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沈阳二手下线车捷达:高山流水世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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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偶得
——陆 波（原创）
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何孟春的《余冬叙录》有那么一段很有点意思。
“曹丕既篡汉，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己而窥圣人，谓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逊让耳。丁谓不信古有忠臣孝子，意正在此。丁谓在中书尝曰：古今所谓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笔缘饰，欲为后代美谈者也。……”
自己是在篡位，就怀疑古代的所谓禅让，其实也只不过是说得漂亮点儿的篡位而已。
自己做不来忠臣孝子，就怀疑自古以来一切忠臣孝子的事迹都是胡扯淡。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古人也不能专美于前的，今人简直“出蓝”得很哩！
自己过去被敌人逮捕后，屈膝投降，从狗洞里钻了出来，或者自度如被敌人逮捕，很难坚贞不屈，就认为一切被敌人逮捕过的坚贞的革命者如非自首叛变，一定出不了狱门。
自己在敌人阵营里鬼混时，做过不少坏事，或者自度如在敌人阵营里工作，一定会做坏事，就认为一切在旧社会工作过的人都是罪恶滔天的反革命。
还有，自己做过许多对不起人的事，就怕别人以己之道，还己之身，有朝一日对自己做对不起他的事。
于是，就想打倒一切。
二。骄傲和恐惧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前，无论在士气和装备上，法国都是低劣于普鲁士的，而骄傲却使法国将领得出相反的判断。可是，斗争只进行四十天，拿破仑三世就挑出投降的白旗。
克雷洛夫有则寓言：
小老鼠：最好的消息，狮子把猫逮住了！
大老鼠：别高兴，如果这两个打起来，狮子一定送命。
可见，恐惧和骄傲一样，都会使人失去正确估价自己和正确判断敌人的能力。
三。读书的多少和知识的多少
杜甫著名的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主张多读书，获得作诗的自由。清人郑板桥的主张却相反：“读书数万卷，胸中无适主，便如暴富儿，颇为用钱苦。”认为读书多了，思想受束缚，作了别人的奴隶。其实他们都是对的，这是两种读书功夫不同的人。《论语》上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果你反复揣摩、领悟彻解，则读破万卷书，是学而能思，故能独立行走，登峰造极。如果你仅是泛观博览，思的功夫欠缺，就摆脱不了依傍，只好爬行。
知识丰富点好还是少点好，也有不同的主张。古代阿拉伯铭言“人最美的装饰是知识”，知识总是美的、善的、建设性的。在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一生》中哲学家陶米林却说出相反的话：“一般说来，凡是具有过多世故经验的人，都是否认道德的。”这样，知识或经验又和恶的、破坏性的联系在一起了。他们也都是对的，知识既能为善，也能作恶。知识致力于人类前进的两个目标——消灭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形成的人类不平等和改造自然原因形成的人类不平等，那就是善的、美的；如果用来维护、加剧这种不平等，那就是丑的、恶的。
读书而能思考，越多越好，“学愈博而思愈远”(王夫之语)；知识能为人类进步服务，越多越好，“知识就是力量。”
四。大事和小事
唐宪宗时，五坊使杨朝汶非常暴横，曾追捕平民，制造冤狱。宰相裴度建议宪宗整他。宪宗不同意，说，我准备和你商量用兵大事，这种小事，你就不必管了。裴度不以为然，说：“用兵小事，五坊使追捕平人乃大事。兵事不理，只忧山东，五坊使暴横，恐乱辇毂”。宪宗后来省悟了，把杨朝汶找去，熊了一顿，并说：“向者为尔，使我羞见宰相”。接着就下令把这个姓杨的宰了。事见《旧唐书·裴度传》。
这件史实使人不禁产生三点感想：
第一、这个宰相很有头脑，懂得追捕平民，制造冤狱事大，如不解决，就会成为动摇国本的心腹大患；懂得解决这个问题，比商决用兵大事更重要。
第二、这个宰相很有胆量，明知皇帝对这个姓杨的一贯采取庇护甚至纵容的态度，而仍然敢于进谏，并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第三、这个宪宗也不简单，能听逆耳之言，而且能改变自己原先的既定主意，把自己的一个宠犬宰掉。
五。贪官与板砖
韩愈的《顺宗实录》在谈到李实时，说李实这个人“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大旱，畿甸乏食。”而李实这个家伙“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陵轹公卿，勇于杀害，民不聊生。及谪通州，市里欢呼，皆袖瓦砾（即板砖）遮道伺之。”
从李实这里，我们不就可以看到个别曾为方面大员的“同志”有与李实一脉相通的性格共同点吗？
已经当了大官，还一个劲企求升官晋爵，于是只顾逢迎拍马，而不顾人民死活，生产没搞好，却说好得不得了，亩产多少万斤云云。接着是高指标、高征购，而且谁要敢持异议，即使地位和他差不多，他也要生方设法整得你不得翻身。结果，饿得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所不同的是，现在的人民比唐朝的人民驯良多了，或者说，“文明”多了，没有在这种方面大员升迁离境时，“袖瓦砾，遮道伺之。”而且，在这种人死后被颂为“热爱人民”时，也只不过有些表示不满的议论，如此而已。因反对浮夸风曾被整得七死八活的同志，甚至忠厚存心，说：“人死了，对他厚道点算了。”
於戏！如此可爱的不会抛掷板砖的人民！
六。怕不怕听真话的不同结果
汉文帝治天下，搞得颇为出色。可是贾谊论当时形势，并没说一派大好，越来越好，而是认为好多事情可为痛哭。汉文帝没整他，反而重用他。
西汉孝武帝在解决国境安宁问题上干得颇为不错，当时西汉显得很有点儿国威。可是徐乐、严安并未一味捧场，而却一本正经地劝他吸取陈胜亡秦、六卿篡晋的教训。孝武也并没忌讳这个而对他们打什么棍子。
结果，这两位皇帝终其一生似乎都颇有治绩，颇得人心。
秦二世时，关东农民暴动，人家报告他，他认为这是对大好形势的诬蔑和毁谤，是有意给升平盛世抹黑，大发脾气，把人家投入监狱，有个善于逢迎的小滑头报告他说：暴动的全抓起来了，没什么值得担心的。他毫不核实，信以为真，喜形于色。
隋炀帝时，四方兵起，他的臣子们深知这位皇帝爱人家报喜不报忧，就都不跟他讲真话。有个别肯讲实话的，总是马上触霉头。
结果，这两位“以危乱灭亡为讳”的皇帝，下场都不美妙。用尹师鲁给宋仁宗的一个奏本上的话来说，就叫作“秦、隋宗社，数年为丘墟。”
西汉、北魏一度都搞得不错，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肯听真话，不讲忌讳，愿意针对人家指出的缺点采取相应措施，恐怕该算一条重要原因。因为兼听则明，明，就自然较能作出符合实际的正确决策。
秦、隋都是二世而亡，原因当然也不止一个。但不想听真话，而只希望人家闭起眼睛不顾事实地一味鼓吹大好形势，歌功颂德，恐怕总得算条不小的原因。因为真情实况毫不知道，耳塞目蔽，还能谈得到什么作出英明决策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