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员工口号:40年前通海7.8级地震万人丧命 一度成绝密文件

地震大裂缝。 供图：杨杨 皮嬴

前言

冬天的阳光照得大地雪白发亮。

村口的“地震历史记录碑”前，凌晨时分就摆上的香烛，已经燃得只剩下短短一截。老人们戴着草帽，围在空地上支起的小方桌边打牌，聚精会神。村子里，土狗成群结队四处乱窜；田间有人在劳作，放学的孩童从村道上跑过，树丛里的鸟惊起飞得老高。村外的公路上，载满蔬菜的汽车驶过，轮胎摩擦着路面发出“唦唦”声。

2010年1月5日，通海县高大村，如往常一样宁静而祥和。

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也是这样一个冬日，也是在同样的地点，40年前的高大村，却几乎被一场地震，完全摧毁。

“说这里是‘人间地狱’，似乎有些过分，可当时的村子，满目疮痍却是事实！”尽管已经过去40年，然而在高大村的村民面前，再次提起那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依然显得有些残忍，太多的家庭在那一夜失去了亲人。

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00分37秒，通海县发生7.8级大地震，震灾波及面积8800平方公里，包括通海、峨山、建水、玉溪、华宁、江川、石屏7县，共有15621人死亡，其中震中通海县全县死亡4426人，占当时总人口的2.64%。

然而，这样一次烈度及死亡人数仅次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特大地震，却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当年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了解。关于这场大地震发生时的灾情、救助、伤亡情况等细节，一度成为“绝密文件”。到30年后才开启这份秘密档案。

如今，关于这次大地震的秘密，已经被完全解开。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一年多后，重新回顾和反思波及通海、峨山等地的这次大地震，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阅读提示

■地震发生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灾难的真相成“绝密”

■30年后，真相才广为人知

■地震前，大自然有很多奇异现象

■地震时，不少村民都认为是爆发了“核战争”

■我国的地震研究和防震减灾事业正是始于通海大地震之后

那些人的影子正在渐渐消失。像是大雾中的人影，他们的面目越来越模糊。

幸好，村口的那三块石碑，还立在那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的，是他们的名字——“通海大地震1.5万名遇难者”——他们在40年前的那个冬夜，匆匆逝去。

2010年1月5日，通海大地震40周年纪念日。一群人在清晨陆续来到石碑前，他们大多已经两鬓斑白，神情肃穆。

摆上鲜果，燃起香烛，接下来却是长时间的凝视与沉默。最终，沉默还是被打破，有人开始小声地抽泣，紧接着，像是被传染，抽泣声很快连成一片，有人跪了下来，开始大声呼喊，口中重复着在40年前那个恐怖之夜中，匆匆逝去的亲人的名字……

历史就这样，在这个冬日的清晨，被再一次缝合。

被“遗忘”的地震

对于一名职业作家来说，杨杨似乎忙得有些“过头”。

1月4日下午2时，从县政府的会议室出来，通海县作协的作家杨杨立刻赶往下一个会场。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还有两个会议要参加，内容都是关于通海大地震40周年纪念的；下午5时30分，他还要接受四家媒体的联合专访，内容同样与通海地震有关；而在晚饭之后，一篇两万字的演讲稿，还等着他进行最后的修改，这篇演讲稿上，也满是“通海大地震”这样的字眼——离1月5日就要举行的“通海大地震40周年”纪念活动不足24个小时，作为通海大地震“解密第一人”，杨杨忙得马不停蹄。

“要了解通海大地震，杨杨是个绕不开的人物，没有他，就不会有通海大地震30年后的解密，更不会有1月5日的纪念活动！”在通海县县委宣传部，面对记者的来访，周国斌副部长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次地震”。

两份“绝密文件”

1995年，已经是一名专业作家的杨杨，开始着手调查通海大地震。在后来的调查中，杨杨曾接触到两份当时标示为“绝密”，却于1998年解密的档案。

这两份档案，一份是当时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云南地震队的《通海地震工作总结》。这份总结材料，本该是一份对通海地震最权威、最真实的总结材料，然而等杨杨拿到手上才发现，这份纂写于1970年4月的文件，全文只字未提地震造成的人员及财产损失状况，而是用大量的篇幅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另一份材料，是云南省革委会抗震救灾办公室的《抗震救灾总结》。这份材料依然只字不提灾情，而只是简单介绍了“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

“这两份绝密文件，不仅没有解决我心中对于地震的疑问，相反，还使我对地震产生了更多的更广的疑问！”杨杨说。

国内30年新闻空白

面对心中不断泛起的疑问，杨杨开始了更深入的调查，然而他却发现，那时候的新闻媒体，一样的充满了语焉不详的报道。

“ 昆明西郊海源寺里有一个地震观测点，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一个基准台，由于地震太强烈，这里唯一的一台地震仪都被震得出格了，无法确定这次地震的震级和震中位置。”杨杨说，在地震发生后，立即有众多国内外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情。

美国有关地震台网当日向世界报道：中国西南发生8级以上强烈地震；日本地震观测站估计震中位于北纬25度，东经103度，震级在7.5级左右；台湾气象局称：这次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8度，东经100度的大陆西南部，震级7.8级；泰国报纸于1月6日报道“滇省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并接连数天登载有关这次地震的新闻。

然而，面对全世界对这次地震的关注，我国的新华通讯社却只在1月7日播发一条简短的消息，向全国、全世界报道：“一九七0年一月五日凌晨一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受灾地区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胜利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

这些报道中，“昆明以南地区”成了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地方，“通海”成了一个谜。

这样的谜，持续了30年，直到1999年才被解开。

30年后地震解密

1999年，时任通海县委宣传部部长的周艳芬酝酿着一个计划，那就是在通海大地震发生30年时，对尘封30年的信息进行解密。

“一晃30年过去了，我们希望解密这场大地震，让外界更好地认识通海，了解通海，从而更加支持通海的发展。” 2010年1月，已成为通海县政协主席的周艳芬向记者谈论10年前解密通海大地震的初衷时如是说。

周艳芬还有个想法，就是通过解密通海大地震，让全县人民重新认识通海的抗震救灾精神，并通过对30年前灾难的回顾，增强人民和政府官员的防震减灾意识。“通海处在地震带上，应对地震保持时刻的警觉”，周艳芬说。

1999年年末，周艳芬将宣传方案提交县委讨论并获得通过，2000年的纪念活动上，发布了一部电视专题片《震后丰碑》；在《大观周刊》上发表杨杨的纪实性报告文学《大劫难的回眸》；在全县召开一个纪念大会，请省市县相关专家、领导及部分地震亲历者参加……

就是这一系列活动，尤其是20多个国家级、省级媒体的报道，让尘封了30年的通海大地震真相广为人知。

大震“疯狂”

大地震究竟留给人们多少伤痛？即使事隔40年，那刻骨的伤痛并没远离，只是被小心翼翼地藏到内心最深处，不忍触碰。在极震区行走，每个人随口都能给你讲出一个个悲惨的故事，关于他的家庭，关于他最亲的亲人。

自然“密码”

2010年1月3日，陶茂村。

说到地震当天晚上的情况，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感叹，“我们村太惨了。进村的这条小路，当时齐齐地摆了两排尸体，摆出几十米远。很多尸体只能用破草席随便一裹就放在那里，根本忙不得料理。”

然而，除了惨状，村里人谈论最多的还是地震头几天看到的奇异现象。

村民们说，在陶茂村，动物、植物在震前都有种种异常的反应。水井翻花、冒泡，果树反季开花，尤其是地震前3天，牛羊赶不进厩，习惯于关养的猪拼命想挣脱牢笼往外跑。陶茂村村头有棵大万年青树，以往栖息着各种飞鸟，地震前三天，其他飞鸟悉数消失，直径达二三十米的树冠上，黑压压停满了乌鸦。乌鸦凄厉的叫声在冬日的夜晚听起来异常阴森恐怖，村里有老人说可能要有大灾难发生了，但当时中苏交恶，很多人都以为是要打仗。

类似的情况，记者在其他受灾严重的村庄采访时，都听当地人提及过。

在通海大地震发生前，动植物的异常反应是非常明显的。然而由于人们解读不了大自然的密码，大地震终于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而至。

消失的村庄

时年41岁的陈永树，当年作为高大公社观音大队的支书，被派到九街公社水塘村蹲点。当一阵剧烈的摇动将他从梦中惊醒时，陈永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动弹——他所住的房子已经倒塌，身上盖的被子上被倒塌的土石压了个严严实实。

听到附近有人声，陈永树大声呼喊，循声而来的人们搬去土石，救出陈永树。“我当时是侧睡，如果正仰睡着，肯定被压死了。”

陈永树的家在观音大队阿差村，距水塘村平日要走一小时。陈永树看见家园的时候，熟悉的村庄已经消失——阿差村被倒塌的大山推出50多米后，全村已没有一间站立的房屋，哗啦啦倒成一片，有的房子甚至被推出两三百米。“可能没活人了。”陈永树当时心里阵阵发凉。

但是村庄里仍有人在忙碌，自救已经展开：活着的人顺着声音寻找自己的亲人，被救出的人很快参与到救援者的队伍中。陈永树回到村里时，已经刨出四五十人。陈永树首先清点了党员，村里33个党员，活着的还有22个。

大家简短地开了个支部会，对各人的职责作了简单分工，就分头组织救人。“当时下起大雨，被救出的人都浑身湿透，很多人都没衣服裤子穿，在寒风中冷得瑟瑟发抖。有些人穿着两件衣服，就脱一件给他们当裤子穿。”现年81岁的陈永树老人告诉记者。

由于塌方严重，震后阿差村整体迁到现在的村址。在陈永树的引领下，记者随他前往当年的旧村遗址。在阿差村旧址附近的山上，一个断层形成了一二十米宽的大沟，普通人根本无法跳过去。清理了废墟后，阿差村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现在孤零零地立在山上，成为无人问津的荒地。

被理解为核战爆发

从1969年8月开始，中国的政治又多了一份重要内容——“要准备打仗”。因此，当通海大地震发生后，灾区的不少干部、群众都认为：核战争爆发了。

“强烈地震发生后，我家里10口人全埋在倒塌的土墙底下。一个念头在我脑里闪现，是不是‘帝、修、反’搞突然袭击，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我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应立即召集民兵投入战斗。” 在通海县图书馆一份现存材料中，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讲述自己经历地震后的第一反应。

然而，当时将地震理解为“核战爆发”，却还不止是李祖德一人。在那份材料中，众多的村民对这次地震的理解，竟然惊人的一致。

“地震发生时，我住的老房子全倒塌了，我挣扎着爬出去一看，淡淡的月光下，整个村子已变成一片残垣断壁、土块瓦砾，哭泣、呼救的声音响成一片。我当时想，肯定是敌人的原子弹打进来了，才会造成这样的悲惨场面。” 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师说。

“地震第二天，天上飞来了大飞机，我们以为敌人来轰炸了，立即跑到甘蔗林里，用一支没带子弹的老式步枪瞄着它。”一位当年的民兵有着同样的回忆。

一位极震区的老人回忆说，地震发生后，在他们村头，地陷下去一大块，当时有人说，那是原子弹爆炸的弹坑。

非常救援

老皮现在不太愿意接受采访了。作为当年的“地震英雄”，老皮曾经风光无限——他用身体抗住房梁救出乡亲的故事，被编成连环画向全国宣传；他舍己救人的举动，一次次受到表彰；他见过国家很多领导人……
然而，现在面对记者们对他当年救人细节的追问，连他自己都开始怀疑，“我这个地震英雄到底是真的，还是吹出来的？”

九千余元捐款、数十万红宝书

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源源送往灾区的是“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10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灾区甚至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通海大地震30周年纪念大会上，通海县政府公布了一组数据：通海大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折现达38亿多元人民币，而获得的外援是：省抗震救灾指挥部调集的中央及各地救灾物资、医疗器械及药品、有关机械设备、建筑物资等，折合人民币共222.5万多元；国家拨出救灾专款85万元；祖国各地捐款9673.9元。

与汶川大地震获得的巨大物质援助相比，通海人民得到的更多是“精神援助”：党中央毛主席发来了慰问电、派出慰问团；全县先后收到各地赠送通海灾区的数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收到慰问信14.35万封。

三不要和三依靠

大地震后，大部分田地被震得高高低低，沟渠遭到严重破坏，村民们一边重建家园，一边组织生产自救。“事实上，来自国家的援助大部分就用于恢复生产，比如购置生产工具这些，用于恢复生活的寥寥可数。”杨杨告诉记者。

然而，就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在收到全国人民寄来的数量众多的红宝书、慰问信之后，灾区人民似乎得到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精神”完全超越了一切，人们自然而然地“旷傲而崇高”起来。

灾区人民除了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之外，还提出“三依靠”——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而国家对国际援助的态度是：“我们感谢外电，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内债、外债都没有，我们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云南省抗震救灾办公室当即退回各地捐款11.5万元；通海县的黄龙大队只收下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别的物资，全部退还。”在这样的环境下，拒绝外援，各灾区纷纷退款、退粮、退物——这成了救灾的“主题”。

中国地震研究之起点

地震之后，通海成了各种专家们“向往”的地方。

在地震专家眼里，通海大地震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三次大地震之一，死亡人数仅次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大地震和2008年5月12日汶川8.0级巨大地震；这是20世纪云南省震级最大、死亡人数最多、损失最惨重的地震。

这是中国地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新中国的防震减灾工作就是从通海大地震后开始的。

迟到的纪念

1975年，地震震中所在地五街村通过集体出资，在村里一间公房的墙上立下第一块地震历史记载碑。

地震当晚，时任五街村队长的皮增光被一阵剧烈的摇动惊醒，接着听到“哐”的一声响，就被倒塌的山墙埋住了。“我只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紧接着就人事不省了。”

将皮增光从死神手中拉回来的，是他60多岁的老父亲。而皮增光的妻子、大女儿与一个儿子都在地震中死了，留下他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艰难度日。

为了纪念这段令村民饮泪泣血的历史，在皮增光的主持下，五街村在公房的墙上立下一块“地震历史记载碑”，简短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皮增光至今没有再婚，独自一人将剩下的一儿两女抚养成人。

与五街村一样，陶茂村于1981年9月1日、六一村于1990年7月16日也分别立了地震碑，记录下本村在地震中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情况。

很多年后，通海本土作家杨杨花了很长时间想寻找当时死亡记录的原始统计，后来在峨山的档案局找到部分档案，1970年1月5日发生的大地震，有3月份登记的死亡记录，也有6月份登记的，各村都不一样。唯一相同的是，这些死亡记录都被打上“绝密”二字。

杨杨还在建水县找到一份当时的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主任唐甫仁在震后十多天赴当地视察时所作的讲话，关于人员伤亡也仅有“灾区生命财产遭遇严重损失”这一句。

杨杨在《通海大地震三十年祭》一文中作了分析：面对着如此巨大的灾难，人们并没有从“灾难”的角度思考“灾难”，并没有“直面灾难”，让“灾难”这个非理性的东西，超越日常政治、文化和生活的意识逻辑，从而更主动、更客观地投入减灾、救灾。不得不承认，那时候，人们没有“灾难思维”。

“通海大地震发生的年代非常特殊，当时人们认为社会主义什么都好，对于不好的一面，哪怕是自然灾害，都会刻意回避。”杨杨告诉记者。

通海地震研究40年

我国的地震科学家研究和防震减灾事业就正式始于通海大地震之后。

在这之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引起了周总理极大的重视。周总理希望将地质力学理论引入地震预报的实践中，曾多次指示在大学里要办一个“地应力”专业。周总理对李四光的观点非常欣赏，当场表示我们应当有这个志气，解决世界上解决不了的难题。

中国地震科学家怀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伟大抱负，决心“首先”解决这个世界难题。通海大地震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地震发生后，周总理在听取通海地震情况汇报后做出重大决策：立即召开全国地震工作会议，讨论地震工作的全局性问题。

1970年1月17日至2月9日，中国地震工作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了，289名代表出席会议。1月25日，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刘英勇从通海地震灾区返回北京。26日，在大会上作了“通海地震”的报告。2月7日，周总理在接见会议全体代表时说：“今年1月5日云南地震损失比邢台大得多，以后还有余震。从这几次经验，从中国历史积累的经验，从有科学仪器记录以来，总结人类的历史经验。”

周总理讲完以后，李四光又说：“这次，云南地震造成这样大的损失，我和同志们一样，心情很沉重。事情过去了，我们只能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走到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中去，认真开展工作。”

感谢通海县作协职业作家杨杨、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员新闻系学生皮嬴，以及玉溪日报社对本稿的无私协助。

统筹：本报记者 郭敏

采写：本报记者 上官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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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汤兴萍 通讯员孙自彬）昨日，在玉溪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下，玉溪地震局、云南省地震救援队、玉溪市地震救援队（由玉溪市武警消防支队组成），玉溪市人民医院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了地震应急疏散及救援大型演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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