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我的世界卸货系统:写经体(写经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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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时代久远，朝代更迭，战乱所祸，两晋以来的名家真迹大多湮没，仅靠临摹品和石刻拓本传世，其中真伪相杂，多准以确辨。近代以来，人们对钟、王等名家书法字帖产生的怀疑，争论较大。清中叶以后，碑学兴起，康有为等人更是大力倡导北碑，而贬低南帖，于是，人们对六朝书法的认识便以魏碑为旨，学书者崇魏碑而轻南帖成为一时的风尚。康有为论述了魏碑的<十美>，对南北朝碑刻书法的艺术特征和美学风格作了概括。但是南北朝的碑刻书法毕竟是书写者雕刻者共同创造的，并不单纯是由毛笔写成的，其问书与刻的水平高下有差，往往影响到最后的效果。在碑学大兴之时，不少有识之士就已指出这一点，书法家启功、沙孟海等也曾有过论述。因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写本便成了研究这一时期书法艺术重要资料，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成千上万的古代写经公诸于世，其中有南北朝时期的很多写本，对于这个时期书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敦煌遗书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明确纪年的卷子在七八十件以上，这些为数众多的写卷，有的是敦煌人所书，也有不少是内地或南方人所写。因地域和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书法风格。两晋时期的写本具有浓厚的隶书特征，如晋写本《三国志·步皆传》（礅研O二八七）具有汉简书法意态之潇洒、自由开放等特点，但字体结构已变横势为纵势，结体稍紧，略显峭峻（图一）。一字之中强调主笔，特别是撩划收笔较重，体现7隶书的风格，但在很多地方改变了隶书的结构形式，横划的起笔不回锋，撇划送出也不回护，又反映出向楷书演化的特征。本卷与六十年代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吴书·孙权传》书写风格极为相近，应是同—时期的写本。
东晋南朝时期，楷书的写法开始普及，当梁天监五年（五O六年）写于荆州的《大般涅槃经》（S·八一）是南朝楷书的代表。通篇结体均衡，布局平正，点划基本上扫除了隶书行笔的笔势。横划起笔略轻，收笔略重。北魏皇兴五年（四七一年）写于定州的《金光明经》（P四五0六）与之近似，真可谓交相辉映。其行笔劲健，骨力峻峭，具有《刁遵墓志》（五一七年）的特点（图二），结构严谨，风神典雅等方面，堪与《吕超静墓志》（四九三年）《王慕韶墓志》（五一四年）等相媲美。
南朝写本发现的较少，而所见的南朝写卷均为楷则严整，书写平正。除上述《大般涅磐经》外，还有梁天监十八年（五一九年）写的《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P二一九六)、梁普通四年(五二三年)的《律序卷第上》、普通四年（五二三年）的《华严经卷第廿九》等等。此外，如陈天嘉六年(五六五年)的《仁王般若经序》（P、三四七一），是风格较为独特的一例（图三）。此卷仅存一纸，凡十三行，行四十字左右，小楷细腻，笔法劲健、流畅，妍美处颇有《崔敬邕墓志》（五一七年）的神采。南朝晚期写卷，楷书已逐步成熟。如陈至德四年（五八六年）的《摩河摩耶经》，陈太建八年（五七六年）的《佛说生经》等等，笔法和法体方面都为唐楷树立了典范。
大多数北朝的写卷，字体都介于隶与揩之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隶法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十六国时期至北朝早期的写卷，直接承袭了汉隶的笔法，如写于西凉建初元年（四O五年）的《十诵比丘戒本》，此卷前部已残，尾全，近十米长，根据题记可知为敦煌僧人所书，书法具有浓厚的隶书特色，字形不太严整，大小不一，通篇看来却显得意态潇洒，奔放不羁。行笔迅疚，很多字往往末笔重顿或拉长，与汉筒书风一脉相承。另外如兴安三年（四五四年）的《大慈如来告疏》（敦研OO七）（图四）。此帖仅一页，正文十七行，每行廿七字，下部多残，字体方正，结构紧凑，字距、行距疏朗，笔致朴拙，上承《衡方碑》之气度，下可与《枳杨府君神道阙》（三九九年）（图五）相媲美。康有为认为《枳杨府君神道阙》<丰茂浑重>，<考其体裁，可见隶楷之变>。这一评语用于敦煌写本《大慈如来告疏》，同样也是很适合的。这类书体对北朝写本影响较广。如果说以上两种写本更多地近于隶书，那么，在北魏至西魏很长时间流行的书法则应称作隶楷型，隶楷型写卷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类以北魏写本《大般涅槃经》（敦研二O）（图六）和《妙法莲华经》（敦博七二）为代表，继承了汉隶平正、匀称的特点，又接受了东晋、南朝楷书的影响，结构校长，行笔流畅而又灵活多变，左右两侧的笔划放得较开，特别是横、撇、捺划拉得较长，显得灵秀、娇媚，又往往一字之中多有连笔，笔致迅疾处，尤见变化奇丽，跌宕乃端。使规整冗长，布苦算子的小楷写经呈现活泼、清丽之姿，既发展了隶书典雅、优美的精神，又一改其古朴、凝重的气息。属于这类风格的，尚有水平五年（五二一年）的《大般涅槃经》（P.二九O七），正光二年（五二一年）的《十地论初欢喜地卷第一》（P.四八二三），大统七年（五四一年）的《大般涅槃经》（S.二二一六）等等。
第二类则发展了汉隶敖侧，变化的特点，以永平四年（五一一年）的《成实论》（S.一四二七）、延昌三年（五一四年）的《成实论》（P.二一七九）为代表，这类写经结体紧凑，呈向左倾斜之势，起笔较轻，收笔厚重，前承《三国志·步笆传》和《十诵比丘戒本》书风，又与龙门造像碎书法意态相通，波成变化细腻丰富，行笔流利，墨色丰润，气象浑穆。这类风格在北朝写卷中数量较多，尤以北魏末、西魏时期居多。如延昌二年（五一三年）的《大楼炭经卷第七》（S.三四一）、同年的《华严经卷第十七》（S.二O六一）、永熙二年（五三三年）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三一》（S·四四一五）等等。直到北周保定元年（五六一年）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S.二O八二）仍然沿袭这一风格。有的写本则不同程度地有所发展和变化，如北魏正始元年（五0四年）的《胜重义记》（S.二六六O）笔法刚健，结体险峻、雄奇，与龙门《杨大眼造像记》相比，其意态风神极其相似。又如大统二年（五三六年）的《法华经义记》（P.三三O八）（图七）和大统三年（五三七年）的《东都发愿文》（P.二一八九）主要发扬了这类书法的活泼奔放、倚侧跌宕的特点。前者己近于行书。时见草书的省写，又往往连笔，气势流畅，后者虽保持楷则波挑起伏很大，横画、撩画和有的竖画往往拉得较长，时见汉简笔意，倜傥不羁。敦煌莫高窟第二八五窟大统四年、大统五年题记的书法也与之相近。但更多的写卷则向淳厚、朴拙的方向发展而渐趋平正。
南北朝写经书法艺术（二）考察北朝写本，我们发现属于第二类隶揩型的写本大多出自敦煌写经生之手笔，如公元五三二年的《律藏初分卷第十四》，公元五三三年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一》（P.四四一五）甚至是当时的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所写，西魏写本《贤愚经卷第二》（敦博）为敦煌大守邓季彦妻元法英造。此外，此类风格的写经虽书写者不同，但大都记录着典经师令狐崇哲之名。令狐氏为敦煌世族，对敦煌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想见，统治者和世家豪族的书法风范和审美观念必然影响着这一地区的写经书法，而以《成实论》（S.一四四二七）为代表的书体风格也具有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
北朝晚期，两种风格渐趋融和，随着南北文化的不断交流，北方写经也逐步与南方书法相统一，楷书已成为主要的书写方式，只是在不同的地域，仍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自身的特点，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写本是北周保定五年（五六五年）写的《十地义疏案》（P.二一O四）（图八）和同年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S·一九四五）等。前者行笔圆润，结体方正，虽有的字仍留有北朝早期的习惯，但总的看来已是成熟的楷书。后者结构方整，笔力硬键、挺拔，章法严谨，平正中时露险峻，起笔直入，不加回锋，捺笔收势时露锋芒，意有金石效果。通篇结体虽紧而气势开张，缺点是稍嫌拘谨。比起大量的北朝写本来，此卷可谓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已开隋唐楷书的先河。
敦煌遗书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佛经，在印刷技术尚未发明的南北朝时代，传抄便成了书籍流传的唯一手段。魏晋南北朝又是佛教兴盛的时代，宗教传播与信仰的需要，大大刺激了写经的事业，社会上也相应地产生了一些专门抄写佛经的人，这便是在敦煌遗书题跋中常见的经生、写经生。他们的书体也被称为写经体。写经体书法首先必须实用，字迹清楚明白，其次才追求美观。因而与书法家所追求的艺术趣味大不一样，所以在古代，文人士大夫对于写经体书法是不屑一顾的。写经体书法固然矿法与书法家的美学境界相比，但书法艺术本来就是一种实用性和普及性很强的艺术，一个时代的书法这是要受到这个时代审美风范所影响，写经体书法更是如此，它必须满足人们对书法审美的普遍需要一因而，写经书法往往更为直接地反映出一个时代书法的审美趋向。譬如在钟王书法风靡的魏晋南北朝，通俗的民间书法或多或少地要接受这一风气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敦煌遗书的书法对于研究魏晋诸家的书法作品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字学家唐兰就曾说过：“所以要认识右军书迹真面目，就必须从唐以后摹刻本取其外貌，而从传世魏晋人墨迹推想其笔意。”这是很有见地的。
南北朝时代，是政治大变革，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文化艺术也呈现纷繁多变的局面。东晋南朝以后，汉文化中心南移，政治上日渐衰落，思想上承袭了正始玄学的余绪，书法艺术方面则发展了轻盈、洒脱、柔媚的书风，钟王书体备受推崇。而在北方，鲜卑等少数民族凭着武力占据中原后，便迅速吸收汉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孝文帝改制以后，从政治、文化等方面加速汉化进程。然而，北魏也并不是一味地学习南方的文化，更多的则是吸取汉儒传统的思想。魏晋之际，玄学兴起，传统儒学在南方没有很大的发展，但在北方世家中，却以家学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些根深蒂固的儒学传统，对北魏统治者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使北方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而较少接受南方玄学等思潮的影响，因而在审美风尚方面既保持了雄强、粗犷的本民族性格，又接受了敦厚、淳朴的汉儒精神，同时又在不断地有选择地学习南方文化。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汉隶书法为何那样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北朝书法，这不能仅用<先进>与<落后>来解释的，而是反映了南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价值趋向的。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南北书法总的方面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始终没有停止过相互的影响与交融。清末以来，南方碑刻发现的越来越多，如《谷朗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始兴王碑》等等，结体造形与北方碑刻完全一致，推崇北碑的康有为也盛赞南碑，认为：“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在敦煌遗书中，我们也不准找出例证。南朝的写卷也常有隶楷的风格，如南齐建武四年（四八七年）吴郡太守张环所造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卷一百三十六》（敦研O三二O），笔力浑厚，舒缓自如，结体疏朗，仪态万千，与北齐石刻《唐邕写经碑》（五七二年）、《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极为相似，只是石刻字体巨大，笔力浑厚而奔放，写经小字，笔致时见锋芒，而它们的结体、气度如出一辙，令人叫奇。可见不论南北，各种书体、流派都以书写者的不同爱好和习惯而存在。
处于南北政权分立，战乱不休的时代，民间的书法更是体现出流派纷呈，风格多样的局面，仅就碑刻，康有为就总结了十六种风格，即所谓<十六宗>。碑刻的不同风格，首先是取决于书丹的不用风格，敦煌遗书也充分地展示了南北朝写经书法的不同风格，因写经仅有小字，远不如大字那样变化丰富，但就所见的敦煌写本而言，从隶到楷的演变轨迹，以及各类书体风格已可见一斑7，再参照同时期的碑刻书法，我们就可以较为全面地认识南北朝时代的书法艺术风貌了。
***************************************************************************** 儀鳳寫經體 唐代是楷书的鼎盛期，众多耳熟能详的书法大家多出自唐代，如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等。唐代历经近三百年，同时也是楷书的一个转折期，其在唐初期与晚期的风格有很大差异，并且北派与南派书法也有所区别。早期的楷体，保留有一定程度隶书的遗风，这主要表现在写法上，较常见的比如「此」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除此以外在风格上较为飘逸，这一点与清代小楷的严谨有极大不同。
唐代也是佛教的兴盛期。由于当时的皇室崇信佛教，对此极为重视，因此产生了宫廷写经的制度。宫廷写经的要求极严，但并非均在宫内完成，也有委托寺院抄写并由政府官员监制的；而宫内方面，则由负责管理经籍图书的机构秘书省负责。「TypeLand 儀鳳寫經體」选用的样本来自于仪凤元年秘书省所抄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其笔法成熟，风格介于褚遂良的小楷与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之间，自由但并不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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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顺博物馆丰富而独具特色的藏品中，来自古代西域的汉文佛教写经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一部分是以新疆吐鲁番为主要出土地的佛经写本残片，这部分残片以其数量多、时间跨度大、内涵广博成为馆藏西域汉文佛经的主体；另一部分是来源于甘肃敦煌藏经洞的佛教经卷；还有一部分是标题为《敦煌石室写经册》，这部分是由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收藏，形式已经经过重新改装的佛经残卷。近年来，随着佛经文献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其书法价值也日益受到愈来愈多人的关注，写经体作为中国古代书体之一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旅顺博物馆与文物出版社《书法丛刊》编辑部合作出版了《旅顺博物馆藏西域书迹选》，此专刊通过旅顺博物馆馆藏大量早期汉文佛经断片的书写形式，对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写经体”的源流进行了探索。 “佛教探险”发现佛经残片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佛经残片和甘肃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教经卷，被称为大谷收集品。早在上个世纪初，日本西本顾寺第二十二代门主大谷光瑞组织了“中亚探险队”，先后三次赴新疆、甘肃、西藏等地，以及阿富汗、印度各佛教遗迹进行所谓的“佛教探险”活动，以各种手段攫取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根据资料记载，最初“中亚探险队”将全部新疆文物运到了日本，几经转手，一部分文物成为今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品，另一部分文物，1915年随大谷光瑞移居旅顺，当时由大连“满铁”株式会社寄存在关东都督府物产陈列所（旅顺博物馆前身），1929年，部分文物作价卖给了旅顺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馆长郭富纯说：“目前馆藏的西域文物应该是大谷收集品的主体，但并不是全部，从现有线索看，日本龙谷大学收藏的八千多号文书残片也是大谷曾经带到旅顺的一部分。” 佛经中蕴含大量信息
敦煌经卷部分是旅顺博物馆西域收藏品中记录最为详细的，从外部特征来看全是未经装裱的，全部没有尾题，本身没有年代，但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题为《观世音经》的经卷，这是一个破损较重的经卷，背面粘贴了许多大小不一的纸条，应该是当时经卷就已经残破不堪，用一些废纸裁剪进行了必要的修补。郭富纯说：“让我们关注这件经卷的还不仅是这些，它的独特之处是经文前部有十三行的书体、纸制与后面的明显不同，而且在二者相交处可以清楚地看到粘贴痕迹，对比二者书体，后者是典型的唐代写经体书法，至于前者的书体时代，长兴五年（934年）三界寺和尚道真发起了‘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首尾’的活动，这件经卷就应该是此次活动修补而成的。从前后两个题名中就可以看到时代的特征。”
学术价值世界瞩目 《旅顺博物馆藏西域书迹选》专刊出版后，在国内外书法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权威的书法杂志《墨》在2007年第1期中，用较大篇幅作了介绍。郭富纯说：“博物馆除了收藏与陈列的功能，学术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去年，旅顺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和大连历史文物研究所先后成立，此次专刊的出版，也是我馆学术研究的一项成果。专刊中不但汇集了馆藏西域书迹精品，还刊出了一组由我馆专家撰写的专题学术论文，有对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汉文佛经写本《诸佛要集经》与写经体之源流的探索，有以《道行般若经》为例诠释的北朝早期写经的书法艺术，还有对《唐建中四年孔目司帖》书写特点的分析及新的释读。专刊的出版，将对推动中国古代书法史研究，特别是佛教写经书法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 敦煌写经 敦煌写经与书法艺术 敦煌写经书法是中华书法艺术之宝库，写经书法具有浓厚的特色，以至于为人称为“经生体”。在师承渊源上我们却发现，经生们仍以社会流行的书法范本作为自己的楷范。敦煌写经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大多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敦煌写经的艺术价值很高，部分写经书法体现了唐代书法较高水平，初唐人写《妙法莲华经》卷一《序品》后半、《方便品》前半被书法界权威人士称为“笔法骨肉得中，意态飞动，足以抗颜、欧、褚，在鸣沙遗墨中实推上品。”而诸如此类的写经上乘之作，实在不少。唐代书法界，推重名家，对写经书法视而不见。北宋徽宗时，御府能收藏唐经生手写卷子，已表明对其书法水平的称许。唐写经大多是字字珠玑、篇篇玉璋的精心构思之作。以无名氏书《大乘入楞伽经》为例，行与行之间，都有清晰的乌丝栏（这也是写经的共同形制），抄经在乌丝栏之内，整体上干净利落，十分可爱，而每一个字的布篇也多在“四方块”之内，这都是唐写经书法齐整划一的重要表现。但细观每一个字，都在四方块中极富变化，特别是突出横划、捺划等主笔，在字形中间部位的横划，多破锋直入，类同尖刀，收笔时稍事停顿，即作回锋，给人以迅疾、畅快之感。当然，这样单刀直入的笔法也是抄经速度上的要求所致。 当然， 敦煌写经卷子中并不见得件件都是精品，相反，有些倒是十分的粗糙，有些楷书的基本功也是十分欠缺。如斯719《佛名经》比之其他抄经，书法水平要远远地落后几个档次，类似情况还很多。而更多的情况是，民间的佛信徒拿不出钱雇人抄经，有可能自己动手抄写，这种没有经过训练的抄经显得有些粗疏也在所难免，而经过重重把关的政府抄经当然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从敦煌写经书法艺术中，我们体会到佛教通过写经积累功德的目的，体会到佛教对于艺术的约定，离开了这些文化的考察谈写经书法的优劣，评判其艺术水平的高低，是没有意义的。 ********************************************************************** 晋唐小楷六种
作者：古吴轩出版社 编
出版社：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11-01 小楷形成于魏晋而发展于南北朝，著名书家钟繇、王羲之父子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新疆、甘肃等地发现的大量手抄经卷，也说明了当时小楷的应用和发展情况。隋唐两代，是楷书发展的全盛时期。今天我们从隋代碑刻中可以听到初唐小楷的先声。在小楷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晋唐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这个时期著名书家的小楷作品，墨迹无存，而于宋人刻帖中却并不鲜见，特别是《越州石氏帖》，更可推榜首。晋唐小楷的发达，与印刷术尚未发明和佛教的兴盛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魏晋南北朝盛行一时的小楷“写经体”即因是而生。大众对书法的审美需求结合了宗教信仰等因素，使一时的小楷具有了整齐而便于疾读的特点。欧阳修曾云： “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又以小字为难。”晋唐小楷，由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成为了中国书法园地的一丛幽兰。这些法度严谨、肥瘦得体的作品，也成为了后世学书的典范。 *********************************************************************** 唐人写经 雅俗共赏： 写经体，可以追溯到两晋和南北朝时期
2010-3-24 11:28:53 发布人：中国古玩网 来源：中国古玩网
艺术价值的高低不是以俗或雅来鉴别，而是看它的生命力是否长久。 写经体，可以追溯到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北魏时期是佛教文化的兴盛期。到了隋唐，写经体就更趋于完美成熟。唐人写经在继承前朝写经的基础上，逐渐摆脱了陈腐僵硬的书写习气，将一些错别字逐一地摒弃，从而使经体的观赏性更趋于大众化。 从留存传世的唐人写经看，各经生由于其艺术修养和书写水平的参差不齐，故在鉴藏上一定要仔细区分，切不可一概而论。充满着宗教文化的唐人写经，能流传至今的确不易。各个朝代的战火以及外国列强的掠夺，使得大量珍贵的经卷不复存在，这样的现实令人痛心。虽然这些经生墨迹大多佚名无款，但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内在的书法魅力，这些古老的残经断片的艺术价值，的确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
由于社会历来对充满佛教色彩的写经艺术不够重视，特别是一些文人士大夫们，认为写经体很匠气，缺少高雅的书卷气。觉得经生只是机械地流水抄写，并无太高的艺术价值。这种世俗的偏见，已流传了数百上千年。我深感此种狭隘、浅肤的思想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留传于世的经卷大多是无名氏墨迹，他们远离世俗的喧嚣，使“真水无香”的写经艺术逐步形成一种专门流派。写经文化的超凡功力，的确让人痴迷陶醉。初唐“楷圣”欧阳询就对写经体进行过专门的练习和研究。就连大文学家苏东坡也十分赞赏写经文化，认为它是不可多得的小楷范本。
“扬州八怪”之首郑燮，自创“六分半”书，当时的一些文人雅士对郑的“六分半”书是很难接受的，嗤之为不正统的“杂体”。从现在看来，郑板桥并未脱离传统的精华。相反，正是这孤傲个性的“怪”，才使他的书法有“标新立异”的美感。
安徽鉴定家石谷风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过一本自己秘藏多年的《晋魏隋唐残经墨迹》一书，这是我国迄今为止，首次由私人藏家提供的写经藏品。石先生收集的这批写经残卷，曾得到过黄宾虹的题名。这批珍贵的写经残片多流散于私坊地摊上，若不及时抢救，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残片多只有巴掌大小，但收集年代比较齐全，真乃“寸纸贵金”。从残经的书写上，我们隐约感到，历代经生在书写时的那份虔诚之心。虽然经片上只留有历史的残痕，让人感发“思古之幽情”。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唐云诸大师对石先生所藏残经评价甚高，并都有题记和跋文。启老在鉴定残经后自谦地说：“谷风所藏历代残经，要胜于敝匣之所藏”。画家唐云在赏玩后，被一件唐人草书残片所吸引，把玩良久不忍释手，激动地赞赏为陆士衡《平复帖》再世。
笔者有缘，也秘藏有唐代《妙法莲华经》残经长卷。装池为宫装，卷首包有细棒，轴两端镶嵌有梯形白玉心。写经纸纵行17字，栏高20厘米，栏距2厘米左右。经纸厚且软，纤维细长，坚密而有韧性，表面细腻光滑，很匀称，透光照看无帘纹，墨色黑重如漆，不透纸背，从纸侧面观之略泛蓝光，其色赭黄，经生当年在书写前可能染过黄蘖汁，经卷面上有虫蛀痕。
字为行楷体，写得流畅遒劲，饱满气足，游丝相连刚健有韧性，用笔中锋、侧锋互兼，整幅长卷给人以上下呼应、首尾相顾之感。绝无乏力颤抖之态，可见此经生功力之深厚。经文起首盖一白文汉印已模糊不可辨，中下部钤盖有“潜叟秘笈”圆朱印一方。一些行家鉴赏后，都认为此残经为唐代写经之精品，非常珍贵，经生的书法功力可谓不凡。 ************************************************************************ 《中国书法史（全七卷）》(刘恒 等)出版社: 江苏教育出版社发行时间: 2002年05月语言: 简体中文 ************************************************************************ 历代名家小楷临摹通用字帖：（唐）钟绍京小楷《灵飞经》定 价：￥15.00 作 者：黄继成，黄继春 编出 版 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10-1
图书名称：历代名家小楷临摹通用字帖：（晋）王羲之小楷《乐毅论》书籍作者： 黄继成，黄继春 编
图书出版社：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品相：10成品相
库 存 量：10 本
图书售价： 优惠价：4.80元 图书原价：12.00
图书类别：艺术
上书时间：2010-03-19
出版时间：2008-10 印刷时间：2008-10-01
开本： 大16开 页数：79页 历代名家小楷临摹通用字帖：（明）文征明小楷《真赏斋铭有叙》 历代名家小楷临摹通用字帖：（明）王宠小楷《圣主得贤臣颂》王宠的优点是晋韵,耐人寻味.
这书就是入门练字书,大家寄予厚望,以致不满意,书里的选字还是很典雅优美的. 历代名家小楷临摹通用字帖：（明)祝允明小楷《前后出师表》 [平装] 书籍作者：~ 黄继春 黄继成 (作者) （元）赵孟頫小楷《汲黯传》 历代名家小楷临摹通用字帖 ISBN： 9787543936584
书名： （元）赵孟頫小楷《汲黯传》 历代名家小楷临摹通用字帖 著作者： 黄继成 (------历代名家书法欣赏合集（转载）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130/09/4020013_7362818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