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游戏机厂家:张爱萍:45 改革年代 (一)

国庆３５周年盛大阅兵的热潮还没有退尽，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从现在看到的许多官方权威性的报道中，对这次大会，都给予了很重的评价，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又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会。会议通过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规定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改革由农村向整个国民经济领域的全面铺开。

邓小平专门谈到了这份文件，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他说：“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邓小平对党的许多文件都有评价，但是像这样给予赞誉的则是不多见的。

邓说的这个“异端”也冲向了军事－工业界联盟的古老而封闭的国防工业。

这的确是个新课题。中国这条大船，告别它航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航道，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防科技工业这个高度集中的产业，该如何去适应这个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大市场呢？军事工业将在经济转型的巨大变革中，经受剧烈的震荡。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四（电子）、六（船舶）机部之后，将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４个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一样，纳入整个国家规划，由国务院统一组织和管理。

国防科工委不再归口管理上述４个工业部的全面业务工作。

这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它意味着延续了３０年的我国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从此将不复存在。

建国３０年来，我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军工体系。在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上，军工自成系统。国务院设有国防口，统一归口管理国防工业各个机部。二机部是核工业；三机部是航空；四机部是电子；五机部是常规兵器；六机部是舰船；七机部是战略导弹和航天；八机部是战术导弹（在这之前已经撤销）。国防工业口根据军队的要求和军费的安排，给所属各机部下达军工生产任务。

这次改革，就是要拆掉这个口子，打破民用和军用在管理体系上的分离，下属的各个机部和其他民用部门一样，直接归国务院领导，除保留必要的军品生产线外，一律纳入民用系统。 

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国务院体制调整方案在会上拿出来后，父亲说，他不好举这个手。中央确定的事，当然要服从，这是原则。但这一切来得是如此突然，毕竟涉及面也太大了。

他说：“紫阳同志，这个手，我举不起来。涉及到军队的事情，国务院单方面决定是不妥当的。”

赵紫阳说：“也好，我们这次会议先不做决定，就请爱萍同志把这个方案带到军委去吧。”

其实，军队方面也有误解，打破自成系统的国防工业体系，是管理体制上的调整，国防工业并不因此而消亡。只不过，从此，军事工业不再是指从事军品生产的企业的总和，而是指所有军品研制和生产活动的总和；军工行业管理的对象不再是原来拥有产权的军工企业，而是与军用有关的技术和生产行为了。

当然，管理体制的变化必然引起军工产业内在运行机制的变化，以后，军队再要什么，那就拿钱订货。过去是按指令办，现在是按合同办。这就是向市场化的转型的基本内涵。军人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那要花多少钱，人家才同意卖给你呢？飞机大炮难道也能像电冰箱、洗衣机那样在市场上货比三家吗？

既然是向市场化转型，这就必然导致军工产业的企业化改革。

过去军工科研生产部门虽然也被称之为军工企业，但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们既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也不承担经营风险和享有收益分配权。企业生产要素的配置、生产活动的组织和产品的调拨等都是通过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的。

这次改革，就是要把军工科研生产部门转变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竞争的主体。通俗地说，就是转变为公司。军工部门的企业化改革后，各机部一律改为公司，国家只是出资人，企业享有经营的独立权。传统的行政上下级管理模式和隶属关系将被资本联结纽带关系所替代；集团公司真正以效益为中心，并按照市场导向进行开发经营，逐步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这个前景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那么新鲜。当然也有人说，这行吗？是不是有些太邪乎了？

后来听到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议论，说又不是断他们的粮，反应这么激烈，真没想到。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层，稳一稳也好，那就先缓一步吧，邓小平说，分两步走吧，核工业部和航天部暂时不动，其他两个部，兵器和航空先划拉过去。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军委座谈会期间，我和文件起草组的同志们无意中闲聊，谈起这次会议上提到的关于“国防工业自成小天地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大家都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指什么？针对谁？我也很奇怪，是啊！这话是有所指的吗？父亲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不错，与他有关吗？“小天地”，究竟寓意着什么呢？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事出有因。不行，我得问个明白。

晚饭后我陪父亲散步，闲聊中谈起了这件事。

“什么小天地？我怎么不知道？”他说。

咳，文件上都有了！你开会肯定又走神了，又在想你自己那摊子的事，也不听听人家说什么。我责怪父亲，并把文件给他找出来。

他看了后说：“军工体系是历史形成的嘛！又不是谁非要把住。中央决定了拿出去，我们执行就是了。” 

在这样一个重大变动的面前，父亲是什么态度呢？应该说，他不是个保守的人，更不是个把事业等同于个人权力和利益的人。但应该承认，这个变化不在他原有思考的范畴之内，也突破了他对国防工业发展的宏观设计。对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对执行这一举措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后果，他和他的机关的确需要一个思考和反复论证的过程。

但问题的性质，似乎不完全是工作层面的。小天地！谁在搞小天地了？小天地与独立王国何异？他对这一说法是难以接受的。其实，不就是盯上了国防科技工业这块肥肉了吗？当初，那样困难，求你们，你们不管，说是要我们自己“滚”，现在滚大了，红眼了，就借着改革之名，一锅端了过去。端就端吧，又不是我个人的财产，何必扣帽子呢？

但他还是很恭敬地执行了这个决定。

我查到了当时的一份文件。是国防科工委在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３０日给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关于军工体制改革的原则建议》。内容摘录如下：

张爱萍同志最近邀科工委在京的几位领导同志，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邓主席、杨副主席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国务院根据当时情况，决定军工自己“滚”……为了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四化建设的大局，军工这支力量，今后应同国民经济各部门一样，纳入整个国家的规划，统一安排。据此：

一、国防科工委不再归口管理核、航空、兵器、航天工业部的全面业务工作，改由国务院统一规划、组织和管理。

……

三、这四个军工部都按照中央的决定，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

另外，也可考虑，将核工业部（二机部）、航天工业部（七机部）……同目前一样，仍由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

文件的详细内容就不一一引用了。不难看出，上述的这最后一句，把核工业部和航天部留下，是根据小平同志最后出面摆平时的意见提出的。 

父亲于１２月２６日在这份文件上批示：

赵总理：“杨副主席要我请示你有何指示，以便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对此建议，遵你曾对我指示的原则，我说明如下几点意见。……其另外项，可不必要。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

不难看出，他的用词极为恭敬，不是批评过他是个“惹不起的人吗”？但他还是挺倔的。我又不是要饭的！要拿就一起拿过去吧，何必遮遮掩掩的，这样倒也干净利落，又不是我个人的财产！

赵紫阳１２月２７日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所批各点。

这份报告，可以证明，军工体制改革的决心，以及改革的方向和总体思路，是中央最高层决定的。和以往不同的是，本着不争论的原则，事先并没有听取国防工业系统的意见。国防科工委只是根据总的意图，提交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方案。把二、七机部也一并划过去，是父亲最后的意见。

父亲晚年回忆时说：

“８０年代初，我遇到的问题是，开始改革开放了，全力发展国民经济。国防工业系统，军工产品需求量减少了，研究、生产部门过剩了，除二、七机部还有事干以外，搞常规武器的力量一下子都闲下来了。整个经济有困难，要靠自己。王震同志是最早提出‘找米下锅’的，试了以后，这个办法不行。我提出，军工企业搞民品，一定要在国务院的统一规划下进行，统一计划、统一安排。但他们那时认识不到这股力量，把国防工业只视为包袱。核电站的那次吵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但两年后，我们自己搞起来了，民品和军贸都起来了，他们这才发现国防科技力量确实有优势。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股脑地搬了过去，把这些部门通通转向搞民品，武器装备也不管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把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纳入国家统一规划。

“由于国务院把国防工业的几个部，也搞成了像民用部门那样的经营型性质。这就出现了新的矛盾。例如六机部改成船舶工业总公司后，海军要船，双方就只能讨价还价。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意见，就我国目前的体制和现状看，武器装备不具备采取一般商品的市场经营条件。尤其是战略武器和重大研制项目，只能是国家行为。

父亲自１９５６年起，到他１９８７年退休，在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岗位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干了３０年，实际上是３２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步枪到原子弹，从步兵武器到太空武器，伴随着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在他晚年，我曾就我国军事科技工业如何面对新的时代的发展这一话题，和他有过无数次交流。其实，在一个新事物面前，许多决策未必一开始就十全十美，许多真知灼见也未必一开始就被认同。中央的态度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了问题，改过来就是了。今天，这一切已成往事，父亲当年关于国防工业改革发展的思想，我不忍被时间的长河所湮没，还是记录整理了下来，提供给关心我国国防事业的朋友们。或许多少还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国防工业要不要改革？父亲认为，当然要！但怎么个改法要从国情出发。美国搞的是市场，苏联搞的是计划，我们是沿袭的苏联。在冷战中，苏联垮了，但是不是因此就转而走美国的路？

８０年代初，国防科技工业遇到的最大问题，也是最紧迫、最现实的问题，是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的问题；是国家无力支持军工这个庞然大物的问题；是军事科技优势和生产能力没有及时转化为民用的问题。企业转制和市场化是个慢功，市场经济要的是规范、健康的市场，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国有大型企业的转制，要等待市场的成熟。当时面对的，对国防工业的方针是压缩和转化的问题，而不是拆掉和转制的问题。因此，应该继续坚持调整、整顿的方针，压缩军品规模，在保住军事科技领先地位的同时，发展民品和军贸，走“以军带民、以军促民、以民养军”的我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

１． 必须把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准备打赢一场战争上。绝对不能为追求近期经济效益而搞短期行为，更不应单纯以减轻政府负担卸财政包袱为目的，简单地把军工科研院所推向市场。

２． 坚持以军为主。不管国防工业有没有单独的管理体系，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国防工业的核心是军，而不是民。走“以民带军”还是“以军带民”的道路，是一个机制问题。不能认为，军就是包袱，就是纯消耗。以军事科技、军事工业反作用于国民经济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自己的航天和核工业的发展就是如此，从民用出发投资搞航天、搞核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见不到市场效益。两条路子，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关键哪个是捷径。我个人认为，在市场发育不成熟的８０年代中期，立足于自己的基础，做一些调整，比做大手术要好。

３． 改造国防工业。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小摊子、高水平”的国防科技工业的国家队。政府是投入的主体，是直接的领导者和管理者。

除此之外，对一般军工单位，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分清主次，决定去留；要稳住军品，放开民品。鼓励有条件的军工企业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道路。

４． 改制不是绝对不行，但在传统的企业改革尚未进入良性循环，商品市场孕育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对国防科技工业所属单位的转制更要持慎重态度。不妨等待一下，太快、太猛，往往徒具形式。 

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３年，父亲会同国务院对三线建设进行了调整：一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投资方向，停建、缓建一批基建工程；二是将军工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转向民品生产；三是对选址不当，难以维持，或者重复建设的，实行关、停、并、转。１９８３年底，国务院成立专门机构，对三线建设进行全面调整改造，一是调整企业布局，二是调整产品结构，三是技术改造。

调整、整顿使国防工业逐步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再造，许多企业通过转型已经成为驰名中外的民用集团，如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转制为主要生产系列民用车辆的“东风”汽车集团，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变成占世界产量第一的“嘉陵”摩托车集团。不少三线基地还走出国门，面向国际市场拓展业务，如西昌导弹基地用长征系列火箭为世界多个国家发射了卫星，并成为世界知名的卫星城。通过军民结合的产品改造，到１９９０年，军工企业的民品产值已经达到１５５亿，占当年军工企业产值的７５％，比１９８５年增长了１．９３倍。经过调整和改造，中西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已初显规模，在一些具有相对优势领域初步构建起高技术产业群，如光电子产业、软件产业、新型电子元器件，智能仪器仪表、航空产业、卫星应用产业、生物医药等，形成了一批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高技术产业。改革开放后的国防工业的调整和改革，使国防工业成为催生西部开发、实现西部崛起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和父亲的谈话中，我问，你的这些想法是不是过于陈旧？你的观念是不是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老套路上？

父亲说：“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商品。市场经济也不是唯一的，国防、环境、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就不是市场说了算的嘛！”

“改革是必须的，但不是只有照外国的去做才叫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是历史形成的，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极特殊的产业。衡量它的标准不是市场效益，而是战场效益。不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而是国家生存的安全利益。”

“军品供需算不算是市场行为？起码现在不算。市场是买卖双方的事，市场机制是竞争，按四川人说话，是明里标价，袖里还钱。要说算，也是典型的买方垄断市场；或是卖方垄断市场。买和卖，都只是一家嘛。”

“再有，军队不是单纯的买武器。从战争需要出发，不仅要考虑军品的价格和质量，还要考虑生产企业的战时应急能力和技术发展趋势；而民品，买的人只考虑价格和质量就够了，没有哪个人会考虑企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因此，军品竞争决不能是简单的优胜劣汰，将失败者彻底淘汰出局。”

“因此，军工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不能简单照搬一般民用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案。”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违心地去做他不情愿去做的事情，第一次看到他有自己的见解而不去陈述。那个浑身是刺的张爱萍上哪里去了呢？

我对他说，我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不是从概念和理论出发，而是从中国改革的现实和国防工业面临的实际出发。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力陈你的意见呢？

父亲说：“怎么没有提过？你没有看到这句话吗？‘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国防工业，国家安全，究竟走什么路？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和原因。”

“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正面理解，是一句劝慰安抚的话，没有钱什么也办不成，大家都忍一忍吧，等国民经济上去了，国防还成问题吗？但父亲似乎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既然在根本路线上都动摇了，我说何益呢？”用北京土话说，真是个爱“较真”的人。后来在重新印发文件时，这句话给删掉了。

“我们这些人的话听不进去了。外来和尚好念经，有些人就是摸准了这一点，搬出什么专家、学者、洋博士，其实还不是为他们自己的主张代言？”他又说：“我是提过意见的，会上大家也都是同意的嘛！但到时候，就没有人出来附和了。还不是察言观色。我想也就算了，由得他们搞吧。”

父亲这个人，他太要强了。本来他已经决定退休了，但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要他把国防工业的担子挑起来，渡过难关，他二话没说。今天，当走出困境的国防工业展现出自身的巨大潜能时，国家要了过去，他又能说什么呢？这次调整是改革的大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局部的利益要服从整体的利益，小天地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就是基调，就是原则，就是衡量一切的分水岭。虽然小天地之说，未必指的是他，但明摆着的是，也未必就是空穴来风。他为了振兴国防工业可以呕心沥血，可以放弃更高的职位，可以冒着政治上的风险和邪恶势力抗争。但唯独使他忍受不了的，是把这一切看成是为了扩张他个人的势力，把持和经营他个人的小地盘、小天地。他真的很气愤，也非常伤心。他可以忍受艰难，忍受高压，但他唯独不能忍受对他人格上的侮辱，对他拳拳之心的曲解。

他曾想过要说些什么，也想过要争些什么，但最后都放弃了。他说：“没有意义了。”这才是最可怕的！连争的欲望都没有了，连申辩的念头都消失了，连最后一点热情都随风消散了。

沉静在巨大的失望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想起来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

父亲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他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利害关系出发说服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达成了中美两军的军事技术交流协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中美两军最高层的协议。本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可谁知道，外交部驻美使馆有人递了封告状信，说张爱萍违反中央确定的不结盟的原则，和敌对势力搞战略同盟。其实，仅仅是因为美方不同意非军事人员进入参联会大本营，这个人觉得丢了面子，说这是歧视性政策，应该取消会谈。父亲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哪能为这点小事所纠缠，说，那你就不要去吧。于是就有了这封告状信。小平同志看到信后，给了杨尚昆，说让爱萍先看一下，就不要再传阅了，到此为止，有时间，我找他谈一谈。杨把信给了我父亲，父亲顿时就被激怒了，说了声：“无耻！”顺手在信上批了几个字：“如此国防部长理应撤职！”哪晓得秘书也不看，见是小平同志处来的，既然首长批的有话，就把信给退回去了。邓小平一看真气坏了，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张爱萍，看看，看看，你自己写的是些什么？我父亲还嘴硬：

“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国防部长是该撤职嘛！”

事后，我们都说他，小平同志这样处理，已经很够意思了，你怎么这样任性呢？他也很沮丧，一言不发。

我感到他去意已定。 

随着军工管理体制调整的进行，古老的军工企业陆续进入了市场，他们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也许生命就是这样演进的。

当然，代价总是要有的。随着军队建设进入了“忍耐”期，和８０年代末对我国的军事技术的封锁，武器装备的发展大为减缓。长达１０年的冬眠期到来了。

其实，预警信号在两年后就发出了。

１９８６年３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樨、陈芳允４位科学家向中共中央上书，力陈我国在国际高科技领域竞争中面临的严峻势态，呼吁保持经艰苦努力所取得的位势，继续下大力量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缩短差距，争取在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

１９８６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重申，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关键是国防科技。

２０００年，随着“寓军于民”的提出，我国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最终成为历史。

……

目前，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特征集中反映在十一大军工集团公司的组织结构安排上。相对于传统行政性军工总公司的组织形式而言，现行军工集团公司的结构安排，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十一大军工集团公司是原国防工业部和军工总公司的“衍生物”，实际上就是附属于政府管理部门（国防科工委）的挂牌公司，仍然带有行政垄断特征。这种市场结构安排，既没有充分体现规模效率原则，也没有充分体现出竞争效率原则。首先，目前的军工集团公司不是依靠市场力量，按照规模效率的原则组建的，而是依靠行政手段，按照传统行政隶属关系组建而成的，内部缺乏必要的分工协作关系，在规模上并不经济；其次，集团公司尽管进行了分拆，但各自在军品科研生产上具有一定的专业分工，大多形成了对某些产品科研生产的事实垄断，集团公司之间难以有效地展开竞争。不仅如此，在一些分系统和零部件生产上，也由于存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难以充分开展竞争。因而，军工集团公司及其成员企业普遍存在着活力不足和效率低下现象。

从军方的采购来看，也存在着危险的倾向。

《华盛顿邮报》说，从俄罗斯进口武器，现在该是中国“断奶”的时候了，否则就该上瘾了。从纯粹的货币支出看，进口的确比自己研发更合算。但从政治和军事上讲，大国不应该拥有自己的武器研发能力吗？进入９０年代后，世界上只有俄罗斯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正停滞不前，如果在俄罗斯这棵树上吊死，那么中国武器装备也只能停留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水平了。中国经济远比俄罗斯有活力，也更有资助国防工业的经济实力，自力更生，本身就是创造就业机会，让国防工业焕发青春，为什么就不做呢？新式装备的下线到最后的使用，还有漫长的过程，军人们的感受就更直接了。有几个懂得俄语的啊？何况又是专用名词，翻译成中文恐怕要丢掉了一半，面对科技含量很高的苏－２７、苏－３０，中等专业水平的维护兵和士官们，真的有些抓耳挠腮了。

父亲回忆说：“耿飙和刘华清访美后，布朗（美国防部长）来华。和我谈话时趾高气扬的，张口就是，我们美国是不能卖武器给你们的！我一听就火了，但外交场合不好吵架，我就反问他，是谁要向你买武器了？你在这里给我说说看。他一下呆住了，答不上来。是啊，没有人向他提出过嘛，耿飙、刘华清提的是技术合作。我哪里能饶过他，说你美国是卖给过中国人武器，抗战胜利后好打内战，不过，这倒是帮助我们更快地打败了蒋介石。我在这里要谢谢你！”

在座的美方人员有点蒙。翻译解释说，解放战争后期，我们用的也都是美式装备，只不过那全是从蒋介石手里夺过来的，所以张副总理要谢谢你们。他们愣了一下，也哄然大笑起来。

推陈是否就能出新？这的确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思想观念、经营机制、产品开发到市场开拓等方面都要经历从计划到市场的重大转变。２０多年来，中国军转民后的现实状况，还难以完全适应国防力量发展的需要。如何摸索一条中国式的武器装备发展的道路，仍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中国武器装备研制和生产的市场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其实，抓住２０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摆脱贫穷，追上发达国家的前进步伐，这个决心无疑是正确的。我可以自信地说，没有哪个决策者会怀疑这一点，甚至没有哪个中国的老百姓会怀疑、会反对。反对改革、反对进步的人，在我的生活圈子里真还没有遇到过。问题是，经济的发展一定就是排他的吗？一定是要牺牲国防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吗？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吗？能不能找到一个相辅相成的结合点呢？这个命题，推而广之，是不是也一定要牺牲环境、牺牲许多不可再生的资源；甚至牺牲信念和信仰、党和政府的廉洁、社会的公正和公平；牺牲普及教育、全民医疗，以致相当一部分无产者的利益，来换取高速发展呢？国家实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它包括ＧＤＰ，但也包括原子弹和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望和凝聚力。国际环境是趋于缓和了，但是不是富国就愿意看到你这个穷国也和他们平起平坐呢？反正毛泽东不相信，他风趣地说，资本主义这个老师，为什么总是不希望他的殖民地的学生们也像他们自己一样呢？狼当然不愿意羊和兔子都变成和它自己一样，也长着厉齿和尖爪，也和它一样喜欢吃肉。这就是世界政治的丛林法则。当初毛泽东下那样大的决心搞原子弹，难道他真的是以为这玩意儿能当饭吃？在改革的大潮中，怎样才能找到一条途径，使社会的各种力量协调地发展呢？

国家大战略的课题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