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股权激励的意义和目的:铁腕仇和究竟让什么人坐立不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8:22:39
仇和自有他无限的魅力和个性，从宿迁到昆明，他的每一言，每一行，都会引发无数公众的关注，或追捧，或责难；或公心，或私心。
仇和的执政历程，无论是过去在宿迁，还是今天在昆明。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有人说他大胆整顿官风，有人说他“耍大牌”、“杀鸡骇猴”……
最近，昆明的两起事件一下子把政坛明星仇和推到了“风口浪尖”，一下子把“昆明风暴”推上了顶峰。网上网下好不热闹，支持声、质疑声、责难声不绝于耳、不绝于媒体。
“电话门”、“瞌睡门”是当前“昆明风暴”的焦点。围绕这两起事件，我们从人们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三种心态。一是支持铁腕治吏，给官员戴上紧箍咒；二是担心仇和新政能走多远，毕竟这是在挑战官场潜规则；三是反对和仇视仇和新政，持这种见解的人，或公开作对，或暗中抵制，或不以为然，或以“法治”、“制度”的名义反对。
于是乎，我们发现一些人视仇和在胡搞、乱搞，说他在搞“人治”，不讲规则，不讲制度。因而，一些人就替“瞌睡局长”叫委屈，说因为一个瞌睡就被勒令辞职，太夸张了，太大惊小怪了，这难道不是一种霸道作风吗？一些人质疑“公开领导电话”是职责混淆，是作秀。
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一些人的复杂心态，特别是那些身处官场的官员们，无论是在仇和治下的，还是不在其治下的，那种感觉很微妙。在今天，可以说，与其它行业人员相比，官员们的工作应该是很舒服的，除了那些想升迁的压力外，其它恐怕真的就没有太多的压力了，上班懒散，迟到、早退、旷工，玩游戏、炒股、网上聊天……恐怕是家常便饭；今日事推明天，干事随心情，出门有车坐，吃饭娱乐有人请，礼物还有人送，这也是绝对存在的；当太平官，做好好先生，你拿我拿大家拿，恐怕都成为了官场固有的潜规则，这样的潜规则尽管沉闷、压抑，但他“舒服”、“轻松”。所有曾经有一个人从国外回到国内当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后，发出了如下感慨“在中国当官就是好”。
仇和的致命之处，在于要打破这种官场的“舒服”与“潜规则”，在于清除一批懒散、漂浮甚至是腐败的官员，在于致力打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官场，在于塑造一批大胆创新、锐意进取的官员。尽管其推进方式有可能很激进，但我非常理解，在今天，我们的官场最缺乏的就是强劲的执行力和落实力，我们也制定了很多好的制度，也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也产生了很多好的法律，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行力打折”等现象屡禁不止。每个人似乎在谈起“法治”、“制度”时都有板有眼，可实际上不过是纸上谈兵，真正执行起来，谁有这个本事，谁有这个胆量，谁有这个决心，制度也好，法律也好，毕竟是死的，这执行还必须要有人去做。那种完全寄希望于“法治”和“制度”的人实际上很可笑。
当我们看到胡总书记、温总理反复提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胡总书记、温总理情系百姓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仇和们“铁腕治吏”的时候，我们绝对能感到一些人的“坐立不安”，因为他们的信念已经动摇，因为他们的固有工作、生活规则将要打破，所以我很理解他们的“不安”。改革的进程必然触及某些人的利益，必然有很多的阻挠，我们祈望仇和式的官员一路前行，一路走好。
不要鄙视“人治”，不要鄙视“铁腕”，只要他是为了推进“法治”和“制度”的实施，只要他是为了百姓和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就应该大胆的拥护与爱护。我们宁愿看到一大批“铁腕治吏”的仇和式官员，却不愿意看到“铁腕治民”的官员们。
中国个性官员：挑战官场陋习 挽回政府威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肖木日前刊文指出，近年来，在中国各级政治舞台上，一批批个性官员以鲜明的施政风格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和个性，为中国政坛吹入一阵阵新风。这些个性官员们通过铁腕施政挑战着官场上的诸多陋习，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民群众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他们真正代表了中国政治的良心。
这篇发表在《人民论坛》上的文章介绍说，这些极富个性色彩的政坛官员有敢于在审计风暴中将国家部委和大型金融机构的严重违规问题向社会公开披露、自称“国家财产的'看门狗’”的铁面审计长李金华；有敢于“说狠话”、被誉为“灭火部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有敢于“乱世用重典”、数次在中国大地上刮起“环保风暴”、自认“仗义”和“霸道”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有敢于在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怒斥教育乱收费问题、点名痛批天津等八省市落实贫困生助学贷款政策不力的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
此外，还有一批主政一方的基层和地方官员，如敢于铁腕推行改革的江苏省副省长仇和，敢于让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接指向主政地党政机关干部的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敢于改革“惯性制度”、掀起党内基层民主政治改革风暴的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敢于“起沉疴、下猛药”整肃陈腐的地方吏治的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还有敢于发出“另类”声音、誓言把房价压下去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等等。
文章指出，“个性官员”的界定的“个性”主要体现在：或者敢于挑战官场的所谓“显规则”或“潜规则”，立场鲜明，敢做敢当；或者敢于突破传统施政思维，锐意改革创新，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或者敢于触犯部门和局部既得利益，关注民生，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振臂高呼；或者敢于揭露政治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直击社会时弊，把官位和乌纱置之度外。
这些“个性官员”捍卫的是党和政府的权威，维护的是制度和法律的尊严。囿于传统的、既有的官场规则，他们在中国庞大的官员队伍中仍属少数，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也许正是人们称其为“个性官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金华担任国家审计署领导职务20多年来，一再推出爆炸性的审计报告；潘岳走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的位置，不仅主导了在全国刮起的三次较大规模的环保风暴，而且极力坚持和推行绿色GDP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为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重要贡献；张保庆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的冲冠一怒，给予若干党政部门、教育机构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重重一击，无疑加快了贫困学生助学贷款问题的解决；李毅中在全国各地近乎奔命般的行走，终于唤起了各级党政官员和全社会对安全问题的起码重视……
文章指出，这些真正体现人民公仆秉性的所谓“个性官员”，以他们在阔大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卓越的表现，感动着期盼吹来政治清风的每一个人，感动着整个中国。这些“个性官员”的所作所为让人民群众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正是他们，才真正代表了中国政治的良心。
文章说，“个性官员”的出现体现了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来看，进入21世纪，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考虑到“个性官员”产生的条件，这一现象也许正显示出中国在制度方面存在着某种缺失。
文章指出，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当代中国，“个性官员”的出现无疑推动了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积重难返的重大问题的解决，但不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甚至几十个像李金华、潘岳这样的“个性官员”身上，而是要积极探索建立良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依靠制度解决问题。与所谓“个性官员”相比，制度更重要、更根本，更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
文章指出，没有好的制度，纵有千百个“个性官员”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并不断完善这些制度，李金华、潘岳、李毅中们才会有施展自己才华的良好环境，才会更率真、更畅快地展现作为人民公仆的本性和秉性；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人民期望和需要的“本性干部”才会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也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某些对封建时代的“人治”仍恋恋不舍的官员损害法律和制度的恣意膨胀的“个性”才会受到制约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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