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支部的三大作用:红军长征的战略指导

红军长征的战略指导

□姚有志

　　悲歌中开始，在凯歌中结束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人民军队战争史和建设史上最艰险、最神奇的一页。其艰险，表现于红军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险象环生，数度濒临绝地，随时都有全军覆灭的危机；其神奇，则表现于红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一次次冲出危境，保持了令人惊叹的机动性和战斗力，成功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这一战争奇观充分展示了党中央和毛泽东超凡的战略指导艺术，其基本特色就是化被动为主动，在逆境中夺取和把握军事行动的主动权。

　　长征最初是红军在作战极其被动的情况下进行的无准备、无计划的举师转移。仓忙之间突围，当时的军事指挥者并未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警醒，战略指导依然生硬、冒进，甚至还念念不忘要“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致使红军转移的目的、目标、基本任务、战略方向一概处于模糊之中，继续处于被动局面。最初3个月的突围中，红军所有的战斗部队几乎都成了掩护队，庞大的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后方组织夹在战斗部队中间，以甬道式队形向西缓慢行进，处处被动挨打，数次钻进敌人布置好的口袋。艰难渡过湘江以后，中央红军已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

　　在危急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会议全面否定了先“左”后“右”错误路线的军事指导，认为“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的敌我情况下，却还是机械地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 （《遵义会议决议》），后果自然会不堪设想。重新认识到毛泽东在领导红军作战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军事原则的价值之后，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实现了重大转变。在战略方向上，由原先“径情直遂”的向西行动，改变为“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周恩来语）；在作战指导上，当时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为了完成作战任务必须灵活地使用这些原则。” （《遵义会议决议》）

　　著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后来在采访毛泽东的记录中写道，“红军在贵州采取新的战术。他们不再作箭头式的推进，而开始采取一系列分散敌人注意力的行动，使得南京的飞机越来越难以侦察出红军主力部队每天行军的目的地。”在贵州采取的新战术，战例所指主要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

　　1935年1月下旬，毛泽东下令部队轻装前进，主力分三路西渡赤水河，进人四川南部。四川军阀刘湘闻讯后，重兵扑向红军，蒋介石也急令云南军阀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配合中央军，以分进合击之势，杀奔滇东北。在扎西的毛泽东看到红军机动已经造成敌人过失：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于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遂决定再渡赤水，重占遵义。在蒋介石的各路大军张网奔来之际，毛泽东带领红军神速东返，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以一个团向东北方向的温水开进，一路招摇，吸引追兵，主力直下东南，迅速占领桐梓，直逼娄山关，在遵义附近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气得蒋介石直叫“国军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

　　遵义战役以后，红军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以诱使更多敌人前来“围剿”。蒋介石错误地判断：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仍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遂命其部队火速向遵义逼近。当敌人逼到面前，红军主力立即掉头北上，在贵州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又一次进入川南，并佯作北渡长江之势。

　　蒋介石遵义扑空，见红军又入川南，忙将兵追赶，同时又在云、贵、川边境赶修碉堡工事，构筑封锁线，以预防红军北渡长江。一时间，长江到赤水一带集中了约60万国民党军。等到蒋介石的大部队云集长江沿岸之时，毛泽东又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在川南古蔺一带游击，继续作势北渡，迷惑敌人，主力则突然掉头向东，巧妙地从纷纷向北追击的国民党军间隙中穿插急进，第四次渡过赤水，进入贵州，甩开了尾追之敌。

　　面对一次次令人头昏目眩的机动，国民党军不禁哀叹，红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徜徉，摸不着企图所在。”正是在这种忽东忽西，似北又南的运动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将战争的主动权从国民党军那里夺回到自己手中，求得了生存和发展。长征由此也跃进到了一个积极主动的新阶段。

　　当然，几十万敌军凭借天险的围追堵截，弱小的红军要在有限的回旋空间中打败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不是取得几个胜利就能彻底摆脱困境的。3月底，毛泽东再布迷阵，以红军一部佯攻乌江北岸敌，继续引敌北上，主力则向南急进，越过乌江，前锋直逼贵阳。这一着，惊得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手忙脚乱，因为当时贵阳周围国民党军仅有4个团兵力。然而毛泽东醉翁之意却是迫使蒋介石调遣滇军出巢，增援贵阳，为红军让出西出云南的通道。果不其然，蒋介石上了钩，严令滇军以急行军速度向贵阳挺进，毛泽东则率领红军主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进云南。4月底，毛泽东再次导演好戏――兵临昆明。由于云南精锐之师已调往贵阳援蒋，军阀龙云的老巢昆明十分空虚，担任佯攻昆明任务的红军，把“活捉龙云”的口号呼得山响，引得昆明城内一片惊慌。蒋介石惊恐之下，再次心急火燎调兵驰援，等到各路滇军齐奔昆明，毛泽东却早已率领红军转移，以6天时间顺利渡过金沙江，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远远抛在了身后，获得了较为自由的活动天地。一直被红军牵着鼻子走的蒋介石恼羞成怒，“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和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在遵义会议上交出军事指挥权的李德也心悦诚服地说：“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

　　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一直是长征路上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战略转移目标的选择，既是长征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把握战略转移主动权的枢纽。长征初期，“左”倾军事领导者不顾敌人在前方预置重兵，孤意挺进湘西，一度使中央红军面临绝境。危局之下，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战略计划，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1934年12月召开的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将战略转移目标由湘西改为川黔边区；然而，国民党穷追狂堵，加上黔滇情况复杂，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不得不放弃在川黔开辟根据地的预想，改为向川西北发展，把赤化四川作为战略目标；一渡赤水以后，四川军事形势剧变，党中央再次改变思路，决定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红军逼近金沙江后，中央军委又决定发布《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可以说，四渡赤水，威逼贵阳，巧渡金沙江，这一连串极具胆识与勇气的惊人之举、一首首行云流水般的战争诗篇的背后，一直贯穿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避实击虚的战略考虑。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总兵力达到10万余人。由于国民党军不再对红军正面构成直接威胁，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面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民呼声日益高涨，党中央毅然决然地把离开井冈山时就提出的“北上抗日”政治主张付诸长征行动中，提出了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目标。

　　陕北有蓬勃发展的农民斗争和红军游击活动，群众基础好，同时远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有充分的生存空间和争取空间；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态势上，陕北与华北抗日前线仅一河之隔，却非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也是红军直接对日作战可靠的前进阵地和稳固后方。通过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央红军越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与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正确处理了走与打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果断确定或改变战略方针和作战方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弱小的红军处于机动有利的战略位置，牢牢把握着战争指导的主动权，保证了战略转移的最后胜利，保证了陕北根据地的创立。可以说，长征战略目标的选择与达成，不仅使党和红军摆脱绝境，找到了成功的落脚点，也实现了全国各路红军的大会合，使红军摆脱了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占据了有利的位势。从此，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南方转移到北方，红军也迎来了发展最有利的条件和主动地位。此后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延安时期，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精彩、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毛泽东指出：“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红军长征战略指导的伟大成就，集中反映了这种“主观能力竞赛”中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的生动过程，也集中体现了人民战争战略指导理论的本质特征。这不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战争指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来源：《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王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