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牙打麻药有多痛: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发现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发现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Marxism’s fulfillment in China and

The discovery of it’s theoretical character

                 胡正豪

产生这样的疑惑不是偶然的。因为表象使很多人以为，国家意识形态只是国家权力运用主观力量强制推行的结果。而事实是思想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命运归根到底要从客观的社会基础中去寻找原因。马克思曾经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程度，显然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对于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特殊需求与马克思主义满足这种需求的特点相关联。如果人们既发现不了和无法解释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品格，也无法自觉意识和解释清楚近现代中国对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的特殊需求，就很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对其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乃至于最终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给予科学的回答。

一、现代性与批判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对特殊理论品格就是现代性与批判性（批判现代性）的统一。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高度发展、工业文明和世界现代化及其在历史上的革命进步作用；另一方面又揭示和剖析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始终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等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批判和反对资本的剥削、压迫和掠夺（包括对自然的掠夺），向往通过政治和社会革命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这种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既肯定又批判的辩证态度，最清楚不过地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与批判性合一的理论品格。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殊品格本身就是世界现代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欧洲，马克思本人深受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在欧洲兴起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的熏陶，这就使他的学说处处渗透着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坚守伦理底线、既充满科学理性又饱含道义关怀，既遵循事实评判标准又遵循价值评判尺度的辩正思维。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特性，最早由恩格斯所揭示，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称赞马克思是科学巨匠和革命家的完美结合。列宁则把“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本质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并称为“马克思理论的全部精华”和“活的灵魂”。后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又把阶级性和实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特点。从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在教科书上被普遍地标示为“科学性和革命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表述，既源于恩格斯、列宁的发现，又是19—20世纪欧洲和中国革命语境的产物。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实践性与阶级性的发现，适应了19—20世纪欧洲和中国革命实践对指导理论的迫切需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或特性的再发现便成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践指南得到继续实现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主张对教科书表述进行修改的意见认为，阶级性、革命性指称政治属性，而科学性、实践性却指称思想属性，两者缺乏逻辑上的对等意义。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统一。但问题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再发现不仅是逻辑演绎的需要，而首先是人类如何应对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困境的需要。

当代国际学术界紧紧围绕现代化这个当今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性和批判（批判现代）性的有机统一的观点。尽管学术界对何谓现代性？何谓批判现代性有不同解读，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思想界对国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再发现成果的认同。本文所使用的“现代性和批判性”意在还原马克思主义既赞成现代化、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又批判现代化、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的实践属性，突出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或人文性）的理论特质在现代化、全球化长周期语境下的真实品格，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联系，使我们能够更加真切地理解为什么迈向现代化的中华民族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化的起始阶段，是充满文化冲突的阶段。19世纪中叶，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遭遇到拥有现代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的挑战。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新思想、新观念或者缺乏本土资源、或者难以从容地经由本土资源发掘和实现转换，只能学习、引进和输入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由于新旧文化冲突在中国被赋予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冲突的形式，近现代中国陷入了既要学习西方又要反对西方，学生要学先生，可先生老是打学生（毛泽东语）的两难境地。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正是这种困境的思想写照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缺乏现代性基因，保存国粹难以挽救民族危亡。然而全盘西化，照搬西方的文化价值也不能改变中国弱势的国际地位。其因不外乎二：

第一，西方的现代性内容紧紧地包裹在西方传统文化形式的里面。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揭示的那样，西方现代性的起源无论精神或者制度均与基督教传统难脱干系。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仅就其精神的“实用理性”（李泽厚语）和制度的“血亲差序”（费孝通语）而言，就直接同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产生强烈排异，因此难以真正接近西方文化传统包裹下的现代性，实现中国本土文化与现代性的融合与对接。第二，西方的现代性中蕴涵着以强凌弱的竞争性、个人本位的排他性等种种“野蛮性”基因。而引进西方近代兴起的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等文化价值，对于在国际上尚处于落后、弱势的中国来说无疑是自陷精神被动、自损民族主体利益的自杀选择。

正是现代化启动阶段文化价值选择的两难境地，使中华民族需要的是一种既来自西方文化又批判西方文化、既符合中国固有传统又不失为西洋社会新潮流的思想武器。这种思想武器不是别的，就是社会主义。从陈独秀的社会主义“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到蔡元培的西洋社会主义“乃吾国所固有”等，无不说明五四时代的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同样具有近代中国文化选择所需要的两重品格，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

来自西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经由俄国传入中国。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受到先进知识分子欢迎的原因类似，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传播同样得益于其现代性和批判性相结合的品格。自19世纪以来落后的俄罗斯一直为既要追赶西方的现代化又要避免现代化阵痛所困扰。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双重品格给挣扎在现代化泥潭中的俄罗斯带来了希望。马克思主义经过十月革命的实践而成为具有俄国特色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承袭了其原型的特性，但显然比其原型更具有东方文化色彩，更符合落后民族的心理诉求。因此在五四前后的中国，马列主义在与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竞争中独占鳌头，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青睐。

与其他形形式式西方思潮相比，马列主义最适合近现代中国既要努力学习西方工业文明以完成现代化，又要抵抗西方资本强权的欺压、避免在现代化中丧失民族主体地位的实践需要，古老的中华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确立才完成个体的群体性启蒙和民族启蒙，获得了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精辟地指出选择马列主义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把马列主义作为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在此后的90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成果辈出，唯一不变的就是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背后其实蕴藏着民族生存发展的利益。今天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的实践问题，就是因为马列主义具有的现代性特征，充分肯定生产力的革命进步作用和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积极成果，从而为中国积极融入现代化世界体系指明了方向；而马列主义具有的批判性特征，反对压迫阶级和民族对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剥削、欺负，反对由资本霸权所带来的种种异化和堕落，既为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生存发展空间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又为中国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竭力避免社会急剧分化动荡、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公平构建起牢固的意识形态屏障。

二、普世性与本土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对特殊理论品格就是普世性与本土性的统一。所谓普世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中具有反映全人类共同的理想价值、为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律和真理；所谓本土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话语形式是民族的、地域的、独特的。

   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性即普遍真理性，首先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欧洲19世纪晚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揭示了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次表现在他们从世界历史的客观事实中，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结构的矛盾运动及其引起的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变迁，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三表现在他们在考察、剖析欧洲近现代社会状况的过程中，发现了资本主义从兴起到危机的秘密，揭示了现代资本工业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四表现在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过程中所坚持和追求彻底的和真正的人道理性、民主正义、平等自由等全人类共同理想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性，就是与普遍性真理内容相统一的特殊性表现形式。首先表现在地域环境和生活实践的特殊性上。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人，一直在欧洲生活，以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为实践基础，他们的许多具体结论源自于和适用于特定人群的活动空间；其次表现在文化形式、风格和气派的特殊性上。马克思的著作使用了英语、德语等欧洲主要语言，运用了诸如希腊古代神话、英国莎士比亚戏剧、德国歌德海涅的诗作等为欧洲人喜闻乐见的文学典故，继承发展了欧洲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思维逻辑和概念符号，渗透着强烈的、类似于基督教教义的拯救理念。尽管马克思关注的是全世界无产者乃至于全人类的命运，但在客观上他无法摆脱其作为一个欧洲人的情感与心理。就形式而言，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具有西欧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从不讳言自己的理论具有普遍意义，他强调他所发现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和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都一样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但是马克思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理论的特殊性，他一再表明自己“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不要因为社会发展具有“铁的必然性”而否定每个国家所具有的特殊性，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不要“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否则就“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列宁坚信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之统一，从而使革命在俄国得以实现。他关于十月革命的辩护词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主义不仅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经验为基础，而且还使用了俄罗斯语言，运用了大量为俄罗斯人喜闻乐见的文学典故，继承和发展的是欧洲和俄罗斯哲学家、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与西欧相比，俄罗斯介于西方与东方之间；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相比，俄罗斯是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列宁主义具有更多的东方色彩，更适合俄罗斯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从一开始就是俄国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列宁在主观上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西欧特色，也没有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自觉意识，但列宁主义的诞生无疑使马克思主义首次具有了非西欧的本土性特征。

    在中国，先进分子认定来自俄罗斯的、主张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劳农专政的马列主义更适合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下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实际需要。但是，当马列主义刚刚传入中国时，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西欧特色、列宁主义的俄罗斯特色。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里，许多人以为既然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然只有马列主义可以救中国，那么唯一要做的就是照抄照搬马列主义，对于马列主义可以不顾时间、地点地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所主张的全盘“布尔什维克化”、全盘苏化，实质上与近代中国文化冲突过程中出现的“全盘西化”派如出一辙。他们误以为20世纪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社会就是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误以为中国为现代化奠定政治前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马克思列宁预言的结束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误以为只有在繁华大都会举行武装暴动而不是到偏僻乡村去打游击才能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甚至只有工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担任党的领袖才能体现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此等等。更有甚者连文风、语言都要照搬模仿，到了毛泽东所讥讽的“言必称希腊”、“生吞活剥谈外国”、“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漫天飞”的地步。

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最先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国际性与民族性合一的问题。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实现的两个前提：一是其“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必须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同中国具体的实践相联系；二是其国际主义内容，必须通过民族形式表现出来，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所主张的从本国特点到民族形式两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思想，开始把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合一的认知，进一步提升到普世性与本土性合一的高度，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直接的路径。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继任的中央领导集体，都清醒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生活在中国土地上，承续着中国文化的血脉基因，在实践中不但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自己当前正在做的事情出发，自觉地运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而且还要善于运用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去解释和理解马列主义，使马列主义普世性、国际化的内容，不但因适应社会和实践生活的需要在中国得到空前的普及，同时也在不断适应社会和实践生活的过程中获得了具有中华文化气质、民族风格的大众化形式。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普世性和本土性相统一的自觉意识基础上，党在先后创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从内容到形式的本土化、民族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以其特有的现实性和亲和力赢得人民的认同和拥护，使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走向成功。显而易见，对马克思主义普世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理论品格的发现和再发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真正实现。

    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对特殊理论品格就是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统一。所谓继承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继承了19 世纪及19世纪前人类特别是西方人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借鉴欧洲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汲取与保存其中的合理内核，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创造性，就是马克思主义虽然继承了前人的思想资源，但是归根到底立足于当代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为完成时代发展的实践课题服务，敢于面对变化的现实，重新审视前人的结论，尊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尊重历史规律，大胆地否定和抛弃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过时的观点，“与时俱进”地创立并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不仅表现在其敢于解放思想，突破前人的束缚，而且还表现在其能够超越自我，不断创新。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世界第一次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欧洲社会革命风起云涌的19世纪。正如许多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曾经以为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已成为成熟的工业社会，马克思从总危机周期的估计出发，得出了现代生产力在欧洲已无法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容纳，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的判断。于是他们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无产阶级未来革命形势的问题上，没有进一步去探索大工业创造的现代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继续发展前景的问题。直到晚年，马克思恩格斯才重新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才注意到自己关于革命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了。1880年前后，马克思开始了对人类学、历史学等新知识、新学说的研读，他在通信中明确表示由于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自己著作中的有关内容需要重新加以研究。恩格斯更是在晚年的通信中多次提到马克思和他在著作中为了反驳论敌常常不得不强调被对方否认的主要原则，为了把重点放在内容上而忽略了形式方面等等。他并不讳言马克思和他“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都有被历史证明都是不对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前人和自己理论的这种科学态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继承性与创造性特质。

     马克思主义关于继承性与创造性相统一的理论品格，成为马克思主义能够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丰富发展的源泉。20世纪初期，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同时，紧紧抓住当时资本主义出现危机、欧洲发生世界大战的历史机遇，力排众议，独辟蹊径，领导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这个资本主义落后的小农国度，率先一举夺取政权，独创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民主集中制度，并大胆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为恢复国民经济和集中动员更多资源实现工业化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被誉为20世纪在社会科学中具有创新成就的人物之一 。如果没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创新，世界就不会出现一种与传统资本主义不同的新型现代化的体制和模式，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在俄国得到实现。

但是在历史上，总有一些号称是马列主义者的共产党人，并没有真正懂得和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统一，存在着反科学的两个极端。一种是片面强调前人经验，强调经典理论的绝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时代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检验并在吸收新的知识经验中得到丰富发展。一种是片面地强调当下经验、强调时代实践的变化，否认学习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必要性，企图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两种极端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造成不良影响和危害。

毛泽东曾经批评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把马列主义的词句结论全当作是万世不移、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批评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具体结论，都有一定的时间背景，都是针对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所提出的具体看法。这些个别词句和具体结论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补充、修正。不幸的是，晚年毛泽东犯了同样的错误，他照搬马克思在19世纪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猜测，使中国陷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空想。他把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唯一道路加以永恒化，把自己领导革命斗争的群众运动经验绝对化，不加选择地用于党的执政方式和国家经济建设上，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发生。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吸取了毛泽东的教训，纠正了晚年毛泽东在继承与创造方面的极端偏向，认识到继承不仅是对马列主义原则的坚持，更应是对包括世界最新经验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成果的全面开放，创造不是从形式上张扬空想主义的独树一帜，而应该是从内容上回应时代发展客观趋势的另辟蹊径。邓小平率先向全党提出了不能“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 的任务，号召党要“解放思想”，在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答案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到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邓小平敏锐地预见到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缓和的新形势，紧紧抓住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得机遇，实行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的试验”，开辟了中国现代化新时期，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在中国经济社会处于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难得机遇、又有各种困难风险和严峻挑战的关键时期，先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用“与时俱进”诠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品格，高举起“理论创新”的旗帜。2000年10月11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都是理论创新的典范”，他在2001年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既继承又创新的要求；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他第一次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针对党内围绕“七一讲话”所引发的思想分歧，中央及时摘编和发表了马恩和列宁关于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江泽民随后号召全党“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求高级干部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绝对不能用以前的老观点来套现实社会的发展。

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进行再发现、再阐述、再学习和再教育，鼓舞党和人民把继承与创造结合紧密结合起来，在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义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究竟要“快字当头”还是“好字当头”、发展目的究竟是“以GDP为中心”还是“以人为本”、现代化成果究竟是部分人独享还是由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究竟只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推进、执政党究竟是代表某个阶级集团利益还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一系列问题上做出了正确的回答，打开了科学发展，提高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局面，创立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历史一再证明，能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继承性和创造性相统一的理论品格，已经成为党能不能正确地判断时代特征，能不能把握历史机遇，能不能正视变化了的现实，能不能创造性地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关键所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继承性与创造性的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特性决定了它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既对前人的精神遗产开放，又对现实的思想源泉开放，成为马克思主义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秘诀。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坚持改革开放、勇于开拓，它从不拒绝任何新的实践发展所产生的新事物、新经验、新知识、新思想，敢于大胆汲取当代世界、当今人类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现突破前人、超越先辈的理论创新。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仅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和大众化，而且还需要追随时代潮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现代化。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继承性和创造性相统一的品格，中国共产党才能不断迎接实践发展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与时俱进，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才能永保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得到不断地实现。

作者：胡正豪，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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