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团队简历怎么写:Alexander C.Cook：第三世界的“毛主义”(2)

Alexander C.Cook：第三世界的“毛主义”(2)

发布时间:2011-12-08 17:42 作者:Alexander C. Cook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740次 　　相反地，霍查重复了列宁的观点：“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旧世界，它陷入了困境，却永远不会退让；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它还很弱，但一定会壮大起来，因为它是不可战胜的。”(30)换句话说，只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世界，在各自内部进行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活生生的和历史的斗争。 　　中阿关系破裂沉重打击了国际范围内的“毛主义”运动，因为许多革命党——包括几乎所有拉丁美洲重要的反对苏联的政党——都站在霍查这一边。马列主义政党及组织国际大会(ICMLPO)分裂为“毛主义”和霍查主义两派，“毛主义”阵营以菲律宾共产党为中心。1984年，“毛主义”派产生了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运动(RIM)，由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领导。奇怪的是，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运动的成立宣言对将三个世界理论归功于毛泽东提出质疑，将其与负责外交工作的中国修正主义者(大概指周恩来、华国锋和邓小平)联系起来。(31)因此，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运动同时反对霍查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层，而赞成毛在文革高潮时期所支持的激进路线。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毛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已经严重地衰弱了。即便如此，中国激进主义的溃败并没有削弱“毛主义”在国外的发展。对三个“毛主义”世界的有选择性的考察，将阐明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的第三世界“毛主义”的共同主题和多样化的经验。下面部分将探讨三个重要的“毛主义”组织：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秘鲁的光辉道路，以及在尼泊尔重新出现的南亚纳萨尔派运动。 　　三个“毛主义”国家：柬埔寨、秘鲁、尼泊尔
　　超越毛泽东：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 　　柬埔寨(在高棉语中叫做Kampuchea)，与越南、老挝一起，从19世纪末开始就成为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直至越南独立同盟会(the Vietnamese Vietminh)运用“毛主义”军事理论于1954年将法国军队赶出了东南亚。(32)柬埔寨独立后，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Prince Norodom Sihanouk)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与周恩来会面、次年在北京与毛泽东会面，显示了第三世界在后殖民地时期的团结。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初，激进的柬埔寨共产党(为其对手所熟知的“红色高棉”)倡导了一场反对“封建”君主制的人民战争。在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共产党利用内战夺取了国家政权，并在1975年建立了民主柬埔寨(Democratic Kampuchea)。在之后仅四年的时间里，柬埔寨共产党在其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的领导下，成为20世纪最为荒谬残暴的政权之一。在其权力鼎盛时期，红色高棉把“毛主义”推向恐怖的极端。 　　柬埔寨共产党在印度支那的超级大国冲突之中掌权，随后受益于该地区的中苏对抗。1970年，越南战争波及到柬埔寨：美国首先越过边界加速对共产党人庇护所的秘密轰炸，然后支持反对西哈努克的军事政变，西哈努克到中国避难。柬埔寨保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立即建立了统一战线，发动了反对美国傀儡政府的内战。1973年，当美国轰炸达到顶峰的时候，西哈努克和莫尼克公主对游击队总部进行了公开朝拜，为下层社会的战士带来了国际信誉和声望。游击队不断前进，填补美国轰炸后留下的空白地带。最终，美国于1975年从越南撤退，留下了它在柬埔寨的毫无抵抗能力的傀儡政府，而无论是食物短缺还是缺乏大众的支持都不能阻止游击队夺取政权。游击队抛弃了西哈努克，建立了独裁政权，并把所有城市居民赶到农村。(33)随着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撤出，以及越南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缓和，中苏对抗成为焦点。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越关系迅速恶化，最终爆发了战争。根据三个世界的理论，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是否是严格的“毛主义”并不重要；对于反对帝国主义(意味着既反对美国又反对苏联)来说它完全是够格的。 　　奇怪的是，尽管柬埔寨共产党的政策和言辞都明显归功于毛泽东，但柬埔寨人自己并没有公开宣称是“毛主义”者。在党的成员之外他们被称为安卡(Angkar)“组织”。的确，直到1977年9月27日攻陷金边近两年半的时候，波尔布特才宣布了真相：安卡不是别的，正是柬埔寨共产党。(34)甚至那时，安卡仍然是一个无名的、身份不明的恐怖组织——非个人化崇拜。“一号大哥”继续以匿名的党中央的名义签发信函和发布所有指令。可怕的、神秘的、无处不在的安卡要求完全的忠诚和服从：组织不仅是无所不知的(据说“安卡有着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而且是无所不能的(“安卡是水域的主人、地球的主人”)。(35)那些对异常行为表示怀疑的人完全消失了。柬埔寨共产党还从毛的中国借鉴了管理技巧和纪律，包括自我批评、学习班和劳动改造。然而，“毛主义”对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并不总是很清楚。例如，在柬埔寨共产党通过扩大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的游击战中，他们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是国外援助。我们还必须质疑他们对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依赖，因为到1970年没有土地的农民仅占柬埔寨人口的20％。(36)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们高度秘密的组织的思想基础仍然是不清楚的：在1977年以前，柬埔寨共产党有计划地掩盖其共产主义取向；与秘密的越南独立同盟会一样，柬埔寨共产党支持更为大众化的民族解放的主张。当波尔布特在最后确实谈到党的夺权之路时，他的确使用了“毛主义”最表层化的术语(“把马列主义应用到柬埔寨的具体实际”，进行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建设社会主义”等等)，但却并没有对毛泽东表示出谢意。相反地，柬埔寨共产党固执地坚持认为它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是超过、胜过和超越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柬埔寨共产党完全的反传统和自力更生观念，要求他们的非个人化崇拜采取去个人化的方式，对于毛泽东也一样。 　　然而，柬埔寨共产党模仿并超过了毛泽东的两场最具特色和灾难性的运动：用“超级大跃进”来超过大跃进，用“元年”(“Year Zero”)，即一场完全的文化灭绝计划，来超越文化大革命。柬埔寨共产党将1975年4月17日对金边的占领视为一个新的开始。扬声器不停地重复荒诞的命令，“兄弟们！离开金边三个小时……”(因此我们能彻底根除隐藏的敌人)或者“离开三天……”(为了避免美国的轰炸)。(37)一片混乱的大迁移开始了，城市被完全腾空。从那天起，社会被分成两个基本群体：为了支持正在推进的革命而一直居住在农村的“旧人”，和在城市生活、甚至只不过逃离城市的“新人”。在思想上，这些“新人”因其财产和教育程度而受怀疑(尽管许多人实际上是逃亡的农村难民)。从城市撤离开创了一次最优秀的文化革命：以完全擦掉历史为前提的“大清扫”。一条常见的柬埔寨共产党标语写到：“当拔除杂草的时候，要将他们连根拔起”。(38)完全根除不仅仅是比喻：在他们短暂的掌权期间，柬埔寨共产党大概杀害了柬埔寨八百万人民中的五分之一。 　　许多被杀害的人是迁移到农村实行柬埔寨共产党“超级大跃进”的“新人”。关于红色高棉是否不知道，或者只是不在乎，中国的大跃进是一场引起饥荒和浪费的溃败，一场毛泽东被迫作自我批评的灾难，这一点并不清楚。“党在所有领域建设社会主义的四年计划(1977-1980)”(在1976年通过)要求关闭市场、废除货币、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是，通过调动“旧人”的意识形态热情和强制“新人”劳动实现农业产量增长三倍。(39)由此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将应用到社会主义工业、文化和国防。事实上，“新人”(逐渐地也包括“旧人”)面对的是每天16个小时的工作量、饥饿、地方病和专制规则。“超级大跃进”跌跌撞撞地推进着，甚至还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层内部突发了一场未遂的军事政变。然而，波尔布特在1978年的报告中还是用其独特的谎言和傲慢指出，“我们革命的现状在所有方面都是优秀的”。(40)由于柬埔寨共产党卷入了种族灭绝狂潮，这导致了中国顾问的撤出和越南军队入侵。 　　越南建立了名称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附属国，并急切地曝光了红色高棉的种族灭绝恶行，断言波尔布特政权“本质上是伪装成社会主义的血腥独裁专政和中世纪封建专制的结合体”。(41)同时，柬埔寨共产党撤退到柬埔寨和泰国的森林深处，同保皇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组成尴尬的内战联合政府。难以置信的是，直至1989年越南撤军和1991年巴黎协定的签署，这个流亡联合政府持续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并获得了大量国外援助。20世纪90年代，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了一个全面的和平协议，这促使几个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为了和平而背叛了党。波尔布特被自己的部下宣判犯有暗杀一位高级叛徒的罪行，于1998年在软禁中死亡。柬埔寨共产党终于走到尽头。2006年，联合国开始准备以危害人类罪审判红色高棉幸存的领导人。 　　适应性：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 　　秘鲁人民战争在1980年5月几乎是不被注意的，只有一些点燃投票箱、点爆小型炸药和一些零星的袭击警察事件。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战争缓和下来时，毛主义游击队和政府军的冲突号称导致了至少5万人死亡——大多数是农民、未受教育者和穷人。(42)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沿着正统的“毛主义”路线，认真地进行暴力和不妥协的武装起义，显示了在毛泽东之后并且在严重偏离了中国文化和政治轨道的环境中“毛主义”的适应性。 　　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产生于秘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系政治。首先，在1964年，秘鲁“毛主义”从主流共产主义政党中分离出来，拒绝苏联和古巴的影响。然后，在1970年，一名之前当过哲学教授、并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干校培训过的共产主义组织者带领“毛主义”激进分子成立了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阿维马埃尔·古兹曼·雷诺索(Abimael Guzmán Reynoso)从他的学生和在中南部贫穷多山的安第斯山脉的本地农民之中吸引支持者——当地人用本地语言称他为“红太阳”，而批评者则因为他的洗脑能力称他为“香波”(Shampoo)。古兹曼化名贡萨罗主席(Presidente Gonzalo)，自称是“最伟大的、活的马列主义者”。作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智识的继承人，他的“贡萨罗思想”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在运动的最初期，一个毛式的个人崇拜在古兹曼周围形成，后来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使用了像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品那样的煽动性海报、给敌人扣上蠢材帽子、甚至是用普通话背诵毛泽东歌曲。(43)但是，与毛泽东农民形象不同，党的宣传总是把古兹曼描绘成一位戴着眼镜穿着深色外套的博学教授。 　　古兹曼鼓吹向真正的秘鲁马克思主义的回归，重视毛泽东将普遍理论应用到当地环境中去的号召。这意味着对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学说的回归和适用，马里亚特吉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指出秘鲁“革命的光辉道路”。如同古兹曼在1988年的一个采访中解释的那样，“我越了解毛泽东，就越欣赏和尊重马里亚特吉。因为毛泽东鼓励我们创造性地应用马列主义，所以我回过头并重新学习马里亚特吉，发现我们拥有他这样一位一流的马列主义者，他已经彻底地分析了我们的社会”。(44)毛泽东的延展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概念与马里亚特吉对20世纪上半叶秘鲁的描述相当一致，即多元世界的共存：土著农民社区实行原始农业共产主义，殖民地时代的大庄园在高地保留着封建经济体制，半封建沿海庄园种植庄稼以供出口，资产阶级城市与国际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45)尽管这半个世纪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古兹曼仍以一个恰当的安第斯山隐喻做出这样的总结，即有三座大山需要跨越：国际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秘鲁民族的半封建主义和利马的官僚资本主义政体。马里亚特吉对秘鲁社会作出了分析；而毛泽东则提供了改造它的战略。 　　对于古兹曼来说，秘鲁“革命的光辉道路”必须遵循持久的人民战争的道路，需要在暴力和耐心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毛主义”教导古兹曼“使用暴力是一个没有例外的普遍规律”，尽管当1980年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发动人民战争的时候，武装斗争的条件还不理想。(46)不只是因为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规模小且装备差，而且各种改革运动已经消解了激进分子(推进革命)议程的紧迫感。秘鲁的军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了一些意义深远的改革，包括土地改革。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民众运动和全面罢工的浪潮反映了政府改革所存在的缺陷，并导致了平民政府回归。虽然如此，游击队通过打击农村生活中常见的祸害，从偷牛贼和卑鄙的勒索者到通奸者和腐败官员，以寻求农村穷人和心存不满的年轻人的支持。而起义者信条学习班、严酷的社会政策和对善意基层组织的恐怖袭击则不受欢迎。(47)再者，易于诉诸暴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是一把双刃刀：暴力行为可以挑战国家权威并催化革命，但是他们也可能导致疏远人民的反作用。古兹曼“必须通过大规模行动教育民众，以便给他们灌输思想”的声明暴露了他对普通人民矛盾的、精英统治的态度。(48) 　　尽管大众支持冷淡，但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通过专制纪律和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获益，用德格里高利(Degregori)的一个难忘的词语来形容，变成了一颗“矮星”——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其巨大的重量与小型的体积不成比例。(49)光辉道路建立了一个“战略上集中、战术上分散”的秘密党组织，像“珍珠项链”一样垂直相连但是各自独立，及时地为当地战士提供对策。(50)此外，党很有耐心和计划地发动了持久战，适应了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L. Smith)提出的“生态政治学”，在秘鲁多样的、分散的地域上发动“由小规模战争构成的战争”。(51)游击队的适应性也很强，平安渡过了国家的“肮脏战争”(1983-1985年)，在那段时间政府军不加区别地摧毁反政府军控制地区的村落。1986年的一场大规模监狱暴动，造成了数以百计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党员死亡，被党美化成秘鲁的“毛主义大跃进的金印章”：“鲜血不能淹没革命而是浇灌了它！”(52)人民战争继续扩大，在1989年的时候，游击队准备把人民战争推进到首都，(发动这一次战争)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可卡因贸易。光辉道路从棚户区据点开始其工作，在利马-卡亚俄中心区精心谋划了一个以暴力、停电和工业破坏为内涵的城市战略。然而在同一年，政府最终发起了对暴动的全面的和联合的反攻，以夺回秘鲁农村穷人的支持。1992年，阿尔贝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自由政府军俘虏了古兹曼以及半数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中央委员。古兹曼于1994年在狱中发表了一个拥护和平的声明；从此以后，光辉道路走向衰落。 　　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在其人民战争的鼎盛时期的崩溃，说明了重复毛泽东在中国的成功是很困难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巧妙地拓展了持久战的战略，但却没能成功。最终，他们自己发现了“毛主义”个人崇拜的致命缺点：正如毛泽东的去世使中国文化大革命突然终结，伟大教师古兹曼的被捕几乎宣布了秘鲁毛主义运动的失败。如一位学者所说过的，“毛主义”在秘鲁的运用本来应该是“从地理位置上看是自上而下的，而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却是自下而上的”。(53)相反，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在(动员)当地民众之前自上而下建立了一个由讲西班牙语的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先锋队构成的组织。(54)本来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安第斯山高地，但却被它本想消灭的相同的封建和殖民地的社会分化所同化。20世纪80年代，“毛主义”人民战争理论的传播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但却没有一个地方的“毛主义”革命再次成功夺取了国家政权。然而，尽管国际“毛主义”的领航灯——光辉道路垮台了(更不必说苏联模式共产主义的全球衰落)，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尼泊尔爆发的人民战争，再次证明了第三世界“毛主义”的适应能力。引人注目地是，这一次“毛主义”将取得胜利。 　　全球化：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 　　从1996年到2006年，“毛主义”游击队成功地发动了反对尼泊尔议会君主制的国内战争。“毛主义”的胜利，付出了牺牲至少1万到1.5万尼泊尔人的代价(大概三分之二被政府军杀害，三分之一被反政府军杀害)，最终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Nepal)。他们的胜利有另一个极为意外的结果，即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没有建立一个“毛主义”模式的“新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地，该党成为了代议制民主的和平参加者。 　　尼泊尔是一个小国，贫穷的内陆国家，在北部与中国西藏的喜马拉雅山接壤，在南部、东部和西部与印度接壤。由于地理上的与世隔绝和经济上对印度的依赖，尼泊尔的命运在传统上是由它的强大的南亚邻居所决定。但是今天，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创造性地回应了来自全球和地区的挑战，证明了第三世界“毛主义”在迈向21世纪时展现出新的政治类型的能力。 　　尼泊尔“毛主义”根植于更为宽泛的南亚纳萨尔派的“毛主义”。(55)最初的尼泊尔共产党效仿了议会制的印度共产党，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尼泊尔国王取消政党、中印战争和中苏分裂均使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分裂成许多地下派系。(56)印度的纳萨尔派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传到尼泊尔，并在70年代初激发了政府反对者在与西孟加拉接壤的、偏远的贾帕地区发动了短暂的游击战。这些贾帕政府反对者和其他“毛主义”团体最终与其他共产主义者再次联合，这个统一战线在1990年政党恢复后举行的首届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很好的席位。但是，一群由普拉昌达同志(Comrade Prachanda)(化名普什帕·卡玛尔·达哈尔，Pushpa Kamal Dahal)领导的激进“毛主义”者拒绝接受保留君主制或者参与到任人摆布的议会中去；在1994年，新成立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宣布发动人民战争。 　　按照正统“毛主义”的方式，普拉昌达提倡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为基础的持久人民战争，以便彻底变革由“国外(尤其是印度)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统治阶级”所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57)武装斗争于1996年开始，在两年内普拉昌达便宣称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正在建设“毛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和在农村根据地实行文化革命。(58)之后在2001年下半年，突发的一连串事件使得冲突不断升级，并把尼泊尔推向了国际舞台。六月，王储在皇宫屠杀了国王和王室大部分成员，不久自己也因伤死亡。八月，在停战期间，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与印度、孟加拉共和国、斯里兰卡和不丹的毛主义团体联合，成立了南亚毛主义政党组织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Maoist Parties of South Asia(CCOMPOSA))。正当反政府军把他们的视线扩展到地区范围时，9/11袭击的发生使暴动被置于全球范围内来重新考量。第二年，当“毛主义”者加速进攻的时候，处于动荡不安和恐慌中的王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议会被解散，选举被取消，尼泊尔皇家军队被调动于镇压反政府武装。与此同时，美国、英国、欧盟和印度都为打击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提供了军事和经济援助，将其作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内战继续升级，在2004年，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扬言冲突已经到了战略进攻阶段。(59)“毛主义”者已经控制了尼泊尔大部分农村地区，并策划了对首都加德满都的封锁。2005年，“毛主义”者与主流政党联合建立了反对君主制的统一战线。次年四月，大罢工使国家陷入瘫痪，并促成了一个建立在谈判基础上的和解方案：“毛主义”者同意停战，条件是参加制宪会议的选举。
来源: 《现代哲学》2011年3期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