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金控资产管理:胡风的五封告别信3

　也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乔冠华与胡风来往不断，两人在许多理论问题上达到共识，乔冠华还热情支持胡风创办大型文学杂志的《希望》，自己也曾预备在《希望》上专门编发一期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发表100年的纪念特辑。当时乔冠华还特地从德文入手，并参照了胡风所提供的日译本，准备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重新翻译一遍，而其用意，则是针对中共历史以及社会上的教条主义的危害。乔冠华与胡风都认为教条主义的唯心论与马克思在《提纲》提出的历史唯物论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这也不免要提到当时在中共南方局内部，亦即在周恩来身边存在的一个“才子集团”，当时它以乔冠华领衔。如前所述，乔冠华富有才气，文采斐然，当时他与在重庆的几位中共党员如夏衍、章汉夫、陈家康等并称“四大才子”，加上其他一些人如胡绳等，有的人干脆称之为“才子集团”，但也因此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1943年春胡风回到重庆后，他已经与乔冠华成为“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话”友人，而据胡风的观察，当时的乔冠华和胡风更要好的陈家康在思想上比较接近，两人也很谈得来，并经常在一起聊天。不曾想，不久在中共思想和组织整风期间，“才子集团”却闯了大祸。原来，1943年6月和1944年3月，乔冠华在郭沫若主办的《中原》杂志发表了《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两篇文章，差不多同时，陈家康也在《群众》周刊发表了《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一文，这些文章都是旨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如陈家康的文章以“唯‘唯物的思想论>”来形容教条主义的实质，并用以说明它之所以吓唬人并起了特别的危害作用的原因。随即，这几篇文章引起了中共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内部的一场争论，特别是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一文，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后方的进步作家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到处有生活！”熟悉胡风的人也许会直觉地感到：这正是胡风的思想。反对者却认为：这些口号是当时在第三国际解散、国民党反共活动和特务活动更加猖獗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他们以歌德在《浮士德》中的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则常青”为论据（乔冠华可是一位“德国通”呵），形而上学地突出了生活，贬低了理论，又借用鲁迅所说过的“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这几句话，要求每一个进步分子甚至每一个处在秘密状态中的党员，都要行动起来，都要无所顾忌地“敢说”、“敢骂”、“敢笑”，而且“敢叫”、“敢吼”，并把一些不同观点的人都称为教条主义。
　　那么，当年那场由乔冠华文章引发的争议，时过境迁，应该随着胡风文艺思想的平反而尘埃落定了，因为提出“到处有生活”这一口号，是客观和正确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也是在强烈的忧患意识驱使下又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出发提出来的。也是因此，就在乔冠华的文章受到非议之时，胡风却不以为然，反而热情称道文章富于才情，点到了文艺战线上发生庸俗和混乱现象的痛处。也是为了给予呼应，胡风又在《希望》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但结果却更加引发了众人的不满，如茅盾、叶以群、侯外庐等均加以反对，周恩来也为此召集胡风、茅盾、叶以群、冯乃超、冯雪峰、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开会讨论，最终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各方以息事宁人暂告一段落。
　　1943年6月，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整风，由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这时，中宣部来电，批评了在《新华日报》和《群众》上发生的问题，强调大后方的思想斗争的中心任务不是党的自我批评，而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反动派；要多加宣传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报纸应坚持群众性，多登群众需要的和自己写的，使人民觉得这是自己的报纸；等等。随之董必武立即对《新华日报》、《群众》刊登的文章进行详细的检查，并召开座谈会，用自我批评的方式，批评在理论方面出现的错误，围绕“思想与感觉”、“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感情”的关系问题，批评唯心论和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随之，在中共南方局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由董必武作出了结论，他认为：理论同生活(实践)是不能脱节的，理论如果脱离实践，就会变成失去生命力的教条；而离开理论的实践，就一定会迷失方向，会走到“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此后据夏衍在《章汉夫文集》的代序中所回忆：1944年《新华日报》的“小整风”，其结局是：“汉夫作为党报总编辑，就得为我和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在副刊上发表的那些有错误的杂文负责。好在当时主持整风的董老坚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我们几个人作了检讨，就没有受到处分。”其实，问题并没有结束，只是后来我们对此的研究几乎没有展开，也就将这一问题搁置了起来而已。
　　此后不久，乔冠华与胡风的“蜜月期”也接近于尾声，“才子集团”在受到批评后，与胡风不同程度地拉开了距离，更到了1948年春，当时在香港的中共“文委”主持领导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曾是“才子集团”的乔冠华、胡绳以及冯乃超、邵荃麟、林默涵等，都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了针对胡风文艺思想和路翎小说的批判文章。固执的胡风仍然坚持己见，并以《论现实主义的路》等论文给予驳辩。一晃，已是新中国成立，到了1955年年初，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运动已波及全国，此时，就是始终坚持自己观点的胡风也不得不写了《我的自我批判》。
　　真是“十年多以来，常常瞻望行旗所向；声音在耳，笑貌更在眼里”呵，1955年3月的一天夜晚，乔冠华又一次来看望胡风，一道来的还有陈家康和邵荃麟。在这次持续很长的谈话中，话题还是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这次乔冠华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乔冠华希望胡风能积极地检讨自己的问题，并苦口婆心地劝道：“别的不说吧，你跟党这多年，至少是你没有积极提出要求入党，这在思想上应该检查检查，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情况，看有什么问题。”邵荃麟也说：“你老指责宗派主义，左联的事情我不清楚，至少我和你的关系应该是没有宗派的，但你也把我划入宗派了。”陈家康却认为胡风的问题“一切可以说是一个认识问题”，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乔冠华厉声打断了：“家康这个同志就有这个毛病。”陈家康嗫嚅地不再说下去了。
　　
　　据说这次谈话是乔冠华与胡风的最后一次接触，乔冠华“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这一句话让胡风后来言犹在耳，在信中，他说：“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不过，胡风绝不会想到两个月之后的自己竟会被逮捕，又最后被逐出京城。
　　胡风过高地估计了乔冠华和自己的交往，他绝对想象不到：信发出后不久，乔冠华便把胡风的信转给了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乔冠华还写了一封附信：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陆）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得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便再理会他了。
　　让胡风绝对想象不到的是，曾经和自己一同在重庆战斗过的章汉夫，当然还有“论敌”的周扬，他们都在乔冠华的信上画了圈，同意乔的看法。章汉夫还特意写道：“我意不理。”
　　
　　三、陈家康
　　
　　陈公足下：
　　阅报知已功成返旃，阶下之人亦大感欣慰。糊涂人难有自知之明，记忆不易全消更为一大憾事。出狱后曾托主事领导方面向你转询，是否不至绝对见弃，可能时希望给一见面的机会，在思想上予以帮助。但主事领导方面既表示有所不便，我自己亦即悟到此又为太不自量之举。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虽知我、助我、罪我均将要、已经了了无痕，但这个终于被时间摒弃了、但又不能太上忘情的血肉之身，不向你致送一瓣问好、请责之意，在后会无期的心情中，是无法自谅的。前尘如梦，对我的种种关怀和规劝，致由衷的感谢，我对你的种种打扰和辜负，请大度地原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