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之“门”：一个国家的文化之殇

    “紫禁城在表面上是一片平静，内里的秩序却是糟乱一团。”这个末代皇帝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中的一句话，似乎在冥冥之中，它还回荡在如今的故宫上空。从闹得沸沸扬扬的“盗窃门”、“错字门”、“会所门”、“解雇门”、“文物门”，再到“私卖门”与“门票门”，完全地暴露出庭院深幽的故宫内里秩序的糟乱之势。

    中国官僚文化病症的又一典型

    随着网友“龙灿”在7月30日晚间在微博中喊出：“告诉大家一个震惊的消息，故宫又出大事了！”一个重磅消息，又敲开了故宫刚刚紧闭的大门，打破了其表面的平静，媒体的“扒粪”，扒出了故宫一件又一件的丑闻。

    国家文物局官网8月2日刊发了《关于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损坏情况的通报》，从文中可知，在7月4日上午“一级文物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损坏”事故发生后，仅仅是故宫博物院自己成立事故调查组，进行了调查。到了将近一个月后，在先被媒体曝光后的8月1日，故宫博物院才向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报送了事故调查和整改情况的报告。这就意味着，在损坏事件发生之后，故宫选择了关起门封锁消息。但《文物保护法》第四十八条规定：馆藏一级文物损毁的，应当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核查处理。

    如此处理方式，不禁让很多人疑虑，假如没有网友的曝光与媒体的及时跟进，这个事件会不会就在欺上瞒下中不了了之呢？事实上，从公众的意见来看，出现意外事故，并不是最大的不可原谅之处，最主要还在于故宫信息不公开的做法，与一贯的傲慢、愚蠢、蹩脚的回应方式（先矢口否认最后没办法抵赖了，才一点点地坦白交代），火上浇油地激怒着民众。

    信息时代，合格的信息应对之道，似乎总是成为当下很多机关单位的“阿喀琉斯之踵”，最后变成“达摩克利斯之剑”。从目前来说，故宫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和红十字会、铁道部结合，跻身构成了“三剑客”，刀刀刺痛了民众的心，或者说，成为了“三贱客”———令国人大为光火，遭集体鄙视讨伐的三个对象，形象和公信力几乎跌到谷底。

    还有，在央视8月1日晚播出故宫受损文物之后，更是惊起舆论的喧哗，因为受损文物与目前故宫官方网站提供的“故宫藏品信息”中，唯一一张宋代名为“哥窑青釉葵瓣口盘”的藏品图片明显不符，于是“赝品”与“被掉包”的质疑随之而来。但且看故宫新闻发言人冯乃恩的回答吧：“这个故宫同名的有好多，但是编号不同，这是误传。”至于具体到底几个，他“不搞业务我不知道。”如此语焉不详，如何服众？

    再来回顾下故宫在“错字门”与“会所门”的表现。坚称“撼字没错，显得厚重”，但后来又改称这都是故宫下设的保卫部门擅作决定，未汇报、请示领导。建福宫变会所的质疑，故宫的官方回应同样是否认：完全不存在此事，并责怪媒体报道有失偏颇。但在事实面前，故宫又一次用惯用的伎俩回应称，是承担花园接待服务工作的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未经院里审批的情况下，擅作主张。”

    很显然，这般一贯漏洞百出的傲慢回应，与前段时间的红十字总会和铁道部何其的相似！从这些部门的身上，我们可以窥探到中国政治文化病症，强大的官僚主义无孔不入地渗透到这些部门，不管是公益性质的组织、文化机构，还是国家机关，都患上了这种病症。这种官僚主义，可以视民意为无物（“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视公共事件犹如私家琐碎小事，内部处理；视人命与公共财产为草芥。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时间的承认与道歉，对其似乎成为了一项高标准高要求了，公开透明的运作过程也成为稀缺品。在理念与行为上，这些官办部门每每展现给民众就是“民众早已过河了，官方还在河里摸着石头”的自娱自乐、落伍、蛮横的态势，且还一再地认为，民众对他们各种呆滞落后的言行举止与做法的指责，是误读误解，且深深伤害了感情。

    运作不透明与价值偏离是最大的沉疴

    破损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为赝品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北京故宫对藏品的公开存在问题。在其官网上，只能见到少量的藏品（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也只有一个），还有多少藏品养在深闺人未识呢？因此在破损口盘曝光后，人们难免会起疑。而除了藏品上的信息不透明，更为重要的是财政等方面的不透明，成为同类文博单位管理的最大沉疴。

    故宫是直属于文化部的事业单位。和其他事业单位不同的是，故宫属于财政拨款单位，维修费用、行政支出等全部都是通过年度预算向财政部申请。相应的，故宫每年的门票收入也应该全额上缴国库。但事实上，据财新网刊发题为《10万元封口费悬案》的记者手记，故宫再次被曝2009年曾发生私分票款案。故宫内部人员勾结导游直接带游客进故宫，绕过买票环节。游客的钱不是去财政部，而被私下勾兑。传故宫曾付给举报人10万元封口费。

    此外，高达上亿元的商业开发收入和院外所属产权房屋出租所得，更不在公众视线之内（故宫票价的年总收入也才5亿元左右）。比如以院外所属产权房屋出租、下属紫禁城出版社兴办公司等方式，获得不菲的收益。而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其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实体———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也正是它与香港益诚进行合作经营，注册成立了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才有了“会所门”。

    故宫这样的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应该归谁？谁来监管其商业化运营？《国有资产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故宫是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全国人民。故宫等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应该上缴国库，归全国人民所有。但是，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规范，此类国有资产的监管比较混乱，财务制度也缺乏透明度。目前，对此类国有资产实行多头监管，文化部、文物局、旅游局等机关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别监管。这种监管的乱局，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故宫现今的乱象丛生。

    其实，作为文博单位，商业经营行为并不可怕，只要能够做到信息公开透明，让每一个细节在摆放在公众的视线里，就不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知名博物馆运营资金中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通过商业运营所得。以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为例，其门票全年免费，政府提供大概60%的资金用于博物馆维系，剩下的40%则来自于博物馆的商业运营和社会捐赠。还有如在卢浮宫的中文网站的“参观信息指南”栏目中的最下一个标题，就是“举办私人活动”，其内容“卢浮宫，曾经的皇家宫殿，如今的国际知名博物馆，是举办个人活动极具声望之地”。还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富春居”、“三希堂”等餐饮场所，但并没有引发星巴克进入北京故宫的那般争议。这是因为，这些场所的布置，并未破坏台北故宫的文化氛围，“富春居”被布置成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中的气氛，“三希堂”里面供奉的东西都和清朝乾隆相关，和故宫文化氛围都相一致。

    另外，据颇受公众关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陈述，台北故宫的财政极其透明，详细到雇佣了多少人和每一分钱的用途。“立法院”也会进行监督，一年两次他们都要向其做报告。他们自己的网页也有所公布，上面分几个部分，赞助会列出指定用途，委托业务里像礼品店、餐饮等每年都会定时公布开销。门票、礼品店、餐饮服务、品牌授权等全部收入，大部分进入公共财政，一部分进入艺术发展基金，用于购买文物等。每一笔款项都会公布在网页上，各种明细都一一可查。此外，周功鑫秉承“行塑典藏新活力，创造故宫新价值”的理念，极力拓展了故宫的价值与教育功能，放大了故宫的文化公共属性与文化建设的责任，具体如筹建“文化创意产业育成中心”，开办文化创意课程邀总裁上课、把故宫的形象时尚化，让台湾年轻一代也喜欢上故宫等等，想尽办法让民众亲近故宫，爱上故宫，而不是使之成为少数人的“声色场”。

    这些做法，无疑值得北京故宫深刻地学习，只有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回归文博单位的文化公共属性，才能从根子上避免一次次地将自己送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声名狼藉。

    故宫之“门”背后国人的文化焦虑

    据故宫博物院官网3日消息，对造成宋代哥窑青釉葵瓣口盘损坏的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该部门主要负责人行政警告处分。但《文物保护法》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文物收藏单位工作人员，“因不负责任造成文物保护单位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开除公职或者吊销其从业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是他们却以不能告人的“故宫博物院内部管理规定”（自称依据故宫博物院《藏品管理规定》第10章“奖励与惩罚”之第86条，但拒绝公布条款具体内容，称此为故宫博物院内部管理规定，不便对外），就算打发过去了。

    除此不表，从“记大过”、“行政警告”以及“错字门”与“会所门”之时的“未交院里检查”、“未向领导请示”等用词来看，亦可见故宫的官僚化程度何其严重。于是，在过度官僚化与无序商业化的两个极端上，故宫游离于文化越来越远，离其的公共文化属性，也渐行渐远。

    而故宫内在的体制性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据《东方早报》刊发知情人士的说法称，“故宫情况是，一些专家忙着在外面鉴定，不干正活，而故宫管理上的混乱又导致专业不受重视，那么还有谁愿意潜下心去干呢？所以，真正搞科研的人流失很严重，我听说去年保卫方面的一个中层干部因为希望清闲一些，居然搞关系调到了科研部门，而这人对科研其实根本不懂。”另外，从故宫的领导班子的背景看来，从术业专攻与学术修养都差强人意，典型的如新闻发言人冯乃恩自我坦诚“不搞业务我不知道”。可事实上，他还兼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院办公室主任，如果他真是不搞业务的，却在如此重要位置，这不就等于所托非人吗？而且南京博物馆方面还证实，被损坏的并非哥窑，而是更具价值的官窑瓷器———这似乎更加说明，他们不是“不搞业务”而是“不懂业务”。

    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故宫博物院北被曝私自拍卖馆藏珍贵文物“创收”。尽管故宫方面回应表示“从来没收藏过网帖中所称的五件北宋书札”，北京文物局也出面否认，但记者发现，故宫博物院官方主页，在“院史编年”下设的“历年文物入藏”中，1998年有“收购宋人书札5件”入藏。此外，在《故宫博物院八十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八十周年之际的献礼之作，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亲自作序）中有记载：“1997年6月18日，从翰海拍卖公司拍得宋人书札五件”、2004年11月6日北京翰海公司企业新闻《十年春与秋》中也有记载。不过，记者经多方查询，此五件书札的去向依然不明。还有“损毁遗弃佛像”、“明代法器被毁”、“清宫旧藏木制屏风被浸泡”等多项质疑，一个巨大的黑幕，似乎被掀开了一角。

    中国的文化遗产，正是一批批文化人殚精竭虑、恪尽职守、如履薄冰地守护，才能薪火相传的。作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和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完全可以算做中国文化的脸面。故宫也倾注了国人的复杂感情，见证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曲折历程，特别是近代以来，文物大规模南迁、文物流失海外等等，更是承载着太多国人的辛酸，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希冀。

    如今，我们也没有要求故宫的管理者都是鸿儒大家，但至少能够有最名副其实的文化理念，守护好这个文化阵地。但故宫的一系列表现，却让国人患上严重的文化焦虑症。就损坏文物一事来说，北大教授孔庆东认为，故宫国宝损坏，碎掉中国对待文物的责任心。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也评论说：“两岸故宫，比出来的不是技术，而是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官僚管理的北京故宫，敬畏的只是上司，而非文物。”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认为：“尽管文物的市价被越抬越高，形成巨大的财经泡沫，而器物藏贩者的文化水准，却在一路狂跌，而中国文化的地位，从未变得如此摇摇欲坠。中国最大的文物藏家和文化象征———故宫，近年来多次书写反面传奇，展示其文化败退的严重迹象。”“紫禁城的故事向我们证实，作为公共资源的历史文化遗产，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贬损和荼毒。似乎没有任何官员为此负责，也没有推动文化制度矫正的迹象……揭示出文化所面对的真正敌人，其实就是侵吞和垄断文物的官僚权力。”

    故宫这个在人们心中地位高贵的文物托管单位一再而、再而三地出事儿，不得不让人一次次地感叹，我们是不是所托非人了？一个原本是文化神圣之处、文化与文明的聚集地，却散发着熏天铜臭；一个最应该呈现有中国传统诸如知书达理文化气质之地，却屡屡表现得极其没有文化；一些本该对文化有最高的敬畏之心、有高尚的操守的文化守护者，却在一次次地辱没文化；一个本该是中国文化脸面的地方，却屡屡让这个国家的文化颜面尽失。北京故宫博物院，在2011年集中地给全世界呈现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之殇，敲响了文化领域的深层乱象与危机的警钟，让我们不能不深刻反思，一个经济日益强大的国家，该如何自我捍卫本该无限自豪的文化尊严，如何真正地扩大文化影响力、充实自身的软实力？

    ◎本报评论记者张天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