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宝：华西村领袖

　　81岁的吴仁宝走起路来仍像是一路小跑。白衬衣、黑布鞋、矮个头，略微驼背，嘴里叼着一支将熄的香烟——据说这是他的绝活——思考时点燃一支烟一口气抽完。上午10点半，华西村民族宫礼堂里坐满了来自山东、新疆、浙江、上海等20多家单位的考察团和参观团，头顶上的五星灯布局，恍若置身人民大会堂，大家纷纷拿出相机翘首以待。2003年激流勇退后，老书记每天上午的报告会就成为华西村最大的旅游亮点。

　　记者◎魏一平   题图摄影◎蔡小川

　　企业家吴仁宝

　　周六早上，从7点45分到9点钟，在连续接受了5家媒体的采访后，吴仁宝匆匆走进华西金塔的休息室，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忙叮嘱我们：“他要听汇报了，不能打扰。”每天的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仍是吴仁宝最关心的内容，上午9点钟的汇报是谁也不能侵占的时间。孙海燕介绍，虽然退居二线，但吴仁宝每天上下午必定去集团财务中心看两次，“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他深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乡村农民的现实，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跟随他多年的前秘书李德和的解释一语中的。

　　利益，在这里即可理解为财富。华西村的富裕，即使先前有心理准备，身临其境，仍不免让人震撼。在沿江高速华西出口下来，穿过一段长达2公里左右的厂区，从“天下第一村”的牌楼望进去，“中国华西”4个烫金大字高悬在远处的华西金塔上。站到金塔15层看台上，近处，几百栋中式别墅和欧式别墅整齐划一的排列形成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远处，三面林立的工厂烟筒，那才是华西村的“钱庄”——涉及冶金、纺织和旅游三大行业的80多家企业，去年全村的总产值接近500亿元，与银川市不相上下。

　　外界如我们，实在难想象，48年前，集体资产1764元，欠债1.5万元，一台30马力的柴油机，就是1961年华西大队成立时的全部家底。“刚刚成立大队那几年，是华西最难的一段日子。”吴仁宝向本刊记者感慨道，语气坚定而又不失自豪。若单以产值计算，现在的华西增值已不止千万倍。

　　宽厚粗糙的手掌，黝黑的面庞上刻满皱纹，说起话来底气十足，简洁而不容置疑，吴仁宝身上的农民本色一直未退，虽然辛苦劳作让他早早就开始驼背，但走起路来即便年轻人也很难跟上。“从我们小时候记事起，他就是领路人，谁也没想过，没有老书记华西会什么样。”华西人都这么说。40年前，正是吴仁宝，带领大家打响了改造村庄的第一仗。

　　当时，全村845亩土地被分隔成1300多块不规则的小田，667口人分散居住在12个小自然村落，泥路弯弯，40多条小河沟错乱交织，农业生产的劣势可见一斑。年仅30多岁的吴仁宝带领村民制定了一个华西村15年规划，平整土地、开挖沟渠。“由于常年干苦力，我那时候看着并不年轻。”吴仁宝以此解释自己当年能服众的原因。但在村民心目中，吴仁宝靠的是自己的亲身示范，“凌晨两点钟开始干，从鸡叫干到狗叫，最苦最累的活都是老书记带头，别人说我们是‘做煞大队’(当地方言，意为干活太苦)，但这是华西人唯一的出路”。当年的村革委会副主任赵毛妹说。当年她不到20岁，是“铁姑娘战斗队”的一员。

　　1972年，华西村粮食亩产超过一吨，成为当年的“农业学大寨”样板村。吴仁宝“一战成名”，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发展农业也就是填饱肚子，老百姓手里没钱。”早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吴仁宝就开始寻找致富之道。随着改革开放到来，工业兴村的路径选择终于正大光明地浮出水面。当绝大多数中国农村还在为能否办厂争论不休的时候，华西村的家底已有100万元固定资产和100万元银行存款。“上世纪80年代，我才真正醒悟过来，不争论、埋头干，其实，直到今天这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吴仁宝这样向本刊记者解释自己的坚持，“华西的老百姓既然信任我，就要带他们致富，让他们幸福。”

　　现在，吴仁宝的经济头脑仍是华西人最为津津乐道的部分。无论是村里领导还是接待办的司机，都能如数家珍。市场变幻不定，吴仁宝却总能险中求胜，按照他的通俗解释：“风险风险，有风才有险，躲过了一阵阵风气，也就能避开险情。”对风气的观察，吴仁宝依靠对政策的嗅觉，每天早晨6点30分准时收听广播新闻，晚19点定期收看《新闻联播》，即便出差在外也雷打不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吴仁宝“一个会议赚了一个亿”，其实是在1992年3月初的一天，邓小平南巡讲话播出后，吴仁宝当天夜里2点钟召集党员干部大会，发动全村人立刻奔赴全国各地用尽各种办法购进原材料。果然，待到3月11日“讲话”精神传达到基层，原材料价格迅速上涨几倍。现在，即便已经退休，吴仁宝仍保留着半夜召集会议的习惯，迅速传达政策动向。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村里专门在其家旁修建了一座四层楼房，在一片二层老楼中格外显眼，会议室里铺了厚厚的地毯，几步之外就是他的卧室。

　　1亿、3亿、10亿、50亿、100亿元……此后十余年的故事，华西总产值呈几何级数增长，吴仁宝的角色，与其说是一个村官，不如说是一个企业家。在办企业上，他一贯的实用主义处处可见。在华西，冶金、纺织、旅游，三大支柱产业，各自形成完整的循环链。以冶金为例，华西钢铁厂炼钢产生的水渣供应华西水泥厂，炼钢粉尘被水一冲便成污泥，为此专门建了污泥球团厂，而球团与矿粉加在一起，又成为炼钢的原料。节约利用每一种资源，即便是挖湖也不例外，挖出来的好土烧砖，坏土筑路，湖可用来为工业生产蓄水，又是旅游上的新亮点，一举四得。如此一来，靠着逐年的积累，华西的企业像母鸡孵小鸡一样，迅速繁殖生长。

　　那段时间，吴仁宝白天在外面跑市场，夜里只睡3个小时，凌晨2点起床开始去各个工厂巡视。他说：“这个时间往往是工人们最困的时候，我不去看看不放心。”40多年来，他始终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所有事情都是在现场拍板。在华西，谁都知道老书记有一条铁规——从不陪客人吃饭，从不在村民家吃饭。即便来再大的领导，吴仁宝也只是到饭桌前寒暄几句就走。“因为他吃饭太快，用不了5分钟就吃完，怕给客人难堪。”孙海燕解释说。在家里，一碗清汤面、一盘小青菜是他的一日三餐；出差时，方便面和茶叶蛋就是他的最爱。“有一次我们到外地出差，他一天只吃了8个鸡蛋。”退休后，他坦言自己最大的变化竟是“可以到宾馆吃点自己想吃的菜了”。

　　政治家吴仁宝

　　冷冰冰的数字之外，财富的轮廓在这里随处可见。金塔顶端的圆球据说耗费了3.5公斤黄金，奥迪汽车里钻出来的不少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道路两旁的石狮子密密麻麻，细看方知，那都是庆典节日时各单位送来的贺礼，“村里到底有多少石狮子谁也不清楚，以至于到现在我们不收了，没地方放”，宣传科的小朱说起这些平淡无奇。村里到处遍布着宽窄不一的长廊，将每家每户以及厂区连接起来，为的只是达到“出门下雨不打伞”的小康目标。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吴仁宝一直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节俭。一张老式的木床，被褥都已陈旧，外间两个单人沙发看起来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样式，扶手上的皮革已经被磨破，茶几上摆放着一部拨号电话机，裸露在外的墙皮几近脱落。吴仁宝住的房子建于上世纪70年代，是现今华西村仅有的几栋年代最久远的“第三代别墅”，与村里一排排宽敞明亮的中式别墅、欧式别墅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不住好房子？”几乎所有来家里采访的记者都会问吴仁宝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倒也幽默：“墙上这几百张照片就是最好的装饰。”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与几乎每个时期的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记录了吴仁宝40多年的政治历程。

　　其实，少有人注意到，早在担任华西大队书记之前，吴仁宝的政治起点看起来更高——他在1954年就担任了华士瓠岱乡人民政府财粮委员。“当时竞选要演讲，一天一夜，土地怎么用，粮食怎么种。”吴仁宝对此仍记忆犹新，“后来选上了，半脱产的工资是每月17块5毛，全脱产后涨到了33块。”“以粮为纲”的年代里，这个职位的重要性自不必说，更关键的是，他以国家干部的身份进入了政府序列。只是，很快他便遭遇了第一次政治挫折。1957年下半年，全国经济困难，精兵简政下放干部，吴仁宝“下岗”了。堂弟吴仁彪专门跑去想安慰他，遇到正在填猪圈的吴仁宝，堂弟说他看上去并不怎么悲观，“他告诉我，回来种地总不至于饿死，我本来就是种地的”。

　　如他所说，此后，吴仁宝一直没有离开华西村，离开土地。即便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他也没有放弃华西村支部书记的职务。“白天当大书记，晚上当小书记。”时任村委会副主任的赵毛妹记得，吴仁宝经常在半夜召集村委开会。在县里，他所采用的执政方式也是根植于土地的华西模式。为了改变官僚习气，他在县直机关大搞“三三制”——“1/3干部下乡，1/3干部调研，1/3干部留机关。”李德和当时最经常的工作就是陪吴仁宝下乡调研：“交通不便，只能靠步行，有时走到哪个乡就住到哪个乡，第二天接着走。”胶鞋磨脚，他就索性脱了光脚走路，“赤脚书记”的称呼由此而来。

　　但在“重大决定都要经过常委班子讨论”的县委，即便是一把手，吴仁宝的施政空间也不能与在华西时同日而语，很快他便遭遇了第二次政治挫折。1980年，在县直机关举行的党代表选举中，正在华西村陪省领导参观的吴仁宝以3票之差落选。根据李德和的观察，因为当时全国刮起一股批判、反思“农业学大寨”风，当年的典型自然难脱牵连。1981年，吴仁宝卸任县委书记，上级有意安排他出任苏州地区农工部部长一职，但他坚决拒绝了，他说：“华西村是我带大伙一手搞起来的，听我的。”

　　从政府系统回归土地的吴仁宝，对政治有自己的理解：“政治的标准是什么，绝不是官职大小，而是看他能不能让人民幸福，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这种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就是吴仁宝独创的“两手抓”：“一手抓同中央保持一致，一手抓同群众保持一致。”

　　“我只是个村官，我们上面的领导最多，谁都能管。”报告会上，吴仁宝笑眯眯地讲道，“每个领导的要求不一样，明着顶领导不高兴，只有暗顶，如果领导说的不符合华西实际，就回答谢谢关心，领导一高兴就不会盯住不放了。”听众发出了会意的笑声。对吴仁宝来说，应对上级领导检查是他为华西筑起的一道安全屏障。当年，为了保密，小五金建在最不起眼的河边角落里，前面是正大光明的铁匠铺，三面被树木环绕，遇到领导视察，大门一关，打铁的打铁，下地的下地，领导一走，工人立刻回厂加班干活。最为极端的例子，吴仁彪向本刊记者回忆，上世纪60年代，管水利的干部要求沟渠里什么都不能种，管农业的干部要求沟渠里种粮食，管副业的干部要求全面发展经济作物，吴仁宝的对策是——把一条沟一分为三，1/3不种，1/3种粮食，1/3种水葫芦，分别应对不同的领导视察。

　　但这种他自称为“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却并没有激怒领导。任职近半个世纪以来，上到中央，下到乡镇，不管哪一级领导，只要来到华西，吴仁宝都会尽量抽出时间亲自接待。他的低调与谦逊，跟当年飞扬跋扈的禹作敏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在，华西的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一辆禹作敏送的美国大轿车，那是当年吴仁宝去大邱庄考察时收到的礼物，为此，他曾专门写信给无锡地委请示能否接受。

　　虽然现在退休，但他深知自己的符号化意义，仍小心翼翼地饯行着自己的政治智慧。面对本刊记者“华西能否复制”的提问，他沉思一下，回答道：“要看有没有能复制的人，这个人必须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真正相信实事求是，真正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甚至连华西村的建筑都渗透着吴仁宝的政治智慧。他亲自设计了华西金塔，四四方方的主题建筑像西式楼房，每隔两层探出来的飞檐与塔顶的阁楼又透着中式元素。华西村农民公园里，传统江南建筑中密布着各种壁画和雕塑，展现的都是中国传统故事；而在世界公园里，美国的白宫、法国的凯旋门、悉尼的歌剧院又惟妙惟肖，应有尽有。“有的领导说我们太土，有的领导说我们太洋，干脆来个不土不洋，后来李瑞环来，评价为亦土亦洋，算是给我们平了反。”说起这些从未间断的争议，吴仁宝总会发出爽朗的笑声。

　　在这些包罗万象的村庄智慧中，面对本刊记者提出来的人大代表话题，吴仁宝显然稍显陌生。“主要是反映民意。”这是他的第一反应。连续六、七、八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在第八届人代会上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后来在第九届人大代表选举时落选，直到现在提起来也是很多华西人不能忘却的一次“政治挫折”。不止一个原班子成员给出的解释是，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为了响应扶贫号召，吴仁宝选择在黑龙江和宁夏各援建了一个“省外华西村”，苏北地区对此颇有微词。提起那段任职，这才是华西人最深刻的记忆。

　　相比来说，让他兴奋的倒是1973年第一次当选全国党代会代表的经历：“我这个党代表可不一般，原来没有我，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名，要求给江苏增加一个名额。”

　　父亲与老书记

　　政治动员，正是吴仁宝治理村庄的一大法宝。具体表现为通俗易懂、层层递进的口号式语言，在华西村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等标语被做成大广告牌；吴仁宝亲自编写的“十富赞歌”与“十穷戒词”，即便是20岁的年轻人也能张口就来；他一手创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大到政治方向、爱党爱国，小到孝顺老人、讲究卫生，都制定了一系列奖惩措施；由他亲自担任团长的华西特色艺术团演唱歌曲透过花坛中的音响传遍各处。

　　40多年来，华西人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每年只有春节放假两天。大大小小的会议是华西的一大特色。“华西人的时间观念永远提前半小时。”来到华西村十几年的孙海燕深有感触，“有一次开会，层层传达下来，每个人提前半小时，以至于很多人到会场的时候提前了一个半小时。”朱咪英印象中，几十年来吴仁宝只当众发过一次火，原因是有一次村两委换届选举，因通知失误，15个人迟到了几分钟，结果全部被关在门外，剥夺候选人资格。

　　吴仁宝自己所立的标杆让那些心里略有怨言的年轻人自惭形秽，“想想老书记80岁了还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偷懒？”不止一位年轻人这样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家家户户有等离子彩电和宽带网路，但晚饭后早早睡觉仍是每个人的习惯，“要不然第二天上班没精神”。每年的正月初二，是华西召开村民大会的日子，评说去年功过，安排今年工作，吴仁宝的讲话，几乎没人提出过质疑。

　　分配制度的设计是巩固领袖地位的重要手段。华西村《村规民约》规定，村民既可搞集体，也可搞个体，但不允许“一家两制”和“一人两制”。结果，集体所有仍是今天华西的最大特色，别墅统一建、统一分；华西人的工资每月只发一半，另一半年终统一结算；奖金与分红，其中20%发放到个人，另外80%转资到集体，特殊情况用钱可以写申请报告。虽然村里没有KTV、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但即便是年轻人也很少选择离开，因为，人在股份在，人走股份不能走。

　　“对个人可以富得健康，对集体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吴仁宝特别向本刊记者强调，“没必要特意关注公、私体制，中央讲两个‘毫不动摇’，我们是听中央的。”显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华西选择不分田开始，外界有关公、私与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是华西不得不面对的漩涡。但在华西村，这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挑战，因为“老书记这样做又不是为了他个人，都是为了大家好”。

　　大到村民的婚丧嫁娶，小到两口子的感情问题，吴仁宝的影响力无处不在。除了物质上的管理，情感上的感染更是事无巨细。华西村没有“打工仔”、“打工妹”一说，“到了华西村，就是华西人”。从怀揣300元盘缠来华西打工的小青年到如今的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就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每年在龙凤阁广场上举办的“千人桌、万人宴”，宴请的都是外来打工者。

　　恩威并用，吴仁宝想出的办法五花八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华西人刚刚富起来的时候，为了抵御赌博恶习，吴仁宝花钱登报、贴告示：“凡检举揭发华西人参与赌博，一经查实，奖励举报者人民币1万元，并为举报人保密。”为了鼓励子女孝敬老人，吴仁宝专门设立了敬老奖，凡是家里有老人活到100岁，每位直系亲属奖励1万元。前些年，吴仁宝还在村里办起了“不想户”(意为不求上进的混混)培训班，把村里的懒散青年集中起来学习，不仅提供住宿，每个月还发500块钱工资。结果，这样的待遇让混混们感到很不好意思，纷纷要求上班干活。

　　在吴仁宝家的小客厅里，唯一不是跟领导人合影的照片是一张全家福，四世同堂26口人紧紧围绕在他身边。对他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来说，很长时间以来，父亲一直是个模糊的概念。女儿吴凤英甚至直到出嫁前一天才叫他爸爸，只因为他一直忙于工作，根本没时间照顾子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74年，村民孙良庆12岁的独生儿子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看到孙家悲痛欲绝，吴仁宝决定把自己的小儿子吴协恩送给他们，他说：“孩子是在‘双抢’时出事的，我这个做书记的有责任。”直到现在，即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跟他讨论起村里的事情来，吴协恩最经常的称呼也不是“爸爸”，而是“老书记”。

　　退休后，吴仁宝有了一个新头衔——华西村党、村、企总办主任，村庄领袖的地位并未随着职务交接而淡化。“既然大家信任我，我就要为大伙服务，生命不息，工作不止。”与自己的小家相比，他更像是华西的大家长。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华西村这几天评选出了88位模范人物，村里给每人发了500元，吴仁宝老书记布置的作业是——国庆前，每人上交60斤干草，以此忆苦思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