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器hd平板电脑版:为何退休官员缺乏平民意识 总以“老干部”自居

图片来源：济南日报

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政治史，既是翻天覆地的变革史，也是安邦治国的执政史。然而从古到今，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多是变革史，从商汤灭夏桀、武王伐殷纣的“革命”，到汉初 “ 过秦”、大唐代暴隋，莫不如此；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首次表明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给执政者提供借鉴，但是编年体的限制使其只能剪辑历史事件而疏于理论性、规律性的探究。日前，齐涛教授师法司马光的精神，开拓创新，就中国历代王朝执政史上的十个重大问题，邀请学者逐一论述，主编成大型丛书《资政通鉴》（泰山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拓展了执政史研究的视野。

一套成功的丛书，必须有贯通的理论纲领。齐涛将政治定位为群体间以及群体内部个体间的关系的集中表现，认为“调谐与对抗是政治的两大基本要素”，中国政治的核心是王朝变迁史，关键是政治体制与行政权力、政治集团与政治斗争、军事制度与战争、传统政治外交、传统法律的运转机制以及经济文化政策。因此，该丛书十大专项议题中，《中国历代王朝开国检讨》、《中国历代王朝崛起检讨》、《中国历代王朝覆亡检讨》聚焦的是王朝变迁史，而重点研究的是开国、崛起的执政；《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得失》《中国历代文化政策得失》剖析的是执政的制度因素；《中国历代吏治问题》、《中国历代农民问题》、《中国历代内乱问题》、《中国历代外交问题》论述的是执政的相关要害问题。这三个“检讨”、三个“得失”、四个“问题”，各自独立成书，但合起来看又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组合成中国古代执政史的透视镜。

这是一套严肃的学术性丛书，但又避免了以往部分通史著作的某些习惯性模式缺陷（如：条块分割；面面俱到；形而上学；重制度而轻人物；引经据典；文字苦涩且概念堆砌），采取以论带史、寓论于史的写作方式，抓规律，探要义，提要钩玄，历史时间上巧妙穿插，历史空间上不求面面俱到，这样既消除了以学术论文、教材汇编的方式来写通史的弊病，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文化品位，写法活，立意新。开卷阅览，时有精警之语，以下仅试举三例：

一，谈及王朝开国重整社会秩序，指出其重心是政治统治秩序，经济制度则处于稍后的位置，经济制度上的重大调整与变革多不在王朝开国之初进行，一般是在王朝中期进行；社会秩序之重整自中央政权、州郡政权、县级政权各不相同，中央政权的机构设置与权力分配格局变动最为频繁，州郡政权次之，县级政权最为稳定，因而在重整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县级政权是最为关键，也是最应及时组建的政治单元；历朝开国者往往也是因旧有县吏，首先理顺县域社会秩序，为新王朝奠定坚实的统治基础。

二，评析吏治问题，直言道：“中国古代吏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致仕制与终身制相抗相争的历史。终身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历代官僚多是终生当官。终身制的历史惯性也是巨大的，其得以产生和延续的文化因素深刻影响了官吏和民众，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官民有别，官贵民贱；一旦为官，即使退休之后，也再没有了‘平民百姓（普通公民）’的意识，而以‘老缙绅（老干部）’自居。”

三，揭示“重农抑商”政策的真面目，指出土地政策与工商政策是中国传统经济政策的两大主线，而其中又以土地政策为根本；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国策历两千年不变，重农的第一本义是固农民于土地家园，以保证其统治秩序的稳定；“抑商”抑的是王朝所控制的工商体系之外的私营工商业。中国古代的工商垄断政策以刘晏的榷盐法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垄断以官办为主，后期的垄断则是官与商的结合、以特许商人的商运商销为主。

丛书每本书题目都冠以“中国历代”，研究的虽是中国政治，但并未囿于中国历史范围内，而是放眼世界，注重通过中西比较凸现中国特色。在王朝崛起、资本主义萌芽成长道路、农民的平民性、传统外交等诸多方面，都有精彩独到的中西对比。例如《中国历代王朝崛起检讨》议论道：文治与武功是造就王朝崛起的两大基本手段，古今中外，概莫能别。但在两者的关系上，中国王朝与西方国家却存在着明显差别：中国王朝重文轻武，基本属于内治型崛起，而西方世界诸国虽然也同样看重文治，但对武功更有情钟，而他们的武功又多以开疆辟土为首要目的，属于外向型崛起。西方诸国的崛起往往带来文明体与民族间激烈的碰撞与冲突，可以形成跨文明的洲际帝国，从而改写政治地理格局并形成文明的交融与新生；而中国王朝的崛起所带来的往往是文明自身的内凝，除特定的蒙古帝国外，从未形成超出所在文明体的帝国。西方诸国的武力征服与拓边，是其帝国内部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中国王朝的武功往往却是虚耗民力，是王朝的沉重负担。西方世界武功的目的是占有与掠夺，而中国王朝武功的动机却是宣威与防御；前者是经济式武功，故能成为帝国的推进器；后者是道义式武功，只能是政治的继续，当然徒耗国力。

齐涛教授数年前曾主编有十二卷本《中国政治通史》，若二书合而参看，则更有益于透视中国政治史、执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