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nia:从1912年出发

 从1912年出发（一）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虽然发生于1911年10月10日，但是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才正式宣誓就职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根据在这之前达成的南北和议条件，只要袁世凯结束满清统治，孙中山就让位于袁世凯。1912年2月13日，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诏书，2月14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2月15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举行会议，袁世凯缺席全票当选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然而，袁世凯在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相隔遥远。为了将袁世凯这只老虎调离京城，南京临时参议院要求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宣誓就职。袁世凯对政治可说是洞若观火，他虽然不怕革命党，但是要他远离京城也绝非所愿。恰在此时，南京派往北京迎接袁世凯的专使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一行8人，在北京突受兵变袭扰，袁世凯以维护京师安全为由，婉拒南下，蔡元培也据实相告，于是便改为采用袁世凯以电报名义向南京临时参议院宣誓方式，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所以能够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所决定。当然首先取决于革命党内的思想不统一（思想混乱也影响了中国今后的社会进程和中国社会选择的形态），军队军令的不畅（军队各怀其志），以及南京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当时迎接孙中山归国的记者曾问孙先生，带回多少筹措款项，孙答，没有一文。这也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情况的写照）。当然也与袁世凯的精通权术有关，孙中山确实不是袁世凯的对手。他们两人的区别在于，孙中山崇尚理想，袁世凯崇尚权力。孙中山希望用制度管住袁世凯，袁世凯认为制度能为己所用时才有用。两人的理念不同，随导致民国初年的风风雨雨.只是连累了我们整个民族在战乱中又生活了许多年。  从1912年出发（二）武昌起义1911.10.10 

 

 

说说1911年的孙中山

1911年，是孙中山比较忙碌的一年。1月3日他先抵巴黎，六日后自巴黎赴比利时。1月19日抵纽约，次日赴美国西部。1月23日，赴旧金山，到31日才正式抵达。2月4日，启程赴温哥华，6日抵达，即开始发动洪门，筹集经费，共筹得七万余港元。3月6日，本欲往纽约筹款，却未得捐助。19日，自温哥华启程，在加拿大全境巡回筹款。4月19日，由加拿大抵达纽约。4月26日，广州起义爆发，因起义军内部意见不一，随之失败，死难者共计86人，只殓得72具烈士遗体，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4月28日，抵达芝加哥的孙中山听到起义失败消息，即加紧筹款，以接济善后，随拟在芝加哥成立革命公司，以万股计，每股售美金二百元，许诺民国成立后，股票倍价收回。怎奈认股者少，随作罢。5月7日，赴波士顿，筹款未果。5月21日，启程赴华盛顿。6月8日，抵洛杉矶。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6月18日，孙中山提议在旧金山成立洪门筹饷局，并允诺：凡认购军饷5美元以上者，发中华民国金币券之双数收据，民国成立之日，作国宝通用，兑换实银。凡认千元美金，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之日，即有办实业优先之权。6月中下旬，在加利福利亚宣传革命，筹集款项。7月16日，复函日本朋友宗方小太郎，盼结合日本人士，游说当局支持中国革命。内有“吾党受日本之赐多矣，汉族子孙百代必永志大德不忘也”。

7月21日，在旧金山公布筹饷章程。9月2日，离旧金山赴美国北部筹款。9月12日，抵西雅图，致函日本朋友，询西元寺内阁对中国革命党之方针，是否允其在日本居住。9月24日，武昌革命党人利用清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之际，决定起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士兵程继射出第一枪（详情以后再叙），10月11日，革命军占领武昌。此时，孙中山仍在国外，刚刚抵达丹佛市。武昌革命军因各义军首领资望均浅，随推黎元洪为都督（当时在武昌任协统，相当于今天的军长）。10月12日，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成功，出发到纽约活动继续筹款。13日，抵芝加哥，与该地同盟会分会代拟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通告。14日，孙中山给英国金融界代表写信，以期在伦敦、纽约、旧金山、新加坡、西贡和马来西亚等地能够筹款五百万卢布，并承诺：共和国承认清政府给予外国人的一切特权和租让权，中国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条约继续有效，一切外债照旧偿还。同日，清政府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英国政府给予支持，认为这将给中国带来稳定。10月18日，孙中山致函美国国务卿要求秘密会晤，但没实现。10月26日，希望前往日本。10月28日，黄兴抵武昌，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11月10日，满皇族内阁辞职，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同日，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对真正援助民国的国家，将给予种种优惠和荣誉”。11月2日，离纽约赴英国。11月11日抵伦敦继续筹款。11月21日，抵达巴黎。11月23日，在法国下院访问，表示，中国同欧洲一般大，不是和中央集权，拟仿照美国实行联邦制。11月24日，孙中山离巴黎回国。此行他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四国银行团将严守中立，即不发行债票，也不实行预付款，即不帮助临时政府，也不帮助现存政府。”11月29日，抵埃及。11月30日，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开会，12月3日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2月14日，抵菲律宾。12月15日，抵新加坡。12月20日，黄兴派代表密商，其中包括“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12月21日，孙中山抵香港。当晚赴上海。12月25日，抵达上海，旋即开始临时政府组成问题。12月27日，黄兴出席各省代表会议，提议组织政府采取总统制，获通过。（此前，宋教人与孙中山讨论，宋教人力主内阁制，孙中山力主总统制，两人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会议通过后，宋教人仍坚持己见，反对总统制，这也是后来袁世凯与宋教人的矛盾所在）。12月29日，孙中山在十七省代表大会上以十六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一票）。孙中山带着他筹集到的所有钱款近200万元港币开始运转这个需要“五万万元才能正常运转的政府”。  从1912年出发（三）----袁世凯的1911年 

 

袁世凯的1911年

 

    当孙中山在国外为推翻满清筹款时，在河南彰德洹上以养足疾为名赋闲在家的袁世凯也没闲着。他不但于去年刚刚成立了京师自来水公司，还于1911年年初开始筹办银矿，收购纱厂，购买田地经营农业生产，成立铁路公司。用袁世凯自己的话说，“官可以不做，实业不可不办”。可见，这时袁世凯也是醉心实业的人。同时，袁世凯为附庸风雅，竟然也对《古文观止》进行阅批，每篇都有眉批多语，足见其用心良苦。

    转机出现在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化政策，以将各地民办铁路收归国有，继续借款修路，把路权卖给外国银行团，引起各地争路风潮，在革命党人鼓动下，相继发生保路运动，随后导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河南彰德，正逢袁世凯52岁生日。他敏锐地意识到，天下将要由袁世凯来收拾了。与袁世凯的气定神闲相比，清廷则乱成一团，不知所措。10月11日，清廷内阁举行紧急会议，要求起用袁世凯。至此，起用袁世凯，非袁不可的论调，充斥于朝廷内外。10月11日，四国银行团的代表认为，只有袁世凯能够拯救帝国，“如果清朝政府请一个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出来......则叛乱不久就会被粉碎”。并要求国库空虚的清政府“有一个像袁世凯那样的人保证政府稳定，才肯借款”。各国驻京公使也呼吁，只有起用袁世凯，才能使中国生活走上正轨。清廷只得在10月14日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江总督。面对舆论的一片欢呼，袁世凯异常冷静，他需要更多的砝码。他诡称“旧患足疾，尚未大愈”，未便及时就任。真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当年清廷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革职还乡，今朝袁世凯以足疾为由冷观世事，索要更多筹码。一是索要军饷，二是奏请起用他的老部下。因为清军在袁世凯“慢慢走，等等看”的授意下，清军行动迟缓，毫无作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0月27日，清廷随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拨内币100万两，加上之前拨的200万两，袁世凯才拉动架势，与革命军打起仗来。11月1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同日，清军攻克汉口。在此时间，独立的省也越来越多，已达十七个，可以说半个中国都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此时（11月9日），黄兴致书袁世凯，希望袁世凯“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并表示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就可推举他为大总统。武昌起义革命军都督黎元洪也说，他们“望袁如帝天，袁出，情甘为屈”。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电告袁世凯“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如清帝退位，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至此，袁世凯才正式上演逼清帝退位，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当选大总统，解散国会，摘取皇帝梦的一场闹剧。
 从1912年出发（四）捉襟见肘的南京政府 

捉襟见肘的南京政府

 

    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宣誓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年46岁。此前，在归国途中，试举外债，未获分文之助。孙中山的到来，为正在闹穷的革命军注入了一阵强心剂，传说孙先生带回华侨所捐巨款，能够使大家安心革命，解燃眉之急。新闻记者也曾经以次相问，孙中山笑说：余一钱不明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可见，当时孙任总统，除去声望，孙中山并无特殊实力。

    问题出现在孙中山宣誓就职不久，安徽前线军情告急，要求补给粮饷，孙大总统大笔一挥，拨20万元救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拿着总统手批来打财政部要求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见《胡汉民自传》）。

    这时的孙中山想到两个办法：一是发行一亿元的公债，力图向海外借入更多的钱，但是结果很糟糕。二是通过当时的实业家张謇（因知道政府财政紧张而拒绝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从各种商会借到14万两（约合银元20万元），用来应付日常开支和遣散超额军队。但即便这样，政府仍然面临八千万两的缺口，张謇建议孙大总统向各国借款，直到各省的税收收到中央为止（宣布独立的各省虽然都打着革命的旗号，但确确实实他们真的独立了，不但政治还包括经济，更不用说税收，这也是以后袁世凯重开专制的原因，以后详述）。

    孙中山终于从日本的公司弄到几笔借款，一笔是15万，用来购买军火；一笔是私人交易，由张謇作保，借到30万。本来他们还谈到一笔较大借款（500万），以当时的汉冶萍公司（中国第一家冶炼厂）作担保，甚至还想到了抵押江浙铁路、中国轮船招商局（拟抵押一千万）等，终因“陷入官吏和公众的反对声浪”（《黄兴与中国革命》）而没有得到实现。

   “屋漏偏遭连夜雨”，当选大总统的孙中山面临着更加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他曾在国外发行的债券持有人接连找上门来。电视连续剧《孙中山》（赵文宣饰）描写了这一内容，只不过，电视剧中的债券持有人被孙中山的清廉所感动，将债券撕碎以支持革命政府，而真实生活中的债权人却三番五次讨债，纠缠不休（不过，站在债权人立场，也可理解，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直到孙中山离职，仍然积欠下来500万债务，此后，便再没有清偿欠款的消息。

    史料参考 《孙中山年谱》647页（中华书局2003 年印刷）1912年2月3日：孙中山会见日人森恪，商谈以租借满洲取得日本援助问题。孙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并希望日本在半个月之内（农历年来临之前）支持1500万元，便可以与袁世凯决一雌雄。日方对是否借款没有表示，相反劝孙中山和黄兴与袁世凯妥协。孙的希望彻底破灭。    从1912年出发（五）---伸缩自如袁世凯  

伸缩自如袁世凯

 

   当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还在打着君主立宪的算盘，希望能借革命军的压力，压服朝廷实行君主立宪，自己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一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滋味。这也是袁世凯与南方革命政权谈判所开出的条件。所以，当孙中山就职后的1912年1月3日，袁世凯知会其手下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个将领，联名致电南方谈判代表伍廷芳，声称坚决反对共和，拥护君主立宪，以图以军事压力向南京国民政府示威。同时，在北方革命党人领导的滦州起义和京、通暴动计划先后失败。向袁妥协的气氛一度在革命党内部非常浓厚。

    袁世凯眼看独立的省份越来越多，其他尚未独立的省份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共和的观念（虽然大多数人此时并不真正明白共和是怎么一回事）成为任何人都可拿来一用的字眼，他知道，自己一定得要搞共和了。尤其是在1月4日接到孙中山的复电“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共和不待再计，而君（指袁）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1月15日，孙中山再次复电伍廷芳，称“如清帝退位即推袁自代，决不食言”。

    在得到孙中山可靠承诺后，他便指使冯国璋等将领联名向朝廷奏折，吁请皇帝退位，确立共和政体。于是，经过袁世凯的一系列精心策划，除掉清廷主战派良弼，吓阻其他王宫大臣，最后逼迫隆裕太后于1912年2月12日颁诏，宣统皇帝终于退位。袁世凯也曾跪在隆裕太后面前痛哭流涕，为不能保住大清江山深深自责（见溥仪《我的前半生》）。2月13日，孙中山便提出辞职。

 

史料参考  1912年1月8日孙中山日本友人犬养毅通报日本外务大臣意见，即“中国行宫和政治对日本不利，所以，我们反对，必要时，日本将以武力维持中国的君主政体”。

          1912年1月10日，孙委托日人阪谷芳郎设立中华民国政府中央银行。2月8日，日人阪谷芳郎来电取消帮助设立银行之计划。

          1912年1月11日，孙致电法国政府，告知驻法全权代表，遭法国政府冷落。同日，照会各国要求承认，列强拒绝了这一要求，17日，列强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   从1912年出发（六）--孙中山欲请袁世凯入瓮  

孙中山欲请袁世凯入瓮

 

    1912年2月13日，辛亥年腊月二十六，刚刚担任临时大总统44天的孙中山提出辞职呈文。他的忧郁不仅来自于列强对南京政府的拒不承认，也来自自己阵营内部弥漫的趋袁之声。不过，他清楚知道，袁世凯和他并不是一种人，从当初呼吁君主立宪到最后拥护民主共和，袁世凯都是在对形势观察中做出的选择，说袁是“识时务的俊杰”也好，说他是一个狡猾的政客也好，孙中山都对袁世凯抱有戒心。孙中山在想办法降服袁世凯，当时他的天真想法得到南京参议院的一致拥护。

    一是提出袁世凯就职的条件：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能更改（当时参议院多数主张建都北京，孙中山、黄兴坚决反对。）；新总统新到南京就任之时，孙大总统乃行辞职；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及颁布的一切法制章程。孙中山的考虑为调虎离山，只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就不怕袁世凯再依靠北洋军兴风作浪。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二是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是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当时临时政府的模式是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为此，孙中山和宋教人曾激烈争吵，极力主张内阁制的宋教人最终被排除在孙中山临时政府之外。然而，等到袁世凯要来当大总统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被刚刚修改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代替，最重要的修改便是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政府模式，改为法国式的内阁制了。并且，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总统的文件要有总理副署才能生效，总统的命令总理可以否决。这样一来，大总统一职就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这种明显针对袁世凯的设计，就好像孙中山专门为袁世凯搬来的瓮缸，只等袁来钻了。

    袁世凯会束手认输吗？  从1912年出发（七）---袁世凯步步为营  

袁世凯步步为营

 

    袁世凯虽然于1912年2月15日被南京参议院全票通过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但是在满足孙中山提出的三个条件之前，他这个总统仍然不能行使其权利，仍处于非法状态。于是，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在中国上演，在南京，一个辞职的总统仍然领导着政务，一个新任的总统在北京也开始对内对外发布文告。

    袁世凯不想也不愿到南京就职，他的政治智慧告诉他，去到南京，势必向孙中山低头。如果不去，也摆明了你袁世凯不是真心拥护共和。此时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专使团已经出发。2月21日，袁世凯向孙中山发出电报，陈述自己暂时难以离开北京的原因，“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同时袁在电报中也表示拥护共和，并萌生退隐之意（当然是假的）。“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暗讽孙的南京政府），险象环集，大局危矣。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然而，袁也不愿让孙相信真有归隐之意，于是说“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勇，暂维秩序”，“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含义深刻，孙中山也能掂量出分量，因为孙中山已是昨日总统，今天的总统乃我袁世凯也）。

    2月25日，迎袁专使团到达北京，袁用极其隆重的礼节，欢迎北上的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五个专使。接下几天，袁与专使团相谈甚欢，并诚恳地与专使团商讨南下路线。蔡元培心情大好，2月27日，蔡元培对清朝废帝溥仪表示慰问，“问大清皇帝好，皇帝安居民国之内，吾中华人民皆以宾礼相待”。袁南下的日程好像已指日可待。

    2月29日晚，突然枪声四起，原来驻京北洋军曹锟之第三镇发生兵变，随后，兵变蔓延至保定天津。此次兵变，长期来说法不一，大多数都认为是袁世凯精心策划所致。此一说法好像和袁世凯的为人（我们长期认为）有些想象，但是，这种太明显的游戏显然并非袁世凯所设计。还有一说法来自当时张国淦《北洋述闻》，指出兵变原是袁克定的阴谋，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袁世凯称帝。因为皇城由冯国璋部守卫，袁克定无法入城，乃转而扰城扰民，没想到惊吓到专使。此次事件印证到袁世凯前边电文中所说“北方危机隐伏”“变端立见”。外国使团不甘心如此受惊扰，指责孙中山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全系意气用事，并未为大局着想”。由于北京兵变，俄、日、英、法、德、美等国分别派遣军队维护使馆治安，一时竟达3000人之多，看来，袁世凯真的不能离开北京。

    在袁世凯的好言慰问中，蔡元培等人将发生在北京的事情于 3月2日电告孙中山，并且建议尽早奠定大局，以免外人（外国军队）自由行动。临时副总统黎元洪此时也发出通电“舍南京不致乱，舍北京必致亡；如果坚持政府设于南京，将会导致兵亡、民亡、国亡、种亡”。

    孙中山虽然对蔡元培等人的“苟且之见”表示遗憾，但面对此时局面也是无可奈何，于是3月5日告诉蔡元培同意袁世凯不必南下就职。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并要求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提出新内阁名单，在新内阁在南京参议院办妥手续后，孙中山始行解职。

    3月10日，袁世凯在专使团的监誓下，在北京宣誓就职。宣誓“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约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袁世凯要大干一场了。然而，3月11日公布的临时约法使袁世凯心里起了不小的波澜，按照约法，他这个总统将只是一个名义的总统。不过，在北京宣誓就职一事告诉他，他袁世凯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步子走路的人。

    袁世凯取得初步胜利。
 从1912年出发（八）---唐绍仪内阁命运  

唐绍仪内阁命运

 

    唐绍仪，出生于1860年，卒于1938年。和孙中山同为广东香山人，但两人在辛亥革命前，既不相识，也无往来。唐绍仪14岁就被当时清政府送往美国读书，21岁在哥伦比亚大学尚未毕业就被清政府召还归国，翌年被派往朝鲜，为朝王整理财政，期间与当时随军入朝的袁世凯一见如故。后来袁世凯作了在朝鲜的钦差，唐绍仪则为袁世凯主持外交与财政。其后，袁一路升迁，唐也水涨船高。尤其在辛亥革命后，唐作为袁世凯的和谈代表展现出出色的能力。他既有与袁世凯的长期友谊，又有现代政治家应有的国际知识和经验；既能赢得袁世凯的充分信任，又能站在同盟会立场考虑问题，是当时南北双方皆能接受的人物。但是，唐和同盟会的失策之处在于，同盟会因为对唐的喜欢把唐拉入同盟会，唐也竟然于3月30日宣誓加入同盟会。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袁世凯于3月13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3月29日唐绍仪向南京参议院提出新内阁人选之后。

    按照新约法，同盟会借着唐绍仪掌握了内阁。可是袁世凯是不会也不愿意新的内阁被同盟会掌握的。矛盾由此产生。

    本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认为唐是自己人，不会真正照着约法的样子与自己为难，这样一来，即遵守了约法，又确保了袁世凯的总统职权，一举两得。可是，唐的加入同盟会，使局面变得微妙起来，加上唐绍仪所受的西方教育影响，使他醉心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作为内阁总理，他不再跟在袁世凯后面亦步亦趋，他要独立开辟一方舞台了。唐绍仪在内阁期间，事事遭袁世凯掣肘，最终矛盾激化，也使唐绍仪所有理想化为泡影。

    民国成立，财政困难，唐奉袁之命向英德法美银行团借钱。不料，四国银行团提出要监督款项支付、遣散南京军队的苛刻条件。虽然当时南京要解散滞留在南京的部队，但这仍属内政范围，不容外人干涉。唐绍仪在征得袁世凯同意后向比利时银团达成借100万英镑的合同。消息传出，激怒了四国银行团，也激怒了袁世凯的私党，并散布此笔经费“接济革命党”“用途不明”。袁世凯也将责任推给唐绍仪，责使唐绍仪向英法德美四国银团道歉，同时宣布废除与比利时借款合同。唐受到一次沉重打击。

    关于直隶总督的任命。唐绍仪组阁时，唐与黄兴、孙中山达成协议，由同盟会员曾在武昌起义后任广西民军总司令、南京第三军长的王芝祥担任。袁世凯也表示欢迎，并许诺王一到北京，即可颁发任命。然而，王芝祥到北京后，袁世凯不再提起此事。相反，北京到处传说王芝祥带来了革命党的部队，将来要把北洋军一律遣散。袁世凯一再对王称誉不已，要他不必在意舆论，并聘王芝祥为总统高等顾问，月支车马费800元，不再提直隶都督之事。为此事，唐袁几次交锋。不但如此，袁世凯绕过内阁，竟径自任命冯国璋为直隶都督。唐绍仪表示抗议，袁世凯则说，如果参议院逼我撤销命令，请先撤销我总统之任。他安抚唐，除了这件事，其他事以后都听你的。

    唐绍仪感到失落，许多内阁部长经常不出席内阁会议，或者有事情也不向唐绍仪报告，而是直接向袁世凯汇报。袁世凯也绕过唐绍仪，直接向内阁部长发话，下达指示。以至于把唐与孙中山同是广东人也拿来说事，认为唐“与孙中山有所企图”。当袁世凯有一天对唐绍仪说出“我老了，少川（唐绍仪的字）你当总统吧”，唐绍仪已经明白，他这个内阁总理很难再当下去了。

1912年6月15日，唐绍仪以患病为名留下辞呈，不告而别。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竟以这样的方式走下舞台。
   从1912年出发（九）---第二任内阁总理陆徵祥  

第二任内阁总理陆徵祥

 

 

    陆徵祥(1871—1949年)，字子兴，上海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人士，也是著名的外交官。

    他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曾经在伦敦传教会工作。1884年陆徵祥开始学习西方语言，主要是法语，后来又攻读外交学和国际关系，1892年毕业。随后开始在政府的外交部门工作，逐渐升任秘书等职位。1896年作为秘书在中国与俄国的条约上签字，1899年出席第一次海牙会议。同年，他和比利时人培德女士结婚，继续参与各种政府的外交活动。 1911年陆徵祥受洗入教。之后他担任了共和政府的外交总长，后来还曾经出任过政府总理，并一直负责外交事务。最著名的事件是，他在1919年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巴黎和会。1927年进入比利时一座修道院成为修士，学习拉丁文和神学，1935年成为神父，1949年去世。

 

    唐绍仪的离去，同盟会会员担任的四个内阁阁员也提出辞职，袁世凯作出假意挽留的样子后便于6月29日任命陆徵祥接替27日免职的唐绍仪任内阁总理。

袁世凯提出由陆徵祥担任内阁总理，一是因为陆徵祥的超党派关系，二是因为陆徵祥优柔寡断的性格。这样既可以回避同盟会的批评，又可以掌控内阁大局，充分显示袁世凯的政治智慧。

    此时，参议院已搬到北京（4月2日搬到北京的）。7月18日，第一次出席临时参议院的陆徵祥，本来应先发表自己的施政方针，然后提出内阁人选名单并一一介绍。可是，这位担任过外交官的陆徵祥不但没有什么政见发表，就连自己提出的内阁人选也不加介绍，就直接提交参议员表决。他的态度引起参议员的不满，参议员也不加考虑就否定了陆提出的六个阁员（其他四个阁员不用提交参议院即连任，也是一大怪事，足见当时对袁世凯已无制约）。经过参议院否决和迭遭参议员批评的陆徵祥，竟然被吓到住进医院，从此不肯出来。

    袁世凯认为，对陆徵祥的打击就是对自己的不敬。于是，袁世凯指使军人发通电、写匿名信、打电话、发传单、集会等形式，指责参议院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甚至声称要以武力解散参议院。袁世凯则设宴摆酒招待参议员，请他们不要放在心上，然后（6月23日）将新提出的内阁名单交与参议院，征求他们同意。

    6月25日，北京军警再次集会，要求参议院必须通过第二次提出的内阁名单。北京《时报》经理竟在集会上痛骂参议员，威吓如不通过内阁名单，就宣判他们死刑。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参议员不得不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内阁名单。这是袁世凯第一次明目张胆的用武力胁迫参议院按自己的意志办事。经过这样的试验，袁世凯认为参议院不过如此，同盟会也不再是他不可战胜的对手。

    陆徵祥不出医院成为他失职的理由，参议院对他提出弹劾，他也与不久就辞去了总理职务。

    第三任内阁总理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袁世凯不断在取得胜利。
 从1912年出发（十）---第三任内阁总理赵秉均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汝州人，咸丰九年(1859)生。光绪四年(1878)考秀才未中，遂投入左宗棠楚军效力，随军进驻新疆。光绪十五年(1889)，改捐典史，分发直隶省，次年到省。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赵秉钧曾随习军政，专攻侦探、警察两门，与袁世凯遂有一定的渊源；加之他在巡防营时，镇压京津一带义和团运动有功，也颇为袁世凯所赏识。光绪二十七年(1901)，袁世凯委以创办巡警的重任，翌年初，命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同时，还奏保为知府加盐运使衔。他率新军改编成1500名巡警驻天津。光绪二十九年(1903)，赵秉钧将天津、保定两处的巡警学堂合并为北洋巡警学堂，其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他在天津经营警务，深得袁世凯的欢心。同年3月，免补知府，以道员留原省补用。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赵任内务总长，陆徵祥请辞期间，赵任代理内阁总理。  

第三任内阁总理赵秉均

 

    随着国民党的成立，孙中山与黄兴应袁世凯之邀来到北京。

此时，正是陆徵祥因不问政务和张振武案受到参议院弹劾，一再表示辞职的时候，虽经孙中山“劝其勿存退志”，陆徵祥仍坚决求去，所以，内阁总理悬而未决。

袁世凯先发制人，推荐曾任清政府的广西巡抚、革命军广西都督、黄兴的同乡沈秉坤组阁，任内阁总理。袁考虑，推荐沈秉坤，一是给黄兴一个面子，二是即便沈秉坤成为内阁总理，内阁原班人马仍归袁氏调遣，沈秉坤只不过又是一个陆徵祥而已。

    黄兴表现出少有的聪明，他知道沈秉坤任内阁总理的实际意义不大，他认为“沈无毅力，政治经验缺乏”，万一不能驾驭内阁，对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将产生不良影响。于是，黄兴与孙中山、宋教仁等商议推荐赵秉钧为第三任内阁总理。原因非常简单，一是赵秉钧不久前应黄兴的邀请加入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二是赵秉钧为原内阁内务总长，三是赵秉钧自甲午战争后一直追随袁世凯，本身就是袁所属意的对象。

    本来，参议院对推荐赵秉钧担任内阁总理有不同看法，但是由于黄兴的尽力疏通，终于通过。袁世凯放话，赵秉钧是黄兴的人，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终于实现了。

    而这个赵秉钧，在参议院通过他为内阁总理之后，便直接将总理办公室搬进总统府，连国务会议也放到总统府召开，由袁世凯直接控制。国务院失去了政府独立性质，变成了袁世凯的幕僚班子。至于赵秉钧，则过起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生活。

   还是这个赵秉钧，为了保护自己的主子和自己的地位，不惜用暗杀的手段结束自己政敌的生命，宋教仁就是直接死于他的策划。
   从1912年出发（十一）----貌似忠厚黎元洪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县夏店（今属大悟县）人，寄籍江夏县（今武昌县），祖籍江西南昌。1864年10月19日(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生。1883年(清光绪九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随舰队北援。坐舰被日舰击沉，黎飘海遇救，往南京投两江总督张之洞。1896年随张之洞回湖北，任炮台监制、护军后营帮带，参与训练新军。1898年至1901年曾3次赴日本考察军事。1905年12月，湖北常备军改编为两镇，黎任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官兼护该镇统制官。1906年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领，1909年以军界代表身份参加“湖北铁路协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2月，南北和议告成，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为排除异己，将原8个师的军队改编为3个师。8月16日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貌似忠厚黎元洪

    我一直认为，黎元洪在民国历史上是可有可无的人物。辛亥革命，起义军将他从床下拉出来的时候，他是坚决不当革命都督的，直到让他在死活两种选择下，他才勉强接过“帅旗”。等到孙中山归国，他仍在武昌，靠着辛亥革命的资历，他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副总统。在袁世凯向南京政府施压时，他就像一只壁虎，等着向猎物扑去，或者做好扭头就跑的准备。等到袁世凯接任，作为副总统的他仍然不离武昌，过着天高皇帝远，独霸一方的生活。

    当袁世凯与同盟会之间有矛盾时，他便长篇大论呼吁团结。这些长篇大论不分谁是谁非，也没有可资参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堆砌一些词藻，说上一套“三危”“四亡”“五苦”“十害”的废话。不过，虽然是废话，却迎合了当时社会厌恶战争、苟安息事的心理。有些人不看文章，只要看到文章题目便异口同声赞颂“黎副总统说的好，我们就是不要战争啊”。所以，在当时，黎元洪是一个“忠厚长者”、“稳健派”的形象代表。就连骂尽天下人的章太炎也把黎元洪作为他唯一歌颂的对象，称赞他是朴素果毅的杰出人物。此时十分活跃的君主立宪派也把他说成为救国救民的伟大人物、手创民国的元勋。

    在一片歌颂声中，黎元洪知道自己的地位是怎么来的，要不是当时革命军“三武”即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将他逼上梁山，他是不会有今天的，说不定早就是孤魂野鬼了。不管别人怎么看，在三武眼里，他黎元洪算不得什么，对他也缺乏必要的礼貌，这让他感到威胁。

     其实，黎元洪是打心眼里不愿意与袁世凯有什么交易的，他也知道袁世凯的为人。但是他要消除自己身边的威胁，只有袁世凯可以帮他，于是，他把三武推荐到北京任职，目的就是借袁世凯之手把他们除掉。袁世凯看在眼里，早已明白了几分。他虽然也瞧不起黎元洪，但是作为副总统，总是让他呆在武昌，还和同盟会拉拉扯扯，以革命党自居，终究对自己不利。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就按照黎元洪的要求，将首先来京的张振武以叛乱罪名义执行死刑。然后将黎元洪打给袁世凯要除掉张振武的密电公之于众，黎元洪偷鸡不成蚀把米，从此被袁世凯抓住把柄，渐渐成为袁世凯的附庸。
    从1912年出发（十二）----国民党成立  

国民党成立

 

     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党如雨后春笋，呼啦啦冒出300多个。不过，这些政党既没有党纲、也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有些小政党就是几个人，拉一块招牌，发表一篇成立宣言，拉上一个头面人物，这个政党就算成立了。“这些党派挂着‘共和’的招牌，哪里有势可借、有利可图便趋向哪里，因而旋生旋灭，旋合旋分”“有些人为许多党派争取罗致的对象，他们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好几个党派的文件上”。比如，黄兴有11党籍，黎元洪有9党籍，赵秉钧有8党籍，唐绍仪有7党籍等。一个人所隶属的党籍多，并不代表他对政党运动尽力，只因他的名望大，地位重要，许多政党都拉拢他。赵秉钧曾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的，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

    当时比较大的政党有以章太炎、张骞为中心的统一党、以孙武为中心的民社、君主立宪分子的国民协进会联组而成的“共和党”，推戴黎元洪为名义领袖；有以立宪派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吸收国民协会、国民新政社、共和促进会、共和统一会和共和俱乐部组织建立的民主党，梁启超为领袖，这两党以保持全国统一、采取国家主义、加强中央集权为宗旨，与袁世凯观点一致，颇得袁氏青睐，均有袁世凯提供巨额资金，是同盟会的主要竞争者。在参议院中，还有一“统一共和党”，属于关键第三者地位。

    在如何对待政权问题上，孙中山与宋教仁有不同的考虑。孙中山认为“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迫，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所以，孙主张既然将政权让与袁世凯，同盟会不如退为在野党，行使自己监督作用。可是，众人不理会孙中山的要求，尤其宋教仁醉心于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对内阁责任制推崇备至。眼看第一届议会选举就要到来，谁掌握了议会多数，就由多数党组阁已为约法所定。宋教仁不会放弃这一机会。为掌握议会大多数，宋教仁通过私人关系与“统一共和党”建立了密切关系，在征得孙、黄同意后，宋则要“毁党造党”，决定组建一个新的政党，从而实现在国会组织一多数党，完成责任内阁目标，使袁世凯成为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总统。这个主张很快获得同盟会员的热烈支持，于是，在和当时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取得联系、达成合作意向的基础上，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决定同盟会与四党合并组成国民党。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宣布成立，孙中山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国民党成立后，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曾推辞不就，最后乃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这使得宋教仁立刻成为国民党的核心和政治上最为活跃的人物。

国民党组阁似乎已不是很远的一件事情。

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也已经是顺理成章。

历史，果真会网开一面吗？
 从1912年出发（十三）----袁世凯杰作：四巨头宣言 

袁世凯杰作：四巨头宣言

 

    张振武是第一个被袁世凯杀害的辛亥革命将领，虽然随后公布了黎元洪所编造的罪状，但罪不至死，是当时多数人的想法。同盟会在黄兴的主持下，通电谴责杀害革命有功人员。袁世凯也感到不能再激化与同盟会的矛盾，于是，为了缓和矛盾，袁世凯电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北上会晤，共谋国事。这是袁世凯增加自己政治筹码，扩大自己的民望基础的一步好棋。

     当时，正值张振武案发，大家担心孙先生的安全，同盟会一些领导人劝孙中山勿轻信袁世凯。孙中山却有不同看法。对张振武案，他认为黎元洪如果认为张振武有罪“似当就地捕拿，诛之于武昌，即不生此问题，假手于中央，未免自无肩膀，……亦当依法审判”，北京、武昌“皆有不当之处”。在这里，孙中山几乎未为张振武本人辩护。是否信任袁世凯，孙中山很坚决认为“我则以为可靠”。因为当时谣传黄兴与张振武共图发动革命，同盟会以蔡元培为首力劝黄兴不要北上，其时正值黄兴患喉症，所以留在上海，孙中山于8月24日抵达北京。袁世凯用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接待孙中山，并带头高呼“中山先生万岁”，使孙中山格外感动。孙中山在致黄兴电报中说“项诚（袁世凯）实无可疑之余地”“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孙中山沉浸在理想即将实现的喜悦之中。他来北京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服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使之能为党所用；并说服袁世凯遵守责任内阁制，以及说服袁世凯迁都南京。为了表示与袁世凯合作的真诚态度，孙中山和黄兴共同约定不参加正式总统选举，担保袁一定当选，并发表十年不换总统的主张。

     从8月24日到9月18日，在京26天中，孙中山与袁世凯进行了13次长谈，每次从午后4点直到晚上10点、12点，有三次竟谈到凌晨2点多。所谈皆为国家大事，袁世凯表现得特别谦虚、诚恳，处处表露出以人民国家为念。孙中山谈到任何问题，袁世凯都虚心倾听，叫好不止，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孙中山在会见上海《时报》记者时，谈到对袁世凯的评价说到“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

    黄兴在孙中山的催促下，于9月11日到京，袁世凯接待他的礼仪与接待孙中山一样，也几乎是隔一天做一次长谈，袁不断盛赞黄光明磊落，一片血诚。黄兴表现得比孙中山更喜欢袁世凯，他竟当面约请袁加入国民党，并许袁为党的领袖，袁不置可否。可是回到总统府，却对杨度讲起这事，狂笑一阵后说，如果他们不坚持内阁制，我就可以入他们的党。黄兴天真的到处拉人入党，赵秉钧就是这时被黄兴拉入国民党的，并且，也是靠着黄兴的极力疏通，赵秉钧才被参议院通过为内阁总理。

孙黄都来到北京，黎元洪因张振武案未敢北上。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袁世凯的胜利。袁将自己提出的内政大纲八条交与孙、黄，并电告黎元洪，然后于9月29日以袁、孙、黄、黎的名义发表，即为四巨头宣言。内政八条包括国家采取统一制度、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取中央集权主义等，主要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强调全国统一，这符合袁世凯的主张，也符合国家利益。可是，这八项条文却没有一项提到要遵守约法、尊重参议院、贯彻责任内阁制，也没有提要迁都南京。甚至这个宣言根本没有经过参议院的讨论通过，而仅仅由几个大人物就为国家制定了方向，民主精神被袁世凯故意抛弃，也被孙黄轻易放弃了。

    孙黄并没有空手而归，孙中山被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黄兴被袁世凯授为粤汉铁路督办。并于这年（1912年）10月9日，即武昌起义纪念日双十节前一天授予孙中山大勋位、授予黄兴等一勋位（孙黄表示不受）。而袁世凯得到的更多，正如英国《旁观者》发表的通讯所说：通过三巨头会晤后，民众对政府甚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在当时，全国上下，四巨头的宣言确也造成南北统一，革命派与袁世凯已经合作，政治经济很快就能走上正轨的印象。对于外交承认和金融借款，这都是利好消息。
 从1912年出发（十四）----孙中山成“孙大炮” 孙中山手绘的铁路图 

孙中山成“孙大炮”

 

1912年的8月至9月，对孙中山与袁世凯来说，都称得上是两人的蜜月期。在这段时间，孙中山将建国的所有想法都与袁世凯进行了交流，起码在表面上，袁对孙中山做到了毕恭毕敬。当然，孙中山并不是没有觉察到袁的曲意逢迎，但是他始终认为袁世凯没有野心，因为“他（指袁）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答应的。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够打胜全国，并且能抵抗外国，才能办到”。在这里，孙中山表现出十足的天真。

袁世凯自1912年5月起三次电邀孙中山到北京，不是真的来听孙的治国方略，他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借孙中山来展现袁的统一全国的意志，同样也想看看孙在全国的地位究竟如何，影响力又多大。不管是之前军警对议会的压力、还是张振武的案件，都是对同盟会以及孙中山的试探。那么，通过与孙中山十三次的长谈，袁世凯达到了试验的目的，袁拟的“内政大纲八条”未经充分讨论就行发表，也证明了孙黄的妥协是大势所趋，不是单纯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袁世凯进一步增加了自己的权利。

孙中山对袁世凯满怀幻想，“袁之为人，很有肩膀，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并号召全体国民党员全力赞助政府及袁世凯。因此，他在与袁世凯密谈时，劝袁世凯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自己愿专任修路之责，“货畅其流”，十年修铁路20万里。

孙中山一席话出之于至诚，但在袁世凯看来，不蒂于痴人说梦，信口胡吹，所以背后给孙中山起外号“大炮”。不过，袁世凯并不点破，而是投孙中山所好，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命孙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并将当年慈禧所乘豪华花车拨给孙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饬令全国各地官员对孙总理好好招待。在袁的怂恿之下，孙中山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着豪华专车，到全国各地巡视。

然而，好景不长，等到宋教仁遇刺身亡，孙、袁交恶，袁世凯清查铁道公司账目，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费用却有百多万两，于是下令对孙中山进行通缉。

其时的袁世凯，捻着胡须暗自发笑，“大炮”啊“大炮”。

注：1、也有人认为，袁世凯命孙筹划全国铁路，是袁世凯的混帐。理由是“君子可欺以其方”，而孙中山并不知道20万公里铁路的难度之大，所以，袁世凯应该向孙中山说明。我认为，这正是袁世凯的过人之处，也充分展示了一个政治官僚的狡猾。

2、中国《铁路“十一五”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中国铁路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建设新线17000公里，其中客运专线7000公里；建设既有线复线8000公里；既有线电气化改造15000公里。201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万公里以上。可见，当时孙中山提出10年建20万公里铁路，真是一“大炮”矣。不过，我们由此可体会孙中山对落后中国改变面貌的急切心情，至于这种心情被袁利用，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从1912年出发（十五）----国会选举开始  

国会选举开始

 

    对中国人民来说，1912年是充满希望的年份。在这一年不但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且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选举。虽然还有许多民众不清楚民主是什么东西，但是一部分社会精英阶层开始懂得了国会并希望通过国会一展自己的治国才能，也有一部分政治官僚通过临时大总统的选举和内阁的任免感到了国会的作用和有可能对自己利害的影响。基于这些方面的认识，他们组党、参与选举，并满怀激情投入到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当中，演绎出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篇章。

    根据1912年公布的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及选举法施行细则，参议院由274名议员组成，众议院由596名议员组成。参议院议员由22个省每省选举出10名，蒙古选举出27名，西藏选举出10名，青海选举出3名，中央学会选举出8名，华侨选举出6名。众议院议员按照各地人口推选，人口每满80万选出议员1名，不满800万人口省份亦可选出10名。参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众议员任期3年，每3年全部改选。组织法和选举法还对选民资格做了严格规定，凡年满21岁的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年纳税2元以上、或有500元以上不动产、或小学以上毕业、有小学以上毕业相当之资格者有选举众议员的权利，符合以上条件的年满25岁中华民国国籍男子可选举为众议院议员；同时规定现役军人、行政及司法官吏、巡警、僧道及其他宗教师，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蒙、藏、青不在此规定之列。这系列规定已经接近现代宪政选举的要求。今天翻开这一页，先贤们的呕心沥血之作仍值得我们投上尊敬的一瞥。

    可是，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长河，毕竟缺少民主的洪流加入，哪怕是小溪的侵染都没有。当我们突然面对一个这样与中国专制传统毫无关系的制度设计，当时发生的一切“乱象”在今天看来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竞选活动中，常见的是口若悬河的人，他们或主张总统制、或主张内阁制，或抨击政府、或赞扬政府，或炫耀自己、或攻击他人，今天所有的选举形式在当时都可以看到，只是缺少了智慧和政见的交锋，因为对真正的宪政，他们都只知皮毛。他们熟悉的还是封建官场的一套，金钱买票、设酒宴款待、备船轿迎接、甚至对投票的人送金徽章、燕尾服、鸦片等。初选票价1角到数十元不等，复选票价数十元至千元不等，冒名投票之风盛行，武力冲突也时有所闻。选民投票多有受贿或请托而来，投票率高达6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90%。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和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拉人入党也蔚成风气，都为了最后选举得到多数，能有组阁的机会。

    1913年3月，选举完成，参议院议员有据可查的平均年龄35岁左右（一说36.6岁），众院议员平均年龄36.1岁，在国内受现代教育和留学日本的人数占到82.1%。在参议院国民党议员145人，占54.5%，众议院中，国民党议员307人，占60.4%。国民党迎来选举的胜利。一批年轻有为的青年人聚集到一起，他们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不幸，他们都将在袁世凯巨大的身影下屈服。

    不过，中国毕竟种下了民主的种子，当这颗种子再次发芽，将携带着科学的花朵一起在中国大地绽放、结果。
  从1912年出发（十六）----生不逢时宋教仁  宋教仁（1882-1913）
    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1904年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策动起义未遂一，流亡日本。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摆述。
    1910年至1911年在上海任《民主报》主笔，7月与谭人凤等组织中部同盟会，策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参与筹建临时政府。1912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参与南北议和，5月在北京出任农林总长。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主张"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反对袁世凯专权。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结果，国民党获392席，占绝对多数。宋教仁希望以多数党的地位，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他亲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
   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在上海火车站被人暗杀，两天后身亡，时年仅32岁.

 

 

生不逢时宋教仁

 

    宋教仁是民国历史的另类人物。他精通世界各国的宪政、法制，对改造中国抱有无限的期待和梦想。然而，时代没有给予他施展的机会，他就像一颗流星，在民国的天空瞬间闪亮便归于寂灭。

    宋教仁21岁（1903年）结识黄兴，23岁结识孙中山，自此走上致力民主的道路。他虽然几次与孙中山因政见不同分分合合，但他的政治理想却始终未变，那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通过议会的斗争摒弃军事争斗，变军事敌对为议会内党派之对。为防止总统专制，他与孙中山也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为抗议袁世凯对唐绍仪的不公，他也辞去职务，回归来处。为实现自己宪政理想，他“毁党造党”，使同盟会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获得重生、发展（国民党名称沿用至今，可见影响深远），并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

     胜利的容易使胜利几乎唾手可得，选举的胜利使得31岁的宋教仁已望到胜利的果实。宋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见，同他们奋斗。”“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的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要致力于选举活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他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是他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这些美好的理想在一个健全的现代国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可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除了共和的一个声名之外，共和思想还只是一个人们挂在口里的字眼，甚至只是一个供人们饭后的谈资，就像阿Q把摸尼姑的脑袋也当成是自己的权力一样。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包括孙中山、黄兴都把自己的事业转向实业，唯独宋教仁仍在为民主共和呐喊，最终成为暴力、密室、权术不容的目标。

    渴望在阳光下开展政治活动的宋教仁死在了阳光下。

    刚刚绽放的民主之花就这样枯萎。

    自此，民主逐渐远离，共和理想也越来越远……

    正像接力，宋教仁跑出第一棒后，却发现后继无人……
   从1912年出发（十七）----宋教仁喋血车站 

 

宋教仁喋血车站

 

    1913年初春，袁世凯连电召宋教仁到京磋商要政（仅见唐德刚《袁氏当国》），3月20日，奉袁世凯电召于上海北站启程的宋教仁却倒在刺客的枪口下，不治身亡，遂成民国第一大案。

    是谁杀了宋教仁，又是为了什么原因被杀，长久以来，众说纷纭。时至今日，仍难一言说尽。

    宋教仁1912年8月完成国民党建党之后，曾受孙中山推荐出使日本借建铁路款，因为思家心切，未去日本而是直接回到家乡湖南桃源探望母亲，畅游山水直到1913年。此时，国会选举形势已经明了，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胜利，被胜利形势鼓舞的宋教仁在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腊月二十七）拜母别妻，于2月1日离开家乡，踏上征程。

    宋教仁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顺江东下，后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宋教仁所到之处，演讲慷慨激昂，欢迎人群人山人海。他策政论、评国事、论人物，锋芒渐露。一个月的演讲，几乎都将矛头对准袁世凯以及袁世凯的政府，把政府说的一无是处。除了自己有意组建国民党内阁外、还想到用黎元洪替换袁世凯，组成软弱总统、强势内阁体制，以实现责任内阁目标（见付国涌《主角与配角》），这确实是宋教仁宪政理想。宋的言辞使袁世凯感到不快是一定的，尤其是拿黎元洪换掉袁世凯更会使袁感到失了面子。孙中山、黄兴答应袁世凯当总统并保证十年不换的话言犹在耳，宋教仁就要不认账了。

    此时的孙中山已于1913年2月11日赴日，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名义在日考察，商讨借款、“谋中日友好”。针对年初部分国民党为实现反对袁世凯以武力胁迫国会，建议国会南迁的举动，孙动身赴日之前的2月7日，复电袁世凯，答应开导上海筹组国会人士北上与会，“当兹国势危急，强邻近窥之际”（蒙古、西藏独立倾向），更要维护南北团结，共奠国基。同时针对国内对袁世凯过度的批评，2月下旬，致电胡汉民，要求南方各督同情政府，“现任袁总统，雄才伟略，薄海同钦。就任以来，所有措施，中外慑服，请联南方各督共表同情。一面怂恿国会赞成，务使人心一致，藉支危局”。可能孙中山已知袁的不屈于人的为人及作风，出于爱护国民党的考虑，出于国家稳定的考虑，才要求国民党“人心一致”，以免断送民国于“强邻”之手。

    孙中山的呼吁未起到多大作用，宋教仁从2月10日开始对袁世凯提出公开批评，一路上海、杭州走来，对袁多有抨击。3月9日，宋在南京继续阐述自己立场，“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选举“总统，本光明正大之主张，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对人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之民主共和宪法，产生纯粹之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再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至于推举总统问题，如果袁世凯尊重民意，推之未尝不可。

袁世凯3月4日致电孙中山，谓有要事相商，请孙中山即日回国（《孙中山年谱》）。此要事究竟何如，翻遍手头所有资料，未尝查到。此事也未见记载于台湾《中华民国国父纪事》。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接到袁电的孙中山依然不紧不慢在日本考察，一直到3月23日才启程回国，此时，宋教仁已喋血上海火车站。不揣浅陋，猜测要事可能是请孙中山回国协调党派之争。而孙未回国，原因可能有二，一为自己说话已经难起作用，宋教仁旋风风头正劲；二是国民党胜局已定，袁世凯的话也失去往日的分量。不过，从各方面分析，第一种可能更大些。孙中山2月下旬致电要“人心一致”拥护袁世凯，3月1日，在东京国民党支部大讲“党德”“今日之党，均以国家为目的”，党员“须明白党义，遵守党德，不可以欺骗手段逸出范围之外”当有所指。而孙的不回国，任形势日趋激烈，也给袁世凯造成强大压力，认为“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的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多了”。而此时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也对宋教仁充满敌意，除了百般造谣生事之外，派出特务掌握宋的行踪，进而指使暗杀宋教仁也算顺理成章之事。

    宋教仁喋血上海车站，留有遗嘱：“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袁世凯听到消息，愕然惊诧：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宋教仁字），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当宋的遗嘱送到袁的手里，袁沉默良久，叹息：遁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从1912年出发（十八）----十字路口的选择  宋教仁被害，震惊全国。

    宋教仁被害，也将民主制度刚刚萌芽的中国带向十字路口。是以复仇的手段讨还血债，还是循法律的途径讨回公道。国民党内展开了激烈斗争。

    宋于3月20日被害，3月22日不治身亡，3月23日案件告破，现场发现多件赵秉钧等策划谋害宋教仁的来往密件。事件的真相似乎明白的指向赵秉钧及其袁世凯，举国哗然。3月25日，在日本奔波一个多月的孙中山回到上海，据当时的回忆资料，孙中山力主以武力解决，“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在北京的袁世凯也在为宋教仁的死坐卧不宁，所有公开的宋案证据虽未直接涉及他，但明眼人一看，就是袁世凯所为。袁想一洗身上的冤情，于是便多次电召孙中山到北京，孙则以宋案未清为由，婉拒北上，国民党与袁协商的大门被关闭。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此时的国民党内也有不同意见。据当时有关人士沈亦云回忆“讨论来讨论去，原则只有两点：用法律起诉，抑用武力再革命？起诉难以奏效，显然可知。称兵则有是非成败两方面。从是非方面看，袁固不法，国民党不假他途而即用武，是否合法？从成败方面看，积极主战的人以为革命党用两支手枪夺过城池，辛亥有先例。郑重估计的人以为袁氏非清室阉弱可比。辛亥是举国一致的光复，此时是两派政权的得失”。用唐德刚的话“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不动声色的调兵遣将，那就更顺理成章了”。

    这确是当时真实地反映。力主用法律解决的以黄兴为代表，黄兴认为“民国元气未复，不如以法律解决之为愈。”就举兵来说，当时广东陈炯明、湖南谭延闿声述出兵困难，实力薄弱，不宜出兵。孙中山则转而向日本寻求出兵或提供武器援助，黄兴认为“依靠外援反袁，是不容易得到国人谅解的，而且袁世凯反可以此为借口向欧美各国求援”。

    袁世凯已经听到国民党讨伐他的风声。

    袁世凯做何选择，当然用实力。

    写到这里，想起一部国外社会科学书籍《未发生的历史》，他将历史上未发生而可能发生的历史描写出来，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一个另外认识历史的方法，用假设的方法设想今天历史的另一个结局，虽无实际意义，但也给人以不少启示。我在想，如果当时国民党人坚持用法律的方法审理宋教仁案，成立法庭，追查凶手，也许官司会旷日持久，但是通过旷日持久的官司来伸张法律的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然而，双方那么容易就想到了武力解决，那么容易都想依靠外力解决，实在是中华民国的不幸。走过这一十字路口，法律彻底在军事面前交了械。中华民国的约法及选举法自此被束之高阁，一切都靠枪杆子来决定了。袁世凯或许用惯了枪，国民党只是起了催化剂作用。袁世凯懂得了，没有枪，总统顶个屁用。
 从1912年出发（十九）----五国大借款真相 

五国大借款真相

 

    和宋教仁案一样，“五国大借款”也是袁世凯受到非议比较多的一件事。更有史学家断言，“五国大借款”是袁世凯处心积虑发动内战、消灭国民党的战争基金，为袁世凯发动内战提供了军事物资准备。那么，这“五国大借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前面提过，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经希望以借款维系政权，1913年出使日本考察铁路期间，也曾多次谈到借款并许以日本优厚条件。当时条件下，中华民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财政问题，按道理，一个国家的财政不外乎开源与节流。开源方面，除了经济命脉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外（满清政府以关税等抵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尚无法收回），各省的独立使得各地的税收无法上缴中央，开源方面几乎没有可能性。节流也同样遇到问题，国家初定，中央和地方的军队需要裁减，裁减就要发清军饷，仅南京一地裁军就需250万之巨，而这一庞大的数字不靠借外债难以完成。在孙黄袁黎四巨头宣言中，曾对“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达成共识。

    不借外债难以度日，借外债必然要付出断送国家主权、放弃经济命脉的重大代价，袁世凯不是不知道这一点。美英德法银行团从满清开始就垄断了中国的借款，后来又将俄日拉入银行团，一起对中华民国进行讹诈。因为提出苛刻的条件，袁世凯政府从1912年5月筹划借款开始，反反复复一年之久，“政府为国权起见，不得不于死中求活，但求有一分之轻减，即少一分之负担”，“中间情形变幻，垂成辄败”,“其中千回百折，牵及国际，经过之困难，至今追思，有难言之苦衷，亦有不忍宣布之隐痛”。事实正象袁世凯所讲，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尚未得到一个国家承认，前清的债权及各省所欠外债已达英镑1200万镑，“国信不立，安能奠定邦基”。即便如此，所有借款谈判也于1912年8月停止。袁世凯不想接受卖国的条件。可是，银行团不干，他们集体向袁世凯讨债，直到把财政总长逼得走投无路。

    1913年，美国因为没有当选为监督中国财政的“协理洋员”，随以“不愿干涉中国行政主权”名义宣告推出六国银行团。美国的退出，给其他五国造成了压力，他们害怕节外生枝，在借款谈判停止近7个月之后，突然宣布要与中国重开谈判。

而此时，南方已经在酝酿武力讨袁，袁世凯对到手的借款也不再有其他顾忌，他准备对“地方反对中央”的国民党出手了，本来要偿还到期款项、解散军队、支付行政款项的借款就这样变为军事费用，五国大借款成为袁世凯卖国的一大罪状。

 

从1912年出发（二十）----二次革命的是是非非  

二次革命的是是非非

 

    史学家将1913年7月—9月的孙中山军事反对袁世凯政权的事件称作“二次革命”。第一次为辛亥革命。

    虽然都是革命，这确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军事行动。辛亥革命，是推翻千百年来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的一次民主革命行动，可谓是众志成城。从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就在南京宣告成立，不到两个月，清王朝宣布终结。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黄兴在不同场合对袁世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全国各地也将袁世凯当作是全国稳定的力量。中华民国百废待兴，各地商会、公司林立，报社常闻批评政府之声，就连孙中山也以充沛的热情投入全国铁路建设，并告诉宋教仁远离政党，投身实业（《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国的民主时代就象真的开始了。

    然而，就象袁世凯第一次行使总统权力（宣布大赦，后在孙中山要求下予以追认）就未经过议会一样，这个成熟的政治官僚越来越不愿受到约束，孙中山也一次又一次的逐渐退让。从袁世凯不到南京就职到将首都最终迁到北京；从唐绍仪无辜出走到黄兴极力推荐赵秉钧出任组阁；从张振武遇害到“四巨头宣言”。孙中山几时又强调过要遵守民主，反倒一味对袁世凯唱赞歌。当国民党反过来对袁世凯大张讨伐时，我们要问，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那么这个所谓的“二次革命”的目的又是什么。袁世凯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是全国铁路总帮办，一个铁路总帮办举兵讨伐总统，怎么说也难以用革命“两字”来形容。更使人深思在于，这个所谓的“二次革命”不但在国民党内部没有引起共鸣，就连当时的工商界、市民也对此持不支持态度。上海工商界支持袁世凯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对“革命军”认捐的要求置之不理。北京市民仍然过着不紧不慢的生活，完全不象辛亥革命时期那样逃出京城，他们相信袁世凯有实力平息“地方武装的叛乱”。

    在二次革命（1913年7月12日）爆发7天后，许崇智被迫出走；18天后，黄兴被迫离沪赴日；20天后，孙中山被迫离沪准备赴日（先抵台湾）；22天后，陈炯明被迫出走；8月18日，李烈钧战败被迫逃往日本；9月10日，居正被迫赴日；9月12日，重庆讨袁军失败，二次革命结束。这一连串的“被迫”，里面有不甘、不舍，或许还有不少的遗憾，国民党对形势缺乏了解，革命目标模糊，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制度基本健全的国度里，随便动用武力是难以得到真正支持的。

     汪精卫在二次革命后称：国步艰难，人心厌乱，政府即利用人民厌乱之心，以为无道。国民亦以厌乱之故，姑息者欲安于苟且之和平；激昂者亦复投鼠忌器，踌躇未忍。何图政府分兵南下，破坏和平。

    李书城亦称：国民党内部有人认为此次讨袁失败原因在于未先发制人，坐失时机。但当时各省将领起初所以不肯举兵，都是因为各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及早发动，举兵讨袁，也不一定就能取胜，因为成败关键并不是这样的（《辛亥革命回忆录》）。
 从1912年出发（二十一）----袁世凯真正统一中国 

袁世凯真正统一中国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不但没有取得成功，相反帮助袁世凯对国内各派别势力进行重新整合，使袁世凯在中央集权路途上迈进了一大步。
    1912年4月，袁世凯虽然接过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还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听命于中央政府，全国各省差不多被当初宣布独立的军队所把持，应缴中央的税收被地方以各种理由截流。袁世凯行文不通，用武不行，中央政府财政拮据，只得依靠借债度日。偏偏借债又被几个国家银行团所垄断，条件苛刻，颇受非议。
    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借着打击地方武装的机会，首先削平抵抗中央政府最坚决的国民党所掌握的粤（陈炯明）、赣（李烈钧）、皖（柏文蔚），然后收拾了那些在二次革命中在袁世凯眼里的所谓观望动摇分子，如湖南谭元闿、浙江朱瑞、云南蔡锷、广西岑春煊等。令袁世凯更有成就感的是将张作霖、阎锡山、张勋纳入麾下。而黎元洪归降袁世凯则是此次革命的最大“成果”，也是孙中山最不愿意看到的。
    起初，当孙中山企图武力讨袁时，以黎元洪为党派领袖的进步党就发表时局声明，拥护袁世凯，要求“宋案”由法律解决。袁世凯对黎元洪此时的支持表现非常慷慨，发给黎元洪军费100万元，黎元洪感激涕零，为袁世凯进兵湘赣皖提供后勤支持，并宣布服从中央，绝无瞻顾。
    袁世凯获胜后，把北洋集团军官派往南方各省担任都督。全国各省军政大权，相继落入袁世凯的手中。经过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朝思暮想的凌驾于全国的中央集权初步形成，为他的进一步专制打下了基础。
    二次革命以打破专制起始，却给袁世凯的进一步专制打开了一扇门，是历史的悖论还是历史的必然？
    从1912年出发（二十二）----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产生 

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产生

 

    孙中山、黄兴等被赶出中国，国民党在袁世凯的软硬兼施下不得不低下头，在北京的国民党党部甚至还开除了孙中山、黄兴的党籍。袁世凯已成竹在胸。

    当然，为了合法选上大总统，袁世凯吸取了国会选举时的教训，在选举时，充分运用自己的政治手腕，一是紧紧拉住黎元洪的进步党，为己所用；二是组织自己的政党，摇旗呐喊；三是施展自己一贯伎俩，对国会进行恫吓。本来按照《临时约法》规定，选举总统应先制定宪法，再选总统，可是在袁世凯的坚持和其他政党以及袁系人马的胁迫下，国会终于通过这种颠倒立法程序的作法。

    10月10日逐渐临近，在1913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周年时就任大总统是袁世凯的心愿。一来，显示自己总统的正统；二来，向全国乃至世界宣布，只有袁世凯才是中国的真正主人。在国民党籍议员退党及部分国民党议员南下甚至遭至逮捕的情况下，进步党成为左右议会的力量，在公民党的支持下，国会于1913年9月12日决定制定总统选举法，10月4日国会通过总统选举办法，10月6日，进行总统选举。这是一次最有效率的行动，每一步骤都深深打上了袁世凯的烙印。

    然而，即便如此，袁世凯也不敢掉以轻心，他知道，这些议员虽然表面上服从，但要使他们真心投上自己一票，还要费些功夫才行。于是，由他谋划组织出一个“公民团”上万人在选举当天将国会会场团团围住，声称不选出公民满意的总统，议员别想出门。街上也增添了岗哨，国会四周也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军警。看来，袁总统要靠逼才能当上了。

    选举过程一波三折，在今天看来也相当好看。按照投票规定，得票超过出席人数3/4方为当选。结果，第一次投票，袁世凯没有达到规定票数。时已正午，议员肚子饿了要吃饭，被“公民团”堵在场内，叫嚷饿死活该。议员无可奈何，只好接着进行第二次选举，仍然没有达到规定票数。时值黄昏，议员饥饿困顿交加，勉强投第三次票，袁世凯终于当选。在袁总统万岁的呼声中，议员托着疲乏的身子回家，终于完成任务。

    次日，选举副总统，黎元洪第一次就全票通过。

    英、俄、法、德、意、日继美国之后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产生了，在袁世凯对清室遗族以及北洋文武官员封赏后，他将令不给他面子的国会付出代价。

     当时的一位日本记者记述：总统终于选出来了，然而会有和平吗？
    从1912年出发（二十三）-----孙黄分裂

讨袁的失败，对孙中山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再次流浪日本。

孙中山对日本有种别样的感情，他最好的朋友除了中国人外，就数日本人了。在孙中山年谱中出现的他的日本朋友就有许多位，这些朋友资助了他的生活，帮助他联系日本上层，为他争取居留权，代替他与日本政府谈判等，几乎成了他的经纪人，经理他在日本的一切事务，甚至还负责调解孙中山与黄兴的矛盾。宫崎就是其中一位。这位提出日本可以向孙中山提供两个师的武器及现款二千万日元，以换取割让满洲为条件的日本朋友，竟然取得了孙先生的同意。孙为了反袁几乎什么都不顾了。

黄兴感到很大困惑，从心里讲，他希望中国民主、富强，认同孙中山的理想。但是，他对孙中山的激进主义感到不可理解，他希望在现有袁世凯政府领导下渐进实行改革。尤其他对孙先生“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的态度感到反感，甚至他认为“孙先生是疯子”。

9月27日，中华革命党筹组，开始吸收第一批中华革命党党员。中华革命党党员誓词如下：xxx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生民权两目的，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死共生。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极刑。最后须按手印。对此誓词及形式，黄兴首先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反对专制不能只反袁世凯的专制，也应该反对自己队伍内部的专制。可以效忠理想，但绝不能效忠于个人。虽然有人做黄兴的工作以挽救分裂，但黄兴认为“加入中华革命党要打拇指印，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为避免党内纠纷和党的分裂，黄兴决定赴美国游历。

 国内，袁世凯开始了清算。

 
从1912年出发(二十四)----袁世凯解散国会

    1913年，是中国的一个转折之年，宋教仁的死直接导致了这一转折。近年来，许多历史学家开始更为客观、平静地看待这段历史，在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评价上也呈现出与传统史学观不一样的观点。具体说就是，袁世凯本是一个可以向善也可以为恶的旧官僚。“虽然袁世凯是野心勃勃，也热望按其意念组织中国的政体”（《剑桥中华民国史》）。而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则彻底将袁世凯推向“恶”的境地，以至于不愿受约束的袁世凯终于抓住机会，开始追求“不受道德制约的个人权利”，第一步则是解散国会。

    国民党的讨袁失败，使国民党对袁世凯的牵制几乎形同虚设。早在镇压“二次革命”期间，袁世凯就借机逮捕京津地区国民党议员，因为梁启超的建议，加上袁世凯尚未被选举为正式总统，所以对国民党议员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如今，大总统已经选举出来，袁世凯再不愿看到这些国民党议员在国会说三道四，尤其还要提出什么“采取责任内阁制”的宪法草案。1913年10月25日，袁世凯通电各省都督、民政总长，反对宪法草案，声称“民党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制”。“托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

    各省长官，大都是北洋系军阀，袁世凯一声令下，各地军阀心领神会，不到五日各地纷纷提出主张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及宪法草案。11月4日，袁世凯挟持熊希龄（内阁总理）副署解散国民党兵取消国民党国会议员资格的命令。命令要求国民党北京本部及其各地机关一律解散，并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今后，国民党不得从事任何活动，一经发现，将严惩拿办。350余名国民党议员证书被追缴后，袁世凯发现国会仍然可以达到开会的法定人数，于是，又对“二次革命”期间已经脱离国民党和跨党议员的80多名议员证书进行追缴，两次共追缴取消438人议员资格，占国会半数以上，国会真正名存实亡了。

    摆脱国会限制的袁世凯，开始了他的专制之路。

    日本的孙中山对宋庆龄的追求终于有了圆满结果。爱情给了孙中山再次革命的力量。中国即将迎来另一场角逐。
 从1912年出发（二十五）-----在日本的孙中山 

在日本的孙中山

 

    流浪日本的孙中山，因中华革命党成立之事与黄兴的关系出现裂痕。但孙中山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对黄兴指出的“专制”也给予辩驳。孙中山认为“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絜的起。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实行者，如离开我讲共和，则南辕北辙。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之外，无革命之导师。”至于黄兴仍不放弃意见，孙中山则致函黄兴，希望黄兴退居两年，不要阻碍中华革命党事，并表示“此后彼此不谈公事”。1914年6月21日，中华革命党召开党员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因黄兴坚辞不受，协理空缺。1914年6月30日，黄兴由横滨乘轮赴美国。

    1914年8月，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会场内，会员胸前统一佩戴徽章。孙中山希望同志们“发挥爱国之心，舍弃私心私利，专心为国为民谋取福利，继而维护东亚和平而努力”，孙并断言“将来世界战争，必是黄白人种之间之争。我希望不要只谈中国或日本之一国和平，要谋求东亚之和平”。孙宣布就任总理后，会员宣誓加盟，并自按手印。

    大会公布孙中山亲自起草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本当进行秩序分作三时期，即军政、训政、宪政时期。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之前进党者，名曰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进行秩序”后被蒋介石窃取，被蒋介石用来作为国民党专制的理论基础。至于党员分为等级，则是孙中山的一大发明，与现代政党理念相去已是十万八千里。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进攻青岛。8月24日，孙中山会见日本友人犬养毅，请求支持革命党计划，“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即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本筹款”。
 从1912年出发（二十六）------孙中山与宋庆龄从上至下依次为卢慕贞、陈粹芬、宋庆龄 

 

 孙中山与宋庆龄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是好朋友，宋嘉树曾经多次资助孙中山。为了帮助孙中山处理繁杂事务，宋嘉树将宋霭龄送到孙中山身边当秘书，宋霭龄因为要结婚，宋嘉树又将宋庆龄送到孙中山身边，代替宋霭龄出任秘书一职。

    孙中山卢慕贞全家

    孙中山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三位女人。一位是元配卢夫人，在孙中山19岁时由家庭的选择与卢慕贞成婚。卢慕贞为孙中山生育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就是孙科。卢慕贞不喜欢外出，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她从未有在国外陪伴过我”。孙的第二个女人就是陈粹芬，尽管有人说在日本孙“为了排解独居的寂寞，和日本下女友过来往”（《孙中山》韦慕庭著），但没有切实证据，只有陈粹芬从广州起义开始一直跟随着他。陈翠芬，据说也是位同盟会员，一直在孙中山身边默默奉献，与孙中山历经患难，电视连续剧《孙中山》对此有所描述，直到宋庆龄来到孙中山身边，陈翠芬感到自己学识无法与宋庆龄相比，便找了一个理由（电视剧中为陈粹芬得了肺结核）离开孙中山，自此音讯渺茫。

    宋庆龄

    宋庆龄被孙中山所追求，也被孙的理想主义所吸引。当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宋嘉树时，宋嘉树极力反对，并将宋庆龄囚禁在家。宋嘉树致信孙中山，对孙中山的所作所为进行痛斥。然而，感情的事别人无法体会。宋庆龄终究逃出家门，孙中山在东京将宋庆龄接入公寓，于1915年10月25日成婚，并誓约“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誉，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孙中山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以为伴侣兼助手”  

    是年，孙中山49岁，宋庆龄22岁。

 

 

背景资料---陈粹芬

 

陈粹芬虽然没有与孙中山正式结为夫妇，但被孙中山元配卢慕贞及长兄孙眉承认为如夫人。

　　孙必达说，陈粹芬虽然后来没有和孙中山一起生活，但先后由孙眉、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等孙家后人奉养。

孙中山与陈粹芬

 

    陈粹芬与新加坡渊源

　　在去年11月开幕的“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内，有一组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汪精卫、林义顺、张永福等革命伙伴在一起举行秘密会议的高分子塑像。在这一组历史人物塑像中，叫人感到好奇的，是站在孙中山身旁捧着茶杯随侍茶水的女子。

　　这名神态端庄，长相清秀的女子名叫陈粹芬，她在革命时追随孙中山多年，一路协助孙中山推动革命事业。

　　在过去，有关陈粹芬的历史记录少之又少，近年来，一些有心人认为，陈粹芬为中国革命出过力，不应该被遗忘；史学界也渐渐突破障碍，开始研究陈粹芬为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她与孙中山的真正关系等，有意还给陈粹芬一个较公平的历史地位。

三度住进晚晴园

　　陈粹芬祖籍福建，1873年生于香港，原名香菱，又名瑞芬，排行第四，故人称“陈四姑”。由于早年在南洋活动的时间相当长，因而一般被误为南洋人。

　　据说，陈粹芬是在1891年，19岁时在香港屯门红楼，经革命同志陈少白引介认识孙中山。他们自1892年起相随十余年，陈粹芬多年来追随孙中山，足迹遍及日本、新马一带，既照顾孙中山的饮食起居，也为孙中山的其他革命同志做饭、洗衣，印刷宣传品，甚至担任联络员，协助传达情报与军火运送等工作。

　　据说，由于陈粹芬生性贤慧娴静、勤劳勇敢，又不求名位，深受孙中山当年的革命同志所赞赏。

　　陈粹芬和新加坡颇有一段历史渊源。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曾八度前来新加坡筹募经费，1906年，新加坡树胶业巨子张永福捐出别墅晚晴园，作为孙中山在南洋活动的其中一个据点，孙中山后来三度落脚晚晴园；晚晴园后来并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所在地与国民党新加坡支部办事处。在孙中山往来新加坡期间，陈粹芬也三次随着孙中山在晚晴园居住，前后约有七八个月。

　　陈粹芬与孙中山分手后，在孙中山长兄孙眉的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孙眉去世后，据说，陈粹芬一度到马来亚投资树胶园，但经营失败，后来得到孙中山之子孙科的协助回广州。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冯仲汉说，他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非常熟悉，但一直不知有陈粹芬其人，几年前着手筹备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时，特地随着孙中山在南洋的足迹寻访马来亚怡保、太平、槟城等地，并到孙中山的故乡中山县及居住过的香港挖掘史料，经由怡保名人胡万铎的引见，获得一名有心人捐献出陈粹芬的个人半身特写。

　　此照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过去仅见的几张陈粹芬照片，都是团体照或是远镜头的全身照，无法看清楚陈粹芬的样貌。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冯仲汉，今年初到台北出席“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会议”时，巧遇孙中山家族后人孙中山的曾侄孙，即孙中山大哥孙眉的曾孙子孙必达，并和他做了访谈录音，由孙必达谈陈粹芬与其家族的关系，以及陈粹芬晚年的生活点滴。

被承认为孙家人

 

　　孙必达的父亲孙乾是孙中山的长兄孙眉的次孙。孙乾后来娶了陈粹芬在怡保收养的女儿苏仲英，孙必达和陈粹芬的关系因此也非常特殊，既是陈粹芬的“曾侄孙”，也是她的外孙。

　　苏仲英和孙乾结婚后，陈粹芬也随着养女一家一起生活，孙必达一直到18岁赴美国留学之前，都与陈粹芬同在一个屋檐下，因而对陈粹芬当年的生活与待人相当了解。

　　当孙必达被问及和陈粹芬的关系时，孙必达以既肯定又亲切的语气说，陈粹芬是他们“家族的长辈”，论辈分是他的“曾叔祖母”，若以广东人的称法，他们兄弟应称陈粹芬为“太婆”，但由于孙必达的大哥牙牙学语时不太会说“太婆”，将“太婆”叫成“阿太”，此后他们家中兄弟五人都称陈粹芬为“阿太”。

　　从孙必达的谈话中可以看出，陈粹芬虽然没有与孙中山正式结为夫妇，但被孙中山元配卢慕贞及长兄孙眉承认为如夫人，在孙家占有一定地位，可以说，陈粹芬在孙中山家族的地位仅次于卢慕贞。

　　孙必达说，陈粹芬虽然后来没有和孙中山一起生活，但先后由孙眉、孙科及孙乾等孙家后人奉养。

　　谈到陈粹芬与卢夫人的关系，孙必达说，陈粹芬早年也曾经和卢慕贞生活过一段时期，由当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负责供养，且陈粹芬与卢慕贞相处非常融洽；一直到养女出嫁，陈粹芬才搬去与养女一家同住，一直到过世为止。

　　孙必达说：“我们家族人对陈粹芬都很好，连一向严肃的眉公对陈粹芬都很客气，此外，叔公孙科对她也很尊敬，他们两位都先后供养过陈粹芬。”

领养好友女儿

　　孙必达也透露说，其外公是怡保一处树胶园的管理人，养育了好几个孩子。由于陈粹芬自己并没生养，她又很喜欢小孩，因而才有了收养小孩的念头。

　　孙必达说：“我外公和陈粹芬是好朋友，外公知道阿太喜欢小孩，答应送一个女儿给她抚养，后来我阿太一看到我妈妈苏仲英就很喜欢，很快就领养了她，领养后改名为孙仲英，后来她嫁给我爸爸之后，才又改回苏仲英。”

　　孙必达说，陈粹芬与其母苏仲英的感情非常深厚，陈粹芬尽心尽力栽培养女，苏仲英中学毕业后还到夏威夷留学。

　　苏仲英因罹患癌症早在1958年过世，比1960年前后过世的陈粹芬早离世两三年。但苏仲英过世时，孙家因为怕陈粹芬承受不了，始终不敢告知陈粹芬。换言之，陈粹芬一直都不知道养女苏仲英早她一步离开人世。

容易接受摩登事物新女性

　　在孙必达眼里，陈粹芬是个文雅，感情不外露的女性，他说：“阿太是我们家里唯一的老人家，我们兄弟和阿太的关系都很亲密，她为人很慈祥，从来不发脾气，待人非常好，又喜欢小孩，因此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到她房间里玩，经常在阿太床上跳上跳下。”

　　孙必达也说：“陈粹芬是个很容易接受摩登事物的人，在当时可说是勇敢的新女性，她懂得骑马，也会开枪，在那个时代来说是相当少见的。”

　　孙必达对陈粹芬的感情显然相当深厚，在他身上一直保存着一个红包封，内有5元港币，那是他在1959年18岁到美国留学时，临出门时陈粹芬祝送他的“利是”。孙必达说，这个红包他一直带在身边近40多年，从未拿出来，作为对陈粹芬的纪念。

　　孙氏晚辈对于孙中山的三位夫人都视为祖母。孙必达说，孙家人昵称陈粹芬为“南洋婆”，卢慕贞因后来住在澳门，故被昵称为“澳门婆”，至于宋庆龄则被称为“上海婆”。

　　也有孙家晚辈称卢慕贞为“婆婆”，称陈粹芬为“二婆”，孙中山儿子孙科也随家里的小孩称陈粹芬为“二婆”。至于宋庆龄，并没被称为“三婆”，孙家子弟与她见面时，称她着“grandma”。

提起孙中山笑容特别甜

陈粹芬后来迁葬至中山翠亭村孙氏家族墓地内。（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照片）

　　陈粹芬同孙中山分手后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也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当孙必达被问及，多年来陈粹芬可曾在他们面前提起过孙中山，或是流露出对孙中山的情愫？

　　孙必达说：“我们五兄弟当时年纪太小，不太会问及阿太这些问题，但有时候我们也会逗逗她，问她一些小孩子的话，比如问她说太叔公孙中山是不是长得很帅？她总不回答我们，却露出既神秘又迷人的微笑，仿佛回忆起什么，这时我们会觉得她特别甜。这种表情在卢夫人身上，或是在宋庆龄身上是看不到的。”

　　孙必达说，可以感受到陈粹芬对孙中山的感情很深厚，她在临终时突然交给他大哥孙必胜一枚戒指，说是当年孙中山送给她的礼物，目前这枚戒指仍在孙必胜手上。

爱吃榴梿与咖喱鸡

　　曾经在南洋生活多年的陈粹芬，晚年时可会想起在南洋的生活？在饮食习惯上是否受到影响？

　　孙必达说，陈粹芬偶尔会向他们提起在怡保的生活，最明显的是，她的饮食喜好也颇受那段生活影响，比如她偶尔会交代工人煮咖喱鸡，有来自南洋的旧识携带榴梿给她，她会显得特别兴奋。孙必达说：“我们因为和阿太同住，跟着她学会吃榴梿和咖喱鸡。”

　　陈粹芬于1960年病逝香港家中，享年87岁，初葬于九龙荃湾，后来由孙中山后人迁葬于中山翠亨村孙氏家族墓地之内。

 
从1912年出发（二十七）----袁世凯的第一次政治危机 反对“二十一条”宣传单 

 

袁世凯的第一次政治危机

 

    1915年5月9日，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向日方递交复文，同意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一个秘密条款，史称“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举国激愤，各界团体和人民纷纷集会抗议游行，誓雪国耻，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活动。袁世凯被认为是拱手让国，这是袁世凯面临的第一次真正政治危机。

    “二十一条”共分为五号，主要是⑴承诺日本继承并扩大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⑵在东北、旅顺、大连以及南满、安奉铁路的租借期延长为九十九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土地租借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铁路修筑和矿山的独占权。⑶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其附近之矿山，只准该公司开采。⑷中国沿海岛屿、港口不得割让或租借他国。⑸中国中央政府聘请日人充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从内容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政府及人民欺侮之深，袁世凯也对这奇耻大辱深感痛心，并朱笔批下“握我政权、握我警权、握我械权”，明确三条谈判原则：涉及领土完整的内容不让步；第五条明确不谈；先从第二条谈起，逐条力争，不连及其他条款。从今天看到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三份批示件，批示多达七十六条之多。

    为了应对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袁世凯制定了“拖”和“泄”两条战术。拖，则是以拖待变；泄，则是泄露谈判内容，引起其他西方国家注意，对日本进行干涉。但是，已经占据满洲并把德国赶出青岛进而实现占领山东的日本已经肆无忌惮，日本人等不及了，遂于1915年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通牒，要求于5月9日必须答复。美国、俄国、德国劝说袁世凯尽快答应日本的条件，虽然美国表示中日两方克制，但这样的表态却毫无意义。袁世凯征求国内政界军界意见，政府官员们一致主张屈辱接受，军界只有段祺瑞主张一战，但也表示真正打起来只能坚持48小时。

    古往今来，弱国无外交。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同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大小百余个之多，无不如此，无一不得如此。当时执掌国政者，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损失尽量减少而已。就袁世凯当时的处境，换上另一位不论任何素质的人当政，亦难有其他令人欣慰的结果。著名学者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指出“就国际形势而言，中日强弱悬殊，和战均不利于中国，衡其轻重厉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这当是尊重历史的中肯之论。

    5月8日，袁世凯召集会议，袁“悲愤陈词，衣沾涕泪”：“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近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之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可是，无论袁世凯做了多少挣扎与撑拒，事情结局的确丧权辱国，今日史书仍称之为卖国条约，并不过分。

    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袁世凯政府声明此项条约是被迫同意的，当时和以后历届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批准。所以这个“二十一条”从未生效。但后人将它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结合起来，似乎缺乏根据。

    袁世凯的第一次政治危机终于度过。可是，他的第二次政治危机将使他彻底坠入人生谷底，失去任何挽回的可能。

 
从1912年出发（二十八）-----袁世凯走上不归路袁世凯登基 

袁世凯走上不归路

 

    经历“二十一”条危机后的袁世凯，于1915年5、6月间，开始了帝制的动作。首先，袁用向来不喜欢共和的王士珍替换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同一天，为策划帝制的杨度授“旷代逸才”匾额。随之，公布《惩治国贼条例》，压制反对意见，为帝制舆论开路。梁启超劝袁大总统急流勇退，袁置之不理。8月3日，袁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发表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文章，正式为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拉开序幕。

    古德诺来自美国，曾任美国哈普金斯大学校长。哈于1913年5月任袁政府法律顾问。他与袁克定过从甚密，也多次与袁世凯晤谈。古德诺对袁世凯说：中国有帝制的传统，中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巩固国家政权。1914年2月，古德诺发表《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对袁世凯实行总统专制进而实行帝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时的袁世凯深陷矛盾之中，他有雄心壮志，想青史留名，愿意成为华盛顿样的人物。但是，现实告诉他，他的威望及权利却在处处受到挑战。而古德诺的出现，为他实行专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古德诺之后，日本有贺长雄紧紧跟上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与古德诺遥相呼应，袁非常满意。人们也产生了错觉，以为美国日本对袁世凯是支持的。

    外国学者的主动出击，为国内学者顺势而出提供了条件。以杨度为首呼吁中国“欲求宪政，先求君主”专门为袁世凯帝制量身打造理论的“筹安会”成立。1915年8月14日，杨度在发起筹安会宣言中引证古德诺的话“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政体。”

    筹安会的出现，引起所有爱国者的口诛笔伐，也引起一些官员的不满和劝阻，国务卿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张勋等一批袁政府元老也表示自己的意见。

    然而，筹安会推戴帝制的活动就像开足马力的战车，由筹安会策划的拥戴代表及请愿团也不绝如缕邀功争宠，霎时间，“商会请愿团”“教育请愿团”“社政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还有“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纷纷出现，拥戴袁世凯当皇帝的声音压过一切反对的声浪，“民意”所归，袁世凯“如征求多数公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听话听音，筹安会立即请求召开国民会议，参政院提议于年内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袁世凯发布总统令，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命令中说“本大总统，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根据袁世凯的命令，全国各地推举代表，并将选举情况上报。所有报告一律以“万众欢腾，恳请大总统俯顺民情，早登大位。”袁世凯深以得到全体国人拥戴而高兴。

    12月11日，召开国民大会，1993人一致同意改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并推戴袁大总统为皇帝。经过来回两次推托之后，袁世凯终于不得不“顺乎民意”“无可推诿”，接受推戴。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接受百官朝贺。洪宪皇帝就要产生了。
 从1912年出发（二十九）-----皇帝梦醒 

皇帝梦醒

 

    袁世凯称帝激起的全国反帝浪潮，给袁世凯带来沉重打击。他不明白当时那么多劝进的情形忽然就被这么多反对的情形所代替。

    但是给袁世凯更加沉重打击的则来自于自己的儿子。有天吃蚕豆，袁世凯三女儿袁静雪发现包蚕豆的《顺天时报》与自己家每天看到的不一样。包蚕豆的报纸通篇都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言论，而自己家看到的报纸却是篇篇歌颂袁世凯称帝的文章。本来，袁静雪就不支持父亲称帝，于是她便将包蚕豆的报纸递给了父亲。袁世凯方才大梦初醒，他将国体改为帝制，并非天下归心。

    《顺天时报》是当时日本人在京办的一份大报，销量比较大，被称为当时民意风向标。袁世凯几乎每天必看。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的想当太子的儿子袁克定特意为他单独印制了一份假的《顺天时报》，供袁世凯每天阅读。袁世凯在上面发现了民意所归，便生出帝制的胆子来。再加上筹安会上下怂恿，大造舆论，袁世凯终于熬不住那颗不愿受束缚的心喷薄而出，终于把自己送上耻辱柱。

    首先起义反帝的是蔡锷。蔡锷和老师梁启超曾在二次革命中站在袁世凯一边。是袁世凯的自为帝制使蔡锷认识到袁世凯不仅是要专制，而要恢复帝制。其次反对袁世凯的是他培养出来的冯国璋，在与反帝护法军队作战时，冯国璋采取的办法与袁世凯当年对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军作战方法如出一辙，冯国璋不但不进军，反而致电袁世凯“请速行取消帝制”。袁世凯已经知道胜券已不在手上。再次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是国外使团，其实列强并不是要反对专制，而是怕袁世凯的专制引起的矛盾损害到他们的利益。袁世凯虽一再表态，列强仍然要求袁放弃帝制，恢复共和。

    1916年3月21日，袁世凯在怀仁堂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帝制。22日，发表《申令》，宣布撤销帝制，所有帝制筹备事宜，即行停止。恢复中华民国五年纪元，废除洪宪元年。

    袁世凯私下承认，帝制自为“是自己不好，不能咎人”“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从1916年1月1日洪宪改元起，到3月23日废除洪宪年号止，不过83天。袁世凯再次经历如此跌宕人生，只不过这一次与1912年不同，他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力量和站起来的机会。

   自此，袁世凯形神憔悴，精疲力倦，往往呆坐无语，喜怒无常，饭量大减，1916年6月1日上午10时40分，57岁的袁世凯在全国讨伐的声浪中终于结束了自己亦荣亦耻的一生。    从1912年出发（三十）-----盖棺论定？  

  盖棺论定？

 

    在今天的安阳，除了殷墟遗址，还有一个可供游览的景点，就是“袁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选票统计出来的最高领导---中华民国第一个大总统袁世凯就葬在这里。记得去年，曾有机会去看望这位“英年”早逝的一代枭雄，怎奈随行的人对历史不太感兴趣，既不想看殷墟，更不用说“袁林”，就在开封、少林寺转了一下便打道回府，真是遗憾。

    据说，“袁林”不大，不但比不上历代君主的陵，与后面的中山陵也相差很远。更主要的是被后人称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的陵寝被多次洗劫，至今还能尚存一些衣物，也算有老天对他曾经“善业”的眷顾吧。

    袁世凯生长在清朝末期，既受封建文化的浸染，又接触了一些维新思想，但骨子里还是“君君臣臣”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他的成长过程无一不在。从初使朝鲜，到编练新军，从被光绪帝引为重臣，到被贬下野，他所遭受经历的一切，无一不和权力有关，无一不和君臣关系有关。当辛亥革命到来时，他首先不是为革命欢呼，而是为自己有机会与清廷讨价还价而雄心满腹。当他得知孙中山甘愿让出大总统时，他没有为孙中山的人格修养所影响，反而认为是枪杆子使自己拥有了总统权力（虽然实际上却是如此）。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领袖”，权利欲望是十分膨胀的。不但袁世凯如此，在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那么多害人、扰民的政策和项目如何出笼的。

    想想民国初起，内忧（财政危机）外患（列强环伺），百废待兴。袁世凯政府在经济、文化上都采取自由了自由政策，并取得了相当成就。在袁的总统期内，完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的完备的商业立法，稳定了财政与货币制度，鼓励私人企业发展。中国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商人数目超过200万人，几乎占全国人口0.5%，这个比例此后再没超越。工商业界的稳定发展促使商界在“二次革命”中保持中立，直接造成“二次革命”失败，迫使孙中山流浪日本。

    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使袁世凯感到了不舒服。他对每天对他自己评头论足的报纸感到厌烦甚至痛恨。他曾经几次下令加强新闻检查，但是新闻仍然将矛头对准他，甚至用漫画对他公开羞辱。当他一次次面对政客的攻击与掣肘时，他变得再也无法忍受，他不止一次对部下表示过这种茫然：“总统、总理、总长，都是总，到底谁说了算”。我们不是有很多今天的官员也在反复问着这句话吗？

袁世凯不只想到要绝对权力，也要绝对权力的形式，他不知道形式只是一个躯壳，所以，他失败了。在这一点上，他比不过前面的曹操，甚至慈禧，同样也无法与后面的蒋介石相比。

    不过，有一点需要澄清，在世人都说袁世凯称帝是为传家天下时（《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可指定接班人），袁死后打开他的传位封条，三个名字依次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这为袁世凯保留了最后一点尊严。
 从1912年出发（三十一）----袁世凯的政治遗产    袁世凯死去了，然而由他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在此后仍然发挥着影响力，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仍然发挥着作用。

    一是军民分治。袁世凯时期，鉴于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各省都督不但拥有军权，还将民政、财政大权尽入曩中，全国各地形成大大小小许多独立王国，不受中央节制，不受中央调遣，不交纳说收，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袁世凯嘱黎元洪于1912年4月提出军民分治的主张，即都督管军事，民政官管民生。袁世凯认为“军民分治，实为良剂”“新邦之固，共可决矣”。但这一主张遭到国民党人的坚决反对，致使这一政策难以有效落实，之后的军阀混战，与此有着直接关系。

    二是关于财政。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财政面临巨大危机。为此，他大力整顿财税制度，以扩大财源。1913年，他批准成立国税厅，决定国税19种，地方税17种，统一全国税收名目、数额，颇见成效。为进一步掌握财政大权，1914年公布《审计员编制法》，1914年2月，颁布国币条例，规定铸造发行权专属中央。将停业清理的原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同时鼓励私人创办银行，1912年-1916年，共成立私人银行30家，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三是关于实业。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如《公司保息条例》、《商人通例》、《公司条例》、《矿业条例》、《公司注册规定》、《矿业注册规定》等，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规范、保护和推动作用。对官营企业进行招商或停办。颁布《权度条例》，统一度量衡。发表《通令保惠侨民》，鼓励华侨回国投资。

     四是关于教育。袁世凯十分重视教育，称“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以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重于国民教育”。根据这一思想，他大力推广全国免费的国民教育，即四年制的初级小学。同时，他还批准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文字母拼写汉字，以此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在这种风气带领下，全国出现很多免费学校，湖南一师就是一所。

     关于官吏，袁世凯恢复了清朝官吏不得在本省任职的规定，并规范了文职官员的选拔。考试的科目不再是对儒家经典的掌握，而是有关行政能力和一般知识。为惩治贪官污吏，袁世凯还恢复了监察制度，成立了审判官吏罪行的特别法庭（平政院）。
  从1912年出发（三十二）---1916年的孙中山

    孙中山是在日本迎来新的一年的。从1913年8月9日抵达神户算起，孙中山在日本已经两年零四个月了。

    两年里，他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他自己也成为中日双方角力的一个棋子，甚至成为日本政府讹诈袁世凯政府的砝码。为了不使日本受袁世凯政府影响将其驱逐出境，孙中山也对日本许下许多优厚条件。1913年9月13日，孙中山与日人池亨吉等共拟《致精神团总裁饭也吉三郎誓约书》，书称“完全信赖贵团，以永远图求日中两国之深交与和平，决不许外国擅自损伤中日两国之国交。若政治上或经济上不得不同其他外国合作时，则事先通告贵团或贵团之指定代表人，应在征得其同意后方实行之。”虽然因饭也吉三郎态度暧昧，双方互相交还《誓约书》，但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各方政治势力为了取得政权，都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为诱饵争得外国列强支持。1914年8月9日，袁世凯政府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发表谈话，对日本政府取缔革命党人在日开办政法学校一事表示赞赏，并提出，只要日本政府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采取断然措施，中国政府不惜解决贵国十几年来所期望之具有政治意义之重大的经济问题，即以青岛交给日本作为交换条件。1914年10月29日，日本黑龙会向日外务省提出《黑龙会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认为：袁世凯一时可以对我们表示友好，但当欧战结束他就一定会抛弃我们而欲其他列强友善了。因此，我们应该使中国革命党人以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骚动。整个国家将陷于混乱，袁政府将因之垮台……而新政府自然信任并依靠我们。至于在选择新统治者的问题上，是使宣通复辟、还是在革命党内及其他失意分子中无责，我们认为目前步她这个问题。1914年11月7日，朝日新闻社记者访问孙中山，请孙就日英联军攻占青岛，日人擅自成立青岛市政厅一事发表意见，孙中山拒绝会见并拒绝发表谈话。11月12日，时任孙中山秘书的戴季陶发表谈话，称：日本占领青岛，将不得不提出利用我革命党的策略，此事正是我等所希望的，相信也是得以达到革命目的之时机。1915年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应允“遇革命纷乱之事，日政府自应中政府希望，尽力援助，并非干涉。”2月，孙中山、陈其美与山田纯三郎草签《中日盟约》，巩固中华及日本东亚永远之福利。国内革命党人闻讯，表明他们停止革命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并指责“二十一条”、《中日盟约》“然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前为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

    袁世凯的称帝使孙中山看到了希望，国内蔡锷的云南首义为推翻袁世凯拉开了序幕。1915年1月11日，在孙中山致友人函中，认为“全部希望即将实现”。孙中山加紧了与日人的来往，甚至于向当时正积极推行侵华政策的田中义一请求援助，并于4月3日命令王统一率一批日本退役海军参加沪上对袁军战斗。国内起义纷起，孙中山4月30日回到中国，亲自领导反袁斗争。5月24日，再次向田中义一请求援助，“倘若此次革命不幸而为妥协告终，则中国政治上之黑暗依然不能不能除去，而东洋之和平依然无望。务望审度时势利弊，予以充分援助。”

    6月6日，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反袁斗争告一段落。孙中山被聘为黎政府高级顾问，孙中山评论时局称“一切国家大事和国际事务，政府皆咨询于我。我虽不任职，但影响之大一如既往，而且深得人民信任。”

    然而，这样的感受不久就消失了，辛亥革命过程中的筹款加上反袁的新债，如何归还，政府无法承担，孙中山又无力偿还。而黄兴、蔡锷的去世对孙中山则又添新一层打击。

    1917年就这样来到了。
  从1912年出发（三十三）-----段祺瑞走到前台  

段祺瑞走到前台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毕业于李鸿章所办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后来为袁世凯罗致，跟随袁在小站练兵，成为仅次于袁世凯的小站元老。辛亥革命时曾为清军前敌总指挥兼湖广总督，在迫清帝退位时率将领四十余人通电拥袁，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开始扬名。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段祺瑞任陆军总长。二次革命后，段祺瑞统帅内阁，主将军府，兼统帅处，号令三军，权倾朝野，引起袁世凯忌恨。加之袁世凯称帝，段祺瑞坚决反对，袁与段成水火不容之势。段要责任内阁，袁世凯虚与委蛇，段祺瑞隐忍不发，暗地与蔡锷密谈，要西南护国军打到北京。

    袁世凯的死，突然将段祺瑞推到前台，走出袁世凯阴影的段祺瑞不但不对袁世凯表示怨恨，反而以袁世凯继承人的面目出现，以体现他的正当性。虽然黎元洪按照约法接替袁世凯出任了总统，但是，在段祺瑞眼里，黎元洪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混混。想当年，段在前清作过统制（师长）、军统（军长）和提督，署理过湖广总督，而黎元洪最多不过是一个协统（旅长）。袁世凯当政时期，黎元洪虽然是副总统，也只不过是袁的一个政治俘虏，何况这个政治俘虏还是段祺瑞从湖北押过来的。所以，段祺瑞作为内阁总理开始正式行使当年国民党约法规定的内阁职权，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

    从黎元洪就职的那天起，就像他第一次被人从床下拉出来做了革命军的都督一样，现在的黎元洪也成了一个摆设，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决定的权利，只能在公文上盖盖章而已。就连段祺瑞的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对黎元洪也不恭敬。在一次徐树铮因发表福建三个厅长的命令到公府办理盖印时，黎元洪问到三个人的出身，徐树铮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印，我的事情很忙。徐出府后，黎气鼓鼓地说：我本来不做总统，而他们也就公然目无总统。

    段、黎的矛盾愈演愈烈，由此导致民国历史上复辟闹剧---张勋复辟，此是后话。
 从1912年出发（三十四）-----孙中山与段祺瑞 

孙中山与段祺瑞

 

    1917年，孙中山仍然在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然而，黎元洪和段祺瑞为了各自的权利斗得不可开交，一个要限制内阁权利，一个要限制总统权力，虽然在这一年的二月份左右黎段达成妥协，但是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又使两者的矛盾尖锐起来，孙中山也挺身而出，站在黎元洪一边，并最终掀开第三次护法运动的序幕。

    1917年2月，美国宣布与德国绝交，第一次世界大战胜负基本已见分晓，德国在中国的势力已经被日本掠得。美国考虑战后在中国的利益，希望中国继续保持中立政策，并答应战后将对中国进行援助。可是，这时的日本却极力鼓动中国参战，借中国参战机会进而控制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段祺瑞为了巩固自己权利的需要，决定跟随日本对德宣战。段祺瑞有两个考虑，一是对德宣战可以名正言顺要求日本军援，二是依靠军援巩固自己实力，最终摆脱黎元洪。

    直到今天，还没发现孙中山反对段祺瑞与德国绝交、向德国宣战的理由。当时的中国，黎元洪是亲美派，段祺瑞是亲日派，孙中山好像也是亲日派。最近发现的据说是孙先生一篇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虽然系统阐述了中国不能放弃中立政策的理由，但作者却不是孙中山，而是另一个国民党员朱执信。这篇文章指出，中国参战与国力不符，如果中国一旦被拖进战争，战后则有被俄国、英国侵略的可能，而对日本的主张又表明了相当程度的理解。

    段祺瑞采用了袁世凯的一切手段，保证国会通过了对德宣战案。黎元洪不再容忍，决定免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可是他却找不到交付发表免职令的人，最后只得找出年老久不视事的伍廷芳组阁。没想到组阁令发布，段祺瑞仍然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发表通电，不承认免除他的职务，并威胁说“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

    黎元洪为了一举铲除段祺瑞势力，并站稳京畿脚跟，遂发布命令调张勋进京，一出辫子进京游戏开始。

    孙中山将再次走向前台。
  从1912年出发（三十五）-----张勋进京 

张勋进京

 

    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黎元洪免除段祺瑞的总理后，在组阁方面遇到挫折，黎元洪分别派人找了徐世昌、梁启超、熊希龄来救驾，遭到拒绝。黎元洪又亲赴王世珍宅劝驾，也遭到拒绝，不过还好王答应出任陆军总长，并向黎元洪推荐李经羲为总理人选。黎元洪遂向国会提交任命李经羲任国务总理案。

    然而，总理一案尚未解决，各地独立的声音随之而来。1917年5月26日，安徽省宣称免段为非法并率先宣布独立，与中央断绝关系，“誓师北伐”。5月27日，众议院通过李经羲为国务总理，5月28日，参议院也通过，同日黎元洪发布总统令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

    新总理的任命未能阻止形势的恶化。5月29日，陕西督军、河南督军宣布独立。5月30日，浙江督军、奉天督军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5月31日，山东督军、黑龙江督军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6月1日，直隶督军、福建督军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6月3日，山西督军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

    督军独立的气焰吓坏了即将赴任的总理李经羲，他建议黎元洪请张勋进京调停，不然绝不赴任。张勋则要求解散国会，段祺瑞复职，并反对组织临时政府。黎元洪不得不表示对段十分信任，免段实为迫不得已。而此时，国会似乎成为唯一的罪魁祸首。黎元洪表示可以解散国会，副总统冯国璋称“惟有解散国会”。6月2日，独立各省在天津设立参谋处，电请黎元洪解散国会。6月5日，黎元洪拟辞职，请冯国璋进京，冯推辞。请徐世昌调停，徐提出“解散国会，维持国体”作为答复。

    张勋5000辫子军于6月7日离徐州北上，准备进京调停。6月9日，张勋先头部队开到北京，对黎元洪实行武力威胁，要求解散国会。6月10日，黎元洪拟好解散国会命令，决定解散国会，代理总理伍廷芳坚拒不从，辞职而去。6月12日，黎元洪终于重新任命新代理总理副署命令，解散国会。6月14日张勋走过中华门（民国以来，中华门开过三次，第一次为袁世凯迎接蔡元培等专使，第二次为迎接孙中山，此次迎接张勋为第三次），黎元洪迎来了调解人。

    张勋则另有所图，7月1日，张勋身着朝服与一帮人等同入清宫，奏请宣统复位，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一切典章礼仪，皆恢复前清旧制。北京城内一日之内卸下中华民国五色旗，挂上清朝黄龙旗。

   这真是一幕引狼入室闹剧。
    从1912年出发（三十六）-----乱局初现  张勋的复辟如一枚石子丢入水中，荡起波波涟漪。不但使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霎那消失于无形，而且将自己置于万劫不复的地步。

   当黎元洪得知张勋迫使自己退位时，他表现出这个男人少有的骨气，不但对张勋逼迫退位的要求严辞拒绝，还连发三个电报，命令各省出兵讨贼，同时发布命令启用段祺瑞为总理，并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

    1917年7月7日，接到黎元洪命令的段祺瑞在天津马场誓师讨贼，7月12日，讨逆行动结束，前后不过六天。

    讨张行动的结束，并不说明一切回到原点。段祺瑞挟讨贼余威上台，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此时，冯国璋也来到北京，真正代行起总统职权。北京重归北洋军之手。

    北京的情况，引起孙中山的强烈反对。在孙中山眼里，虽然有总统、总理，但与民主共和理念已相差甚远，这无疑是专制，必须起而反抗。7月17日，孙中山率领驻沪海军和旧国会部分议员从上海到达广州，准备以曾联合讨袁的南方六省（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湖南）为基础成立非常国会组织南方政府进行北伐。然而，此时的南方六省也矛盾重重，成立非常国会从一开始就遇到阻力。广东督军陈炳焜就表示“国会地点宜慎讨论，免有敌者侵入广东之虑”“南方仍未能强大，且财政非常困难，不宜在南方组织政府”，“对国会集于广州，设立南方政府，乃为南北分裂之开端，对此则不同意”。南方六省军阀对孙中山召开非常国会的主张或持反对，或表怀疑，或趁机从中渔利。从7月17日至8月25日非常国会会议召开，孙中山在广东几乎是苦口婆心宣传自己的理论和护法理想。9月1日，孙中山被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位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滇督唐继尧、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副元帅。广东督军陈炳焜在会后发出通电：“此次国会自行于广州召集，余就此发生之问题不负其一切责任”。陆荣廷也致电孙中山反对另组政府，并通电全国“以后广东无论发生何种问题，概不负责”。9月6日，新任命的广东省长胡汉民省长印被督军陈炳焜抢走，只得命胡汉民辞职。9月8日，陈炳坤宣布自主，并明确表示“建立临时政府非法”。同日，陆荣廷致电唐继尧，反对军政府。9月11日，唐继尧致电辞职。9月26日，唐继尧再次致电辞职，公开表示不支持军政府。9月29日，北京政府以颠覆政府罪通缉孙中山等人。10月3日，孙中山以乱国盗权罪通缉段祺瑞。10月6日，护法战争开始。可是，这次护法行动从一开始就少了两个人物的支持，那就是掌握军权的两位副元帅根本没有到位，任凭孙中山如何央求，唐继尧、陆荣廷始终没有来到元帅府，就连孙中山召集的民军也在陆荣廷的胁迫下解散。此时的陆荣廷却在和北京通电议和。1918年5月4日，身心俱疲的孙中山向非常国会辞大元帅职。6月10日，孙中山再次离乡背井，远赴日本。而国内军阀之战已在悄悄酝酿。

    孙中山再次遭到挫折，以致萌生退意。

 

背景资料

唐继尧，云南会泽人，1883年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中过秀才，有大志。1902年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六期，和赵恒惕、阎锡山等同期。毕业后返国，1909年返云南，在讲武堂担任教官及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云南光复后，蔡锷就任云南都督，出兵北伐，唐继尧率军援黔。讨平黔乱，即被推为贵州都督。1913年11月，唐继尧接替蔡锷担任云南都督兼云南民政长。1915年12月25日，他与蔡锷、李烈钧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率先在西南边陲打响了护国讨袁的第一枪。护国战争结束后，任云南督军兼省长。1927年2月6日，云南四镇守使联合起来，对唐继尧实行兵谏，威逼去职。1927年5月23日，唐继尧含恨病逝，享年44岁。

陆荣廷，1858～1928广西武鸣人。壮族。1882年投军。1886年被裁汰后成为绿林头目。 1894年冬接受清政府招抚后，历任健字前营管带、统领及荣字营统领等职。1907年参与镇压同盟会发动的钦廉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升左江镇总兵。1911年(宣统三年)6月任广西提督。武昌起义爆发，梧州、平南等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11月7日巡抚沈秉堃宣布广西独立,陆为大势所迫，于11月9日在南宁宣布承认独立,出任广西副都督。1912年任都督后,不断网罗旧官僚、旧军人，逐步扩充实力，形成桂系军阀集团，并成为该集团首领。1913年讨袁战争期间，支持袁世凯，派兵镇压柳州起义军，杀害蒋翊武等革命人士。1914年被袁授为宁武将军，督理广西军务。1915年12月电请袁世凯称帝。后在蔡锷、梁启超等人策动下，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此前派兵协助云南护国军在滇桂边境，同受袁指使进攻云南的粤军龙觐光部作战。7月任广东督军。在此前后，以护国讨袁名义,派出大批桂军占据广东。1917年4月任两广巡阅使。护法战争爆发，派兵入湘同北洋军作战，所部在湘、粤护法部队协同下，相继占领株洲、长沙、岳阳等地。桂系部队控制湖南后，陆拒不执行孙中山继续北伐的指示，拥兵不前，并向北洋集团妥协，使护法联军招致失败。还指使桂系军阀、广东督军莫荣新等阻挠、破坏护法运动，策动改组护法军政府,排挤孙中山，终使护法夭折。1920年秋，发动粤桂战争,令驻粤桂军向支持孙中山的粤军进攻。次年,所部被粤军陈炯明等部击败后,由南宁逃往龙州。1924年其余部被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广西定桂讨贼联军击败。8月通电下野，离桂去沪，后移居天津、苏州。

  从1912年出发（三十七）-----不论是非  冯国璋

 

不论是非

 

    民国初年的历史是无法用是非两字说得清的。在那样一个时代，拥兵自重的人永远都保持着一个真理，有枪就可以有权。即便没权，只要有枪在，也可以向权力发起冲锋，更不用说段祺瑞、冯国璋早已是北洋军之重臣，他们是根本没把黎元洪放在眼里的。眼下，随着张勋的失败，黎元洪也成为笼中之鸟。虽然冯国璋也假意挽留，但黎元洪深知自己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便坚拒再次出任总统，在作出保证不与南方军政府发生关系后，去往天津，自此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幽居生活。

    坐下来的冯国璋和段祺瑞开始筹划今后之事。其实，段是不想与冯国璋共事的，段祺瑞知道，冯手有兵权，如果冯继任总统，比手无寸铁的黎元洪更难对付。但是，面对纷纷通电拥护冯国璋为代总统，段祺瑞尚未有足够实力予以拒绝。于是，便致电欢迎冯国璋赴京就任。段的算盘是既然我没办法反对，那就把你迎来北京看起来。

    冯国璋深知段祺瑞无法和自己坦诚相处，于是，冯国璋接任总统之始，便以主和的面目出现。一则可以以此压制段的嚣张，二则可以通过主和压制段的借款打仗趁机扩大实力的主张，三则通过主和提高自己的声望。段祺瑞则不这样想，武力讨伐实现统一，用日本借款发动内战进而统一全国是他早定下的方针。日本的态度至为关键，日本寺内内阁对段祺瑞给予全力支持，为避免政治借款之名，寺内内阁以日本的朝鲜银行等组成日本银行团，以实业借款的名义借款给段内阁，随后又成立中华汇业银行向北京政府大力投资，而这些款项均成为段政府向西南进军的军费。冯国璋被段祺瑞绑架到这一战车上，左右支绌，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1917年11月，北方军征讨湖南失败，11月16日，段祺瑞假意引咎辞职。11月19日，冯国璋准予段祺瑞辞陆军总长职，11月22日，冯又准段祺瑞辞国务总理职，11月26日，冯国璋通电全国宣布南北议和。

     段祺瑞并未真正息去政务，除了对冯国璋的怨气没处撒之外，他仍在布置主战政策的实施。12月3日，12个省区督军在天津召开会议，决定各省出兵数量，力主对西南讨伐。12月6日，北洋实力派致电冯国璋，请求发布讨伐西南命令。12月18日，冯国璋无奈命令段祺瑞为参战督办，凡有关参战事物均交督办处理，不必呈送府院。段祺瑞获得一个决定性胜利，在如此多事之秋，段祺瑞成为超然于府院之上的不受任何牵制的人物。冯国璋已注定了其下台的命运。

    1918年来到了，1月9日，冯国璋在主战派的逼迫下，终于下发讨伐令。1月24日，感觉已不能有所作为的冯国璋发出南巡阅军通电，意欲借南巡之名回到南京再行反段大计，不料被段祺瑞看破，在蚌埠将冯截回。2月1日，冯国璋通电全国否认曾经主和。3月19日，北方军政首领27人劝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3月21日，段提出复出条件“内阁决议之事项，总统概不得暗中反对。”3月23日，冯国璋令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又打赢一仗。

    7月31日，段祺瑞已决定与冯国璋摊牌。段在天津主持召开督军会议，讨论南征和总统问题，会议决定推徐世昌为总统候选人。8月12日，新国会开幕，冯自知已失去与段抗衡的实力。9月4日，总统选举大会如期举行，徐世昌以高票当选中华民国新一届总统。徐世昌曾效仿袁世凯虚伪谦让，冯国璋通电南北各省，劝告一致拥护新总统，唯恐徐世昌谦让而使段祺瑞登台。

    徐世昌与段祺瑞会有什么样的故事？
 从1912年出发（三十八）-----狐狸斗法 徐世昌

 

狐狸斗法

 

    徐世昌在民国历史上以“水晶狐狸”著称。徐世昌曾是袁世凯的挚友，但是袁世凯的每次失意都没影响到他，反倒获得一步步荣升。袁世凯第一次遭贬（被载沣贬回原籍），徐世昌荣升内阁协理，在清廷相当于宰辅。袁世凯逼清室退位，徐世昌隐居青岛，名为不忘旧主，显示自己高风亮节。当袁世凯做稳总统，徐世昌又出山做了袁世凯的国务卿。袁世凯称帝，徐世昌选择了离开，当袁世凯去世，徐世昌又成为袁世凯托命大臣，为袁世凯安排后事，推出黎元洪继任总统，暂时维护了政权稳定。徐世昌多年来纵横捭阖，虽然没有朋友，但也没有敌人，当他被推为新一任总统，应该也是历史使然，而徐世昌则决不辜负这一历史机遇，要大展拳脚一番。

    徐世昌自信自己是一个可以团结北洋，完成中国统一的领袖。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登上中华民国元首宝座。刚刚上台的徐世昌就呼吁停止战争和政治争斗，和平统一。他的呼吁得到人民的拥护，也得到外国使团的支持。但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北洋军在袁世凯之后分为皖系、直系、奉系，直系以曹锟为首、奉系以张作霖为首）却大失所望。段祺瑞原以为推出徐世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没想到，徐世昌并不想做一派一系之总统，徐想做全民总统。只是令徐世昌尴尬的是，一心呼吁和平的他也得不到南方军政府的承认，在他就任当天，南方军政府发表通电称即日起军政府“代行总统职权”。

    更严峻的形势还在北方。徐世昌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举副总统。徐原嘱意将副总统留给南方，段祺瑞则想通过拉拢曹锟壮大自己，完成自己武力统一全国的企图。如果选举曹锟成功，则采用其他手段迫使徐世昌下台。然而徐世昌则早已完成部署，通过做议员工作，致使议会难以达到法定人数，无法选举。两次选举两次流产，曹锟大为扫兴，由此种下对徐世昌的愤恨。

    1918年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停战令，22日南方军政府也下令停战，双方商定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谈判。但是，南北议和有个无法越过的障碍，那就是南方军政府要求的将恢复旧国会作为谈判先决条件。南北会谈三谈三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这不能不说是对徐世昌的沉重打击。

    北洋内部，1919年的五四运动拉开了北洋内斗的序幕，接连组织的内阁使北洋内部的矛盾越发公开，1919年秋，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奉天、吉林、黑龙江成立反皖联盟，要求清理皖系首领徐树铮。这一要求被段祺瑞坚决拒绝。1919年年底，直系的吴佩孚在衡阳与南方军政府签订“救国同盟军草约”。1920年1月，吴佩孚又约南方六省在衡阳召开政务会议，决议促进和平。吴佩孚撤军北归必经过皖系领地河南，段祺瑞命皖军力阻，并派心腹任河南督军，但徐世昌拒绝盖印。吴佩孚顺利占领河南。段祺瑞派兵包围总统府，逼迫徐世昌签发了惩办曹锟、吴佩孚的呈报。消息传到直系大营保定，军情激愤，曹锟命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率三军直捣北京驱逐老段。直皖战争开始，曹锟借助张作霖的援手，只有三天，皖军大败。走投无路的段祺瑞亲自求见徐世昌，要求停战。

    徐世昌下了停战令，曹锟、张作霖却坐起太上皇，徐世昌彻底成为一个小媳妇。

    曹锟与张作霖因争夺北京的控制权展开大战，直系获胜。吴佩孚想出恢复旧国会，赶走徐世昌，请出黎元洪，统一全中国的办法。吴佩孚深知，只有如此，才能取消南方军政府。

   无奈的徐世昌退出历史舞台，黎元洪再次走马上任。而故事仍将继续上演。

 

背景资料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898年投淮军。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营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组成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任第三师代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因湖南督军席位为皖系张敬尧所得，吴仅获空衔，十分气愤。遂发出罢战主和通电。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北洋时期直系军阀首领。1881年适逢袁世凯在小站招募新兵，遂应募入伍。不久即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任毅军哨官。1895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锟被任为右翼步兵帮带。1907年升任新军第三镇统制。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奉袁世凯之命，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镇压革命。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第三镇改为第三师，他任师长。1914年4月，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湖南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势力。1915年10月，曹锟因积极支持袁世凯辟帝，被授予虎威将军称号。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封为一等伯。1916年1月奉袁世凯之命率部入川，镇压护国运动。6月袁世凯死后，曹锟又以其重要的军事力量，仍为北洋政府所倚重，9月任直隶督军，驻防保定。

张作霖（1875.3.19——1928.6.4），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1894年因为报父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编，任巡警马队帮带、统带，因剿匪有功升为洮南镇守使。武昌起义时，张作霖起兵勤王，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镇压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

    从1912年出发（三十九）-----黎元洪出山又下山  1922年5月，天津冷清多时的黎公馆突然热闹起来，门前车水马龙，好不热闹，恭请黎元洪出任总统的信函电报雪片般飞来。黎元洪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想他多年来受尽委屈，今天重又得到出山的机会，他要拿出一点政治家的派头。6月2日，他将前来天津的恭迎他出任总统的旧国会议长打发走，同日，曹锟、吴佩孚也领衔通电供应黎元洪复任总统，曹和吴的参谋长也分别到天津迎黎大驾。

    黎元洪已聪明很多，决不能一请就出，面对南方政府和孙中山的反对，他要找一个复出的理由。6月6日，旧国会的两院议长和曹锟、吴佩孚等各省人民代表齐集天津黎元洪宅第，促请黎元洪出山。黎和大家略微寒暄后，拿出一张电报稿请大家过目，补充说：这个电报稿上写的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就另请高明。这个电报稿所列督军制五大危害，提出“废督裁兵”的主张。应该说，黎元洪所列抓住了根本。黎元洪知道国家分裂的祸根在于军阀割据，不废督，国无宁日。政坛纷扰不已，祸根也在于军阀林立，不废督，政无宁日。黎元洪是个手无寸铁的人，要想不做军阀傀儡，只有废督裁兵。废督裁兵也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愿望。黎元洪提出这个题目，无人敢于反对。曹锟、吴佩孚通电响应，各地督军也通电纷纷赞成。

   正当黎元洪为自己的初步胜利感到得意，却传来曹锟对他提出的督军先行撤职，黎再复任的想法极不现实，并对黎元洪再三做作假意推托表示出不耐烦。黎元洪也不再要求各省督军“解职”，就答应赴京就任。

    然而，黎元洪的复出没有他想象中的风光。6月12日，他发布的新内阁名单就有多人提出辞职，南方政府的伍廷芳更是泼了一瓢冷水，指出黎元洪的复职于法无据，不敢苟同，孙中山任元帅时的参谋长李烈钧则公开大骂黎元洪卖国，直系的傀儡。因为南方政府的存在，废督裁兵也遇到麻烦，曹锟建议将督军改为“督理军务善后”，换汤不换药。至于裁兵，曹锟认为，南方北伐军已深入江西，加之各省土匪横行，裁兵必须推迟进行。

    由于内阁人选的问题，引发了曹锟和吴佩孚的矛盾。两人的矛盾最后将火烧到黎元洪的身上。1922年10月11日，旧国会恢复后正式的参众两院开始开会，黎元洪与内阁总理王宠惠（吴佩孚推荐）前往致贺，竟被曹锟所支持的议员骂为“一介平民，没有资格，简直混账”。17日，众议院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倒阁，目标锁定未经国会通过筹集借款给吴佩孚支付军饷的财政总长罗文干。黎元洪在国会的逼迫下发出逮捕令，但过后便明白这是一部错棋，因为大大得罪了吴佩孚。此事未了，又来一件。曹锟乘胜追击，发现交通部有509.9万拨冲吴佩孚军费，而给曹锟的只有242.4万元。曹锟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各省直系纷纷响应，吴佩孚被迫低头，王宠惠内阁垮台。

    曹锟打倒了内阁，目标锁定黎元洪。王宠惠内阁倒台后，黎元洪接连组织两任内阁都因曹锟的反对而夭折。最后曹锟推荐张绍曾任内阁总理，始获国会通过。没想到张内阁与黎元洪的先统一后选总统的主张不谋而合，引起曹锟的不满，于是曹锟唆使阁员倒阁，张绍曾不得不挂职而去。黎元洪成了孤家寡人，曹锟再次唆使军警围攻黎宅，黎元洪不得不携总统印出走天津，没料想半路碰上曹锟派来的军队将其截住，被“护送”至天津。1923年6月14日，黎元洪交出总统大印，通电全国，辞去总统职务。

    黎元洪虽然此后再图东山再起，然已成过气人物，已无力回天。政治上失意的黎元洪在发展实业上显示出出众的才华。黎晚年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投资企业45个，其中银行17家，工厂12个、煤矿6家，总投资额达200万元。1920年黎在故乡捐建的孝义小学堂，塾师工资及学生学杂费用，也都由黎负担。1928年6月3日黎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于武昌为黎举行国葬典礼，遗体归葬于武昌卓刀泉。 

 

背景资料

 

王宠惠（1881年——1958年）中华民国时期外交官，司法官员。字亮畴。广东东莞人。1900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堂法科。1901年留学日本。1902年转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11年在广州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3月改任唐绍仪内阁司法总长。6月因忿于袁世凯独裁，与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不久往上海，在孙中山创办的铁路总公司任顾问。1921年10月被派为北京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1922年9月19日，王宠惠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等支持下，改组内阁，署理国务总理。人们称这届内阁为好人政府。由于另一直系军阀曹锟的反对，被迫于11月29日下台。1923年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1927年6月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1936年，全国抗日运动高潮时回国，赞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3月起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曾一度兼代主持行政院院务。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抗日声明。其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王宠惠从外交上予以配合。1945年4月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1946年11月出席蒋介石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并参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制订工作。不久，再任司法院院长。1949年去香港，后转赴台湾。1958年3月15日卒于台北。

张绍曾，河北大城县张思河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办。1911年任新军第二十镇统制。武昌起义后，与吴禄贞等举兵反清。1911年11月7日吴禄贞被袁世凯暗杀后，调任长江宣怃大臣，未赴任，潜至上海。1913年被袁世凯任为绥远将军。1916年任北洋政府陆军训练总监。1922年任陆军次长，次年任国务总理，主张迎孙中山入京协商南北统一，为总统曹锟所忌，不久去职，退居天津。1928年遇刺身亡。
   从1912年出发（四十）------曹锟贿选   随着黎元洪被逐出北京，国会议员也纷纷离开，致使曹锟进行总统选举的计划泡汤。一时间，北京陷于无国会、无政府状态。

    曹锟虽然着急，但碍于吴佩孚的反对，仍然不敢就非常大总统位。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了向曹锟表功，则主张“武戏文唱”，决定用钱来召回议员，选举总统。

此时的黎元洪不甘心自己的被逐，在和段祺瑞接触后，决定给议员每人500元的旅费接待国会议员到天津召开国会。怎奈黎元洪已是明日黄花，毫无号召力，只得作罢。孙中山也在打国会的注意，他派人招致国民党议员和反对直系的议员到上海，来沪议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取津贴300元。一时间，国会议员纷纷转移上海，1923年7月24日，在上海的国会议员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反对直系军阀。但是，因不到法定人数，国会难以召开，无法选举新的总统。

    这是民国史上一个奇观。一个毫不尊重法治的时代，却常常把形式捧上极高地位。一个个追逐利益的国会议员又常常被看成公正的评判者。国会议员在1923年6---9月份间来往穿梭于北京、天津、上海，寻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当曹锟开出更高的价码后（每月600元津贴，还可以借支岁费，并且出席会议费每星期100元），国会议员们便被吸引到北京。截至8月底，到京议员达到385人，接近国会召开法定人数。

    9月2日，山东省长熊炳琦等联名招待议员，公开提出大选问题。并议定，每张票价值5000元，有人建议可先付三成，投票结束后，再全部付清。有些议员当场提出在普通票价外另给特别报酬，还有些提出愿意得到官位等等，不一而足。

    9月8日，为确保议员在选举期间不离开北京，大选出席费决定另加200元，带病出席者外加医药费200元。即便这样，议员的胃口也没有满足，当天总统选举预备会未能开成。9月10日，继续开会，吴景濂指使众议院秘书冒名签名，才勉强符合法定人数，决定9月12日举行总统选举。

    9月11日晚，熊炳琦等再次约议员联欢，并提高大选出席费为500元。12日，本是总统选举日，要求市民悬挂国旗，庆祝新总统诞生的命令已经下达。可是，国会秘书冒名签名的事情败露，大家一哄而散。

    曹锟已经等不及，他发下话来，一定要在10月10日双十节坐上总统交椅。于是，直隶省长王承斌带着曹锟的重托来到北京，决定在选举前每个议员发给一张5000元的支票，选举完成即可兑现。但是不少议员仍心存疑虑，于是要求将这笔钱提前移存至外国银行。9月23日，到京议员达到600人以上。10月1日，开始发出选票573张，每张5000元。10月4日晚间，对还没收买的议员，每张票开到8000元的高价，再次收买40人。

    10月5日上午，选举会主席吴景濂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原来要到的议员此时不见踪影。上午11时40分，签到者仍不过400人。为了凑够法定人数，临时决定不投票而肯前来者，也一律发给5000元的支票。等到下午1时20分，才终于等到593人签到。下午4时，投票唱票完毕，曹锟以480票当选总统，孙中山得18票。出乎意料的是，竟有3/5的议员跑到保定恭祝曹锟当选。如果说接受贿赂是议员生活所需，那么跑去恭祝曹锟当选则完全是政治品性的问题了。这样一批议员的存在，也是民国之不幸吧。

 

熊炳琦

1885—1959，字润丞，原籍山东济宁，长居天津。青年时入伍于保定，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和参谋学堂(系北京陆军大学前身)。任北京禁卫军二等参谋官，深得冯国璋之信任，并委以直隶都督府参谋长，江苏都督府参谋长，北京陆军大学校校长，曹锟直鲁豫巡阅使署参谋长。建国后，曾三次被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并担任天津市民革副主委。

 

王承斌

王承斌，字孝伯，1875年生于宁远（今兴城），在直系军阀中地位颇高。1917年7月，"辨子军"首领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王承斌与曹锟、吴佩孚等联名通电，宣布反对张勋复辟，出师讨逆，并击溃"辨子军"。1918年8月，王承斌与冯玉祥联名发表致北京政府代理大总统冯国璋的电文，邀请他颁布全国一体停战命令。1919年5月，"五四"运动兴起，王承斌等联合通电，反对北京政府逮捕学生，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力争收回青岛。1920年，在直皖大战中，曾在吴佩孚任前敌总司令时，他任副司令兼后路总指挥。之后，又任直隶省长、直隶军管督理、豫巡阅副使，并被北京政府授予匡武上将军。他曾与表兄吴景濂一道参与臭名昭著的"猪仔贿选"。奉军入关后，他被逼下野。并于1936年因病去世，享年59年。家人将其尸体葬于兴城市元台子乡枣山村。
　　王承斌和吴景濂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功过是非世人自有评说，但其为家乡所做的一件件好事却不能使人忘怀。1923年，王承斌得知家乡文庙年久失修后，称"儒学之崇所以修论纪世，古迹之保所以扬国华也，所有修建之资为躬侄之是，无烦父老兄弟虑者"，他独立资修文庙及城东南角的魁星楼。1980年，王承斌之女、留美的王博士又子承父业，赠款修缮魁星楼。

 

吴景濂 

吴景濂字莲伯，号述唐，别号晦庐，奉天宁远人.其祖上就是大名鼎鼎的吴三桂.三藩反正事败后，吴氏一族被迁回原籍，投于下五旗，充作站丁(驿丞之类贱职).光绪辛酉年中顺天乡试副榜(以站丁贱籍出身，而为举人，大清开国268年他是独一份，故人称站丁举人).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后授予后补内阁中书，被聘为奉天师范学堂监督.曾留学日本，入同盟会.回国后历任奉天谘议局议员，议长.辛亥，成立奉天保安会，任副会长，亲手降下关外满清龙旗(当年升旗的是吴家人，现在降旗的还是吴家人，想不信邪都不行).赴南京，参议院议员，徐升众议院议长.袁氏当国，任北京参议院议长.1916年春联合一些议员反袁，国会恢复后当选为众议长，投靠黎洪元.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召开非常国会，任议长.1922年投靠直系，任北京众议院议长.后助曹锟贿选总统，遭到抨击.人称“猪仔议长“.有的小报干脆深入揭批，称其一门为“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迫于各方压力，退出政界，隐居天津，1944年病卒.年72岁.
  从1912年出发（四十一）——曹锟跌为平民   曹锟的上台未能弥补直奉的矛盾，反倒造成直系与奉系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曹锟的下台。

    1923年10月20日，刚就任总统不久的曹锟下令筹商统一。因为曹锟与张作霖有亲戚之谊，所以想用副总统的位子交换张作霖赞成统一。而吴佩孚对奉系毫无好感，认为张作霖是盗匪出身，不愿与其为伍，坚决主张联系皖派，最后完成统一。奉系对曹锟抛来的橄榄枝也无动于衷，因为他们认定总统的位子本来就应该是张作霖的。

    吴佩孚联系皖派的工作也无进展。曹锟、吴佩孚经常派人到天津问候段祺瑞的起居，段对他们若即若离，不肯表态。1924年3月13日，段祺瑞生日。吴佩孚发起为段祝寿，可是段祺瑞却婉言谢绝。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吴佩孚建议将副总统留给皖派卢永祥，以此换得奉系对直系的合作。怎知，卢永祥回复三点意见，一是本人与曹锟关系素深，但用非法手段取得总统，无法表示拥护；二是对吴佩孚的盛情表示感谢，但不赞成采取拉拢个人的方法解决时局，本人决不出卖人格；三是劝吴佩孚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希望能够统一讨论时局，本人坚决支持。卢永祥的三条意见将直皖的联系作了一个了结。

    对外未见成效，直系又起内讧。吴佩孚拥兵自重，自命为曹锟的长子，大有“父亲年老，长子当权”之意。加之吴佩孚猜忌之心过重，直系内部兄弟大都开始讨厌吴佩孚这个大权独揽的大哥。在直奉战争期间立过大功的冯玉祥，关键时刻为曹锟夺来总统大印的王承斌，为曹锟贿选提供巨额军费和贿选经费的齐燮元深受吴佩孚的排挤，三人开始结为三角同盟，等待机会复仇。然而，吴佩孚并未停下手中的大棒，1924年初，吴佩孚提出统一军权于中央的建议，各省军阀知道，这个建议就是要解除他们的兵权，而统一于中央，说白了就是统一于吴佩孚。但是，实行过程中，各省军阀坚持留驻本省，并对军队实行节制，曹锟和吴佩孚只得让步，吴佩孚的想要依靠调动军队人事进而掌握全国军队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这本是一场直系与皖系的意气之争，却促进了段祺瑞与张作霖的联合。从9月3日到10月13日，江浙战争打了40天，直系取得胜利。可是，张作霖组织六军入关，则给了直系致命的一击。当吴佩孚被曹锟授命摄行陆军大元帅统帅与张作霖会战，直系内部已开始出现分裂，冯玉祥与王承斌已做出临阵倒戈的密谋。所以，在冯玉祥接到吴佩孚命令开抵前线时，冯玉祥却率部班师回京，沿途割断电线，悄无声息杀回京城，迅速占领各城门要隘和火车站、电报局。等曹锟半夜惊醒，大总统已成瓮中之鳖。吴佩孚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搞得手足无措，等到回过身来，却不料已不是冯玉祥的对手，乘船败逃海南。冯玉祥把部队番号改为中华国民军，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

    1926年4月，吴佩孚又组成“讨贼联军”，从湖北杀向北京，曹锟被释放，开始过起一介平民生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拖曹锟出来，年迈的曹锟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1938年5月17日，贫病交加的曹锟去世，日本方面送来抚恤金，被曹锟夫人严词退回。6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以褒扬他坚守民族气节。

 

冯玉祥 1882.11.6～1948. 9.1 民国时期军事家,爱国将领。原名基善,字焕章。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人。少时家贫，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投淮军当兵。1917年7月率旧部参加讨伐张勋辫子军有功,任第16混成旅旅长。1921年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旋署陕西督军。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因受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排挤,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抓紧练兵。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是。但迫于形势，又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1925年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赴察哈尔张家口(今属河北)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在此期间，接受共产党人和苏联专家帮助，建立各种军事学校。1926年1月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8月中旬回国，迅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9月17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1927年4月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此后,曾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反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5年12月以蒋答应实行抗日为条件，在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相继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受蒋排挤离职，仍奔走于鄂、豫、湘、黔、川等省，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为形势所迫,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同时被强令退役。从1947年起,在美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以20年亲身经历,撰写《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对蒋的专制独裁统治作了深刻揭露。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当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随即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自美回国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于9月1日遇难。

 

齐燮元（1879年一1946年），字抚万，直隶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人。原为直系军阀，曾任北洋军第六镇参谋长，第六师师长兼江宁镇守使，江苏督军，苏皖赣巡阅使等职。光绪年间秀才，后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民国年间，所率部队屡战屡败，然而职务却由旅长累升为副司令。个头不高，一只眼斜，嘴儿能说会道，因此流传有斜眼司令善狡辩之说。1924年与皖系军阀卢永祥发生江、浙战争，将卢击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历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署督办和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等职，配合日军“扫荡”残杀中国人民。 1940年被南京汪伪政府任命为华北绥靖军总司令。 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捕，他站在军事法庭上受审的时候，硬气得很，他说：“汪精卫是汉奸，因为他听日本人的；蒋介石是汉奸，因为他听美国人的；毛泽东是汉奸，因为他听苏联人的。我齐燮元不是汉奸，因为我只听我自己的。” 1946年被处决于南京雨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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