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盛和雷军:1950年代中国天主教“四大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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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中国天主教“四大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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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士贤,圣名若瑟,湖北汉口人,1950年代中国天主教“四大才子”(董世祉、张伯达、陈哲敏、沈士贤)之一。18岁时即离家留学国外,曾先后到英国、爱尔兰、意大利等国深造。33岁时回国己拥有神学、哲学及政治三个博士头衔[1]。
1948年初,黎培里将爱尔兰圣高隆庞会传教士莫克勤(W.A.Mcgrath)和沈士贤从汉阳教区调到上海,在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建立圣母军总部。沈士贤因在震旦女子文理院和震旦女中讲课,1948年4月5日,在震旦女子文理院成立了上海圣母军第一个支会——“善导圣母军支团”。1949年初,又在震旦女中先后组建2个支团,分别名“可奇之母支团”和“仁慈之母支团”,共22人[2]。此外,在圣高隆庞会驻上海机构崇真堂和杨树浦圣心医院也组建了支团。1949年3月27日,沈士贤率上海圣母军人员在伯多禄堂举行誓师大会[3]。此后,圣母军在上海市迅速发展。
1951年9月6日,上海天主教协进会的陈哲敏、沈士贤、侯之正,高乐康(Le Grand),赵玉明(Mg. Prevost)5人和高隆邦会的莫克勤神父同日被捕,关在上海市南车站路看守所(关押特务的地方)。1951年10月8日,上海市军管会宣布取缔圣母军。
沈士贤因风湿性心脏病在上海市监狱医院病逝。同院的法籍耶稣会神父Father Jean Billot(万里)为垂危的沈士贤放临终大赦。
 
本帖最后由 ak89 于 2010-7-24 16:33 编辑
二:董世祉,1950年代中国天主教“四大才子”(董世祉、张伯达、陈哲敏、沈士贤)之一。
生平
董世祉原籍四川,生于上海,在上海开始读书、修道,后去北京加入本笃会,又转入山东某教区,并自费去瑞士学习神学,在那里成为神父[1]。1936年加入于斌任主教的南京教区,抗战时期去后方工作,胜利后回上海,协助黎培里筹备成立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任协进会教理讲座组组长[2]。
1951年6月23日(耶稣圣心瞻礼主日),董世祉在重庆市天主教徒的集会上发表“两全其美,自我牺牲”的演说,公开表示把整个的灵魂献给天主,献给教会;而把肉体献与国家:
“ 今天要我们攻击教宗的代表黎总主教,明天就会要我们攻击耶稣的代表——教宗,后天为什么不能要我们攻击天主呢? ”
而被批判为“黎培里的忠实走狗” [3]。不久被捕,从此下落不明。7月1日,重庆市召开天主教青年座谈会,批判董世祉破坏三自爱国运动的言论。50多名天主教青年教徒参加座谈会。
董世祉神父“两全其美,自我牺牲”的演说讲全文:http://bbs.ccccn.org/thread-813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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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伯达(1905年-1951年11月11日)是中国天主教神父,巴黎大学文字学博士,中国天主教“四大才子”之一,徐汇中学校长、震旦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也是天主教上海教区在1950年代第一位殉教的神职人员。
1905年,张伯达出生于江苏安定一个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大家贵族,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学业成绩优良,并且很早就怀着终身“愈显主荣”的志向,因此在中学毕业后,即进入耶稣会修道。1932年,他被耶稣会派赴法国深造,1937年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衔后回到中国。1940年5月30日,张伯达在上海徐家汇圣依纳爵大堂被祝圣为神父,同年秋,被派往上海耶稣会徐汇中学担任校长,1947年,因环境关系,张伯达又兼任震旦大学文学院院长。
1951年3月,张伯达在华东大区召集的私立学校教育会议上,“思想搞不通”,认为中共政府推行的“三自革新运动”只是“假三自”,因而被认定为“反动分子”,于同年8月9日被中共政权逮捕,但没有公开宣判。11月11日,徐家汇本堂神父蔡石方接到通知,张伯达已经“病死”于狱中。由于尸体皮肤已变成了紫黑色,身上一丝不挂,蔡石方神父由牙齿的特征才勉强辨认出尸体。狱卒指着死者对蔡神父说:“他真顽固,反抗到死!”。[1] 天主教上海教区的神父们身穿红祭披,为他们所敬仰的张伯达致命真福举行追思弥撒。
四:陈哲敏(Matthew Chen,1909年-1961年8月26日),又名陈文中,四川渠县人,1950年代中国天主教“四大才子”(董世祉、张伯达、陈哲敏、沈士贤)之一,罗马传信大学教授、哲学博士。
生平
1946年,罗马教廷派遣第一任驻华公使黎培理主教,陈哲敏担任其中文秘书。1947年,黎培理指示陈哲敏和赵玉明(东北林东监牧区主教)等人协助华理柱主教创办全国性的天主教教务领导和协调机构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Catholic Central Brueau)。1948年,陈哲敏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兼课,任大学一年级伦理学教授、二年级哲学教授。他借机接触青年学生,鼓励他们忠于天主教信仰,不可退让:“二个人在扶梯上打架,你如退下一级,再要上来就得上二步,岂不更困难?”有人认为是圣母军惹出的祸,陈哲敏说:“如果没有圣母军,就会找圣母会,找圣体军,或其他传教团体,最后是打击整个教会”。这样,他在青年学生中激发起前所未有的宗教热情[1]。
1951年9月6日,陈哲敏、沈士贤、侯之正,高乐康(Le Grand),赵玉明(Mg. Prevost)5人在上海天主教协进会,莫克勤神父在高隆邦会同日被捕。
陈哲敏神父被捕后,先关在上海市南车站路看守所(关押特务的地方)。陈哲敏在狱中曾用粪桶向莫克勤神父传送信息:“I am Matthew Chen ,About Riberi, I did'nt say anything, please don't trust them.”(我是陈哲敏,我从未说过关于黎培里的事,请不要相信他们。)[2]。
1960年3月17日,同1955年9月8日被捕的龚品梅主教等人一起被判刑(本地神职人员:朱雪帆、刘季泽、张希斌、陈哲敏、傅鹤洲、李度、侯之正(已在监房内病逝);耶稣会:王仁生、朱树德、蔡石方、朱洪声、陈天祥、陈云棠、金鲁贤)。陈哲敏、张希斌、朱树德处20年徒刑。
判刑后,陈哲敏、傅鹤洲、王仁生、朱树德4人一起被送到安徽黄山,修筑从宾馆向上的公路。8月中旬,调到长江边的狄港新生采石厂湖花场分场。陈哲敏与家人音信不通,生活尤为困苦。1961年8月16日,陈哲敏调到位于巢湖地区庐江县境内地势低洼的白湖农场(安徽省最大的监狱劳改农场)老十二大队(重劳改大队)。8月26日下午,陈哲敏神父因营养极度缺乏、劳役过重,饿死在送往农场医院的小船上,上海教区的理财司铎傅鹤洲神父为其傅油。遗体葬于白湖医院的马家山上[3]。
著作
《公教与文化》,上智编译馆,1950
《天主教术语名辞汉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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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是值得鼓励的。同时我们也要开动自己的脑子,檫亮自己的眼睛,用思想和历史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事情,用理性力量取代情绪和愤怒的突兀,尤其要提防狭隘、仇恨,不受宗教利益驱使。沈士贤等人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们是受害者。我无意冒犯受难者的悲烈,但更加感到必须呼吁思想公允的回归。沈士贤等人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