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的剪字组词:傅斯年1934年开炮:中国最可耻是所谓中西医之争

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言论栏目“星期论文”上发表一篇评论《所谓国医》，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国医（即中医）与西医的辩护者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可以看作科玄论战在医学领域的拓展。傅斯年当然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史学大家，也是一流的学术组织家，海峡两岸顶尖的学术机构，从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学、台湾大学，能有今日之辉煌，都有他当年的一份功劳。除此之外，傅斯年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1〕。 


傅斯年确实是如论者所言的一代豪杰“傅大炮”，“童言无忌，心直口快”，他一开篇就痛心疾首地说：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2〕 

在这段话里，傅斯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把中医、西医的论争归咎于教育的失败，而教育在他的潜意识里当然是现代化的教育，也就是欧美所代表的以现代科学为基准的教育。在他看来，这种教育才代表了正确的方向，也才是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唯一途径。而中医、西医的争论就说明了这种科学常识教育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取得实效。所以，一个医学上的论争在傅斯年的思想世界就决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甚至是“国格的问题”。科学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种欧美中心主义的科学观的视野里，中医是与古来的衰朽的中国文化牵扯在一起的，自然是迷信的、愚昧的、祸害黎民的“巫术”，是无稽之谈和装神弄鬼，“科学”给了傅充足的底气。 

傅斯年接着把中国人到了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还迷信中医的原因归结为三点：“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是大错了。”〔3〕因为“所谓中医，并非纯粹的汉土产品，这类的方技在唐时颇受印度及中亚的影响，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响。中医本来既无病理，又缺诊断，无非是一部‘经验良方’”〔4〕。第二个原因在他看来是因为“头脑不清楚，对于一切东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请医全是试试看，恰如乡下老太婆生了病时拜一切神佛一般。这全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5〕。第三个原因则是“教育不好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中没有给人安置一个坚实的科学常识训练，故受此教育者后来糊涂如此”〔6〕。可见，在他看来，中医、西医论争的存在仅仅是说明了科学教育的失败，是知识分子的耻辱和失责，反映了国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庸众”的无可无不可的社会心理。这自然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闯将傅斯年的“合理逻辑”。于是，中医的沉渣泛起和甚嚣尘上就不仅仅是医学领域的内部争论，而是折射了“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的某种失败，至少是在社会层面的“失效”。傅的这种言辞激烈的批评有着切肤之痛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正是对启蒙运动局限于上层和精英阶层的反思，傅斯年在接着的评论中建议政府介入医疗卫生的社会改革，他的思维方式从“形而上”自然地发生了“形而下”的位移。这是他精神品质中最可贵的地方。从政府管理的角度，他提出了六个方面，即： 

第一，应该多设几个训练在内地服务医生之学校。第二，内地之需要公共卫生比需要医士还迫切。第三，要多多地训练内地服务之看护。第四，最多用的医药品应该由政府自己设厂制造，或促成中国工业家之制造。第五，政府应该充分的推广生产节制。第六，政府应大量的奖励在中国的近代医学。 

在傅斯年所设想的政府这一系列的努力中，中医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仅仅是因为内地还没有足够的医生，所以应取“逐步废止之政策”，而不是立即废止。至于中医药的研究，不是近于巫师的中医的事情，而是“有训练有学问的近代药学专家的事”〔7〕。在文章的结尾，傅斯年还从私人生活的角度表态，以鼓励人们选择西医：“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混沌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8〕 

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医学界乃至拥护中医的读者的强烈反映。在紧接着的1934年8月13日，一个署名赵寒松的作者在《大公报》发表《评傅孟真〈所谓国医〉》。赵寒松的文章首先指出傅斯年鼓吹政府“消灭”中医是“越界”发表意见，在他看来作为历史学家的傅斯年根本就没有资格以外行的身份来谈论精深的“中医学”，“因为这种专门问题，仅凭肤浅的常识，尚且不能解答，若并肤浅的常识尚还缺乏，那便根本无发言的资格，无发言的资格而任意发言，仅凭个人简单的直觉，发为一篇感情用事王婆骂街的论调，那更非号称学者应有的态度了”〔9〕。接着他从中医的角度详细地分析了致病的“六气说”，认为并不仅仅是病菌才引发疾病，内外因的“风、寒、暑、湿、燥、火”都可能引起人体的功能失调。他在文章的最后为中医存在的合理性辩护道：“傅君对于中医似乎非常痛恨，主张实行逐步废止政策，并加上许多胡闹胡说等侮辱中医的字句，殊不知中医的巍然存在，自有他颠扑不破的经验与学理、真实的效用与价值，要是不然，也用不着傅君的反对与谩骂，早就不能立足了，傅君于此，不加考虑、随便颟顸武断，信口开河，不但失言，而且失态。”〔10〕赵寒松对傅斯年等留学过的学者言必称欧洲、美国也表达了其不可遏止的反感：“大概傅君所受的教育，都是美国式的教育，除了脸上的黄色和五官百骸的外表，虽是穿上洋服仍不能改变其为中国人外，其余的思想生活习惯，都已经全部与美国人同化了，假如中国人个个都学傅君一样，恐怕中国立国的精神马上就要根本动摇，中国全国恐怕就要由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更进一步地变为纯粹美国的殖民地了。”〔11〕这里除了对傅斯年的人身攻击可以搁置不论外，其所流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倒是现代中国一直庚续的思潮。 

8月18日，一个署名叫陈泽东的人代表天津中医公会在《大公报》发表驳斥傅的文章《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这篇文章相对于赵寒松试图调和中、西医的改良论，显得更为保守与正统。如果说赵寒松的反驳是试图通过对六气的描述来架构一个关于中医理论的“科学体系”，以与西医的“科学逻辑”接榫的话，那么陈泽东的驳斥则显得更为彻底和“玄学”。他从神农尝百草说起，将中医的“历史与实践”描绘得莫测高深，他抬出黄帝之师歧伯辩白道：“精于变理阴阳之术，是哲学之极顶也，五运六气之法，即其所创者，系分配天地阴阳气化之法也，五运主天气而下降，六气主地气而上升，阴阳气化相合，得其平，则生万物而无病，阴阳气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则害万物而有病。”〔12〕这一套玄之又玄的话语更像阴阳家的话语，而不是医学的语言，所以这种辩白在傅斯年看来是极其可笑的。这里赵氏与陈氏的辩白揭示了中医面对挟科学之威势的西医的冲击时两种回应的思路，前者似乎近于晚清以来的“中体西用”观，但一方面历史已证明了其内在的保守性根本无法抵御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器用与质体并不是可以截然区分的，器用的普及无疑将逐渐地改变质体，因此，沿着赵氏的思路，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中医注定是要衰落的。而陈氏则抱持一种强硬的“坚壁清野”的拒斥态度，认为中医自身是完美无缺逻辑自洽的，它有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哲学与思想作支撑，因此它并不需要改良，至少并不需要西医的“科学体系”来改塑它自身的“逻辑结构”，传统的精义已经在中医几千年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得到说明，无须西医或傅斯年之类学者置喙。所以，这个论题的性质其实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中西医之争，而是不可避免地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命题：中国文化如何实现其创造性的转化以与现代性接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