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利兰理论运用例子:叶匡政：龙应台写了一部宽恕与和解之书

叶匡政：龙应台写了一部宽恕与和解之书

（《香港文汇报》2009年11月11日）

　　龙应台，在我听来，像一场台风的名字。大概是1990年代，我第一次记住这个名字，读的却是一本叫《野火》的书。近几年因同在《南方周末》一个版上写专栏，多了一份对她的亲近感。无论“台风”，还是“野火”，龙应台总能用她犀利而感性的文字，在两岸掀起一次次轩然大波。9月，她又出了一本新书，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依然是这样。听说，很多港台老人，读这本书会痛哭流涕。我也眼含泪水，读完了这本书。

　　读这本书才知道，龙应台这么好听的名字，含义很简单，不过是龙槐生和应美君在台湾生下的孩子。1949年，应美君为了与当宪兵队长的丈夫相聚，离开了故乡淳安，一路迁徙渡江涉海，稀里糊涂就在台湾落下了脚。淳安，是我熟悉的地名，古属歙地，在旧徽州府范围内。龙应台从小就听母亲说起新安江，水“是透明的”，细细的白沙上有一层鹅卵石，然后才是清澈碧绿的水。后来，龙应台带衰老的母亲去看阿尔卑斯山冰湖、看莱茵河源头、看多瑙河，母亲也会赞美，但没走出几步，总会轻叹一口气说：“这水啊，跟我们新安江不能比……”

　　龙应台在书的起始，提到了“胜利者”和“失败者”，这并不是她真正想说的。这本书，其实超越了“胜利”或“失败”这些庸俗的历史观。她关注的只是人，那些人的情感和被时代左右的命运。革命和暴力不浪漫，同样，苦难与创伤也不会让人感到光荣。龙应台以自己的方式，在执意发现历史不愿或不曾说出的东西。她肯定和那些以国家、军事、政治为视野的历史眼光不同。龙应台是在竖起耳朵偷听那些历史缝隙遗落的话语，人们还没意识到要说出来的话。这是龙应台与那些历史学家的不同，她手握的不只是那些发黄的史料档案，而是在面对一群活生生的人。

　　这里有脱下军服便是良善国民的军人，有被理想激励的流亡学子，也有惊惶失措的母亲……幸运的是，这些人还活着，还能活着作为苦难的见证者。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但没有龙应台的行动，这些见证或许会在世间湮灭。对龙应台，这也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因为让幸存者开口说话，说出充满创痛的过去，本身就很艰难。苦难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会让意识麻木。但从苦难的记忆中，我们更能发现人性的力量，发现生命对扭曲人性的抵抗。于是，在龙应台笔下，那些被战争侮辱和伤害的人，开口说话了，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和创伤。当被伤害者开口言说时，他们才真正走出了历史的阴影和苦难的屈辱，他们其实在见证生命的尊严和意义。

　　龙应台写的其实是一部宽恕与和解之书，她宽恕的对象是历史。但宽恕并不意味着忘却，反而需要我们铭记过去。因为只有记住了那些历史上曾经的苦难，我们才能让苦难不再重演。宽恕也不是对过去非正义的行为完全视而不见、一笔勾销，而是要更严肃地还原历史真相。只有在揭示出伤害和痛苦的真相时，才能警示未来的公众，让伤害不再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宽恕更意味着，受害者完全放弃了怨恨和复仇的心理，它把对真相的揭示，当作对自己创伤的安慰和对正义的追寻。因为只有历史昭然若揭了，人们才能摆脱历史的重负，重新开始。所以龙应台在书出版后，对媒体说“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就是这个含义。

　　龙应台记录的是一些个人的微观史，这些有着体温和血泪的历史，让我们的历史话语变得更为真实，也更鲜活。当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敞开心扉，抛开一切历史偏见，来重新感受那些在苦难重压之下人性的尊严，感受那些痛苦、恐惧、茫然和希望时，才能明白正义、真相、和解、宽恕与和平的重要。龙应台其实是在代历史向所有受难的生命道歉。这是一种崭新的公共记忆，和解与宽恕是这种记忆的核心。

　　每个时代，都会存在着冲突和对立，1949年同样如此。对立双方也都会有自己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很难被遗忘。如何使过去对立的集体记忆，不在未来变成新的冲突，学会理解与认知对方记忆中的真相，是必须要迈出的一步。这是一个互相尊重的过程，你尊重对方眼中的历史，对方也会理解你认可的历史。双方的委屈、痛苦和创伤，其实都需要被聆听和被承认。只有历史记忆求同存异了，双方才能真正从对立和对抗的心理状态中解脱出来，共同构建一个有分享也有合作的未来。

　　那些受难的生命不会回来了，那些幸存者失去的亲人和青春也不会回来了，像龙应台母亲的故乡淳安古城一样，被永远地埋在了水底。有了这种见证，我们才会更真切地感受到宽恕与和解的重要。龙应台说的“大江”，是中国人；龙应台说的“大海”，是人类这个大家庭，拥有这个基础，又有什么是不能宽恕与和解的呢？让我们聆听来自历史深处一切真实的声音，有了对历史的真诚聆听和见证，我们对正义与和平才会有一份更为清醒的认知。

原文链接：http://paper.wenweipo.com/2009/11/11/WH09111100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