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云记录类型:文学+疾病=疾病

文学+疾病=疾病

        ­──献给我的医生，肝病专家维克多·瓦加斯

疾病和讲座

没人怀疑讲座会顺利进行。好比今天，讲座的题目是疾病。十人到场。各自有各自的期待，他们的耐心令人肃然起敬。讲座在晚上七点开始，或是八点。各位都饿着肚子。七点（或八点）的时候，人到齐，正襟危坐，关掉手机。在有教养的人面前讲演，是人生一大幸事。然而主讲人迟迟不露面，最后组织人员出面宣布，讲座被迫取消，因为讲演的人在最后一刻病倒了。

疾病和自由

讨论疾病，尤其是在身染重病的时候，是折磨自己。讨论疾病，特别是自己不仅仅身染重病，并且可能还有其它各种疾病的时候，是在自虐，是绝望。但这也可能是种解脱。试探疾病的残酷，就像在门诊处前排队老太太，不再谈论她们的艳遇或是工作，而是她们的疾病、疗法和药品，这是种恶毒的尝试，但归根结底是种尝试。这些老太太仿佛已经超越善于恶，仿佛熟知尼采，不仅仅是尼采，还有康德、黑格尔和谢林，应该还有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y Gasset)，她们不仅仅像是哲学家们的姐妹，简直就是他们的闺中密友。事实上，她们不仅仅如此，她们好比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克隆。有时我想（特别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在门诊处前面就是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天堂，也可能是地狱，这取决于我们的看法，但更多取决我们的感觉。在这个天堂中，奥尔特加·加塞特被千万次地复制，然后过我们的生活，感受我们的悲欢离合。

还是让我们回到解脱这个词，我现在考虑的是一种形式上的解脱。写邪恶，谈邪恶，好比研究某种地质的构造，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一顿有爬行动物的晚餐上，这就是解脱，这就是值得我做的。先取得他人的同情，然后挨个骂上一遍，一边侃侃而谈一边唾唾沫，不时昏倒几次，初次见面就让我成为你们的噩梦，就像尼卡奴尔·帕拉（NicanorParra）写的诗句，“为奶牛挤奶，再把牛奶泼向牛头”，很美，也很神秘。

疾病和身高

让我们进入主题，或者说让我们靠近被风或被偶然带到大空桌子上的一个小点。不久之前我去我的医生瓦加斯先生那里做检查，出来的时候，在排队等候的病人中有个女医生，她在等我。她很小，很矮，头在我的胸口高度，也就高过我的乳头几厘米，很快我还发现她穿着奇高无比的高跟鞋。也许我应该先说说我的检查，很糟糕，非常糟糕；医生给我的消息一个比一个糟糕。我有种特别的感觉，怎么说呢，这次不是我在摇摇晃晃，而是别人在摇摇晃晃，只有我保持镇定并稳稳地站着。我觉得别人都在地上爬，一大群猫，而我是直立行走，或是翘着二郎腿坐着，总之只有我能保持正常。无论如何，不能说我感觉不错，即使我稳稳的站着，而其他人在地上爬，可目睹这突然流行起来的爬行动作和我周围这些爬行人类，我的感觉很难付诸于语言，姑且把它称为为温柔或是好奇，或是病态的好奇。或是温柔、伤感、思念，一个装模做样谈恋爱的人可能感觉到这些感情，但对与一个在巴塞罗那某医院的门诊部前的人，这些感情未免突兀。如果这是家精神病医院，就没什么，我从小就知道这句谚语（但对我是耳旁风）：入乡随俗。在一家精神病院里，要么用沉默来保持自尊，要么和大家一起爬，要么可怜他们。但我不是在一所疯人院里，而是在巴塞罗那最优秀的全科医院之一，一所我熟悉的医院，因为我在这里住过五、六次院，从来没看到有人在里面爬，只看到过皮肤像金丝雀一般枯黄的病人，看到过突然停止呼吸的病人，就是说死掉，死亡在这里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从来没见过爬着的人，这让我感到我的医生所说的一切，比我想象的更可怕，换种说法就是我已经无药可救。尤其是现在看着所有人爬着的场景，我更加确认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感到恐惧，我也想趴下去，在地上爬。

我之所以没这么做，是因为这位瘦小的女医生的出现，她走近我，说她是某某医生，然后说出我的医生的名字，瓦加斯先生。我和我医生之间的关系类似一家拥有亿万资产的希腊船主和他的结发妻，他爱她，但尽量避免见她。然后名字是某某的女医生又说，她知道我身体状况，或者说我的病情，她想让我参与她的研究。我礼貌地询问是什么样的研究。她的回答含糊不清。她说准备给我做一些检查，只会占用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竟然答应了。

随后她领我走出门诊部的走廊，走进一个庞大的电梯，里面有个带滚轮的床，但没有人推，一个随着电梯升降的床，像电梯苗条的未婚妻，电梯就是粗大的未婚夫，因为电梯大到可以装下两个床，外加一个轮椅，上面可以躺着或坐着人，但奇怪的是电梯里没有人，除了小小的女医生和我，恰恰在这个时候，我的头脑可能已经冷静，或是已经发热，我觉得她挺不错。一发觉到这点，我就想，若是我问她愿不愿意在电梯里做爱，她会有什么反应。电梯里有张床。我马上想到苏珊·萨兰登扮演的修女，面对被判死刑的马修·庞谢特，问他为什么在临死之前还想做爱。但我想不起来电影的名字[1]，但这是部不错的电影，导演应该是蒂姆·罗宾斯，他是个好演员，应该也是个好导演，但他从来没有在充满死亡气息的走廊待过。濒死的人唯一想做的，是做爱。囚犯和病人唯一想做的，是做爱。阳痿的人唯一想做的，是做爱。被阉的人唯一想做的，是做爱。还有重伤员，准备自杀的人，海德格尔有罪的信徒。甚至维特根斯坦，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他最想做的，也是做爱。我还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人在生命的最后一秒钟，唯一想做的，是做爱。可怜的事实，但这是事实。

疾病和酒神狄俄倪索斯

很难承认这点，这最真实的真实，这真正的真实。这精液的喷发，这些过眼烟云，笼罩着我们的想象领域，最终会成为所有人的忧伤。在失去力量的时候做爱，是壮举，甚至是传奇。然后会变成噩梦。然而，除了认同别无选择。比如说，在墨西哥的某个监狱。有个不太被命运垂青的人，大腹便便，走路七扭八歪，高度近视，锦上添花的是，这是个浑身恶臭的坏蛋。这家伙的影子以令人恼火的速度在监狱的墙上移动，在监狱的走廊移动，进去不久他成了另一个犯人的情人，和他一样丑陋，但比他壮。这其中没有什么甜言蜜语，只有拐弯抹角和循序渐进。这里没有歌德所说的有选择的情投意合。以爱开始，最原始的那种，但他们追求的结果，和其他普通的、或看起来普通的情侣所追求的结果没什么不同。他们已经定情。他们的媚眼，他们的兴奋，如同Ｘ光线。他们每晚做爱。有时也打架。有时讲给对方他们的生活，就好像他们是朋友一样，但实际上他们是情人。每个周末他们会见他们的妻子，和他们一样丑的妻子。需要声明的是，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同性恋。如过有人这么称呼他们，他们一定会怒气冲天，他们会感到被羞辱，他们一定会把说这话的人先奸后杀。

据都德说，维克多·雨果可以一口吞下整个橙子，都德认为这是身体好的表现，但我妻子认为只有猪这么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到，灰暗的人和下流的人，能体会到灰暗的快乐和下流的快乐。我印象中应该是这么写的，因为这部小说是许多年前我在墨西哥读的，离开的时候我把这本书留在了墨西哥，我不会再买本新的，也不会重读，因为不应该读拍成电影的小说，更别说重读。而《悲惨世界》甚至被改成了一部音乐剧。如雨果所说，下流的人有下流的快乐，但正是这些命运悲惨的人在珂赛特小的时候抚养了他，正是这些人在美上添加了邪恶和小资产阶级的吝啬，在我们现在的世界，他们代表了大部分所谓的中产阶级，无论左派和右派，无论有文化或是文盲，无论鬼鬼祟祟或是仪表堂堂，无论身体健康的还是关心他人健康的，统统算在内，这些人（应该不那么暴力，少了些勇气，也更谨慎小心）和两个在墨西哥监狱做爱的杀手没什么两样。酒神狄俄倪索斯统治了一切。教堂是他的所在，联合国是他的所在，政府、皇宫、办公室、贫民区都是他的所在。所有的错误都源于狄俄倪索斯。最后的胜利者是狄俄倪索斯。他的对手，或是他的对立面，并不是太阳神阿波罗，而是闲逛先生、无聊小姐、装逼男士或孤僻神经质女士，这些是高度戒备的打手，随时闪电出击。

疾病和阿波罗

老玻璃阿波罗死哪去了？阿波罗病了，病入膏肓。

疾病和法国诗歌

法国人心里清楚，法国的诗歌代表十九世纪诗歌的最高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文字还预见了二十世纪欧洲和西方世界面临的难题，直到现在我们还没解决这些难题。革命、死亡、无聊和逃避是其中的主题。几个诗人造就了这伟大的诗歌，起点不是拉马丁，不是雨果，也不是奈瓦尔，而是波德莱尔。姑且说以波德莱尔开始，随着洛特雷阿蒙和兰波到来到达巅峰，马拉美是结束。当然，其他的诗人也很耀眼，如阔比埃（Tristan Corbière），如魏尔伦，还有一些诗人也不能被遗忘，如拉佛格，如卡图尔·芒戴斯，如克劳斯（Charles Cros），甚至邦维尔（Banville）也不应该被遗忘。但实际上有波德莱尔、洛特雷阿蒙、兰波和马拉美就够了。让我们先看最后一位诗人，我的意思是不是最年轻的那位，而是最后死的那位，马拉美，他只要多活两年就能进入二十世纪。他在《海风》中写到：

肉体忧伤！我读过一切。

逃！快逃！我感受着

云雾间飞鸟的沉醉！

眼中闪烁的昔日乐园，

已无法唤回被海水淹没的心。

夜！照亮洁白守护的纸，

那台灯荒芜的光；

为婴儿哺乳的少女；

这一切，都无法唤回。

出发！竖起桅杆，

启航，去找寻异域风光。

烦恼，被残酷的希望折磨的烦恼，

坚信手帕崇高的道别！

也许，招引风暴的桅杆

终会倒下，躺在滚滚波涛之上。

迷失，失去桅杆，迷失，远离土地……

我的心，请听水手的高歌！[2]

好诗。纳博科夫会建议翻译成不押韵的自由体，让译文尽量粗糙。墨西哥作家的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的译文是押韵的，他在西方世界并不出名，但对于拉丁美洲却很重要（或者说应该很重要）。马拉美在写下忧伤的肉体和他读尽所有书籍时，究竟想表达什么？他读书读得精疲力竭，他做爱做得精疲力竭？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阅读和一切肉体的接触都只是不断的重复？唯一能做的是旅行？到最后，阅读和做爱都无聊透顶，旅行是唯一的选择？

我认为，马拉美谈的是疾病，是疾病击垮健康的战斗，这两种状态，或是这两种力量，都是极权主义者，我认为马拉美所谈的疾病被镀上了一层金光闪闪的烦恼。但马拉美描绘的疾病是独特的，他把疾病看作一种屈服，向生活屈服，或向其它什么屈服。也就是说失败。为了反败为胜，他徒劳地用书和性来抗争，我觉得对马拉美来说，作为他最高的成就和最深的迷惑，就是把阅读和性视为一体，如果不这样，就不能自然地写出“肉体忧伤”，就不能断然指出，肉体只能忧伤，指出持续不到一分钟的渺小死亡，笼罩着一切爱情，即使这是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爱情；一个西班牙诗人,如坎波亚莫尔（Campoamor）,写下这样的诗句并不奇怪，但如果说是马拉美的作品，就让人诧异，特别是把它放在他其它作品中并和他的生平做联系。保罗·高更是按字面来理解这首迷一样的诗，但我们很清楚马拉美从来没听过水手的歌唱，即使他听过，也绝不是在一艘马上出航的轮船的甲板之上。他更不可能读过所有的书，因为即使不再有新的书出现，我们也不可能读完所有已经存在的书，马拉美很清楚这点。阅读是有限的，性生活是有限的，但阅读和做爱的欲望则无穷无尽，超越死亡，超越恐惧，超越对和平的渴望。但如果我们相信马拉美在这首名作所说的，他不再有阅读和做爱的欲望，那么他还希望什么？旅行，对旅行的渴望。也许这是通向犯罪的道路。如果马拉美说剩下的只有祈祷、哭泣或是疯掉，他可能证明他的清白。但他没这么说，而是说必须旅行，就是说“航行是必要的，活着是次要的”，我以前记得拉丁语的原文，但在我在肝脏里闲逛的毒素损伤了我的记忆；但意思不会错，马拉美决定做赤膊上阵的旅行者，选择裸着上身的自由，水手和探险者简单的生活（但真做起来就不会那么简单），这是对生命的肯定，是在和死亡做游戏，也是进入诗歌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性，第三步是书。马拉美的选择是一个悖论，或是一个倒退，一个重新开始。讲到这里，我不能不想到一首波德莱尔的诗，波德莱尔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他在这首诗中提到旅行，对旅行幼稚的热情，旅行结束后所有旅行者感到的苦涩，我认为马拉美的诗是对波德莱尔的回答，波德莱尔的诗是一首生病的诗，一首我读过的最恐怖的诗，没有出路的诗，也许是整个十九世纪最清醒的诗。

疾病和旅行

旅行让人生病。从前的医生建议病人出门旅行，特别是神经方面的疾病。有钱的病人就开始长途旅行，有时几个月，有时几年。没钱的病人就在家呆着。所以，有些人最后就会彻底疯掉。但旅行的病人也好不了多少，可能还不如在家的病人，他们可能会因为城市的改变，或是气候的改变，又或是饮食的改变，而染上新的疾病。其实旅行不易于健康，最好在家呆着不动，冬天躲进温暖的避风港，直到夏天再露出苍白的皮肤，甚至最好不张嘴不眨眼，最好不喘气。但没办法，我们必须呼吸，我们不停的旅行。无论我愿不愿意，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旅行，大概七、八岁吧。开始坐在我父亲的卡车里，在像是核战过后的道路上颠簸，让人不停的起鸡皮疙瘩，然后开始坐长途汽车和火车，最后在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到达墨西哥。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停过。其结果就是染上各种疾病。小时候我就不断头痛，父母认为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觉得我最好做一次长途旅行。青春期的时候是失眠和性方面的问题。年轻的时候，牙像面包渣一样开始掉，它们留在了不同的国家；营养不良造成的胃酸过多，然后是胃炎；长时间的阅读使我有了近视眼；长时间的游荡让我的脚上长了鸡眼；无数次的感冒和伤风，很少得到及时地治疗。那时我一无所有，穷的掉渣，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没得过特别严重的病。我在性这方面很开放，但从来没染上过性病。我拼命的读书，但从来没想成为一个畅销作家。是没有牙对我来说也不要紧，我觉得这是对加里·斯奈德致敬，他在苦行僧的流浪中，失去了很多牙。但该有的总会有。会有子女。会有书。会有疾病。会有旅行的终点。

疾病和死胡同

前面提过波德莱尔的诗，其题目是《旅行》。很长也很疯狂，是极端清醒带来的疯狂，这里不便通读全诗。且看开篇：

酷爱地图和版画的儿童，

世界如他的欲望一样宽广。

诗歌就以一个小孩开始。描写冒险和残酷的诗歌，当然要以小孩天真的视角开始。然后他写道：

我们在黎明出发，满脑火焰，

心中满是苦涩的怨恨和渴望，

我们追随刀锋的节奏，

在有限的海洋荡漾我们的无限：

欢腾，是因为逃离了卑贱的家乡，

是因为离开摇篮的恐怖，也是因为

不再是被女人眼光窒息的星相学家，

不再被残酷的喀耳刻掌控。

但真正的旅行者，他们出发

只是为了出发；心如气球般轻盈，

无需任何理由，随时高呼：走！

波德莱尔诗歌中的旅行者很像囚犯。我要离开，我要迷失在异国他乡，看看能找到什么，看看能发生什么。但很明显，我一无所求，会再次离开。换种说法：为了能真正的旅行，旅行者必须孑然一身、两手空空。旅行，这十九世纪没有目的地的长途旅行，很像担架上的病人在手术室的等候，四周是戴着口罩的人，让人想起中世纪暗杀基督教徒的秘密团体。当然，诗歌开头对旅行的描述是美好的，写的是旅行者的理想和心灵：

神奇的旅行者！你有多少高贵的故事

闪烁在你海洋般深邃的眼中！

让我们看看你满是珍贵回忆的宝箱！

他还问：您看见什么了？然后旅行者，或是说这个代表旅行者的幽灵回答罗列了进入地狱的程序。波德莱尔笔下的旅行者，不会认为肉体是忧伤的，也不会读过所有的书，尽管他清楚肉体，这个熵的战利品和核心，比忧伤还忧伤，并且读过一本书，就是读过所有的书。波德莱尔的旅行者满脑火焰，心中满是苦涩的怨恨和渴望，就是说他很可能是一个绝对的现代旅行者，尽管他是想自救，想出去看看，但这也是想自救。这个旅行，这首诗，好比一艘轮船或是一个车队，笔直的驶向深渊，但是旅行者，通过他的绝望或是他的轻蔑，我们能感觉到他还是想自救。但和尤利西斯一样，和那位在担架上躺着把天花板当成深渊的病人一样，他最后发现的不过是他自己的投影：

漫长的旅行之后，只有苦涩的发现!

世界单调、狭小。今天、

昨天和明天无不如此，我们看到我们的投影：

烦恼的沙漠之中，只有恐怖的绿洲！

这几句诗对我们来说足够了。在烦恼的沙漠之中，只有恐怖的绿洲。对于现代人的疾病，没有比这更清醒的诊断。为了远离烦恼，为了离开这僵死的状态，唯一可能的，尽管可能性很小，就是恐怖，也就是说邪恶。要么就像幽灵般活着，像吃面包渣的奴隶，或者成为奴隶主义的支持者，成为恶人，就像谋杀妻子和他儿子的凶手，在行凶后一边大汗淋漓一边说他感到奇怪，说他被一种邪恶的思想占据，一种类似自由的思想，但辩解道死者死有余辜，然后过了一会儿又对警察说他应该是个疯子，别在意他说的一切，没人应该被这么残忍的杀害。绿洲就是绿洲，特别在沙漠之中。在绿洲里，我们可以充饥解渴，如果绿洲是恐怖的绿洲，如果只有恐怖的绿洲，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旅行者会说肉体是忧伤的，为什么有一天会发现所有的书都已经读过，旅行本身是虚幻的。现在我们可以感觉到，只有恐怖的绿洲，或者说所有的绿洲最后都只是通往恐怖绿洲的通道。

疾病和纪实

关于疾病，一个不知名的纽约艺术家的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一个在性上搞“手球”的人，但他也是一个现代苦行僧。几年前的一个深夜，在别人都熄灯睡觉的时候，我在一个记录片中看到他。他的艺术中体现了他的极端受虐倾向，也可以说他的命运，或是他的致命缺陷。他一半是演员，一半是画家。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他不高，开始歇顶。他拍摄自己的经历。后期的作品都是关于忍受疼痛的影像。越来越剧烈的疼痛，有时他已经处在死亡的边缘。一次在医院做完例行检查，他被告知染上的绝症。他开始感到惊讶。但随后便着手准备人生最后一次演出。这部记录片他以往的作品很不一样，起码在开头部分，没有过多的渲染。他在镜头里表现的很镇定，很沉着，他似乎已经不再相信过激的、夸张的肢体语言。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海边骑着自行车，应该是在康尼岛，然后坐在码头上讲述他的童年，他的青春期，每个故事间没有任何联系，眺望着大海，有时会瞄一下镜头。他的声音和姿势既不热情也不冷漠。看起来像个瞎子在说话，也许是一个瞎子在对别的瞎子说话。我个人认为他既不是接受了他的命运，也不是准备和命运对抗，而是对他的命运感到无所谓。最后的镜头在医院。他知道他再也走不出去，他知道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但他还是看着记录他的镜头。直到这时候昏昏欲睡的观众才发现实际上有两台摄影机，两个纪录片，一个是正在拍摄的纪录片，而纪录片中的艺术家正在电视中看另一个类似的记录片，法国的，也可能是德国的。他学习另一个人的死亡，重复着另一个死亡。这时纽约艺术家看的影片中，传来那个法国人或是德国人的告别，然后屏幕漆黑，随后出现电视中哪个法国人或是德国人的死亡日期，就在几个星期之后。纽约的艺术家继续着他的死亡，但我们看不到他的最后时刻，我们只能想象，只能看着漆黑的屏幕，看着上面出现的没有病菌的死亡日期。如果我们真看到，我们将无法承受。

疾病和诗歌

除了无边无际的沙漠和数不胜数的恐怖绿洲，还有第三个选择，也许是最终的选择，波德莱尔写在里诗中：

当火焰灼烧着大脑，我们仍希望

进入深渊，无论是地狱或是天堂，

进入陌生，找寻新的。

这最后一行诗，在陌生中寻找新的，就是艺术竖立的可怜的旗帜，为了对抗恐怖，为了对抗让人恐怖的恐怖，这重叠的恐怖。这场注定失败的战斗，就像诗人所有其它战斗一样。洛特雷阿蒙似乎想反驳这一定论，他从边缘走向中心，他的旅行和旅途所见依然被神秘的气氛笼罩，以至于我们不确定他是活跃的虚无主义者，还是自负的乐观主义者，又或是巴黎公社阴影下的思想家；兰波会赞同这一定论，他以同等的能量投入到书籍、性和旅行中，只是为了用他钻石般的清醒证明写作毫无用处（写作，显然等同于阅读，有时像旅游，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也会像性交，而兰波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只是虚幻，唯一存在的是沙漠，和远方闪烁的、嘲笑我们的绿洲）。然后马拉美来了，头脑最复杂的一个诗人，他对我们说必须旅行，必须再次旅行。即使最没经验的读者也会产生疑问：好，去旅行，但马拉美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让我们旅行，这相当与把我们五花大绑去送死？他把我们当傻子还是为了他的诗能押韵？马拉美不可能没读过波德莱尔。那他为什么在波德莱尔否定旅行后重新让我们旅行？我认为，答案很简单。马拉美想再试一次，尽管他清楚旅行和旅行者都已经被否定。就是说《依纪杜尔》的作者认为，生病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行为，还有我们的语言。我们依旧寻找着灵丹妙药──新的，新的只能在陌生的事物中存在，必须再次经过性、书和旅行，尽管很清楚这些只能把我们带入深渊，但只有在深渊里才能找到灵丹妙药。

疾病和测试

是时候回到大电梯，有生以来我见过的最大的电梯，里面可以装下牧羊人和他的羊群，加上一个牵着两头疯牛的农夫，一个护士外加两个担架，我在两种选择间犹豫不决，第一是问像日本布娃娃一样的女医生能不能和她做爱，第二是用什么把电梯淹没，不能像库布里克的《闪灵》用血，而应该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用眼泪。但保持风度在这种情况下是有用的，会避免让人难堪，会制造合理的障碍，不久我和女医生来到一个小房间，窗对着医院的背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检查，看起来像星期日的娱乐活动。我配合医生做了各种检查，想证明我的医生做出了错误的诊断，但女医生保持着冷漠，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有时在两个检查中间我们谈几句话。我问她移植肝脏的成活率有多少。很大，她答道。百分之多少？我问。百分之七十，她答道。他妈的，我说，这不多。如果是选举，她回道，这已经是大多数，可以当选。

有个十分简单的检查留给的印象很深。手掌保持笔直向上，手心对着她，而我看着自己的手背。我问她这是哪门子检查。她的回答是，如果我的病严重到一定程度，我将不能做这个姿势，我的手指会不受控制的落下。我想当时我说的是，乖乖，主啊。也可能仅仅笑笑。可以确定的是，从那天开始，我每天都做自我检查，无论在哪。我把手举到面前，看着手背，观察上面的指甲、关节、皱纹。如果有一天我的双手再也不能保持这个姿势，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马拉美写过，掷骰子不能改变偶然。但是，必须每天掷骰子，如同必须每天举手给自己做健康检查。

疾病和卡夫卡

    卡内蒂在他关于卡夫卡的文章中写到，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在第一次咳血之后明白，骰子已经掷出，再没有什么能把他和写作分开。在我说没有什么能把卡夫卡和写作分开时，我想表达什么？诚实的说，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觉得，我想说是，卡夫卡明白旅行、性和书籍是没有任何目的地的道路，但同时我们必须上路，为的是在上面找到新的，或是找到其它什么东西，无论什么，一本书、一个手势、一个别人丢失的东西，一定要找到什么，也许会是一个模范，可能会有机会找到新的，这个一直都存在的所谓的新的。

[1]文中所说电影是《死囚漫步》 (Dead Man Walking) ──译者注。

[2] 本文所有法语诗都由本文译者从法语原文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