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此爱你歌词:人大制度文本与制度实践差异之分析

金太军教授（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题目：人大制度文本与制度实践差异之分析

（一）人大制度存在文本与现实的差异。

法律规定人大的地位很高，但是实际上人大的地位比较低

（二）造成以上结果的原因主要有理论方面和现实方面

理论方面：马列理论有一定的空想成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经验总结的主要依据，一方面是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现实，不具有普世性；另一方面，它的逻辑起点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批判及其自己的伟大构想的结合，他认为无产阶级的议行合一可以实现。列宁也认为：“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应精通于会计，管理之简单，可以实现议行合一。”

现实方面：国家治理的复杂性。政府及检察院、法院应是人大的执行机关，但是在现实中，一府两院与人民联系紧密，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力。老百姓与政府打交道多，所以很容易造成行政权力的扩大。

（三）从人大与执政党之间的矛盾分析人大文本与制度实践的差异

首先，人大拥有最高立法权，而中共是最高决策机关,这在现实生活中通过会议形式来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例如，一般是先开党代会，再开人大会议。

其次，人大是中国唯一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掌握最高治理国家的权力。

最后，人大是代表人民的机构，拥有充足的合法性，而中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拥有一定的合法性。

（四）结论:

第一，理论应让位于实践。

第二，从治理角度看，在人大和执政党的双轨治理中，人大应让位于执政党。

第三，执政党的合法性不如人大的来源广泛，因此，人大的选举制度的逐渐会对执政党的合法性造成威胁，所以执政党应加强对人大的控制。

张劲松教授（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题目：中国政治学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困境及突破口

     中国政治学家都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责任，不能光靠个别政治家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出的思想家太少了，政治学界如果产生不了思想家，是很悲哀的。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口在于批判马克思主义。这里的批判并不是抛弃，而是在批判的过程中发展。西方很多思想家批判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点透或没有讲到的内容进行补充，批判是发展思想的重要前提。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不准确。信仰的前提是不能怀疑、不能批判。这也就成为政治学界产生不了思想家的一个束缚。而马克思主义最有成就的地方就是批判。

叶娟丽教授（武汉大学期刊社）：

题目：政治学与中国政治改革的二元关系”

    （一）中国政治改革为政治学提供了实践上的支撑,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研究命题。政治学发展的源头形象可形象的比喻成吃荤、吃素和啃干粮三类：吃荤是大量传播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吃素是挖掘传统的在政治智慧；啃干粮是坚持从马克思经典作家的作品中发掘。

（二）政治学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什么？

贫富的多米诺效应是指：理论的贫困导致制度的贫困，制度的贫困导致经济的贫困。国家贫困有很多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制度的贫困，尤其是配置资源的制度。所以说，中国政治不发展，是因为政治制度的不发展，归根结底也就是政治学的不发展。

自由发言和讨论：

商红日教授：应当透过中国政治发展来讨论政治学发展。首先要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恢复程度；其次要看中国政治学发展是知识分子研究公民权的程度；最后，中国政治学发展与广泛的社会生活联系也很紧密

金太军教授：我的看法是，制度和理论共同决定实践。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复杂性，如果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制度永远是滞后的，但是不能说中国的政治没有发展或是中国政治学没有发展。

杨雪冬教授：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政治制度是落后的。中国的政治学还是在发展，研究领域也是不断在突破。中国政治学者应把中国政治发展看成是正常的，这样才比较客观，也比较能对中国政治有信心。

孙力教授：我想谈两个问题：

第一，人大的合法性和政党的合法性问题。政治制度完善了，人大的合法性必然会增强，而相对地，政党的合法性会减弱。民主不能不搞，但也不能搞过头。目前人大还是由党扶持，这说明党还是有合法性的——党的合法性来源应该是担负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第二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不应在于理论自身，而在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唐亚林教授：中国政治现代化没有完成，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理论，制度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程同顺教授：“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政治修辞术”

实际上，党的制度等很多方面是名不副实的，表现之一：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五年开一次会，与实践是脱节的。制度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

闫健博士：在我看来，人大越往下，合法性越强。党的历史作用得看历史背景，清政府、国民党等都曾力图建立现代国家。我们要先进行国家整合，再来搞国家建设。

韩旭副研究员：我觉得开党代会同时开政协会议，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这时一个思路。

曹沛霖教授：

政治制度既然存在，就有其普世性；普世性要看放在什么制度上，制度必须有度量性，普世性的重点应在内在上，而不是外在上。

党和人大的关系在制度上还没有解决。应在现有体制的框架下，改善体制内的流程：将最优秀的人才输入政府，退了以后再到人大、政协中去，这种流程是否可以颠倒一下？建立淘汰制度。

政协应成为政党与社会合作的平台，将政党中的精英放到政协，而且将社会精英也放到政协，政协就更加能够提供经验和知识。

跨越“卡夫丁峡谷”必须解决物权和人权问题。

蔡拓教授：我认为考察政治发展不能只从国内，也应考虑对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