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穗字幕组2017年8月3d:少年天子痴情君顺治帝【作者：周远康】

第一章 傀儡幼帝朝不保夕
　　第一节、六岁登基权归二王.
　　一、太宗猝卒白黄旗主争立.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初九晚上十点左右，盛京(沈阳)皇宫内，夜深人静，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之皇九子六龄幼童福临，正在母亲庄妃的永福宫里安静、甜蜜地睡觉。忽然，从清宁宫中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揪人心肝的哭声，白天还在临朝听政的五十二岁皇上驾崩了。福临虽不太知晓事体，但也肯定会为父皇永远离开他们弟兄而伤心，随着母亲、皇叔伯、皇兄弟而哭泣。但是，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小儿童，哪里知道这一突然事变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会给他和他亲爱的母亲带来多大的麻烦，哪里知道平时在他眼目中矜持高雅面带笑容和蔼可亲的几位皇叔正在绞尽脑汁，准备为争夺皇位大动干戈。
　　被尊谥为太宗的皇太极，死前没有留下关于继承人的遗命，因而没有立即拥立新君，八旗王公大臣一面办理丧仪，一面私下筹划继位之事。
　　八月初九晚太宗去世后，八旗及外藩蒙古和硕亲王以下，奉国将军以上；公主以下，固山格格以上；和硕福晋以下，奉国将军之妻以上，咸集清宁宫前，诣大行皇帝几筵，焚香跪哭奠酒。固山额真、昂邦章京、承政等以下官员，齐集崇政殿前，其妻等命妇齐集大清门外，各按旗序立举哀。第二日奉梓宫安放在崇政殿，王公贝勒大小群臣朝夕哭临三日，十三日内禁止屠宰。
　　如果按照中原地区明王朝的传统，皇上死后，自应由其皇子继位，无子，始于宗室亲王中近支者内择立，这样一来，对福临八弟兄(太宗共十一子，三子已殇)便不会带来太多的威胁，反正是自己亲弟兄之一继位为君。但是，此时以满洲贵族为统治核心的大清国，虽然经过太宗皇太极十七年的艰苦努力，取消了太祖努尔哈赤亲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抬高了君权，压抑了王威，太宗还亲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牢固地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但以旗主为本旗之统治者的八旗制度仍然存在，正白、镶白、正红、镶红、镶蓝五旗之旗主多尔衮、多铎、代善、罗洛浑、济尔哈朗仍分系本旗之主，又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或多罗贝勒，饶余贝勒阿巴泰、武英郡王阿济格、郡王阿达礼、固山贝子硕托等也分辖若干牛录，八旗王、贝勒、贝子皆系统兵征伐久战沙场的统帅勇将，权势很大。因此，新君仍须由八旗王公大臣议立，而且并非只有皇子才能继位，其他亲王、郡王同样也有当皇帝的资格。
　　本来，按各旗之势力而言，太宗之皇子拥有很好的竞争条件。八旗之中，皇太极亲领三旗，人丁兵将战马之多，超过其他五旗之中任何一位旗主。特别是正黄、镶黄二旗，猛将如云，谋士众多，开国元勋中功劳最大、职位最高、子侄最勇，与太祖、太宗联姻婚娶的三位大帅额亦都、费英东、扬古利，皆在正黄、镶黄二旗。
　　额亦都原系贫寒诸申，明万历十一年(1583)随太祖首举义旗，起兵攻图伦，此后转战四十年，屡克强敌，所向披靡，军功累累，任至众额真、固山额真、一等大臣、世袭一等总兵官，初娶努尔哈赤族妹，继“尚和硕公主”，死后追封弘毅公，其次子达启、第八子图尔格皆娶太祖之女和硕公主，其女嫁与太宗皇太极为元妃，其孙女嫁与太祖之孙尼堪为福晋。费英东多次领兵出征，功勋卓著，被太祖誉为“万人敌”，封授一等大臣、众额真、固山额真，娶太祖之孙女，死后追封一等公和直义公。扬古利长年征战，勇猛异常，屡立大功，任至众额真、固山额真，娶太祖之女，封超品公，死后追封武勋王。
　　此时三位大帅虽已早逝，但其子、弟、侄、孙皆系分率正黄、镶黄二旗士卒南北征战军功卓著之勇将。额亦都有子十六，车尔格、图尔格、伊尔登、超哈尔、遏必隆、韩代、阿达海、谟海、索浑均系早年披甲厮杀，勇猛骁悍，韩代、谟海、阿达海及其子阿哈尼堪俱屡立军功战死沙场。图尔格幼从太祖征伐，积功授世职参将，太宗即位后擢固山额真、内大臣，屡败敌军，并曾为征明副帅，佐奉命大将军阿巴泰贝勒深入明国，克府州县七十八，晋世职为总兵官，其子武尔格从征皮岛战死。车尔格、伊尔登、遏必隆此时分系承政、巴牙喇纛章京和侍卫。费英东之第七子图赖，从诸申披甲，勇猛善战，军功累累，被太宗连续擢升，任至巴牙喇纛章京，授三等总兵官世职。费英东之侄鳌拜，屡败明军，征皮岛时，身为前锋，渡海搏战，勇克坚岛，被太宗赐予“巴图鲁”称号，任至巴牙喇纛章京，授三等总兵官世职。扬古利之子塔瞻、从弟谭泰、族侄伊尔德，分为固山额真和巴牙喇纛章京。他们皆有职有权有威望。此外，黄旗还有希尔艮等一大批战将。文臣中如希福、范文程、刚林均是大学士，范文程更是智谋出众佐国有功历任四朝的老相。尤需一提的是希福之侄、一等侍卫巴克什索尼，精通满蒙汉文，久值内院，智勇双全，对帝忠贞不贰。两黄旗的确是人才济济，远逾他旗。他们当然要拥立皇子，既对先帝效忠，又可确保本旗之特殊地位和个人的富贵荣华。
　　此时现存的八位皇子中，四阿哥叶克舒、五阿哥硕塞，只有十四五岁，六阿哥高塞以下更小，皆是无禄少年或幼童，只有大阿哥豪格年长，三十五岁，且有文韬武略和军功。豪格十七八岁时即因进攻蒙古有功而被太祖封为贝勒。太宗即位后，他又因军功政绩晋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封和硕肃亲王，掌管户部，其功勋资历和威望都不亚于几位皇叔，本应是最有可能继承帝位之人。但是，豪格有三个弱点。其一，他的母亲乌拉那拉氏并非贝勒之千金，嫁与皇太极后不久即死去，没有正式封号，与嫡福晋、皇后等正宫不能相提并论。另一弱点是他并不为皇父喜爱，几次遭父谴责惩罚。崇德元年四月他封肃亲王后不久，即因与成亲王岳托结党，泄露太宗言语，对父有怨心，而被降为贝勒，崇德三年征明有功复封亲王，不久又因过降郡王，直到崇德七年松锦战中立功始复原封爵。第三个弱点是，在太宗时期，豪格始终未能当上主宰一旗之旗主。太宗虽有正黄、镶黄、正蓝三旗，但一直亲自掌握，未授豪格为某旗之旗主，豪格只辖有若干牛录，与大伯礼亲王代善、十四叔睿亲王多尔衮、十五叔豫亲王多铎、侄贝勒罗洛浑分系一旗之旗主不同，这严重影响了他图谋大事的实力。
　　当然，如果代善等五位旗主或其他拥有牛录之英郡王阿济格等王公没有争夺皇位的野心，或没有争夺皇位的势力，那么上述三个弱点并不妨碍豪格继位为君，因两黄旗大臣会拥立年长之皇子大阿哥豪格承嗣大统的。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王公之中不仅有想当新君之人，而且势力相当强大，足以与二黄旗抗衡，这就是白旗三王多尔衮、多铎和阿济格。
　　阿济格三王之母是太祖努尔哈赤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大福晋阿巴亥，即正宫娘娘，深受夫君宠爱，太祖也喜爱这三位皇子，曾明确宣布要使三人皆成为“全旗之主”，并在生前将亲辖之正黄、镶黄二旗分授予阿济格和多铎，赐多尔衮十五个牛录(相当于半个旗)，且欲将汗位由这三子之一袭承。不料，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太祖病逝，第二日八旗贝勒议立新汗时，大贝勒代善、贝勒岳托、萨哈廉决定立四贝勒皇太极，诸贝勒赞同，皇太极便继位为汗，诸贝勒又逼令大福晋阿巴亥殉葬，且在议定新的治国体制时，将身为旗主的阿济格、多铎贬低到非旗主的“小贝勒”地位，他俩的二黄旗改名正白、镶白二旗。皇太极原有之正白旗及此时新夺来的太祖预定要赐予多尔衮的镶白旗改名二黄旗。这一系列打击显然会使阿济格三兄弟万分气愤，但此时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三岁，多铎十二岁，无力反抗，只有被迫服从。阿济格勇猛鲁莽，时有怨气，于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1628)被天聪汗(即太宗皇太极)找了一个借口，革除了旗主。多铎也因对汗兄不满，时被太宗训斥处罚。崇德元年他以镶白旗旗主、和硕贝勒的资格受封和硕豫亲王，崇德四年即被议罪降为多罗贝勒，罚银万两，籍没三分之一的包衣和牲畜，直到崇德七年因松锦之役中立了大功，才晋为郡王。只有多尔衮比较乖巧，虽怀有杀母夺旗之大恨，却深埋胸中，尽力讨好兄汗皇太极，并智勇双全，屡立军功，博得了太宗欢心，不断提拔，初让其接主阿济格的正白旗，成为真正的一旗之主，后又命其统摄吏部，几次统率八旗大军征明攻蒙，崇德元年封和硕睿亲王。到崇德八年八月太宗死之前，多尔衮已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同为太宗信赖的左右手，威望甚高。
　　然而这位被太宗谕称“朕爱尔过于诸子弟，赉予独厚，以尔勤劳国政，恪遵朕命故也”的睿亲王，这位后来自己也回忆说“夫太宗恩育予躬，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也”的九王爷（多尔衮虽排行十四，但一般皆称其为九王、多铎为十王)，此时却想夺回十七年前被太宗抢走的君位，想继位为帝，其兄阿济格、其弟多铎也竭力拥戴，于是白黄旗主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二、继位为君郑睿二王辅政.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初九夜太宗皇太极逝世后，足足过了五天，八月十四日，八旗王公大臣才齐集崇政殿，议立新君。
　　这一天，是年方六岁的皇九子福临的命运和地位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天。当然，他这个小小儿童对此毫不知晓，其母——聪睿过人的庄妃也不可能知道爱子竟会登上御座，因为，大家都认为新君非豪格便是多尔衮，双方在这几天里都在紧张地筹划。
　　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前往肃亲王豪格府中，“私相计议”，“欲立肃王为君”。豪格当然十分高兴，遣固山额真何洛会、议政大臣杨善告诉郑亲王济尔哈朗说：“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尔议。”《清世祖实录》第37卷第8页。这实际是希望和劝诱郑王支持。
　　豪格这样破例地选中郑王，而未去找其他亲王、郡王，应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郑王是位很有影响的王爷，他是镶蓝旗旗主，是此时礼、睿、郑、肃四位亲王之一，且久受太宗宠信，与睿亲王多尔衮同为帝之左右手，在八旗王公大臣中有较高的威望，有他的支持，就增加了一个旗，在力量对比上就超过了两个白旗，争夺帝位就有更大的把握。同时，郑王与太宗的关系极为密切，或者更准确一点说，郑王之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太宗对他的栽培和宠信。济尔哈朗并非太祖之皇子，其父舒尔哈齐系太祖努尔哈赤同母之弟，按支派而言，他不能与礼、睿、豫等太祖之子相提并论，他只是近支宗室，而非嫡派皇室。他原来仅是镶蓝旗下的一位贝勒，旗主是其二哥阿敏。天聪四年，皇太极利用阿敏从永平撤退的过失，罗织罪状，革去其二大贝勒尊号和旗主资格，并幽禁，让其六弟济尔哈朗代为镶蓝旗主，并不断予以关照和宠信，济尔哈朗才能成为大清国声势显赫的王爷。有了这样的特殊关系，想来郑王是会同意的。
　　郑亲王济尔哈朗见多识广，在二十多年金国——大清国的激烈政争中，基本上是顺利的，颇能应付复杂场面，此时也在密切注意白黄四旗的动向，考虑自己的对策。他当然愿意支持豪格继位为君，这不仅是由于曾受太宗厚恩，应予回报，而且支持太宗之子承嗣，便有拥戴之功，更能保持十几年来与君汗之间的特殊关系，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并继续发展，如若其他亲王郡王为帝，这个特殊关系和特殊地位便丧失了，对己不利。同时，他也深知白旗三王并非善良之辈。英王阿济格素来鲁莽，豫王多铎年轻气盛，多尔衮机警过人，他们掌权，焉有郑王之地位，所以他很乐意接受豪格的要求。但是他也敏锐地看出白旗王爷图谋帝位，白黄四旗真的厮杀起来，谁胜谁负，亦难预卜，还是需要留点后路。所以，郑王告诉来使说：“我意亦如此。”但睿亲王“尚未知，待我与众商之。”《清世祖实录》第4卷第3页，第37卷第8、9页。这是让豪格等人明白，多尔衮是个关键人物，他有可能自立，不同意立豪格，要做好思想准备。
　　多尔衮果然想继位为君，他于八月十四日黎明，即匆匆忙忙赶到盛京皇宫中之三官庙，询问索尼册立之事。索尼斩钉截铁地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清史稿》第249卷，《索尼传》。这既使多尔衮第一次直接听到了两黄旗大臣反对他继位的意见，也促使两黄旗大臣立即开始争位行动。
　　两黄旗大臣便“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图尔格、遏必隆又“传三牛录下护军，备甲胄弓矢护其门”。这显然是摆出誓死必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了。
　　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八月十四日八旗王公列坐崇政殿东西庑，集议立君之事，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郡王阿达礼，贝勒阿巴泰、罗洛浑，贝子尼堪、博洛、硕托，镇国公艾度礼，辅国公满达海、费扬武、屯齐、博和托、吞齐喀、和托等，共商大事。
　　这时，索尼和鳌拜首先倡言“立皇子”。这是一种破例的非常行动。二十几年来，任何军政大事都是由八旗王贝勒公商议决定的，侍卫、固山额真、巴牙喇纛章京、梅勒额真等官将，虽然也列席会议，可以发言，但必须在王贝勒尤其是八旗旗主讲完之后而且被君汗贝勒允许时才能陈述意见，且必须服从王贝勒的决定，像议立新君这样头等重要大事，过去从未允许也没有一个大臣敢出来讲话，更不用说是倡言了。
　　多尔衮立即根据惯例，喝令二人停止说话退出去。索尼、鳌拜虽暂时退下，但外有两黄旗巴牙喇兵全副武装包围了宫殿，两黄旗大臣们又站在殿内，手扶剑柄，气势汹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种情形，白旗三王未曾想到，他们可能后悔没有把两个白旗的巴牙喇兵也调至宫外，让黄旗占了上风。
　　但白旗三王并非胆怯之人，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公开发言，力劝多尔衮“即帝位”。多尔衮看到两黄旗大臣如此架势，犹豫不决。多铎等不得了，声称你若不做，“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多尔衮反驳说，肃亲王之名也在遗诏上，不独你也，明确地表明了不同意多铎或豪格继位为君。多铎遂改称：“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礼亲王代善以年老推辞，建议立多尔衮或豪格。豪格见英、豫二王公开拥立睿王，礼王模棱两可，郑王沉默不语，心知难有胜算，便宣布我“福小德薄”，难当此任，而以退席相威胁。
　　这时，两黄旗大臣见形势在逆转，肃王豪格被白旗诸王反对而退席，睿、豫、礼王成了新君的候选人，再不制止这一趋势，先帝江山难保。于是，他们气势汹汹地“佩剑而前曰：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
　　礼亲王代善见此情形，声称年老不预朝政，离席而去，英王随即退出，豫王不发一言，郑王亦不吭声，会议处于紧张的僵局之中。
　　这时聪睿绝顶的睿亲王多尔衮迅速地思考对策。形势已很明显，自己若要坚持登基，白黄四旗必然火并。胜负很难预料，且即使侥幸战胜对方，四旗将士将大量死于血泊之中，八旗劲旅必然元气大伤，十几年来拼死厮杀争取到的即将进军中原的有利局面便会彻底丧失，代价太大了。但若屈服于黄旗大臣的压力，尊豪格为君，自己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地要夺回被兄长太宗抢走的君汗之位，就毁于一旦，又太可惜了。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既不致引起白黄四旗火并，又不影响掌权的利益?他突然从“必立皇子”四字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立即宣布：黄旗大臣的建议，是正确的。肃王既然退让，“无继统之意”，那就立先帝之子福临，不过他年龄还小，“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待幼君年长之后，“当即归政”。众赞同，遂定议。李：《沈馆录》第6卷，《沈阳状启》；《清史稿》第249卷，《索尼传》。右真王即郑亲王济尔哈朗，八高山系八固山，即八旗。
　　这个结局，表面上看来，是两黄旗获胜，白旗未曾达到目的。因为，从八月十四日黎明索尼回答多尔衮时开始，两黄旗大臣便一直坚持必立先帝之子，便坚决反对立白旗三王，而白旗睿、豫、英三王却力图夺回十七年前被太宗抢走的君位(后来多尔衮曾公开宣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22页。)，英、豫二王当众跪请多尔衮即帝位，豫王多铎还迫不及待地毛遂自荐，要继位为君，现在，皇子之一当上了新君，白旗三王要向新君俯首称臣，这不是黄旗得胜白旗失利吗?何况虽然睿王当上了辅政王，而一向忠于先帝且表示支持皇子为君的郑王也是辅政王，且名列第一，这也可保幼君无虞吧!不仅如此，当天八旗王公大臣还共立誓书，宣称务必同心翊戴新君，效忠幼主。礼、郑、睿、肃、英、豫六王及郡王、贝勒、贝子、公阿达礼等，共十九位王公昭告天地，誓称要遵守先帝定制，敬事幼主，不得徇私庇奸，私结党羽，挟仇害人，兄弟谗构，否则，“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八旗大臣阿山等数十人也誓称要竭力事君，不谄事本主，不悖乱结党，否则，“天地谴之，即加显戮”。郑、睿二王特立誓词，宣称如不秉公辅政，“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则“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清世祖实录》第1卷第7、8、9页。这也是维护两黄旗大臣争取到的立皇子之胜利的重要保证吧!但是，设若冷静下来，潜心深思，被人像智多星一样看待的索尼及图尔格等几位黄旗骨干大臣，便会惊呼：上当了，中了睿王之计。回顾金国——大清国三十几年的历史，便可发现，所谓昭告天地的各种誓书，大都是一纸具文，并不能约束违誓者的手脚。十七年前皇太极被代善等“任置”为君时，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敬兄长，爱子弟”，不得因为诸贝勒“微有过失”，便将其贬降杀戮夺其旗分牛录，代善等诸贝勒也誓称共同拥戴皇太极“承父汗基业”，不得包藏祸心，欲加谋害。然而，曾几何时，二贝勒阿敏便因对汗不恭欲另主他处之罪名，被天聪汗夺旗幽禁死去，三贝勒莽古尔泰亦因所谓欲图谋逆，而在死后被追罪籍没，其正蓝旗归入汗下，就连让位拥君的大贝勒、和硕兄礼亲王代善及其子镶红旗旗主成亲王岳托，也多次遭受太宗斥责处治，代善只好归隐林下，岳托壮年即卒于军中。十五年前阿济格贝勒不也是因有小过而被太宗革去旗主吗?智谋过人的索尼怎能相信誓书誓词。
　　再者，二王辅政亦非祖制，太祖去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皇太极虽被诸贝勒“任置”为君，但仍系基本遵守太祖手定之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与天聪汗皇太极四人共治国政，连朝贺时也是四人并坐，同受其他贝勒和八旗大臣叩拜，为什么此时就不能仿此办理，多加两三个辅政王?这并不是只求形似，而是有其必要性。白旗三王之厉害，索尼等人岂不知晓，此次之力图夺位称君，更是众所周知。郑王虽然忠于太宗，愿意辅佐皇子，但其生性软弱，善观风色，遇事不敢据理力争，容易屈服于压力而说违心之话，做违心之事，万一睿王抓权专断，包藏祸心，危害幼君，郑王岂能抗衡！此时一共只有四位和硕亲王，既然郑亲王、睿亲王可以辅政，那么礼亲王、肃亲王也可以当辅政王。四王辅政，郑王倾向于帝，礼王虽年老有病懒问国政，但其拥有正红镶红二旗，曾为太子，佐父太祖掌管国政多年，德高望重，立有大功特勋，完全有力量对白旗三王之不轨行为施加约束，至少可以起到牵制的作用，在这样背景下，肃王就能与睿王抗衡，共保新君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索尼等人没有提出这一要求，就稀里糊涂地满足于“必立帝子”而同意了睿王的建议，铸成了大错。
　　当然，此时年方六岁的幼童福临完全不了解这些复杂关系，其母庄妃也可能因爱子意外地竟当上了皇帝而欢欣鼓舞，没有想到这些事，或者因原本无缘而突然获得这一特大幸福之果，觉得不该提出什么要求，以免被人视为贪得无厌、不识抬举。
　　总而言之，六龄童福临竟因白黄四旗之争、索尼等大臣的失误和睿王之巧计，而出乎众人意料，突然被议立为新君了。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大清国举行新主登基大典，八旗王公大臣和外藩蒙古王公齐集笃恭殿前，乳媪侍奉福临出宫。此时天气寒冷，侍臣奉上貂裘，请帝穿上，福临却拒绝穿裘。随从推来御辇，福临举步上辇，因才六岁，太小，乳媪怕他坐立不稳，欲上辇同坐，护持幼君，不料小小皇帝福临却不许她坐，直言相告：此辇不是你能坐的。然后，乘辇出东掖门，升殿就坐。福临问侍臣：诸位伯伯叔叔兄长朝贺，应否答礼?或只坐受其拜?侍臣回答说，不应答礼。于是福临端坐于上，郑睿二王率诸王公大臣行三跪九叩礼。从此，六龄童福临当上了大清国第二位皇帝，但实权则归辅政二王。
　　第二节、九叔专权少主危急.
　　一、朝廷自居多尔衮称“皇父”.
　　也许是索尼等两黄旗主要大臣也有些担心，怕睿王搞鬼，毁誓专权，不利幼主，或者是为了把大事弄得更稳妥一点，故而又采取了两个不寻常的破例的重大行动，即除了八旗王公大臣于八月十四日共同盟誓之外，索尼等又单独集会盟誓。
　　八月二十二日，即八旗王公大臣盟誓之后的第八天，也就是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劝诱睿王应自立为君，被礼、睿二王揭示于众而被处死之后的第六天，两黄旗大臣、侍卫图尔格、拜尹图、谭泰、塔瞻、锡翰、多尔济、伊尔登、额尔克戴青、巩阿岱、车尔格、图赖、鳌拜、希福、范文程、刚林、索尼、哈世屯、巴哈、陈泰、穆成格、伊尔德、谭布、遏必隆等两百零七人，焚香对天地盟誓，其词为：图赖等“谨誓告于天地：我等若以主上冲幼，不靖共竭力如效力先帝时，谄事诸王，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结党谋逆，潜受赂遗，及与人朋比，仇陷无辜，娼嫉谗，蔽抑人善，徇隐人恶者，天地谴之，即加显戮”。《清世祖实录》第1卷第12、13、14页。图赖、索尼、巩阿岱、锡翰、谭泰、鳌拜六人又共立盟誓于三官庙，“愿生死一处”，“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清世祖实录》第37卷第8页；《清史稿》第249卷，《索尼传》。索尼、图赖等人力图使两黄旗大臣侍卫团结在一起，辅保幼主，这样，睿王便不敢有不轨行为。这一愿望，不能不说是良好的，两黄旗大臣侍卫真的能紧密团结，威力确系强大惊人，其他旗王公大臣和白旗三王便不敢肆意妄为，幼主可以牢保无虞，再过几年，长大成人，便可名正言顺地免去辅政，新主就可亲政治国了。
　　然而，人心难一，尤其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上，忠贞不贰，不屈于威武，不淫于富贵者太少，更多的人是只求保全身家性命官职庄园，少数人还因贪图富贵荣华而背叛故君，改事新主，哪能永远团结在一起去反对权大之人！顺治初年的政局，正是这样变化的。
　　图赖、索尼等人低估了睿亲王多尔衮的才干、抱负和野心。此人之聪睿机智果断，远逾其他任何一位王公。他十七岁时即以初次从征便身手不凡立下功勋，而被兄汗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之尊号。十七年来，他凭着非凡智谋和英勇，战胜各种困难，历经风险，屡建功勋，从一个普通的贝勒高升为一帝之下万人之上的和硕睿亲王，并于此时为多数王公大臣公认为是最好的皇位继承人，他能坐视此难遇良机一去不复返吗?他能因曾立誓而放弃多年以来的愿望甘心久居人下吗?当然不会。他是为了避免出现白黄四旗火并损害清国元气和两败俱伤的悲惨结局，而果断明智地采取了暂时后退或明退暗进以退为进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而这位号称至尊无上的新君福临，不过是一个衣食于乳媪的小小儿童，生活都不能自理，哪懂得什么治国平天下或争权夺利之事！多尔衮完全可以将幼君玩弄于股掌之上，借幼君这个招牌，来做成他想做的事。而这位胆小易变的郑亲王虽名列多尔衮之前，怎经得住他的步步进逼和无敌之计，要不了多久，郑亲王就会甘拜下风，听任他的摆布。两黄旗二百多员大臣、侍卫气势汹汹的盟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三两月内，一两年间，就会分崩离析，一个一个地拜倒在多尔衮的脚下，任凭他驱使差遣！
　　这并不是笔者的随意编造，历史事实对此作出了无情的结论。郑睿二王立誓秉公辅政听从众议之后不到四个月，崇德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郑睿二王已由辅政王变成了“摄政王”，并传集八旗王公大臣，先对各大臣宣告说：“前者众议公誓，凡国家大事，必众议佥同，然后结案。今思盈廷聚讼，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我二人当皇上幼冲时，身任国政，所行善，惟我二人受其名，不善，亦惟我二人受其罪。”我二人“既已摄政，不便兼理部务。我等罢部事，而诸王仍留，亦属不便，今概行停止，止令贝子、公等代理部务，尔大臣以为何如?”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形式上虽是用的询问方式、征求意见的方式，但倾向性很明确，结论早就提出来了，要取消两位辅政王“听从众议”的誓言，军国大政不由八旗王贝勒贝子公集议，而由郑睿二王独断，并且还要改变已实行十余年太宗手定诸王分管部院的祖制，各部大臣直接听命于摄政王。照此做去，大清国就是郑、睿二摄政王的天下，各王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削弱。这样违背誓言变更祖制的做法，本来应当受到八旗王公大臣的反对，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各大臣却完全接受了，恭敬地回答说：“王所虑诚是。”于是，郑、睿二王又将此意谕告肃王豪格、豫王多铎及其他贝勒，王贝勒虽然很不满意，但又不敢公开反对，只好答称：“伏思皇上冲年，初登帝位，我等正当各勤部务，宣力国家，以尽臣职。今王等之言若此，谅出万全，岂不筹维至当而为此言乎!众皆定议以为然，我等无不遵者。”不满、勉强之意溢于言词。然而多尔衮不管这些，只要你们同意，达到了目的就行了。于是就此定议，并进一步取消了贝子、公对部务的管理。②《清世祖实录》第2卷第17、18页；第19页。
　　过了两天，十二月十七日，郑、睿二摄政王又谕都察院各官：尔等俱系朝廷风纪之官。向来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办理国政及朝谒勤惰，原属吏部稽核，今官员听吏部，“王贝勒等应听尔衙门稽察，有事应纠参者，须据实奏闻，方为称职”，不得瞻徇隐匿。②两位摄政王与诸王贝勒之间又拉开了一段距离，摄政王地位又高了一些，权力又大了一些。
　　过了三十几天，顺治元年(1644)正月二十日，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传集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谕告他们说：“今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俱照前例行。”《清世祖实录》第3卷第4页。这样，离太宗去世不到半年，多尔衮已成为大清国主持国务之首席摄政王了，与当初诸王贝勒公议以郑睿二王“辅政”，差距何其悬殊。但事情并未了结，多尔衮还在采取各种措施，加速向独掌大权迈进。
　　顺治元年四月初一，因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告肃亲王豪格于摄政二王，八旗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大臣会审此案。何洛会等所告之事有七：其一，豪格对何洛会、议政大臣杨善、甲喇章京伊成格、罗硕说：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和硕睿亲王”，睿王乃多病之人，“岂能终摄政之事”。杨善对称：“此皆图赖诡计也，若得亲视其寸磔，死亦无恨。”豪格说：“尔等受我之恩，当为我效力，可善伺其动静。”杨善、伊成格表示，要杀死图赖，使王晏然无事。其二，豪格说：睿王将五牛录人给予硕塞阿哥，其意何在?其三，豪格以被派即将征明，对何洛会、杨善及固山额真俄莫克图说：我未曾出痘，“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特欲置我于死乎!”其四，豪格说：睿王“非有福之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乎?”其五，豪格说：豫王多铎曾向我讲：郑王“初议立尔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能胜众，议遂寝。其时我亦曾劝令勿立，由今思之，殆失计矣，今愿出力效死于前”。其六，豪格说：“塔瞻公，乃我母姨之子，图尔格素与我善，此辈岂忘我乎?”其七，豪格召硕兑说：尔与固山额真谭泰是郎舅，“尔可说令(彼)附我”。我前曾给侍卫穆成格(扬古利之亲侄、谭泰之堂侄)妻，乃我对其厚爱。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等“会鞫俱实，遂幽和硕肃亲王。既而以其罪过多端，岂能悉数，姑置不究，遂释之，夺所属七牛录人员，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固山额真俄莫克图、护军统领内大臣杨善(费英东之侄)及其子内国史院学士甲喇章京罗硕和甲喇章京伊成格，“坐附王为乱，不行出首”，处死。籍没杨善、罗硕家产，赏与“为国效力”的图赖，籍没俄莫克图、伊成格家产给予何洛会，“以谭泰、图赖、索尼为国尽忠，致为恶党所仇怨”，予以嘉奖，并各赏一副金副玲珑鞍辔、马一匹及银二百两。
　　这件大案表明了五个问题。第一，肃亲王豪格怨气冲天，对睿王极为不满，一而再再而三地诅咒睿王多病，非有福之人，而系有病之人，不久即将夭折短命。第二，肃王心犹未死，对失去帝位悔恨不已，多次与亲信近臣密议，欲图结交大臣。第三，豪格用人无方，识人不明，索尼、图赖对先帝太宗和幼君福临忠贞不贰，图尔格、塔瞻亦能固守盟誓效忠新君，豪格却辱骂他们背叛故主，投靠睿王，而对何洛会这样的变色虫则信赖无疑，多次对其泄露内心愿望，人妖颠倒，忠奸不分，岂能不败。第四，轻过重惩，睿王权势激增。何洛会等人的讦告，最多只能说明肃王有怨言，不满睿王，谈不上密谋为乱，而八旗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大臣却给其加上“乱政”“悖乱”“为乱”“罪过多端”的大罪，将其幽禁，后虽释放，又夺其牛录，废为庶人，实为过甚。这既表明睿王想借此机会除掉最有威胁的政敌，也反映出此时多尔衮势力已大大超过八个月前议立新君之时，能够迫使其他王、贝勒、贝子、公附和己意，其结果必然会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第五，睿王善于乘虚而入，争取臣将，区别对待。他重赏背叛故主的何洛会，后又多方关照重用，擢内大臣、盛京总管，授定西大将军，封三等子，使其成为自己的亲信。对曾参与六大臣盟誓的图赖、索尼、谭泰，嘉其“为国尽忠”、“为国效力”，赏赐鞍马，后还将因罪革职入狱的谭泰释放复官，且晋授征南大将军，封一等子，使其完全背叛了幼君，成为己之亲信大臣。五点集中为一，睿王多尔衮现在已成了实际主持朝政的第一摄政王。
　　此后，多尔衮利用统军入关，定鼎中原的特大功勋，并多次压抑惩处忠于少帝的两黄旗大臣，革图赖之子辉寒所袭亡父的一等公爵，革三等公图尔格之子科布梭所袭父之爵职，削索尼官职，籍没其家，将其充发盛京，降护军统领巴图鲁鳌拜之一等子世职为一等男，论死赎身。他一再超擢己之亲信，曾系拥立肃王之六大臣成员锡翰、巩阿岱及其兄拜尹图，因背叛故君谄媚睿王，分别从闲散宗室晋封至多罗贝勒和固山贝子。正黄旗一等侍卫冷僧机背主媚己，授内大臣，从三等男晋至一等伯。对本旗正白旗之大臣罗什、博尔辉、锡图库等亲近大臣，亦宠信擢赏，委以要任。他还将迎合自己的宗室贝子尼堪、博洛晋封至亲王，并委任二人及礼烈亲王代善之子和硕亲王满达海为理政三王。他对亲弟豫亲王多铎十分赞赏，封其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并收其子多尔博为己之嗣子。对政敌肃亲王豪格，则罗织罪名，将其削爵籍没幽禁至死。对支持肃王豪格的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亦多方排斥，罢其摄政辅政，给其定上悖乱之罪名，一度降为郡王。这样一来，仅仅经过五年多的时间，多尔衮已完全达到排除异己，委任亲信，全面掌握军政大权的目的，并一再增上尊号，顺治元年晋“叔父摄政王”，二年晋“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再尊为“皇父摄政王”，成为大清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真正的皇帝。
　　二、兄王冤死亲嫂被叔霸占.
　　六龄幼君福临的安危，在顺治初年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两黄旗大臣的效忠，二是叔王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支持，三是兄王豪格的威权。其中，豪格权势的消长，对政局和少年天子的影响，更为重要。因此，多尔衮对豪格也就特别防范和压抑。
　　就在顺治元年(1644)四月出兵攻明之前夕，豪格被多尔衮罗织罪名，削爵，籍没七牛录，废为庶人。然而多尔衮此时还不能任意诛戮，还不好命令豪格留居盛京闭门思过，豪格得以随军从征，为入主中原立下了军功。
　　顺治元年十月，幼主福临从盛京迁居北京，再次举行登极大典，封赏功臣，大赦天下。登极恩诏的第一条第二条就是对“佐命开国，济世安民”立有大勋的亲王，要加以殊礼，对亲王、郡王之子孙弟侄要赐予封爵。据此，晋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为和硕亲王，晋贝勒罗洛浑为郡王，封太宗之第五子硕塞为郡王。在这样形势下，多尔衮也不得不对豪格有所表示，遂下帝谕，复封豪格为肃亲王。顺治元年十月十八日，册封豪格之册文说：“我太祖武皇帝肇基立业，垂裕后昆，太宗文皇帝缵承洪绪，奄有蒙古诸国，平定朝鲜，拓土开疆，弥敦典礼。及朕绍服，尔和硕肃亲王前以引罪削封，后随叔父摄政王入山海关，破流贼二十万，遂定中原，厥功懋焉。朕诞登大位，特加昭雪，授以册宝，复封为和硕肃亲王，永存带砺，与国咸休。”《清世祖实录》第10卷第4、5页。
　　豪格虽然复爵，但他心里自然十分清楚，前途仍是凶多吉少，因而做事小心翼翼，尽力效劳。顺治三年，他被多尔衮派去四川攻打大西农民军时，率军猛烈冲杀，利用农民军叛徒刘进忠的归顺和引导，疾驰数百里，乘大西军不备，突袭西充，击败大西军，射死张献忠，连陷州县，夺据了四川。然而，功勋再大，也改变不了摄政王的看法，且为陷害肃王提供了个借口。顺治五年正月，豪格从四川返京，三月初六就被下狱惩治。
　　罪状只有两条，一是三等梅勒章京希尔艮与护军统领阿尔津、苏拜争功，豪格未予审理；二是豪格欲将机赛升补护军统领。于是八旗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审理后奏称：豪格隐蔽希尔艮冒功事，“旧念未除”，“因杨善为伊而死，欲升其弟，乱念不忘”，虽皇上三降谕旨斥其不应升补机赛，“犹不引咎”。因此，“诸王贝勒人人愤怒”，豪格“如此怙恶不悛，仇抗不已，不可复留”，应处死。多尔衮谕令免死幽禁，“夺其所属人员”。《清世祖实录》第37卷第14、15页。
　　这两条罪状都不能成立。希尔艮并非胆怯无能之辈。他系正黄旗人，行伍出身，入关前即屡立军功，任至护军参领，授一等甲喇章京世职，顺治二年随英亲王阿济格进攻大顺农民军，又立大功，晋世职为三等梅勒章京，他怎会无缘无故去争功?何况被争之人乃阿尔津、苏拜，苏拜乃多尔衮的亲信大臣，希尔艮如无真凭实据，敢去争吗?退一步讲，就算希尔艮争功，豪格一时未审理，也不过是“失察”，哪能定上“旧念不忘”，即欲谋为君之不赦大罪！至于机赛之升补护军统领，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不管是太祖时或太宗时，还是多尔衮执政之日，罪人之亲属官居原职或因功升迁者，大有人在。太祖杀其亲弟舒尔哈齐贝勒而以其子阿敏继主其旗，荣为四大贝勒之一。太祖诛长子褚英贝勒，而以褚英之长子杜度为贝勒，统辖一旗。太祖杀扎尔固齐噶盖后，授其子武善为牛录额真，后成为镶红旗佐理大臣，其弟布善在太宗时任署护军统领和议政大臣。太宗诛阿达海，而对其亲兄阿山仍宠用如故，初任其为佐理大臣，后晋固山额真，封至三等公，还以皇六女固伦公主下嫁其子夸扎。机赛仅系杨善之弟，为什么就不能升官授职?显然，这两条罪状是太缺乏根据了。豪格获罪的根本原因在于崇德八年八月欲图与多尔衮争夺君位，这是在四天前三月初二给郑亲王济尔哈朗定罪时列举出来的。
　　荣为和硕亲王及帝之皇兄的豪格，就凭这莫须有的两件小事，被削爵籍没幽禁，可见摄政王多尔衮之专横势大及八旗王公大臣之软弱，一切听从摄政王的支配。
　　豪格遭此不白之冤，怒气冲天，看守人役又对他百般凌辱，甚至很可能是谋害，豪格很快就含恨而死，享年不过四十岁。豪格之嫡福晋博尔济锦氏系多尔衮元妃之妹，也难逃灾难。顺治六年十二月多尔衮之元妃去世，第二月即顺治七年正月，博尔济锦氏被多尔衮逼纳为妃。
　　兄王之冤死及亲嫂被多尔衮霸占，必然会使少年天子福临震惊不已，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亲王，就这样一瞬间被废为庶人，下狱致死，他这位十一岁的小皇帝能平安无祸吗?何况就在兄王冤死的这一年，又发生了所谓“太后下嫁”和多尔衮称“皇父”这两件大事！
　　三、“太后下嫁”额娘向谁诉苦.
　　清朝初年，蒙古有一个“一门四皇后”的极其显赫和古今中外少有的大贵族家庭。这四皇后之一，就是少年天子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博尔济锦氏。孝庄文皇后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月初八。其亲姑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嫁与太祖之子皇太极贝勒，后尊称孝端文皇后，顺治六年去世。孝庄后之亲姐于天聪八年入宫，崇德元年封关雎宫宸妃，特受太宗宠爱，崇德六年卒，追封敏惠恭和元妃。孝庄后比姐入宫更早，十三岁时于天命十年二月初二由其兄乌克善台吉陪伴送来，崇德元年封永福宫庄妃。其祖父科尔沁蒙古贝勒莽古思被追封为和硕福亲王，其父塞桑贝勒追封和硕忠亲王。孝庄的两个侄女皆嫁与世祖，一为皇后，因故被废，降封静妃，一为淑惠妃。孝庄的侄孙女亦嫁与世祖，后封孝惠章皇后。
　　孝庄文皇后才高貌美，聪睿机警，深受夫君宠爱。由于崇德八年八月多尔衮议立福临为君，而没有立豪格，也没有立地位高于庄妃的麟趾宫贵妃之子博穆博果尔，因此引起了不少传闻。一些野史载述了所谓的“太后下嫁”，声称孝庄后曾下嫁与多尔衮，举行了下嫁大典。
　　民国八年(1919)署名“古稀老人”编写的《多尔衮轶事》之《太后下嫁》条称：世祖福临年幼，“军政大权实在多尔衮一人之手，倘怀异志，莫敢谁何，当时朝廷情势，危于累卵”。“太后时尚年少，美冠后宫，性尤机警，知非有以羁縻而挟持之，不足以奠宗社于泰山之安，故宁牺牲一身，以成大业”，而多尔衮则“涎太后之色”，“时以陈奏机密为由，出入宫禁，奏事既毕，辄纵谈市鄙事以尝试之”。孝庄后遂提出，若尔(多尔衮)“诚意见爱”，“务矢赤心，为国驰驱，卫我母子，待天下统一之日，即我二人因缘成就之日”。多尔衮悚然敬服，两人对天立誓，各刺臂作血书，互执一书。从此，多尔衮果然“奋勉图功，精勤倍常，以冀媚于太后”，间有劝其自立为君者，“多尔衮皆以念及血书而止”。后天下大定，多尔衮屡求太后实践盟誓，且以死为要挟。“太后鉴其诚悃，不忍背之”，遂召幼帝，告诉事情始末，但如践约，则碍于体制，若背约，“则国基未固，祸不旋踵”，乃秘密设策，数日后宫中忽传太后驾崩，隆重办理丧仪，不久又降旨以帝之乳母某氏指婚于摄政王，命满汉大学士为媒，襄办婚礼，嫁奁之多，空前罕有，自宫门到王府，绵延数里，彩舆所经，沿途皆设锦障，禁止窥探。多尔衮在门前恭候，引入正殿，先叩拜，然后行交拜之礼，空前之太后下嫁大典，至此告终，“于是天下臣民莫不心知其故矣”。
　　这段叙述，谬误甚多，不合情理，不符事实，姑举其三。第一，摄政之时，太后无权也从未公开过问国政，摄政王全权代行帝权，不需也从未向太后奏呈诸事，请后裁决，所谓多尔衮以陈奏机密为由入宫调情之说，不能成立。第二，多尔衮摄政之日，孝庄太后康健如常，并未驾崩，直到多尔衮死后三十七年，即孝庄后之孙圣祖玄烨的康熙二十六年，太后才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才隆重办理丧仪。可见，多尔衮在世之日太后驾崩之说，不攻自破。第三，所谓将后扮作帝之乳母指婚睿王，大办婚礼，致天下臣民皆知太后下嫁，查遍实录等官书，无此记载，大臣文人学士之文集笔记，亦无片言只字，显系《轶事》作者杜撰。
　　民国初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有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之事，即：《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下嫁贺诏》《太后下嫁后之礼制》。这三条载称：多尔衮诚心拥戴福临即位，满朝王公大臣深有歉意，欲报答其恩。多尔衮与大学士范文程密议后，使范倡议于众说：摄政王功高望重，皇上应予报答，王乃帝之叔父，视帝为子，“则皇上亦当以父视王”，认王为父，可否?众人议定如此办理。范文程又说：今闻王之福晋刚逝，“而我皇太后又寡居无偶”，皇上既以王为父，“不可使父母异居，宜请王与皇太后同宫”，众又赞同其言。于是颁发太后下嫁恩诏，宣示天下，其诏大意是：“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其身份容貌，皆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仰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着所司备办”。到了乾隆朝，“纪昀见之，以为此何事也，乃可传示来世以彰其丑乎，遂请于高宗削之，是后遂鲜有知者”。明臣张煌言作满洲宫词，有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咏此事云”。“闻当时百官贺表，出钱蒙叟笔，藏虞山瞿良耜大令处”。
　　这三条记述，似乎颇有根据，一则言范文程与群臣商议决定，二则言有太后下嫁恩诏，宣示天下，其诏尚存至乾隆朝，三又说百官有贺表，乃钱蒙叟即钱谦益所撰，藏于瞿良耜处，四则说明遗臣张煌言写了满洲宫词，其中有专讲太后下嫁之内容。有人有物有词有表，似乎果真举办了太后下嫁之大典了。
　　然而，细加分析，上述诸据颇嫌不足。其一，摄政王多尔衮之福晋卒于顺治六年十二月，第二年正月举行了纳肃王豪格福晋为妃的典礼，史有明证，在此情形下，太后怎能下嫁与多尔衮！其二，所谓下嫁恩诏，辞文俚俗，显非真诏，且言睿王乃“中国第一人”，更有违规制，查遍清朝诸帝诏书，言及中国，皆称我“大清国”、“我大清”，不会用“中国”之词。其三，既有恩诏，宣示天下，而且过了顺康雍三朝，到乾隆时，纪昀还见到此诏，纪昀是乾隆十九年进士，乾隆二十余年任侍读，三十八年编《四库全书》，距所谓下嫁大典，已逾百年，他都能目睹此诏，那么，见过此诏之人当然不少，为什么不仅《清实录》等官书未记此事，这一百余年里成千上万的大臣文人学士的著述也未谈到这一大事?如果说清帝之臣仆不敢触讳，那些明朝遗臣如顾炎武、黄羲之、王夫之等一大批反清志士，怎么也不对此猛烈抨击?须知，堂堂一国之母后竟下嫁臣王，弟弟竟娶亲嫂，这可是空前罕有的人伦大变，是大丑特丑之丑闻，故明遗臣完全可以利用此事痛加谴责，并以此作为清朝无道理该灭亡之证据，广泛宣扬，激起人们对它的蔑视，进行抗清活动。像多尔衮死后被帝追罪之原诏，至今仍然保存，多尔衮死后被焚骨扬灰，顺治帝剃掉头发欲图出家，这类不为官书记载之秘闻，文人学士僧道之著作也都一一记述，为什么却偏偏未见一条当时人们对此大事之载录?设若说人们害怕因此惹上灭门大祸不敢写，或者虽然写了被当做禁书烧毁了，那么，远在鸭绿江彼岸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国朝鲜国，对此大事理应有所叙述，何况此时朝鲜国仍然忠于故明，仍视清为夷狄，虽然表面上被迫上贡颂扬，但其国内官书和文人著作，多称清为“胡”为“虏”，称明为“大明”，对清帝及摄政王的言行十分注意，常予贬斥。比如顺治九年五月朝鲜国王孝宗与臣言及清军时说：“予曾见虏人治兵之术：练整军务，惯习兵法，行阵肃然，弓镞劲利”，“胡骑则如烈风骤雨，仓卒不可当矣”。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824页。以下简称《李朝实录史料》。但通观《朝鲜李朝实录》，没有任何关于太后下嫁的记述。
　　简而言之，迄至今日，未发现一条叙述太后下嫁大典的材料，可见这一“大典”根本就没有举行。
　　然而，虽无下嫁大典，并不能说明孝庄后与多尔衮全无瓜葛。这些野史传闻固然不能作为信证，可是，无风不起浪，何况他们谈到的多尔衮专权，太后害怕摄政王篡位，故予笼络，等等，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多尔衮素怀称帝之心，摄政以后，尤其是入主中原尊称“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以后，独揽大权，势焰熏天，人皆知有摄政王，不知有幼君，如若太后对此视而不见，不予笼络，废帝之举难说必无，聪睿绝顶之孝庄后当然会设计以对。入关之前，女真——满洲旧习，允许弟妻其嫂，尤其是遇逢问罪或家庭败落之时，更有这种行为。太宗时，莽古尔泰贝勒死后，其妻被分给侄子豪格和岳托，德格类贝勒死后，其一妻被阿济格带走。因此，孝庄后有可能与多尔衮有暧昧关系。蒋良骐《东华录》卷六载述顺治八年二月世祖福临颁诏斥责多尔衮的罪状中，有一条是多尔衮“又亲到皇宫内院”，朝鲜《孝宗实录》记录此诏时，也有“又亲到皇宫内院”这一罪状，可是《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三载述此诏时，却删去了这一句话，显有为尊者讳之意。多尔衮为何要亲到皇宫内院，而且此事被列为其谋逆的罪状之一，并于《实录》中删掉，答案是不难得出的，那就是他很可能进宫与太后幽会。若他仅是与其他妃嫔幽会，实录就不必删去这一句话，就可以明确写道他是调戏妃嫔。
　　如果认为此说合理，孝庄后与多尔衮之间可能有暧昧关系，那也只是太后为谋巩固帝基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非所谓寡居不欢。说得更明显一些，孝庄后之举，是迫于无奈，此中苦辛，向谁诉说！身为号称至尊无上的天子福临，对此能不痛心疾首！但他有什么办法！他自己不也是危在旦夕吗！
　　四、仰叔鼻息幼君危如累卵.
　　顺治七年(1650)七月初十这一天，对年方十二岁半的幼君福临来说，是一个令他极为愤恨、极端惊骇、万分不安的大凶之日。当他正安坐宫中之时，突然族叔固山贝子锡翰、内大臣二等子冷僧机、内大臣席纳布库等摄政王多尔衮的亲信，匆匆进入殿内，不容细说，便拥着幼帝出宫，“驾幸”摄政王府，并让帝恭问皇父摄政王安康，慰其新亡元妃之哀痛。原来，此事系由“皇父”所引起的。
　　这一日，锡翰等前往王府，摄政王大发怨言，说什么“顷予罹此莫大之忧，体复不快”，幼主“宜循家人礼”来府探望。王又指责锡翰等亲近大臣，皇上虽年幼，尔等岂不知应该如何做?因此，锡翰等立即进宫，带帝往王府慰问“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可能觉得此举过为鲁莽，有损其谦谦成王、周公之形象，曾补充说，不让锡翰等奉君来府，今见帝已至府，便大发雷霆，斥责锡翰等人，命议政王大会议处锡翰，又以巴哈、鳌拜等目睹锡翰之罪，不即执鞫，命一并治罪。议政王大臣等拟议锡翰、冷僧机等论死籍没，鳌拜亦论死。多尔衮心知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系己之亲信，此举是讨好于己，故仅轻议其罪，略降爵职，不久即予恢复，而对不附于己之鳌拜，则降其一等子为一等男。《清世祖实录》第49卷第14、15页。
　　十二岁半的福临回宫之后，必然会静坐苦思，心乱如麻，无比愤怒，又胆战心惊。今日之事，欺人太甚。多尔衮权势再大，哪怕又有“皇父”之尊号，但毕竟还是皇帝之臣，按道理说，无权也不应该随意暗示，要帝去探问，而且要行“家人礼”，即要行父子之礼，要号称至尊无上之天子以子事父之礼慰问“皇父”。这未免太狂妄太僭越了。何况，多尔衮之借口又太缺乏根据，所谓“顷予罹此莫大之忧”，不过是指其元妃于去年十二月病故之事，可是，妻骨未寒，多尔衮即于次年正月纳肃亲王豪格之嫡福晋为妃，而且于八旗广选美女，向新附之喀尔喀索取有夫之妇，又迫令朝鲜国王送公主来京，于五月连仪式也来不及举行，就和公主同了房，这正是他姬妾成群日夜狂欢之时，哪能说什么“莫大之忧”！这不过是一个借口，借此来显显“皇父”之威风，来威慑幼君而已！这样完全仰于“皇父”鼻息的儿皇帝，有什么当头！
　　不仅如此，福临必然会回想起七八年来的遭遇，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发指、心酸、惊恐、胆寒之事，必会情不自禁地涌上心来。七年前，他的兄王豪格被废为庶人，后才复爵，而且正当他这位六龄幼君入主中原，再次举行登极大典，被尊为九州共主之时，皇十二叔英亲王阿济格竟敢称他为无知幼童，且犯下这样大不敬之罪，却未受重惩。《清世祖实录》第13卷第2页；《清史列传》第1卷，《阿济格传》。两年前，他的兄王豪格被削爵籍没，冤死狱中，嫡福晋被摄政王霸占。母后处境艰难，有苦无处诉说，母子分居，一月之中，只能相见一次。《清世祖实录》第143卷第17页。多尔衮被尊为“皇父摄政王”。叛臣锡翰、巩阿岱忘了先帝洪恩，背叛幼主，投靠睿王，为其爪牙，竟敢对幼帝肆意讥讽，讥帝懦怯不习骑射，毫无人臣之礼。《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18页。尤其是随着多尔衮的称“皇父”，完全以朝廷自居，令群臣伺候府前，调兵信符及赏功册皆驻王府，天下只知有摄政王，哪知有帝。此时，多尔衮既收亲弟豫亲王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己嗣子，又取亲兄英亲王阿济格之子劳亲为养子，兼之姬妾成群，若生一男，未见得就不会废帝自立。帝之处境怎能不险!有一次，福临被迫前往摄政王府，按规定，皇上出宫，警卫森严，扈从众多，应有前引大臣十员、后扈大臣二员、豹尾班侍卫二十员、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一二三等侍卫数百员，以及亲军、护军、前锋、步军数千名，还有浩大的仪仗队，可是，这次“随驾内大臣及侍卫等，不及二十人”，连一个四五品官员之公子都不如，这些公子出门，随从也有二三十人。这不仅是大损威严，而且更重要的是太危险了，万一摄政王起了歹意，或于府中谋害幼主，或派爪牙伪扮响马途中行刺，岂不酿成大祸。据《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七记载，就是在这次临幸王府时，二等侍卫喀兰图得悉此事，“惧有叵测”，急忙归家携带弓矢追去，“密为防卫”。又有一次，睿王以避痘为名，带福临“远幸边外西喇塔喇地方，侍卫不及百人，又乏扈从之兵，时经长夏，势甚孤危”。《清世祖实录》第90卷第17页。不要说多尔衮于此时下手弑帝易如反掌，就是各部蒙古王公，若有图谋不轨者，这岂不也是天赐良机于彼！
　　回想这七八年来发生的一幕幕令人胆战心寒的往事，看看今日多尔衮独掌大权，两黄旗大臣分化瓦解，多为睿王收买和威慑，寡母幼儿谁来保驾，十二岁多的福临真是危如累卵了。出路何在?绝境何时能完?弑君夺位大祸何日突然降临?福临对此是既不敢想又无法不想，他只有听天由命了。

 

第二章 乾纲独断欲创伟业
　　第一节、法父祖知难而进.
　　一、内忧外患御座飘摇动荡.
　　正当少年天子困惑苦恼坐卧不安之际，突然传来了令他万分欢欣的佳音，“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于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初九病卒于边外喀喇城(今河北省承德市郊)。他虽然不得不装出十分悲痛的表情，但必然是暗中无比高兴。可是，只要他稍一平静下来，便自会为严峻的内外形势而忧心忡忡。
　　摄政王虽已去世，但福临的宝座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还存在不少严重威胁皇上的危险因素。其一，多尔衮虽死，但经其多年苦心经营，睿王府仍有十分强大的势力。多尔衮在世时收亲弟豫亲王多铎之第五子多尔博为嗣子，顺治八年正月袭封和硕睿亲王，俸禄及诸用物比一般和硕亲王多三倍，护卫八十员。多尔衮又收亲兄英亲王阿济格之第五子劳亲为养子，初封亲王，顺治七年八月改为多罗郡王。多尔衮原主正白旗，顺治六年多铎死后其子年幼，其镶白旗亦归多尔衮暂领，原太宗所领之正蓝旗亦被多尔衮接管，一人亲领三旗。现在，多尔博辖有正白、正蓝二旗，多铎之子多尼辖镶白旗。多尔衮之两白旗亲信近臣罗什、博尔辉、额克亲、吴拜、苏拜、何洛会等人，长期秉王意旨处理朝政升降官员。额克亲是宗室，晋封至镇国公，参与议政。吴拜、苏拜系开国功臣猛将武理堪之子，二人十五六岁即披甲从征，骁勇善战，军功累累，分授内大臣、护军统领，分封三等伯、二等子。固山额真何洛会两任大将军，封三等子。两黄旗主要大臣中，太祖之弟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之孙拜音图、锡翰、巩阿岱三弟兄，以叛主媚事睿王，分别由闲散宗室晋至贝勒、贝子。冷僧机任至内大臣，封一等伯。狱中之囚谭泰复为固山额真，拜征南大将军，封一等子，现任吏部尚书，权势赫赫。睿王之党羽人多势大。
　　多尔衮之亲兄英亲王阿济格，虽非旗主，但亲辖十三牛录，又取亡弟豫亲王多铎七牛录，领有精兵数千，且长年征战，屡率大军，开国有功。他一向勇猛鲁莽，野心勃勃，力图执掌军政大权，睿王一死，必怀代弟专权之心。正白、镶白、正蓝三旗是威胁福临的心腹大患。
　　其二，王权强大，君权难伸。旗主制的存在，诸王统军议政，几十年来尤其是入关以来的南征北战，使宗室王、贝勒、贝子、公掠夺了大量人口马匹银帛，计丁授田，占有辽阔庄地，因而兵丁众多，仆婢如云，战马上千，兵力、人力、财力皆很雄厚，王权具有强大的坚实基础，这就必然严重威胁君权之尊严和巩固。十五年前太宗皇太极给正蓝旗旗主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及其弟和硕贝勒德格类追定谋逆大罪议处其旗时，八旗贝勒拟议将“莽古尔泰等之人口财产俱入官”，即按“八分”制旧规，所有财产、俘获物，均归八旗旗主均分，而非全由金国汗独得。太宗不赞同此议，宣称其“人口家产自应归朕”，命文馆满汉儒臣集议。诸儒臣当然领会汗之意图，遂引中原王朝儒家之道为依据，奏称莽古尔泰、德格类“之属人户口”即正蓝旗，应归汗所有，因为，“古人云：都城过百雉，国之患也。都邑者，贝勒也，邦国者，朝廷也，国寡都众，患之阶也”。于是就将正蓝旗并为太宗所有。《清太宗实录》第26卷第7、8、9、10页。此时二红、二白、二蓝六旗只有满洲牛录一百八九十个而已，到了现在，二红、二白、镶蓝五旗，除满洲旗外，又有蒙古五旗、汉军五旗(二黄、正蓝也有蒙古三旗、汉军三旗)，人员倍增于前。兼之，入关以后新建的各省绿营兵数十万人中，不少提督、总兵官、副将是下五旗的将领，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方面大员，中央部院尚书、侍郎，也有不少下五旗之旗员，他们仍是本旗旗主的属人。这更增强了下五旗旗主的势力，从而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为裁抑王权提高帝威设置了不少障碍。不削弱王权，不加强君威，那么，就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多尔衮出现，大清国皇帝就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至尊无上之天子，御座就难稳如泰山，就会动荡飘摇。
　　其三，支柱分崩离析，两黄旗已非帝所有。就形式而论，正黄、镶黄、正蓝三旗之旗主仍是皇上，多尔衮虽已将正蓝旗置于己之控制下，但仍声称系暂时借调，待皇上亲政后归还，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实则是并吞而非借用。而且，两黄旗主要大臣已各奔前程。七年以前议立肃王豪格为君的八大臣中，图赖、图尔格、塔瞻三人已死，索尼革职籍没充发盛京，锡翰、巩阿岱、谭泰已背叛先帝幼君，投靠睿王多尔衮，只剩下鳌拜一人，虽仍未背誓，忠于幼帝，仍任镶黄旗护军统领，但时遭摄政王斥责，势力甚弱。此时正黄、镶黄二旗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内大臣、一等侍卫、梅勒额真等二三十人中，不少已成为睿王之臣，一些人心有疑虑，敢直接显露出对帝忠贞不贰者甚少，能否将其中大多数人重新争取过来为帝效劳尽忠，这是直接关系到福临帝位安危的一个重要因素，前途尚难预定。
　　这还是只从朝廷内部从八旗之间关系来看，若从八旗以外，从全国形势看，爱新觉罗王朝，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清王朝，同样是乌云密布，飘摇动荡。
　　由于摄政王多尔衮推行以圈地、投充、逃人、发、易服五大弊政为标志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清斗争，以大西、大顺农民军余部为主的抗清武装，风起云涌，遍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江西、贵州、浙江、福建等省大部分地区，清军的征剿及血腥屠杀，更激起以汉民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的反抗，七年来清廷虽先后派遣十几员大将军分赴各地剿杀，但战争一直未停止。此时云、贵、川、闽、湘、粤、桂等省仍基本上为反清武装占据，且不久大西军统帅李定国“两蹶名王”，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围攻江宁，朝野大震，这直接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
　　另一大的难题是，明末清初二三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赋重役繁，以及贪官污吏的敲骨吸髓，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田园荒芜，人丁稀少，百业凋敝，城镇残破，物价腾踊。直到顺治八年，官方册籍所载全国耕地才二百九十余万顷，比起七十三年前明万历六年(1578)的耕地面积，减少了四百多万顷。不恢复社会生产，不减轻人民的负担，不使人民逐步摆脱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苦难，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清王朝就不能安宁，载舟之水，便将覆舟，“寇盗”便会因穷因乱而不断出现和大规模地发展。
　　与此相连的第三个大难题是，军费开支浩大，入不敷出，部臣束手无策。清军入关，明王朝覆灭，本应是兵饷由多减少的一大转折机会。明末养兵一百余万，每年加征“辽饷”“剿饷”“练饷”两千余万两赋银，仍然入不敷出，经常因长期拖欠饷银而发生兵变。摄政王多尔衮凭借八旗军和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孔有德等四王一公的汉兵，共十一二万人，不到两年就分路击败了大顺、大西军和南明福王、鲁王、唐王的二三百万军队，统一了大半个中国，有此以少胜多的无敌劲旅，何愁不能“绥靖疆域”，当然不需再养上百万绿营兵分戍各地，有二三十万人负责日常弹压地方缉捕小股“盗匪”便可以了，军费必比明末大大减少，顺治元年、二年、三年就是这样的。顺治三年定河南、湖广、江西绿营官兵经制。明末曾经百万大军鏖战多年辖领一百一十余府厅州县的河南省，只设兵一万四千余名，其中，总管全省军政的河南巡抚，只有标兵二千名，全省只有三位总兵官，各辖标兵二千名，归德、汝宁、河南、卫辉三府各设参将一员标兵一千名，如斯而已。曾经多年战乱的湖广，虽辖湖南湖北二省一百五十余府厅州县，亦仅设绿营兵三万九千余名，其中，主管两省军政的总督，只有标兵三千名。素为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江西省，也只有绿营兵三万名。《清世祖实录》第27卷第3—6、13—18页。皆比明朝减少了很多。在宁夏，明朝额设官兵三万余人，现定兵额才一万五千名，少了一半多。《清世祖实录》第31卷第22页。可是，由于多尔衮的决策谬误，强制推行“发”“易服”等民族压迫政策，大肆烧杀掳掠，致反清武装遍布全国，连陷州县，清廷急忙调兵遣将，先后派出十几位大将军分剿各地，原有的绿营兵不够用，便大量增加，而辖区却缩小了很多。这样一来，军费激增，收入却减少，直到顺治八年，清政府辖区的二百九十万顷田地，只能征收赋银二千一百万两、米麦豆五百七十余万石，怎够军费的开支，因而财政极其困难。
　　其四，八旗人丁太少，且难增加，严重削弱了清王朝的军事支柱。清帝一向视八旗尤其是满洲八旗为国之根本，多次下谕强调“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平定中原，统一四海，悉赖满洲兵力”，现在要扑灭抗清武装及南明军队，以及巩固清王朝的统治，都要依赖八旗兵丁特别是满洲八旗士卒。然而，面对上百万的抗清士卒，面对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的九州辽阔领地和居住在这个辖区中的一亿左右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清帝所赖以存在的八旗人员，特别是满洲八旗，有多少人丁?结论是严峻的。入关前夕，满洲八旗有三百一十个牛录，蒙古八旗一百一十八个牛录，汉军八旗一百六十四个牛录，按当时规定一牛录大致为二百丁来推算，满洲八旗有男丁六万二千丁，蒙古二万三千六百丁，汉军三万二千八百丁，总共约为十一万八千四百丁。这个数字本来就已经太少了，可是经过入关以后的长年征战，满洲人丁不仅没有增加，还在不断减少。顺治五年满洲八旗只有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且多疲弱伤残，家境艰难，这怎么能肩负起“拱卫宸极”“绥靖疆域”的重大任务！
　　还不要说沙皇俄国正虎视眈眈，不断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土地，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都与清廷有过纠纷，朝鲜亦是贡而不忠，心怀故明。这些因素，皆足以使清帝御座飘摇动荡，必须认真对待，妥善处理。
　　二、十四亲政胸怀凌云壮志.
　　顺治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还差十八天才十三周岁的少年天子福临，按当时习惯算法已是十四岁了。这一天的上午，他正端坐在太和殿宝座上，举行亲政大典，接受王公大臣叩拜。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荆棘遍地，危机四伏，但从其亲政以后所作所为来看，这位少年天子并未为困难吓倒，相反却是胸怀壮志，勇创伟业。他当然会从祖父清太祖努尔哈赤和父皇太宗皇太极的光辉业绩中吸取力量，勉励自己。
　　六十八年前，他的皇玛法还只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社会阅历不多，一切都由其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主持办理。谁料飞来天外横祸，父、祖突然被明兵误杀，明边将又支持仇人尼堪外兰，扬言欲立其为建州女真之主，尼堪威逼努尔哈赤归顺，族人心变，诸申多数离散，一时大厦将倾，爱新觉罗氏惨遭大祸。然而，刚强的努尔哈赤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率领朋友、弟弟和未走的诸申，总共只有三四十人，就高举义旗，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勇猛冲杀，攻克尼堪所住的图伦城，打响了建立金国——大清国的第一仗。此后，努尔哈赤身经百战，虽遇劲敌，“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斩将搴旗”，所向披靡，鏖战三十余年，统一女真各部，屡败明军，进据辽沈，从一个女真枝部小小头人，一跃而为辖地数千里臣民数百万的强大的金国英明汗，与昔日之主子大明皇帝分庭抗礼。
　　福临又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皇父清太宗皇太极的雄伟身形。二十五年前，皇祖父久胜骄傲，惨败于宁远城下，负伤、生气、患病，很快去世，诸贝勒“任置”皇太极为汗。此时，内有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与汗并尊，不愿甘居汗下，号称大金国汗的皇太极实际上只是两黄旗之主，外则四面皆敌，百万明兵时有东进收复辽沈之势，北邻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一心要重振先祖雄风，统一蒙古各部，联明对付金国，南邻之朝鲜国，忠于大明，纵容、支持明将毛文龙多次扰边。金国内部，因太祖晚年歧视屠杀汉民，致汉民纷起反抗，大批逃亡起义，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物价腾贵，“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金国汗宝座眼见就摇摇欲坠了。然而皇太极知难而进，革弊兴利，训练士卒，耕垦田地，恢复生产，降服朝鲜和蒙古各部，几次深入明国，直抵京师，屡败明兵，掠获人口上百万及巨量牲畜财帛，又逐步裁抑王权，提高君威，登上宽温仁圣皇帝宝座，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军事基础，日与谋士将领商议进关之战。后终于在顺治元年由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入关，定鼎燕京。
　　今天虽有各种困难和危机，但总算是已经定鼎中原了，只要庙谟正确，定能团结八旗王公大臣，统率百战劲旅，完成统一全国的重大任务，并渡过财政难关，恢复社会经济，做一个既守成又创业的英明君主。这就是十四岁的少年天子的心愿和抱负。
　　第二节、追罪睿王除其党羽.
　　一、英王鲁莽拘禁问罪绞死.
　　少年天子要想励精图治，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首先就要掌握军政大权，做一个名符其实的至尊无上之天子。为此，必须先从睿王府夺回其攫走之权力，削弱白旗诸王势力。这本来很难。多尔衮苦心经营多年，网罗了一批党羽，他和其弟豫亲王多铎虽已去世，但其兄英亲王阿济格仍辖有二十个牛录，且长年征战，开国有功，如若他和多尔衮亲近大臣勾结，以二白一蓝三旗之势，也是不好对付的。
　　然而，天赐良机，阿济格竟与摄政王之亲信闹翻了，为福临夺回大权提供了良好条件。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去世，第三日阿济格遣人问正白旗大臣吴拜、苏拜、博尔辉、罗什：“劳亲王系我等阿格，当以何时来？”吴拜等人私议：英王此言，系欲诱令我等归附于他，他若得到我们拥戴，“必思夺政”，遂增兵固守，防其作乱。阿济格又遣人召正蓝旗护军统领阿尔津及僧格，质问为何不让多铎之子多尼来英王府，指责两白旗大臣离间他与劳亲之父子关系。阿尔津向吴拜等人谈了会见之情，诸人商议后认为，英王欲掌握多尼，以得二白旗，然后“强勒诸王从彼”，“诸王既从”，英王“必思夺政”，遂报告与诸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对吴拜等大臣说：二白旗若属英王，英王必误国乱政，“尔等系定国辅主之大臣，岂可响彼”。今既发觉其别有用心，我等当“固结谨密而行”。英王又曾告诉郑王：多尔衮后悔抚养多铎之子多尔博，故收养劳亲入正白旗。此系暗示多尔衮欲以劳亲代替多尔博为其嗣子，让郑王依从英王。英王又告端重王博洛，要他们理事三王议立一摄政者。于是，吴拜等传集四旗大臣，揭发英王之过，诸王遂派拨兵役，于十二月十六日擒捕英王，押解至京。
　　福临对此行动，异常高兴，当诸王、固山额真、议政大臣议拟幽禁英王夺其牛录籍没家产人口时，他全部依议，从而去掉了一个严重隐患。《清世祖实录》第51卷第11页，第52卷第2—9页。
　　从这件事自然会使他看清楚了四个问题。一是多尔衮虽然经营多年，独揽大权，尊为“皇父”，言出令行，诸王似乎全看他的脸色行事，争相献媚，但他也因此而结怨太多，成了众目睽睽之的，一到时候，被他压抑的镶蓝、二红等旗王公就会猛烈反扑，此次郑王、巽王、端重王等之同意白旗大臣意见，果断监禁英王，即系明证。二是睿王党羽有可能分化瓦解，转向幼君讨好。此次之揭发并监禁英王，主要是多尔衮之心腹正白旗博尔辉等五大臣，便显示出这一兆头。三是八旗王公大臣值此政局即将巨变之时，必会观察风云，另行组合，且多会效力于帝。四是两黄旗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内大臣、一等侍卫、议政大臣中，多数遭受多尔衮压抑，对正白旗大臣博尔辉等睿王党羽之口传王命，专横跋扈，极为不满，定会乘睿王死去之机，东山再起，坚定效忠皇上，发泄对睿王的怨愤，重担辅君治国重任。总之，局势已迅速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必须抓紧时机，争取、利用愿意归附于己的王公，依靠两黄旗，分化两白旗，急剧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削弱和最后消灭睿王府势力，真正执掌军政大权，乾纲独断。
　　二、摄政“谋逆”籍没焚尸扬灰.
　　这时，福临肯定会对郑王寄以厚望。郑亲王济尔哈朗虽系太祖之侄，但深受太祖尤其是太宗的宠信和依赖，是太宗让他继承了镶蓝旗旗主之位，封授和硕亲王，实际上名列诸王之首，连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亦俱排列其后。太宗去世后，他与多尔衮同为辅政王、摄政王，亦曾一度名列睿王之前。不料，多尔衮权势日大，不仅迫使郑王谦让退缩，甘愿降居睿王之后，而且入主中原以后，多尔衮初于顺治初年将郑王由摄政王降为辅政王，继又于顺治四年取消其辅政王勋衔，改封其亲弟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并于顺治五年给郑亲王定上欲图拥立肃王为君擅谋大事等大罪，初拟议处死，改为革去亲王爵，降为多罗郡王，罚银五千两，夺三牛录，郑王不久虽复亲王爵，但一直被排挤，无权过问国政。郑王历经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身为镶蓝旗主，辖有满洲、蒙古、汉军、包衣四万余丁和一二十万人口，且系清朝开国七大亲王中唯一现存之王，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托等五王已死，英亲王阿济格已被削爵籍没监禁。因此，睿王死后，郑亲王济尔哈朗威望激升，自然而然地成为诸王之首，争取到郑王，就能左右诸王公，而郑王也极愿效忠幼帝，重执朝政，痛惩死敌，削弱白旗势力，双方一拍即合，于是清廷很快发生了几件大事。
　　当顺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摄政王多尔衮柩车至京时，福临一方面表示万分悲痛，隆重办理丧事，且下诏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父，庙号成宗，将其夫妇同于太庙，大赦天下，但同时即遣臣将摄政王府所有信符及赏功册，收贮大内，并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召集议政王议政大臣开会，命谭泰、吴拜、罗什传谕议政王大臣，说：国家政务，悉以奏朕，朕年尚幼，未能周知人之贤否，吏刑户三部尚书及正蓝旗固山额真缺员，可会推贤能之人来奏。诸王、议政大臣遇紧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余细务，令理政三王理之。谭泰、吴拜、罗什奏称：议推大臣，恐不免稍迟。福临谕：迟而得当，何伤，但速而不得其人，是所忧也。于是议政王、议政大臣集议后上奏：吏刑户三部事务重大，应各设尚书二员，吏部拟任韩岱、谭泰，刑部为济席哈、陈泰，户部系巴哈纳、噶达浑，工部任蓝拜，调亲王多尼于正蓝旗，以韩岱为固山额真，阿尔津为护军统领。福临批准所奏。《清世祖实录》第51卷第11、12页。
　　这是福临第一次亲理朝政，也是这位此时才十三岁的天子第一次显示了他的治国之才。他的口谕表明，他很谦逊，大有礼贤下士虚心纳谏之名君风度，对诸位议政王、议政大臣十分信任和依赖，尊重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委授治国重任于他们，与十几天以前逝世之独裁皇父多尔衮迥若两人。多尔衮独断专横，视诸王为臣属，视诸大臣为奴，随意斥责怒骂和惩处，诸王、大臣根本没有处理政务之实权，早就引起诸王大臣不满，他们当然欢迎即将亲政的皇上有这样的风度和对他们的器重。福临的口谕又表明，他虽彬彬有礼，尊重诸王诸大臣，但他并不糊涂，他以文雅温和的口气和简短的三句话，讲明了三个问题，其一，尚书、固山额真之缺员，由议政王大臣会推贤能者上奏，最后决定权仍在帝之手中。其二，议政王大臣遇有紧要重大事情，可以也必须上奏，决定权仍属幼君。第三，细务由理政三王处理。三点集中为一，即现在重大事情重要员缺之最后决定权由帝掌握，诸王、诸议政大臣各有相当之权力，与以前纯系摄政王之奴仆大不相同。对此，王大臣中的大多数，必然是心悦诚服的，必然大大提高了幼帝之权力和威望。
　　议政王大臣遵谕议推四部尚书及正蓝旗王、大臣人员，福临予以批准，又是福临的一个胜利。未推之前，吏、户、刑三部只有一员满尚书，且吏部尚书缺员，现增为二员，吏部尚书是谭泰、韩岱。谭泰是开国元勋武勋王扬古利之从弟，满洲正黄旗人，久任本旗护军统领、固山额真，是太宗去世后坚主拥立皇子的八大臣之一，后虽投靠睿王，但并非不能转而效力于幼君。韩岱系太祖同父异母弟穆尔哈齐贝勒之第五子，隶镶白旗，颇受太宗重用，崇德七年即已任至兵部承政(即后之兵部尚书)，顺治三年由兵部尚书迁任本旗满洲固山额真，第二年自三等镇国将军晋辅国公，并非睿王死党。刑部尚书济席哈，满洲正黄旗人，崇德四年即已任至本旗护军统领，因违军令于崇德五年被革职，但第二年就被太宗遣征索伦，因功，授正红旗蒙古固山额真，不久，兼户部参政，入关以后，率军征战，驻守杭州，虽建立军功，但仍仅授任工部侍郎，现才擢任刑部尚书。刑部另一尚书陈泰，满洲镶黄旗人，是将门之子，祖父额亦都、父亲车尔格皆系勇将。陈泰军功累累，幼年披甲，天聪元年(1627)即任护军参领，崇德八年晋世职为二等阿达阿思哈，入关以后，历任礼部侍郎、靖南将军、护军统领，是一位很有才干军功政绩兼备的大臣，此时升任刑部尚书，他自会效忠少年天子。户部一尚书是巴哈纳，满洲镶蓝旗人，崇德八年已被太宗擢任刑部参政(后之侍郎)，兼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系肃亲王豪格属员，顺治元年擢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三年随豪格入川，攻大西军，率兵攻下遵义、夔州、茂州等地，还京以后，不仅未被升赏，反因不阻止肃王欲升机赛为护军统领，并为奏请，而于顺治五年二月被谴责，降世职，实即系被肃王冤案所株连，不久授户部尚书，此人亦有可能离去睿王转向幼帝。户部另一尚书系吏部侍郎噶达浑升任。噶达浑是满洲正红旗人，虽很早就任至护军统领，军功甚多，但仅任吏部侍郎，此时才升职。工部尚书原系星讷，满洲正白旗人，英亲王阿济格属下，太宗时历任议政大臣、梅勒额真、工部参政、承政，顺治元年到七年皆任工部尚书，英王被监禁，星讷当然难免株连，但此时尚未罢官。新任的工部尚书蓝拜，是满洲镶蓝旗人，郑亲王济尔哈朗属下，太宗时任至梅勒额真、兵部参政、礼部参政，入关以后虽立下不少军功，但可能因受郑王之牵连，仅仍任梅勒额真兼礼部侍郎，此时才擢官职。新任尚书的谭泰、韩岱、济席哈、陈泰、蓝拜、噶达浑六人中，正黄二人，镶黄、正红、正蓝、镶白各一人，没有一人是正白旗。正黄、镶黄是太宗亲领之旗，正蓝虽被多尔衮强行借走，但多尔衮一死，显然也非其嗣子多尔博所能控制，镶白虽系豫亲王多铎之旗，但多铎已死，其子亲王多尼年幼，此时又被调往正蓝旗，以韩岱为固山额真，以揭发英王之阿尔津为护军统领，镶白旗实际上已成为无王之旗，当然要归朝廷调遣。
　　因此，议政王大臣遵旨议准新任尚书一事，清楚地表明了多尔衮之白旗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其兼领亲侄多尼之镶白旗已被夺走，多尼虽调为正蓝旗旗主，但乃系空头司令，不能统辖。相反，福临之两黄旗迅速恢复元气和强大，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少年天子乾纲独断的方向发展。这是福临的一大胜利。
　　这一胜利还表明，福临夺回大权的总策略是十分正确的，第一次形成了以少年天子为首，郑王相辅、聚集一些王公大臣的联合阵线。福临的口谕，是向议政王大臣宣布的，人选是由王大臣会议上奏的，此时的议政王，有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满达海(袭父代善之爵，不久改号巽亲王)、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豫亲王多尼、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等六王，议政的贝子、公有贝子务达海、锡翰、镇国公韩岱，议政大臣有满洲八旗的八位固山额真和每一旗的议政大臣三员，共约四十名。六王之中，豫亲王多尼刚袭父多铎之爵一年余，仅系十五岁的少年王爷，尚无任何军功政绩，很难发表独立见解，威望不高，影响不大。礼亲王满达海、郡王尼堪、博洛虽曾统军治政，立有功勋，但因谄媚睿王，自然会开罪于皇上及郑王，此时眼见皇上已经亲政，郑王可能辅理国政，心中难免忐忑不安，凡事自会顺着皇上。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在八年前眼睁睁地看着兄王阿达礼因拥戴睿王而被睿王斩首籍没，自己也被株连黜宗室为民，现在也不会再为睿王说话，也会看皇上眼色行事。六王之中，此时只有郑王最高兴。这位因效忠太宗和幼君而屡遭睿王压抑的郑亲王，眼见乌云已消，可以大展鸿图了，自会尽倾七年以来的闷气，辅佐皇上，利用皇上痛恨睿王之心而向睿王报复。议政的贝子、公和三四十名议政大臣固山额真中，大多不满摄政王之独断专横，不满正白旗大臣仗主之威横行于朝，自然会紧跟皇上与郑王，按其意旨议事，而睿王之党羽正白旗博尔辉等五大臣，此时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克制收敛。因此，在议推吏户刑工尚书和调亲王多尼至正蓝旗时，才会得出前述对皇上有利对白旗睿王势力有损的结果。这必然会增强少年天子总揽大权的决心和信心，使郑王加速报复睿王的步伐。于是福临和郑王便向睿王党羽博尔辉等正白旗五大臣开刀了。
　　顺治八年二月初五，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及两黄旗大臣向郑亲王济尔哈朗呈告，正白旗御前大臣罗什，护军统领、议政大臣博尔辉，镇国公、议政大臣额克亲，三等侯、内大臣吴拜，一等子、护军统领苏拜，五位摄政王多尔衮之亲信近臣，曾向两黄旗大臣擅传王之遗命，命恢复理事王博洛、尼堪之亲王封爵，因月余未下复爵之谕，埋怨两黄旗大臣“迟延其事”，离间二王与两黄旗大臣，以及其他几件事。于是郑亲王以下，尚书以上，集议此案，议定其罪，向帝奏称：罗什、博尔辉动摇国事，蛊惑人心，欺罔唆，应论死籍没。额克亲从直供吐，且原非奸佞巧辩之人，应除宗室为民，籍没一半家产。吴拜、苏拜革职爵为民，籍没绝大部分家产。福临批准其议。《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6、7、8页。
　　博洛、尼堪恢复亲王爵位之事，并不谬误。博洛系饶余郡王阿巴泰之第三子，早年从征，崇德元年封固山贝子，第二年加入议政王贝勒、贝子行列，松锦之战中又立功勋，顺治元年率军随征，三年任征南大将军，消灭南明鲁王、唐王政权，夺据浙江福建，下广东，四年还师，晋封端重郡王，六年攻山西大同叛将姜，晋亲王，任定西大将军，平山西。顺治七年二月与巽亲王满达海、敬谨亲王尼堪被摄政王授为理事王，处理六部事务，八月，因微故，与尼堪一同降为郡王，罚银二千两。尼堪是太祖长子褚英贝勒之第三子，天命时即披甲从征，崇德元年封贝子，入关时领军从征，曾任定西大将军，先后征讨陕西、四川、天津抗清武装，顺治元年晋贝勒，五年封敬谨郡王，六年晋亲王，七年八月降郡王。博洛、尼堪皆系太祖之孙太宗之侄，是少年天子福临的堂兄，也算是天潢贵胄了，且长年征战，久统劲旅，开国有功，封为亲王，理所应当，为何不能恢复被摄政王随意贬降之亲王爵位?就在惩办罗什等人之前六天，顺治八年正月二十九日，福临已封二人为和硕亲王了。显然，罗什等人之过，仅在于他们忘了多尔衮已离人间，“皇父摄政王”独揽大权之日早已结束，此时该是皇上及郑亲王济尔哈朗执政之时，该由他们下诏升降诸王和群臣了，而且也是多尔衮该遭大祸之日了。
　　因此，罗什等正白旗五大臣之被重惩，实即是睿王将被追罪之序幕，也是表明皇上想利用和联合诸王讨伐多尔衮的明显标志，再过十天，这一大案终于发生了。
　　顺治八年二月十五日，睿王之近臣正白旗议政大臣苏克萨哈、护卫詹岱、穆济伦首告本王死后，将私制八补黄袍等御用服饰置于棺内，睿王生前曾欲迁两白旗移驻永平府。福临闻此消息，自然十分高兴，立命诸王大臣审理。郑亲王济尔哈朗，理事三王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同内大臣遵旨审理后，向帝奏劾睿王诸过，计有大罪十余条：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独专威权，擅作威福，一切政事和本章自行裁处，概称诏旨；不令郑王预政，擅令其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谋死肃王，逼纳其妃，夺其官兵财产户口入己；以朝廷自居，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日候府前；府第、仪仗、音乐、扈卫人员，皆僭拟至尊，任意糜费国库钱财；“亲到皇宫内院”；诳称太宗即位“原系夺立”；逼取皇上侍臣归入己之旗下，哄诱皇上侍臣归附于己；私制帝服，藏匿御用珠宝；欲带其两旗，移驻永平府，等等。
　　郑亲王等奏称：“以此思之，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入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列其罪状，宣示中外，并将臣等重加处分。”郑王等并奏请处死睿王党羽何洛会、胡锡弟兄，籍没睿王所属家产人口入官，将其养子多尔博、其女东莪给与信亲王多尼。
　　福临立即批准其议，并颁追论睿王罪状之诏书，昭示天下。诏书最后称：“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18—24页；蒋良骐：《东华录》第6卷。
　　睿王之正白旗转归皇上亲辖，其府宅入官，陵墓被毁，其尸体被挖出来，用棍子打，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后，焚骨扬灰。
　　不久，福临、郑王又将背叛皇上投靠多尔衮的两黄旗的大学士刚林，一等公、吏部尚书谭泰，睿王党羽满洲镶白旗人三等子、固山额真何洛会及其兄胡锡等磔死籍没；原英亲王阿济格及其子原亲王劳亲勒令自尽。曾经叱咤风云消灭敌军二三百万，言出令行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至此成了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厉鬼，多尔衮的势力一蹶不振了。
　　第三节、大权独揽至尊无上.
　　一、扶植亲信重用效忠之臣.
　　举行了亲政大典，追罪了“皇父摄政王”，惩处了睿王的重要党羽，固然使年方十四(周岁只有十三)的少年天子福临万分高兴，仰叔鼻息听人摆布的傀儡幼帝生涯一去不复返了，军国大事皆须向己启奏，似已成为君临四海的“大皇帝”，可以高枕无忧了。一般也认为此时福临已独掌大权，是真正至尊无上的天子，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太准确，此时他还不能完全乾纲独断。聪睿的福临并未陶醉于已经取得的巨大胜利，他清醒地看到斗争并未结束，基础仍不巩固，离那真正的“至尊无上”的天子，还有相当距离，在决定军国大政时，他还受到八旗王贝勒很大牵制，尤其是郑亲王权势之迅速膨胀，更令他吃惊和不安。他，也许还有他那位史上罕有聪睿绝顶机警果断的母后孝庄文皇后博尔济锦氏，在共同回顾八年来的惊涛骇浪，在深思，在熟虑，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这两母子自然会清楚看出，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不应让诸王操纵政局，就是要有忠贞不贰的贤臣勇将，就是要牢固控制正黄、镶黄、正白三旗(通称上三旗)。崇德八年八月议立新君时，不是两黄旗大臣誓死力争，睿亲王多尔衮早已夺取了君位。顺治初年，若不是两黄旗主要大臣中发生了分化，拜尹图、锡翰、巩阿岱、谭泰等人背叛旧主，投靠睿王，图赖、塔瞻、图尔格病逝，如果两黄旗数百员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内大臣、一二等侍卫、尚书侍郎遵照盟约，誓死保卫幼主，多尔衮就不得不考虑两黄旗数万精兵骁将的态度，就不敢窃据军国大权为所欲为，就不能也不敢如此欺侮幼君。现在正黄、镶黄、正白三旗人丁兵将，几乎等于正蓝、镶蓝、正红、镶红、镶白五旗(通称下五旗)的总数，只要通过上三旗中一批忠于朝廷的大臣，牢固控制住上三旗，就有了强大雄厚的政治、军事、经济基础，就可保君主高枕无忧，就不怕下五旗王公造反。
　　因此，福临从亲政开始，便一面对八旗大臣普施皇恩，嘉奖迁升赏赐，一面竭力栽培扶植擢升忠于朝廷之臣，尤其是两黄旗大臣。就在追罪摄政王多尔衮之后第六天，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遏必隆、希尔艮、希福、祖泽润、噶达浑、敦拜、觉善、马喇希等呈诉被革职削降世职及籍没家产，“悉属冤枉”。过了几天，闰二月初四，杨善、罗硕、俄莫克图、伊成格的家属也申诉为何洛会诬讦，无辜受罚。其他一些为睿王惩治之人亦上告。《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26、27页。这大体上是因被肃王、郑王之案而株连的。议政大臣杨善及其子内国史院学士、甲喇章京罗硕，固山额真俄莫克图，甲喇章京伊成格，系于顺治元年四月被睿王党羽何洛会诬告他们欲与肃王谋乱，而被处死籍没的。遏必隆系于顺治五年因被指控曾与兄图尔格等人议立肃王，对抗睿王，被革去侍卫，夺世职及牛录。希尔艮因顺治五年肃王冤案，降三等男世职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希福于顺治元年八月开罪于谭泰及擅传睿王之言，被革大学士为民。祖泽润于顺治五年以劾奏其亲王阿济格倚势勒索房价，被革去固山额真，削除三等子世职。噶达浑、敦拜、觉善、马喇希则以随多尔衮出猎时，私行射猎，分别被革职和降世职。顺治帝对这些冤案或过分惩处之案，皆予以平反昭雪，复职复爵《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27页。，他并特别从中擢用嘉奖忠贞不贰智勇双全或对追罪睿王立有大功之人。这主要是两黄旗大臣图赖、图尔格、遏必隆、陈泰、巴哈、鳌拜、索尼、希福及正白旗苏克萨哈等人。
　　图赖系费英东之第七子，历任护军统领、固山额真及征南大将军博洛之副帅，军功累累，晋封至一等公，顺治三年卒于军中，五年因曾谋立肃王被追罪，革其子辉塞所袭之一等公爵，顺治帝思念图赖旧功及被冤处，命配享太庙，谥昭勋，立碑纪绩，复其子辉塞一等公爵。图尔格是开国元勋额亦都之第八子，娶和硕公主，历任调遣大臣、固山额真、吏部承政、内大臣，因功封至三等公，顺治二年卒，五年被追罪，削其子科布梭所袭之三等子，顺治帝命科布梭袭三等公，又晋为二等公。希福复任大学士，并因帝念其历事太祖、太宗，衔命驰驱，出使蒙古各部，尽心竭力，入关后未加封赏，故一年之中三次晋封其至三等子。巴哈系费英东之侄。其父卫齐，历事太祖太宗，授游击世职，为太宗信赖，每统大军出征，辄令卫齐留守盛京，任八门提督，卒后，追谥端勤。巴哈在太宗时即任至一等侍卫、议政大臣，顺治初从肃王豪格征四川有功，屡晋世职至一等轻车都尉。顺治六年睿王攻山西大同姜叛将，巴哈要求从征，睿王不许，巴哈气愤拂衣而起，被睿王惩治，论死罚银以赎。当时，睿王摄政，众皆谄媚或附从，“巴哈兄弟独不附”。肃亲王豪格冤死狱中，其子富寿尚幼，睿王令两黄旗大臣商议处置之法，巩阿岱恶狠狠地说：“这种苗裔，不全诛灭，养之何用！”力主斩杀，巴哈及内大臣哈什屯坚决反对，富绶始免于难。巩阿岱、锡翰及内大臣西纳布库曾欲谋陷巴哈，未遂，顺治帝复授其为议政大臣，晋领侍卫内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世职累晋至一等男。索尼、鳌拜、遏必隆及正白旗苏克萨哈，更受顺治帝宠信，分别擢任要职，封授爵职。
　　当然，少年天子也知不能仅只重用两黄旗大臣，这会引起下五旗谋臣勇将不满，分化了八旗，故对其他旗效忠朝廷的能臣骁将，亦同样嘉奖升授。被睿王惩治的满洲正红旗梅勒额真、巴图鲁觉善，顺治帝复其世职，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后晋世职为三等子。他又擢镶蓝旗梅勒额真、侍郎蓝拜为尚书、固山额真，累晋世职为二等轻车都尉。满洲正白旗星讷历事太祖、太宗，崇德八年已因功任至梅勒额真、承政、护军参领，顺治初又再立军功，晋世职为二等轻车都尉。顺治八年初惩治英亲王阿济格时，星讷过去曾为英王属员，被株连，革工部尚书、议政大臣和世职，但不久即被顺治帝谕复其尚书、议政大臣职，后又复其世职。
　　这样一来，少年天子赢得了八旗大多数大臣的衷心拥戴，组成了以索尼、鳌拜、遏必隆、巴哈、哈什屯等两黄旗大臣为核心的上三旗嫡系部队，为他独揽军政大权、乾纲独断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
　　二、抑王崇君禁革王管部院.
　　怎样对待号称天潢贵胄的宗室王公，是少年天子福临极为重视但又令他十分头痛的问题。入主中原不久，抗清烽火仍在燃烧，统一全国的艰巨任务尚待完成，以及如何消除多年战乱遗患，恢复生产，安定黎民，这一切都离不开八旗宗室王公的支持。回想当年太祖努尔哈赤之所以能由数十名诸申的小部酋长，上升为金国英明汗，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他的皇子、皇侄、皇孙、皇弟诸贝勒台吉的奋斗，没有四大贝勒和十余议政贝勒的率先冲杀统兵血战，金国就难以建立，就不能进据辽东。太宗之所以能屡败明军，为进军中原创造了雄厚基础，也离不开弟兄子侄的统兵治政。顺治元年大军入关，多尔衮、多铎、阿济格、济尔哈朗、豪格、尼堪、博洛、满达海、瓦克达、勒克德浑等亲王、郡王皆先后任大将军，分路出征，攻下十余省，此后统一全国的重任仍只有他们才能承担。后来乾隆帝总论清初宗室王公业绩时说：“我朝开国时，宗室懿亲，勤劳佐命，其殊勋茂绩，实为史册罕有。”《清文献通考》第246卷。《清史稿》也评论说：“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诸王是庸。”《清史稿》第215卷。
　　但是，这些王爷，或为一旗之主，或辖有若干牛录，属下满洲、蒙古、汉军文臣武将兵丁，多者有数万名，少亦数以千计，战马成百上千累万，权势赫赫，不仅易与国法冲突，干预政务，且有可能使一些王爷怀有异心，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多尔衮。
　　因此福临，当然也可能有其机智贤明的母后指教，决定采取既依靠诸王治国理政，又不让其专权乱国的方针，使诸王成为“出则受命专征，入则参赞庶政”的“股肱亲臣”。
　　但亲政初期，福临的主要考虑还不是防止诸王乱政，而是更多地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稳定政局，因为，他此次的亲政，并非自己或诸王反对睿王取得胜利的结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之于侥幸。如果多尔衮不是突然于风华正茂之年猝卒，如果其嗣子多尔博不是年幼无知，如果他的亲侄豫亲王多尼不是一位刚袭爵年余的十四五岁小王爷，如果英亲王阿济格不是骄横跋扈招致众人的反对，致其亲弟多尔衮掌握的两白旗大臣对其不敬、防范和突然将其逮捕，没有这些偶然因素，福临不仅不能“亲政”，而且很可能被多尔衮废掉，或导致多尔博、多尼、阿济格同仇敌忾，共同对付小皇上和郑王，那就不能追罪睿王，夺据正白旗，摆布多尼，处死英王，彻底削弱白旗势力，而举行亲政大典了。因此，福临虽然于顺治八年正月亲政，但基础很不牢固，实力太弱，他除了加紧培植两黄旗嫡系部队外，还必须大力争取诸王公的支持，以奠定可靠的统治基础，然后，再着重于抑制威胁君权的亲王郡王，使他们真正成为帝之“股肱亲臣”。
　　在亲政后一年里，他主要采取了以下六项重大措施。他首先为无辜被害或惩治的王公平反，主要是肃王豪格。豪格系福临长兄，在太祖、太宗及顺治初期，统军理政，功勋卓著，是开国七大亲王之一，但因与多尔衮争夺帝位，竟被睿王害死，削爵籍没，嫡福晋也被多尔衮逼纳为妃。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福临颁布追罪睿王之诏，过了六天，二十七日即封豪格之子富寿(绶)为和硕显亲王，增注其父军功于册。册文说：“(豪格)定济宁州等处，用火攻开满家等十洞，杀贼甚多，招抚从贼三县所属人民，又招服雎州总兵许定国官兵万余。统大军征四川时，攻克三寨山、张阁老崖等处山寨三座，尽招服其余所属塞堡，击败水陆马步兵二十二次，追杀八次，又攻克内江县，破八大王张献忠一百三十六营，遂诛献忠，又诛伪王及伪总兵等大小官共二千三百员，招降文武伪官二百三十五员、马步兵丁六千九百九十余名，遂定四川。睿王心怀篡逆，尔无故被害，朕亲政之后，不胜追痛。富寿尔系朕亲兄之子，推恩封尔为和硕显亲王。”《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26页。
　　过了半年，顺治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福临又下诏追复豪格王爵，建碑纪其功绩于茔上。其文为：“尔和硕肃亲王豪格，乃太祖武皇帝之孙太宗文皇帝长子，当征蒙古扎鲁特、东魁、察哈尔、鄂尔多斯诸国时，所在克敌，收服其国，迨屡征明国，所在击败敌兵，攻克城池甚多，封尔为和硕肃亲王。平定朝鲜时，率左翼兵，屡败敌众，下其城。同睿王于山海关，破流贼二十万众，克定中原。顺治三年，又统大军，剿除四川逆寇，平定郡县。师还之后，值睿王专政启衅，遽加以罪名，辄行拘系，抑勒致死。朕知尔无罪，不胜悼念，仍追封尔为和硕肃亲王，用建冢碑，传之后世。”《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26页。
　　福临不仅高度赞扬了兄王的开国功勋，而且还对其子富寿格外优待，封其为议政王，此时富寿仅系一位八九岁小小孩童，就身为议处大清国军政大事的六位和硕亲王之一，真是何等的高贵和威风。当然，福临此举不仅是出于对兄王的哀悼和对其子女的关照，也含有增强自己统治基础的目的。这在他的另一措施即封硕塞为亲王上，表现得十分清楚。
　　硕塞是福临的五哥，是太宗侧妃叶赫那拉氏之子。按太祖诸子封爵之例，侧妃庶妃之子不得封和硕贝勒、和硕亲王，太祖之第七子阿巴泰，对建立金国、大清国以及入主中原，都建立了重大功勋，但也只封至多罗郡王而止，其他如四子汤古代、六子塔拜、九子巴布泰、十一子巴布海等，仅分别封为辅国将军、镇国将军、辅国公。因此，太宗去世前夕，硕塞已有十四五岁，但并未受封，顺治元年十月，可能系入主中原大庆，才特予优待，封为多罗郡王，册文中还明确讲道，硕塞系帝之“庶兄”。现福临一亲政，即晋封硕塞为和硕亲王，且增注军功于册。册文说：“我军破流贼，灭明福王，平定河南江南时，尔同多罗豫郡王于潼关，破流贼李自成兵二十万，遂入潼关，得西安府，平定秦地，又定河南，克扬州府，渡扬子江，取江宁府。又追苏尼特部落腾机思时，闻腾机思在滚噶鲁台地方，尔同多罗豫郡王凡两夜三日追及之，俘获腾机思部落及其牲畜。喀尔喀部土谢图汗兵迎战于查济布喇克地方，尔率众列阵，大败彼兵。次日，硕雷汗兵迎战，复率众列阵，大败之。围困大同时，坚守汛地，贼兵有至者，辄同众挥兵杀败之。又贼众万余人入据代州关，尔与和硕端重亲王树梯攻克。又得胜路、助马路贼兵七千，去我兵三里许，立为两营，尔亲督战败之。尔原系多罗郡王，加恩封为和硕承泽亲王。”《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6页。
　　福临不久又封硕塞为议政王。显然他是想通过封授兄长及亲侄的方式，来增强天子之支柱。
　　福临的另一措施是加恩宗室，封赐或晋封宗室爵位。他先于顺治八年正月末复封被多尔衮降为郡王的博洛、尼堪为亲王，并正式封为和硕亲王，接着于二月赐封或晋封了一大批宗室。按其性质而论，主要是加恩于罪人之后裔和庶妃所生皇子的子孙。曾为开国四大贝勒之一的二贝勒、镶蓝旗旗主阿敏，于天聪四年因失守永平及不敬弟汗皇太极，被削爵籍没监禁，其子郭盖、郭赖等皆黜宗籍为民，顺治六年才封二等镇国将军，福临将二人连提几级，晋为镇国公。太祖努尔哈赤同父异母之二弟穆尔哈齐，因系庶妃所生，虽骁勇善战，为统一女真各部立下了大功，但并未能跻身四大贝勒、和硕贝勒、议政贝勒之列，顺治十年才追封诚毅勇壮贝勒。其子务达海、韩岱、塔海、祜世塔、喇世塔等，都不能像太祖先后之三位大福晋所生的皇子褚英、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等贵为贝勒、和硕贝勒或大贝勒(后改封亲王郡王)，而只能从牛录章京做起，逐步因功或加恩封授奉恩将军、辅国将军、镇国将军直至辅国公、镇国公，只有务达海晋至固山贝子。务达海等人之子，或系闲散宗室，或只授封低级爵位如奉恩将军、辅国将军，封镇国将军的也很少。福临将穆尔哈齐之孙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恩将军穆青、托克托慧、祜世布、海兰、席布锡伦、宋固图，其子塔海、祜世塔、喇世塔等，皆分别超级晋为辅国公、镇国公。《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8页；《清史稿》第161卷。
　　太祖第三子阿拜、第六子塔拜、第九子巴布泰、第十三子赖幕布，皆因母是庶妃，封爵不显，其子、孙地位更为低下。福临将诸人之子孙英额、英额里、能格、干图、华善、班布尔善、拔都海、喇布喇、来祜等人分别超晋辅国公、镇国公。对另外一些宗室如三等镇国将军卫黑、和锡布、噶达浑、萨木哈、巴图、巴哈纳、塔哈纳、阿喇密、齐齐布等，亦分别超晋辅国公、镇国公。这些人当然会感恩戴德，效忠皇上，这自然增强了少年天子的统治基础。
　　这位皇上的又一措施是巧妙和妥善地处理好与郑王的关系。在监禁英王、福临亲政及追罪睿王的活动中，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尽管他在顺治四年被革除辅政王后的三四年里，受睿王排挤压制，不能参与军国大政的议决，但因他是镶蓝旗主，拥有满洲、蒙古、汉军数万兵将，又是三朝老王和开国七大亲王之一，也是多尔衮死时仅有的四位和硕亲王之一，另三位和硕亲王，阿济格很快被擒捕，满达海缺乏果断，多尼还年幼，无军功政绩可言，兼之郑王早在太宗时就因深受皇上宠信而实际上位居诸王之首，因此到了多尔衮一死之时，他自然而然地东山再起，被八旗王公大臣视为左右政局的实权人物，争相依附和听命。当顺治七年十二月逮捕英王前夕，两白旗大臣额克亲等见英王有不轨之心而告诉诸王时，是郑王和满达海明确指出：尔等系定国辅主之大臣，岂可听命于英王，彼既居心不良，恐将生事变矣，我等即当团结谨密行事。到动手之前，也是郑王向正白旗博尔辉等大臣说“英王有佩刀，上来迎丧”《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8页；《清史稿》第162卷。，恐有不测，不可不防，诸王大臣才拨派兵役，逮捕英王，押送至京治罪。在捕治博尔辉等睿王党羽时，郑王的地位更为突出，起的作用更大。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及两黄旗大臣，向郑王“跪诉”博尔辉等五大臣动摇国基之罪，于是郑王集亲王以下尚书以上王公大臣议处其罪。对睿王多尔衮的追罪，亦是由郑王偕诸王公大臣奏劾和议处的。《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2—7页，第53卷第6、7、8、17、18页。博洛、尼堪皆系太祖之孙，贵为郡王，且曾晋为亲王，又是具体处理军政要务的“理事王”，竟然要偕同天子之近臣两黄旗大臣向郑王“跪诉”，可见郑王此时权威之大地位之高影响之巨！
　　正因为郑王曾因忠于太宗和幼主而被睿王排挤，此次又立了特大功勋，是能够左右诸王公大臣的关键性人物，故福临对郑王十分尊敬，特下谕宣布，郑王年老，“一切朝贺、谢恩，悉免行礼”，并于一日之内封其长子富尔敦为世子，其二子济度为多罗简郡王、三子勒度为多罗敏郡王。这在当时是唯一的特殊恩宠，其他任何亲王之子均未有此殊遇。《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1页，第55卷第17页。福临又命济尔哈朗为议政王之首，主持议政王大臣会议，济度、勒度亦荣为议政王(富尔敦不久去世)，福临对郑王集众议奏之事，大多应允。
　　顺治帝的另一项措施是取消理事王，委任诸王管理部院。“理事王”之制，始于顺治七年二月。二月二十八日，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传谕：“各部事务，有不须入奏者，付和硕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办理。”《清世祖实录》第47卷第15页。这固然是由于多尔衮自感身体欠佳精力不适(十个月后即病逝)，需要有人代为处理日常政务，也是因为自豫亲王多铎于顺治六年三月去世后，他环顾左右，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接班人，故将平素依附、谄媚于己的巽亲王满达海、端重王博洛、敬谨王尼堪委以重任，使他们以后更加效忠于己，以防大权旁落异己者之手。这样一来，显著地提高和加强了三王的威望、地位和权势，当然不利于顺治帝的统治。因此，顺治八年三月初五，福临找了一个借口，以刑部搜获英王在狱中匿藏的四把刀，不奏皇上，只向理事三王报告，遂下谕痛斥其过，命议政王大臣议处。议政王大臣拟议，罚满达海银五千两，降和硕端重亲王博洛、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郡王，各罚银五千两，“三王俱停其理事”。帝立允其议。《清世祖实录》第55卷第2页。
　　过了一天，帝又下谕，令诸王管理各部院。他谕吏部说：“朕自亲政以来，观天下所以治安者，关乎各部院，虽自古无参用诸王之例，然闻我太宗文皇帝曾用诸王于部院，朕欲率由旧典，复用诸王。念诸王虽甚劳苦，然诚各殚厥职，厘剔庶务，禁绝贪污，修整法令，俾上下利病不致壅蔽，利国家而致升平，莫此为要。今特用和硕巽亲王于吏部，和硕承泽亲王于兵部，多罗端重郡王于户部，多罗敬谨郡王于礼部，多罗顺承郡王于刑部，多罗谦郡王于工部，多罗贝勒喀尔楚浑于理藩院，固山贝子吴达海于都察院。诸王等其各副朕图理治安至意。尔部其传谕各王知之。”《清世祖实录》第55卷第5页。
　　诸王管理部院，始创于天聪五年(1631)七月。七月初八，当时的全国天聪汗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二大贝勒及济尔哈朗等议政贝勒议定，仿效明朝，设立六部，任图尔格等为六部承政参政。但由于当时还尚遵行太祖手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的基本原则，故在仿明之际，增加新意，即由诸贝勒分管六部，多尔衮管吏部事(当时称为“统摄”吏部)，德格类、萨哈廉、岳托、济尔哈朗、阿巴泰分管户、礼、兵、刑、工部。《清太宗实录》第9卷第11、12页。此制虽适应了当时形势，但随着皇太极抑王崇君之方针顺利推行，它已越来越不适合君主集权制了，多尔衮摄政时立即将其取消。现在，福临以太宗此旧制有利于国家为理由，将其恢复。
　　福临还采取了又一重要措施，那就是扩大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和权限。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议处国家机要事务的权力机构，起源于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新任金国汗的皇太极，“以经理国务”，与诸贝勒定议，设八大臣，以纳穆泰等八人分为镶黄等八旗的固山额真，“总理一切事务，凡议政务，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清太宗实录》第1卷第11页。这八大臣既是固山额真，又兼任议政大臣，遇有军国大事，与三大贝勒十位议政贝勒偕坐共议。崇德二年(1637)四月，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谕令每旗各设专职的议政大臣三员，从此以后，宗室贵族中的议政王、议政贝勒、议政贝子与八旗固山额真兼议政大臣及专职的议政大臣一起，共同议政，这种议政形式叫做“议政王大臣会议”，有时又叫“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它是君权上升王权较前有所下降的产物，也是皇太极抑制身为旗主的亲王郡王的产物和重要手段。顺治初年，由于多尔衮独掌大权，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作用不很明显，权势显著下降。顺治帝继承和发扬皇父太宗手创之此制，增加议政人员，扩大其职权和影响。顺治八年十月，他谕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多罗谦郡王瓦克达为议政王。《清世祖实录》第61卷第2页。在这一年中，他先后多次下谕，授鳌拜、詹岱、巴图鲁詹、杜尔玛、布丹、杜尔德等人为议政大臣。《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10、24、25页，第58卷第11页。
　　福临以上措施的基本目的是，既利用诸王公大臣尤其是郑王济尔哈朗与皇兄承泽亲王硕塞及两黄旗大臣，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稳定政局，增强自己的实力服务，又极力防范王权过大，分散王权，避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摄政王多尔衮。他的这一主要目的顺利地达到了，君权迅速增强和提高，于是他在顺治九年正月二月三月又采取了五个重大行动。
　　顺治九年二月十八日，少年天子下谕，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册文说：“我太祖武皇帝肇造鸿基，创业垂统，以贻子孙。太宗文皇帝继统，混一蒙古，平定朝鲜，疆圉式廓，勋业日隆。及龙驭上宾，宗室众兄弟乘国有丧，肆行作乱，窥窃大宝，当时尔与两旗大臣坚持一心，翊戴朕躬，以定国难。续领大军征明，遂取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又率大军征湖广时，闻山东曹县为众贼袭据，便道往剿，用红衣炮攻拔其城。又恢复湖广宝庆等四府八州四十四县，又遣发将士收服贵州省五府七县，败敌兵凡六十四阵，诛伪王一、伪巡抚一、伪总兵十四、文武官四十一员，收降伪总兵一、大小伪官六十九员，遂定湖南。睿王心怀不轨，以尔同摄朝政，难以行私，不令辅治，无故罢为和硕亲王。及朕亲政后，知尔持心忠义，不改初志，故锡以金册金宝，封为叔和硕郑亲王。”《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4、5页。
　　此册文可以说明三个问题。其一，格外优遇。顺治帝福临优遇郑王，对其之尊敬和加恩，超过当时任何一位和硕亲王。清朝特重“军功”，在有清一代上百位亲王、郡王中，大体上分为两类：一为“军功勋旧诸王”，指的是清初开国定邦功勋卓著的宗室王公，如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后来又加上被乾隆帝弘历平反的睿亲王多尔衮，这八个王的爵位世袭罔替，不降袭，人们称之为“铁帽王”。另外一类是“恩封”王公，系因是皇子皇孙而封，爵位不能原位世袭，必须依次降袭。从册文中所述郑王之军功，不过主要是顺治五年任定远大将军下湖南之功，比起豫王多铎、肃王豪格、英王阿济格、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来说，真是大有逊色。这些王中，只有多铎才加封为“叔王”。如仅按照这些军功就加封为“叔王”，确是根据不足，不能和多铎相提并论，可见皇上对其之特殊宠遇。
　　其二，功在立帝。郑王之功，主要在于拥立福临。册文中讲得很清楚，当太宗去世时，宗室中有人“肆行作乱，窥窃大宝”，这显然是指睿王、豫王，而郑王却与两黄旗大臣“坚持一心”，拥戴福临，“以定国难”，并因此而被睿王压抑，罢其辅政。对于这样一位为福临及其子孙世为天子建立了不朽功勋的王爷，当然应加恩封赏。
　　其三，名分有定。这次加封，使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为有清一代唯一保持这一崇高尊号的“叔王”，曾被立为太子的大贝勒代善，仅只被太宗封为“兄王”，世祖即位后并未晋加为“伯王”，多尔衮虽被尊为“皇父摄政王”，多铎加封“叔王”，但死后皆被削除此尊号，只有郑王一人保持了“叔王”的荣誉。但是，尽管如此，顺治帝的此次加封，显系深思熟虑，很有分寸，含有深刻的、明确的意图，郑王未必完全满意。因为，至少有三点使郑王相当不满。一是册文强调指出，加封“叔王”的主要原因是忠于少年天子，是坚主拥立幼君，八年之中又“持心忠义，不改初志”，故予以加封。二是与顺治元年之封，降了一大级。顺治元年十月福临在北京再次举行登极大典时，大封八旗王公大臣，加封郑王为“信义辅政叔王”，现在才封为“叔王”，取消了“信义辅政”四字，连“复封”都谈不上，还说是什么“加封”。三是册文只提“叔王”，不提“辅政叔王”或“摄政叔王”。这二字之减，比千钧还重，它的含意十分清楚，现在不是诸王，也不是“叔王”在理国治政，没有任何王爷有资格来代行天子之权“辅政”“摄政”，昔日幼主虚有其名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天子乾纲独断之时，任何王爷，包括现在所封之“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都只能是必须对皇上“持以忠义之心”的臣子。这一含意，郑王本人谅必清楚，因为他自然还会知道少年天子在十八天前下达的一道特谕。正月三十日，顺治帝谕内三院：“以后一应章奏，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清世祖实录》第62卷第15页。此谕既表明从顺治八年正月至此谕下达之日，郑王权势极大，已几乎成为与睿王多尔衮相似之人物，一应章奏皆须启奏于他；此谕又表明，少年天子对此十分不满，深怕又出现一个睿王，再当傀儡幼帝，故一有机会，立予坚决制止。郑王对此谕，定是又惊又怒。
　　三月十五日，这一天里福临连办两件大事。他不讲任何理由，就下谕宣布罢革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并允准郑亲王济尔哈朗、承泽亲王硕塞、敬谨亲王尼堪之拟议，以和硕信亲王多尼之父豫王多铎，“罪状虽未显著，然与睿王系同胞兄弟，一体无异”，本应尽削王爵，念其行兵有功，故令削去和硕亲王，降为多罗郡王。《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13、14页。
　　过了七天，三月二十二日，福临又降谕诸王大臣说：“朕初即位，睿王摄政之时，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五人，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其所行事绩，朕虽明知，犹望伊等自知己罪，翻然改过，尽心竭力以事朕，是以姑置不发。岂意伊等不改前辙，轻藐朕躬，扰乱国政，朕实不能再为宽宥，今将伊等罪款一并发出。尝观古籍，历代帝王俱以除奸恶用忠良为要务，似此奸恶之辈，若不翦除，天下何以治平，著按款严审具奏。”《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15页。
　　于是，议政王大臣遵谕按款会审，共有十九条：一、睿王令两黄旗大臣议养肃王豪格之子富寿时，巩阿岱竟说：“这种苗裔，不全诛灭，养之何用！”巩阿岱之“所谓苗裔，系指何人”?二、“初时保护皇上，六大臣一心尽忠，不惜身家，誓同生死”，巩阿岱、锡翰“心归睿王”，遂向鳌拜、索尼宣称，此“一心为主，生死与共之誓，俱不足凭”，威逼鳌拜等悔弃前誓，尔等因而得以晋封至贝勒、贝子，“得享富贵”，鳌拜、索尼俱问罪降革，索尼还被充发盛京，图赖享堂被尔等拆毁。三、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散遣皇上侍卫大臣等，径送皇上至睿王处，又无故问鳌拜大罪。四、拜尹图、巩阿岱、锡翰等，再三恳求以病女嫁于苏拜(睿王之正白旗亲信大臣)，睿王认为于理不合，拜尹图等恳请，终将病女嫁去。五、皇上即位时，英王、豫王跪劝睿王当即大位时说，我舅阿布泰及固山额真阿山说：“两黄旗大臣愿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故睿王亦向众宣扬此言。其实，与阿布泰、阿山有亲者，不过谭泰及拜尹图等数人耳。六、郑亲王曾对巩阿岱说：“皇子即帝位，更复何言，惟以他人篡夺为忧。”巩阿岱以此话报告睿王，遂将郑王问罪，“此非巩阿岱等阴谋劝进之故欤!”七、睿王说，拜尹图之巴图、巴哈纳二子，过去寄养于巴颜家，今已年长，可以领回。拜尹图、巩阿岱、锡翰献媚说：无论此二子，即其他子亦当送来一起效力，“我等以卑贱之身，蒙升贝勒、贝子，入八家分内，似此升擢之恩，没世不敢忘，何忍舍去”。直到罗什、博尔辉正法后才领回，又擅将库中金茶筒、银二千两、蟒缎二匹、貂袍、貂褂、马二匹及玲珑鞍辔，给与巴颜，以偿其养育费用。八、送孝端文皇后梓宫安奉昭陵时，拜尹图等四人竟忘主恩，不亲送。九、皇上避痘塞外时，司膳官厄参率众膳房人员钓鱼，止留二人在膳所进膳，皇上切责厄参，巩阿岱、锡翰反加以包庇。十、皇上围猎时，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扈从，竟于平坦之路任意自行，而皇上所行之路，却“险峻崎岖”，以致驾前一等侍卫巴哈骑马失足，皇上遂下马步行，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从平坦之路转来，向帝说：“年少不习骑射，似此路径，遂下马步行耶。”竟敢讥讽天子懦怯。十一、皇上行围，至沙碛悬崖之处，马不能下，帝遂步行，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并不引君行走平坦之路，反向平路猎兵宣布：“皇上下马步行，尔等俱宜下马”，众遂下马步行，此“是肆意讥讽，无人臣之礼也”。十二、在围场中，皇上正在逐射一鹿，席纳布库竟迎上争射，箭落皇上马前。十三、睿王曾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遂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冷僧机、巩阿岱、锡翰商议，提出鳌拜、巴哈不宜留在皇上左右，当将他俩与博穆博果尔俱逐退。十四、睿王卒后，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等向帝奏称：“睿王下大臣十四员，俱披沥肝胆，愿来效力，皇上当破格优养。”既为臣子，各有职分，有何披沥肝胆之处，若不为皇上效力，又将何往?十五、夏猎时，巩阿岱、锡翰二人跟随护卫，竟身穿金黄号衣，骑射于皇上之前，“僭越已极”。十六、席纳布库回家时，竟不向皇上奏报，只告诉锡翰，锡翰亦不转奏，便擅自准其回家。锡翰也于应当值宿之日，未奉上命，私自回家。十七、太宗时，席纳布库即已归入旗下牛录，后忽引外藩蒙古王贝勒等例，欲永镇塞外，并向上奏请。十八、内侍大臣及侍卫之妻，例应侍候皇太后、皇后，皇太后命席纳布库之妻入侍皇后，席纳布库不愿，并于途中遇见皇太后之使者苏墨尔时，竟向前诘问说：“我妻因何拨侍皇后，此皆尔之谗言所致也。”“遂将苏墨尔捶楚几死。赖皇太后仁慈宽宥，记言苏墨尔坠马，令医调治，三日始愈”。十九、锡翰、席纳布库因巴哈日夕敬谨侍奉皇上，心怀嫉忌，欲议巴哈之罪，私自传集内大臣和侍卫。索尼质问说：今日所议何事，有旨?无旨?锡翰、席纳布库回答：无旨，乃我等传集。索尼愤愤地说：往日睿王在时，尔等任意妄为，今无旨，尚可私自聚众议罪耶！众人始散去。顺治帝问冷僧机：刚才诸臣因为何事聚集?冷僧机奏述上情。帝谕：在朕左右殷勤竭力之人，反欲议罪，若旷直偷安任意私行者，应该怎样办？冷僧机秘密泄露此谕于锡翰、席纳布库，二人始被迫罢休。
　　议政王大臣审勘核实后奏报，帝命将贝子巩阿岱、锡翰，内大臣席纳布库，内大臣、一等伯冷僧机正法，籍没家产，贝勒拜尹图免死禁锢狱中，连其弟、男、子侄皆革去宗室为民。席纳布库之子侄亦革退侍卫为民。著刑部将此案刊刻告示，布告天下。《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15—23页。
　　以上拜尹图等所犯之罪虽有十九条之多，但却集中在一点上，即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等人，背叛少年天子，投靠睿王，对君不敬不忠。顺治帝之所以在顺治八年正月二月亲政时未将这几人治罪，显然是因为他们是两黄旗主要大臣，过早惩治，会使两黄旗参加当年即位初盟誓效忠于幼主的二百多名大臣侍卫忐忑不安。在睿王淫威之下，有几个能像索尼这样敢于正面和睿王争执，忠贞不贰!两黄旗大多数人被迫向睿王低头，做过一些违心之事，说了一些违心之言，但其内心深处，仍在怀恋幼主，仍对睿王尤其是其党羽之专横十分不满，他们是福临亲政后的主要依靠力量，不能让他们产生疑虑。而且，亲政之一二月里，福临也没有坚强的后盾和雄厚的实力，不能操之过急，相反，利用拜尹图等身居贝勒、贝子、一等伯、内大臣的身份和前几年中得到的权势威望，来对付最大最危险的敌人睿王及其正白旗党羽，还是能起作用的，对于安定两黄旗大臣侍卫之心，也会有所裨益。因此，福临一亲政，不仅没有处治拜尹图等人，反而晋已封为镇国公的巩阿岱、锡翰为固山贝子，并授巩阿岱为议政大臣，不止一次地遣巩阿岱祭太庙，让诸人仍留原职。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顺治帝基础已很巩固，便要对巩阿岱等下手了。通过这次处死巩阿岱等人，顺治帝实际是向八旗王公大臣严正警告和劝诲：任何人，尤其是上三旗大臣，绝对不允许背叛帝君，投靠他王，绝对不许对皇上不忠不敬，绝对不许侵犯君权，否则严惩不贷！
　　以上事实表明，少年天子虽于顺治八年正月亲政，摆脱了昔日仰叔鼻息，听任睿王多尔衮欺凌的羞辱困境，夺回了部分应属于他的权力，但是，诸王势力仍很强大，特别是郑王济尔哈朗一家四王，力图填补多尔衮死后留下的空白，且已取得很大成功，成为左右政局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福临及其母后对此十分警惕，竭力采取各种措施，抑王崇君，到了顺治九年初，终于达到了目标，此时福临才能说是真正的乾纲独断无比威严的圣尊天子。
　　这一局面，并非所有王公大臣都能满意，尤其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对此更为遗憾，尽管他的处境比任何一位王爷都好，也是他有生以来日子最好过的阶段。他是此时仅有的一位“叔王”，受到皇上的尊敬，他是四位和硕亲王之一，他是议政王之首，一家四王爷，在处理军国大事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在群臣中是三朝老王，德高望重。但他显然对于年轻皇上如此集中大权于一身压抑诸王的方针，颇为不满，这从他三年后去世之前三月所上奏章，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顺治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福临谕诸王及大臣，言及亲政五年来，疆域未靖，水旱频仍，吏治惰污，民生憔悴，钱粮侵失，兵饷不足，“保邦致治之道，迄今未得其要领”，诸王及大臣“皆亲见太祖、太宗创业垂统之艰难，年来辟地绥民之不易，必有长策以裨治安”，应“居则深思，进则敷奏”。郑亲王济尔哈朗遂于二月初七遵谕奏称：“太祖武皇帝开创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及众台吉等，讨论政务之得失，咨访兵民之疾苦，使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上合天心，下洽民志，扫靖群雄，肇兴大业。太宗文皇帝缵承大统，绍述前猷，亦时与诸王贝勒大臣讲论不辍”，“伏祈皇上效法太祖、太宗，不时与内外大臣详究政务得失”。《清世祖实录》第88卷第4页，第89卷第6、7页。
　　清太祖努尔哈赤遇逢重大事情，必召集子侄诸贝勒台吉和额亦都等五大臣商议，晚年并手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太宗皇太极在执政的前十年即天聪年间，基本上是遵照太祖遗制而行，直到后来才改变汗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莽古尔泰并坐接受群臣朝拜之制，又创定诸王掌管六部制度。郑王如此引述太祖、太宗祖制，显然对其不满皇上顺治九年初的改革的心情有所流露，只不过因为他一向言辞谨慎，故未尽情泄露而已。
　　三、立后废后帝君无比威严.
　　顺治帝福临关于皇后的册立和废除，也是判断其是否真正完全掌握军国大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顺治八年(1651)正月十七日，即十四岁的福临举行了亲政大典之后的第五日，他的亲舅舅和岳父蒙古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亲送帝先前聘订之女博尔济锦氏至京，理事三王亲王满达海，郡王博洛、尼堪，以及众内大臣，奏请于二月内举行大婚吉礼。《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7页。
　　这位大漠公主，美丽聪慧，门第高贵。她的曾祖父莽古思贝勒之女系太宗之孝端文皇后，她的姑姑是太宗之孝庄文皇后、当今皇上之亲生母亲，她是少年天子福临的亲表妹。有这样亲上加亲，门第高贵、美丽聪慧的蒙古公主为后，照说应是皇上的艳福，理应立即允王之议。不料福临却下了一道冷冰冰的谕旨：“大婚吉礼，此时未可遽议，所奏不准行。”《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7页；《清史稿》第214页，《世祖废后》。这个理由太勉强了，没有说服力。为什么此时不能议定大婚日期?是雷震三大殿，火烧五凤楼，灾异迭见，皇天示警？不是。是国有大丧，母后驾崩或病危？亦不是。是强敌入侵，兵临城下，大乱即起？也不是。或是皇上重病，转辗床榻，难以成亲？还不是。五天前刚举行亲政大典，大赦天下，蠲减钱粮，增加乡试中式举人名额，加恩文武大臣荫生入监，可说是帝与太后万分欢欣，普天同庆，在此时刻，举行定鼎中原以来第一位大清皇帝的大婚吉礼，岂不是大吉大利，喜上加喜，为什么不能议定时间筹办大事?显然帝未说出不允王奏的真实原因，那就是他对此婚事很不满意。
　　可是说来也怪，就在皇上下谕不允议办大婚之后五个月，顺治八年六月十八日，却制定了大婚礼品详细清单：“定大婚礼物。行纳采礼：马十匹，玲珑鞍十副，甲胄十副，缎百匹，布二百匹，金茶筒一，银盆一。行大徵礼：金二百两，银万两，金茶筒一，金盆一，银桶一，银茶筒一，银盆一，缎千匹，布二千匹，马二十匹，玲珑鞍二十副，常等甲三十副。送皇后至时，赐后父母金百两，银五千两，缎五百匹，布千匹，金茶筒一，银桶一，银盆一，上等镀金玲珑鞍二副，常等玲珑鞍二副，漆鞍二副，马六匹，夏朝衣各一袭，夏衣各一袭，冬朝衣各一袭，冬衣各一袭，貂裘各一领，上等玲珑带一，刀一，撒袋一副，弓矢全，甲胄一副。若后兄弟送至，赐漆鞍马各一，时衣一袭。从人受赏者，男妇限六十名，二十名蟒衣，二十名补缎衣，二十名缎衣，不分时候，概用夹衣。”《清世祖实录》第57卷第21页。
　　这些礼物，虽不能说是多么特殊和巨大，但也相当齐全了，在当时国库如洗的恶劣财经条件下，也可算是相当豪华了。
　　过了近两个月，顺治八年八月十三日，北京紫禁城内举行了隆重的大清皇帝册立皇后的大婚礼。《清世祖实录》对此作了详细记载，摘录如下：“册立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为皇后。是日质明，设皇后仪仗于卓礼克图亲王邸，设黄案，一于院中，一于东侧，以受册宝，置中黄案。皇上卤簿，全设太和殿前，设黄案一于殿中，置册宝彩亭二于太和门外阶下。内院、礼部官俱朝服，以次捧册宝，由中道入，置殿中黄案上。上朝服，出御太和殿，视册宝毕，内院官捧册宝，授册封使臣。……册封使臣既至皇后邸，卓礼克图亲王等朝服出迎，……皇后跪受，……皇后降辇，由中道入宫。和硕亲王以下，有顶带官员以上，悉朝服集朝会所。固伦公主、和硕福晋以下，一品命妇以上，悉集宫内。……上率诸王入宫，于皇太后前，行三跪九叩头礼毕，上复御中和殿，诸王出立殿外阶上。皇后率诸王妃朝见皇太后，行六拜三跪九叩头礼毕，还宫。诸王妃入侍皇太后。上出御太和殿，赐诸王及察哈尔额驸阿布鼐亲王、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等并贝勒、文武群臣宴。宴毕，上回宫。皇太后乘辇还宫。”②③《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8—10页；第10、11页；第19—25页。
　　皇后册文全文如下：“朕惟乘乾御极，首奠坤维，弘业凝庥，必资内辅，义取作嫔于京室，礼宜正位于中宫。咨尔博尔济锦氏，乃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也，毓秀懿门，钟灵王室，言容纯备，行符图史之规，矩度幽闲，动合安贞之德。兹仰承皇太后懿命，册尔为皇后，其益崇范，肃正母仪，奉色养于慈闱，懋本支于奕也。钦哉！”②皇后之宝文为“皇后之宝”。
　　第二日，八月十四日，福临谕礼部，以册立皇后，感谢母后，加圣母徽号为“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十五日，又以册立皇后诏告天下，诏中说道：“迩者昭圣慈寿皇太后特简内德，用式宫闱，仰遵睿慈，谨昭告天地、太庙，于顺治八年八月十三日册立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为皇后”。过了五天，八月二十日，又以恭上圣母尊号礼成而特颁恩诏，大赦天下，普施皇恩，共有恩款三十一条，对王公大臣、内外官员、八旗士卒、罪犯、秀才、黎民，皆有恩惠，如：亲王以下至宗室三等辅国将军、外藩诸王、内外公主以下格格以上，“各加恩赐”；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公爵以下，拖沙喇哈番以上，各升一级；见在议革、议降、议罚及戴罪住俸各官，俱免议；顺治五年以前民间拖欠钱粮，悉与豁免；各省先加城工钱粮(即多尔衮于顺治七年谕加九省赋银二百五十万两以修避暑城)，准抵八年正额；等等。这是几年以来的一次大赦特恩。③如此隆重的大婚吉礼和由此而尊圣母徽号大赦天下，与半年前冷如冰霜之少年天子谕旨，简直是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有天渊之别。是福临因见皇后倾国之貌而顿改初衷吗?显然不是。是他了解到皇后真是贤惠贞德而以德为贵，撤销前议？也不是。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他迫于顶挡不住的强大压力，无可奈何。
　　这种压力，来自何方，何人所施，史未明言，但若联系政局与国情，也不难知其大概。这一变化主要是孝庄太后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对政局有很大影响的王贝勒等联合起来，对帝施加压力而成。
　　孝庄后之所以会赞同册立博尔济锦氏为皇后，有其公私两方面的因素。就私而言，皇后系己侄女，立她为后，既是对娘家的又一特大恩宠，为父兄弟侄的荣华富贵，为本家族高居于其他部王公贝勒之特殊地位提供又一新的有力保证，也为妥善处理太后与皇后之间的婆媳关系，甚至太后与少帝之母子关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姑姑与亲侄女的婆媳关系，总比与外来的皇后媳妇要好处理得多，媳妇若与婆婆不和，势必要影响太后与少君之间的母子关系。聪明绝顶的孝庄太后，自然会极力主张册立侄女为皇后。
　　就公而言，孝庄后更有理由这样办，因为，笼络住科尔沁国蒙古王公，对巩固大清国的统治，对捍卫爱新觉罗王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就制定了满蒙联盟的基本国策。太祖千方百计拉拢漠南蒙古科尔沁、扎鲁特、喀尔喀等部，尤其是科尔沁部，因为科尔沁部的一些贝勒、台吉很早就与太祖联系，联姻盟誓。太祖娶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之女及孔果尔贝勒之女为妃，其第八子皇太极、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亦分娶科尔沁贝勒莽古思、孔果尔、桑阿尔寨之女，其第二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十子德格类分娶扎鲁特部钟嫩、纳齐、额尔济格之女，太祖又以皇女嫁与科尔沁部奥巴贝勒。太祖于天命四年(1619)遣使与喀尔喀五部杜棱等二十七位贝勒台吉会盟，立誓共与明国为敌。太祖又以两位皇女和一位族女嫁与喀尔喀五部恩格德尔、古尔布什、莽果尔三位台吉，并娶介赛贝勒之女为次子代善之妻。
　　清太宗皇太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基本国策。他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敏惠恭和元妃，分别系科尔沁莽古思贝勒之女和孙女，他的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分系阿霸垓郡王、塔布囊之女，他还有一位侧妃是扎鲁特部之格格。他又将皇妹莽古济嫁与敖汉部台吉琐诺木，以皇长女下嫁琐诺木之侄班第台吉，皇二女嫁与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亲王，皇三女嫁科尔沁部奇塔特郡王(乃孝庄后之侄)，皇四女嫁科尔沁部弼尔塔哈尔(亦孝庄后之侄)，皇六女下嫁科尔沁达尔汉郡王满珠习礼。多尔衮摄政时期，又以太宗之皇五女下嫁巴林郡王，皇八女嫁科尔沁巴雅斯护朗亲王，皇九女下嫁哈尚。
　　清太祖、太宗、摄政王多尔衮这一建立、巩固满蒙联盟的基本国策，起了很大作用。漠南蒙古各部，尤其是科尔沁部王贝勒，多次派兵随从太宗攻朝征明，跟随摄政王入关攻打大顺大西农民军及南明政权，为金国、大清国之扩展和清帝之入主中原建立了不朽功勋。此时科尔沁部之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扎萨克图郡王拜斯噶勒，既系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外戚，又屡次领兵从征，“效力戎行，莫不懋著勤劳”，功冠其他部王贝勒，故“荷国恩独厚”，四王俸禄及赏赐，皆较他王“独优”。《清世祖实录》第131卷第5、6页；《清史稿》第518卷。其他各部蒙古王公亦唯此四王马首是瞻。
　　当此少年天子亲政内忧外患甚急之时，孝庄太后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自然要对科尔沁四王特别是吴克善亲王、满珠习礼亲王(皆孝庄后之亲兄)寄以重望，希望上万蒙古劲骑忠于少君，忠于大清，为巩固皇上统治而全力以赴拼死相战，成为皇上的坚强后盾，他们当然不愿因为退婚而开罪于科尔沁部王公，自毁长城。故尽管顺治帝福临对此婚事极为不满，极端厌恶，但最后也只能被迫成亲，举行隆重的大婚吉礼。这次婚礼的举行，清楚地表明了此时十四岁的福临虽已亲政，但仍未完全掌握军国大权，仍必须在相当大程度上听从母后及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旨意。
　　然而，福临毕竟还是福临，他是少年天子，不是儿皇帝，虽因受到难以抵挡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作出让步，但他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到时机成熟，他就会冲破各种障碍，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天，并不太久，刚过两年，他就做出了震惊朝野的废后之事。
　　顺治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他谕命礼部、内三院查阅前代废后事例，上奏。此谕使内三院大学士们大为震惊。他们虽知这位皇上性格倔强，龙颜易怒，稍有不适，便会招来杀身之祸，但仍因事关社稷安危，也不得不上疏奏谏。就在这一天，大学士冯铨、陈名夏、成克巩、张端、刘正宗奏称：“今日礼部诸臣至内院恭传上谕，察前代废后事例见闻，臣等不胜悚惧。窃惟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前代如汉光武、宋仁宗、明宣宗皆称贤主，俱以废后一节，终为盛德之累，望皇上深思详虑，慎重举动，万世瞻仰，将在今日。”《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6页。奏章措辞虽极慎重委婉，但含意也表述得相当明白，前代贤主皆因废后而为后人讥笑，那么今日之十六岁皇帝更不应做此愚蠢谬误之事，否则将为万世之笑柄。
　　少年天子深知此乃大战之序幕，若不迎头痛击，势必引来反对巨波，立即降旨批驳说：“据奏皇后母仪天下，关系至重，宜慎举动，果如所言，皇后仪攸系，正位匪轻，故废无能之人。尔等身为大臣，反于无益处具奏沽名，甚属不合，著严饬行。”《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6页。
　　福临之欲废后，原因何在?《清史稿》评述此事时，解释为帝后性格不合，说什么“上好简朴，后则嗜奢侈，又妒，积与上忤”。《清史稿》第214卷，《后妃》。此言欠妥，皇后是否爱好奢侈，妒心太甚，常与帝争吵，史无明文，难以结论，但如果说是福临乃生性简朴之君，则与事实大有出入，这位少年天子可不是节俭惜财的汉文帝，而是很爱铺张浪费讲究享受的风流天子。他在第三天的谕旨中，对此举之原因作了解释。
　　顺治十年八月二十六日，他谕礼部：“朕惟自古帝王，必立后以资内助，然皆慎重遴选，使可母仪天下。今后乃睿王于朕冲幼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谨于八月二十五日奏闻皇太后，降为侧妃，改居侧宫。”《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7页。
　　此谕讲道，废后的原因和理由是两条，一是睿王专横独断为帝“因亲定婚，未经选择”，二系与此相连，册立之日，后即与帝“志意不协”，因而已分居三载。第一条理由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皇后之册立，关系到社稷宗庙，当然要多方挑选，慎重行事，内而八旗文武大臣皇亲国戚勋旧世家之千金，外而科尔沁、察哈尔、扎鲁特、巴林等漠南蒙古各部亲王郡王贝勒的格格，美女才女淑女何止成百上千，从中细心品评严格挑选，自能选上可以母仪天下的才德品貌皆优的皇后，怎能“因亲定婚”，不加选择。但仅因此故就要废后，也不妥当，前代因亲定婚年幼定婚者，比比皆是。第二条理由十分勉强，皇后乃一国之母，若非有重大失德之举，不能动辄废罢，性格不合，情意不洽，才貌欠佳，以及幼年因亲定婚之弊，皆可设法补救，皇帝尽可置其于不顾，听其独守孤灯，而另纳妃嫔，临幸他宫，不能因此而废后。因此，按当时封建帝君之帝后关系和立后废后之标准来看，福临此谕，说服力不强。群臣纷纷上疏谏阻。
　　礼部尚书胡世安及侍郎吕崇烈、高衍三人，于奉谕之次日即八月二十七日奏称：“夫妇乃王化之首，自古帝王必慎始敬终”，今突接上谕废后为妃，昔日立后之时，曾告天地宗庙布告天下，现谕未言及与诸王大臣公议及告天地宗庙之事，请求皇上慎重详审，“以全始终，以笃恩礼”。②③《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8页；第19页；第20页。
　　胡世安系明朝旧臣，崇祯元年进士，任至少詹事，顺治初授原官，顺治五年八月已升至礼部侍郎，九年三月再升为礼部尚书。这样一位久游宦海历事二代的明朝翰林公清朝礼部尚书、侍郎，自然是熟谙礼法，深知帝君性格，言行谨慎，不敢轻举妄动。此事着实使他为难，不谏，将此谕传宣中外，则有失臣职，将来难免被追罪和招致同僚讥讽，若谏阻，前明之臣怎敢批龙鳞犯龙颜引来灭门之祸。幸亏他久读诗书，谙悉为官之道和事君之术，从废后谕中找到了保身固位之法。他们三人之疏，简要地讲了三点，一是呈言帝之于后，要慎始敬终，二系指出谕中未言与诸王及大臣公议，三为未言恭告天地、宗庙，总的含意是请将此事交王公大臣议拟，最好不颁此谕，但他们又未直截谏阻。这样，既不致首当其冲，照传谕旨，成君之过，又将此重任推诿于议政王大臣，以免遭帝斥责。果然，此计生效，顺治帝批示：下此疏于议政诸王、贝勒及大臣、内三院、九卿、詹事、六科都给事中、各掌道御史会议具奏。
　　也就在这同一天，孔子后裔礼部礼制司员外郎孔允樾上疏切谏，着重批评以无能而废后之谕。他引古为鉴，强调指出，“汉之马后，唐之长孙后，敦朴俭素，皆能养和平之福。至于吕后、武后，非不聪明颖利，然倾危社稷，均作乱阶”，“今皇后不以才能表著，自是天姿笃厚，亦何害乎为中宫而乃议变易耶！”帝亦批示下诸臣议。②御史宗敦一、潘朝选、张、杜果、聂玠、张嘉、李敬、刘秉政、陈自德、祖永杰、高尔位、白尚登、祖建明等亦合疏谏阻。福临批示：宗敦一等明知有旨会议，却渎奏沽名，命所司议处。③尽管皇上旨意甚明，坚主废后，谏者要受惩处，但此事关系太大，不能完全置之不理，故郑亲王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贝勒大臣及内院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会议，最后仍予谏阻，在九月初一奏称：礼部尚书胡世安及员外郎孔允樾所奏，“实系典礼常经”。皇上册立皇后之时，恭告天地、宗庙，加上母后徽号，并诏告天下，“礼难轻易”，请勿废休，另行选立东西两宫，“则本支日茂，圣德益光，可为万世法矣”。②③《清世祖实录》第78卷第2页；第2页；第1、2、4页。
　　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官之奏疏，是相当巧妙的。它撇开了睿王代为定婚及皇后无能与帝参商诸理由不谈，因为，如若否定皇上所云，未免使天子难堪，会恼羞成怒，坚拒忠谏；如若言及需要借重内属蒙古尤其是科尔沁部王公，亦难启齿，堂堂大清皇帝，焉有求于外藩王公。不谈谕述废后之由，而只以册后事关重大，已告天地加尊号诏告天下，不宜轻易改变，既保存了皇帝脸面，实即承认其所举理由皆对，但又不让其废改，设法以选立东宫西宫贵妃来补充，皇后虽仍居正宫，但实已与帝分居。这样，既不惊动朝野，造成废后失德之过，又满足了皇上讨厌皇后不与同居另找新的意中人之要求，两全其美，可说是用心良苦了。
　　但是，顺治帝却拒绝让步，下旨批示：“朕纳后以来，缘志意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著议事诸王、贝勒、大臣及会议各官再议具奏。”②此旨话虽不多，也还客气，但分量太重。顺治帝对王公大臣之谏辞，针锋相对，主要讲了两层意思。你们不是说要选东西二宫妃子，使“本支日茂”，即要有众多的皇子，好吧，我就明确告诉你们，册后之时，洞房花烛之夜，就是帝后分居之日，我已独居侧宫三载，让后冷守正宫三年，照此下去，哪有皇子出世，就算召幸妃嫔，得生龙子，亦非嫡出，常人尚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堂堂四海之君，竟因不能废后而长期孤身而眠，或只有庶妃所生之皇子，那又应立何子为太子?事关国本，你们能沽名渎奏担此大罪？你们不是说废后之事是失德之举，好吧，我就愿意留下恶名，愿被人们视为有失大德之君，但我也决不退让，一定要废掉皇后。
　　在如此严谕之下，再行集议，还有什么说头，要么是仿照明朝世宗大礼之例，宁愿丢掉王冠和乌纱帽，冒着被廷杖打死或监毙狱中，满门抄斩的危险，拼死谏阻，要么就完全屈服于帝之威力，照旨办理。郑亲王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是不再阻挡了。过了四天，九月初五，叔王济尔哈朗等会议废后之事，奏称：“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无庸更议。”帝谕：“废后之事，朕非乐为，但容忍已久，实难终已，故有此举，诸王大臣及会议各官既共以为是，著遵前旨行。”③叔王等将责任推与皇上，是帝要废后，我们只是奉旨而行，顺治帝却以其人之法对付其人之身，偏要讲你们“既共以为是”，那就废后。于是皇后博尔济锦氏就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了。
　　废后之争及了结，是少年天子提高君威抑压王权的又一大胜利，不管是百官之首的大学士，或是拥有参劾之权的言官，还是权势赫赫议处国政的王爷，甚至是国母皇太后，都不能不遵循皇帝的谕旨，都不能阻挡皇上决心想做之事，都无力勉强皇上做其不愿做之事，军国大政的最后决定权操之于少年天子手中，他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

第三章 困境求存减贡蠲税
　　第一节、出多于入岁缺巨饷.
　　一、国库如洗财政异常困难.
　　少年天子福临亲政以后，首先碰到的一大难题是国库如洗，开支浩大，入不敷出，岁缺巨额兵饷。
　　顺治八年(1651)三月初六日，福临与户部尚书巴哈纳等人的一番对话，很有价值，最能显示此时大清王朝财政极端艰难的情形。帝问：各官俸银，用需几何，应于何月支给，大库所存，尚有若干?巴哈纳奏：俸银于四月支给，共需六十万两，今大库所存仅有二十万两。帝言，“大库之银，已为睿王用尽，今当取内库银按时速给。夫各官所以养赡者，赖有俸禄耳，若朕虽贫，亦复何损”。《清世祖实录》第55卷第4页。
　　京师各部院文武百官年俸六十万两，并不算多，为何大库无银支付?还有哪些较大的必需费用，联系时局，此事不难解答。官俸之外，还有很多用费，数量最大者莫过于兵饷。
　　由于多尔衮摄政时的诸多弊政，激起抗清斗争遍及全国，持续不断，为了征剿，需增支兵弁将领行粮、马匹饲料和军装、武器、弹药费用，数目本已巨大，而为了保证旗开得胜，消灭敌方，必须增派士卒，必须招抚编纳降兵降将，这又使兵额大增，从而使兵饷开支急剧上升。
　　以四藩为例，顺治六年五月遣定南王孔有德率旧兵三千一百名及新增之兵一万六千九百名，共二万，往剿广西，携家驻守，新增之兵多于旧兵五六倍。靖南王耿仲明率旧兵二千五百名及新增兵七千五百名，平南王尚可喜率旧兵二千三百名及新增兵七千七百名，共二万名，往剿广东，携家驻防，新兵比旧兵多四倍余。《清世祖实录》第44卷第9、10页。平西王吴三桂进攻四川，所增之兵更多。
　　为取四川，陕西增兵，粮饷浩大。兼督四川兵马钱粮的陕西总督孟乔芳于顺治十年奏陈兵多饷巨地方难支之情说：“陕西七镇及督抚各标为兵九万八千有奇，合满洲四旗及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两军，岁饷三百六十万而弱，而陕西赋入一百八十六万，不足者殆半，后将难继”。《清史稿》第237卷，《孟乔芳传》。
　　兵有增，饷在加，可是清政府却又未能统辖全国，一些省虽名义上归清所属，设有总督或巡抚，但兵火连年，府厅州县常被大西军大顺军夺据，这自然影响到田赋、丁税、盐课、关税等项收入。直到顺治八年十二月，官方册籍所载清政府辖区的人丁只有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二百二十六丁，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零八千五百八十四顷余，只征银二千一百一十万零一百四十二两余和米麦豆五百七十三万九千余石，另征盐课银一百九十六万余两，而七十多年前明朝政府却有征赋田地七百余万顷，比此时田亩多了将近二倍。《清世祖实录》第61卷第16、17页。
　　收入本来不太多，又不能全部收齐，地方拖欠赋银的情形相当普遍，数量很大。例如，江西省积欠粮银达一百五十五万余两，财赋重地之江南省，自顺治八年至十三年，积欠钱粮四百余万两。从顺治元年至十七年，除去多次大规模蠲免以外，各省“拖欠银共二千七百万两有奇、米七百万石有奇”。《清世祖实录》第97卷第11页，第108卷第15页；《清圣祖实录》第12卷第13页。就连朝廷和京师官民食用所需的“漕粮”，亦大量拖欠，在顺治元年至七年里，共欠“漕粮三百余万石”。《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13页。
　　堂堂一个国家，支出并非只有京师官俸和地方兵饷，还有许多项目。天潢贵胄，从和硕亲王起，皆有俸银禄米，亲王岁俸万两、米五千石，亲王世子六千两、米三千石，郡王五千两、米二千五百石，郡王长子三千两、米一千五百石，贝勒二千五百两、米一千二百五十石，贝子一千三百两、镇国公七百两、辅国公四百两，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亦各有俸银，禄米按俸银每二两给米一石。皇上、王公将军之女及女婿，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固伦额驸、和硕额驸、郡主额驸、县主额驸、郡君额驸、县君额驸、乡君额驸，也有岁俸禄米。宗室王公以外的异姓贵族公、侯、伯、子、男爵及轻车都尉、骑都尉、恩骑尉等世职，亦有俸银禄米。外藩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人也有俸禄，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达尔汉亲王年俸各银二千五百两、缎四十匹，其他苏尼特等部亲王各银二千两、缎二十五匹，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依次减少。《清文献通考》第42卷。这些内外王公贵族俸银总的数量也是相当大的，不会比京师百官俸银少多少。
　　中国土地辽阔，地形复杂，一年之中，不是南涝北旱，就是风灾蝗灾，总有一些省府州县发生灾害，赈济之银米数量很多，受灾地区自然不能照额定赋税征收，需要蠲减，又会影响国库收入。为保漕粮源源不断运到京师，供京师天子王公大臣、将士平民食用，为减少水灾，每年用于治河治江的费用也很大(后来康熙后期，岁拨河工银三四百万两)。接待外藩和外国使臣，赏赐款待，需银不少。宫廷开支更是一笔大的数字。因此户部、光禄寺、工部、礼部每年都要支出数以十万两计甚至百万两计的巨额银两。尤其是顺治年间，为了修建几乎被大顺军烧光了的众多宫殿，更用了巨量银两。加上摄政王多尔衮晚年挥霍浪费，为自己及豫王多铎、英王阿济格大修府第，“糜帑数百万，致兵饷空虚”。
　　正是由于兵饷、官俸、王禄、大工、赈济、宫费等等大量开支，使国库如洗，财政极端困难，严重威胁了清王朝的统治，妨碍了统一全国战争的进行，必须设法解决。
　　二、三年努力窘况略有好转.
　　解决财政困难的最简单、最正确的方针，不外是四个字：“开源节流。”字虽不多，但很难做到，很难做好。绝大多数帝王宰相，一般只注意前两字，开源，尽量扩大财源，而且所开之源，都是冲着黎民百姓，用尽一切办法，从百姓身上榨取银米，结果是民穷国困。最近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明末万历、崇祯两朝的“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三项，每年加派田赋银一千六七百万两，还有其他各种项目的苛敛，害得黎民家破人亡，流离满路，明王朝也随之覆灭。
　　殷鉴不远，众皆对加派深恶痛疾。故当顺治六年冬季江宁巡抚土国宝建议加派赋银以弥补兵饷之不足时，兵科右给事中李化麟立即上疏，痛加批驳说，“加派乃明朝陋习，民穷盗起，大乱所由，我朝应运，首革此弊，年来东荡西除，兴师百万，未尝用民间一丝一粒”。《清世祖实录》第46卷第29、30页。终于否定其议，此路不通。顺治帝一亲政就免除睿王修边外避暑城之加赋二百五十万两。
　　不加田赋，可否另谋刮民之术?一些奸邪小人纷纷奏呈歪道邪门。原任曹州副将许武光居然于顺治八年八月上疏奏称：开封曾被水淹，明周王府内，“有银二三百万不止，曾被沉压，乞假臣三年之工，搜尽天下遗银，以资兵饷”。《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4页。许武光心术太坏，巧言佞辞，很能惑人。明朝第一代周王，是明太祖朱元璋之皇五子，洪武三年封，十四年就藩开封，以宋朝故宫之地为府，除上万顷王府庄田外，岁禄就有米二万石，延续至明末，长达二百六十年，确有巨万银两，珍宝无数。明末李自成率军攻开封时，当时的周王出库银五十万两赏赐守卒，后被农民军决河灌城，“府中分器宝藏尽沦于巨浸”。《明史》第116卷。周王府是有巨万银两珍宝，也确系为水所淹，好像似应挖掘出来，变无用为有用，仅此一项，就可得银二三百万两，超过河南全省岁赋一倍，当会大有裨益于改善财政困窘状况。而且，明朝几十位亲王郡王，还有众多勋贵富商，也会有大量埋藏在地下的财宝。时人传说，大顺军李自成入据北京时，“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计六奇：《明季北略》第20卷，《十六癸酉载金入秦》。此后散失。大西军张献忠搜获巨万银两珠宝，埋沉于成都锦江里。若照许武光所言，三年之内，“搜尽天下遗银”，为数何止亿万，兵饷哪能不足！但若真的如此办理，掘银之官吏役夫，必用数十万人，刨遍全国各省府州县，其掠民之惨，剥民之苦，扰民之害，远逾洪水猛兽，必将造成空前悲剧，民之家破人亡者，何止千千万万，全国在在鼎沸，国必大乱。
　　聪睿英俊励精图治的少年天子，看透了许武光系借此求官牟利之奸邪下人，下谕痛斥其非说：“帝王生财之道，在于节用爱民。掘地求金，亘古未有，倘此议一行，恐生事扰民，深属未便。许武光借端求官，兼图牟利，殊为不合，著交与该城御史斥逐”。《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4页。
　　求官图利之小人，岂止废弁许武光，身为相当于汉侍郎或省按察使的正三品之阿达哈哈番(即轻车都尉世职)张国材，以兴修宫殿木材不敷，而奏请“开采云雾等山”。这又是明朝一大弊政的再版。明为修殿，遣派官吏，督率民夫数千数万，前往深山峻岭采木，常常耗银数百万，死人数以千计万计，闹得许多府州县民无宁日，流离满路。顺治帝阅疏后十分愤怒，下旨严厉驳斥说：“采木修造，系工部职掌。张国材生事图利，屡行妄奏，奉有严旨，何得又差家奴，假充官员从人，直入太和门内渎扰，甚属可恶。张国材并代奏家人，著刑部严审定拟具奏。”随即将张国材革职，流徙盛京。《清世祖实录》第72卷第14页。
　　顺治帝也采取“开源节流”方针，但所谓“开源”之源，不是加派，不是增赋，而是扩大辖区，平定更多省府州县，开垦荒地，以增加正额田赋盐课和关税。当然，这比较难，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更不能立即奏效，所以他更注意“节流”，特别是力求减少军费节约公费，主要是裁减冗员，减少无用兵卒。
　　这两方面，睿王摄政末期已开始在做。顺治七年五月，因战事已较减少，便裁减了一些省府将士。计裁：真定总镇下游击二员、守备六员、中军一员、千总四员、把总七员、兵三千八百名；江南副将二员、游击九员、守备九员、千总三十五员、把总六十二员、兵一万九千二百四十八名；河南兵五百名；山东千总五员、兵二千名；浙江都司三员、守备三员、千总六员、把总十二员、兵五千名；山西兵四千零六十名；陕西游击六员、守备六员、千总十二员、把总二十四员、兵一万零六百四十四名；湖广兵五千名；江西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二员、兵三千名、福建兵五千名。《清世祖实录》第49卷第4、5页。以上共裁副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二百二十二员，兵五万八千二百五十二名。
　　顺治帝亲政后，着重抓了裁减冗兵冗官冗费及不急之费。顺治九年四月，户部遵旨会议钱粮不敷之事，议完后奏称：应裁登莱巡抚、宣府巡抚；江宁、杭州、西安、汉中驻防满洲汉军兵丁，除草料口粮照例支给外，每年多支米石应裁；户部礼部工部制造等库内监三百九十余名，应留数员，余尽裁革；总督、巡抚家人口粮应裁；州县修理察院、铺陈、家伙等项银两及州县备各上司朔望行香纸烛银两应裁；在外各衙门书吏人役，每月一人给工食银五钱，其余应裁；各省应解本色颜料药材等项，除京中无从备办者仍解本色外，其余应尽折银；工部钱粮，除紧急营建外，其余不急工程及修理寺庙等项工程，俱应停罢；在外当铺，每年收税银五两，在京当铺及各店铺，仍酌量征税。顺治帝批准所议。《清世祖实录》第64卷第3、4页。
　　一些大臣也遵照帝谕，呈奏理财之法。顺治九年八月十九日，礼科给事中刘余谟奏：“国家钱粮，每岁大半皆措兵饷”，今“湖南、四川、两广初定，地方荒土极多”，乞谕统兵诸将及地方官，命择降寇流兵中老弱者屯垦荒田。帝批准其奏。《清世祖实录》第67卷第6页。
　　顺治十年二月，陕西总督孟乔芳奏请裁兵一万二千名，每岁兵饷可省三十一万两。帝褒其议。《清史稿》第237卷，《孟乔芳传》。
　　经过多方努力和战事减少，财政困窘之情有所改善。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户部将收入支出之情及建议，向帝呈奏，现摘录如下：“户部奏：国家所赖者赋税，官兵所倚者俸饷，关系匪轻。今约计北直、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南、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十一省，原额地丁银三千一百六十四万五千六百六十八两有奇，内除荒亡蠲免银六百三十九万四千两零，起解各部寺银二百零七万六千八十六两零，该臣部下银一千四百八十万三千八百八十四两零，内拨给十一年分各省镇兵饷银一千一百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两零，应解臣部银三百二十八万五千四百八十两零。又应找拨陕西、广东、湖广等处兵饷银一百八十万两，又王公文武满汉官兵俸银一百九十万一千一百两零，计不敷银四十一万五千六百两零。此外有盐课银、关税银共二百七十二万四百两零，又会议裁扣工食等银二十九万九千八百两零，除补前项不敷银数外，止应剩银二百六十万四千六百两零。又有临时水旱灾伤蠲免及小民拖欠数目，不能如额，又每遇出征，需用银米，及采买物料，喂养马匹草豆赏赉等项，难以预定。”《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26、27页。
　　这份奏疏可以说明四个问题。其一，收入较前有所增加。顺治八年十二月，清政府辖区共有人丁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丁、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八千五百八十四顷六十一亩、畦地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个，征银二千一百一十万一百四十二两，现才过两年多，便实征地丁银二千五百二十五万余两，增加了五分之一，速度相当快，数量相当大。
　　其二，国库如洗之情有所改善。两年前，大库存银才二十万两，而京师官俸便需六十万两，严重地入不敷出，现除去各省存留、兵饷、俸银及解往各部寺之银外，户部还有“剩银”二百六十万余两，这可以说是十年来清政府唯一的一次有了“剩银”，可见比起两年前财政极其困窘之情，有了不小的改善和缓和。
　　其三，收入还不算多，财政仍很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四个因素限制了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一是户部所奏之地丁银，光是北直(即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南(江苏、安徽)、陕西、湖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十一省的数字，还有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未包括在内，因这四省大都为大西军、大顺军余部所辖，而这四省若按正常田地人丁赋银估算，大约有一百万两，如能将这四省统一过来，便可年增地丁银数十万至一百万两。二是荒田灾害太多，北直、山东等十一省，原定地丁额银为三千一百六十四万余两，而由于“荒亡蠲免银六百三十九万余两”，只能实征二千五百二十五万余两，较诸原额，又减少了五分之一。三系各省存留太多，总数竟达八百三十七万余两，为实征银三分之一强。四系盐税关税不能大幅度增加，这也是由于全国尚未统一及兵火连年所致，少了四个省，广东、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时有征战，农工商业尤其是盐税关税自会受到影响。顺治七年征盐课银一百七十七万余两，过了三年，顺治十年征盐课银二百一十二万余两，这是由于少了四省及兵火连年人丁不旺而受了限制，比后来全国统一、人丁众多、百业兴旺之岁银五百万、六百万、七百万两，大为逊色。与此相似，关税也不能征收太多，按户部所奏盐课关税银二百七十二万两计，扣除盐课银，关税只有六十万两，太少了，比后来关税年达三四百万两又有天渊之别。这些因素，决定了清政府收入难以大量增加，故财政仍很困难。
　　其四，兵饷占的比重太大。户部所列五项开支中，有三项是直接用于兵饷，即拨给顺治十一年各省镇兵饷银一千一百五十余万两，找拨陕西、广东、湖广等处兵饷银一百八十万两，京师官兵俸银约一百万两，共约一千四百三十余万两。另一项“地方存留银”八百三十七万余两，也与军费有关，这笔巨额存留银，大都用于征战之需，像前引陕西总督孟乔芳所奏，顺治十年陕西应支出兵饷三百六十万两，尽全省赋入一百八十六万两以供，而不敷其半，可见陕西地丁赋银丝毫也不能解京，全部“存留银”皆供军需了。只有各省解部寺银二百零七万余两，与兵饷牵连不多。照此推算，户部实收之二千五百二十余万两地丁赋银和二百七十二万两盐课关税银两，直接用于兵饷者达一千四百三十余万两，超过实际总收入的一半，再加上“存留银”八百余万两中，也有多半用于征战。这就是时人所说“国家钱粮，每岁大半皆措兵饷”的实际情形。
　　三、军费激增群臣筹银无计.
　　为了彻底摆脱财政困境，从皇上、大学士，到九卿督抚，乃至一些文人学士府州县官，都在绞尽脑汁，寻觅良法。饱读诗书，熟谙史事，蒙帝倚任的三朝老臣大学士范文程，于顺治九年十月三十日特上长疏，建议大兴军屯以纾国难。他奏称：“臣见直省土地荒芜”，“直省钱粮，每年缺额至四百余万”，“赋亏饷诎，急宜筹画”。“昔明太祖尝言，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亦当元季乱后，地旷行屯故也。今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寇乱日久，人民稀少，请设兴屯道综理之，同治分理之。地之无主者，即为官屯，其有主而抛弃者，多方招徕，过期不至，乃为官屯。凡土著、流户愿来归者，均给以地，量助牛、种，官分子粒三之一，三年后即为永业。编行保甲，使守望相助。其无本者，官给雇值，则远近饥民，闻风踵至，亦救荒之术也。”他并建议兴屯四事：兴屯宜选举得人，开垦宜收获如法，积贮宜转运有方，责成宜赏罚必信。顺治帝阅后批示：“此所奏甚善，著议政诸王及大臣等会议具奏。”《清世祖实录》第69卷第19页；《清史列传》第5卷，《范文程传》。
　　顺治十四年又制定劝垦荒地则例：总督、巡抚、巡按，一年内垦至二千顷以上者纪录，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一千顷以上者纪录，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一百顷以上者纪录，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卫所官员，垦至五十顷以上者纪录，一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文武乡绅，垦五十顷以上者，现任纪录，致仕者给匾旌奖。贡生、监生、民人有主荒田，仍听本主开垦，若本主不能开垦，著地方官招民给与印照开垦，永为己业。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制治罪。《清世祖实录》第109卷第6、7页。这对扩大耕地恢复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顺治帝着重抓不断裁减冗员节省冗费之事。在顺治十一年六月户部遵旨奏陈钱粮收支情形时，户部就提出，“钱粮乃国家经费所赖，兵民命脉所关，不容少缺”，建议将省府州县官员衙役及各省兵马道之官员钱粮酌量裁减，可省银数十万两。帝阅后批示：“内外闲冗官员，吏部会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确议具奏。其地方无事官兵，应否量行裁汰，著该督抚详察确议具奏。”《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27、28、29页。
　　顺治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帝谕大学士觉罗巴哈纳等：“近因钱粮不敷，每日会议，全无长策，朕思裁汰冗员，亦节省之法”。大理寺所管事务不多，有堂官三员办理即够，工部右侍郎可有可无，中书科中书舍人，事务简少，尤宜酌汰。科员太多，汉军副理事官无事，各省右布政使无有职掌。著将此谕交与议政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裁汰文职冗员。《清世祖实录》第102卷第14页。
　　顺治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议政王大臣和九卿等官遵旨会议裁减地方存留银两，奏称：巡抚、巡按、道员之巡历操赏花红银六千余两，预备过往各官供给下程柴炭银十七万余两，总督、巡抚、巡按巡历造册纸张扛箱银二万八千余两，衙门桃符门神价银一千余两，孤贫口粮柴薪布匹银八万余两，俱应全裁，其孤贫之口粮柴薪布匹，改于各州县赎谷预备食粮内支给。生员廪膳银十九万余两，朝觐造册送册路费银一万七千余两，应裁三分之二。考校科举修造棚厂工食花红银十七万余两，以及乡饮酒礼银等，应裁一半。总共裁银七十五万余两，“以济国用”。帝批准其议。《清世祖实录》第103卷第29、30页。
　　顺治帝花了很大力气抓节用裕财问题，群臣也绞尽了脑汁，千方百计省银增收，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地丁赋银和盐课银随之也增加了不少。现将顺治八年至十七年每年全国在册人丁田地赋银数目列表于下（见下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顺治八年正月少年天子福临亲政，至十七年，十年之中，人丁、田地将近增加了一倍，地丁银及盐课银增加了五百余万两，应当说成效是相当大的。但是，由于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的战争，尤其是顺治十五、十六年的云贵之役，军费大量增加，使顺治帝的一切努力皆落了空，国家财政之困难，到了无以复加的空前危险地步。
　　顺治十三年四月吏科都给事中郭一鹗，以图治贵务实政，条奏五事，第三事即讲到兵饷严重缺额的问题。他说：“开源节流，为生财之大道。现今兵饷缺额四百四十余万，诸臣数次会议，未见画一长策。”《清世祖实录》第100卷第13页。
　　工科给事中王命岳对此更作了具体的也是骇人听闻的叙述，又提出了大兴军屯从根本上解决难题的办法。他在《经国远图疏》中着重指出：“今国家所最急者，财也。岁入一千八百一十四万有奇，岁出二千二百六十一万有奇，出浮于入者四百四十七万。国用所以不足，皆由养兵。各省镇满汉官兵俸米草豆，都计千八百三十八万有奇，师行刍秣又百四十万，其在京王公百官俸薪、披甲俸饷不过二百万，是则岁费二千二百万，十分在养兵，一分在杂用也。臣愚以为，今日不宜再议剥削以给兵饷，而当议就兵生财之道。河南、山东、湖广、陕西江南北、浙东西、江西、闽、广诸行省，迭经兵火水旱，田多荒废，宜令各省驻防官兵分地耕种，稍仿明洪武中屯田之法，初年有司给与牛种、耕具、饩粮，自次年后，兵皆自食其力，便可不费朝廷金钱，此其为利甚溥。古者郡县之兵，什伍相配，千百成旅，将帅因而辖之，乃者将帅多以仆从、厮役、优伶为兵，其实能操戈杀贼者十不得二三，故食粮有兵，充伍无兵，官去兵从，难议屯种。今当先定兵额，官有升降，兵无去来，平定各省及去贼二三百里外者，皆给地课耕。因人之力与地之宜，一岁便可生财至千余万。群情不为深虑，不过议节省某项清察某项，譬如盘水，何益旱田?臣见今日因贼而设兵，因兵而措饷，因饷而病民，民复为贼，展转相因，深可隐忧。要在力破因循，断无不可核之兵，断无不可耕之田，断无不可生之财。”《清史稿》第244卷，《王命岳传》。
　　王命岳此疏，十分重要，很有价值，特别是有四点极为可取。一是具体说明了岁入岁出之数及岁出之主要情形，突出了兵饷在岁出中占据了十分之九的巨大比重。二系写明了河南等九省“迭经兵火水旱，田多荒废”之情。三为指出了兵制之弊，冗兵太多，兵多缺额。四是看出了清廷困难之症结所在，即“因贼而设兵，因兵而措饷，因饷而病民，民复为贼，展转相因”。但是，王命岳开的药方却不高明，他只看到了大兴军屯可使每岁增加白银一千余万两之多这一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方面，却未看到此路不通的必然结局。很简单，总共不过十来万的八旗军队，其主要任务而且是唯一的任务是“拱卫宸极，绥靖疆域”，是保卫皇上保卫大清王朝，它哪能用于耕垦荒地！如果八旗驻防军队去种地，那么它所驻防之省府，也就会丢了，全沦于敌军之手了。绿旗兵总数虽多，却多系疲丁弱卒，还有不少空额，也不能用于屯田。此时清政府的主要目标是统一全国，彻底消灭南明政权和与南明相联的大西军、大顺军，绿旗兵必须为此目标服务，配合八旗军征战或戍守。因此，顺治帝将此疏下各省督抚商议，但极少赞同，致“议格不行”。《清世祖实录》第244卷，《王命岳传》。
　　顺治帝见屯田难行，又想从清查钱粮拖欠来解决问题，于顺治十五年五月十二日下了一道长谕，大讲清查钱粮之事，也提到裁减冗员。他在谕中讲道：“年来钱粮匮乏，屡经会议，未能实济急需，皆由费用繁多，积弊未革，今惟再筹裁省，严剔弊端，乃可渐至充裕。”在京各衙门，有一缺而设数员者，半属闲冗，著各衙门将满汉司员，自笔帖式以上，俱开列员数职掌，奏请裁定。在外文武各官，如有赘员，亦行裁减。各省于顺治二年间，“开报荒田甚多”，其中岂无豪强隐占，官吏欺瞒，“隐漏钱粮，为数不少”。江南芦政，地方广远，漫衍数省，“其中隐混未清者甚多”。江南无锡等县，“历来钱粮，欠至数十万”，乡绅、举贡之豪强者，包揽钱粮，隐混抗官，多占地亩，不纳租税。“历年各省逋欠钱粮，多系贪官猾吏挪移隐蚀，以及乡绅、举贡、生员、土豪影射占隐”。着令抚按严加清查，题参重处。《清世祖实录》第117卷第8—11页。尽管堂堂至尊无上的万岁爷下了如此严谕，但也无甚实效，除去多次蠲免以外，自顺治元年到十七年，拖欠钱粮竟仍然多达二千七百余万两和米七百余万石。《清圣祖实录》第12卷第13、14页。
　　兴屯难，清查钱粮实效甚少，冗员裁减省银不多，而随着大规模地向四川、云南、贵州大西军进攻，兵士日增，兵饷军费便激剧增加，顺治十四年以后，每年兵饷多达二千四百余万两，而全国一年额赋所入才一千九百六十万两，全部用于军费，尚缺四百余万两，至于王公百官俸银，赈济灾民及河工用费，各部院必需用费，需银数百万两，更毫无着落。怎么办?顺治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户部左侍郎林起龙特上《更定绿旗兵制》长疏，详论绿旗兵冗数多力弱之弊，提出了裁减绿旗冗兵的建议。他奏称：“臣闻国家之治乱，视兵马之强弱，国家之贫富，视兵马之多少。其强弱多少之分，在于有制无制而已。有制之师，兵马精强，器械坚利，号令严明，可以战，可以守，兵虽少也，一以当十，饷愈省，兵愈强，而国富。无制之师，兵马罢弱，器械钝敝，号令生疏，不可战，不可守，兵虽多也，万不敌千，饷愈费，兵愈弱，而国贫。此历来用兵不易之大端也。今天下绿旗营兵，几六十万，每岁费用粮二百余万石，饷银一千余万两”，然而地方有事，即请满洲大兵，“是六十万之多，曾不足当数万之用”。其因有四，一为兵丁无实，将官赴任，招募家丁，随营开粮，军牢、伴当、吹手、轿夫，皆充兵数，地方铺户令子侄充兵，以免差徭，其月饷则归本管官员所得。二系马匹无实，马兵关支草料，多有扣克短少，驿递缺马，亦借营马应付，“是以马皆骨立，鞭策不前”。三是器械无实，弓箭刀枪盔甲火器等项，俱钝敝朽坏，三眼枪虽每兵一杆，然火门堵塞，等于无用，至于帐房、窝铺、雨衣、弓箭罩，从未见备。四乃训练无实，不举行春秋两操，将不知分合掎正之势，兵不知坐作进退之方。“由此观之，徒空国帑而竭民膏，虽有百万之众，亦何益哉”！造成这四“无实”的根本原因有二，即兵多饷薄。解决之法是裁兵加饷。“今总计天下绿旗兵共六十万，诚抽得二十万精兵，养以四十万兵饷，饷厚兵精，地方有警，战守有人，不致动请大兵，不过十年，可使库藏充溢”，“兵强饷足，封疆巩固，而地方永享太平矣”。③《清世祖实录》第127卷第24—28页；第16页。
　　这是唯一的详细记述顺治年间绿旗兵制的奏疏，写得很好，很有价值，有四点讲得特别好。其一，它第一次也是唯一的准确地讲明了此时全国绿旗兵的总数及其岁支兵饷，数目即“今天下绿旗兵几六十万，每岁费用粮二百余万石，饷银一千余万两”。其他文献没有谈到绿旗兵的总数，有的更以兵饷数而推测兵数为八十万，与实情出入太大。其二，它简练、准确地指出了绿旗军之兵丁、马匹、器械、训练四“无实”之大弊，断言这种弱兵虽有百万之众，亦难敌数万精兵，不能靠它来平定地方消灭敌军。其三，它指出了出现四“无实”大弊的原因是只求兵士数多和月饷太少。其四，解决绿旗军不堪一击的根本办法是裁减冗兵，兵要精，饷要多，只养二十万人，给以四十万之饷。这样，就能做到“兵强饷足，封疆巩固”，“库藏充溢”，“地方太平”。
　　顺治帝读后深为赞许，认为此奏“深切时弊，多有可采”，下有关部门详议施行。《清世祖实录》第127卷第28页；《清史稿》第244卷，《林起龙传》。
　　比林起龙早十八天，顺治十六年八月初四，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也特上密疏，奏述有关军制之四大要事，其第三要事就是“慎选绿旗官兵”。他奏称：“今天下钱粮，大半耗于绿旗，虽星罗棋布，遍满海内，一有寇警，仍请大内禁旅，此皆将帅失人故也。”今后应佥选夙娴军旅精明强干之人担任提督、总兵官，其他将弁职务，亦应授予才干之人，简阅士卒内精勇者为前锋兵，优给钱粮，视其劳绩擢用，裁汰老弱，不得让他们充数冒滥，“庶军事修明，不致虚糜粮饷，而地方有事，亦有攸赖矣”。③林起龙与折库纳所说绿旗军兵额太多，兵冗饷薄，应大裁冗员增给粮饷，使绿营军兵精饷足，军威远扬，这种想法未必不好，但他俩都未抓住根本关键。绿旗军额，数倍于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军，更十倍于满洲八旗军，每名兵士的粮饷数量，只有八旗兵的三分之一，这是事实，但造成这样情形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将领不才，家丁、伴当皆充兵数等弊，这固然是其中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因素。最根本的因素是清廷制定兵制的基本方针，即“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八旗乃国家根本”。“拱卫宸极，绥靖疆域”这一基本任务，是由八旗军队尤其是满洲八旗军来承担的，绿旗兵只起也只能起配合作用辅助作用，不能作主力军。尤其在顺治年间，许多绿旗将领经常怀有二心，不少总兵、提督等高级将领还曾公开起兵，反叛清朝，如曾为南明总兵的金声桓、李成栋，降清后攻占南明之江西、广东，立下大功，因朝廷未予厚封，没有得到公侯爵位和总督巡抚官衔，于顺治五年叛清，各拥兵十数万，江西、广东皆失。大同总兵官姜亦于顺治六年起兵叛清，控制了山西大部分州县。这使清朝狼狈不堪，最后派了几位大将军，率领重兵征剿，花费了很大力气，才将这三员降将的叛乱平定下去。前车之鉴，记忆犹新，清廷当然不会使绿旗军成为与八旗军分庭抗礼的精兵劲旅。故而让其兵额众多，月饷微薄，只负责平常地方治安，对付小股反清武装，重大军事行动，仍以八旗军为主力。
　　因此，尽管群臣一再提出大裁绿旗兵，以省饷裕国，解决财政困难，林起龙更具体提出裁减三分之二的绿旗兵，只留下二十万人，但清廷不可能接受这种建议，最多只能暂时裁三几万人，不能大量削减兵额。尽管顺治帝对林起龙之奏颇为赞许，交议政王大臣会议，但会议结果，仍否定了林之建言。
　　顺治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议政王和硕简亲王济度等集议之后奏称：国家畜养兵马，贵有实济，岂容虚冒贻误地方，应敕各省督抚严查隐占，器械马匹时加简阅，挑选精壮，自十七年秋季为始，令兵部请旨，差满洲官员，分往各方阅视，永为定例，每三年一次举行，营马不许擅拨驿递，兵丁粮饷按月支给，毋许压欠。“至绿旗兵马，俱照经制额设，若减去四十万，止留二十万，恐兵寡力单，难以弹压，应仍旧制”。帝阅后降旨：各地方绿旗兵丁，差满洲大臣阅视，其器械不整，营伍废弛，以老弱充数，虚糜钱粮者，纠参重处。福临实即也同意了议政王大臣之议奏，绿旗兵仍保持六十万的旧制兵额，不大量减少。这样一来，兵饷数量当然极大，国家财政也必然异常困难。
　　顺治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此时清军已攻占云南、贵州、四川，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南明永历帝逃入缅甸，应是可以裁减冗兵的极好时机。这一日，户部遵谕条奏理财裁兵之事。户部奏称：“国赋不足，民生困苦，皆由兵马日增之故。”江南省旧设有总督、巡抚、提督、水陆总兵官及江宁驻防满兵，近又于京口设立都统及左右二路总兵官，共增兵一万六千名，又增凤阳巡抚标兵一千五百名，驻防各官及总督、巡抚、总兵官又增闲甲。浙江省除原设驻防汉军及绿旗官兵外，增设满洲驻防，又增闲甲一千名、随征兵三千名。两省地方既因地方紧要，增设精兵，“则从前庸懦官兵，俱应裁减”。腹里之保定、沧州、太原、西安、汉中，皆有满兵驻防，除总督标兵、巡抚标兵、总兵标兵外，其余各营绿旗兵，亦当酌减。四川除原设镇守官兵外，近增成都、建昌提督、总兵标兵六千名，又有投诚兵六千名，应令投诚兵内愿为民者为民，愿入伍者，裁革庸懦兵丁补入。云南平西王吴三桂下官甲一万名，绿旗兵及投诚兵共六万名，又有八旗满兵，“需用粮饷甚多，以致各省输，困苦至极。合计天下正赋止八百七十五万余两，而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两，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该省米价，每石至二十余两，兵民交敝，所系匪小”。乞令兵部酌议，或撤满兵，或酌减绿旗兵投诚兵。帝降旨批示：“此奏内兵马钱粮，国家要务，关系重大，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密议速奏。”《清世祖实录》第136卷第21、22页。
　　过了六天，顺治十七年六月十八日，议政王贝勒大臣奏称，满兵不应撤还，但协饷艰难，应将绿旗兵未招募者停止招募，投诚兵愿为民者为民，共以三万名为额(即减去三万)。各省军需，俱取之本省，独滇省由各省转输，致“黎民困苦，国课匮乏”，请敕令平西王及滇省督抚于本省设法取用，至于兵士月饷，仍令各省起运。江南省旧驻绿旗兵内有庸弱者，应行裁去，使该省之兵仍如原来规定的经制额数，浙江省亦照此办理。四川投诚兵，愿为民者为民，愿为兵者，派补各营，将现有绿旗兵中之老弱兵丁裁汰，仍然保持原来规定的兵额。杭州、西安、保定等地的绿旗兵，应行裁减一部分人。《清世祖实录》第137卷第9、10、11页。顺治帝十分赞同裁减江南、浙江等省绿旗冗兵，但由于云南的特殊情况，该省新定，平西王吴三桂负有征剿南明之重任，李定国尚有不少部众，南明永历帝寄居缅甸，恐有后患，此时是否撤回满兵减少云南绿旗兵额，还需慎重，故降旨批示：滇省满洲大兵，应否撤回，绿旗兵应否以三万为数，米粮草料可否于该省民间取用，必身在地方，熟谙情形，乃能筹画万全。“平西王谙晓地方情形，著酌量详确速议具奏。余俱依议”。《清世祖实录》第137卷第10页。
　　平西王吴三桂并不希望满兵久驻，影响他主宰滇黔的计划，更不愿意削减绿旗兵额。他当然早已料到朝廷会打这个主意，所以早就奏请将他挑选的一万二千名投诚兵编为义勇营与忠勇营，归己统辖，二营又各分中、前、后、左、右五营，每一千二百名为一营，以一名投诚官统率，并开具拟委为总兵官、中军、游击、守备的投诚官名单。顺治十七年七月初二，即议政王大臣议奏将云南六万绿旗兵投诚兵减为三万之后的十四天，兵部复议，同意吴之所请，请帝批示。顺治帝降旨，完全同意吴之请求，着投诚官马宝山以右都督充忠勇中营总兵官，分授李如碧、高启隆、刘之复、塔新策、王会等九员为都督、副将、参将，分别为另外九营的总兵官，其余将弁，亦按吴三桂所拟委用。《清世祖实录》第138卷第3页。不久，又允吴三桂所请，设云南援剿四镇，以四川右路总兵官马宁为云南援剿前镇总兵官，四川左路总兵官沈应时为云南援剿左镇总兵官，湖广益阳总兵官王辅臣为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都督同知杨武为云南援剿后镇总兵官。《清世祖实录》第141卷第11页。
　　吴三桂为确保已到手的兵权和统辖云南贵州之权，拥军自重，又于会议裁兵之前，奏请用兵水西等土司。他奏称：贵州水西土司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马乃土司龙吉兆兄弟，私受李定国伪敕，缮器称兵，“逆形已彰”。水西、马乃系用兵要路，未可容其窥伺梗阻，故欲先发制人，乘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乌撒土司安重圣反复叵测，亦当并图收拾，以伸国威。此疏于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送呈帝阅，顺治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密速议奏。十月初六议政王贝勒大臣奏称：水西土司安坤、马乃土司龙吉兆、乌撒土司安重圣等，“阳顺阴逆，中怀叵测”，应如吴三桂所请，“悉心筹画，相机歼灭”。帝从其议。《清世祖实录》第139卷第22页，第141卷第3页。这场战争，在三年以后终于开始了。
　　而且就在议裁滇兵之后不久，顺治帝已批准吴三桂入缅追擒南明永历帝进攻李定国之奏请，并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八日，授开国元勋武勋王扬古利之子内大臣、一等公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北京八旗军前往云南，会同平西王吴三桂“相机征讨”。这样一来，滇省绿旗兵当然不能大量裁减，从第二年吴三桂、爱星阿统领满、汉、土司兵及降兵共七万五千名和随军役夫十余万丁出征来看，滇兵不仅未裁多少，反而有所增加。
　　以上事实清楚地表明，清政府财政极端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兵饷军费开支太大，国库收入不太多，全部用于军费亦甚不足，不裁兵额、不大减兵饷，不停止大的征战，就难摆脱困境。然而，如果过早大规模地裁减兵额，停止用兵，则不能统一全国，不能消灭南明永历帝政权及与之相连的大西军大顺军，全国就会分裂，永无宁日，当然也说不上出现什么盛世。顺治帝福临，在他那位绝顶聪明的孝庄皇太后和议政王大臣与大学士的辅佐下，认准了这一根本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狠下决心，坚决要把统一全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尽管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财政异常困难，但它能为后来的长治久安国家富强奠定坚实基础。历史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因此，在出多于入，岁缺巨饷，筹银无方的财政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却蕴藏着不久的将来要出现“康乾盛世”的强大活力，少年天子福临在这一问题上显示了坚强的毅力和绝顶的智慧，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节“四海苍生”“皆朕赤子”.
　　一、水旱战乱兵民穷苦至极.
　　顺治八年(1651)正月少年天子福临亲政以后，碰到的另一必须解决而又不易解决的大难题是，兵民穷困，黔首冻馁，流离载道。明末横征暴敛，明清之际战火纷飞，清初圈地、投充、逃人、发、易服五大弊政，官吏沿明弊习贪污勒索，与此相连的是河工失修，灾旱频仍，因而田园荒芜，百业凋敝，黎民饥寒交迫，兵士枵腹从事，民贫之极，兵困之极，放眼望去，一片凄凉景象，苦境何时能尽。这是任何一位想要有所作为之君难以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民殷国富”，不仅是贤臣、清官、名士、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王国，也是英君明主所望达到的一个主要目标。
　　亲政之时，福临才十三周岁，作为一国之君来说，似乎太小，哪能通晓民情日理万机。兼之，多尔衮摄政之时，有意不为幼帝延师就学，增长才干，渊博学识，熟谙时事，领悟治国之道，使他亲政时竟致“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木陈：《北游集》。
　　然而，福临毕竟是有志之君，亲政之初，他对许多具体事务虽然不很了解，兵民之情不甚知悉，治国之术亦甚茫然，但他愿意有所作为，立志要为兵民做些好事，希望达到“安天下”的目的。何况他还有一位身历三朝久泛政海聪睿机警刚强果断的母后，当然会对爱子培养指点和教诲。
　　就在幼主举行亲政大典之后二十几天，顺治八年二月十一日，被尊为昭圣慈寿皇太后的孝庄后，给爱子下达了一道诰谕，全文如下。
　　“昭圣慈寿皇太后诰谕皇帝曰：为天子者，处于至尊，诚为不易，上承祖宗功德，益廓鸿图，下能兢兢业业，经国理民，斯可为天下主。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治国必亲忠远佞，用人必出于灼见真知，政必加以详审刚断，赏罚必得其平，服用必合乎则，毋作奢靡，务图远大，勤学好问，惩忿戒嬉，倘专事佚豫，则大业繇兹替矣。凡几务至前，必综理勿倦。诚守此言，岂惟福泽及于万世，亦大孝之本也。”《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15页。
　　孝庄太后此诰谕讲得很好，纲要性地指明了成为能使民富国强的英君明主的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综观顺治帝亲政之后十年的言行作为，他在民为国本、擢用贤臣、勤学好问、“务图远大”等方面，确是在努力去做。
　　就巩固国本恤兵爱民而言，他可以说是花费了很多心血，竭力减轻兵民之苦。亲政后的一段时间，他为弥补亲政前之被迫闲置，不谙政务民情的弱点，一方面不断听取群臣建言，细阅章奏，同时又多方访闻，仔细思考，因而对全国兵民之痛苦，很快有了足够的了解。
　　他多次下诏求言，希望、督促群臣直言时弊和君主过失，一些有识之臣确也上过望君有为呈述时情的好奏疏。例如，顺治九年七月初四，吏科右给事中魏裔介奏称：“创业难，守成不易，古帝王凛凛乎覆舟驭索之惧，诚以骄恣易生，而晏安之足为害也。我皇上圣神文武，以创业兼守成，亘古帝王，未之或有。然纲纪法度，尚须修明，礼乐政刑，实多缺失。……方今畿辅多失业之民，吴越有水涝之患，山左荒亡不清，闽楚馈饷未给，两河重困于畚锸，三楚奔疲于转运，川蜀虽下，善后之计未周，滇黔不宁，进取之方宜裕，此皆机务最紧，仰赖圣虑焦劳者也。”《清世祖实录》第66卷第2页。此疏文辞简练，基本上反映了此时兵火连年，饷缺民疲，灾害频仍，田荒民困之情，但对民之苦于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的情形，则远不如季开生之奏疏更为详尽具体。
　　顺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礼科给事中季开生应帝地震求言之诏，特上长疏，痛斥地方官员吏役害民之十祸，摘录如下：“天心仁爱，变不虚生。乃河决方张，继以地震。夫地道不静，民不安也，民之不安，官失职也，……谨择其贼民召祲之大者约有十端。曰格诏旨，皇上轸念民瘼，遇灾必蠲，遇饥必赈，乃积棍蠹役，表里为奸，道府州县，通同欺隐，致百姓不沾实惠，此罔上害民者一也。曰轻民命，……暴横有司，以酷济贪，无所不致，而最惨者莫如取病呈一节，暗施毒计，冤毙无辜，此恣意害民者二也。曰纵豺虎，佐贰不受词，律也，乃堂官受其馈遗，不得不任其渔猎，上下苞苴通行，而小民家倾命绝矣。此怙奸以害民者三也。曰庇狐鼠，吏胥原无善类，况仗为爪牙，任其线索，州县火粟，道府油牌，星飞电扫，此徇役害民者四也。曰重耗克，天下火耗之重，每银一两，有加耗至五钱者，白粮每百石，官耗至五十两，百姓勉供正赋，物力已艰，徭役办纳，为劳更甚，入有秤耗，出有扣减，此出入交剥而害民者五也。曰阴市易，介寿称财，古亦有之，乃重纳绅衿之馈，阴以事酬，广徇乡故之托，而中分其有，致土著挟宠而凌乡曲，游客设利而剥小民，此上下相征而害民者六也。曰喜株连，事非大逆，罪止一身，今则一盗之获，必令诬攀富室，一赃之比，必令延蔓亲知，是盗止一家，捕盗者飞殃一邑，赃止十百，追赃者索饱百千，此为民害者七也。……凡此者，置民垫溺，甚于决河，杀民躯命，甚于地震，乞敕督抚严行剔濯，如有不悛，立行参处。”《清世祖实录》第85卷第9—12页。
　　顺治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湖广总督罗绣锦、湖广巡抚迟日益、提督柯永盛等因湖南湖北大旱战乱民不聊生，特上题本，呈述困情，请求朝廷赐恩。此本题为《为楚省受异常之旱灾，遇不测之逆寇，民生日蹙，国赋难征，饷诎兵单，忧惶无措，谨沥血泣陈，仰祈圣鉴事》，摘录如下：“楚省节经兵燹之后，民之囤积久空，所恃以谋朝夕而供国课者，惟逐年垦种之土田是赖。不意岁值大祲，自春徂夏，四月不沾一雨，如湖南之武、岳、长、衡，湖北之汉、黄、安德等府，处处皆然。叠据南北道、府、州、县告旱之文，咸称赤地千里，沃壤暴为石田，窳畦灰飞，勺水且次远汲，山上之蕨薇采食已空，水中之芹藻争啖殆尽。……〔南〕北制兵，月饷压欠，驱之枵腹荷戈，济乎不〔济乎〕?今日湖南赋税，宝、靖一带以及辰属之半，见为贼踞，不可问矣。接邻常、永、衡、长之民，值此极旱极荒之候，救死不赡之民，徒施敲扑，将何应之?且民无食则思乱，催之迫则走险。……全楚之局，上窘于天时，下迫于逆寇，赋税无征，制兵单薄，……封疆危急，实有万分。”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题本，顺治九年七月十二日，车克等题。
　　这道题本对湖广时情讲得很好，民贫兵困，战乱频仍，大灾再现，饷缺兵单，实在是危急万分，故顺治帝立即降旨，令户部速议具奏。户部两天内就奏呈应急之策说：湖广额设官兵及定南王孔有德、续顺公沈永忠之官兵马匹，“岁需俸饷等银一百五十一万两”，本省额赋杂项等银一年总共只有八十一万余两，全部留充兵饷，尚缺银六十九万余两，已请准拨江、浙两省正项赋银及两淮盐课银运往补足，但迟迟未运到，现再请拨两淮盐课银十万两，以资接济。③经过一段时间的批阅奏疏、召见群臣和多方访问后，顺治帝对兵民惨遭天灾人祸极端痛苦之情，有了深刻的了解，但是怎样才能解民之困，安民裕民，左思右想，未得良策，因而于顺治十二年正月，速下谕旨求言，要求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直言时弊，呈奏良策。
　　正月十三日，福临谕诸王大臣：“昔皇考上宾时，朕方六岁，正在冲幼，当时诸王大臣同心推戴，嗣绍丕基，及定鼎京师，奄有四海。于时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故于满兵之艰辛，人民之疾苦，原未周知。自朕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化理，夙夜祗惧，不敢荒宁。……乃疆圉未靖，水旱频仍，吏治惰污，民生憔悴，钱粮侵失，兵食不充，教化未孚，纪纲不立，保邦致治之道，迄今未得其要领”。谕诸臣尽职尽言。②③《清世祖实录》第88卷第4—6页；第6—7页；第9—12页。
　　第二天，顺治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福临又下达专谕，对满洲将弁士卒说：“朕以凉德藐躬，缵承祖宗鸿业，十有二年矣。睿王时，朕年冲幼，未预政务，尔等将士艰辛病苦，无由悉知。自亲政以来，五年于兹，各官竟未有以尔等疾苦入告者，意尔等居官者自有俸禄，充伍者自有月饷，足以赡养耳。近闻生计萧条，仆逃马毙，而又各处征剿，整理器械，久在行间，不得安处。且年来水旱频仍，秋成无望，无以聊生，此皆朕不德所致也。睿王时，尔等心期口诵，望朕于何日亲政，安天下，共享太平，岂料竟虚所望，言念及此，夙夜焦思，寝食俱废矣。嗟尔等将士，披坚执锐，露宿风餐，汗马血战，出百死一生，以开拓天下，劳苦如斯，朕岂忍复靳恩赏，有稽恤赍。但今封疆未靖，需用繁多，百姓未宁，钱粮逋额，是以朕怀莫慰。……稍俟丰足，即沛恩施，尔等其各知朕意。”②过了五天，顺治十二年正月十九日，福临在这一日内，分别下达四道谕旨，一谕吏部等衙门，二谕吏部，三谕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员。这三道谕旨的内容基本相同，讲述兵民困苦之情，谕令诸臣直言献策。谕中说道：“年来水旱相仍，干戈未息，满洲兵丁困苦至极，饥寒百姓转徙死亡”，“民穷莫拯，兵食不充”，“饥窘人民转徙沟壑，满洲兵士困苦无聊，灾变未弭，时艰莫救”。第四道谕旨是谕户部。谕中讲道：“朕既为生民主，一夫不获，时廑朕衷”。“岂意比年以来，水旱频仍，干戈未靖，转输旁午，人不聊生，荡析离居，鬻及妻子，茕茕无告，辗转呼号，想其怨咨，必归于朕，言念及此，何以仰副祖宗付托之意，中夜以兴，潜焉出涕”。③这些谕旨，对当时军国大局、财经状况、社会面貌、吏治宦情和民生困苦兵丁艰辛的情形，讲得非常清楚，可以说明很多问题，现仅就与顺治帝本身最有关系的两大问题，简述一二。第一，这些谕旨生动地、鲜明地、准确地、深刻地、形象地显示了少年天子的志向、性格、作风与此时的心情，即求治心切，恤兵爱民，勇于责己，迫切求计，焦心劳思，忧虑万分。第二，裕民无方，恤兵乏策。欲大施皇恩，重赏满兵，以固朝廷之根本，无银以付，要厚赐银米，赈济灾民，而“荒政未修，仓廪无备”，要大蠲钱粮，轻徭薄赋，“又恐国用不足”，“兵食不充”，一句话，无银无米，又不能大减额定赋税，这就是少年天子面临的严峻形势。
　　二、免除加派停筑避暑之城.
　　尽管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岁缺兵饷巨万，群臣筹银无计，但顺治帝牢记母后民为国本的教诲，竭力设法减轻兵民痛苦。在不能大减额赋大量赐予兵民银米的形势限制之下，他主要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以略纾兵民之困。首先就是免除筑城之加派赋银。
　　顺治七年七月初四，摄政王多尔衮下了一道长谕，宣布加派筑城钱粮说：“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碱，春秋冬三季犹可居住，至于夏月，溽暑难堪，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仿前代造建大城，恐糜费钱粮，重累百姓，今拟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庶几易于成工，不致苦民，所需钱粮，官民人等宜并心协力，以襄厥事。除每年旧额钱粮外，特为造城，新增钱粮二百五十万两，加派于直隶、山西、浙江九省地方，直隶二十四万四千二百四十四两九钱，山西三十万六千七百四十五两四钱(江南五十九万余两，河南十七万余两，湖广九万余两，江西二十二万余两，陕西二十三万余两)……此项钱粮，从见在当差人丁额征地亩内增派，该管督抚司道州县官宜协力催征，作速起解。此城所用钱粮，惟恐苦累百姓，损之又损，于数缩而不浮，凡官吏书役人等，若有额外需索罔利作弊者，一经查出，加以重罪，该地方督抚严察禁谕。此外有官民人等好义急公，情愿捐助者，听其自便，……酌量恩叙。”《清世祖实录》第49卷第11—13页。
　　从此谕来看，谕中所显示出多尔衮的形象，哪里还有什么叱咤风云安邦定国的开国之主英武色采，完全是一个唯知挥霍浪费贪图享受鱼肉黎民的亡国昏君。谕旨说北京“地污水碱”，“溽暑难堪”，这对于一家三代祖孙十几口挤住一两间破平房的贫兵穷民来说，倒还有些像，而对主宰全国亿万兵民命运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来说，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京师西边玉泉山之泉水，水质之佳，为全国之冠，专供皇家食用，皇父岂能不饮。睿王府第，“高广比于皇居”，焉有暑气之侵袭！
　　也就是这个多尔衮，七年前他统率满蒙汉大军十余万进据燕京时，为争取民心，曾亲颁《大清国摄政王令旨》，痛斥明朝加派之祸国殃民，着重指出“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复加“练饷”“剿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他宣布自顺治元年起，“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0页，《摄政王谕官吏军民人等令旨》。然而七年以后，他竟要为了自己的避暑而沿袭明朝弊政，加派于民，这不是他把自己摆在明季昏君神宗的同一位置上吗?而且他还为了修建这一避暑之城，竟在军事吃紧兵力不足之时，准备遣派士兵，前往修城。
　　多尔衮死后，宁夏巡抚李鉴曾就此事上奏评论说：“皇城之建，曰避暑也。摄政在日，府第之制，高广比于皇居，尚有暑气之侵乎?如曰未也，汤泉北窗，尽有羲皇上人之乐矣，而乃敲海内残喘之脂，委于大荒沙碛之地，罢士卒精锐之筋力，而事畚锸于虎豹荆榛之区，圣谕所谓甚属无用者，真属无用也。”《明清史料》丙编第4本第308页，《宁夏巡抚李鉴揭帖》。
　　建城加派钱粮，不仅大大加重了对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河南、湖广、江西、陕西、江南九省人民的负担，而且开了加派之先例，自食其言，失信于民，极不利于安定民心，缓和矛盾，稳定全国政局，确是祸国殃民一大弊政。
　　顺治帝福临看准了这一问题关系重大，故于亲政大典举行之后一个月，在颁诏追罪睿王之前八天，顺治八年二月十三日下达专谕，废除这一特大弊政。他谕户部：“边外筑城避暑，甚属无用，且加派钱粮，民尤苦累。”此项工程著即停止。其因筑城加派的钱粮，本欲将已征者发还百姓，未征者即行停征，但恐奸污官吏及催征钱粮之人，不体朕意，欺害小民，将已征者竟纳入私囊，未征者仍行催逼。因此，著仍照原派数量征完，将此数目顶替顺治八年应征的正额钱粮。若地方官不将已交之银作为正额之赋，许交银者赴督抚处控告，督抚据实题参贪污之官，从重治罪。如督抚不为查办，交银者即来京赴部控告。《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17、18页。
　　顺治帝此谕讲得很好，不仅免除了筑城加派钱粮，解民之累，而且考虑很细，尽量使贪官污吏不能吞没已征之银和仍行催征，彻底贯彻执行免除加派之恩谕。这一规定也于黎民很有实惠，因若将已征之银退还本人，不仅给墨员胥役以讹民之机，或克扣干没，或以少作多，以成色不足之劣银当做足色纹银，从中牟利，而且黎民远道进城，衙前守候，耗费时日和盘缠用费，原交十两者，恐实际到手只有五两，损失不小。兼之，当时加耗之风盛行，上交一两正赋，往往被官吏索要加三加四或加五加六的“火耗银”，实际上被多征了一半还多的钱粮，养肥了贪官污吏。现在按谕所定，已交者，准抵顺治八年之正赋，民人就少受一次盘剥了。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顺治帝免除筑城加派钱粮，确系一大德政，于民于国皆有裨益。
　　三、革弊省费蠲除龙碗御柑.
　　顺治帝的另一措施是蠲免一些地方贡品，以节省冗费，减少民间苦累。举行亲政大典前四天，顺治八年正月初八，户部呈进陕西汉中府额贡柑子。他降谕免革说：陕西进贡柑子，虽属岁额，但地方官员采办，不无苦累小民之处。且汉中去京甚远，沿途动用人夫转送，更累驿递，“是以口腹之微，而骚扰吾民也，朕心殊为不忍”。目前陕西需饷正殷，著留此买运柑子钱粮，以养兵民，尔部即传谕该督抚，嗣后汉中额贡柑子，著永行停止，以昭朕体恤百姓至意。其江南所进橘子、河南所进石榴，亦著永行停止。②③④《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0页；第10、11页；第12页；第16页。
　　第二天，顺治八年正月初九，他谕户部：各处织造，供朝廷服御赏赉之用，虽不可废，但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既已有专设官员管理，又差满洲官及乌林人役催督，不但往来糜费钱粮，而且骚扰驿递，嗣后著停止差催。陕西一向织造褐妆蟒，朕思陕西用饷甚多，本省钱粮不敷，每拨他省协济，此织造褐妆蟒，殊属无用，亦著停止，至于陕西买办皮张，亦属烦扰，著一并停止，以节省冗费，以完兵饷。尔部速行传谕，“以昭朕恤兵爱民至意”。②过了两天，顺治八年正月十一日，他问户部尚书觉罗巴哈纳：“外间钱粮，有无益之费否？”巴哈纳等奏：京师营建所用之砖，因临清土质坚细，遣官一员前往烧造，分派漕船装运至通州，再由五闸拨运至京，给与脚价。帝谕：营建宫殿，京师烧造之砖尽可应用，若于临清烧造，“苦累小民，又费钱粮拨运，甚属无益”，且又使漕船增加苦累，“朕心甚为不忍”。临清烧造城砖，著永行停止，原差之官立即撤回。③举行亲政大典之后第三天，顺治八年正月十四日，他因江西进贡额造龙碗，降旨停革说：“朕方思节用，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④顺治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又谕户部：“朕轸念百姓疾苦，凡事有不便于民者，悉令罢之。”四川进贡扇柄，湖广进贡鱼鲊，道经水陆，去京甚远，夫马船只，动支钱粮，苦累小民，朕甚悯之，以后永免，著为令。尔衙门即行榜示，“务使小民休息，咸沾德意”。《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26、27页。
　　顺治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因江南连年灾害，民生困苦，他谕工部：“江宁苏杭等处地方，连年水旱，小民困苦已极，议赈，则势难周，屡蠲，又恐国用不足，朕用是恻然于中”。念织造衙门系供服御赏赉之用，前此未能遽罢，“近闻甚为民累。夫民既苦赋税，又恐织役，何由得安。民既不安，朕岂忍被服美丽不为之所乎”。嗣后织造，除祝帛诰敕等项，著巡抚布政使织造解运外，其余暂停二年。尔部即行传谕，其应撤官役并应解钱粮事宜，作速议奏。《清世祖实录》第80卷第4页。
　　山西在明朝时年贡晋绸三百匹，入清以后，竟大量增加，“每年额造一千四百七十余匹”。工部奏述此情，建议仍照旧制，每岁止派解三百匹，所余银两，解部供用。帝允其奏。《清世祖实录》第118卷第14页。这些谕旨，都为稍苏民困起了一定作用。
　　四、数行大赦多次减租免赋.
　　虽然国库如洗，财政困难，不能大规模地蠲免正额钱粮，但为了缓解兵民困苦至极之情，顺治帝也咬紧牙关，一再通过亲政大典、上圣母尊号等大喜时日，颁发恩诏，大赦天下，蠲免积欠钱粮和部分州县额赋，或革除某些非法课派。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亲政恩诏规定：各省由万历年间加派地亩钱粮(即“辽饷”)，顺治八年分，准免三分之一。畿辅地方，原未派有万历年间加增地亩钱粮，其人丁徭银，各州县派征等则不一，顺治八年分，上三则免四分之一，中三则免三分之一，下三则全免。《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4页。
　　过了一个月，顺治八年二月十一日，以上昭圣慈寿皇太后尊号礼成，颁诏天下，加恩官民兵士，规定：各省人丁徭银，顺治八年分，上三则免七分之一，中三则免五分之一，下三则免三分之一。不分等则者，三钱以上，免一半，三钱以下，全免。《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14页。
　　过了半年，顺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以恭上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尊号，大赦天下，规定：“顺治五年以前民间拖欠钱粮，悉与豁免”。各处解送钱粮，途中遇贼劫夺者，察实豁免。漕船缺额，已准动支轻银两，责令运官自雇，不准重派地亩，又拿民船，以苏苦累。《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23、24页。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又以恭上母后之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皇太后尊号，大赦天下，恩款多条，其中规定：顺治六七两年地亩人丁本折钱粮，果系拖欠在民，悉与豁免，其已征收在官者，不得借口民欠侵隐。大军经过地方，马匹所需，供应草豆运价等项，以后俱准作正项钱粮销算。近来司府州县征收钱粮，天平砝码太重，多加火耗，民受困苦，著予严禁。各地徭役繁重，有豪绅、劣衿、衙胥积蠹，或本身田连阡陌，滥免差徭，或包揽他人田地徭丁，代为规避，偏累穷民，著予严察，重加惩处。直隶及各省征收钱粮，俱照万历年间则例，久已遵行，如州县官有将天启、崇祯年间滥加钱粮仍行征派者，该督抚纠参重处。《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18—20页。
　　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三，福临以母后病愈，颁诏大赦天下，顺治十年十一年两年未完地亩人丁本折钱粮，著该抚按确察，果系拖欠在民者，具奏豁免。这两年祭祀牛羊、药材本折钱粮，拖欠在民者，抚按确察具奏豁免。顺治十四年以前各省牛角、皮料等项，未解完者，工部确察，照例改折，以纾民力。《清世祖实录》第114卷第3、4页。
　　顺治帝还多次下诏，蠲免无主荒地及遭受灾荒的州县钱粮。以顺治八年为例，二月，免山西朔州、浑源州、大同县无主荒地一万三千余顷钱粮，免山东汶上、寿张、宁阳、峄县六年分水灾额赋、金乡县七年分水灾额赋，又免山西荒地一万五千余顷额粮。《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5、17、20页。闰二月，免宛平县本年分水灾额赋。十一月，免山西平阳、潞安二府及泽州、辽州、沁州所属州县七年分雹灾地亩额赋，免山西阳曲、五台、浮山、榆社七年分蝗灾额赋。十二月免江南潜山、太湖、桐城、宿松等县荒田九千余顷七年分额赋。《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27页，第61卷第10、12页。再以顺治十年为例，三月，免山西被叛将姜残破之山西岢岚、保德等七十四州县六年全部逋赋及未破城之代州、榆次等十二州县逋赋十分之七，免直隶蓟州、丰润等十一州县九年分水灾额赋，免山西五台县六七两年分未征额赋及八年分额赋之一半，以被贼蹂躏也，又免江西省六年荒残逋赋二十七万余两。四月，免湖南寇荒顺治六七八九年逋粮及山西夏县荒地九百余顷额粮。五月，免河南祥符、封邱、河内、孟州、温州、修武、临漳等县九年分水灾额赋，免湖广沔阳州、潜江、天门县八年分水灾额赋，免直隶霸州、保定、庆云、东光等三十一州县九年分水灾额赋。《清世祖实录》第73卷第3—6页，第74卷第5页，第75卷第8、24页。
　　对于遭灾严重地方兵民，除免赋外，顺治帝还拨发银米，遣官往赈。顺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他谕户部等衙门说：比年以来，兵事未息，供亿孔殷，加以水旱频仍，小民缺食，地方官不加抚绥，“以致流离载道”。“夫普天率土，系命朕躬，而困苦如斯，何忍闻见，朕为之寝食不惶。拯济安全，时不容缓”。户部等衙门凡有钱粮职掌在，即将现今贮库银两实在数目，作速查明奏闻。②《清世祖实录》第81卷第13页；第13、14页。
　　过了两天，二月二十五日，他谕告户部发银赈济畿辅饥民说：“四海苍生，皆朕赤子，饥寒流徙，深切痛病”。前各省督抚奏明灾荒地方，已经查照分数，酌量减免，有极荒地方，非蠲免所能解救者，该督抚速行查奏，另加恩恤。“至于畿辅重地，房屋田土，多经圈占，加以去年水荒特甚，尤为困苦，朕夙夜焦思，寝食弗宁，亟宜拯救，庶望生全”。但荒政未修，仓廪无备，若非颁发内帑，何能济此急需。兹特命户礼兵工四部察发库贮银十六万两。母后闻悉，深为悯恻，发宫中节省费用及各项器皿，共银四万两，朕又发御前节省银四万两，共二十四万两，差满汉大臣十六员，分赴八府地方赈济。②过了几天，顺治八年三月初六日，福临敕谕前往赈灾的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巴哈纳、王永吉、刘昌、屠赖等十六位大臣，指授机宜说：兹命尔等银前往各府，督同地方官员，计口给赈，须赈济如法，及时拯救，毋论土著流移，但系饥民，一体赈济，务使均沾实惠。若有里甲人等，指称拖欠钱粮，夺取赈济银两，或富豪挟逼赈银，以偿私债，俱许饥民控告，即时重处。被灾人户已去复归者，倍与赈济银两，俾得复业。外境移来者，既与赈济，仍加意安插，使得其所。卫所屯丁，与百姓一体赈恤。《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10—12页。
　　五、取民有制颁行《赋役全书》.
　　顺治帝福临在不动正额钱粮前提下，尽量减少和革除官吏私派积弊，以稍纾民困。他为此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编定《赋役全书》。
　　清军入关以后，因明季册簿遗失毁坏，征收赋税丁徭无所准绳，贪官污吏乘机上下其手，大肆敲诈，额外苛派，民之交纳，往往数倍于正额，致国赋拖欠，平民遭殃。故从顺治元年起，一些官员便上疏请编《赋役全书》，以使征收有制，民少私派。摄政王多尔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顺治三年四月以帝之名义谕户部说：“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兵火之余，多借口方策无存，增减任意，此皆贪官猾胥，恶害去籍，将朝廷德意何时下究，而明季业蠹何时清厘”。今特遣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彻底察核，责成京内各衙门及各省抚按，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务期积弊一清，民生永久，称朕加惠元元至意”。《清世祖实录》第25卷第24页。
　　尽管摄政王威严无比，圣谕震惊官民，但由于战乱纷纷，征调频繁，军需孔急，不少省府州县未归帝辖，兼之“贪官猾胥”不愿有章必循，难以轻重其间，故编定赋役全书之事，中途搁浅。
　　顺治帝亲政后，此事又重新提起，令户部右侍郎王弘祚主持其事，但进展不快。顺治十一年初，吏科给事中郭一鹗上疏劾奏王弘祚“督修赋役全书，久无成效”，以及其他数事，经察核，最后以王失参各省迟造全书之各官，将其罚俸。在此影响下，户部于顺治十一年四月初七奏请加速编定《赋役全书》的工作。户部奏：“赋役全书，关乎一代之制度，各省之利弊”，请敕户部右侍郎将旧贮全书作速订正，督率各司官，将所管省分，创造新书，务求官民易晓，永远可行。书成之后，“进呈御览，刊发内外衙门，颁行天下，凡征收、完纳、解运、支销、考成、蠲免诸法，悉据此书，用垂永久”。帝从其议。《清世祖实录》第83卷第4页。
　　过了一年，此时除滇、黔及四川等省的一些州县以外，全国大多数省府州县已经平定，属清管辖，有可能也有必要尽快编定赋役全书。故福临下谕敦促户部加快编书。他于四月二十二日谕户部，“赋役全书，上关国计盈亏，下系民生休戚”。屡览尔部奏疏，或驳回该督抚另造，节催不应，或发出该地方誊刻，经久不完，分明是官胥利于蒙混，故意错误，希图延缓岁月，便其私派横敛，殊可痛恨。今欲将《赋役全书》限期告成，方略安在，并令督抚造报，如何始能画一，其悉心详议具奏，“务令蒙混永除，横敛立止，斯惬朕体恤民隐至意”。《清世祖实录》第91卷第9页。
　　在帝之督促下，户部右侍郎王弘祚带领各司官员，催促各省抚按，紧张编制赋役全书，终于在顺治十四年冬编成和进览。福临很重视，特下谕户部，讲述此书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命颁行天下。他讲道：“朕惟帝王临御天下，必以国计民生为首务，禹贡则壤定赋，周官体国经野，法至备也。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万历年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天启、崇祯之世，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缘以为奸，民不堪命，国祚随之，良足深鉴。……(今)诚恐有司额外加派，豪蠹侵渔中饱，民生先困，国何以资，(故编此书)……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庶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为一代之良法，垂万世之成规。”《清世祖实录》第112卷第6—9页。
　　顺治帝福临的这些措施，以及下面即将谈到的严惩贪官，整顿吏治，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困至极的恶劣局面，但也可略苏其困，对减轻黎民痛苦改善艰窘处境，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一些条件。
 第四章 惩贪除霸察吏安民
　　第一节、安民之本首在惩贪.
　　一、连下谕旨痛斥贪官污吏.
　　清帝入主中原以后，十分注意汲取前朝经验教训，认真探讨明亡之因，从中得出了不少有益的教训，尤其是对“三饷”加派、吏治败坏之祸国殃民，感触更深，更为重视，决心要轻徭薄赋，察吏安民，以裕民富国。
　　摄政王多尔衮进京之后，即一再强调惩贪之事。多尔衮于顺治元年(1644)六月二十日，即进京之后五十天，便颁令旨，谕告众官民说：“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致乱政坏国。他严厉宣布，今后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贪婪肺肠”，效力尽忠，便可永享富贵，否则，若仍不悔改，“行贿营私”，“国法具在，必不轻处，定行枭示”。《清世祖实录》第5卷第20页。不久降官吏科右给事中龚鼎孳借口“开国之初，宜从宽大”，为贪官求情，要求轻减，多尔衮毫不客气地严旨以告：“贪官必诛，屡旨甚明。”《清世祖实录》第11卷第10页。多尔衮又于顺治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因南京平定大赦江南等处的恩诏中，再次重申禁令，着重指出：“官吏贪赃，最为民害”，自本年六月初一以后，各巡抚、巡按、司道及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官，以及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枉法受赃及逼取民财者，俱计赃论罪，重者处死”。《清世祖实录》第17卷第17页。
　　少年天子虽然痛恨多尔衮，否定了摄政时期不少措施，但在惩贪一事上并未因人废政，而是继承和发展了睿王重惩贪官污吏的正确方针，屡下严谕，对贪婪官员痛加申斥。顺治八年闰二月初七，他谕告吏部说：“迩来有司贪污成习，皆因总督巡抚不能倡率，日甚一日。国家纪纲，首重廉吏，若任意妄为，不思爱养百姓，致令失所，殊违朕心”。今总督巡抚所举者多属冒滥，所劾者以微员塞责，“大贪大恶，多徇纵”，尔部须秉公详察奏闻。
　　过了两天，闰二月初九，他再谕吏部：“迩来吏治，不肖者刻剥民财，营求升转，不顾地方荒残，民生疾苦”。一些不识文义之官，文移招详全凭幕友代笔，转换上下，与吏役通同作弊，贻害百姓。督抚不行纠参，大乖法纪。著令各省督抚严加甄别，劾参劣员，保举良臣。②《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6、7页；第26、27页。
　　同月三十日，他又给都察院下了一道长谕，再讲惩贪之事。此谕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惩贪乃系治国大事，“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把严惩贪官列为治国安民的头等大事。二系禁革时弊，真正做到严办劣员。他说：“欲严惩贪官，必在审实论罪”。近见在外总督、巡抚、巡按参劾所属地方官员，初劾之疏，言其赃盈千百两，及至提问报招，“多坐衙役诈害，又云赃无入己”。衙役诈害，是谁纵容，赃无入己，初劾之疏有何根据?此皆由于司道府厅承问各官受嘱受贿，督抚巡按又不纠参，以致无法定罪，部复将已革之官仍还原职，“贪何由惩，民何由安”。此弊必革，若有再犯者，惩处有关审问官员及督抚巡按。三为遇赦不免。从前已经被参问罪之贪官，姑照恩赦月日免罪追赃，自今颁谕以后，“大贪官员问罪至应死者，遇赦不宥”。②他因各省督抚迟迟不办此事，甚为恼怒，于六月二十五日谕内三院，予以严厉申斥。他说：“朕洞知年来有司贪恶”，故谕吏部敕各督抚甄别属下官员，乃至今未见遵旨实行，“总由督抚平日以贿赂派索为事，贪恶有司餍其欲而扼其吭者有之，或八旗旧人在任者，咆哮要挟，督抚畏忌，不敢弹劾者有之。似此贪懦，安能纠参，宜乎盗贼未尽消，而黎民无起色也。今复严谕，凡贪恶及不识字纵信衙役劣员，作速指参。”《清世祖实录》第57卷第24、25页。
　　二、赃银十两革职籍没流徙.
　　由于贪婪官员不改旧习，屡惩不改，违法者多，顺治帝十分愤怒，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七下谕加重惩处说：“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向因法度太轻，虽经革职拟罪，犹得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其家产入官，著为例。”《清世祖实录》第95卷第8页。赃银超过十两，除定罪外，还籍没家产，这样处治是够重的了，可见顺治帝惩贪决心之大。他又规定，衙役犯赃一百二十两以上，分别绞斩，一两以上，俱流徙，一两以下，责四十板，革役。
　　顺治帝沿袭了摄政王时贪官不赦的做法，顺治八年即下谕宣布：“治国安民，首在惩贪，大贪罪至死者，遇赦不宥。”后来当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以册立爱妃董鄂氏为皇贵妃而颁发恩诏，大赦天下时，又再次重申文武官员凡系贪赃之罪，一律不赦。《清世祖实录》第105卷第27页。
　　山东巡按刘允谦因犯下斩罪之蠹书周一聘和绞罪犯张晖，“多赃未完”，奏请暂不处死，待追完赃银后再行处决。刘允谦是否纳受二犯之贿，不得而知，但这样做，显系为贪官污吏着想，使其可以免掉立即绞斩之苦，如若允准其请，许多已判死刑之劣员胥吏，便可援例求生，尽量拖欠赃银，不予完纳，一拖再拖，说不定碰上万岁驾崩、新君即位等特殊时刻，还能邀恩减刑呢。这对国家整顿吏治，对人民免受暴残贪官之鱼肉，都是不利的。顺治帝阅后，洞察其意和后果之严重，立即降旨否定其请说：“贪官污吏，问拟秋决，即按期处决，何得以追赃未完又请监候！以后凡系贪污应秋决者，不许再请停决，著永著为例。”《清世祖实录》第103卷第27页。
　　奸猾胥吏，吞没国帑，欺压小民，为害甚大，不少言官多次奏请对其严加制裁。顺治十五年十月御史许之渐奏称：“财赋之大害，莫如蠹役。有蠹在收者，有蠹在解者，有蠹在提比者，有蠹在那移支放者，所侵累万盈千。有司恐此蠹一毙，无从追补，至本官以参罚去而此蠹历久尚存”，前无所惩，后无所戒。请敕该抚按将从前侵蠹姓名数目，逐一清查，籍其家产，侵多者立斩，侵少者即时流徙。帝阅后甚赞其议，批示：“所奏深切时弊，该部详议具奏”。《清世祖实录》第121卷第13页。
　　他因为贪习尚重，于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初七谕令刑部再加重对贪官的处治说：“前因贪官污吏剥民取财，情罪可恶，故立法严惩，赃至十两者，籍没家产，乃今贪习犹未尽改，须另立法制，以杜其源。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流徙席北地方，其犯赃罪应杖责者，不准折赎。”《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7页。此例比前例更重，一是流徙席北地方。籍没家产，虽使贪官污吏遭受重大财产损失，但还能保住性命，日后还有东山再起之时，何况还可疏通关节，转移财物，不致一贫如洗，而流徙席北方，道路遥远，解运艰辛，常有中途致毙者，即使侥幸到达，也是惨遭风雪侵袭，双脚疼肿，遍体鳞伤，席北地方寒冷，衣食难周，流徙者十有八九会尸横异乡。兼之，家属需陪徙，路上盘缠和抵达后之衣食住宿费用甚大，家产尽卖，亦难充数，此为不籍没之籍没。二是官员犯法，常有论死论杖者，但多可纳银赎死赎杖，现在规定，贪官赃至十两者，杖四十板，不准折赎，这四十大板打下去，不死也得掉层皮，落个残废。如此严刑，怎不叫贪官污吏魂飞魄散！未曾败露者莫不胆战心惊，四出活动，求人上奏轻减。
　　顺治十七年九月，凤阳巡抚林起龙为此事专门上疏，奏请改减。他奏称：“惩贪之法，自奉新例流徙，犯人惧罪，不吐真赃，岁少赃赎，以致亏饷。伏乞皇上施浩荡之仁，收充饷之实，敕部详考旧章，照律拟罪。”《清世祖实录》第140卷第8页。
　　林起龙所奏，字数不多，但很有分量，很有诱惑力。此奏所言新例需改之理由有三。一系不利审理贪案，犯官惧罪不吐真赃，难以核实定案。二是赃银之数减少，赎银无从催收(不准赎)，家产不能籍没，因而影响到国家之收入，“以致亏饷”，若要收到“充饷”之实惠，需废新例。三为循章依律，不得以人主喜恶而法外用刑，要“详考旧章，照律拟罪”。这三条理由貌似公正，又有益于缓解此时财政之特大困难，颇有道理，但皆经不起推敲。贪官之吐不吐露真实赃银，不在于畏惧流徙，而是取决于问官之是否清廉，是否决心惩贪，是否掌握了真凭实据。杖责之赎银有限，家产之籍没，一般也为数不多，少了这两项，并不能达到“亏饷”之程度，也不能靠这两项来“充饷”。至于说什么要“详考旧章，照律拟罪”，更不值一提，既然旧例不足以使贪官畏惧而敛手收心，为何不可以加重处治。这三条理由皆难成立，其目的不外是为贪官污吏开脱轻减罢了。
　　顺治帝阅疏后于九月十五日降旨：“前以贪官蠹役坏法害民，深为可恨，故立流徙之法，重惩贪蠹，以安民生。刑名事关重大，立法不厌周详，此奏内事情，著九卿、科道会同详议具奏。”《清世祖实录》第140卷第8页。
　　过了两个月，顺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刑部等衙门遵旨集议后，上奏对此事的拟议意见。也许是他们也认为流徙新例太重，也许是由于林起龙非等闲之人，对刑部等衙门集议此事带来了重大影响。林起龙系顺治三年进士，授吏科给事中，因过因故革职，顺治帝亲政后，召其来京，顺治十年复原官。十一年二月初二，林起龙上疏言满兵困苦，乞念“八旗旧兵为朝廷禁旅”，其马匹、军装、军器、草料等项费用，应由官府发给钱粮。顺治帝阅后大为赞赏，特谕告吏部说：太祖、太宗创业开基，朕平定中原，统一四海，“悉赖满洲兵力，建功最多，劳苦实甚”，今产薄差繁，资生无策，十年以来章奏虽多，未有言及于此者。“近览科臣林起龙所奏，思虑周详，条画有绪，实心为国，忠诚可奖”，著令吏部酌议具奏优奖。随即议准，加五品京堂衔(给事中为七品)。从此他备受皇上青睐，不断擢升，十五年已任至户部侍郎，十六年加太子少保，又上《更定绿旗兵制疏》，详论绿旗兵冗力弱之弊，帝奖其奏“深切时弊，多有可采”，下所司议行。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擢凤阳巡抚，任至从二品的封疆大吏。《清世祖实录》第81卷第2页，第82卷第22页，第83卷第2页，第127卷第28页；《清史稿》第244卷，《林起龙传》。这样一位屡言大事颇有识见蒙帝赏识擢用的方面大臣，所奏之事，岂能轻易否定。何况帝对林起龙请改新例之疏，作了这样的批示：“刑名事关重大，立法不厌周详，此奏内事情，著九卿、科道会同详议具奏”，似乎颇有采纳其议的倾向。
　　是否如此，虽不得而知，但刑部等衙门集议后，却赞同了林之建议，奏称：“今抚臣林起龙言立法过重，人犯抵死不招，徒有流徙之虚名，致弃充饷之实用。臣等议，今后贪官犯赃，仍照律追拟，以助军需。……衙役亦照官律拟罪。”②《清世祖实录》第142卷第21、22页；第22页。
　　按照通常惯例，九卿、科道集议之事，一般是比较细致全面，且多能体会帝之意图，往往是奏上即准，或仅作些微批改，不料这次却碰了一个大钉子。
　　少年天子对林起龙之奏和九卿科道之议，甚为不满，降旨说：“贪官蠹吏害民，屡惩弗悛，不得不特立严法，冀人人畏惧，省改贪心，始不负朕惩贪救民之意。今林起龙疏称，只缘法重，以致人犯抵死不招，追赃甚少。尔等会议，请仍照律拟罪，赃追入官，以助军需。夫与其畏法不招，何若使其畏法不贪，与其餍足贪腹，以赃济饷，何若使其不贪，民得丰裕，国赋亦充。朕明知立法既严，于贪官蠹吏有所不便，必怀怨心，但轸念民生，即为贪蠹所怒，亦不遑恤，若不如此，贪风何由止息，小民何日安生。仍著遵前谕行。林起龙所奏与尔等所议，俱属不合，著严饬行。”②福临此旨，不算长，才二百二十个字，但写得很好，不愧为一篇佳作。此谕之妙有四。一系帝严正申明惩贪救民之决心，不惩贪，不严惩，则贪官污吏不知畏惧，不思悔改，则民无宁日，故必严办。二是痛斥诡辩，所谓法重使犯官抵死不招，致追赃太少和有损军需之说，纯系一派胡言，为贪官开脱。旨中所说“与其畏法不招，何若使其畏法不贪，与其餍足贪腹，以赃济饷，何若使其不贪，民得丰裕，国赋亦充”，讲得真好，真精辟，真是至理名言，官若畏法不贪，则民自富，民富则国富国强，兵饷充裕，库银巨万，何须仰仗于区区赎杖之银籍没之产。科尔昆、孙廷铃、车克、王崇简、梁清标、能图、杜立德、王弘祚等六部满汉尚书和凤阳巡抚林起龙，枉自读了多少年经史子集，却将事体本末完全颠倒，不如这位少年天子如此透彻理解惩贪裕民富国之道。三乃教训臣僚要有敢于任事不避恩怨的作风，任何一项法例，一个规定，一件措施，都必然会使某些人获利，某些人不便，或遭受损失，都会招致怨言惹人不满，问题是此例于谁有利，于谁不便，若是利于黎民利于国家，而不利于贪官污吏，那么便不应怕其生怨而中止新例，便要坚持下去，做到圣旨所说“但轸念民生，即为贪蠹所怨，亦不遑恤”，这样就能止息贪风，民得宁居。四为是非分明，不管是为帝一再奖擢之能臣林起龙，或是屡受帝嘉奖之杜立德(被帝赞为“不贪一钱，亦不妄杀一人”之刑部尚书)、科尔昆等满汉尚书，只要持议偏妄，于民于国不利，即否定其议，且予斥责。总之，顺治帝之此旨，可以算得上是一篇惩贪安民利国的绝妙佳作，若能长期照此办理，吏治自能改观，贪风焉能不敛。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惩贪安民方针，顺治帝还恢复了派遣御史巡按各省的制度，以便更好地了解民情，纠参惩罪贪官污吏。
　　三、力排众议巡按停而复派.
　　巡按之派而复停，停而再派，是顺治年间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巡按，乃沿袭明制。明朝特重言官纠劾之制，都察院有左、右都御史各一员，官阶正二品，与六部尚书同级，又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监察御史官阶并不高，才正七品，与小小芝麻官知县一个级别，但其权甚大影响甚大。明制规定，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在外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茶马，巡漕，巡关，攒运，印马，屯田，师行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②《明史》第73卷，《都察院》。
　　尤以巡按之权更大。全国共有巡按二十一员，其中十三省各一员，任期三年。监察御史虽仅正七品之低品级文官，但一被皇上钦点为巡按，就身价百倍，权大责重。他“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决。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论之”。②一省之中，有“掌一省之政”的从二品巡抚，有“掌宣化承流，帅府州县官，廉其录职能否”的从二品布政使，有的省还驻有“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的从一品总督，还有按察使一人，“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还有官阶从三品的参政、从四品的参议道员若干名，又有“掌一府之政”的正四品知府，“掌一州之政”的从五品知州，“掌一县之政”的正七品知县若干员，他们平时在省府州县均是言出令行万民畏惧的大老爷，但一逢巡按来临，总督巡抚固然要对其尊敬，布政使以下都得听从这位七品官吩咐，唯其马首是瞻，尤其是道员、知府、知州、知县，更是奉承唯谨，毕恭毕敬，百般效劳，生怕得罪了这位巡按。原因很简单，他是钦差大臣，是“代天子巡狩”，失敬于他，就是对帝不敬，就要被定上欺君大罪，他的举荐弹劾，关系到地方官的升降奖惩。而明帝之所以要派遣巡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严格保证地方绝对听命于中央，保证帝旨之直达全国各府州县，防止地方分裂或叛乱，同时也可了解民情，知民疾苦，除暴惩贪，济民之困，以便更好地巩固朱氏王朝的统治。
　　入清以后，初仍沿袭此制，遣官分任各省巡按。但顺治七年四月，户部等衙门会议兵饷缺额设法弥补时，奏请裁并衙门，其中包括裁汰巡按。四月二十九日摄政王多尔衮以帝名义降旨裁革巡按说：巡按御史已到地方者，奉行事件无论已完未完，悉将文卷册籍移送该巡抚料理，立即出境。已差未行及已差未到者，俱不必前去，以后巡行察举，不拘年分，候旨特遣。《清世祖实录》第48卷第22页。
　　顺治帝福临亲政伊始，便要取消摄政王裁汰巡按的令旨。顺治八年二月十八日，工科左给事中姚文然上疏，奏请恢复巡按之制说：“巡按察吏安民，其任极重”，向议暂停，为不得其人故也。臣谓巡按之失人，总因都察院堂官之溺职。巡按出有差规，入则考核，整肃宪纲，全在堂官，欲巡按之得人，宜自澄清都察院诸臣始。帝将此事交与群臣商议。
　　顺治帝于八年闰二月连下谕旨，严厉斥责各省督抚不纠参贪官污吏，以致“有司贪污成习”，《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20页。民不堪命。他并下专旨，指责都察院左都御史卓罗、副都御史罗壁、巴朗等官“不循职掌，缄默苟容”，旷职失责，将其革职。
　　在帝旨严谕之下，顺治八年三月初十，都察院奏上巡方事宜五条：一、定按臣差额。顺天、真定派一巡按御史，江宁、苏、松、淮、扬并为二名巡按，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河南、山东、陕西、四川、广东、广西，各派一名巡按，另派督学、巡漕、茶马、巡盐御史。二、出差限期宜严。御史奉差，一经命下，应照主考分考例回避，不见客，不收书，不用投充书吏员役，不赴宴会饯送，领敕后三日内即出都门。三、宜禁在差之员役。入境之日，只许自带经承文卷书吏，所至府州县，取书吏八名、快手八名，事毕发回，随地转换，不得留按差、书吏、承差名色，不得设中军、听用等官，以及主文代笔。府州县运司等官铺设迎送，应一概严禁。四、宜核在差事迹。命下之日，每一差(即每一巡按御史或茶马御史等)立为一册，自出都以及入境，一应条陈、举劾勘报等事，按日登记，以凭考核。五、宜定差满之期。督学或三年或二年半，巡漕、盐政一年交代，其余大差中差，以一年半为期，差回之日，公同考核，三日内议定优劣，具疏奏请，分别劝惩。帝阅之后，允从其议。②《清世祖实录》第55卷第7—9页；第12、13页。
　　过了五天，顺治八年三月十五日，帝谕派监察御史分巡各地，张慎学巡按顺天，上官巡按江安徽宁池太庐凤，秦世祯巡按苏松常镇淮扬，杜果、张嘉、聂玠、王应元、王亮教、冯右京、刘达、王佐等八位监察御史分别巡按浙江、江西、湖北、福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八省，又派潘朝选等四位御史分别巡视两淮、两浙、长芦、河东盐课，张中元巡视漕运。②顺治帝福临极为重视巡按之事，不仅遣派御史出巡，而且在他们离京之前，还专门召见和训示。顺治八年四月初三，他御驾至太和殿，召见巡按各省御史，赐座，谕告他们说：“朕命尔等巡按各省，原为民生计也。尔等果能公廉自矢，为朕爱养斯民，使得安享太平，自当升赏，若贪婪害民，必行治罪。”谕毕，赐茶，遣行。《清世祖实录》第56卷第8页。顺治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山西巡按刘嗣美引见，帝御太和殿，召其入殿谕告说：“朕以尔为耳目，简任巡方，尔其仰体朕意，察吏安民，清公自矢，则有司皆以尔为楷模，而循吏必多矣。”《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28页。
　　但是，是否设置巡按之争，并未结束，刚过两年，巡按之制又遭冲击。顺治十年五月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上疏，奏请罢革巡按。他们说：“各省巡按，为察吏安民之官，近者多受属员献媚，参劾无闻，应将巡按概行停止，其十四道、京畿道御史，止留二十员，其余俱应裁汰。”吏部、都察院议复此疏时，赞同其议，帝允其请。《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8页。
　　此举甚为言官不满，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蒙帝嘉奖勇于言事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又上疏请复派巡按。他奏称：“巡方者，天子耳目之官，内宣朝廷德意，外察督抚贤否，上考百官善恶，下问万民疾苦，以及封疆安危，兵马强弱，钱粮虚实，刑名直枉，无不稽察，所关至重。乞速选新旧廉能大臣，巡行各境，凡地方真情形真利病，加意体察，虚心咨访，一破从前陋习，则利兴害去，而德泽下究矣。”帝命所司评议。②《清世祖实录》第83卷第13页；第24页。
　　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议政王大臣可能揣摩帝有复设巡按之意，遂放弃一年前奏废巡按之议，在遵旨议复林起龙之疏时，奏称“应每省遣满汉官各一员”。顺治帝阅疏后降谕暂不设置说：“朕念近来吏治敝坏，民生困苦，故欲特遣满汉大臣，巡察文武贪廉、军民利病，复念奉差官员，随带员役马骡，廪粮草料势难缺少，直省地方频年水旱，供亿艰难，未免扰累，姑暂行停止。”②但是，不久又有汉官奏遣巡按，顺治十二年初，宗人府府丞原毓宗条奏，请恢复御史巡方之制，帝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会议。郑王等议后奏称：应令吏部、都察院会同考选各部院理事官、郎中以下才品兼优者，巡历直省，回京之日，听都察院考核，称职者升用，溺职者重惩。帝从其议。《清世祖实录》第89卷第3页。
　　顺治十二年六月正式决定，以刑部主事(四品)顾仁巡按顺天，吏部理事官(三品)钟有鸣巡按江安，礼部郎中(三品)孔允樾巡按苏松，兵部员外郎(四品)叶舟巡按浙江，刑部郎中笪重光巡按江西，御史张朝瑞、胡来相、祖永杰、高尔位、聂玠分别巡按湖北、湖南、河南、山西、甘肃，中书科中书舍人(从七品)朱克简、翁祖望分按福建、宣大，刑部郎中刘允谦巡按山东，兵部督捕副理事官(四品)王继文巡按陕西，户部理事官高民瞻巡按四川，礼部郎中张纯熙巡按广东，刑部理事官张所养巡按广西，御史刘秉政等分别巡视茶马、漕运和京通各仓。《清世祖实录》第92卷第2页。
　　第二月，七月初九，顺治帝于太和殿召见上述人员，谕告他们说：巡方御史屡停屡遣者，系因天下之大，庶僚备设，欲其职任耳目，以甄别贤否也。“尔等既为朕耳目之官，出而代巡，务真心勤瘁，上以副朕特遣之心，下以慰众仰望之意”，倘谓君门万里，恣意行私，贪赃坏法，致下民怨咨，“断不仍照前律，止于按赃治罪，虽铢两之微，必诛无赦”。从前奉差之御史，因朕谕严切，初亦思立名节，勉邀廉洁虚誉，“及将报代，贪婪掊克者甚众”，如今后有此等事，定当从重议处。《清世祖实录》第92卷第16、17页。
　　经过此番遣派，持续了五六年，到顺治十七年又爆发了一场大的争论。顺治十七年六月初九，都察院遵谕就裁冗裕饷之事奏称：直隶各省，自差巡方以来，未能即致地方宁谧，民生安遂，每年一遣，诚觉徒劳，请停止巡方之差，俟二三年后，选择重臣，差往巡察。其御史额数六十员，除六道与京畿道及光禄十库，需用人员应留外，其余应行裁汰。《清世祖实录》第137卷第12页。
　　巡按，多由都察院的监察御史担任，某些都御史也曾当过巡按，遣派巡按，是都察院行使纠察职权的重要手段，是体现本院权势的极好手段，也为都察院堂官满汉左都御史以及满汉左副都御史、汉左佥都御史交结权贵，显示威严，扩大影响，以及干预地方政务与收受贿赂，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他们怎会做此损伤自己的事情?显有秘密内幕和深刻的政治背景。
　　翻开《清世祖实录》，发现了与此似有关联的两段记载，一是顺治十七年二月初二皇上下谕说：国家任务，委任庶官，必大小臣工悉得其人，乃可共襄化理，在京各衙门官员宜加澄叙，以励官常。大学士、尚书等官，俱著自陈，侍郎以下官俱著开列职名，候朕亲行甄别。过了五天，初七日，成克巩等五位大学士、吏户礼刑四部尚书孙廷铨等，各遵谕自陈乞罢，帝俱谕留任，工部尚书刘昌年迈，嘉谕后允其原官致仕。兵部尚书梁清标遭帝严辞斥责。左都御史魏裔介遵谕自陈，顺治帝对其痛加谴责说：魏裔介由科员经朕破格提拔，擢司邦宪，即当殚心竭力，秉公执法，实图报称，乃全无担当建白，裨益朝政，但知沽名钓誉，急于致高位。且身为台臣之长，御史贪黩不法，屡经发觉，岂真无闻见，曾未据实纠参，徇庇欺蒙，殊负委任，“本当拿问，严行治罪”，姑予宽典，著革去太子少保并所加一级，仍照旧供职。“以后著洗涤肺肠，尽改前非，若复蹈旧辙，定从重治罪，必不轻恕”。《清世祖实录》第132卷第2、4、5页。
　　顺治帝对魏裔介的斥责是相当厉害的，一则要魏“洗涤肺肠”，这已达到“骂人”的程度了，堂堂一位正二品“掌察核官常，参维纲纪”的大员，竟被皇上骂为肺肠污浊之人，脸面何存！二则谕言“本当拿问，严行治罪”，魏裔介差点变成阶下囚，聆听至此，岂不胆战心惊。谕旨所列魏之罪状有，一系无甚重大建言，未能裨益朝政，二为巡按御史贪黩不法，魏未纠参。魏裔介奉谕后，心里谅必十分清楚，二罪实为一罪，即失察贪黩不法之巡按，因为他并非没有建言，相反，却正是因为他颇有识见胆略，屡就大事建言，才得到万岁赏识而破格擢用。他当给事中时，竟敢直奏“督抚重臣宜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有违朝廷倚任八旗贵族大臣之方针，冒犯八旗王公大臣。他痛劾湖南将军续顺公沈永忠、福建提督杨名高贻误军机，沈因而被革职削爵，杨亦罢任。他还疏劾大学士陈之遴营私植党，致陈被解官发辽阳闲住。正是由于他多次建言，颇有见解，蒙帝嘉奖，才擢迁左都御史。
　　魏裔介谅必是从谕旨揣摩到皇上对某些巡按贪黩不法十分厌恶，拟欲改制，又降此严旨，因而促使他奏请停遣巡按。是否如此，尚难肯定，但此事必与魏之奏停巡按，有着内在的联系。当然，此举事关重大，还会有其他因素，这在都察院奏上请停巡按之疏后一月余的两派争执，可以看得相当清楚。
　　顺治十七年七月十四日，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九卿科道，遵旨会议停差御史之事。议政王、贝勒大臣主停，吏部侍郎石申等汉官主遣，各具一议上奏。经过一番争执，最后帝仍决定继续派遣御史巡方，坚持了巡按之制(详见后述满汉关系)，再一次充分体现了少年天子福临惩贪安民的决心。叶梦珠在其《阅世编》《官绩·秦世祯》中写道：“自世祖章皇帝亲政而后，洞悉万方之弊，惟赖巡方之官，先简廉能以清其源，特假事权以重其任，大僚而下，一命以上，举劾之权，一以付之。”
　　第二节、整肃法纪迭罪婪臣.
　　一、惩贪简表众多墨员判罪.
　　对于整顿吏治，尤其是惩治贪官污吏，历朝帝君大抵采取两种方针，一是听之任之，或降几道谕旨，空洞讲讲惩贪的必要性，虚张声势，言而不行，或是捕治几个倒霉小官，装装样子，或是只字不提，甚至夸称官廉吏法，没有行贿纳贿贪婪之事，这是秦汉以来绝大多数朝代的基本情形。另一种方针，则与此迥然不同，一些胸怀大志欲图有所作为裕民富国的帝君，深知欲固国本，必严惩贪臣，故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如贫僧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赃至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贪官之袋，使现任官触目惊心。洪武十八年还下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故“法令森严，百职厘举”。赵翼：《廿二史记》第33卷，《重惩贪吏》。
　　少年天子福临，生性倔强，一向赞扬明太祖，亦要仿效前君，狠煞贪风。他除了多次下谕讲述“安民之本，首在惩贪”《清世祖实录》第95卷第18页。之必要性外，还身体力行，严厉督促廷臣痛治贪官，凡有奏劾婪臣者，他都立予批处。现将部分督抚司道府州县官员贪赃枉法遭惩之情，列表简述如下。
　　顺治八年至十七年惩贪简表时间〖〗案情简介〖〗出处八年四月〖〗山东分守东兖道副使刘可征，“亏损行户，掯勒平民”，革职。〖〗《清世祖实录》（以下简称《录》）第56卷第14页。八年五月〖〗福建福州兵备道郑清，“婪赃玩法”，革职。〖〗《录》第57卷第2页。八年五月〖〗漕运总督吴惟华，“贪婪误漕”，革职严讯。〖〗《录》第57卷第9页。八年五月〖〗陕西分守陇右道李永昌，“贪婪劣迹”，革职提问。〖〗《录》第57卷第12页。八年九月〖〗福建建南道曾延孔，“贪婪狼藉”，革职。〖〗《录》第60卷第5页。八年九月〖〗江南徽宁道袁仲魁，“贪纵不职”，革职。〖〗《录》第60卷第8页。八年九月〖〗浙江绍台道耿应衡，“贪黩”，革职。〖〗《录》第60卷第8页。八年九月〖〗浙江金衢严道王镛，“贪黩”，革职。〖〗《录》第60卷第8页。续表时间〖〗案情简介〖〗出处八年十月〖〗江宁巡抚土国宝，“徇庇、贪污、诸不法事”，革职严讯。〖〗《录》第61卷第2页。八年十一月〖〗湖南上荆南道王，“贪黩乖方”，革职审问。〖〗《录》第61卷第13页。九年三月〖〗江南华亭知县周世昌，“苛敛浮征”，革职。〖〗《清史列传》第79卷《房可壮传》。九年三月〖〗山东临朐知县童本胡，“苛敛浮征”，革职。〖〗《清史列传》第79卷《房可壮传》。九年四月〖〗山东平阳县知县王国柱诬陷举人孙振图通贼，“用炮烙支解等刑，惨毕多命”，处死。〖〗《录》第64卷第4页。九年十二月〖〗河南汝南道王家楫，“贪黩”，革职。〖〗《录》第70卷第16页。九年十二月〖〗宁夏巡抚孙茂兰，“贪婪刚愎，物议沸腾”，命吏部察议。〖〗《录》第70卷第18页。十年五月〖〗四川永宁总兵官柏永馥，“临阵畏缩，乾没兵饷”，革职提讯。〖〗《录》第75卷第2页。十年八月〖〗苏松巡按李成纪，“违法市恩，欲为贪官胡必泓等脱罪”，降三级，调外用。〖〗《录》第77卷第14页。十一年正月〖〗真定总兵官鲁国男，“贪淫残纵”，革职，提究。〖〗《录》第80卷第9页，第87卷第17页。十一年九月〖〗浙江督粮道李廷枢，“贪秽”，革职。〖〗《录》第86卷第10页。十二年六月〖〗吏部郎中宋学洙，“典试河南，宿娼受馈”，革职。〖〗《录》第92卷第4页。十二年九月〖〗江苏扬州府推官武赞绪，“屡向狱官逼取病呈，将监犯致毙”，从重定罪。〖〗《录》第93卷第10页。十二年九月〖〗福建兴泉道林中宝，“贪酷”，革职提问。〖〗《录》第93卷第12页。十二年九月〖〗陕西左布政使黄纪，“贪污不法”，革职提问。〖〗《录》第95卷第17页。十二年九月〖〗陕西兴屯道白士麟，“贪污不法”，革职提问。〖〗《录》第93卷第17页。十二年十一月〖〗顺天巡按顾仁，“收用积蠹，纳贿行私”，立斩，妻孥家产籍没入官。〖〗《录》第93卷第17页。十二年十一月〖〗刑部司官贺绳烈，“身系法官，交通贪墨，藐法过赃”，立绞。〖〗《录》第95卷第7页。续表时间〖〗案情简介〖〗出处十二年十一月〖〗福建布政使、户部右侍郎周亮工，“大贪极恶”，革职审问。〖〗《录》第95卷第8页。十二年十二月〖〗山西右布政使董应征，“苛派累民”，降五级调用。〖〗《录》第96卷第3页。十三年五月〖〗山西巡按刘嗣美，“侵用赃银三千五百两”，革职审问。〖〗《录》第101卷第3页。十三年闰五月〖〗河西务钞关员外郎朱世德，“多征税课入己，又侵盗库银，受贿委官”，绞。〖〗《录》第101卷第11页。十三年闰五月〖〗浙江杭嘉湖道史儒纲，“婪赃共二万二千余两”，应流徙，援恩诏赦免，革职，永不叙用。〖〗《录》第101卷第20页。十三年六月〖〗苏松督学石申，“贪淫败检”，解任听勘。〖〗《录》第102卷第7页。十四年二月〖〗犯役张雨臣侵蚀漕折银一万二十余两，按律拟绞，苏松巡按李森先以其已完纳，奏请轻减，帝斥李“身任巡方，徇纵显然”，将李革职提问。〖〗《录》第107卷第5页。十四年七月〖〗湖南龙阳县冒正宗，“奇贪异酷”，湖北道娄镇远“徇私党庇”，俱革职提问。〖〗《录》第110卷第18页。十五年八月〖〗苏松巡按王秉衡徇庇属员欺隐钱粮，且纵役扰民，革职提问。〖〗《录》第120卷第2页。十五年八月〖〗差往江南之侍卫桑阿尔寨吴巴旦，“沿途逼索贿赂”，革职、鞭一百，籍没。〖〗《录》第120卷第11页。十五年八月〖〗直隶巡抚董天机，违禁给与满兵马虎等银票，出海贸易，革职，永不叙用。〖〗《录》第120卷第12页。十五年十一月〖〗江南按察使卢慎言，“婪赃数万”，“贪酷不法”，革职凌迟处死，家产妻子籍没入官。〖〗《录》第121卷第24页，第129卷第8页。十六年闰三月〖〗山东巡抚耿，“贪婪昭著”，婪赃六千余两，革职逮问。后因病死，籍没家产。济南知府贾一奇为耿心腹，婪赃六百两，绞监候。〖〗《录》第131卷第9页，第143卷第3、14页。十六年六月〖〗山东察荒御史李腾龙，“察荒无状，悖旨殃民”，革职。〖〗《录》第126卷第18页。十六年七月〖〗湖广上湖南道吴甲周，“婪赃”，流徙席北地方。〖〗《录》第127卷第5页。十七年正月〖〗云南巡抚林天擎，“赃私狼藉”，临沅道张柔嘉、楚雄知府徐泰来、云南知府余秉衡，“俱有行贿证据”，俱革职审问。〖〗《录》第131卷第19页。续表时间〖〗案情简介〖〗出处十七年三月〖〗陕西巡抚张自德，“纳贿庇贪，苛取滥罚，招凶棍作爪牙”，“婪赃饱壑”，革职审问。〖〗《录》第133卷第18页。十七年六月〖〗河南巡抚贾汉复，“贪婪成性，秽迹多端”，革职察审。〖〗《录》第137卷第8页。
　　以上所述，主要是《清世祖实录》记载的惩贪事例，不是全部案件，但已足以表明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确是深恶痛疾，不断将他们投入法网，绳之以法，下面便从中选取若干例子，作些论述。
　　二、一督六抚因贪革职籍没.
　　此处讲一督六抚，指的是漕运总督吴惟华、江宁巡抚土国宝、山东巡抚耿、云南巡抚林天擎、河南巡抚贾汉复、四川巡抚高民瞻和陕西巡抚张自德。
　　吴惟华的祖先是蒙古人。其七世祖本名把郝帖木儿，随明成祖转战四方，永乐十年以北征功封恭顺伯，赐姓名为吴允诚，其子吴克忠袭伯爵后又晋封恭顺侯。克忠之子吴瑾死于曹钦之乱，赠凉国公。吴瑾之孙恭顺侯吴继爵，官运亨通。曾镇守两广，总领京营数十万大军。二传至吴惟英，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卒，未袭，明已亡，惟华乃惟英之弟。《明史》第106卷，《恭顺伯吴允诚表》。
　　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统军至京时，吴惟华“缒城投顺，自称应袭恭顺侯”。五月二十二日，吴惟华奏请“招抚宣大山西自劾，摄政王允其请。五月二十六日，摄政王多尔衮入武英殿，升御座，设故明卤簿，鸣钟鼓，奏乐，大学士冯铨、应袭恭顺侯吴惟华率文武群臣上表称贺。”《清世祖实录》第5卷第9、11页；《清史列传》第79卷，《吴惟华传》。
　　此时，江南未平，粮道阻绝，明总兵抚宁侯朱国弼率军驻扎淮扬，督理漕务，吴惟华于顺治元年六月十一日奏请摄政王修书，命其部将张国光带去，劝谕朱国弼归降，“俾通漕运，以给兵食”，摄政王从其议，以书招谕，朱国弼遂降清，这对缓解京师百万兵民食用困难，起了很大作用。《清世祖实录》第5卷第16页；《清史列传》第79卷，《吴惟华传》。
　　吴惟华前往山西招抚，故明代州、繁峙、崞县官将皆归顺，而其他州县大顺军所据之地，则多据城不降。吴惟华欲率兵进取，恐力弱难胜，遂上疏陈奏征西五策，请发重兵征剿，摄政王赞同其议，遣都统叶臣率军西征，“令惟华悉心襄赞”，很快就夺占全山西。吴惟华因功受封总兵，镇太原，获旨嘉奖，并令回京候用。顺治二年，“叙迎顺功”，封吴惟华为恭顺侯，加太子太保，命其招抚广东，到顺治三年五月，因廷议尽撤诸省招抚官，始还京。顺治四年，吴惟华被授漕运总督，兼户部右侍郎后又兼摄凤阳巡抚事务，加右都御史。吴惟华除督理漕运外，又一再遣兵，剿平各地“土贼”。《清史列传》第79卷，《吴惟华传》。
　　吴惟华在前明虽未袭爵授官，但公侯之家，贵胄子弟，对官场弊习久已耳濡目染，故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大肆贪黩勒索。他“任用匪人，恣意贪黩”，偏听副将毕振武、同知陈标、推官蔡国杰等人，“蠹剥欺公”。泰州、高邮遭涝，漕粮无出，知州请上奏改抄，吴不许，知州乃行贿三千两，吴便允准。废官李寓庸的家仆为盗，毙于狱中，吴惟华拘治其主，李寓庸害怕，“重赂乃释”。委署州县官，以及各税务佥差、查缉，稽核驿递，吴皆“因事受财，动辄千百”。修筑城池，他“假称率属捐助，苛派闾阎，复纵奸宄侵蚀漕粮，漫无觉察”。给事中李宾尹、御史魏同劾其营私误漕。顺治八年二十四日，巡视漕储御史张中元特上奏疏，列款参劾吴惟华“贪婪误漕状”。
　　对于这样一位率先归顺、为清效力甚多的从一品漕运总督大员，顺治帝也不留情面，谕令将其革职逮捕严讯。过了一年多，顺治九年八月十九日，刑部奏称：“原任漕督吴惟华婪赃一万一千六百余两，鞫问皆实，应论死”。帝念其投诚有功，命免死，革职削爵，永不叙用，赃追入官。《清世祖实录》第57卷第9页，第67卷第7页；《清史列传》第79卷，《吴惟华传》。
　　比吴惟华略晚一点被参劾的是江宁巡抚土国宝。顺治八年十月十二日，江南巡按秦世祯劾奏土国宝“徇庇贪污诸不法事”。这又是一起惊人大案。
　　土国宝是山西大同人，明朝已任至总兵。顺治元年，土国宝降清，以原官录用。适逢河南内黄县有“土贼”苏自兴等，土国宝奉大名道张之俊檄，同署总兵王剿擒苏自兴。顺治二年土国宝随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定江南，王令土国宝同侍郎李率泰招抚了苏州、松江诸郡，遂奏授土国宝为江宁巡抚。土国宝多次剿灭江苏各地抗清义军，为清帝效尽了犬马之劳。这位原系明朝总兵的清朝江宁巡抚，对明之弊政习以为常，一再欲行明之加派弊政。苏、松、常三府白粮，明季系佥民户输运，甚为累民。顺治五年改为官运。土国宝奏请加派说：“民户一遇佥点，往往倾家，今改官运，一切皆给于官，而经费不敷，请计亩均派运费。”摄政王多尔衮批示：“佥点固属累民，加派岂容轻议!”下部核议后，否定其请。第二年，土国宝又请加派民赋，以佐军需，复被朝廷否定。土国宝贪婪暴残，苏民恨之入骨。巡按秦世祯遂上疏弹劾土国宝“藉增造营房名，于苏州府城按纳税，敛银数万两；又逾额滥设胥役，婪取银数千两”。嘉定知县隋登云，每指富家为盗党，逼其纳银乃释，以所得贿银之一部分交纳与土国宝。土国宝之外侄左营游击杨国海，私卖私盐及硝磺，每月贡银三百两与舅父，“民间因有‘土埋金、谢土好’之谣”。顺治帝览疏大怒，命革土国宝及隋登云等人官职，加以严讯。土国宝闻讯，知难逃一死，畏罪自缢。督、按审理此案，“鞫证皆实”，追赃入官。《清世祖实录》第61卷第2、13页；《清史列传》第79卷，《土国宝传》。
　　与土国宝官阶相近的山东巡抚耿，也是一个大贪官。耿久任巡抚，顺治四年任顺天巡抚，第二年三月升任宣大山西总督，十二月罢官，十一年二月出任山东巡抚，足足坐镇山东四年多。顺治十五年十一月耿开始倒霉了。湖广道监察御史冯班参奏耿“庇贪纵恶，溺职欺君”，帝命下所司察议。第二月十五日，因山东潍县等处欺隐废藩地亩九百余顷，朝廷命降耿七级调用。过了八天，二十三日，吏部议复冯班之疏时奏称：耿“纵所属营弁肆虐地方，捏报开垦屯地及地亩钱粮”，应予革职，帝谕将耿再降三级调用。《清世祖实录》第121卷第17页，第122卷第6、17页。
　　这还只是失职之过，还未触及其贪婪本质，故处罚不算太重，但案发之日也不远了。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二十七日，山东巡按程衡劾奏耿“贪婪昭著，列款以闻”，帝怒，谕将耿革职逮问。刑部将各犯解京审理后，于顺治十七年正月十三日奏称：耿“婪赃六千有奇，鞫审真确，情罪重大，应立斩，家产籍没入官”。济南知府贾一奇为耿心腹，婪赃六百余两，应立斩。济南同知杨桂英婪赃一千五百余两，应立斩，家产籍没入官。中军张有才过付银两，潍县知县尚卿擅动库银，向耿献媚，俱应立绞。帝命下三法司核拟。《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15页，第131卷第10页。
　　过了三个月，顺治十七年四月初四，三法司复议刑部所拟之议后奏称：耿“贪婪情实，应照初议立斩籍没”。帝因耿未招，恐有出入，谕令再行详细审理确供具奏。此后，三法司两度上奏，皆按初议，帝又谕会同内大臣等“再加详审确拟具奏”。这样，一直拖延到十二月，方定下案，此时耿已病故，因此内大臣会同刑部于十二月初三奏称：耿已经病故，相应免议。贾一奇赃银太多，应拟绞监候。杨桂英贪赃千两以上，应革职，免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宁古塔。尚卿、张有才送银之事不实，应免议。《清世祖实录》第134卷第5、10页，第137卷第18页，第143卷第3页。这样的拟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是内大臣念耿已故而特予宽大，还是耿生前或死后有人为其奔走营救，致出此议，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样的判决，以耿病故而予免议，是太开脱耿了。因为此议一则并未直接断定耿是贪官，是贪污了大量银两应该受罚的贪官，再则既然免议，则刑部、三法司三次拟耿立斩、籍没，耿现虽死去，可以不立斩其首，但其家产为何不照前议籍没，而予免议?显系刑部畏惧内大臣权势，不得不附和内大臣开脱耿之建议。
　　但是，内大臣们可能低估了皇上的聪睿，没有想到这种以援引病故免议的一般套语的方式，来庇护耿(至少是在客观上起了庇护的作用)的手法，会被少年天子识破。顺治帝阅疏后降旨批示：“贪官本身既经流徙者，免其家产籍没，今耿未经流徙，病故，应否籍没家产，署再行确议具奏。”《清世祖实录》第143卷第3页。帝之此旨，字数不多，但对内大臣们提出了两个重大的难以回避的问题，即：耿是否贪官?其虽病故，应否籍没?帝旨虽命内大臣们再行确议，但实际上已透露了帝对此事的结论倾向，即耿是贪官，理应籍没，只不过是念内大臣他们日侍左右的情分，留点面子，没有直接说他们拟议欠妥而已。
　　内大臣们不可能体会不到皇上此旨的含意，赶快取消原拟，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会同刑部奏称：“贪官未经流徙身故者，家产例不籍没，今耿身系巡抚，不思尽心报国，赃私累累，情罪重大，除耿妻子外，家产仍应籍没入官，余俱照前议。”这一拟议，正式给耿定了“赃私累累”的贪官罪名，将其家产籍没入官，符合皇上惩贪安民的旨意，故顺治帝批准其议。《清世祖实录》第143卷第14页。他还以宁夏巡抚黄图安曾保举贪官济南府知府贾一奇，而将其降五级调用，作为“贪赃连坐”之例。《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29页。
　　与吴惟华、土国宝、耿的结局颇为不同的是云南巡抚林天擎、河南巡抚贾汉复和陕西巡抚张自德。林天擎原为牛录章京，顺治十一年二月升任湖广巡抚，十三年九月降调，十一月任吏部理事官。顺治十五年十二月清军平定云南，经略洪承畴奏请委任林天擎为云南巡抚，帝从其请，于顺治十六年正月派林上任。但是，不到一年，洪承畴便发觉荐举非人，于十六年十月上疏，列举罪款，劾奏林天擎“扰驿剥军，政令乖张”，帝将其疏下所司察议。过了两个多月，顺治十七年正月，洪承畴再次上疏奏称：“臣前疏参天擎乖戾情状，今复廉得其种种秽迹，谨列款参闻，祈敕部察议。其临沅道张柔嘉、楚雄知府徐泰来、云南知府余秉衡，俱有行贿证据，应行提审。天擎旧役李以楫，委署县丞，尤属冒滥”。洪并奏自己“保举非人”，不敢辞咎。《清世祖实录》第129卷第9页，第131卷第19页。
　　洪承畴这两次劾疏，显然经过多次思考，颇有冒险精神。按常规说，此时洪是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蒙帝授以总督军务粮饷大权，“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粮饷听其调拨，一应抚剿事宜，不受中制，事后报闻”。这样一位总管五省军政事务的经略大学士，劾奏一个云南巡抚，有何难处，不过是易如反掌之事，何必要反复思考冒险而行?但是，常规归常规，特殊就是特殊。此时洪承畴虽是一品大学士，三公之一，是位极人臣的宰相，且掌有经略云贵五省兵权，曾被皇上特殊宠信，但那毕竟已是往事，由于他不愿早日进取云贵，已招致满洲大臣怀疑，圣宠亦已渐移，而这位林天擎，虽系其属员，但后台很硬，有统辖精兵数万骁将如云的平西王吴三桂为其撑腰，林是吴之部下，所以林才能历任湖广、云南巡抚。洪若劾林，必定开罪于吴三桂，如果吴三桂从中阻拦，皇上可能念吴之功和势，林天擎未必能劾倒，即使林被一时惩治，吴必心怀不满，待几个月后洪承畴离滇回京时，吴三桂完全可以利用镇守云贵的权势，找几条或编造几条洪在任时的过失，参洪一本，那时，一位权势尽失的闲员洪承畴，怎能与威震天下权大势强的平西王相抗衡，岂不是自取灭门之祸。
　　这些恩怨得失祸福荣辱，曾在宦海中泛舟四十载的洪承畴，不会不知道，不会不深思，然而，他仍然上了劾疏，且两次弹劾，必将林天擎参倒，这是为了什么?对其内心想法，固难知悉，但也可能是因洪承畴良心发现，要在卸任之时，为民为国做件好事，故而如此冒险吧?这件事对顺治帝来说，也比较棘手，真办，对平西王不大方便，脸面上难堪，而平西王是为皇上捍卫西南的唯一倚任者，恐于军务不利；不办，违反察吏安民惩贪安民方针，且若纵容一个林天擎，必然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乃至几十个林天擎，那么十年整顿吏治狠煞贪风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权衡利弊轻重，顺治帝下了决心，降旨批示：“据参，林天擎赃私狼藉，著革职，张柔嘉亦著革职，徐泰来、余秉衡、李以楫俱著革任，并本内有名人犯，该督会同平西王质审追拟具奏。卿不必引咎。”《清世祖实录》第131卷第19页。
　　林天擎虽被革职审理，但他未必胆战心惊，因他知道主子会为他说话的，有平西王在，就有他林天擎的官。顺治十七年十月洪承畴以目疾奏准解任，还京后闲住，十八年正月顺治帝福临去世，皇三子玄烨继位为君，四月二十七日洪承畴乞休，被辅政大臣允准。过了一个多月，六月初二，朝廷便授林天擎为延绥巡抚。康熙元年九月裁革延绥巡抚这一官职，林天擎立即转任南赣巡抚。康熙四年五月裁凤阳、宁夏、南赣巡抚，林天擎赋闲，过了一年多，又升官了。康熙七年正月九卿科道会推云南巡抚时，以林天擎为正，以通政使李天裕为陪，显然他们是考虑到平西王的意愿，或者也可能是平西王进行了活动。这种会推，一般情况是会被皇上允准的，不料，这次却有点例外。康熙帝玄烨降旨说：“林天擎系平西王下人员，见今王住云南，林天擎不应推此缺，著李天裕为云南巡抚。”《清圣祖实录》第25卷第3页。这是因为朝廷已在陆续裁抑平西王吴三桂的权势，怕他的属下人员担任云南巡抚时，会唯王之命是听，闹分裂割据，故打破常规，改授作陪之人为巡抚。当然，清廷也不会就此而将林天擎搁闲，跟平西王公开过不去，还需对其笼络，故授林天擎为湖广巡抚。到了康熙九年七月，林天擎上疏，以病乞休，康熙帝批准其请，命以原官致仕。《清圣祖实录》第33卷第24页。
　　林天擎究竟有无贪婪?是否贪官?洪承畴对林的弹劾是否有据?顺治帝将林革职是否正确?尽管《实录》《清史列传》没有直接的记载，而且看起来好像洪的劾参无有实证，林才革而复起，久任巡抚，可是，《清史稿》的一段记载，却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确证。康熙十一年，以直言著名的左通政任克溥论述吏治松弛贪污尚行时，举了一个例证，即“嘉鱼知县李世锡告湖广巡抚林天擎索贿”。《清史稿》第264卷，《任克溥传》。这一例证有力地说明了林天擎确系贪臣，洪承畴对林的疏参是有根据的，顺治帝将林革职是十分正确的，只是由于林之官运甚好，有主子平西王吴三桂撑腰，朝廷又对吴百般优待和迁就，林天擎才能逃脱法网，革而复起。
　　与林天擎的结局有些类似之处的是张自德与贾汉复两位巡抚的革而再起。张自德于顺治十六年三月出任陕西巡抚，仅过一年，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刑科给事中金汉鼎即疏劾张自德“婪赃饱壑，各款炳据，请严加处分，以为贪黩戒”。顺治帝览疏后十分恼怒，降旨批示：“所参张自德婪黩事款，殊可骇异，著解任，严加察议具奏”。四月初二，刑科给事中谌名臣又劾奏张自德“纳贿庇贪，苛取滥罚，招凶棍作爪牙等事”，下所司一并严察议奏。四月十三日吏科都给事中孙光祀参奏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徇私党庇时，又以其庇护张自德为例说：“更可异者，陕西巡抚张自德，婪暴之状，人人传之，裔介任宪臣之长，兼访督抚按贤否，是其专责，而坚为庇护，不以上闻”，原来魏“为其同乡同年洮岷道佥事刘澍，曾私托自德，俾为照管，因此箝口不言”。魏裔介遵旨回奏时，承认曾为刘澍写过一封信给张自德，但辩称并未庇护张，而是也上疏劾张贪婪。④《清世祖实录》第134卷第11、12、16页；第21页。吏部议复两位科臣之劾疏时奏称：张自德“已经奉旨革职，其贪婪事款并有名犯证，应敕该督按严察具奏，以凭议复”。顺治帝降旨批示：原参张自德贪婪款内有名犯证，“著刑部差员役提解来京，严行究拟具奏”。④一位巡抚连遭三位给事中和一位左都御史劾奏，皆言其贪婪不法，甚至劾其“婪暴之状，人人传之”，致被皇上革职解京审问，应该说是罪证确凿，不是虚参，张自德要籍没诛戮了。不料，皇上驾崩，新君继位，辅政大臣主持朝政，张自德也就祸去福来，从阶下囚一跃而为二品封疆大吏。顺治十八年十一月，陕西巡抚张奏称，原参张自德婪贪各款，“俱无凭据”，辅政大臣降旨复其原官，不久转任河南巡抚，一直到康熙七年十一月才休致。这位为张自德翻案的陕西巡抚张，并非贤臣廉吏，就在他上疏庇护张自德之后两个多月，康熙元年二月初七，吏部遵旨甄别各省督抚时，郎廷佑等十一位督抚俱留任，而张却“降一级调用”。可见，张自德之革而复起，并非其受诬陷，并非言官无凭胡参，也不是顺治帝错下谕旨革其官职，而是大有文章，至少他沾了辅政伊始大释罪臣之光。
　　河南巡抚贾汉复之情，亦与此类似。顺治十七年六月初五，刑科给事中姚启盛劾奏：“河南巡抚贾汉复，贪婪成性，秽迹多端。”下所司严议。七月初九吏部议复此疏时奏称：“刑科给事中姚启盛劾奏河南巡抚贾汉复出身卑鄙，行政秽污各款”，吏部难以悬议，应解汉复任，敕总河并该省按臣严察具奏，以凭议处。顺治帝批示：“是。依议严行。”《清世祖实录》第137卷第8页，第138卷第6页。
　　这个贾汉复，何许人也，为何姚启盛劾其“出身卑鄙”?观其全貌，方知贾乃降将。贾汉复是山西曲沃人，明朝时任至副将。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南征时，贾诣军门投降，随从入都，隶正蓝旗汉军，十年授佐领，从此官运亨通，十二年迁都察院理事官，管京畿道，十三年擢工部右侍郎，十四年改兵部左侍郎，出任河南巡抚。贾汉复效力朝廷，辖束兵民，阻挡郑成功兵入境，功劳不小。十五年九月他又疏报清察出官民自首地及开垦荒地九万余顷，每年增收赋银四十万零八千余两。在年缺巨额兵饷的时刻，一省能增钱粮四十万两，当然对朝廷缓和财政困难裨益不小，故顺治帝嘉其“实心任事”，下部优叙，于十一月议定，加其兵部尚书衔。《清世祖实录》第120卷第18页，第121卷第18页；《清史列传》第78卷，《贾汉复传》。然而，这位被帝赞为“实心任事”之能臣，竟被言官劾为贪婪之臣。顺治帝并不因自己曾嘉奖贾汉复而讳过偏袒，照样执行惩贪安民的方针，将贾革职审办。
　　可是，当此案正在审理时，顺治帝病故，辅政大臣当政，此案便松弛下来，不久仅给贾汉复定上“垦荒缘坐令民包赔”钱粮这一条罪状，其余诸罪一概不了了之，据此本应降调，又援恩诏赦免，至于康熙元年，重新起用，补授陕西巡抚，直到康熙七年正月才召回京师，欲另授他职。未及补官，贾汉复病故，赐祭葬如例。是贾汉复未曾贪污遭受言官诬陷被帝误革吗?看来不像，因为，这位堂堂封疆大员竟“曾馈内监银”。《清史列传》第78卷，《贾汉复传》。当清初财源枯竭入不敷出官俸常欠之时，每年俸银只有一百五十二两的贾巡抚，哪有多少银两向太监行贿?行贿的目的又是什么?不贪不婪之官何需向人行贿?可见，言官之劾未错，顺治帝将贾革职审办亦未错，只是贾汉复同张自德一样运气较好而已。
　　另一位巡抚高民瞻的结局，就与林天擎、张自德、贾汉复不一样了。高民瞻于顺治十四年九月出任四川巡抚，过了三年多，被四川上川南道高毓苕讦告其劣迹多款。平西王吴三桂遵旨查问后，于顺治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奏称：高民瞻在重庆时，夔门反清武装来攻，高弃城逃遁，又收受伪总兵郝承裔缎匹鞍马金银酒器等物，已经查实。其余各款，待拘提质审后，方能获得确证。顺治帝览疏后批示：高民瞻弃城逃遁，收受郝承裔马匹等事，“大干法纪”，著革职提解平西王处，严察从重治罪。《清世祖实录》第138卷第10页。这位二品大员从此便成为阶下囚了。
　　此外，顺治九年二月担任宁夏巡抚的孙茂兰，于十二月被左都御史房可壮等劾其“贪婪刚愎，物议沸腾，不宜膺节钺之任”，帝命吏部察议，终于在十一年二月被罢任。《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18页。直隶巡抚董天机违禁给予满洲兵丁马虎等银票，出海贸易，被帝谕令革职，永不叙用。《清世祖实录》第120卷第12页。
　　总加起来，在顺治八至十七年的十年里，因贪被帝革职审理的巡抚竟多达八员，约占全国巡抚总数的二分之一，这表明顺治皇帝福临确实在察吏安民上花了很大工夫，惩贪安民之决心相当大。
　　三、臬司凌迟侍郎论斩监候.
　　顺治年间贪婪官员遭受惩办最为严厉者，莫过于被处以凌迟极刑的江南按察使的卢慎言。顺治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升了八位司道官员，其中升迁最好的是名列八人之首的卢慎言，他从四川川北道参政升为江南按察使司的按察使。《清世祖实录》第106卷第13页。所谓升迁最好，根据有三，一系所升之职官品最高，卢由从三品的川北道参政升为正三品的按察使，其余或由正四品升从三品，或由从四品升正四品从三品。二是升任之职官衔最大，只有他一人升为全省方面大员之一。按察使，“掌振扬风纪，澄清吏治。所至录囚徒，勘辞状，大者会藩司议，以听于部院，兼领阖省驿传。三年大比充监试官，大计充考察官，秋审充主稿官”，是主管一省司法之大员，一般称为“臬司”。三是地点最好，此时的江南省乃系江苏、安徽二省合并而成，是全国财赋重地，由一个区区四川川北道一升而为管辖原江苏、安徽二省的江南省按察使，实际上升了好几级，尤其是就聚敛银钱来说，这是任何省的按察使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卢慎言为什么受到朝廷如此重视，《清世祖实录》未言其因，大概是由于政绩卓著，或朝中有人，或其钻营有术吧。但是，福兮祸所伏，升迁要职，荣获美差，虽是好事喜事，但处理不当，时运不佳，也可能演变为坏事，甚至招来杀身人祸，卢慎言之死，即系明证。
　　顺治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宁巡按卫贞元上疏，参劾卢慎言“婪赃数万，其父傅与弟二济恶实迹，并私馈贞元银八千两”，列其罪状上奏。顺治帝批令革卢慎言职，连其父卢傅、其弟卢二及携带赃物，“严拿来京，审拟具奏”。《清世祖实录》第121卷第24页。帝又谕刑部：前江南巡按刘宗韩，违例特荐卢慎言，刘“荐此奇贪异酷之人，显有受贿徇私情弊”，著即将刘宗韩革职，提解来京，“严刑详审，拟罪具奏”。《清世祖实录》第123卷第5页。
　　卢慎言顽抗狡赖，且诬陷反咬卫贞元及承问官员，刑部审实后奏称：“卢慎言贪酷诸不法事，鞫审皆实，且诬噬原参承问各官，理合严惩，以示炯戒。卢慎言应即凌迟处死，家产并妻子籍没入官”。凌迟处死，乃极重之刑，一般贪官，皆拟“斩监候”，或立斩立绞，或发遣边外，极少处以凌迟。顺治帝以安民为重，痛恨贪官，降旨批准此议，于是曾经威震江南省的司法最高官僚卢慎言，就因“奇贪异酷”被处以罕见的极刑，遗臭万年了。《清世祖实录》第129卷第8页。
　　顺治帝还严厉惩办举荐、徇庇及助纣为虐之官，将刘宗韩杖责四十大板，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革江宁巡抚张中之职，以其徇庇所属贪婪按察使卢慎言，不行劾奏。江南右布政使王无咎在开报计册时，与卢慎言“互举卓异”，帝面问王无咎有何徇私情弊，王不承认，帝怒，令革其职，命阁臣会同刑部“严加刑讯，反复诘问”，王无咎始理屈词穷，承认有徇私之罪，帝乃予赦免，复其原官，谕吏部、都察院将此事传谕天下来朝官员，使大小官员体帝此心，奉公守法，洁己爱民。宗人府府丞董国祥受卢慎言嘱托，“分送金银”，本应处死，因在访查之时自行出首，未及分送，乃免死革其职，流徙尚阳堡。《清世祖实录》第123卷第8、21页，第125卷第10、19页。
　　对于江宁巡按卫贞元，帝特予嘉奖，降旨赞其“拒贿参奏，深可嘉悦”。都察院在卫贞元任满时予以考核后奏称：卫贞元“实心兴利，竭力厘奸，特参大贪臬司卢慎言，奉有拒贿参奏，深可嘉悦之旨，可谓克尽乃职，拟加一级，回原衙门办事”。帝阅后批示：“卫贞元洁己发奸，不负任使，著与内升，后不为例”。《清世祖实录》第134卷第9页。
　　与卢慎言同系贪污大量银钱之婪臣侍郎周亮工，其案情与结局却又有所差别。周亮工，河南祥符人，为人机警，自负奇才，熟读各书，广交文友，当生员时即声誉日著，明崇祯十三年中进士，授山东潍县知县，据城坚守，力敌大顺农民军，擢御史。清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下江南，周亮工诣军门降，被王授以原官招抚两淮，寻授两淮盐运使，顺治三年擢布政司参政淮扬海防兵备道，四年迁福建按察使，六年转福建右布政使，八年署左布政使，十年升左政使，前后在闽八年。顺治十一年周亮工入京，授左副都御史，十二年疏陈闽海用兵机宜，建议进攻厦门，增设水师，又请斩郑芝龙，停招抚郑成功，决意进剿，寻升户部总督钱法右侍郎。
　　周亮工降清从政十年，为清朝政府稳定地方秩序，镇压抗清武装，立下了不小功劳，有人称其“靖大乱者六，如永安之招曾省也，建宁之馘陈和尚也，延平之剿吴赛娘，邵武之缚耿虎也，而守清漳，保泉州，活十四寨，功最巨”。《清代碑传全集》第10卷，林佶：《名宦户部右侍郎周亮工传》。然而正当这位被某些人誉为文武全才政绩卓著的布政使、右侍郎周亮工，却在官运亨通即将大用之时，被人将其贪婪本相全部揭露出来。
　　顺治十二年五月十六日，闽浙总督屯泰上疏，参奏周亮工“欺君虐民，大贪极恶，列款以闻”。帝命周亮工回奏。《清世祖实录》第91卷第16页。七月初二，周亮工遵旨回奏，逐款陈辩。顺治帝降旨批示：“知道了。周亮工解任候勘。这辩款情节，著该抚按详察确议速奏。”十一月，帝又谕吏部刑部：“周亮工被参一案，犯证俱在福建，若不质审，无凭结案。周亮工著革职，发该抚按质审定拟具奏。”《清世祖实录》第92卷第13页，第95卷第8页。
　　周亮工尚未到达福建之前，福建按察使田起龙等“据证佐定谳，谓亮工得赃四万余两，应拟斩籍没”。周亮工到福建后，坚决否认。巡抚刘汉祚怀疑推官田缉馨等“受贿徇情”，将他们逮送刑部。
　　正当周亮工要遭杀身之祸时，使他免难的大好机会来临，顺治十三年八月，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率军数万攻陷闽安镇，焚掠南台，进围福州，城中仅数十骑兵，势甚危急。业已于闰五月以病奏准解任但尚未成行的福建巡抚宜永贵见势不妙，知周亮工“长于杀贼”，遂从某些士民之请，将周从狱中放出，委以守卫西门之任。郑军“焚掠四郊，火光照耀城中且数日”，聚众猛攻西南隅，钲鼓声惊天动地。周亮工亲坐射鸟楼，指挥守御，且“手发大炮，击歼渠帅三人”，杀敌无算，郑军收兵，城得未失。巡抚奏述此事，兵部以周亮工系革职质讯之人，未准叙录，但此事谅已为皇上所知。故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初三，刑部就周亮工案奏称“周亮工被参各款内，审实赦后赃银一万有奇，情罪重大，应立斩，家产籍没入官”。承问官按察使程之、推官田缉馨以及有关审问官员卢国龙、王仕云、吴琪滋、孙开先，“徇情将赃银豁免”，除程已卒外，“田缉馨等俱应拟绞监候”，连程之一起，家产俱行籍没入官。帝命三法司核议。《清世祖实录》第130卷第2页。
　　顺治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三法司议奏：“周亮工赃私逾万，法不可赦，应如前拟立斩，籍没。”承问官田缉馨等，一拟绞监候，一拟杖不准赎。其余俱照前议。帝阅后降旨：“受贿徇情，皆法无可贷，此案前后口供，参差不一，且两议轻重悬殊，何以惩戒贪私。事关重辟，著再严加详审确议具奏。”《清世祖实录》第132卷第20、21页。尽管周亮工拒不承认，但四月三十日，三法司遵旨复审后仍然奏称：周亮工一案，“仍照前拟立斩，籍没”，承问官田缉馨等，“瞻徇情面，应拟绞，家产一并籍没”。帝降旨批示：“周亮工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家产籍没。”田缉馨、王仕云、吴琪滋俱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俱依议。《清世祖实录》第134卷第22页。
　　顺治帝之批示虽云“依拟”，即依从三法司所拟，但实际上并非“依拟”，因三法司所拟乃“立斩”周亮工，而帝旨却说“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亦简称“斩监候”，两者之间，差别甚大。“立斩”，是十分严厉的惩罪，且表明皇上对此事的看法是坚定不移的，没有任何转圜改变余地，而“斩监候”，却有很大的灵活性，往往是监而不斩，而且不少犯官从“斩监候”变为遇赦出狱，重新起用，甚至擢任更高贵更重要的官职。顺治帝为什么要如此手下留情，显然与周亮工坚守福州保全危城有关。在当时能抵挡郑成功军队之将领，实在太少，若郑成功当时打下福州，将会严重威胁清廷在南方的统治。周亮工为朝廷立下这样大的功劳，若因贪取万余银两而斩首，恐难收服降臣之心，降臣之中，有几个不贪污的?但若不处治，又有碍惩贪安民方针的执行，故顺治帝作出了这样可以两全其美的决定，既惩贪安民，又法外留情，给周亮工留下东山再起免被斩首的机会。
　　果然，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少年天子福临病故以后，辅政大臣即传谕吏部：“周亮工被劾原案，既多属中虚，前宜永贵疏叙亮工在闽守城独当射鸟楼一面，击死贼渠三人，应否量授职衔录用，尔部会同刑部确议具奏。”康熙元年，部议恢复周亮工佥事道职，起补山东青州海防道，康熙五年调江南江安粮道。
　　以周亮工守城有功，予以恩赦和起用，未尝不可，但若说其贪婪是冤案，是“多属中虚”，则未免太为过分，照此说来，福建巡抚刘汉祚及三法司都是冤枉好人了，顺治帝也就成为不明是非错罪贤臣的昏君了。辅政大臣此谕，可以说是欺君蔑君。周亮工虽不承认，但贪婪之事并不能因此而消失，刘汉祚、田起龙等“据证佐定谳”，断定犯有贪污罪的结论，是符合实际的，就在周亮工复任道职之后，他仍然不改旧习，继续贪污，致于康熙八年被漕运总督帅颜保劾其“纵役侵扣”，被革职逮问论绞监候。《清史列传》第79卷，《周亮工传》。可见，顺治帝之惩处周亮工，是完全正确的。
　　四、徇情庇贪四部堂官遭惩.
　　刑部、吏部、户部、兵部、三法司在审理议处贪案时，大体上是贯彻执行了皇上惩贪安民的方针，但由于各种原因，有时也染上了徇情庇护甚至收纳贿银的旧习，一些案件审议不当，以致遭到少年天子惩罚，任珍、朱世德两案，即系二例。
　　三等子任珍在兴安总兵官任上，因妻妾与人通奸，十分愤怒，私行杀死多人，惧事发觉，遣家人到京行贿兵部刑部官员，从而引发了一场波及甚广的大案。
　　这位任珍，并非等闲之辈，而系曾经威震陕西为清立有大功的一员战将。任珍，河南宜阳人，明季任至副将，驻守河州。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追击大顺军李自成于陕西，任珍自河州歼灭大顺军士卒，收文武伪敕来降，以副将衔隶总督孟乔芳标下。顺治三年贺珍等反清武装进攻西安，孟乔芳命任珍守城西门，“鏖战八昼夜”，敌兵乃败退。不久，任珍又偕他将攻剿蒲城、兴安，皆胜，叙功，赐冠服、鞍马、金币，令赴部擢用，总督请留任珍署固原总兵，第二年授兴安总兵。任珍竭力效劳，顺治四至七年的四年中，大小数十战，击败和擒斩敌将胡受宸等多员，为安定陕西立下大功，被晋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封三等子。顺治九年，任珍以疾奏准解任还京，并疏请入旗，朝廷允准其请，编隶正黄旗汉军。
　　顺治十年二月，原先任珍向兵刑二部行贿之事被发觉，下法司勘问。刑部拟议：兵部侍郎李元鼎应绞，金继城应革世职，籍没一半家产；兵部尚书明安达礼，侍郎觉罗阿克善，启心郎科尔可代、祝万年、高登第，理事官萨赛、卜兆鳞，应革世职、革任、赎身；刑部尚书刘余应杖一百，徙五年，革职，永不叙用。任珍应革世职，赎身。顺治帝降旨批示：李元鼎免死，徙五年，杖一百，折赎。金继城革世职一半，解梅勒章京任，解兵部侍郎任赎身。明安达礼、阿克善、科尔可代、祝万年、高登第、萨赛等，俱革一半世职，解部任。卜兆麟降三级，调外用。刘余革职，杖一百，折赎。任珍革一半世职，降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清世祖实录》第72卷第13页。
　　不久，刑部又审理任珍的家婢讦告主子案件。任珍家婢首告主人犯罪受罚后，“家居怨望，出言不轨，并指奸谋陷诸丑行”。刑部审讯，任珍虽对重大情节俱不承认，但刑部最后仍然奏称：“任珍应论死。”帝降旨批示：任珍曾立大功，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著刑部将此本兼写满汉文，会集九卿、科道并新入旗之阿达哈哈番以上官员，再行定拟具奏。会议之后，刑部满汉官及九卿、科道等衙门的满洲官员，俱赞同原拟，任珍应论死，而汉官大学士署吏部尚书事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左都御史金之俊等二十七人，却以任珍不承认，不能“止据告词定罪”为理由，不同意刑部原拟。顺治帝大怒，斥责陈名夏等汉官“溺党类而踵敝习”，分别予以罚俸、降级处分。最后，帝以“任珍曾立军功”，免其死，徙置辽阳，仍令其子任弘祖袭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6—9、13页；《清史列传》第79卷，《任珍传》。
　　顺治十三年二月又发生了朱世德案件。河西务分司员外郎朱世德亏空额税一万三千余两，有人又讦告朱“多征侵盗”，事未审理结案，户部便将缺额银两援赦议免，吏部亦照此议复，朱世德眼看着就要逍遥法外万事大吉了。不料，少年天子阅过吏部、户部奏疏后，发现了问题，缺额如此之多，可能有弊，遂命都察院察议。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都察院议奏：“朱世德应革职，交刑部审拟。”帝因此严厉斥责刑部官员，如此大弊，不行察核，令刑部回奏。吏部户部以人犯未提到为理由辩解。顺治帝再次对其严厉斥责说：尔部考核司官，务宜秉公详察。朱世德缺额既多，又经告发，尔等不严行确察，乃以人犯到日另结为辞，“含糊引赦，代为出脱，情弊显然”，此回奏殊属支饰，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从重议处具奏。过了几天，帝又召吏部尚书王永吉、户部尚书戴明说等，“责其轻出朱世德之罪”。《清世祖实录》第98卷第13、14页。
　　在皇上严旨指导下，顺治十三年四月初二，议政王大臣会同九卿、詹事、科道等议奏：吏部户部尚书韩岱、戴明说，侍郎宁古里、苏纳海、白色纯、袁懋功、毕立克图、海尔图、王弘祚、额尔德、朱之弼，启心郎费齐、苗澄、韩世琦、巴格、曹邦，理事官木成格、达都、杨雀祥，副理事官朱成格、马尔济哈、吴努春、金光祖，郎中马光裕、严我公，主事张新标等，“各拟解任削职有差”。帝降旨批示：尚书韩岱革任，削太子太保、镇国将军品级。侍郎毕立克图、额尔德俱革任，并革一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世职。侍郎海尔图革任，并革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罚俸一年。侍郎宁古里、苏纳海、白色纯，俱革任。尚书戴明说降四级调用。侍郎王弘祚降三级，留任。侍郎朱之弼、袁懋功各降三级调用。其余启心郎、理事官、郎中、主事等官，分别留任革世职、罚俸降调。随后又将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郎球革去少保，解尚书任，朱世德“多征税课入己，又侵盗库银，受贿委官”，予以处绞。《清世祖实录》第100卷第1、2、3页，第101卷第4、11页。
　　由于一位四品员外郎贪婪之议拟不当，而导致吏户二部三位尚书六位侍郎革任，三位侍郎降级留任和外调，一批司官受惩，确可算是震惊朝野的大事，可见顺治皇帝福临贯彻执行手定的惩贪安民方针是何等的坚定！
　　五、总兵革职钦差巡按枭首.
　　顺治帝亲政以后，官阶二品的总兵被革职惩处的有好几位。如像天津总兵官甘应祥，“擅拨骑兵，送子往寿春娶妇”，被顺天巡按董国兴劾奏后，奉旨革职逮讯。③《清世祖实录》第120卷第12页；第15页。山东临清总兵官、三等子路有良，收受李文仕贿赂，给与用印令牌，私纵其贸易经商，被帝谕令革职逮讯。③四川永宁总兵官柏永馥，“临阵畏缩，乾没兵饷”，被四川巡按郝浴疏劾，帝命将其革职提讯。《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2页。但是，这几桩案件，还比较简单，涉及面不大，而真定总兵官鲁国男之“贪淫残纵”案子，却比较复杂了，因为他不是一般的总兵官，而是为清朝效力起了相当作用的明朝降将。
　　鲁国男是顺天大兴人，任明昌平副将。顺治元年清朝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统军进攻山西大顺军时，鲁国男诣军门降顺，被委署总兵官。二年正月随大同总兵姜击败大顺军高一功于保德、宁武，攻占其城，又随征陕西，攻下榆林、延安，尽据陕西，入京陛见，八月授永平中协副将，顺治四年迁真定总兵，加都督佥事。
　　鲁国男积极为清效力献策，于顺治五年上疏献计说：恒镇为京师咽喉，额设三营，辖大名、广平、顺德、真定四府。“今大名贼盗猖狂，深州、宁晋、饶阳、武强之间，土贼充斥，东路梗阻”。真定差务益繁，兵已不敷护送，若复分剿，势益孤弱。请于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各增兵一千，专将统领防剿，本属汛地，臣统精锐往来驰击，庶无顾此失彼。朝廷允准其请。
　　此时，山东曹县为“土贼”李化梗夺据，鲁国男奉命会剿，攻克其城。顺治六年大同总兵姜叛清，自称大将军，易冠服，其副将林世昌以“逆书伪檄”投鲁国男劝降，鲁国男拒降，并将书檄上报朝廷，得旨褒奖。顺治七年八年鲁国男连败山西“土贼”张五桂、王天平等，保全龙泉关，会剿山东榆园军，屡立军功，下部议叙，纪录二次。《清史列传》第79卷，《鲁国男传》。
　　这样一位死心塌地为清效力颇起作用的正二品总兵大员，能因“贪淫残纵”而被惩处吗?他的罪过，乃沿袭前明弊习，降将大抵皆有，惩罚鲁国男，难免会影响这一大批故明降将之心绪，尤其是值此战事频仍大西军反清斗争不断胜利之时，严办鲁国男，对直隶、山东、山西交界府州县的稳定，恐有不利的影响。因此，刑科副理事官张时成上此劾疏时，恐亦未必有必胜的把握。然而，以国本为重的顺治帝，却出乎某些胆小怕事者意外，阅疏之后立命有司严察，不久察实，便谕令将鲁国男革职为民。《清世祖实录》第80卷第9页，第87卷第17页；《清史列传》第79卷，《鲁国男传》。
　　使顺治帝更为愤怒的是巡按违法作奸，苛索银钱，贪婪不法。他之所以于亲政伊始即恢复御史巡方之制，并不顾八旗王公大臣的反对，而一直坚持执行此制，就是为了以他们为耳目，宣谕朝廷德意，纠参婪臣，“为民生计也”，故手定巡按差规，制定考核制度，亲自训谕出使诸臣。不料少数巡按却执法违法，“贪黩不法”，祸国殃民，这使他十分恼怒，立予严惩。
　　苏松巡按王秉衡“索诈盐法道书役等银两”，徇庇华亭知县擅用钱粮，不加查核，概准开销，各属欺隐钱粮，不加厘剔，且纵役扰民，帝谕将王革职逮讯，而刑部尚书白允谦等在审理此案时，却将王之妻子家产从轻议免，福临恼怒，降旨斥责白允谦等人说：“王秉衡贪赃重罪，原无可矜，汉官徇庇，另议求宽，其中必有情弊。白允谦等，著九卿、科道从重议罪”。九卿、科道等遵旨议奏：刑部尚书白允谦，侍郎杜立德、钟鼎，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左副都御史袁懋功，掌河南道御史于嗣登，大理寺卿朱国治、少卿张，寺丞王元曦及寺正裴希度等，“职司理刑，不能执法，乃将王秉衡一案，家产妻子另议轻免，俱应革职”。帝阅后降旨，赦免杜立德以下人员，将尚书白允谦降三级调用。《清世祖实录》第120卷第2、14页，第128卷第2、4页。
　　浙江巡按牟云龙将原被参劾之贪官赃银四万余两，“妄请脱卸，不行审追”，被革职逮问，刑部拟议处斩。三法司遵旨核议后，呈上两种拟议，一议牟云龙系钦差巡按，将贪官之赃银妄请脱卸，“虽无受贿实据，但情罪重大，应照刑部之拟立斩；一议牟之所为，恐系承问官隐匿贪官受赃原情，牟未详查，止凭详具题，请敕督抚取承问官及书办口供，以凭定拟。”顺治帝降旨批示：“贪官审实赃款，辄为出脱请销，徇庇情弊，法难宽贷。著该督抚严取申详经承员役口供，再加详审确议，画一具奏。”《清世祖实录》第128卷第10页，第137卷第8页，第133卷第11页。
　　特别使少年天子气愤的是顺天巡按顾仁的贪赃枉法。顾仁系第二次恢复御史巡方制度派任顺天巡按的。顺治十年五月，吏部、都察院议复郑亲王济尔哈朗请停巡按之疏说：各省巡按为察吏安民之官，“近者多受属员献媚，参劾无闻，应将巡按概行停止”，帝允其请。但仅过一年余，顺治帝又谕令恢复此制，并于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一，以刑部主事顾仁为顺天巡按，吏部理事官钟有鸣等为各省巡按。帝又于七月初九于太和殿召见各巡按，亲自谕告他们说：尔等既为朕耳目之官，出而代巡，务真心勤瘁，上以副朕特遣之心，下以慰众仰望之意，若“恣意行私，贪赃枉法”，致下民怨恨，断不按照前律依赃定罪，“虽银两之微，必诛无赦”。谕毕，赐茶，然后又召至左翼门，谕告他们说，过去差遣巡按，因朕严旨训谕，起初亦想勉立名节，及任期将满欲回，则“贪婪掊克者甚众”，尔等若有如此情形，定当从重议处。《清世祖实录》第92卷第1、2、17页。
　　然而，尽管天谕谆谆，耳提面命，贪婪之辈仍然听之藐藐，各行其是，顺天巡按顾仁就是这样。他一旦走马上任，立即便把令行，违旨收用旧役，索要银钱，枉法滥刑。当年九月二十五日，他上疏劾责衙役章冕说：巡按衙门积蠹章冕，“恋役十余年，罪恶显著”，近复窜身内部，令其侄冒名顶役，臣已拿发真定府推官究拟。其各县衙蠹，亦俱先后发审。窃恐此辈所在多有，请严饬内外衙门，凡窜身蠹役及由各州县潜至京师者，尽行提究，以清弊源。此疏似乎讲得头头是道，理直气壮，切中时弊，顾仁真像是一名为民着想痛恨蠹役的巡按青天大老爷。连聪睿的皇上也为其一时蒙骗，降旨批示说：蠹役窜身潜踪，狡猾可恨，章冕等著严究拟罪具奏，内外各衙门通著严行厘剔，以清蠹弊。《清世祖实录》第93卷第16、17页。
　　顾仁上此疏的目的显然有三，一是要置章冕于死地。他本因向章冕索贿未遂，怀恨在心，已将其发往真定府推官问拟，要加以重罪，如蒙皇上下旨，谴责章冕，则定能将章弄死。二是借机邀功讨赏。他这个小小四品刑部主事，若非派为巡按，焉能亲聆圣谕，荣赐龙茶，如此疏能为皇上赏识，加以褒奖，定能得获精干清廉善体圣心的好名声，今后何愁不扶摇直上，位列九卿，甚至入阁拜相。三是显示威风，便于索贿。他既将旧役章冕打入牢房，又奏请严惩蠹役，成千上万的衙役怎能不对他这位巡按大人怕之如虎，怎不争先恐后对他逢迎奉承，送上金银!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顾仁若不将章冕逼得无路可走，也就不会兔急反噬，顾仁也就不会露出马脚，遭帝严惩了。正当顾仁自以为得计而兴高采烈之时，死神降临在他的头上。十月十九日，吏部书吏章冕不知如何设法，逃出狱中，从真定府来到京师，“刎颈叩阍”，上告御状。顺治帝闻悉大惊，立命提拿顾仁等人至京，遣内大臣、大学士将众犯押齐，亲行审问，弄清了事实真相。
　　顺治帝福临极其愤怒，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三下了一道长谕，谕告满汉文武大小官员说：吏部书吏章冕刎颈叩阍，讦告顺天巡按顾仁悖旨婪赃，陷害无辜。朕前遣顾仁等巡方时，曾召至太和殿，面谕巡按职责重大，朕倚尔等为耳目手足，尔等当仰体朕意，洁己率属，奠安民生，若不法受贿，负朕委任，虽赃数无多，定行正法，又召至左翼门，再次训谕，今章冕所告，朕恐未必是实，遂命提顾仁等人，遣内大臣、大学士将众犯取齐，“朕亲行研审，节次供吐，皆经朕面鞫，具得实情”。顾仁身犯多罪。彼系巡方御史，奉敕不许用旧时蠹役，乃敢违旨收用旧役六人，悖旨藐法，其罪一也。敕令巡按察访地方疾苦，纠劾贪墨官吏，以安民生，乃顾仁违旨陷害下役，收受王士琦、章奏二人求充书办之银两，此其第二罪。顾仁索取章冕贿赂，不遂所欲，枉法责治，且不发顺天府推官审问，而远发真定府，正恐受贿事露，欲将章冕毙命灭口，此其第三罪。顾仁将衙门供事承差，违例私遣至家，此其第四罪。顾仁面承敕谕，再四谆切，辄敢背旨坏法，收蠹纳贿，“深可痛恨”。朕前谕巡按御史违旨受赃，不拘常律定罪，今顾仁不但坏法受贿，且背朕两次面谕，为日无几，藐若枉闻，即置之极刑，未足蔽辜。贺绳烈以刑部司官，藐玩国法，因顾仁系其同年，王士琦、章奏二人欲充巡按书办，送银二百两，彼即亲自援引，通同收受。章冕许送顾仁银二百两，彼又亲行作保，贪婪藐法，寡廉鲜耻，即行正法，亦不为枉。朕于满汉诸臣，视如一体，恩养均加，今汉臣负恩如此，大负朕从前爱养之意，将顾仁、贺绳烈按律重惩，以昭炯戒，使天下臣子从此洗心涤虑，共矢洁清。朕意如此，尔等大小官员其再加详审具奏。②③《清世祖实录》第95卷第4、5页；第6页；第7页。
　　过了两天，十一月初五，他又谕六科诸臣：复设巡方御史，“原为官贪民困，令其剔弊厘奸”，必操守清廉，品行端谨，方能担任以副朕意。今顾仁背旨坏法，如此匪类，由何衙门何官开送，何衙门何官准考，何衙门何官取中，著内大臣鳌拜、索尼，大学士巴哈纳、额色黑、金之俊、成克巩、刘正宗同六科都给事中严行确察具奏。②当日，内三院、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遵旨会议顾仁一案后奏称：顾仁奉命巡方，不遵皇上谆谆训谕，收用积蠹，纳贿行私，供证真确，应置重典，凌迟处死，妻孥家产籍没入官。贺绳烈应立斩。帝降旨批示：顾仁本应凌迟处死，从宽即著立斩，贺绳烈立绞，余依议。③十一月二十九日，顺治帝又就顾仁之案，对吏部、都察院下了两道上谕，再次着重指出，“国家设立巡方御史，原为察吏安民。安民之本，首在惩贪，必按臣先能以廉持己，奉公守法，然后有司有所畏惮，不敢贪婪害民”。近遣顾仁等巡方，两次面谕，令其“洁己率属，奠安民生”，否则，若不法受贿，“虽赃数无多，定行正法”。朕之属望如此殷切，谕诫如此严明，伊等即当洗涤肺肠，痛除积弊，乃顾仁辄敢背旨坏法，朕亲行审鞫情实，已经正法。“令通行天下，严加禁饬，以后各巡方御史，及巡盐、巡漕、巡仓、巡视茶马各御史，倘有似此违法受贿犯赃者，即行正法，定不宽宥。尔等即行传谕”。《清世祖实录》第95卷第18、19页。
　　不久，内大臣鳌拜等会同六科都给事中遵旨议奏：开送顾仁及准考取中之刑部右侍郎王尔禄应降六级调用，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龚鼎孳应降四级，吏部尚书王永吉应降二级留任，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今升广东左布政使曹溶应降二级，仍赴布政使任。刑部尚书刘昌、吏部左侍郎卫周祚、刑部左侍郎袁懋功，均应罚俸一年。“满官不知汉官贤否，又不识汉字，应免议”。户部左侍郎梁清标应否有罪，俟其服满之日另议。帝降旨批示：王尔禄著降五级调用，龚鼎孳再降三级用，王永吉降一级照旧管事。曹溶降一级仍赴任，刘昌、袁懋功、卫周祚各罚俸六个月，余依议。《清世祖实录》第96卷第7、8页。
　　若仅以赃银数量计算，顾仁之罪并不甚大，但他的致命之处是执法犯法，纠贪之官而犯贪婪之罪，且是悖旨坏法，违反了皇上两次面谕之禁，所以就从一个代天巡狩、口衔帝命、威风凛凛的钦差大臣，一降而为阶下囚，立即斩首。保举、推荐、允准、取中这个主事为巡按的一批尚书、侍郎也跟着倒了霉，或降调，或降罚，有损脸面。这一案件充分表明了顺治帝福临确是言出令行，决心痛惩赃官，狠煞贪风，以安民生。
　　就在斩杀顾仁之后六个月，原山西巡按刘嗣美侵用赃银之事又被揭露出来，帝命将刘革职，下刑部详鞫追拟。顺治十三年闰五月初三，刑部奏称：原任山西巡按刘嗣美侵用赃银三千五百两，鞫审得实，应照侵盗腹里仓库律，遣戍边卫。《清世祖实录》第101卷第3、11页。
　　刑部对此案的拟议，表面上似乎公正无私，依律判罪，但实则显系对刘庇护，因为，就在此之前六个月，顺天巡按顾仁即因贪婪，违犯了帝之巡按贪赃枉法，“虽铢两之微，必诛无赦”的面谕，而被立斩，那么为什么刘嗣美却可援引常律而免死发戍?难道说衮衮刑部诸官就会如此健忘！果然，这一拟议，碰了个大钉子，遭帝斥责。顺治帝降旨批示：“御史犯赃，与寻常官吏不同，此所引律例，情罪不协。朕方欲严惩贪官，尔部即当加意奉行，乃如此徇纵，殊属不合，著再详确议奏”。《清世祖实录》第101卷第11页。
　　除了以上所述诸案外，顺治帝对犯有贪婪之罪的其他大臣，亦予惩治。他亲政伊始，即下谕谴责大学士冯铨“私得叛逆姜贿赂，殊失大臣之体”，勒令致仕。工部尚书谢启光滥差多人，征收关税，加倍需索，“任意徇私，秽声盈耳，大玷官管”，将其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大学士陈名夏被处死之罪状中，亦有贪婪条款。
　　总而言之，顺治帝亲政十年之内，坚持“安民之本，首在惩贪”方针，《清世祖实录》第95卷第18页。不断地严惩贪官污吏，对狠煞贪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尽管封建社会里存在着滋生贪官污吏的政治经济基础，政以贿成，官以赀进，是秦汉以降延至明清的基本吏治形势，官贪吏酷是根深蒂固司空见惯的普遍行为，清官廉吏确是凤毛麟角。尤其是顺治年间，战火纷飞，兵饷巨万，国库如洗，差重役繁，课派盛行，前明降臣又大都分任省府司道州县官员，旧习难改，因而吏治很难整顿，贪风很难止息，但经过顺治帝十年一贯的努力，总算对贪婪之风有所抑制，吏治有所改观。顺治年间以直言闻名的都给事中任克溥，于康熙十一年任左通政时，上疏论述吏治情形说：“嘉鱼知县李世锡告湖广巡抚林天擎索贿，以此知馈遗不绝，苞苴尚行，较世祖朝有司不敢馈遗督抚，不敢轻至省会，风气迥殊。”《清史稿》第264卷，《任克溥传》。这段记述，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第三节诛杀巨恶擒斩大奸.
　　一、雷霆天威黄膘李三枭斩.
　　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二十四日，年方十四岁的少年天子福临下了一道十分奇特、震惊朝野的上谕，着重讲述号称“黄膘李三”的李应试和潘文学二人的罪行、势力及处置之法。上谕全文如下：“壬戌，谕刑部：朕惟旌善必褒硕德，除恶务去渠魁，乃有元凶巨盗李应试、潘文学，盘踞都下，多历年所，官民震慑，莫敢撄锋，今因别事发觉，朕命叔和硕郑亲王及内大臣、内院、刑部大臣公同鞫问。审得李应试，别名黄膘李三，原系明朝重犯，漏网出押，专一豢养强盗，勾聚奸枭，交结官司，役使衙蠹，远近盗贼竞输重赀，南城铺行尽纳常例，明作威福，暗操生杀，所喜者，即有邪党代为市恩，所憎者，即有凶徒力为倾害。他若崇文门一应税务，自立规则，擅抽课钱，恶侄杀人，死者之家不敢申诉，诸如此类，罪不胜数。潘文学身充马贩，潜通贼线，挑聚膘健马骡，接济远近盗贼，每次多或一二百匹头，少或数十匹头，群盗得骑，如虎生翼。且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任意兴灭，甚至文武官员多与投刺会饮，道路侧目，莫敢谁何。以上二犯，罪大恶极，举国官民人等皆言其罪当死，故将李应试、潘文学并伊子侄俱行枭斩。又蠹恶高思敬、高三、王国桢、顾麟、槐启璋、李之栋、李东明、刘文登等，或窝盗得赃，或行贿纵寇，及诸不赦罪状，俱有书信文约确据，遂一并正法。又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身为言官，反与李应试侄李天凤联宗，认为兄弟，应试恶迹盈满，举国痛恨，运长既不能剔发奸恶，复往来亲密，将天凤子李蓁冒作己子，充送官监，及事发觉，运长又不举首，仍藏匿天凤子，希图幸免。运长法不可宥，其子亦应连坐，家产亦应籍没，姑从宽典，止诛运长及李蓁，宥释运长亲子，全给家产，以示法外之恩。自今以后，凡大奸大盗，各衙门应行缉捕者，亟行缉捕，应参奏者，指名参奏，勿得徇纵，以取罪戾。内外文武大小官员，除已往不究外，如再有与奸盗往来者，事发，定行连坐，决不姑贷。”《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24、25、26页。
　　以此谕为主，结合有关史料，可以看出五个问题。其一，谕之奇特，空前绝后。综观顺治帝亲政十年里，或推前到摄政时期，甚至可以延后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的两百年里，还未发现有这样一道专指“细民”的长谕。顺治帝执政十年中，所下谕旨何止数千道，但这样多的上谕，除了讲述事件、制度外，涉及的人都是内外满汉文武百官王公贵族或天潢贵胄，以及少许烈妇义士，像这道着重讲没有任何官衔爵职的“民人”的上谕，还未见过。李应试，或者说黄膘李三，以及潘文学，不过是“细民”而已，是全国近亿人中之一二人，皇上却花了很大力气，专下长达八百字的上谕，讲述二人之事，可谓奇特之至。
　　其二，谈虎色变，官民震慑。李应试、潘文学既是“细民”，又非“细民”。说其是民，因彼无衔，不是三公九卿，也非督抚司道州县，又不是总兵副将参将游击或都统、参领、佐领，完完全全是一个百姓，即官府贱称之“细民”。说其非民，因二人势焰熏天，威赛王侯，实操生杀予夺贬升大权，即谕中所说“明作威福，暗操生杀”，“任意兴灭”，以致“道路侧目”，“举国痛恨”，“官民震慑，莫敢撄锋”。连为帝倚任官拜大学士的陈之遴、宁完我，当奉旨会同议政王大臣审问李、潘二人时，这两位大学士竟惊恐万状，“默无一语”，不敢发问。为尚书、侍郎、总督、巡抚、藩臬司道所畏惧之都察院六科十四道言官，也“畏惮”其势，“默无一言”，“不敢举发”。如此“盘踞都下”，凶焰熏天百官震慑的“元凶巨盗”，几乎成为京师之另一朝廷，此景历代亦为罕见。
　　其三，衙蠹之横，史上罕有。谕旨讲到黄膘李三和潘文学凶势之大的原因时，列举了四条：“豢养强盗，勾聚奸枭，交结官司，役使衙蠹”。四条之中，又以“役使衙蠹”为主。衙蠹也者，通常是指吏和役，而顺治帝此谕则主要是指吏，即公家掌理案牍之吏，各治其房科之事，俗称为“书办”。部院衙门之吏，又以役分名，有堂吏、门吏、都吏、书吏、知印、火房、狱典之别，或统名经承。各部尚书、侍郎及主事、郎中、员外郎等司官，往往不习吏事，一切案牍皆书吏办理，故每办一案，堂官委司官，司官交与书吏，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例写成，呈送司官，司官略加润色，上呈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基本上不予驳斥)，则此案便定了下来。堂官司官任期有限，很难久任，而书吏多系祖孙父子世代相传。且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非熟悉其情，难以从中觅得所需之例案，而无例案可援比，则难成文，此例案只有书吏才熟悉，堂官、司官罕有知其大概者。因此书吏之势甚大，地位甚高。通常是书吏称司官为某老爷，而司官称书吏为某先生，司官不敢开罪于书吏，惧其掣肘。户部书吏最多，有时多达一千余名，吏部兵部也不少。
　　胥吏既熟例案，又深谙官情，某官有何违法之事，或有为皇上及权贵不喜之言行，往往为吏所探知，私下记录，一旦某官遇逢升授之际，胥吏即可乘机挟制，索要贿赂，即或此官无有把柄，胥吏亦可故意延迟，甚至加以驳斥，使其难以补授升授官职。遇逢各省特别是军费报销，吏更可大显身手，广索贿银，不遂所欲，则多方刁难。御史许之渐曾就吏役之祸国殃民专上奏疏。他奏称：“财赋之大害，莫如蠹役，有蠹在收者，有蠹在解者，有蠹在提比者，有蠹在那移支放者，所侵累千盈万”。《清世祖实录》第121卷第13页。因此，当皇上问大学士陈名夏说：“李三，孑然小民，何以官民皆惮之？”陈名夏回奏说：“李三与各衙门胥役结纳最广，故使人皆惮之。”《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7、28页。故清人曾有“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之评论。
　　其四，清初特情，此弊始厉。有清一代，豢养强盗，勾聚奸枭，交结官府，役使衙蠹，行凶作恶之人，并非很少，但像黄膘李三这样能胁使两位大学士噤若寒蝉、言官钳口、官民皆惮者，却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是只此一家，别无他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形势，原因在于清初的奇特政局。尽管部院衙门都是满汉并用，满官权势甚大，形式上本部院之权由满官掌握，但清军刚进北京，满官不多，又人地生疏，不谙民情，甚至不懂汉语，对中原王朝治国之道尤其是衙门事务十分陌生，不知如何下手，不明做官办事之法，因此具体事务处置之权，实际上操诸汉官之手。而汉人尚书、侍郎和司官们，多曾就仕于故明，甚或曾降顺于大顺农民军，授人之柄太多，胥吏定知其过，因此，一遇李三这样能役使衙蠹的奸豪，就怕其揭露己之所短，告发于满官转奏于皇上，便会前途难卜，身家性命难保，故而三缄其口，退避三舍，不敢发其奸。当议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审讯李三时，诘问陈之遴为何不敢发问，默无一语，陈之遴回答说：李三巨恶，皇上立诛则已，否则若不处斩，则之遴必为其害，“是以不言”。《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6页，第72卷第8页。
　　顺治帝于顺治十年正月三十日问大学士陈名夏说：“黄膘李三，为民大害，诸臣畏不敢言”，陈之遴默无一语，“岂非重身家性命乎”?陈名夏讲了这样一段答语：“李三广通线索，言出祸随，顾惜身家，亦人之恒情也。今皇上日召见臣等，满汉一体，视如家人父子，自今以后，诸臣必同心报国，不复有所顾惜矣。”《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7页。这段话中的两句话最能说明汉官之地位和心情，即现在皇上相信、倚用汉官，每日召见汉官，“视如家人父子”，“满汉一体”，汉官才敢放心为官，不畏旁人诬告和劾奏，否则，虽身居高官，任至大学士，亦常恐人进谗，而失去帝之恩遇，招来杀身之祸。这就是黄膘李三能威慑汉官的主要原因。
　　其五，乾纲独断，诛霸诫臣。豢盗聚奸结官役蠹势焰熏天的黄膘李三和潘文学，虽能胁服诸位汉官老爷，震慑京师官民，杀人越货，把持衙门，横行霸道，但碰上这位性格刚强嫉恶如仇的少年天子，可就一筹莫展，只好束手就擒了。顺治帝下诏，将二人及其子侄俱行枭斩，蠹恶高思敬等亦一并正法，又指令各衙门立即缉捕和参奏大奸大盗，务将豪横巨霸痛予惩治。同时他又多次召见大学士，谈论李三的罪状，询问官民畏彼的原因，还将交结李三的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正法，以儆大小臣工。他又特对都察院六科十四道官员下达专谕说：尔等为朕耳目之官，凡官邪民蠹皆得廉实纠发，所以通壅蔽锄党恶也。李、潘之事未经发觉前，“李应试把持衙门，毒害小民，举国痛恨入髓，尔等职居言路，何以默无其言”?果属不知，已为溺职，若恶迹既著，惮于举发，养奸长恶之罪，尔等何辞！除已往不究外，尔等自思人臣事君，立身行己，一秉法度，事事为国为民，岂容曲庇奸恶，“奸恶去则民安，民安则朕心始安”。今后若再有徇庇等情，法不尔贷。尔等各宜省惕，以尽职守，乃不负朕厚望言官之意！《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27页。
　　顺治帝之诛李三，大快人心，万民拥护，感激皇恩，不少学士大臣载录此事，赞扬备至。顺治帝所说“奸恶去则民安，民安则朕心始安”为名言，他对额尔克戴青之恶仆的严惩，亦体现了这一方针和决心。
　　二、恶仆逞凶公爷庇奴削爵.
　　顺治十六年(1659)闰三月，京城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皇上之侍卫与旗奴相殴，致公爷削爵罢官，尚书、侍郎或革或罚。
　　先前，旗下家奴陈保、袁二、黑子等向刑部控告二等侍卫阿拉那酒醉后持刀砍人，刑部审理后，断定所告属实，遂转交兵部，议革阿拉那职，复交刑部议罪。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初四，刑部议奏，拟议阿拉那应鞭一百，折赎，帝允其议。《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4页。这本是一件普通案子，阿拉那虽是皇上的二等侍卫，但不应酒醉行凶，持刀砍人，万一不幸失手，将人砍死，岂不是草菅人命，暴虐残酷，理应依法制裁，刑部审议不为不妥。但此议也难免使人有些疑惑，阿拉那乃皇上之侍卫，时侍万岁，权势不小，区区卑贱家奴怎敢向刑部控告这位侍卫，常说相府家人七品官，皇上之侍卫可能会见官高一级，谁人敢惹，这几个家奴难道是吃了豹子胆不成?如若经过一些打听，疑者便会恍然大悟，原来陈保、袁二、黑子并非一般家奴，而是额尔克戴青之奴，且系其主“朝夕使令之仆”，即贴身家奴。
　　这个额尔克戴青可非平凡之辈，他乃是太祖努尔哈赤之外孙，是权势赫赫的二等公和领侍卫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四十二年前，天命二年(1617)，额尔克戴青之父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之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前来建州，朝贺太祖，太祖以亲弟舒尔哈齐贝勒之女为己女，下嫁与恩格德尔。天命九年正月，恩格德尔偕妻来朝，请率所部来归，太祖大喜，决定“厚养之”，与他盟誓赐敕。其誓词说：“皇天垂佑，使恩格德尔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而以其妻之弟兄为弟兄，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苟，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间，则天自保佑，俾吾子孙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古台吉、迹儿哈朗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德尔台吉等，命得延长，永享荣昌。”《满文老档·太祖》第60卷；《武皇帝实录》第4卷。太祖赐予恩格德尔之敕书说：除篡逆大罪外，恩格德尔夫妇所犯“一切过犯，俱不加罪”。太祖又以当时后金国中最高的官衔和世职“总兵官”授予恩格德尔，让其子孙世代袭承。恩格德尔编入满洲正黄旗，此后多次率兵从征，屡立战功，为金国——大清国的扩展强大，立下了功勋。
　　崇德元年恩格德尔去世，其次子三等甲喇章京、侍卫额尔克戴青袭父所封之三等子爵。额尔克戴青坚决拥立太宗之皇子继位，在幼君福临即位之后第八天，崇德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偕同图尔格等两黄旗二百余名大臣侍卫盟誓于天地，决心效忠新君，不与诸王结党谋逆。顺治二年额尔克戴青晋封二等子，七年三月晋三等侯。睿王多尔衮之党羽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唆使额尔克戴青归附睿王，从正黄旗转入王之正白旗，额尔克戴青坚决拒绝，遂被降为二等子。顺治帝亲政后，“嘉其持正无所阿”，特晋一等侯，授议政大臣，管銮仪卫，并擢任领侍卫内大臣，再三次晋封至一等公。顺治十年因谳狱欠妥降二等公，十四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正因为陈保是这位皇上之表兄、二等公、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的贴身家人，所以才敢告皇上之侍卫，所以刑部、兵部才相信他的控告而将阿拉那定罪，看来阿拉那是要惨遭大祸削职被辱了。然而，阿拉那是幸运的，他的冤枉马上就被平反昭雪，事实的真相竟由他崇仰的皇上亲自出来揭示了。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二十二日，即阿拉那被错误定罪之后的第十八天，少年天子给吏部下了一道痛斥大学士、议政大臣、太子太保摄刑部尚书事务的图海之上谕。谕旨说：图海辜恩谬妄，过误甚多，“如阿拉那一案，是非颠倒，情弊显然”，朕面加诘问，仍巧言支饰，不以实对，负恩溺职，殊为可恶，已经革职付部，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从重议罪具奏。②《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13页；第19、20页。
　　紧接着，他又于四月初十谕吏部：“额尔克戴青身为大臣，自当恪遵国法，钤束家仆，勿令为非，乃素不约束，以致家仆陈保等将侍卫阿拉那辱殴，且诬其持刀，擅行绑缚，欲行陷害。阿拉那系近侍官员，被额尔克戴青之仆捆缚殴辱，而伊主佯为不知，有是理乎?况阿拉那即额尔克戴青所管之侍卫，陈保乃伊朝夕使令之仆，额尔克戴青身为近侍大臣，凡他人过失犹当入告，今反纵家仆肆行无忌，诬陷近侍之臣，全无觉察，甚属不合，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从重议罪具奏。”②这两道上谕，彻底把案翻了过来。谕旨明确地指出，这是一场冤案，是行凶之人冒充原告，诬陷被辱之受害者，刑部、兵部是非颠倒，良莠不分，额尔克戴青纵奴横行，佯为不知，理应重惩。在皇上如此明察和严厉训诫下，议政王大臣、九卿、科道当然只有遵循帝旨，公正审理。
　　四月十六日，议政王大臣遵旨议奏：额尔克戴青应革少保兼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及领侍卫内大臣职，削爵，仅保留内大臣职衔，其袭父之三等子世职改令其兄弟承袭。帝允其议。《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25页；《清史稿》第229卷，《恩格德尔传》。
　　五月初三，内大臣、一等伯索尼、大学士巴哈纳、额色黑会同吏部议奏：陈保、袁二、黑子伙同众棍，肆行凶恶，将侍卫阿拉那殴打绑捆，抢夺貂褂等物，又诬告阿拉那酒醉持刀砍人，陷害无辜，情罪重大，照律均应立斩。兵部尚书，兵部、刑部侍郎、员外郎、郎中伊图、梁清标、杜立德等应分别革职降调罚银。帝令将伊图等罚银降级，陈保、袁二、黑子著三法司核拟具奏。随即三法司核议后奏准，将陈保、袁二立即斩首，黑子绞监候。《清世祖实录》第126卷第4页，第127卷第10、30页。
　　顺治帝如此痛惩凶横旗奴，严责皇亲大臣额尔克戴青，对当时满洲王公贵族大臣纵令奴才横行无忌鱼肉黎民的恶习，必会产生一定的压抑限制作用，对减轻兵民痛苦，有所裨益。
　　少年天子为什么会从批准刑部颠倒是非诬陷阿拉那的报告，改为亲自平反此案?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他亲自听到了阿拉那的呈诉，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阿拉那被革职之后，不能见到皇上，且他只身一人也无法和陈保等一群恶奴辩清事实。也许是阿拉那的伙伴们，即皇上的那批侍卫向帝奏报了真相，也许是皇上亲自出外进行了调查。结论虽难准确作出，但看来与帝之亲访不无相连。
　　因为，据被帝尊称为“玛法”的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说，他曾向皇帝陈述受官吏压迫的贫苦小民的怨恨，这种情形不久为帝“铲除”。在他奏述的几天以后，皇帝到城外打猎，一个人走到了一个村子里，“瞧见一位面容愁苦的老人，正在那里劈木柴。皇帝向他问及他的状况，这位老人以为他眼前所瞧见的是一位寻常的兵丁，所以竟向他诉说他的冤屈起来。他说：他的状况非常恶劣。地方上那位贪婪的官吏，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给劫夺了去。现在他虽然年老力衰，然而仍被逼来做这一种奴隶工作，以便借卖木柴，得以苟延残喘，而不致饥饿以死。皇帝令那位老人骑在他所骑来的那匹骡子身上，并且同他一起奔赴那位官吏的住宅。那位官吏使他的太太出来应付他们。她不知眼前的人就是皇帝，所以就向他叱骂，令他滚开，并且还拿一条棍子出来恐吓他。在这时，皇帝的侍卫就赶了过来，而这官司现在可就简单地解决了。皇帝命他的卫士把那位官吏和他的家人，登时都立地斩首示惩。这位官吏的全部财产，皇帝都赏赐了老人，并且还封他为全村之长。”魏特：《汤若望传》。
　　顺治帝还不止一次下谕，斥责满洲拨什库、庄头横行无忌，鱼肉黎民，蔑视官府，命予严惩。他刚亲政，便于顺治八年二月十九日谕户部：国家首重体统，尊卑原有定分。近闻满洲拨什库及庄头、投充人等，不守法度，罔顾尊卑，“骑马直入府州县衙门，与府州县官并坐，藐视命吏，任意横行，目中既无官府，何况小民，其欺凌鱼肉，不问可知，深可痛恨，尔部即出示严行禁止，并行文各府州县，如有拨什库人等仍前无故擅入官府衙门，及凌侮官员欺害小民者，即擒拿解部，从重治罪”。《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20、2l页。
　　虽然由于清初特殊的军事政治原因，八旗王公贵族的家奴，以及皇上之内务府包衣，仗主权势，无恶不作，鱼肉黎民的横行歪风，不会由于顺治帝的几道谕旨和惩处个别恶霸而彻底革除，但总还能起一点作用。据汤若望讲，在皇上惩处了那个欺压老人的官吏后不久，“全国的人们对于皇帝严明公道的行动，都是盛称盛道的”。魏特：《汤若望传》。
 第五章 消灭南明平定五省
　　第一节、“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一、桂林兵败定南王爷自杀.
　　顺治九年(1652)七月初四这一天，对刚亲政一年半的少年天子福临来说，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日子。因为，曾为金国——大清国的强大和清君入主中原建立了重大功勋的定南王孔有德，于这一天在广西省会桂林遭到大西军重重围困，被迫自尽了。这是一件震惊朝廷轰动九州的大事，对清政府统一全国的计划给予了重大打击，也严重地威胁了清廷在华南地区的统治。
　　孔有德并非庸帅懦将。他系行伍出身，几经厮杀，从一名小小兵士升为明山东登州步兵左营参将，于明崇祯四年叛明，后金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1633)偕耿仲明降金。天聪汗皇太极大喜，破格优遇厚赏，封孔为都元帅，耿为总兵官，统率旧部，号“天佑兵”，成为金国一支掌握火器和红衣大炮的劲旅。孔有德、耿仲明率领部下征明攻朝，屡立军功，于清崇德元年(1636)分别被封为恭顺王与怀顺王。
　　顺治元年(1644)四月，孔有德、耿仲明率天佑军随摄政王多尔衮大战李自成于山海关，乘胜追击，同年十月起，又随豫亲王多铎战潼关，克西安，下江南，军功卓著，顺治二年底，奉命还驻辽阳。
　　由于大顺军李锦等将率部数十万至南明长沙、常德，为南明永历帝之巡抚何腾蛟“招降”，南明声势大振，阻止了清军的继续南下，摄政王多尔衮乃于顺治三年八月封授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与怀顺王耿仲明、续顺公沈志祥、右翼固山额真金砺、左翼梅勒章京屯泰，“率满洲蒙古汉军官兵往征湖广、两广”，不久又命智顺王尚可喜率部从征。多尔衮明确宣布以孔为主帅，说：“尔等先定湖广地方，次定江西赣南，由是入广东，镇守一方，奏报候旨。但尔等同爵，今在军中，不可不立主帅，同去王公将帅等，凡事悉听恭顺王令行”。《清世祖实录》第27卷第21、22页。这是孔有德第一次担任全军统帅，也是此时汉人四王(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中第一位以汉王为主帅，统率满蒙汉八旗和汉兵进行大的军事进攻，可见摄政王对孔有德是何等的优遇，寄予的期望又是何等的大。
　　孔有德竭力效忠，不负王之所托，统率大军数万，向南明永历帝大军猛烈进攻，先败原大顺军将领王进才于长沙，歼其众，又下湘潭，克衡州，取祁阳，占宝庆，逼近永历帝之奉天府(武冈)，永历帝急忙与何腾蛟败走桂林。紧接着清军又取沅州、靖州、辰州，到顺治五年初，占据了湖南全省，进取广西全州，并招降兴安、灌阳、铜仁、关阳苗三十一处及洞二百六十处，擒获南明长沙王、南威王、荣王、贵溪王等四十一人及侯、伯、总兵与司道官员多人。孔有德奉诏班师，被帝赐宴厚赏，给与黑狐、紫貂、冠服、彩帛、鞍马及黄金二百两、白银五千两。《清世祖实录》第38卷第5页；《清史列传》第78卷，《孔有德传》。
　　顺治六年五月十九日，清帝改封孔有德为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为靖南王，智顺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其赐孔有德的册文说：“尔孔有德原系明臣，见明国之气运衰微，遂起兵行元帅事，蹂躏山东地方，全携所部将吏军民，航海东归，原给都元帅敕印”，后改封恭顺王，入主中原有功，又统兵进取湖南，“攻克郡邑，招抚官吏兵民甚众”，今加封为定南王，“尔其益励忠勤，奉公守义，以报特恩，尚其钦哉！”《清世祖实录》第44卷第7页。
　　同一天，清帝令孔有德率旧兵三千一百名及新增兵一万六千九百名，共二万名，往剿广西，携家驻防，其全省巡抚道府州县各官并印信，俱令携往。又赐孔敕谕说：“广西逆贼啸聚煽乱，斯民陷于水火，兹特命尔统领大兵，相机征剿，投诚者抚之，抗拒者诛之。若武官有功，核实题叙，有临阵退缩，迟误军机，不遵号令，应行处分者，听王便宜从事，若罪大不便自处者，指名参奏。地方既定之后，凡军机事务，悉听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料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王受兹重任，其益殚忠猷，礼以律己，廉以率下，务辑宁疆圉，纾朝廷南顾之忧，钦哉！”②《清世祖实录》第44卷第9页；第9、10页。
　　也就是六月十九日这一天，摄政王谕靖南王耿仲明率旧兵二千五百名及新增兵七千五百名，平南王尚可喜率旧兵二千三百名和新增兵七千七百名，共二万名，往剿广东，携家驻防，所赐敕书及委付之职权，与孔有德基本相似。②摄政王多尔衮加封孔、耿、尚三王遣其出征一事，表明了朝廷的用兵方略有了很大的改变。其一，三王单独统兵征战驻防。三王于天聪七年、八年相继降金后，一直是统兵随同满洲王贝勒所领大军出征，顺治三年才第一次以孔有德为主帅，耿、尚二王率部同行，但这时还有固山额真金砺、梅勒章京屯泰率八旗军同征，这一次却是三王分剿二省，各领本部军行，没有满洲将领偕同征战，显然是朝廷对他们十分相信，委以方面重任。就这事而言，孔、耿、尚三王此时比平西王吴三桂还更受到朝廷的信赖。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为清帝入主中原建立了远远超过孔、耿、尚三王的特大功勋，且其本部兵力亦超越三王数倍，但却一直有固山额真李国翰率领汉军旗士卒及绿营兵与吴一同出征驻防。
　　其二，增兵之多，前所未有。孔、耿于天聪七年，尚可喜于天聪八年降金时，各率将士、家眷、民人一万余人，自那以后，相继征战十四五年，三王各自始终只有士卒二三千名，不能大量扩编队伍。其中奥妙，不难理解，那就是朝廷一直以满洲八旗军为主，辅以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兵，孔、耿、尚三王之兵只允许起配合的作用，不能当主力，也不允许三王当主力军，故征战十余载，兵仍旧额。这次不同了，孔有德从三千一百名旧兵一下扩充到两万名，增加了五六倍，耿、尚亦各增兵三倍余，总数共达四万，几与满洲八旗军总数相等，这最清楚地显示了朝廷对三王的重视和倚赖，尤其是对孔有德更是万分信任和倚赖。孔有德虽在爵职上仍与耿仲明、尚可喜相同，都是王爷，但从此显然便高于二王，因为他的部队分别超过尚可喜一倍和耿仲明一倍，他又独剿一省，独镇一省，耿、尚二王却合征一省合驻一省。
　　其三，摄政王之所以这样安排，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多方面的因素。一系朝廷显然对全国军情有了更深刻更合乎实际的了解。想当初，顺治元年四月山海关大败大顺军，二年定秦陕甘川，下江南，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全国几已一统，不料发令下，全国大乱，义军纷起，降将提督李成栋、总兵金声桓、姜等复叛，兵火连年，看来需打一场较为持久的战斗了。八旗军不仅长期征战，不得休息，且多年厮杀，伤亡众多，顺治五年才有满洲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经过征剿李、金、姜叛将，鏖战年余，人丁又减，怎能担负起统一全国的艰巨任务!二是孔、耿、尚三王随征十余年，尽心竭力，效劳朝廷，忠心可靠，功勋又著，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且两广闽湘，气候酷热，云雨烟瘴，道路崎岖，江湖沼泽，八旗军不习水土，易病易伤，更需三王之兵相助。因此，摄政王才在用兵战略上作了很大的改变，委任三王去夺据两广，镇守华南。顺治帝亲政后，继续并发展了充分利用和倚任三王平定南方的用兵方略。
　　三王确也不负朝廷厚望，各统本部将士奋勇厮杀。定南王孔有德于顺治六年十月至湖南衡州，遣副将董英等斩南明将郑恩受于燕子窝，自督兵永州，“击走贼众数万，俘斩过半”。七年正月，攻据武冈、靖州，生擒及斩杀敌将刘禄、胡光荣、林国瑞、黄顺祖等人，向文明率众五万投降。十二月克桂林，永历帝先逃，擒斩其“靖江王、并伪世子、将军、中尉、阁部、总兵文武等官四百七十三员，招抚二百四十七员，获马骡器物无算”，桂林、平乐二府俱定。八年又克柳州、梧州二府，象州、马平、雒容、柳城、融县、怀远、苍梧、藤县、容县、岑溪、怀集、北流诸县及思南、南宁、庆远诸府悉平，悉占广西全境。《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5页，第64卷第6页；《清史列传》第78卷，《孔有德传》。尚可喜、耿继茂(继其父耿仲明领军)二王亦于顺治七年八年基本上夺据了广东省，顺治帝对三王之功大加褒奖，从优赏赐。由摄政王多尔衮制定、顺治帝又予以发展的新的用兵方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
　　但是，正当顺治帝为两广统一归己辖属而欢欣万分之时，突然于顺治九年六月底得到驻守宝庆的“钦命挂剿抚湖南将军印、镇守东南地方、驻扎湖南宝庆府的续顺公”沈永忠急报：宝庆已失，敌兵势大，退守湘潭，乞发大兵。帝大惊，立于六月二十九日降旨谕告沈永忠说：“览卿奏逆贼猖獗，我兵退保湘潭，朕已悉知。尔率部下将士，可鼓励同心固守，勿轻战失机，今已发大兵，星驰援剿，不久即至。如现处之地，难于据守，相度险要，并力坚防，内敛兵势，外御贼氛，勿轻舍疆土，退缩贻误，可同督抚镇按定议之。”《清世祖实录》第65卷第21页。
　　此谕刚发，急报又至，偏沅巡抚金廷献奏报：“逆贼孙可望陷广西桂林府，定南王孔有德自缢。”《清世祖实录》第66卷第2页。这更使他大惊失色，忧虑万分。为什么这位驰骋疆场三十年勇猛善战军功累累的大帅，竟会被敌军逼得自缢身亡?敌军如此可怕，又派谁去承担击走敌军收复桂林绥靖南方的重任?震惊稍定之余，他谅必会回忆起三道奏折。第一道奏折是两个多月前定南王、平南大将军孔有德的奏请退任归京疏。
　　顺治九年四月，孔有德呈上一道在他说来是十分奇特和难以启齿的奏疏，要求退任养老，奏疏说：“臣荷先帝节录微劳，锡以王爵。恭遇圣主当阳，正四海永清之日。南粤东西、八闽尚未全归版图，臣谬辱廷推，驻防闽海。同时有固辞粤西之役者，盖因其地最荒僻，民少山多，百蛮杂处，诸孽环集，底定难骤期也。臣自念受恩至渥，必远辟岩疆，始敢伸首丘夙愿，故毅然以粤西为请。受命以来，道过湖南，伏莽犹蔓延六郡，拮据一载，咸兴扫除，乃进征粤西，仰藉威灵，所向克捷，贼党或窜或降，虽土司、伶、、僮古称叛顺靡常者，亦渐次招徕，受我戎索，粤西业已底定。臣生长北方，与南荒烟瘴不习，每解衣自视，刀箭瘢痕，宛如刻划，风雨之夜，骨痛痰涌，一昏几绝。臣年迈子幼，乞圣恩垂鉴，即敕能臣受代，俾臣得早觐天颜，优游绿野。”《清史列传》第78卷，《孔有德传》。
　　这道奏疏的中心思想是乞请解任还京优游林下，但也突出了孔之忠心耿耿和劳苦功高。群臣皆以粤西为难征之地，有人坚决推辞掉委任往征之旨，只有他思念蒙受圣恩而毅然请命，统军出征，历经艰苦，终于尽定广西。奏疏中以水土不适、伤痕累累、体弱年老为辞，请求归京休养，理由不能说是不充分，陈述也颇动人，“风雨之夜，骨痛痰涌，一昏几绝”，阅读至此，能不令人感动！
　　但是，孔之辞请归休的真正理由，还不是上述所云，因为，他并非“年迈”之人，此时他刚及知命之年，正是既能勇猛冲杀又善于指挥千军万马的最佳年岁，怎能说是“年迈”无用!他之所以要归隐，与他及沈永忠以前所上的几道奏疏，有密切关系。
　　沈永忠统军驻守湖南，为孔有德之左右臂和广西之门户。沈于顺治八年闰二月初六上了一道“征师需饷最殷”的奏疏。他奏称：臣“不以兵单为虑，而以饷缺为忧”。“据镇臣郝效忠报称：马逆肆虐，奉命截杀。兵丁上风摩岭喊叫：我等杀贼，钱粮不给，口粮又无，眼前饿死。即从荒山逃去三十七人。又据镇臣许天宠报称：游击黄家栋兵到靖，无粮，饿死兵杨龙等二十九名。又惠文观兵赴绥宁，五日绝粮，饥饿难忍等情”。顺治八年七月十一日他又上疏，报告“湖南之门户，滇、黔之咽喉”要地沅州失守，求解军粮，以便收复说：“惟是用兵绝粮，乃兵家大患。今漕粮不继，不得不设处于彼地州县，奈彼地叠遭蹂躏，农业久废，田野荆蒿，是无升合之望矣。”“臣计穷心悸，何术以饱士马之腹，而致之用命哉！”②《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6辑第168、172页；第178、179页。
　　孔有德也为兵饷军粮之事万分担心，他于顺治九年六月初十特上《为粮饷万分紧急，将士待毙可虞》疏，请求火速运粮说：“臣师乏饷十月，势若燃眉，前已缮疏入告矣。奉拨江、浙协饷，虽经督臣罗绣锦专官守催，日复一日，望眼几穿，臣已莫可谁何。近复加以糈糗不敷而三月，脱中求粮，嗟乎，一日不再食则饥，臣何术雨粟，以哺数万生灵之口乎?”“今者芷、沅、武、靖俱失，寇已入我内地，湖南震惊，民皆风鹤”。“臣师分扼各隘，见与孙逆相持，伶僮叛服不一，又值十月无饷，三月无粮，马匹倒毙殆尽”。“伏乞皇上怜臣天末孤军，粮饷两匮，佐理无人，敕部议复”，早日解粮。顺治帝批示：“粤西粮饷紧急，宜严催解运。”②现在就可了解孔有德乞休的真正原因了，那就是“天末孤军，粮饷两匮”，敌军势大，广西全省岌岌甚危。当然，顺治帝也拿不出好办法，仍要其继续坐镇，故对孔有德之辞疏只好批示：“览王奏，悉知功苦。但南疆未尽宁谧，还须少留，以待大康。”《清史列传》第78卷，《孔有德传》。
　　正当孔有德、沈永忠“粮饷两匮”之时，大西军名帅李定国率军八万，猛烈进攻，孔有德请敕沈永忠拨重兵分守湖南要地，又派提督线国安驻南宁，总兵全节驻柳州，总兵马雄驻梧州，“重镇皆出”，兵分力弱，只有少许兵马屯守桂林。李定国侦知桂林空虚，兵分两路，攻克全州，疾进严关，孔有德率兵往御，顺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两军在严关相遇，七月初一，展开激战。李定国使用象阵，“象骑云拥龙吼”，“兵未交而象列于阵前，劲卒山拥，尘沙蔽目”，清军从未见过这种阵势，惊骇万分，“战马闻象鸣皆颠蹶，有德众遂奔，掩杀大败”，孔有德仅以身免，策马退入桂林。七月初四，大西军以云梯攻城。孔有德率领仅有的少数士卒坚守，身遭敌矢，仍不退却，但大西军进攻猛烈，势不可挡，陆续冲入城内。孔有德“仓皇计穷”，遁走无路，急返府邸，“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姬”，“拔剑自刎”。其独生子孔廷训为大西军俘获。李定国随即乘胜下柳州诸府州县，悉定广西全省。曾经威震三军为帝效忠的定南王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就这样为大西军击败而自尽了。
　　二、衡州中伏敬谨亲王被斩.
　　少年天子福临于顺治九年六月二十九日降旨谕令续顺公沈永忠坚守湖南湘潭等地，等待大兵援救后，立即召见议政王大臣商议出征之事，决定派禁旅往剿。顺治九年七月十五日，此时定南王孔有德虽已死去十一日，但京师尚未得到消息，故帝仍以解救沈永忠，征剿湖南、贵州大西军为目标，命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往征湖南贵州。帝赐王御服、佩刀、鞍马等物，又赐随征之贝勒巴思汉、屯齐，贝子扎喀纳、穆尔祜，镇国公韩岱，固山额真伊尔德，梅勒章京卫正等蟒衣、鞍马、弓矢、刀、带等物。
　　顺治帝赐予定远大将军和硕敬谨亲王尼堪敕书，指授用兵方略说：“兹以逆贼张献忠之余孽孙可望等侵扰湖南，陷民水火，不得不兴师致讨，特命王充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征剿。王膺兹命，一切机宜，与诸将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服者戮之，倾心归顺者抚之，总以安民为首务，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及恢复地方军民，不得肆行扰害，体朕抚绥天下之意。其陷贼文武官吏，自拔来归，俱免罪酌用，有功者仍加叙录。剿除孽贼，平定贵州后，择善地屯驻，驰使奏闻，前征消息，须候旨到。行间将领功绩及重罪，俱察实纪明汇奏，各官有犯小过者，当即处分，至于护军校、骁骑校以下，无论大小罪过，俱与诸将商酌，径行处分。王受兹重任，宜殚忠竭力，蚤奏荡平。”《清世祖实录》第66卷第10页。
　　尼堪刚率领八旗军离京出征不久，偏沅巡抚金廷献及广东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相继奏报孔有德自尽，桂林失守，帝忙于顺治九年八月十八日遣使谕尼堪等人说：“闻贼入广西，于七月初四攻陷桂林府，定南王孔有德自尽。向命王等剿灭湖南贼寇，平定贵州，今毋往贵州，仍从湖南进取宝庆，其西安府调发满洲兵将，及提督总兵柯永盛官军，同续顺公留于宝庆，王领大兵入广西，相机搜剿贼孽，其余一应事宜，俱照前敕遵行。”③《清世祖实录》第67卷第5页。同日又谕尚可喜、耿继茂：览王奏疏，尽悉孔有德身殁，朕甚悼切，故遣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精锐兵将，星速启行，不久即至广西”，王等其勿前进，倘敌入广东，“王等务计万全，以待大兵，毋得轻动”。③第二月，又遣护军统领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固山额真马喇希“往征广东未定州县”，赐敕谕告阿尔津等说，“今逆贼侵犯广西”，令尔统官兵前赴广东平南王、靖南王处，广西敌军若扰广东，“尔等与二王计议，相机剿除”，若敌不入广东，“则广东未定府州县，尔等计议，相机平定，凡事与梅勒章京等会议而行”。《清世祖实录》第68卷第22页。
　　尼堪之统军往征广西大西军和阿尔津往征广东未定州县，表明了顺治帝之用兵方针有了重大的改变，即由全部委付定南、平南、靖南三王平定两广及云贵的大西军与南明政权，改为以八旗军为主，以宗室王贝勒和满洲大将为主帅，三王之部下起重大辅助配合作用的方针，基本上回复到顺治初年诸王分任各路主帅统兵平定各地的局面，当然，也有所不同，即三王之军队比当初起的作用更大一些。这一转变发生的基本原因是，三王之军不能剿灭大西军平定两广云贵，必须再次起用八旗劲旅。但是，顺治帝没有料到，今非昔比，虽然时间只过去四五年，但满洲将士、八旗将士，尤其是宗室王贝勒的情形，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奉旨出征之主帅和硕亲王尼堪，已难与所向无敌之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靖远大将军肃亲王豪格相提并论了，不久就传来尼堪轻敌中伏兵败被斩的噩讯。
　　顺治十年正月初七，少年天子福临显然是十分高兴地谕告内三院说：据定远大将军和硕敬谨亲王等差内国史院侍读学士硕对、前锋参领科尔昆奏捷说：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大军抵湘潭县，“贼首伪将军”马进忠等率领马步兵，已遁往宝庆府。王与众将商议，将疲弱马匹拨两翼委署梅勒章京二员、又每旗章京二员、每牛录甲兵四名留后喂养，于二十一日率领官兵，自湘潭县起身，向衡州府进发。二十二日，去衡山县三十里，前锋遇“贼”哨卒，追至衡山县，击败伪军门一员、伪副将五员、马步兵一千八百名，即于是夜兼程前进，二十三日天未明，抵衡州，及明，王率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等向前，正列阵间，“贼兵即至”，我兵各依所对之处冲入，“贼兵大败，追杀二十余里，斩获甚多”，得象四头，马八百二十余匹，“击败贼兵约四万余”。尔衙门即转发钞传。《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7、8页。
　　正当皇上欢欣欲狂之时，这位被他赞扬的堂兄尼堪亲王却已陷入重围，被敌人乱刀砍杀，死去一个多月了。败讯传来，福临既惊又惑，怎么也想象不到统领八旗劲旅辅以绿营和定南王旧部共十万大军的主帅会落得如此下场，这可是自太祖起兵以来七十年里唯一的一位亲王主帅战败被杀!为何会出现这样令人沮丧、震骇的局面?这从下述战况中，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
　　尼堪乃太祖之孙，太祖长子褚英贝勒之第三子，当年四十三岁。他早年便跟随伯叔兄长南征北战，屡立军功，崇德元年封固山贝子，后又多次参加对明作战，顺治元年随睿王入关，大战山海关，又相继随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靖远大将军肃亲王豪格攻陕西、河南大顺军，下江南，追缚福王朱由崧，平四川，攻剿大西军，不断立功，晋封至和硕敬谨亲王，在宗室王、贝勒、贝子中，也算是一位久经鏖战的骁勇之将了。
　　随尼堪出征的贝勒、贝子、将领屯齐等人，也非文弱之辈。屯齐贝勒、扎喀纳贝子皆系清初创业开国赫赫有名的二大贝勒阿敏之孙，转战各地一二十年，屡败明军、大顺军与南明军。贝勒巴思汉亦系将门之子，其父乃清初智勇双全的开国元勋成亲王岳托。吏部尚书、固山额真、镇国公韩岱，系太祖次弟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之第五子，围松山，进山东，战山海关，破潼关，克扬州，下福建，南征北战十余年，是一位上马提刀下马治政的将才和能臣。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喇善、喇玛，署护军统领梅勒章京赖赛、劳翰、罗硕、格善、索尔和等数十员将领，也曾多次征战厮杀，伊尔德更是军功累累，所向披靡。这次从北京调往征战的八旗军，人数也很多，加上当地绿营和定南王旧部，总数约有十万。为什么这样强大的军队会遭惨败主帅被歼?这首先要归过于尼堪本人指挥谬误。
　　尼堪于顺治九年七月统军出京后，十一月抵湖南湘潭，大举向大西军李定国部进攻，首战败敌军骁将马进忠于湘潭(马乃明末农民起义十三家之一，后降南明永历帝)，马进忠撤至宝庆，李定国亦见清军势大，难以抵挡，撤出长沙，退往衡州。尼堪旗开得胜，万分高兴，不顾长途奔袭将士疲劳，乘胜轻骑猛追，“昼夜疾趋二百三十里”。李定国利用清兵骄傲气盛轻敌的弱点及林木茂密的有利地形，设下埋伏，遣派小股部队前往诱战。尼堪果然中计，于奏捷书中所说十一月二十三日孤军逐北，在衡州打败李定国诱敌之兵，即穷追不舍，突然，李定国指挥四万大军从林中及各埋伏地点冲了出来，衡州城内的大西军亦呐喊杀出，清军阵乱，遭敌围困。尼堪见势不妙，决心死战，对诸将说：“我兵凡临阵，无退者，我为宗室，不斩除逆寇，何面目归乎？”遂奋勇直入，率诸将士纵横奋击，矢尽，拔刀力战，被敌军乱刀砍死，清军后退。《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10页，第71卷第12页；《清史列传》第2卷，《尼堪传》。
　　战况表明，尼堪之死，纯系轻敌冒进，堂堂一位统领十万大军的主帅，一位爵为宗室之中最高等级的和硕亲王，居然仗恃匹夫之勇，率领少数侍卫将士，脱离大军，孤军疾驰追击，致入伏中，被十倍以上敌军围困，焉能不败！可以说，尼堪之死，是咎由自取。但是，这与朝廷之指挥谬误，也有密切关系。顺治帝年方十五，未曾厮杀，当然不谙用兵之道，而这时主持用兵的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议政王大臣，对敌情既不了解，又很轻敌，满以为不过是屡为清军所败的大西军余部一时得手，些许小寇，不堪一击，直到顺治九年七月偏沅巡抚奏报孔有德兵败自尽时，仍说“逆贼孙可望陷广西桂林府”，定南王自缢，连逼死孔有德之敌军统帅的姓名也弄错了，张冠李戴，对敌情真是一无所悉。他们哪里知道，大西军虽于顺治三年在四川西充惨败，领袖张献忠战死，不得不退出四川，转战云贵，元气大伤，但是，大西军并没有垮，在张献忠亲自培养重用的四位养子平东将军孙可望、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的领导下，临危不惧，遇败不馁，振奋精神，智取猛打，顺治四年已进据云南贵州，部众增至二十余万。四将军同时称王，建立大西政权，设元卿，以“兴朝”为年号，称主帅孙可望为“国主”，尊张献忠为“老万岁”。顺治五年以后，虽与南明永历帝联合，尊其为君，但仍自主本部本辖区军政事务。
　　顺治九年春，孙可望两路出兵，一路由安西王李定国为主帅，冯双礼为副帅，统领马步兵八万，经黔东，出湖南，由武冈趋全州，直逼桂林；一路由抚南王刘文秀率领，王复臣为副帅，由滇东出四川叙州，下重庆，包围成都。孙可望为全军主帅，居中策应。刘文秀大败清平西王吴三桂于叙州，擒都统白含章、白广生于重庆，明旧将谭洪等及义军杨大展等各有兵数万，受永历帝封爵。刘文秀虽因屡胜骄傲轻敌，致即将于保宁围歼吴三桂时，被吴乘隙率精兵出击而战败撤围，但吴亦胆怯，退守汉中，川东、川西、川南皆为大西军及故明旧将占据。
　　李定国一路，势如破竹，四月下沅州、遂卫、蓝田，五月下武冈，克宝庆，六月夺取全州，“尽歼李养性之众，只蹄片甲不返”，又于严关鏖战，“清兵大败，横尸被野”，七月初四下桂林，逼孔有德自杀，随分兵取柳州等地，尽据广西。八月李定国又北攻湖南，取金州、永州，九月克衡州、常德、岳州，并东进江西，连下永新等地。“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李定国智勇双全，“兵律极严”，围攻桂林时，“军营城下，寂然无声，师尽撤矣，城中尚不知”，故能歼尼堪、灭有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对于这样的劲敌，清廷却只当做是“余孽”、残寇，轻举妄动，冒进涉险，兼程轻骑奔袭，怎能不败。
　　顺治帝获悉敬谨亲王尼堪败死噩讯后，万分震惊，立即采取应变措施，于顺治十年正月十三日谕授随征贝勒屯齐继为定远大将军，统领征剿湖南大军，并特赐敕谕告屯齐以下及夸兰大以上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将领说：“我朝用兵，俱以全力，克敌制胜，此尔等所悉知者。尔等此番昼夜疾趋二百三十里，以致士马疲劳，此大失也。嗣后诸事，悉与夸兰大等以上，共相商酌，敬慎而行。如值渠寇应分遣众兵者，则于固山额真公韩岱、伊尔德二人内，遣一人，另一人毋使离尔贝勒屯齐左右”。此外量有分遣者，则于蒙古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夸兰大内择可为帅者遣之。其一贝勒(巴思汉)、两贝子(扎喀纳、穆尔祜)勿遣离尔所。尔贝勒屯齐，率本旗护军，居中而营，贝勒巴思汉、贝子扎喀纳、穆尔祜、公韩岱、伊尔德，当各领护卫及亲军，同贝勒屯齐军于一处。其提问章京马尔泰、侍卫阿进、土雷等，宜加详鞫，有坠马被创情有可原者，执解来京，如果情无可原弃主奔溃者，即就彼处正法。②《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13页；第13、14页。同日又敕谕往征广东未定州县的定南将军护军统领阿尔津等将说：尔等率师，可往会湖南大军，既会以后，尔阿尔津当同韩岱、伊尔德与贝勒(屯齐)同营，凡事共相商酌而行。他又敕谕屯齐、韩岱、伊尔德等将说：兹遣阿尔津等统兵往会尔军，俟其到日，其所给阿尔津敕印(定南将军敕印)，尔贝勒(屯齐)收贮，可令阿尔津驻尔营内，诸事与韩岱、伊尔德、阿尔津等会议而行。如分兵他出，此三人，或遣一人，或二人，须留一人，毋离尔所。②福临的这三道敕谕，抓住了要害，对症下药，布置妥帖，十分重要，讲得很好，奠定了稍后一段时间内清军胜利的基础。它主要讲了五个问题。其一，数十年来八旗军之所以能够屡败敌军，其中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俱以全力，克敌制胜”，是全力，不是部分之力，更不是孤军远驰，脱离大军，此次尼堪之死，就违反了这个规律，轻敌冒进，昼夜疾趋，士马疲劳，致遭惨败。其二，尼堪之死，还与其独断专行、只身远奔密切相关。半年前尼堪统军出征时，帝赐王之敕书首先着重指出：“王膺兹命，一切机宜，与诸将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而尼堪却忘了帝敕，自以为是大军统帅，爵位最高，身经百战，军功累累，骄傲自大，凡事一人独断，观其战死之时，偕彼同征统兵之两位贝勒、两位贝子、两位满洲固山额真，皆不在场，随他同死者，亦未见有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固山额真、护军统领、梅勒章京等高级将领，可见其仅率少数侍卫将士便狂奔疾驰，穷追敌军，致被诱入重围，寡不敌众，被砍丧命。其三，此次特别强调保证主帅安全。大军主帅战死，这还是清太祖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以来头一次，这是震骇全军、震惊朝野的特大噩讯，是大损朝廷颜面、玷污八旗劲旅的极大丑事，也是鼓舞反清武装斗志的极佳喜讯，严重不利于清军的征剿，故三道敕书特别强调保证主帅的绝对安全，明确规定，主帅定远大将军屯齐“率本旗护军居中而营”，两位贝勒、两位贝子、三位满洲固山额真护军统领与主帅同驻一处，如需分兵征战，在三位满洲固山额真护军统领遣出一位或二位，必须有一位留在主帅身边，主帅不能单独统领部分军队出征，这就可确保主帅安全，不致再蹈尼堪只身远征而死之覆辙。其四，强调集体领导，诸事必须集议而行。这种集议有两种方式两个范围。一是主帅与同征贝勒、贝子、固山额真以下及夸兰大以上八旗将领，“共相商酌，敬慎而行”，一是主帅屯齐与满洲固山额真韩岱、伊尔德、满洲护军统领(原定南将军)阿尔津四人会议，议定诸事，敕谕虽未明说，但显然含有不许主帅一人独断专行之意。其五，严明军纪，随同尼堪轻骑远征的侍卫、章京、士卒，如有“弃主奔溃者”，立即就地正法。这五个问题集中突出地表明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即顺治帝福临和议处用兵方略的议政王大臣们，清楚地看到了大西军的强大威力，决心正视现实，纠正谬误，遇败不惊，再接再厉，一定要把这支强大的敌军打垮，完成统一全国的事业。
　　这一及时的正确用兵方略，保证了清军转败为胜，顺治十年六月十九日，定远大将军屯齐贝勒等将报捷之疏送到皇上面前。屯齐等奏报：敌安西王李定国、国公马进忠率马步兵四万余至永州，臣等以西安府八旗军和湖广提督柯永盛之绿营兵驻守衡州，而大军则于二月十三日向永州前进，二十八日抵永州，李定国已遁，渡龙虎关而去。又闻敌秦王孙可望亲率兵来靖州，将军冯双礼率兵二万余来武冈州，大军于三月初六自永州向宝庆进发，十五日擒人问信，答称冯双礼、白文选、马进忠率兵四万余人屯营于岔路口三十里外之周家坡，孙可望在宝庆，我军遂住宿于岔路口。次日前进，见敌营于山顶，据地颇险，日暮天雨，不便进攻，列阵相抵。至夜，孙可望率全军自宝庆来，与冯双礼军会合。十七日，“贼众十万下山环阵，进薄我军，我军分兵奋击，斩杀甚众，获马匹七百余、象一只，军器无算”。帝甚喜，降旨批示：“贝勒等破贼立功，深可嘉尚，有功人员著察明议叙。”《清世祖实录》第76卷第7页。阿尔津亦领兵败白文选于辰州。广西定南王部下将领线国安、马雄等得到平南王尚可喜之水师支援，攻下浔州、梧州，又乘李定国与湖南贝勒屯齐大军相持，尽复平乐、桂林等府州县，“广西略定”。李定国仅据有湖南之沅州、靖州和武冈州，余地皆为清军夺据，李定国只好撤出湖南，退守广西南宁一带。清军挽回了孔有德、尼堪之死的败局，重新获得了主动权。在这样形势下，顺治帝又在用兵方略上作了重大改变，采取了新的战略战术，这就是委派洪承畴经略五省军务。
　　三、抚剿兼施洪承畴经略五省.
　　定远大将军屯齐虽曾击败孙可望、李定国，但大西军并未受到根本性打击，仍有军士数十万，据云贵，扰两广，威胁湖南，四川亦干戈不息，郑成功军队日益强大，而清军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相继败殁，浙闽总督陈锦往攻郑成功时被刺死，备受皇上赞扬厚加赏赐封授男爵的勇将左都督辰常总兵徐勇，被白文选围困于辰州，城陷被杀。看到这些情形，顺治帝反复思考，觉得应该改变几年来只征不抚，或偏重于攻、轻视于抚的方针，决定改为以战为后盾，以抚为主，抚剿兼施，在以王贝勒、固山额真为统帅的八旗军支持的前提下，重用故明降臣，充分发挥汉兵的作用。因此，在顺治十年五月，他作出了出乎人们意料又使人们大为震惊的重大决定，下诏委授洪承畴为五省经略。
　　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帝对内三院下了一道长谕，讲述改变用兵方略授命洪承畴经略湖广五省军务之事，全文如下：“湖南两广，地方虽渐底定，滇黔阻远，尚未归诚，朕将以文德绥怀，不欲勤兵黩武，而远人未喻朕心，时复蠢动，若全恃兵威，恐玉石俱焚，非朕承天爱民本念，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剿抚，方可敉宁。朕遍察廷臣，无如大学士洪承畴者，著特升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听择扼要处所驻扎，应巡历者随便巡历，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粮饷，听其调发，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满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取用者择取任用，升转调补，随宜奏请，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归顺官员，酌量收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事会可乘，即督兵进取，时当防守，则慎固封疆，各处土司，已顺者加意绥辑，未附者布信招怀，务使近悦远来，称朕诞敷文德至意。功成之日，优加爵赏，俟地方稍定，善后有人，即命还朝，慰朕眷怀。应给敕谕印信，作速撰铸给与，即传谕该部遵行。”《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22、23、24页。
　　不久，世祖又于闰六月初五正式赐经略洪承畴敕书，在前谕之基础上作了一些重要的具体补充。全敕如下：“兹以湖南西广地方，底定已久，滇黔阻险，声教罕通，不逞之徒，未喻朕心，时复煽惑蠢动，渐及湖南，以致大兵屡出，百姓未获宁息。朕承天爱民，不忍勤兵黩武，困苦赤子，将以文德绥怀，归我乐宇，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剿抚，方可敉宁。遍察廷臣，惟尔克当斯任，前招抚江南，奏有成效，必能肃将朕命，绥靖南方。兹特命卿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听择扼要处所驻扎，应巡历者，随便巡历，总督应关会者，必咨尔而后行，尔所欲行，若系紧急机务，许尔便宜行事，然后知会。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听尔节制，兵马粮饷，听尔调发。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有违命者，听以军法从事。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满兵留撤，俟到日酌妥即行具奏。事关藩王及公者，平行咨会，相见各依宾客礼。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于军前及地方需要者，随时择取任用，所属各省官员，升转调补，悉从所奏。抚、镇、道、府等官，有地方不宜，才品不称，应另行推用者，一面调补，一面奏闻，吏兵二部不得拘例掣肘。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如紧急军需，拨解未到，即与就近藩司、榷关行文取用，具疏奏闻。其归顺官员，内外酌量题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事会可乘，即督兵进取，时宜防守，则慎固封疆。各处土司，已顺者加意绥辑，未附者布信招怀。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地方，邻近湖广，应有兵事相关者，移文总督、巡抚，掎角策应。卿受兹委任，务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收拾智勇，毋为逆党所诱，绥辑穷黎，毋为贪官所苦。进战，则得地以守，固守，则出奇以战，练士卒在平时，选贤良置要地，务使滇黔望风来归，官民怀德恐后，庶称朕诞敷文教至意。功成之日，优加爵赏。地方既定，详善后，即命还朝，慰朕眷怀，尔其钦哉!”《清世祖实录》第76卷第18、19、20页。
　　这两道敕谕十分重要，是几年以来清廷用兵方略的一大变化，是指导今后一段时期军事行动的基本方针，也是朝廷在任帅人选上的一种新的选择。综观这两道敕谕，结合有关文献，可以看出四个问题。其一，剿抚兼施，偏重于抚。谕、敕皆一开始即强调要“以文德绥怀，不欲勤兵黩武”，“若全恃兵威，恐玉石俱焚”，将此列为经略的首要目标和方略。这和在谕告内三院之前几天的一道谕旨，有着密切关系。顺治十年五月十四日，世祖给兵部下了一道多年未见的罕有谕旨，宣布要大力推行招抚谕降。谕旨说：“天下初定，疮痍未起，加之此年水旱，民不聊生，饥寒切身，迫为盗贼，及至官兵捕剿，玉石难分，魁恶虽多，剪除株蔓，岂无冤滥。况当年沉陷，情事不同，或见迫于贪污，或迫胁于渠寇，既为贼党，自拔无门”。今特降殊恩，曲加赦宥，自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为“土贼”者，无论人数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诚，尽赦前罪，仍著有司安插，“兵仍补武，民即归农”。著兵部即速行文各地方督抚，转行所属，分贴告示晓谕，仍将抚过人数安插事实不时奏闻。《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16、17页。也就在这前后几天，招抚郑成功之事正在大力进行，特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其叔郑鸿逵为奉化伯，并遣使敕谕成功及早归顺。《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8、9、10页，第79卷第3、4页。
　　顺治帝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改变，根本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是“民穷则盗”，“兵饥则叛”，兼之征剿时又滥杀乱掠，则“盗”更兴，长期恶性循环，何年才能彻底止“盗”！二是国库如洗，军费巨大，赋税积欠，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将士缺饷缺粮，官吏欠债欠米。顺治九年八月给事中刘余漠奏称：“国家钱粮，每岁大半皆措兵饷”，湖南、四川和两广“荒土极多”。同年十月，大学士范文程还特上专疏，极言“各直省钱粮，每年缺额至四百余万，赋亏饷诎，急宜筹画”。为缓困窘，于同年十二月，“以粤东渐定，钱粮不敷，撤靖南将军固山额真卓罗等官兵回京”。《清世祖实录》第67卷第6页，第69卷第19页，第70卷第16页。剿抚兼施，偏重于抚，可以缓和一下矛盾，减少军费支出，略为缓解一点财政特别困窘之情。另外，顺治帝本人在亲政后勤读经书史籍，屡和儒臣议政，深受儒家学说熏陶，欲效法前代明君仁政，以“爱民”为本，本固邦宁，故愿改变几年来专重于剿的方针。
　　其二，满汉两用，倚重于汉。此时福建虽有郑成功反清，四川有故明旧将及部分大西军，江西亦常有厮杀，但威胁清廷统治、阻碍其统一全国的基本政治、军事力量，仍然是以大西军为支柱的南明永历帝政权，主要战场在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这次两道敕谕，授洪承畴为湖广五省经略，即征剿招抚这五省敌军的统帅。洪承畴虽已编隶八旗，但属于汉军旗，且他原来还不是一般汉人，而是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本人是明朝进士出身，任至总督，统兵十余万。以这样的降清汉臣为主要战场之大军统帅，且其士卒亦以绿旗兵(即汉兵)为主，在此之前还未曾有过。
　　回顾以往十年战史，顺治元年四月大战山海关，系摄政王亲统八旗军冲锋陷阵。随后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谦郡王瓦克达、贝勒勒克德浑等宗室王贝勒，皆先后任大将军，统领八旗劲旅，辅以平西、定南、靖南、平南四王及续顺公之汉兵，以及各省绿营兵，征战南北，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没有任用过原系汉人之明朝降臣来任大军主帅。如果再加上此时四川陕西主要靠平西王之兵，由固山额真李国翰率领之汉军八旗、绿营为辅佐，广东主要由平南、靖南二王之兵对敌征战，则可显而易见，这种布局，与以往有了很大的区别。
　　顺治帝毅然作出如此重大转变的决定，有其客观的原因，那就是八旗军威已不如前了。一系满兵人数太少。入关前夕满洲八旗有三百一十个牛录，按每牛录二百丁计，当有三万二千丁。到了顺治五年，若按年增率百分之三四算，应有七万丁左右，可是此年八旗编审男丁册载，满洲八旗只有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现在，时间又过去了五六年，如按正常人丁增长率，也应增加一万丁左右，但是顺治十一年八旗男丁编审册却载称，满洲八旗只有男丁四万九千六百六十丁，不仅未增加，反而减少了五千六百七十丁，即减少了百分之十还多。又过了三年，顺治十四年丁册载，满洲八旗共有男丁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仅比三年前增加了三十五丁。蒙古八旗丁数亦与此类似，顺治五年有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顺治十一年只有二万五千八百三十七丁，减少了百分之十。《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安双成译：《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满洲、蒙古八旗人丁之减少，显然是由于长期征战，伤亡困苦，这是使朝廷感到极为不安的大事，照此下去，“满洲根本”、“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之基本国策怎能实行，大清王朝的统治怎能稳固?若再将这少得可怜的五万名左右的满洲男丁分送全国一千七百余厅府州县驻戍，平均一县只有三十丁，又怎能绥靖地方！如将其大部分派往湖广五省主战场，人数伤亡必然可观，满丁岂不又将减少！这是清廷必须认真考虑和妥善解决的一大难题。二是满洲将帅后继乏人。现在的宗室王公中，再也找不出像昔日智勇双全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勇猛善战的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那样的大帅了，连郑亲王济尔哈朗、谦郡王瓦克达、端重亲王博洛、勒克德浑贝勒这样的大将军，此时亦寻觅不出。好不容易挑选了一个勇猛尚可的敬谨亲王尼堪当定远大将军，却又因寡谋轻敌而败死于衡州。满洲八旗士卒，也因长年厮杀和旗地荒芜家境困难而疲惫不堪，勇锐之气大不如前。这也是清廷在用兵之时必须重视的一个难题。
　　另一方面，在金国——大清国建立过程中，尤其是入主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了姜、金声桓、李成栋等降后复叛的汉将，但大多数前明降臣，尤其是入关以前即已归顺的降臣，还是忠于朝廷，尽心竭力，转战厮杀，立下了许多功劳，是清廷可以信赖和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洪承畴、尚可喜、孔有德、耿继茂、吴三桂等人，即系明例。因此，顺治帝在任帅上才作出了如此重大的改变，委授洪承畴以平定湖广五省之重任。
　　其三，经略权大，前所未有。两道敕谕，授予了经略极大的权力。经略有用兵之权，他“总督军务”，“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即征战抚绥，全由经略决定，朝廷不予干涉，只需事后报闻即行，且是“报闻”，而不是“请旨”。就连满兵留撤，即定远大将军屯齐所统之满洲大军是留是撤这样十分重大的问题，亦由经略酌定具奏。“兵马粮饷”，亦全听经略调发。经略有用人之权，不管是现任京官还是地方官员，不论文武，只要经略认为需要，或用于军前，或用于辖地，皆可“随时择取任用”，这就可以称为“洪选”了，比后来平西王吴三桂之“西选”，还更起作用。且敕书还规定，“所属各省官员，升转调补，悉从所奏”，连被称为封疆大吏的巡抚，以及总兵、道员、知府等官的去留，也由经略决定，用，则留，不用，则另调他人补任，将原任之巡抚等官另行推用。敕书还明确规定“吏兵二部不得拘例掣肘”。归顺官员，由经略酌量题录。经略有司法之权，“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如有违命者，经略可以“军法从事”，即可杖责直至斩首。经略拥有财权，他“兼理粮饷”，可以根据需要调发粮饷，“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如系紧急军需，即在附近藩司、榷关行文取用。经略有辖理地方之权，位尊，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听其节制，总督有事应关会者，必咨经略而行，经略无封爵，若按常例以其大学士身份，低于藩王，现却与平南王、靖南王及续顺公，“平行咨会，相见各依宾客礼”。各处土司，由经略决定招抚绥辑，投降兵民，听经略随宜安插。就是非经略所辖的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地方，因其邻近湖广，故“应有兵事相关者，移文总督、巡抚，掎角策应”。简而言之，经略是辖治五省的最高长官，是指挥五省征抚的最高统帅。这样大的权力，汉官(包括汉军旗人)之中，无人拥有，就连贵为王爷的平西、定南、平南、靖南四王，虽也有此类似大权，但地区有限，分别限于四川，或广西，或广东，只有一省，而洪承畴却拥有节制五省之大权，几乎与顺治元年二年的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之权势相等，远远超过顺治二年摄政王敕谕洪承畴招抚江南之权，当时洪之官衔仅是“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即重在招抚，用兵之事，又必须与统率八旗大军的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参酌施行”。
　　其四，遍观廷臣，舍洪莫谁。经略拥有这样大的军政大权，当派何人充任?这是一个关系到征抚成败和清廷统治的特大问题。顺治帝在谕授洪承畴为经略的敕书中，讲了这样做的原因。他说：能实现他之“以文德绥怀，归我乐宇”的方针者，“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剿抚，方可敉宁。遍察廷臣，惟尔克当斯任，前招抚江南，奏有成效，必能肃将朕命，绥靖南方”。这里面提出了四个条件，一是夙望重臣，二是畅晓民情，三是练达治理，四是招抚江南奏有成效。帝以此四条来“遍察廷臣”，舍洪之外，没有任何他人具备这四个条件。以“夙望重臣”而言，这一条很重要，官卑职微，资浅望轻，难以服众。顺治十年五月、六月、闰六月期间，任大学士的共有十位，其名位顺序是：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陈名夏、额色黑、冯铨、图海、成克巩、张端、刘正宗。十位大学士中，冯铨刚于三月起用复原官，图海、成克巩、张端、刘正宗分别于四月、闰六月升任此职。陈名夏初仅系兵户二科都给事中，顺治五年升至吏部尚书，八年七月刚入内院，当上内弘文院大学士。额色黑系满洲镶白旗人，顺治五年才升任至刑部启心郎，八年十月始任内翰林院大学士。他们名次都排在洪承畴之后。范文程、宁完我名列洪承畴之前，又早于洪当大学士，范还深蒙太宗信赖，为入主中原献计献策，功勋甚大，史称其“定大计，左右赞襄，佐命勋最高”，但他从政二十余年，历经宦海风波，一度“夺官论赎”，年老衰病，一年以后，顺治十一年九月便因病致仕。宁完我虽“久预机务，遇事敢言”，但曾因好赌而革职为奴，罪废长达九年之久。而洪承畴从顺治元年起，即任大学士，时间比宁完我还长，故论“夙望重臣”而言，舍洪莫谁。当然，之所以能成为“夙望重臣”，则必然是忠于朝廷之人。第二条“畅晓民情”与第三条“练达治理”，实为一条，即指人之才干而言，或略多二字，即文韬武略，这在当时任何大臣中，都没有人能与洪相提并论。这里讲的“民情”，主要指汉民之情，因全国之中，汉民人数最多，反清者也绝大多数是汉人，当然它也包含苗壮族等少数民族人员，但始终是以汉民为主。能否“畅晓民情”，与人之经历密切相关，不经厮杀，只会纸上谈兵之人，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好统帅。尤其是在明末清初满洲、明朝——南明和大顺大西农民军三股强大力量争雄称霸拼死厮杀之时，和三方面都打过交道之人，自然就能多了解一点民情，其文韬武略也能更好发挥。被皇上看中的洪经略，在这个问题上，远逾满洲王公大臣和其他汉官。洪系明朝进士出身，历任提学道、布政使参议、督粮道、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蓟辽总督，以征剿农民军有功而任至大帅，又和清兵苦战半年，兵败被俘降清。入关前夕他奏陈进兵方策，为入主中原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战术参考，随即被推任大学士，顺治二年担任“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抚剿兼施，对平定江南、浙江、江西起了很大作用，顺治五年返京，仍回内院任职。这样一位颇有将才相才历任文武要职的大臣，这样一位早年降清随龙入关建有功勋忠于朝廷的“辽左旧人”，这样一位曾和大顺大西农民军多年交战且屡败敌军的“剿盗”大帅，当然最适合于总督五省军务的经略大学士要任，所以皇上“遍察廷臣”之后，委付洪承畴以此重任。
　　洪承畴读到皇上谕告内院要委其担任经略之后，既感激涕零，又有些不安，于顺治十年六月初二上奏说：“臣年逾六十，理宜退休，乃蒙皇上特异经略之任，伏读圣谕，信臣任臣，恳至周详，臣当尽心竭力，以期剿抚中机，无负皇上承天爱民本念。伏愿皇上勿忘今日信任初心，时谕吏户兵三部仰承天语，遵依条款，毫无改易，俾臣得以竭蹶展布，庶可仰报隆恩于万一也。”《清世祖实录》第76卷第2页。
　　洪承畴此奏，字虽不多，却含有深意，主要意图是希望皇上要对他信任到底，倚托到底，毋受臣僚影响，处处掣肘。洪承畴年逾花甲，从政三十余年，身仕两朝，历任要职，饱经风霜，宦海风波，历历在目。尤其是必然使他感受特深的是群臣相互倾轧和伴君如伴虎，今朝位极人臣，蒙帝特宠，明日便会因有人进谗，或流言蜚语，而使君顿改初衷，变爱为憎，从而使天子第一宠臣一下变为打入天牢的奸邪小人，革职削爵，抄家问斩。袁崇焕之冤死，即其明证。想当初，袁崇焕困守宁远孤城，遭受清太祖雄兵十余万围攻，众寡悬殊，人皆云必败必亡，然而，他对将士“激以忠义”，拼死坚守，终于大败敌兵，使太祖负伤撤退，成为明朝第一位打败金兵之守臣，因而立从按察使升巡抚，不久又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主持对金征战。崇祯帝还亲自召见袁崇焕于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且许愿说：“复辽，朕不吝封侯爵。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真是宠冠群臣，有求必应，言听计从。然而就在此时，袁崇焕便顾虑到小人进谗，迷惑帝君，招来飞祸，特地奏称：“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崇祯帝一闻此言，竟“起立倾听”，且“谕之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又特赐以尚方剑，“假以便宜”。如此宠信保证，最后竟成废话，尽管袁崇焕矢死报国，忠于朝廷，屡建功勋，但崇祯帝却终于听信谗言，中了清太宗反间计，以其通敌谋叛，磔杀于市，家产籍没，兄弟妻子流徙三千里，成为明季第一特大冤案。《明史》第259卷，《袁崇焕传》。此情此景，焉能不令洪承畴深思！他现在所处境遇，和当年之袁崇焕平台召对，颇多类似，因此，他不得不存有戒心，在就任之前向帝奏请，既坚决表示要“尽心竭力，所期剿抚中机，无负皇上承天爱民本意”，又重述君言，“伏读圣谕，信臣任臣，恳至周详”，而请求“皇上勿忘今日信任初心，时谕吏户兵三部仰承天语，遵依条款，毫无改易，俾臣得以竭蹶展布，庶可仰报隆恩于万一”(即方能成功)。此番奏语，与袁崇焕当日之话，何其尽似！
　　顺治帝当然不会不明白洪之心意，特降旨批答说：“卿练达民情，晓畅兵事，特假便宜，往靖南服，一应调度事机，悉以委托。距亲虽远，眷注弥殷，务殚忠猷，副兹信任，凡有奏请，朕靡不曲体。内外诸臣，须同心共济，著照传谕遵行。”②③《清世祖实录》第76卷第2页；第6页；第25页。不久又于赐洪之经略敕书中，重申谕意，且特允洪承畴保举因过革职的原任大学士李率泰为两广总督之请，降旨说：李率泰“本当永不叙用，既经略辅臣保为两广总督，特允所请，著改过自新，以图报称”。②洪承畴受命离京前，皇上特赐经略大学士蟒朝衣袍帽带靴袜、松石嵌撒袋弓矢、鞍辔二副、马五匹，又赐洪承畴奏请同往的精奇尼哈番(子爵)以下拖沙喇哈番(云骑尉)以上之李本深等八十七员将领朝衣袍帽带撒袋弓矢鞍辔马匹等物。③洪承畴奏请命李率泰与平南、靖南二王驻守广东，改拨“土贼未靖”之江西隶己辖治，帝从其请，命铸给“经略湖广、江西、云南、贵州内院大学士”印，又将广西拨归洪管辖，复从其请，将“随营犯令，酗酒淫掠”的骑都尉(正四品)张任先于军前正法，将“防剿怠玩，养寇贻害”的郧襄总兵官(正二品)罢官，优恤死守辰州屡立战功英勇阵亡的辰常总兵官徐勇，赠太子太保，晋爵二等男。《清世祖实录》第79卷第3页，第82卷第23页，第85卷第19页。
　　四、调遣得宜湖广两广平定.
　　经略五省大学士洪承畴虽奉命抚剿兼施，偏重于抚，但多年戎马生涯，使他清醒地看到，纯赖于抚是不行的，尤其是在李定国“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形势下，更离不开强大的军威，而这一点，仅靠绿营兵，无法体现，还需仰仗于八旗劲旅。因此，他率领将士到达湖广后，即于顺治十年(1653)十一月奉陈用兵机宜说：楚省寇乱多年，“人知逆贼孙可望等抗拒于湖南，而不知郝摇旗、一支虎等肆害于湖北”。今湖南分驻重兵，足备防剿，而各郡窎远，不免首尾难顾之忧。其荆州“贼孽”，倘或由澧州犯常德，或截岳州以犯湘潭，则我军腹背受敌。臣与督臣议，臣宜往来长沙，四应调度，督臣移驻荆州，提督标下官兵宜赴荆州郧襄间听调，仍俟另拨各营官兵，增武昌城守，以壮声援。近来桂林虽云恢复，其实附郭止临桂一县，外郡止灵川、兴安、全州三州县而已，李定国距省城仅二百里，“眈眈思逞”，满洲援剿官兵岂能久留，将来如有恢复州县，何以分守。“兵至，则贼退，兵去，则贼复合，彼逸我劳，甚犯兵家之忌”。又若孙可望探知我兵出援，以靖州沅州之敌兵截断粤西险道，则我首尾难顾，反置孤军于徼外，种种危形，显而易见。目前已严促所调官兵，速往协同战守，俟臣亲历衡州、永州后，再商机宜以闻。此疏于十一月二十八日送到帝前，帝命下所司速议。《清世祖实录》第79卷第15页。
　　顺治帝聪睿机智，深刻地理解了经略的想法和意图，也感到需要有所改变，显示八旗军或以利于抚故，过了六天，十二月初五日，他便授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护军统领苏克萨哈等将，统领八旗官兵，镇守湖南，赐其敕说：“逆贼孙可望等，煽乱湖南，蹂躏地方，兹特命尔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蓝拜、济席哈、苏克萨哈等，统率大军，镇守湖南。尔等公同经略辅臣洪承畴悉心商榷，择湖南湖北扼要之处扎驻，其用兵机宜，悉同经略议行”。又命拨发银两，骑兵无马者，每牛录发马十匹。《清世祖实录》第79卷第17、18页；《清史列传》第4卷，《陈泰传》。十一年二月帝又诏靖南王耿继茂移镇桂林，以联声援。陈泰至湖广后，与洪商定，驻于荆州。
　　陈泰的统军出征和靖南王之移镇桂林，都是根据洪承畴之奏而调发的，但也充分显示了顺治帝虽仅年方十五岁余，却颇有识见，在有关用兵的重大问题上作出了明智的正确的抉择。他没有命定远大将军屯齐统领大军留镇湖广，担负洪承畴奏请的重大军事任务，而是让屯齐率部于十一年班师回京。这可能是他考虑到屯齐虽于十年春天击败过孙可望，击走李定国，但毕竟这支部队曾惨败于衡州，主帅尼堪亲王败死，士气沮丧，恐难完成平定湖广和广西以至进取云贵的艰巨任务，因而另派他将。在委任新帅时，他选中了陈泰，这一任命非常英明。陈泰不是平庸之辈，而是将门虎子、元勋之后。他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清朝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他的父亲车尔格亦是一员虎将，历任固山额真和户兵刑三部承政(尚书)，军功累累，政绩可观。陈泰本人很早就披甲出征，屡次以少败多，为扩大金国、入主中原建立了不小功勋。顺治四年他以礼部侍郎从征湖广，败大顺军余部将领一支虎于荆州，随即奉命为靖南将军，平定了全闽。六年授护军统领，七年擢刑部尚书，八年二月迁吏部尚书，三月授国史院大学士，世职晋至二等男，寻因小过罢任，九年正月即起用为礼部尚书，三月授镶黄旗都统，晋二等子。这样一位将门虎子，久战沙场，从政多年，能文能武，且曾驰骋于湖广与福建的大将，出任宁南靖寇大将军，是最恰当不过了。
　　顺治帝又因李定国进攻广东，于十一年六月初九日谕派固山额真朱玛喇为靖南将军，同护军统领敦拜，率领江宁驻防八旗官兵，援剿广东，赐其敕书说：“兹因逆贼侵犯广东，以尔朱玛喇为靖南将军，同护军统领敦拜，总统弁兵，前赴广东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处，与二王及督臣计议，将延扰广东贼寇相机除剿。其广东地方，亦与二王、督臣商议，相机剿抚。”《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6页。这一任命，亦很妥当。朱玛喇虽年逾半百，但却是身事三朝，幼年从征，军功累累的宿将，历任佐领、参领、副都统、都统、侍郎、尚书等职，骁勇善战，且入关后他先后统兵厮杀于浙江、福建、江西等省，有在南方作战的经验。
　　战局进展，果然不出洪承畴和顺治皇帝之所料。顺治十二年六月，孙可望遣安南王刘文秀率卢明臣、冯双礼统兵六万，楼舻千余，分攻岳州、武昌和常德。陈泰遣护军统领苏克萨哈设伏以待，参领呼尼牙罗和先与卢明臣、冯双礼之兵相遇，败其众，复令参领苏拜、希师等以舟师迎击，“八旗继进，三战三捷”。“贼复列舰拒战”，清伏兵出击，“焚其船，贼大败”，“焚获船艘甚多”，卢明臣赴水死，冯双礼受重伤逃走，刘文秀遁走贵州，降敌将四十余员兵三千余人，清军大胜。《清世祖实录》第92卷第8页；《清史列传》第4卷，《陈泰传》。
　　在此之前，由于湖广驻有清朝大军，又恐孙可望袭击，李定国于十一年春率军进攻广东，连下高州、廉州、雷州，十月联络粤东水陆义师，号称二十万，围攻新会。平南、靖南二王率兵往援，至三水县，分布沿江隘口，等待八旗军。十二月，朱玛喇率军赶到，合兵进剿，先败敌于珊州，继至新会，大败李定国所领的四万马步兵。朱玛喇统军追击，于顺治十二年二月连败敌军于兴业县境和横州江，李定国渡江退入广西南宁府，再退至安隆。于是广东高州、雷州、廉州三府三州十八县及广西横州二州四县悉平，获象十六头及马二百余匹，“器械无算”。《清世祖实录》第88卷第27页，第89卷第11页，第91卷第6页。
　　顺治帝大喜，于顺治十二年四月遣使赍敕，嘉谕二王及朱玛喇、敦拜、李率泰说：“朕惟折冲御侮者，社稷之良臣，显绩褒勋者，国家之盛典。尔等或受命以扩靖疆场，或率师以协平寇盗，皆朕之故旧大臣倚为腹心者也。顷者逆贼李定国栖处南方，频侵两粤，二王及诸臣宣厥忠勇，谋操必胜，于新会等处杀贼既多，复追至横州江岸，降其军将，获其器械无算，克定高、雷、廉等府州县，先后屡捷，功越寻常，绩臻茂著，朕甚嘉悦，特赐敕谕，以示朕嘉励至意，尔等其益尽忠勤，垂名永久，钦哉！”《清世祖实录》第91卷第6、7页。
　　顺治帝厚加赏赐，晋二等子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为世袭一等子兼一云骑尉。部臣拟晋靖南将军、二等男朱玛喇为一等男兼一云骑尉，顺治帝以其功多，不应循常格议叙，特谕吏、兵二部说：“都统朱玛喇等率兵击贼李定国，雪衡州、桂林之忿，快慰人心，其军功再加议叙。”部臣遵旨奏准，晋其爵为三等子。《清史列传》第4卷，《陈泰传》《朱玛喇传》。
　　到顺治十二年底，刘文秀、李定国连败皆弱，定国只有兵六千，据南宁自守，两广及湖广绝大部分州县皆为清有。顺治帝之调遣得当，对促进统一两广与湖广，起了一定的作用，下一步就应该是乘胜前进，攻取云贵了。
　　五、攻守维谷皇帝经略为难.
　　湖广、两广平定之后，本应乘胜前进，夺据云贵。五省经略辅臣洪承畴和倚任他的皇上福临，也都渴望早日平定滇黔，以彻底全面地统一全国、安定民心，减少军费，改善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窘况，但是洪承畴却又害怕进攻云贵之事过早提上日程。这倒不是他念及前明崇祯帝对他的破格擢升，几年内由一个四品督粮参政一跃而为巡抚、总督，统领大军，备受皇上宠爱，马上就要入阁拜相了，因为有此隆恩，现在不忍对其后裔永历帝动手。他之迟迟不愿大规模进攻云贵，主要是因为对手太强，永历帝是由大西军“保卫”着的，这可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劲敌。
　　此时大西军相当强大，士卒数十万，骁将众多，原称平东将军孙可望、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皆系能征惯战的猛将，现皆已封王。原来的前军都督白文选，有勇有谋，被孙可望视为亲信大将，封巩昌王，曾代刘文秀坐镇四川，又于顺治九年十一月猛克湖南辰州府，击杀清朝名将辰常总兵徐勇。另外汉阳王马进忠、叙国公马惟兴、淮国公马宝、庆阳王冯双礼等等将领，亦长年征战，屡败清军。大西军据有云贵，地形险阻，易守难攻，时袭两广湖南，还与四川义军和大顺军余部及福建郑成功遥相呼应，照说是金城汤池，难以失陷了。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老成持重的清朝经略大学士洪承畴，肩负经略五省重担后，一直主张“以守为战”，先定湖广，巩固南方，再图进取。顺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提出了总的战略方针：“安襄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巩江南”。他主张军事上“以守为战”，采取防守之法，政治上“广示招徕”，采取攻势，经济上“开垦田亩”，恢复生产，待“兵广粮足，战守周备，然后可以会师前进”，攻取云贵。《明清史料》甲编第4本，《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密揭帖》，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祚：《洪承畴墓志铭》。直到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他仍奏称：“进守无兵，驻守无粮，旋得旋失，数年往事，可为明鉴。”《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原先“湖北一带已无宁宇”，湖南“人心日变一日，地方日坏一日”之危局，已大有改变，“人心渐有固志”。顺治帝曾因“湖南寇氛未靖，殃及生民”，下旨“增遣满兵，携家口，驻防武昌”，今因“五省经略抚臣洪承畴在彼操练军兵，修整器械，军威殊壮，招徕抚戢，民情悦安”，于十二年二月降谕停止。《清世祖实录》第89卷第2页；《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6辑第155—158页。
　　湖广、江西与广西虽已稳定，但洪承畴是五省经略，最后目标是统一滇黔，怎样实现这一目标?洪承畴仍主张以守为战，待条件成熟时才大举进攻。这就招惹了一些官员不满。兵部左侍郎王弘祚于顺治十二年初上疏，指责洪承畴久任无功，坐失战机。《明清史料》甲编第4本，《兵部侍郎王弘祚奏疏》。曾与大顺军、大西军多次交战因功升授四川巡抚的汉军正红旗人李国英，也于同年春疏陈用兵方略，痛驳坐守之弊，力主大举进攻。他说：建治平之略者，在苏民生之困，苏民生之困者，在祛其致困之源，今滇黔未靖，征兵转饷，“因一隅未安之地，累数省已安之民，旷日费时，必至师老财匮，此坐而自困之道也”。“我国家兵威无敌，而小丑敢逆颜行，非兵不强，饷不足，由封疆之臣畏难避苦，利钝功罪之念，先入于中，以致贻忧君父耳”。现湖南两广俱有重兵，平西王与固山额真李国翰之兵屯驻汉中，蓄锐已久，若分道并进，首尾夹击，必能成功，“此诚一劳永逸之计也”。请敕平西王与李国翰为各路之统领，先平四川，再取滇黔。《清世祖实录》第91卷第3、4页。
　　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接替陈泰担任宁南靖寇大将军的一等子、固山额真阿尔津，统率八旗军驻荆州、连败敌军，十三年又攻克湖南辰州，欲以所部兵留驻于此，咨商于经略，洪不同意。阿尔津复移咨说：若增兵守辰，则可得沅州、靖州，“沅、靖一得，可进取滇黔”，今弃辰州不守，敌必复来，“我士马疲顿，岂能数逾越险阻”?洪以此咨文上奏。顺治十二年五月郑亲王济尔哈朗临终前夕，也语重心长地奏告皇上，“惟尾以取云贵、灭桂王为念”，实际上也表示了对洪承畴重守不进的不满。
　　虽然不断招来非议，但洪承畴仍因大西军强大，云贵险阻，而主守不攻，偏重招抚。顺治帝也听从其言，不采纳李国英等人建议，且令阿尔津班师，“以征守事务委承畴速筹”。洪承畴虽花了很大力气进行招降，多次派人诱劝孙可望、李定国降顺，但是由于不敢进剿，“寸土未恢”，招降之计也未生效。在这“满洲大兵屡苦远驰，地方官民疲于奔命”，军费激增，财政奇困之际，廷臣对洪愈益不满，皇上也失去耐心，洪承畴只好以“有罪、无能、老疾”为借口，一再要求朝廷将己“罢斥处分”，世祖初尚“优旨慰留”，后便于顺治十四年六月三十日降旨允准其请说：“览卿再奏，病势转久，深轸朕怀，军务殷繁，难以静摄，著解任回京调理。”《清世祖实录》第110卷第9页。
　　经略可以解任，但怎样用兵，却非一纸诏书能解，守既不利，攻又难进，万一冒险进攻，折兵损将，又将如何收场?顺治帝对此可真是苦无良策忧心忡忡了。
　　然而，天佑清室，正当洪承畴打点行装准备返京之时，正当皇上难定攻守坐卧不安之际，前线传来了大西军“国主”、“秦王”孙可望前来归顺的特大喜讯，局势顿然改观。
　　第二节、乘机大举势如破竹.
　　一、天佑清室“国主”、“秦王”归顺.
　　孙可望本是“关西布衣”，先祖屡世力农，家境贫寒，为人所侮，愤而投奔张献忠，初为普通士兵，因其“少年英俊”，机智骁勇，被张献忠收为养子，封平东将军，位列李定国等人之前。张献忠死后，他团结众将，激励士卒，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将军，率领大西军余部出川，夺据滇黔，对大西军的延续和再度强大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被将士尊称为“国主”。然而，随着地位的变化，孙可望的自私、骄横、嫉贤妒能、专权横行的毛病恶性膨胀。他尤其嫉恨安西王李定国智勇双全，功大势盛，遇事直言，不媚于己，于南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四月)借故执李定国于演武场，杖责五十军棍，孙李之间仇隙已深。
　　孙可望欲彻底摆脱四将军并尊的传统，遂袭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于顺治六年遣使南明，要求“联合恢剿”，给己秦王封爵。永历帝初尚不愿，几经周折，后遭清军追袭，走投无路，只好逃至孙可望辖区，被孙安置在安隆，实为软禁，名虽为君，而“大小战争，诛斩封奏”之权，悉归孙可望掌握。
　　孙可望虽已胁迫永历帝封己为秦王，野心并未满足，紧张筹划自为天子，而李定国则由于明臣的影响，日渐滋长忠君思想，愿为永历帝之忠臣，从而孙李之间矛盾愈益激化。孙可望几次谋害李定国未遂。顺治十二年听闻李定国在南宁为清兵所逼欲撤回云南，他急命总兵关有才等统军四万，进屯田州堵击，凡李定国可能来滇的必经之路，刍粮全部焚毁。不料李定国因此时虽仅剩下六千士卒，却雄心未减，在接到永历帝于安隆潜行发出的勤王血诏后，立即于十三年春由间道出奇兵抄袭关有才大营后路，关有才大惊，落荒而逃。李定国在白文选协助下，赶抵安隆，奉永历帝朱由榔入云南，与蜀王刘文秀会合，抵达昆明，白文选仍留贵州。
　　孙可望大怒，于顺治十四年八月初一，令冯双礼留守贵州，以白文选为大将军，总统诸军前行，以马宝为先锋，自率一军殿后，总共有兵六万(一说十四万)，急行入滇。九月二十日，两军交战于交水，李定国部只有三万，众寡不敌，然而大西军将士早就对孙之同室操戈十分不满，久仰李定国之为人及才干，故白文选、马宝、马惟兴等大将皆于阵前倒戈内应，李定国、刘文秀见机率兵猛攻，孙可望部下大多迎降。孙可望大败而逃，随行只数十人，逃回贵阳，兵心已变，遂携妻子财宝逃往湖南，于十一月到达宝庆府境，遣使赴洪承畴军前求降。清宝庆中路总兵官李茹春、右路总兵官王平于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将孙可望及其将士家属四百余人送到宝庆，后又遵经略命令，于二十八日送到湘潭，与经略相会。十二月初三，洪承畴带孙可望到长沙。初十孙可望等人尽行发，并呈献“秦王之宝”镀金银印于经略。曾经拥兵数十万叱咤风云威震西南的大西军“国主”、“秦王”孙可望，就这样在惨败之后投降于有杀父之仇的敌人，跪伏在大清皇上的脚下，当了一名可耻的农民军的叛徒。《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7、11、12、14、15页；《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四日、十二月初六日)；《明清史料》丙编第2本，《秦王孙可望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一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6辑，《张长庚为孙可望递书降清事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
　　洪承畴闻知孙可望来降，无比欢欣，立即奏报喜讯，并说明“病已痊愈”请求留任，同时又连上几疏，呈述了需要重赏孙可望的理由。他强调说：“云贵投来伪王，关系荡平南服机宜，尤必叩恳皇恩，大破赏格，特加升赏”，希望朝廷将孙可望树立为“收复云贵榜样”。
　　顺治帝得悉孙可望归顺，万分高兴，立即考虑对孙可望之安排与封赏。一些人的名字、经历、爵职，自然会出现在他的眼前。入关以来，大顺军、大西军将领、明朝故臣、南明官将降清者不少，清廷皆区别对待，封授爵衔或官职。拥兵四五万驻守睢州的南明东平伯、总兵许定国，诱杀统军十余万坚决抗清的南明兴平伯、总兵高杰，归顺清朝，死后追封一等子。南明广昌伯、总兵刘良佐统兵十万降，封授二等子。已故宁南侯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率总兵十二员马步兵十万降，授一等子。总兵田雄缚南明福王来降，授一等子。统军二三十万为消灭南明唐王政权立下大功的平国公郑芝龙，降后初封三等子，后以欲诱其子郑成功归降，始封芝龙为同安侯，成功为海澄公(郑成功拒爵不降)。明定西伯、总兵唐通降，晋封定西侯，后改授一等子。只有明平西伯、总兵吴三桂因献山海关败大顺军李自成立有大功，始封平西王。另外，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因在关外已降，功大，故在崇德年间，已分封王、公。若按入关后左梦庚等人率兵十万、四五万来降者之例，此次孙可望仅系“孑身来归”之孤家寡人，若仅以率降之官、兵多少来论功封授，孙可望最多也不过封授男爵，不能赐以更高的爵职。怎样办?是按常例，还是破格，难以定夺。这时便显现出顺治帝之智慧和才干了，他毅然不囿于常例，采纳了洪承畴请求重赏孙可望的意见，而且其赏之重，恐连经略也大出意外，他竟然特别破格，赐封孙为“义王”，而且封授之仪甚为隆重。
　　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他“敕谕新归臣孙可望”说：“朕惟帝王统御天下，必期遐迩民生，皆得其所，故当舆图未归，念切颠连，不惮缮我甲兵，远伸天讨，若肯革心向化，即嘉其慕义，不吝推心置腹，广覆载无外之仁。卿十余年，阻在南服，聊为自固之计，未悉我朝宽仁大度，宥过招降，自创业以来，凡悔罪投诚，纳土归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优加封爵，俾享尊荣，此天下所共闻者久矣。今卿率众携家，乘机来归，知卿处心积虑，向化有年，即此一旦翻然，便为识时俊杰。朕一闻疆臣驰奏，深为忻悦，特封尔为义王，以示优眷，所有应给册印，已令所司铸造，令近臣赍送外，兹遣专官，先行敕谕，用宣朕意，卿宜祗遵，以俟宠命”。《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12页。
　　过了九天，他又下一道上谕和一道敕书。上谕是谕兵部的。他谕告兵部说：向因孙可望、李定国等窃据滇黔，勤兵讨御，抚剿兼施，原为救民于水火。今李定国与孙可望彼此相攻，“可望携家降顺”。“览其来奏，情词恳切，独能识时审势，洁身于僭乱之群”，即此一念，便当宥其既往。且兴师动众，深轸劳民，兹乃不烦兵力，自献悃忱，殊可嘉悦。“孙可望已特封为义王，用昭朕柔远宁民之意，尔部通行传之”。②③《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14页；第15页；第20、21页。另一道敕书，是给孙可望的，是答复孙之求兵征滇而写。他在敕谕中讲道：“前经略辅臣奏王慕义向化，朕心深为嘉悦，特加优典，封为义王”。兹览来奏，当明季丧亡之际，收拾士民，训养兵卒，期保所得土地，原非篡夺。“谅王久阻归诚，亦特震慑兵威，初非抗拒”。至于所用之人，横逆不驯，假借名号，煽诱逆党，反攻内击，“似此所为，既挟制其主，又流毒于民，不但有负于王，抑且悖违天道。朕夙以奉天讨罪救民水火为心，已命所司选将厉兵，大张挞伐，以快滇黔兆民来苏之愿，庶慰王去迸效顺之忱矣”。②又过了十三天，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帝遣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往湖广，册封孙可望为义王，册文全文如下：“向化抒诚，号识时之俊杰，封藩锡爵，昭励世之常，来归既献乎舆图，懋赏斯隆夫带励。咨尔新归臣孙可望，才能乘势，智裕择君，虽云身在南荒，十余年称戈负固，实则志依北阙。兹一旦率众投诚，携尔室家，足信瞻云就日，统厥士马，真为出谷迁乔，于朝廷招降抚顺之仁，适相允合，岂国家厚禄荣阶之典，肯靳弘施。大分维彰，朕心嘉悦，是用封尔为义王。於戏，祗承宠渥，流芳誉于千秋，益笃忠贞，竟茂勋于一统，钦哉。”③又过了几天，顺治帝以孙可望差官程万里至京，奏请入觐，特谕允其请，命其同麻勒吉等速来京师。《清世祖实录》第114卷第6页。
　　孙可望遵旨，于顺治十五年五月初二到达京城，帝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率众公侯伯以下、梅勒章京侍郎以上出迎，赐茶”。《清世祖实录》第117卷第2页。这是十分隆重的迎接贵宾之礼，并且几天之内，皇上几次赐宴和召见。孙至京的第二天，五月初三，帝御太和殿，孙可望朝见皇上。五月初四，“宴义王孙可望于中和殿”。五月初八，“赐义王孙可望宴于其邸舍”，“定义王孙可望顶带、坐褥、仪仗等物，其长史等官及护卫，俱视多罗郡王例”。五月初十，“复赐义王孙可望宴于其邸舍”。《清世祖实录》第117卷第6页。皇上又多次赏赐大量银布衣服与孙可望。六月初二，“赐义王孙可望银二千两、缎五十匹、青布梭布五百匹。其总兵副将参游等官，各赏银缎布有差。兵丁亦赏银布”。《清世祖实录》第118卷第3页。七月初二，“赐义王孙可望貂镶蟒袍一、貂褂一、大蟒缎狐肷里水獭镶边朝衣一，黑貂朝帽一、镶斜皮靴袜一双、大蟒夹朝衣一、蟒缎夹褂一、蟒纱朝衣一、凉朝帽一，及珠顶、束带”。《清世祖实录》第119卷第2页。不久又赐孙可望银一万两。《清世祖实录》第121卷第4页。
　　皇上如此的多次召见，厚赐银布衣物，封为王爵，长史等官及护卫“视多罗郡王例”，除了平西、定南、平南、靖南四王外，没有任何一位降臣得到这样的优遇，有清一代除四王外，也是罕遇。一个仅仅带领百余随员狼狈逃窜投到清营谋求活命之人，竟得到这样罕有的恩宠、重赏和优厚待遇，实出群臣意外，也引起一些降臣不满和忌妒。左都御史魏裔介竟因孙可望要求随军从征而特上劾疏，痛斥其“坐见败辱，鼠窜奔投”，“亡命来归”，从征之请乃“不自揣量，冒昧无知”，硬给孙定上三条罪状，要求皇上对其“严加处分”。《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王夫之：《永历实录》第14卷，《李定国列传》。
　　然而，少年天子却远比这位被赞为“才品优长”，见识高超，直言敢谏的御史，更有远见，更有气魄，坚持执行其特别优遇孙可望的独特政策，而且取得了预期的非常好的效果，那就是使孙可望“感激无地”，尽心竭力为朝廷效劳，从而很快就实现了平定滇黔的多年宿望。
　　孙可望在两个关键性问题上，帮了清廷的大忙。第一，他“开列云贵形势机宜”，“图画山川迂曲及诸将情形、兵食多寡献之”，使云、贵、川的“虚实险易尽输于敌”，全面、详细、准确地泄露了大西军的军事机密，为清军制定正确的作战计划，击败敌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以往清军之所以常吃败仗，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不知敌情，举凡大西军的军事组织、战略战术、将领情形、士卒心情、军事设防，等等，以及山川地形，知之太少，故而犹如瞎眼之人胡乱厮打，常中埋伏。现在情形大变，清廷对大西军、对西南是“明如指掌”了，就可出敌不意，突然袭击，稳操胜算。第二，孙可望派人为清军当向导和奸细，严重地瓦解了大西军军心，促成李定国惨败。他“遣人赍手书招(大西军)诸将帅，言己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诸将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将比，唯定国一人不赦。刘永秀之子及马惟兴、马宝等皆为所诱，先后举兵降。定国大溃，乃退师，奉上奔永昌”。王夫之：《永历实录》第14卷，《李定国列传》。简而言之，孙可望的投降及其感戴帝恩，尽力为朝廷效劳，对促成李定国大西军的失败，对清廷的统一滇黔，起了很大的作用，顺治帝的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使全局皆活了。
　　二、三路会师一年平定滇黔.
　　少年天子福临还下了另外三着好棋，在三个重大问题上明智地作出了正确的抉择。第一个问题就是洪承畴是否留任。洪承畴在顺治十三、十四年里，大部分时间是不敢进剿，寄望于抚，没有大的作为，引起廷臣不满，朝廷也就同意他的解职，谕其解任回京。但是，当孙可望投降后，洪承畴之“多年积病”突然好了，精力异常充沛，紧张工作，上疏奏称病已痊愈，要求留任，并将孙可望之“众散势孤，穷蹙乞降”，说成是由于数年以来他大力宣传“皇上文德绥怀，特恩招抚，遐方人心深切向慕，……湖南以守为战，无隙可乘，以致云贵内变突生，人心解体”，故孙可望才“决计奔投”，《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将此大功贪为己有。
　　是允其留任，还是另换他人?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原则问题。不满和忌妒洪承畴者，大有人在，想趁此大好时机统兵出征，为朝廷建树功勋，为自己立功留名邀封崇爵者，亦不乏其人。万岁完全有理由不允洪之留任请求，也完全可以找到能任此事之人，那么，怎么办?顺治帝谅必反复思考过，但他作出的决定却必然出于某些大臣的意外，也使他们有些沮丧。他很快就同意了洪之请求，于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五谕告兵部说：经略辅臣洪承畴，前已有旨准其解任回京调理，“近闻病已痊愈，仍著留原任，亲统所属将士，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由湖广前进，相机平定贵州”。《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11页。
　　这个决定十分正确。洪承畴已经略五省四五年，主要将领和文臣，或系其奏调委任，或共事已久，民情军心皆较知悉，对敌方也有所了解，这支几万人的大军如若能在他的继续统率下，定对用兵大有裨益，否则，大军即将进剿之时，突易统帅，必然产生不少恶劣后果，不利于征剿，实践证明了世祖的这一决定马上就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洪承畴对此，真是感恩戴德，决心全力以赴，报答皇恩。他以“不胜惶悚，不胜感激”的心情，向皇上表忠说：“伏思职经略四载，寸土未恢，正当兵马秣厉之时，陡患危笃之疾，……惟有振励精神，勉图竭蹶，慎终如始，与大将军等计画万全，实行剿抚，期无负皇上委用至意”。《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洪承畴也确是这样做的。他于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收到孙可望于九月三十日派人自贵州送来的他的信后，立即起草回信，于第二日派十余名亲信官兵将这封“宣布朝廷德意”的回信带往宝庆，面交孙可望。十七日他即率第一批满汉精兵从长沙出发，前往宝庆，十九日到达湘潭，二十八日与孙会合，十二月初三同回长沙。洪承畴除了特别破格优遇孙可望，使其“感激无地”，并请帝加以殊恩外，抓紧时间了解滇黔情形，征求孙对用兵的建议，很快便对敌情有了深刻全面的了解，作战方略也成就了。
　　清廷的最初方案是，三路出师收复贵州后，驻于贵州，“具疏请旨，勿即进滇云，定滇大兵来年内进发”。朝廷将此方案交与洪承畴“详确筹画”。洪承畴在“广询细访”，“密会”孙可望后，对西南形势“明如指掌”，便提出重大的修改建议。他认为，原计划有三大缺点，一是三路大军合而为一，集中从贵州进攻云南，李定国便免去前后受敌的危险，“并可合全力以专守一路之险要”，这样一来，清军便难以越过险阻取胜。二是十数万大军集中一地出发，拥挤不堪，“则各路崇山深林，羊肠鸟道，士马大众之往返疲苦，其何以堪”。三系“大兵士马全聚一隅，则用粮益危”，贵州这一极贫之省，“钱粮不及江浙一中县”，军粮供应便成问题。因此，他建议：“两路大军同时齐发，又一路大军前后继进，如有一路大军先进取贵州省城，则别路大军似可就本省进军道路相度贵州、云南适中扼要地方兼有买运米粮处所，或分行驻扎，以示即可分进滇云之势，不致三路齐集贵州省城。则我兵既有分合之势，可成掎角之形，又无屯聚拥挤争粮乏食之患，且分路驻兵，得以蓄精养锐，各由径路齐进收复滇云，不致大众再有往返奔疲之苦，一举而数利皆在于我……一举而数害皆在于贼”。《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这一建议非常及时和正确，为朝廷采纳，如果撤换洪承畴，清军就会犯下不少大错，而影响进取滇黔。
　　顺治帝的另一高明之处就是选好了合适的统帅。他对三路大军的统帅人选，经过反复思考并和商议军务的议政王、议政大臣们多次讨论，最后他于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宣布，以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经略洪承畴由湖南进，以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由四川进，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与提督线国安由广西进。不久又于顺治十五年正月授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平郡王罗可铎等前往，总统三路。
　　这些决定非常正确，显示了少年天子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不囿一格，知人善任。这在罗托(亦写为洛托)的任用上显示得格外清楚。罗托是太祖之亲弟追封庄亲王舒尔哈齐之孙，系寨桑古贝勒之长子，早年从征，屡立军功，崇德元年封固山贝子，崇德七年任都察院承政，能文能武，颇有才干。崇德八年八月，其家人都塔里等首告罗托与堂兄扎喀纳之妻私通，扎喀纳之包衣高丽妇人及罗托之包衣敦拜欲告发此事，被罗托杀害。法司审理勘实，拟议处死罗托。太宗命免其死，以其“悖乱违法”，命宗室吴达海等重挞罗托后，将其削爵幽禁，以其家财人口给与郑亲王济尔哈朗。《清太宗实录》第65卷第33页。顺治八年三月，复封其为三等镇国将军。十三年五月，因人才缺乏，尤其是开国有功的宗室王、贝勒、贝子、公，大都年老去世，后继乏人，故世祖谕告吏部说：罗托在太宗时，“虽曾犯大罪，因爱其才，且系宗室，特加宽宥。今值国家用人之际，久令闲住，深为可惜，著即补授镶蓝旗固山额真”。《清世祖实录》第101卷第7页。不久又擢授其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军驻往荆州，与经略洪承畴共同料理湖广军务。
　　其二，满汉一体，仰汉冲锋。以前作战，也皆动用汉兵，如近六十万名绿营兵和四王一公之汉兵，但大体上皆系以宗室王贝勒和满洲公侯伯固山额真等高级将领为主帅，统领八旗军为主力，分路征剿，除定南王孔有德外，汉人还未有充当大将军的。这次授平西王为平西大将军，与李国翰率军自川征黔，固山额真赵布泰与定南王部下提督、三等伯线国安由广西取贵，宗室罗托偕经略从湖南前征，三路大军皆系满汉并重，既有大批八旗军，也有平西王、定南王部下和川、陕、楚、湘、桂等省的绿营兵。有两路是满汉统帅并肩议事，另一路满帅权力略大于汉帅。这在皇上分别敕谕三路统帅的敕书中，讲得非常明白。帝“敕谕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曰：……特命王为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统兵进讨，尔等统领所属官兵及汉中、四川各官兵，由四川前往贵州，相机进取，凡事王与固山额真会议而行”。这里平西王与墨尔根侍卫、侯是平行的。敕谕赵布泰等说：“特命尔赵布泰为征南将军，统兵进讨，尔统领前去官兵并提督线国安标下官兵及湖南调发官兵，由广西前往贵州，相机进取，凡事与提督线国安、梅勒章京富喀、莽吉图等会议而行”。赵布泰之权高于线国安。帝又敕谕罗托说：如经略“同大兵前往”，凡事“亦与经略会议而行”。《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15—18页。这对调动平西王、线国安、经略大学士的积极性，调动汉将的积极性，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三，满洲根本，满王总统三路。这次进攻，非同一般中小规模的征剿，而是清与大西军的最后大决战，是清彻底消灭大陆上南明政权的大决战，既十分重要，只许胜，不许败，只能完全成功，不能失败，也不能半途而废，故必须按照先前传统，由宗室王担任三军统帅，以确保朝廷对一二十万大军的绝对控制和征剿的绝对成功。另一方面，略有见识之人都不难看出，这次进剿极有可能成功，不会失败，南明、大西军已非清军对手，因此，谁为全军统帅，不仅涉及该人的功勋事业和荣华富贵，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关系到朝廷颜面、满洲根本国策和八旗军威的头等重大问题，如让汉人，哪怕是一直为朝廷效劳的平西王吴三桂这样可靠的降将，也会使八旗健儿脸上无光，有损朝廷威严，汉将必会趾高气扬。这样的胜利，就成为汉王汉将汉兵的胜利，其有可能蔑视满兵，后果的严重，就可想而知了。顺治帝委授多尼总统三路大军，就可彻底防止这种危险。
　　顺治帝在这一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做得十分妥帖和牢靠，不仅下谕授多尼以总统三路军马之权，并且给其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为其真正名符其实地当上全军统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就是为多尼配备了最强的将领班子和最强的兵力，使其自然而然能够成为取滇之主力军。顺治帝不让多尼之军参加攻取贵州之战，因为那只是前锋之战，不是决战，决战地点在云南。有吴三桂等三路军队分路进剿，必能夺据贵州全省了。皇上是要多尼在吴三桂等取贵州后，统军“前往专取云南”，他肩负的是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性重任。多尼手下有一个强大的将领班子。帝命多尼同平郡王罗可铎，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一等侯伊尔德、阿尔津、巴思汉、卓罗等，“统领将士，进取云南。御前侍卫及王、贝勒、贝子、公等护卫，皆酌量随征”。
　　信郡王多尼乃“辅政叔德豫亲王”、镶白旗旗主、定国大将军多铎之长子，初封郡王，顺治六年袭父之豫亲王爵，九年因受多尔衮案牵连，降封郡王。平郡王罗可铎乃原封成亲王后降为郡王的镶红旗旗主岳托之孙，袭郡王爵。尚善贝勒系岳托之第五子，杜兰贝勒是岳托之弟颖亲王萨哈廉之子。这两位郡王、两位贝勒的出征，实际上是皇上派了下五旗的两位旗主率其旗下将士出征，可见其兵将之众多和精锐。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尔津、卓罗都是威名赫赫的勇将。伊尔德以从敬谨亲王尼堪统军征战尼堪败死，而于顺治十一年被夺职削一等伯爵和籍没，但帝知其才，于第二年即授其为宁海大将军征剿南明鲁王之部将阮进等，破敌，取舟山，因功复一等伯爵，并晋一等侯。帝又命“御前侍卫及王、贝勒、贝子、公等护卫，皆酌量随征”，这些侍卫和护卫，大都是骁勇善战的将领。
　　安远靖寇大将军信郡王多尼不仅统率北京八旗军前往，而且后来帝又谕令将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率领驻于湖广的八旗军之大部分将士，交与多尼统辖。这样一来，在进攻云南的东路、西路、中路三支大军中，多尼之中路军便成为王公将领最多、八旗军最多的主力军。这对确保取滇之成功，固然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同时它又足以保证信郡王多尼名符其实地成为整个三路取滇大军的统帅，而如进取成功，则八旗军自然是此战的主力军，宗室王贝勒自然也是立功最大的将帅，清廷制定的“满洲根本”、“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之基本国策，便得以体现。这样的胜利，便不仅是清对南明对大西军的胜利，而且是满洲贵族的胜利，是八旗劲旅的功勋，是英明智慧的少年天子的胜利。这就是顺治帝要委授多尼总统三路大军且给其配备了强大的将领班子和八旗士卒的真正目的。
　　顺治帝的第四着妙棋是，给出征大军制定了正确的用兵方略。这在他赐予信郡王多尼、平西王吴三桂、罗托、赵布泰等帅之敕谕中，讲得非常清楚。主要是着重讲了五个问题。一是乘敌内讧，立即出兵。他说：“逆贼煽乱云贵，骚扰地方已久，今贼李定国与孙可望互相争战，可望来降，乘此贼党内乱人心未定之际”，立即出兵，军分三路，先取贵州，再克云南。②《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15—18页，第114卷第7、8页。二是谆谆告诫统帅多尼、吴三桂、罗托、赵布泰不要妄自尊大独断专行，要与同征的主要将领商议定夺。他要求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凡事与多罗平郡王罗可铎，多罗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尔津，宗室巴思汉、卓罗等会议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众言”。他谕平西王吴三桂要凡事与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会议而行，毋执己见，不谋而动”。对赵布泰、罗托亦作了同样的谕诫。②三是着重强调戒骄戒躁，谕诫诸帅和众将“毋谓兵强，轻视逆寇，仍严侦探，毋致疏虞”。他特别告诫诸帅要记取敬谨亲王轻敌败死的教训。当安远靖寇大将军信郡王多尼统领京城八旗军出发以后，他遣章京魏黑、傅达礼等人赍敕二道，往谕多尼和罗托，指授分兵增援赵布泰之事，同时“复面谕魏黑等曰：尔等至彼处，可齐集两王、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及夸兰大等，谕以抚循士卒，当如父之爱子，行军必敬慎提防，谋事无失，毋得骄矜躁急，致有疏虞。夫士在行间，固当有进无退，而克敌制胜，尤贵惧以成谋，前敬谨亲王及讷尔特等之败，皆以轻敌躁进故也”。⑤《清世祖实录》第120卷第6页。四是强调“安民”戒扰，招抚降人。他谕告多尼等将帅说：“行师以安民为首务，须严禁兵将，申明纪律，凡归顺良民，毋得扰害，务体朕定乱救民之意”，“抗拒不顺者戮之。有先被贼胁从，大兵一至，即时迎降者，俱免诛戮”。《清世祖实录》第114卷第8页。他在面谕魏黑等使者，令其传谕多尼等将帅时，也着重指出：“至投诚之人，当分别其倾心效顺或事急来降，即事急来降者，亦当收养，纵有逃亡，听其自去，始足彰我恩育之仁。夫以威服人，何如以德服人之为愈也”。⑤五是要特别重视招抚少数民族人员。他于顺治十五年三月初五，特谕平西王、罗托、济席哈、赵布泰、李国翰等将帅说：“朕夙以奉天讨罪救民水火为心，是以特命尔等率师南征，剿抚机宜，俱载前谕。今念贵州等处，民苗杂处，当先加意抚绥，安辑民心，尔等率领大军，经过府州县及土司蛮峒等处地方，当严行约束官兵，凡良民苗蛮财物，及一草一木，勿得擅取，惟务宣布仁恩，使彼乐于归附。倘官民人等不遵纪律，仍行抢掠者，即加处治，以示惩戒。尔等所领汉兵，一并严行禁饬。其未辟地方，须多发告示，遍行晓谕。尔等受兹敕旨，当恪遵奉行，勿致扰害地方，以副朕除暴安民至意。”《清世祖实录》第115卷第14、15页。
　　帝之此谕，显然是采纳了经略洪承畴的建议，洪于顺治十五年正月十八日奏称：“进取大事，首以收拾人心为本，欲收拾人心，先以约束官兵秋毫无扰为本”，“必先得土司苗蛮之心，而后可认为一劳永逸之计也。”这也可见留用洪承畴是十分明智的。《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五年正月十八日)。后当打下贵州欲进云南之时，帝又于顺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敕谕信郡王多尼、平西王吴三桂、征南将军赵布泰三路大军主帅说：“朕以南服未定，特命王等率大军进讨。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处地方，所有土司等官及所统军民人等，皆朕远徼臣庶，自寇乱以来，久罹汤火，殊可悯念。今大兵所至，有归顺者，俱加意安抚，令其得所，秋毫无有所犯，仍严兵丁，勿令掠夺。其中有能效力建功者，不靳高爵厚禄，以示鼓励。王等即刊刻榜文，遍行晓谕，使土司等众，知朕轸恤遐陬臣民至意。”《清世祖实录》第122卷第15、16页。这就减少了阻力，不少土司和土著人员拥护清军进滇，“运交米粮”，向导引路，极有利于清军的前进。
　　以上顺治帝采取厚待孙可望、留用洪承畴、任用得力将帅和乘机及时出兵安民抚“夷”的四项带有方针性政策性的重要决定，实践证明是十分正确的，起了很大作用，为大军迅速、顺利攻取云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顺治帝的正确指导下，三军将士奋勇厮杀，军事进展很快。战争的第一阶段是取黔定川。顺治十五年二月，经略洪承畴与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会师于湖南常德，抵辰州，收复沅陵、泸溪、麻阳、黔阳、溆浦诸县，进军沅州，敌将马进忠退走，又檄偏沅巡抚袁廓宇招降靖州，并苗兵赴镇远二十里山口堵御，敌将冯双礼所遣之总兵冯天裕、关廷桂等先后自平越降，“沿途擒斩收降甚众”，四月抵贵阳城中，敌方“文武官俱先遁”。洪承畴奏报捷讯说：“自常德、辰、沅至镇远、贵阳，重关高岭，石径尖斜，大雨将及半月，泥泞三尺，满洲兵谓从来出征，未有如此之难，马匹疲毙未有如此之甚，然皆不顾艰险，奋勇当先。汉军、绿旗兵紧随而进。不五十日剿逆抚顺，贵州全省底定，皆皇上德威遐畅之所致也。”《清史列传》第3卷，《洛托传》；第78卷，《洪承畴传》。罗托亦奏称：克复湖南沅、靖等处，进取贵州省城及平越镇远等府，“共招降伪官兵丁四千九百九十余人、男妇九千八百余名口，获马一千四百余匹、象十二只”。由广西进取的征南将军赵布泰，亦奏报大兵已抵贵阳，“所过南丹州、那地州、抚宁司各土司兵民，及独山州官民，俱来就抚”。《清世祖实录》第117卷第23页。
　　比较麻烦一点的是川军。平西王吴三桂、一等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于十五年三月统军从陕西汉中出发攻蜀，由南郡、西充至合州，击败敌军都督杜子香，攻下重庆，再进兵铜梓，敌将兴宁伯王兴、总兵王友臣迎降，还有侯、将军等带家口七千余降，以及水西安慰使安坤等具启投诚。大军进克遵义，败敌将刘镇国，获粮三万石，降兵五千，五月又破杨武于开州，进招水西、蔺州各土司。这时南明永历帝之大学士文安之，复督大顺军余部“川东十三家营”及“伪侯谭弘、谭谊、谭文等，以舟师进袭重庆”，吴三桂还兵解救，炮击敌船，“伤死甚多，贼众逃遁”，“谭弘、谭谊杀谭文以降，诸部解散”，四川基本平定，七月吴三桂复屯遵义。第一阶段战事至此结束。《清世祖实录》第116卷第6页，第120卷第7页，第123卷第1页；《清史列传》第4卷，《李国翰传》；第80卷，《吴三桂传》。
　　紧接着开始了清军与南明、大西军的决战，双方进入战争的第二个阶段。
　　安远靖寇大将军信郡王多尼于顺治十五年九月抵贵州平越府，大会三路将帅，议定三路军于十月出发，进攻云南，每路兵各五万名，各解饷银三月，半月粮。平西王吴三桂军为北路军，由遵义过七星关攻昆明，约一千五百余里，先中路军十日出发。信郡王多尼军为中路，由贵阳出发，过关岭、铁索桥，往昆明，约一千余里。征南将军赵布泰部为南路军，自都匀出，欲沿贵州、广西边界平浪、永顺、镇远，绕出安隆，直趋黄草坝、罗平州，攻昆明，计一千八百余里，先西路军十五日出发。经略洪承畴、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奉旨驻守贵阳，料理粮饷，李国翰于七月病逝。
　　李定国已被南明永历帝晋封晋王，总统各军，蜀王刘文秀已病故。李定国遂命巩昌王白文选率军据七星关，防御吴三桂，使庆阳王冯双礼扼贵阳外之鸡公背，抵拒清中路军，自守盘江铁索桥，居中策应。尽管李定国尽力防守，但孙可望的叛归清朝，出现了败局已定的形势，自然给予大西军以沉重打击，致士气不振。李定国又在南明兵部尚书刘远生等人的劝说影响下，思想态度有了很大变化，决心“尽忠戴上”，效忠永历帝，以关羽、文天祥、陆秀夫、张士杰自勉，因而虽然执掌兵马大权，却“小心臣节”，“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完全听命于腐朽的永历政权，且任用非人，“往来权佞之门，蹈秦王故辙”，当然引起大西军许多将士不满，从而军心瓦解，不少将领欲图降清，战斗力严重削弱，往往一战即溃。许多土司也见大势已去，又蒙清帝劝诱招抚，纷纷归顺清朝。这样一来，曾经“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所向无敌的晋王李定国，竟在清军猛攻下，连战连败，丢弃昆明，仓皇撤走。
　　顺治十六年正月初八，少年天子读到了前线送来收复昆明的捷报。多尼等奏称：多尼、吴三桂、赵布泰三路大军主帅会于贵州平越府之杨老堡，议定分兵进取云南，订于十二月会师云南省城。多尼兵至安壮，斩敌方刘将军，追至盘江，敌军焚铁索桥遁去，我军做浮桥过江，至松岭卫，巩昌王白文选率兵二万拒敌，我军分路进击，大破敌军，遂进抵昆明。吴三桂兵至七星关，因白文选屯兵守险，乃从水西苗倮，间道渡关，以袭敌后，敌闻风退去，遂直趋乌撒。赵布泰兵至盘江之罗颜渡口，敌扼险沉船，难以渡河，投诚土司知府岑继鲁献策，从下流十里，取出敌方沉没之船，乘夜潜师而渡，敌仓皇逃走。梁瑞津有敌伯李成爵屯兵一万于山谷口，我军环山四面夹击，“大败贼众，斩获无算”。敌晋王李定国全师据双河口山顶，赵布泰遣兵登山，夺其形胜，“贼列象阵来争山，我军合力奋击，大败之”。至陆格，李定国复率三十营兵士列栅据守，赵布泰分兵为三队奋击，再战俱捷，追杀四十余里，获象马甚众。闻敌尚据铁索桥，乃从普安州间道入云南，“三路大师俱入省城”，李定国、白文选与永历帝奔永昌。帝阅之后，十分高兴，予以嘉奖，命所司察叙。《清世祖实录》第123卷第3、4页。
　　十六年二月初二，安远靖寇大将军信郡王多尼复令贝勒尚善领中路兵同平西王吴三桂、征南将军赵布泰等追击，败白文选兵于大理之玉龙关。李定国令总兵靳统武以兵四千护卫永历帝奔往腾越州，自伏精兵六千于永昌之磨盘山。此山在潞江南二十里，又名高黎贡山，是西南第一穹岭，鸟道深箐，“曲通一骑”。李定国估计清军屡胜穷追，必不戒备，遂设下埋伏，列栅数重，伯窦名望领兵二千为第一伏，高文贵率兵二千为第二伏，王玺带兵二千为第三伏，约定待清军进入三伏，则定国于山岭发放号炮，首尾横突截攻，清军必全军覆没，一骑不返，部署已定，清军渡澜沧江、潞江，“逐北数百里，无一夫守拒，谓定国窜远，队伍散乱上山”，已有一万二千人，前驱已入二伏。眼看清军就要中伏陷败，大西军可以转危为安了，不料大理知府卢桂生投入清营，泄露定国密计，清帅大惊，急退，并“传令舍骑而步，以炮发其伏，敌兵死林箐中者三之一，伏起而鏖斗死者亦三之一”。李定国在山岭正因信炮失序而惊讶，忽一飞炮落其前，土飞满面，乃退走入缅，窦名望、王玺皆战死。清军亦死都统以下十余人，丧精卒数千。清军穷追至腾越州西一百二十里，中原界已尽，瘴深饷惫，惩磨盘山之役，不复追，共降敌阁部大臣侯伯将军总兵以下数十员，“士马象驼数万”。《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28页；魏源：《圣武记》第1卷。明庆阳王冯双礼、德安侯狄三品等逃入四川建昌卫，清平西王吴三桂遣人往招，冯双礼不从，狄三品等以计擒冯献降，并缴庆阳王金印一颗、大将军金印一颗、金册一副。南明延长伯朱养恩、总兵龙海阳等，原据四川嘉定州，现亦率众来降。《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30页。不久，四川巡抚高民瞻又率兵克成都，四川亦大部平定。《清世祖实录》第127卷第19页。仅大顺军余部川东十三家营犹分据川、湖、楚三省交界地方。
　　三、斩草除根定策穷追桂王.
　　三路大军会师云南省城昆明，南明永历帝逃入缅甸，晋王李定国退据滇缅交界地方，滇、黔、川、湖、桂五省基本平定，这固然是朝廷的特大喜事，统一全国的艰巨重大任务，已基本完成，爱新觉罗江山可确保无虞，巨额军费重担亦可逐步地迅速地减少减轻，民殷国富之太平盛世有可能早日到来了。但是，这一特大之喜，又使两个令人棘手的难题，显得格外突出了。这两大难题就是如何对付李定国与永历帝，如何料理滇黔闽粤之善后事宜，两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于李定国和南明永历帝，主要是在进剿与防守之间，需要作出正确的抉择。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李定国率军退据滇缅交界处，若要进剿，山川险恶，道路遥远，瘴疠为害，米粮缺乏，水土不合，既易中敌埋伏，又常染病死亡，而且，战火连年，将士久已劳累不堪，大军远征，粮饷巨万，转运艰难，地方疲敝，国力难支，实非易举，万一进军失利，罢兵则有损威严，再剿恐更难成功。可是，若不将其剿灭净尽，又必带起兵端，时遭袭击，边界难安，西南不宁。简而言之，守更稳妥，省钱省力省事少伤亡，攻则花费太大，颇为冒险，但如成功，则可一劳永逸。是进剿，还是防守，确难决断。
　　一般认为，力主进剿者是吴三桂，他为了专擅兵权建树功勋，故坚决主张剿灭永历帝。魏源在其所著的《圣武记》卷一中指出：“时桂王已入缅甸，李定国、白文选分窜孟辰、木邦，惟与缅交讧，无能患边，虽有元江土司那嵩叛应之事，逾月即殄，仅癣疥若，我朝亦度外置之，议撤兵节馕，而三桂贪擅兵权，必欲俘永历为功，遂于十七年有《渠魁不翦三患二难》之疏。乃命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赴滇会剿”。
　　魏源此说，有其可信的一面，即吴三桂欲擅兵权和立大功，因而上疏请征。但此说又有其欠妥的一面，即在此之前，顺治帝已欲进剿，议政王大臣会议后，按帝旨意而议定发兵征剿。
　　顺治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即比吴三桂上疏将近早了一年，内大臣苏克萨哈“接奉上谕：固山额真赵布泰大兵并自固山额真宗室罗托大兵内拨发满兵，出征日久，远历跋涉，未得休息，应否班师回京?并令多罗信郡王、固山额真宜尔德驻扎云南省会，命平西王为总统主帅，择酌参谋大臣，追进缅国，是否可行?著议政王、三固山大臣会议具奏。钦此”。《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6辑第333页，《洪承畴为追剿农民军事密揭》。
　　顺治帝视满兵撤回及追进缅国为特大机密事务，故令“议政王、三固山大臣会议具奏”。此处所说的“三固山大臣”，指的是“天子自将”即天子兼旗主的正黄、镶黄、正白三旗的“上三旗”大臣，而不包括旗主系宗室王爷的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下五旗”的大臣。此事又只令议政王参加，即议政亲王、议政郡王，而不让议政贝勒、议政贝子参加。可见此事之机密，关系重大。
　　上谕虽以询问的口气，谈应否撤回部分满兵和应否派军进缅之事，但议政王和上三旗大臣根据长期惯例，体会到这是皇上之意，皇上已准备撤满兵和进缅国，故他们即照此商议，并加以具体布置和补充，然后向帝奏报。
　　以安亲王岳乐领衔的议政王和上三旗大臣于顺治十六年六月初二奏称：“臣等会议得：征南将军、固山额真赵布泰大兵，并自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大兵内拨发，固山额真济世哈领往协援官兵，暨自安远靖寇大将军、多罗信郡王大兵内调往援剿官兵，俱应撤回京师。其粤西提督伯线国安官兵，原有汛守，亦应行令回镇，其余随征南将军进取。绿旗官兵应请敕下经略洪承畴相机布置。再照逆贼势穷奔窜，大兵宜追进缅国，歼厥渠魁，以靖根株。相应行令多罗信郡王、固山额真宜尔德同平郡王、各贝勒、贝子、公并辅国公品级固山额真宗室巴思汉等，统领阿力哈超哈，每牛录兵各三名，每甲喇各章京一员，每翼各梅勒章京一员，驻扎云南省会，镇守地方。其余每牛录各拨牙喇四名，各纛章京、甲喇章京、先锋噶喇昂邦章京兵丁等，阿力哈超哈每牛录各兵六名，并各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并乌金超哈官兵、墨勒根辖下乌金超哈官兵，俱应全令进剿。至定藩下梅勒章京李茹春下官兵应行挑拨三分之二，令茹春亲领进征，余令留驻云南省城。以上各官兵俱令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为主帅总统，会同固山额真卓罗商酌追剿。卓罗即令在平西王营盘内驻扎。……若缅地难行，或另有阻滞，该藩即相度地方驻歇兵马，具本奏闻可也。”《清代史料丛编》第6辑第333、334页，《洪承畴为追剿农民军事密揭》(顺治十六年八月十八日)。
　　顺治帝当日即阅读此奏，并降旨批准其议说：“依议。”
　　皇上的圣旨和议政王与上三旗大臣的会议，将进取缅国之役，规定得十分明确和具体，平西王吴三桂总统全军，会同固山额真卓罗商酌进剿。哪些人驻扎昆明，信郡王多尼率领的满洲旗兵、汉军士卒，已故墨勒根侍卫、侯李国翰之汉军官兵，已故定南王孔有德部下官兵，如何分派留守与进取，皆规定具体详细。目的是“歼厥渠魁，以靖根株”，即彻底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和李定国部大西军。这是圣旨，文武群臣只有执行，不容反驳。但是出乎朝廷意料，五省经略辅臣洪承畴竟对此事持有不同意见，上疏请求停攻。
　　当兵部密咨洪承畴，传达上述谕旨后，洪承畴专上了一道密本，又上了一道揭帖，谏阻用兵。顺治十六年八月十八日，洪上的揭帖是这样署衔和取名的：钦命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太傅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武英殿大学士洪承畴谨揭：“为云南追剿大兵，已奉谕旨，内固之计应图万全，臣谨将目击真切情形冒昧备陈，仰祈宸衷鉴裁事。”
　　这道揭帖很长，足足有四千字，除了重述谕旨内容及遵旨调拨广西提督线国安等兵返回后，揭帖的大部分篇幅是讲不宜用兵的理由。按其内容而言，大体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总的基调，概言必先安内然后方可外剿。他说：“职仰见皇上顾虑西南，急图扫荡，以早臻太平至意”，“此进兵机宜，关系最为重大，计平西王臣吴三桂、固山额真臣卓罗等必有万全长策，可为新辟遐荒，内外兼顾，职何敢烦赘。但职受皇上天恩，谬任经略，目击地方凋敝景象，粮米匮乏时候，余孽奔窜形状，及土司溃卒观望情节，必难谋远溃近，须先有内安之计，乃可为外剿之图，职何敢缄默不冒罪备陈，以仰达宸听。”
　　第二个部分是详述兵民穷困，粮草奇缺，米价腾贵。“窃惟云南寇乱多年，蹂躏至极，兵火残黎，朝不保夕，粮米腾贵，买备无出，军民饥毙载道，惨观见闻”。中路大兵及广西大兵，驻扎八月余，“赖有贼遗粮米料谷接济支用”，不需买备，但到九月即要用完。时下省城买米已十分艰难，兹又要出兵追剿，必于沿途预备兵粮，平西王已来面商，前途需要大量喂马料谷。但迤西一带，较省城附近各府残毁尤甚，今岁栽插未及三分之一，九月十月才能成熟，姚安、大理各处道府州县四五月内，民间市斗，米一石为五六两，六七月每石已涨价两倍多，且“搜买不出”。“分驻汉兵月米马匹料谷，皆不能按月支给”。大理府以前之永昌一带，“人烟断绝，买备更难”。自永昌、腾越以前地方，“尽属土司，仍未归附”，更无从预办。大兵时有断粮之忧。
　　第三个部分是讲地形险恶气候恶劣。李定国等逃窜猛猛、孟艮等处，“山川皆极险远，兼之瘴疠为害”，九月霜降以后，方行消落，来年二月瘴即复起，“满洲大兵为朝廷六师，岂可久顿异域”！计自出兵至回兵仅有四个月，“恐亦未能穷追远剿”。
　　第四个部分讲恐怕李定国将逃往广西或进袭内地。近来屡据永昌、顺宁塘报，李定国势穷力蹙，边地难存，“日在勾连土司，鼓煽残兵，希由云州、景东、沅江边外”，逃往粤西，只是因为大兵驻扎省城，可以四处策应，故不敢觅路远逃。“而各路土司、伪营残兵，各私受定国伪札伪印，歃血立盟，伺隙起衅”，已屡发生，兹若闻听大兵西追，“势必共思狂逞，避实突虚，以复窜内地”。那时追剿大兵相隔已远，不能回顾，云南大兵又驻扎省城，未能远追，“倘致巨逆窜逸，所关匪小”。
　　最后一个部分是讲不宜于秋冬进兵，须固内才能剿外。他奏称：“职审时度势，权量重轻，以为宁甘冒罪于前，不敢贻患于后，万不得已，惟有叩乞上裁，将平西王臣等追剿大兵，今年秋冬暂停进发，俾云南迤西残民今岁秋成得少收，以延残喘，来岁田地得开耕，以图生聚，广昭皇上救民水火之仁”。而数万大兵又得养精蓄锐，居中制外，“俾逆贼不能窥动静以潜逃，土司不能伺衅隙以狂逞，绝残兵之勾连，断降兵之反侧，则饥饱劳逸胜算皆在于我”。敌潜藏边外，无居无食，瘴疠受病，内变易生，有机可乘。倘一年之内，余敌犹存，则于来年八九月间进兵，“彼时云南军民渐定，兵粮刍粮凑备，土司苗蛮渐服，残兵降卒已安，并调拨将兵陆续齐集”，“然后责成防御，分行进剿，庶为一劳永逸固内剿外长计”。
　　洪承畴谅必是害怕引起误会，故又再次重申说：“职今不敢瞻前顾后，以为已奉谕旨，遂隐嘿不言，是职明知云南时势，而不据实入告，实自欺以误地方，罪无所辞。职冒昧叩请，伏乞皇上俯鉴职愚，宽宥职罪，敕下该部从长确议，恭请宸衷裁断，驰行平西王臣等遵奉。”《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6辑第333—338页，《洪承畴为追剿农民军事密揭》。
　　洪承畴讲的以上几条停征的理由，兵民疲惫，粮草奇缺，地形险阻，气候恶劣，土司与李定国结盟，等等，应该说是有根据的，并非虚构，原因很简单，云南不止洪承畴一人，还有大批满汉文武官将，他们也要向帝奏报兵情民情和敌情，洪若谎报，朝廷不难觉察，而且这次是万岁已决策进剿，议政王大臣已议准用兵方案，洪是冒险谏阻，更需如实呈述情形，否则必遭其他驻滇大臣劾参。然而，尽管理由虽有根据，也很充分，很有说服力，但是洪的真正意图又是什么?他想达到什么目的?是他所说目前困难，不具备用兵条件，今秋暂且停止，来年大举，还是以困难为根据，根本不想进剿?洪之内心想法，定是绝对机密，不会向任何人透露，目前也未发现关于此事的任何史料，可是，就其揭帖所述困难而言，显然不是三几年内能克服解决的。比如，粮草奇缺这一条，十年二十年也不能解决，地形险阻气候恶劣，永远不可能改变，某些土司与李定国立盟，互相呼应，除非形势剧变，清军全胜，否则亦难有大的变化。照此说来，那就不是今秋停征，而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永远不能进攻缅甸，活捉永历帝，全歼大西军了，这就是说，洪承畴不主张进剿，洪承畴反对用兵。
　　此揭帖和密本送到京师后，谅必使皇上与议政王、贝勒、大臣大为震动，不准其请吧，一则确有很大困难，再则身居五省经略要职的洪承畴不愿用兵，如若勉强令其从事，则必消极怠弛，马虎应付，粮草兵饷军器等等的供应便会受到很大影响，定必贻误军机。不管是出于什么考虑，最后议政王、贝勒、大臣遵旨会议此事时，还是赞同了洪承畴的意见，拟议暂停进攻，顺治帝也只好同意此议，大军遂停进剿。《清史列传》第78卷，《洪承畴传》。但是，此事也仅是暂时中止而已，少年天子福临并未打消攻缅擒杀南明永历帝全歼大西军的念头，故仅仅过了七个多月，平西王吴三桂奏请进剿时，他很快就批准其请。
　　顺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的《渠魁不翦三患二难》再次奏请进剿之疏，送到了皇上面前。吴奏称：“前者密陈用兵缅甸事，奉谕曰：若势有不可，慎勿强。又谕曰：务详审斟酌而行。……滇南负固有年，一朝戡定，独逆渠李定国等挟伪永历遁出边外，是滇土虽收，滇局未结，边患一日不息，兵马一日不宁。臣叨列维藩，何忍以此贻忧君父，因再三筹画，窃以为有三患二难。永历在缅，李定国、白文选等分住三宣、六慰、孟艮一带，借永历以蛊惑众心，倘不乘胜大举入缅，以净根株，万一此辈复整败众，窥我边防，兵到则彼退藏，兵撤则彼复扰，此其患在门户。土司反复无定，惟利是趋，如我兵不动，逆党假永历以号召内外诸蛮，万一如前日元江之事，一被煽惑，遍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投诚官兵，虽已安插，然革面尚未革心，永历在缅，于中岂无系念，万一边关有警，若辈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今滇中兵马云集，粮草取之民间，勿论各省饷运愆期，即到滇召买，民室方如悬磬，市中米价日增，公私交困，措粮之难如此。召买粮草，民间必须搬运交纳，年年召买，岁岁输将，民力尽于官粮，耕作荒于南亩，人无生趣，势必逃亡，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培养之难又如此。臣用是彻底筹画，惟有及时进兵，早收全局，诚使外孽一净，则边境无伺隙之虑，土司无簧惑之端，降人无观望之志，地方稍得苏息，民力略可宽纾，一举而数利存焉，窃谓救时之方，计在于此。”《清世祖实录》第134卷第18、19、20页；《清史列传》第80卷，《吴三桂传》。
　　帝阅疏之后，命议政王、贝勒、大臣及户兵二部速议。过了八天，四月三十日，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议奏：平西王吴三桂疏言永历在缅，伪王李定国借以蛊惑人心，相应进剿。其见在云南满洲官兵，听该藩与各都统商酌率往。至于兵马钱粮，所需甚多，不惟措处艰难，亦万难即运至滇，目前应用草料，敕该藩设法措备，务使兵民两利。再查户部拨给云南十七年八分兵饷银三百三十万两，已经催解，其已解到者，听该藩支给进征兵丁，其未解到者，仍严饬各督抚星夜解往，以为接济。帝阅后未即批示，仅命学士麻勒吉、侍郎石图前往云南，与平西王吴三桂面商机宜。《清世祖实录》第134卷第22页。
　　麻勒吉、石图赴滇与平西王商议后，回京呈报详情。顺治帝考虑再三，决心出兵，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八日，授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领八旗军，往攻李定国。帝赐其敕谕说：“兹以逆贼李定国已经败窜，怙恶不悔，宜靖根株，以安疆圉，特命尔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统兵同平西王吴三桂相机征讨，凡事与都统卓罗、郭尔秦、孙塔、署护军统领毕立克图、护军统领费雅思哈等，会议而行。如进剿，则令卓罗守城。俟到平西王处，一切事务，俱用王印行。若不与王同处，即以尔印行。”《清世祖实录》第139卷第16页。
　　顺治帝能作出这一决定，颇为不易。他虽然早就想发军进缅，但困难太多太大，洪承畴讲了一大套不能用兵的理由，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就连渴望显威异国，建树奇勋，扩大势力的平西王吴三桂，也有“措粮之难”、“培养之难”的二难之叹，实际上还有一难，即没有钱，财政异常困难。本来经过他亲政后的努力，才过两年多，便已从库无分文，到顺治十一年六月变为户部有“剩银”二百六十万余两，照此下去，国库不久就会积存数以千万两计的白银，黎民也会逐渐丰裕。可是，好景不长，顺治九年冬起，因李定国“两蹶名王”，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相继败死，朝廷遣派大批八旗军远出征剿，又增加了不少绿营兵，以致军费急剧增多，顺治十一年六月已开支军费一千四百余万两，顺治十三年又增至一千八百余万两，严重入不敷出，“兵饷缺额四百四十余万(两)”，十五年大征滇黔，三路大军十五万士卒，加上从征役夫，开支极大。十六年正月起，除平西王原有之大量兵士外，云南有“投诚兵”及绿营兵六万名，还有满洲绿旗兵丁数万，致“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两)”，而全国所征之赋，扣除地方存留外，户部所得之“天下正赋止八百七十五万余两”，尽解云南，尚不敷用。如若再征缅甸，军费还要增加，从何筹措?民何以堪?国何以支?除了办粮难、民贫难、筹银难这三大难以外，就顺治帝个人而言，他又正处于极端困难的窘境，那就是他极为宠爱的皇贵妃董鄂氏已经病危，而且就在他谕授爱星阿为定西将军正式决定进军缅甸的第二天，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她就去世了。这对于顺治帝福临这位史上罕见的痴情帝君而言，是最大、最严重、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他确是悲不欲生。
　　处于这种情形下，要下谕大举攻缅剿灭南明大西军，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少年天子福临之所以敢在“三大难”和几乎是他的生命之爱妃病危即死的极为沉重的压力下，作出出兵的决定，谅必是他看到，不如此，国难以安、难以富，民难以宁、难以裕，所以他宁可在自己体弱已病且不久就要离开人间以前，咬紧牙关，果断决策，为大清王朝的繁荣富强和长治久安，为黎民的安居乐业日渐丰裕，而负此重任，付出代价。
　　定西将军爱星阿奉帝谕旨，率领禁旅，赴滇与平西王吴三桂会同进攻，并敕谕近边各土司及缅甸，令献永历帝。正在集聚兵马准备粮草之时，顺治十八年春传来了皇上驾崩的消息。吴三桂“犹豫不进”，“爱星阿曰：君命不可弃。督兵先行”，过了三天，吴三桂乃统兵进发。顺治十八年九月满汉将士、土司兵及降兵七万五千名，以及炊汲余丁，共十万人，由大理、腾越出边，吴三桂、爱星阿率兵五万出南甸、陇川、猛卯，总兵马宁、王辅臣、马宝领二万余人出姚关，十一月初八两军于木邦会师。吴三桂、爱星阿奏述战情说：晋王李定国已退至景线，巩昌王白文选遁据锡波。官兵自木邦，昼夜行三百余里，临江造筏将渡，白文选复奔茶山。吴三桂、爱星阿遣总兵官马宁等将率偏师往追，自领大军直趋缅城，先遣使往传谕“缅酋”，令执永历帝朱由榔，否则兵临城下，后悔无及。十二月初一大军至缅城，“缅酋震惧”，执朱由榔及其母、妾、子并从官家口献于军前，杀华亭侯王维恭等一百余人。总兵官马宁等追至猛养，白文选及从行官员兵丁三千八百余名、家口七千余名，“全军归降”。十二月初十，大军回滇。《清圣祖实录》第6卷第9、1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卷，《吴三桂率清兵取云贵》。第二年，康熙元年(1662)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国病逝，其余部不久降，南明永历政权及大西军皆为清军所灭。
　　进缅捷报传来，顺治帝福临已去世一年，他在九泉之下，谅必也会对自己的出征决定感到欣慰吧!四、决策失误三藩贻祸无穷.
　　这里说的“三藩”，指的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皆是早年降清的前明臣子。本来是四藩，还有一个定南王孔有德，但孔于顺治九年被困自杀，独生子又为敌军俘走杀死绝嗣，故只剩下三藩。
　　吴三桂原系明总兵，封平西伯，顺治元年四月开山海关降清，封平西王，随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攻陕西、湖北、江西后还京，赴镇锦州，五年移镇汉中，剿抚陕西四川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及故明“义兵”，部下将士及家眷随同移镇，与八旗军一样计丁授田。
　　耿继茂是袭父耿仲明之爵。耿仲明原系明参将，后叛明，于天聪七年降金，崇德元年封怀顺王，顺治六年五月改封靖南王，奉旨率旧兵二千五百名及新增兵七千五百名，与平南王尚可喜之旧兵二千三百名、新增兵七千七百名往剿广东，携家驻防。同年十一月耿仲明自尽，子耿继茂代统其军，于八年袭封。顺治十一年奉敕移镇广西，未行，十六年敕镇四川，还未出发，十七年六月移镇福建。
　　平南王尚可喜原系明副将，天聪八年降金，崇德元年封智顺王，六年五月改封平南王，率部往剿广东，从此驻镇于此。
　　三藩之军皆独自管辖，既不编入八旗，又不隶绿营，但其编制仍按八旗之制，设牛录，辖制属人，授梅勒章京、喇章京、牛录章京等官。初称孔、耿之军为“天佑兵”，尚可喜之兵为“天助兵”，后崇德七年汉军由四旗增为八旗，孔、耿、尚请以所部隶属，乃将孔部隶于正红旗，耿部隶正黄旗，尚部隶镶蓝旗，但各部皆由本王管辖。
　　清廷因满兵太少，八旗军不多，欲充分利用汉将汉兵，故委派三王分镇一省，这本来是一明智之计，无可非议。当顺治元年五月敕谕定南王孔有德率部往剿广西，携家驻防，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各率本部往剿广东，携家驻防时，帝分赐三王以敕书，基调是“军机事务，悉听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料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清世祖实录》第44卷第9、10、11页。也就是说，主要利用三王之兵力，剿灭敌军，平定两广，尚未规定今后是长镇，还是事毕即回。
　　顺治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世祖福临下了两道敕谕。一道敕书是敕谕平南、定南二王，主要是讲要“平南王尚可喜专留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继茂移镇广西，二王“既专分镇”，应该“益懋前勋，慰朕倚任之意”。另一道敕书是敕谕靖南王耿继茂移镇广西后，军机由王处理，“至于官评、民事、词讼、钱粮，仍归地方官各循职掌料理”。《清世祖实录》第81卷第10、11页。后移镇福建，职权亦同，“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料理”。《清世祖实录》第138卷第15页。
　　作为权宜之计，委派汉王分镇一省，利用他们的兵力和长处，未尝不可，耿、尚二王及其将士，素善舟师，对付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较诸长于驰骋短于舟行的满洲、蒙古八旗将士，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顺治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世祖谕命靖南王耿继茂“停赴广西，率领全标官兵并家口，移驻福建”时，赐其敕书中便明确讲道：“八闽重地，负山阻海，界连浙江、江西、广东等处，岛寇出没，山贼窥伺，正在用兵，幅员既阔，汛守最繁，且沿海逆氛未靖，抚绥弹压，务在得人。兹特命王统领大兵移驻，当宣威布德，安辑兵民，山岛二寇，加意防御，相机扑剿，无使滋害。逆贼郑成功偷息海上，飘忽靡常，须抚剿兼施，战守并用。”《清世祖实录》第138卷第14页。
　　二王所辖人丁士卒，亦陆续增加。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八，兵部议准，“平南藩下，额设十二牛录，靖南藩下，额设十一牛录，俱照八旗例，每牛录各设护军校一员、前锋一名、亲军二名、护军十一名，每前锋十名，设前锋校一员，亲军十名，设亲军校一员，俱听该藩酌量补授”。《清世祖实录》第104卷第14、15页。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又“定靖南王旗下弁兵营制，共兵三千名，设左右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护军参领四员统之”。《清世祖实录》第128卷第16页。十七年三月初八复“定平南、靖南二藩属下镇标绿旗官兵营制”：平藩左翼镇标统兵四千名，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每营设游击、守备、千总各一员，把总各二员，各统兵八百名。右翼镇标统兵三千五百名，亦分中左右前后五营，每营建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皆如左翼员数，各统兵七百名。靖藩两翼镇标，各设中左右前后五营，每营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皆如平藩属下员数，各统兵七百名。《清世祖实录》第133卷第10页。
　　尚可喜、耿继茂二王确也效忠朝廷，率军苦战，为广东、福建的平定及防御郑成功大军，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二王皆系草莽武夫，多数将领还曾杀人越货，横行陆海，他们仗恃开国有功，滥施杀戮，辱官虐民，横征暴敛，无所不为。二王攻下广州后，“恶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即城中驻兵牧马”。营造靖南、平南二藩府，“工役无艺，复创设市井私税，民咸苦之”。早在顺治十年六月，受命担任广东左布政使的胡章，在赴任途中，即将闻听的二王不法行为上疏劾参。他奏称：“臣蒙简命，司藩粤东，即星驰赴任，行至中途，闻靖南王耿继茂、平南王尚可喜属下官兵，有掳掠乡绅妇女及占住藩司公署滥委署官等事。臣思自古亲王藩封，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不得暴彼民也。二王不过以功受封，宜仰体圣明爱民至意，安地方以安百姓，斯为不负恩命，乃所为如是，臣安敢畏威缄然，自负厥职乎。况公署被占，臣莅任无地，伏乞敕下二王，还官署以肃体统，释虏俘以慰孑遗，官民幸甚”。《清世祖实录》第76卷第10、11页。
　　藩王长期驻镇一省，不仅官民遭殃，地方政出多门，易成割据分裂之势，损害了全国的统一局面，削弱了皇权，而且潜伏着起兵叛乱的因素，时机一到，就会大动干戈。
　　顺治帝更为欠妥的是委派吴三桂移镇云南，且授以管辖该省的政治权力。他非常重视对云贵的统辖，收到三路大军会师昆明，滇省大局已定的喜讯后，即于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谕告吏部说：云贵地方初辟，节制弹压，亟需总督重臣，贵州巡抚赵廷臣久历岩疆，堪胜此任，著即升云贵总督，其贵州巡抚一职，著以山西按察使卡三元升补。③《清世祖实录》第123卷第11页；第20页。过了二十多天，二月十五日，议政王简亲王济度等议奏：云南既已收复，则贵州为腹里地方，驻防之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等官兵，劳苦日久，应撤回京。黔省系边要地区，请敕经略洪承畴酌量镇守，荆州乃适中之地，应令安南将军明安达理等官兵驻防。帝允其议。③五省经略洪承畴对此事也在反复思考，他于十六年正月上疏奏称：贵州有大将军罗托弹压，巡抚赵廷臣绥辑，可无他虑。“惟云南尤为险远，土司种类最多，治之非易。故前元朝用亲王坐镇，明朝以国公沐英世守，乞敕议政王、贝勒、大臣为久长计，留兵驻镇，俾边疆永赖敉宁”。《清史列传》第78卷，《洪承畴传》。洪又奏称：请议三路大兵作何分留驻防，贵州中路汉兵及广西汉兵作何分布安设。经兵部议拟，以留拨大帅官兵镇守滇南，事关重大，请旨定夺。帝召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三月二十三日，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奏：平西、平南、靖南三藩内，应移一王驻镇云南。汉中已属腹里，兼有四川阻隔，不必派藩王驻防，应移一王分镇粤东，一王分镇蜀中，何王应驻何省，共候上裁。帝命平西王驻镇云南，平南王驻镇广东，靖南王驻镇四川(后移广西，最后定下从广东移镇福建)。《清世祖实录》第124卷第14、15页。
　　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战略性决定，对当时及康熙前期的军政局面，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云南需不需要藩王驻镇，为什么要命平西王去滇?这两个问题值得深思。洪承畴素以擅长历史殷鉴而著名，所举元明之例，不无参考价值。不错，元朝是命亲王坐镇云南，而明朝为了防止故元遗王遗臣作乱，兼备土司，故派黔国公沐英家世代驻守。但是，元朝帝君乃系数百万蒙古之可汗，拥有数十万上百万蒙古铁骑，宗室诸王均皆能征惯战，派出一位亲王带领一二万蒙古骑士驻镇滇省，在将帅人选和士兵数量上，都没有问题，有这个能力。明之情与此类似，开国之初，雄兵百万，大帅数十，猛将若云。沐英少孤，被明太祖朱元璋收为养子，改姓朱，十八岁起转战四方，军功卓著，甚受义父义母宠爱，封西平侯，征云南，逼元梁王败死，悉平滇省，又屡败“诸蛮”。太祖曾亲嘉其说：“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沐英也。”沐英虽非太祖亲子，但与亲子无异，死后追封黔宁王，子沐昕娶成祖之女常宁公主。《明史》第126卷，《沐英传》。有这样一位开国元勋和皇亲国戚坐镇云南，当然比派其他非亲之帅将更为可靠。
　　但是，平西、平南、靖南三王的情形，与元朝梁王、明朝黔国公沐英，就很不一样了。平南王尚可喜早年降金，一向效忠朝廷，别无异心。靖南王耿继茂之父耿仲明，虽也归顺很早，为主转战四方，但顺治六年以隐匿逃人被部议削爵，摄政王多尔衮未允其请，仅令罚银，仲明却在未知王之令旨以前即自尽。父之惨死，不能不在耿继茂心中留下阴影，对其是否忠贞不贰，难免不有所影响。平西王吴三桂之情又有不同。他任明平西伯、宁远总兵时，坚守关外四城，抗拒清兵，多次拒绝清朝劝降之旨。只是在大顺军领袖李自成统领大军包围山海关，欲尽歼吴军时，他才向清朝求兵相援。且仅只许诺事成之后，以关外封赐清国，仍要保全大明万里江山，后被大顺军猛攻，城将失陷时，他才被迫发降清。正因为有此一番曲折，故摄政王开始对其只是利用笼络，并不完全相信，派其随英亲王从征陕西、江西后，于顺治二年夏即令其班师回京，率本部赴镇锦州，从此一闲就是两年多。顺治五年四月，因川陕吃紧，摄政王才派其率部移镇汉中，且命墨尔根侍卫、固山额真李国翰为定西将军，率右翼汉军官兵与吴同镇，自此以后，吴、李二人一直同领本部征战川陕，攻滇之时，亦是如此，十五年七月李病故后，吴才独统军行。
　　为什么这时顺治帝要委任吴三桂移镇云南?显然是出于需要和可能这两方面的因素。顺治十六年三月，南明永历帝虽逃入缅甸，但晋王李定国、巩昌王白文选仍分统军队活动于边境地方，特别是李定国曾“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清廷对他不得不防。京城满兵虽善征战，可顺治十四年满洲八旗只有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怎能派出数千或一万士卒远戍云南，且八旗军向来是出征一段时间即需回到京师“拱卫宸极”，不能长久在外，没有八旗军为主力，绿营兵虽号称六十万，亦无力担此重任。平南、靖南二王兵力向不及吴，只有平西王之兵参加了攻滇之战，并曾立下大功，因此，滇省需要大兵驻戍，需有大帅坐镇，环顾左右，确系舍吴不可。且皇上对吴三桂又一直比较赏识，比起摄政王多尔衮来说，世祖更加重视发挥吴之作用。
　　顺治五年四月摄政王命吴三桂率本部自锦州移镇汉中时，只是下了一道谕旨令其移镇而已，并未详细明确规定其应有之职权。顺治八年九月初八，世祖赐平西王吴三桂金册金印和敕书一道。金册详列吴三桂开关降清，“随睿王破贼兵二十万，底定中原，大功茂著”，在山西陕西斩杀、降获、降服伪秦王、定远侯、经略、总兵、副将、参将、游击朱生福等五百七十余员和敌兵三万余人，攻克山西陕西二省五十八城等功，故“特授金册金印”，封吴为平西王。敕书则详述吴入川征剿之职权说：“四川逆贼盘聚，斯民陷于水火。兹特命尔统领大军入川征剿，凡事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计议而行，投诚者抚之，抗拒者诛之”。“地方既定之后，凡军机事务，悉听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管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清世祖实录》第60卷第6、7、8页。不久帝又赐敕谕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说：“兹特命尔统领汉军及绿旗兵，入川征剿，凡事协辅平西王而行”，“地方既定之后，凡军机事务，悉助王调度”。《清世祖实录》第61卷第4、5页。顺治十年十二月初九，帝以吴三桂入川征剿有功，于藩俸六千两外，每年又加俸一千两。十四年五月又以吴平四川嘉定功，再加岁俸一千两。《清世祖实录》第79卷第19页，第109卷第21页。
　　正可能是由于顺治帝赏识吴之军政才干，予以重用，吴对平定川陕滇黔立下大功，且其非常积极地统兵攻滇，要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可见其对前明故君已经情尽义绝，今后自会永远效忠清帝不怀二心了。因此，顺治帝才决定派吴三桂移镇云南。
　　顺治帝颇有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作风，他一决定委吴镇滇之事后，就授以统军治政大权。顺治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他谕吏兵二部说：“云南远徼重地，久遭寇乱，民罹水火，朕心不忍，故特遣大军，用行吊伐。今新经平定，必文武百官同心料理，始能休养残黎，辑宁疆圉，至统辖文武军民，尤不可以乏人。前已有旨，命平西王吴三桂移镇云南，今思该藩忠勤素著，练达有为，足胜此任。当兹地方初定之时，凡该省文武官贤否，甄别举劾，民间利病，因革兴除，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著该藩总管奏请施行，内外各该衙门不得掣肘，庶责任既专，事权归一，文武同心，共图策励，事无遗误，地方早享升平，称朕戡乱柔远至意。俟数年后，该省大定，仍照旧令各官管理，其应行事宜，尔等即行议奏”。《清世祖实录》第129卷第9、10页。
　　将此谕与顺治八年命吴入川征剿及前述平南、靖南二王分镇广东、福建之敕书相比，显然有着重大差别，那就是顺治八年敕及平南、靖南二王之敕书，均规定地方平定之后，三王只有处理军机事务之权，而“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管理”，三王只有军权，没有政权、财权和用人之权，现在却不一样了，云南省文武官员的“甄别举劾”，民间利病的“因革兴除”，“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都由平西王“总管奏请施行”，平西王在云南集军政财权为一身，成为该省之“总管”了。
　　帝又允吴之请，以投诚兵一万二千名分十营，每营一千二百名，以投诚官统领，营之名为忠勇、义勇，各分中前后左右五营。原永历之淮国公马宝以右都督充忠勇中营总兵官，原公安伯李如碧以都督佥事充忠勇前营总兵官，原宜川伯高启隆以都督同知充忠勇左营总兵官，刘之复以参将管忠勇右营总兵官事，塔新策以副将管忠勇后营总兵官事，王会以右都督充义勇中营总兵官，刘以副将管义勇前营总兵官事，原叙国公马维兴以左都督任义勇左营总兵官，原怀仁侯吴子圣以都督佥事充义勇右营总兵官，杨威以副将管义勇后营总兵官事。《清世祖实录》第138卷第3、4页。
　　帝复允吴之奏，设云南援剿四镇，以四川右路总兵官右都督马宁为云南援剿前镇总兵官，四川左路总兵官署都督佥事沈应时为云南援剿左镇总兵官，湖广益阳总兵官署都督同知王辅臣为云南援剿右镇总兵官，都督同知杨武为云南援剿后镇总兵官。《清世祖实录》第141卷第11页。云南援剿四镇之设，固然为防备李定国进攻，保护滇省，以及将来进攻缅甸逼索永历帝，能起较大的支援作用，增强了滇军，但是此举也同时扩大了平西王的势力。他可以指挥湖广、四川的四位总兵官，他的评语对这四人的升降能起很大的作用，从而为他拉拢四将提供了方便，十几年以后王辅臣就是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一员大将。
　　帝又允吴之请，任用了一批云南省的总兵官，以原任经略右标提督总兵官左都督张勇为镇守临元广西等处总兵官，原任湖广左路总兵官右都督张国柱为永顺总兵官，原任湖广中路总兵官署都督佥事阎镇为大鹤丽永总兵官，云南团练火器总兵官王永祚为蒙景楚姚总兵官，原永历之德安侯今三清抒诚侯狄三品为广罗总兵官，祁阳总兵官都督佥事刘文进为曲寻武总兵官。《清世祖实录》第141卷第11页。
　　这些援剿总兵、本省各镇总兵、副将，皆系由吴三桂自己选择后报请帝批，皆依议而行。云南省的各级文官，亦以吴之意愿为定。吴三桂还积极扩大属下佐领数额，“其藩属五丁出一甲，甲二百设一佐领”，后竟多达五十三个佐领，辖以左右都统。
　　从以上事实看来，吴三桂拥有藩下牛录兵约一万名、投诚兵一万二千人，可以调遣云南省已设六镇之绿旗兵约二万三四千名，还可征调援剿四镇兵约一万二千名，总兵力多达五六万人，超过了任何总督、驻防八旗将军和北京八旗的一旗都统，他又拥有统辖云南文武官员大权和辖理滇省政务的大权，这样强大的军政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固然有利于镇压反清武装，彻底消灭南明和李定国大西军，保证滇省的平定，但是，也易出现尾大不掉分裂割据的局面。
　　顺治帝也可能考虑到这一危险，所以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促进三藩效忠于朝廷，主要是给以破格的优遇。平西、平南、靖南三王，原定岁俸六千两，这已是很高的数目，相当于宗室亲王世子之俸禄，比郡王还多一千两，超过贝勒之俸银一倍多，三倍于固山贝子之禄，五倍于镇国公及一等公俸银。后于顺治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又先后增平西王俸银二千两，平南王、靖南王各俸银一千两。《清世祖实录》第101卷第14、15页。顺治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帝又以金册，册封靖南王耿继茂之母李氏、平西王吴三桂之妻张氏、平南王尚可喜之妻舒氏、靖南王耿继茂之妻周氏为“福晋”。其册封张氏之册文说：“勋高屏翰，爰推懋赏之规，化起闺帷，聿重从夫之秩，丝纶特赏，翟增辉。咨尔平西王福晋张氏，性秉柔嘉，心怀淑慎，相夫报国，殚翼戴之忠忱，砥德宜家，表温恭之懿范，是用封尔为福晋，锡之金册，延兹世庆，益著誉于藩封，锡尔纯禧，永垂声于彤管”。《清世祖实录》第110卷第2、3页。福晋地位很高，只有宗室亲王、郡王之嫡妻，才能封福晋，异姓之人，能封福晋者，仅此四人，可见皇上对三王之优遇。
　　顺治帝的另一重大措施是与三藩联姻婚娶，使他们成为皇亲国戚，庶几可与国同休戚共命运。顺治十年八月十九日，以太宗第十四皇女和硕公主下嫁与平西王吴三桂之长子吴应熊，后晋封和硕长公主，授吴应熊为和硕额驸、三等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顺治十三年六月初二，因靖南王耿继茂先曾咨告礼部，言及其子精忠、昭忠年已长成，“应请缔结婚姻，不敢擅便，惟候上裁”，其意显系希望能仿平西王之例，与皇室联姻。礼部与内大臣奉旨会议此事，奏称：耿继茂之父“有携众航海投诚功，且继茂身任岩疆”，“仰承皇上报功恤劳仁德至意，宜以亲王等女下嫁”。帝降旨批示：和硕显亲王之姊，赐和硕格格号，下嫁耿精忠，固山贝子苏布图之女，赐固山格格号，下嫁耿昭忠。《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5页，第92卷第3页。顺治十七年六月，帝又以皇五兄和硕承泽亲王硕塞之女为己女，封和硕公主，下嫁与平南王尚可喜之第七子尚之隆，封之隆为和硕额驸。显然这可能是考虑到明朝之例，明太祖、成祖让黔国公沐英守云南，即以沐英为太祖义子，又将成祖之女下嫁沐英之子沐昕，沐英一家世守云南，效忠朝廷。现在三王之子皆与皇女婚配，三王皆成了皇亲国戚，便会永远效忠朝廷了。
　　顺治帝还采取了另一措施，即让三王各遣己子入京，随侍皇上。吴三桂之长子吴应熊，耿继茂之次子昭忠、三子聚忠(聚忠于康熙二年娶世祖所抚从兄安郡王岳乐之女和硕柔嘉公主)，尚可喜之子尚之隆，皆长住京城，随侍皇上，尚可喜之长子尚之信与耿继茂之长子耿精忠皆曾于顺治十一年前后入侍皇上，直到康熙十年才被其父奏准分别返回广东福建。王子入侍，既可联络帝王之间感情，实际上又是人质，是三王送与皇上的人质，用以限制三王毋生异心。
　　这些措施，严格说来，起不了什么作用。涉及帝位之争时，不要说什么王俸八千七千两，还是儿女亲家，甚至是骨肉至亲、父子至亲、手足至亲，通通被抛在九霄云外了，要的就是一个，我为君，你为臣，为此不惜兄弟厮杀，父子相残。顺治帝亲政以后读了大量典籍，熟悉前朝历史，尤其推崇明太祖朱元璋，那么他为什么不看看太祖分封诸王授以兵权带来的严重后果！难道燕王朱棣起兵夺位大战四年的教训，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何况这还是亲弟兄亲叔侄，是皇室成员，都如此为权、为帝位而残忍无情，那三位身系汉人且系降将之藩王，就会永久效忠朝廷不怀异心吗?不可能。顺治帝这样过分相信三藩，是太欠考虑了。
　　有识之臣对此早有忧虑，有的并上疏劾吴专擅不法。顺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四川道御史杨素蕴奏劾吴三桂用人专擅说：“臣闻邸报，见平西王恭请升补方面一疏，以副使胡允等十员，俱拟升云南各道，并奉差部曹亦在其内，臣不胜骇异。夫用人，国家之大权，惟朝廷得主之，从古至今，未有易也。即前此经略用人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属，亦惟以军前效力各官或五省中人地相宜资俸应得者，酌量具题，从未闻以别省不相干涉之处，及见任京官，公然坐缺定衔，如该藩今日者也。且该藩疏称，求于滇省，既苦索骏之无良，求于远方，又恐叱驭之不速。即如所言，湖南、蜀省，去滇稍近，犹可计日受事，若京师、山东、江南等处，距滇南万里，不知所谓远，更何在也。况该藩用人，皇上所以特假便宜者，不过欲就近调补无误地方耳，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则何如归其权于吏部，照常钤授，尤为名正言顺也。即云贵新经开辟，料理乏人，诸臣才品，为该藩所知，亦宜先行具题，奉旨俞允，然后令吏部照缺签补，犹不失权宜之中计，乃径行拟用，无异铃曹，不亦轻名器而亵国体乎。夫古来人臣忠邪之分，其初莫不起于一念之敬肆，在该藩敬历有年，应知大体，即从封疆起见，未必别有深心，然防微杜渐，当慎于机先，伏乞天语申饬，令该藩嗣后惟力图进取，加意绥辑，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命朝廷，则君恩臣谊，两得之也。”《清世祖实录》第142卷第19、20页。
　　杨素蕴这一劾疏，写得非常之好，可以誉之为多年罕有之佳文。此疏至少有三点非常难得。其一，论证严密，从用外省之人、京官、远人及径行拟用等四个方面，彻底驳斥了吴三桂擅拟方面道员之论据，牢牢地给吴定上专擅用人大权之错误。其二，以此为据，将此错误上升到“人臣忠邪之分”的标准，且暗示吴有可能成为“别有深心”之邪臣，即有可能分裂割据，朝廷应当“防微杜渐”，降旨申饬吴之大错。十二年以后的“三藩之乱”，强有力地证明了杨素蕴之此结论，是何等的正确，真系超人之远见。其三，抗论强藩，胆识过人。杨素蕴不过是一位刚从七品芝麻官的知县调为同品的小小御史，而吴三桂却系握有军政大权、统兵十万、威风凛凛、杀人如麻的平西王平西大将军，骄横跋扈，言出威随，顺彼者昌，逆彼者亡，杨竟敢对吴加以弹劾，将其当做可能是“别有深心”之“逆藩”，予以批驳，确系大胆。他在撰疏之时，未必不会想起六年前郝浴遭祸的例子。
　　郝浴，直隶定州人，“少有志操，负气节”，顺治六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八年改湖广道御史，充任四川巡按。顺治九年大西军四帅之一抚南王刘文秀统军五万入川，大败平西王吴三桂军，吴退驻锦州。郝浴在保宁监临乡试，被大西军数万士卒围困，浴一面拼死坚守，一面飞檄三桂赴援，“激以大义，谓不死于贼，必死于法”，但吴惮大西军，不敢即来，逾月乃往，大西军前往保宁。吴入四川，“骄横，部下多不法，惮浴严正，辄禁止沿路塘报”，郝浴上疏反对此举。大西军撤退后，清廷颁赏将士，吴三桂以冠服给与郝浴，郝浴不仅不接受，反而上疏指责吴说：“翦平贼寇，平西王责耳。臣司风宪，不预军事，而以臣预赏，非党臣则忌臣也。”他并疏劾“三桂拥兵观望状”。吴三桂“深衔之”。降将董显忠等以副将衔题授司道，“恣睢虐民”，浴上疏弹劾，将其改复原职，吴三桂唆使董显忠等人入京陈辩，郝浴被降秩罢革。顺治十一年，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等上疏保举郝浴说：“浴固守保宁，出入营垒，奋不顾身，收兵措饷，转败为功，堪膺擢用”。吴三桂闻悉，立即上疏，利用郝浴所上保宁奏捷疏中有“亲冒矢石”语，“劾其欺罔冒功”，顺治十一年五月初三吏部议复时奏称：郝浴应削职为民，大学士冯铨等荐举不当，应各罚俸六月。《清世祖实录》第83卷第15页；《清史列传》第7卷，《郝浴传》。
　　吏部此议，十分谬误。郝浴乃一书生，武非其长，却敢坚守危城，抗敌曾大败平西王的大西军，使清对大西军作战的重要军事基地保宁得以存而不陷，为清朝立下了大功。在那寡不敌众弱不敌强的危急时刻，他“出入营垒，奋不顾身，收兵措饷”，当然可以说是“亲冒矢石”，哪里是“欺罔冒功”!这是太简单不过的道理了，堂堂六部之首专任核议叙录贬斥官员之责的吏部尚书、侍郎、司官，怎会连此三岁小孩皆知的道理都弄不明白，反而给郝浴定上“饰词冒功”之罪，拟议处以削职为民。此事看来既很玄妙，令人难解，但又十分浅显，尽人皆知，原来其所如此颠倒是非的关键原因是，他们惹不起平西王，既然平西王诬告郝浴是“欺罔冒功”，他们也就只能定郝为“饰词冒功”，宁可出卖良心，置是非而不顾，宁可得罪顶头上司大学士，他们也不愿不敢开罪于平西王。
　　吏部尚书、侍郎、司官本来已经够昏庸糊涂了，不料号称聪睿绝顶的少年天子福临比他们还要糊涂，还嫌处分太轻，他竟降旨批示：“郝浴虚诳冒功，冯铨、成克巩、吕宫为信任倚毗大臣，不能纠劾，反扶同荐举，显有情弊，俱著明白回奏。”②③《清世祖实录》第83卷第15页；第19页；第25页。
　　皇上既然发怒，斥责大学士们显有情弊，按照常例积习，他们当然应低头认罪，请求严惩，可是这次冯铨三人，却一反常态，并不承认有罪，反而在回奏时以“效忠”为理由，予以“巧辩”，可能是他们实在是难以做此违心之事，不愿颠倒是非吧。顺治帝更为生气，“下旨切责”，并谕命议政王大臣议拟此事。议政王大臣当然能体会皇上意图，于五月十六日议称：“郝浴虚诳，平西王未劾之先，冯铨等扶同荐举，既劾之后，回奏又不从实认罪，谬以亟欲效忠为词，巧为遮饰，俱应革职。郝浴冒功诳奏，应逮讯。”帝即降旨批示说：冯铨任用以来，尺寸未效，罪过多端，已经休致在籍，复念使功不如使过，特赐起用，毫无裨益，成克巩、吕宫俱破格超擢，不思感恩效忠，乃将郝浴含词妄荐，及回奏，又巧为支饰，“大负委任，本应重处，姑再从宽宥”，冯铨著降三级，成克巩、吕宫各降二级，俱照旧办事。“今后务各洗心涤虑，痛改前非，副朕屡宥录用之意”。“郝浴著逮讯”。②过了十二天，五月二十八日，议政王等议称：“郝浴冒功妄奏，应论死。”帝命免其死，“流徙盛京”。③一位风华正茂，有胆有识，廉洁奉公、爱民疾恶，被人盛赞为“血性过人”，“才守学识”远逾群臣的四川巡按郝浴，当吴三桂“身居王爵，手握兵权”，势焰熏天之时，从为国为民出发，敢于“不畏威，不附势”，疏劾为帝宠任倚托的骄王，竟落得革职罢官、流徙关外二十年的悲惨下场。这一冤案错案，清楚地告诉了文武百官：皇上倚任平西王，任何人也不要与平西王作对，否则，郝浴就是前车之鉴。自此以后，延续六年多，无人敢涉及平西王，上至大学士，甚至议政王、贝勒，下至为帝耳目为帝喉舌，“察核官常，参维纲纪”，“纠失检奸”的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十五道监察御史、六科都给事中、给事中这一大批言官，都不敢评说平西王是非，更不敢弹劾其专擅之过和生事为乱的可能性。现在杨素蕴竟敢直斥其专擅用人大权之过，要求皇上对其戒饬，以“防微杜渐”，真是胆比天大，气冲云霄，为国为民置身家性命而不顾了。
　　也许顺治帝认为杨素蕴所劾不无道理，觉得不应重蹈重惩巡按郝浴堵塞言路的覆辙，或是由于其他原因，总之，仅只将其疏下部议拟，并未降旨斥责和处分，但是对吴之题补各官，仍照样批准。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即杨素蕴呈上劾吴之疏后二十一天，朝廷任命了一批云南道员，升湖广上湖道副使胡允为云南布政使司参政分守金沧道，刑部郎中李煊为云南布政使司参议分守洱海道，四川重庆府知府何毓秀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管参政事分守临元道，湖广辰州府知府苏弘谟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清军驿传道，湖广安陆府马逢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临安兵备道，湖广永州府同知吉允迪为云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水利道，四川保宁府同知纪尧典为云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金腾兵备道，调补四川川西道副使田萃祯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洱海道，陕西关内道副使蔺一元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曲靖兵备道。《清世祖实录》第143卷第7、8页。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世祖福临病故，四大辅臣秉政，调杨素蕴为川北道。平西王吴三桂并未因为世祖从其所请，题补各官，事实上已经取得胜利而罢休，仍然对杨素蕴恨之入骨，于同年上疏辩驳，并摘杨之疏中“防微杜渐”语，谓杨“意合隐射，语伏危机”，辅政大臣拟诏责令素蕴回奏。顺治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杨素蕴遵旨回奏说：“臣官御史时，见平西王吴三桂题补方面官，不论内外远近，一例坐缺定衔，有碍国体，是以具疏驳正。至于防微杜渐等语，原属概论古今通义，未尝专指该藩，不过据理而陈，非别有意见。”《清圣祖实录》第5卷第12页。疏下部议，以素蕴“巧饰”，拟议将其降调，杨素蕴遂罢官归家。一位富有远见，正气凛然，“刚肠正气实有大过人者”之御史道员，就这样因为“为国直陈，奋不自顾”，惹怒了骄横王爷，而被罢官赋闲了。
　　顺治帝对平西王、平南王、靖南王的过分倚任和放纵，尤其是让吴三桂兼掌云南军政大权，犯了严重错误，栽下了祸根，为了一时的省事省钱，不派八旗军留守驻防，不让五省经略辅臣洪承畴或类似洪的军国重臣经略云贵，与平西王分掌军权政权，终于导致三藩坐大，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之势，最后爆发了几乎危及爱新觉罗江山的“三藩之乱”，实在是咎由自取，责任难逃。
  第六章 江洋鏖战海内归一
　　第一节、封公赐地劝抚延平.
　　一、抗清复明国姓爷起兵海上.
　　郑成功，本名郑森，字明俨，祖籍福建南安石井乡，出生于日本，母为日女田川氏，父郑芝龙。
　　郑芝龙乃明季活动于闽粤沿海一带的大海盗、大海商，部众数万，有船数千，于崇祯元年(1628)为明福建巡抚熊文灿招降，初任游击，崇祯十三年晋至福建总兵官。他独擅通洋巨利，勒令商民纳税(称为“报水”)，北至吴淞，南至闽粤，“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可敌国”，田园遍闽粤，年收田租巨万。他还在住地安平(今福建南安安海镇)筑城垣，建府地，守城之兵，“旗帜鲜明，其甲坚利”。清顺治元年八月，南明福王封郑芝龙为南安伯，镇守福建。第二年五月福王亡，郑芝龙拥立唐王朱聿键，改元隆武，芝龙被封为平国公，执掌八闽军政大权。
　　清廷遣使秘密招降，许封王爷和授三省总督，郑芝龙遂降清，致隆武帝为清军杀害，闽省大部分地区为清军占据。清廷背弃诺言，逼押芝龙入京，授三等子，编入汉军正黄旗，实为软禁。
　　郑成功自日本回国后，考中南安县学秀才，入南京国子监读书，返闽后曾入侍隆武帝，蒙帝宠爱，赐其姓名为朱成功(故人称“国姓”，或“国姓爷”)，封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协理宗人府事。不久帝又封成功为忠孝伯，赐尚方剑，挂招讨大将军印。成功坚决劝父不降，未允，便在叔父郑鸿逵帮助下，“密带一旅遁金门”。
　　顺治三年，清军进驻安平，大肆淫掠，田川氏被辱，万分愤怒，剖腹自杀。郑成功获悉，率师急奔安平，清军退回泉州。
　　成功深痛国破家亡，君、母均死，毅然将过去穿戴的儒服儒冠携至文庙跪哭焚化，出家资犒师，自称“罪臣国姓成功勤王”。初期仅有弱兵数千，他惨淡经营，拼死厮杀，逐渐扩充兵马，屡攻福建同安、海澄、泉州、漳州、云霄、诏安及广东潮阳、揭阳等地，又遣使奉丧赴广西，向南明永历帝朝贺，帝初封其为威远侯，不久晋延平公，后又晋延平郡王。
　　顺治七年，郑成功袭据了金门、厦门，以此为抗清基地，拥兵四万余人，声势大振，明朝宗室、遗臣纷来依附，海上群雄亦俯首听命。第二年初，成功率军勤王，欲图解救被清军数万围攻之广州，三月攻下惠州。清军乘机偷袭厦门，尽掠芝龙、成功父子两代积蓄的金银珠宝和米粟数十万斛而去，成功率兵回救，清军早已撤走。成功大怒，引刀断发，誓必复仇，重修城垣炮台，大会文武，议失守功罪，赏罚无私，群将佩服，兵势复振，部众增至六万余人。他率军先后连取海澄、漳浦等地，大败清浙闽总督陈锦、提督杨名高、总兵王邦俊，九年四月进围闽南军事重镇漳州，长达八月，下漳属七县。陈锦出征，为家奴刺杀，以其首献与成功。一时八闽震动，延平郡王之军成为威胁清在闽粤浙省统治的强大对手。
　　二、以抚为主顺治帝一再招降.
　　顺治九年(1652)十月初九，年方十五岁的少年天子福临，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敕书，赐予浙闽总督刘清泰。此敕全文如下：“近日海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本应剪除。但朕思昔年大兵下闽，伊父郑芝龙首先归顺，其子弟何忍背弃父兄，甘蹈叛逆，此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郑成功等虽有心向化，无路上达，又见伊父归顺之后，睿王令人看守防范，又不计其在籍亲人作何恩养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惧反侧。朕又思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朕赤子，何忍复加征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逵等果发良心，悔罪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归顺的实，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著管理，稽察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斩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此朕厚待归诚大臣至意，尔当开诚推心，令彼悦服，仍详筹熟察，勿堕狡谋。”《清世祖实录》第69卷第6、7页。
　　这道敕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朝廷的方针作了很大的改变，即以抚代剿。在此之前，清对郑成功部义军，一直采取军事征剿的方针，派兵进攻，设兵防御，刀枪相见，除了杀杀杀、抢抢抢，没有其他方式，现在才有了大的改变，遣人携带郑芝龙的劝降书，前往劝诱郑成功及其叔父郑鸿逵等人归顺清朝。
　　这道敕书还为郑成功之降顺搭好了一个下台之阶，即将其反清说成是被迫起事，并非有意抗拒，之所以起兵，归诸睿王和地方官员之谬误。睿王确有错误。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在劝降郑芝龙时，“许以破闽为王”，“已铸闽广总督印以待将军”，而一旦芝龙率部归降时，却将其押往北京，最后封了三等子，软禁起来。睿王对此背诺弃信之事，不予制止，且予赞成和允准，当然会激怒郑氏家族，挺身而起，抗清反清。地方官员也有罪过，福建巡抚张学圣、道员黄澍、总兵马得功，“垂涎金穴，乘成功他出，潜师往袭(厦门)，悉攫其家资”，官兵大肆抢掠奸淫，连成功之母亦因被辱而剖腹自杀，激起厦门兵民及郑氏将士无比愤怒，拼死猛攻，连克郡县。世祖福临责备睿王及臣下，目的是为郑成功之抗清予以开脱，以利于劝降。
　　朝廷之由剿变抚，原因很多，主要是为军事形势所迫。此时，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领导的大西军连克四川、湖南、广西、广东大部分州县，两个多月前清平南大将军定南王孔有德在桂林兵败被围自杀，定远大将军和硕敬谨亲王尼堪统领八旗禁旅急赴广西征剿，局势吃紧，清廷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对付郑成功，而郑成功正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举进攻，连占州县。兼之，八旗军尤其是满洲八旗将士不习水战，惮于舟行，江海之上头晕目眩，寸步难行，无法对付棹舟如飞的郑军。因此，皇上才决意改剿为抚，且不惜归罪臣工失误有过，来劝诱郑军停战归顺，以便集中兵力征剿主要敌人大西军。
　　顺治帝的这一决策，是符合军事形势的，但其判断还欠精确，对大西军之军威估计不足，对郑军之实力也有所低视。这在劝降的条件和招降失败仍要进剿这两个方面上，表现得十分清楚。他招劝郑成功降顺时许诺的优遇条件有五：赦罪授官；驻扎原地，不必赴京；责成防剿浙闽粤海寇；管理往来洋船，稽察奸宄，输纳税课；擒斩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这些优遇条件并非十分优遇，好些招降之许愿远远比这更为优厚。
　　顺治元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劝诱明平西伯、总兵吴三桂归顺时，许诺说：“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且随即封吴为平西王。同年七月王致南明弘光政权大学士史可法书，劝谕诸臣降顺时允诺说：“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清世祖实录》第4卷第15页，第6卷第19页。皆以王公侯伯爵相引诱，而此次对郑成功，却仅“许以赦罪授官”，驻扎原地，既不封爵，又不裂土以赐，即只可能授以总兵官、副将之流的官职，待遇太差了。至于防剿浙闽粤海寇，管理洋船，这本来就是郑成功现在所行之事、所拥之权，清朝哪有力量去防剿三省海寇管理海上洋船?这两条“优遇条件”，实是废纸。而且敕书还讲道，郑成功若要封爵，得立大功，必须擒斩南明海上大帅大将。敕书规定这样不高的优遇条件，显然是对郑成功的实力估计偏低，仅把他当做中等海盗来劝降，没有把郑军视为安定浙闽粤沿海州县及三省的主要对手。顺治帝的这一失误，很快就由于战局的变化，使他更为清醒，而主动予以改正。
　　顺治十年五月初十，世祖降敕，封精奇尼哈番(子爵)郑芝龙为同安侯，郑成功为海澄公，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为左都督，并赐以敕谕。敕谕全文如下：“朝廷报功，必隆其典，臣子效顺，各因其时。兹尔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睿王不体朕意，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抚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虽郑芝豹音信尚通，而郑成功、郑鸿逵恩养遂阻。加以地方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而鸿逵遵依母教，遂尔旋师，足见诸臣身在海隅，不忘忠孝，朕甚嘉之，已将有罪将官提解究拟，即遣人赉敕传谕开导归诚。成功、鸿逵果令李德持家书来，并传口语，芝龙随即具奏，书词虽涉矜诞，口语具见本怀。朕念尔等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后有心而不能上达，君臣谊隔，父子情疏，尔等不安于衷，亦已久矣。朕亲政以来，知百姓疮痍未起，不欲穷兵，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今以芝龙首倡归顺，赏未酬功，特封为同安侯，锡之诰命。芝龙子成功为海澄公，芝龙弟鸿逵为奉化伯，芝豹为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总兵官，各食俸禄如例，成功、鸿逵另有专敕，芝豹遇缺推补。朕推心置腹，不吝爵赏，嘉兴更始，犹虑尔等疑畏徘徊，兹特遣官黄征明往谕。敕谕到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悉心委托，尔等当会同督抚商酌行事，应奏闻者，不时奏闻。尔等受兹宠命，果能殚心竭力，辑宁地方，实尔等之功，如或仍怀疑虑，不肯实心任事，以致地方不安，非徒误朕封疆，亦且扰尔桑梓，揆情度理，尔等谅必不然，况尔等父兄在朕左右，子弟尽列公侯，怀君德则为忠臣，体亲心则为孝子，顺兄志则为悌弟，此尔等千载一时之遇也，可不勉哉！”《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8、9、10页。
　　此敕与七个月前帝赐予浙闽总督刘清泰之敕，在变剿为抚，招劝郑成功停战归顺这一根本点上，是相同的，但此敕在五个重要问题上，又与前敕颇有差别。其一，前敕乃帝赐予总督之敕，命其招抚，不是赐予郑成功，清帝与成功并未直接交涉，现在此敕，虽系赐予郑芝龙、郑成功、郑鸿逵、郑芝豹四人的，并非仅赐予郑成功，且就字数而言，讲郑芝龙的事篇幅最多，但论其实质，则显然是以成功为主要对象，竭力劝其归顺，并专门说明还将赐成功、鸿逵专敕，亿民之君的大清皇帝第一次与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打交道了。其二，清帝正式敕封诸郑爵位，郑芝龙由一等子，跳越伯爵，超晋同安侯，郑成功封海澄公，位列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之上爵，郑鸿逵封奉化伯，较诸当年郑芝龙奉献全闽率部十余万降清仅得到一个三等子而言，这次是十分优遇了。其三，敕谕到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五个多月前，负责征剿郑成功的清平南将军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金砺，以郑军夺据海澄，“请增发大兵攻取”，议政王大臣会议后奏准，于江宁、杭州拨满兵一千，命额黑里等将统领，前往福建，会同金砺进攻。《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26、27页。现帝谕撤回停攻，以表示诚心招抚，不事攻战。其四，斥责马得功等人贪利冒功，妄行启衅，袭掠厦门，已将他们提解问罪。在此敕之前两个多月，顺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浙闽总督刘清泰奏称：“臣遵密谕”，细察厦门之事，系巡抚张学圣、道员黄澍、总兵马得功，“垂涎金穴”，偷袭厦门，“以致郑逆赏索修怨，海郡沦陷”，三人罪难宽逭，巡按王应元又失职徇隐不奏。帝降旨批示：“张学圣、马得功、黄澍、王应元俱革职”，拿解来京，严讯具拟。《清世祖实录》第72卷第17、18页。世祖于敕中讲明此事，显系示恩讨好于郑成功，以泄其愤。其五，用词委婉，劝解宽慰，动之以情(父子之情，弟兄之情)，诱之以恩，远非招降一般将领所能比。五点集中为一点，即顺治帝对郑成功是破格优遇，竭力劝其停战归顺。
　　两敕之间有着如此重大的差异，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郑军势大和清军失利被动。自顺治九年十月帝密谕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以来，郑成功屡攻清地，十年三月，又遣南明定西侯张名振率忠靖伯陈辉、中权镇黄兴、护卫右镇沈奇、礼武镇林顺、智武营蓝衍、后镇施举等将，领兵二万，战船上百，进入长江，攻打浙江、江苏。④杨英：《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53页；第56、57页。张名振等攻崇明，破镇江，登金山燕子矶，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之陵)，掠战船三百艘于吴淞口。
　　顺治十年四月，清平南将军金砺率马步军数万进攻海澄，五月初四用大小铳枪数百门“日夜连击，无瞬息间断”，郑军“营垒整而又坏，官兵无可站立，损伤者多”。郑成功遣参军遍谕各营将士，决心死战，三军士卒拼死厮杀，清军“四面蚁傅登城”，郑军“众斧迎之，随斧随堕，濠为之平”，清军伤亡甚多，撤围而去。④南面的郑军既不能消灭，北边湖南战场又失利，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于衡州中伏兵败被杀，大西军“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给清廷带来严重威胁，清政府必须集中力量对付大西军。因此，顺治帝才于顺治十年五月初十特降敕书，封郑芝龙、郑成功等人为公为侯为伯，予以更大的优遇。
　　过了七天，五月十七日，帝又谕浙闽总督刘清泰说：招抚郑成功、郑鸿逵等，前已有旨，今特差满洲章京硕色赍赐郑成功海澄公印一颗、敕谕一道，郑鸿逵奉化伯印一颗、敕谕一道，同黄征明(郑成功之表叔)领李德等四人前去。但满汉语言难通，不便将命，敕使到后，尔即精选地方文官武将各一员，务要通达国体，晓畅事机，赍捧到彼，“宣朕德意，竣事报命”。尔系侍从旧臣，“须悉心料理，成就抚事，称朕怀柔海隅之意”。《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20页。
　　郑成功于八月在厦门收到郑芝龙的家人李德、周继武等带来的父亲手书，言及“清朝欲赐地求和”，欲差二大人赍海澄公印敕，“以一府地方安插，又系刘清泰保认”，“先差李德等来探可否，回报后，方令诏使赍来”。郑成功决定借此议和筹办粮饷说：“清朝亦欲给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遂写回禀，令李德星夜赴京回报。
　　郑成功之“回禀”，除了讲述“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批驳先前博洛贝勒诱骗郑芝龙至京软禁，偷袭厦门大肆淫掠，以及郑军攻漳州、泉州屡败清兵外，还着重讲了清朝必须有求和诚意，论述议和对清之有利，清所说之优遇条件并不优厚，他还提出了割让三省的议和条件。他在回禀中写道：“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岂)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且以闽粤论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识者?盖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余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兼之水土不谙，死亡殆尽，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明朝)时坐镇闽粤，山海宁宁，朝廷不费一矢之劳，饷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无害者也。清朝不能效本朝之妙算，而劳师远图，年年空费无益之赀，将何以善其后乎?……刘清泰果能承当，实以三省地方相界，则山海无窃发之虞，清朝无南顾之忧，彼诚厚幸。至于饷兵而外，亦当使清朝享其利，不亦愈于劳师远图，空费帑金万万者乎。况时下我兵数十万，势亦难散。……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杨英：《先王实录》，第63、64页。
　　郑芝龙收到“回禀”后，即于顺治十年十月十八日奏称：前命招抚逆弟鸿逵、逆子成功，臣即遣人贻书，宣传圣意，“俱未受封”。顺治帝“以郑成功妄行索地，夸诈大言，其欲不可餍足”，谕议政王大臣确议以奏。《清世祖实录》第78卷第13页。
　　经过一番商议，可能帝、王、大臣为郑成功所述闽海险远难征之论所慑服，最后决定仍要招抚，且给予更为优厚条件。顺治十一年正月初六，帝连降二敕给予郑成功。第一道敕谕着重于正面讲述加封靖海将军及拨与四府养兵等事，全文如下：“朕惟闽海粤区，兵戎重寄，宜资勋胄，以靖封疆。尔郑成功，乃我朝世袭同安侯郑芝龙之子，曩者大军下闽，芝龙首倡来归，虽经叙录，未称厥功，缘睿王疑心轻听，不计周全恩养，以致尔疑惧淹留，迹寄海中，情甘化外。朕念父子人伦，慈孝天性，父既为功臣，子岂愿为仇敌，但道阻且修，尔心无由口达。前者李德等持尔家书至，朕令细询口语，悉尔至情，朕恻然念之，推心置腹，何分新旧，即使海隅底定，防镇亦必需才，与其另择他人，岂如任用尔等。爰加封爵，界以事权，聿同开国之功，特锡承家之庆，兹特封尔为海澄公，给靖海将军敕印，照例食俸。因尔部弁兵房地，原在泉、漳、惠、潮四府，即命住此四府地方，止将四府水陆寨游营兵饷，拨给尔部弁兵，不足，不另补，正额钱粮，仍行解部。其管民文官，俱听部选，尔原辖武官，听尔酌量委用，姓名官衔，开册送部，即将归顺弁兵数目，详开奏闻。海上诸寇，尔其相机防剿。洋船往来，加谨稽察，防范奸宄，收取洋船课税，仍交布政使司解京。地方官评民事词讼钱粮等项，俱系有司职掌，自有督抚管理，尔不得干预。尔膺此宠嘉，受兹信任，务殚心竭力，以图报称，海滨宁谧，惟尔之功，如果建有殊勋，仍加懋赏。山河带砺，垂于永久，忠孝克全，身名俱泰，岂不休哉!尔其钦承之，毋替朕命。”③《清世祖实录》第79卷第3、4页；第5、6、7页。
　　第二道敕谕是针对郑成功提出的一些问题加以解释，劝其归顺。③顺治帝招劝郑成功降顺的条件，从清朝来说，是十分优厚的，这突出表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赐爵最多，爵位最高。在此之前，除早年来降封授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为王，沈志祥为续顺公及吴三桂为平西王以外，降将成百上千，其中不少系明之公侯伯爵，但降清以后，皆大降其爵，或封男，或封子，甚至只给以轻车都尉等世职，没有一个封公侯伯爵的，就连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本系统兵一二十万的南明唐王钦封的平国公，投降后仅封三等子，后晋一等子。现在，招降之时，便封成功为海澄公，芝龙由一等子超晋为同安侯，鸿逵封奉化伯，一门三显爵，举朝仅有。
　　第二，封地最多。在此之前，不管是明朝官将还是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政权之臣，或者是大顺大西军将领及各地义军首领，降清后皆须进京朝觐，分隶汉军旗，原来所辖兵士交与朝廷，分属绿旗各营，或遣散返乡为民，即交出了兵权和地盘，就连定南、平南、靖南、平西四王，也系由朝廷指派一些地区驻扎其部，没有像这次招郑成功来降时，即赐以漳、泉、惠、潮四府，令其屯驻。而且，所赐之地相当多。漳州府、泉州府属福建省，漳州府辖有七县一厅，广二百七十里，袤二百九十里，泉州府辖有五县，广二百七十里，袤二百里。惠、潮二府隶广东省，惠州府领有九县一州，广四百五十里，袤四百里，潮州府辖九县一厅，广二百五十里，袤三百里。福建与广东省各辖九府，惠潮泉漳四府之地，已将近半个省，不为不广。统军数万赫赫有名的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此时仍系同镇一省，比朝廷许与郑成功之地，大不了多少。
　　第三，职权很大。敕书授予郑成功率部驻扎四府，其将士当然仍旧听命于成功，清又授予成功剿防海上诸寇和管理洋船之权，这就是说，郑成功拥有四府兵权及四府领海之权。至于“地方官评民事、词讼钱粮等项”，仍由督抚管理，与平南、靖南二王封藩广东之例一样。一位尚未归顺之南明臣将，一下子就被清帝授予等同于平南王、靖南王坐镇一地的大权，实系特例。
　　换了其他的南明官将，恐怕多会接受这样十分优厚的条件，而归顺于清，甘为少年天子之臣了，可是，顺治帝与议政王大臣们没有料到，这样优厚的招降，和握有其父兄郑芝龙等人质的特殊条件，竟会遭到郑成功的拒绝。郑成功就是郑成功，不是其他的南明臣子。在清廷认为是特别优厚的条件，给得太多，而成功却认为是太少了，太不像样，不屑一视。郑成功所要的，不是一府二府三四府，也不是他提出的三省(即浙江、福建、广东)，而是整个中国，是大明朝的万里江山，是逐清复明。
　　郑成功之所以同意谈判，商议和事，并不是真正的要停战议和，要归顺清朝，而是出于应付其父的请求和乘机措饷的策略。既然郑芝龙写来家书，劝子降顺，以保父、兄等人生命，秉性孝悌之成功，不能断然撕书，置之不理，需要以忠以义规劝其父，晓以大节，尽子之孝，同时也可“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兄食”。就在他于顺治十年八月得到芝龙劝降家书及写了“回禀”之后，他立即“以和议故，分遣各勋镇就漳泉派征乐助兵饷”。闰八月，郑成功遣督饷都督黄恺追晋南地方饷银二十万两，九月遣前提督黄廷就云霄地方征米五万石，十月，遣中权镇黄兴、前冲镇万礼等进入龙岩地方，征饷银二十万两，十一月，遣前锋镇赫文兴等往惠安、仙游等地方，征饷三十万两。②③④杨英：《先王实录》，第62、65、67页；第68、69页；第74页；第79页。
　　顺治十一年正月末，清使郑、贾二使赍海澄公印到福建省会福州。郑成功命副中军、挂显义军门印常寿宁为正使、典仗所郑奇逢为副使，前往接待，令其不得辱命。清使命行下见上之叩拜礼，常寿宁坚持行宾客礼，未谈妥返回。二月初六郑成功率兵马前往安平，驻东山书院，与清使相见。初七，清使将印敕交与成功，未开读。初八清使欲回京复命，请成功谈要求。成功说：“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和则高丽、朝鲜有例在焉。”初十清使返京。②郑成功利用议和之机，“乘势分遣各提督总镇，就福、兴、泉、漳属邑派助乐输。恐其出兵相阻，即移书于督抚刘清泰曰：以数十万之众按甲待和，虽议可俟而腹决不可枵，稍就各郡邑权宜措饷，以济兵粮，可也”。③“以和议未定，虏兵无敢阻抗，追遣益力。”④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议政王济尔哈朗等议奏：同安侯郑芝龙以次子世忠与成功谊切手足，若令与使臣同到成功处，“谕以君恩，责以父命，异言婉导，彼必欣然向化”。应如郑芝龙所请，令郑世忠及芝龙之第四子世荫与使臣同行。帝允其请。《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25页。
　　八月二十四日，清使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到泉州，遣人告成功说：“藩不剃头，不接诏。不剃头，亦不必相见。”成功叱之。九月十七日，清使来到成功辖区之安平镇，一再逼迫郑成功率部发接诏，成功不允，清使于二十日回到泉州。成功致书清使，约期相晤，清使回书拒绝说：九月十七日至安平镇，十八日、十九日李德、黄征明来言：郑成功“不接诏，不发”，故于二十日回泉州。我等之来，“不过宣传皇上浩荡德意，与公发后上谢恩本，将贵部官作何安插，及四府设防数目修入而已，他复何言哉”！成功之二弟世忠、四弟世荫亦多次跪求成功投降，以保父芝龙及在京家人性命，成功坚决拒绝，并与叔鸿逵分别写信与郑芝龙，重申不再受骗不叛明降清。②③杨英：《先王实录》，第86—91页；第81—83、95页；第98、107页。
　　其实，早在清使来安平前，九月初大西军晋王李定国即遣人连赍二书到安平，约请成功发兵，会师广州。成功同意，“即欲调兵南下勤王”，以清使尚在泉州，命晋王使者暂住金门。十月十九日，郑成功遣师南下，与晋王会师勤王。他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戎旗勋镇王秀奇为陆师左统领，左先锋镇苏茂为陆师右统领，督率官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②十一月初二，郑军下漳州，守将千总刘国轩献城降，漳州府所属十邑以次归附。十二月破同安县，安、永、德各县闻风俱下，这一年派漳州府所属饷银一百零八万两、泉州府属七十五万余两。十二年正月又破仙游县。数月之间，成功共得“漳州十邑、莆田一府、泉之六县”。③与此同时，清廷也在审时度势，考虑对策。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郑芝龙奏称：成功“请地益饷，抗不发，寄臣书信，语多违悖，妄诞无忌，臣不敢隐匿，谨将原信二封缴呈圣览，臣当席藁待罪”。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密议速奏。⑤《清世祖实录》第87卷第4页；第6、7页。过了三天，十一月十七日，议政王贝勒大臣奏称：“郑成功屡经宽宥，遣官招抚，并无发投诚之意，且寄伊父芝龙家书，语词悖妄，肆无忌惮，不降之心已决。”请敕该督抚镇整顿军营，固守汛界，勿令其军登岸，骚扰生民，遇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发兵扑剿。帝从其议。⑤又过了一个月，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世祖降旨进攻郑成功。他命议政王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之次子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同多罗贝勒巴尔处浑、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浑，统率八旗军前往福建，征剿郑军，并赐予敕书说：“兹以逆贼郑成功潜据海岛，不遵王化，扰害福建泉州等府地方，特命世子济度充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征剿，一切机宜，与多罗贝勒巴尔处浑、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浑等同心协谋而行。毋谓自知，不听人言，毋谓兵强，轻视逆寇。”“贼如登岸，相机剿抚，如在海洋，则驻扎要地驰奏。凡有调发，不可令固山额真噶达浑离尔左右。其闽省弁兵，及新调三镇弁兵，听尔调度”。《清世祖实录》第87卷第14、15页。
　　顺治帝招抚郑成功之事虽未办成，但他是尽到了最大努力的。他给予郑成功很好的劝降条件和格外优遇，特赐空前未有之崇爵和四府封地，而且还有成功之父、母(郑芝龙之嫡妻颜氏)、弟、叔等人质，有了这些条件，一般来说，是有可能劝其归降的，达到目的的可能性很大。他认识到抚比剿更为有利，征剿的困难太大，正如郑成功致其父之“回禀”中讲道，闽粤海边也，距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水土不谙，伤亡众多，粮饷难备，守卫不易，而且还要考虑到集中兵力对付大敌——大西军，所以他决心求抚。应当说，他的这一决策是不错的，可惜，他遇到的对手乃罕见之奇人，遇到了英俊聪睿、智勇双全、无所畏惧、誓死逐清复明的延平郡王郑成功。这位被人们尊称为“国姓爷”的大帅，确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他不畏清军人多势众兵强马壮，他不贪荣华富贵，他不惜忍痛大义灭亲以全忠节，他当然不能被清帝诱劝投降。因此，顺治帝之招抚延平郡王的一切活动，均皆失败，于是，双方之间便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
　　第二节、江宁被围先败后胜.
　　一、黄梧归降封公晋职增兵.
　　从顺治十一年(1654)招抚郑成功失败以后，双方干戈不休，郑军曾大扰福建省之福州、兴化诸府，下同安、南安等邑，又破舟山，进攻浙江省之温州、台丹及宁德，声势大振。顺治帝遣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宁海大将军伊尔德往征，于十三年夏秋收复舟山，破敌于泉州，尽复闽安、海澄诸邑，但郑军并未大挫，仍不时来袭。清廷乃采取三项重大措施来对付郑军。按时间顺序讲，第一项措施是“禁海”。早在顺治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兵部议复浙闽总督屯泰奏称：“治海省分，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帝从其议。《清世祖实录》第92卷第10页。过了一年，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帝正式下敕，谕告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总督巡抚总兵官说：“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著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仍前防守怠玩，致有疏虞，其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该督抚镇一并议罪。”③《清世祖实录》第102卷第10、11页；第11、12页。
　　第二项措施就是招抚郑军之将士。就在禁海的同一天，帝又敕谕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督抚镇等官说：“今欲大开生路，许其自新，该督抚镇即广出榜文晓谕，如贼中伪官人等，有能悔过投诚带领船只兵丁家口来归者，察照数目，分别破格升擢。更能设计擒斩郑成功等贼渠来献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职，同来有功人等，显官厚赏，皆所不吝。”③第三项措施是增加福建兵士。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等遵旨商议福建防务，于顺治十三年五月奏称：濒海漳州等九处，俱宜设兵防守，而闽省经制绿旗官兵缺额甚多，今议补额增设，共增马兵二千二百五十名、步兵五千九百名，以资防御。见驻闽省汉军兵丁，俱应留驻漳州。“然汉军及绿旗官兵，未可尽恃，应留固山额真屠赖，统满洲兵，驻泉州，为两路声援。”诏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议政王等议称：闽省去京窎远，满洲大兵往返更番，官兵劳苦，民亦受困。计见在闽省汉军兵五百九十名，实属不敷，应令江宁提督管效忠驻防京口，调京口兵八百名并杭州兵六百余名，连闽省之汉军兵，共足二千名，以每旗章京二员、骁骑校一名统领，仍特遣固山额真一员、每旗梅勒章京各一员，率往闽省驻防。闽省的绿旗兵，缺额者应募补，增设者应停止。帝降旨批示：“满洲大兵往返更番，官兵劳苦，民亦受困，所议甚当，但海寇因大军驻闽，故尔潜遁，今会师尽撤，不设满兵驻防，止诿之汉军及绿旗官兵，恐军威不足，倘日后海寇登岸，不能防御，尔时题请大军，有误事机，所关甚重，著详议久安之计以闻。”后再三商议，于六月二十六日议准，“于汉军兵二千名之外，应再调京城兵一百名、沈永忠下兵九百名，共足三千之额”，命固山额真郎赛为帅统领。②《清世祖实录》第102卷第18、19、20页；第22页。
　　正当清廷竭力巩固防务，为剿郑御郑而想尽一切办法时，突然闽省传来黄梧归降的喜讯，局势顿然好转。
　　黄梧系总兵，任前冲镇，奉成功命守海澄。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黄梧以成功用法太严，曾以揭阳之败斩大将左先锋苏茂，自己也败于揭阳，“所失衣甲军器甚多”，畏成功惩治，遂乘成功率兵北伐时，与副将苏明、郑纯等，杀总兵华栋及其士卒四百余人，率官将八十六员兵一千七百名献城降清。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立即奏报。顺治帝于七月初四获悉，降旨批示说：“黄梧等献城归顺可嘉，著即行优擢。”②随即授其为都督总兵官。八月十七日，帝又谕吏兵二部说：“镇守海澄都督总兵官黄梧弃逆效顺，杀其同守伪官华栋伪众，率民发，领标下官属兵丁，献城输款，倡首来归，深可嘉尚，黄梧著加优典，封为海澄公，照例给予敕印，其标下各员从优议叙具奏。”④《清世祖实录》第103卷第10页；第28页。
　　顺治十三年九月二十日，世祖福临敕谕封黄梧为海澄公说：“朕抚御寰区，绥安黎庶，期与天下共底荡平，未归则广示维新，既顺则丕彰优异，盖不烦师旅以格远人，首录元功而鼓忠义也。近因海氛未靖，特颁敕谕招徕，尔黄梧独能于敕谕未到之先，即识时知命，弃逆来归，且杀贼献城，救阖邑之性命，率民发，遵当代之章程，带领官兵，兼多火炮，嘉此英勇，慕我恩威，同德同心，先海滨而向化，驭富驭贵，当爵赏之特颁，兹封尔为海澄公，给与敕印，尔其益奋忠勤，灭贼固圉，式建肤功，用膺懋赏，钦哉!”④顺治帝对黄梧奖赏之厚，前所未有。黄梧不过是郑军的一位总兵，与他同为总兵者好几十人，不少总兵包括施琅的地位都比他高，而且所献仅仅一县，降兵才一千七百余名，比诸顺治二年三年左梦庚、刘良佐、许定国等领兵数万十余万来降者，真有天渊之别，左、刘等不过授以子爵，而黄梧却封公，且此公爵乃系几年前清帝封授与黄梧之主郑成功者，可见帝对黄梧是何等的破格优遇。
　　帝之如此特施隆恩于黄梧，与其六月十六日的一道谕旨，有着密切关系。这一天，即黄梧降清之前六天，帝敕谕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督抚镇等官，命他们广出榜文，晓谕郑军将士投降说：“惟自古帝王，底定万邦，皆恩威并用，讨贰怀服，乃能使人心乐于归往。”“该督抚镇即广出榜文晓谕，如贼中伪官人等，有能悔过投诚带领船只兵丁家口来归者，察照数目，分别破格升擢。更能设计擒斩郑成功等贼渠来献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职，同来有功人等，显官厚赏，皆所不吝。”《清世祖实录》第102卷第11、12页。黄梧之封公，即系体现此谕的一个例证，以便鼓动更多郑军将领带众降顺。
　　黄梧之破格超封，还由于他之献城，为清朝立下了大功。这不仅是因为他是郑军之中最早献城降清的一员将领，还在于海澄的地位特别重要。海澄县在郑军辖区内并非普通之县，因为郑成功一直准备大举北伐逐清复明，故长期积储粮饷器械炮弹，主要藏存于海澄。据清人刘献廷之《广阳杂记》卷三记载：“赐姓公未得台湾前，积蓄皆贮海澄，铁甲十万付，谷可支三十年，藤牌、滚被、铳炮、火药，皆以数万计。”跟随成功左右的“户部主事”杨英述此事也说：“查城中所贮粮粟二十五万，军器、衣甲、铳器不计，其将领私积者又不计。藩(指郑成功)叹曰：吾意海澄城为关中河内，故诸凡尽贮之，岂料黄梧、王士元如此悖负。”杨英：《先王实录》，第136页。如果联系到此时郑成功正下令要大举北伐，仅出征船只的船牌照票，就发了大小一千一百张，即有大小船一千一百只，更可看出黄梧之献海澄降顺，对郑成功的打击是何等的重，对清之防郑剿郑所起的作用，又是何等的大。
　　当然，顺治帝之破格嘉奖黄梧，更重要的目的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希望他为清效劳，为灭郑建立更大的功勋，即封公敕书中所说“尔其益奋忠勤，灭贼固圉，式建肤功，用膺懋赏”。这一目的，他达到了。
　　黄梧以一战败之将和将遭郑成功惩治的罪臣，一跃而为蒙受清帝特恩的公爵提督大人，前程远大，他对帝真是感恩戴德，决心效尽犬马之劳。他对清朝之剿郑，在三个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一是率部拼死厮杀，克城破敌。顺治十四年八月浙闽总督李率泰奏准，增加黄梧之标兵，合原额共增足为四千名(增加了将近两倍)，驻扎漳州，弹压闽南。九月，黄梧同李率泰与提督马得功、都统郎赛水陆并进昼夜攻击，连破七城，攻克闽安镇，立下军功。寻又捐造战舰一百艘，朝廷加其以太子太保荣衔。后来他又屡剿郑军，军功累累，广招敌军将士，十二年里，“共招抚过伪官二百余员，兵数万余名”。《清史列传》第9卷，《黄梧传》。
　　二是献计献策。清廷原对郑军内情知之甚少，故无良策对付，黄梧降清后，详奏郑军情形，提出剿灭之法。他奏上了“剿灭郑逆五策”，要点如下：“一曰驻海滨以堵登岸。成功乘春收之时，散遣伪将四出派饷，深入内地，官军驻扎城内，尾后相追，贼已饱。应分驻重兵于福、兴、泉、漳滨海要地，往来驰剿，则贼不敢登岸矣。二曰造小船以图中左。成功恃中左为三窟，盈盈隔水，一苇可航，而陆地将弁殊无问津之意，故负固至今。请于漳州港口多造八桨小船，伺潮渡海，成功恐惧，必尽撤各伪镇，护其巢穴，身不敢离中左半步。我师压水而阵，广布招抚，兼用间谍，不出两月，内变必作，成功可坐擒也。三曰清叛产以裕招徕。郑逆及各伪镇产业，多诡托他姓掌管，梧颇知其详。应请敕下督抚，会同梧遍行查出，所收租税，永充兵饷。今海上诸伪镇愿附者多，当事蒿目乏饷而不敢收。此项既清，即以叛产招叛兵，于以解散成功党与易易矣。四曰锄五商以绝接济。成功于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为之行财射利，梧在海上，素所熟识，近且潜住郡城，为其子弟营谋乡举邑庠为护身之符，其实阴通禁货，漏泄虚实，贻害莫大，应请敕下督抚严提正罪，庶内宄清而接济之根可拔矣。五曰贼坟以快众愤。成功父子残害生灵，实戾气所钟。闻其石井祖墓，风水最险，舆论咸谓宜掘，以破贼旺气，且快人心，亦惩恶之一端也。”《清史列传》第9卷，《黄梧传》；刘献廷：《广阳杂记》第3卷。
　　黄梧又奏请严海禁说：“郑逆猖獗，全借内地接济。福宁、沙埕为木植、丝棉所出；晋江之福前所，同江之鼎美、高浦为油麻、钉铁所出；海澄县之南溪、漳州之佛潭桥为柴米之薮。至闽粤错壤，则饶平县之黄冈，澄海之南洋，米栗山积，土宄阴为转输。赍粤粮，养闽寇，最为大患。宜先就接济之地，设法严禁。”《清史列传》第9卷，《黄梧传》。
　　他又奏请诛杀郑芝龙说：“海贼俱属漳、泉、潮、惠之人，梧今大张布告，必渐次归附。但郑成功恃其父芝龙在京，欺诳招抚，借以登岸派饷，故首恶在芝龙，必先断绝芝龙，使之音问不通，则成功只海上匹夫尔。又成功之敢于猖獗，由其父芝龙诳谋罔上，赍书下海，扬言招抚，沿海人心摇惑，凡欲投诚者，咸以欲抚之故，仍坚其怙恶之心，请密奏剪除芝龙，以绝盗根。”《清史列传》第108卷第19、20页。
　　黄梧对清廷的第三项贡献是力举施琅。施琅是郑芝龙旧将，任左冲锋，足智多谋，骁勇善战，顺治三年随芝龙降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后郑成功起兵，琅又隶其麾下，任左先锋，其弟施显任左先锋副将，管援剿左镇，“兄弟俱握兵权，每有跋扈之状，动多倚兵凌人，各镇俱受下风”。顺治八年正月郑成功率师南下，欲支援南明广州守将，抵抗清军，施琅不愿，成功遂令施琅将左先锋印及兵将交与副将苏茂管辖，又将其副将调入戎旗亲随协将，施琅心怀不满，竟自削发为僧，不朝见郑成功。接着又出了一些事，郑成功恼怒，将施琅及其父大宣与一些子侄捕捉监禁，施琅被人救走后降清，其父及弟施显和子侄被成功斩杀。
　　可能是因为施琅系只身归顺，所带将弁不多，清廷未予重视，仅授其为委署都督，一闲就是几年。现在黄梧便对朝廷竭力保举施琅，赞其有才，应予重用说：郑成功漂泊海岸，往来靡定，欲扑灭之，非熟悉情形者不能。“敬举所知，有委署都督施琅者，仇贼甚深，知彼知己，胸有成算，其输款本朝已久，一出受事，即著微劳，且智勇兼优，忠诚素矢，宜假以事权，俾尽展所长，与梧戮力驰驱，必能剪除海孽”。杨英：《先王实录》，第32、33页；《清史列传》第9卷，《黄梧传》。
　　黄梧的以上建议，受到清廷十分重视，大都采纳，申严海禁，移兵驻防，增造战舰，擢用施琅，初授琅同安福将，寻迁总兵官。黄梧偕施琅会同提督马得功、总兵苏明，赴晋江县之大觉山，南安县之覆船山、橄榄山、金坑山，剜毁芝龙父祖及先世坟五座。黄梧又斩郑成功所置五商。清廷将郑芝龙及弟芝豹，子世忠、世恩、世荫、世默俱流徙宁古塔，家产籍没，又对芝龙加以铁链三条，手足扭镣，后郑芝龙等皆被斩杀。《清世祖实录》第109卷第3页、第111卷第3页。
　　黄梧的降清及其剿郑献计，举荐施琅，对扭转清廷的劣势，削弱郑军的威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荐举施琅，为清军后来统一台湾降服郑氏政权，找到了一个最佳统帅。
　　二、猛克镇江郑军包围南都.
　　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底，正当皇上王公大臣还在为年初三路征滇大军会师昆明，大获全胜，特颁平定滇黔川桂湖五省恩诏，而喜庆未已之时，突然收到了镇江、瓜州失陷，郑军百万围江宁，“东南大震”的急报，顿时朝野震惊，人心惶惶。
　　顺治帝福临谅必会为此而迷惑不解?四年以前他授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统率八旗军绿营兵征剿郑成功，曾收复潭州等地，宁海大将军伊尔德亦收复舟山，皆于顺治十四年班师，为何此时郑成功能突兴大军，围攻江宁?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可能是，顺治帝及议政王大臣们对郑成功之为人，认识不够深刻，不了解其毕生奋斗的根本目标是恢复大明王朝万里江山，逐清复明，因而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防御。
　　黄梧降清后，虽提供了大量郑军的情报，献计献策，但对郑成功之决心南征北伐，夺占江南，进图燕京的宏伟愿望，却未予强调。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黄梧本人并不相信郑成功真有此雄心壮志，真有实现这一愿望的足够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只不过是欲图夺据一些沿海州县苟延残喘而已。二是黄梧担心过分宣传郑之雄心和力量，会被人看做是长敌人之威风，灭自己之志气，而招致皇上王爷不满，带来无穷祸患。因此，他的介绍敌情和奏陈对付之策，都按照消灭地狭民寡军弱多变亡期不远的敌人来描述和献策的。这也影响到朝廷对郑军的正确认识。
　　就在清廷宣布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和宁海大将军伊尔德获胜凯旋之际，南明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却在抓紧扩兵训练，准备北伐。他分所部为七十二镇，设六官理事，“假明永历号便宜封拜”。他募集士卒十七万，以五万习水战，以五万习骑射，五万习步击，万人往来策应。他还专门训练了一支万人铁军。
　　顺治十五年二月，他调各提督、统镇回思明(即厦门)选练征剿时，对诸将说：“先年(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护国岭杀败阿格商(清之骁将)，所拾衣甲，全身披挂是铁，所以敢下马打死仗者，恃有此耳”。“今我亦欲用此披挂，剿杀丑虏，诸将以为何如？”戎政王秀奇说：“披挂全身穿戴不下三十斤，虏有马驼载，穿戴犹易”，“今我兵欲以一人穿戴三十斤步行，雄壮者不难，矮小者未见其便。”郑成功说：“须拣选雄壮强健者当之。”甘辉说：“岳家军多自负戴，我朝戚南塘令兵卒两脚股负沙操练，岂畏重耶?要在操练得法耳。”时有勇士王大雄在，遂令其披挂。王大雄“手执战具，步伐整齐，如赴敌状，动履如飞”。成功大喜说：“似此可纵横天下矣。”遂传令连夜赶制披挂铁面，选精兵万人，“绘朱碧彪文，峙阵前，专斫马足，矢铳不能入”。杨英：《先王实录》，第165页；《圣武记》第8卷。郑成功亲自挑选，凡能举大石五百斤(一曰三百斤)者，方能选为亲兵，“配以云南斩马刀、弓箭，戴铁盔，穿铁臂、铁裾，用锁锁定，使不得脱，时谓之铁人”。阮旻锡：《海上见闻录》。
　　顺治十五年五月十三日，郑成功统领大军，驾舟北征，六月十一日、十三日连降平阳、瑞安二县，围攻温州，未下，转乘船北上，八月初九大军至羊山，次日骤遇飓风，辟巨舰数十艘，士卒淹没数千，成功之次子、三子、五子淹死，乃督师回舟山，随后驻扎温州、台州一带。
　　顺治十六年四月，郑成功再次统率大军北征。五月初四他对全军官兵重申禁止扰民之谕，强调说：“本藩亲统大师，不惮数千里长驱远涉，进入长江，刻期恢复，上报国恩，下□(救)苍生。此行我师一举一动，四方瞻仰，天下见闻，关系匪细。各提督统镇十余年栉沐辛勤，功名事业，亦在此一举，当从恢复起见，同心一德，共襄大事。……其岸上地方百姓，严令秋毫无犯。已有颁刻禁条，炳若日心，总以收拾民心，上为国家大计。须体此意，谆谆严饬所辖：登岸之时，不准动人一草一木，有犯连罪。”杨英：《先王实录》，第195、196、197页。
　　六月十四日，舟至焦山(山在镇江东九里大江中)，集诸将议进攻之事。郑成功谕诸将说：“瓜镇，京都之门户，峙立两岸，必有重兵镇守，又有谭家洲炮台与瓜州梆堤炮台对击，又有滚江龙把截，未宜轻敌。须分一支由水攻取谭家洲，夺其大炮，另拨陈大胜善没水者，斩断滚江龙，又以大师捣其瓜州，使虏左右支吾，闻风破胆，瓜镇不日克下矣。尔等各依行令机宜而行。”随即具体分拨各将进攻地点。十五日，进扎瓜州北岸，传令进师，命右提督、前锋镇等各水师营进取谭家洲大炮，令材官张亮督泅水荡船，刻限斩断滚江龙。滚江龙乃系清军在金山、焦山之间铺设的大铁索，横江中，阻止郑军船只通过。成功又令兵部侍郎张煌言督兵，待铁索斩断，即进据瓜州上游，焚夺满洲木浮营。此浮营用大杉木板钉围，内容兵五百名，大炮四十门，火药火罐不计其数，上流来船，遇之立碎，十分厉害。
　　出发之前，成功又与诸将誓师说：“此番孤军侵入重地，当于死中求生。胜此一阵，直克其城，则破竹之势成，功名富贵近之矣。进生退死，本藩当身先陷阵，以为尔率，尔等其勉之。”
　　十六日，郑军猛攻，克瓜州，擒获清操江巡抚朱衣助，夺取了谭家洲大炮和溃洲木城三座。二十三日与清军大战于银山，清军兵分五路，奋勇来攻，郑成功亲督亲军右武卫、左武卫还战，双方鸟铳、行营炮、弓箭齐放，“声震天地”。郑军“奋勇死战，无不以一当百”，大败清军，追杀十余里。镇江副将高谦、知府戴可进等见势不支，赴银山军前献城投降。郑成功随遣张煌言安抚浦口，袁兵部起震安抚滁州、六合等处，都督李必安抚仪真县。七月初七，大军抵达南京城下，开始了围攻南京之战。
　　三、惊忧交织帝欲统军亲征.
　　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大军围攻江宁(即南京)之情，紧急呈报朝廷后，清廷大震。顺治帝福临对此突来之特坏急讯，万分震惊，据说他竟往见母后，要丢弃北京，返回盛京，迁移都城，遭到孝庄太后的拒绝和训斥。此说虽系传闻，但下述一事却是千真万确，即福临惊怒交加，于南苑召集王公大臣议事，宣布要御驾亲征。
　　为什么顺治帝对郑军之围南京，竟会作出这样奇特甚至是带有丧失理智性的疯狂反应?就客观条件说，此事不难理解，即在大多数人看来，江宁必失，东南半壁江山难保。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敌众我寡，郑军在兵士数量上位居优势。郑成功“联营八十三”，每营以三百名计算，当有二三十万兵士。史载其十五年五月统兵出征时，有士十七万，号称八十万，经过瓜州、镇江激战获胜，清军来降者不少。而江宁守兵，却远远少于郑军。
　　江南驻有八旗军。顺治二年设江宁驻防将军一员、副都统二员，辖左翼四旗满洲蒙古兵二千名，弓匠铁匠各五十六名。十一年又设京口驻防总管一员，管辖八旗军，数目不多，主要是汉军旗士兵。但是，顺治十三年福建新设驻防八旗，调走京口汉军兵八百名，十五年起远征云贵，江宁、京口驻防八旗兵又调走不少。
　　江南省绿营兵较多，江南总督驻扎江宁府，统辖本标官兵及分防各营兵，兼节制抚标三、提标一、镇标五。督标有中营、左营、右营，辖兵二千余名，江宁城守协副将一员，驻扎江宁府，辖左右营兵一千一百八十余名，另有驻扎江宁城附近之仪真、溧阳、江阴、江都县之水陆兵约三千名。瓜州、镇江原有水陆兵三千三百余名，已经大部覆没。江宁原来还驻有江南汉兵提督管效忠之兵四千名，十三年调驻京口，大半于镇江败亡。另外，苏州府驻有江宁巡抚的标兵及城守营兵一千余名，松江府驻有苏松提督马进宝之标兵及城守营兵四五千名，崇明驻有水师兵一万名，还有漕运总督之标兵、操江巡抚之标兵及其他州府之兵，江南全省(江苏、安徽)绿旗兵约有五六万名。
　　现在郑军围攻江宁，江宁城中之满洲蒙古八旗军原来只有两千名，部分被调往云贵，绿旗兵约有数千名，要对抗十余倍于己的郑军，的确是以寡敌众，众寡悬殊，正如清人所说“时江宁重兵移征云贵，大半西上，城大守备空虚”。这样的情形，江宁怎能固守?第二，士气低落，将弁观望，誓死效忠者少。郑军大举北征，声势逼人，一些降清汉将见势不妙，多怀二心，或一战即逃，最典型、影响最大者当数苏松提督马逢知。马逢知原名马进宝，明季任安庆副将都督同知，顺治二年至九江降于英王阿济格，奉金招抚了安徽巡抚张亮等文武官及兵士万余人，加总兵衔，隶汉军正蓝旗。三年从征浙江，克金华，留守，后授金华总兵，管辖金、衢、严、处四府。十三年迁苏松常镇提督，改名马逢知。郑成功督军进攻瓜州、镇江时，即与马逢知秘密联系，“约日起兵，攻打都城”，故马未来赴援，统领本部士卒数千，“拥兵观望”，“阴通于寇”，听任郑军包围南京。镇江守城副将高谦降，太平府守将刘世贤诣郑成功军前迎降，献府中兵马、钱粮、军器册籍，六合、合山、来安等县守将率兵逃走。芜湖县有清兵数百名，郑军四名将士与守兵二百相持于浦江港岸上，适逢另外四名郑兵路过，前往帮助，“虏遂惊走”，“八人乘势赶去南门，本县并防守虏兵由北门逃遁”，“时童谣有云：是虎乎否?八员铁将惊走满城守虏”。②③④杨英：《先王实录》，第204页；第208页；第212、213页；第213页。清军将士如此怯懦，怎是郑军敌手！
　　第三，民心不稳，缙绅欲降。郑军连打胜仗，直逼南都，汉民振奋，故明遗臣乘机四处联络，密诣郑军商议献降，连江宁城内及北京部分汉官，亦生反侧，遣人寄书约降。郑军截获了不少清朝上下来往文书塘报。其中一份是江宁提督管效忠发往北京的，内称：管效忠自镇江败回南京后，“日将防城器具料理，并差往苏、松等处讨援兵，并带急报燕都奏请救援，称海师二十余万，战船千余艘，俱全身是铁，箭射不透，刀斩不入。瓜镇二战，败回者魂魄尤惊，策战者鞠缩不前。现攻下镇江、太平、宁国等府，浦口、六合、丹涂繁易、勾容、浦江等县，滁、和等州，松江提督马进宝阴约归(附)。现在攻围南都，危如累卵，乞发大兵南下救援扑灭，免致燎原焰天”。郑成功看到这份塘报后大喜说：“似此南都必降矣！”②北京一些降清汉官分析局势时，认为江宁必失，清廷不稳，有的还将家书附入文书袋内，传话令南方子侄降郑。郑军截获的清朝上下往来文书中，有的传报中有“燕都不通文报近一月矣，南都未知明清”之句。“又有家成附搭云：南都音信久绝，传闻铁兵难敌，有迁都远避之议，大事可知。可令子与弟先投国姓，以为我后来进见地。云云。”③成功之户部主事杨英记述当时情形说：“时王子、王孙、公、侯、驸马、伯，驰书禀乞给牌札起义者比比。”前明故臣徐渭之子徐楷报称：“杭虏俱吊入南京，城中空虚，乞付札以便据城迎降。又云：杭虏与家人永诀赴京，云战甚利害，有机会必投顺。”④清漕运总督亢得时，率兵往援江宁时，在高邮途中，“自溺死”。《清世祖实录》第127卷第7页。
　　魏源在《圣武记》卷八综述当时形势说：“七月，(郑成功)直薄金陵，谒孝陵。而煌言别领所部由芜湖进取徽、宁诸路。时江宁重兵移征云贵，大半西上，城大守备空虚。松江提督马进宝不赴援，阴通于寇，拥兵观望。成功移檄远近，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无为、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望风纳款，继扬、常、苏旦夕待变。东南大震，军报阻绝。”
　　江宁若失，全省难保，浙江亦将落入郑军之手，清政府赖以立国的主要财赋支柱经济支柱便将断折，东南半壁江山改易旗帜，后果之严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正是由于此战关系极为重要，生性急躁易于冲动的少年天子福临，竟不顾母后和王公大臣劝阻，下诏亲征。
　　这一决定万分荒谬，且将带来极其严重的恶劣影响。江宁距京师远达二千四百余里，即使帝率八旗劲旅昼夜兼程，也得十余天，恐怕那时郑成功早已高踞总督公署安抚黎民了。战乃危事，胜负难卜，万一清军长途跋涉，劳累疲惫，陷入养精蓄锐的郑军伏中，皇上有个闪失，噩讯传开，清军难免大败。即或互有胜负，相持不下，部分降清汉将汉官本已惊恐犹豫，更有可能三心二意，暗约降期，伺机内应，直隶京师发生变乱，更将立即威胁到清朝统治。不管怎样说，在当时清朝统治尚未十分巩固的形势下，御驾亲征之诏，是极为欠妥，十分谬误，且非常冒险的决定，后果之严重，恐将大大超过江宁之失守。因此，上至太后，以及满洲王公和文武群臣，都反对这一决定，害怕这一决定，极力谏阻。
　　当时的一位传教士把南京被围及帝欲亲征情形作了详细的叙述，很能反映事实真相，现摘录如下：“(郑成功)于1659年督率一盖满扬子江面之巨大舰队和一大批军队，沿江声势浩荡地直向南京侵来，沿江各城市俱已被他所占据，而于是年中竟把南京围困了起来。……当时在南京城内所驻扎之六千人马中，仅只有五百名满洲战士，而他们对于汉人军队，又是怀着猜疑态度的。一批派赴南京的援军，竟被郑成功之军队悉行歼灭。南京形势岌岌可危，陷落似已是早晚间事了。
　　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胆怯的人们已经为首都底安全惊惧了起来。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她说，他怎样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他一听皇太后底这话，这时反而竟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了。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他的这言词，他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照这样他要对待一切人们的，只要他们对于他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时。皇太后枉然地尝试着，用言词来平复皇帝底暴躁。她扯身退去，而另遣派皇帝以前的奶母，到皇帝前劝诫皇帝，因为奶母是被满人敬之如自己生身母亲一般的。这位勇敢的奶母很和蔼地向他进劝，可是这更增加了他的怒气，他恐吓着也要把她劈成碎块的，因此她就吃了一惊地跑开了。各城门旁已经贴出了官方的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登时令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不仅仅在老百姓方面，因为他们不得不随同出征，就是在体面的人们，也是一样的在激动恐慌。因为皇上在疆场上一旦遇到不幸，这可是因他的性格的暴烈，极有可能的，那么满人底统治，就又要受危险了。……各亲王和各贵显，各部臣和许多朝中的官吏，列为一长队到汤若望底住馆舍，迫切地请求他援助(汤若望冒险劝谏皇帝免掉亲征，‘不要使国家到了破坏地步’，皇帝同意而下诏停止亲征)。”魏特：《汤若望传》，第289—291页。
　　皇上亲征作罢，清王朝避免了一次大的灾难。顺治帝镇静下来以后，便和议政王大臣们紧急商议对策。
　　四、转危为安清军大获全胜.
　　还在江宁被围之讯传来以前，清廷已得悉郑军进攻瓜州、镇江，立即决定遣将派兵，前往江南增援。顺治十六年七月初八，世祖福临谕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等，统领八旗官兵，征剿郑成功，并赐其敕说：“海逆郑成功窃犯瓜州等处，兹命尔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等，统领大兵，前往征剿，与江南昂邦章京、总督、提督、巡抚等，协心戮力，多设方略，相机剿除，凡事与众护军统领等会议而行。……”②③《清世祖实录》第127卷第3、4页；第6页；第8页。
　　过了七八天，七月十五日，可能郑成功抵达江宁城下的消息已传至北京，帝命江西提督杨捷充随征江南左路总兵官，宁夏总兵刘芳名充随征江南右路总兵官。②江西提督辖中左右前后五营，兵五千名，宁夏提督辖中左右前后五营，兵四千名。杨捷、刘芳名奉命调任随征江南总兵官，自必带领本部大部分兵士前往征战，这两员将领统领之兵当有五六千名。过了两天，七月十七日，帝又命精奇尼哈番董学礼为左都督，充随征浙江总兵官。又过了五天，七月二十二日，帝特派户部尚书车克往江南催集各省钱粮，制造战船，并赐予敕书说：进剿海寇，制造战船，需用钱粮浩繁，必应用不匮，始可刻期告成。今特遣尔前往江南，凡各省额赋，除兵饷外，酌量堪动项款，移会各该督抚，作速催取起解，尔察明验收，转发督造船只官员，用济急需。③但是奇怪的是，帝既下谕停止亲征，又未遣派宗室王公或其他满洲勋贵担任大将军，统领京师禁旅，前往江南，会同安南将军达素征剿郑成功，原因何在?看来很可能帝与议政王大臣们认为，江宁必然失守，东南形势未卜，在军情尚未明朗化以前，不宜再派重兵陷入胜负难定之地，而在静观待变。
　　正当清廷帝王大臣忧心如焚坐卧不安之时，八月初一突然传来了出人意料的特大喜讯：郑军大败，江宁解围。江南总督郎廷佐报捷之疏于八月初一送到皇上面前。郎廷佐奏称：“海寇自陷镇江，势益猖獗，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城大兵单，难于守御。”幸贵州凯旋梅勒章京噶褚哈、马尔赛等，统满兵从荆州乘船回京，闻敌攻江宁，星夜疾抵江宁。臣同驻防昂邦章京喀喀木、梅勒章京噶褚哈等密商，“乘贼船尚未齐集”，当先击其先到之船。喀喀木、噶褚哈等发满兵乘船八十艘，于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击败贼众，斩级颇多，获船二十艘印二颗”。“至七月十二日，逆渠郑成功亲拥战舰数千，贼众十余万登陆，攻犯江宁，城外连下八十三营，络绎不绝，安设大炮地雷，密布云梯，复造木栅，思欲久困。又于上江下江及江北等处，分布贼艘，阻截要路”。臣与喀喀木等昼夜固守，以待援兵协剿。至七月十五日，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亲统马步官兵三千余名至江宁，抚臣蒋国柱调发苏松提督标下游击徐登第领马步兵三百名，金山营参将张国俊领马步兵一千名，水师右营守备王大成领马步兵一百五十名，驻防杭州协领牙他里等领官兵五百名，俱抵江宁。臣等公议，敌今分兵逼城，立三营于仪凤、阜二门外，当先击之，遂于七月二十三日，“派满兵堵贼诸营，防其应援，遂发总督提督两标绿旗官兵并梁化凤标营官兵，从仪凤、阜二门出剿。贼踞木栅并力迎敌。我军各将领奋不顾身，冒险先登，鏖战良久，阵斩伪总统余新，并斩伪总兵二员，击死贼众无数，至晚收军。臣等又公议，满洲绿旗官兵悉出击贼，恐城内空虚，留臣守城，其喀喀木、噶褚哈、马尔赛、梁化凤等由陆路进，汉兵提督管效忠、协领扎尔布巴图鲁、费雅住巴图鲁、臣标副将冯武卿等由水路进，各统官兵，次日五鼓齐出。贼已离营，屯扎高山，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我兵自下仰攻，鏖战多时，贼始大败，生擒伪提督甘辉并伪总兵等官，阵斩贼众，不计其数，烧毁贼艘五百余只，余孽顺流败遁。喀喀木、噶褚哈等复领水陆两路官兵，疾追至镇江、瓜州，诸贼闻风乘舟而遁，大军于二十八日回江宁。”《清世祖实录》第127卷第11—13页。
　　这份奏疏虽不无抬高清军贬低郑军的色彩，但大体上还是表述清楚了清军大胜郑军惨败的战局。结合其他资料来看，郑军之败，有其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但根本因素是郑成功的决策失误和指挥不当。
　　郑成功早在六月十六日即已攻克瓜州，二十三日又大败清军夺取了镇江。镇江在江宁之东，距江宁只有一百二三十里，水陆皆可通行，不过一日途程，郑成功若乘胜前进，二十四日至迟二十五日大军可抵达江宁城下，二十六日能全面围攻。此时，清军刚在瓜州、镇江两次惨败，民心不稳，士气低落，汉官三心二意，满兵数量太少，郑军若发起猛攻，区区城中六千人马怎能抵挡十余万郑军?然而，南明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却计不出此，反而因胜而骄，示威扬名，轻信敌言，行动迟缓。六月二十三日取镇江，二十四日不动，二十五日他以“瓜镇都会之处”，而大阅士卒，“排列行武壮观”，调遣各军分道行走和扎营，显示雄威，“时观者传闻，谓之天兵”。二十六、二十七日除小股部队进到江宁城下外，没有大的行动。二十八日他才召集诸将“议取南都”，询问是以舟行还是陆上前进。中提督甘辉建议说：“兵贵神速，乘此大胜，狡虏亡魂丧胆，无暇预备，由陆长驱，昼夜信道，兼程而进，逼取南都。倘敢迎战，破竹之势，一鼓而收，不则围攻其城，以绝援兵，先破其郡，则孤城不攻自下。若由水而进，则此时风信不顺，时日犹迟，彼必号集援虏，撄城固守，相对□战，我亦多一番功夫矣。”郑成功初亦信从其言，然诸将以为，“我师远来，不习水土，兵多负病，(当)此炎暑酷热，难责兼程之行也”，遂不由陆进，而改为舟行。②③杨英：《先王实录》，第204、205页；第205页；第203—211页。
　　此议本已欠妥，而成功又忙于喜听各县归附佳音，并未出发，直到七月初四“才督师进取南都”，初七驾至江宁城外之观音门，召集诸将商议任用水师统领之事。他说：“大师现在进攻都城，其陆师攻取杀敌，□□(已有)成算，惟水师一项，最为吃要，必得一员独任，控制各处水标虏船，使我陆师得无却顾”，最后议定由左冲镇黄安担任此职。②初九，传令官兵船只进泊仪凤门下，初十令兵士由仪凤门登岸，下营于狮子山一带，一直到十五日，未曾攻城。
　　为什么郑成功行动如此迟缓又迟迟不攻?原因很简单，他因胜而骄，轻信中计。清江南总督郎廷佐见郑军势大，守兵太少太弱，难以抵挡，遂派人诈降，“佯使人通款，以缓其攻”。“成功信之，按兵仪凤门外”，“狃屡胜”，“谒明太祖陵，会将吏置酒”。大帅、将领如此，士卒当然仿效，营伍不整，“樵苏四出，军士浮后湖而嬉”。③郎廷佐与江宁驻防昂邦喀喀木趁郑成功中计松懈之时，急搬援兵，适逢远征云贵凯旋的梅勒章京噶褚哈、马尔赛等统满兵自荆州乘船回京，闻报立即于六月二十七八日“星夜疾抵江宁”，苏松总兵梁化凤亲领官兵四千，以及徐登弟、张国俊、王大成分领的绿营兵一千四百五十名，杭州驻防协领牙他里所领八旗兵五百名，俱已奉调应邀赶至江宁，顿使江宁城中守军增加了一倍多。如果不是郑成功行动迟缓，松懈怠弛，迟迟不攻，这近万名清兵怎能赶到，怎能进入江宁城中?恐怕早在他们来到之前，郑军早已攻克兵少力弱的江宁城了。
　　郑成功的错误还在于临战时指挥不当，任人欠妥，不纳忠谏。他不该拒绝众将之请战，迟迟不发动总攻。七月十六日，清军小股部队由仪凤门冲出，攻打前锋镇营，断拆塘兄往来文书，小战后退回，实系侦探虚实，兼有诱敌之意。十七日，各提督统领晋见郡王，“急请攻城”，甘辉呈请说：“大师久屯城下，师老无功，恐援虏日至，多费一番功夫，请速攻拔，别图进取。”郑成功拒绝其请说：“自古攻城掠邑，杀伤必多。所以未即攻者，欲待援虏齐集，必卜一战，邀而杀之，管效忠必知我手段，不降亦走矣。况属邑节次归附，孤城绝援，不降何待?且铳炮未便，又松江马提督合约未至，以故缓攻，诸将请磨厉以待，各备攻具，俟一二日令到即行。”众将只好返回各营。杨英：《先王实录》，第210页。可是，所谓“俟一二日”，竟久无下文，错过了战机，致遭清军突击。
　　他不该委任前锋镇余新肩负进攻及堵御仪凤门的重任，十二日布防时，曾令前锋镇、中冲镇扎狮子山，堵御仪凤门，以左提督为应援，他恐兵力不足，于十八日令左提督翁天将其部士卒于当天晚上移驻前锋镇营地，帮前锋镇防守，并令余新协助。余新轻敌贪功，“欲建全功”，坚决不让他将帮守，定要独攻，立下军令状说：“仪凤门只有一大街路，左边城下系大河深沟，无地可容兵马来侵，右边是长流大江，上流则有左冲水师截守，惟两旁街厝已拆玲珑，可伏兵马，其路头塞断，设三重大炮，堵住营内，严密如铁桶，虽飞鸟难过，狡虏何能，敢来侵犯。况前日已被杀败，略知手段，必不敢再来。”“如有疏虞，愿依军令”。成功竟信其言，撤回左提督之兵，致为清军所乘。
　　郑成功的另一错误是没有规定好联络信号。他在仪凤门外，依山为营，连亘数里，江上又分布水兵船只，各命候令而行，“无令不许轻战”，这本无错，但他却忽视了号令传送准确的保证条件，没有制定出迅速、及时、准确传送号令的章程，致一遇突然事变，主帅与各营联络中断，分别陷入孤立作战困境，致被敌军各个击破。
　　郑军失败的客观原因是，清军拼死厮杀，勇猛过人。尽管赶来了近万援兵，但江宁守军仍然少于郑军，且多系绿旗兵，八旗军仅占全军总数十之一二。郑成功及多数将领都因瓜镇大胜而轻视敌军，认为清军不堪一击，不料这次清军主帅及大将郎廷佐、梁化凤、喀喀木、噶褚哈、马尔赛等，却御敌有方，指挥得当，决心死战，三军士卒亦转怯为勇，拼死进攻，火器也超过郑军，为保卫大清王朝立下了功勋。
　　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郑军的惨败，大将甘辉、万礼、林胜、陈魁、余新、张英、蓝衍等阵亡，将士死伤不计其数，郑成功只好自责己过说：“是我欺敌之过，轻信余新所致也。”忍痛率部撤退，弃瓜州、镇江出海，九月初回到厦门，太平、宁国等府州县又全部归属清朝管辖。杨英：《先王实录》，第216页。
　　顺治帝福临于十六年八月初一获悉江宁大胜，万分高兴，降旨批示说：“据奏满汉官兵奋勇，水陆并进，擒剿逆寇甚多，克奏大捷，深可嘉悦，著该部从优议叙具奏。”③《清世祖实录》第127卷第13页；第10、17页。
　　过了四天，八月初五，他命固山额真刘之源为镇海大将军，同梅勒章京张元勋、周继新领协领、参领各八员，防御八十员，佐领、骁骑校各四十员及八旗汉军骁骑四千名、炮骁骑四十名，前往京口镇江驻防，赐予敕书说：“兹以京口重地，特命尔刘之源挂镇海大将军印，同梅勒章京张元勋、周继新等镇守驻防镇江京口，务在整饬兵马，申严纪律，如遇海寇侵犯，即督率兵将力剿严防，毋容片帆入江，一贼登陆。江宁苏松常镇等处沿海沿江地方有警，该督抚请兵，尔等酌量援剿，凡事会同该督抚及江宁满汉提督商酌计议而行，不得轻躁疏虞。所用粮草，该督抚布政司按期支给，仍严束兵将，不许横行抢掠民物，及借打草放马为兵，扰害农业，务令兵民相安，不为地方所苦。凡民间一应事情，系有司职掌，及江上往来官民船艘，听江防等官盘诘放行，俱不许干预，务体朕靖寇安民之意。……”③接着申严军纪，议处瓜州、镇江失守官将，江宁巡抚蒋国柱革职，发与本王下为奴，提督管效忠革提督职及世职，鞭一百，发包衣下辛者库为奴，二人俱籍没家产。操江巡抚朱衣助革职，交与该王为奴，其家属听该都统、副都统发落。苏松提督马逢知处死。协领费雅住巴图鲁、扎尔布巴图鲁俱革世职，立绞，籍没。牛录章京当都、巴龙、布达什俱革职，立绞，籍没。牛录章京喀福纳、查都、拖辉、布颜、希佛讷俱革职，鞭一百，籍没为奴。《清世祖实录》第133卷第17页，第137卷第16页，第139卷第6页。
　　以苏松总兵梁化凤立下大功，擢苏松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初授轻车都尉世职，后晋三等男，赐金甲、貂裘。《清史列传》第5卷，《梁化凤传》。
　　顺治十七年五月，帝诏安南将军达素、福建总督李率泰率军分出漳州、同安，合攻厦门，双方鏖战多时，郑军之将领闽安侯周瑞、陈尧策等阵亡，郑成功见势不妙，“手自搴旗督阵”，率领将士拼死厮杀，时“风驱涛涌”，清军“不习海战，晕眩不能军”，遂大败，达素、李率泰乃匆匆撤退。魏源：《圣武记》第8卷；阮旻锡：《海上见闻录》。
　　郑成功虽然得胜，但亦知清兵势强，防御严密，不易进取，乃谋规取台湾，于顺治十八年四月统军渡海猛攻台湾，大败荷兰兵，夺据台湾岛大部分地区，至十二月，荷兰守军投降后返回其国，全岛悉为郑有。郑成功积极经营台湾，以为后计，大陆只保留厦门、金门。张煌言部亦成孤军，势日促。清廷则命靖南王耿继茂移镇福建，行坚壁清野之策，下令迁沿海三十里内之居民入内地，严格海禁，“不许商舟渔舟一船下海”。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卒，不久，张煌言亦为清军擒获。“海警”自是大减了。
　　顺治帝福临对郑成功之由剿改抚继而又转为征剿，前后历时十年，终于达到了巩固闽粤两浙海防的目的，到顺治十七年底，大陆的绝大部分州县皆隶于清帝辖束之下，全国统一，为不久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章 力排障碍倾心汉化
　　第一节、“首崇满洲”赐爵授官.
　　一、扩大议政分任军政要职.
　　顺治十年(1653)二月初九，十六岁的少年天子福临来到内院，读过少詹事李呈祥奏请“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任汉人”之疏后，对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等人，将李痛加斥责，说：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夙昔满臣赞理庶政，并畋猎行阵之劳，是用得邀天眷，大业克成，彼时可曾咨尔汉臣而为之乎?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尔汉官奈何反生异意?若以理言，首崇满洲，固所宜也，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耳”。《清世祖实录》第72卷第4页。
　　福临在这段话里既清楚地、准确地、坚定地表述了朝廷的一项基本国策——“首崇满洲”，或者叫“满洲根本”，又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制定这一国策的基本依据，即大清王朝是得力于“满臣赞理庶政，并畋猎行阵之劳”，才建立起来的。言下之意是，今后也将继续执行这一基本国策，对“满臣”要继续重用和倚任。
　　这一国策，早在九年以前幼君在北京举行登极开国大典的恩诏中，即已明确无误地表述出来了。即位恩诏的第一条就是：“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者，宜加殊礼，以笃亲贤。”第二条是封授亲王郡王之子孙弟侄爵位。第三条为：“满洲开国诸臣，或运筹帷幄，决胜庙堂，或汗马著功，辟疆展土，俱应加封公侯伯世爵，锡之诰券，与国咸休，永世无穷。”第四条是：“开国以来，满洲将领等官，应得叙荫”，照例办理。《清世祖实录》第9卷第11页。
　　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是这样办理，世祖福临也是这样做的。他委任满洲开国元勋及其子弟为六部尚书、侍郎，八旗都统、副都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驻防将军和出征大将军、将军，分任军政要职，统军治政。他又扩大议政人员，让更多的满洲王公大臣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
　　顺治八年十月初五，他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多罗谦郡王瓦克达为议政王，在此前后又命显襄王富寿为议政王。九年十月二十日，他又命世子济度、多罗信郡王多尼、多罗安郡王岳乐、多罗敏郡王勒都、多罗贝勒尚善、杜尔祜、杜兰分别为议政王、议政贝勒。《清世祖实录》第61卷第2页，第69卷第13页。加上原有的议政王贝勒，至此，议政王、议政贝勒多达十六七名。
　　议政大臣增加更多。顺治八年正月，以布丹、苏克萨哈、詹岱、巩阿岱、鳌拜、巴哈、伊图、巴图鲁詹、杜尔玛为议政大臣。七月，以护军统领杜尔德为议政大臣。九年三月，以公遏必隆、公额尔克戴青、赵布泰、赖塔库、索洪为议政大臣。九月，以朱孔格、阿济赖、伊拜为议政大臣。十月，以内院大学士希福、范文程、额色黑，户部尚书车克、礼部尚书觉罗郎球、兵部尚书蒙古固山额真明安达礼、刑部尚书蒙古固山额真济席哈、工部尚书星讷为议政大臣。十年十二月以阿达哈哈番博博尔代为议政大臣。十一年二月，命大学士宁完我为议政大臣。十二月以长史济世为议政大臣。《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9、24、25页，第58卷第11页，第63卷第32页，第68卷第1页，第69卷第11页。总计从顺治八年至十二年，新任命的议政大臣多达三十余员，成员也复杂化了，其中，六部满蒙尚书全是议政大臣，八旗满蒙固山额真全是议政大臣，大学士、内大臣、侍卫、长史，也有充任议政大臣者。这是体现“首崇满洲”基本国策的重要手段，对维护、保持、发展满洲贵族的特权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叙功加恩封授爵位世职.
　　顺治帝福临之所以要委任满洲八旗王公大臣分任要职，统军治政，议处军政要务，不仅是为江山系由彼等尽心效力百战沙场创建而来，今后还需仰仗他们辅佐皇上保卫御座。而且因为面对上亿汉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区区五六万名满洲男丁就分外显得特别珍贵，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力量，要从他们之中擢用有才之人，成为军政财经等各个方面的主要骨干和高级官将。因此，不仅授以要职，还经常叙功加恩，封授和晋升其爵位世职。自顺治八年少君福临亲政到其身染重病临死前夕的顺治十七年底，十年之中，他新封和晋封了一大批满洲王公贵族。现先将宗室贵族迅速发展之情，列一简表如下：顺治八年至十七年宗室王公封爵表.
　　姓名〖〗顺治七年前爵位〖〗顺治八年至十七年封爵杰书〖〗顺治六年袭伯精济之郡王〖〗顺治十六年袭祖代善之礼亲王爵，改号康亲王。济尔哈朗〖〗崇德元年封郑亲王〖〗顺治十四年由其次子简郡王济度袭亲王爵，改号简亲王阿济格〖〗崇德元年封英郡王，顺治元年晋亲王〖〗顺治八年削爵多尔衮〖〗崇德元年封睿亲王〖〗顺治八年削爵多铎〖〗崇德元年封豫亲王〖〗顺治九年多铎之次子信亲王多尼降为郡王富寿〖〗父豪格于崇德元年封肃亲王，顺治五年削爵圈禁而死〖〗顺治八年复豪格爵，以其子富寿袭，改号显亲王硕塞〖〗顺治元年封承泽郡王〖〗顺治八年晋承泽亲王，十二年其子博果铎袭爵，改号庄亲王博洛〖〗顺治四年晋郡王〖〗顺治八年晋亲王，十二年其子齐克新袭端重亲王，十六年降为贝勒尼堪〖〗顺治五年晋郡王〖〗顺治八年晋亲王，十年其子尼思哈袭敬谨亲王劳亲〖〗顺治六年封亲王〖〗顺治八年削爵岳乐〖〗顺治六年晋贝勒〖〗顺治八年袭父饶余郡王阿巴泰爵，改号安郡王，十四年晋亲王罗科铎〖〗顺治五年袭父衍禧郡王爵〖〗顺治八年改号平郡王勒克德浑〖〗顺治五年晋顺承郡王〖〗顺治九年其子勒尔锦袭父郡王爵勒度〖3〗顺治八年封敏郡王瓦克达〖〗顺治五年晋谦郡王〖〗顺治九年卒猛峨〖3〗顺治十四年封温郡王续表姓名〖〗顺治七年前爵位〖〗顺治八年至十七年封爵塔尔纳〖3〗顺治十四年封郡王，寻卒，十六年追夺爵舒尔哈齐〖3〗顺治十年追封庄亲王雅尔哈齐〖3〗顺治十年追封通达郡王额尔衮〖3〗顺治十年追封慧哲郡王齐堪〖3〗顺治十年追封宣献郡王尚善〖〗顺治六年晋贝勒〖〗仍系贝勒拜音图〖〗顺治六年晋贝勒〖〗顺治九年削爵杜尔祜〖〗顺治二年封辅国公〖〗顺治八年晋贝勒诺尼〖3〗顺治十三年封贝勒喀尔楚浑〖〗顺治六年晋贝勒〖〗顺治九年其子克齐袭贝勒爵巴尔楚浑〖〗顺治六年封贝勒〖〗顺治十二年卒巴思哈〖〗顺治六年晋贝勒〖〗顺治十一年削爵祜里布〖〗顺治六年封贝勒〖〗顺治九年卒杜兰〖〗顺治六年封贝勒〖〗仍系贝勒多尔博〖3〗顺治十四年封贝勒察尼〖3〗顺治十二年封贝勒屯齐喀〖〗顺治六年封贝子〖〗顺治十四年削爵屯齐〖〗顺治六年晋贝勒〖〗顺治十一年削爵，十二年授镇国公品级穆尔哈齐〖3〗顺治十年追封诚毅勇壮贝勒巴雅喇〖3〗顺治十年追封笃义刚果贝勒塔察篇古〖3〗顺治十年追封恪恭贝勒费扬武〖〗崇德年间封辅国公〖〗顺治十年追封贝勒务达海〖〗顺治五年晋贝子〖〗顺治十二年卒固尔玛浑〖〗顺治六年晋贝子〖〗仍系贝子扎克纳〖〗顺治六年晋贝子〖〗顺治九年革爵，十四年授辅国公品级温齐〖〗顺治六年封贝子〖〗仍系贝子续表.
　　姓名〖〗顺治七年前爵位〖〗顺治八年至十七年封爵傅喇塔〖〗顺治六年晋贝子〖〗顺治十六年降为辅国公罗托〖〗崇德元年封贝子，七年革爵〖〗顺治八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努赛〖〗顺治六年晋贝子，七年卒〖〗顺治八年拉笃祜袭父努赛爵，封镇国公。巩阿岱〖〗顺治初晋贝子〖〗顺治九年削爵穆尔祜〖〗顺治六年晋贝子〖〗顺治十一年削爵特尔祜〖〗顺治六年晋贝子〖〗顺治十五年卒萨弼〖〗顺治六年晋贝子〖〗顺治十二年卒额克亲〖〗顺治七年晋贝子〖〗顺治八年削爵博和托〖〗顺治元年晋贝子〖〗顺治八年卒彰泰〖3〗顺治八年封镇国公，寻晋贝子强度〖〗顺治六年封贝子〖〗顺治八年卒尚建〖3〗顺治十年追封贝子托克托慧〖3〗顺治八年封镇国公汉岱〖3〗顺治八年封镇国公，十三年削爵玛尔图〖〗顺治六年封镇国公〖〗顺治十五年卒僧额〖〗顺治六年封镇国公玛三〖〗顺治六年封镇国公恭阿〖〗顺治六年封镇国公，寻卒果盖〖3〗顺治八年封镇国公果赖〖3〗顺治八年封镇国公温齐喀〖3〗顺治九年封镇国公聂克赛〖〗顺治六年封镇国公〖〗顺治九年降辅国公，寻降三等辅国将军傅勒赫〖〗顺治二年封镇国公〖〗顺治八年削爵巴布泰〖3〗顺治八年封镇国公阿拜〖3〗顺治十年追封镇国公穆青〖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续表姓名〖〗顺治七年前爵位〖〗顺治八年至十七年封爵海兰〖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席布锡伦〖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嵩布图〖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塔海〖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世塔〖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喇世塔〖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英额里〖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英格里〖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干图〖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来祜〖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巩安〖〗顺治六年晋辅国公〖〗仍系辅国公灏善〖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巴穆布〖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尔善〖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高塞〖3〗封辅国公拔都海〖3〗顺治八年晋辅国公噶布喇〖3〗顺治八年封辅国公塔拜〖3〗顺治十五年追封辅国公达尔察〖3〗顺治十年追封辅国公赖慕布〖3〗顺治十年追封辅国公上述简表表明了两个问题。第一，顺治八年正月少君福临亲政后，他在这一年初封和晋封了一大批宗室的爵位，顺治十年又追封了一批已故多年的宗室之爵位，同时，也就在顺治八年，他又削了和降了一些王贝勒的爵位。这显然是出于政治原因，他刚亲政，急需赢得皇族成员的拥戴，应该大施特恩，扩大统治基础，故封赐和晋封了一大批宗室的爵位，他又急于清除政敌，利用有利时机，彻底削弱两个白旗王公势力，使摄政时代永远结束，开始进入由他主宰天下的乾纲独断之日。第二，初封和晋封的爵位，主要是镇国公与辅国公，属于宗室的九等封爵中的中等封爵，在它之上，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在它之下，有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而初封晋封为亲王、郡王的则很少，只有尼堪、岳乐、硕塞三人从郡王晋为亲王，而原来的英亲王、睿亲王、劳亲王已削爵，豫亲王、端重亲王分别降为郡王、贝勒。这是世祖崇君抑王政策执行的结果。通过宗室爵位的封授晋升和降革，对促进和保证世祖福临的乾纲独断和至尊无上地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世祖对异姓贵族(宗室以外的八旗贵族)，也采取了类似政策，封晋了一大批开国元勋之后和有功之臣，太祖、太宗时期，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礼、扬古利等将，统兵治政，南征北战，破敌克城，开疆辟土，为金国——大清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子弟侄孙又在入主中原统一全国中建树了功勋，分别被封授爵位世职，成为朝廷的坚定支柱。世祖亲政后，立即对开国之勋之后裔叙功嘉奖，晋封爵职。比如，五大臣之一费英东，娶太祖之孙女，授三等总兵官世职(后之三等子)，卒后追封直义公，但其世职仍以三等子往下传袭。顺治十六年世祖特下诏旨晋其爵职说，“费英东事太祖，参赞庙谟，恢扩疆土，为开创佐命第一功臣，延世之赏，勿称其勋”，命晋为三等公，以原袭其三等子职之查喀尼，晋为三等公，世袭。五大臣之一何和礼，娶太祖之长女，授三等总兵官世职，其第四子和硕图袭职，娶太祖之孙女，号和硕额驸，以军功超封三等公，世袭，顺治九年其孙衮布以“恩诏”晋为一等公。三等子劳萨之子程尼，顺治九年超封一等伯，卒后，顺治十二年其叔一等阿达哈哈番罗壁袭侄之爵，合并为二等公。杜雷，何和礼之第五子，母系公主，顺治九年由三等子超晋二等伯。明安，其女为太祖之妃，顺治九年由三等子晋为二等伯。额亦都之第十子伊尔登，“勇冠全军，尤长于应变，潜机制敌，诸宿将皆弗能及”，顺治九年由三等子晋二等伯。追赠武勋王扬古利之弟冷格里，以军功封一等子，其孙穆赫林于顺治九年由一等子晋为一等伯。三等子图鲁什之子巴什泰，顺治九年晋为三等侯。
　　由于开国元勋皆已去世，顺治帝为统一全国，巩固统治，陆续擢用了一大批勇将，授以要职，封赐爵位。例如伊尔德，系扬古利族侄，本一普通诸申，因其早年从军，勇猛冲杀，战功累累，顺治六年已晋世职为一等子，九年又晋为一等伯。十一年伊尔德以满洲正黄旗固山额真身份偕敬谨亲王尼堪出征大西军李定国，尼堪轻敌冒进阵亡，伊尔德被论罪削爵革职籍没。十二年蒙帝赏识，他被授为宁海大将军，往征南明鲁王部将阮进等，大胜，取丹山，师还论功，复世职，又晋为一等伯。
　　由于顺治帝擢用勇将，厚待功臣子孙，封晋爵职，八旗异姓贵族有了很大发展，现列简表如下，以叙其情。
　　顺治八年至十七年满洲八旗贵族封爵表.
　　姓名〖〗顺治七年前爵职〖〗顺治八年至十七年爵职爱星阿〖〗顺治四年袭父塔詹之一等公〖〗仍系一等公辉塞〖〗顺治四年袭父图赖之一等公，五年被多尔衮削爵〖〗顺治八年复爵谭泰〖〗顺治元年封一等公，二年降为一等子〖〗顺治八年封一等公，同年削爵遏必隆〖〗天聪八年袭父额亦都之一等子〖〗顺治九年袭兄图尔格之三等公，并为一等公英俄尔岱〖〗顺治四年晋二等公〖〗顺治九年二等子鳌拜〖〗顺治元年一等子，七年降一等男〖〗顺治九年晋至二等公倭黑〖〗崇德年袭祖费英东之三等子〖〗顺治九年晋一等子，十六年晋三等公伊尔德〖〗顺治六年一等子〖〗顺治九年晋三等伯，十一年削职，十四年复爵，寻晋一等侯又一云骑尉巴什泰〖〗天聪八年袭父图鲁什之三等子〖〗顺治九年晋三等侯吴拜〖〗顺治四年二等伯〖〗顺治八年晋三等侯，同年削爵，十五年封一等子程尼〖〗崇德七年袭父劳萨之三等子〖〗顺治九年晋一等伯车尔布〖〗顺治五年袭父叶臣之二等子〖〗顺治十四年晋一等伯穆赫林〖〗崇德五年袭父穆成格之一等子〖〗顺治九年晋一等伯杜雷〖〗顺治七年封三等男〖〗顺治九年晋二等伯纳海〖3〗顺治十二年袭封二等伯伊尔登〖〗崇德六年封三等男〖〗顺治九年晋二等伯噶尔玛僧格〖〗天聪八年封二等子〖〗顺治九年晋三等伯续表姓名〖〗顺治七年前爵职〖〗顺治八年至十七年爵职阿喇弥〖〗顺治五年袭兄塔之一等子〖〗顺治九年晋二等伯，寻降三等伯伊里布〖3〗顺治八年袭父阿济格尼堪之三等伯，九年晋一等伯陈泰〖〗顺治六年封二等男〖〗顺治十三年晋一等子阿尔津〖〗顺治五年封一等男〖〗顺治九年晋一等子敦拜〖〗顺治七年封三等男〖〗顺治十三年晋一等子赖达库〖〗崇德八年袭父安达里之三等男〖〗顺治八年晋一等子马尔赛〖〗顺治七年袭父谭拜之二等男〖〗顺治十七年晋一等子拜山〖〗天聪十年袭父霸奇兰之三等子〖〗顺治年间晋一等子艾音塔睦〖〗天聪八年袭父慕克谭之一等男〖〗顺治年间晋一等子哈山〖〗天聪八年封三等男〖〗顺治九年晋二等子尼堪〖3〗顺治十年封二等子鄂罗塞臣〖3〗顺治年间封二等子喀山〖〗顺治初晋二等子〖〗二等子苏克萨哈〖〗顺治七年封二等男〖〗顺治十二年晋二等子阿郁实〖〗天聪八年袭父霸拜之三等子〖〗二等子〖〗顺治七年晋二等子锦布〖〗崇德六年袭兄翁阿岱之一等男〖〗顺治九年晋二等子硕色纳〖3〗顺治十二年封二等子绰尔济〖〗顺治五年袭兄多尔济之三等子〖〗晋二等子觉善〖〗顺治七年封二等男〖〗顺治九年晋三等子马喇希〖〗崇德年间封三等男〖〗顺治九年晋三等子希福〖3〗顺治九年封三等子珠玛喇〖〗顺治初封三等男〖〗顺治十二年晋三等子续表姓名〖〗顺治七年前爵职〖〗顺治八年至十七年爵职丹代〖3〗顺治十二年封三等子雅赖〖〗顺治七年封三等男〖〗顺治九年晋一等男路什〖3〗顺治九年封三等男，十七年赠一等男哈什屯〖3〗顺治九年封一等男硕詹〖3〗顺治九年封一等男席特库〖3〗顺治九年封一等男朱玛喇〖〗顺治七年封一等男〖〗一等男阿哈尼堪〖3〗顺治九年封一等男吴喇禅〖3〗顺治九年封二等男，十四年晋一等男鄂莫格图〖3〗顺治九年封一等男索尔和〖〗崇德二年袭兄南楮之三等男〖〗顺治九年晋一等男，后降为二等男武赖〖3〗顺治年间封一等男和尔浑〖〗崇德八年袭父布当之三等男〖〗顺治九年晋一等男诺木奇〖〗崇德八年袭父虎尼齐之三等男〖〗顺治年间晋一等男纳都祜〖3〗顺治八年封一等男格巴库〖〗崇德年间袭父布尔杭古之三等男〖〗顺治年间晋一等男巴山〖3〗顺治九年封三等男，十一年晋二等男孙塔〖3〗顺治十年封三等男，十一年晋二等伯努山〖3〗顺治九年封三等男萨弼图〖3〗顺治年间封二等男霸兰〖3〗顺治九年封二等男荆尔古达〖3〗顺治年间封二等男孙达礼〖3〗顺治年间封二等男雍舜〖3〗顺治九年封二等男特锦〖〗顺治七年封三等男〖〗顺治十五年晋二等男续表姓名〖〗顺治七年前爵职〖〗顺治八年至十七年爵职卓布泰〖3〗顺治年间封二等男费扬古〖3〗顺治十一年封二等男吴赖〖3〗顺治九年封二等男鄂莫克图〖3〗顺治十一年封二等男庄机达〖3〗顺治年间封二等男兰拜〖3〗顺治九年封二等男谭布〖3〗顺治八年封三等男，九年晋二等男景固勒岱〖3〗顺治年间封二等男雅尔纳〖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额尔格图〖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真柱恳〖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齐尔格中〖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宜拜〖3〗顺治九年封三等男达礼善〖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赖达哈〖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舒理浑〖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雅喇〖3〗顺治十三年封三等男苏鲁迈〖3〗顺治九年封三等男费雅思哈〖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宜尔格德〖3〗顺治十二年赠三等男喀尔喀喇〖3〗顺治十二年赠三等男.
　　三、赏赐银帛拨给庄园包衣.
　　“首崇满洲”国策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高俸厚禄，广收包衣，庄园遍地，屡赐银帛。顺治七年议准：亲王岁给俸银一万两、禄米一万二千斛，郡王银四千两、米八千斛，贝勒银二千两、米二千一百斛，贝子银一千两、米一千六百斛，公银五百两、米一千二百斛。第二年改定：亲王俸银照旧，郡王岁给银五千两，贝勒三千两、贝子二千两、公一千两，每俸银二两，给禄米三斛。据此，郡王俸银增加了一千两，贝勒加了一千两，贝子增一千两，公增五百两，禄米也增加了一些。顺治九年又定：亲王世子俸银六千两，郡王长子三千两。顺治十年定制：亲王、世子、郡王、长子俸银照旧，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三百两，镇国公七百两，辅国公五百两，一等镇国将军四百一十两，以下各递减二十五两。每俸银一两，给禄米一斛。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第248卷。这是非常高的数量。堂堂一品大学士，年俸银才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而一位亲王的岁俸等于五十五位大学士的年薪，一位郡王之俸银超过二十七位大学士禄银的总数，二者之间差距是何等之大!宗室王公还不断得到赏银。顺治二年五月初四，以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出征西安大顺军所获金八万四千余两、银一百五十三万余两、缎三千余匹分赐诸王、贝勒、贝子、公、公主及各旗官员。《清世祖实录》第16卷第4页。五年，赐亲王金一百两、银一万两，郡王金五十两、银五千两，贝勒金二十五两、银二千五百两，贝子金十三两、银一千二百五十两。八年二月、八月两次共赐亲王各银一万七千两、郡王各银一万八千两、贝勒各三千七百两、贝子一千二百二十五两。十年一次和十四年两次，三次共赏亲王各银一万四千两、郡王各银七千两、贝勒二千四百五十两、贝子银一千五百两。从顺治五年到十四年的十年中，六次累计赐每位亲王银四万一千两、郡王二万一千五百两、贝勒一万零六百五十两、贝子五千六百七十五两。康熙《大清会典》第38卷。这批赏银，相当于他们每人一年的正额俸银四倍多，即十年中他们每人多领了四年的俸银。
　　宗室王公还占有大量包衣，庄园牧场星罗棋布于河北、辽宁、内蒙古、山西等地。顺治八年二月原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被追罪削爵籍没，八月帝斥其滥收投充包衣说，多尔衮滥收投充人一千四百余名，多系“带有房产富厚之家”。其兄英亲王阿济格亦大肆逼民带地投充，仅在滦州、香河、宝坻、三河、玉田、丰润、乐亭及开平卫的投充人六百八十七名，就有地八十五万余亩。《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12、13、28页；一史馆《顺治题本》，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户部尚书噶达洪题：《为圈补土地事》。
　　据清政府官方册籍记载，清初八旗宗室王公庄园共有整庄一千四百零七所，半庄、庄、园八百一十七所，共二千二百二十四所，另有果地、靛地、网户地、猎户地、菜地，主要分布于河北、辽宁等地，共有田地一百三十三万余亩。《清朝文献通考》第5卷。其实，这并不是王公庄园的全部数字，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清初分封给王公的免交国赋的旗地，亦称“老圈地”。各王公实际拥有的庄园牧场田地，远比此数更多。仅顺治帝福临之五兄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后改称庄亲王)家，到清朝末年，在河北省的延庆、宝坻、昌平等二十二个州县及张家口、承德、独石口和山西省、辽宁省，共有土地五十五万余亩。一史馆存《宗人府堂稿》，王府长史桂斌：《为呈覆事》。福临的长兄肃亲王豪格于顺治五年三月被多尔衮削爵幽禁籍没，八年复爵，由其子富寿袭封。肃王府之庄园牧场田地比庄亲王府还多，在河北、奉天(辽宁)有“耕作地”三十万余亩，在“东蒙古察哈尔属白旗地”有牧场地一百二十六万亩，另外在热河还有一百七十余万亩土地的所有权及面积为二十平方里的森林一处、金矿一处、山地十处、果园三处。一史馆存《宗人府堂稿》，肃王府《奉天各庄佃地放低》(宣统七年，十一月)，日本大正三年调查报告：《奉天督，东蒙古地方肃亲王所有不动产调查书》。
　　八旗异姓贵族也占有成百上千名包衣和辽阔田地。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隆于顺治十七年六月被皇上选为驸马，以皇兄承泽亲王硕塞之女为皇女，下嫁与尚之隆，尚可喜感谢皇恩，“遣包衣闲丁家口共计八百一十五名，进京伏侍公主”。一史馆存《户科史书》，尚可喜：《为恳恩准给月米以资养赡事》。仅伏侍公主的包衣就有八百余名，其家拥有的包衣之多，可以想见，因而其按“计丁授田”政策而占有的田地之多，亦不难想象了。尚府虽经战乱而有所衰落，但直到乾隆初年仍在关外有庄地五万余亩，还在直隶有顺治年间和硕公主下嫁时从内务府分得的陪嫁庄园五所，占地七千余亩。《户部地亩档册》，《尚王庄园人丁册》。
　　父任大学士的开国功臣一等子范文程家，也有很多包衣和庄地，除直隶之庄园人丁外，范府在辽宁有田地四万余亩及包衣一百三十余户六百多人。范府《关东地亩人丁册》、《范宅老地帐》。
　　第二节、“满汉一家”入阁拜相.
　　一、屡幸内院探讨治国之道.
　　少年天子福临在沿袭“首崇满洲”、“满洲根本”的基本国策的同时，也继续执行了祖先所定的“满汉一家”政策，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清王朝的江山，是以满洲官兵为主力而打下来的，今后也主要靠八旗军尤其是满洲八旗王公大臣将士来保卫和扩展，因此必须“首崇满洲”，保障、维护八旗贵族大臣的特权和特殊利益，这是不容异议的。但是清帝是大清国亿万人民之君，他的子民百分之九十九点几都是汉民，近亿汉民和九百万上千万其他少数民族人员皆系清帝赤子，分居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仅靠区区五六万丁的满洲男丁，哪怕尽皆披甲当兵，也无法长期控制住汉民和其他族人员，大清王朝便难长治久安。另一方面，马上固然可以得天下，但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久居偏远山区的满洲，入关以后，面临辽阔领土，地形复杂，人口众多，言语不通，文字各异，风俗有别，民情不谙，恐怕即使诸葛再世，也无法单独治理全国，必须大量吸收其他族人才，尤其是汉族的有才之人。汉族有悠久的文化，人才济济，治国有道，统军有方，不做好对汉民的工作，不争取汉族之上层人士和有才之人，不“以汉治汉”，清王朝的统治就难以持久，就不能巩固。因此，太祖努尔哈赤就曾手定厚待降金汉官的政策，太宗皇太极予以发展。
　　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对此更做了许多工作，明确提出“满汉一家”的政策。他多次讲述“满汉一家，同享升平”之理。入关之初，他一再宣布率兵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官仍其职，民复其业”。《清世祖实录》第4卷第6页，第5卷第2、3页。不久定制，内院大学士满汉并用，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以及大理寺、通政使司、太常寺、光禄寺之卿、少卿，是满汉复职，司官则多系汉人。地方大员总督巡抚亦满汉并用，初期以汉军旗人和汉官为多，司道州县则主要是汉官。顺治五年八月二十日、二十八日他又以帝名义，两次谕告礼部、户部，允许满汉通婚说：“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清世祖实录》第40卷第11、14页。但是，摄政期间，满官权大，汉官势弱，部务皆由满臣裁处，大印亦由满官执索，汉官很少晋见摄政王，不敢奏事谏阻。
　　顺治帝福临于八年正月亲政以后，继续实行“满汉一家”政策，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经常驾临内院(顺治十五年改为内阁)，和大学士(主要是汉大学士)们讨论前朝政事得失，评论帝王，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探讨治国之道。现以顺治十年正月为例，略加录述。
　　顺治十年正月初二，帝幸内院，“遍问中书姓名”，又谕内院诸臣说，前闻兵部尚书明安达礼等受贿一事，朕甚懑焉。③④⑤《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页；第2、3页；第2、3页；第4、5页。初三，他谕内三院，命令今后各部院进奏本章时，革除先前只有满臣奏事的积习，改为满汉侍郎“参酌共同来奏”。③正月初四，他又谕内三院传谕诸臣直谏说：近来言官条奏，多系细务，“未见有规切朕躬者”，朕一日万机，岂无未合人心之事，良由诸臣畏惮忌讳，不敢进谏耳。“朕虽不德，于古帝王纳言容直，每怀欣慕”，④朕躬如有过失，诸臣须直谏无隐，即偶有未合，不妨再三开陈，庶得省改，力行正道，希臻治平。“进言切当者，必加旌奖，言之过戆者，亦不谴责”。内三院即传与诸臣，俾咸悉朕意⑤。在这里，他对前代名君“纳言容直”，不胜欣慕，故谕告群臣，叫他们放心直谏，以图治好国家，天下太平。
　　初五，帝至内院，顾问诸臣说：向曾再三敕下都察院，命其条奏，后复数加面谕，为何至今无一建言?顺治帝又问：明时票本之制如何?诸臣奏称：明时京官奏疏，恭进会极门，中官转送御览毕，下内阁票拟，复呈御览，合则照拟批红发出，否则，御笔改正发出。帝说：今各部奏疏，但面承朕谕，回署录出，方送内院，其中或有差讹，殊属未便。顷者都察院纠参吏部侍郎孙承泽、通政使司右参议董复，朕原令交吏部议复，乃误传革职。朕日理万机，恐更有似此舛错者，若人命最重，倘轻重颠倒，致刑辟失宜，亦未可知?大学士们奏称：“诚如上谕，此非臣等所敢议也。”②③④《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6页；第8、9页；第15、16页；第17页。
　　第二天，正月初六，帝召集议政王大臣、内三院、满汉九卿，命内大臣伯索尼、大学士范文程、额色黑对群臣传谕说：各部院奏事，经朕面谕者，部臣识其所谕，回署录记票拟，送内院照票批红发科，如此则错误必多。前都察院参吏部侍郎孙承泽重听，通政使司参议董复年老，朕原令交吏部议复，乃传旨错误，命俱革职。此尚易于改正，至于罪人生死，躯命攸关，误免犹可，倘一时误杀，悔之何及，朕心惕然。今后如何始得详明无误，合于大体，著定议具奏。诸王大臣遵旨议奏说：“圣谕诚然”，今后各部院奏事，各臣照常面奉，候上览毕，退下，上批满汉字旨，发内院，转发该科。其满洲事件只有满字无汉字者，亦只批满字旨，发内院，转发该衙门。帝从其议。②正月十四日，福临又到内院，阅会典，问大学士范文程等人：“凡定各项条例，会典可备载否？”范文程等大学士奏称：“备载。”帝又览吏部复奏重犯塔八未获之疏，问大学士陈之遴、陈名夏说：黄膘李三，一小民耳，廷臣为何畏惮不敢举发?陈之遴等人回奏：如讦奏其事，皇上睿明，即行正法，诚善，倘宥其死，则讦奏之人必隐受其害，是以畏而不敢言耳。帝不以为然说：“身为大臣，见此巨恶，不以奏闻，乃瞻顾利害，岂忠臣耶！”当天，帝赐内院满汉大学士、六部汉尚书宴于中和殿，奏满汉乐。③正月十八日，福临到内院，又就黄膘李三一事和大学士们议论。他问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陈之遴：顷因乱法而被诛之黄膘李三，一细民耳，而住宅之外，复多造房屋，每间修饰整齐，何故也?洪承畴对答说：其修造房屋，分照六部，或某部人至，或自外来有事与某部商处者，即延入某部房内。福临说：以一细民，而越法妄行如此，故天使其败，致因他案发觉，而得以将其置于法耳。凡人恶贯满盈，不久自败。④正月二十一日，福临到御马厂，阅视马匹，观看睿王及一等侍卫巴哈之甲胄后，对大学士范文程等说：“兵器固不可不备，然戈甲虽备，亦不可徒恃军威，军威虽盛，而德政不足以合天心顺民望，亦不可也。”范文程对答说：“诚如圣谕。”②③《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0页；第21页；第24、25页。这最明显不过地表明，顺治帝福临称赞和决定按儒家王道仁政之说来治国理政。
　　正月二十六日，福临到内院，阅吏部大计疏后，对大学士范文程等说：“贪吏何其多也！此辈平时侵渔小民，当兹大察之年，亦应戒慎。”范文程奏称：彼等平时未仕之时，亦知贪吏不可为，一登仕籍，则见利而智昏矣。帝就此评论说：“此由平素不能正心之故也。苟识见既明，持守有定，安能为货利摇夺。”群臣皆顿首称赞。②正月二十九日，福临又到内院，阅读《通鉴》，读到唐朝武则天之事时，对大学士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等人说：“唐高宗以其父太宗时之才人为后，无耻之甚，且武则天种种秽行，不可胜言。”又问诸臣：“上古帝王，圣如尧舜，固难与比伦，其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诸大学士对称：“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帝又问：此数君中，“孰为优”?陈名夏回奏说：“唐太宗似过之。”福临不以为然说：“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之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③年方十五周岁的少年天子福临，居然能破除传统看法，首崇明太祖朱元璋，可见其之聪睿精细，独思创新，不囿旧说，哪怕是历代大儒名家形成之定论，亦不轻易相信盲目服从，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尤为难得的是，明太祖是驱逐元顺帝出边取元而代之的明朝第一个皇帝，是体现了执行了儒家华夷之别观点的汉人皇帝，而他这位大清皇帝，却是夺取了明太祖创立的江山的“夷人之君”，照说是不应赞颂逐夷之华君，可是，他独具慧见，大颂特颂明太祖，的系难能可贵。
　　第二日，正月三十日，福临御太和殿，诸王、贝勒、文武群臣上表，行庆贺礼，帝赐众人宴毕，然后命学士图海召大学士陈名夏至，讨论治国之道。福临问：“天下何以治，何以乱，且何以使国祚长久?”陈名夏对答说：“皇上如天，上心即天心也。天下治平，惟在皇上，皇上欲天下治平，惟在一心，心乎治平，则治平矣。”帝又问：“然其道如何?”名夏奏称：“治天下无他道，惟在用人，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帝言：“然得人如何?”名夏奏：“知人甚难，然所以知之亦易，今诚于群臣中择素有德望者，常赐召见访问，则天下人心鼓舞，无不欲宣力效能者矣。”帝又问：“唐朝家法，何以甚丑?”名夏奏：“由太宗家法未善，故致女主擅国，祸乱蔓延，然贞观政治，可比隆三代，惟能用人故耳。”帝又问：黄膘李三，为民大害，诸臣畏不敢言，鞫审之时，宁完我、陈之遴默无一语，“岂非重身家性命乎”?名夏奏：李三虽恶，一御史足以治之，臣等叨为朝廷大臣，发奸摘优，非臣所司，且李三广通线索，言出祸随，顾惜身家，亦人之恒情也。“今皇上召见臣等，满汉一体，视如家人父子，自今以后，诸臣同心报国，不复有所顾惜矣。”福临又问：“人君之有天下，非图逸豫乃身，当孜孜爱民，以一身治天下也。若徒身耽逸乐，又安望天下治平，惟勤劳其身，以茂臻上理，誉流青史，顾不美欤！然朕虽勤于图治，岂遂无过失，专赖卿等匡其不逮，倘朕躬有过，慎勿讳言。”名夏奏：“皇上宠眷诸臣，常加诫谕”，人心大不同于往时。况臣受厚恩，岂甘缄然，但恐指陈过当耳。福临说：“李三一小人，勿谓朕屡言及之，朕之所以屡言者，欲诸臣改心易虑，有所见闻，即行陈奏耳，朕今以后，不更言李三矣。”帝又说：“治天下大道，已略言之，更言其小者。如喇嘛竖旗，动言逐鬼，朕想彼安能逐鬼，不过欲惑人心耳。”名夏奏：“皇上此言，真洞晰千载之迷，尝谓有道之世，其鬼不灵，光天化日，岂有逐鬼之事。”帝又说：“朕思孝子顺孙，追念祖父母、父母，欲展己诚，延请僧道，尽心焉耳，岂真能作福耶?”名夏奏：若果有学识之人，必不肯延请僧道，为此者，多小民耳，以其爱亲之诚，故圣王不禁也。②《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5—28页；第11页。
　　从以上谈话，结合有关史料，清楚地表明了顺治帝的四个问题。第一，求知若渴，博览群书。顺治帝为了弥补摄政时期受到睿王限制而很少读书的损失，发愤攻读，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尤其是著名史籍，更是反复阅览，仔细思考，对前朝盛衰兴亡的历史，十分熟悉。第二，胸怀大志，欲为明君。就在正月十一日，工科给事中朱允显在奏请开经筵之疏中，便讲道：“我皇上以尧舜自期，动合古道。”②福临虽不好意思承认这一心愿，谦称难与尧舜比伦，但他却明确提出，他要“孜孜爱民，以一身治天下”，要“勤劳其身，以茂臻上理，誉流青史”，且评述千余年间之六位贤君，显然是以明君自期，欲图做番宏伟事业。第三，倾心汉化，以儒治国。正月里君臣之议论国事，基本上是儒家“文教治天下”之道，人事取例，是非标准，道德风尚，君臣楷模，治乱之因，皆以儒学为准，十五周岁的少君福临，已成为深受儒学熏陶欲行仁政之帝了。第四，赏识汉官，倚其治国。入都燕京九年以来，只有现在才是“皇上日召见”汉大学士陈名夏等人，才是“满汉一体，视如家人父子”，时时事事询问于汉臣。顺治帝之倾心汉化，已为朝野共知，自然会遭到部分顽固、保守、落后的满洲王公大臣反对，从而引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政治斗争事件。
　　二、开科取士一再亲考庶常.
　　顺治帝福临很重视通过科举来发现人才，选择聪睿饱学之士，加以培养提拔，擢任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和大学士。他亲政十年内，共举行了四次会试，即顺治九年、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其中十六年为恩试加科，共取中进士一千五百名。
　　他亲政后的第一次会试，是顺治九年。九年正月三十日，大学士范文程等奏称：“会试关系伦才大典。按明朝主考官，万历以前，不拘大学士、学士、吏礼二部尚书侍郎由翰林出身官员，皆得简用，万历末年，方始专用阁臣，今自顺治元年至今，已历三科，未有定例，伏候睿裁。”福临阅后批示：“著照明朝万历以前例行。”《清世祖实录》第62卷第15页。同日，礼部奏称，“壬辰科会试，恩诏广额取进士四百名”，应照会典开载南北中卷之例，南卷取二百三十三名，北卷取一百五十三名，中卷取十四名。帝从其议。
　　同年三月二十四日，福临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额色黑、洪承畴、宁完我、陈之遴，学士伊图、蒋赫德、能图、叶成格、刘清泰、白色纯、张端，侍读学士索诺木、魏天赏，侍读叟塞，吏部尚书高尔俨，礼部尚书郎球，吏部侍郎熊文举，礼部侍郎恩格德，户部侍郎王永吉、赵继鼎，兵部侍郎李元鼎，刑部侍郎孟明辅，工部侍郎李迎，礼部启心郎董卫国，礼部理事官杨鼐，礼部主事颜喀代为殿试读卷官。②③《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24页；第25页；第25页。读卷官阵容之庞大、官阶之高，充分体现了帝对殿试之重视。
　　第二天，三月二十五日举行殿试，他对满洲蒙古贡士麻勒吉等出的制策是：“朕闻至治之世，讦讼无人，刑罚不用，是岂民之自然息争与，抑抚道各官贤良之所致也，抑亲民之府州县等官各得其人与，尔积学诸士，必有灼知，务抒所见，朕亲览焉。”②他策试汉军及汉贡士张星瑞等的制策是：“朕承鸿业定鼎九年矣，亲政以来，日益兢惕，念治天下之道，莫大乎用人听言，人有真邪正，言有真是非，往往混淆难辨，今欲立辨不惑，一定不移，将遵何道与?开创之始，凡官制、赋役、礼乐、兵刑、营建、风纪，规模初设，未协至道，自唐虞三代以来，其制可得详闻与?或因或革，或盛或衰，意者不在制度文为，而别有在与?用正人，闻正言，行正道，朕日切于怀，未得其要，尔诸士幼学壮行，宜各出所见，实陈方略。其文务以汉廷贾董诸臣为式，毋治对偶冗长故习，朕将亲览焉。”③过了三天，三月二十八日，试卷阅完，钦赐满洲蒙古贡士麻勒吉等五十人、汉军及汉贡士邹忠倚等三百九十七人为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一甲为进士及第，二甲为赐进士出身，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通称进士)，其中，汉军及汉进士之状元为江苏人邹忠倚，榜眼为顺天人张永祺，探花为江苏人沈荃，满洲蒙古进士之状元为麻勒吉、榜眼折库纳、探花巴海，皆满洲旗人。
　　四月初一，赐宴满洲蒙古汉军及汉进士麻勒吉、邹忠倚等于礼部。初三赐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麻勒吉、邹忠倚朝服顶带及各进士折钞银两，初四日诸进士上表谢恩。《清世祖实录》第64卷第2页。
　　五月二十四日，帝谕授满洲一甲一名进士麻勒吉为内翰林弘文院修撰，一甲二名进士(榜眼)折库纳为内翰林国史院编修，一甲三名进士(探花)巴海为内翰林秘书院编修，汉人一甲一名进士邹忠倚为内翰林秘书院修撰，一甲二名进士张永祺为内翰林弘文院编修，一甲三名进士沈荃为内翰林国史院编修。《清世祖实录》第65卷第7页。
　　四月初二吏科给事中高辛允奏请慎选庶吉士说：“庶吉士一官，见为清华近侍之臣，允则司公辅启沃之任，年貌文章品行并重”，宜详慎选择。七月二十日内院议复此疏时奏称：臣等参考旧例，斟酌时宜，择其年貌合格文字雅醇者充任，名数照己丑科(顺治六年科)，取汉进士四十名，其中直隶、江南、浙江各五名，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各四名，山西、陕西各二名，广东一名。内取二十名年轻貌秀声音明爽者习学清书，余二十名习学汉书，届期恭请御赐题目考试。满洲进士取四名，蒙古进士取二名，汉军进士取四名，同汉进士一体读书。进馆之后，仍不时稽核敬肆勤惰，以为优劣，用昭朝廷作养人才之意。帝允其议。《清世祖实录》第64卷第1页，第66卷第16页。
　　过了四天，七月二十四日，考试完毕，选授进士白乃贞、方犹、程邑、杨绍光、汤斌等二十人为清书庶吉士，周秀琬、曹尔堪、张瑞征等二十人为汉书庶吉士。《清世祖实录》第66卷第16、17页。
　　至此，顺治九年会试、殿试全部工作方算正式结束。顺治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又三次举行会试殿试，共取中进士一千一百余名。
　　顺治帝福临非常重视对庶吉士的培养，特别要求他们学好清书(即满文)，以备将来大用。为此，他经常予以考试，区别优劣，进行奖惩，以励其才。顺治十三年二月十五日，他下谕内三院褒贬优劣的庶吉士说：“翰林为储才之地，鼎甲庶常，皆使兼习满汉文字，以俟将来大用，期待甚殷。乃习满书者，将及一年，顷经亲试，语句生疏，皆因不肯专心，工夫怠惰，若不分别劝惩，何以激励。”此次考试，胡简敬、田逢吉、党以让、邓钟麟、冯源济、史大成、田种玉、王泽弘等十名，俱加赏赍。程邑、吴贞度、范廷魁、韩雄允等最后之四人，各罚俸三个月。“嗣后俱当精勤策励，无负朕惓惓作养谆谆教诲至意”。《清世祖实录》第98卷第9页。十九日，他以右春坊右庶子王熙精通满书，特以御服貂褂赐予，并谕告诸豫等七人说：“尔等同为习满书翰林，而王熙独优，朕故加赐，尔等所学不及，亦当自惭，今后其益加勤勉毋怠。”因赐大学士金之俊、刘正宗、傅以渐及王熙汉字表忠录各一部。《清世祖实录》第98卷第9、10页；余金：《熙朝新语》第1卷第6页。
　　过了一些时候，十三年闰五月初八，他又亲试翰林词臣，试完，谕告吏部施行奖惩说：“朕简拔词臣，教习满书，乃预为储养，以备将来大用，属望之意甚殷。伊等学习满书，久者或十余年，或七八年，少亦三四年，若果专心肄习，自能精通。今朕亲加考试，王熙、张士甄、诸豫、王清、余恂、沙澄，学问皆优，足征勤励，不负作养。”至白乃贞、范廷元、李仪古、许赞曾，向之所学，今反遗忘，著住俸，于翰林院再行教习三年，倘能省改勤勉，仍准留用，如怠惰不学，从重议处。郭棻、李昌垣，习学已久，全不通晓，旷业宜惩，著降三级调外用，仍于补官之日，罚俸一年。《清世祖实录》第101卷第12、13页。
　　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初七，他谕翰林院：庶吉士孙承恩等，俱经简拔，特命习学清书，以备任用，自当尽心肄业，今加考试，熊赐、肖惟豫、王子玉、孙承恩、邹庶珙、张贞生、殷观光、陈敬、熊赐履、宋德宜，清书俱未习熟，若不罚惩，何以励其将来，著各罚俸一年。《清世祖实录》第122卷第5页。
　　顺治十六年十月初六，他又亲考庶吉士后谕吏部：“朕亲考试翰林庶吉士”，熊赐履、谭篆、富鸿业、肖惟豫、张贞生、熊赐、邹度珙、陵懋廷、马晋允、崔蔚林，俱著照例授为编修检讨。王遵训、田麟、彭之凤、俞之琰、王封、郭谏、陈廷敬、王日高、吴本植、宋德宜、王昌、杨正中、王钟灵、孙一致、李天馥、王吉人、吕显祖、吴珂鸣，俱著照旧教习。陈敬、殷观光，习学清书日久，文义荒疏，足见平日全不用心，殊不称职，俱著革退，永不叙用。《清世祖实录》第129卷第2、3页。
　　顺治帝这几次亲试和奖惩，做得很好很及时，起了很大作用。他真正做到了对事不对人，按各人之优劣，该奖则奖，该罚则罚，不以爱恶而上下。能中进士，且被选为庶吉士，自系学富五车之名士才子，尤其是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二甲第一名，即仅次于探花之第四名进士)、会元(会试之第一名)五人(或四人，因不少科次是状元或榜眼或探花与会元为同一人)更系俊中之俊秀中之秀。一般情况下，对于这样全国之中前几名的大名士大才子，还要予以斥责，确是难以启齿。然而顺治帝福临为了爱才，就是要严加要求，不留情面。上述几次遭他训斥，谕令罚俸或再学的，有顺治十五年状元孙承恩、传胪张贞生、会元王遵训，有誉满京城的熊赐履、宋德宜、陈廷敬、李天馥等名家，真正做到了论文不论人。尤为难得的是孙承恩亦遭到训罚。孙承恩系江苏常熟人，与弟孙旸皆系才子。孙旸于顺治十四年因科场案被遣戍边外，其弟兄父子亦应连同流徙。顺治十五年孙承恩应试于京师，“胪传前一夕”，世祖阅承恩卷，见“其颂语有云：克宽克仁，止孝止慈”，遂“大加称赏”，“拆卷见其籍贯，疑与孙旸一家”，“问学士王熙：与孙旸一家否？”“遣学士王熙疾驰出禁城，至承恩寓面询。学士故与承恩善，因语之故，且曰：今升天沉渊，决于一言，回奏当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祸福命耳，不可以欺君卖弟。学士叹息，既上马复回，顾云：将无悔乎?承恩曰：虽死无悔。学士疾驰去”。“上犹秉烛以待，既得奏，尤嘉其不欺，遂定为状元”。王应奎：《柳南续笔》第2卷，《孙状元》；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第12卷，《孙承恩不肯欺君卖弟》。这样经过皇上亲自嘉奖选中的状元，也因清书未学好而不免于挨训罚俸，实为难得。
　　顺治帝十分重视科名，会元及解元中进士者，皆命入翰林。时人称：“世祖报重科名，自丙戌迄己亥，会试第一皆入翰林。”王士：《池北偶谈》第1卷，《会元解元皆入翰林》。
　　万岁的惜才爱才，严格要求，对有志之士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曾经因清书欠佳而罚俸的孙承恩、熊赐履、熊赐、张贞生、肖惟豫、邹度珙等人，苦学一年，成绩优异，即结业授官，宋德宜、陈廷敬、李天馥等继续留馆学习，不久亦考试合格。不少进士、庶吉士后来成为大学士、六部尚书和总督巡抚。
　　三、“丁酉之狱”严革科场积弊.
　　正当顺治帝大开科举广选英才之时，突然于顺治十四年(丁酉年）传来了科场舞弊之讯，顿时龙颜大怒，立即严办。这一年的科场案，一般称之为“丁酉之狱”，主要是北闱顺天和南闱江南，另外河南、山东、山西，考官因试卷之中有不合程式者，亦遭惩罚。现着重叙述京闱、南闱之案。
　　其实科场舞弊，由来已久，明季即已盛行。史称：“科场主事，明季即有以关节进者。每科五六月间，分房就聘之期，则为道地，或优谒，或为之行金购于诸上台，使得棘闱之聘，后分房验取，如操券而得也。每榜发，不下数十人。至本朝而益甚。顺治丁酉□□□，营求者集，各分房之所私许，两座师之所心约，以及京中贵人之所密属，如麻取粟，已及千百人，闱中无以为计，各开张姓名，择其必不已者登之，而间取一二孤贪以塞人口，然晨星稀点而已。至北闱尤甚。北闱分房诸公及两座主，大率皆辇下贵人，未入场已得按图挨次，知某人必入，故营求者先期定券，万无一失。……甲午(顺治十一年)一榜，无不以关节得，于是阴躁者走北如鹜，各入成均，若倾江南而去之矣。至丁酉，辇金戴宝，辐辏都下，而若京堂三品以上子弟，则不名一钱，无不获也。若善为声名，遨游公卿者亦然。”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
　　顺天闱主考官系左春坊左庶子曹本荣、右春坊右中允宋之绳，江南乡试主考官为内翰林国史院侍讲方犹、弘文院检讨钱开宗。帝于顺治十四年七月初四谕告方犹、钱开宗说：“江南素称才薮，今遣尔等典试，当敬慎秉公，倘所行不正，独不见顾仁之事乎，必照彼治罪，决不轻恕。尔等秉公与否，朕自闻知，岂能掩人耳目，尔其慎之。”《清世祖实录》第110卷第10页。
　　然而，圣谕谆谆，前车之鉴(顺天巡按顾仁贪婪处死)，并不能扑灭贪官索银卖衿之念，方犹、钱开宗、李振邺、张我朴等主考官同考官，照样沿袭前任恶习，舞弊犯法。顺天乡试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更为放肆。他们力图通过此科，“纳结权贵，以期速化，揽收名下，以树私人”，“爵高者必录”，“财丰者必录”，仅李振邺一人便“在处所通关节者二十有五人”。榜发之日，录取二百零六名举人，“人情大哗”。于是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上疏参劾说：“乡会大典，慎选考官，无非欲矢公矢慎，登进真才。北闱榜放后，途谣巷议，啧有烦言。臣闻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同科臣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北闱之弊，不止一事，此辈弁髦国法，亵视名器，通同贿卖，不畏死，伏乞皇上大集群臣，公同会讯，则奸弊出而国法伸矣。”吏部、都察院奉旨严讯后，审理属实，向上奏报。顺治帝大怒，于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降旨批示说：“贪赃坏法，屡有严谕禁饬。科场为取士大典，关系最重，况辇毂近地，系各省观瞻，岂可恣意贪墨行私，所审受贿、用贿、过付种种情实，可谓目无三尺，若不重加处治，何以惩戒将来。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邬作霖，俱著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主考官曹本荣、宋之绳著议处具奏。”《清世祖实录》第112卷第15、16页。
　　第二月，十一月十一日、十九日，他又两次谕告礼部说：“国家登进才良，特设科目，关系甚重，况京闱乃天子观瞻，必典试各官皆矢公矢慎，严绝弊窦，遴拔真才，始不辱求贤大典。今年顺天乡试发榜之后，物议沸腾”，同考官李振邺等、中式举人田耜等，贿赂关节，已经审实正法，其余中式举人之卷，岂皆文理平通，尽无情弊，尔部即将今年顺天中式举人速传来京，候朕亲行复试，不许迟延规避。如有托故规避者，不来复试，即革去举人，永远不许应考，仍提解来京严究规避之由。《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4、6页。
　　顺治十五年正月十七日，世祖福临亲自于太和门复试丁酉科顺天举人，“面谕之曰：顷因考试不公，特亲加复阅，尔等皆朕赤子，其安心毋畏，各抒实学，朕非好为此举，实欲拔取真才，不获已尔。”众举人“皆顿首称万岁”。《清世祖实录》第114卷第12页。时人记述复试情形说，“时新举人多半归里。礼部文移严厉，该府县拘执锁项，押送起解，如同隶囚，无不震恐兼程。会朝廷避痘南院(苑)，复试未有期，诸举人僦寓，家家畏同疫鬼，未去者驱出恐后，复至者闭户不纳，流离冻馁，与诸保解杂役偃息于破寺废观，颓垣倒屋之间，爨烟如磷，面灰如死，犹执卷咿唔，恐以曳白膏斧”。复试之日，“每人以满兵一人夹之，仍谕之尽心艺，不必畏惧。供给茶烟，未尝缺乏，即所监押，亦尽小心执礼，安慰致嘱，绝非外间凌侮之辈。题目乃上所亲定，阅卷某某等，上所猝点”。《痛史》·《丁酉北闱大狱纪略》。
　　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帝谕礼部：前因丁酉科顺天中式举人，多有贿买情弊，是以朕亲加复试，今取得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仍准会试。苏洪、张元生、时汝身、霍于京、尤可嘉、陈守文、张国器、周根等八人，文理不通，俱著革去举人。《清世祖实录》第115卷第5页。
　　四月二十六日，顺治帝对丁酉顺天科场案作了最后的处理。他谕刑部等衙门：“开科取士，原为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关系最重，岂容作弊坏法。王树德等交通李振邺等，贿买关节，紊乱科场，大干法纪，命法司详加审拟。据奏王树德、陆庆曾、潘隐如、唐彦曦、沈始然、孙旸、张天植、张恂，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孙珀龄、郁之章、李倩、陈经在、邱衡、赵瑞南、唐元迪、潘时升、盛树鸿、徐文龙、查学诗，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张旻、孙兰茁、郁乔、李树霖、张秀虎，俱应立绞。佘赞周应绞，监候秋后处决，等语。朕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特命提来亲行面讯，王树德等俱供作弊情实，本当依拟正法，但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余依议”。董笃行等(同考官)，本当重处，朕面讯时，皆自认委系溺职，姑著免罪，仍复原官。曹本荣等，亦著免议。“自今以后，考官士子俱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不得以此案偶蒙宽典，遂视为常例，妄存幸免之心。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尔等衙门即行传谕”。②《清世祖实录》第116卷第13、14页；第14页。同日，大学士管吏部尚书事王永吉因其侄王树德私通科场关节，自请处分，帝降旨批示说：“王永吉乃朕破格擢用，受恩深厚，未见克尽职业，实心为国，负朕简任之恩。王树德系其亲侄，岂不知情，著降五级调用。”②在审处顺天科场案的同时，顺治帝又对主持江南省乡试的主考官、同考官的索银舞弊，施予了更为严厉的处罚。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上疏揭发江南科场舞弊之情说：“江南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榜发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廉官，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悬成、享成、膏茂之弟，与犹联宗有素，乃乘机滋弊，冒滥贤书，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以正国宪，重大典。”帝阅后甚怒，降旨批示说：“据奏南闱情弊多端，物议沸腾。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并中式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著郎廷佐(西江总督)速行严察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回奏。《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8、9页。
　　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三，掌河南道御史上官又劾江南科场弊说：江南省同考官舒城县知县龚勋，出闱后被诸生所辱，事涉可疑。“又有中式举人程度渊者，啧有烦言，情弊昭著”，应详细察勘，以厘夙奸。帝阅后降旨：著严察逮讯②④《清世祖实录》第115卷第2页；第12、13页；第17、18、19页。。二月二十九日，礼部议复前疏时奏称：应照京闱事例，请皇上钦定试期，亲加复试，以核真伪。另外，直省士子云集，闱务不便久稽，其江南新科举人，应停止会试。帝允其议。②三月十二日，顺治帝亲自复试丁酉科江南举人。二十日谕礼部：前因丁酉科江南中式举人情弊多端，物议沸腾，屡见参奏，朕是以亲加复试。今取得吴珂鸣三次试卷，文理独优，特准同今科会试中式举人一体殿试。王士：《池北偶谈》第1卷，《特赐进士及第》。其汪溥勋等七十四名，仍准作举人。史继佚、詹有望、潘之彪、洪济等二十四名，亦准作举人，罚停会试二科。方域、顾元龄、刘师汉、夏允光、程牧、孙弓安、叶甲、林大节、杨廷章、张文运、汪度、陈珍、华廷樾、孙长发等十四名，文理不通，俱著革去举人。④。
　　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刑部审理核实江南科场舞弊案后奏称：正主考方犹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等拟责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俱革去举人。顺治帝阅后降旨加重惩治说：“方犹、钱开宗，差出典试，经朕面谕，务令简拔真才，严绝弊窦，辄敢违朕面谕，纳贿作弊，大为可恶。如此背旨之人，若不重加惩治，何以儆戒将来，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周霖、张晋、刘廷桂、田俊民、郝惟训、商显仁、李祥光、钱文、雷震声、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王国祯、龚勋，俱著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卢铸鼎妻子家产，亦著籍没入官。方章钺、张明荐、伍成礼、姚其章、吴兰友、庄允堡、吴兆骞、钱成，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程度渊在逃，责令总督郎廷佐、亢得时等速行严缉获解，如不缉获，即伊等受贿作实是实。尔部承问此案，徇庇迟至经年，且将此重情，问拟甚轻，是何意见，著作速回奏。余如议。”《清世祖实录》第121卷第24、25页。
　　将此案与顺天案相比较，显然可以看出顺治帝对江南案之处理，远重于顺天案。其一，京闱案仅斩两位同考官，两位主考官和其他同考官俱蒙恩免议，而南闱(江南)则主考方犹、钱开宗立斩，同考官叶楚槐等十七位同考官立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另一同考官卢铸鼎虽已死，亦难逃其罪，妻子家产同样籍没入官。其二，京闱复试，仅革去张元生等八名举人，其他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举人俱准参加会试，而南闱却革去十四名举人，其余举人中，只吴珂鸣一人准参加当年会试，汪溥勋等七十四名举人不得参加此次会试，史继佚等举人还罚停会试二科。其三，京闱舞弊受罚之举人王树德等系流徙尚阳堡，而南闱举人方章钺等则流徙宁古塔，道路更远，地更荒凉，戍人更悲惨。其四，京闱案，刑部拟议重，王树德等十九人拟立斩，李苏霖等六人中五人立绞一人绞监候，而帝加恩从宽，皆予免死而流徙，南闱则刑部拟议较轻，仅拟斩、绞两位主考，同考官皆责遣尚阳堡，而帝却摈斥其拟，改将主考、同考官一律处死。其五，京闱之拟议衙门刑部，虽拟议甚重，由帝改定，但没有受到训诫，而南闱之议，刑部却遭皇上严斥，并责令刑部回奏为何“问拟甚轻”?为何迟迟不报?刑部诸臣遵旨回奏后，吏部循谕，议拟惩治意见：刑部尚书图海、白允谦，侍郎吴喇禅、杜立德，郎中安球护、胡悉宁，员外郎马海，主事周新民等，“谳狱疏忽”，分别革职、革前程并所加之级。帝降旨批示：“图海等本当依议，姑从宽免革职，著革去少保、太子太保并所加之级，其无加级者，著降一级留任。”《清世祖实录》第122卷第13页。
　　为什么顺治帝对南闱舞弊案要如此从重惩处?虽无明文述帝之内心想法，但若联系时局，分析清人对此案的一些评述，也许能有所了解。帝之此举，首先是因为南闱考官是违谕坏法。其他各省乡试考官，皆系按制前往，未经皇上召见面谕，而江南主考官方犹、钱开宗，则专门被帝召见“面谕”，令其“敬慎秉公”，否则，一旦违法，将按处决巡按顾仁之例惩办，“决不轻恕”，可是，方犹、钱开宗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贪婪纳贿，败坏国法，帝若不从严处治，岂不是言而无信，令出不行，今后臣人谁会遵旨?故予严办。
　　其次，南闱之案，流传甚广，物议沸腾。清人评述此狱之起因说：“南场发榜后，众大哗，好事者为诗为文，为传奇杂剧，极其丑诋。两座师撤棘归里，道过毗陵、金阊，士子随舟唾骂，至欲投砖掷甓。”此狱，“相传因尤侗著《钧天乐》而起。时尤侗、汤传楹高才不第，隐姓名为沈白、杨雪，描写主考何图，尽态极妍，三鼎甲贾斯文、程不识、魏无知，亦穷形尽相”。“前此江陵（宁）书肆刻传奇名《万金记》，不知何人所作，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边旁为金，指二主考姓，备极行贿通贿状，流布禁中，上震怒，遂有是狱。”《研堂见闻杂记》，戴璐：《石鼓斋杂录》，转引自孟森之《明清史论著集刊·科场案》。尤侗，乃著名才子，清人赞其“所作骈俪各种，脍炙人口。尝以西厢词句题作文，流闻禁卫”，世祖观其所著，“叹曰真才子”。康熙时尤侗官翰林，“偕诸儒进平蜀诗文，上见其名曰：此老名士。西堂(尤侗之字)以此六字刻堂柱，左曰章皇天语，右日今上玉音。极文人之荣”。余金：《熙朝新语》第3卷，第10、11页。南闱之弊，影响太坏，流传太广，不予严惩，难平民愤和士心。
　　再次，江南人才辈出，人文茂盛，状元、榜眼、探花，多为江浙才子所得。包括顺治十八年在内，顺治朝共举行了八次会试殿试，其中，吕宫、邹忠倚、孙承恩、徐元文、马世俊五名状元是江苏人，史大成是浙江人，只有傅以渐、刘子壮两名状元是山东、湖北人。八名榜眼中，江苏有两名。八名探花里，江苏有蒋超、沈苓、秦钺、叶方霭四名，浙江有张天植、吴光两名。若将时间放长一些，则到乾隆六十年止，清朝共举行了六十六科殿试，选中状元、榜眼、探花各六十六名，其中江浙出了状元五十一名、榜眼三十八名、探花四十七名。总的是江苏、浙江名士才子夺走了百分之七八十的状元、榜眼、探花桂冠，大学士、九卿总督、巡抚亦多系江浙之人。因此，如果科场弊端太甚，真才不得选拔，那么，一则清帝难觅贤才，佐政乏人，再则有才之士埋没山林，怀才不遇，难免滋生不满情绪，诋毁朝政，动摇民心，尤其是在清初局面尚未完全稳定的形势下，争取士子，特别是争取江南士子，乃系朝廷当务之急，更需要纠正科场舞弊积习，更应严惩贪婪考官。
　　也许这些情况，以及顺治皇帝福临之爱才求贤，才使他加重惩罚南闱纳贿违法的考官和私通关节的举人。他在十五年四月初七御乾清门考选庶吉士后，谕告诸进士，言及处治考官之事说：“朕屡重试典，严除弊窦者，实欲得真才而用之耳！”《清世祖实录》第116卷第3页。
　　其实，南闱处理固然很重，北闱的惩办，也很严厉，尤其是对违法之举人，南闱、北闱案的处治是大同小异，即都是连妻子父母兄弟一并流徙，只不过是京闱案流徙的地点是尚阳堡，比南闱案之宁古塔，要近一些而已。
　　仅仅是因为一人中举有舞弊之事，就连父母妻子兄弟都要连坐，都要充军数千里外，而且是荒凉边外。特别是宁古塔，清人称“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诸流人虽各拟遣，而说者谓至半道，为虎狼所食，猿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研堂见闻杂记》。被惩之举人，连同父、母、妻、子、兄、弟，当有四五家至七家数十人，就这样流徙边外，尸横异乡，惨不忍言。惩罚确是太重了。
　　清人对“丁酉之狱”，虽不敢直言皇上苛暴，也讲点个别考官舞弊及明末清初弊习，但大体上皆认为此狱过严，非仁君之政，且为被惩之举人鸣冤叫屈，认为他们本系才子名士，并非腹内空空行贿得中，实即对“丁酉之狱”持否定态度。
　　以北闱为例，被罚流徙尚阳堡的举人中，有被清初大文豪吴伟业赞颂的孙、陆庆曾，孙旸系状元孙承恩之弟。吴伟业为孙氏兄弟专作《吾谷行》一诗。《吴诗集览》引《苏州府志》：“孙承恩，……弟旸，字赤崖，少游文社，名与兄埒。顺治丁酉，举顺天乡试，科场事发，为人牵连，谪戍尚阳堡。圣祖东巡，献颂万余言，召至幄前，赋东巡诗，试以书法，上叹惜其才。”吴伟业又写诗赠陆庆曾，题为《赠陆生诗》：“陵生得名三十年，布衣好客囊王钱。尚书墓道千章树，处士汇二顷田。”董含在《三冈识略》中亦赞陆庆曾“素负才名”。
　　南闱之方章钺、吴兆骞二案，更为时人叹息。给事中阴应节参劾南闱有弊时所举之唯一例子，是江南主考方犹取中了少詹事方拱乾之子方章钺，因二方是“联宗有素”。尽管方拱乾在奉旨回奏时辩称：“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犹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丑、甲午三科齿录可据。”《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12页。但方章钺仍被罚徙，其父方拱乾、兄悬成、享成、膏茂，以及妻子和兄长之妻、子，俱同徙宁古塔。方家父子皆系有才之士，名声远扬。方享成“工诗文，善书，精小楷，兼长山水，与程青溪、顾见山称鼎足”。方悬成就是有名的方孝标，官至学士，著述甚丰。方家父子兄弟皆因一人之案而全部流徙，着实令人悲痛感慨。
　　更为冤屈的是众所周知的吴兆骞。吴兆骞，字汉槎，乃江南名士，“善属文”，考试之事，本系易如反掌，不料，州县押解，千里迢迢，道途艰辛，身心交瘁。皇上亲自复试之日，“堂上命二书一赋一诗，试官罗列侦视，堂下列武士，锒铛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悉惴惴其，几不能下笔”。而且，“不完卷者，锒铛下狱”。在此恶劣形势威逼之下，下笔千言的才子吴兆骞竟“战栗不能握笔”，“不能终卷”，从而险遭斩杀，最后连妻、子、父、母、兄、弟一起流徙宁古塔。王应奎：《柳南随笔》第11卷，第4页，《诸南笔谈》，戴璐《石鼓斋杂录》，转引自孟森：《科场案》。
　　顺康时期，许多名人学士为吴之冤屈鸣不平，作诗填词相赠，最著名的是吴伟业(吴梅村)之一诗和顾贞观的两首词。人文学家吴梅村以诗《悲歌赠吴季子》，赠与吴兆骞。其诗为：“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词赋翩翩众莫比，白壁青蝇见排诋。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绝塞千山断行李，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七月龙沙雪花起，橐驼腰垂马没耳。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为风沫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
　　梅村此诗，描景抒情议事皆佳，实为绝唱之作，其最末两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更点明了此诗吴兆骞系含冤流徙的主题。
　　被誉为“词家三绝”之一的大词家顾贞观，与吴兆骞系好友，当吴远流之后，为此冤案特写《贺新郎》（亦名《金缕曲》）二首相寄，题为《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第一首：“季子平安否?便归来生平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择人应见惯，料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因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勾?此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第二首为：“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叟，曾不减夜郎愁。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兄生辛未我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吴梅村之诗和顾贞观之词，皆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科场案》。
　　这两首词，情深意浓，念友心切，悲惨凄然，字字是血，声声是泪，读后令人无不悲从中来，凄然泪下。据说大词家纳兰性德见此词后，“泣曰：山阳思旧之作，都尉河梁之什，并此而三矣”。遂竭力奔走求情，筹措赎金，名人学士达官，争相捐助，吴兆骞得以离戍返归。
　　吴兆骞之革举远戍，实为冤屈，被罚之举人连同父母妻子兄弟流放边远荒凉之地，亦系太重，这是事实，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顺治皇帝福临对科场舞弊的惩处。士子献金求中，考官纳银受贿，本来就犯了贪婪之罪，国法不容，行贿者与受贿者皆应惩治。何况，其他贪污案件之后果，大都不如科场舞弊危害之严重。有清一代，科举为做官之正途，尤其是知县以上内外文武官员，大都由此而出，设若科场贿赂盛行，有银即可入学中举名登进士金榜，荣为状元、榜眼、探花，他日为官，必然贪婪虐民，那时内而大学士、九卿、司官，外而总督、巡抚、司道、州县官员，岂不皆成为贪官赃官，形成“政以贿成”的混浊局面，于国于民，害莫大焉。因此，顺治帝严革科场舞弊，是完全正确的，也起到了革明季颓风树清初新习的作用。《清史稿》赞其严惩顺天、江南纳贿坏法之考官及行贿中式之举人说：“一时人心大震，科场弊端为之廓清者数十年”。《清史稿》第108卷，《选举三》。此见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四、参预机要重用饱学名士.
　　少年天子福临从顺治八年正月亲政伊始，即感到用人之重要。他的母后于八年二月十一日便诰谕爱子说：“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治国必亲忠远佞，用人必出于灼见真知。”《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15、16页。一年多以后，大学士陈名夏奏称：“贞观政治，可比隆三代，惟能用人故耳。”③《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6页；第17、18页。大学士范文程等人在奉旨会推大臣时奏称：“治天下首在用人，内而部院卿寺，外而总督抚镇，皆佐皇上经理天下之大臣也。”③福临完全遵循了母后的教诲，采纳了范文程等人的建议，对任用文臣武将，特别是委任大学士和九卿，非常重视，力求选用贤才及合适之人。
　　福临亲政以后，官制大体上虽仍沿袭摄政时期之制，内三院和顺治十五年改为内阁的大学士，系满汉兼有，但也有较大的变动。变动之一是增加了汉大学士名额。顺治元年到七年，大学士一般是五六名或六七名，其中多系满洲旗人和汉军旗人，汉大学士较少。顺治三年到七年，每年大学士共七名，即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冯铨、洪承畴、祁充格、宋权，其中刚林、祁充格是满洲旗人，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是汉军旗人，只有冯铨与宋权是汉人。顺治八年人员变化很大，但格局仍与前几年相同。顺治九年里先后有八名大学士，即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宋权、希福、陈名夏、额色黑、陈之遴，其中满洲二名、汉军三名、汉人三名，但汉大学士宋权于年初致仕，实际上只有陈名夏和陈之遴二人。顺治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世祖福临下谕内三院命增加汉大学士说：“纶扉为机密重地，事务殷繁，宜选贤能，以弘匡赞，每院应各设汉官大学士二员，著吏部详察实行，确举堪任者奏闻，尔内院即传谕行。”《清世祖实录》第76卷第12页。随即命吏部尚书成克巩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礼部左侍郎张端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吏部右侍郎刘正宗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这样一来，大学士主要便由汉官担任了。比如，顺治十一年的大学士有：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陈名夏、额色黑、冯铨、图海、成克巩、张端、刘正宗、吕宫、金之俊、蒋赫德、王永吉、党崇雅、傅以渐，共十六人，其中范文程于九月解任，陈名夏于三月处死，张端在六月病故，余下十三位中，满洲两人，汉军旗人两人，汉官九人。顺治十二年共有大学士十六位，扣除因病免任二位，还有十四位，其中满洲四人，汉军二人，汉官八人。十三年起，满洲、汉军旗大学士和汉大学士的人数才大体相等，有时汉大学士还略多于满洲、汉军旗大学士。
　　顺治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世祖福临下谕吏部，命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大学士改加殿阁衔，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品级由原来的二品改为正五品(明朝大学士为正五品)，但“照旧例兼衔”，取消原有的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院大学士名称，翰林院照旧独立出来(原混入内三院内)。这一年的大学士有满洲额色黑、图海、车克、巴哈纳等四人，汉军宁完我、洪承畴、蒋赫德等三人，汉大学士有成克巩、刘正宗、金之俊、傅以渐、王永吉、胡世安、卫国祚、李等八人，汉大学士仍略多于满洲、汉军旗大学士。
　　其次，大量委任新人。从顺治八年起，世祖除继续留用一些旧大学士外，不断擢用新官，到顺治十年十一年以后，内院内阁大学士，基本上是由帝新委任的。顺治七年内院大学士共七人，即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冯铨、洪承畴、祁充格、宋权，第二年刚林、祁充格处死，冯铨致仕，新任了希福、陈泰、雅泰、陈名夏、额色黑五位大学士。顺治十二年起，内院十几名大学士中，只有宁完我、洪承畴、冯铨三人是顺治八年以前的大学士，且宁完我于十五年致仕，冯铨于十三年二月致仕十六年二月复任，洪承畴虽一直是大学士，但从十年五月即已往湖南，兼任五省经略，不问院事，十七年才以病回京调理，十八年四月致仕，也就是说旧大学士实际上只留下两名，其余十一二名、十三四名大学士皆是世祖新任的。
　　再次，世祖最重庶吉士，尽量擢用入主中原后开科取士选录的进士和庶吉士，超级提拔为大学士，一共任用了傅以渐、吕宫、李三人。傅以渐，山东聊城人，顺治三年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授弘文院修撰，四年充会试同考官，五年充明史纂修官，八年迁国史院侍讲，九年充太宗实录纂修官，十年正月迁秘书院侍讲学士，五月迁少詹事，闰六月擢国史院学士，七月教习庶吉士，十一年八月授秘书院大学士。吕宫，江苏武进人，顺治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秘书院修撰，九年加衔右中允。十年二月，帝幸内院，吕宫与侍讲法若真、编修程芳朝、黄机并召对，命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论》，赐茶食。十年五月，帝谕吏部：“翰林官升转，旧例论资俸，兼论才品。朕思果有才品特出者，何必拘于旧例?右中允仍管秘书院修撰事吕宫，文章简明，气度闲雅，著遇学士员缺，即行推补。”寻授秘书院学士。十年闰六月擢吏部右侍郎，十二月授弘文院大学士。李，直隶高阳人，父国缙在明朝天启时任大学士。李七岁而孤，弱冠登第，于顺治二年中举，三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寻晋编修。十年二月世祖亲试清书翰林，李列上等，擢中允，五月迁侍讲，寻擢侍讲学士，十二年迁秘书院学士，任日讲官，十四年充经筵讲官。十五年二月充会试副考官，五月授秘书院大学士，时年才三十四岁。世祖擢用倚任三人，三人也多有建树。李一直任到康熙二十三年病故，刚六十岁，人赞其“风度端重，内介外和，久居相位，尤娴掌故，眷遇甚厚”。康熙帝赞其“慎勤敏练，宣力有年，劳绩素著”。康熙三年吕宫卒时，范文程为其作诔说：“本朝第一人物，第一知遇，惟先帝知公，惟公不负先帝。”《清史列传》第5卷，《傅以渐传》《吕宫传》，第7卷，《李传》；《清史稿》第238卷，《傅以渐传》《吕宫传》；《清代碑传全集》第4卷，王熙：《李公墓志铭》，吕星垣：《太保公吕宫家传》。
　　又次，培养见习，为康熙朝准备了一大批名相能臣。顺治帝亲政不过十年，从顺治三年举行第一次会试起，到其十八年正月病故，一共举行了七科会试。由于他英年去世，一些优秀进士、庶吉士虽然还来不及治理部院入阁拜相，但经世祖擢用培养，多已入值内廷，或为部院司员侍郎尚书，到康熙前期入阁拜相，成为创建“康乾盛世”的主要大臣，比如徐元文，少年英俊，二十岁中举，顺治十六年二十五岁钦点状元。顺治帝召见元文于乾清门，谕以特简之意，“还启皇太后曰：今岁得一佳状元。赐其冠带蟒服裘靴，视旧典有加”。元文率诸进士谢恩，“世祖为御殿，百官陪列，鸿胪读表，前此未有也”，授翰林院修撰，“数被宣召”。元文为诗记此说：“空传枚马金门侍，只倚雕虫侍武皇”，抒发了其“生平致君之志”。元文曾从幸南苑，帝赐其乘御马，命学士折库纳为其执镫，折库纳乃元文馆师，元文“逊谢不敢”，乃改命侍卫执镫。元文又曾于晚上入宫，帝在便殿召对，帝命赐馔，又赐其从者食，此皆罕有之殊遇。元文后在康熙朝历任国子监祭酒、翰林院掌院学士、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和大学士。《清史列传》第9卷，《徐元文传》；《清代碑传全集》第12卷，《徐元文行状》。
　　冯溥，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值讲经筵。“世祖幸内院，顾大学士曰：朕视冯溥乃真翰林也”。十六年冯溥升任吏部侍郎，康熙六年迁左都御史，八年擢刑部尚书，十年升任大学士，直到康熙二十一年七十四岁时始致仕还乡。吴正治，顺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右庶子，十五年出任江西南昌道，迁陕西按察使，“所至以清廉执法著称”，十七年内擢工部侍郎，调刑部侍郎。康熙时历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礼部尚书，二十年拜文华殿大学士。黄机，顺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读，再迁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康熙六年晋尚书，后任至大学士。宋德宜，顺治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屡迁至国子监祭酒，康熙时历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二十三年拜大学士。伊桑阿，满洲正黄旗人，顺治九年进士，累擢至内阁学士，康熙时历任吏户礼兵工部尚书，二十七年拜大学士。魏裔介，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历任给事中、都给事中、太常寺少卿、左副都御史，康熙三年拜大学士。熊赐履，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晋侍读，康熙十四年超授大学士。李之芳，顺治四年进士，屡擢至郎中、御史，巡按山西，康熙时历任浙江总督、兵部吏部尚书，拜大学士。王熙，顺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屡受世祖嘉奖，十五年擢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为世祖起草遗诏，康熙时历任左都御史、尚书，拜大学士，为相二十年。陈廷敬、李天馥、吴等进士，在康熙时亦任至大学士。他们都为“康乾盛世”之奠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清史稿》第二百五十卷记述了李、冯溥、王熙、吴正治、黄机、宋德宜、伊桑阿、徐元文、孙廷铨、杜立德、阿兰泰等十位大学士事迹后，加以评论说：“康熙初叶，主少国疑，满汉未协，四辅臣之专恣，三藩之变乱，台湾海寇之□荡，措置偶乖，皆足以动摇国本。、廷铨、立德、溥当多事之口，百计匡襄；熙预顾命，参军谋；正治等入阁，值事定后，从容密勿，随事纳忠；伊桑阿、阿兰泰推诚布公，受知尤深。康熙之政，视成、宣、文、景驾而上之，诸臣与有功焉。”
　　再次，慧眼识奇才，破格擢用卑微小吏。顺治帝虽特重庶吉士、进士，大量擢用汉官，倚任前朝旧宦(如陈名夏、金之俊等)，但对非科举出身之能员，哪怕是职卑望浅，只要是确有真才实学，亦破格提拔重用，图海之起，即系明证。图海，字麟洲，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初系笔帖士，顺治初充中书舍人，“具文武才”。清人载述图海之被皇上擢用情形说：“初，公为中书舍人，负宝从世祖之南苑，上心识其人，欲重用之。恐人不服，因谓众辅臣曰：某中书举止异常，当置于法。众以无罪请。上曰：否则立置卿相，方可满其愿也。因立授内阁学士”。昭：《啸亭杂录》第2卷，《图文襄公用兵》。这是顺治八年的事。第二年授骑都尉世职。顺治十年四月，图海被擢任内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十二年又加太子太保，摄刑部尚书事，十三年考满，加少保，荫一子入监读书，又兼任都统，十五年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校订《大清律》。三年之间由小小中书舍人一跃而为大学士，荣为三公三孤。但顺治帝对臣僚并不溺爱姑息，一旦发现其有大过，即严加惩处，对图海也不例外。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公额尔克戴青之家奴陈保等人殴打侍卫阿拉那后，反诬告阿拉那抽刀相击，并擅自将其绑缚，刑部审理此案时，竟偏听陈保等恶奴之言，拟议将阿拉那鞭一百，折赎。世祖初允其议，不久发现此案是非颠倒，遂于闰三月二十二日将图海革职议罪。他谕告吏部说：“图海向经简用内阁，期其恪恭赞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虚公存心，凡事每多专擅，无论朕所未见之处，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议论，往往谬妄执拗，务求己胜。朕知其行事如此，不可久留密勿之地，故调用刑部，彼犹不悟，以为不能堪任，侈然自满，受事有年，不思感恩报称，过误愈多，屡加诫谕，迄无悛悔。朕复不忍遽弃，屡以小事惩处，使之警省，犹然置若罔闻，如阿拉那一案，问理不公，是非颠倒，情弊显然，朕面加诘问，仍巧言支饰，不以实对，负恩溺职，殊为可恶，已经革职付部，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从重议罪具奏。”③《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13页；第14页。
　　过了两天，闰三月二十四日，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官遵旨会议奏称：刑部尚书图海负恩溺职，应论绞。帝降旨批示：图海情罪重大，本当依议正法，但念其任用有年，姑免死，革职，家产籍没。③经过这次重惩，图海闭门思过，潜心研讨，文武才干俱增，世祖亦念其惩处过重，欲加宽宥，因去世未及发旨。顺治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四大辅臣以新君圣祖名义谕告吏部说：“世祖皇帝遗旨：原任都统图海，情罪原曲，欲改未及，遇有满洲都统缺补用。”著图海补授满洲正黄旗都统。《清世祖实录》第5卷第7页。康熙六年图海复任大学士，后为平定三藩和察哈尔部蒙古亲王布尔尼叛乱，建树了巨大功勋。
　　世祖福临对前明故臣，尤其是进士出身的旧臣，因其谙悉故事和典籍，亦很赏识和重用，如洪承畴、陈名夏、冯铨、陈之遴、刘正宗、成克巩、金之俊、王永吉、党崇雅、卫周祚、高尔俨、张端等，皆先后擢任大学士，参赞密勿。
　　在清初大多数满洲臣僚不谙明例政事，不悉民情，不知汉官贤奸，甚至不通汉话汉文的情况下，顺治帝能大量擢用汉官，任以大学士，参议政务，对革除明季积弊，妥善处理满汉关系，减轻黎民痛苦，缓和民族矛盾，安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政局，进行统一全国的工作，无疑起了较好的作用。
　　五、间掌部印提高汉官职权.
　　顺治皇帝福临在顺治十年正月、十六年十月，先后颁发了两道震惊朝野的谕旨。十年正月初三，他谕内三院：“朕稽历代圣君良臣，一心一德，克致太平，载诸史册，甚盛事也。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顷经御史条奏，甚属详恳。朕思大小臣工，皆朕腹心手足，嗣后凡进奏本章，内院、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门，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其奏内事情，或未当者，可以顾问商酌。尔等传谕诸臣，务体朕怀，各竭公忠，尽除推诿，以绍一心一德之盛。”《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3页。
　　顺治十六年十月初四，帝谕吏部：“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尔部即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清世祖实录》第129卷第2页。
　　这两道谕旨之所以会震惊朝野，主要是因为它道出了满官掌握实权汉官只是虚列其位的情形，并要将此弊习予以革除，真正授予汉官较大的权力。从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多尔衮统军入京定鼎中原以后，就定制部院除理藩院外，侍郎以下，皆是满汉复职。顺治五年起，增设汉尚书，各部都是满尚书一员汉尚书一员，侍郎则是满汉各二员，都察院是满汉左都御史各一员，左副都御史各二员，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司官也是满汉兼有。乍看起来，好似满汉真是一家，对半掌权，实情却远非如此，这两道谕旨便是说明这种情形的最有力证据。
　　这种异常现象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极不利于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入关初期，满洲尚书侍郎大多数是仅会清语清文(即满语满文)，对汉文可说是目不识丁，对中原王朝的历史、制度、典故、律例、例案也不了解，这样的文盲和门外汉，怎能处理纷繁复杂重大的部务。拿起汉字公文，看不懂，找人翻译，一则兼通满汉文者当时太少，再则既会满汉文又熟悉部务的更为罕见，怎能准确翻译。堂堂六部，是具体治理全国的最高衙门，每年要处理成千上万的事件。以吏部而言，它的总职掌是管理全国文职官的任免政令，制定京内外各衙门文职官名额，各衙门的官员或由吏部铨选，或由该衙门报部任用，并按规制领叙品秩，考核功过政绩，拟议升降赏罚，以及守制、终养、封衔、议恤、荫子、士官世职等等问题。每一事件，每一问题，拟议之时，必须援引合适的例案律例，作为根据，否则便易发生差错，或虽无误，遇到别人驳议时，有例可援，也可持之有据，不易驳倒。“而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不要说不懂汉文的满洲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无法从中找到合适的例案，翻译也束手无策，事情就无法办理。汉尚书、侍郎、司官在办事上，当然比满官方便和高明，他们大都是科班出身，或系两榜进士，或系举人，既能随手翻阅，下笔千言，又善字斟句酌，还较熟悉典章制度掌故例案，因此繁重部务主要是由汉尚书、侍郎和司官具体处理的，但满洲尚书侍郎官员有最后决定权。尽管在大多数场合下，这种权的使用是虚的，是依汉官之议而行，但也有些事情却又系满官独立，汉官只能遵其意旨而选找例案理由，以作其议之根据和借口。这本来就已经大大压抑了汉官积极性，限制了汉官才能的发挥，妨碍了部务的正确妥善处理。而且，许多重大问题，非本部所能决定，必须奏报皇上，由帝亲裁，可是，入关以后十年里，各部院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汉官不能向皇上奏陈自己的意见，尽管满臣所奏并非汉臣赞同者，亦只好强抑己见，不能陈述争辩和驳议，当然是满臣主宰本部了。
　　现在，两道谕旨的下达，授予了汉尚书汉侍郎的奏事之权和掌印之权，汉尚书侍郎可以直接就本部之事向皇上呈奏，特别是当满汉尚书侍郎异议之时，这一陈奏权就给予了汉官很大的支持。掌印之权，更为重要，以往印归满官掌管，满官不同意之事，哪怕满尚书出缺或前往外地，只满洲侍郎在部，大印亦归这位侍郎掌管，他也就可否决或不理汉尚书之议，而按己意办理，盖上大印，上呈下达。现在谕旨现定，不分满汉，但论就任先后，“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这样，汉尚书侍郎便可能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掌管大印。因为，尚书之缺，经常变动，或因为帝赏识，擢用大学士，或调往他部及地方督抚，或因过降革外调，那么，即使先是满尚书就任，掌管大印，但他不可能久任不变，一旦调走，自然是由该部汉尚书掌印了。
　　顺治帝如此倾心汉化，提高汉官职权和地位，扩大汉官的影响，固能对军国大政的妥善处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也招致满臣愤怨，满汉之争加剧，因此，在顺治八年至十七年的十年里，连续发生了一系列政治斗争事件。
　　第三节、南北党争满汉相斗.
　　一、谏阻亲迎汉官之议获胜.
　　顺治皇帝福临虽然多次宣谕“满汉一体”、“满汉一家”，鼓励汉臣进言，提倡满汉群臣同心同德报效朝廷，然而由于权力之争和见解不一，以及明季党争之延续，不仅满洲王公大臣与汉官常起争端，汉官内部也在互相倾轧，尤其是相当多的满洲王公大臣对皇上的倾心汉化提高汉官职权地位的政策，十分不满，因此斗争更加激化。在福临亲政的十年里，爆发了多次政争事件，一般依争执者家乡之不同，而称之为南党北党两大派系，其中又渗透了满汉之争的因素，有时则又纯以满官汉官为界。顺治九年关于帝之是否亲迎达赖，便是满汉完全异议的一个明显例证。
　　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五世达赖奏称：“觐见之地，或在归化城，或在代噶地方，伏惟上裁。”世祖福临谕告说：“迩因内地西南用兵，羽本来往，皆系军国重务，难以轻置，用是不克出边相见，特遣亲王大臣前往，俟寇靖无事，便可亲迎，此时祗于边内近地相迎可耳。”《清世祖实录》第67卷第26页。
　　此谕有些含混，主要是后半段三句话讲了三个互相混淆的问题。第一句是因军国重务，“用是不克出边相见，特遣亲王大臣前往”，即不出边亲迎。第二句是“俟寇靖无事，便可亲迎”，则又说可以亲迎，但需稍待时日。第三句却又说“此时祗于边内近地相迎可耳”，则又是说要去亲迎，但是是在边内相迎，而不出边。全谕仅仅六十字，却有如此多的含混之处，原因何在？是福临年方十五岁，不善表述?不像，此时的大学士有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陈名夏、额色黑、陈之遴等人，起拟谕旨，是其擅长，即使皇上口谕欠妥，经他们润色修改，亦必简练准确，不致如此含混矛盾。这一疑问从下述帝谕及群臣议论，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第四天，顺治九年九月初三，《清世祖实录》第六十八卷载录了帝之意旨和满汉臣僚关于是否亲迎达赖的议论，现录述如下：“壬申，谕诸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曰：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其使未至，太宗皇帝晏驾。后睿王摄政时往请，达赖喇嘛许于辰年(顺治九年)前来。及朕亲政后召之，即启行前来，从者三千人。今朕欲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即住边外，外藩蒙古贝子欲见喇嘛者，即令在外相见。若令喇嘛入内地，今年岁收甚歉，喇嘛从者又众，恐于我无益。倘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其应否往迎之处，尔等各抒所见以奏。
　　满洲诸臣议：我等往请，喇嘛即来，上亲至边外迎之，令喇嘛住于边外，喇嘛欲入内地，可令少带随从入内，如欲在外，听喇嘛自便。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大有裨益也。若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我以礼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又何妨乎?众汉臣议：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喇嘛从者三千余人，又遇岁歉，不可令入内地。若以特请之故，可于诸王大臣中择一人代迎，其喇嘛令住边外，遗之金银等物，亦所以敬喇嘛也。两议具奏。上曰：朕当裁之。”
　　顺治帝和满洲议政王、议政贝勒、议政大臣、满洲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及言官，主张亲迎达赖喇嘛，理由有二：一则请之即来，不亲迎恐于理未合；再则更重要的是因为喀尔喀蒙古诸部“惟喇嘛之言是听”，故须皇上亲往边外迎接，则“喀尔喀亦从之而归”，否则恐达赖中途而返，“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汉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科道官则认为不当亲迎，“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亦不可令喇嘛进入内地，只须派一人(或王公，或大臣)代迎，令其住在边外。两者针锋相对。揆诸情理和形势，众汉臣之议是正确的、妥当的。至高无上的大清皇帝，并非只是中国一国之主，而是“天下国家之主”，岂可屈尊往迎藏区喇嘛！所谓亲迎能使喀尔喀归顺之论，亦缺乏根据。漠北蒙古喀尔喀各部汗、贝勒、台吉、大臣、属民，固然和漠南蒙古察哈尔、科尔沁等部一样，崇信喇嘛教，崇信达赖喇嘛，一般事情确系尊重喇嘛之言，但涉及军政大事，尤其是是否归顺清朝，那就不是达赖之言所能决定。漠南蒙古各部汗、贝勒、台吉、大臣，皆在达赖来朝之前，即已臣服于清，尊清帝为“大皇帝”，按期朝贡纳赋，出兵从征，听从驱使，与达赖和清帝之间的关系，并无牵连。喀尔喀蒙古是否真的归顺，也不由达赖是否入朝而定，而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时局和双方的根本利益。因此，皇上与满洲诸臣亲迎喇嘛之议，是很不恰当的。
　　可能使满洲王公大臣甚至是皇上感到非常惊异的是，这次的会议，竟是满汉各持己见，而且与议之人相当多。按照上谕，参加议论的是诸王贝勒大臣及九卿科道，实际上还有内三院大学士。照此算来，满洲有：议政王、议政贝勒、议政大臣，约三四十人；内院大学士希福、额色黑二人；九卿科道有左都御史、六部尚书侍郎、监察御史、六科都给事中、给事中、大理寺卿、通政使，有六十余人，总计约有一百人。汉官有大学士、九卿、科道六十余人。这一百多人竟完全按照民族之不同而分成两种意见，满人主张皇上亲迎，汉臣建议遣人代迎，在入关后九年来廷议之时唯满臣马首是瞻的情况下，这是第一次大规模议事时汉臣单独持议，第一次大规模议事时的满汉分议，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这种行为，为什么这次六十名左右的汉大臣和言官竟敢如此大胆?尤其是会使皇上及满洲王公大臣诧异和不解的是，此次会议，是在皇上发表了“朕欲亲至边外迎之”的倾向性十分明确的圣谕情况下进行的。依照通常惯例，汉臣只能遵依圣谕，按帝旨意表示赞同和执行，绝对不能也不敢提出相反意见。可是，这次六十名左右的汉官竟力主遣人代迎，反对皇上亲迎，这又是为了什么?有何背景?目的为何?是汉官怀有二心不忠朝廷吗?是汉臣有意结党以与满臣相抗图谋争权吗?是此举涉及汉官或满臣个人、集团的根本切身利益，故汉官孤注一掷吗?这些疑问自会在皇上和满臣心中出现。
　　面临此景，顺治帝没有下谕斥责汉臣，也没有接受汉官之谏，而于议事之后第八天，顺治九年九月十二日下谕坚持亲迎。他谕达赖喇嘛：“尔奏边内多疾疫，边外相见为便。今朕至边外代噶地方，俟尔可也。”②《清世祖实录》第68卷第5页；第25页。
　　九月二十一日达赖奏称，“钦赏及敕谕俱已领到，今兼程前进，俟至代噶地方，尚有密奏之事。”②至此，亲迎之事，业已定局。君无戏言，帝既谕告达赖，要去边外代噶地方亲迎，达赖又奏称已接敕谕，兼程前进，至代噶地方见驾，且“尚有密奏之事”，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就等皇上起驾出宫前往代噶了。就在这大局已定但又十分欠妥将产生严重恶劣影响的时刻，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呈上了谏阻亲迎之疏。
　　顺治九年九月三十日，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奏称：“臣等阅钦天监奏云：昨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窃思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于争明，紫微宫者，人君之位，流星敢于突出，上天垂象，诚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告涝，岁饥寇警，处处入告。宗社重大，非圣躬远幸之时，虽百神呵护，六军扈从，自无他虞，然边外不如宫中为固，游幸不若静息为安。达赖喇嘛自远方来，遣一大臣迎接，已足见优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又何劳圣驾亲往为也。天道深远，固非臣等所能测度，但乘舆将驾，而星变适彰，此诚上苍仁爱陛下之意，不可不深思而省戒也。”②《清世祖实录》第68卷第31、32页；第32页。
　　此疏讲得很好，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忠君之心，跃然纸上。不应亲迎的主要论据有二，一系局势欠佳。就在两个多月前，定南王孔有德被大西军晋王李定国围困桂林，兵败自杀，广西基本失陷。清帝急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领禁旅前往征剿，以图扭转华南被动危急局面，但此举又遭惨败，两个月后，十一月，尼堪中伏战死。值此“岁饥寇警处处入告”之时，皇上要远迎达赖，离京出边，势必使谣言四起，民心动荡，“宗社”飘摇。二是有损威严。皇上乃天下共主，根本不应屈尊往迎藏地达赖，遣一大臣前去，“已足见优待之意”，自能“服蒙古之心”。
　　现在皇上就可了解会议之时六十名左右汉大臣和言官为什么反对亲迎了。他们之所以破例谏阻，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党派集团利益，并不是诚心和满洲王公大臣分庭抗礼，唱对台戏，并非以此来侵犯满官的私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是否亲迎，并不影响满臣之利。汉官之所以冒着违反圣谕及与满臣纷争可能遭惩的危险，竭力谏阻皇上亲迎，是完完全全从朝廷利益出发，从宗社安危出发，是效忠皇上的体现。
　　顺治帝清醒了，明白了，立于当日降旨停止亲迎说：“此奏甚是，朕行即停止。”他又于当天遣内大臣一等伯索尼传谕洪承畴等说：“卿等谏朕勿往迎喇嘛，此言甚是，朕即停止。以卿等贤能，故擢赞密勿，嗣后国家一切机务，及百姓疾苦之处，如何始合民心，如何不合民心，卿等有所见闻，即详明敷陈，勿得隐讳。朕生长深宫，无由洞悉民隐，凡有所奏，可行即行，纵不可行，朕亦不尔责也。”②随即遣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往迎达赖。
　　二、议处任珍汉臣获罪降罚.
　　顺治九年九月亲迎达赖之争，表明了汉臣之议，公忠体国，允妥正确，加强了世祖福临倾心汉化重用汉官的决心。他于十年正月颁发了上谕，令六部满汉侍郎“参酌公同”进奏本章，陈述事宜，革除以往只有满臣奏事的弊习，以激励汉官直言时弊，佐理国政。不料，此谕刚发不久，两个月内接连发生汉臣怀私妄议或乱发狂言的事件。
　　顺治十年二月，由原明朝崇祯进士、庶吉士出身，顺治初授编修，后累迁至詹事府少詹事的李呈祥，呈上条议，主张“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任汉人”。若依此议，则将几乎尽夺满臣之权，摧毁清帝的统治支柱，爱新觉罗江山不久就将全部丧失。因此，世祖阅读此议后，勃然大怒，对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等说：“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尔汉官奈何反生异意”，“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②《清世祖实录》第72卷第4页；第11、12页。随即，都察院副都御史宜巴汉等，疏劾李呈祥“讥满臣为无用，欲行弃置，称汉官为有用，欲加专任，阳饰辨明，阴行排挤”。帝命革李呈祥职，下刑部议处。二月十八日刑部拟议：“呈祥蓄意奸宄，巧言乱政，当弃市。”帝命免其死，流徙盛京。②如果说这还是一位汉官狂言乱语，不足以代表成千上万员中级以上的汉官，不需大惊小怪，那么紧接着发生的任珍议处案，问题就严重得多了。三等子、原左都督兴安总兵任珍因“妻妾与人通奸，私行杀死”，惧罪行贿兵部刑部，案发之后，于顺治十年二月被革世职一半，降为一等轻车都尉。三月，其婢讦告任珍罪谪后，“家居怨望，出言不轨，并指奸谋陷诸丑行”，刑部审实后，拟议将其论死。帝降旨批示：“任珍曾立大功，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尔部将此本兼写满汉字，会集九卿科道，并新入旗阿达哈哈番以上官员，再行定拟具奏。”④《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6页。
　　四月初九，刑部满汉官及九卿科道等衙门满洲官员，主张仍如刑部原拟，任珍应论死。大学士署吏部尚书事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礼部尚书胡世安、兵部尚书王永吉、工部尚书刘昌、左都御史金之俊、副都御史傅景星，侍郎孙廷、张端、吕崇烈、张秉贞、张鼎延、卫周允、孙承泽、成克巩，卿徐起元、韩源，科臣魏象枢、杨璜、高桂、姚文然、袁懋功、刘显绩，御史朱鼎延、冯右京、张、潘朝选、朱绂，共二十八名汉官另持一议，认为：“原讦重大情节，任珍俱不承认，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④陈名夏等二十八名尚书、侍郎、卿、御史、科臣之议，就事理而言，没有什么错误，家婢首告之重大罪过，任珍俱不承认，看来也无另外的人证和物证，这样，如仅依奴婢之讦告，就据此定案惩治，于理不合，于法相违，当然不妥，原告所讦，不能成立，本来也就不应将任珍定罪。但陈名夏等人可能考虑到皇上已降“任珍曾立大功，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之谕旨，已给任珍定了罪，如仍拟议其无罪，不需处罚，显然是跟皇上过不去，违抗圣旨，故他们奏称将任珍“坐以应得之罪”，词文貌似有些含混，实则表明谕旨欠妥。
　　参加会议的汉官显然知道此议有些风险，恐被圣上怪罪，故参加会议的六十余人中只有陈名夏等二十八人奏陈此议，另外以大学士冯铨为首的一多半人没有署名附议赞同，可见陈名夏等人还算有些胆量。略观这二十八人名单，便可发现不少人是颇有才干蒙受皇上赏识者，陈名夏、陈之遴、王永吉、刘昌、成克巩、张端、胡世安等，皆系世祖亲政后擢升为大学士、尚书和侍郎的，魏象枢、姚文然等是有名的直谏言臣，所以他们在皇上谕劝汉臣效力尽言之时，敢于据理呈述，与刑部及部院衙门满官之议相左，且委婉地不按圣旨议事。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今非昔比，半年前谏阻亲迎，虽蒙皇上嘉奖，却开罪了满臣，这次就要借机相击了。
　　早在两个月前惩治李呈祥时，顺治帝就一再指责汉官“生异意”，“六部大臣互相结党，殊不合理”。《清世祖实录》第72卷第4—7页。这实际上已闪烁着将对汉官进行限制和惩处的点点火花。这次十年四月初九九卿科道奉谕会议任珍案时，帝阅过陈名夏等二十八名汉官之议后，甚为恼怒，降旨批示：“汉官所议有反开展辩之端，坐以应得之罪等语，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这明明是强词夺理，欲图加罪汉臣。陈名夏等心知不妙，只好绞尽脑汁，斟酌词句，回奏说：“任珍不承大罪，犹然巧辩，若止据告词定罪，恐无以服其心，臣等所谓恐反开展辩者此也。然负恩犯法，原议处死，臣等所谓应得之罪者此也。但律无正条，似应勒令自尽。”《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6页。陈名夏等之回奏，虽在最后一句写上似应勒令任珍自尽，好像是赞同了刑部及九卿科道等衙门满官之议，实际上仍然坚持原议，认为不该如此处理。因为，他们依旧认为既然任珍不承认大罪，就不能“止据告词定罪”，否则，“无以服其心”。这句话也意味着，只据告词定罪是不合法的，不只无以服任珍之心，亦难服众。但是，陈名夏等也看明白了，皇上已经赞同刑部的审查结论，且已“止据告词定罪”了，谕旨明确写道，任珍“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如若仍说任珍无罪，恐必定上欺君抗旨之罪，故又奏称任珍“负恩犯法”，应照刑部原议处死，以图借此来缓和刑部、满臣及皇上的愤怒。可是，他们又不完全甘心，不愿眼睁睁地看到刑部违反刑律，“止据告词定罪”，不愿承认己议是徇私误公故违圣旨，因而又加上了一条尾巴，奏称“但律无正条，似应勒令自尽”。陈名夏等的回奏，转了多少个弯，最后实际上仍然认为只据告词定任珍之罪，是不合法的，据此将其处死，也无律例可据，既然刑部要令其死，就让任珍自尽罢了。
　　这一含义，顺治帝不会看不出来，因而他更加大发雷霆，降旨严厉训斥陈名夏等人说：“回奏内既云应得之罪，律无正条，又云似应勒令自尽。勒令自尽，是何盛世典例，欲致君尧舜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凡人自知有过，即从实引咎，乃大臣之道，若执为己是，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甚属不合。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弊习，著逐件再明白速奏。”②③《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6、7页；第7页；第7页。此旨实系仗势威逼，全无道理。一则坚按“告词定罪”，二则给陈名夏等人定上“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和乱进狂言之过，三则硬说陈等此议是“溺党类而踵弊习”。第三条更是荒谬，陈等与任珍素无交往，未受其贿，只是据理据法议处，怎说是庇党弊习。面对此蛮横无理之谕旨，陈名夏等人毫无办法，只有认咎请罪。他们回奏说：“臣等妄拟勒令任珍自尽，实非盛世典例，又不折其巧辩，但罪以丑恶，臣等之议，实属谬误，谨束身待罪。”②顺治帝抓住时机，乘势降旨严斥说：“朕览回奏词语，全是蒙混支吾，竟不身任咎过，更巧为遮饰，将有心之事，佯作误失，大臣之道，果如是乎！陈名夏、陈之遴等，有曾获大罪者，有革职者，亦有被论者，朕每从宽宥，使之改新，今复如此，朕之期望尽虚矣。且屡谕众官修省，奈何依然不改，踵袭宿弊，一至于此。朕不时召见，耳提面命，将此恩遇，竟置何地耶！理宜从重议处，著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并六部郎中等官，即集午门外，严行议罪，作速奏闻，毋得延缓。”③满洲大臣当然万分欢欣，遵旨加重议惩，汉官在此恶劣形势下，自然噤若寒蝉，唯满臣之言为是。“于是会议：名夏、之遴屡获大罪，俱蒙恩留用，今复巧为欺蒙，俱应论死。之俊职司耳目，反依附党类，亦应论死。尚书胡世安、王永吉、刘昌，副都御史傅景星，科臣魏象枢、杨璜、高桂、姚文然、袁懋功、刘显绩，御史朱鼎延、冯右京、张，徇党负恩，欺诳巧饰，应流徙。侍郎孙廷、张端、吕崇烈、张秉贞、张鼎延、卫周允，卿徐起元、韩源，俱徇党附合，应革职，永不叙用。侍郎孙承泽、成克巩，御史潘朝选，回奏未列名，应革职。御史朱绂，未与前议，应降一级，调外用”。②《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8页。
　　此议太重了，姑且不说陈名夏等人并非结党徇私坏法违旨，而是据理执法公允议事，根本不应惩处，就算是所议欠妥，也不应加上如此大罪，如此重办。若依上议，则大学士、尚书、侍郎陈名夏等十七人或死或徙或革职，御史科臣十员或徙或革职，一下就使二十八员汉大臣和言官死徙削官，惩处之重，空前罕有。而且这批汉臣中，不少系为帝赏识重用之能臣，在顺治帝亲政十年里，这批汉臣中有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胡世安、王永吉、张端、成克巩等七人先后当上了大学士。若照此惩处，则将汉臣中之能臣大都一网打尽，于国于民有害，仅只于部分顽固、保守、低能力图抓权的满洲大臣有利。
　　顺治帝当然知道这些人并非真有结党欺君大罪，不少能臣还要重用，故而基本上摈弃了会议所拟处治之法，改为加恩从宽轻罚。他降旨批示：“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等，深负朕恩，本当依拟，姑从宽典，著各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陈名夏著罢署吏部事，自今以后，从新省改。胡世安等一十三员，免流徙，各降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孙廷等八员，免革职，各罚俸九个月。孙承泽等三员，免革职，各罚俸六个月。朱绂，先未曾与议，未详事由，免其降调。”②第二天，四月初十，顺治帝福临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额色黑召集陈名夏等二十八人于午门，“谕曰：尔等得罪，悉由自陷其身也。初议错误，则亦已尔，及再三申饬，即当省改，岂可仍行混议。凡事会议，理应画一，何以满汉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本朝之兴，岂曾谋之尔汉官辈乎?故明三败，岂属误于满官之言乎?奈何不务和衷而恒见乖违也。自今以后，务改前非，同心图效，以副朕眷顾之意，不然，朕虽欲尔贷，国法难容。至于都察院科道等官，职司言路，见有如此乖戾者，亦当即行纠弹。”②《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9页；第9、10页。
　　世祖此谕，画龙点睛，道出了陈名夏等人挨训受罚的奥秘，即他们之所以被惩治，关键是不赞同满臣依帝旨意而定之拟议，而要另集汉臣为一议，与满议相左，满汉异议。半年前关于帝之亲迎达赖，汉臣虽也与满臣异议，也是满汉各为一议，但最后皇上采纳了汉臣之议，故不仅未受惩治，反而予以嘉奖。这次事件，肯定对汉官是一极有力的教训，叫他们今后千万莫违帝旨，莫与满官作对。
　　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恭听圣谕后回奏说：“臣等叨荷皇上厚恩，乃自陷重罪，仅冀免死尔，若仍留供职，如斯殊典，则万不敢望一也。既受此洪恩，自分莫能仰报，惟有竭驽勉效而已。”其余二十五臣亦奏称：“臣等罪戾实大，恩宥至此，非所望也，愿各改前非，竭力图报。”②陈名夏此次虽侥幸过关，但在劫难逃，不到一年，便被绞死弃市了。
　　三、北相劾参南党领袖绞死.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京师甚至全国，都因一件大案而十分震惊，入主中原以来第一位汉大学士陈名夏竟被皇上下令绞死了。为什么这位素受皇上赏识和倚任的才子、干臣、能相，突然沦为阶下囚且命丧黄泉?使其真正致死的罪状和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性质为何?后果怎样?值得探讨。现先将《清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关于此案情形的记录摘述如下。
　　顺治十一年三月初一，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上疏参劾大学士陈名夏结党怀奸情事叵测说：“臣思陈名夏屡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顾优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于我朝，孰意性生奸回，习成矫诈，痛恨我朝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何以明其然也?名夏曾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两事，立就太平。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专在头不头，崇祯年间并未头，因何至于亡国。为治之要，惟在法度严明，使官吏有廉，乡绅不害人，兵马众强，民心悦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虽然，只留头发复衣冠，是第一要紧事。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今将结党奸宄事迹，列款为皇上陈之。一、陈名夏父子居乡暴恶，士民怨恨，全家避居江宁国公花园中，此园系无主产业，例应入官，价值十万金，江宁各上司公捐银三千两，代为纳价，见今名夏妻子居住。又故明吏部吴昌时女奸逃执讯，名夏子陈掖臣嘱江宁各上司释放为尼，因而包占。又掖臣横行江宁城中，鞭责满洲，破面流血，闹至总督公署，赔礼保放。又掖臣坐大桥，列棍扇，说人情，纳贿赂，掣肘各官，俱敢怒而不敢言。……二、赵延先系陈名夏契交，名夏署吏部尚书时，徇私骤升，科臣郭一鹗言吏部升官，迟速不一，疏指延先为证。延先历任日月，一鹗察记未详，多开两月，后自检举，名夏怀恨，欲处一鹗。刘正宗云：赵延先历任日月，若以多作少，一鹗有罪，今以少误多，一鹗何罪!名夏闻言生嗔，语侵正宗，正宗不平，当众写本，欲参名夏，众劝乃止。(另有庇护姻亲浙江道史儒纲、吏科魏象枢等事)……臣痛思人臣贪酷犯科，国家癣疥之疾，不足忧也，惟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患莫大焉。陈名夏奸乱日甚，党局日成，人鉴张瑄而莫敢声言，臣舍残躯以报答圣主，伏乞皇上将臣本发大臣确审具奏，法断施行，则奸党除而国家治安矣。”《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1—9页。
　　世祖阅疏，降旨批示说：“这所参事情，著内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会同逐疑详问，从重议罪具奏。”《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9页。
　　帝旨倾向性十分明确，已断定宁完我所参诸疑皆是事实，谕令群臣将陈名夏“从重议罪具奏”，群臣当然会遵旨而行。于是，吏部等衙门“会鞫大学士宁完我劾奏陈名夏诸疑，俱实。陈名夏论斩，家产籍没，妻子流徙盛京”。帝命议政王、议政贝勒、议政大臣核议。三月十一日，议政王承泽亲王硕塞等议奏：“陈名夏情罪重大，仍应论斩，妻子家产分散为奴。伊子陈掖臣，提到另行审结。”帝降旨批示：“陈名夏所犯之罪实大，理应处斩，但念久任近密，不忍肆之于市，著处绞。妻子家庭，免分散为奴。余依议。”《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14页。不久，将陈掖臣逮解至京，杖戍。《清史列传》第79卷，《陈名夏传》。
　　以上《清世祖实录》关于陈名夏一案之记述，有两个至关要紧的问题，使人不得不存有疑问。一系它写道，吏部等衙门奉旨会谳后奏称：“宁完我劾奏陈名夏诸疑，俱实。”即所劾诸罪，俱有证据，可见陈名夏诸罪皆是事实。但是《清史列传》第79卷《陈名夏传》却就此事载称：“名夏辩诸疑皆虚，惟留发、复衣冠，所言属实。完我复与大学士刘正宗共证名夏揽权市恩欺罔罪，谳成，论斩。”《清史稿》第二百四十五卷《陈名夏传》亦写道：“名夏辨诸疑皆虚，惟留发复衣冠，实有其语。完我与正宗共证名夏诸罪状皆实，谳成、论斩。”《传》、《稿》与《实录》的记载，显然大有区别，按《清史列传》与《清史稿》的记载，陈名夏之诸项罪状，没有物证，只有人证，而且人证只有一名大学士刘正宗，再加上原告人宁完我，一告一证，就给陈名夏定上了、定实了原告人告陈诸罪，这样的“鞫实”，实系鞫而未实，故《清史稿》第二百四十五卷之“论”讲道：“正宗倾名夏。”
　　另一令人怀疑的是，三年多以前，即顺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外转御史张煊曾疏劾当时任吏部尚书的陈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共有“十罪两不法”。其疏所劾陈名夏十罪有：谄事睿王，及王事败，反卸过于启心郎宁古里；名夏之父为民杀死，蒙恩赐银归葬，陈却急于揽权，草率葬埋；特疏起用因荐举贼人而被黜之李元鼎；越升姻亲黄徽胤为太仆寺卿，私庇同乡同姓，升七品编修陈之遴为宗伯；超升段国璋为太常寺卿；把持计典，曲意保全被劾之门生江南督学御史李嵩阳；庇护同乡同年左都御史徐起元；力主优恤革职侍郎孙之獬；与富商牛射斗联姻，岁索数千金。两不法为：专擅威福，批降本应援赦免议之太常少卿龚鼎孳；将援赦免议之御史崔士俊批降外府推官。此疏还言及陈名夏与洪承畴、陈之遴于火神庙屏左右密议。《清世祖实录》第57卷第12页。
　　此时，顺治帝福临出狩在外，一切政事暂委巽亲王满达海，“王集诸王大臣，逐件审实，遂将名夏、承畴羁之别所，拨兵看守，以事关重大，驰使奏闻”。满洲吏部尚书一等公谭泰袒护名夏，在帝回京谕命王贝勒贝子公侯暨众大臣“质审廷议”之时，“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务欲杀张煊以塞言路”。众人迫于其势，遂作出结论说：“诸疑多属赦前，且有不实，煊向为御史不言，今言于外转之后，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张煊应论死，名夏等免议。”奏入，帝从其议。《清世祖实录》第57卷第12页，第62卷第4页。
　　过了半年多，顺治九年正月初十，世祖福临谕告内三院说：处死谭泰后，想起张煊一案，疑其死有冤枉，故令陈名夏、洪承畴复发与郑亲王济尔哈朗、承泽亲王硕塞及内院、刑部大臣再次审理。“承畴招对俱实。独名夏厉声强辩，闪烁其词，及诘问词穷，乃哭诉投诚之功，朕始知名夏为辗转狡诈之小人也，名夏罪实难逭。但朕有前旨，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若仍执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将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禄仍旧，发正黄旗汉军下，同闲散官随朝”。张煊著厚加恤典，以其子任其父之官，仍加二级。《清世祖实录》第62卷第5页。
　　将张煊劾陈名夏与宁完我参陈名夏相比较，便可发现两案之间，差别很大。其一，两案审实之情不一。张煊所劾，有证有据，俱是事实，陈名夏亦“诘问词穷”，而哭诉投诚之功，以求免死，可见其劾确是事实。但是，宁完我所劾诸疑，仅一人证，名夏除“留发复衣冠”之言外，其他诸罪一概否认，因而也难定死落实。其二，两案处罚之法悬殊。三年多前陈名夏确实犯有“结党行私，铨选不公”之罪，但帝只令其解内三院大学士之任，“官品俸禄”仍旧。到九年十二月末，帝宴内大臣、大学士、汉尚书、侍卫于中和殿时，又“赐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等人朝服各一袭，“谕曰：尔等皆朕倚任大臣，若能洁己奉公，属员自当效法，倘贪黩相尚，必至颠倒是非，不但公论不容，抑且国法难宥，尔等其思之”。《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31页。过了十天，顺治十年正月初十，帝即谕调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洪承畴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以陈名夏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至此，对陈名夏之处罚，已完全取消了，而宁完我劾陈名夏，却使陈遭受大祸，陈名夏成了入关以来第一个被处以死刑的汉大学士，惩罚何等之重！
　　为什么顺治帝福临会在罪证缺乏的情形下，要将曾经为己赏识、倚任的能相陈名夏下谕绞死?原因固然很多，但看起来主要决定于三个因素。其一，才高党众祸由自取。这从陈名夏十年来在政局中的表现，反映得十分清楚。陈名夏乃江南溧阳人，才华横溢，明崇祯十六年中进士，任翰林院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十七年三月降于大顺军李自成，南明福王时被定入“从贼案”。清顺治二年七月，陈名夏至大名投诚。由保定巡抚王文奎疏荐，复其原官。名夏入谒睿王，请睿王即位称帝，睿王虽拒其请，但赏识其人，立擢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时清兵下江南，九卿科道议南京设官因革裁并事，众说纷纭，不能定议。名夏奏称：“国家定鼎神京，居北制南，不当如前朝称都会，宜去京之名”，“设官如诸行省”。摄政王盛赞其说，议遂定。顺治五年初设六部汉尚书时，即授名夏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此时距其中进士之日，仅有五年，可见其超迁之快，更可见其之才干为摄政王欣赏和重视。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摄政王多尔衮卒，二十六日帝谕议政王大臣推选吏刑工三部满尚书时，议准以原征南大将军、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为吏部尚书。谭泰为帝倚任，擅权专政，名夏“党附”谭泰，受其信任，因此，这位曾向睿王劝进理应定为睿王党羽遭受惩处之人，竟不仅无罪，官居原职，且执掌铨选之权，“揣摩执政意旨，越格滥用匪人，以迎合固宠”，又成了谭泰的大红人，于顺治八年七月升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八月谭泰被诛，九年正月名夏以党附谭泰“乱政”，被革任，但仍保留大学士之官品俸禄，十年正月初十又入内院，担任内秘书院大学士，且在本月皇上多次来到内院时，与其他大学士一道，受帝召对，一再陈奏。正月三十日，世祖还特命学士图海召陈名夏至，君臣二人畅议治国之道，名夏奏述，甚称帝旨。这一天，可以说是陈名夏最光荣、最显赫之日，其余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额色黑、陈之遴等五位大学士，皆闲置于旁，唯他一人独蒙帝宠。然而，福兮祸所伏，他复入内院仅有二十天，便压倒群相，独蒙长问，旁人能不生妒?他自己也不禁会忘乎所以，旧病复发，结党营私，重登南党领袖宝座，以致在十年四月会议任珍案时，敢于聚集二十七名汉大学士、尚书、都御史、侍郎、御史、科臣单持一议，与刑部、满洲大臣遵循帝意而作出的拟议相对峙，怎能免祸!其二，南北相争，党派倾轧。自顺治元年以来，汉官之中，形成了南北二党，北党以顺天府人故明大学士阉党“名人”冯铨为首，他谄事睿王，大力荐举阉党余孽和直隶、山东、山西等省的旧官，顺治二年遭言官猛烈抨击，被睿王庇护，始免惩处。南党以陈名夏为首，他支持原东林党人及江南文人，与冯铨等争斗，金之俊、陈之遴，以及龚鼎孳，皆常与陈名夏共同行动。顺治帝亲政后，于八年闰二月亲自甄别大臣时，严斥冯铨“私得叛逆姜贿赂，殊失大臣之体”，七年以来，毫无建白，著令致仕。礼部尚书李若琳，“阴险专擅，与冯铨交结亲密，朋比为奸”，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12、13页。北党势力一时剧衰。然而，顺治十年三月二十一日，世祖福临却又谕内三院说：“国家用人，使功不如使过。原任大学士冯铨素有才学，召入内院办事，数年以来，未见有所建白，且经物议，是以令其致仕回籍。朕思冯铨原无显过，且博洽故典，谙练政事，朕方求贤图治，特命起用，以观自新，谕到之日，即速赴京。尔内院即传与吏部遵行。”③④《清世祖实录》第73卷第7、8页；第11页；第11页。过了六天，三月二十七日，帝幸内院，召冯铨入见，问铨年岁几何、某科进士及历升官品。第二天，即下诏命冯铨仍以原弘文院大学士职办事。③就是这位前明阉党，在三月二十七日晚上皇上召见洪承畴、范文程、额色黑、陈名夏四位大学士及他入宫时，当帝论及翰林官是否贤良时说：“朕于翰林官，躬亲考试，文之优劣毕见，可以定其高下矣。”冯铨却立即奏称：“皇上简用贤才，亦不宜止论其文，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今兹考试，亦不可止取其文之优者而用之，文行优长办事有能者，兼而用之可也。”帝言：“铨之言是。”④冯铨看来是对南党恨之入骨，故一有时机，立即诋毁南人。
　　过了八天，内三院、九卿、科道奉旨会议陈名夏等二十八名汉官议处任珍时独持异议之罪，冯铨力主从重从严惩治，遂拟议论斩，帝“欲从宽”。冯铨奏对时仍坚主斩杀，大违帝意。史称：“上欲从宽，铨奏对失旨。越数日，上责令回奏，且谕曰：尔冯铨曩不孚众论，废置业已三载，以尔才堪办事，不念前愆，特行起用，以期更新。自召至以来，谠论未闻，私心已露。如前日面议陈名夏等一事，尔之所对，岂实心忠良之言耶?况尔密勿大臣，今议一事如此，后来用人行政，将何依赖?铨乃上疏请罪。谕曰：上有所询，直言无隐，臣道当然。冯铨与陈名夏素相矛盾，朕所习知。因言不合理，是以有责问之旨。今冯铨既已知罪，再观自新，仍照旧办事。以后诸臣有如此怀私修怨不公不平者，急宜改省”。《清史列传》第79卷，《冯铨传》。
　　冯铨猛攻陈名夏，其党羽亦必争相附和，群起劾奏，刘正宗即系在致死陈名夏过程中起了严重恶劣影响之人。刘正宗，山东安丘人，明崇祯进士，自推官授编修，福王时授中允，顺治二年以荐起国史院编修，累迁秘书院学士，十年三月冯铨复起为大学士，五月刘正宗升任吏部左侍郎，闰六月再升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十一月又加太子太保且管吏部尚书，半年内一步登天，成了位极人臣的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此人“器量狭隘”，“性质暴戾”，“持论褊私，处事执谬”。他依靠冯铨，力争帝宠，当然视陈名夏为眼中钉，且曾遭陈嗔斥，遇有机会，势必倾害名夏。
　　当然，只凭冯铨与刘正宗，是扳不倒陈名夏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宁完我。宁完我，乃辽阳人，无功名，天命时被俘为奴，隶属于萨哈廉贝勒家下，天聪三年被太宗擢入文馆，脱其奴籍。宁完我颇有见识，遇事敢言，久预机务，甚受帝宠信，累晋世职至二等甲喇章京，赐庄田奴仆，但他喜酒爱赌，屡犯不改，于天聪十年被削世职，仍隶萨哈廉贝勒家为奴。顺治元年世祖入关，起其为学士，二年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十年三月调内国史院大学士，四月谕命其班位禄秩照满洲大学士例，十一年二月又授议政大臣。宁完我本性骄狂，目中无人，但因迭遭挫折，由官而奴又由奴而官，因此强自克制，“十年间忍性缄口，不复作狂吠之犬”，但对陈名夏之痛恨，却与日俱增，因此，一当圣宠有加，既“录入满官之例”，又于万寿圣节日“同内大臣召入深宫，亲赐御酒”，便感良机已至，故特上长疏，痛诋名夏，罗织罪状，务必置其于死地。因此，无形中形成了宁完我、冯铨、刘正宗共攻陈名夏的小集团，从而掀起了轩然大波。
　　然而，仅只是这三人本身的影响，并不足以抵消陈名夏在帝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仅只是论证陈名夏结党营私，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皇上早知汉臣中有南党北党之分，早就训诫过包括陈名夏、冯铨在内的汉臣，责劝他们不要党同伐异，只靠这一条，也打不倒陈名夏。宁完我到底不愧为三朝老臣，尽管他虽然身在满洲中三十来年还“不熟满语”，但对皇上及满洲贵族之喜恶爱憎却了如指掌，透彻见底。他积二十年从政经验，反复思考，最后选准了陈名夏的致命处和皇上最为痛恨之事，即“留发复衣冠”，来猛攻名夏。宁完我劾奏陈名夏之疏十分特别，前所未有。一般劾疏，不是言其结党营私，便是参其贪赃枉法，或是弹其包藏祸心图谋篡位，但宁完我此疏，却一开始就大讲发式服饰，以此作为陈名夏倾国谋乱的主要证据，说什么陈名夏“痛恨我朝发，鄙陋我国衣冠”，以“留头发，复衣冠”来“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计弱我国”。讲了一大段此事后，才具体罗列其“结党奸宄事迹”。这种表述方式，有清仅此一件，看似不伦不类，实则打中了名夏要害，打动了皇上，使皇上顿改前衷，突然从倚任信用陈名夏，转变为恨其不忠，必欲立除。
　　其实，陈名夏所说“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应是至理名言。十年前，清军于顺治元年四月大败李自成部农民军入山海关后，到顺治二年五月下江南，基本上是一帆风顺，很少被阻。广大兵民痛恨明末诸帝的倒行逆施，横征暴敛，草菅人命，骄奢淫逸，早就不存拥明复明之意，各地州县纷纷望风投降。眼看即将顺利迅速统一全国，不料摄政王多尔衮却胜利冲昏头脑，改变了关于不令发的明智决定。他曾于顺治元年五月初三，即进入北京的第二天，谕令官民发易服，“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如不发，则“是有狐疑观望之意”。但因汉人反对，他于同月二十四日又下谕停止发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清世祖实录》第5卷第2、3、10页。同年七月他又批示：“目下急剿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日特旨简用各官，都且照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谢恩莅事。”衣冠服制也仍暂时因循明制。这样一来，汉官汉民心方安定，“闻俱免剃头之谕，军民欢呼”。但是，一到顺治二年五月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攻下南京，擒获南明弘光帝，多尔衮立即以帝名义下令厉行发，宣布限十日内“尽令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有复为此事读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清世祖实录》第17卷第8页。就是这个“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一下，使“东南郡邑，一时帖然，犹若不知有鼎革之事者”的形势，骤然改变，使“前朝孤臣义士”和平民百姓“纷纷四起”，一时逐县令，起义兵，抗清烽火燃遍全国，使清政府统一全国的计划推迟了十来年。直到宁完我弹劾陈名夏之时，由发令引起的抗清战争仍在进行，清定南王孔有德、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相继在四个月内兵败丧命。
　　陈名夏正是深刻地看出了以发易服为标志的民族压迫政策，已经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而且还会继续产生恶劣影响，才从忠于朝廷的立场，而想在适当时机奏明皇上，予以改变，以便统一全国，安定民心，巩固大清王朝。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倾心汉化，征询汉官治国之道，欲图大有作为的顺治皇帝福临，决不可能改变自太祖太宗以来的祖制，他的进步、汉化、开明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他的“满汉一体”是必须服从于“首崇满洲”基本国策的，他绝对不可能废除体现君威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制度和政策。而且这位年轻君主，性格暴躁，好冲动，极不冷静，既“能听受他人底忠告，然而也能容易受恶势力的影响”，一怒之下，可以完全不顾一切地行事。宁完我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大讲特讲“留发复衣冠”之事，果然把皇上激怒了，谕将陈名夏从重惩办，予以绞死。
　　陈名夏固然有错有过，也的确在结党营私，其品质气节更为恶劣，既背明降清，又一媚睿王，再谄谭泰，三邀宠于福临，死不足惜，但他不死于为非作歹之过，不诛于朝秦暮楚政治风云变幻之时，而丧命于欲图安民定国效忠朝廷之良策，惨败在北党手下。被定成“阴谋潜移”的大清奸臣，恐怕他是至死也不会瞑目的。
　　顺治帝福临于十一年三月十一日降旨绞死陈名夏后，余怒未消，过了七天，三月十八日，他又降谕都察院科道等官，斥责言官惧怯溺职庇护陈名夏等奸人说：“陈名夏奸恶事情，尔等明知，向来惧怯不言，已属溺职，及至面诘勒令回奏，皆云虽有风闻，未得实据。朕在深宫，尚且洞悉，尔等职司耳目，何得懵无见闻，明系知而不言，相率欺蔽，人臣为国为君，忠爱之道，岂宜如此。今陈名夏已经正法，尔等言官，薄加降惩，聊示惩戒，以后务宜痛改前过，从善去邪，知无不言，言无不实，庶使壬屏迹，中外肃清，副朕求言图治之意。若仍前畏忌，缄默苟容，颠倒黑白，徇私报怨，明知奸恶，庇护党类不肯纠参，而诬陷良善，驱除异己，蔽塞主聪，混淆国是，复蹈明末陋习，误国负君，惟尔等之咎，定行重治，决不再宽。”《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16、17页。
　　福临此谕，本想借处死陈名夏来纠正或革除党争旧习，不料言官错误领会主旨，认为是要穷追陈党，有的北党人员原本存有旧怨，借此机会狠击南党，因此一时上疏，大攻陈名夏的友朋亲好，言路大乱。帝览之后，十分恼怒，立于五月十四日降谕斥责，予以纠正。他谕告都察院科道等官说：“朕览近日言官纠参章疏，都牵连陈名夏，或曰名夏亲戚，或曰名夏党羽，似此纷纭，举朝几无善类矣。尔等言官，既有真见，何不言于名夏未发觉之前，乃因已经正法辙吹求无已，成何政体，殊非朕虚怀纳谏之意。以后论人论事，只许指实直言，不许再借陈名夏亲戚党羽进奏，如有违犯者，定行重治，必不轻恕。”《清世祖实录》第83卷第6页。
　　陈名夏之案从法律上在官场上虽告一段落，但对此案的评论并未结束，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件冤案，尽管陈名夏本人之气节品质作风不值一谈，但他之被这样惩处，却是不公正的。著名历史学家谈迁在陈名夏绞死时，正在北京，他在其所著的《北游录》中，写了《陈名夏》这一专条，记述和评论此事，论述此案之因和陈被绞的缘故。虽然谈迁心向故明，常在自己著作上署名为“江左遗民”，对陈名夏不会有好感，但也认为陈乃冤死。现摘录此条部分内容如下：“……已晋尚书入内院，摄政王甚任之，强力敢任。辛卯夏，坐累，幸得解复职。是冬，又坐累，壬辰正月隶正黄旗。正黄旗者，天子之亲军也，知国族侧目，故携从纡祸□□□(顺治十年)复相，北人隐忌而无以发。癸巳四月，甄别词林，颇出其意。时给千五百，治宅皇城内。时议用师西南，求出镇，不允，以洪承畴往。甲午正月(顺治十一年)，总督陕西阙，又欲往不果，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虽宁完我、冯铨同位，不相能。往者铨获罪，廷讯折之，曰：老先生毋多言，其谕旨出名夏。前名夏遣谕出完我。各隐械以俟。二月，宁进议政大臣，识者为名夏危之。上尝出先朝冠服示内院，众称善，实尝之也。三月朔，宁列名夏十二罪，谓复冠服改诏旨纵子通贿等事。明日午刻，上自讯名夏，抗辩不屈。是日，遍召群臣，名夏未知其故忽上临内院，侍臣读昨奏，名夏即条对。上弥怒，即欲辩，何不待宣讫也，遂令九卿听于左阙门。诸臣环坐，名夏跽对，完我叱之，连逮班役二人苍头二人，名夏遂宿直会。又明日复讯。……诘朝又讯，上自登午门楼望之，诸臣不诘，名夏词不屈，刑科右给事中怀宁刘佘谟、御史陈秉彝独为申理，上适见，召佘谟登楼诘之，上怒其亢，夺职。……至(三月)十日，诸王及大臣讯于内殿。明日复讯。又明日申刻有旨，使者挟之马上，问何往，曰门上。名夏谓收系也，曰以铁索来，使者曰否否。名夏知不测，马上顾其客柳生曰：我色竟不动也。过天主堂前，值汤若望班役，呼之曰：汝主在否?曰：出。曰：我行矣，度此后不复相见，我直含笑任之耳。至宣武门内之灵官庙，弓弦绞死，临祸并无一言。……名夏故善索尼伯，时适外出，死之夕，索尼伯至，或日乘其外也。名夏才气肮脏，好为名高，有志经济，性锐虑疏，虽多推荐，人不见德。在吏部时，权归满人，稍执论，亦不能展布，其力所得，曰我任之，其力所不能得，曰吾意无少私也。其事类如此。语人辄露微指，如植花木日向南者终佳，所推毂南人甚众，取忌于北。安邱刘正宗同在吏部，名夏以词林后进凌其上，益贾怨相同。冯铨荐梁清远，范文程荐黄志遴，宁完我荐法若真，若真不报，途以次选，而吕宫且超拜政府矣。甲午二月，选中翰十八人，内院分阅，宁完我取三卷，及互阅，名夏俱抹去，或宁为婉解，名夏勃然曰：文字我岂不识也。完我于满人负之望，憾益次骨，不浃旬而难作。……王炳衮外转□督粮参政，别名夏。名夏曰：才如君而外之，良诎，行内召关，毋虞也。廷讯时，名夏云：不见一人，不受一钱。刘正宗诃曰：若不见一人，何见王炳衮絮语也。名夏子掖臣，年少跅弛，流涉色货，驰捕之，簿录其家，田九百亩，银七百金。掖臣逮之，名夏已不幸，上心知其冤，宥死，杖四十，流满洲，名夏妇强氏隶京师，归其田租。而完我别摘名夏南党四十一人，录御前，赖上不问，朝士始席矣。是冬，上在南海子语冯铨曰：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铨曰：陈某于举业似所长，余亦易见。上不应，徐曰：陈名夏终好。自是铨不复有言”。
　　谈迁的评述，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可见陈名夏之死于南北党争和宁完我、刘正宗之阴谋，并非其对清帝不忠扰乱国事。
　　陈名夏虽死，南北党争并未结束，各有损伤。顺治十三年二月三月，大学士陈之遴以结党营私遭帝训斥和言官劾参，陈的奉旨回奏疏中有“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等语，帝益不悦，谕吏部严察议奏。部拟革职永不叙用，帝降旨批示：陈之遴“任意结党营私，大负朕恩”，本当罢斥，念其已擢至大臣，“著以原官发盛京地方居住”。顺治十五年又以其贿结内监吴良辅，夺官籍没，流徙盛京，后死于徙所。《清世祖实录》第98卷第15、20页，第99卷第3、4、11页；《清史列传》第79卷，《陈之遴传》。大学士冯铨于顺治十三年被帝“以铨衰老”为辞，加太保致仕，十六年才再行起用，仍入内阁办事。大学士刘正宗以器量狭隘，廷议之时，辄以己意为是，遭帝降旨严饬，被言官劾其犯有阴险欺罔等罪，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刑部提问，最后于顺治十七年十一月被定上罪状十一条，议绞，帝斥其“性质暴戾，器量褊浅，持论矫激偏私”，“罪过滋大”，命革职，籍没家产一半入旗，不许回籍。《清世祖实录》第136卷第13—20页，第142卷第5—13页。
　　顺治帝又一再谕诫汉臣革除结党弊习。他曾于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对汉大学士、翰林、部院尚书、侍郎及言官大讲朋党之害说：“今人多结朋党，究其结党之意，不过互相攀援，以求贵耳，若然，是有损而无益也。朕常为党人思之，既恐党类之不合，复恐声名之不闻，与往来周旋之不至，又恐事发祸随，或被人举首，戚戚若此，何若为国为君效忠，安受富贵之为荣乎。纵使党羽已成，及陷诛戮，孰能庇免?即如诛陈名夏、黜龚鼎孳时，其党曾有一人出而救之，或分受其过者乎?且多有因而下石者。是名为朋党，而徒受党之害也，审乎此，则何不寝其朋谋而尽力于国家耶?……朕观宋明亡国，悉由朋党。其时学者以程颐、苏轼为圣贤，程颐、苏轼非党，则蜀洛之名何由而生，嗣后各树门户，相倾相轧，宋之亡，实兆于此”。《清世祖实录》第98卷第15、16页。
　　尽管汉官之中的一些人分为南党北党，常相倾轧，有时还各引满洲大臣为援，终顺治一朝，争端时起，然而由于主宰国政者并非汉大学士和汉九卿，而是在清帝主持下之满洲王公贵族大臣，军国大权牢固掌握在皇上及议政王、贝勒、大臣之手(六部满尚书和八旗满洲都统，皆系议政大臣)，故汉官之中的党争，并不是影响政局的主要因素，相反，满汉之争倒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少年天子福临也对此更加注意，亲为裁处。顺治十七年有关巡按派停之争论，就是满汉相争的一个重大事件。
　　四、巡按派停满汉再次激争.
　　顺治十七年(1660)六至九月，满汉之间就巡按停派与否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再次显示了清政府内部满官汉臣的力量对比和见解分歧的原因与实质。
　　顺治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户部遵谕条奏裁兵汰冗以弥缺额国赋时提出，除裁减江南等省绿营兵外，“其在京各衙门官役匠役，亦应敕各该衙门确查裁汰”。帝命各该衙门议奏。《清世祖实录》第136卷第22页。
　　六月二十二日都察院奏称：“直隶各省自差巡方以来，未能即致地方宁谧，民生安遂，每年一遣，诚觉徒劳，请停止巡方之差，俟二三年后，选择重臣差往巡察。”帝谕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④《清世祖实录》第137卷第11、12页；第18、19页。
　　过了六天，六月二十八日，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复都察院之疏时奏称：“每年差遣巡方，实属劳民，议停议裁，应悉如所请。”按照一般习惯，此奏基本上会被皇上采纳批示依议，不料这次世祖却降旨说：“御史停差，关系甚大，仍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九卿、科道确议具奏。”④七月十四日，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御史停差之事，议政王安亲王岳乐等满洲王公大臣单持一议，奏称应停派巡按说：“连年轮差御史，贪官未见止息，民困未见全纾，盗贼未见消弭，地方未见安堵，往返迎送，靡费徒多。除在京各差应留外，在外各差应照原题停止，其巡按事务应如十年例，归并巡抚，俟二三年后，该衙门题请特差能干官员巡视各省，督抚有贪赃不法者，所差官即指实纠参。”②③④《清世祖实录》第138卷第7页；第8页；第8页；第17页。
　　吏部侍郎石中等汉官另持一议，奏称应仍遣派巡按说：“巡方事关重大，向因所差非人，考核未当，故屡经议裁，后以职任烦巨，非督抚所能代摄，故旋裁旋复。今因劳民，复议停止，但恐停差之后，督抚无人互纠，钦件无人互审。又一应访拿清查等事，必待按臣亲身巡历，且盐茶二差，专管钱粮，督抚兼理，多有未便。又各省内或有抚无督者，更难责成一人。似宜仍旧令都察院慎选差遣，严加考核，并不时察访纠劾，以实图察吏安民。”②满臣汉官各持一议，针锋相对。帝览疏后降旨：“巡方应停应留，必众议佥同，乃可永为定制。二议各持所见，何者实为有益，未见详确，事关重大，满汉不得谬执成见，务求归于至当，著公同再加详议，画一具奏。”③七月二十七日，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遵旨议奏巡按是否停派之事，主张停遣御史巡方，满臣汉官皆在此议之疏上签名画题，表示一致赞同。此疏称：御史巡方，每年轮遣，该地作奸之辈，预知应差班次，方未出京时，即有嘱托行贿等弊，出京之后，颠倒贤否，草率塞责，势有难免，吏治不清，民生无益。至各省料理钱粮，自有布政使，刑名则有按察使，总理兵马各项事务，自有督抚。且督抚纠劾审拟之事，必经部院复核，方行结案，在督抚亦可互纠，在部院又有甄别督抚功过，以示劝惩之法。巡按各差，均应停止，以其事务归并督抚，俟二三年后，特遣官巡视，庶作奸者不能预知，而嘱托行贿之弊，可以杜绝，如督抚有不法事，所遣官即指实纠参。帝批准此议。④顺治帝福临是否因为国务繁忙身体虚弱或爱妃董鄂氏有病，而精力不济，看疏粗略，因而对此事的决定，过于草率。首先，议处事件，尤其是这类“事关重大”之议拟，当然要求恰当允妥，有利无弊，或利多弊少，特别是出现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更要仔细思考分析，何议较好，何议欠妥，最好是权衡两议之利弊，剖析两议之短长，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在某一较好之议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更为稳妥之议。福临对巡按之停否，未作这样细致的考虑。
　　其次，几天前，满臣汉官还各持一议，各列其议之理由和根据，为什么这次满汉臣僚又突然异口同声，共赞一议?且此次之议，并非前次满议汉议之综合，而是满议的再版和补充，为什么汉臣前次要与满官相异，另持一议，为什么事过几天之后他们又顿改初衷，放弃原议，完全赞同满臣之旧议?是经过探索讨论之后豁然开朗，认识到满议之正确允妥，而心悦诚服，放弃前议，还是迫于满洲王公大臣之威，而噤若寒蝉，不敢争论，被迫画名赞同?福临怎不细思此事有无蹊跷?再次，巡按派停之争，不始于今日，亲政前、亲政后皆是时派时停，而且都是满洲王公大臣主停，汉臣主派，这是为什么?此次之争，又是六七年前情景的再现。顺治十年五月，议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称：“各省巡按，为察吏安民之官，近者多受属员献媚，参劾无闻，应将巡按概行停止。”帝从其议，一直过了两年，才在汉官林起龙的奏请下，恢复御史巡方之制，重派巡按前往各省。《清世祖实录》第75卷第8页。时距四五年，又出现巡按是否应派应停之争，又是满汉各持一议，原因为何?顺治帝很可能没有深思此争之原因，仅只看到满洲王公大臣和汉官遵照自己诉颁“满汉不得谬执成见”之谕，而共同上议，一致主停，遂批准其议，这是颇为不妥的。于是就发生了御史直言会议不公的事件。
　　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即议准停遣巡按之后十来天，陕西道试监察御史陆光旭呈上长疏，力言满汉官员会议巡按之事时，满洲王公大臣排斥异议，迫胁汉臣赞同停派巡按之满议。现将其疏摘录如下：“臣窃见近者两次所议停止巡方一事，奉旨：巡方应停应留，必众议会同，乃可永为定议，二议各持所见，何者实为有益，未见详确，……著公同再加详议画一具奏。……臣意会议诸臣必当仰体睿裁，虚公商剂，或停或留，务求有利国家至当不移而后已。乃于会议之时，主前议者，升堂入室，安坐从容，主后议者，惟听侍于二门之外，及至发出画题，而议稿已成，盈廷嗫嚅不敢为异，即有二三廷臣，因公持议，亦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唯出而吁嗟叹息而已。是皇上曰众议，而诸臣出于独断，皇上曰佥同，而诸臣出于一偏，皇上曰不得胶执成见，而诸臣之胶执愈甚，成见更坚。夫巡方一官何足惜，我皇上于一切重大事情，无不凭诸臣之会议，倘事事如此，擅专者罔顾国是而快偏私，唯诺者甘徇情面而负君父，则天下事尚可言哉！臣计今大小诸臣，内之所不便者惟言官，外之所不便者惟巡方，有言官而大奸大恶得以上闻，有巡方而污吏贪官不时参处，其为邪刺目者，固非一朝夕矣。而诸臣必欲去之，当必有故，臣亦何敢深论。但今时犹多故，九重宵旰弥殷，在外所借以戮力封疆，抚绥弭戢者，惟抚按是赖，督臣总其要而已。今一去之后，督抚无人互纠，贪墨无人参劾，钦件无人审理，以及赃赎之无实贮，民隐之难上通，利弊之无兴革，豪蠹之肆昼行，皆可不论，只今伏莽未靖，饥荒载道，兵旅繁兴，军需孔亟，抚臣专驻省中，谁为佐其不逮，而分猷合算，亲咨利病，而密陈机宜，是实关天下之安危，杞人之忧，不得不念及此也。况朝廷之设官非一，而独巡方一职，设而屡停，停而屡复，停者无不由于下议，复者无不出于睿裁，是皇上早已洞见，诸臣之议，或偏或公，皆在睿鉴中矣！如以人有不肖，则当去其人，何必并去其官。如以法有不善，则当更其法，何可并废其事。如以贿赂可言也，则贪如卢慎言，未尝漏网，如以情面可通也，则贵如耿，亦未尝容隐。若以其人未必皆贤而去之，则督抚亦有不肖，方面不乏贪污，有司时多败类，将尽天下之官而停之乎！臣以台臣而言巡方，迹涉嫌疑，然因避嫌疑之迹，而不顾国是之有关，遂隐忍不敢言，身谋虽善，而负国之罪更大矣。伏愿皇上于军国重情，用人行政，关系民社，例应会议者，悉召满汉诸臣于御前，令其各抒所见，互相质正，可否一听于宸断，庶几天威在上，私议难徇，确见良策，可以自展，则真是真非，自有一定之权衡，其所关于国计非浅鲜矣！”《清世祖实录》第139卷第9—12页。
　　陆光旭此疏写得很好，也很大胆，关系重大，风险亦不小，至少有四个问题显示得十分明白。第一，御史巡方，于国于民有利，不能停撤。有巡按，可纠察污吏贪官，劾参不法督抚，审理钦件，上通民隐，兴利革弊，亲咨利病，密奏机宜，抚绥黎民，安定封疆，“实关天下安危”。因此，它也遭“邪刺目”，屡次议停巡方，其中别有缘故。
　　第二，所谓会议，议政王、贝勒、大臣与九卿、科道的会议，名为会议，实系专议，一以议政王、议政贝勒、议政大臣以及九卿中之满官意旨为定，汉臣不敢异议，汉官必须附和满议，有会议之名，而无会议之实，形成“皇上曰众议，而诸臣(满洲王公大臣)出于独断”，照此下去，“则天下事尚可言哉”！对满洲王公大臣独断专行，及其轻视、排斥汉臣，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第三，今后对“军国重情，用人行政，关系民社，例应会议者”，皆须满汉诸臣于帝前“各抒所见，互相质正”，或可或否，皆“一听于宸断”，以便“私议难徇，确见良策，可以自展”，“真是真非，自有一定之权衡”，关系国计甚大矣。陆光旭的这一要求，形式上是尊崇君主，抬高帝威，军国大事由帝乾纲独断，革除满洲王公大臣专擅朝政的积习，但实质上却道出了广大汉臣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却又不敢陈述的最大愿望，即变重满轻汉以满为主的传统，改为真正的满汉一体甚至汉重于满。因为，虽然在帝面前满臣汉官皆可“各抒所见，互相质正”，但满洲王公大臣在治国理政上哪有汉臣之才干和经验，尤其是一有争论，他们怎能像汉臣那样旁征博引，既录述孔孟程朱大圣先贤之经典，又援前朝成百上千法令条例案证，结果自然显得汉臣之议更为允妥。特别是在清初下五旗亲王、郡王、贝勒仍有很大权力的条件下，他们要保持祖制——八旗制度所赋予他们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权，要求维护王权，而不是尊君抑王，恰与皇上的根本利益相矛盾，也和汉臣所依据的儒法之学“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背道而驰，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皇帝与汉臣是一致的。因此，在大多数场合下，皇上比较容易能听得进汉臣之议，按汉臣所议裁决诸事。这样一来，“首崇满洲”便会落空，“满汉一体”便能真正体现，甚至是汉重于满。
　　第四，陆光旭胆识过人，勇于直言，十分冒险。陆光旭仅只是一个小小七品的陕西道试监察御史，居然敢于说汉大学士、二品尚书、三品侍郎所不敢讲的话，居然敢对经过满洲王公大臣议定皇上批准之停派巡方的决定提出异议，而且还揭示了满洲王公大臣独断专行，排斥汉臣的行为，批评他们不顾国家黎民之利而“快偏私”，并要求革此弊习，真正做到满汉各抒所见满汉公议，扩大汉官权势和影响，实际上矛头对准了行之二十余年的议政王大臣议处国政的制度。确可算是胆大于天又卓有见识。然而，其危险之大，也可想见，得罪了满洲王爷、贝勒爷和公爷，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至少也葬送了前程，不能官居显位了。结果正是如此。
　　世祖福临读过陆光旭奏疏后，很可能为其议论说服，故于当日(八月十二日)即降旨责令议政王大臣回奏说：“此奏内事情，著前议诸人明白回奏。”②《清世祖实录》第139卷第12页；第15页。
　　过了四天，八月十六日，他就巡按派停与否之事，下达了倾向性很明显的谕旨。他谕告吏部说：御史巡方，近以靡费劳民，纷纷条奏，已经会议停止。但思巡方一官，本朝设立已久，屡行停止。旋即复差，盖因其职掌察吏安民，厘奸剔弊，关系甚巨，若归并督抚，果能偏行巡察，综核周详，自于地方有裨。倘以职掌繁巨，不能亲巡详察，致有贻误，巡方既停，则贪官蠹役无所忌惮，恣肆作奸，其为民害，岂不更甚。巡方中若有一人不肖，所关止于一方，自有严法处分，其余岂尽无益，概行停止，是否妥确，应停应留，何者实为有益，并向来复差缘由，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察明，再加详确议奏。②此谕虽就巡按留停之事命群臣再议，实则已表明了皇上的倾向，他完全采纳了陆光旭主留巡按的意见和论据，要继续派遣御史巡方，取消了二十多天以前停派巡按的决定。尽管那一决定是议政王、贝勒、大臣迫胁汉官服从其议并得到了皇上批准的，此时也显然无效了。
　　议政王、贝勒、大臣当然理解此谕的意图及皇上的态度，肯定知道再坚持停派巡按之议，必会遭到万岁的斥责，必须退让，当务之急是驳掉陆光旭加在他们身上的“擅专”“独断”而“快偏私”的罪状，并否定其所提汉官与议“军国重情”等扩大汉官权势，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影响的要求。他们商议了很久，然后于顺治十七年九月初十交上了长达一千字的回奏疏。《清世祖实录》第140卷第3—6页。帝览疏之后命陆光旭回奏，陆回奏后，帝又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回奏。十月十七日，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又交上一份七百余字的回奏疏。《清世祖实录》第141卷第8—10页。
　　安亲王岳乐等议政王、贝勒、大臣这两道回奏疏，主要讲了四个问题。其一，反复申明并未排斥汉官，迫胁汉官服从停派巡按的意见。回奏疏说：“当日会议时，曾令汉官立稿，汉官辞云：既有王与大臣会议，我等岂可先主笔立稿，倘谆谆相让，徒致稽延。以此为辞。臣等随向汉官云：今拟清汉各立一稿，写完之后，彼此合看，画一具奏。其时前议各官至堂后院内写清稿，后议各官俱在堂前。及清稿既具，随令共在一处公议。梁清标等辞云：我等后议各官，尚有一二未到，顺候齐再议。后石申等到齐，臣等会同欲将两稿合看，汉官仍未立汉稿，云：王与大臣等既有清稿，翻出汉字看罢。遂将此稿翻译汉字。……毕，公同看阅，意见相同，各亲手画题具奏”。并无汉官反对之事。
　　第二，辩称无有专擅独断会议之事。回奏疏说：“前议停巡方，臣等原据所见立议，至允行与否，自有上裁，谁敢专擅，又复有谁唯唯。一应公议大事，莫不虚公详议，请旨遵行。”“光旭前疏称臣等徇私害公，畏势背国，皆臣工中之罪人，非盛世所宜有。”“臣等实属难当。臣等意见不到，凡事未能详议，或亦有之，然何敢有负君父。如果臣等有负君父，擅专徇私，独断一偏等事，不特光旭所云不宜有于盛世，臣等亦自甘受重罪也。”
　　第三，明确宣布不许汉官与议军情之传统惯例，实即否定陆光旭提出汉官与议“军国重情”等要求。回奏疏说：陆光旭在回奏疏中声称，徇私害公畏势背国等语，乃概论人臣事君父之义不当如是，并非专指议此事之诸臣而言，亦非止为巡方而言。但是陆之前疏，“特参臣等明甚”，“若谓非止为巡方，当日原止议巡方，未尝议及军情”，“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
　　第四，申明议停巡方，系从公出发，未谋私利，停留与否，悉请圣断。回奏疏说：“臣等原议停止巡方，止为其无益地方，徒滋烦扰，故议暂停。”“巡方何碍于臣等，而必欲去之乎?”“夫停止巡方，于臣等何益?留之，于臣等何损?自在皇上洞鉴中，臣等不敢烦渎，惟候睿裁乾断”。
　　安亲王岳乐等议政王、贝勒、大臣虽上长疏，反复辩解并无专擅会议和存有私心，言之侃侃，振振有辞，似乎确系如此，其实，真情与此截然相反，议政王、贝勒、大臣与九卿、科道会议诸事，一向是按议政王大臣之意议定的，九卿、科道，特别是九卿、科道中的汉官，一般是附和议政王大臣之意而行，唯其马首是瞻，很少反其议而行之。
　　议政王大臣会议之时，如坐朝仪，十分隆重。议政诸王高坐堂上，议政大臣、大学士、九卿依次列立，大学士、九卿、科道诸臣，发议之时，须向议政诸王下跪禀告。如此威风凛凛，王爷之谕，汉官焉敢违背。此次议定巡方之制，王爷等既已立议，写出清稿，译成汉文，汉官怎敢不书名于上，表示赞同，焉能再持旧议。
　　至于说巡按停留与否，与满洲王公利益无甚关系之说，也与事实不符。不错，巡按之遣，主要是协助总督、巡抚处理地方公务，但他还肩负着纠参督抚的重大责任。亲王、郡王、贝勒固然不能屈尊至省为督为抚，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也应留在京师，随侍皇上，议处军国大事，满洲八旗异姓贵族公、侯、伯爵亦大都分任京内军政要职，且在当时军警甚多之时，常统兵四处征剿，兼之他们不会汉语，不谙民情，无治理地方经验，故无法出任总督巡抚。可是，入关不久，汉臣多有观望甚至三心二意者，难以信任，不能担任统辖一二省二三省的总督重任，一省之长的巡抚也不太合适。因此，清朝初年，总督基本上由入关以前编入汉军旗的“辽左旧人”特别是文馆人员担任，半数以上的巡抚，亦系这批人员。
　　比如，顺治二年，共有淮扬、宣大山西、陕西三边、浙闽、湖广四川、总漕、总河七位总督，都是汉军旗人。淮扬总督王文奎，故明生员，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于遵化降金，入值文馆，后隶汉军镶白旗，崇德元年(1636)授弘文院学士，顺治元年出任保定巡抚，二年擢淮扬总督，四年革任，八年复任，直到十一年。宣大山西总督马国柱，辽阳人，天聪间以生员入值文馆，隶汉军正白旗，崇德三年授都察院理事官，顺治元年擢左佥都御史，出任山西巡抚，二年升宣大山西总督，四年移任江南江西河南总督(六年起，河南与直隶并，改为江南江西总督)，直至十一年休致。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直隶永平人，原前明副将，罢任家居，天聪四年降，仍为副将，后隶汉军镶红旗，历任刑部汉承政、左参政，顺治元年改刑部左侍郎，二年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直到十年病卒。浙闽总督张存仁，辽阳人，明副将，天聪五年降，隶汉军镶蓝旗，崇德元年任都察院承政，二年授浙江福建总督，到五年病休，六年又起用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九年病故。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辽阳人，后隶镶蓝旗汉军，天聪五年由生员授工部启心郎，八年任国史院学士，顺治元年出任河南巡抚，二年擢湖广四川总督，九年卒于官。总漕由王文奎兼。河道总督杨方兴，广宁生员，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降金，天聪时入值文馆，崇德元年擢内秘书院学士，后隶汉军镶白旗，顺治元年授河道总督，直到顺治十四年。
　　再以此时议停巡按的顺治十七年为例，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川陕总督李国英，福建总督李率泰，浙江总督赵国祚，湖广总督李荫祖，两广总督李栖凤，云南总督赵廷臣，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蔡士英，都是汉军旗人。
　　巡抚一职，汉军与汉人兼用，汉军略多于汉人。顺治元年设有顺天、天津、保定、宣府、山东、登莱、山西、河南八位巡抚，其中汉军旗人任巡抚的有雷兴、王文奎、陈锦、马国柱、罗绣锦五人。故《清史稿》第二百三十九卷记述了李栖凤、马国柱、王文奎、雷兴等人事绩后，评论说：“顺治初，诸督抚多自文馆出。盖国方新造，用满臣与民阂，用汉臣又与政地阂，惟文馆诸臣本为汉人，而侍直既久，情事相浃，政令皆习闻，为最宜也。”顺治九年吏科给事中魏裔介也针对督抚多用入关之前旧人而奏谏说：“督抚重臣宜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清史稿》第262卷，《魏裔介传》。
　　从上述情形便可了解，为什么议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安亲王岳乐等议政王、贝勒、大臣，对巡按之制十分不满，几次奏请将它取消，也可以知悉安亲王岳乐等称巡按之留撤与己无有利害关系之说法，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纯系骗人之词。因为，既然督抚多系辽左旧人，多系汉军旗人，那么他们的任革升降，便与议政王、贝勒有着密切的关系。八旗制度下，旗人必须编入八旗各牛录，听从本牛录、本甲喇、本旗固山额真、甲喇章京、牛录章京的管辖，如系下五旗，他们更分别是该旗王、贝勒、贝子、公的属人，与本主有君臣之义，他们的出仕为官及升降任免，在相当大程度上，与本主(或某王，或某贝勒、贝子、公)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也必须为本主效劳服务，贡纳金银财帛，汉军旗人对本主更是毕恭毕敬，更受到本主(某王、某贝勒、某贝子、某公)的关照和保护。总督、巡抚是一省或一二省二三省之长，除朝廷外，无人敢对他们说个不字，可是，有了御史巡方之制，巡按到达本省，就与督抚实际上形成了分庭抗礼局面，动不动就要密折疏参，给督抚带来了很多麻烦，使其权力受到影响。有的督抚还因遭受巡按弹劾而被革职问罪，像江南巡按秦世祯疏劾江宁巡抚土国宝，土国宝被革职严讯，畏罪自杀；巡漕御史张中元弹劾漕运总督吴惟华贪黩不法，吴被革职逮讯。因此，多数督抚讨厌巡按，他们当然会向本主禀报此情，以激怒王、贝勒、贝子、公。这就是议政王、贝勒多次奏请停派巡按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时人也有评述者，谈迁在《北游录》中之《顾仁》条，便指出了“满人意以巡使掣其肘也”之论。
　　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及陆光旭分别回奏后，世祖福临于顺治十七年十月十七日降旨批示：“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同商确，斟酌事理，归于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尚未定议，即各分具稿，殊为不合，著严饬行。陆光旭身为言官，国家利弊，应据实指陈，何得以过激之词具奏，亦属不合，著饬行。”《清世祖实录》第141卷第10页。
　　此谕既训斥了议政王、贝勒、大臣“尚未定议，即各分具稿”，但又未接受陆光旭参述王、贝勒排斥汉官、独断专擅之意见，换句话说，王、贝勒只是方式欠妥，并未犯实质性错误，同时也对陆有所指责，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此案就不了了之了。
　　尽管皇上没有给议政王、贝勒、大臣定上专擅会议之罪，但安亲王岳乐等王大臣，当然已经完全知道了帝之旨意所在，于是放弃取消巡方之旧议，于十一月十一日遵旨议奏：“御史一官，原为察吏安民而设，其直省巡方，应仍旧差遣。”③《清世祖实录》第142卷第13页；第13、14页。
　　世祖福临立于当日降旨批准其议说：“巡方职在察吏安民，关系重大，年来屡停屡复，原为计安民生，澄清吏治，故不得不加详慎，欲照旧议差，恐仍踵前辙，于地方无益有害，欲概为停止，又恐各督抚职掌烦巨，不能亲巡详察，其贻误地方亦复不小。今依诸王大臣等议，仍旧差遣，但立法更宜加严，考核益当矢公，巡方官奉命差出，务须大破从前积习，恪遵戒谕，不得视为故事。洁己，必贿赂尽绝，爱民，必疴痒相关，举劾，必确当廉贪，兴除，必熟筹利弊，间拟形名，必无枉无纵，访拿豪蠹，必大恶大奸。地方遇有盗贼灾荒，必据实驰奏，不许耽延欺蒙。减驺从以恤驿困，禁馆设以纾民力，拒参谒以杜逢迎。督抚共争地方，止许商确公事，不许私交馈遗。如不恪遵力行，一经发觉，必行重处。”③此旨一下，巡方御史仍差不停，满臣汉官之间连续辩论四个多月的争议，总算告一段落了。以陕西道试监察御史陆光旭及兵部尚书梁清标、吏部侍郎石中等汉官为代表的汉官之议，算是取得了胜利，保住了御史巡方之制。以议政王安亲王岳乐为首的议政王、贝勒、大臣遭到了失败，未能取消巡按之制。比起六年前满汉关于“逃人法”修订之争时汉臣彻底失败而言，这次汉官是出了一口气。但是，陆光旭所提出的让汉臣与议“军国重情”等要求，却未被皇上理睬，而且陆光旭虽未遭帝惩处，可是其仕途前程却就此断送了。若按他奏疏所显示出的才干，他完全可以逐渐高升，十年八年之内，当个侍郎甚至尚书，都很有可能，然而并未出现这样的前景，从此以后，他便不再为人所晓了。而且，他所拼死争得的遣官巡方，在顺治皇帝病故之后，也被取消了。顺治十八年五月初四，都察院议复：满洲旗兵部尚书管左都御史史阿思哈条奏：各省巡按差宜停止，俟二三年之后选重臣巡察。应札行各省巡按将事务交与抚臣，速行来京。四大辅臣批准其议。《清圣祖实录》第2卷第24页。这一天，距顺治帝病逝之日仅有四个月，离顺治十七年十月十七日皇上降旨决定仍留巡按之日，也只有五个多月。满臣汉官之间关于御史巡方制的争论，最后仍是满胜汉败。
　　第四节、严行“逃人法”设十三衙门.
　　一、重惩“窝主”千万黎民丧生.
　　顺治皇帝福临亲政以后，以英君名主自期，励精图治，决心做一番事业，在文治武功两方面取得不小成就，但也有不少欠妥之处，其中应属大弊者，当算是严行“逃人法”和设立十三衙门。尤其是前者，遭到汉官激烈反对，满臣则坚主厉行“逃人法”，双方激烈争论。汉官在此事上之拼死以争，在有清一代尚属罕见。
　　所谓“逃人法”，指的是禁止旗下包衣逃亡及对窝藏逃人之窝主的惩罪律例。满洲汗、贝勒、台吉、大臣、官将及富裕之家，一向是役使包衣(亦称“庄丁”)耕种己田，收取租谷租银，摊派各种差役。包衣就是奴仆，家主可以将其打骂、买卖、赠送和遗传与子女，但不能无故处死。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到顺治帝亲政这几十年里，汗(帝)、王、贝勒、贝子、公和八旗异姓公侯伯子男及大臣，皆占有数十数百乃至数千名包衣，按照“计丁授田”（一丁三十亩)原则，分占田地，建立庄园，役使包衣耕种。顺治时清帝及王公大臣又逼迫汉民投充为奴，有的投充人还带地投充。这就是清帝所说的“满洲借家仆资生”。《清圣祖实录》第14卷第2页。由于家主的任情拷打和严重剥削，包衣无法忍受，不断地大批逃亡。为了禁止包衣逃走，保证庄园劳动人手，维护封建庄园，清太祖便以“若无阿哈(包衣)，主何能生?”而严厉禁止包衣逃亡，违者基本上处以死刑，窝留包衣之人，“定为盗贼之罪”。《满文老档·太祖》第17卷；李民：《建州闻见录》。清太宗皇太极规定：“逃人犯至四次者，处死”，收留逃人者从重治罪。康熙《大清会典》第107卷。
　　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入京定鼎中原后，一再下谕禁止包衣逃走和重惩收留包衣的“窝主”。初系将窝主处死，不久改为鞭笞，但到了顺治三年五月初五，睿王又以帝之名义谕告兵部从重惩处容留逃亡包衣之人说：“隐匿满洲家人，向来定拟重罪，朕心不忍，减为鞭笞，岂料愚民不体轸恤之心，反多隐匿之弊，在在容留，不行举首，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著“更定新律，严为饬行”。随即议准：“隐匿满洲逃人，不行举首，或被旁人讦告，或察获，或地方官察出，即将隐匿之人及邻佑九家、甲长、乡约人等，提送刑部勘问的确，将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隐匿犯人从重治罪，其家赀无多者，断给失主，家赀丰厚者，或半给，或全给，请旨定夺处分。首告之人，将本犯家赀三分之一赏给，不出百两之外。其邻佑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清世祖实录》第26卷第4页。
　　过了两年多，顺治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摄政王感到处罚窝主太重，谕令略微减轻说：“向来申严隐匿逃人之法，原以满洲官兵身经百战，或有因父战殁而以所俘赏其子者，或有因兄战殁而以所俘赏其弟者，或有亲身舍死战获者，今俱逃尽，满洲官兵纷纷控奏，其言亦自有理，故先令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今再四思维，逃人虽系满洲官兵功苦所获，而前令未免过重，自今以后，若隐匿逃人，被人告发，或本主认得，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其左右两邻各责三十板，十家长责二十板，地方官俟计察时并议。”《清世祖实录》第43卷第9、10页。
　　不管是将窝主处死，还是免死流徙，处罚都太重，太残酷，太不尽情理。所谓窝主，主要可分为四类，一系逃人(即逃亡包衣之简称)之父母妻子兄弟叔侄等亲属，骨肉至亲，怎能不留。二是朋友、亲戚或先前熟识之人。三系旅店、作坊、店铺、船只、住户，因不知情而留宿、雇佣、搭载逃人。四乃平白无辜，被奸恶歹徒讹诈不遂诬陷遭害者。也有或不知其系逃人，或已明其身份，但仍与之婚娶者，情形多种多样。顺治五年八旗有包衣二十一万余丁，十一年为二十三万二千余丁，十四年有二十三万七千余丁。姑按摄政王所说“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打个折扣，照一年一万逃人计算，则至少有一万名窝主要被斩杀或流徙，有一万家财产要被籍没，还有数以万计的邻佑、甲长、乡约连坐流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逃人，要连累数以万计的窝主、邻佑，年复一年，牵连之人日益增多，到顺治十一二年，所惩处之窝主邻佑、甲长不啻多达数十万人和数十万户，再加上起解至京的沿途差派，直隶及邻近之山东、山西、河南，其驿扰民间之严重，可想而知。因此汉官之中有见识和胆略者，一直对“逃人法”十分反感，一有机会，便想尽各种方式加以指责谏阻，欲图取消“逃人法”或大大减轻其祸害。尤其是到了顺治十年、十一年、十二年，“逃人法”祸害太甚，汉官出面谏阻者就更多。
　　顺治九年，吏科给事中魏裔介奏称：“摄政王时，隐匿逃人，立法太严，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后以言官陈说，始宽其禁，责成州县，法至等也。若舍此之外别有峻法，窃恐下拂民心，上干天和，非群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这是世祖亲政后第一个言及逃人法者。《清史稿》第262卷，《魏裔介传》。
　　顺治十年七月初九，吏科右给事中王祯奏称：迩者霪雨为灾，河水汛滥，沿河一带，城郭庐舍漂没殆尽。直隶被水淹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5页。此疏比较婉转地涉及了“逃人法”。
　　过了半年，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兵部督捕右侍郎魏奏：“籍没止以处叛逆，强盗已无籍没之条，乃初犯再犯之逃人，罪鞭一百，而窝主则行籍没，逃轻窝重，非法之平，今欲除籍没之法，须先定窝逃之罪，请下议政诸臣会议，务期均平，以便遵守。”《清世祖实录》第80卷第15页。这是汉臣中第一位正式评议逃人法有失公平之人，而且这个批评者还不是一般的科道言官，而是兵部督捕右侍郎。兵部督捕衙门是刚于一个月前成立的新机构，设兵部督捕满汉侍郎各一员，增司官各六员，“专理缉逃捕寇诸事”。《清世祖实录》第79卷第21页。实际上它主要是专理缉捕逃亡包衣事务。这位汉侍郎魏，久任言官，曾疏劾漕运总督恭顺侯吴惟华和郧阳抚治赵兆麟，颇有敢言之风，顺治九年授顺天府丞，不久迁大理寺卿，十年十二月调任兵部督捕右侍郎。在他奏上此疏后，吏科右给事中王祯跟着也奏请减轻对窝主的惩处说：“窝逃既议发盛京屯种，若复将田产入官，是仍行籍没，请照充军例，止发本身夫妇，其余家口田产俱免追论。至窝主既遣，又议令邻佑、保甲、县官出银四十两，给与逃人之主，恐此例一开，启贪得者之心，因而生事害人，深属未便。”《清世祖实录》第81卷第17页。这两道奏疏皆依帝谕下所司议处。
　　魏见久未议复，于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六再次上疏奏请减轻已故窝主之家属处分说：“窝逃之人，审实，例应羁候，提到家口，一同发遣，令暑疫盛行，络绎病亡，尸骸暴露。臣思窝主之罪，原不至死，况既经监毙，其妻子系寡妇孤儿，道路谁为看视，即到盛京，谁与赡养，恐死于饥饿者不知其几也。祈皇上格外施恩，凡窝主已故者，家口免其流徙，田宅免其报部，则泽及枯骨矣。”《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3页。
　　魏此奏，合法合情。姑且不谈窝主是否应该遭受比强盗还重的惩罚，即按此例处治，也是罪在户主，其家眷乃系株连而徙。窝主本非死罪，今既已监毙，就算是已经遭受了更重的惩治了，其家眷自然可以因亲人之惨死而稍减其刑，何况户主一死，孤儿寡妇谁为照料，到达徙地之后，又谁为赡养?岂非又将尸弃异乡！若予宽恩，岂不更增加号称爱民如子的皇上“恩养”小民之光辉！
　　但是，出乎魏的意料，两个多月前还连下圣谕，宣称“四海苍生，皆朕赤子”，“直隶水潦为灾，人民困苦，饥饿流移，深轸朕怀”，《清世祖实录》第81卷第13页，第82卷第10页。发银二十四万两，遣派大臣分往赈济的当今皇上福临，竟大发雷霆，降旨严厉斥责魏说：“满洲家人，系先朝将士血战所得，故窝逃之禁甚严，近年屡次宽减，罪止流徙。且逃人多至数万，所获不及十一，督捕衙门屡经具奏，魏明知，何得又欲求减，显见偏私示恩，殊为可恨，著议政诸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会同从重议处具奏。”③《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3页；第8页。
　　过了六天，六月十二日，议政王济尔哈朗等会议魏之过奏称：督捕侍郎魏统司缉捕，一年之内逃人至于数万，所获未及数千，不思严加追获，“反行疏请将恩赦不免之窝逃大罪，照小罪执审例求减，以宽逃禁，欲使满洲家人尽数逃散，奸诡之谋显然。魏应论绞”。帝降旨批示：“王等议良是。魏本当重处，姑从宽宥，著降三级调用。”③这一关虽然过去了，但不到两个月，魏又因德州生员吕煌窝逃一案而受株连。顺治帝降旨：“原任督捕侍郎魏条奏逃人减等，明为吕煌而发，及满官欲参德州知州佟昌年，又强行沮住。魏革职，流徙盛京。”⑤《清世祖实录》第85卷第17页；第19页。
　　满洲王公大臣本已因包衣逃亡影响庄田耕种租银减少而十分恼怒，又见汉官一再奏请减轻窝逃之禁，更是刻骨仇恨，必欲加重惩处窝主。顺治十一年八月十七日，诸王及满洲汉军部院大臣上疏奏称：“从前隐匿逃人之律，将窝主正法，后特减等充军，后又将窝主并家口俱给本主为奴，今复免其为奴，仍充军。方窝主正法，家口为奴之时，虽有逃人，尚多缉获，自定充军之例，一年间逃人几及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惟其立法从轻，故致窝逃愈众，仰请再行酌定。”帝令同汉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⑤此疏太不寻常。其一，《清世祖实录》所记诸王及满洲汉军部院大臣联合上疏专谈一事者，实属罕见。一年以前，大学士陈名夏等二十八位汉官对任珍案单列一议，遭帝惩处，帝还专门降谕训诫名夏等人说：“凡事会议，理应画一，何以满汉异议”，既然堂堂上谕斥责满汉异议，则此次满洲诸王及部院大臣之联疏专议逃人法，亦属违旨，他们宁愿冒着违谕之罪而力言其事，可见其决心之大。其二，汉官纷言逃人法太严，惩处窝主太重，立法不公，要求改定减轻，满洲王公大臣也疏请更定法例，但不是从宽，而是加重，要恢复过去将窝主正法或为奴的特重之典，满汉之议，悬殊天渊。其三，满洲诸王及部院大臣之破例上疏，力请重办窝主，原因非常简单，一年之内，“逃人几及三万”，照此下去，八旗满洲蒙古的二十余万丁包衣，十年之内就要逃走殆尽，几百万亩庄田谁来耕种，数以十万两计的租银谁来交纳，烦苛差使谁来承担，这是关系到他们切身利害的特大问题，故而上疏力言必须恢复旧法。
　　此疏奏上后第十天，顺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议政王大臣议复诸王及满洲汉军部院大臣请定逃人新例之疏，奏请执行议定之法，帝降旨批示：“王等议隐匿逃人之家，给与逃主为奴，朕思倘有奸恶之徒，图财设局，以害无辜，如从前正法之小羽子等，亦不可测，宜详慎定议。其地方、两邻、解子流徙之例，因一罪犯，牵连众人，荡家倾产，远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议大小官员等罪，亦属太过，著一并另议具奏。”《清世祖实录》第85卷第22页。
　　顺治帝此旨，还是相当明智和妥善的，还是从全国之主的立场出发，而不仅仅是作为几百名几千名满洲王公大臣之首领来处理问题。一则将窝主给予逃人之主为奴，必然为豪猾歹徒大开敲诈勒索之财，诬陷殷实之家窝匿逃人，逼索钱财，如不饱其欲，则首告到官，把窝主搞得家破人亡。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连皇上也知道从前小羽子这伙“奸恶之徒，图财设局，以害无辜”。姑且不说这种专设骗局的歹徒，就连一些并非逃亡的旗下家人，在奉主之命出外办事时，也常冒称逃人，横行霸道，一些民人亦伪称逃人，行凶作恶。口北道安世鼎向宣大总督卢崇俊呈报：旗下人胡大买铺户李长泰布三匹，议定价银一两八钱，李长泰见胡大给的银子是铝铁假银，求胡大调换，胡大不依，将假银及布“俱行夺去”，又殴打李长泰。民人王二买郭玉成布一匹半零七尺，给银一两，郭将银拿到银匠铺验看，“尽是铝铁”，找王二换银，遭王殴打。口北道安世鼎据报，传胡大、王二讯问。胡大答称：原系宣府人，因在顺治九年窝藏镶黄旗下苦儿苦牛录爱蟒家人，被提到北京，断与爱蟒家为奴，现逃至此处，买布打人。王二答称：顺治三年投充到京城正白旗倪牙大牛录下巴尔太家，今逃来宣府。安世鼎问明，二人俱无出京牌档可凭，而且在面审之时，二人“咆哮倔强”，遂将这两名逃人及铺户李长泰、郭玉成解京，送兵部督捕衙门审理。兵部督捕衙门审明，胡大系奉家主之命，领银前往宣府做买卖，王二系丰润县民，都不是逃人。随经刑部奏准，将民人王二按“民人假称逃人行诈者”例，责打四十板，同妻子、家产一并籍没入官。兵部督捕左侍郎吴达礼题：《为民人谎称逃人，请旨照例入官事》，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23页。再则为一人之罪，连带全家老小及两邻、地方等多人“荡家倾产，远徙他方”，大小官员亦遭重惩，确是太为残酷，太不合理合法了。
　　然而顺治帝福临这一明智立场未能坚持下去，在满洲王公大臣的包围、诱惑和影响下，仅过了三天，他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完全站在几百几千名包衣主人的小集团一边，顽固坚持维护落后的逼民为奴耕种庄田的逃人法，要加重严办窝主及有关人员。顺治十一年九月初三，他来到内院，召见诸王及九卿、科道等汉官，赐茶毕，言及汉军旗人南赣巡抚宜永贵疏称：“满洲逃人甚多，捕获甚少，而汉官议隐匿逃人之罪，必欲轻减”。他就此事下谕严厉斥责汉官说：“朕荷天眷，抚有鸿业，无分满汉，概加恩遇，于汉人尤所体恤，乃尔等每与满洲牾，不克和衷，是何意也?当明末，北人南人各为党与，致倾国祚。朕倘有偏念，自当庇护满洲，今爱养尔等，过于满洲，是朕以一体相视，而尔等蓄有二心，朕以故旧相遇，而尔等猜如新识，朕以同德相期，而尔等多怀异念矣。朕从来不念旧恶，尔等自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朕荷天，抚有大业，海宇之内，皆我臣庶，自应捐除既往，悉予恩施。但尔等遭流贼之祸，如蹈水火，朕救援而安养之，尔等诚念及此，岂可不图报效。今尔等之意，欲使满洲家人，尽皆逃亡，使满洲失其所业，可乎！朕姑宥前罪，嗣后其各改心易虑，为国为君尽忠效力，以图报称。朕优念尔等，故面谕及此，若更持二心，行私自便，尔时事发，决不尔贷！”③《清世祖实录》第86卷第1、2页；第2页。
　　这道洋洋三百余字的上谕，主要讲了一个问题，即汉官忘恩负义，在逃人问题上与满洲牾，“必欲轻减”窝主之罪，“欲使满洲家人尽皆逃亡”，“使满洲失其所业”，这是欺君害国之大罪，若不悔改，必将重惩。
　　在这样以杀身倾家相胁的天大压力下，汉官还有何辞！诸汉臣只好奏称：“皇上谕及此，臣等有何置辩，从此以后，惟改心易虑，各尽职守耳。”③过了两天，大学士王永吉因在任兵部尚书时审问吕煌窝藏逃人一案比较迟缓，又不题参知州，且欲坐逃人之主以吓诈罪，被革去大学士，降为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清世祖实录》第86卷第4页。
　　这样一来，满洲王公大臣无比欣慰，立即乘机得寸进尺，更加重惩窝主。几天以前，议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王大臣拟议将窝逃之人给予逃人之主为奴，帝尚以立法太重，恐奸徒借端陷害无辜，命改议，随有汉军旗人南赣巡抚宜永贵疏称：“迩来满洲家人，逃者甚多，获者甚少，乞仍照初定例。”此疏下王等并议。顺治十一年九月初六，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议毕奏上新的逃人法，请帝审批，帝立即允准。这部长达一千四百余字的“逃人法”，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法的关键，即严厉惩办窝主。法例规定：“隐匿逃人者正法，家产入官。其两邻各责四十板，流徙，十家长责四十。如窝主自行出首者，免罪，旁人出首者，将窝主家产分为三分，一分给与出首之人”。“见任文武官员，并有顶带闲官，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及休致回籍闲住各官，隐匿逃人，将本官并妻子流徙，家产入官”，“生员隐匿逃人，与平民一例正法”。军船、商船载运逃人，“即将船家正法，船内财物入官”。“逃人在营伍中食粮，不行盘查，事觉，管队责四十，百总责三十五”。“满汉雇觅逃人做工，或赁房与住，如有人作保者，其保人不分满汉，即坐以隐匿之罪，其雇觅赁房之人免罪，该管官、该地方、十家长、邻佑俱免罪。若无保人，留住过十日者，正法，家产入官，十日之内者，免究”。“僧道隐匿者，照民例治罪”。“凡窝主，无论男妇，七十以上十三岁以下者，免死，入官”。
　　法例包括的第二个部分是，惩处逃亡的包衣。法例规定：初逃、二逃者，鞭一百，归还本主，“第三次逃者，正法”。“凡逃人，无论男女，七十以上十三岁以下者，俱免责，逃三次者，亦免死”。
　　第三个部分是奖惩有关官将人员。出首者，领取窝主家产的三分之一。地方官如有逃人隐匿不报，事觉，将该管官员革职。拿获逃人，即刻解送督捕，“若有监羁沉滞，不行起解者，将该管官革职，仍罚银一百两，给与出首之人”。府州县官内，如有一官革职，则知府降一级，道员罚俸九个月，巡抚罚俸六个月，总督罚俸三个月。拿送逃人数多者，该管地方官纪录，俟考核时酌量优升。武职参将、游击，各计所辖营伍，照知府例，副将照道员例，掌印都司、总兵官照巡抚例，提督总兵官照总督例议处。
　　第四个部分是规定报逃、捕逃等具体手续。包衣逃走后，家主即应报官，如逃走二次、三次，本主不报，平人鞭一百，有顶带官员鞭一百，折赎。地方官拿获逃人，即行押解兵部督捕，不许迟延，不准中途受贿纵逃。督捕衙门收到逃人后，招主认领，无人认领，没收入官。逃人、窝主如攀引他人，应暂羁候，提到被攀之人，再行质审。《清世祖实录》第86卷第5—9页。
　　这是清朝最严厉最残酷的一部“逃人法”。其惩处之重，株连之广，祸害之大，空前未有。太祖、太宗及摄政时的个别年代，窝主固要正法，但一般只涉及民人，涉及平民，面还不广。此次法例却规定任何人也不得隐匿逃人，违者，平民、生员、僧道、船家、店主一律正法，妻子为奴，家产入官，现任及休致、赋闲之官，哪怕是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文武大臣，隐匿逃人，皆要惩治，“把本官并妻子流徙，家产入官”。株连人员之多，冤案之繁，祸国殃民之严重，在清朝一代前后更定的近十次的逃人法里，还属首见。
　　尽管满洲王公大臣坚主斩杀窝主，皇上终于也赞同其议，批准了新的逃人法，立即施行，众汉官慑于兵部督捕右侍郎魏之被革职流徙及万岁严斥轻议窝主之圣谕，不敢公开反对新颁行的残酷的逃人法，可是心中并不赞同此法，只是不得不畏祸缄口而已，一有机会，胆识过人之官，自会出面对它激烈抨击。这个日子，并不太久。
　　仅仅过了两个月，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世祖福临以“地震累闻，水旱叠告，悯念民生，省躬自责”，特下诏谕，命嗣后章奏文移不得称圣，大赦天下说：即位十一年来，“笃求治理，而治效未臻，切为民谋，而民生未遂，疆圉多故，征调繁兴，水旱频仍，流离载道，中外之欺蒙成习，朝廷之膏泽弗宣，法敝民穷，干和召戾，天心未格，地震屡闻，皆朕不德之所致也”。《清世祖实录》第87卷第4—6页。
　　同年十二月他又连下四谕，敕命议政王、贝勒、大臣及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和地方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以下，知府、副将以上，直言时弊。他还着重谕告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希望他们直谏：“三年以来，水旱相仍，干戈未息，饥窘人民，转徙沟壑，满洲兵丁困苦无聊，灾变未弭，时艰莫救，其故安在?意者朕躬之有阙，用人之不当，行政之失宜，以致欤?抑诸王贝勒大臣或有励翼未尽而然欤?前曾有旨，命言官直陈时事，无论当否，概予优容，后乃分别是非，间有谴谪，致生疑畏之心，章奏敷陈，未免瞻顾，兵民疾苦，不得上闻。今广开言路，博询化理，凡事关朕躬者，何令不信?何政未修?诸王、贝勒、办事诸臣，旷职之愆，丛弊之处，及内外何害未除?何利未兴?各据见闻，极言无隐，须详明切实，庶便览观。一切启迪朕躬，匡弼国政者，所言果是，即与采用，如有未当，必不加罪，毋得浮泛塞责，负朕求言至意。”②《清世祖实录》第88卷第8—11页；第14页。
　　在皇上连降诸谕悬切求言的形势下，都察院左都御史屠赖等首先应命，于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疏，奏请退还民地减轻对窝主的惩罚说：“爱民莫先除害。近闻八旗投充之人，自带本身田产外，又任意私添，或指邻近之地据为己业，或连他人之产隐避差徭，被占之民既难控诉，国课亦为亏减，上下交困，莫此为甚。宜敕户部，将投充之人照原投部档查核给地外，其多占地亩即退还原主，庶民累稍苏，而赋租亦增矣。又年来因逃人众多，立法不得不严，但逃人三次始绞，而窝主一次即斩，又将邻佑流徙，似非法之平也。窃谓逃人如有窝主者，逃人处死，即将窝主家产人口断给逃人之主，两邻、甲长责惩，该管官员议惩”。“庶逃人少而无辜之株连者亦少”。帝谕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会议具奏。②过了两天，正月二十四日，兵科右给事中李呈上长疏，极言逃人法祸国殃民，有令人七可痛心者。其文摘录如下：“逃人一事，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可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众，势必有以逃人为奇货，纵令扎诈，则富家立破，祸起奴婢，则名分荡然，使愚者误陷而难解，智者欲避而不能，可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贷，牵引不原，即大逆不道，无以加此。且破一家，即耗朝廷一家之供赋，杀一人即伤朝廷一人之培养，古人十年生之，十年教之，今乃以逃人一事戕之乎?可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远，使其安居得所，何苦相率而逃至于三万之多?如不以恩意维系其心，而但欲以法穷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为痛心者四也。即自捕获以后，起解质审，道途骚扰，冤陷实繁，藤蔓不已，生齿凋敝，夫孰非皇上之赤子乎?可为痛心者五也。且饥民流离，地方官以挨查逃人之故，闭关不纳，嗟此穷黎，朝廷日蠲租煮赈，衣而食之，奈何以酷法苛令迫而毙之乎！可为痛心者六也。妇女踯躅于原野，老稚僵仆于沟渠，其强有力者，东西驱逐而无所投止，势必铤而走险，今寇孽未靖，方且多方招徕，何为本我赤子，乃驱之作贼乎！可为痛心者七也。”《清世祖实录》第88卷第18、19页。
　　李此疏，将逃人法之不合理、残酷野蛮、祸国殃民的情理，讲得十分清楚，很有说服力，令人信服，但也非常大胆，过分直率，令人担心。须知，此逃人法乃清朝之独创，乃清代前期朝廷的基本国策之一，乃先帝所定之祖制，此次更定之时，又系皇上亲自审核批准，且为此专门下谕，严斥汉官欲轻减窝主之罪是忘恩负义，别有用心，欲图败坏大清江山，危害满洲王公大臣的切身利益，李之痛斥逃人法，矛头岂不是指向至尊无上的万岁爷，岂不是犯下了骂君辱帝破坏国政的大罪，要被斩杀和株连九族。正因为此疏会带来极大的灾祸，故李的亲友皆劝他加以修改。李却毅然拒绝说：“吾每见言官缄口不言，或以细琐无关者塞责，朝廷亦何贵有此关葺赘员哉！心窃鄙之，何敢自蹈。且天子圣明，必不见罪，即罪我死，分耳，使忍于笔不能竟胸中所欲吐愤闷，约结闵默以没，负君负国，抱恨九泉矣。”张贞：《兵科给事中李公传》，《清代碑传全集》第52卷。
　　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李之疏。其后，户部右侍郎赵开心以饥民流离可悯，请暂宽逃人之禁，以靖扰累，以救民命。世祖览疏，甚为恼怒，降旨令其回奏说：“逃人甚多，缉获甚少，何策而令不累民，又能迅获逃人?著令回奏。”赵开心知事不妙，竭力思索恰当之辞，于顺治十二年三月初三遵旨上疏回奏说：“严逃人者，一定之法，救流民者，权宜之计，闻近畿流民载道，地方有司惧逃人法严，不敢容留，势必听其转徙，若将逃人解督捕衙门，暂宽其隐匿之罪，以免株连，则有司乐于缉逃，即流民亦乐于举发，而逃人无不获矣。”措词虽然婉转，但也明显露出对逃人法的不满情绪，从而遭到皇上斥责。帝降旨批示：“逃人之多，因有窝逃之人，故立法不得不严，若隐匿者，自当治罪，何谓株连！赵开心连经革职，特与赦宥擢用，不思实心为国，辄沽誉市恩，殊失大臣之谊，著降五级调用。”②《清世祖实录》第90卷第3页；第4、5页。赵开心随即降补太仆寺寺丞。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虑，顺治帝可能看到汉官对逃人法的抨击和反对将更加激烈，他当然也更了解各自占有成百上千包衣的满洲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及大臣们对汉臣谏疏之极端憎恨，在这个问题上，满汉之议截然相反，值此征剿大西军李定国和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之时，急需保证满洲贵族大臣的切身经济利益，以维护满洲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因此，他终于决定坚持逃人法，对汉臣实行高压政策，逼迫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紧闭其嘴，不许再谏。
　　顺治十二年三月初七，他谕兵部，痛斥汉臣反对逃人法是存有偏心，说明立法从严的理由。他说：“朕承皇天眷命，统一寰区，满汉人民，皆朕赤子，岂忍使之偏有苦乐。近见诸臣条奏，于逃人一事，各执偏见，未悉朕心，但知汉人之累，不知满洲之苦。在昔太祖、太宗时，满洲将士征战勤劳，多所俘获，兼之土沃岁稔，日用充饶。兹数年来，叠遭饥馑，又用武遐方，征调四出，月饷甚薄，困苦多端。向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乃逃亡日众，十不获一，究厥所由，奸民窝隐，是以立法不得不严。若谓法严则汉人苦，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驱使何人?养生何赖?满洲人独不苦乎?……尔等诸臣当偏晓愚民，咸知朕意，方是实心报主，毋得执迷不悛，自干罪戾。尔部即传谕各官，刊示中外。”②此谕对订立严厉的逃人法之原因，讲得非常透彻，十分准确，也很直率。包衣是“供种地牧马诸役”，是满洲王公大臣驱使之人养生所赖，包衣逃走，则无人耕田种地，遍布河北、辽宁的成千上万王公大臣庄园就将荒弃废置，上百万两租银和数以十万石计的租谷，以及品种繁多数量巨大的鸡鱼狍鹿皮裘等贡物，就将停止交纳，满洲王公大臣不仅断送了这样巨量的必不可少的经济收入，而且出征也很困难，无人牧马做饭从征厮杀。清帝本身也是大包衣主，而且是最大的包衣主，他占有的包衣，最多的时候约有四五万丁，连带家口，有数十万人，他拥有庄园上千所，占地数百万亩，包衣如若尽行逃走，清帝也将遭受特大损失。简而言之，若无包衣，则从关外强制移入关内的役丁种地的封建庄园就将瓦解，清帝及满洲王公大臣就将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遭受极大的损失，维护保证清帝与王公大臣的特殊经济利益，就是制定逃人法的主要根据。
　　正因为事关重大，所以过了一天，三月初九，世祖又向吏部颁发了一道禁止再言逃人的严谕。他严厉宣称：“朕爱养诸臣，视同一体，原欲其实心为国，共图治安，是以屡次训诫，常恐尔等胸怀偏私，陷于罪戾，至训诫不改，则爱养之道亦穷，国宪具存，岂能曲贷。即如逃人一事，累经详议，立法不得不严，昨颁谕旨，备极明切，若仍执迷违抗，偏护汉人，欲令满洲痛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朕虽欲宥之弗能矣。兹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尔部即传谕通知。”②《清世祖实录》第90卷第8页；第23页。
　　减轻对窝主之惩罚，被当做是“欲令满洲困苦”的“谋国不忠”之特大罪过，再有奏及逃人，“定置重罪”，此旨真是无理至极野蛮至极！一向温文尔雅，倾心汉化，欲图富民强国，以明君自期的少年天子福临，竟然变成了蛮不讲理杀气腾腾的昏君暴君了。
　　紧接着，议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议拟李之罪说：“李擅将逃人定例妄请轻减，应行治罪，虽律无正条，而其条议情由，甚属可恶，允宜处死，但系奉旨条陈之时，姑从宽典，应责四十，流徙宁古塔。”帝降旨批示：“李免责，折赎，流徙尚阳堡。”②明明是帝下诏求言，且反复强调，即使言有不当，“必不加罪”，可是，臣子真的直言时弊，却又横遭迫害，尽管“律无正条”，即没有处治言官的律例，惩治李是不合法的，但也要将其处死或流徙，这是何等的野蛮专横！可怜李，以年近花甲之老翁，颠簸流离，备受凌辱，到达戍所后，不到一年，即含恨去世！张贞：《兵科给事中李公传》，《清代碑传全集》第52卷。人们无不为这位敢于为民请命，勇挠龙鳞，猛逆虎威的直谏之臣赞扬和叹息！
　　顺治帝之多次严谕，议政王济尔哈朗等满洲王公大臣议定严酷的逃人法及加重对异议汉官的惩处，虽然可以压下汉官反对逃人法的浪潮，却不能阻止包衣大规模地不断地逃亡，无法长期维持落后的“编丁隶庄”种地的经营方式，最终总会使“逃人法”无法存在而走向消亡。
　　就在窝主处死的逃人法更定之后第三年，顺治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世祖福临便因包衣不断逃走而训诫八旗包衣家主说：“十余年间，或恋亲戚，或被诱引，背逃甚众，隐匿滋多”。“尔等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情困辱，无非刑拷打”，包衣岂会不断逃走。尔等“今后务各仰体朕意，觉悟省改，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清世祖实录》第102卷第6页。
　　然而，严酷法令固然不能制止包衣逃走，煌煌天语，也不能打动包衣主的心肠，他们照样的对包衣“任情困辱”，“非刑拷打”，包衣也继续不断地逃走，社会自然不得安宁。顺治帝福临尽管固执倔强，但他还是想励精图治，做番事业，因而在多数场合下也能比较明智地看待错误，予以改正，或一定程度的改正。顺治十四年二月十三日，他谕令略微减轻对窝主的处罚更定逃人法说：“向来所定隐匿逃人之法，将窝逃之人给发逃人本主为奴，不意遂有奸徒乘机诈害，弊端百出。后经改议，隐逃窝主拟绞秋决，每逃一人，辄置一窝逃者于重辟，年来秋决重犯，半属窝逃。人命至重，孰非朕之赤子，于心不忍，斟酌前后两议，蚤夜思维，不如将窝逃之人，面上刺窝逃字样，并家产人口，发旗下穷兵为奴。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会议妥确具奏。”③《清世祖实录》第107卷第13页；第24页。二十六日，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会议：窝逃犯人，免死，责四十板，面刺窝逃字，并家产人口入官，听户部酌量分给八旗穷丁。帝从其议。③顺治十五年五月初七，帝又降谕禁革奸民借逃人诈害百姓说：逃人事宜，屡有谕旨，念满汉人民皆朕赤子，故令会议量情申法，衷诸平允，“而年来逃人犯法者未止，小民因而牵连被害者多。近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或指名告假还家，结连奸恶，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或原非逃人，冒称旗下，在外吓诈，群党指称，转骗不已；或有告到督捕，买主冒认，指诡名作真者；或有声言赴告，在地方官处禀拿吓骗良民者；或告假探亲，肆行指诈，及领本贸易，假伙攀官，种种诈伪甚多，深为可恶”。今后凡有逃人，本主即报明本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中录等官，将逃人之主及逃人姓名具印结报部，如逃后日久方报，既获逃人，乃称系伊家人者，此人不许给主，即著入官。直省地方，有旗下告假私出妄为，及冒称旗下，群奸横行者，著该督抚严行访拿，解部查明，并本主从重治罪。八旗中录以下及买卖人等，俱著通行严饬，并转谕内外，咸使知悉。②《清世祖实录》第117卷第4、5页；第12、13、14页。
　　过了几天，五月十四日，九卿、詹事、科道会议更定逃人法例：满洲家人不许给票探亲，诈害良民。盛京出征所获人，出口逃走，及未到京而先逃者，如有本主认领，取有保结者，仍给本主，倘后有冒认假保情弊发觉，即将认主及保人一并从重治罪。民人首告逃人，如系挟仇诬害者，即将原告仍照定例，责四十板，枷号一月，免流徙宁古塔。民人自首身系逃人，借端行诈者，免行徙发，责四十板，妻子家产人口入官。帝批准其议。②顺治帝虽然作了一些调整，但在他亲政的十年里，是入关以后历朝之中推行“逃人法”最为严厉的时期，带来的恶果十分严重，的确是祸国殃民，他对此负有严重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袭明弊制设立十三衙门.
　　顺治十年(1653)六月二十九日，年方十六的少年天子福临，给内院下了一道长谕，命令设立十三衙门，以“满洲近臣与寺人(太监)兼用”。其谕全文如下：“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自周以来，始具其职，所司者不过阍围洒扫使令之役，未尝干预外事。秦汉以后，诸君不能防患，乃委以事权，加之爵禄，典兵干政，流祸无穷，岂其君尽暗哉?缘此辈小忠小信，足以固结主心，日近日亲，易致潜持朝政。且其伯叔弟侄宗族亲戚，实繁有徒，结纳缙绅，关通郡县，朋比夤缘，作奸受贿，窥探喜怒，以张威福。当宫庭邃密，深居燕闲，稍怒端倪，辄为假托，或欲言而故默，或借公以行私，颠倒贤奸，混淆邪正，依附者巧致云霄，迕抗者谋沉渊阱，虽有英毅之主，不觉堕其术中，权既旁移，变多中发，历观覆辙，可为鉴戒。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首为乾清官执事官，次为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各衙门官品虽有高下，寺人不过四品。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色，置买田房，因而把持官府，扰害人民。其在外官员，亦不许与内官互相交结。如有内外交结者，同官觉举，院部察奏，科道纠参，审实一并正法。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仍明谕中外，以见朕酌用寺人之意。内院即传谕该衙门遵行。著刊刻满汉字告示，自王以下，以及官吏军民人等，咸宜知悉。”《清世祖实录》第76卷第16、17、18页。
　　顺治帝福临此谕所设御用监等十三衙门，系仿明制而加以裁并。明太祖朱元璋时基本上对宫内太监之制作了详细建置，共设十二监、四司、八局，人称二十四衙门。十二监是：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室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四司是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八局为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顺治帝将明朝宫内太监的二十四衙门，裁减为十三衙门。后又于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设立尚方司，合为十四衙门。《清世祖实录》第86卷第18页。但人们通常仍称十三衙门。
　　帝谕虽说十三衙门是满洲近臣与太监兼用，但实际上主要系太监。十三衙门之设立，违背了满洲旧制。在此之前，皇上的衣食住行各种事务，皆系内务府承办，太监只听从差使，未设衙门。十年六月设十三衙门，内务府所管之事就大为减少，十一年内务府竟被裁掉，皇上诸事悉由十三衙门经管承办。
　　对于皇上这一改制，满洲王公大臣和汉官皆不赞同。就在谕立十三衙门之后一月余，顺治十年七月初四，都察院左都御史屠赖(满人)等官借帝所颁霪雨害民“朕当修省”之谕，上奏谏阻说：“前代不似我朝有内大臣、侍卫各官，故设立寺人衙门，我朝左右有内大臣侍卫随从，内务有包衣大人章京管理。今奏上谕，设立司礼监等衙门，寺人与近臣兼用。夫宫禁使令，固不可无寺人，但不必专立衙门名色，只宜酌量与近臣兼用，以供使令可也。”②《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3页；第4页。疏中所说“包衣大人章京”，就是包衣昂邦章京，即内务府总管或总管大臣。
　　帝降旨拒绝此疏所请说：今总管内事乃勋旧大臣，忠诚为国，朕自无虑，万一有如冷僧机其人者，专权作弊，何以防察，因分设衙门，使各司其事，庶无专擅欺蒙之患。衙门虽设，悉属满洲近臣掌管，事权不在寺人，其所定职掌，一切政事毫无关系，与历代迥不相同。著仍遵谕旨行。②顺治帝也知道衙门一设，太监之中，必有仗势横行，交结外官，扰乱国政之人，故于顺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谕命工部立内十三衙门铁牌说：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谨、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清世祖实录》第92卷第12页。
　　顺治帝在立十三衙门的上谕中，对秦汉以后历朝太监能够专权的原因，及其扰乱国政的祸害，讲得非常清楚，所列防弊之法，亦限详细具体，切实可行，不久又特立铁牌，违法者，立即凌迟处死，应当说是防患于未然，是相当完备了，不应再出现前朝之祸。但是，顺治帝忘记了致祸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君自己，哪怕是颇为英明之主，有时也难逃过阴险太监之包围和影响，往往是法由己定，亦由己坏，终于生乱。他立十三衙门，规定太监官阶不得超过四品，详讲奸狡太监之为害，等等，基本上都是从他所推崇的明太祖朱元璋那里学来的。朱元璋设立的十二监、四司、八局，各监之首，为太监，官阶正四品，左、右少监为从四品，各司、局的主事者是司正、大使，官阶才正五品。
　　明太祖曾对侍臣说：“朕观周礼，奄寺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因用阶乱。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他又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他又谕铸铁牌，置于宫门中，其文是：“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他还规定，宫官不许识字，又敕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有一侍帝最久的宫官，“微言及政事”，太祖立斥其非，终其身不召见。然而，他自己便违己之法，于洪武二十五年命聂庆童往河州敕谕恭马，开了中官奉使行事之例《明史》第74卷，《职官三》。。其后诸帝尽忘祖训，以致太监为祸之烈，前所罕有。
　　顺治帝仿照明太祖这一套，也避免不了太监的作乱。顺治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他就外官与内监贿赂交结之事，降谕吏部，斥责言官不予纠参说：设立内监衙门官员，原止令供办宫闱事务，不许干预朝政，交通外廷，是以朕于新旧内监各员特立铁牌，屡行禁饬甚严，不意乃有行私纳贿之徒，朕密行采访，得其奸弊，已命内大臣严行审拟。事内有现任官私相馈遗者，亦有罢任官通同贿赂者，深可痛恨。此辈坏法通贿，科道各官为朕耳目，岂无见闻，乃竟不行指参，殊负朝廷设立言官，发奸弊至意，尔部即行传知。③《清世祖实录》第115卷第10、11页；第13、14页。
　　过了几天，三月初七，他又谕吏部：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研审情真。有王之纲、王秉乾结交通贿，请托营私，吴良辅等已经供出，即行提拿。其余行贿钻营，有见获名帖书柬者，有馈送金银币帛等物者，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官员人等如此情弊，朕已洞悉，勿自谓奸弊隐密，窃幸朕不及知，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凡交通请托行贿营求等弊，尽皆断绝，如仍蹈前辙，作奸犯法者，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尔部速刻告示，内外通行严饬。③四月二十六日，吏部等衙门会议：陈之遴(休致大学士)、陈维新、吴惟华(恭顺侯、前漕运总督)、胡名远、王回子等，贿官犯监吴良辅，鞫讯得实，各拟立决。帝降旨批示：陈之遴受朕擢用深恩，屡有罪愆，叠经贷宥，前犯罪应置重典，特从宽以原官徙住盛京，后不忍终弃，召还旗下，乃不思痛改前过，以图报效，又行贿赂，交结犯罪，大干法纪，深负朕恩，本当依拟正法，姑免死，著革职，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盛京，家产籍没。陈维新姑免死，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盛京，家产籍没。吴惟华、胡名远、王回子等，俱姑免死，各责四十板，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宁古塔，家产籍没。《清世祖实录》第116卷第14、15页。
　　顺治帝虽对陈之遴等人予以较重惩罚，但其处理犯罪内监和防范未来之法，却相当欠妥。他没有想想，曾任多年尚书和大学士为他所赏识的陈之遴，以及曾任漕运总督的恭顺侯吴惟华，为什么要重金行贿，巴结年纪轻轻的太监吴良辅?这不正说明吴良辅权势很大吗?吴良辅不过区区一名阉人，官阶最高不超过四品，凭什么拥有权势，还不是因为他乃帝之心腹受帝宠信。难道说此事还不应该使帝警觉、反省和仔细盘查内监，彻底查出类似的有权有势之太监，予以处理，并制定防范之法！他没有这样做，已经是姑息养奸，自欺欺人了，而更加谬误的是，他竟没有处罚吴良辅，仍待吴如初，宠吴如旧。直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世祖福临已患天花，势将不起，还亲至悯忠寺，“观内珰吴良辅祝发”。张宸：《青调集》，转引自孟森：《世祖出家事考实》。可见其对吴仍是何等的宠爱！如若世祖不是英年早逝，再执政十年二十年，太监之祸想必也不会小。
 第八章 亲蒙縻藏反击罗刹
　　第一节、世为天子代代为王.
　　一、特颁专敕嘉慰漠南王公.
　　顺治十三年八月初一，世祖福临采取了一项有清一代罕有的行动。他派遣使臣赍敕，分别到科尔沁等部，慰问漠南蒙古各部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赏赐缎匹等物。
　　使臣赍敕前往慰谕的有：科尔沁国和硕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扎萨克图郡王拜撒哈尔、多罗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多罗郡王张继伦、多罗冰图郡王额参、多罗郡王额尔德尼、镇国公阿济格色冷、额驸绰尔济；察哈尔国固伦额驸和硕亲王阿布鼐；乌朱穆秦部落和硕车臣亲王察汉巴拜、多罗贝勒色冷额尔德尼；喀尔喀部落和硕达尔汉亲王奔塔尔、多罗卓礼克图郡王衮布、固山贝子奔巴世希、镇国公扎木苏；鄂尔多斯部落多罗郡王巴图、多罗贝勒单达，固山贝子额林臣、沙克察、色冷，镇国公扎不苏；嵩齐特部落多罗郡王噶尔玛塞望、阿赖充额尔德尼；敖汉部落多罗郡王墨尔根巴图鲁马济克；苏尼特部落多罗郡王腾机特、多罗杜棱郡王楮鲁睦、多罗贝勒噶尔玛、多罗贝勒额驸萨马扎；奈曼部落多罗达尔汉郡王阿汗；阿霸垓部落多罗卓礼克图郡王色尔哲尔、多罗郡王沙克厦僧格、固山贝子绰博会达尔汉；翁中特部落多罗杜棱郡王博它和、固山贝子叟色；巴林部落固伦额驸多罗郡王塞布腾、固山贝子满朱习礼、温冲；阿禄科尔沁国多罗郡王朱尔扎哈，多罗贝勒顾穆；四子部落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郡王巴拜；喀喇沁部落杜棱多罗贝勒古鲁什希卜、镇国公色冷；扎鲁特部落多罗贝勒扎穆布、桑哈尔、镇国公毛奇塔特；扎赖特部落固山贝子达尔汉和硕齐色冷；杜尔伯特部落固山贝子色冷；喀喇车里克部落镇国公察哈代；土默特部落镇国公顾穆、单巴达尔汉；郭尔罗斯部落辅国公昂阿、镇国公扎尔布；吴喇特部落辅国公楮冲赫、镇国公奔、杜巴之子海塞。共二十二个国和部落五十六位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
　　顺治帝福临赐予他们的教谕，全文如下：“尔等秉资忠直，当太祖、太宗开创之时，即诚心效顺，结为姻缘，请为屏藩。太祖、太宗嘉尔等勋劳，崇以爵号，赉赍有加，恩至渥焉，朝觐往来，时令陛见，教诲饮食，异数有加，凡有怀欲吐，俱得奏陈，情意和谐，如同父子。朕荷祖宗鸿庥，统一寰宇，恐于祖宗德意有违，成宪未合，恒用忧惕。但初年朕在幼冲，睿王摄政，任意变更，不遵太祖、太宗旧制，所行悖逆，以致众怒群怨，使尔等夙夜望朕亲政，常保恩惠，如得复见太祖、太宗。乃朕自亲政以来，六年于兹矣，未得一见，岂朕忘尔等哉?盖因地广事烦，万机少暇，且痘疫流行，尔等远来之日，朕复出巡幸，是以相见甚疏。然相见之疏，固自有因，而怀尔之诚，时切朕念，每思尔等劾力年久，战伐多功，虽在寤寐，未之有。兹念尔等久不来见，恐有诚意不得上通，故特遣官赉敕，赐尔等缎匹，以谕朕意。嗣后有欲奏闻之事，即行奏请，朕无不体恤而行。朕方欲致天下于太平，尔等心怀忠直，毋忘太祖、太宗历年恩宠，我国家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岂不休乎！”《清世祖实录》第103卷第3、4、5页。
　　这道敕谕十分重要。它是入关以后清政府正式颁行的对待漠南蒙古的基本政策文件。这道敕谕是依据太祖、太宗手定的满蒙联盟基本国策精神而写的，并把这一国策明确地用“我国家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这两句话表述出来，宣谕各部。此后清朝各帝即以此作为满蒙关系的基本政策，漠南蒙古各部王公亦以此为本部行动的主要指针。这对于清朝政府和漠南各部王公，都是大有裨益的。
　　世为天子，代代为王，包含了丰富内容，确定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它规定了双方之间是君臣隶属关系，漠南蒙古各部王公，虽是本部之主，但本部并非独立之邦，而是大清国的一部分，本王是大皇帝之藩属，当时官方名称叫“外藩蒙古”或“藩部”。这是双方关系的基本点，也是清帝对蒙古王公的主要要求，是蒙古王公必尽的首要责任。
　　世为天子，代代为王所反映出来的双方之间的君臣隶属基本关系，包含着清帝对蒙古王公的四项要求。第一，忠于朝廷，不叛不乱。蒙古各部是大清的藩部，蒙古王公是大皇帝属臣，效忠于帝，约束本部人员，不叛不乱，因而蒙古各部便成为清朝的屏藩，而不是清之敌国，与前明增建长城以图扼制蒙古的入边杀掠，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捍卫大清国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几十年后世祖福临之爱子清圣祖玄烨便曾就此颇为得意地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清世祖实录》第275卷第21、22页。第二，披甲从征，南北转战。遇逢重大征战，清帝以及昔日之大金国汗，皆下敕征调蒙古各部王公率领本部人员随同厮杀。顺治元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统军逐鹿中原时，科尔沁、扎赖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喀喇沁、土默特、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阿禄科尔沁、翁中特等部王公率兵数千从征，为清帝入主中原建树了重大功勋，顺治三年又随从清军征剿喀尔喀，再立大功。第三，进贡马驼，互市马匹。蒙古马名扬天下，征战必需，蒙古各部王公必须按期朝贺，贡献马驼，并在大征之时，奉旨售马，供应军需。这对保证清军战马来源和增强军力，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四，听从裁处，遵守帝谕，蒙古各部王公之间发生争执，须听大皇帝裁处，朝廷为各部制定的法令，如禁止互相偷盗厮杀，不许隐匿丁口等等，各部王公皆须遵守，不得违抗。王公死亡，爵位之袭承须经清帝批准。当然，蒙古各部王公也并非只尽义务，无偿效劳，他们也享有广泛权利，从大皇帝那里得到不少好处。在政治上，各王公可以世代传袭，不怕势强横暴之他部王公来兵袭扰和侵占，以致家破人亡，部落被吞，因为这是违法行为，是抗谕之罪，大皇帝会出面裁处，直到遣兵讨伐，驱逐来侵者。他们也不必为属下谋叛而过分担忧，因为，图谋不轨者，必遭大皇帝谴责和惩处。清帝对维护各部王公之世袭权，世为本部之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在经济上，蒙古王公岁有俸禄，数量不少。清帝赐蒙古各部亲王年俸银二千两、世子一千五百两、郡王一千二百两、贝勒八百两、贝子五百两、镇国公三百两、辅国公二百两。王公来朝之时，或有大庆节日，又另行赏赐大量银帛衣布。灾荒之时，还可得到大皇帝的赈济，互市马匹等物，又可得到大批必需物品和白银成千上万两。至于文化交流，汉民入蒙经商垦地，皆对蒙古各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因此，世为天子，代代为王，的确有利于清帝与蒙古王公双方，有利于满蒙汉人民，蒙古各部王公为清“屏藩”，他们自己亦能“享富贵于无穷”。这是一项有利于双方的好政策。
　　二、北方屏障蒙王为帝效劳.
　　顺治帝所说“世为天子，代代为王”之基本政策，并非一纸具文，而是确实在贯彻执行。驻牧于张家口外距京师九百六十里的苏尼特部，额驸多罗郡王腾机思，于顺治三年(1646)六月率弟腾机特等叛逃，欲投奔喀尔喀车臣汗硕雷，遭清军追击，大败，后于顺治五年悔罪求降，摄政王多尔衮宥其罪。腾机思已死，腾机特来京朝贡，摄政王谕令赐宴，并令其袭封兄长腾机思的郡王爵位。驻牧河套距京师一千一百里的鄂尔多斯部之台吉大扎木苏及多尔济，于顺治元年五月劫杀清使图鲁锡，叛逃，同部之台吉额林臣等不叛，“举国来降”，摄政王封额林臣为多罗郡王，单达为贝勒，伊廪臣、色冷、沙克察为固山贝子，小扎木苏为镇国公，同时又遣使前往招抚大扎木苏、多尔济。顺治七年十一月大扎木苏率部归降，诏宥其罪。这次顺治帝遣使赍敕慰谕漠南各部蒙古王公时，苏尼特部之腾机特郡王及鄂尔多斯部之镇国公大扎木苏，皆与他部王公一样被慰谕。
　　相反，对于叛逃之后拒不归降者，顺治帝沿袭祖、父之方针，以武力为后盾，以抚为主，辅之以剿，于顺治八年九月命固山额真噶达浑率兵往征鄂尔多斯部台吉多尔济，九年初在贺兰山将多尔济斩杀，尽歼其兵，俘获甚众。《清世祖实录》第44卷第16、17页，第51卷第9页，第60卷第11页，第64卷第2页。
　　自太祖以来，蒙古科尔沁部王贝勒即备受清帝尊重和倚赖，原因很简单，他们很早来归，率部从征，与帝联姻婚娶，是清之皇亲国戚。该部首领之一莽古思，其女系太宗之孝端文皇后，孙女乃太宗之孝庄文皇后，系世祖福临之亲生母亲，曾孙女又是世祖之孝惠章皇后。莽古思及其侄奥巴之子侄满朱习礼亲王、巴达礼亲王、巴雅斯护朗亲王、弼尔塔哈尔亲王、奇塔特郡王，皆分娶太宗之皇女及抚从兄之女。因此，科尔沁部的土谢图亲王巴达礼、达尔汉亲王满朱习礼、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孝庄文皇后之兄)年俸皆为二千五百两，比其他各部亲王多四分之一，扎萨克图郡王布达齐年俸一千五百两，也比其他部郡王多四分之一。《清世祖实录》第131卷第6页；《清文献通考》第42卷，《国用四》。
　　但是，顺治帝福临亦仿父皇之法，对科尔沁部王贝勒有奖有罚，赏罚分明，决不姑息。顺治十六年初，他为笃念国亲，继顺治十二年召见亲王、公主后，再次降旨，往召外藩蒙古王等所尚五公主及额驸、并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达善、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来京，吴克善以公主有病有误来朝回奏，满朱习礼“以公主病泄，自身冒风，两孙病殂，诸子复感寒疾”，奏请免朝。理藩院上疏劾奏二王之过说：蒙皇上谊笃亲亲，特令公主额驸来朝，今亲王吴克善、郡王满朱习礼奉诏不即至，反推托事故陈奏，殊属不合，仍应催令来京，严加议处。帝即降旨：“卓礼克图王、巴图鲁王不闻命即至，借端推诿，甚属不合，尔衙门会同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奏。”③《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17页；第18页。
　　议政王贝勒大臣正议之时，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星夜引罪来朝”。帝于四月初二下谕说：“公主、王当此无事之际，以善言相慰，笃亲之故，特召之来，朕之恩待其厚。矧达尔汉巴图鲁郡王系皇太后亲兄，又曾行间效力，著有劳绩，故欲晋封为亲王，今乃以公主病泄孙死为辞，不遵诏旨，藐视朕恭，有干国纪，朝与不朝，任从己便，岂朕轸恤款待有未至乎!已付诸王大臣议处。今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既自引罪，星夜来朝，著从宽免议，其晋封亲王，亦著停止。”③可能是满朱习礼再次认罪，或托人疏通求情，帝也念其身为国舅，一向奉命惟谨，从征厮杀，军功卓著，故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即于五月初九谕告理藩院，将其晋封和硕亲王说：科尔沁多罗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自皇考太宗文皇帝时，统兵征剿，懋建洪功，又征讨喀尔喀部落，著有显绩，且系圣母皇太后亲兄，故特加宠纶，封为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尔衙门即遵谕行。②③《清世祖实录》第126卷第8页；第9页；第21页。
　　同月十二日，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上三旗大臣遵旨议拟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罪，议毕奏称：应夺其亲王爵，降为贝勒，罚马千匹。对于这位圣母皇太后之亲兄，帝之亲大舅爷，福临降旨减轻其罚说：吴克善理应依议削去亲王，但念系太祖、太宗时所封之爵，朕心不忍降夺，仍留亲王爵，罚马千匹。②过了三十多天，六月十八日，他又下诏免去吴克善所罚之马千匹。③他又于顺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封下嫁蒙古王之五位固伦公主为长公主。这五位公主是察哈尔额驸阿布鼐亲王所娶之太宗皇二女永宁长公主，科尔沁部额尔德尼郡王之母太宗皇三女延庆长公主，科尔沁部额驸弼尔塔噶尔(吴克善亲王之子，后袭亲王爵)之妻太宗皇四女兴平长公主，巴林额驸塞布腾郡王之妻太宗皇五女和顺长公主，科尔沁部额驸巴雅思护朗(土谢图亲王巴达礼之子，后袭父之亲王爵)之妻太宗皇八女昌乐长公主。《清世祖实录》第130卷第15页。
　　顺治帝福临继承和发展了皇祖、皇父手定之满蒙联盟国策，正式提出“世为天子，代代为王”，加强了与漠南蒙古各部王公尤其是科尔沁部、巴林部等部的紧密关系，对促进全国统一事业，保障北方、东北地区安宁，都起了很大作用，并为二十年以后爱子清圣祖玄烨顺利进行平定三藩之乱、三征噶尔丹等人的战争，创造了历史条件。《清史稿》就此评论说：“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列内扎萨克：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如亲征噶尔丹，及剿策妄阿喇布坦、罗卜藏丹津、噶尔丹策凌、达瓦齐诸役，扎萨克等效力戎行，莫不懋著勤劳。”《清史稿》第518卷。后来清圣祖玄烨把“世为天子，代代为王”这一基本政策，又扩大到漠北喀尔喀蒙古，对维护西北地区和平与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节、漠北蒙古“九白年贡”.
　　一、七月交兵战后多次议和.
　　漠北蒙古在明末清初，指的是喀尔喀之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三部，一般称为喀尔喀三部。三部之汗、王、公，是元太祖十六孙格呼森札赍尔的后裔。格呼森札赉尔有部众万余，分授七子为七旗，分喀尔喀左、右翼，游牧于杭爱山和图牧河一带，地区宽广，“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东界黑龙江，西界厄鲁特，北界鄂罗斯，南尽瀚海”。土谢图汗与车臣汗部属左翼，牧图拉河界，扎萨克图汗部为右翼，牧杭爱山。土谢图汗部又称喀尔喀后路，至京师二千八百余里，东界肯特山，西界翁吉河，南界瀚海，北界楚库河。车臣汗部称喀尔喀东路，至京师三千五百里，东界额尔德尼陀罗海，西界察罕齐老图，南界塔尔衮、柴达木，北界温都尔罕。扎萨克图汗部称喀尔喀西路，至京师四千余里，东界翁锦、西尔哈勒殊特，西界喀喇乌苏、额呼克诺尔，南界阿尔察喀喇托辉，北界推河。
　　清太宗崇德元年，以平定漠南蒙古察哈尔部遣使宣捷于喀尔喀三部，第二年三部之汗派人来贡，且请断绝明市。太宗甚喜，赐予貂服、朝珠，弓刀、金币。崇德三年，喀尔喀三部之汗贡异兽、名马、甲胄、貂皮、雕翎、俄罗斯火枪、阿尔玛斯之斧、玄狐、白鼠裘，以示谢意。太宗命三汗岁献白驼一头、白马八匹，称为“九白之贡”。此后双方互相遣使往返，直到顺治三年交战，和好始破裂。
　　顺治三年(1646)初，车臣汗硕雷煽诱漠南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郡王偕弟腾机特率部叛逃，投奔漠北，清豫亲王多铎领军追剿，土谢图汗衮布遣子喇瑚里等以二万兵，车臣汗硕雷遣子本巴等以三万兵往援腾机思，于七月被清军大败，而回归本地。衮布之族人二楚虎尔复掠漠南巴林部人畜。巴尔布冰图又来侵漠南土默特部，劫马两千匹。
　　顺治三年九月十六日，摄政王多尔衮遣土谢图汗所属之额尔德尼托君的贡马使臣回归，谕告使臣说：“尔等速往，各语尔主，草青以前，可将腾机思、腾机特擒之以献，如此，则遣使来朝，否则，使来，定行羁留。”《清世祖实录》第27卷第19页。
　　顺治四年四月初五，扎萨克图汗素巴第闻清帝下诏斥责硕雷、衮布二汗，欲代为和解，偕同族俄木布额尔德尼遣使赍书相劝，但扎萨克图汗素巴第之辞甚傲。书中谈道：“汉人八十万众，原系我攻城敌也，今闻尔已收服，念总属我红缨蒙古所得，甚为喜悦，故去年我曾遣使朝贺。苏尼特向从此处逃去，今又复来归，尔等追逐至此，与伊思丹津拖音、达赖济农合战，我等欲前来分理曲直，未至之此，尔又班师。向来红缨人与我原无仇隙，止因额尔克楚虎尔私掠巴林，欲遣使，前来分理曲直，适冰图、阿穆喇古喇库两人至，伊等所言，我已悉知。如以我言为然，可遣使前来，计议妥便，如以为不然，亦惟尔知之而已。”③④《清世祖实录》第31卷第14、15页；第15页；第14页。
　　俄木布额尔德尼进贡方物，并致书相劝，辞较平和。书中谈道：“丙戌年之事，闻诸王前来，我等右翼欢忭前往，商议事成，原欲将逃人公议执送，因我左翼两经战败，不能议和。今遣使通好，此地一切事宜，我固可尽力承任也。”③喀尔喀左翼嘛哈撒马谛塞臣汗等亦于四月初五遣使来贡，进表请和。摄政王多尔衮以帝之名义降谕说：前苏尼特部落腾机思举国来归，朕即以女妻之，又封之为王，优礼恩养。及彼背德叛逃，因命和硕德豫亲王率轻骑追剿，此朕讨叛之师，与尔等何涉，尔等乃遣兵迎犯，故天降谴于尔也。朕于此时，典赐优容，即命班师，若果素念尔恶，岂不能乘尔自遭天谴之时，以见在之兵，即加征耶！今尔等如欲安居乐业，能擒腾机思等，则席卷其国来献，不能，即当用兵剿灭腾机思，收服其国，则我师亦不烦再遣。倘又不能，可遣尔亲信大臣来贡，朕令偏师前往，任彼遁逃何所，亦无难剿灭之也。朕所以必令尔以亲信大臣为质者，盖以大兴师众，即扰尔国，量遣一旅，又恐尔心叵测之故耳。尔果克遵朕旨，当及未雨雪之时，速遣使来，倘尚怀携贰，则不必遣使。④五月初五，摄政王降谕训诫喀尔喀扎萨克图汗说：“尔来书云：汉人八十万众，原系我攻城敌也，今仍为红缨蒙古所得。我朝原系红缨满洲，所称蒙古为谁?尔来书不名，又尔我相称，意欲与我敌体乎?尔书云：苏尼特向从此地逃去，又复来归，尔等追逐至此，与伊思丹津拖音、达赖济农合战，我等欲前来分理曲直，尔师竟回。额尔克楚虎尔私掠巴林，亦欲前来分理曲直。夫巴林、苏尼特二罪，素知与尔无干，尔果能议，今即与尔定议，尔当自审果能否乎?如果能，当尽执若辈来献。若徒哆口骄言妄行何益！诚欲通好，尔当守礼法，悉改前愆，及此未雨雪之前，遣使前来，如不遵旨，可毋遣使。”②《清世祖实录》第32卷第2、3页；第3页。
　　同一天，又谕伊思丹津喇嘛说：前德豫亲王率偏师追征苏尼特腾机思，“尔出师逆敌，致天降谴。我朝与尔素无嫌隙，而二楚虎尔掠我巴林，今尔如欲安生乐业，可将二楚虎尔所掠巴林人畜等物，散失者照数赔补，见存者尽行送还，以驼百头马千匹前来谢罪。倘能遵旨，及未雨雪之前，即遣使全送，如不遵旨，可毋遣使”。②顺治五年苏尼特部腾机特率部来归，诏宥其过，命其袭已故之兄腾机思郡王爵。五年八月初三，喀尔喀部土谢图汗、硕雷汗等“谢侵夺巴林部落罪”，贡马千匹，驼百头。《清世祖实录》第40卷第2页。此后时遣使入贡。
　　顺治七年三月十一日，土谢图汗等欲讲和，摄政王以帝名义降谕，谕告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伊思丹津喇嘛大小贝子，提出和好的条件说：若欲复申盟好，“可具书来奏，当报以敕谕。其二楚虎尔所掠巴林牲畜，可即赔偿，以赎俄木布额尔德尼、巴尔布冰图兴兵之罪，及巴尔布冰图驰入土默特杀人之罪，并赔补掠去人畜。自今以后，如欲罢兵修好，彼处为首汗、贝勒、贝子誓诸天地，朕仍与之通好，否则遣使无益也”。《清世祖实录》第48卷第4、5页。
　　喀尔喀部汗、贝勒、贝子等收到敕谕后，于顺治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遣使奏称：“今遣四贝勒为首及诸大臣前往，坚盟和好。前命照例敕奏，此谕诚是，臣等特具疏奏请，伏乞睿裁。”《清世祖实录》第50卷第16页。
　　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摄政王多尔衮率王贝勒大臣猎于边外。二十二日遣侍卫桑阿尔寨等，赍敕往谕喀尔喀部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伊思丹津喇嘛、俄木布额尔德尼大小贝子，除讲述双方以往交战等情况外，又再次提出议和的条件：归还掠取巴林的牲畜；部落之长及贝勒、贝子誓告天地，永通和好；修好诸贝子依照定例，每年各按旗进贡一次，每旗下贝子合进驼一头马八匹，遣大臣朝见，清照例赏赐。《清世祖实录》第51卷第7、8页。几天以后，多尔衮于十二月初九去世，与喀尔喀部议和修好之事，只有由少年天子福临来完成了。
　　二、年年朝贡三汗拥戴大君.
　　少年天子福临虽然极端痛恨“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将其追罪削爵籍没焚尸扬灰，但是对于他的一些好的政策和高超的策略，仍然继承了下来，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对喀尔喀部的议和修贡，即是他成功的一例。他的基本策略方针是以武力为后盾，议和为上，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决不妥协委曲求全，但又不苛求于人。
　　世祖福临亲政后，喀尔喀三部汗、贝勒、贝子多次遣使入朝进贡方物，他都予以赏赐款待。以顺治八年三月为例，十九日，喀尔喀部落吴把什台吉贡马匹等物，赐银鞍辔布等物。二十三日，宴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贡使于礼部。二十六日，顺治帝御太和殿，硕雷汗之子噶尔马撒望台吉、储护尔台吉朝见。二十九日，赏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贡使银茶筒、缎匹等物。《清世祖实录》第55卷第16、17、18、20页。
　　土谢图汗等所遣贡使及其随从人员，人数相当多。顺治八年八月初七，宴土谢图汗贡使八百八十四人于礼部，二十七日，又宴土谢图汗贡使三百零九人于礼部。《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5、27页。贡使人数之多，原因不难了解，那就是喀尔喀三部汗、贝勒、贝子、台吉希望通过朝贡，进行互市贸易，卖出马牛羊驼，购进茶盐缎布等生活必需用品，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恢复昔日的正常和好关系，不断遣使来京议和。
　　顺治帝福临当然也希望双方和好，保持北方地区安宁，但又决心使双方的关系建立在比太宗崇德年间和顺治三年以前更为牢固更为有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大皇帝”与喀尔喀三部汗贝勒贝子之间的君臣关系，哪怕这种关系的程度，不如漠南内属蒙古那样强烈和牢靠，但总要比过去更加紧密一些。因此，多次下谕，训诫对方欠礼之处，提出议和修贡条件。
　　顺治八年九月十四日，他因土谢图汗等交纳的赎罪牲畜数少，而谕告土谢图汗、车臣汗、伊思丹津喇嘛及大小贝勒说：尔等岁贡牲畜七十二头，已经收纳。至巴林人畜，因不能赔偿，止以马百匹、驼十头赎罪，“是尔等无归附之意，故尔如此”。今若归我巴林人口，遣为首诸贝勒入觐，其牲畜自当宽免。如遵朕命，则为首四旗岁贡，自当收纳，其诸小贝子各自贡献，俱行停止。倘不归我巴林人口，不遣为首诸贝勒入觐，则尔等使臣可勿遣，岁贡可勿献。兹将尔等赎罪马百匹、驼十头发还。《清世祖实录》第60卷第12页。
　　顺治九年五月十四日，他因扎萨克图汗等未按谕敕所提条件议和，且犯掠边境，降谕训斥扎萨克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及大小贝子说：前因尔等表请通好，毫无定议，曾两经降谕。“朕意本欲和好，故令尔等归还所掠人畜，贡献所罚驼马，并为首诸贝勒、贝子、头目来朝赎罪。乃尔既不来朝，又不归还人畜，贡献驼马以赎罪”，“且尔一面通市，一面犯边”。现朕开诚谕尔，“今若速还我人畜，献所罚驼马，遣为首贝勒、贝子、大臣来朝则已，不然致有后悔，自贻伊戚，我何与焉。可速定议，毋得迟疑，以坠尔基业”。《清世祖实录》第65卷第5页。
　　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又因土谢图汗、车臣汗等倨傲不恭，颁谕训斥土谢图汗、车臣汗、伊思丹津喇嘛等人说：“尔等为四九牲畜来奏，辄言从前赏例太薄，我等再不来贡。又言逃人，有在贝子大臣讲和以前去者，有在后去者，逃人往来私行，何以称和，等语。又朕曾遣使至尔处，迟至两月余，乃先令拜塔，而后见尔等。种种谬误，朕故不复遣使。朕为天下主，尔乃弹丸小国之长，以方物来贡，朕酌量赏赉，即云微薄，亦宜奏请增益，乃辄言赏例如前，则九畜不贡，尔等将欲构衅乎?且尔既不归我巴林人畜，为首贝子又复不至，尚何可言?若尽还巴林人畜，为首贝子前来，视同一国，誓言修好，始可候旨定夺。”否则，败和好，将后悔矣。《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7、8页。
　　顺治帝的这几道敕谕，讲得很好，理直气壮，有恃无恐，俨然是大皇帝对边外小邦酋长的开导、训诫和警告。清与喀尔喀三部之争，曲在三部，他们根本不该遣兵五万攻打人数少于彼方的清军，清军是追征苏尼特部，未侵犯喀尔喀三部地区，未袭掠启衅，却突遭喀兵拦袭，若非清军勇猛所杀，则将全军覆没，战死之后，也是冤鬼，不知喀兵为何来攻，自己为何要被喀兵斩杀。兼之，喀兵又偷袭巴林、土默特，杀人掠畜，扰掠清之藩部，作为天下共主，作为漠南蒙古藩部之君的清朝大皇帝，当然应该为属部做主，为属部讨还公道，惩治来犯之人。不将这些道理讲清楚，喀尔喀三部不承认所犯错误，不归还所掠人畜，双方就不能议和通贡。因此，双方多次使臣往返商议，喀部都是理屈词穷，而顺治三年清军大败喀兵的雄威，也增强了清政府在争论中的优势，使三部汗贝勒有所畏惧，不敢一意孤行。顺治帝正是基于对喀部形势的正确了解和相信自己的无敌军威和事业之正直，才据理相争，坚持原则，力求和好，但不妥协委曲求全。
　　喀尔喀三部汗贝勒在前后五六年的多次议和争执中，逐渐认识到不能威胁、欺骗清政府接受己方的无理要求，想打，又打不过，拖久了，又影响双方经济交流，马驼羊难以卖出，茶布银帛到不了手，所以，他们已决定按照大皇帝提出的条件，议定和好。不料风波又起，土谢图汗衮布之旗弟不塔尔台吉率本部人投奔清朝，顺治帝大喜，特封其为扎萨克亲王，命驻牧张家口外塔噜浑河。于是土谢图汗衮布、车臣汗硕雷等便于顺治十年六月十三日进表，诡称巴林人畜尽被不塔尔携去，应找不塔尔索取，并要求将不塔尔遣返喀部。《清世祖实录》第76卷第5页；《清史稿》第521卷。
　　顺治帝甚怒，于六月二十六日降谕，敕谕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予以严厉斥责说：尔等抗违前旨，不遣为首贝子来朝，又不进本年常贡牲畜，不尽偿巴林人口，“尔等负罪实多，反以归顺朝廷之贝子擅来奏取，昧理甚矣！今纵尽偿巴林人口，遣贝子来朝，其已经投来贝子臣，朕亦不即遣还。惟将巴林人口尽数归我，且遣贝子来朝，应自此以后，再有逃来之人，俟彼时酌量施行。否则，岂但已投来之贝子，不即遣还，凡贝子大臣来归者，即尽收养，且宠以富贵矣”。《清世祖实录》第76卷第11、12页。
　　过了一月余，顺治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世祖福临又命安郡王岳乐为宣威大将军，统领官兵，戍守归化城，赐予敕谕说：“今闻喀尔喀部落相约，举兵内向，亟宜预防，兹命尔为宣威大将军，屯驻归化城。”“倘喀尔喀兵至，因利乘便，攻其不备，倘敌兵势众，速行驰奏，以便益兵。”《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2页。
　　同年九月十一日，理藩院奏称：土谢图汗属下索诺额尔德尼遣使进岁贡驼马，至张家口外，请旨定夺。谕命遣使往视，若巴林人口已经全还，为首贝子来朝，则令来使进口，否则驱逐其使。《清世祖实录》第78卷第6页。随即查明，来使未送还巴林人口，为首贝子未来朝，即将喀尔喀左翼四旗使者逐回，拒其进贡。顺治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帝又敕谕喀部丹津贝勒，详述土谢图汗、车臣汗违旨不还人口等过失，故绝来贡使，今后如不再遵前旨，亦不许贡使入口。《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18、19、20页。
　　顺治十二年，土谢图汗衮布去世，其子察珲多尔济继汗位，执掌喀尔喀左翼。车臣汗硕雷卒，其子巴布继位。扎萨克图汗索巴第亦先已病故，其子诺尔布继位，称毕席勒尔图汗。喀尔喀三部汗、贝勒见清帝态度坚决，又命帅统兵防备，知道难以智胜勇取，故决心议和修贡，上表谢罪。扎萨克图部毕席勒尔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及子胡土克图等于顺治十二年正月，遵从帝谕，“以从前抢掠巴林部落，上表引罪，并求和好，进献驼马”。《清世祖实录》第88卷第31页。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丹津喇嘛、墨尔根那颜亦谨遵帝敕，遣子弟额尔德尼诺穆齐、伊世希布额尔德尼、额尔克戴青三位大台吉，车臣汗巴布遣子门章墨尔根楚虎尔，于十二年四月初七，“以侵掠巴林，遵旨服罪来朝，并进岁贡马驼”。《清世祖实录》第91卷第3页。
　　顺治帝福临见喀部已遵依己谕，遣为首贝子来朝谢罪，便不再坚持归还人畜，审时度势，立即决定与喀尔喀部议和修贡，但对三部又有所区别，先与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定议和好。他于五月初五遣祁他特车尔见等使臣，赍敕往谕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墨尔根那颜，允其和好，嘉其遵旨说：昔因尔等抗违谕旨，故数次不纳来使。“今尔等诚心引罪”，遣额尔德尼诺穆齐、门章墨尔根楚虎尔、伊世希布额尔德尼、额尔克戴青四台吉岁贡来朝，“朕不咎既往，将应还巴林缺少人畜悉从宽免。兹特遣大臣前来，尔等可以修好之故，面坚盟誓，每岁照常额进贡，交通贸易，朕亦不靳赏赍，既盟之后，尔逃人至此，亦不收纳，仍行送还。若不修好坚盟，即进贡，朕亦不纳，逃人至此，仍命收纳，且加恩养，尔其识之”。③《清世祖实录》第91卷第14页；第18、19、20页。
　　同年八月，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丹津喇嘛、车臣汗、墨尔根那颜等，遵依帝敕，“以和好约誓”。十一月二十一日，土谢图汗、丹津喇嘛、车臣汗、墨尔根那颜各遣使遵例进贡。清帝定例：喀尔喀三部左右翼分为八扎萨克，命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墨尔根那颜、毕席勒尔图汗、罗布臧诺颜、车臣济农、坤都伦陀音各领一扎萨克，“每岁进贡白驼各一、白马各九，谓之九白年贡”。清帝赏每扎萨克银茶筒各一个，重三十两，银盆各一个，缎各三十匹，青布各七十匹，以此回答。现遂按此例赏赉贡使，并赐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俄齐赖土谢图汗、那门额真车臣汗、岱青台吉等“遣使请好”，顺治帝命安郡王岳乐同其使臣于宗人府“酹酒约誓”。《清世祖实录》第95卷第10页，第96卷第13页。
　　对于喀部右翼扎萨克图汗，顺治帝则因其未遣为首贝勒“认罪来朝”，且妄言他事，遂于顺治十二年五月十九日敕谕毕席勒尔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及大小诸贝勒，详述前后争执经过及先前逐回来使车臣卓礼克图的原因，重申定和条件，即：“送还巴尔布冰图所掠人口，为首贝勒台吉认罪来朝”。这样，便可考虑另行裁度巴尔布冰图妄杀之罪，“和事可成，往来通和”，“赏赍不绝”。如仍违旨，则虽遣使，亦无甚裨益。③清与扎萨克图汗部蒙古汗贝勒之间正式定和的时间，就这样往后略为拖延了。
　　扎萨克图毕席勒尔图汗诺尔布等汗贝勒经过多次商议，决定继续遣使入贡。顺治十四年诺尔布复偕同族车臣济农、坤都伦陀音奉表乞和认罪，帝遂下诏宥其前过，双方关系完全正常化了。
　　顺治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世祖福临遣官赍敕，谕嘉喀部车臣汗、土谢图汗、丹津喇嘛、墨尔根那颜等，赐予衣帽器币等物。其敕说：“朕观尔等审知天命，凡一诏下，靡不敬从，令四台吉诣阙谢罪，朕悉从宽宥，遣大臣前往，尔于使臣前不违诏旨，诚心誓好，遂每年贡献方物，遣使来朝。朕甚嘉悦，罔有异视，德意有加，锡尔殊恩，特遣大臣，赐之敕谕。自兹以往，其益加恪顺，以效忠贞，上报隆施，膺兹宠眷，以慰朕柔远至意，果中诚罔懈，以获天眷，以承国恩，奕世永享太平之福矣。”《清世祖实录》第119卷第6页。
　　顺治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扎萨克图部毕席勒尔图汗、罗布臧诺颜、车臣济农、坤都伦陀音等，“以盟誓修好，遣使进岁贡”，帝派梅勒章京多克新等赍敕奖谕，厚加恩赐。《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27、28页。
　　第二年，清政府对喀尔喀三部岁贡之例又作了一些修改，规定：土谢图汗、车臣汗、毕席勒尔图汗等，每年各贡白马八匹白驼一头。其管旗汗、贝勒及台吉、为首大臣、喇嘛等，许其来京进贡，至于小台吉、喇嘛等，“记名贡马贸易，永行停止”，仍不许潜入边境。若欲置买茶帛等物，俱令在归化城交易。《清世祖实录》第143卷第12页。
　　由于顺治帝调度有方，安排妥当，由于喀部汗贝勒诚意求和通好，双方的努力终于生效，敌对行动停止了，僵持、争吵局面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使臣往返，贡市频繁，友好和睦，关系密切，对双方的安宁和经济文化交流，都起了很大作用，也为二十多年以后清圣祖玄烨三征噶尔丹，援救濒于灭亡举部南逃的喀尔喀三部，双方建立起比较正规的隶属关系，喀部汗贝勒与漠南蒙古各部王公一样皆系“天皇帝”之“藩部”和“藩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三节、达赖入朝封授尊号.
　　一、再三邀请五世达赖进京.
　　达赖，乃达赖喇嘛的简称。达赖二字，是蒙文译音，其意为“海”，喇嘛乃藏文译音，其意为“上师”。达赖和班禅系西藏佛教之黄教派(因此派僧人戴黄色僧帽而得名)始祖宗喀巴的两大弟子，世以呼毕勒罕转生(呼毕勒罕即汉语“化身”)，明中叶以后，成为藏区的宗教领袖。
　　第一世达赖名叫根敦朱(1391—1474)，二世达赖系根敦嘉措(1475—1542)。三世达赖是索南嘉措(1543—1588)，他与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关系极为密切，使蒙古各部摒弃了历来信仰的萨满教，改信佛教的黄教。索南嘉措赠与俺答汗尊号“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其意为转轮王聪睿汗王，俺答汗赠索南嘉措尊号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其意为在佛教中达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海上师。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和明帝建立了朝贡关系。在此之前明永乐帝朱棣曾分封西藏八大番僧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等八王，现此八王声势皆不及三世达赖。四世达赖是云丹嘉措，乃俺答汗之曾孙，生于1589年，死于1616年。
　　与清朝发生关系的是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五世达赖因西藏政治首领藏巴汗丹迥旺波迫害黄教，秘密遣使求助于漠西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图鲁拜琥。顾实汗于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末率兵进藏，第二年擒杀藏巴汗，征服了西藏各部落，在此之前，他又降服了甘青藏区和川康藏区，遂成为全部藏族地区的大汗。他派诸子住牧青海，征康区赋税以养青海部众，以前藏、后藏赋税供养达赖，将后藏部分地区划归四世班禅罗桑却结坚赞管辖。顾实汗于拉萨建立政权机构，管辖全部西藏，任命该机构的高级官员，其中最重要的、具体主持政务的第巴，亦由他任命达赖的第巴索南饶丹充任。至此，达赖正式成为全部藏区的宗教领袖，顾实汗为行政上领袖，乃统辖全藏的汗王。
　　顾实汗和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商定，遣使前往朝见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七年到达盛京，贡方物，献丹书，尊称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受到太宗隆重接待。第二年太宗派人回报于达赖，称其为“金刚大士达赖喇嘛”，双方开始通使和好。
　　顺治元年顾实汗奏请清帝延请达赖至京，“令其讽诵经咒，以资福佑”，清遣使往迎。顺治四年二月十五日，以达赖、班禅、巴哈胡土克图、鲁克巴胡土克图、伊尔扎尔萨布胡土克图、萨思夏喇嘛、额尔济东胡土克图、伊思达格隆胡土克图、诺门汗各上书请安，献方物，遂遣喇嘛席喇布格隆等赍书存问，各赐金玉器皿缎匹雕鞍甲胄等物，并敦请达赖前来，达赖复书，预定于顺治九年前来。《清世祖实录》第30卷第22页；《清史稿》第525卷。
　　顺治八年三月初八，帝又遣官赍敕、礼物往召达赖。九年正月初一，达赖表奏来朝起行日期。班禅胡土克图、第巴、顾实汗等亦以劝导达赖来朝，奉表奏闻，并贡方物。二月初五，帝遣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同户礼兵工四部理事官往迎达赖，赐达赖袍、帽、鞍、马、珍珠、数珠等物。以第巴诺门汗劝导达赖来朝，并赐袍、帽、鞍、马、玲珑佩刀等物。《清世祖实录》第55卷第7页，第62卷第1、2页，第63卷第2页。
　　顺治九年三月，五世达赖由进藏迎请的清朝官员陪同从西藏出发，随行的蒙古、西藏人多达三千名，顾实汗、四世班禅、第巴索南饶丹等人送到藏北达木(今当雄)。达赖进入青海境内，顺治帝派遣官员沿途欢迎，并由国库发给口粮，不久又赐达赖乘坐金顶黄轿。帝本欲亲至边外代噶(即代海之滨，今称凉城，代海在呼和浩特市东南百里左右，今称岱海)亲迎达赖，遭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谏阻，乃于十月十二日改遣和硕承泽亲王硕塞代迎。
　　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达赖在北京南苑谒帝，帝命赐座赐宴，达赖进贡马匹方物，帝立命户部拨发给达赖布施银九万两，并安排达赖住于特为其建造的黄寺。此后，顺治帝又一再设宴款待达赖。诸王亦依次设宴招待达赖。
　　顾实汗奏请达赖回朝，达赖亦奏称水土不宜，有病，请告归，帝遂于十年二月十八日以遣达赖归，御太和殿，赐达赖宴，并赐黄金五百五十两、白银一万一千两、大缎一千匹，以及鞍马、珠玉等其他珍贵物品多件。二十日达赖辞归，帝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偕固山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率八旗官兵，送至代噶，又命皇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礼部尚书觉罗郎球饯于清河。《清世祖实录》第70卷第26页，第71卷第20页，第72卷第10、12页。
　　二、金印册封藏满蒙汉皆利.
　　顺治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帝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赍送册封达赖、顾实汗的金册金印，前往代噶册封。
　　册封达赖的金册金印用满文汉文及图白忒文(即藏文)。册文全文如下：“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臧扎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无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园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②《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18、19页；第19页。
　　金印之文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印”。②顺治帝赐予五世达赖的封号，是沿袭、参仿元明对西藏番僧的封号及俺答汗赠达赖的尊号，加以修改而成的。元世祖尊西藏佛教中萨伽教派领袖萨班衮噶坚赞的侄子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及“大宝法王”，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佐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八思巴曾领元朝中央政府之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军政事务。明成祖封藏地高僧哈力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园觉妙智慧善普应佐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明史》第331卷。
　　撇开那些园觉妙智等优美之词，元世祖封给八思巴的尊号，实际上包括两个内容，一系为大元帝师，管理包括汉人佛教和尚在内的全国佛教事务，是全国佛教的领袖；一系大宝法王，有管辖西藏地区行政事务的权力。明成祖封赐哈力麻的尊号，也包括“大宝法王”和“领天下释教”这两方面的内容，哈力麻既是管辖藏地事务之法王，又是天下佛教之领袖。但与元朝有区别的是，明帝在西藏地区不止封了大宝法王这一个法王，还封了昆泽思巴等七位番僧为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皆与大宝法王一样赐予印诰，这七位法王也是西藏地区他们各自辖束地区之王，这七位法王或系大国师，或系灌顶国师，也是本地区佛教领袖。而且大乘法王也和大宝法王一样，有“领天下释教”之权。实际上，不管是大宝法王，还是大乘法王，都没有管辖中原汉族广大地区佛教弟子的权力，他们只不过是拥有管辖西藏番僧之权而已，且分别只能管辖自己所辖的部分藏区番僧之权，比元朝八思巴帝师及其继承人之权力，大为削弱。
　　顺治帝所封五世达赖的尊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与元制相比，达赖之权有所缩小，因为他不能像八思巴那样拥有管理全国佛教的权力，此处的“所领天下释教”，其藏文的意思乃系“在一个广大的范围内”，而与“天下”有区别，即不能管辖广大汉族地区的佛教弟子，并非全国佛教之领袖。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86页。但是，与明制相比，顺治帝授予他更大的宗教权力，使他的管理范围扩大了很多，他是整个藏族地区(西藏、甘青藏区、川康藏区)佛教的领袖，而不像明朝八大法王实际上只是本人所辖藏区的佛教领袖，而且他还是漠南、漠北、漠西蒙古的宗教领袖。可是，另一方面，他与明代八大法王分系本人辖束地区之法王，是行政事务的领袖，又不一样。达赖没有管辖藏区行政事务之权，非藏王，而只是藏区的宗教领袖，政教是分离的，皇上将辖地政务之权授给了顾实汗。
　　顺治帝赐予五世达赖封号的第二个部分是：“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是袭用百余年前俺答汗赠与三世达赖的尊号，只不过将“识一切”改为“普通”而已，即尊达赖为佛教中“达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海上师”。
　　顺治帝册封顾实汗的金册金印，是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的。册文全文为：“帝王经纶大业，务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庶邦君长能度时审势，归诚向化，朝廷必加旌异，以示怀柔。尔厄鲁特部落顾实汗，尊德乐善，秉义行仁，惠泽克敷，被于一境，殚乃精诚，倾心恭顺，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尔尚益矢忠诚，广宣声教，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如此，则带励山河，永膺嘉祉，钦哉。”③《清世祖实录》第74卷第19页；第19、20页。
　　金印的印文是：“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印”。帝命将金册金印交与伴送达赖回藏的侍卫喇嘛、内大臣囊努克、修世岱等赍往西藏，赐予顾实汗。③顺治帝赐予顾实汗的册文，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尔尚益矢忠诚，广宣声教，作朕屏辅，辑乃封圻”，这句话表明了，帝是将管辖藏区军政事务之权，授予了顾实汗，正式承认顾实汗是藏区之汗，是藏区军政事务的领袖。
　　五世达赖的入朝和顾实汗的进贡，顺治帝对达赖的殊礼相待，皇上对达赖和顾实汗的册封，这一切对大清国，对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的关系，对西藏佛教和达赖喇嘛，对顾实汗，都产生了强大影响，都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第一，为西藏隶属清朝中央政府创造了良好条件。此时西藏虽然归顾实汗统辖，番僧藏民信仰达赖，但达赖和顾实汗的朝贡和清帝的册封，表明了二者之间已经是君臣关系，西藏已成为清之藩属，这对康熙中叶以后至乾隆年间，西藏直隶清朝中央政府，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二，对巩固顾实汗在藏区的统治起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顾实汗图鲁拜琥固然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故能连败敌军，消灭地方强大土司，擒杀藏巴汗，统一了西藏及青海和甘肃四川西康的藏族地区，但毕竟是兵少地广，敌酋林立，还需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能巩固统治。中原王朝之帝，一向是“天下共主”，能得到清帝的承认和支持，对稳定藏区将产生重大影响，何况藏地八大法王及若干国师与西天佛子，皆系明帝封授，现明亡清兴，若能为清所助，则法王、国师、西天佛子失去“天下共主”支持，便难以滋生事端，因而顾实汗竭力与清和好，多次进贡，清帝亦优礼相报，并册封图鲁拜琥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即藏汗，承认了顾实汗对西藏的管辖权。这对顾实汗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起了很大的影响，为他及其后人尊为藏汗数十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三，巩固和提高了达赖地位，扩大了黄教影响。在此之前，西藏佛教教派林立，藏巴汗丹迥旺波和进据青海的喀尔喀蒙古却图汗(世代信奉与黄教对立的噶玛噶举教派)联合，欲图消灭黄教，五世达赖被迫潜逃暂避。清崇德六年顾实汗率军入藏，打败敌军，达赖虽然转危为安，但基础并不巩固。现经清帝册封，授予自己管辖西藏、甘青藏区和川康藏区佛教弟子的大权，从此成为唯一的最高宗教领袖，且将这种权限扩大于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地区，取得了明代八大法王难以想象的成就，可以说，此行获利极大。
　　第四，藏汉满和好，西南宁谧。朝贡定制，使节往返频繁，贸易兴旺,互通有无，各有裨益。顺治九年定下赏赍达赖喇嘛使臣之例：每头目二人，随从役卒二十八人，共赏二等玲珑鞍马一匹、银茶筒一个、银盆一个、缎三十匹、毛青梭布四百匹、豹皮五张、虎皮三张、海豹皮五张。《清世祖实录》第66卷第19、20页。不要说此次达赖来朝，随从三千人可获得大量赐物和进行大批贸易，就只是达赖之第巴索南饶丹，便在顺治元年至十三年间，三次遣人一千，以阐化王名义进贡，这三千人又该得获多少赐物进行多大贸易！《清世祖实录》第110卷第7页。这一切，为促进藏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为西南地区的安宁，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顾实汗、五世达赖的朝贡和好及顺治帝采取的对待西藏、达赖、顾实汗的正确政策，于国于民，于藏于满于汉，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节、罗刹入侵清军反击.
　　一、三次来“贡”清俄初步联系.
　　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二十二日，少年天子颁降了有清一代第一道给予俄国沙皇政府的圣谕。他谕告俄罗斯国察汗说：“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赐，即俾尔使人赍回，昭朕柔远至意。尔其钦承，永效忠顺，以副恩宠。”《清世祖实录》第91卷第20页。
　　谕中所说俄罗斯国察汗，又写为察罕汗，即当时的沙皇。俄使乃沙皇政府向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使团成员之一布哈拉人之谢特库儿·阿布林。该使团的负责人为费尔多·依萨考维奇·巴伊可夫。巴伊可夫的任务是呈递国书于清帝，建立外交联系，进行贸易，收集情报。巴伊可夫派阿布林作为使团的先遣使节来华，自己略晚一些起程。
　　由于阿布林仅是先遣人员，故未带国书，按外交惯例，清政府本来是不需予以接待和赏赐的。但清政府考虑到远国第一次来贡，诚意可嘉，故给予赏赐。帝之圣谕显示了少年天子奋发有为，眼光远大，欲图盛显国威殊恩于远国的愿望，希望俄罗斯汗“每岁入贡”，故才破例赏赐来使，赏赐俄罗斯汗，且颁予圣谕，嘉慰备至，希其“永效忠顺”，年年入贡。
　　阿布林返回时，与巴伊可夫走的不是一条路，因而未曾相遇。顺治十三年二月，巴伊可夫带领使团到达北京，开始时受到清政府优厚的待遇，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入”清政府给他们安排的住处，“随意购买或出售东西”，但不久因其“行为不端，经常在北京逛妓院，惹是非，耍流氓”，而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但仍允许他们常常上街”。
　　巴伊可夫拒绝了清政府要其先呈国书礼物再由皇上接见的要求，坚持要在清帝接见时才呈递国书礼物，并要清按最高的礼节来接待他这位俄国的“信使”(最低一级的外交使节)。清政府否定了这种无理的要求，以其“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而却其贡物，遣返其人。
　　沙皇政府的另一使团，于顺治十七年四月来到北京。使节是“信使”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谢特库儿·阿布林，他们携带了沙皇的国书、礼物和其他商品。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向清政府递交了国书和礼物，但由于国书措辞傲慢，清政府没有让使节见到皇上。《清世祖实录》对这次交涉，作了如下的记述：“先是鄂罗斯国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赍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后阅岁，察罕汗复遣使赍表来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表内不遵正朔，称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又自称大汗，语多不逊。下诸王大臣议，佥谓宜逐其使，却其贡物。奏入，得旨：察罕汗虽恃为酋长，表文矜夸不逊，然外邦从化，宜加涵容，以示怀柔。鄂罗斯远处西陲，未沾教化，乃能遣使奉表而来，亦见慕义之忱。来使著该部与宴，贡物察收，察罕汗及其使，量加恩赏，但不必遣使报书。尔衙门可即以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之故，谕其使而遣之。”《清世祖实录》第135卷第2、3页。
　　此次沙皇给清帝的国书，现已无从见悉，内容不详，但《实录》既称其表中“自称大汗，语多不逊”，想必口气极为傲慢，要求十分苛刻，欲从中国获取大量利益。但从几年前的一份文件，也许可以帮助有所了解。
　　十年以前，俄国雅库次克督军弗兰茨别科夫发给侵华队长哈巴罗夫一道训令和一封给中国顺治皇帝的信件。训令中说：“要博克多汗(指清帝)率领他的氏族、部落和全体的人，接受全俄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统治，永远做奴隶。……博克多汗本人和他的同族应当向沙皇进贡金银宝石和刺绣织物。如果博克多汗率领他的氏族和全体的人服从全俄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统治，沙皇将派军队来保护他们”。“如果博克多汗和他们的氏族、部落、全体的人不服从沙皇，不向沙皇交纳实物和交出人质，那么，叶罗菲(即哈巴罗夫)应当率领服役人员和渔猎人员去秘密地用战争镇压他们。……把他们统统杀死绞死毁灭掉，打到最后，把他们的妻子儿女抓起来做俘虏”。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第1卷，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撰写的《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53、54页。
　　七年以前(顺治十年)，俄国雅库次克督军命契奇金等五人去北京，将他给顺治皇帝的信带去。这封信和三年前的训令基本相同。信中写道：“我们的国君是强盛的、伟大的、令人敬畏的。他是许多皇帝和诸侯的统治者。……他以圣谕命令你沙姆沙汗率领你的全族和所有达斡尔酋长们接受国君的统治，终身为他的奴隶。……如果你拒绝归顺沙皇的统治，不肯终身做奴隶，那么，国君就会因为你不顺从而命令用战争来惩治你，夺取你的城市，使其他的达斡尔酋长看到国君的神威、死刑和毁灭，不需要打仗就能前来归降。……为了不触怒大国君，你们要用你们国家出产的金、银、宝石、贵重的商品和柔软的皮货进贡。”华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史纲》第1卷第70页，转引自《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第78页。
　　由于契奇金等五人遭到报仇的达斡尔等族人民的袭击，被斩杀，未能送到北京。
　　佩尔菲利耶夫呈交的国书，固然不可能使用训令和信那样发出充满侵略野心的露骨威胁的字句，因为，如是那样写，则必会激怒清朝大皇帝，而将佩尔菲利耶夫等人正法。但此国书也不会谦逊有礼，当然会引起自命天朝大皇帝顺治及其军国大臣的不满，断然予以拒绝。而且，清政府从顺治八年以来由于沙俄远征殖民军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掳掠，引起双方几次交战，故对俄国使节的“诚意”十分怀疑，高度警惕。早在几年前巴伊可夫来华时，清朝官员便对巴伊可夫说：“你作为使节到这里来，可是哥萨克却在向我们作战”，尽管巴伊可夫诡辩说：“这些人是匪徒，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沙皇的命令”，并不能打消清政府的怀疑。何况，就在佩尔菲利耶夫来华前后，清军正在猛攻沙俄远征殖民军，这当然会加深清政府对俄使的提防。
　　顺治帝虽然未能通过两国议和议贡来平息东北地区的骚乱，而他调遣的将士却不负圣命，解决了外交不能解决的难题，将沙俄殖民军驱逐出去了。
　　二、两军激战驱走侵华俄兵.
　　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起，俄国沙皇政府连续派遣殖民军，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大肆烧杀掳掠，抢占领地。
　　顺治七年(1650)，沙皇殖民军头目哈巴罗夫袭占了位于额木尔河流入黑龙江对岸的雅克萨地区，在雅克萨修建城堡，第二年又突袭黑龙江东岸系黑龙江与精奇里江汇流处的瑷珲旧城，大杀大抢，并从精奇里江口到松花江口，所过一百多个村屯，屠杀与劫掠土著居民。达斡尔、朱舍里、赫哲等族人员一面拼死反抗，或全族全屯逃走，一面到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向驻守宁古塔的清朝官员报告，请求大皇帝保护他的臣民。
　　宁古塔章京海塞遣捕牲翼长希福等人，率领数百名士兵以及当地达斡尔、杜切尔等少数民族壮士，前往征剿，于顺治九年三月到达沙俄殖民军驻地乌扎拉村。这时，哈巴罗夫统领的二百多名殖民军还在睡觉，清军若是进行突袭，必能胜利，可是希福等人却在很远的地方便鸣枪放炮，使敌军惊醒过来，从而有时间准备防守。战争开始时，清军猛攻，炸开了敌堡缺口，冲进营地，将军旗插上堡墙，占了上风，眼看就可大败敌军，不料希福等指挥官却下了一道极其错误的命令：不准打死敌军，全部要捉活的。垂危的俄军倚靠这道命令得以起死回生，转败为胜，拼命反击，终于使清军大败而退。顺治帝于九年九月获悉此情，十分恼怒，降旨严惩有关人员，诛海塞，革去希福翼长之职，鞭一百，仍令留在宁古塔。《清世祖实录》第68卷第24页。
　　顺治帝福临谅必已预感到东北边境将生事端，必须派遣得力人员肩负防边重任，因而立即谕命沙尔虎达率兵驻防宁古塔。沙尔虎达乃三朝宿将，太祖、太宗时即多次征明攻朝，军功累累，任至前锋参领、议政大臣，授二等甲喇章京世职，入关以后又连立战功，晋至前锋统领、梅勒额真，世职一等男。他还率兵几次征抚瓦尔喀、虎尔哈、库尔喀，对统一黑龙江地区建树了功勋。顺治九年九月，帝命沙尔虎达防戍宁古塔。不久，帝因宁古塔原来只设总管统辖，官阶三品，隶于盛京昂邦章京，不足以担负防御沙俄殖民军入侵的重任，遂于十年五月五日设宁古塔昂邦章京一员、梅勒章京二员、满兵四百三十名，晋沙尔虎达为昂邦章京(固山额真)、宁古塔总管，使其成为统辖开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以及滨海和库页岛辽阔地域的边疆大吏，赋予防边安境的重任。顺治帝的这一任命和随后对沙尔虎达的支持，以及晋宁古塔章京和昂邦章京宁古塔总管，对驱逐沙俄殖民军起了重大作用。
　　哈巴罗夫率残部回到西伯利亚，沙皇政府改派斯捷潘诺夫统领三百七十名哥萨克殖民军窜到松花江上骚扰，于顺治十一年夏与清军相遇。
　　在此之前，清遣使臣韩巨源到朝鲜，要求“朝鲜选鸟枪善手一百人，由会宁府听昂邦章京率领，往征罗刹，以三月初十到宁古塔”。朝鲜国王孝宗遵令，遣北虞侯边岌领鸟枪手一百名前往。清兵三百名，赫哲族人三百名，朝鲜兵一百名，共七百名。清将昂邦章京宁古塔总管沙尔虎达听从了边岌的建议，于黑龙江与后通江合流处，择占江边地势最高处结阵，围以柳栅，列置岸上，令朝鲜兵放炮。俄兵船大火器多，登岸进攻，清军猛烈还击，俄军战败，登船退出松花江，逃往黑龙江上游。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835、3839、3844页。
　　清世祖福临看到罗刹入侵之情愈益严重，遂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谕，命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统率官兵，往征罗刹于黑龙江。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明安达理统领满蒙汉兵士及当地达斡尔等族壮士，向俄军呼玛城堡进攻。呼玛城堡建立在呼玛河与黑龙江会流处的一个小岛上，颇为坚固，存粮亦多。清军包围了城堡，但俄军凭借城坚炮利，拼死防御，一时打不下来。僵持十二天以后，清军粮食将尽，明安达理只好于三月八日舍弃围城，领军撤退。《平定罗刹方略》第1、2卷。
　　顺治十四年初，沙尔虎达领兵远道突袭，败俄军于黑龙江下游的尚坚乌黑(今佳木斯市附近山音村)，二月被朝廷赐以蟒衣、貂帽、鞍马、腰刀、缎匹等物。《清世祖实录》第107卷第25页。
　　顺治帝下决心彻底打败敌军，驱走殖民者，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顺治十五年二月十九日，他遣使赍敕到朝鲜，命朝鲜国王运送粮食遣兵从征，敕谕说：“今罗刹犯我边境，扰害生民，应行征剿，兹发满兵前往，需用善使鸟枪手二百名，王即照数简发，并将一切应用之物，全行备办，令得当官员统领，期于五月初间送至宁古塔。”《清世祖实录》第115卷第8页。清使李一先于三月送敕至朝鲜，告诉国王说：“大国将发兵伐罗刹，馈饷甚难。本国亦当助兵，请自本国赍五月粮以送。”国王答称遵命。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858页。
　　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遵循帝旨，加紧征剿准备工作，建造了大船四十只，以加强水上作战能力。顺治十五年七月，斯捷潘诺夫带领俄国殖民军五百名，乘船沿黑龙江抢掠，又闯入了松花江。沙尔虎达率清军分乘战船四十七只，在松花江与牡丹江的汇合处(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城附近)严阵以待。双方激烈交战，俄军大败，二百七十余名被击毙或活捉，二百余人狼狈逃走，头目斯捷潘诺夫也尸横战场。沙尔虎达立即奏报：“击败罗刹兵，获其人口甲仗等物”。帝命兵部察叙，以所俘获分赐有功将士。《清世祖实录》第119卷第5页。
　　第二年，顺治十六年正月，沙尔虎达病故，帝命其子巴海袭父世职一等男及官职说：“宁古塔边地，沙尔虎达驻防久，得人心。巴海勤慎，堪代其父，授宁古塔总管。”《清史稿》第243卷，《沙尔虎达传》。
　　巴海不负帝望，加紧练兵备战。顺治十七年夏获悉沙俄殖民军复寇，偕梅勒章京尼哈里等领兵前往征剿，行至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侦知敌军在费牙喀部落西界，立即前进，至驶犬部地方，分布兵船于两岸。俄兵乘船驶来，清军伏兵齐发，敌即回遁。清军追击，俄兵登岸败走，“斩首六十余级，淹死者甚多”。清军又俘获敌方妇女四十七名及火炮盔甲器械等物。巴海乘势“招抚费牙喀部落一十五村一百二十余户”。帝命有关部门察明叙议晋赏。《清世祖实录》第138卷第16页；《清史稿》第243卷，《巴海传》。至此，俄国殖民军除大部战死外，全部被逐出黑龙江中下游流域。顺治帝驱走劲敌保卫东北地区的斗争，取得了全部胜利。
　　与此同时，清与朝鲜、日本、安南等周边国家，也保持了良好的正常关系。
 第九章 钟情董妃遗诏罪己
　　第一节、书画双妙儒释皆精.
　　一、博古通今中行纸上.
　　顺治帝福临六岁登基，由于摄政王多尔衮欲图长期独揽大权，故不为幼君配备名师，精心培育，群臣言及此事，亦借口推诿，或根本不予理睬。顺治元年(1644)正月十八日，都察院承政、辅国公满达海等特上启于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摄政郑亲王济尔哈朗，要求为少主配备师傅讲课说：“二王身任勤劳，心怀忠义，所以承祖业而辅国也。今皇上聪明天纵，年尚冲幼，若不及时勤学，则古今兴废之道，无由而知，宜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置诸左右，朝夕讲论，以资启沃。”二王以帝年幼推辞说：尔等所言甚是，御前择人进讲，我等亦思及此，但以年方冲幼，尚须迟一二年。《清世祖实录》第3卷第5页。
　　过了半年多，顺治元年十月初二，即福临在北京举行即位大典(实即第二次登基大典)之前八天，户科给事中郝杰又奏请为帝讲学开设经筵说：“从古帝王，无不懋修君德，首重经筵，今皇上睿资凝命，正宜及时典学，请择端雅儒臣，日择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更宜尊旧典，遣祀阙里，示天下所宗。”摄政王以帝名义降旨说：请开经筵，祀阙，俱有俾新政，俟次第举行。《清世祖实录》第9卷第7页。
　　又过了几个月，顺治二年三月十二日，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又奏请为帝延师讲学说：“上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故金世宗、元世祖皆博综典籍，勤于文学，至今犹称颂不衰。皇上承太祖、太宗之大统，聪明天纵，前代未有，今满书俱已熟习，但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之于经，一日之间，万机待理，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则圣德日进，而治化亦光矣。”《清世祖实录》第15卷第5、6页。
　　顺治元年，福临六岁，二年，七岁，完全需要也可以上学听讲了，但多尔衮始则找借口予以拖延，到了此时，哪怕是荣为大学士且系睿王之亲信大臣冯铨、洪承畴为此事专奏，亦不采纳，并且干脆不予理睬，不加批示。其意图十分明显，故从此以后，满汉群臣再也不敢奏及此事。
　　既无师傅讲解督促，天真幼童岂不贪玩游耍，满洲习俗又是酷爱射猎，因此身为天下共主的小皇帝福临便成天嬉耍骑射，不读诗书。后来稍大一些，十一二岁十二三岁时，或系聪睿母后密授秘策，或系帝已深知危境，故而有意韬晦于日猎玩乐，懒阅书籍。总之，顺治八年正月亲政之前，福临很少读书。
　　亲政以后，日理万机，哪有多少闲余时间潜心学习。照此看来，福临岂不成了一位腹中空空呆笨低能目不识丁的傻瓜皇帝！然而，事实截然相反。
　　从顺治八年正月亲政，到十八年正月初七病逝，十年之内，这位昔不谙诗书的幼君，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不仅不傻不孤陋寡闻，而且博古通今，熟谙经史子集，通晓治乱兴衰历史，且书画双妙，诗文皆工，精通儒释真谛，成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英俊饱学之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他在顺治十六年与高僧木陈的一番对答，说清楚了这一奥秘。
　　木陈所著的《北游集》有下述一段记载：“上一日同师(木陈)坐次，侍臣抱书一束，约十余本，置上前。上因语师曰：此朕读过底书，请老和尚看看。师细简一编，皆《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以及元明撰著，无不毕备。上曰：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宴驾，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从老和尚来后，始不苦读，今唯广览而已。”本篇所引《北游集》及《玉林年谱》，皆系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这番对答，清楚地显示了顺治帝为了治国理政而发愤读书，在日理万机的异常忙碌形势下，从早到晚，抓紧诵读，九年如一日，勤读苦读到了呕血的程度，加上他的聪睿天赋，终于弥补了童年之耽误，博览群书，精通诸子百家，为他解决军政财经各方面的大难题，治好大清国，准备了充分的学术、思想、文化条件。
　　福临除了深知孔孟之道，用以治国理政以外，对文学也有很高的造诣，这在他对历代名家的评论上，以及其对佳作之倒背如流，可以看得出来。《北游集》又载，有一天，福临与木陈“广谭古今词赋，谓词如楚骚，赋如司马相如，皆所谓开天辟地之文。至若宋臣苏轼前后《赤壁赋》，则又独出机杼，别成一调，尤为精妙。老和尚看者两篇，前后孰优?师曰：非前篇之游神道妙，无由知后篇之寓意深长，前赋即后赋，难置优劣也。上曰：老和尚论得极当。乃通诵前赋一篇，问师曰：念得不错么？师曰：不错。上复言：晋朝无文字，唯陶渊明《归去来辞》独佳。亦为师诵之。又诵《难骚》，至中间觉龃龉。乃曰：久不经意，忘前失后矣”！
　　福临常命廷臣献诗或召试其才。学士陈廷进奉谕进所作之诗，“上览其咏石榴子云：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诵之至再”。检讨秦松龄在其初召试写的《咏鹤诗》中，有“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福临“大加称赏，以为有品”。余金：《熙朝新语》第1卷。
　　顺治帝读书之博，求知之勤，悟性之高，实为罕见，令人惊佩。相传丘琼山进一寺庙，见四壁俱画《西厢》。丘遂问道：空门安能有此？寺僧答称：老僧从此悟禅。丘琼山又问：从何处悟?僧答：是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丘笑而点头赞同。
　　这“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是《西厢记》中张生初见双文时所说之话，顺治时大文豪尤侗，一时心血来潮，以此句作为八股题目，按八股体例，戏作一篇，载入其所刻印的《西堂杂俎》。
　　顺治十五年的一天，学士王熙侍经筵，福临竟在这庄严的帝君讲学求知场合，谈起老僧四壁皆画西厢都在临去秋波悟禅公案来了，王熙奏称，尤侗曾著此文，帝“立索览，亲加批点，称才子者再”。第三年，顺治十七年二月，福临幸南海子，问新科状元徐元文与侗之师弟源流和受业本末，又对尤侗之作“大加称奖”。
　　不仅如此，当木陈至京后，帝又与他谈起此事。尤侗之《西堂集》卷首有《弘觉禅师(即木陈)语录》一则，略谓：“上一日叹新状元徐元文业师尤侗极善作文字，因命侍臣取其文集来，内有《临去秋波那一转》时艺，篇末云：参学人试于此下一转语。上忽掩卷：请老和尚下。师云：不是山僧境界。时(木陈之弟子天岸)首座在席，上曰：天岸何如?曰：不风流处也风流。上为大笑。”顺治帝爱读《西厢记》，理解颇深，又懂八股文，故对尤侗之文击节叹赏如此。
　　福临还与木陈论学之时，互相考问。《北游集》又载：“上一日持一韵本示师曰：此词曲家所用之韵，与沈约诗韵大不相同。又言：《西厢》亦有南北调之分，老和尚可曾看过么?师曰：少年曾翻阅，至于南北《西厢》，实未辨也。上曰：老和尚看此词何如?师曰：风情韵致，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非诸词所逮也。师乃问上：《红拂记》曾经御览否?上曰：《红拂》词妙，而道白不佳。师曰：何如?上曰：不合用四六词，反觉头巾气，使人听之生趣索然矣。师曰：敬服圣论。”帝之评论《红拂》优劣，颇为中肯，其对诗词之音韵了解亦深，可见其文学造诣甚高。
　　福临虽然深居九重，却力访新出佳著，连远在千里之外苏州名生金圣叹之新作，亦已阅读，且加以中肯的评论。《北游集》又载：有一天，福临与木陈论学时，帝问道：“苏州有个金若，老和尚可知其人么？”木陈答称：“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福临说：“正是其人。他曾批评《西厢》《水浒传》，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僻者。”
　　《北游集》又载：“上读过底书，有制艺二百篇，皆洪武开科以来乡会试程文。师曰：此八股头文字，皇上读他何用?上曰：老和尚顾不知，那朕要复试进士文章，如史大成、孙承恩、徐元文，三科状元，皆朕亲自擢取，的是敝门生也。”
　　福临既博古通今，熟谙经史子集，又对书画很有造诣，能评能讲，能书善画。他曾和木陈讨论书法，并临场挥毫书写。《北游集》载：“上一日问师：先老和尚与雪峤大师书法孰优?师曰：先师学力既到，天分不如。雪大师天资极高，学力稍欠。故雪师少结构，先师乏生动，互有短长也。先师常语曰：老僧半生务作，运个生硬手腕，东涂西抹，有甚好子，亏我胆大耳。上曰，此正先老和尚之所以善书也，挥毫时若不胆大，则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于灵活。木陈说：第辈未获睹龙蛇势耳。上曰：老和尚处有大笔与纸么?乃命侍臣研墨，即席濡毫，擘窠书一敬字。复起立连书数幅，持一示师曰：此幅何如?师曰：此幅最佳，乞赐道。上连道不堪。师就上手撤得曰：恭谢天恩。”
　　木陈于顺治十七年五月离京南返前，帝特书“敬佛”二大字相赐。同年冬，帝又赐木陈御书唐岑参《春梦诗》一幅，其诗为“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木陈之弟子旅庵，奉帝旨留京住持前门善果寺。此御书即存于寺中。王士：《池北偶谈》第3卷，《善果寺御书》。清初文豪王士称赞福临之书法说：西山新法海寺，“殿有巨碑，刻敬佛二字，笔势飞动，世祖御书也。”王士：《池北偶谈》第1卷，《世祖御书》。
　　福临喜爱和奖励善书之人。陈康祺之《郎潜纪闻》二笔卷六《世祖识秦书法》条载称：“顺治乙未(十二年)会试榜发，世祖章皇帝正留意文学，命取原卷进御，览之称善者数试。比廷试卷进呈，世祖阅至第三人卷，顾谓读卷官傅聊城以渐曰：卿知此卷为谁?傅公谢不知。世祖曰：此会元秦作也，朕于其书法知之。拆卷果然。世祖大悦，召见南海子，赐袍服，比第一人”。他还对人极力称赞内侍张斐然与供奉虞世璎书法甚佳，“一学颜欧，一学钟王，皆妙得其家风”。木陈：《北游集》。
　　顺治帝也很爱好画画，成就很大。谈迁的《北游录》《纪邮》下载：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七，“上传吴太史及庶吉士严子餐沆、行人张恭恂各作画以进，太史方点染山水，明日共进。时朝廷好画，先是户部尚书戴明说、大理寺卿王先士、□□□□程正揆，各命以画进”。
　　帝好作画，并赏赐群臣。王士盛赞帝之画法高超。他在其《池北偶谈》第十二卷《世祖御笔》条中，写道：“康熙丁未(六年)上元夜，于礼部尚书王公崇简青箱堂，恭睹世祖章皇帝御笔山水小幅，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真得宋、元人三昧。上以武功定天下，万几之余，游艺翰墨，时以奎藻颁赐部院大臣，而胸中丘壑又有荆、关、倪、黄辈所不到者，真天纵也。”
　　少年天子福临还能以手指之螺纹，印画水中。王士于《池北偶谈》第十三卷《御画中》条中记述说：“戊申(康熙七年)新正五日，过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章皇帝画渡水中，乃赫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风竹一幅，上有‘广运之宝’。”
　　福临这位少年天子，真是书画双妙文史兼优的罕有奇才。
　　二、“通玄教师”指点天子迷津.
　　“通玄教师”，乃少年天子赐予汤若望的封号。汤若望(1592—1666)是德国耶稣会传教士，于明天启二年(1622)来华。他通晓天文，译著甚丰，在华传教修历，成就颇大，影响甚广。
　　汤若望曾在明朝历局任事，卓有成效，并督造大炮二十门、小炮五百门，因而受到崇祯帝的褒奖。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京后，摄政王多尔衮赏识汤若望之历法，于十一月命其掌钦天监监印，并谕所属该监官员，今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事，“悉听掌印官举行”。随后又以其“创立新法，勤劳懋著”，加其以太常寺少卿衔。
　　顺治八年正月少年天子福临亲政以后，更对汤若望宠信有加，这主要是由于下述两个因素。其一是皇太后对汤若望的尊重和信赖。这是由于一件偶然的事所开始的。在顺治八年夏季的一天里，忽然有三位满洲妇女来到汤若望的住宅。她们说，她们是汤若望认识的一位亲王的眷属，她的府邸中的郡主身患重病，郡主的母亲不相信医生，愿听听汤若望的意见。根据来人对郡主病症的介绍加以推断，汤若望断定郡主之病并不严重，遂将一面圣牌交给她们说：“如病者把这圣物挂在胸前，那她在四天之内便可病体痊愈。”五天之后，这三位妇女又至汤宅，拿出了一大批钱财和金银绣花的丝织物，作为报酬。“因为郡主果然是在四天之内恢复了康健。”几天之后，她们又送了些钱来。又过了数日，一位蒙古妇女来到汤宅，“献给他一宗更大的款项，作为购买蜜蜡和其他作神事物品之用。”这位蒙古妇女向汤若望讲了真话。她说，她的女主人就是皇帝的母亲，那位郡主就是皇帝的未婚妻，将在八月举行大婚典礼。她又说：“这位皇太后将来要以父执敬礼汤若望，并且要作他一切之所命令的，她愿意汤若望以女儿看待她。”
　　皇帝大婚典礼举行后，“汤若望亲趋宫廷，庆贺他这义女新近所获上的尊号”。因为他本来是免除一切朝役之劳的，所以他这次的祝贺，“就被太后很感谢地认为是一种特别礼敬注意的表示了。皇太后特由臂腕上脱下金镯两只，遣一宫女送赐汤若望，作为他祝贺的报答。差来的宫女不容汤若望按照朝仪跪领皇太后底赏赐，因为这是于义父对义女的身分有所不合的”。②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第264、265页；第266页。这时，汤的一位仆人进来，向主人说要为庄田买一头耕牛之时，宫女悄悄地听到了。几天以后，她又来到汤若望住宅，带来两头健壮耕牛，“这是皇太后陛下赏赐给他的，并且还问他的安好。皇太后颇以为异，为什么她的义父还在他的义女前，把这样一件小的事情隐瞒不提”。汤若望把两面圣牌交宫女带回，作为返进敬礼，一面圣牌进呈皇后，一面圣牌进呈皇太后。这两面圣牌是应当于她们外衣下系于颈项上的，以免别人注意，“可是皇太后陛下却把这圣牌戴在外衣之上”。当汤若望要在教堂前建立一座大理石牌坊时，“皇太后未经汤若望之请求，竟自动地捐助巨款，为的是也要在天主底神台前建立功绩”。同时她使人送来许多蜜蜡，请汤若望为她祷告，因为她十天以来即已患病。“可是在她这请求汤若望祷告之次，她竟得以霍然病愈”。②孝庄皇太后对汤若望的特殊尊重、信赖及其双方之间的“义父”与“义女”的关系，自然对少年天子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促使福临对汤若望格外敬佩和倚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福临之所以在七八年内对汤若望之特别尊重和信任的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本人的因素。福临虽爱母后且倚其为治政的最高参谋，但祖制规定，皇帝乾纲独断，即使贵为太后，也不能干涉朝政，且福临又是个性格倔强之君，若他认准了决定了要如何处理某事，那么，哪怕是母后也不能改变他的决定，废去皇后之事即一明证。
　　福临本人之所以对汤若望异常信赖和尊敬，首先是因为，在他极为困难的时刻，汤若望给予了皇上十分宝贵的忠告和鼓励。顺治帝福临在顺治八年正月亲政后召集的头几次王公大臣的会议中，“有一次他很感激地提及汤若望神甫，因为他是使他注意到他的皇叔底专权跋扈，而且并曾预言他的皇叔底早死的”。魏特：《汤若望传》。福临是由大学士范文程介绍，而认识汤若望的，虽然没有资料写明少年天子与大神甫开始见面的具体日期，但从上述福临的谈话，可以肯定是在睿王多尔衮摄政之时。福临之话很短，只有三十来个字，只是两句话，但很重要，表明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大神甫提醒皇上，摄政王在专权跋扈，二是大神甫预言皇叔将要早死。前一句话向福临敲响了警钟，皇叔既然专权跋扈，也难免会有异心，福临应设法对付，防止突然事变。后一句话则是给予了皇上充分的信心，皇叔虽凶，威严无比，势焰熏天，皇上处境虽危，无力反抗皇叔，随时都有被废被谋害的危险，但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之日即将到来，因为皇叔尽管只有三十多岁，应该是风华正茂之年，但却就要短命夭折，而且果然在三十九岁时便突然死去。这对鼓励皇上满怀信心坚持下去，耐心等待，静观其变，起了很大作用。这两句话给皇上帮了大忙，也显示了大神甫的无比智慧和过人胆识及其对皇上的无限忠心。需知，在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在世之日，谁要说了上述两句话，甚至是其中的一句话，都要被处以满门抄斩的大罪！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第二人对少年天子在睿王专政日讲了这样的话，汤若望真是皇上的最大忠臣和最智慧的指点迷津的伟大神甫。所以，少年天子福临才在御前会议上“很感激地”讲起此事，所以他才对汤若望非常尊敬和万分信赖。
　　同时，汤若望之正直、善良、勇敢、一心要为黎民谋利去害的高贵品质，及其博闻广见智慧机敏，正是亲政后以明君自期、欲图做番事业、求知若渴的福临急需倚任的贤臣和老师，这更增深了双方的情谊。
　　因此，少年天子对汤若望的尊崇和优遇，在好几年内，超过了任何人。福临尊称汤若望为“玛法”。玛法是满语之音译，意为“祖辈”“祖宗”“祖父”，或“年纪辈数高者”。时人记述福临与汤若望之间的特殊的、亲密的关系及帝对玛法尊敬优遇之情时，有这样一段叙述：“这位皇帝这样充满了信仰与敬爱，向他的这位‘父师’仰视着。……在他们那时常会聚的时机里，聪明的求知若渴的皇帝学子，要求汤若望对于一切可能事件的解答，譬如日食与月食之原理，彗星或流星等问题，再就是物理的问题，和关于这一位或那一位官员的问题，或行政的问题，或钦天监下级生员有无进步的问题。汤若望寻常是按照东方习俗，交盘双腿坐于皇帝旁边的一个坐垫上的，因为把腿伸出，是人们视为失礼不敬的。有时因坐的时间过久，他的双腿竟至麻木失觉，然后皇帝就亲助他起立，支扶着他，……即便在国家大典朝会时，皇帝坐于宝座上，汤若望亦是不得不走上丹墀，直接坐于宝座之前的坐垫上的。甚至他曾多次被召入皇帝寝殿，当在皇帝晚间已躺在床上将要安息时，他命他的玛法坐于他的床的旁边，汤若望便屈身向床上与青年的皇帝谈话。”魏特：《汤若望传》少年天子还多次亲临汤若望住宅。“在中国历史上未之前闻的尊敬，就是皇帝有时仅只为数位侍童所扈从，有时竟带领一大批为数竟达六百名之护驾亲兵，亲临汤若望住宅，访问汤若望。扈从兵马一方面在大街上围护守候，一方面皇帝独自同汤若望坐在室内，或穿房越屋，在宅内到处走动，或令汤若望进饮食，自己随便取用。1656和1657(顺治十三年和十四年)两年之间，皇帝竟有二十四次临访汤若望于馆舍之中，作较长之晤谈。皇帝亲临民宅，这是非常稀少的事件，况且在这两年之中，除临访汤若望之外，他仅有一次出宫拜访一位皇叔于其府邸之中。他在汤若望馆舍中的行动，完全和一位朋友到了他的朋友的家里一般。”魏特：《汤若望传》，第277页。
　　对于孝庄太后和少年天子给予的特殊优遇和隆恩，汤若望以效忠皇上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对皇上的成长和正确地治国理政，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主要是通过交谈和上疏而进行的。
　　汤若望的一大贡献就是，他“仿佛是皇帝的一位慈父一般的规正者”和师友，竭力教诲、劝诫皇上，戒掉本身弊病，发扬固有的优点，做一位品德高尚励精图治的英君明主。当时的外国传教士认为，顺治皇帝福临既有很多优点，但毛病也不少，“他固然有许多优良性质资禀，绝无可疑地聪明英俊，甚至可以说是夙慧的早熟的。他的天性固然仁厚宽宏，很能听受他人底忠告，然而也能容易受恶势力底影响。”“但是，顺治的性格上，也有许多缺点，这在他这幼稚年龄里，当然不足为怪的，他在运动上，竟能把一切国家大事与义务都忘掉，游猎是他一种非常大的嗜好。”“他心内会忽然想起一种狂妄计划，而以一种青年人们底固执心肠坚决施行”，有时一件小事就能“激起他的暴怒来，竟致使他的举动如同一位发疯发狂的人一般了”。“他还是迷信的，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由于“他是世界最大国家权威无限的一位主子”，没有人敢谏阻，“他略一暗示，就足够把进谏者的性命毁掉了”。只有汤若望才“有这胆量和威望，他不避一切，敢向皇帝指示皇帝所应走的道路”。②魏特：《汤若望传》第260、261页；第282、283页。
　　汤若望一开始“努力奋勉的”，就是改正皇上道德方面的毛病。少君在“他结婚之前，曾做了一件无道的事情”，汤若望呈递一封谏书，“并且又在四只眼睛之下，向他亲口说了些规正的言词，可是皇帝在敬聆他读谏书时，竟羞怒了起来”。因此，汤若望就走开了，可是又立即被召唤回去，“皇帝向他说，愿改过自新，并且将来仍愿聆听受劝”。皇帝结婚后，“人们仍听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过失。因此玛法又亲自向皇帝读他所上的谏书。皇帝一开始颇强言护短，然后皇帝面色惭赤，退入于内室中去。继而他又走了出来，以平静的声音，向汤若望问说：玛法，哪一种罪过是较大的，是吝啬或是淫乐呢?若望回答说：是淫乐，尤其在地位高的人们，因为这是一种恶劣的榜样，所引起的祸害，更要多，更要大的。况且这两种罪恶中，淫乐也是更危险的。但是这两种的罪恶都是一样堪当永久的天殃的。皇帝略一思量之后，就点头默认，并且请求玛法常来向他进谏”。②汤若望对“皇帝学子”另一方面的劝谏，是皇上的一些习性和不恰当的爱好。“譬如说：皇上对于臣属，应持慎重缄默态度，不应当把时间消磨于嬉戏俳优的身上。又譬如说：皇上应当节制凶猛的骑驰，对于火器应当慎重小心，尤其是对于欧洲的枪炮，因为皇上对于这种兵器夙无训练，所以就极易发生意外，致受误伤，况且在这些事情上，更能给朝中那些奸恶人物造机会，借此加害于皇帝了”。有一天，福临问汤若望：“为什么大多数的官吏都这么苟且怠忽他们的职守？”汤若望直言说：“他们都是以陛下的行动为榜样的。”福临一听，“面孔上登时发起红来了，然而却深深地领受了他的警策的谏正”。②③魏特：《汤若望传》，第282页；第284页；第288页。
　　汤若望除了多次与皇上单独相见即“在四只眼睛之下”时，直言谏劝外，还在几年之内呈上三百多道奏疏和禀帖，对国事民生和皇上的品性言行，提出意见、建议、请求和谏劝。福临对玛法之疏帖十分重视，并“专门选择了一批出来，特地收藏于皇帝个人文书库的另一格中，并且在出宫游猎时，多半都携带身边，以便随时阅读”。其中，有好几件是关系到朝廷安危帝君尊严和大批将领的生命的军国大事。一是亲迎达赖。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应召来朝，皇上打算亲临边地迎候达赖法驾，汉臣一致谏阻，满洲王公大臣主张亲迎。汤若望也极力谏阻，特上一道很长的谏书，又亲向皇上面奏，“谏皇帝不要自失尊严引招这一种耻辱，因为这是历史上的污点，人们永远不会忘掉的”。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也上疏力谏，最后顺治皇帝改变了主意，派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前往迎接。②同年十一月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统军进攻大西军晋王李定国中伏战败被斩，第二年（顺治十年）朝廷议处此案时，欲将随同出征的包括四名宗室贝勒、贝子在内的二百名将领处死。实际上尼堪之死乃系咎由自取，他仅带小队人马就拼命奔驰，脱离了大军，陷入敌方重围，以致死亡，随军将领对此“并无丝毫之过失”，他们还很快赶到，寻回尼堪尸体，把敌军打退，使对方重受损失。此时，朝中无人敢为这二百名军官向皇上恳恩求命，汤若望毅然上书，请求宽减对诸将的惩罚。“因为他从前曾谏皇帝，不要选择这位狂勇冒失的亲王为大元帅”，故现在可以将过失完全推到尼堪亲王身上。皇上接受了汤若望的求恩奏折，免去二百余名将领的死刑，改为降级革职。③有一次少年天子福临“心内忽然发生乐趣，要在长城之北边组织一最大规模如同打仗一般的一场游戏”。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一般的人们，尤其是贫民，都发出悲怨之声，因为他们当时都在受着一种物价腾贵的压迫，而现在再加上一层皇差的勒逼，那就更要不堪设想，必致多人丧命的了”。汤若望得知此事后，立即觐见皇上，“直接地并不绕弯子地，把他的谏言向皇上说了出来”，福临听从了玛法的谏言，停止了这场游猎，并向那些清贫的官吏和兵丁，发下一批赏赐。②魏特：《汤若望传》，第287页；第290、291页。
　　影响最大的要算郑成功围攻江宁了。当顺治十六年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统领大军围攻江宁，南京危在旦夕之时，福临一开始失去了镇静的态度，“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在被皇太后叱责之后，“他反而发起狂暴的急怒了。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他剑砍御座，宣布凡要谏阻者，一律斩杀。皇太后苦劝无效，派其奶母往劝，亦被皇上吓跑了，不跑，就要用剑砍杀。各城门已经贴出告示，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登时全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因为老百姓“不得不随同出征”，皇上由于其性格的暴烈，极易在疆场上遇到不幸，“那么满人的统治，就又要受危险了”。群臣又怕谏劝无效招致斩杀，不敢奏谏，于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汤若望身上，“各亲王和各贵显，各部臣和许多朝中的官吏，列为一长队到汤若望住底馆舍中，迫切地请求他援助”。汤若望很久拒绝不允，但最后仍然让步和同意了，“因满清一摇动，教会亦必随之受影响”。于是他就决定：“要为公共的安宁，为耶稣会底荣誉和教会底前途，把他的性命拿来作孤注一掷”。然后就进宫冒死谏阻，向帝呈上奏疏，“并且很深诚地恳求，不要使国家到了破坏地步。他宁愿粉身碎骨，也不愿不忠于他的职守，有所言而不言”。福临本已有些安静了，现在听了汤若望的奏谏后，情调便转变了过来，下令停止亲征。②汤若望的直谏、忠心和教诲，少年天子福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非常珍视的，因而他对其也给予了超出常规超出一切王公大臣的优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为尊称其为“玛法”。堂堂“天下共主”至高无上的大皇帝，竟对身为臣属的一名“夷人”，尊称为“玛法”，有清一代，实为罕见。二为免除跪拜。顺治帝亲政以后，朝中文武百官和“天潢贵胄”的宗室王公，除“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以年老免朝贺、谢恩行礼外，汤若望这位被授为钦天监正的五品文官竟也得到了与叔王一样的优遇，免除跪拜。三是亲临馆舍。皇上曾多次临幸汤若望住宅，而且有时停留的时间很长，作竟夕之谈，谈话无拘无束。四是赏赐隆厚。皇上不仅赐予玛法帑金和朝衣凉朝帽等物，有一次还亲自赏赐玛法由少年天子亲手所画且盖有御印的扇子，“作为礼敬他的师友的表征”。五为诰封三代，六是加授封阶，七系赐予尊号，八乃赐予茔地和堂额。
　　顺治八年，幼帝福临诰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正三品)，赐封其父、祖为为通奏大夫(从二品)，其母和祖母为二品夫人。不久又加其为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正三品)，后又于顺治十四年授通政使司通政使(正三品)荣衔，第二年并晋授光禄大夫封号(正一品)，恩赏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
　　顺治十年三月初二，十六岁的皇上福临赐予太常寺卿管钦天监事汤若望“通玄教师”称号，此时是赐予“通玄教师”称号，后来为避康熙帝玄烨之讳，乃改“玄”为“悬”，现仍从初封之名。加俸一倍，赐以敕谕。其敕全文如下：“朕惟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洛下闳、张衡、唐李淳风、僧一行诸人，于历法代有损益，独于日月朔望交会分杪之数，错误尚多，以致气候刻应不验。至于有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亦遂积差矣。尔汤若望来自西洋，涉海十万里，明末居京师，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其时大学士徐光启特荐于朝，令修历局中，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奎等，推测之法，实不及尔，但以远人之故，多忌成功，历十余年，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咨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比之古洛下闳诸人，不既优乎！今特锡尔嘉名为通悬(玄)教师，余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厥略，成一代之鸿书，非偶然也。尔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传之史册，岂不美哉！”《清世祖实录》第73卷第2、3页。
　　顺治十一年三月，帝赐阜成门外利玛窦坟地两旁地亩作为将来汤若望的茔地，十二年二月又赐御书“通玄佳境”堂额，令恭悬于宣武门内教堂，并为其亲撰碑文，刻于教堂门前，表扬汤若望“事神尽虔，事君尽职”。
　　一些汉大臣对汤若望的直言进谏，为国效力，也甚为赞扬。曾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龚鼎孳为汤若望所撰《汤道未七十寿序》赞扬说：“(先生)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密陈，举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民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固人心，镞厉士气，随事匡建，知无不言。……乃至猎阻相如，表抗韩愈，抵触忌讳，罔慑震霆，微闻拂耳，终皆纳牖，最后则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龚鼎孳：《汤道未七十寿序》，《定山堂文集》第4卷。
　　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汤若望成为少年天子亲密的尊崇的玛法和师友，备受皇上特宠，常为少帝指点迷津，直言相谏，善语劝诫，帝也大都采纳，但在三个重大问题上，汤若望的努力，没有成功。汤若望十分讨厌太监和喇嘛教，多次激烈诤劝，可皆未达到目的。汤若望作为北京耶稣会会长，虽对传播耶稣会起了重大作用，北京传教区的教徒增加到一万三千名左右，但教会的最大愿望，汤若望竭力追求的目标，即让顺治帝入教，信奉天主，却未能实现。而且由于太监的捣乱和佛教的影响，顺治末年少年天子逐渐疏远了他尊敬的玛法，而转为笃信佛祖了。
　　三、“大觉禅师”赐帝“行痴”法号.
　　顺治帝福临亲政之初，励精图治，欲以文教定天下，常与儒臣探讨治国之道，对佛教并不崇信，甚至还对其有所讥讽。顺治十年(1653)正月三十日，他与大学士陈名夏商讨天下治乱之因和国祚长久之法时，曾对喇嘛僧道加以贬斥说：“喇嘛竖旗，动言逐鬼，朕想，彼安能逐鬼，不过欲惑人心耳。”陈名夏立即赞同，奏称：“皇上此言，真洞晰千载之迷，尝谓有道之世，其鬼不灵，光天化日，岂有逐鬼之事。”帝又说：孝子顺孙追念祖父母、父母，“欲展己诚，延请僧道，尽心焉耳，岂真能作福耶？”名夏又奏：“有学识之人，必不肯延僧道，为此者，多小民耳。”《清世祖实录》第91卷第28页。
　　但是，可能与太监影响有关，从顺治十四年起，他先后宣召了一批高僧至京，参禅论佛，对佛教崇信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一位为帝召见的是憨璞性聪。憨璞性聪乃福建延平人，十八为僧，师为百痴行之，师祖系费隐通容。顺治十三年五月，憨璞性聪住京师城南海会寺。十四年初顺治帝福临驾幸南海子，途经海会寺，召见憨璞性聪，十月初四又召入禁中，于万善殿召对。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令好学佛法，从谁而学。”憨璞答称：“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憨璞如此巧言相谀，焉能不获帝之欢心，故而“奏对称旨”。憨璞又竭力巴结太监，他之《憨璞聪语录》载，有赠太监之诗十首，其题目为：示内监澄寰何居士；寿司礼监弗二曹居士；赠太监总理振宇陈公；示太监明山李居士；示太监君弼谢居士；赠太监瑞云马居士；示太监珍宇程居士；示太监海藏李居士；示太监竹书王居士；示太监义山许居士。这些诗都对太监歌颂备至。比如，其《赠太监总理振宇陈公》中有：“文华星斗蘸湖光，海宇扶风理总纲，信道归心辅法社，施仁清政响殿堂”。其《示太监海藏李居士》中有：“佐佛如同常辅国，信心护念道心坚”。他还另写一诗《赠弗二曹居士》，其诗为：“玉柱擎天宰老臣，朝纲德政施仁民，珠玑满腹饱儒业，心意朗明通教乘。昔日灵峰亲嘱咐，今时法社赖维屏，毗耶不二默然旨，犹胜文殊多口生。”憨璞性聪：《憨璞聪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既巧言谀辞，逢迎皇上，又广交内侍，暗施影响，因而憨璞性聪自然蒙帝宠信，被帝敕封为“明觉禅师”，多次召对，并遵帝询，列荐南方高僧。自此而后，玉林琇、木陈、玄水杲等先后至京。
　　玉林琇，原籍江南蓉城人，幼年虔诚奉佛，悟道甚早，二十三岁即就任湖州报恩寺住持，声名远扬，与憨璞之师祖费隐通容是同辈。经憨璞性聪推荐，顺治帝于顺治十五年九月遣使宣诏，请他入京说法。玉林琇故作清高，卧病不起，且以母未葬为辞，辞谢不应，直至十六年正月才姗姗启程，二月十五日入京见帝。玉林琇施展其奇特之才和高深禅理，巧妙奏对，甚蒙皇上推崇。福临屡至玉林琇馆舍请教佛道，以禅门师长相待，并请其为己起法名说：“要用丑些字样。”玉林琇书拟十余字进览，“世祖自择痴字”，上则用龙池派中行字辈之行，即法名为“行痴”。从此帝致玉林琇之御札，“悉称弟子某某，即玺帝亦有痴道人之称”，对玉林琇之弟子，“俱以法兄师兄为称”。帝初赐玉林琇以“大觉禅师”称号，寻晋“大觉普济禅师”，后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玉林琇于顺治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出京，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应召再次至京，第二年二月十五日南还。
　　比玉林琇伴帝更久影响更大的是其同辈名僧木陈。木陈乃广东茶阳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修行，明崇祯十五年(1642)住持宁波天童寺。顺治十六年九月应召入京，第二年五月南还。木陈在京八月，极受皇上尊崇，下榻于万善殿，被封赐“弘觉禅师”尊号。帝曾多次来殿相晤和请教，尊称其为“老和尚”，以师相待，自视为弟子。除了参禅问佛以外，两人还道古论今，臧否人物，评议八股时文、诗词书法，以及小说西厢、红拂等，话题广泛，见解相同。福临对木陈之书法非常赞赏，誉其楷书是“字画圆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木陈南归前夕，帝依恋不舍，要他留下两名弟子，早晚说话，遂商定留旅庵本月和山晓本皙二人，住居京师善果寺。
　　玉林琇的大弟子茚溪森伴帝最久，足足一年半的时间在京说法，茚溪森是广东博罗人，宦官子弟，父黎绍爵曾任明朝刑部侍郎。茚溪森与帝相处最长，且奏对默契，甚得帝宠，顺治帝曾多次欲封他为禅师，茚溪森因师父玉林琇已获此号，师徒不便同受封号，竭力奏辞，帝乃亲笔大书“敕赐圆照禅寺”匾额，命杭州织造恭悬于昔日茚溪森住持之浙江仁和县龙溪庵，从此庵更名为“圆照僧寺”。
　　在玉林琇、木陈等僧的强烈影响下，顺治末年世祖福临笃信佛教，几乎成了僧徒之傀儡，疏远了玛法汤若望，且欲颁行反对基督教的文件。《北游集》载，有一次帝与木陈会晤时，帝对木陈说：“昨在宫看先和尚(木陈之师密云圆悟)语录，见总直说中有《辩天三说》，道理固极透顶透底，更无余地可臻矣，即文字亦排山倒海，遮障不得，使人读之，胸次豁然。朕向亦有意与他辩析一番，今见先和尚此书，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故已命阁臣冯铨及词臣制序，将谋剞劂，使天下愚民不为左道所惑。”木陈盛赞少君之示说：“皇上此举，功流万世，顾先师大义微言，何幸折衷我皇圣人哉。”帝又说：汤若望曾进天主教书，“朕亦备知其详，意天下古今荒唐悠谬之说，无逾此书，何缘惑世，真不可解。”只是由于福临很快病逝，这一反对基督教的文件才未得颁行全国。
　　顺治帝在其最后三四年里如此信佛崇佛，自然会影响到他治理国政的时间和精力，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确系弊习，但幸好他尚未像前朝媚佛之帝，大兴土木，广修寺观，滥施国帑，劳民伤财，尚可算是不幸中之幸了。
　　第二节、一见倾心至死不渝.
　　一、典礼极隆董鄂氏册为皇贵妃.
　　顺治十三年(1656)十二月初六，京城举行了隆重的册立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皇贵妃的典礼。册封之文说：“朕惟乾行翼赞，必资内职之良，坤教弼成，式重淑媛之选，爰彰彝典，特沛隆恩。咨尔董鄂氏，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兰殿承芬，允佐二南之化。兹仰承懿命，立尔为皇贵妃，锡之册宝。其尚祗勤夙夜，衍庆家邦，雍和钟麟趾之祥，贞肃助鸡鸣之理，钦哉！”宝文为“皇贵妃宝”。《清世祖实录》第105卷第2、23页。
　　此事之令人惊奇者有三。第一，晋封太快。五个多月前，六月初七，礼部以册立两妃九嫔典礼奏请，帝降旨批示：“今先册立东西二宫皇妃。应行事宜，尔部即照例酌议具奏。”过了九天，六月十六日，礼部奏上册立皇妃仪注：册立两妃，宜用金册，先一日祭告太庙，至期遣使赍册前往两妃所居宫册立。帝命于八月以后择吉举行。又过了十天，六月二十六日，顺治帝福临谕礼部：奉圣母皇太后谕：定南武壮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范，宜立为东宫皇妃。尔部即照例备办仪物，候旨行册封礼。又过了将近两个月，八月二十五日，帝又谕礼部：本月二十二日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克佐仪，立为贤妃。尔部查照典礼，择吉具奏。《清世祖实录》第103卷第16页。
　　从这些奏疏和圣谕来看，最初本是要册立东西二宫两位皇妃，东宫皇妃是原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孔四贞，但因四贞不愿，奏称早已由父许字孙延龄，只好作罢。董鄂氏于八月二十五日始册为“贤妃”，并非顶替孔四贞之东宫皇妃位置，只是当时世祖福临的几位妃子之一，可是，册立之后仅只一月，九月二十八日，即被谕升为皇贵妃。九月二十九日帝谕礼部：朕前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立为贤妃。本月二十八日又奉圣母皇太后谕：式稽古制，中宫之次，有皇贵妃首襄内治，因慎加简择，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应立为皇贵妃。尔部即查照典礼，于十二月初六吉期行册封礼。《清世祖实录》第103卷第30页。董鄂氏入宫不久即封贤妃，再晋皇贵妃，升迁之速，史上罕有。
　　第二，典礼极隆，特颁大赦恩诏。十二月初六举行晋封册立董鄂氏为皇贵妃时，典礼十分隆重。当日早晨，奉册宝于彩亭，礼部侍郎邬赫、启心郎吴马护等送至皇上居住之南苑，将节、册、宝奉置于帝所御之殿左黄案上。帝御殿，阅过册、宝，正使大学士刘正宗、副使礼部侍郎邬赫、薛所蕴跪于殿阶下，大学士巴哈纳捧节，学士麻勒吉捧册，学士折库纳捧宝，分授与正使副使。正使、副使捧节、册、宝前往皇贵妃之宫，经内监、宫女，转授与皇贵妃。第二日，十二月初七，颁诏天下。黎明之时，设诏书黄案于太和殿内左侧，宗室觉罗固山额真、尚书、精奇尼哈番(子爵)等官以下，异姓公侯伯及满汉文武有顶带官员以上，俱著朝服，齐集午门外，外郎、耆老等俱集天安门金水桥前。大学士觉罗巴哈纳捧取诏书，交与礼部尚书恩格德，群臣随恩格德行至金水桥前，宣诏官向群臣宣诏，然后置诏书于龙亭，张盖奏乐，自大清门出，入礼部大门，礼部各官行三跪九叩礼。后将诏书刊示天下。
　　诏书宣告说：“帝王临御天下，庆赏刑威，虽当并用，然吉祥茂集之时，尤宜推恩肆赦，敬迓无庥。朕遵圣母皇太后谕旨，思佐宫闱之化，爰慎贤淑之求，于本月初六册封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皇贵妃，赞理得人，群情悦豫，逢兹庆典，恩赦特颁”。恩赦之条目有十：除十恶等真正死罪及贪官衙蠹应斩者不赦外，其余死罪俱减一等，军罪以下，一律赦免；朝审候决重犯，减等发落；各省府监候秋决各犯，减等处理；文官除贪赃、失城、欠粮等罪不赦外，其余见在议革、议降、议罚及戴罪住俸各官，俱予宽宥；啸聚山海者，真心来归，赦免其罪；各处盗贼，改过自首，准赦前罪，等等。《清世祖实录》第105卷第6、7页。
　　有清一代，大赦恩诏何止数百道，但皆无此诏之奇特。它令人惊异之处在于，这是包括入关前那段时间在内的清朝三百年里，唯一的一次因册立皇贵妃而颁恩诏大赦天下，在此之前的太祖、太宗，在此之后的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九朝，皆未发生过类似事件，确可算是罕有之隆恩。
　　第三，虽无皇后之名，却系六宫之主。少年天子福临除顺治十一年册立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之女(孝庄皇太后之侄孙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外，尚有静妃(废皇后)、佟妃(康熙帝之生母)、贞妃、淑妃(皇后之妹)、恪妃(汉吏部左侍郎石申之女)、恭妃、端妃及庶妃数名，只有董鄂氏一人是皇贵妃。不久康熙朝定制：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位、皇妃二位，妃四位、嫔六位，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即除后以外，后宫之中，皇贵妃为最高封号之人，她经常在无后之时(未册皇后或皇后去世未立新后之前)或后生病之时，主持六宫事务。此时，世祖福临虽有了第二位皇后，但帝以其虽“秉性淳朴”，但“乏长才”，而董鄂妃“才德兼备，足毗内政”，且甚蒙皇太后喜爱，故宫中庶务，皆妃经理，“虽未晋后名，实后职也”。
　　董鄂氏之如此超升皇贵妃及其实系六宫之主，在有清一代还属罕见，于是引出了关于她的来历的各种传说。一种颇为流行的传说，认为董鄂氏乃明末秦淮名妓董小宛。《清朝野史大观》卷一《董妃董小宛说》载称：吴梅村之《清凉山赞佛诗》，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过分伤感，遂遁五台山出家为僧。此董妃即冒辟疆之姬董小宛，被清兵所掠，辗转入宫，蒙帝特宠，用满洲姓董鄂氏。
　　冒辟疆，即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江苏如皋人，宦官子弟，十岁能诗，才高誉广，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四公子”。他于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与小宛初识，十五年娶为妾，第二年同返故里。清军入关，下南京，冒府阖家避难流离，疆又患重病，几丧黄泉。顺治四年辟疆又为仇家诬陷，险被擒捕，事解之后，又复长病，小宛侍病解危，身心交瘁，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二病故，享年二十八岁。
　　照此看来，董小宛并非董鄂妃。根据有三。其一，董小宛比顺治帝福临大十四岁多，当其芳名远扬，十六岁与冒襄初识之日，福临才是一位吃乳的岁余幼童，其死之时，二十八岁，福临只有十三岁。其二，若说其在乱中被清兵掠获，辗转入宫，那么，从顺治二年到八年，小宛以一位二十一岁的少妇混到二十八岁，已成为半老之徐娘，又有何术能迷惑十三岁的少君?若按实录所记是顺治十三年册立为妃，则小宛已有三十三岁，又怎能诱使十八九岁的青年皇帝对其专宠?其三，小宛之死于顺治二年正月初二冒襄家中，既有夫君的长篇忆妻悼妻佳作《影梅庵忆语》，详记相识、完婚、蒙难、侍夫及劳病而死之情，又有当时好些文人学士的悼念诗词，皆可证明小宛之死于冒府，那么，她又怎能于顺治十三年被册为皇贵妃。此说显难成立。孟森先生著有《董小宛考》，对比论述，十分精辟，载于《心史丛刊（外一册）》。
　　另一种说法则并非民间传说，而是近代学者的论断，主张董鄂氏乃系满洲宿将鄂硕之女，先嫁于帝之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后被皇上热恋，致其夫因愤致死或自缢，皇上就册立董鄂为妃。此说亦缺乏实在的根据。这种见解主要是根据《汤若望传》的一段记述，推论而来。《汤若望传》载：“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她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刮。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有的学者认为，这位满籍军人之夫人既能接近皇帝，则非疏远小臣，而襄亲王去世不久，帝即册立董鄂妃。兼之，满洲旧有治栖之俗，兄死之后，或侄死之后，其未亡人分为原夫之弟、侄、叔纳取，如太祖第五子莽古尔泰卒后，其妻分给侄子豪格、岳讬，太祖第十子德格类死，其妻给予其弟阿济格，豪格死后，嫡福晋被叔叔多尔衮纳为福晋。可见，董鄂妃即系襄亲王之福晋。
　　揆诸史实，这一论断很难成立，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通读《汤若望传》，满洲“军人”与满洲“王公”之分，十分严格，各有明确的含义和范围，不能混为一谈。现将传中一些叙述引列于后：“顺治御前头几次所开的各王公大臣的会议中”；帝于顺治八年出外行猎，“仅只亲王数位与皇太后留守京都”；“三位满洲妇女”至汤宅，声称“她们是汤若望所认识的一位亲王底眷属”；顺治八年举行皇上大婚时，“汤若望不得不在宫廷之中随同群王群臣作整日之庆祝”；新筑大殿举行落成典礼之日，“各王公大臣连汤若望”俱皆参加；皇帝寿诞，“汤若望和一切皇族贵戚文武官员以及王公贝勒都一律趋朝拜贺”；顺治十年“汤若望救了二百余名满洲贵族底性命，在这二百余名满人之中，有四位是宗室王公”，由于“一位过于贪求荣誉的亲王”(即敬谨亲王尼堪)远驰中伏阵亡，全军“二百余名军官”按律当斩；等等。这里面，亲王、宗室王公显然与大臣、贵戚有着严格的区别。如若还嫌不太明朗，那么，再举一条。当顺治帝怒冲冲地宣布要御驾亲征郑成功，以斩杀威胁谏阻之人时，“各亲王和各贵显，各部臣和许多朝中的官吏”，列队前往汤府，请求汤若望进谏。在这里，亲王、贵显、部臣，朝中官吏，区别十分清楚。原因不难了解，汤若望在顺治年间一直和清朝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宗室王公，以及皇亲国戚、部院大臣和高级将领打交道，他熟谙政局和官场，他当然知道亲王地位之高权势之大，与一般满人甚至是部院大臣和高级将领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贵贱悬殊，绝对不能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因此，很难将“满籍军人”，定为襄亲王博穆博果尔。
　　第二，博穆博果尔是太宗皇太极之第十一皇子，生于崇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母系漠南蒙古阿巴噶部扎萨克卓礼克图郡王多尔济之女，崇德元年封麟趾宫贵妃，在五宫后妃中名列第三位。世祖福临于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下诏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册文说：“爰仿古制，用展亲亲之谊，尔博穆博果尔乃太宗文皇帝之子，朕之弟也，锡以金册金印，封为和硕襄亲王”。《清世祖实录》第89卷第10页。所封之根据，仅因其是先帝之子今帝之弟，未言有任何军功。这与册封英、肃、豫等王及承泽享王硕塞(帝之兄长)的册文叙列各王之军功，完全不同。这也是事实，英、豫等王百战沙场，军功累累，而博穆博果尔在顺治元年大军入关之时，只是一个两岁多的乳臭幼童，到十二年册封为王时，才十四周岁多，从未也不可能披甲统兵厮杀，当然无军功可言。因此，博穆博果尔只是一位王爷，而非“满籍军人”，他根本不知征战为何物!董鄂氏不是襄亲王的福晋，但按《汤若望传》的记载，她是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这位满籍军人究竟是谁，已是无从考察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必是三品以上的高级将领，因为按规定，只有三品以上的命妇，才能也必须按期入宫随侍皇太后和皇后。另外，董鄂氏之父鄂硕，亦非中下级武官，而是开国将领之一。
　　鄂硕之父名叫鲁克素，太祖时率丁四百来归，其子锡罕授备御世职，天聪初战亡于朝鲜。鄂硕袭父世职游击，多次出征，于天聪九年晋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擢巴牙喇甲喇章京，即后之护军参领，官阶正三品。入关以后，又领兵随征，攻潼关，下苏州，打杭州，战湖广，晋世职二等男(正二品)，顺治八年擢护军统领，官阶正二品。顺治十三年董鄂氏册妃，再擢任正一品的内大臣，晋世职为一等子，第二年又因女晋封皇贵妃晋三等伯，当年去世，赠三等侯。《清史稿》第241卷，《鄂硕传》。其兄罗硕亦历任甲喇额真、工部侍郎、大理寺卿。以鄂硕这样统辖精兵千余名护卫皇上的亲近高级将领，其所选之女婿，谅必也非等闲之辈，当系三品以上军官，所以董鄂氏才有为皇上发现之机会，才有可能参与宫中盛宴或入侍太后、皇后而接近皇上，最后为帝册为贤妃和皇贵妃。
　　二、尽改荡习世祖专宠董鄂妃、少年天子福临懂事之后，也沾染上了《汤若望传》中所说满洲贵族子弟的一些恶习。《汤若望传》中载述：福临“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他结婚之前，“曾作了一件无道之事”，遭到玛法直谏。结婚之后，“人们仍听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过失。”“因为满人都过于沉溺、劫掠、烧杀和淫乐的生活的原因”，很难使他们信奉基督教。
　　《汤若望传》中所记以上情形，相信与实际不会有很大的出入，但是，应当作两个较大的修正和补充与解释。这些行为，不应该看做是整个满洲人都是这样做的，在五万左右满洲男丁及其二三十万六十岁以上之男人和十八或二十岁以下的少年青年与妇女，不可能都有劫掠烧杀淫乐的条件和行为，大多数满洲兵士与余丁(兵士之父兄子侄)贫穷困苦，没有淫乐的物质条件。只有满洲王公贵族大臣及其少爷，才有条件而且大多数也确实是寻欢作乐，“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像摄政王多尔衮，妻妾成群，还要在八旗广选美女，逼求蒙古、朝鲜公主、格格、福晋，酒色过度，三十九岁即因此丢命。豫亲王多铎尽管开国有功，智勇双全，却迷恋女色，很早就和妓女鬼混，甚至要公开霸占大学士范文程的夫人，后来在顺治二年下江南时，又广觅美女，逼娶寡妇刘三秀，最后，三十五岁时即过早去世。宗室王公中败坏人伦和通弟妇兄妾侄媳之事，层出不穷。不应把这一部分少数特权阶层的行为和品质作风，扩大到整个满洲人。
　　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如此好色放纵，并非呱呱坠地之日即有此根，乃是由于其幼年、少年、青年、中年甚至老年时期所处的地位而决定的。宗室王公子弟，一生下来便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之阿哥，尤其是嫡福晋之子，将来必然袭封父亲崇爵，贵为王公，仆婢成群，包衣众多，庄园遍布关内外，岁领俸银数千两上万两，只用“锦衣玉食”四字，难以形容其富贵荣华。不少子弟在七八岁、九岁十岁甚至一两岁时便因父王去世而袭封王爵。这些在侯门深似海的环境中长成的王爷、贝勒爷、贝子爷、公爷，在邪恶小人的唆使、影响之下，怎能不走上荒淫无耻的道路？
　　顺治帝福临之处境比这还坏。摄政时他只能骑射行猎嬉耍度日，亲政后他虽然励精图治，欲为明君，也做了不少大事，文治武功皆有成就，但万岁之尊，使其容易偏听谀言。尤其可恶的是，太监中之奸狡歹徒，拼命腐蚀皇上，影响皇上，“他们诱引性欲本来就很强烈的皇上，过一种放纵淫逸生活”。魏特：《汤若望传》，第322页。兼之，众多的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和宫女，大都在竭力设法诱引皇上，宠幸于己。所以，顺治帝福临在性生活方面确实变成了一个好色之徒，这就是顺治十三年八月董鄂氏册妃以前的少年天子。尽管玛法拼命谏阻劝诫，都无济于事，福临仍然我行我素，放荡淫纵。好色必然昏庸，荒淫无耻又必导致愚蠢、残暴、祸国殃民，甚至亡国败邦，唐明皇隋炀帝皆系前车之鉴。看来，逆势是无法扭转了，福临最后将沦落为好色昏君而遗臭万年了。
　　然而奇迹出现了，福临遇到董鄂氏及册其为妃为皇贵妃之后，竟然专宠爱妃，尽改荡习。福临为什么这样宠爱董鄂妃，并能因此将历年恶习尽行涤除?董鄂妃究系何种人也?尽管史料缺略，但根据帝于爱妃死后亲撰董鄂氏《行状》，以及有关资料，还是可以归纳出几点推论。
　　首先，董鄂氏必然是天香国色的绝代佳人。少年天子英俊聪睿，天下共主，富有四海，自然是心比天高，眼高于顶，因此尽管后宫之内不乏美女，可是没有一个能拴住皇上之心。但是，自董鄂妃入宫以后，五年之内朝夕共处，专宠于一身，若非绝世佳人，怎能使六宫粉黛无颜色。
　　其次，情投意合，红粉知己。貌美固然能获君宠，然仅靠容貌，亦难长专帝爱，一则韶华易逝，红颜易衰；再则疾病若生，更易珠黄人老；三则只是金玉其外，胸无点墨，亦难长蒙英俊君主垂青。废后容貌不为不美，连厌恶其人之顺治帝，亦言“前废后容止足称佳丽，亦极巧慧”，然而性情乖张，嫉心特强，“见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爱好与帝亦异，终被帝废。董鄂妃入宫不久，身体渐弱，后长病三年，“容瘁身癯”，容颜自当减色，然而帝仍对其宠爱不衰。推究其故，显系因为帝妃之间，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故能长相厮守。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帝妃皆有治国安邦之志。福临固以明君自期，董鄂妃亦竭力襄助夫君励精图治。帝曾下谕免视朝，妃谏劝说：群臣能因视朝而获睹天颜，“愿陛下毋以倦勤罢”，帝从其言而频频视朝。每当日讲之后，妃必请帝讲述所讲之义，帝“与言章句大义，后(董鄂妃死后追册为皇后)辄喜”。间有遗亡，妃必谏劝说：“妾闻圣贤之道，备于载籍，陛下服膺默识之，始有裨政治，否则讲习奚益焉？”帝阅章奏，常至深夜，妃皆在侧随侍。有些奏疏是循例待批者，帝略为翻阅，即置于棹，实即已同意其奏。妃即进谏说：“此讵非机务，陛下遽置之耶？”帝答复说：“无庸，故事耳。”妃复谏说：“此虽奏行成法，顾安知无时变需更张，或且有他故宜洞瞩者，陛下奈何忽之。祖宗贻业良重，即身虽劳，恐未可已也。”帝乃细阅。时时事事，董鄂妃皆以襄助夫君治国安邦为务，勉君勤理国政。
　　第二，治国之道相同，皆以孔孟仁政之学为准。有一日，福临阅览刑部奏述应予处死犯人之疏时，握笔犹豫，不忍勾决。妃见状问询说：此疏所述何事，致陛下心轸。帝答称：此乃秋决疏，疏中十余人待朕批准后，即予正法。妃闻之泣下恳请说：“诸辟皆愚无知，且非陛下一一亲谳者，妾度陛下心，即亲谳，犹以不得情是惧，矧但所司审虑，岂尽无冤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全活之，以称好生之仁耳。”从此以后，福临“于刑曹爰书”，必详细阅览。妃犹勉帝再读说：“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陛下幸留意参稽之”，“与其失入，毋宁失出”。福临忆及此情盛赞妃之宽厚说：“以宽大谏朕如朕心，故重辟获全大狱末减者甚重，或有更令覆谳者，亦多出后规劝之力”。妃每劝帝与诸大臣共食，遇逢大臣有过致帝不乐时，劝谏帝宽厚，详察是非，“以服其心，不则诸大臣弗服，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福临追忆妃之诸事说：“嗟夫，朕日御万机，借后内助，故得安意综理，今复何恃耶?宁有协朕意如后者耶？”天下之大，亿人之多，红粉知己，仅妃一人，这就是帝妃恩爱如山似海的一个主要因素。
　　第三，孝养母后，善侍夫君。福临盛赞爱妃对母后之孝顺恭养说：“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皇太后良安之，自非后在侧，不乐也。”有一次太后染病，董鄂妃“朝夕奉侍，废寝食”，故太后亦视妃如女，“出入必偕”，“爱其贤，若怀环宝”。妃之侍帝，更是尊崇挚爱，体贴入微，侍养备至。“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遇逢庆典，帝饮酒数杯，妃既数诫侍者“若善事上，寝室无过燠”，又于中夜亲至寝所侍帝。帝返宫稍晚，妃必“迎问寒暑”，促进饮食。帝好狩猎，妃必谏阻说：“陛下借祖宗鸿业，讲武事，安不忘战，甚善。然马足安足恃，以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骋，妾深为陛下危之。”帝善其言，深赞妃之“深识远虑，所关者切”，故当他骑马之时偶然失脚，辄惊于色。
　　第四，天资敏慧，聪睿过人，经史佛学书法，皆有造诣。帝追忆妃情写道：“(后)所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天资敏慧，遂精书法。后素不信佛，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且为解《心经》奥义，由是崇敬三宝，栖心禅学”。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绝代佳人和贤妃良媳，自然能与皇上议论治政之道，参禅悟佛，挥毫疾书，志同道合，恩爱愈笃。这样一来，福临昔日之荡习便尽行涤除，从此他就全心全意热爱董鄂妃，爱笃情痴，至死不渝。
　　三、爱妃仙逝顺治帝悲痛欲绝.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对于少年天子福临来说，是他最伤心、最不幸也是促使他加速死亡的可诅咒的凶险日子。在这一天里，他唯一的心上人，唯一的红颜知己皇贵妃董鄂氏与世长辞了。噩讯传来，福临犹如突遭晴天霹雳，悲不欲生。时人记道：“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魏特：《汤若望传》，第323页。
　　董鄂妃此时确不该死，她才二十二岁，完全可以更加长寿，为什么会艳年早逝?看来可能是由于三个原因。一是先已有病，延续三年，致“容瘁身癯”。二是爱子早殇。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董鄂妃生下一子，尽管此子排行第四，上有皇二子福全、皇三子玄烨，下有皇五子常宁、皇七子隆禧，皇长子、皇六子、皇八子早殇，但只有玄烨之母佟氏系妃(而且很可能也是庶妃），福全、常宁、隆禧之母俱系庶妃，惟有董鄂妃之子是皇贵妃所生，母之封号最贵，又系皇上唯一专宠之爱妃，因而备受父皇宠爱，人们认为此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时皇太子的”。魏特：《汤若望传》，第323页。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位皇子未能长大成人，却于顺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即刚只三个半月，便去世了，连名字都未来得及取。福临十分悲痛，谕令追封荣亲王，命礼部于黄花山建立寝园安葬，并因侍卫桑阿尔寨、吴巴旦明知荣亲王之丧，却“违制宴乐”，予以严惩。《清世祖实录》第112卷第6页，第114卷第13页，第115卷第21页，第120卷第11页。董鄂妃别无儿女，仅此一子，却百日而殇，焉能不悲!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宫中乃是非之地，后妃之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本已难处，而现在所有矛盾皆已集中在董鄂妃身上，她已成为众矢之的，如何周旋，化凶为吉，使她心力交瘁，力难支撑。董鄂氏之入宫超擢皇贵妃，独专帝宠，无后之名，有后之实，招来各方面的敌视和不满。孝庄皇太后对此特宠，很难满意。从当时清政府所处的形势和太后娘家的特殊利益看，她都希望儿媳是漠南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锦氏家族的格格，以便充分依靠、利用娘家父兄弟侄所辖的蒙古健儿，为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治内御外，为清帝的江山社稷，大显身手，拱卫宸极。因此，第一位皇后是她的亲侄女，其父系太后之亲兄弟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顺治十年第一位皇后废为静妃之后，太后又于她娘家选了三位妃子，一位是太后亲侄孙女，父系镇国公绰尔济(后晋贝勒)，五月封妃，六月册为第二位皇后，另一位是其亲妹，册封为淑妃。第三位是太后亲侄女，其父系太后亲弟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满珠习礼(后晋亲王)，此女进宫不久去世，追封悼妃。太后计议固很周到，一后二妃围绕皇上，当然能巩固娘家特殊地位和依靠弟侄之蒙古兵来保卫大清王朝，不料，万密之中有一疏，她这位性格倔强又特重感情的爱子顺治皇帝福临，却偏偏看不上皇后和淑妃，偏偏只宠爱董鄂氏，甚至很可能有再废皇后之心。
　　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三，帝竟谕告礼部，严厉指责皇后不孝，令停进笺奏说：“朕惟皇后表正宫闱，孝敬为先，凡委曲尽礼，佐朕承欢圣母，此内职之常也。”乃当母后染病之时，皇后虽承太后笃爱，恩眷殊常，“而此番起居问安礼节，殊觉阙然”。“向年废后之举，因与朕不协，故不得已而行之，至今尚歉于怀，引为惭德，但孝道所关重大，子妇之礼，昭垂内则，非可偶违。兹将皇后位号及册宝照旧外，其应进中宫笺奏等项，暂行停止”。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议奏。初七三大臣九卿等议上，应遵谕停进中宫笺表。《清世祖实录》第114卷第5、6页。若联系顺治十年八月帝谕废后之理由是其“无能”，那么此次指责皇后对母后不孝，其罪就远逾“无能”了，完全可能由停笺表而进一步发展到废其后位了。过了两个多月，三月二十五日，帝又谕礼部命复中宫笺表说：前以皇后问安礼节稍疏，曾谕停其笺表，因“母后圣体违和，未及奏闻”，“今始奏知，朕面奏皇太后慈谕，谓朕前日之旨，笃于事亲，道理宜然，但念皇后方在冲龄，未娴礼节，且素切眷爱。慈谕宽仁，敬当遵奉，嗣后中宫笺奏等项，著照旧封进”。《清世祖实录》第115卷第20页。
　　此谕所述太后谕称念其“皇后方在冲龄，未娴礼节”之理由，显然太不充分。不错，皇后年龄并不太大，但已是芳龄十七之大人了，何况她已当了五年的皇后，焉能说“方在冲龄，未娴礼节”，此言明系借口而已。真实之情当是太后不满此举，谕劝皇儿停止惩处，照旧进表。且母后之谕，恐亦含有不能再行废后之事的意思。帝因专宠董鄂妃，而对皇后如此冷淡甚至有再废之心，太后能对异姓臣仆区区二品护军统领之女不怀怨意吗?皇后及其他妃嫔能不生嫉而侧目于董鄂氏吗?绝顶聪明之董鄂贵妃当然了解此中奥妙，知道自己处境之危险，而竭力弥缝婆媳之间嫌隙和平息皇后妃嫔的不满。她对皇太后竭力逢迎和侍奉，对皇后小心谨慎敬侍，对其他妃嫔亦力示宽厚谦让关照。顺治帝自撰之董鄂妃《行状》载称：其“事今后克尽谦敬，以母称之”，后病之日，董妃“五昼夜目不交睫”侍奉。永寿宫恪妃石氏有病时，董鄂妃“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悼妃去世时，董鄂妃“悲哀甚切，逾于伦等。其爱念他妃嫔，举此类也”。她又抚育承泽郡王之女二人，及安王之女一人于宫中，“朝夕鞠抚，慈爱不啻所生”。尤其是当帝谕停进皇后表笺后，董鄂妃向帝“顿首固请曰：……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陛下幸垂察皇后心，俾妾仍视息世间，即万无废皇后也”。妃之以死力谏，当是促使福临谕令照旧进呈中宫笺表的主要原因之一。
　　董鄂妃之这些言行，甚为高尚，实系罕见之贤妃，这固然是因为其生性“孝敬，知大体，其于上下，能谦抑惠爱”，“宽仁下逮”，但也与其“颖慧过人”，明智冷静不无关系。面对宫中严峻形势，董鄂妃谅必知道她的前途主要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夫君之宠，二是能有皇子。帝之专宠，她有信心，但龙体虚弱，难有高寿，福临自称只能活到三十岁，万一真的过早驾崩，帝宠即成泡影。若有皇子，形势即异，以其皇贵妃之身份和帝之特宠，皇子必能立为太子，那么夫君早逝之后，爱子继位登基，自己便贵为皇太后，就不怕母后、现皇后及其他妃嫔排挤暗害了。可是皇子刚生，百日即殇，且随后，帝、妃皆体弱多病，未能再育，如若有朝一日世祖病故，另立皇子，董鄂氏这位曾经宠冠后宫、实系六宫之主的皇贵妃，便要屈居今皇后和继位为君之皇子的亲母之下，那时太后及诸妃嫔多年的宿愤，恐怕都会一下子全部泄于董妃身上，怎能招架！因此她必须尽力应付各个方面，从而过度劳累忧虑，致“病阅三岁”，“容瘁身癯”，二十二岁就离开了人间。总的来说，董鄂氏之过早去世，原因虽可能有上述三条，但最根本的是第三条，即宫中之激烈矛盾斗争。
　　这些深情，可能福临并不知晓，或知之甚浅，但铁的事实摆在面前，他的生命，他的红颜知己，他最心爱之人，与他从此永别了，他怎不悲痛欲绝!当母后再三劝诫宽慰和他悲痛稍定后，他立即连续下谕，厚葬爱妃。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卒，帝立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俱于景运门内外齐集哭临，辍朝五日。②《清世祖实录》第139卷第17页。
　　第三日，八月二十一日，他谕告礼部追封董鄂妃为皇后说：“皇贵妃董鄂氏于八月十九日梦逝。奉圣母皇太后谕旨：皇贵妃佐理内政有年，淑德彰闻，宫闱式化，倏尔梦逝，予心深为痛悼。宜追封为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谕，特用追封，加之谥号，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②又过了两天，八月二十三日，按照礼部奏准的仪注，举行了追封典礼和祭悼，撰写玉册玉宝，并造香册香宝。皇上、太后、皇后各遣内官设祭一坛，各亲王共祭一坛，各郡王共祭一坛，贝勒以下辅国公以上共祭一坛，各公主、内大臣与侍卫各共祭一坛，在内官员共祭一坛，所集文武官员共祭一坛，诸王以下，四品官员以上，及公主、王妃、命妇随梓宫前往暂奉之地景山寿椿殿。内阁撰写祭文、祝文。
　　又过了三天，八月二十六日，以追封告祭奉先殿。追封册文说：“朕惟治隆内则，史称淑德之祥，化始深宫，诗诵徽音之嗣，历稽往牒，咸有嘉谟，若夫睿质夙昭，允协符于坤极，荣名未备，宜追锡于瑶编，媛展哀悰，以彰惠问。尔皇贵妃董鄂氏，肃雍德茂，淑慎性成，克令克柔，安贞叶吉，惟勤惟俭，静正垂仪，孝养孔虔，愉婉顺慈闱之志，恪共弥劭，赞襄端椒寝之风，方期永式于璇房，讵意俄升夫仙驭。凡兹九寓，同深月掩之惊，矧余一人，益重鉴之之痛。嗟掖庭之失助，伤令范之运遐，露泫风回，感凄清于素节，帏虚殿迥，怅窗邈于云程，不褒琬琰之章，曷著珩璜之度。是以慈怀殷眷，懿命重申，朕仰承德音，特隆殊典，追封为皇后，锡之玉册玉宝，戴加显号，用表遗，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清世祖实录》第139卷第20、21页。
　　福临又亲为董鄂妃撰《行状》，盛赞妃之事迹品德，痛切哀悼，长达数千言。他又令大学士金之俊为妃写传，并命当年停止秋决，“从后志也”。帝又谕令内阁学士胡兆龙、王熙排纂端敬皇后所著语录。举殡时，“命八旗官员二三品者轮次舁柩”，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底，始易朱。
　　帝为端敬后大办丧事，“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由高僧茚溪森主持，在景山建水陆道场。十月初八，帝第五次亲临寿椿殿，为后断七。茚溪森念称：“景山启建大道场，忏坛，金刚坛，梵纲坛，华严坛，水陆坛，一百八员僧，日里铙钹喧天，黄昏烧钱施食，厨房库房，香灯净洁，大小官员，上下人等，打鼓吹笛，手忙脚乱，念兹在兹，至恭至极，专申供养董皇后，呵呵。”《敕赐圆照茚溪森禅师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帝又命茚溪森主持董鄂后火化仪式。临寿椿殿为后收灵骨。茚溪森上堂，隆安和尚(木陈之弟子)白椎。僧问：上来也，请师接。茚溪森说：莫莽卤。僧问：皇后光明在甚处。茚溪森说：无纵迹处不藏身。僧喝，茚溪森便打。僧说：天子面前，何得干戈相待?茚溪森笑说：将谓你知痛痒。他又竖如意说：“左金鸟，右玉兔，皇后光明深且固，铁眼铜睛不敢窥，百万人天常守护”。《敕赐圆照茚溪森禅师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尽管此时国库如洗，岁缺巨饷，顺治帝仍然大办丧事，“耗费极巨量国帑，两座装饰得辉煌宫殿，专供自远地僻壤所召来的僧徒作馆舍。按照满洲习俗，皇妃底尸体连同棺椁，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被焚烧。”魏特：《汤若望传》，第323页。
　　专宠六宫的绝代佳人董鄂贤妃，就这样抛下夫君，离开人世，魂归西天，留下的是少年天子无穷无尽的追忆、哀思和孤独，四个多月以后，他也就往觅芳踪，与妃长相厮守于九天了。
　　四、出家未遂英君愁病归天.
　　董鄂爱妃死后，顺治帝万念皆灭，“寻死觅活，不顾一切”。后虽经多方劝阻，未能殉妃，但他却坚决要摆脱红尘，出家为僧。
　　其实，此念并非始于今日，从顺治十四年始识憨璞性聪和尚起，十五年召玉林琇，十六年召木陈、茚溪森，四五年间，他常与高僧参禅学佛，早已倾心佛法。大致在顺治十六年底或十七年春，他曾与木陈畅谈出家之念。《北游集》载：“上一日语师：朕再与人同睡不得，凡临睡时，一切诸人俱命他出去，方睡得着，若闻有一些气息，则通夕为之不寐矣。师曰：皇上夙世为僧，盖习气不忘耳。上曰：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又言：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拨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墨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师曰：发染衣，万声闻缘觉羊鹿等机，大乘菩萨要且不然，或示作天王人王神王及诸宰辅，保持国土，护卫生民，不厌拖泥带水，行诸大悲大愿之行。如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任他尘劫修行，也到不得诸佛地步。即今皇上不现身帝王，则此番召请耆年，光扬法化，谁行此事。故出家修行，愿我皇帝万勿萌此念头。上以为然”。
　　此时福临只有二十二三岁，正当青年血气方刚之时，他又怀有治国安邦以明君自期的雄心壮志，当时已平定云贵五省，打败郑成功，全国基本统一，富强盛世即将到来，又有红颜知己董鄂妃，事业、爱情皆有，正是称心如意之时，何故萌此出家之念?看来原因可能有二。首先是，他虽正值年青有为之时，可身体却很坏，坏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北游集》载：上一日语师：“老和尚许朕三十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来祝四十，朕决候他不得矣。师曰：皇上当万有千岁，何出此言?上弹颊曰：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揣怀曰：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师曰：皇上劳心太甚，幸揆置诸缘，以早睡安神为妙。上曰：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谯楼四鼓，倦极而眠，始得安枕耳”。二十二三岁之青年，竟骨瘦如柴，长夜难眠，可见其体之弱，其病之不轻。
　　福临之体弱及病，既与少年放荡有关，又与操劳国事相连。他亲政十年，适值多事之秋，民穷国困，大库如洗，岁缺巨万兵饷，各地“盗贼”盛行，两王战死，江宁被围，军情紧急，出现了多少个令他惊恐万状坐卧不安的日日夜夜，当然大伤身体。兼之，自顺治十五年正月皇四子百日而殇以后，董鄂妃痛子心切，又要应付各种复杂尖锐的人际关系，心力交瘁，染病在身，时有仙逝之可能，帝妃心心相印，生死与共，怎不令帝担忧受怕。几种因素集合于一身，致帝病日重体日弱，故有出家之念。
　　在这样的形势下，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去世，福临悲痛欲绝，欲死不能，遂决定出家为僧。此讯一出，举朝震动，太后再三规劝，帝坚不从，召茚溪森为他举行发修行仪式。《敕赐圆照茚溪森禅师语录》卷三罗人琮为僧所撰塔铭，载有茚溪森临终偈一首：“兹翁老，六十四年，倔强遭瘟，七颠八倒。开口便骂人，无事寻烦恼，今朝收拾去了，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呵呵！总是一场好笑。”
　　正当太后束手群臣无策之时，玉林琇奉诏，于顺治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京，闻听弟子茚溪森为帝净发，“即命众聚薪烧森”。帝闻听此事，立即谕告玉林琇，“许蓄发”，茚溪森始免于死。当天玉林琇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世祖就见丈室，相视而笑”，盖一为老和尚，一为已剃去头发之年轻光头皇帝。福临仍想出家，问玉林琇：“朕思上古，惟释伽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何如？”玉林琇劝谏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做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福临“欣然听决”，断了出家之念。《玉林年谱》，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福临虽然出家未遂，但因体本虚弱有病，又值爱妃仙逝，伤悼过甚，致身体更坏，不久染上天花，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子刻崩于养心殿，享年二十四岁(若按实足周岁算，只有二十二岁零十一个月)。随即举办丧仪，火化梓宫。上先帝尊谥为“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又以一等阿达哈哈番巴度之女进宫以后，感先帝恩德，以身相殉，辅政大臣以幼帝(康熙帝)玄烨名义追封其为贞妃说：“皇考大行皇帝御守时，妃董鄂氏赋性温良，恪共内职，当皇考上宾之时，感恩遇之素深，克尽哀痛，遂尔梦逝，芳烈难泯，典礼宜崇，特进名封，以昭淑德，追封为贞妃。”《清圣祖实录》第1卷第20页。
　　此贞妃董鄂氏，据张宸之《杂记》载述说：“或曰即端敬皇后之妹也”。张宸乃当时目睹丧仪之中书舍人，所述当有根据，但《清史稿》第二百一十四卷《后妃传》对此仅简单记称：“贞妃，栋鄂氏，一等阿达哈哈番巴度女，殉世祖，圣祖追封为皇考贞妃”。此处未言其系端敬皇后董鄂氏之妹。而本传叙述其他后妃时，凡系姐妹或侄女，皆予载明，像：“淑惠妃，博尔济锦氏，孝惠皇后妹也”；“孝懿仁皇后，佟佳氏，一等公佟国维女，孝康章皇后侄女也”，“世祖废后，博尔济锦氏，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孝庄文皇后侄也”。据此，则贞妃与端敬皇后又非姐妹。
　　查看《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才知张宸所记，是有些根据，但很不确切。本书第八卷第二页第三页载，巴都系鲁克素之孙，巴都之父席尔泰是鲁克素之次子，历任佐领、十六大臣之列，晋世职为游击，被太祖赐人丁千户，征沈阳时阵亡，其妻违禁屠马祭夫，被罚交官职户口赎罪。席尔泰之长子拉都，由闲散从征，阵亡，追赠云骑尉，以其亲弟巴都承袭。巴都从征入关，攻陕西，打湖广，剿江西，阵亡于福建，原已晋授世职二等轻车都尉，现追赠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由其子吴良阿承袭。此巴都即《清史稿》所记之巴度，一等阿达哈哈番即一等轻车都尉。鲁克素之长子为席汉，席汉之次子是鄂硕，即端敬皇后董鄂氏之父。因此鄂硕与巴度(巴都)是同一祖父(鲁克素)之堂兄弟，端敬皇后与贞妃是同一曾祖(鲁克素)之远房姐妹，或者可以说是族妹，关系并不密切，故《清史稿》不将贞妃写为端敬皇后之妹。
　　很久以来，盛传福临因爱妃去世悲痛过度，舍弃帝位，离京前往五台出家为僧，孟森、陈垣二位前辈曾撰专文论述其非，证明世祖确系死于天花，安葬孝陵，下面引录几段关键性史料，叙述帝之病故、办丧及火化之事。
　　世祖是于顺治十八年四月，由茚溪森禅师主持火化的。《敕赐圆照茚溪森禅师语录》对此记述十分清楚。卷六佛事门载：“辛丑(十八年)二月三日，钦差内总督满洲大人通议歌銮仪正堂董定邦奉世祖遗诏到圆照(杭州圆照寺)，召师进京举火，即日设世祖升遐位。师云：寿椿殿上话别时，言犹在耳，行大机，显大用，随宜说法，雷轰电掣，这是皇上生平性躁处，千圣万贤不能窥于万一。遂顾左右云：大众见么，容颜甚奇妙，光明遍十方，即今在你诸人顶门，开无上甚深微妙正法眼藏，汝等勿得错过，将来人个盖天盖地，续佛慧命，受用无尽”。四月十六日茚溪森奉旨到了北京，表贺康熙皇帝。过了几天，“诣世祖金棺前秉炬”火化。本书卷二早参门又载：“康熙皇帝召师为世祖举火，起程早参。师拽拄杖曰：大众，山门前得底句，禅堂里商量去，进到方丈，不必再举，何也，慈翁不肯辜负汝，若有人知落处，许他随我去”。火化时，茚溪森在景山寿皇殿“秉炬，曰：释伽涅，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顾左右曰：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遂进炬”。《茚溪森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顺治十八年正月中书舍人张宸，著有《杂记》，详细叙述了世祖病故、举哀、出殡的经过，实系罕有的珍贵史料，现摘录于下：“辛丑正月，世祖皇帝宾天。予守制禁中，凡二十七日。先是，正月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珰吴良辅祝发。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门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怆惶。初七晚，释刑狱，诸囚狱一空，止马逢知、张缙彦二人不释。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初七日上卒)(初九日)早，上(指康熙帝玄烨)升殿毕，宣哀诏于天安门外金水桥下。……殿上张素帏，即殡宫所在。两庑俱白布帘，闱肃穆，非外廷可比。宫门外大厂二，东释西道，竖幡竿，昼夜礼经忏。……十四日焚大行所御冠俱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衣从哭。百官亦跪哭。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会纸。自初八至十六日，哭临毕。……又几日，移殡宫于景山寿皇殿。先一日，陈卤簿队、象辇。……百官排班自东华门至景山，鱼贯跪道左。予是时始见卤簿之全。开道二红棍，有黑漆描金如竹筒上广而下锐者凡十余对。又二红棍，如前筒而剖其半又十余对。自后则有若者，若戟者，若戈若矛者，蛇其首者，若锥者，如瓜者，如手执锥者，皆镀金竹竿；有若节者，幢者，幡者，旌者，旗者，麾者，锦绮辉耀，每每色各数十对。每易一杖，即间二红棍。诸仗俱直立持，不横仆。惟扇伞最多，扇有圆者、方者、兜者、如鸟翅者，每式具五色，色各一。伞亦具五顶，每色五顶，俱刺绣五檐，惟黄罗曲柄者止二顶。队中有敬马，辔而不鞍，八十余匹，有鞍马数十匹。刻金鞍辔镫，黄，鞍首龙衔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三，如食指大，背各负数枕，备焚化，枕顶亦刻金为龙衔珠，如鞍首，共百余。驼数十匹，繁缨垂貂，极华丽，皆负绫绮锦绣，及帐房什器，亦备焚。腰弓插矢者数十人，俱乘马。捧御弓箭者数十人。牵猎犬御马者数十人。御箭皆鸦翎粘金。御撒袋俱黄绮，针缝处密密贯明珠，计一袋珠，可当民间数妇女首饰，真大观也。近灵舆，各执赤金壶、金瓶、金唾壶、金盘、金碗、金盥盆、金交床椅杌等物，皆大行所曾御者，亦备焚。灵舆黄幔软金檐，紫貂大坐褥，其后即梓宫，用朱红锦袱盖，诸王大臣乘马执绋，……梓宫后为贞妃柩，上用紫花缎袱，盖贞妃者从先帝死，故赐号曰贞妃，或曰即端敬皇后之妹也。其后，皇太后黑缎素服，素幔步辇送殡。举哀后，素车五，青幔车六七，不知中官谁人。各官随至景山，梓宫启东墙入。命妇在寿皇殿内，百官在殿门外。擗踊奠楮，焚前所载诸物，谓之大丢纸。礼毕而散。……(哭临时期)东华门晨启，诸命妇入哭，俱细布白袍，白帕首，后垂二白带，长竟身，手执一细竹杖，抵暮方散，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此俱从龙贵人一二品大臣妻也，可谓盛矣。……凡诸珍玩，焚化不尽者，俱市之民间，以备山陵之费。即盆卉鞍鞯诸物，亦有货者。于是知皇太后之俭德，固逾他代”。张宸：《杂记》，转引自孟森：《世祖出家事考实》。
　　第三节、自责十四大罪四臣辅政.
　　一、变更祖制指定大臣辅政.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少年天子福临去世，留下遗诏，其中最后一段最为重要：“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幼主，佐理政务”。《清世祖实录》第144卷第5页。
　　这一段遗言，是整个遗诏中最为重要的根本基调。它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它在四位皇子中指定了太子，指定了入关以后第二位清朝皇帝。福临共有八位皇子，长、四、六、八四位皇子早殇。顺治十八年还有四位皇子，皇次子福全系庶妃董鄂氏所生。皇三子玄烨，母系佟佳氏，乃汉军旗人固山额真佟图赖之女，封为妃(很可能也是庶妃)。皇五子常宁，母系庶妃陈氏，皇七子隆禧，系庶妃纽氏所生。福临死时，皇二子福全十岁(皆按虚岁算)，皇三子玄烨八岁，皇五子常宁六岁，皇七子隆禧两岁。若论长幼，当立皇二子福全，若论嫡庶，诸皇子之母皆系庶妃，哪一位皇子都没有特别的优势，都是一般高。但这四位庶妃中，也略有区别，论妃之父亲而言，皇三子玄烨之母佟佳氏比其他三妃更高一筹，因为那三位妃之父亲，在《清史稿·后妃传》中均未载写姓名和官职，而佟佳氏之父佟图赖却是“辽左旧人”，早年随父佟养正归顺太祖，佟养正任至三等游击，守镇江阵亡，其世职三等轻车都尉由佟图赖承袭。佟图赖多年从征，开国有功，任至定南将军，汉军正蓝旗都统，晋世爵为三等子，顺治十五年卒，赠少保兼太子太保。但是，佟佳氏有一弱点，即她家是汉军旗人，而皇二子福全之母董鄂氏、皇七子隆禧之母纽氏，显然都是满洲旗人，顺治年间，汉军旗人之地位远远低于满洲旗人。顺治帝曾于顺治九年、十二年的两次会试，将满汉生员分别考试，满洲旗人和蒙古旗人属于满榜，汉军旗人和汉人属于汉榜。当时汉军旗人除范文程、宁完我大学士因有帝特旨加恩，才当上了议政大臣，其他汉军旗人的大学士、尚书、都统，都没有资格担任议政大臣。可见汉军旗人之低于满洲旗人。这样一来，佟佳氏的优势又不复存在了。
　　因此，一般认为，若立皇子为帝，四位皇子之中，当以庶妃董鄂氏之子皇二子福全希望最大，最有可能继承皇位。但是结果出人意料，佟佳氏之子年方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却被指定为皇太子了。
　　原来，福临曾想立一位堂兄弟继位，这可能是他考虑到四位皇子皆小，难当重任，尤其是下五旗王公势力还很强大，让一个七八岁、五六岁或更小的幼子登基，稳定不了政局。但是此议被皇太后反对，亲王们也不赞成这一意见，皆愿意从皇子中立一为帝。皇太后很赏识皇三子玄烨，福临拿不定主意，遣人询问汤若望。“汤若望完全立于皇太后的一方面，而认被皇太后所选择的一位太子为最合适的继位者”。“这样皇帝最后受到汤若望的劝促，舍去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还不到七周岁的皇子为帝位之承继者。当时为促成这一个决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太子，在髫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的，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尚未曾出过天花”。魏特：《汤若望传》，第325页。
　　遗诏最后一段之特殊重要，还在于它变更了祖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在此之前，新君之立，皆系由八旗王公大臣，尤其是八旗亲王、郡王、贝勒商议而定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亲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规定新汗由八和硕贝勒商议后“任置”。清太宗皇太极暴卒后，亦由八旗王公大臣议定推立新君。新汗新君并非只能由先汗先帝之皇子中选立，其他非皇子的王贝勒也有资格被推立为嗣君。本书第一章的白黄旗主争位，即已讲明了此事。但是这次的继位人，并不经过八旗王公大臣议立，而是由世祖福临指定，他可以征求王公大臣和汤若望的意见，但最后决定权仍仅仅归于这位快死去的皇帝，这与祖制是截然相反的。
　　另一方面，以往皆系八旗宗室王贝勒辅佐新君治政，或代摄政务。二十五年前太宗皇太极被诸贝勒“任置”为汗时，尽管他已年过而立之岁，多次统兵出征，文武双全，可是即位之初，仍系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并坐同尊，共治国政。十七年前太宗去世后，睿王争夺帝位未遂后，诸王议立由郑睿二王辅政，军国大事皆由两位摄政王处理，六龄幼君纯系傀儡，太后亦无实权。现在，福临变更了祖制，既指定皇子继位，又不让诸王辅政，而谕命四位大臣“保翊幼主”，辅治国政，彻底废除了自太祖以来八旗王贝勒议处、辅治国政的祖制。
　　福临之所以要变更祖制，其原因虽未明说，但综合当时政局，也不难了解，主要是此举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实现的条件。
　　八年傀儡幼帝朝不保夕的苦难生涯，兄王冤死，嫂被皇叔多尔衮霸占的仇恨和羞辱，严重伤害了生性倔强的少年天子的自尊心，使他对摄政王恨之入骨，对亲王辅政、摄政制度深恶痛绝，坚决不让此景重现，故果断革除祖制，改由谕定之亲信大臣辅理国政。这是辅政大臣制出现的主观原因。但这一制度之能实现，又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个基本条件，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性条件，就是君权强大。经过亲政以来十年的惨淡经营，少年天子已经拥有主宰全国军政的大权，真正达到了至尊无上的地步。他亲领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在八旗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他亲王郡王或只辖一旗，或仅只辖有几个佐领，无法与帝抗衡。他连续籍没或降爵惩处了六位亲王，皇父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卒后籍没焚尸削爵，勒令英亲王阿济格自尽，籍没削爵，豫亲王多铎连坐，卒后其子多尼由亲王降为郡王。因与睿王之案有牵连，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卒后追罪，巽王、端重王之子俱降两级，降为贝勒，巽王所袭之爵系其父代善之爵，令康郡王杰书袭其父亲王爵，敬谨亲王尼堪已为国阵亡，其爵仍令传袭。他革除了王管部院之制，禁止部院再以书启奏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一律奏呈于帝。他多次拒绝诸王贝勒和满洲大臣之议，悉按己意处理国政，如顺治十年废皇后，十七年坚持继续派遣巡按。他亲自擢用了一批忠于皇上的臣将，加强了两黄旗和正白旗的实力，上三旗人才济济，猛将如云，分任军政要职。垦田顷亩的增加，社会生产逐渐恢复，田赋收入陆续增多，云贵五省的平定，除福建的厦门一带及川东小块地区外，全国的绝大部分州县尽隶清政府版图，这自然是皇上治国有道，因而提高了天子威望。君威无比，帝权强大，是福临能够变更祖制，亲立皇子为太子，取消诸王辅政，指定亲信大臣保翊幼主辅理国政的最基本的条件。
　　另一方面，王权之削弱，也为辅政大臣制和立皇子之举的顺利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想当年，礼、睿、郑、豫四位亲王和克勒郡王各为一旗之主，英亲王、馀余郡王及其子端重亲王各辖若干牛录，先后担任大将军，统军出征，议处国政，下五旗王贝勒是何等的威风。然而，曾几何时，睿、英二王籍没，豫亲王多铎之子多尼袭封亲王后，既降为郡王，又由其两代辖有的镶白旗调至正蓝旗，实际上已被剥夺了旗主之权和身份，正蓝旗和镶白旗已成为无旗主之旗。只有礼亲王代善之子康亲王杰书、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孙简亲王德塞、克勤郡王岳托之孙衍禧郡王罗可铎仍分系祖、父所遗之正红、镶蓝、镶红旗旗主。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下五旗王贝勒难与皇上敌对。
　　兼之，顺治帝逝世前夕，宗室诸王大都幼小，没有能力治政统军。以“铁帽王”而言，简亲王德塞只有九岁，庄亲王博古锋十一岁，信郡王多尼虽有二十六岁，然而在世祖去世后第四天即已病故，其子鄂扎袭爵，只有六岁，衍禧郡王罗可铎、康亲王杰书和显亲王富寿稍大一点，分系二十一岁、十九岁、十八岁。顺承郡王勒尔锦的年岁也小，其他军功诸王之子孙，敬谨亲王尼堪之子尼思哈于顺治十七年死时，才十岁，端重亲王博洛之子齐克新，顺治十八年死时只有十二岁。惟有安亲王岳乐已进入中年，三十七岁。
　　从世祖福临之弟兄和皇子的情况看，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洛洛、格博会诸皇兄已死，其余叶布舒、高塞、常舒、韬塞等皇兄皇弟，都是先皇之庶妃所生，当时尚无封爵，没有资格肩负治国重任。福临之现存四位皇子，皆是幼童，当然不可能结党谋位。
　　正是由于以上情形，此时宗室诸王权势处于自太祖以来最为衰弱之阶段。王权之弱，为世祖变更祖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皇权强大，王权削弱，固是世祖变更祖制的最好机会，但仅此也不行，还须物色到合适的大臣。这几位大臣，既必须是皇上的忠臣，又必须有才干，有威望，已经担任要职，为帝宠信。经过亲政前后十来年的考察、栽培和使用，世祖福临找到了这样的人选，即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
　　索尼，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希福之亲侄，于太祖时自哈达来归，精通满、蒙、汉文，任职文馆，赐“巴克什”号，授一等侍卫，历事太祖、太宗、世祖三朝，久任吏部启心郎，具体处理部务，军功政绩卓著，世职晋至二等子。索尼智勇双全，在两黄旗大臣中威信甚高，很受摄政王多尔衮赏识，曾几次拉拢，索尼忠贞不贰，誓死效忠先帝太宗和少年天子福临，严词拒绝。睿王恼羞成怒，革索尼职，罚银，遣往盛京守昭陵(太宗之陵)。世祖亲政后，即召索尼还朝复爵，先后擢任内大臣、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事，晋世爵至一等伯，赐敕免死二次。
　　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父苏纳娶太祖第六女，历任护军统领、兵部承政、固山额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后因故削世职。苏克萨哈乃苏纳额驸之长子，初授委署佐领，松锦战役立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顺治七年复其父世职，以苏克萨哈并袭为三等男。顺治八年正月世祖福临亲政后，苏克萨哈与睿王府护卫詹岱等首举故主殡殓服色违制及诸叛状，追罪睿王，帝遂擢苏克萨哈为护军统领、议政大臣，晋一等男兼一云骑尉。顺治十二年苏克萨哈率兵大败大西军南康王刘文秀所遣之卢明臣部，晋二等子，任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
　　遏必隆，满洲镶黄旗人，系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第十六子，母为和硕公主。遏必隆初袭父一等子，任侍卫，管佐领，寻因故削爵，不久以松锦战役立功，授骑都尉世职，入关后叙功晋二等轻车都尉世职。顺治五年以曾谋立肃亲王豪格，革世职及佐领，籍没家产一半。顺治八年世祖福临亲政后，复其职，并袭兄图尔格之二等公为一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鳌拜，满洲镶黄旗人，开国元勋直义公费英东之亲侄，太宗及顺治时，勇猛冲杀，军功累累，入关前夕已任至护军统领，晋世职三等子。入关后晋一等子，因忠于世祖，被摄政王抑其功，不仅未再晋爵，反降为一等男，几次论死罚赎。世祖亲政后，初晋鳌拜三等侯，再晋二等公，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擢任领侍卫内大臣，教习武进士，赐敕免死二次。
　　这四位大臣，既系开国功臣，历任要职，封授爵位，有的还系皇亲国戚，其中三人拥立世祖有功，且因效忠少君而遭摄政王压抑惩罚，另一人首告睿王“谋逆”立下功劳，因此世祖对他们格外宠信，擢任高官要职，晋授爵职，倚为亲信，故选中他们为辅政大臣，让其保翊幼主，辅理国政。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少年天子福临病故，当天原任学士麻勒吉、侍卫贾卜嘉遵帝遗命，捧遗诏奏知皇太后，太后命宣示诸王公大臣及侍卫。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跪告于诸王贝勒推辞辅政说：“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诸王贝勒说：“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大臣其勿让。”索尼等奏知皇太后，乃誓告于皇天上帝与大行皇帝灵位前，然后受命视事。②《清世祖实录》第1卷第4、5页；第5、6页。
　　四位辅政大臣之誓词为：“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记，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②至此，世祖福临遗诏指定皇子继承帝位，谕令四位大臣保翊幼主辅治国政，这一变革祖制的重大决策得以实现了，从此以后，新君皆由先皇于皇子中择立。这对稳定新旧天子交接之时的政局，提高君威，压抑王权，加强君主集权制度，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二、严于律己特颁引咎遗诏.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少年天子福临病逝，降颁遗诏。在清朝十二帝(包括太祖、太宗)中，这道遗诏可算是最为特别的遗诏，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奇特之遗诏，往前延及秦汉唐宋元明诸朝，它也算是罕有之遗诏。
　　奇特之一是，此遗诏并非沿袭俗例，专为本帝歌功颂德，套用陈词滥调写成的赞本圣德的本纪和行状，而是一份发自内心深处严格引咎自责的罪己诏，此在历朝两千余年上百名帝君的遗诏中，实为罕见，实非寻常。
　　此诏奇特之二是，起草遗诏之人，是汉官而非满臣，且非汉大学士，而是帝亲自培养倚任的礼部侍郎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王熙，官阶只是正三品，低于大学士和六部尚书，也低于内大臣、八旗都统、副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还低于绿营提督总兵官。如若按官品排列名次，王熙当排在几百名文武大臣之后。这在清朝“首崇满洲”不让汉臣参与军国机密要务的基本国策限制的条件下，是破例的也是唯一的例外。清人韩为王熙所撰的《行状》载述此事说：“辛丑，世祖不豫，自元旦至五日，屡入清安，榻前面奉天语，密有奏对。初六日漏三下，召入养心殿，谕曰：朕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公匍伏饮泣，笔不能下。世祖谕抑悲痛，即于榻前起草。公拭泪吞声，先成第一条以进，恐圣躬过劳，奏移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皆即报可，日入始脱稿，而世祖竟于是夕上宾，公哀恸几绝，戚慕终身”。韩：《文靖公王熙行状》，《清代碑传全集》第12卷。
　　王熙为什么会受到世祖如此特宠，前面曾对王熙的情形有所涉及，现再以韩所撰王熙《行状》，略予简要叙述。《行状》载称：“公生而颖异，五六岁间即能诵孝经学庸两论”，顺治三年十九岁中举，二十岁成进士，选授国史院庶吉士，习满书，御试满书，拔前列，后历任国子监司业、左春坊左中允、司经局洗马、经筵讲官、弘文院学士、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久值南苑。当顺治十四年升任弘文院学士时，其父王崇简方任国史院学士，世祖特谕王熙说：“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尔诚恪，特加此恩。”顺治十七年王熙以学士三年考满，加礼部尚书衔，其父已任礼部尚书，“父子同部尚书，海内荣之，以为国家异数，王氏盛事，晚近数百年所未有也”。“公长值内院，驾出必从，从必蒙劳问，又每日进讲嘉谟嘉献，入告者必多，一时称为内相”。王熙是世祖特别赏识擢用之文人和亲信大臣，“一时称为内相”，其才其德为帝深知，故委以此重任。
　　此诏奇特之三在于，它已被修改，经皇太后与辅政大臣看过后，颁示群臣时，其诏的一部分内容已与世祖亲阅亲定之遗诏，有了很大的差别，作了很大的改动。韩所撰王熙之《行状》，言及写完遗诏后，有这样一段话：“而至于洮颓凭几之辰，大渐弗悟与之会，平定诏章，独属之朝夕，左右之儒臣度必有决大策定大议者，而公出一不语子弟，世遂莫得传，其识见度量，有古大臣之所难。”大学士张玉书为王熙所写之墓志铭，也就此写道：“至于面奉凭几之言，有事关国家大计，与诸大臣再三密谋而后决者，公终身不以语人，即子弟莫得而传也。”张玉书：《大学士谥文靖王公墓志铭》，《清代碑传全集》第12卷。
　　王熙之自撰《年谱》叙述遗诏情形说：“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命至榻前讲论移时。是日，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初六日夜三鼓，奉召入养心殿，“就御榻前书就诏书首段。随奏明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王熙：《王文靖集》，转引自孟森：《世祖出家事考实》。
　　这些史料表明，世祖福临口授，王熙遵谕撰拟经帝钦定的遗诏，当帝病逝后进呈皇太后时，太后与辅政大臣商议，对其中若干内容作了修改，然后才颁示群臣。究竟在哪几个问题上作了修改，或添写了哪些问题，虽难一一尽行查明，但综观遗诏全书，结合世祖生前言行，还是可以理出一点头绪。现先将《清世祖实录》第一百四十四卷所载颁示天下之遗诏，摘录如下：“诏曰：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悠，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惟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恨，惟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满洲诸目，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记，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相伴，未能随材器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材，是朕之罪一也。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为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诸王大臣未能别有奇策，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治聿修，朕仰承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舞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以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机，岂能一无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朕既知有过，每日克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以致过端日积，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
　　遗诏所列世祖引躬自责之罪有十四条，不为不多。联系少年天子亲政十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来看，此遗诏的总基调，即严于责己的精神，与他的一贯作风，还是大体符合的。他虽然只亲理十年国政，文治武功兼有，但他却多次下诏引咎自责。比如，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他“以地震屡闻，水旱叠告，悯念民生，省躬自责”，特命嗣后章奏文移，“无得称圣”，并降诏大赦天下说：“朕恭膺天命，缵承祖宗鸿绪，统驭天下，十有一年，兢兢业业，笃求治理，而治效未臻，切为民谋，而民生未遂，疆圉多故，征调繁兴，水旱频仍，流离载道。中外之欺蒙成习，朝廷之膏泽弗宣，法敝民穷，干和召戾，天心未格，地震屡闻，皆朕不德之所致也。朕以藐躬，托于王公臣庶之上，政教不修，经纶无术，一夫不获，咎在朕躬，而内外章奏文移，动辄称圣，是重朕之不德也，何以自安。自今以后，朕痛自修省，悉意安民，……凡章奏文移，俱不得称圣。”《清世祖实录》第87卷第4、5页。
　　顺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又以“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下诏列举己过，欲昭告皇天上帝和祖宗，谕告礼部说：“近者冬雷春雪，陨石雨土，所在见告，变匪虚生，皆朕不德所致。朕思，天为天下而立君，为君者代天敷治，必使民物咸若，治臻上理，然后可以仰答眷命，今水旱连年，民生困苦，是朕有负于上天作君之心，一过也。……朕之天下，实本于太祖太宗积功累仁所创垂，今疆圉未靖，征调频兴，是朕有负于祖宗付记之心，一过也。当睿王摄政之时，诛降滥赏，屏斥忠良，任用奸贪，国家钱粮恣意耗费，以致百姓嗟怨，人人望朕何日亲政，急为拯救。今经六载，虽极力更新，乃犹康未奏，灾祲时闻，是朕有负于百姓望治之心，一过也。”《清世祖实录》第99卷第14页。
　　顺治十七年正月，云贵五省已定，郑成功统军围攻江宁，大败返厦，全国基本统一，正是朝廷多年以来难有之喜庆平稳之时，顺治帝福临却引咎自责，颁诏大赦。他于正月二十五日“省功引咎，颁诏大赦天下”。诏书说：“朕荷皇天眷佑，缵承祖宗鸿绪，夙夜兢兢，力图治安，十有七年于兹。乃民生尚未尽遂，贪吏尚未尽改，滇黔虽入版图，而伏莽未靖，征调犹繁，疾苦时告，拯恤未周。反复思维，皆朕不德，负上天之简畀，愧祖宗之寄记，虚太后教育之恩，孤四海万民之望，每念及此，罔敢自安。兹于顺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三日，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抒忱引咎，自今以后，元旦、冬至、寿节，天下庆祝表章，皇太后前照常恭进，朕前表章暂行停止，特颁恩赦，加惠元元”。赦款共有十八条，包括死罪减等军罪以下赦免等，其中直接涉及兵民的有蠲免顺治十六年以前民欠钱粮、抚恤八旗军和绿营兵等。《清世祖实录》第131卷第13、14、15、16页。
　　通过这些责己之诏，可以看出，顺治十八年遗诏罪己的内容，大部分与世祖福临临终前夕所钦定之遗诏，是相吻合的，但这十四条责己之罪中，有四条可能系太后受辅政大臣之影响，共同商议后添写的。按诏书所列的次序而论，其第一条“渐习汉俗”，更张旧制，恐非世祖原意，世祖之所以能在亲政十年里取得很大成就，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墨守旧规，需改之时即予更改，他不会将此引为罪状之一。第五罪是不信任满洲诸臣，而委任汉官，致满臣无心任事，这更不是世祖之过。世祖之倾心汉化，擢用汉官，倚任汉大学士，委命洪承畴经略五省，依靠三藩平定南方，卓有成效，他怎会视此为大罪?这两条大罪，显系太后与辅政大臣商议后新加的，而且很可能是辅政大臣之意，得到太后批准，否则，第四罪讲宗室王公时，虽点明王、贝勒是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却只引咎于晋接稀疏，以致情谊隔绝，友爱不周，为什么不归罪于未加重其权势，使其真正成为国之藩翰?如此前言不顾后语之含混矛盾词句，并非撰拟遗诏的大名家王熙疏忽谬误，而是因为世祖、太后和辅政大臣都不想扩大王权，都想压抑王威，以便让辅政大臣保幼主治国理政。第十罪系说端敬皇后之丧祭典礼过于优厚，这更不可能出于世祖之口。世祖与董鄂妃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生死与共，爱妃仙逝，福临悲痛欲绝，多次寻死未遂，又要出家，亦未办到。为悼爱妃，可置生死于不顾，视皇位如敝帚，难道丧仪办隆重一点，就会自视有罪?这显然是太后之意，硬给福临定上的。第十一罪是设立十三衙门，此亦不会系帝亲书。因帝之宠信太监吴良辅，就是鼓动设立十三衙门的主要人员，吴虽因交结外官收受贿赂而曾一度被帝斥责，但其宠仍旧，并未遭受任何惩罚。直到帝临终前几天，正月初二，福临还抱病临幸悯忠寺，“观内珰吴良辅祝发”，可见帝对吴之偏爱，有了这样的心情，他怎能将十三衙门之设立，视为己之大罪?孝庄太后与辅政大臣对遗诏之更改或新增，有功有过。其功在于，斥责十三衙门内监营私作弊，将其废革，除掉了可能祸国殃民的大患，使邪恶太监不能在清朝扰乱国政，凌辱官民。其过则是，重满轻汉弊习恶性膨胀，阻碍了世祖之倾心汉化充分利用贤能汉官治国理政的过程，排斥汉官与议军国大政，影响了汉官尤其是颇有才干欲图为国效劳为帝尽忠之汉臣的积极性，加深了满汉上层人士的隔阂，严重地影响到辅政大臣对重大问题的正确处理。
　　辅政大臣执政时期，没有像世祖福临那样赏识、擢用、咨询、倚任汉大学士，如陈名夏、洪承畴、金之俊、冯铨、傅以渐、王永吉等人，而是自行商议和处理，且更强调“首崇满洲”，很少谈“满汉一体”，从而犯了不少错误，尤其在辅政初期，更是如此。
　　在顺治十八年这一年里，辅政大臣裁撤了十三衙门，处死内监吴良辅，这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然而，他们又撤销各省巡按，严惩直省尤其是江南逮赋绅衿，罢内阁，复内三院，增派练饷。这都大违世祖原意。世祖福临摈斥满洲王公大臣谬议，坚持派遣巡按，以察吏安民。世祖虽诛陈名夏贬斥陈之遴，但严禁借此打击伤害南方士子缙绅。世祖仿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以便更好地治国理政。特别是加派一事，他更是深恶痛疾，严斥言利之徒，尽管财政极端困难，也不增赋一丝一毫，且一亲政就取消了摄政王为修边外避暑凉城而增派的二百五十万两赋银。现在，辅政大臣却借口“世祖皇帝山陵大工及滇黔用兵钱粮不足”，而于全国仿照明末“练饷”之例，于顺治十八年八月下谕，从十八年起，每亩加派赋银一分，共增赋五百七十余万两，相当于增收原额五分之一的赋银，且限三月内交完。此例一开，加派频仍，明亡之情，必将再现，大清王朝就要寿终正寝了。汉左都御史魏裔介深知此弊太大，冒死进谏，辅政大臣才令康熙元年不再加派。《清圣祖实录》第4卷第9页，第5卷第18、19页。绅衿仗势逋赋，固当制裁，但地方官吏借此上下其手，敲诈勒索，趁机迫害，大大扩大了惩办范围。江苏一省惩处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其中因欠赋银几钱几分，或并未拖欠遭受暗害的著名人士，数不胜数。像世祖亲自取中誉为“佳状元”的徐元文、探花叶方蔼、(欠银一厘)进士宋德宜，皆以此案被吏诬陷而罢官，名士才子韩、翁叔元为此革生员被逮，后来康熙皇帝玄烨亲政以后，徐元文、宋德宜任至大学士，韩考中康熙十二年状元和会元，任至礼部尚书，翁叔元为康熙十五年探花，任至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叶方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和侍郎。如若辅政大臣继续排斥甚至歧视南方文人名士，治政能臣贤臣从何而来!因此，综观世祖遗诏，可能系辅政大臣提出经太后批准修改增写者，大致有上述十四罪，此改此增，有功有过，有利有弊，若要估计一下功过利弊之比重，那么可以说是弊大于利，过大于功，设若辅政大臣坚持执行专任满臣、排斥汉官，悉复太祖、太宗旧制，或者康熙帝亲政后也继续奉行这一方针，则清王朝不可能富强壮大，“康乾盛世”无法出现。幸运的是，辅政大臣在执政过程中，并未完全这样做，康熙帝亲政后更继承和发展了父皇的正确方针，既“首崇满洲”，又强调“满汉一家”，大量擢用汉官中的贤臣能臣和廉吏，世祖遗志才得以实现，清王朝也就不断强盛和巩固，延续了二百多年。
　　三、盖棺论定“英俊天子痴情君”.
　　长期以来，人们对顺治帝福临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其系普通一帝，无甚建树，且在亲政后期，设立十三衙门，崇信佛教，更系谬误。这种说法，显与历史实际大有出入，不甚公允，似应重加评述。
　　世祖福临于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病故，虽颁遗诏，引咎自责十四大罪，似系昏君庸帝，一无是处，然而事实俱在，隐功谦逊、苛责于己的遗诏，并不能掩盖其所建功勋。经康熙帝玄烨钦定，雍正帝胤亲阅全书复命儒臣重加校订，最后由乾隆帝弘历钦定的《清世祖实录》，对世祖福临一生功勋事业及品德作风，作了如下的全面评论和赞扬。原文如下：“上英明天纵，宽仁大度，冲龄践祚，值明运已终，流寇肆虐，顺天应人，命将出师，百万巨寇，一战而克，定鼎燕京，为天下生民主。齐晋秦豫，传檄而定，平江淮，收楚蜀，下浙闽，两粤滇黔，以次扫荡，遂成大一统之业。亲政以后，鉴明季吏惰窳，民生困悴，整纲饬纪，子养元元，清赋税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赐赦，殆无虚岁，奖进廉正，斥远贪邪，振励材能，综核名实，开公忠之路，杜朋党之门，吏事民风，翕然丕变，盖丁大乱之后，上天笃生至圣，以奠海宇而开太平也。至于敬天尊祖，孝事皇太后，晨兴问安，长跽受教，隆宠勋旧，敦睦懿亲，致礼于胜国君臣，推恩于新附边徼，省难继之贡，罢不急之工，菲节膳服，汰减阍寺，仁恕恭俭，一本自然。而又劝学崇儒，临雍释奠，经训史策，不离左右，御制御纂诸书，皆洞彻事宜，昭宣理要。数幸内院，与诸臣讨论古今，更定礼乐，修明制度，建直庐于景运门，令翰林官分番入直，以备顾问，经时御，日讲不辍。夙夜励精，孜孜靡倦，披览章奏，每至夜分，四方水旱，引咎责躬，容纳谏诤，喜闻阙失，功成治定，聿奏隆平，而焦心劳思，勤求民瘼，兢兢业业，皆出之至诚，行之至明。举念，则条贯九州，行事，则斟酌百代，黜伪去浮，敦本崇实，以故道法咸备，功德兼隆。声教所讫，东至使鹿使犬，西至厄讷忒黑、吐鲁番，北至喀尔喀、鄂罗斯，南至琉球、暹罗、荷兰、西洋诸国，梯山航海，重译来王，自古创业垂统之君，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在位十有八年，而万世之规模已定，耿光大烈，炳耀穹壤，深仁厚泽，沦浃人心，前缵祖宗之绪，后启神圣之承，洪业丕基，传之永永无极矣。”《清世祖实录》第144卷第6、7、8页。
　　这个总论，固然列举了世祖福临各个方面的成就，定了基调，但在某些方面显然过分歌功颂德，与实际相差太远，过失之处更是只字不提，颇有溢美和隐过之嫌，仅可供参考，难作定论。
　　根据少年天子福临亲政十年的言行事迹，现主要对其治国理政的得失功过作一总的评价，同时考虑到他具有与其他帝君不同的特点，对他与董鄂妃的爱情也予简要小结。
　　福临亲政十年的治理国政，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千难万险，勇往直前。他冲龄登基，少年亲政，却值国家多事之秋，守成又兼创业之日，困难重重。归纳起来，约有五大难题摆在他的面前：大西军“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国姓爷”围攻江宁，“东南大震”，反清烽火延绵多年；国库如洗，岁缺巨万兵饷，财政异常困难，计臣束手无策；征调繁兴，水旱连年，兵民穷苦至极；五万满丁，对付亿万汉人，多寡悬殊，胜负难卜，长治久安谈何容易；诸王势大，满臣守旧，力排贤能汉官，君威不振，难行新政，治国缺才少计。这对于历朝的众多中庸之君苟安之帝来说，无异于是一叶扁舟漂浮于波涛汹涌无边无际的大海之中，时有覆没丧生的危险，他们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不敢上船远航了。然而，本书之传主少年天子福临，虽在个别时刻有些惊慌失措(江宁被围初期)，但总的说来，他继承了太祖、太宗力御强敌，遇危不惊，以寡败众、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集中体现了正在兴起发展的本民族满族勇于进取善于学习的族风，以明君自期，胸怀壮志，决心要作出一番事业，“力图治安”，排除万难，勇攀高峰，其志可嘉，精神堪佩。
　　第二，励精图治，安邦有道。亲政十年，福临虽然批阅了数以万计的奏疏，下达谕旨上千道，处理了大事军政要务，但观其要，他主要抓住了四件大事。一是力排障碍，倾心汉化，擢用饱学之士和贤能汉臣分任要职，参与机要，提高汉官职权和地位，使他们献计献策，辅理国政。二是任用将帅得人，竭力筹措兵饷，咬紧牙关负起财政困难重担，把统一全国的战争进行到底。三是免除睿王筑城加派，痛斥言利之徒，坚不增赋，并力求革弊省费，减赋免税，以略减黎民之苦。四是察吏安民，惩贪除霸，迭罪婪臣，赃银十两革职籍没，诛杀元凶巨恶黄膘李三。这些方针、政策、措施及其具体贯彻执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三，成效卓著，文治武功兼有。少年天子亲政虽仅十年，但在群臣的佐理和将士奋勇征战与兵民辛勤劳动下，做了很多事，取得了很大成就。除福建厦门、金门一带及川东一小块地区外，全国绝大多数府厅州县已经隶于清政府管辖之下，驱逐了侵入黑龙江地区的沙俄殖民军，保障了东北地区的安全，增强了蒙藏地区与中央的联系，明清之际二十多年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局面已经基本结束，初步形成了统一、稳定的局面。相应而来的是，垦田顷亩增加了一倍，户口陆续增多，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国赋收入逐渐增加，培养了大量军政人才。这就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否则，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干戈频仍，征调繁兴，横尸遍野，国无宁日，民何以安，田何以垦，赋焉能增，“盛世”怎能形成!当然，世祖福临也犯了不少错误，他不该厉行祸国殃民的“逃人法”，设立十三衙门，对少数大臣的任免升降赏罚也不尽妥，科场案之株连亦太过分，等等。然而总的看来，他能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作出了一番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前进，作出了重大贡献，还是难能可贵的，不失为一位颇有作为的守成兼创业之明君。
　　至于少年天子对董鄂妃的痴情，更是历朝帝君中罕有的楷模。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千古绝唱《长恨歌》，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相亲相爱之爱情悲剧，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高度赞扬。诗中之“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等，皆系流传万代之佳句，唐明皇与杨贵妃也因此而成为秦汉以来两千年里最有名的爱情帝妃。
　　但是，设若将顺治帝与唐明皇作一比较，可以肯定，唐明皇将大为逊色，甘居于福临之下。姑且不谈唐明皇李隆基逼娶皇十八子寿王李瑁之妃杨玉环这一父纳儿媳的败坏人伦之丑行，至少有三个方面，唐玄宗李隆基远远不如晚于他九百多年以后的清世祖福临。第一，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双方并非忠贞不贰，而是各有情人，常作私通之事。唐玄宗身为天下共主，后宫佳丽三千人，他当然可以随时召幸，何况为了广生皇子，有利社稷，也应与其他妃嫔欢聚，此举无可非议。但是，他不应该既与杨贵妃在长生殿七七之夕对天发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同时又勾引利诱，和杨玉环贵妃之大姐韩国夫人、三姐虢国夫人、八姐秦国夫人多次苟合，而杨玉环也暗中私通安禄山，芙蓉帐里度春宵，这能说二人之间是互相痴情忠贞不贰吗?顺治帝福临与董鄂妃可没有这些风流艳事！
　　第二，唐明皇宠幸杨贵妃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花天酒地，荒废政务，并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大封杨氏父兄，追赠玉环之父为太尉、齐国公，母封凉国夫人，玉环之二位堂兄，一任鸿庐卿，一任御史，“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更为荒谬的是，唐玄宗竟擢用宠信玉环之远房堂兄杨国忠，任其为右丞相，封魏国公，纵其专权纳贿，败坏国政，致安禄山得以起兵，天下大乱，宗庙蒙尘，国都失陷，唐明皇不得不离京外逃，远遁四川，唐朝几乎寿终正寝。而顺治帝虽极其宠爱董鄂妃，但仅对其父官阶二品的护军统领鄂硕擢任内大臣(一品)，自一等子晋三等伯，卒后赠三等侯，其子费扬古袭封三等伯，后因在康熙中年大败噶尔丹汗，建树特大功勋，才晋为一等公。董鄂妃之亲叔叔罗硕，在妃入宫前已任至工部侍郎，妃得宠时，未晋官职，只是在妃死之后追册为端敬皇后时，才授予一等男世职。董鄂妃之家族没有因妃为帝宠而擢任要职，更谈不上恃妃之宠而弄权坏政祸国殃民了。
　　第三，唐玄宗与杨玉环发誓要生死与共，可是，当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到马嵬坡时，从行将士义愤填膺，杀死杨国忠，光武大将军陈玄礼并面见玄宗，代表将士，要求诛杀杨贵妃，玄宗遂令内监高力士将玉环缢死。以往人们皆认为，玄宗别无他法，玉环只有一死，然而，若细加分析，上述说法并不一定无懈可击，玄宗还是可以找出另外的解决方案，杨贵妃并非必然要死。原因之一是，杨玉环与杨国忠不是亲兄妹，不是叔伯兄妹，也不是堂兄堂妹，而只是同一曾祖之远房兄妹，关系并不密切，她不必非要为杨国忠报仇，而和文武百官三军将士敌对到底。只要杨玉环当面向陈玄礼说明与杨国忠之疏远族兄妹关系，表明必不为此怀恨在心，玄宗从旁担保，将士不一定非要逼死杨玉环。原因之二，也是决定性的原因是，玄宗完全可以当众宣布退位，让太子李亨登基，掌握军政大权，以此来换取杨贵妃的生命。将士之要杀死杨玉环，不过是怕她将来唆使皇上为杨家报仇，而残害此次兵谏之将帅士弁，如果玄宗成了一个无权之养老的太上皇，新君又恨杨贵妃，感谢将士拥戴之功，杨玉环也就成了普通一妃，无力害人，将士便会放心了，也会接受玄宗的要求，免玉环一死，以便新君指挥大军，平定安史之乱。然而玄宗身居帝位四十五年，享尽了皇帝之乐，热恋皇位，而计不出此，谕令贵妃自尽，这能说是对爱妃忠贞不贰生死与共吗?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清世祖福临经过亲政十年的努力奋斗，全国统一，君威无比，群臣拥戴，文治武功兼有，正是大展鸿图之时，却因红颜知己董鄂妃仙逝，而“寻死觅活”，当自杀难成之时，又剃掉头发，坚欲出家，后虽被阻止，但忧思不减，终因哀悼，加速了死亡，二十三岁便离开了人间，这样纯真无私至死不渝的“痴情”，唐明皇怎堪与比！
　　总结以上治政和爱情，看来可以对被尊上庙号为世祖，人们习惯称为顺治皇帝的爱新觉罗·福临，作出这样七个字的总结论了，即：“英俊天子痴情君”。〖2〗附录〖3〗〖〗〖2〗〖2〗附录顺治皇帝福临年谱.
　　崇德三年(1638年)一岁(虚岁，下同)正月三十日，生于盛京永福宫。名：爱新觉罗·福临。太宗皇太极第九子。母博尔济锦氏，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太宗孝端文皇后之侄女，关雎宫宸妃之妹，时为永福宫庄妃，后封孝庄文皇后。
　　崇德八年(1643年)六岁.
　　八月初九，太宗皇太极卒。十四日，八旗王公大臣议定，立福临为新君，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政，二十六日举行登基大典，以明年为顺治元年。
　　顺治元年(1644年)七岁.
　　正月多尔衮、济尔哈朗为摄政王。
　　四月初一，以肃亲王豪格言语悖妄，辱骂多尔衮，削其爵废为庶人，收其所属七牛录。初九，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军征明，二十二日明平西伯吴三桂以山海关降清，清军大败大顺军李自成。
　　五月初二，摄政王入北京，下谕招降各州县明朝旧官。
　　十月初一，福临于北京再次举行登极大典，寻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复封豪格为肃亲王，晋郡王阿济格、多铎为亲王，贝勒罗洛宏为郡王，封硕塞为承泽郡王。
　　顺治二年(1645年)八岁.
　　五月，晋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下南京。
　　六月，下发令。
　　顺治四年(1647年)十岁.
　　七月，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罢济尔哈朗辅政。
　　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岁.
　　三月，多尔衮削豪格爵，籍没，幽禁其至死。降济尔哈朗为郡王。
　　闰四月，复济尔哈朗亲王爵。
　　十一月，晋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三岁.
　　正月，多尔衮纳豪格之福晋博尔济锦氏为妃。
　　四月，停差巡按。
　　七月，多尔衮下谕加派赋银，于边外筑避暑城。
　　十二月，初九，多尔衮死于喀喇城。
　　顺治八年(1651年)十四岁.
　　正月，削英亲王阿济格爵，籍没幽禁。福临亲政，大赦。追尊多尔衮为成宗义皇帝。
　　二月，追罪多尔衮，削尊号、爵位，籍没，焚尸扬灰，将其正白旗归并于帝(从此帝亲领之正黄、镶黄、正白三旗，简称为“上三旗”)，诛其党羽。封豪格之子富寿为显亲王。
　　三月，命王、贝勒分管部院。复遣巡按。大库仅有银二十万两，而官俸却需六十万两。
　　八月，册立科尔沁亲王吴克善之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诛吏部尚书谭泰。
　　十月，赐阿济格死。
　　十一月，皇长子牛钮生(第二年正月殇)。
　　顺治九年(1652年)十五岁.
　　二月，加封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
　　三月，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追降豫亲王多铎为郡王。
　　七月，大西军下桂林，定南王孔有德自尽。以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兵往征。
　　十一月，尼堪轻骑追征于衡山，中伏战死。
　　十二月，达赖至京。诛黄膘李三及潘文学。
　　顺治十年(1653年)十六岁.
　　正月，屡幸内院，与大学士探讨治国之道。
　　三月，赐汤若望“通玄教师”号。
　　四月，封达赖与固始汗。
　　五月，停御史巡按直省。招劝郑成功，封其为海澄公。命大学士洪承畴经略湖广五省。
　　六月，设十三衙门。
　　七月，皇二子福全生。
　　八月，废皇后为静妃。
　　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七岁.
　　三月，三十日，皇三子玄烨生。诛大学士陈名夏。
　　六月，立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之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
　　九月，申严隐匿逃人之禁，窝主处死籍没。
　　十一月，下诏自责，禁称“圣”，大赦天下。
　　十二月，命明安达礼征罗刹。
　　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八岁.
　　二月，复遣御史巡按直省。封皇十一弟博穆博果尔为襄亲王。
　　五月，郑亲王济尔哈朗卒。
　　六月，命内十三衙门立铁牌。
　　十一月，诛顺天巡按顾仁。定例贪官赃银十两以上者籍没家产。
　　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九岁.
　　四月，岁缺兵饷四百余万两，每年军费二千万两。
　　闰五月，乾清宫等九宫殿建成。
　　七月，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卒。
　　八月，册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贤妃。
　　十二月，册晋董鄂妃为皇贵妃，大赦。
　　顺治十四年(1657年)二十岁.
　　十月，皇四子生(次年正月殇)。诛纳贿舞弊之顺天考官张我朴等。
　　十一月，皇五子常宁生。南明秦王孙可望降。
　　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十一岁.
　　三月，追封皇四子为荣亲王。
　　七月，改内三院为内阁。
　　十一月，江南考官方犹等以纳贿正法。
　　顺治十六年(1659年)二十二岁.
　　正月，克云南，平定云贵五省。
　　三月，命吴三桂镇云南，尚可喜镇广东，耿继茂镇四川(不久改镇福建)。
　　闰三月，贪官赃满十两者，流徙席北。
　　七月，郑成功围攻江宁，八月初大败归闽。
　　八月，绿旗兵六十万名，岁费月粮二百余万石，银一千余万两。
　　十月，洪承畴以疾解经略任。
　　十一月，追罪故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皇六子奇授生。追谥明崇祯帝为“庄烈愍皇帝”。
　　顺治十七年(1660年)二十三岁.
　　正月，下诏自责大赦。
　　四月，皇七子隆禧生。
　　六月，停差巡按。
　　七月，巴海击败罗刹于使犬部地。
　　八月，皇贵妃董鄂氏卒，追封为端敬皇后。
　　十一月，复遣御史巡按直省。
　　十二月，皇八子永干生。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十四岁.
　　正月初七，福临卒，遗诏罪己，谕立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命索尼等四大臣辅政。贞妃董鄂氏殉。
　　三月，上大行皇帝尊谥为“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葬孝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