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需求分析的话术:童庆炳 文化诗学

11月7日 走向“文化诗学” 童庆炳

主讲人简介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36年生于福建，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至今。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北京社科联常委，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18所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从事文学理论、中国古代诗学、美学、文艺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文学概论》、《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文体与文体创作》、《文学审美特征论》、《童庆炳文学五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创作美学》等。
内容简介
在中国进入21世纪的时候，提出“文化诗学”这个命题并不是哪个理论家的突发奇想。“文化诗学”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恰当的回应。
“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俗气的、丑恶的和反文化的东西。
“文化诗学”的基本追求是：关心现实的文化存在状况；对于现实中存在的负面文化及其表现进行诗意的批评；重视文化发展中的人文维度；将文学艺术问题、诗学问题纳入文化范围。
全文
大家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走向《文化诗学》。这个“文化诗学”，是文学理论的题目。提出这个“文化诗学”这样一个命题，并不是理论家突发奇想，这是一个现实文化存在状况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前现实文化存在的状况，既让我们感到十分的欣慰，同时，又让我们感到不安，为什么这么说，欣慰的是，中国人们在20多年以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让我们摆脱了贫困的日子，解决了吃住穿这些问题，人们生活，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不安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也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令人困惑的问题，比如说道德失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严重的，那么现实中的这样一些负面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或者说它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呢。
我的看法是，文化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物质文化、有制度文化，有精神文化，当这种三种文化形态它发展不平衡，出现一种畸形的时候呢，那么社会文化道德失范的问题有就产生了。我认为，经济的发展，是要有人文精神的引导，先进的精神文化绝对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必然就要在很大的程度上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万万不可的，但是没有社会的健康的精神文化的发展，也是万万不可的，在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人文理想先进的精神文化，我们需要这样的关怀，这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更加重要的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深度的精神文化的引导，经济的发展要体现一种以人为本，如果经济的发展不利于人的建设，不利于人性的完善，这个让人们感到机器的压迫，环境的污染，文物的破坏，信仰的失落，欲望无穷地膨胀的话，那么这种经济发展对人们生活的意义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所以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总是统一的，它相反这两者的发展，它往往是一种矛盾的，就是说在人类的历史上，工业文明所代表的这种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常常出现一种二元对立的现象，那么在这样一个现实的面前呢，作为人文、社会工作者，作为一个作家，文艺理论家，他们能做什么呢，难道，他们就一味地加入到推销那种消费主义呀，享乐主义呀，拜金主义呀，拜物主义这种行列中去吗？当然不是，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去影响经济发展，要制约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某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基于以上的原因，在中国当前的学术界，就流行一种叫做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它是西方引进来的一个词，但是，这个词被引进以后，它成为了我们中国当前的一种思潮，这种文化研究，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它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目前的这种文化研究的对象已经从解读大众文化等等现象，进一步地蔓延，比如说去解读环境污染，解读广告，解读模特表演，解读小区热，解读轿车热，去解读网络热等等，结果，解读的对象就离开了文学、艺术作品本身了，那么这样子，这种文化研究这种文化批评，就越来越成为了一种无诗意的，和反诗意的社会学的批评，那么这种批评我觉得它是一种社会学的批评，是一种政治学的批评，像这样发展下去，这个文化研究它就要跟文学、艺术脱钩，要跟文学艺术理论脱钩，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提出了“文化诗学”的一种构想。
“文化诗学”当然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积极的回应了，但是“文化诗学”提出的理由是什么，首先，它是诗学的，也就是说它是诗意的，它是主张诗情画意的，不是那种反诗意的，非诗意的，它不能够脱离开文学艺术作品，其次呢，它的研究和批评的视野呢是文化的，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你说的这种“文化诗学”不就是我们以前曾经很熟悉的文艺社会学吗，那么传统社会学不就是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来审视和考察文学艺术的吗，那么这里呢，我们应该看到，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发展出现了两次转折，第一次就是80年代初期的所谓的审美的转折，那个时候邓小平提出来，以后我们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了，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一种审美的东西，当时讨论得很热烈，那么这是一次转向，那么到了90年代呢，又说文学艺术这是一种语言，出现了一种语言的转向，那么自审美的转向与语言的转向以后呢，那么这个文艺社会学已经沉寂了相当的一段时间了。现在，由于新的文化研究的勃兴，我们似乎看到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又关注一些文学以外的似乎这种外部的问题，实际上，不是，现在新兴的这种“文化诗学”，跟原来的那个旧的文艺社会学，已经有很大不同，首先就是文化诗学它所面对的对象比过去要宽广得多，过去的文艺社会学它就解读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那些作品，而现代的文学诗学它要解读的对象大大的扩大，包括文学艺术，各种题材，各种类型的作品，包括现在发展起来的、流行的大众文化，影视这些都是我们要解读的对象，所以它对象大大地拓展了，另外观念也更新了，比如说现在有什么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这都是一些观念的一些变化，这些问题一下子讲起来是很复杂的，不是我们一下子能够很简单就能够给大家说清楚的，也就是说自从审美的和语言的这种洗礼以后，这个“文化诗学”它找到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那就是紧紧的从作品的语言出发，来揭示作品的思想意义，而不是像那些过去那些批评家那样，脱离开作品的形式和语言，空谈一些意义，已经不是那样了。
那么“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什么呢，那么就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庸俗的、丑恶的、不顾廉耻的和反文化的东西。深度的精神文化，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优秀文化的一种交融的产物，它追求意义和价值，那么这种深度的精神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它的人文的品格，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保证人的心里的健康，关怀人的情感的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的发展。
“文化诗学”是具有当代性的一种文艺理论，它的基本要求呢，我可以分为三点来讲，第一点“文化诗学”关怀文学的现实的存在状态，具有一种现实性的品格，它紧紧地扣住中国的市场化，产业化，以及全球化，折射到文学艺术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呢，要加以深刻地揭示，当前的一些文学艺术作品，随着市场经济漂流，为了赚钱，不惜鲜廉寡耻，一味热衷我刚才说过的所谓“原生态”的性描写，迎合人的那种低级的趣味，把人的感觉给动物化了，或者是宣扬暴力，把抢劫，绑架，斗殴这些东西当成英雄的事业，影响我们的青少年，使我们的青少年不知不觉当中走上了歧途，或者是一些大众文化，流行文化，表面看来是无害的，实际上呢，我觉得是用糖衣裹着毒药，把肉麻当有趣，那么文化诗学呢，它要有一种批判精神，它要义不容辞地对这些东西加以揭露。
我一直认为，当代的文学艺术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的价值的趋向，这就是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这二者之间的一种张力，我始终是认为，作家和艺术家他是在人的感情这块园地里工作的，那么他们跟社会学家，跟经济学家跟企业家等等，是有所区别的，就是说作家艺术家的追求，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他们的追求是有所区别的，对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这些人来讲，他更加关心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发展，甚至，认为为了经济的发展，牺牲一些人文的东西，付出一些人文的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历史的进步，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伤害一些人的感情，损害一些人的尊严，甚至牺牲一些人，都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更加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理性，往往呢，忽视人文关怀，那么作家艺术家就不是这样，作家艺术家呢，他是伸出两只手，他既要历史理性，也要人文关怀，他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不，他两个都要，鱼要，熊掌也要，都要，这就是作家和艺术家的一种特性。
俄罗斯有个作家叫拉斯普金，他发表过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目叫做《告别马焦拉》，马焦拉是什么呢，马焦拉就是安加拉河上的一个小岛，一条河上的一个小岛。春天来到的时候呢，那么马焦拉岛上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在那里等待着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岛要修水电站，这个水位一下子要提高几十米，那么整个岛都要被淹没，这个时候呢，这个年轻人和老年人这个态度就截然不同，年轻人觉得这太好了，过去一直封闭在这个小岛上面，现在呢，我们终于可以搬迁了，我们可以到外部的世界去开开眼界了，我们可以过一种现代化的生活了，恨不得立刻就走，但是老年人不这样，老年人呢就觉得马焦拉岛上的一草一木都这么的亲切，这里有他们的初恋，有他们的田园，有他们的绿色的森林，有他们的已经非常熟悉了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不愿意离开，所以其中的一个人物叫达丽亚大婶，就对她的孙子说，她孙子叫安德烈，对她孙子说，说你们这个工业文明还不如旧的生活安定呢，说机器不是为你们而劳动，而是你们为机器而劳动，你们跟在机器后面奔跑你们图什么呀，当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关键是这个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也就是作者的同情，这个作者呢，既同情年轻人，认为他们这种弃旧图新的向往现代化的这种感情呢，是值得肯定的，是值得赞扬的，同时他们又觉得这些老年人他们的那些怀旧的情绪，不愿意离开这个小岛，也是有价值的，也是要同情的，结果焦虑的是谁呢，是作家，作家既同情年轻人，也同情老年人，搬出去很好，觉得留在这里也很好，熊掌要，鱼也要，都要，这是历史理性，要，人文关怀，也要，这就是这个故事大体的情况。
也许大家都看过一部描写战争的电影，这也是前苏联的一部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它写的是人和战争的关系，在这部电影当中，它也是采取两个维度，一方面它是坚持历史理性的，认为这一群姑娘她们为了保卫祖国，为了反对法西斯，英勇善战，跟法西斯斗争到底，最后她们全部牺牲了，这种牺牲是值得的，这是历史理性的维度，作家呢，这个编导呢，加以肯定，可是另一方面呢，这部作品呢，也给我们一种淡淡的忧伤，就觉得这么多漂亮的姑娘，她们本来拥有幸福的，和平的生活，而且她们每一个都长得很漂亮，她们有美丽的青春，她们有美丽的爱情，但是战争把青春、美、爱情甚至生命全部毁灭了，毁灭以后，不可能再寻找回来，所以那个电影是以活着的男连长去给她们扫墓开头，这表达了一种忧伤的情绪，尽管是一种正义的战争，但是，它也给人带来一种毁灭，那么这里呢，就显示出他们重视人，关怀人的幸福和生命，这就是有一种人文关怀的维度，像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呢，我们还太少，在整个20世纪我们中国有多少次战争，但是呢，像这样一种作品，能够比较真实的写出人的在战争中的那种复杂的感情的作品，我觉得不够，这是文化诗学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文化诗学”开辟了文化的视野，发现文化艺术作品的文化内涵，那么文化视野的内容呢，包含了许多方面，比如说对作品，我们要进行一种价值的阅读，就是西方学者提出来，阅读文学作品有两种阅读，一种叫做品质阅读，一种叫做价值阅读。品质阅读主要是衡量这个作品的艺术性的高低，而价值阅读主要是要揭示作品所隐含的文化的价值。如果我们对作品进行一种价值阅读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作品里面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这里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北大的教授老教授季羡林先生，他就是用一种儒家的文化，去解读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朱自清的《背影》，那么他的发现跟我们不同，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解读就说朱自清的《背影》写出父子之间的深厚感情，但是他用儒家思想解读以后呢，他说这篇作品主要写的父慈子孝，他读出来的是父慈子孝，像“孝”这个东西，英文连翻译都翻译不出来的，这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这个要翻译呢，大概可以翻译成这样，对父母的虔诚，很罗嗦，英文里边没有这个词，只有儒家文化有这个词，因此我们用儒家文化解读这篇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要把作品放到原有的历史语境中去加以解读，这一点呢，也是文化诗学的一个要求，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说这么一句诗，你们觉得这像诗不像诗，“群鸡正乱叫”，大家一定觉得这不是诗，这算什么诗，这就是因为你没有把这句诗放到原有的历史语境，所以你觉得不是诗，我告诉你们，这句诗是杜甫的《羌村三首》第三首的头一句，“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羌村三首》写在什么时候呢，那是写在“安史之乱”即将结束，杜甫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经历过那种血与火的安史之乱，看到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残酷的斗争，现在他回到了自己的故园，他看到的已经不是人在斗，是鸡在叫，群鸡正乱叫，这个画面呢，是最精到的表达了杜甫对和平生活的那一种神往，他已经享受到了和平生活的一种温馨，像这句诗表面看着好象没有多少意思，但是如果你放到原诗里边去，又把原诗放到“安史之乱”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中，去加以解读，我们就会解读出许许多多东西来，所以我觉得文化诗学提倡解读的时候要有语境，要语境化，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文学艺术我们还要着重考虑文学艺术与别的文化形态的一种互动，要研究这种互动的关系，按照德国当代著名的一个符号学家叫卡西尔，他的符号学的文化概念，那么文化的样式在他看来主要是有六种，那就是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实际上我认为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等，那么“文化诗学”呢，可以研究文学与语言，文学与神话，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哲学，文学与伦理，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教育，文学与民俗，等等的相互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能够发现作品的新的意义，我认为文学艺术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一种系统，这一点呢，鲁迅早就说过，他说文学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所以企图摆脱社会文化的这种文学艺术研究呢，也就是孤立的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呢，我觉得呢，总是有缺憾的，所以文学艺术研究批评，需要文学艺术之外的这种参照系，例如文学它是一种文化，历史呢，也是一种文化，那么这两种文化是一种互动的，那么我们进行一种互动的研究呢，就会发现许多有意义的，有趣味的方面，比如说目前流行不少历史题材的小说和电视剧，那么不少历史学家呢，就经常批评这些历史题材的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呢，有很多是跟历史事实不符的，我们看了这些批评以后呢，就感到触目惊心，这些小说家，这些编导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了，怎么能这么乱写了，实际上呢，我不相信这些作家这些编导，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没有，他们就敢去写历史小说，就敢去编导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其实文学创作它是属于一种审美文化，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我们所写的作品，能不能够称为文学作品，关键就看他笔下所写的生活，是不是以情感来评价生活，关键是看这些作品是不是以情感来评价生活，是不是富有诗意，俄国的一个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他曾经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创作的主旋之一，就是感受到诗意和没有感受到诗意的这种区别，我觉得他说得是很对的，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也不能为了忠于历史，就完全客观的不动感情的完全的照搬历史事实，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其中的历史，都是经过作者的感情过滤过的历史，他已经不是历史的原貌，譬如说大家都很熟悉《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长篇小说，以及后来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那么就不是完全照搬历史，如果照搬历史事实这个创作就不会成功，三国演义包括小说和电视连续剧，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在于它有很充分的一种情感评价，三国时期的历史，在剧中只是一个历史的框架，一个时间的断限，历史事件被重新改写，历史人物被重新塑造，它已经不像一般的历史书那样，去忠实的叙述历史，编剧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以极大的热情去虚构一些场景，以爱憎的感情去塑造人物，比如说“空城计”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三国演义》里有一段“空城计”，我告诉你们，“空城计”你查一下《三国志》那个历史书就知道，是完全没有的，是子虚乌有，而诸葛亮屯兵陕西汉中阳平的时候，也就是演“空城计”这个场景的时候，司马懿呢，还在湖北的荆州担任都督，根本就没有机会跟诸葛亮对阵，所以这个小说和电视剧的作者呢，在这里完全是虚构的，在这里呢，不过就是一种情感评价，也就是说美化诸葛亮，赞颂诸葛亮的这种智慧，来通过这么一个场景来赞颂赞美诸葛亮的这种智慧，中国古代有一个文学理论家刘勰，在他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叫《文心雕龙》里面说过一句话，叫做“情者文之经”我觉得这句话可以说一语道破了，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审美的诗意的特性，所以对于文学艺术这种文化，你硬要用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去要求，这是不合理的，历史题材的文学作者并不是像某些历史家所所说的那样，他们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这一些历史题材的这些作者，他们呢，往往是要借历史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情感的评价，某一种看法而已。
那么“文化诗学“的第三点要求，就是重视通过作品，比如说语言，来寻找作品的意义，那么和过去旧的文艺社会学不同，“文化诗学”不是仅就作品的内容，抽象出来谈作品的思想感情，它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作用，语言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语言它所能达到的边界，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所能达到的边界，这个语言它是一种手段，同时它又是一种生活，当生活里面出现一个新的词汇的时候，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所以，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十分重视作品中语言的一种运用，譬如我们读小说，我们可以把许多故事情节都忘了，但是一些话一些人物的话，我们都不会忘，比如说在《三国演义》里面，曹操说的“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就是把一个奸臣的嘴脸暴露无遗。
比如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里边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那么我们也要进行细读，《狂人日记》里面有一句话，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那么这句话我们要加以细读，不能够像过去旧的文艺社会学那样，它表现的就是旧礼教要吃人，不能够这么一笔带过，我们要问，为什么鲁迅要在这里写，这历史没有年代，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历史是应该有年代的，为什么说这历史没有年代呢？那么我们就会想到，鲁迅想到的是中国封建统治两千年很长，漫长的历史，不是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的事，因此说，没有年代，漫长，在漫长的年代里面。另外，鲁迅为什么要写“歪歪斜斜”，每页码斗争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为什么“仁义道德”几个字是歪歪斜斜的，写出来的，“歪歪斜斜”又是什么意思，歪歪斜斜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敷衍的，不认真的，所以才是歪歪斜斜写出来，也就讲它那个“仁义道德“封建统治者所讲的”仁义道德是“是敷衍人民的，敷衍老百姓的，不是真的，是假的，所以后面还有一句话，说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字缝中，为什么是从字缝里面看出来的，为什么不是直接看出来的，是从字缝中看出来的，我们就知道，表面上他还是讲的仁义道德，是透过这个字缝，透过字缝也就是里面真正它讲的是“吃人”，这是对封建社会的罪恶的一次宣判，所以像这些句子，我们都要经过我们的一种细读，经过一种细读，所以这个“文化诗学”呢，它是重视通过语言来揭示意义的，这是“文化诗学”所坚持的，“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必将推进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为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我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问：童老师您好，我想问您一下，您认为在西方文艺界倡导的反诗意文艺批评理论的根源在哪里。
答：西方的文化批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反诗意，它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批评对资本主义的那种罪恶进行一种揭露，因为最早提出这种文化批评的是英国的伯明汉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一群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表示极度的不满，本来他们是研究文学艺术作品，进一步拓展开来，直接去议论这些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了，结果，把文学艺术的这些诗情画意呢，都丢了，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批评，那么这种批评，跟我们现在所强调的，所提出的“文化诗学“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提出的这个“文化诗学”，是扎根于我们中国的现实土壤的一种批评形态。
童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怎样用文化诗学理论来审视大众文化，谢谢。
答：大众文化，是文化诗学着重要解读的一个对象，我觉得现在大众文化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有的大众文化有比较高的品味，比较高的思想品味和艺术的品味，那么有的大众文化呢，我觉得品味就比较低，那么“文化诗学”呢，我觉得，它一定要根据这个大众文化的作品，它的语言，它的符号，切入到这个作品的肌理里面去，来展现来展示这个作品的优劣、高低，那么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价值阅读，重要的是价值阅读，我们要通过价值阅读这种方法来解读大众文化当中它的价值趋向，它的文化价值趋向，比如说它的文化的内涵，究竟是浅是深，是一种健康的，还是一种消极的，我觉得“文化诗学”呢，它可以通过这种价值阅读，这种方法，来达到对大众文化的一种深入的解读。
童老师您好，我听了您说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用文化诗学的这种理论，来解释影视中的一些戏说历史的现象，似乎非常的合理，但是这又难免对观众引起一些误导，那么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一个读者他要知道一段历史知识，那我建议你不要去看那些电视剧，你就去读一些中国历史，历史教科书，《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你去读这些历史书来获得知识，你企图通过电视连续剧来获得百分之百真实的一种历史知识这是不可能的，电视连续剧，最多提供的是一个历史框架，一种历史的时间的断限而已，人物经过他重新塑造，场景它也可以虚构，这里不但有戏说，就是那个看起来完全是正剧的那种电视连续剧里面有很多细节，都是编导创作出来的，虚构出来的，想像出来的，所以你要获得历史知识，我建议你去读历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