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拉拉吧: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探析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探析
作者：李建明
　　１９２７年７月，鲁迅先生应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的邀请，在学者云集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文艺思想受到禁锢，文学研究气氛沉闷，观点杂乱。鲁迅先生在演讲中，依据中国文学史上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变化，深刻阐述了文学与社会政治、时代风尚、作家个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指出，文学产生于社会现实，是社会现实的综合反映；而社会现实又制约着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影响着文学的发展。鲁迅先生一方面借古讽今，另一方面又对当时思维混乱的文艺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使人耳目一新。鲁迅先生的理论观点，对今天的文学研究，仍有着极高的借鉴价值。本文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探析鲁迅先生的文艺思想。　　一、文学源于生活，是社会政治的反映，社会政治决定文学的内容实质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先生已较为广泛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要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文学作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从文学家的创作倾向到作品的风格，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到作品的艺术形式，都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鲁迅先生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明确指出：“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而在《现今的新文学概观》一文中，又更进一步说道：“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学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章后变。”①由此观之，鲁迅先生对于文学的起源、发展和变化观点十分明确，那就是：文学源于生活，但最主要的，最集中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社会政治确定文学的发展变化。　　基于上述观点，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魏晋文学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环境是黄巾起义、董卓之乱，是东汉末年社会大动荡，再加上“党锢”之祸，社会政治一片黑暗，因而相对于汉代而言，“在文学方面起了一个重大变化”，出现了以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直接继承了汉乐府与民歌反应现实的优良传统，对当时的社会动乱和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作了真实的反映，表达了作者平定战乱，统一中原的迫切愿望和积极进取精神。其风格悲凉慷慨，文学史上称为“建安风骨”。这是魏晋文学的最初阶段。两晋期间，门阀制度确立，士族特权日增，社会矛盾相当激烈，政治十分恐怖，作家时时面临杀身之祸。如此黑暗的社会政治，使得当时玄学盛行，求仙问药之风弥漫全国。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其作品大多内容消沉，空洞玄虚，充满着出世、求仙和逃避现实的情调。稍有成就者，当数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他们在黑暗而残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虽也谈“玄”，却是出于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想在老庄的思想中寄托他们的反抗愿望，所以他们的作品隐晦曲折。这是社会政治决定文学内容和实质的又一典型例证。　　对于历来被评论家认为超脱于世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作品，鲁迅先生也做了深刻的分析：“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出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事实上，陶渊明的思想是当时社会政治所形成的矛盾体。他一方面痛恨封建门阀制度，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因而厌恶官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最终隐居山林，躬耕自乐；但另一方面，他又时时关心时事，崇尚理想社会，盼望有朝一日朝廷能够重用他，让他为国家建功立业。所以鲁迅认为陶渊明的诗文，不论是那些寄情山水、乐天安命、消极遁世的作品，还是咏古讽今，批判现实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都是东晋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　　二、文学源于生活，是时代风尚的反映，时代风尚决定文学的外在形式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鲁迅先生指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能形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而这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又将产生一种相对应的“时代风尚”。任何一种“时代风尚”，其实质都是社会政治内容的外在表现。文学源于生活，而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往往通过“时代风尚”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时代风尚”又影响甚至于决定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实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容决定形式”。鲁迅先生认为，悲凉慷慨的“建安文学”，其外在表现主要是“清俊”和“通脱”的风格。这二种风格的形成，完全是时代使然。当时大动荡、大战乱的社会局面导致曹魏政权“尚刑名”的政策，即采用中国封建社会所谓“治乱世用重典”的法则。政治上的严刑峻法，形成当时独特的社会心理和风尚，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清俊”的风格；此外，大动荡、大战乱既打破了汉代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打破了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束缚。曹氏父子及“建安七子”等顺应时代的心理和风尚，在文学创作上不循陈规，任意挥洒，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又形成了“通脱”的风格。　　曹魏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握了魏国的大权，他们诛杀异己，伺机篡位。原来依附于曹氏父子的一派文人受排挤和压抑，随时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于是只好逃避政治，寄情山水，放浪形骸。鲁迅先生认为，“正始名士”们的服药、空谈、超脱、潇洒等所谓的“名士风度”，以及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的醉酒癫狂、不遵礼教、狂放不羁，看似一种时代风尚，实际是一种对社会政治强烈不满、又无可奈何的悲观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当时社会政治的产物，也是作者对黑暗政治的一种反抗形式。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便形成隐晦、玄奥、求仙问药、不及时事的风格倾向，使建安时期出现的“建安风骨”那悲凉慷慨“清峻”、“通脱”的风格荡然无存。鲁迅先生从分析魏晋时期的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时代风尚入手，揭示了“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这一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独到之处。　　三、文学源于生活，是作家个性心理的反映，个性心理决定文学的审美特点　　文学是人学，是客观社会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既分析了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时代风尚对文学的制约作用，还分析了作家本人的主观因素、个性心理对文学创作的特殊作用。鲁迅先生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具有极强的个性化特征；个性化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不同的作家，由于其身处的政治环境、社会地位、所受的教育及个人经历的不同，其人生观、世界观及个性心理往往不同，审美角度和审美情趣也不一样，因而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其风格特点也就千差万别。正所谓“文如其人”。鲁迅先生举例说：魏晋“建安文学”除了“清峻”、“通脱”的特点外，还有“华丽”和“壮大”的特点。所谓“清峻”、“通脱”，是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和时代风尚所致。而“华丽”、“壮大”则是由于曹丕极力倡导的结果。曹丕及其弟曹植酷爱文学，重视文气与文采，有较高的审美情趣，均认为文学应当华丽，所以他们的文风与曹操古朴简约的文风大不相同。其实是他们的政治处境、个人经历、人生观、文学观及个性心理不同而造成的。魏晋时期许多文人在行事和诗文中往往表现出一种狂傲飘逸、不循常规的特点，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社会政治、社会心理和时代风尚对作家思想的影响，但对文学作品来说，直接的原因还在于作家本人的人生观、审美情趣和个性心理特征。诚然，作家的个性心理特征往往是在社会政治环境和时代风尚中形成的。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文人大多不是服药就是饮酒，而服药饮酒都影响到人的性格、脾气。所以鲁迅先生指出：“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对于当时的作家而言，这样的个性心理状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去，必然会形成文学作品“狂放不羁、超脱、玄奥”的特点。　　综上所述，鲁迅先生通过分析魏晋社会与魏晋文学的关系，深刻阐述了社会政治环境、社会心理、时代风尚、作家的个性心理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论述了某种文学风格、文学概念直接形成的个中原因，让事实说话，有着巨大的说服力。鲁迅先生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于具体的文学现象的分析之中，为我们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