国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根植于人民大众之中，历来为人们所喜闻乐见。１９５９年，在新疆高昌故址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南北朝时期的“对马”、“对猴”等剪纸，以实物印证了有关文献记载，说明早在１５００年前我国就已经有了剪纸。
　　扬州是剪纸流行最早的地区之一。隋唐时期，人们就把剪纸作为一种乐趣，点缀和美化生活。说起来，这和隋炀帝杨广还有一定关系。杨广当皇帝后，从大业元年（６０５）开始营建扬州，至邗沟修竣，运河通航，便在这里大兴土木，广筑离宫别馆。他三下扬州，恣意游乐。在扬州城西的上林苑中，有全国各地的奇花异卉，宝兽珍禽。每当他夜间和宫女们游园，不张灯火，反而令人捕捉许多萤火虫送来，萤光漫山遍谷，照耀如同白昼。到了冬天，园苑中花树凋零，池水结冰，炀帝游兴不减，令宫女们仿照民间剪纸，用彩锦剪为花、叶点缀枝条，挂于树上，剪成荷花、菱芰、藕芡等物，去掉池中冰块，逐一布置水上，营造出如同春夏之交的艳丽景色，以此来取乐。
　　这种“萤苑”、“剪乐”，同那“迷楼”、“龙舟”一样，反映了隋炀帝奢侈荒唐的生活，但从剪彩为花这个侧面来看，却说明扬州剪纸源远流长。
　　在唐代，扬州已有剪纸迎春的风俗。立春之日，民间剪纸为花，又剪为春蝶、春钱、春胜，“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相观以为乐。唐诗人李商隐所写“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之句，称赞了剪纸之美为人们所喜爱。那时的剪纸还具有迷信色彩。扬州民间剪纸人、纸马及纸钱等，就是用于祭奠鬼神的。大诗人杜甫在《彭衙行》诗中写有“暖汤濯我足，剪纸招吾魂”之句，就是这种民情风俗的反映。１９８０年春，扬州各界迎接“鉴真大师像”回故乡“探亲”，扬州艺人作了一套《鉴真大和尚》剪纸，赵朴初先生为之写《忆江南》词一首，中有“明月满城歌过海，神工剪纸与招魂”之句，援引了千年风俗，以神来之笔，表达了故乡故国亲人对鉴真大师怀念之情。
　　唐代造纸业兴盛，扬州有较大的造纸作坊，唐宋时已大量生产质量很高的贡纸。这种雄厚的物质条件，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发展。
　　民间艺术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扬州的民间刺绣就和剪纸有不解之缘。刺绣的图案先画出底样，剪成纸型，再粘贴在面料上，进行刺绣。这种方法在扬州延续了很久，直到现在民间刺绣还有沿用此法的。刺绣又叫绣花，以前扬州人一直称剪纸艺人为“剪花样子的”，就源于这两种艺术的密切关系。
　　清代扬州，由于江淮盐业的发展，带来城市的繁荣。盐商巨贾固然生活奢靡，市井民家也讲究穿戴。居室之内大至门帘帐沿、被服枕套，小至镜袱香囊、绢帕笔袋，都以绣花为美。至于结婚做寿、年节喜庆，所用绣品花样更多，这些绣品以剪纸为底样。剪纸艺人用一把剪刀，几张素纸，凭着心灵手巧，剪出生动活泼、寓意吉祥的各式花样，因而扬州城内赖剪纸为生的民间艺人颇多。据传，嘉、道年间，著名艺人包钧就以一剪之巧而声名远扬。在包钧的剪下，花、鸟、鱼、蝶无不形神兼备，引人入胜，因而有“神剪”之誉。时人对他的剪艺甚为赞赏，给以“任他二月春风好，剪出垂杨恐不如”的高度评价。
　　元宵的来历元宵，原本是元宵节的专有节令食品，说是从宋代一种名叫“（ｄｕｉ）子”的食品发展而来的。子，实际上就是一种圆的薄饼，《玉篇》中说蜀人“呼蒸饼曰”。《北齐书·陆法和传》记载说：“于是设供养，具大薄饼。”这说明，“”作为圆饼并不是宋代才出现的，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只是在当时还没有成为节令食品而已。
　　“子”到了宋代又有很多称谓，而且发展为元宵节的节令食品了。例如北宋人陶谷撰《清异录》，就把这种子称之为“上元油”了，这说明在北宋时子就已经成为了元宵节的专门食品。可能因为“上元油”又圆又光又好吃，所以又得名“油画明珠”。宋代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元宵节的食品，就有这种子，但并不称“油”，而是称“焦”。《东京梦华录·十六日》介绍汴京所卖元宵节食品时写道：“市人卖玉梅、夜蛾、蜂儿、雪柳、菩提叶、科头圆子、拍头焦。惟焦以竹架子出伞上，装缀梅红缕金小灯笼子，架子前后亦设灯笼，敲鼓应拍，团团转走，谓之‘打旋罗’，街巷处处有之。”从这段记载看，“焦”乃是元宵节的重要节令食品，所以售卖时还要“打旋罗”。《东京梦华录》中提到的“圆子拍”，就是“焦”，是“焦”的另一种称谓。
　　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元宵节的食品时写道：“节食所尚，则乳糖圆子、科斗粉、豉汤、水晶脍、韭饼及南北珍果，宜利少、澄沙团子、滴酥鲍螺、酪面、玉消膏、生熟灌藕、诸色花缠、蜜煎、蜜果、糖瓜蒌、煎七宝姜豉、十般糖之类，皆用镂装花盆架车儿，簇插飞蛾红灯彩益，歌叫喧阗。”这里记载的食品是元宵节街上售卖的节令食品，“乳糖圆子”居首位。“乳糖圆子”即后来的元宵。
　　元宵节食品油之所以被称为“圆子”（“浮圆子”、“乳糖圆子”），主要因为这种食品的形状是圆的。“圆子”之所以逐渐被人们选定为元宵节食品，可能也主要是因为它的形状是圆的。元宵之夜，天上的月亮圆圆的，人们食“圆子”有拜月和祭月的意思。另外，元宵夜全家人团聚一起，吃着圆圆的“圆子”，仰望着天上圆圆的月亮，寄托着人们希望团圆幸福的情思。
　　宋诗人周必大《元宵煮浮圆子，前辈似未曾赋，坐间成四韵》写道：“今夕是何夕，团圆事事同。汤官寻旧味，灶婢诧新功。星烂乌云里，珠浮浊水中。岁时编杂咏，附此说家风。”诗中的“团圆事事同”，似是在说元宵夜里月是圆的、圆子是圆的、人是团聚的等意思。诗中描写的水煮圆子的情况，很像今天的水煮元宵的情况。圆子浮在水里，像珠子一样翻滚，盛在碗里白白的、圆圆的，很像天上的月亮，这可能也就是后来圆子又称“汤圆”的原因。
　　元宵节的食品油、圆子被称为元宵始于清代，清代可以说是“元宵”、“汤圆”、“圆子”多种名称并存的时代。这从清代诗人的一些诗中可以得到证明。从当时诗中的描写看，清代已经把圆子称作元宵了，而且做法已经基本与今天的做法一样了。清代的文学家李调元在《元宵》诗中描写元宵道：“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格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圆。”元宵夜里，人已散去，可是那卖元宵的小贩还在叫卖“汤圆”。这说明“汤圆”一词，在清代已出现了，而且一直相沿到今天，今天的南方仍把元宵称做汤圆。
　　清代的时候已经把圆子称做“汤圆”了，可见那种认为“汤圆”之始于袁世凯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据清人顾禄的《清嘉录》记载，苏州一带的元宵食品还有“圆子”和“油”的区别。记载说：“上元，市人簸米粉为丸，曰‘圆子’。用粉下酵裹馅，制如饼式，油煎，曰‘油’，为居民祀神、享先节物。”这里的“圆子”即元宵，这里的“油”有点像今天的烙饼，是近于宋代所谓“油”的元宵食品。这个“圆子”就是现代元宵的雏形了。
　　龙在民俗节日中的角色如何中国的民俗节日中，有不少是与龙有关的。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有“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诗句，说的是由人舞动的龙灯。明清两代，舞龙灯之风更盛。据清道光年间《沪城岁事》载：“游手环竹箔作笼状，蒙以绘，绘龙鳞于上，有首有尾，下承以木柄旋舞，街巷前导师为灯牌，必书‘五谷丰登，官清民乐’。”清代的《竹叶亭杂记》亦载：“今圆明园正月下五日，筵宴外藩，放烟火，转龙灯。其制人持一竿，竿上横一竿，状如丁字。横竿两头，系两红灯，按队盘旋，参差高下，如龙之宛转。少顷则中立，向上排列‘天下太平’四字。”舞龙灯并非灯节才有，春节、中秋以至各种庙会均有此项活动。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龙是吉祥瑞兽，人们用灯模拟龙的形象，无非是取其吉祥的含义。
　　农历二月二为汉族的“龙抬头节”。此时正值惊蛰、春分时节，民俗认为蛰伏一冬的龙在这一天正抬头活动，以后的雨水也就多起来了。明人沈榜的《宛署杂记》有关于“二月引龙，熏百虫”的记载：“宛人呼二月二日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蜿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用面摊煎饼，熏床炕令百虫不生。”由于中国北方多旱少雨，将龙引入家中，图的是风调雨顺，于是也就产生了“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这一天，人们吃龙须面、龙鳞烙饼、龙耳饼子等等。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按地支推算，“五”为“午”，闻一多先生曾将端午节称为“龙的节日”。赛龙舟是端午节的重要内容，古时皇家龙舟的制作极为奢华，如南宋画院待诏李嵩所画《中天戏水岫》中的大龙舟，头、尾、鳞皆雕镂金饰，舟上建层楼台观，槛曲安设御座，两舷各三桨，气势雄伟，金碧辉煌。
　　古代帝王服饰中有龙袍。《清朝通志·器服略》中记载：“皇帝龙袍，色用明黄，棉袷纱裘，惟其时，领袖具石青片金绿，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笔型色去。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衣襟处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立水裾左右开。”在清代一般绣九龙，但从正面或背面看都是五条龙，合“九五之尊”的帝王称号。袍的下端排列着许多“水脚”，水上绣水浪，俗称“海水江涯”，包含着一统江山及延绵不断等寓意。
　　分布于中南地区的壮族、瑶族和西南地区的哈尼族均有“祭龙节”。壮族的祭龙节在农历二月间，祭时，由村中两户或数户人家轮流负担祭祀用的鸡、猪等祭品。壮族人认为杀猪祭龙，可保人畜平安。瑶族的祭龙节在农历三月初三，活动包括求谷魂、祭谷娘、祭盘古、祭玉皇、祭神农等。祭品是全寨人出钱购买的猪，祭毕由全寨人分食，妇女不得参加仪式。广西侗族流行耍龙灯，用竹片制成一条三四十厘米长的龙，龙须下有一包，以便点蜡烛，元宵节晚上玩耍。玩时，摆一张八仙桌，两人围绕桌子舞动，跳跃嬉戏，互相追逐，然后配以有节奏的乐器演奏，有声有色，十分有趣。
　　冬不拉的传说冬不拉是居住在新疆伊犁一带哈萨克族人心爱的乐器，说起它的来历，有这样一个故事。
　　传说，很早以前，草原上有一个残暴的可汗，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就满腔的厌恶和愤怒。他的同样凶狠残暴的儿子在他筹办５０大寿前的一次狩猎中失踪，凶残的可汗命令王宫里的仆役在３天之内必须找到他。谁要是带来一点不幸的消息，就要用鼎沸的铅水灌满他的嘴！
　　经过一番周折，一个年轻的骑手终于发现了可汗儿子的尸体。他僵卧在一棵胡杉旁，看来是被野猪扑倒，又被野猪锐利的牙齿挖去了心脏。“怎么办？怎么向可汗讲述这可怕的事情？”大家用惊恐的目光互相探问。后来他们来到一位老牧人的毡房，请他帮助出主意，老人苦思沉默好久，最后他说：“有办法了，如果能够不用我们的嘴去讲述这件可怕的事，那我们不是都可以逃脱这次残酷的惩罚了吗？”说罢，他就从自己房前的树上锯下两块最好的木板，又宰杀了自己的马，从马的腿上抽出两条长长的筋。“朋友，别可惜这匹瘦马吧，因为它死在最有用的地方。”老人边说边动手把木板和马筋放在细石头上耐心地磨搓，又把仆役们让到火炉旁休息。
　　第二天，一个神奇的乐器做成了。老人笑了，对自己巧妙的创造感到很满意。“现在可以到可汗那儿去了！”老人兴奋地说。于是他领着寻找可汗儿子的仆役们纵马直奔可汗的王宫。
　　他们到了王宫，可汗高高地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的两旁是执着亮晃晃兵器的武士。宫殿中央，摆着一口装满沸腾铅水的锅，炉火正在熊熊地燃烧着。“你给我带来了王子的消息吗？”可汗冲着老人狂吼道。“威严的陛下，我什么也没有给你带来，只给你带来一件奇妙的乐器——冬不拉。”老人冷静地回答，接着就弹起了昨夜赶制的乐器。
　　乐声如实地讲述了发现他儿子尸体的经过。可汗从王位上暴跳起来，“好呀！这就是你给我带来的消息吗？我要用鼎沸的铅水灌你的嘴巴！”他咬牙切齿地发出了野兽般的狂叫。老人沉静地说，“可汗陛下，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发出声音的，是我手里的冬不拉。如果你认为它有罪的话，请您处罚它吧！”
　　失去理智的可汗，并不因为冬不拉是一件乐器而饶恕它，他要武士把铅水灌进冬不拉的嘴。就这样，可汗疯狂的愤怒还没有停止，接着又狂叫一声：“来呀，把这个狡猾的老骨头给我绑起来杀了！”老牧人没有屈服可汗的淫威，他大喝一声：“站住！”抢过冬不拉，愤怒地弹唱起来：“威严的武士不要摆弄你们的威风，请把你们出鞘的钢刀轻轻收起，老年人有满腔的愤怒和不平，这愤怒和不平是世间最朴素的真理。别认为我们自己的力量孤单，草原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兄弟！违背民意就是独夫，我们有力量把他摔下王位！”
　　听了老人的歌，仆役们一个个抬起了头，宫廷武士也挺直了胸膛，他们伴着冬不拉唱出心底里埋藏已久的积愤，歌声像火山一样爆发，可汗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他被愤怒的歌声吓得从高高的王位上摔进沸腾的铅锅里。这就是冬不拉的第一支歌，从此以后，草原上便流行开了哈萨克人民心灵的伙伴——冬不拉。
　　正月十五为何挂红灯唐朝末期，黄巢带领农民起义军北上，攻打浑城。围城３天攻不下来，黄巢气坏了，指着城楼大骂，扬言攻破城池，定杀个鸡犬不留。这时，已经快过年了，下了一场大雪，天气很冷，士兵大多还没有换上冬服，黄巢知道硬攻要受损失，只好先把队伍拉到山里，等过了年再打。
　　新年很快过去了，家家都在推米磨面做汤圆，准备欢庆上元佳节。黄巢想，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何不乘人们过节的时候，进城摸摸敌军的虚实，再定攻城之策。想到这里，他马上召集众家兄弟商量了一下，把义军交给师弟，自己挑上汤圆挑子出了大营，直奔浑城走去。
　　黄巢进了城门，一直奔西街。走不多远，见十字街前有一伙人正指指划划地看什么。刚好，这时对面来了个卖醋的老人，穿一身破棉袄棉裤，手里不住地敲着梆子。黄巢上前施礼说：“请问老人家，前面出了什么事？”老人打量一下黄巢，左右望望，把他拉到路边，低声说：“前两天黄巢带兵攻城不下，到山里去了，过几天还要来的。官家贴出告示，要百姓出人出粮，唉！要打大仗了。”两个人正说话，忽听一阵马蹄响，黄巢抬头一看，一队人马飞驰而来，当兵的边跑边嚷道：“众家百姓听着，黄巢进城了，现已四门紧闭，跑不了了，有发现卖汤圆的马上报告。知情不报者诛灭九族！”
　　黄巢知道军中出了叛徒，走露了消息，便扔下挑子往东跑，急急忙忙地钻进一个巷子里，进了一家院子，隐在门后。等马队过去，这才出来往北跑。没跑多远，又听见马蹄响，知道马队又回来了，他一转身钻进一个小院。
　　黄巢插上门正要进屋，见一个老人从屋里走出来，正是十字街头跟自己说话的那个老人，黄巢急忙走过去说：“老人家行行好，把我藏起来吧。”老人见了黄巢先是一愣，接着点点头答应了。这时，街上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接着有人打门。老头着急了，话都顾不得说，急忙把黄巢领到后院，来到醋缸跟前，掀开缸盖让他钻进去，说：“客官，先委屈一下吧！”
　　随后老人拿起扫帚刚要扫地，大门就被撞开了，十几个官兵闯进来，把老人围住。官兵头目说：“大白天，为啥插门？”老人说：“我怕小偷进来偷东西。”头目追问：“有个大汉，你把他藏在哪儿？”老人说：“我家大门插着，没人进来！”头目骂道：“胡说！他明明钻到这儿来了。你不想活了！”老人说：“官爷，你不信，就请搜吧。”头目下令去搜查，十几个官兵马上进屋，翻箱倒柜，乒乓一阵乱响，东西砸破了不少，醋缸也打破了两口，醋流满了院子，幸好他们没接着翻。
　　官兵走后，黄巢从缸里爬出来，见满院子都是碎缸片，老人惋惜地在缸前落泪。他忙走过去安慰说：“老人家不要哭了，过两天我赔你几口就是了。”老人站起来说：“客官，你快走吧，他们前边去了，找不到人还会回来的。”黄巢问：“老人家，现在天还不黑，到处都是官兵，我从哪里出城呢？”老人说：“你出了这条巷子，钻进对面院子，从后面出去便是天齐庙，你先在庙里藏着。天黑后，顺着城墙往南走，走出两丈多地有个豁口，你就从那儿出去吧。”黄巢见老人厚道诚实，便进一步打听说：“老人家，这座城有何妙处，黄巢１０万大军攻了３天竟攻不破？”老人说：“客官有所不知，这城建在始皇时期，城墙又高又厚，上有滚木，两厢藏有弓箭手。”黄巢问：“那就没法了吗？”老人说：“要打城，不能从城门进，得从天齐庙的豁口进。”黄巢听了很高兴，转身要走，又回过身来问：“老人家，你知道我是谁吗？”老人犹豫了一下，说：“你是黄大将军。”黄巢说：“唐兵骂我杀人如麻，吃人不吐骨头，你不怕我吗？”老人说：“那是官家说的，官家能有好话吗？我们穷百姓正盼着你来呢。”黄巢听了很感动，想不到老百姓对自己这么敬重，就说：“老人家，你家有红纸吗？”老人说：“现成的没有，店铺里能买到的。”黄巢说：“你买几张红纸，扎个灯笼，正月十五挂在房檐上。”
　　黄巢走后，老人把消息传给邻居，一传十，十传百，不久全城穷百姓都知道了，家家买红纸扎灯笼。
　　黄巢回到大营，马上召集将士商量，到了正月十五晚上，带着５０００精兵，摸过护城河，按老人所指的路悄悄入城，一声号炮，内外夹攻，很快攻破城门，起义军进城了！这时，穷人家门口都挂起了红灯，全城灯火通明。凡是挂上红灯的大门，起义军一律不入；不挂红灯的，起义军冲进去抓贪官老财，只一宿就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杀光了。第二天，黄巢开仓分粮，还派人给那位老人送去２００两银子。
　　自那以后，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挂起了红灯，这个习俗便流传下来了。
　　烧嫁妆抢新娘的侗族结婚风俗位于与平察交界的贵州山区的侗族，还流行着“抢新娘”的风俗，它是结婚时一定要举行的一种仪式。
　　男家“抢新娘”的队伍都是些年轻人，男女都有，什么礼品都不带，倒带了些绳索扁担，真像个“抢”的样子。到了女家的寨子，女家大门紧闭，灯火全无。这里是高寒山区，虽是深秋天气，夜晚却寒气袭人，他们有的去叫门，有的就把女家吊脚楼下的柴草，整捆整捆地背到大门前，烧起熊熊大火。
　　大门内响起了姑娘们的歌声：拦路娘唱起拦路歌啊，不准新郎进寨来啊……男方也唱起了“应歌”。没有几个回合，就被姑娘们驳得无言对答。男方不甘认输，便故意说女方的姑娘们丑得像麻蝈，唱歌像乌鸦叫，不爱和她们唱，只顾催她们开门。女方的姑娘伶牙俐齿，笑男方又蠢又笨，没有才，不配来接亲，硬不肯开门。男方对歌对输了以后，就派一个人偷偷地溜进寨子，去把大门打开，姑娘们装做看不见。
　　大门开后，只见新娘子早已准备停当，等待在那儿了。男方家的人二话不说，一拥上前，就去抢新娘子。姑娘们也一拥而上，护住新娘。男方家的人兵分两路，一路隔开姑娘们，一路向前拖着新娘，推的推，拖的拖，把她抱到早已选好了的大力士背上，大力士背了就跑，新娘子哭哭啼啼，唱着歌，不肯成行。这时，伴娘们拦阻不成，便破口大骂，什么“强盗”、“土匪”、“不得好死”等话都骂出来了。男方谁也不答腔，只顾抢了新娘和她的嫁妆在前面跑，男方随来的其他人担负护驾的任务，与追出来的姑娘们对骂起来。这里的规矩是越骂越好，如果骂你不得好死，就会福寿双全，不会伤和气的。
　　新娘子在大力士背上又哭又闹，故意用手箍住大力士的脖子。双脚还紧紧钩住大力士的腰，大力士很快就受不住了，便使劲地抖，抖得新娘子的手箍不住了，脚钩不稳了，没背多远，便从大力士身上滑下来了。新娘子滑到地上，又坐着不肯走，男方家的人俨然像押解俘虏那样，推推拉拉，架着新娘前行。这也是规矩，不肯走，是表示希望女家的亲人来救她回去。等到望不见女家的时候，新娘哭也不哭了，路也走快了，低头默默地跟上大家的步伐。
　　这时候，便有人向新娘讨喜糖吃，新娘的嫁妆里明明放了喜糖，却硬是不肯给，要糖的人也不着急，把抬的衣箱子之类的东西往地上一放，便动手去撬锁，不仅把糖果花生抢了吃，而且把衣服被褥也翻得乱糟糟的，在每一件上都用烟头烧一两个小洞。这也是为讨个吉利。
　　新娘到男家以后，夜晚与男方对一夜歌，第二天清早又与随来的伴娘回去了，和其他地区一样也要等到“三年上，种年下”，才回到男方坐家。
　　
 思想宗教
　　儒家思想的变迁之谜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３岁丧父，“贫且贱”，“多能鄙事”，２０岁后，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吏）、“乘田”（管理畜牧的小吏），３０岁开始创办平民教育，收徒讲学，后从政。５１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后带领学生周游齐、卫、陈、蔡、宋、楚等国，历时１７年，因政见未被采用而返鲁。晚年致力教育。
　　可见，孔子的一生在政坛上是比较平庸的，不是什么显赫人物。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提出“仁”的学说，认为“仁”即“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即所谓“忠恕”之道。但“仁”的执行要以“礼”为规范，以维护贵族等级秩序。这种思想要求统治者能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为统治者维护宗法制度以及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武器。
　　孔子首创私学，弟子相传先后有３０００人，其中著名的７０余人。在教学方法中他形成了一套“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教学理念。他搜集周、鲁、宋、杞等故国的文献资料，整理编次成《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育学生的课本，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学派——儒家。这些使他在当时就成为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学生子贡称颂他：“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颜渊赞叹孔子的学问和道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当然，孔子在当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既有上述种种赞誉，也有长沮、桀溺、接舆等把他视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固派。
　　然而自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很大。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他尊为圣人。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孔子死后，他的“忠君尊王”的思想，为权势者或想当权的人所青睐，他们用种种白粉给他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第一个化妆师是孟子，他称“孔子，圣之时者也”，宣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将孔子的“仁”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把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发展为“性善说”；把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改造和发展为“制民之产”，使小民有“恒产”，主张实行井田制。这些改造与发展，使孔子思想开始适应封建生产关系的需要，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地位开始突显出来，并为孟子日后成为“亚圣”奠定了基础。
　　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就迫切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与之相适应。为此，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独尊儒术”的旗号下，董仲舒全面改造孔子和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兼容各派学说的体系。他把孔子、孟子的“仁”和“仁政”思想改造成为“谴告说”，企图用“天”来体现民意和限制君权。他发展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思想，并把君主与“天”凑合在一起，提出了“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企图借助于天意，使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永恒化。通过这番改造，孔子由“圣人”变为“神人”，儒家经籍由“圣经”变成“天书”，改造者董仲舒也取得了“汉代孔子”的桂冠。
　　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第二次大改造，是在宋代。为了适应巩固统治的需要，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在儒、佛、道融合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建立了新儒学——理学，他们宣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不仅大大加强了孔子的绝对权威地位，而且使整个儒家思想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把儒家思想思辩哲理化，又从别的方面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说，把物质生活与道德修养对立起来，并与佛教的禁欲主义相结合，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把封建纲常奉为绝对不能侵犯的“天理”，把人民起码的物质欲望斥为万恶的“人欲”，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同时，他们又把儒家典籍进一步经典化，朱熹把《论语》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编成《四书》，并用毕生精力作了《四书章句集注》。宋以后，此书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成为“天下之人，童而习之”、“不容于辩论”的经典。
　　通过这次改造，孔子和儒家思想才真正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而朱熹也因此被抬到了孔子之后第一人的高度。经过程朱改造了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在此之后统治中国思想界达六七百年之久。
　　孔子及儒家思想经后世儒家学者的改造，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所尊崇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孔子和儒家思想了。
　　佛教何时入中国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６世纪起源于古代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按佛教的说法，佛、法、僧三宝俱备，则构成完整的佛教。佛指释迦牟尼，是佛教的教主；法指佛所教导的教义，即佛法；僧指信奉佛教的信徒。
　　公元前３世纪，由于阿育王的信奉，佛教被定为印度国教，在印度国内外得到广泛流传。然而根据史籍的记载和古文化遗迹的研究，人们一向以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是沿着西域的丝绸之路，从流沙万里的亚洲大陆腹地，一程一程由沙漠之舟骆驼驮进中原的。新疆是西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出土有反映佛教内容的文物，其中著名的是１９５９年在新疆民丰县北尼雅遗址旁边的一座夫妇合葬墓中，发现了两块白地蓝色腊缬棉布，在其中一块的左下角印出了一个长、宽均为３２厘米的方框，框内有一半身菩萨像。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还留下了造像的遗迹，第一程，是开凿于公元３世纪的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第二程，是从前秦建元二年（３６６年）开始筑造的敦煌莫高窟。佛教正是在这场从西往东的接力赛中，慢慢地渗透到中国境内的。
　　唐代和尚道宣在《感应记》中根据《列子·仲尼篇》“丘闻西方有圣人焉”之语，断言“孔子深知佛为大圣”，即春秋时代已有佛教传入。西汉哀帝元寿元年时，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接着，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中元元年东封泰山。接着佛教界一直有汉明帝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相传在东汉永平七年，明帝梦见神人身披金光飞于殿前，第二天，他就向大臣询问此神的来历。太史傅毅回答说：西方有一位名叫“佛”的神仙，陛下梦见的恐怕就是他。明帝十分羡慕，就派蔡、秦景、王遵等１８人同往西域求佛法。３年后，他们到达西域的大月支国（今阿富汗境内至中亚一带），遇到两位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便邀请他们来华。迦叶摩腾、竺法兰接受了邀请，携带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来到洛阳。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汉明帝寻到了西方神佛的踪影，圆了自己的美梦，兴奋异常，他先安排两位高僧暂时住进专门负责外交礼宾事务的官署鸿胪寺，第二年汉明帝特意建造一座僧院，为纪念白马驮载佛经的功劳，将僧院命名为白马寺，供他们居住。在寺中，二位高僧译出《四十二章经》，一般认为这是中土最早的佛经译本。继而汉章帝刘旦于元和二年、汉安帝刘祜于延光三年均东巡至岱宗，烧柴望祭山川。于是泰山开始有了佛教。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饱受战乱痛苦，容易接受宗教信仰；加上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佛教空前盛行。那时大多数皇帝、王公、贵族和大臣都尊崇佛教，他们在各地广建佛寺，供养大量僧尼。佛教寺院在政治、经济上势力很大。佛教的盛行，不可能解脱人民的灾难，反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诗人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当时的写照。佛教在泰山历经魏晋南北朝四五百年，寺院渐多，古迹遍布，先后创建了灵岩寺、神通寺、光华寺、普照寺及谷山玉泉等。泰山经石峪和徂徕山映佛岩刻上了举世闻名的《金刚经》等经典梵文。泰山北麓佛慧山黄石崖上，分布着石窟摩崖造像８５尊，大小各异，神采飘逸。
　　然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遇到过多次灭佛事件，教徒称之为“法难”。这几次灭佛运动对泰山佛教发展都有重大影响。泰山经石峪大字刻制时，恰逢此次灭佛运动，遂中途而止，所以《金刚经》未能完成。如今岱庙所存唐代经幢上记述了这次灭佛运动对泰山及泰山周围的影响。五代后周世宗限制佛教发展，裁减寺院，严禁私自出家。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译经印经事业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包括刻印１０００多年的房山石经在内。从文化上说，中国佛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传布最广、影响深远、包罗万象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它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持久的延续性和中华民族浓厚的凝聚力。它的传入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民族关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早的佛教印刷物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与佛教有密切关系。历史的记载和实物的发现，都证明了佛教僧侣对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唐代的佛教十分发达，统治阶级笃信佛教，曾派高僧玄奘西游印度１７年，取回２５匹马驮的大小乘经律论２５２夹、６５７部。各地寺院林立，僧侣人数很多，对佛教宣传品需求量也很大，因此，他们是印刷术的积极使用者。早期的佛教印刷品，只是将佛像雕在木版上，进行大批量印刷。唐末冯贽在《云仙散录》中，记载了贞观十九年（６４５年）之后，“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这是最早关于佛教印刷的记载，印刷品只是一张佛像，而且每年印量都很大，但遗憾的是未流传下来。
　　１９０６年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发现了一份唐代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卷五，内容是“如来寿佛品第十六”及“分别功德品第十七”。最初为新疆布政使王树楠收藏，后辗转为日本人中存不哲购去。此经以黄纸印刷，卷轴装帧，每行１９字，经文内使用了武则天时期的制字，因此推断为武则天时期的印刷品。现存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
　　１９６６年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证明，这件印刷品应为我国唐朝之物，印刷年代约为武后神龙元年（７０５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年（７５１年）之间。
　　１９７４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出土一份印刷品《陀罗尼经》，约一尺见方，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印有小佛像，边上有一行汉字依稀可辨，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此经咒所题“成都府”卞家印卖的时间当在７５７年之后。可以说明四川成都早在８世纪中叶，雕版印刷已经流行。这份印刷品现存四川博物馆，是国内现存比较重要的一份唐代印刷品实物。
　　然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陕西省西安市等地区，陆续发现了唐代的印刷品，主要有《梵文陀罗尼经咒》、《汉文陀罗尼经咒》等。《梵文陀罗尼经咒》全长为２７厘米，宽２６厘米，麻纸。印本表面文图布局分３个部分，正中为宽７厘米、长４厘米的空白方框，右上方有竖行墨书“吴德口福”４个字。方框外环绕四周是非汉文字经咒印文，印文四边以三重双线边栏，内外边栏间距３厘米，其间布满莲花、花蕾、法器、手印、星座等图案。《汉文陀罗尼经咒》印本为长方形，边长３５厘米，有残损，内容分３部分，中心长方框内，为人物绘像，经咒文环绕于四周，四周外为印制的各式手印。正中方框宽４．６厘米，高５．３厘米。框内绘二人像，一站立，一跪跽，画像用淡墨勾描，填以淡彩。经咒文环绕于长方形框外四边，每边各１８行，行标以墨线相间，咒文外围以双线边栏，边栏长２９厘米，边栏外３厘米宽边上，印有一周佛手印契，栏边各有手印１２种。经咒印文为汉字音译，咒文环读。
　　现存最早有明确日期记载和精美扉画的唐代佛教印刷品，是雕版印刷、卷轴装订的《金刚经》，其全称为《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这件印刷品于２０世纪初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石室，得利于这里的干燥气候，虽经千年存放，发现时仍完整如新。但它于１９０７年被斯坦因盗走，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
　　这幅印刷品有明确的年代记载，证明是唐代懿宗咸通九年（８６８年）雕版印刷品。这是由６个印张粘接起来的１６米长的经卷。卷子前边有一幅题为《祗树给孤独园》图画。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卷末刻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题字。经卷首尾完整，图文浑朴凝重，刻画精美，文字古拙遒劲，刀法纯熟，墨色均匀，印刷清晰，表明是一份印刷技术已臻成熟的作品，绝非是印刷术初期的产物。也是至今存于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惟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确、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
　　为何自古名寺出名茶佛教是公元前６至５世纪由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大致与我国的孔子、老子时代相当），最初由西域传入我国，东汉初年开始广为流传。在隋唐和盛唐时，全国已经有了很多的佛教寺院，寺院经济也有了突出的发展，其中茶叶是重要的内容。
　　我国茶叶的兴盛时期是唐朝，在佛教的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行起来的，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中“惟许饮茶”。
　　在我国的唐宋时期，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是在南方寺庙，几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有助佛规，这也许是佛教提倡茶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的时候，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时常用的饮料了。陆羽在《茶经》中就多次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又摘引的《宋录》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这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僧道已有尚茶之风。
　　我国寺庙不仅重视茶叶，而且也是生产、宣传和研究茶叶的中心。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品质。因为寺庙都有一定的田产，和尚不参加劳动，他们有时间、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品饮艺术和写书做诗来宣传茶叶文化，所以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
　　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民间传说，我国古今众多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炒制的。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亦作“仙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因其品质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前身叫“乌龙茶”，该茶以寺院采制的最为正宗，僧侣按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３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采制的“水月茶”，即现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的“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１９１５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不仅对茶叶的栽培、焙制有独特技术，而且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
　　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据《蛮瓯志》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以上等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学佛的人是时刻都注意学习的，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与学佛、信佛挂钩，以求对佛的尊敬和学佛的长进，这一方式其实是较为有效的，而饮茶也当然地列入了这一范畴。我国的不少佛门圣地、名山寺庙都种有茶树，僧人自采自制，饮茶念佛，修身养性，高龄僧人无数，究其长寿原因，当与长期饮茶有关系。
　　总而言之，无论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茶宴形式、茶文化对外传播方面，佛教都有巨大贡献。我国的饮茶习惯还伴随着佛教一起传入了日本。
　　寻找“飞天”的踪迹飞天，作为敦煌壁画中外形与内蕴融合得最完美的艺术形象，以其飞动飘逸、千姿百态的形象，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枝奇葩。据了解，敦煌莫高窟的４９２个洞窟中，有２７０多个洞窟绘有飞天，总计达４５００余身。其不托云彩，仅凭一根彩带便可凌空回舞、挥手撒花、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几乎成了敦煌文化的象征。
　　作为佛教文化的一部分，飞天最初起源于印度。据敦煌学家考证，飞天是佛国世界里具有特殊职能的“天人”，即佛经中的“乾闼婆”和“紧那罗”。“乾闼婆”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天歌神”。“紧那罗”也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天乐神”。其与“乾闼婆”同在极乐国里弹琴歌唱，娱乐于佛。据说他们形影不离，融洽和谐，还是夫妻。我们通常所说的飞天，就是他们的合称。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在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与融会之际，飞天也跟着传入中国，并逐渐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大量吸收中华民族原有的绘画雕刻、乐舞百戏等多方面营养，形象不断演变与丰富。敦煌飞天，便是印度飞天中国化的产物。如印度的早期飞天有的头戴宝冠，臂生双翼；有的头束大髻、上身半裸；而在魏晋时期传到中国敦煌后，其则从粗短身材、白鼻梁白眉棱等特征逐渐发展成为中原式的“秀骨清像”风格的飞天。到了唐朝，更是出现了圆润健壮、丰肌丽质的飞天，其丰神清丽、气韵雄放、飞动多变的风格，达到了雄浑豪放与秀丽飘逸的统一，使飞天艺术发展到顶峰，成为中国飞天的代表。到了元末，随着莫高窟的停建，飞天艺术也便式微了。
　　不过，飞天在自身形象、姿态以及情趣和形式风格不断变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演变发展历史的同时，还伴随着佛教文化的向东传播，在空间上也有一个向东扩展的历程。
　　飞天从印度起源，经过阿富汗和新疆龟兹石窟，辗转传入敦煌，并逐渐向东传播。根据目前所发现、掌握的资料考证，早在公元１世纪左右，佛教便开始传入新疆地区。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印度山奇、阿旃陀及犍陀罗式的凿窟建寺、塑像壁画之风，也在新疆地区兴盛起来。目前克孜尔、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等七八处还存有约５００余个洞窟，其中龟兹窟的壁画是新疆石窟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这里的飞天描绘较重于解剖比例，并出现了众多的全裸或半裸体的飞天，极富有古典人体艺术的研究价值。
　　大约在魏晋十六国时期，人们开始在甘肃等地区开凿石窟，从而把飞天带到了敦煌，与中华传统的儒、道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到了南北朝时代，以飞天为代表的敦煌文化又开始向东扩展，一直传到长安，沿途的凉州、兰州目前仍有遗迹可考。随后敦煌文化在传播大道上“兵分两路”，一路向南辗转传入四川，目前在大足石刻仍可看到晚唐以后的飞天艺术作品；另一路则来到洛阳，并北上传到山西，如今人们到龙门石窟、云岗石窟旅游，也均可欣赏到那儿的飞天形象。但令人不解的是，从洛阳向东，除了福建偶然发现了一处木雕飞天外，人们就再也找不到飞天的踪迹了。而更令人奇怪的是，日本的奈良法隆寺却意外地发现了唐代风格的飞天形象。中国的飞天，仿佛是从洛阳突然一下子消逝了，但为何又突然在日本出现，多少年来人们为此百思不得其解。
　　如今，有些学者认为唐天宝七年（７４８年）鉴真大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时，由于迷失航向，船随海流漂到海南岛，嗣后登陆北返，于唐天宝十年（７５１年）到达江宁，即现在的南京，并到栖霞寺访问、住宿３天，然后才回到扬州，说不定正是他把飞天带到日本去的呢。
　　太极图的渊源如何中华太极图，悠悠千古昭著于世，像朝日那样辉煌宏丽，又像明月那样清亮壮美。它是华夏先祖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骄傲象征，更是中华民族献给人类文明的无价之宝。
　　但是，关于古太极图的渊源，历来有不同认识。从历史上看，朱熹是太极图的第一个发现者和第一个准确的破译者。据史料记载，一说太极图得之于蜀之隐者，或武夷君。宋末元初袁梅说：“朱熹嘱其友蔡季通如荆州，复入峡，始得其三图焉。”（《谢仲直易之图序》）后为谢仲直所获。此三图传自彭翁，彭翁传自武夷君。明初赵谦《六书本义》最早记载飞阴阳鱼太极图，赵氏认为：“又天地自然之图，……世传蔡之定得于蜀之隐者，秘而不传，虽朱子亦莫之见，今得之陈伯敷氏，当熟玩之。”二说源于《周易参同契》。朱熹曾说：“先天图传之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朱熹把太极图破译为一张描述道家内丹修炼的图式，真乃先见之明，石破天惊。
　　而今人则多结合现代科技理论来探讨太极图的起源及内涵。如有人认为，太极图图形是对波粒二象性的准确概括，太极图图形是粒子性，中间Ｓ曲线是波动性，太极图是波粒二象性的统一。也有人认为，太极图为宇宙天体在水平面内的平面投影，其中两个小点为定南北向之用，Ｓ形曲线是日、月、五大行星等天体周运轨迹在水平面内投影的图示。田合禄先生认为，太极图是远古时代吉人立竿测日影以辨四方、冷热的产物，是一种原始的天文图。大圆圈表示太阳黄道视运动轨迹（实质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迹）。黄赤交角即阴阳鱼尾（２３度２６分２１秒），由此造成太阳直射点在地球上相应地南北往返移动，称为回归运动，使地球表面出现四时季节，以生万物，所以太极曲线是生命线，太极图表示太阳回归年的阴阳节律周期。太极图中心点为北黄道极点，阴阳鱼眼则表示北赤极点。
　　特别值得称赞的是，苏州大学中文系束景南副教授的研究成果。据施宣圆《访谈录》介绍，束先生花了大量时间，钻研量子理论以及气功学、中医学，用最先进仪器测试气功功能态下的人脑电图，竟然就是一张活生生的太极图。古代太极图原来就是气功内景感受记录的脑电图。经过多年的悉心研究，束先生破译了中华太极图，它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张脑电图。太极图的原始起源这个神秘的千古之迹，终于在现代科学的实证基础上被揭开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太极图是形象的真理，更是真理的形象。真理总是极其简单明了，又极其普通、极其自然的。中华太极图非常圆满地揭示出宇宙的深刻哲理与奥妙“天机”。大千世界，从宏观天体到微观粒子，无不是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的，并且都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圆圆的太极图，一条白眼阴鱼，一条黑睛阳鱼。鱼头鱼尾互相环抱，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亲亲和和交游互回，共处于一个有机整体“太极”里。“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阴阳者，天地之大理”（《管子·四时》）阴阳之分比比皆是。诸如有与无，动与静，男与女，雄与雌，天与地，昼与夜，夏与冬，南与北，左与右，正与负，合与分，进与退，盛与衰，生与死等等。“万物皆有太极”，太极图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拿地球表面来说，最大阳仪为陆地，最大阴仪为海洋，陆地上的江河湖海则是“阳中之阴”，海洋里的大小岛屿则是“阴中之阳”。太极图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人体中。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太极。例如人的大脑两半就象太极图，有人研究人眼底视觉结构也酷似太极图。《素问》说得好：“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显而易见，太极图就是宇宙结构的全息模型，它形象地反映阴阳八卦等天地的普遍规律，“包含着极其深刻的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理。蓄义神奇玄妙，蕴理博大精深。大哉易也，斯其至也”。（《太极图说》）无怪乎太极图备受古今中外哲人圣贤们的喜爱和青睐。著名数学家莱布尼茨赞道：“易图是流传于宇宙间科学之最古老的纪念物。伏羲是古代的君王，世界知名的哲学家，并且是中华帝国和东洋科学的创造者。”正是中华太极图，启示他发明了二进制，使他成为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先驱。大物理学家波尔则利用太极图来表述他的量子力学的互补原理，解决了微观世界中的波粒佯谬。世界上第一个登上航天飞机的华人王赣骏博士，就是戴着象征地球人类文明的太极图臂章飞向太空的。现在的韩国国旗旗徽、第２４届奥运会会徽，也都采用太极图的图形。由此可见，中华古老的太极图具有巨大的科学生命力。
　　漂到美洲的东晋高僧法显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人。法显家中兄弟４人，其中３人都于幼年死亡，父母担心他也会夭折，便在他３岁时送他进佛寺度为沙弥，史称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其才识过人，世人观之莫不佩服。
　　佛教本源自印度，两汉时期由西域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文化相融合。由于印度佛经基本上口口相传，不立文字，从印度传到西域，再由西域传至中原后，与传入时的印度佛教产生了差异。公元３９９年（东晋隆安三年），６５岁高龄的法显慨叹佛教传入中土后佛法戒律残缺，“欲令戒律流通汉地”，遂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北线亲往天竺（今印度）取经求律，瞻仰佛迹。第二年夏天，法显等人在河西重镇张掖与另一批西行的僧人宝云、智严等相遇，秋天到达敦煌，得到了敦煌太守李浩的供给。
　　穿过茫茫戈壁，法显一行又经停鄯善、于阗等西域小国西行，翻越葱岭，于公元４０２年进入北印度境内。在印度期间，法显获得《萨婆多众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等经文抄本。
　　公元４０９年冬，法显离开南亚次大陆，渡海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这里，他居住了两年，抄得律经四部，遂决定启程回国。公元４１２年阴历八月底，法显搭乘两条由大秦（东罗马帝国）回国的中国大商船，与４００余名乘客同舟蹈海东归故国。他们回国的目的地是中国著名港口广州，船上携带了可够５０天使用的口粮和淡水。可是，两天后，船遇大风，迷失了航向。
　　一行人在海上漂流了１０５天，所见尽是“鼋鼍怪异之属”，“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惟望日月星宿而进”，到了南海的“耶提婆国”。在此居住了５个月后，法显一行启程西归。船行一个月后，突遇“黑风暴雨”。商人船主认为此行诸多不顺的原因是由于船上搭乘了和尚，硬要将法显推入海中。多位乘客挺身而出，法显才免于一死。
　　经过两个多月的漂流，船上粮食、淡水耗尽，船又向西北航行１２天，于公元４１３年５月１３日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省即墨县）南岸。从前和法显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后１０人，此间或半途折回，或客死他乡，或久留异邦不还，只有法显一人最终回到了祖国。法显回国后，受佛教净土宗创始人、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之邀，南下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直至逝世。有关西行事迹，法显回国后著有《晋法显自记游历天竺事》，后人简化为《法显传》或《佛国记》。
　　法显的身后留下了一个谜团，那就是，这个漂流百日才到达的“耶提婆国”究竟是什么地方？
　　《法显传》英文版的译者萨缪·比尔根据“对音法”，在印度梵文中发现了一个与“耶提婆”发音相近的地名“雅洼打帕”，然后再拿“雅洼打帕”去套法显可能经过的地方，认定“耶提婆国”应该是今印尼的爪哇。但若将“耶提婆国”确认为爪哇，则有一个问题是难以解释的：由斯里兰卡漂流到１０００多海里外的爪哇或加里曼丹只需十几天的航程，而在法显的《佛国记》中记录的到万里之遥的“耶提婆国”却东航了３个半月。根据法显的记载，“耶提婆国”的信仰中“佛法不足言”，而此时在印尼一带，佛教已经流行了近７００年，与史实不符，应当作为法显登陆地不是爪哇的一个旁证。
　　１９００年前后，学术氛围活跃的法国史学界首先提出了法显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观点。从现行的世界海图看，从斯里兰卡到广州的航程是３０７０公里。在法显的时代，在通常三级风力的航行状况下，日航程为１００海里左右，从斯里兰卡到广州单程航程约３０天，即使遇到什么意外，最多５０天也可到达广州，此可由法显所乘海船携带了５０天的口粮作为旁证。由斯里兰卡到爪哇的距离是１８００海里，在正常情况下是１５天左右的航程。法显下海的时间是阴历八月，正值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季风盛期，经常发生大雷雨天气，平均风力可达五六级。法显一行遇到的是“昼夜十三日”的大风，如果法显到的是爪哇，应该在１０天左右到达，而实际上却漂流了百余日。因此，“爪哇说”在里程上站不住脚。
　　根据法显的记载，船只在下海１５天后曾经在一小岛停靠检修船只，随后的１００余天则是行驶在“海深无地，又无下石柱（石锚）处”的汪洋大海中。此后商船的航行，则很可能是顺洋流进入茫茫太平洋。尤其是在法显的记录中，有“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的文字，这正是在太平洋深海航行时大浪相搏激发的一种发光现象，而前文提到的“鼋鼍怪异之属”，则很可能是乘客们见到了近海浅滩少见的鲸、鲨、海豚、玳瑁等异类海洋生物。法显西归航行时遇到的“黑风暴雨”、“天多连阴”正是春夏之交北太平洋自东向西的大风雨。如果结合太平洋洋流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会发现，法显所乘商船最终的抵达地只能是美洲大陆了。
　　在海上漂流了１００多天后，法显等人终于到达了陆地。北太平洋暖流的终点是墨西哥的瓜德罗普岛。事实上，１０００多年后，从菲律宾而来的中国明清商船也正是在这里登陆的。这里距离十多个世纪后哥伦布在美洲大陆的登陆地点只隔一道窄窄的巴拿马地峡。
　　公元１４９２年，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船队到达美洲东海岸外的某处小岛。１０年后，哥伦布才因机缘巧合登上美洲大陆。而离他登陆地点几百公里远处，在他之前１０００多年，可能已有一位中国高僧涉足了。
　　摩尼教何时传入中国公元３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宣扬光明与黑暗斗争的摩尼教。摩尼在波斯传教时，与当时的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相对抗，结果摩尼被国王巴拉姆一世处死，并禁止国人信奉摩尼教。摩尼教徒从此闻风而逃，将教义传向各地，使摩尼教成为流行于伊朗、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和北非、欧洲、小亚细亚、中亚细亚地区，以及中国内地的重要的世界性宗教。
　　此教传入中国后，也称明教、明尊教或未厄教，其基本教义是男女平等，分财互助，不吃荤酒，死后裸葬，反对儒学、道教和佛教等，所以曾被一些农民起义借用来作为组织形式，从事秘密活动，所谓“吃菜事魔”，“夜聚晓散”。据史书记载，北宋方腊起义军中就有许多人信仰摩尼教。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对此没有进行过探讨，是因为摩尼教资料本身的缺乏。直到２０世纪初，中国新疆吐鲁番和甘肃敦煌发现了大量摩尼教文物后，才开辟了摩尼教研究的新天地，关于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代问题也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那么，摩尼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呢？
　　宋朝释志磐撰《佛祖统纪》云：“延载元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纪》伪教来朝。”现代史学家陈垣在《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中认为，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莫先于《佛祖统纪》所载之武则天延载元年（６９４年）。
　　宋朝宋敏求在《长安志》中说：“怀远坊东南隅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隋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一些研究者据此又出一说，认为大云寺就是摩尼寺，北周、隋朝之际摩尼教就已传入中国。
　　清末著名学者罗振玉引《长安志》中的上述文字，并以《老子化胡经》、《凉州卫大云寺碑》等为佐证，指出摩尼教传入中国绝非在唐朝，而应推前到晋代。
　　由上看来，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有武周朝、周隋之际以及晋代三说，而以武则天延载元年摩尼教初传中国的说法，流传最广。但是，有人经过研究，认为延载元年拂多诞来武周朝，至多只标志摩尼教在中国公开合法传播的开始，而在此之前，摩尼教早已在民间流传多时，可能在４世纪初内地便已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
　　明朝何乔远在《闽书》卷七中记载道：“慕阇当唐高宗朝（６５０～６８３）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阁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慕阇就是摩尼教高级僧侣的称呼。２０世纪初发现于敦煌的十卷本《老子化胡经》残卷，同样有摩尼教僧侣活动于武周朝以前的记载。据考证，《老子化胡经》是公元３００年前后王浮的作品，敦煌本则为后人的增修本。此书抄袭摩尼教教义，应远较摩尼教在中国公开合法传播为早。此外，司马光《资治通鉴·唐高宗纪》中记载白铁余起义，有“自称光明圣皇帝”等语，显然这带有摩尼教光明崇拜教义的痕迹，而其时间则早于延载元年。
　　从摩尼教东传途径来看，３世纪末它已进入中亚地区，而４世纪初至６世纪，中西陆上交通并未被排斥佛教和摩尼教的移民所阻隔，故摩尼教徒继续东行，并伴随因战乱入居塞内的西域人，在中国内地民间传教，应当是不成问题的。摩尼教与祆教、佛教极易混同，难以辨认，但借助摩尼教的信仰特征，考察唐以前一些农民起义，就会发现诸如“圣王”、“明法王”、“建明”、“圣明”、“净居国”等术语，以及崇尚白色、燃灯祭祀等等，都与摩尼教有关。总之，唐以前，大约４世纪初，中国内地民间可能已受到摩尼教的影响。
　　所以，围绕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诸说并出，各有道理。然而，究竟何种说法符合史实，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考证。
　　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伊斯兰教是我国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孜、回族等少数民族主要信奉的宗教。伊斯兰教对中国的民族关系与社会心理均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对它传入中国的初始年代问题，历来意见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在各家说法中，以“隋开皇中说”时间上限为最早，此说主要出自明清时期的记载。《明史·西域传》及《一统志》说：“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阿的斡葛始传其教入中国。”就是说在隋文帝开皇年间（５８７～６００）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传入了中国。其资料来源主要是杨受益撰定州《重修礼拜寺记》和吴鉴撰泉州《重建清净寺碑记》两篇碑文。我们对此说稍加分析后就可发现伊斯兰教断不可能在隋开皇年间传入中国，因为此时穆罕默德（５７０～６３２）还未创建伊斯兰教，在时间上尚有一段距离。众所周知，穆罕默德是在４０岁（６１０年）时才开始创教的。所以，此说以讹传讹，毫无依据。
　　在明代还有一种影响至今的说法是“唐武德说”（６１８～６２６）。明人何乔远在《闽书》卷七《方域志·灵山条》中说：“默德那国有吗哈叭德圣人，生隋开皇元年，圣真显美。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入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这种说法在我国其他正史中均未记载，依据尚嫌不足。
　　“唐贞观说”。据马子实在《中国回教概观》中介绍，中国伊斯兰教徒中有一种普遍说法，即唐太宗曾夜梦一猛兽来扑，正在不得脱险的时候，忽见一人身着绿袍，头缠白布，手持素珠，急驱猛兽，这才使得太宗脱险。第二天，唐王召集群臣，诉说梦境，请求解释。有一人说：“猛兽乃乱臣贼子之象征，将谋叛国；异人乃天方圣人也。此梦之意，天国舍此圣人之恩泽，将不得长治久安”。于是唐王遣使臣至天方国，请至圣穆罕默德派人到中国去传教。至圣同意后便派了３位大弟子与使臣同行，不幸因风尘劳苦，途中死去了两人，第三位幸存者见了唐太宗后，颇受尊敬和优待，特地为他在京城修建了清真寺以宣扬伊斯兰教。对于这个故事，历史学家们多不以为然。
　　另据清初刘智《天方至圣实录》说，穆罕默德曾“命其徒赛尔德宛歌斯以真经三十藏，计销勒１１４篇，分６６６６段来献。云‘诵此经能灭诸邪’。太宗撰之，颁诸天下。而其教遂大行于中土焉。”（见该书卷２０《真教寺碑记》）另外，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中国的《回回原来》等皆持唐太宗贞观二年（６２８）伊斯兰教入华说。张星则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主张“唐贞观六年，穆罕默德之母舅依宾哈宾哈姆撒率徒众３０００人携《古兰经》来中国，哈姆撒道高品善，太宗皇帝见之大悦，并其徒众，悉优礼之。”
　　总之，伊斯兰教在贞观年间已传至中国是颇有影响的观点，它究竟是否可靠呢？实际上，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源流必须先弄清中国历法与回历之间的差异，否则“若照中历计算，则无不错”。因此，《回回原来》所主张的贞观二年伊斯兰教入华之说“非有意作伪”，而是“误算年数”所致，“所谓贞观二年者，实永徽二年也”。因为回历纪元，中国自明以来都误认是始于隋开皇十九年己未（５９９），结果造成实际相差２３年的错误，“此二十三年，为研究中国回教源流者一大症结”。根据《旧唐书》、《册府元龟》等书记载，阿拉伯确有遣使来朝，所以贞观二年“其说本不谬，特误算尔”。《旧唐书·大食传》记载：“永徽二年始遣使来贡。……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代矣”。可以断定中国与阿拉伯正式通使，是从唐永徽二年开始。其通使情况是公元６５１年８月２５日，奉穆罕默德第３任哈里发奥斯曼之命，前来中国的第一个阿拉伯使者到达长安，朝见唐高宗，介绍了大食帝国的情况和伊斯兰教的教义。所以，伊斯兰教由此时正式传入了中国。之后，学者们一般都把永徽二年阿拉伯来使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
　　“永徽二年说”提出后，成为伊斯兰教入华时代最有影响的一种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也有人提出了质疑。理由是朝贡使与传教使是有区别的，朝贡使来华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宗教，出使唐朝的大食人多为商业而来，贸易利益重于宗教，所以，不能把这种交往看作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开端。那么，伊斯兰教究竟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呢？
　　中国人开始了解伊斯兰教“可能始于初唐，而该教在华有所流传，当是在中唐以后，且表现为一个漫长的渐进的渗入过程”。中国最早的穆斯林是“华化”的阿拉伯、波斯人。中国伊斯兰教的产生是中阿友谊的结晶。自唐初以来，随着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往来，大批穆斯林商人东来侨居中国东南沿海商埠要地，过着集体的宗教生活，建立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有不少人在中国娶妻生子，永久安居，置产任官。这样就把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源流，为１３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总之，伊斯兰教在唐前叶已传至中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的焦点是以哪一年为标志，所以，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还有待学者们的继续努力。
　　云居寺为何有佛教文化圣地之称北京房山区历史悠久，各类古迹有５５９处。这里有着千年历史的佛教圣地，占地７万多平方米，由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和唐、辽塔群构成。因藏有１４２７８块石经而被誉为“北京敦煌”、世界最古老最庞大的“石刻图书馆”的云居寺，更是蜚声海内外。
　　始建于隋末唐初的云居寺，宏伟壮观，气势不凡，经历代修筑，现有五大院落、六进殿宇，正中为佛殿，旁边有配殿，南北侧路是僧房和帝王行宫。可惜的是原有的１０余座造型独特、雕刻考究的唐、辽时期的砖塔、石塔，历经战火，除尚存的天王殿石券门和北塔外，均成为废墟。
　　与云居寺结为一体的石经山，亦称“小西天”，相隔２公里，雄踞海拔４５０米的陡峭岩壁之上，星罗棋布地分布有９个藏经洞，内藏隋唐石经４１９６块。开放式的第五洞最大，名为“雷音洞”，走进后，宛如一座宽敞坚实的地下宫殿，长宽各约１０米，中有４根八角形石柱，顶天立地，支撑洞顶，上面雕刻着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佛像１０５４尊，所以又称为“千佛柱”。再把目光移向周围，原来四壁统统镶嵌着密密麻麻的经板，均由静琬大师刻录。据统计，经籍荟萃的云居寺，珍藏着从隋到明的石刻大藏木版经７７０００多块，誉为“三绝”，实乃佛教文化的无价宝库。１９９９年９月９日９时９分９秒，１０８２块辽金大藏经回藏地穴，云居寺举行盛大法会，各界人士由衷祝愿石经归安。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后的２０００年间，曾遭遇到北魏太武帝年间（４２４～４５１）和北周武帝年间（５６１～５７８）两次空前“法难”，僧徒被驱逐，寺庙被摧毁，经卷被焚烧……在这暗无天日的非常时刻，饱经磨难的北齐南岳天台宗高僧慧思，深为忧虑，焦急万分，最后终于想出了把佛经刻在石材上的良策，使之不再为焚毁担心，便于一代一代，久传不衰。
　　事后，幽州智泉寺法师静琬，遵照慧思遗愿，来到西南白带山下这块风水宝地，历尽艰辛磨石刻经，他在唐贞观八年（６３４年）题记中，言明了刻经意图：“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这既是高僧的初衷，也是向后人的呼唤。这一壮举，得到当时上层统治阶级和社会上的广泛资助，从隋大业中到唐初，刻经事业从未间断。可惜的是，５年后即唐贞观十二年（６３９年），静琬与世长辞，原打算刻造１２部石经的宏愿，尚未完成，其弟子玄导、僧仪、惠暹、玄法相继主持，历经唐、辽、金、元、明，代代续刻，坚持不懈，长达千载之久，刻有佛经１１２２部３５７２卷，所用石板多达１４２７８块，分别珍藏在石经山９个山洞和云居寺南塔附近的地穴内，被誉为“房山云居寺刻佛教大藏经”。
　　房山石经，不但是我国的珍奇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对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历史、艺术特别是佛教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在书法方面，隋的刻经，都是当时书法高手所为；唐代的刻经，更富有相当高超的艺术魅力，且可从大量石经中，看到我国书法风格的变迁和俗写字、异体字、简化字、武周时期新造字的文字演变情况，形象准确，真切无疑。除此之外，大多经文后面，还都附有“题记”，为研究历代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提供了极其可靠的文字资料。至于对佛教史来说，更是校勘木刻藏经最可信赖的“标准”。像第三洞中存放的唐初所刻的《胜天王般若波罗密经》中的一篇经文之序，刚好校正了日本《大正藏》年载经序中的误字、漏字２６个之多。
　　多少年来，这些从公元７世纪到１２世纪相继刻制的石经，始终被封存藏在这里的９个岩洞和压经塔下的地穴中，一直未进行清查、整理，直到１９５６年，中国佛教协会等有关部门一起，用３年时间，对这座历史宝库，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细致的调查、发掘和整理。从而发现，在藏经洞中存放的经板，由于年代久远遭到破坏、盗窃、风化、腐蚀等种种原因，情况相当严重，但埋在地下藏经穴里的，却大多完整无损。
　　如今，只存放石经的云居寺，又增加了从北京市内智化寺调运过来的７７０００块清乾隆时的木板经，加之原来藏有的纸板经，云居寺已经成为海内外罕见“三经并存”的世界级佛教文化圣地。
　　大昭寺：最早的西藏寺庙史料记载，最早的西藏寺庙是建于唐贞观十五年（６４１年）至唐永徽六年（６５０年）之间的大昭寺。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觉康”（藏语意思是佛殿），位于拉萨市中心。
　　据传，文成公主谙熟星象和五行说，当时她夜观天象，日察地形，发现西藏地形状似仰卧的罗刹女（魔女），拉萨一片池塘是罗刹女的心脏，池水是罗刹女的血液。在协助天尊公主建大昭寺时，她提出只有填平池塘，于上建佛殿，方能镇住妖魔，避免灾祸。据说当时是用成群结队的白山羊背土填湖，藏语中山羊叫“惹”，土称“萨”，所以寺庙最初称“惹萨”。后来惹萨又成为这座城市的名称，并衍化为今天的“拉萨”。
　　７世纪中叶，吐蕃王在天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影响下，像许多统治者一样出于多种原因而开始信奉佛教，并营造了大、小昭寺。“大昭”的“昭”即藏语中的“佛”之意。大昭寺建成后，元、明、清历朝屡加修改扩建，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大昭寺作为平川式寺院建筑的代表，其周围环绕经堂、佛殿、回廊、院落的整体结构形式，以其不对称的排列，明显区别于汉式寺院的整体结构。虽然大昭寺的主殿位于寺院整体结构的中轴线上，但是其高于汉式寺庙的建筑空间及其空间结构和构造方式，都表明了藏族寺院建筑的特色。而主殿外观中的单檐歇山式绝对对称的屋顶又反映了藏式建筑从一开始就受到汉族建筑传统的影响。建造大昭寺的缘由已经表明了初期即已存在的汉、藏、印度建筑风格的相互融合，同时也表明了藏式寺院的风格在公元７世纪中叶就已基本确立。
　　大昭寺殿高四层，上覆金顶。整个建筑，金顶、斗拱为典型的汉族风格。碉楼、雕梁则是西藏样式，主殿二、三层檐下排列成行的１０３个木雕伏兽和人面狮身，又呈现尼泊尔和印度的风格特点。正殿有２０根大木柱，柱上斗拱架梁，有天鹅、象等精美浮雕，寺内有长近千米的藏式壁画《文成公主进藏图》和《大昭寺修建图》，还有两幅明代刺绣的护法神：一幅为胜乐金刚，另一幅为大威德金刚。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供奉的密宗之佛中的两尊，两幅刺绣至今色泽鲜艳，画面完整，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大昭寺建成时只用来藏经、供佛。因为当时西藏还没人出家为僧，到了后来，经历代扩建，四周增设回廊、院落，建筑面积达２５１００余平方米，开始有少数僧侣看管寺庙，并不从属于哪个教派。格鲁派兴起后，每年在这里举行传召法会。历代的达赖或班禅的受戒仪式也在这里举行。
　　大昭寺前有唐长庆三年（８２３）立的唐蕃甥舅会盟碑。碑身为柱形，高４．７６米，刻有藏汉两种文字，详细记载了唐穆宗和吐蕃赞普弃足德赞结盟和好的经过及意义，至今大多数碑文清晰可辨。
　　在拉萨，藏族人也喜欢将以大昭寺为主的八角街一带称为“拉萨”（藏文意思是佛地），由此可见大昭寺在拉萨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达赖、班禅活佛系统是怎样形成的在西藏，无论是寺庙，还是普通藏民家庭，大多供奉着达赖和班禅的塑像或画像。藏民称达赖和班禅犹如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外来游客如以达赖和班禅的最新彩色照片相赠，信徒会双手接过，捧过头顶，并报以格外的热情。
　　达赖、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系统，西藏佛教界认为，达赖是“欣然僧佛”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月巴墨佛”即无量光佛的化身。
　　达赖喇嘛这个称号，始于公元１５７８年。这一年蒙古俺答汗赠给格鲁派的哲蚌寺寺主索南嘉措以“圣识——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的尊号，从此西藏历史上才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呼。“达赖”是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意为“大师”。经清朝顺治皇帝于公元１６５３年的册封，达赖喇嘛这一封号就成为达赖系统的专用名称。
　　班禅这个称号，始于公元１６４５年。这一年蒙古固始汗赠给格鲁派扎什伦布寺寺主罗桑曲结以“班禅博克多”的尊称。“班”是梵文“班智达”（即学者）的简称；“禅”是藏语，意为“大”，二字合起来意为“大师”。公元１７１３年，清朝康熙皇帝册封班禅时的正式封号是“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语，意为“珍宝”。从此，班禅这一封号就成为班禅系统的专用名称。
　　活佛转世制度是西藏宗教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以灵魂转世说为根据，为解决宗教首领继承问题而产生的宗教制度。它初创于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噶玛支派。该支派的首领都松钦巴公元１１９３年逝世时，遗嘱弟子“将转世再来”。弟子们认定噶玛拔希为其师的转世灵童，经寺庙１０年培养，正式以该派首领身份活动，成为西藏第一位转世活佛。
　　格鲁派采用活佛转世制度始于１６世纪中叶，公元１５４２年，格鲁派的哲蚌寺寺主根敦嘉措逝世，哲蚌寺正式寻找他的转世灵童，并于１５４４年认定堆垅这个地方的贵族子弟索南嘉措为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公元１５４６年，年仅４岁的索南嘉措被迎接到哲蚌寺接替根敦嘉措的法位。公元１５７８年，蒙古俺答汗赠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的尊号后，格鲁派追认宗喀巴的弟子中年纪最小、创建并担任扎什伦布寺寺主的根敦珠巴为一世达赖，追认曾任扎什伦布寺主、后任哲蚌寺寺主的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而索南嘉措便成为三世达赖，达赖活佛系统从此建立，相传至今的是十四世。在历世达赖喇嘛中，除四世达赖是蒙古族、六世达赖是门巴族外，其余都是藏族。
　　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始于罗桑曲结，罗桑曲结是四世和五世达赖喇嘛的师父，公元１６４５年他被蒙古固始汗赠以“班禅”的尊号后，格鲁派确认他为四世班禅，追认宗喀巴的门徒克主杰为一世班禅，索南却朗为二世班禅，罗桑顿珠为三世班禅。从四世班禅起，历世班禅都以扎什伦布寺为母寺。相传至今的是十一世。
　　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转世有其传统程序，前世生前有关转世的预言、逝世前后的异常现象的征兆、护法神师的神谕，是寻访灵童的主要依据。如十三世达赖圆寂时面向东方，且由拉萨至东北方向天空出现异样彩云，故预示了转世灵童诞生的方域。后在加查县群科加寺圣母湖观看神谕，湖中幻影显示的景象是：一条道路的将尽处有一户农家，其门前有巨柳一株，柳树旁有一匹白马，一位妇女抱着小孩立于树下。活佛们就是按这些征兆和景象寻访到十四世达赖的。
　　寻找要秘密进行，被选派的有声望的活佛或近侍弟子，在闭关静修后，化装分赴各地去寻访灵童。对初选的候选灵童要进行遗物验证，即将前世常用的法器或其他用品，与同样的物品放在一起，让候选儿童从中认拿前世遗物，依认辨的准确程度对之筛选淘汰。鉴于以往寻访转世灵童易为少数人所左右，往往造成僵局和纠纷的弊端，从清朝乾隆时期中央政府又设立了金瓶掣签。其程序是：将经过遗物验证筛选出的数名候选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各写在名签牌上，用纸包好后放入金瓶内，当众抽出的一名，即被定为正式灵童。
　　正式灵童被批准后，要为转世灵童举办盛大的坐床典礼，即转世灵童依法升登前世的法床，正式继承前世的法统。自此以后，灵童即以新的一世达赖或班禅的身份开始宗教活动，接受信徒朝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