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单位文化墙:见证·社会管理创新系列报道

《人民日报》昨天头版报道广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经验
2010-05-25 09:16:01  来源：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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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流动人口达3000多万,网民近5000万,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日益增多……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经济转轨早,社会转型早,无论是社会矛盾还是治安问题暴露得更早、更充分,社会管理的新问题也来得早、来得多、来得快。
●建立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调处矛盾纠纷成功率达94%
●构建“五个一网”,公安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社会管理和服务
●实施居住证制度,3000万流动人口和谐融入广东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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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南粤大地,苍翠葱茏。
流动人口达3000多万,网民近5000万,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日益增多……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经济转轨早,社会转型早,无论是社会矛盾还是治安问题暴露得更早、更充分,社会管理的新问题也来得早、来得多、来得快。
近年来,广东政法综治、公安和各有关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迎难而上,强综治,创平安,促发展,大胆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重心下移源头治理
镇街建“综治信访维稳中心”
目前,广东全省1584个镇街和19个镇级农场(管理区)建立了“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同时,镇街中心开始上伸下延―――在县区设中心,在社区、村和规模企业设“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
“社区排查的每一起矛盾纠纷,在网上都有记录,我们可以全程跟踪矛盾处理情况。”5月8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中心”,党工委书记、中心主任黄立新指着电脑屏幕说。招商街道实行网格化管理,街道分80多个网格,配备管理员、协管员、督导员,“一格三员”全天候“扫街”、“扫屋”,排查处理矛盾纠纷和其他社会隐患。他们还研发出一套综治信息系统,全程跟进每一起问题隐患的处理。
有了镇街中心,“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有了体制机制保障。在广州市猎德街,川籍打工妹在中心帮助下拿到了3840元欠薪；在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由于中心调解,579名职工领到补偿款253万元；广珠轻轨横穿中山市南头镇,中心提前介入做群众工作,190户居民顺利拆迁……
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广东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骤然增加。针对多数社会矛盾产生在基层、原有镇街综治部门“综而不合,合而不力”的现象,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推行镇街中心建设。中心全面整合综治、信访、维稳、司法行政、公安、法庭、劳动、流动人口和出租屋服务管理等部门资源,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手段,以“六联”机制为抓手,实施矛盾综合调处、治安综合治理、社会综合管理。镇街中心“一个窗口服务群众、一个平台受理反馈、一个流程调处到底、一个机制考核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镇街中心调研时认为,中心没有增加人员,没有增加编制,综合以后,实现了“1+1>2”的效果。他说:“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成果,也是转变作风、狠抓落实的结果。”
“传统的管理体制重心在上面,镇街中心实现重心下移,整合基层维稳力量,改变以往各自为政、孤军作战的局面。”在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梁伟发看来,“整合”、“重心下移”、“体制转变”、“机制完善”是镇街中心创新的关键词。
基层稳则全局安。广东全省镇街中心建成以来,共受理各类信访和矛盾纠纷191325件,已调结180299件,调处成功率达94.24%。民转刑和民事案件下降,群体性事件数量逐步下降。2009年全省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同比下降25.1%,全省进京上访人数下降69.4%。
全警用网服务群众
信息化引领公安创新
“感谢永安警务室,白燕街得救了!”
在佛山最具人气的C2000论坛上,你能看到这样一个网友帖子。去年3月,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永安派出所在C2000论坛开设“永安警务室”。根据网友投诉反映,派出所及时整治“偷扒”活动比较严重的白燕街,受到网友称赞。
2008年12月,广州番禺公安分局在互联网上首建了“华工警务室周sir博客”,发布警情提示,与大学城师生开展网上互动。博客开通以来,华工社区诈骗警情同比下降13%,入室盗窃警情同比下降67%。
治安、户籍、出入境、消防……公安机关承担大量社会管理工作。在互联网迅猛发展新形势下,广东公安通过信息化建设引领社会管理创新。从2007年开始,他们在全省构建包括公安指挥中心平台、警务综合信息系统在内的“一平台三系统”,推行以视频监管一网控、办案办公一网通、情报信息一网综、服务措施一网办、工作执法一网考为内容的“五个一网”。
公安民警学网用网,运用信息手段进行社会管理,在广东逐步成为普遍现象。
5月7日,在广州市出入境管理服务大厅,市民黄佩娴在一台叫“办证易”的机器面前,不到2分钟,就自助办理了赴港澳再次签注申请。去年,广州市出入境办证量是350多万件,其中通过电话、上网等各种自助系统办理的超过80%。
在东莞市,建设工程从消防设计审核、备案到消防竣工验收等11项消防审批项目,都可通过互联网办理来节约时间。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防火部副部长肖蓉介绍,以前是内网上办公,现在是互联网上办公。从去年5月至今,全省消防业务网上受理件数占到总数约78%。
信息化建设为“情报主导警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日前,广州警方通过网上舆情分析发现,在迎亚运的“穿衣戴帽”外观装饰工程中,一些群众对工程质量、工期拖延和引发入室盗窃等问题不满,出现不稳定苗头。他们一边将舆情研判意见送到警情高发的公安分局,指导打防管控；一边将情况通报市建委等有关部门,改进工作,疏导群众情绪,避免了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通过信息化建设,广东公安社会管理的基础信息的完整率、准确率不断提升,信息情报实现了共享。今年以来,通过“网上作战”,抓获逃犯7928名,同比上升55.5%。2009年,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调查表明,广东省公众安全感达到87.9%,同比提升1.4%；公众治安满意度达到86.8%,同比提升0.5%。
告别暂住证破解二元化
流动人口实现“一证通”
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是当前社会管理的一大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多。1982年广东暂住人口不足50万人,现有2749.5万人,实际超过3000万人,居全国各省份之首。流动人口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也给社会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压力。
去年7月30日,《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广东实行近20年的暂住证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全省通用的居住证。流动人口在省内流动,不用像过去那样每到一地就办一张暂住证,只要办理居住地址变更就可以了。
从“暂住证”到“居住证”,一字之差,在理念和体制上却是变化巨大。
居住证“一证通”制度在深圳先行先试。5月8日,深圳中兴通讯公司的川籍员工罗亚琼告诉记者:“有了这个证,就有了一种归属感。孩子上学不再需要交纳借读费,在深圳直接办理港澳通行证,不用再回老家。”
“办了没好处,不办没坏处”,以前暂住证制度强调强制办证,一些流动人口抵触办证,办证率低,管理功能弱。现在,政府为办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就业服务、传染病防治等7大类公共服务。办理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还可以享有在居住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手续等4大类公共服务。
在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道办事处,前来办理居住证的人可以获赠一份保额为2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番禺区出租屋流动人员管理办公室主任黎梓华介绍说:“首次办证免费,提供配套服务,外来人员主动办证的积极性很高。”
在提供服务的同时,管理水平也上去了。在每一张居住证上,都记录着该居民的详细住址。在记者所到的城乡,通过出租屋的登记管理,每间出租屋都有一个固定编号。广东省政法委副秘书长、综治办主任陈少波说,实行居住证制度,由过去单纯的“以证管人”向“人、屋、业、证”四位共管的格局转变,实现了“三实”(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就业)同管。管理机关对流动人口基本做到“情况明、底数清”。
目前,全省已经发放居住证近1300万张。从最初被称为“外来工”,到现在被称为“新市民”；从强制性办理暂住证,到引导办理居住证；从自我谋生存,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3000万流动人口正和谐融入广东城乡,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美好家园、共创平安和谐。
(原文见《人民日报》5月24日头版)
北京：百万志愿者勇当平安卫士
记者　赖仁琼
2010年06月02日08:3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北京：百万志愿者勇当平安卫士--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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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在首都国庆安保治安志愿者上岗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接受队旗。
人民图片

北京市宣武区平安家庭巡逻队员参与社会治安巡逻。
资料照片
北京市刑事发案增幅3年间持续下降，群众安全感保持高位。数据为证：2007年刑事发案增幅同比下降5.7％，2008年同比下降29.3％，2009年同比下降2.4％，其中八类危害严重犯罪及主要侵财犯罪降至历史最低；群众安全感连续三年保持在90％以上。
百余万志愿者的奉献与守护，为首都的和谐、安全奉献了特殊的功绩。
3年来，参与首都群防群治的志愿者达140万人，成功通过了北京奥运、国庆60周年等一次次“平安大考”。新型群防群治的“北京模式”，完成了从“小脚侦缉队”到“平安志愿者”的现代转型，为新时期管控社会治安、化解矛盾纠纷的难题，摸索出一条基层综合治理、公益服务的破解之路。
1　“百万大军”规模创历史新高
街头巷尾、院内院外，事关平安的地方，就是平安志愿者的阵地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市东城区南池子社区70岁的张凤英老人十分忙碌。
身为志愿者的张凤英老人，忙着和志愿者邻居们一起，为两会的平安尽一份力。每天7时至22时，她们臂戴红袖标、身着统一羽绒服，分三班轮流值守在代表驻地北京饭店周边。除了维护安全，他们还成了外地游客的“专职”指路人。
老人自豪地告诉记者：“从奥运会开始，北京每次有重大活动，我都没闲着。”
石景山区计生委副书记赵玉兰，每周都会和丈夫一起到社区值班2次。他们都是八角街道杨庄中区的社区志愿者。居委会有他们值班的记录本，社区签字盖章后定期返回到她的工作单位。
“这项制度从2004年就开始了，当志愿者已经成为我工作的一部分！”赵玉兰告诉记者。
张凤英、赵玉兰这样的平安志愿者，正是首都百万平安志愿者的缩影。街头巷尾、院内院外，事关平安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阵地。平安志愿者为首都平安保驾护航，尽心尽力。
北京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首都综治办主任李万钧介绍，奥运会等重大活动期间，在首都的每条街道、胡同，每个社区、村落，每个公交地铁站点和桥梁路口，都有平安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北京群防群治队伍的数量及规模达到历史新高，形成了首都社会治安巡防队伍的“百万大军”。
2008年，首都直接参与奥运安保工作的群防群治队伍人数达110万人。奥运期间“110”刑事警情、刑事立案日均数量达8年来历史低位，其中就有志愿者们的特殊贡献。
在国庆60周年庆典活动期间，首都群防群治动员力量达到140万人，成为“平安国庆”的重要保证。
2　从“小脚侦缉队”到“平安志愿者”
群防群治队伍覆盖面越来越广，人员结构越来越优，整体战斗力越来越强，服务领域越来越宽
家住朝阳区麦子店街道的美国人杜大卫，是一名“洋志愿者”。“在奥运会期间，我还戴过红袖标巡逻呢！”他手拿照片，自豪地告诉记者。
在北京，和杜大卫一样的“洋志愿者”有200多人，他们提供语言、翻译、社区巡逻等志愿服务。在麦子店街道，多家社会单位的2000多名安保、保洁人员，也自愿参与地区志愿维稳工作。
来自安徽农村的董学法，是“农民工志愿者”中的佼佼者。在朝阳区劲松街道五区担任保洁员17年，他坚持在小区义务巡逻，60多次与不法分子搏斗，17次负伤，抓获抢包、偷手机等犯罪嫌疑人100余人，截获赃物、自行车、摩托车等1000多件……董学法的志愿行动，得到了社会认可。2008年，他当选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2009年，按国家特优政策，他拿到北京户口，还高票当选社区工作者。
平安志愿者，如今已成为首都的一道别样“风景”：洋志愿者、农民工志愿者，社区志愿者、农村志愿者，巡逻志愿者、调解志愿者……全市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和机关公务员30万人，成了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治安巡逻防范工作；在建设、交通、旅游、商务等重点行业系统中，新设了治安志愿者组织，人员达10万。在全市治安志愿者队伍中，50岁以下的中青年志愿者达84．5%，高中以上学历的占75%。
“北京的群防群治队伍覆盖面越来越广，人员结构越来越优，整体战斗力越来越强，服务领域越来越广，彻底改变了以往‘小脚侦缉队’的形象。”李万钧说。
3　社区有了“维和部队”
新型群防群治工作，已由单纯的治安防范，向城市管理、矛盾纠纷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等方面拓展
北京东城区景山街道钟鼓社区胡同窄、平房多，人员构成复杂、居住密度大，长期以来邻里纠纷难以有效解决。2005年11月，居委会邀请社区退休在家的老厂长、老民警、老干部任义务调解员，成立了“家和万事兴”群众调解之家。一年后，该社区纠纷下降了40％。迄今，这个群众调解组织已调解纠纷540件。
义务调解员孙庆梅告诉记者，“调解之家”解决了社区内众多突发事件，也将许多矛盾和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
“调解之家”，正是京城平安志愿者提供的一种新服务。社区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维和部队”。
李万钧说，首都新型的群防群治工作，已由单纯的治安防范，向城市管理、矛盾纠纷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等方面拓展，承担了近30项工作任务，在全市形成了平安工作“人人都参与、处处有力量”的氛围。其工作模式，也由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传统模式，实现了三个转变：政府调控与社会协调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群众力量互动。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北京的平安志愿者积极参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奥运会期间，北京日均投入各种看护防控志愿力量12万余人次，各类矛盾纠纷同期下降75.7％和91.9％；2009年，首都组织开展了4次矛盾纠纷大排查，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284万件，一大批积案、“骨头案”有效化解；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志愿者们通过深入调查走访，收集掌握各类不稳定因素395件，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798件。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说，群防群治“北京模式”，实现了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策略转变。这种预防式管理，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萌芽中的矛盾；由志愿者主持调解，亲和力强，得到了更多的群众认同。
4　“北京模式”的长效意义
首都正在建立、完善一系列长效机制，努力实现平安管理从临时应急措施向常态科学模式的转变
北京140多万志愿者，多是义务工作。重大活动时，政府部门仅投入统一的服装、标识以及基本餐补。首都综治办副主任许继慧说，把“志愿服务”理念引入群防群治，在实践中效果很好。通过服务他人、服务社会实现人生价值，已经成为社会大众一种新的心理需求和时代风尚。
朝外街道吉庆里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员王有生，多次参加重大活动的治安巡逻，被评为“治安志愿者之星”。他自豪地告诉记者：“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能为首都安全尽一份力，我感到无上光荣！”
对平安志愿者队伍，北京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持证上岗，全部实行实名制管理，并给予一定的激励。
对平安志愿者的使用，北京探索建立了一套科学机制。“既精确投放志愿力量，避免‘人海战术’、‘疲劳战术’，又对全市社会面全时空覆盖。”李万钧说。
北京市社科院社会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认为，群防群治的“北京模式”，使社会管理和社会面防控更加严密有效，志愿者队伍广泛参与城市管理各项工作，对违法犯罪形成威慑，为及时有效处置各种突发事件提供保障，市民安全感大大增强。
北京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首都综治委主任王安顺表示，目前,北京正在建立、完善一系列长效机制，努力实现平安管理从临时应急措施向常态科学模式的转变，使人民群众成为首善之区建设的力量之源,用人民战争的战术打好维护首都稳定的持久战。
助特殊人群扬起生命风帆（见证?社会管理创新系列报道③）(组图)
2010-06-09 04:3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共 0 条评论
他们建立起自强、新航、阳光三个社团，政府购买社团的服务，三个社团的社工分别对吸毒人员、刑释解教及社区服刑人员，社区闲散青少年给予帮助。社工开展工作，强调“六位一体工作法”，即派出所民警、司法机构、居委会干部、志愿者、刑释解教人员的家属、社工“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开展工作。

上海自强社团开展青少年拓展训练场景。
郑轩摄

上海阳光社团的社工开展“手拉手，你我共进步”活动。
郑轩摄
社区服刑人员、刑释解教人员能否不再重新犯罪？戒毒人员能否彻底脱离毒品，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失学、失业、失管”的社区闲散青少年能否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以往，他们或许只在社区的公安派出所、居委会留下信息片断，或许已经被社会忽略。
自2003年开始，上海以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关注这些人群。他们建立起自强、新航、阳光三个社团，政府购买社团的服务，三个社团的社工分别对吸毒人员、刑释解教及社区服刑人员，社区闲散青少年给予帮助。
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吴志明说，运行6年多来，三个社团的社工艰苦努力，使相当数量的工作对象弃恶扬善、遵纪守法、融入社会，有力促进了平安和谐。
关注“被遗忘的人”
帮他们找到未来之路
“你以前接触过这样的人吗？”王秋玲至今还记得，司法局的社工招聘会上，工作人员问她的话。个子不高的司法社工王秋玲，在上海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普陀工作站长风分站工作，是上海第一批矫正社工。
也许有不少人在意他们的过去，却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未来。“这样的人”，指的是社区服刑人员、刑释解教人员。在6年多的工作中，王秋玲深深体会到，任何人都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进而帮助他们找到未来之路。
王秋玲负责联系不少曾经有过暴力型犯罪的对象。阿柱就是一例，第一次进监狱4年，是因为打伤了女朋友的父亲；第二次进监狱9年，是因为强奸前妻。出狱后，他还时刻扬言要报复前妻。阿柱长得非常高大，加上有“案底”，许多人都不敢和他接触。
王秋玲以矫正社工身份介入，开始艰难的倾听――为什么要报复前妻？在听完阿柱的不满后，王秋玲开始冷静地为他分析，前妻独自抚养你们的小孩，无限辛苦……回忆和反省被悄悄引发，阿柱幡然醒悟：“如果再去伤害前妻，自己再度犯罪不说，孩子以后谁来照看？！”
王秋玲说，以前，刑释解教人员回到社区，顶多居委会的治保主任会去走访一次，此后可能就没人再去关心了解情况。在社工深入开展耐心细致的工作后，他们常常首先感到“在社会上还有人关心我”，而家属亲友也获得了帮助他们重建生活的巨大信心。
社工开展工作，强调“六位一体工作法”，即派出所民警、司法机构、居委会干部、志愿者、刑释解教人员的家属、社工“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开展工作。“社工某种程度上就是其中穿针引线的人”，王秋玲说。从整合各类资源，信息互通，到挖掘对象的潜力，引导他们积极向上，社工的角色至为关键。
“彩虹”的故事
用专业方法帮助社区青少年
社工王卉回忆起彩虹中心成立的点滴：2003年10月，她从一名警察成为专业青少年社工。2005年5月，作为上海市首批优秀社工，赴香港学习考察。
在香港，王卉到一家又一家的社工机构如饥似渴地去听、去看、去记，并深入思考。王卉感到：“凭着热情做社会工作，尽管也能做出一些事，满足社会的需要。但是从社会工作的发展来看，只有走专业化的道路，才能适应新形势，做出更多社会更需要的事”。
香港有很多富有特色的青少年活动空间，这使香港的社会工作显得朝气蓬勃。对比之下，上海当时为青少年准备的公益活动空间基本为零。
王卉希望在上海建一家以社工专业为主导的公益青少年活动中心。联洋青少年彩虹中心于2005年7月在多方面的支持下建立，开始艰难的创业：
筹办“彩虹”缺经费，他们和志愿者将一些单位淘汰的旧办公设备找来，一点一滴地凑上基本的办公用品；他们为联洋社区报和媒体写豆腐块文章，赚一点微薄的稿费，作为活动经费；随着“彩虹”影响的扩展，上海浦东新区团委、文明办和花木街道给予了一定经济支持……
彩虹中心建起了一条由专业心理咨询师接听的彩虹热线；彩虹中心探索建立了大陆第一个青少年中途宿舍；2009年彩虹中心成为浦东未成年人关护实验点。彩虹中心活动丰富，有青少年成长辩论赛、自编自演小话剧、知识讲座、英语角、烹饪、舞蹈、书画、纸工、少儿芭蕾、钢琴演奏、跳绳、篮球等活动。这些活动吸引了众多的青少年和志愿者。
“无论未来路上有多少困难在等待我们，‘彩虹’人坚信，‘彩虹’的精彩才刚刚开始”，王卉说。
“希望印社”的希望
工作对象已经离不开社工了
毫无疑问，上海市三个成规模社团中，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工作难度最大。禁毒社工面对的，是已经被毒品控制心灵的无助者。
“禁毒社工人才大量流失，即使是‘明星禁毒社工’，也不例外”。陈士嘉是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康健街道社工点的负责人，资深戒毒社工。他介绍说，四五年前，一些当时被宣传的成功戒毒的典型，也很难长期坚持。而对象一旦复吸，付出诸多艰巨努力的社工也会深具挫败感。
虽然如此，也有禁毒社工取得不错的业绩。陈士嘉在社工点负责103个曾经吸毒的人员，去年这些对象只有一个复吸。
陈士嘉有一个绝招――培养工作对象的业余爱好，书法、诗歌、绘画、篆刻、棋牌等，陈士嘉都进行了尝试，迄今为止，篆刻最成功。陈士嘉认为，这是因为篆刻成本低、不占空间、方便开展，同时入门之后易学难工，很能磨练性情。
在陈士嘉带领他们入门后，不少人逐渐对篆刻爱不释手。康健街道社工点，挂牌的“希望印社”已成为社工工作的品牌，每天都有十数名工作对象沉溺于此，这些对人生一度绝望、眼中只有毒品的人，也谈论起齐白石、吴昌硕……他们的作品有的还在市场上销售。一名戒毒者雄心勃勃，拟刻岳飞的《满江红》，“这可一共有99字呢”!
“做了6年下来，很多对象已经离不开社工了”。但陈士嘉也经历了工作深入之后的“崩溃”――小小的社工站，天天有对象来吵闹，拍桌子，还经常目睹毒瘾控制之下人性的阴暗面……如今，陈士嘉与不少社工同行更多面临一种“工作倦怠”，“一天说话5到7个小时”，陈士嘉说。倦怠与此项工作本身的艰难繁复以及巨大挑战性有关，也与社工职业发展空间不足有关。
“星星点灯”这个名字浪漫的专项服务，在上海凉城地区开展，青少年社工卞华说，这是开创性的为社工服务的组织。自去年10月建立以来，他们为社工进行专业培训，拓展训练，开设各种讲座，也同时为志愿者提供心理支持。
“有时候我们去聚会，就是大家一起释放在工作中产生的消极情绪”，卞华说，社工平时独自面对众多工作对象，心理压力很大，大家都很珍惜这种难得的交流、培训机会。
推动社团发展
理顺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
6年来，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以上海市禁毒办、市社区矫正办和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推动自强、新航、阳光三个民办非企社团开展工作，初步形成了一套从源头上预防犯罪的工作模式和方法。无数像阿柱这样的个人，得到了社工的援助。不少犯罪易发、多发人群，就此建立自信、远离犯罪，走向自立。
截至去年底，三个社团都成绩斐然：自强社会服务总社的禁毒社工，与服务对象累计接触48.6万人次，已认定的三年以上未复吸人数5062人；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的社区矫正社工，接触服务对象65万余人次，使五年期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2.56%，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为0.15％。；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社区青少年社工，共对全市16岁至25岁的6.6万余名社区青少年开展了专业工作，使上海市户籍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数呈不断下降态势，2008年比2004年下降了27.4%。
与此同时，三个社团还初步建立了犯罪多发、易发人群的信息平台，为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提供了信息支持。这项工作近期还在向外地来沪人员群体延伸。
“现有预防和减少犯罪体系建设中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吴志明认为，这表明现在，政府购买服务不规范、社会组织自主运作能力偏低、社工职业化进展较慢、社会工作缺乏力量支撑。为此，上海将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对相关对象的教育、服务和管理；逐步建立开放、有序和适度竞争的体系建设新格局；扩大体系建设的社会影响力，提高社会参与度。
吴志明说，上海还将充分发挥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合同的作用。坚持市场化运作，避免出现“养人、养机构”，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使用效率。对社会组织社工科学公正考核，同时，也将完善社工职业培训，完善任职资格评价和认证、注册制度，完善职业进阶，拓展社工职业发展空间。“要形成有利于优秀社工脱颖而出，社工队伍保持相对稳定的职业发展环境”。
大庆：延伸社会工作手臂（见证·社会管理创新系列报道④）
2010-06-23 03:33:00　来源:人民日报(北京)跟贴 0 条手机看新闻
黑龙江省大庆市，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作为我国最大的石油工业基地，这座城市的和谐稳定，不仅关系着百万市民的安居乐业，而且关系整个国家的能源战略安全。
近年来，大庆市通过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努力构建“大调解、大防控、大安全”立体化工作机制，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2009年，大庆市信访案件总量下降19%，群体信访下降13%，群体性事件和越级访总量由前几年的全省前位，下降到全省末位；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8类犯罪下降14.9%，交通、消防安全生产隐患等指标大幅下降，社会安全指数达到96.7%。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资源型城市一些固有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开始暴露，大庆不但面临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的共性问题，也面临老工业基地的特殊问题。企业改制、征地拆迁、下岗再就业、新社会群体诉求……在推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大庆肩负的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维护稳定的担子更重。
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做好“保平安、保稳定”工作？近年来，大庆市发挥党委领导作用，整合社会资源，着力向基层延伸社会工作手臂，构建维护保障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
社会工作委员会
整合资源统筹管理
6月15日，大庆市萨尔图区铁人街道奔二社区,居民李凯荣高兴地说:“现在小区生活丰富多彩，有两个活动室。以前，活动室属于通讯公司，外单位人不准进入。现在小区居民都可以进去活动。”
大庆因油而生，油田企业众多。过去，这些企业的社区活动室等公共资源大多只为本企业职工服务。2008年11月，大庆市在全国地级城市中率先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由一名市委常委兼任书记，负责全市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宏观指导和统筹协调。社工委成立以来积极促进地企融合，整合公共服务资源，推动社区居民自治。
大庆油田物业三公司党委书记谷树军说：“小区居民的成分越来越多样化，企业也想通过和地方政府合作，共同利用社会资源，共同管理好小区。”
物业三公司管理着28个小区，现在成立了16个“党员联系服务站”。他们把一些原属企业的活动场所开放为公共场所，吸引社区党员积极参与活动，推动社区居民自治。社区有栋楼因为一层有户人家开商店，电子门常被人破坏，老党员秦晓平带头组织居民商定“楼道管理公约”。在公约的约束下，不但电子门再也没被损坏过，楼道乱堆垃圾的现象也没有了，变得十分整洁。
群众工作四级网络
解决信访老大难题
大庆把信访作为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部分，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大抓手。去年3月，大庆成立了市委群众工作部，由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兼任部长。群众工作部与信访局合署办公，下设群众来访接待调处中心。
今年1月28日，眼看就要过春节了，在大庆干了一年工程的景林（化名），却拿不到工钱。虽然官司赢了，但对方公司没有支付能力。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景林来到群众来访接待调处中心。中心通过联动调查，发现该企业有一笔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在中心的协调下，不到一周时间，景林拿到了工钱。
中心的效率为何这么高？6月15日，我们来到宽敞明亮的群众来访接待调处中心。通过负责人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中心的“不同之处”：
——不踢皮球，一条龙服务。中心设有政法、城建、文教卫生等7个调处室，各相关单位直接进驻，一站式办公，现场调处。来访群众到这里反映问题，实行首问负责。
——后备干部轮值，尽心竭力。市城管委华玉宝是第二批进驻信访调处中心的25名后备干部之一。他说：“到这之后，对基层群众了解更多，感情更近了。以后回到单位，制定政策，一定要多听听群众意见。”
——领导重视，积极解决实际问题。群众工作部由市委常委任领导，协调力度大。市级领导每个月都要在中心进行接待日活动，并预先在大庆日报上公告。很多群众经常“奔着领导”来，感到“真管用”。对一些信访难题，实行领导包案。
目前，大庆市逐步建起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群众工作四级网络。半年一次群众工作联席会，每季一次部长办公会，半月一次例会，特殊时期每周一次或随时召开会议，重点解决群众诉求。通过群众工作部体制创新，信访部门不再无职无权，而是成了能“表硬态”、“话算数”的部门，由群众投诉的“收发室”、“中转站”变为“终点站”。
六调联动八大对接
借大调解活血化淤
调解，是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的一大法宝。大庆市在实践中找到了一条新路——“六调联动”。
所谓“六调联动”，就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综治办牵头，对社会矛盾实行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群众团体调解、行业协会调解、中介组织调解联调联动的工作机制，构建起大调解格局。他们本着“调解优先”的理念，用诉调对接、调访对接、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对接等8种形式，化解矛盾纠纷。
林甸县黎明乡原来是个“上访户大乡”。2007年，黎明乡是“小四轮子满当院，集体上访不间断，乡村干部团团转，正常工作没法办”。通过推行六调联动，他们设置了13个村级调解室，配备专兼职调访员28名，调访信息员397名。他们在全乡推行“一线工作法”——“情况在一线了解、问题在一线发现、措施在一线制定、困难在一线解决”。2009年，黎明乡实现了“三个零”：到市以上个体访为零、到县以上集体访为零、越级访为零。
大庆市政府决策层认为，当前的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与之相对应，调解主体也应当多元化，应建立矛盾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目前，全市58个乡镇、29个街道全部成立综治维稳中心，党政群团齐抓共管、社会组织广泛动员全员参与，社会矛盾最终用社会力量化解。全市各行业、系统、场所都相继成立了调解机构，还配备了专职人员。萨尔图区曾利用汽车协会，化解了一些汽车配件销售中的矛盾纠纷；利用温州商会，解决了一些温州商人在经营中出现的问题。
去年全市法院的民商事一审案件调撤率达到75.3％，法院案件受理案件数首次出现负增长。大量案件在审判前就得以及时调处化解。
夯实基层重心下移
源头治理长治久安
绝大部分社会矛盾发生在街道、社区等基层单位，而基层也是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
2009年12月，大庆市在肇源县、让胡路区开展群众工作站试点。两县区在行政村和社区共成立群众工作站228个，抽调617名干部进站开展工作。每个站设立2—3人的工作组，每月5日、15日、25日“逢5进站”，了解群众意愿，化解矛盾纠纷。
在让胡路区东湖第五社区，群众工作站联络员赵树坤告诉我们：“每个工作日，工作站干部必须入户走访老党员、老干部、信访户、贫困户、企业家，称为五必访。同时还得将接访、入户、排查隐患等情况记入工作日志。”
肇源县从县直部门科级、科级后备干部中选派了306个人，进入群众工作站。实践证明，群众工作站建在基层，效果很好，成为党的政策的“宣讲队”、矛盾纠纷的“扑火队”，为民服务的“先导队”。
大庆市公安局通过警务改革，把警力推到了一线，推动建立大防控格局。从2005年开始大庆市公安局通过整合机构，把大部分机关警力推向了基层，基层一线执法警力比改革前增加85.5%。2009年，在立案同比下降15.02%、八类案件同比下降14.9%的情况下，抓获刑事作案人员数增加2.8%，打击犯罪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红岗区主动创新体制将社会管理重心下移，推行强街扩权改革，把数十个科级编制放到街道去，增强街道职能和综合实力。同时，将城管、劳动等6个部门11类136项权力下放到基层。在基层街道，他们创建了经济发展局、综合执法局、社会管理局和党政工作部“一部三局”的办公模式。
社会管理是篇大文章，探索创新没有止境。“过去，群众多数要的是吃饭、就业、上学、看病等基本温饱需求，现在群众更多的是要地位、要尊严、要公平、要正义。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抓社会管理创新，就是抓经济发展，就是抓社会和谐，就是抓民生改善。”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