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山泉软水还是硬水:历史上的今天（3月21日）

历史上3月21日这一天发生了哪些大事？

历史时段：1927～2005

（更新时间：2012-3-21） 

1960年3月28日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黑人在警察面前示威斗争 

1987年3月20日南非开普敦的西开普大学2000多名学生举行集会和游行，纪念沙佩维尔大屠杀27周年

3月21日是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1960年3月21日，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血腥镇压南非黑人在沙佩维尔镇举行的和平游行，造成69人死亡、180人受伤。1966年，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每年的3月21日定为“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

3月21日是世界林业节。1971年第七届世界林业大会决定将每年的3月21日定为世界林业节，以引起各国对人类的绿色保护神－－森林资源的重视。 

世界睡眠日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世界睡眠日是由国际精神卫生和神经科学基金会于2001年发起的一项全球性活动，并将其定在每年的3月21日。其重点是引起人们对睡眠重要性和睡眠质量的关注。中国睡眠研究会自2003年将其正式引入中国。

上海第三次起义获胜利的上海工人纠察队

1927年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    

1985年3月21日，国务院决定，从1985年起，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律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配包干”的新的财政管理体制。 

纳米比亚人民载歌载舞，欢庆独立 

努乔马在独立庆典上发表就职演说

1990年3月21日，非洲大陆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宣告独立。 

一只孔雀造型热气球升空

(2008年1月19日，在瑞士厄堡，参加国际热气球周的一只孔雀造型热气球升空 

参加国际热气球周的各式热气球升空

(2008年1月19日，在瑞士厄堡，参加国际热气球周的各式热气球升空。当天，厄堡国际热气球周开幕，来自20个国家的80多只热气球参加了这次盛会。)

皮卡尔（左）和琼斯在起飞前向欢送的人群和媒体挥手作别

1999年3月21日，瑞士探险家伯特朗·皮卡尔和伙伴布里敦·布赖恩·琼斯完成了人类首次乘热气球不间断环球飞行的壮举。他们共飞行19天21小时55分，通过30个国家的上空。 

安南向大会提交改革报告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联合国大会陈述他提交的题为《大自由：为人人共享安全、发展和人权而奋斗》的改革报告。）

2005年3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向联大提交了联合国改革报告。6月7日，中国发表《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对联合国各领域改革的看法和立场。由日本、德国、巴西和印度组成的“四国联盟”和由巴基斯坦、意大利、韩国等国结成的“团结谋共识”运动以及美国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安理会扩大方案。“四国联盟”提出的要求增加6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草案未能获得足够支持。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未能就安理会扩大达成共识，“增常”草案因未付诸表决而成为废案。（以新华网李晓建资料为基础整理编辑）

附录：

工人运动的壮举━━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起义总指挥周恩来

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1926年初至1927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武装起义发动于1926年10月24日。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军阀孙传芳节节败退。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和国民政府驻沪代表钮永建合作，组织联合暴动。10月24日凌晨，武装起义以黄浦江上军舰的炮声为信号，但由于钮永建的部队泄密，淞沪警察厅早有防范，起义的炮声迟迟未响，起义因准备不足，大部分工人没有发动起来遭受失败，起义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英勇牺牲。

第二次武装起义发动于1927年2月22日。2月18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先头部队到达嘉兴。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罢工人数从15万增加到36万。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勾结公共租界工部局帝国主义势力，对罢工工人进行残酷镇压，上海处在一片恐怖之中。21日上海罢工工人奋起反击。中共中央决定把总同盟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由于海军两舰配合起义的计划泄露，22日晚，在来不及通知各区起义工人的情况下，“建威”、“建康”两舰被迫提前炮击高昌庙兵工厂，打乱了整个武装起义的计划，起义开始后，各区工人纠察队失去统一指挥，加上北伐军在上海郊区停止前进，钮永建的便衣队按兵不动，致使工人陷于孤立，起义再次失败。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吸取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后，继续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成立了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特委），委员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等组成。特委下设军事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周恩来、赵世炎等负责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尹宽、郑超麟等负责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其次，拟定行动计划，起义的整个行动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负责，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3月19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布了这次武装起义的行动大纲，精心策划了《各部作战计划》。再次，做好起义前的组织动员工作。在周恩来的秘密组织和周密部署下，一方面在市民中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另一方面，建立一支数千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在全市设立多处秘密训练点加强培训，并借培训维护治安保卫团的合法名义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不仅为起义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力量，增强了工人纠察队的战斗力，而且还给工人武装补充了一些枪支、弹药。

1927年3月20日晚，北伐军东路军进入龙华，上海处于北伐军的包围中，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3月21日清晨，中共上海区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3月21日中午12时，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轮船和全市的工厂同时汽笛长鸣，巨大的声响在黄浦江上空不停地回荡。顿时，电车停驶，工厂停工，轮船抛锚，商店关门，学校罢课，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向街头、车站、码头和广场，在预定的地点会合，上海80万市民总同盟罢工开始了！

下午1时半左右，南市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工人纠察队以小南门救火会钟声为号，兵分三路进攻，包围淞沪警察厅，攻打第二区警察署和沉香阁路警察二区一分署，围困第一警察署，攻占南区街分署和铁路南站等。下午3时，各路工人纠察队、自卫团、海军起义人员在江南造船厂及高昌庙兵工厂前会师，包围驻厂的直鲁军海防卫队士兵，迫使敌军全部缴械投降，第三次武装起义首战告捷。

接着，虹口各厂工人纠察队，攻占虹口中心警察署，打退了敌人的猖狂反扑。沪西工人分两路进攻曹家渡第六警察署，占领潭子口警察局，在攻占第四警察署时，遇到直鲁联军的顽抗，纠察队员用麻袋装上泥土后，堆叠在推车上作掩护向敌人发起进攻，迫使敌人缴械投降。沪东、浦东和吴淞的工人纠察队也各自完成了预定的起义任务。

闸北工人纠察队同时向五区警察总署、广东街警察署、商中华新路警察分署等据点发起攻击，通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攻克后，又在天通庵火车站伏击从吴淞溃败下来的500多名直鲁联军，击毙和俘虏300多名，缴获了大量武器。龟缩在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的敌军，妄图伺机反扑，敌军司令毕庶澄坐镇指挥。由于北火车站守敌集中、工事坚固，工人纠察队同敌军相持不下。上海总工会派人前往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军指挥部，请白崇禧出兵助战，但白崇禧按兵不动。周恩来马上调整力量，将闸北工人纠察队和前来支援的沪东、沪西工人纠察队会合在一起，集中轻重型武器，以北火车站的东南面为主攻方向，各支工人纠察队同时向敌人的据点发起总攻。毕庶澄在死守无望的情况下逃走，北火车站的敌军失去了指挥、乱成一团。3月22日傍晚6时多，敌军全部投降，北火车站结束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了全胜。

这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一共歼敌5000余人，缴获5000多支枪、若干门大炮和大量弹药、装备。在激烈的战斗中，有300余名工人和群众英勇牺牲、1000余人负伤。3月22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市民代表会议，选举19人组成上海市民政府，罗亦农等10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了市民政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伟大壮举。

临危受命，周恩来出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

1926年底，在广州工作的周恩来奉中央之命来到上海。周恩来这次调来中央，名义上是担任中央组织部的秘书，实际上是要负责整个党的组织工作。

距离赴法离沪已整整六年，此时的上海正处在风云激荡之中。北伐军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击破直系军阀吴佩孚主力、大败孙传芳军队的消息不断传来，上海工人阶级的热情无比高涨。为响应北伐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6年10月，上海工人阶级联合国民党、资产阶级举行了旨在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建立市民自治政府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但是，由于对资产阶级的软弱，对国民党依靠流氓“买空卖空”估计不足，起义没有成功。在第一次起义中，上海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上海市总工会执行委员、码头总工会副委员长陶静轩，工人自卫团指挥奚佐尧血洒浦江。但是，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并没有被封建军阀的屠杀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在吸取了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后，又从总同盟罢工入手举行了以工人为主体的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7年2月22日，中共上海区委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并领导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刚到上海两个月的周恩来临时接到中央指示，迅速赶往南市指挥行动。周恩来与起义指挥部成员徐梅坤一起赶往指定地点――南市警察署对面的一幢房子。但事先约好在这里集合的工人纠察队却因戒严等原因没能按计划前来。周恩来和徐梅坤在了解了这一情况后，便于次日撤离了南市。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有36万工人总同盟罢工，斗争也已发展到与军警直接交战、工人纠察队试图夺取武装的阶段，但终因最后乏力，各区行动不一，浦东工人因接应的汽船未到，无法按计划在起义的军舰上提取武器和夺取兵工厂，起义的中心任务没有实现。考虑起义难以成功，中共中央与中共上海区委果断地在23日发出了“为准备进攻而停止暴动”的命令。在第二次起义中，又有11位工人兄弟和青年学生壮烈牺牲。起义失败后，封建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任意搜捕惨杀工人，全市陷入一片恐怖之中。上海千百万群众因总同盟罢工而高涨的斗争热情，面临严峻的考验。就在这黑云压城，工人武装起义面临两次失败的危难之际，周恩来怀着对封建军阀残酷暴行的强烈愤慨，为夺取武装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的使命，担负起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重任。

为了加强对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2月23日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等8人组成，并在特委下面设军事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和指挥机关。周恩来担任军委书记，武装起义发动时，又担任了总指挥。

为了领导好这次起义，周恩来认真地总结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验和教训。3月3日他在军委会议上作了《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充分肯定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时认为起义失败“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

针对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周恩来特别重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在被任命为特别军委书记的第二天，就参加了上海区委各部书记联席会议以及召集各区军事专员会议，详细了解各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配备，研究敌方军警的据点和力量分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恩来在当天晚上召开的特委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认为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状况，起义的重要依靠力量有三支：一、工人纠察队，目标5000先组织3000；二、自卫团，能用手枪，现有300人，目标是500人；三、特别队。

同时在这次会议上就军事准备工作提出了五条具体意见：第一，建立领导机构。军委除原有5人外，再增加罗亦农，各部委（即区委）分别成立军委。第二，加强队伍的训练。对纠察队先着重形式，编符号。自卫队从事训练，查考人数，发宣传大纲，教授巷战等。第三，加强敌军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成立海军委员会，从事策反。第四，武器准备。他从当天的调查中得知，现有枪支100，其中还有不少是坏的。需要集中起来，添置购买，武器的运输工作也要准备好。第五，情报工作。设法与北伐军保持联系。

有了队伍，还要加强训练。周恩来对训练抓得很紧，花了很多心血。他深知工人纠察队的作战能力将直接关系到起义的成败。为训练武装起义骨干，在闸北宝兴路一座石库门房子中举办了两个星期的军事训练班，由各部委和大厂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参加，从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实战经验的党员做教员。他还从到达浙江的北伐军中调来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侯镜如，让他负责工人纠察队的训练工作；调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彭干臣，化名何樾，参加南市区起义指挥部工作。周恩来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的一幢房子里，建立了军委的秘密机关。为使军事训练工作落到实处，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纠察队中去，亲自指导浦东、南市、小沙渡、杨树浦、商务印书馆等地区的军事训练，教工人练习射击、进攻与防御。周恩来还主持制定了《武装暴动训练大纲》，详尽地规定了各项细节。据当年周恩来从北伐军浙江前线调来担任纠察队指挥、黄埔军校毕业生侯镜如说：周恩来“冒着随时被捕牺牲的危险，亲自潜到各个训练地点，与纠察队干部们谈话，并亲自作政治形势报告，甚至有时还亲自对工人们进行军事训练”。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力量之一，晚上在印书馆的铸造部翻砂车间利用那里的噪音，练习实弹射击。周恩来很重视这支纠察队，多次去指导。一次，一个队员的手枪走火，另一个队员受了伤，周恩来马上说“大家不要紧张，不要乱，要镇定下来”，稳定了大家情绪。南市纠察队的起义准备工作在三山会馆，周恩来身着黑色中山装来到这里，询问训练情况。他亲切地说：“小心枪支走火，不能大意呀，一定要好好训练，消灭敌人。”

在注重军事训练的同时，周恩来也十分关心解决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装备问题。由于第二次武装起义后所余枪械仅百余支，与纠察队计划发展规模显然不相适应。因此周恩来在特委、军委会议上多次提到枪械的筹措，将原先分散的枪支集中起来，还专门派军委委员顾顺章赴兵工厂，接洽军械购买事宜。后经多方努力，从军阀部队、兵工厂等处买到200多支枪。

当时闸北的工商业资本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组织了一个叫保卫团的地方武装来保护自己，周恩来及军委的赵世炎知道后，提出派商务印书馆工人打进去，以便控制和利用这一武装组织，有的工人很不理解，周恩来笑着问他：“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工人回答：“枪支和弹药。”“对。”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加入了保卫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枪支和弹药吗？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利用保卫团这个合法地位进行军事训练，掩护我们有关起义的其他准备工作。”于是有20多个工人参加了保卫团，成为攻打北火车站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周恩来在做各种军事准备的时候，也非常注意对敌我友动态的关注和了解，他到任的第二天，就派出干部，到杭州、南京、无锡与北伐军取得联系。派工人代表前往慰问，并促早日来沪。对驻守上海的军阀部队情况也进行调查，随时掌握动向，做到知己知彼。

一切准备就绪，什么时候起义？1927年3月后，上海总的形势对举行武装起义十分有利。由于前两次起义的失败与时机选择不当有很大关系，因此对于此次起义时机的把握，成为领导者关注的焦点。3月5日晚，特委会开会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特委会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今秣陵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3月20日，北伐军过松江，傍晚到达上海近郊龙华。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7年3月21日上午9时，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委会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午12时起实行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以响应北伐军对封建军阀残余势力总攻击。中午12时正，中共上海区委发出起义指令，全市8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按照预先布置，黄浦江上的轮船和各大工厂同时汽笛长鸣，各路工人纠察队听到这汽笛声，纷纷拿起武器，涌向集合地，对各区的警署、兵营与军队驻地同时展开进攻，准备了近一个月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开始了。

这次起义分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淞7个战区，参加行动的工人纠察队员有5000多人，在前线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和赵世炎。各区均设有指挥部，前线总指挥部设在宝山路横浜桥南的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原来的分工是，闸北区由赵世炎、顾顺章负责；南市区由周恩来、徐梅坤、陆震负责。后来由于情况需要周恩来调至闸北。起义发展得非常顺利。由于毕庶澄的鲁军为了便于撤退，兵力主要集中在北火车站所在的闸北。起义当天下午，南市工人纠察队和起义工人进攻警察署和淞沪警察厅，警察都已经吓跑了，枪支扔得满地都是。工人捡起枪武装了自己，又向高昌庙兵工厂进攻，敌人争先恐后登上黄浦江边的船只逃命。接着，工人纠察队又占领南火车站，战斗很快结束。在浦东，工人纠察队虽然只有十多支枪，但是工人一面开枪，一面把爆竹放在火油箱里放，声音像打机枪，警察马上竖起白旗投降了，两个小时就拿下了警察局。沪东、沪西、吴淞也都很快取得胜利，结束了战斗。最后，战斗焦点便主要集中在闸北。

闸北是敌人主力集中地，共设有20多个据点，其中主要的有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东方图书馆）、湖州会馆和三处警察署。那里的敌军装备较好，因而战斗非常激烈。起义当天下午4点前，工人纠察队迅速攻占了湖州会馆和三个警察署。黄昏前后，闸北、虹口、沪东的起义队伍合力攻下天通庵车站，消灭了从吴淞逃回市区的400敌军，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大大增强了纠察队的战斗力。

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是敌人的军需所在地，是总指挥部和北火车站之间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守军有一个排的兵力，但是弹药充足，火力强，又凭借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易守难攻。工人纠察队员牺牲很大，大家气愤万分，准备硬拼。周恩来亲临前线，制止了大家的这种情绪，指挥大家占领四层楼窗口，用步枪组成火力网封锁对面敌军的大门，利用附近建筑物包围敌人，改用“围而不打”的办法，同时对敌人进行攻心劝降，敌人在坚守无望的情况下被迫弃械投降。总指挥部随之迁入东方图书馆。

最后，只剩下北火车站的敌军还在负隅顽抗。这里的敌军力量最强，盘踞在北站内的敌人有2000之众，而且配有重机枪、装甲火车和迫击炮。上海总工会派人前往驻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军指挥部请白崇禧出兵助战，但是，白崇禧却婉辞推托，按兵不动。周恩来听取汇报后，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消灭军阀残余部队。他亲自指挥了对北火车站的围攻。由于敌军开炮射击，引起民房大火，给起义队伍造成很大困难。周恩来一方面组织工人纠察队灭火，保护老百姓撤退；另一面加强前线火力配备，防止敌人偷袭。第二天下午，被围困了一天的北站守敌企图向租界逃窜，工人纠察队早有防备，用火力封锁了敌军。下午5时左右，周恩来到前线向工人纠察队讲话，介绍了两天来的战斗情况，同时下达总攻命令，要求6时之前占领北火车站，起义队伍高呼：“保证6点前消灭敌人。”

一声令下，来自沪东、沪西和闸北的各路工人纠察队立即向北站发起猛攻。随着战斗的进行，敌人据点一个个被工人纠察队占领。敌人军心涣散，土崩瓦解，就连他们的首席指挥官毕庶澄也迫于大势，换了便服，偷偷地逃入租界，敌人顿时群龙无首。6时整，上海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拿下了敌人固守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经过两天一夜共30个小时艰苦激烈的战斗，一共消灭北洋军阀部队3000余人和武装警察2000余人，缴获了长短枪近5000支，大炮若干门及大量弹药和装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完全胜利。当天，上海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有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等，还有钮永键、杨杏佛、虞洽卿等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回到了人民自己的手中。（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陈独秀决策上海武装起义与辞去总书记职务真相

在北伐革命胜利进军的推动下，上海举行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是起义的最高决策者。起义胜利后，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陈独秀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责任。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

中国共产党为响应北伐革命，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期间，陈独秀坐镇上海，是上海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者。1926年9月1日，北伐军攻克汉口后，苏浙皖赣闽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为阻止北伐军东进，将大量兵力投入江西战场，上海的防务顿时空虚。10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误信北伐军攻克九江的传谣，贸然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刚举事便失败了。

1927年2月18日，在北伐军攻克杭州后，上海总工会号召总同盟罢工，提出“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的口号。罢工延续到22日，全上海已有36万人参加，可谓声势浩大。然而，由于罢工前没有“夺取政权”的精神准备，广大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所以，当上海区委于21日下达武装起义的指示时，仅有闸北和南市的工人响应，没有形成一定的群众基础，第二次起义也不得不停止。

当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指出，武装起义离不开军事行动，而“军事行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在与特委的讨论中，他分析了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集结情况，认为可以浦东为突破口，从这里夺取武装。他还就武装起义时，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系、党务和工会工作阐述了详细的意见。

上海档案馆保存的历史资料表明，特委会就第三次武装起义，总共召开31次会议，陈独秀参加了30次，而且，他每次出席会议都要发表指导性的意见。如果说第一、二次武装起义时，他是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仅仅实行间接的原则领导，那么，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则成为起义的最高决策者之一。

陈独秀事无巨细，都要具体过问，诸如，“每天要出新闻式的宣传大纲，不过一百字的时事报告……文字尤其要特别浅显”。不仅要文字宣传，还要口头传达、讲解党的武装起义的策略。为使武装起义得到北伐军的理解和支持，他还让工人代表去见北伐军负责人，征求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和告工友书的意见。

第三次起义紧接第二次起义，准备工作不免显得急促、紧张。他在具体指导上，也就尤为注重实际效果，指示在起义开始时，不要急于去占领机关，而应设法夺取兵工厂。他认为北伐军是上海起义的坚强后盾，在北伐军攻克松江后，上海总罢工便应全线举行。同时，他又预料北伐军来上海后，将在市政府的组成问题上，与中共发生分歧。他在特委会上提醒：

“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即委派制），此为重要争论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我意在名词上要改为民选市政府，使民众格外明了。”

他甚至为武装起义提出简洁、有力、实际的口号：“收回租界，民选政府，市民代表大会，拥护武汉国民政府。”

上海各级工会是武装起义的主力军。为充分发挥工会的组织凝聚力，他指示把全市的产业工会区划为17个产业总工会，未经总工会允许，不得私自成立工会。他还告诉特委会，在北伐军将至上海之前，党领导的工会运动，既要注重政治宣传，又要提出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经济要求。他一再强调，起义胜利后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工人应有一半以上的代表。在所产生的市政府中，共产党员应占有一定的比例。为此，他主持特委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决定罗亦农、汪寿华、顾顺章、侯绍裘等参加上海市政府。

北伐军于3月20日晚兵临城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次日中午12时，上海市总工会一声令下，全市总同盟罢工开始，参加罢工的工人达80万，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此时，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郑超麟家，通过交通员郑超麟和夏之栩，与在前线指挥的罗亦农、周恩来和赵世炎联系，指挥武装起义。深夜，他还亲自来到前线指挥部。经过28个小时的巷战，上海工人占领全部华界，起义胜利了。

此时，他注意到形势将会逆转，担心国民党右派会搅乱国共联合战线，指示要有与右派军队“抵抗”和“决斗”的准备。他说：“我们是革命的政党，所以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中共上海区委讨论了他的讲话，区委书记罗亦农说：“独秀同志已告诉我们重要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要尽量宣传。”

“汪陈宣言”的由来

起义胜利了，蒋介石率北伐军顺利地进入上海，而形势却反而变得扑朔迷离，异常复杂。

就在第三次武装起义酝酿期间，蒋介石在江西制造反共惨案，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并发表反共演说，扬言要制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他所经之处无不制造惨案，解散并捣毁南昌、九江、安徽等地的共产党党部和总工会。这些，陈独秀都历历在目，有所警惕。他意识到，不久，上海将会出现北伐军和上海民众力量并存的格局，起义成功后，应以民众力量施加影响，迫使蒋介石作出让步，可这只是陈独秀的一厢情愿。

在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蒋介石发表安民告示，信誓旦旦地许诺：“本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对于商业自有维护方法”，“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鄙人完全负责。”而对工人纠察队，则不遮不掩，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局的节制”。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气势，陈独秀在中共上海区委会上指出：“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

起义产生的市民代表大会，在蒋介石的面目正式亮相时，开始恐惧，变得十分的不可靠，首先是商界代表退缩了，声称：“任何政治行动，概不加入。”甚至有些商人要退出代表，表示就是要做代表，也要“俟党军来后做，否则恐引起误会”。

更让陈独秀揪心的是，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员的身份多已暴露，而蒋介石所叫嚣的“节制”，无疑是悬在中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怎样摆脱面临的危机，陈独秀冥思苦想，就是找不出一条良策。正在陈独秀一筹莫展之际，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些限制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决议，同时，选举被蒋介石排挤而流亡欧洲的汪精卫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一时间，迎汪复职，拥汪护党，成为沸沸扬扬的舆论话题，似乎汪精卫一回来，蒋介石个人专制的种种行径，就都可以得到遏制了。

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当汪精卫回国途经莫斯科时，斯大林予以会见，表示将完全支持汪精卫。斯大林还在莫斯科干部会上，表扬蒋介石是“遵守纪律”的。斯大林的态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深刻地影响着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俄驻华顾问。

借汪遏蒋，度过危机，岂止是陈独秀一人所想，当时周恩来就建议，在汪精卫回国时，设法让他直接去汉口，避免他去上海与蒋介石见面。可是，蒋介石的行动更快，早就把汪精卫接到上海，从4月2日起，便和汪精卫会谈，提出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驱逐鲍罗廷；二是分共。汪精卫说，按照蒋介石的意见，清共分共“必须马上就做”，只是由于汪精卫坚持“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这场血腥的事变才延缓了一些时日。4月3日，陈独秀和周恩来一同去见汪精卫，当汪精卫提出中共将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的质询时，陈独秀决然否认，并表示可以发表书面宣言，以解除不实舆论的误导，消除两党的误会，共同肩负起国民革命的使命。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在《时事新报》等报公开发表。这篇文件不足1000字，指出：两党应“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这个宣言刚发表，便得到苏联《真理报》的高度评价，说它“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中共上海区委立即召开会议，指出：“我们党部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中共江浙区委、中共江苏省委和沪西各工会联合会、浦东工会联合会等都发表宣言，表示拥护的态度。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和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市党部也发表宣言拥护。

陈独秀以为一纸宣言，开诚布公，取信义于天下，便可以约束所有妨害国共合作的越轨行为，化解笼罩在上海滩的剑拔弩张的黑色阴云。然而，事与愿违，他的坦诚却被蒋介石的虚伪、奸诈所蒙骗和耍弄。4月7日，蒋介石还笑嘻嘻地向工人纠察队赠送“共同奋斗”的锦旗，12日，便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工人纠察队举起屠刀。

接着，陈独秀、鲍罗廷、谭平山、林祖涵、徐谦等197名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受到通缉。距此三个月，汪精卫也举起反共的黑纛，国共两党终于分裂。至此，《汪陈宣言》已毫无积极作用可言，只能作为失败的教训，被永远记录在历史中。

共产国际已有撤换陈独秀的计划

蒋介石开了反共清共的头，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却在此时给中共下达自相矛盾的指示，一面要中共尽快实现土地革命，一面又让维持与国民党的良好关系。陈独秀百思不得其解，如此相互抵触的指示，到底是如何发出的，他充满牢骚地说：“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

陈独秀的领导危机自此开始呈现，这就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行了。”1926年12月，苏联代表那桑诺夫等带着斯大林的“新路线”来到中国，他们认为陈独秀是贯彻“新路线”的障碍，有意要撤换他，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作罢。

陈独秀在党内，除了李大钊外，几乎无人能和他相俦并尊，党的中央委员会内，多是他的学生、翻译、秘书，而且又多是晚辈，党内同志多对他以“老先生”相称。但是，中共五大后，他的话再也不是那么灵了，冲撞“老先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1927年5月，武昌和长沙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面对险恶的局势，鲍罗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为维护我们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必须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否则，中国革命将难以继续下去。罗易却极力反对鲍罗廷的意见，大声疾呼推翻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他说，这样做只会使国民党更民主化，而决不会影响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

他们之间喋喋不休的争论，使中国共产党很难统一思想，也自然而然地消解了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作用。作为那个时代那一事件的经历者郑超麟在《怀旧集》中回忆，1927年，中央在武汉时，“不是陈独秀决定问题，而是三巨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决定问题。”中共五大前，“共产国际已有撤换陈独秀的计划，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接班人”。

陈独秀陷入矛盾与迷茫之中，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下，中共既要与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又要推行土地革命，惩罚反动军官。这般逻辑混乱的政策，自然使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无所适从，不知所措。蔡和森就说：那时“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堪，大家都沉闷得很，又像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疑的。”瞿秋白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说：“当时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都是动摇无主的，即使有若干不同的倾向，也无甚作用，对各个自己都无作用，不能说对于群众及"大计方针"了。”

共产国际如此地指导中国革命，也就难怪继陈独秀后的瞿秋白在被共产国际罢免，而让比他更“左”的李立三取代时，才从恍恍惚惚的梦中惊醒，不无感慨地说：“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适"。”这种“不合适”，只有体验这个过程的人，才会有真切的感受。

夏斗寅、许克祥叛变后，冯玉祥、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们，一个个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已无法存身，纷纷被逐出国民党，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陈独秀再提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共产国际拒绝了陈独秀的请求，并由此而对他越来越不满意。

陈独秀是个率性而为的人，索性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的出尔反尔、始终不一的路线，他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国际于6月下旬指示，批判机会主义错误，调回鲍罗廷，甚至表示：“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锋芒直指陈独秀。鲍罗廷得到这个指示，并没有立即传达，而是一直捱到7月12日，才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

陈独秀被停职，怅惘、疲惫地隐藏在工人住宅区内。在百无聊赖之中，他给临时中央局去了一封信，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从而辞去总书记职务。

“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

共产国际没有放弃对陈独秀的追究，在汪精卫分共的前一天，竟作出这样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错误。”“党的个别领导人提出了明显的机会主义口号。”于是，右倾机会主义作为政治结论，涵括了陈独秀自中共一大至五大的整个历史过程。

这里有必要简略地介绍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中共作为它的一个支部，就得承认并执行加入共产国际的21条决议，其中就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部都必须执行。”换句话说，莫斯科有权给中共发号施令，而中共只有听命执行的责任。

莫斯科对中共的指导可谓细致入微，仅1923至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为中共专门召开122次会议，作出738个决议，几乎每二天半就有一个决议。尽管陈独秀有独立见解，甚至很不情愿，但是最终还是惟命是从，因为这是为共产国际的铁的组织纪律所决定的。

蒋介石一手制造四一二事件两个月后，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就在《真理报》公开点名批评陈独秀，指责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阳奉阴违，执行不力”。斯大林甚至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中共中央没有“马克思主义头脑”，“对领导权一窍不通”。斯大林的这一认识，一直沿袭到1949年。诸如此类的指责，其实质是将直接领导的责任，摘得一干二净。不过，曾指导过中国革命的维经斯基倒说了颇有良知、很负责任的话，他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继鲍罗廷之后，共产国际又派来罗明纳兹，这位素以“左”倾著称的国际代表下车伊始，便在长沙召开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会议，对陈独秀大加挞伐，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坚决反对，他说，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如果陈独秀被打倒，党内已不容易再找到人来领导。况且，大革命的失败，很难说是陈独秀一人的罪过，共产国际和驻华代表都有责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此时，陈独秀也在武汉，可是，罗明纳兹就是不让他参加会议。

陈独秀真的闲置下来，无事可做，于是萌发重去上海，再作文化事业的思想。9月10日，他在黄文容、汪原放、陈啸青的陪同下，乘坐英国“公和”号轮船，放江而下，前往上海。这位被通缉的“共党首犯”，不能公开露面，只得装病躺在船舱内。这天正是中秋节，船至九江时，已是夜深人静，他让汪原放陪着自己踱到甲板上，望着月色朦胧的江面，喟然长叹：“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自己领导。”

此时，中共中央也由武汉撤到上海。10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创刊，瞿秋白请陈独秀给中央机关刊物写文章，他在《布尔塞维克》的“寸铁”栏内，以“撒翁”的笔名发表了151篇短文。他的文章不长，确如短小锐利的寸铁匕首。这一年，老友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长子陈延年被枪杀，党的许多优秀战士倒在蒋、汪的“清共”、“分共”的血泊之中。他在文章中写道：“成百成千的共产党员被腰斩被杀头被枪决，而且有剥皮肢解火焚者，绅士们该称心了吧！可是，大家要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

中国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可是，全国“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还在党内盛行。他目睹此情，忧心如焚，不忍心初建的党遭受重创，承荷巨大的压力，再给中央去信，对“左”倾盲动提出质疑和批评，他说：

“我见到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

他还对广州起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认为，党的政治口号应有改变，不宜再提具有刺激性的“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而应提具有向心力的“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主张“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他不赞成共产国际派人参加广州起义。他的忠告受到党内领导者的严厉批评，“左”倾盲动错误非但没有纠正，反而更加深了他与中央领导的意见分歧。

陈独秀一向有主见，从不妥协的秉性，使他与中央的分歧越来越深。共产国际考虑到他在党内和中国的影响，曾让鲍罗廷、瞿秋白、李维汉等多次劝说，希望他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对此，他断然拒绝，一再表示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领导。并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中国人的革命，总得要中国人来领导”。这是在奉共产国际为神明，教条主义盛行的那个历史时代，陈独秀所发出的最富有理性的呐喊，也是他作为中共早期领袖期间的最为精髓的思想闪光点。（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福建党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