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中央空调多联机:农妇周春兰靠写小说赢得尊严

农妇周春兰靠写小说赢得尊严

    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

    白天农田里干活，晚上被窝里写作

    修改小说耗一年，结对教授倾全力

    24万字长篇小说《折不断的炊烟》即将出版

    见习记者石伟 通讯员段玲燕

    47岁的襄阳农妇周春兰做梦都没想到，初中毕业的她要出版小说了，和她有着同样惊喜的还有9位农民——半个月前，省作协举办出版签约仪式，宣布10位农民创作的10部小说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两年前，省作协启动“农民作家扶持计划”，最终通过提交的长篇小说写作大纲，从32名农民作家中选出10位。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村民眼中都是“不务正业”的农民，有的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躲在被窝里写作；有的人13岁辍学，山里待9年，深圳打工5年，武汉蜗居两年，只为写一部好小说……

    为了这些人的梦想成真，为了繁荣农村文学创作，省作协组织了10位专家对他们进行一对一辅导。46岁的杨彬，这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女教授便因此与周春兰开始了一段相互感动的合作之缘。

    半月前在武汉参加完签约仪式，回到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柏营村家里，周春兰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24万字的小说《折不断的炊烟》马上就要出版，而下个月她还要去北京推介新书，去看天安门。14年来，因为“写作”这件不顶吃不顶喝、与“农民”身份完全不搭边的差事，已经让她成为村里的异类，所以这一次，她不想再因为“写作”惊动任何人，引起更多话题。

    “写作最难受的是周围环境的寂寞，缺少认同。周围人看我写东西，觉得我还不如那些天天打麻将的人活得有意义。但我觉得这是唯一可能在某一天让我赢得尊严的事。”周春兰说。

    周春兰在家排行老二，姐姐出嫁早，她很早就跟母亲一起忙里忙外，照顾重病的父亲和两个弟妹，初中毕业就回家种地。1986年，她嫁到同样贫穷的丈夫家，两个儿子先后出生，苦巴巴的日子没有任何改变。

    生活的压力、苦难无处诉说，周春兰开始在儿子的旧作业本、向别人讨来的废白纸上写诗歌一样的句子，写散文。她想出人头地，她想赌口气。想来想去，发现自己唯一的长处就是喜欢写。

    虽然从来没有声张，但还是逐渐有人知道她在“写书”，觉得她“不务正业”。“当时遇到最多的情况是，本来几个妇女在一起有说有笑，我一走近，别人就不说话了。那时，我感觉不到一点做人的尊严。”周春兰的话包含着她多年的写作沉淀。

    第一笔稿费 还不够买包烟

    周春兰生活的地方难得看到文学方面的书籍。老家附近，有位80多岁的老人周砚龙，早年当过老师，偶尔写些民间故事在报上发表，还是一些媒体的“通讯员”。他家里总有一些报纸、杂志，周春兰常去借书、请教。这是她学写作、找灵感的所有资源。一位当过小学教师的远房姑姑是她唯一的知音，时常看她写的东西，鼓励她向外投稿。

    1997年，周春兰感叹生活、唏嘘命运写下的诗歌《谁能与我同行》，被《襄阳广播报》刊载，“没有稿费，但心里高兴得很。”一年后，周春兰一篇散文在《襄阳日报》副刊上发表，收到5元稿费，“这是我第一笔稿费，不过孩子他爸说还不够别人买包烟。”

    陆续有作品发表，外边寄来的邮件多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周春兰在“写书”，冷言冷语也多了，“说什么的都有，最难听的是骂我癞蛤蟆尿不了三尺高，但越是这样，我越要写。”

    写了多年，家里人都知道这是周春兰的爱好。两个儿子很支持，常常会多做些农活给她腾些写作时间。“小儿子有次看到我的作品见报了，留言说：‘儿不嫌母丑。妈妈，我永远支持你’。”说起这句留言，周春兰依旧很感动。

    但丈夫觉得周春兰不靠谱的瞎写影响了正经事，有时发脾气就会抢过作业本，扔在院子里，扬言要烧掉。为了不让丈夫反感自己写作，周春兰白天拼命干活，好腾出时间“心安理得”地写。“下雨天最好，大家都干不成活。我就利用这些一天、半天的琐碎时间写东西。”她说，农忙时，经常十天半个月没时间摸笔，但稍微闲下来就会重新写，去棉花地里掐苗子，或者去秧田打农药，或者在山上砍柴火的间隙，是她得之不易的创作时间。

    隆冬季节，正值农闲，丈夫会外出打工，两个儿子在外地学技术，家里多半是周春兰一个人，这是她最集中的创作时间。三间老旧的瓦房四面灌风，难抵寒风，她仍然躲在被窝里写，有时实在扛不住，就抓起镰刀到附近割一阵黄蒿，身子暖和了接着写。

    电话连线女教授 促成30万字初稿

    周春兰的转机出现在2009年，经地方作协推荐，她加入了“湖北省作家扶持计划”，那年4月，正在地里忙活的周春兰突然接到通知，到武汉参加免费创作培训，这让她隐隐觉得这么多年写作，真的有可能要出头了。

    培训结束回到家，一天，周春兰正在田里割稻子，电话响了，忙碌的她没能接到。“稍闲时，我拨回去，电话一接通，就是一声‘周姐’。”周春兰说，那是她跟杨老师第一次接触。“听得到她正在忙农活，自我介绍后，她非常激动。”杨彬同样清晰地记得那次接触，10位作家中，自己确定了与周春兰结对，“没看过她的作品，就是觉得年龄相近，都是女性嘛。”

    “杨老师让我挂掉电话，等她打过来。”周春兰说，这成了以后两人间通电话的法则，“每次自己想问问题，打过去，杨老师都是挂断之后打回来，两年多足有30多次，全是这样。”

    半年后，周春兰的初稿《折不断的炊烟》写成，有30万字，写的就是她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状况，故事主人公经历的大部分事情，都能在她自己身上找到原型。

    因为初稿是写在废旧作业本上的，为敲出书稿，周春兰背着一尺多厚的稿纸，到复印店花670元请打字员敲成电子档寄给了杨彬。“真是咬牙拿出来的钱。”周春兰说，因为写书，自己去省城开过会，丈夫当时给钱很不情愿，“他担心竹篮打水一场空，拿出去的钱要打水漂，我自己其实也是狠心赌一把。”为了把用的钱省回来，之后两年，周春兰自己再没买过衣服。“有次参加市作协一个活动，一位熟识的作家实在看不过去，硬拉我到她家换了两件衣服，其实我穿什么都行。”

    “收到初稿后，我才知道周姐家连电脑都没有。”知道情况后的杨彬去年2月买了一台电脑，与省作协主席方方等人一起送到周春兰家。“虽然在电话里聊过多次，对周姐家的情况了解了一些，但看到实际情况还是震动了。”杨彬说，这个比自己大1岁的大姐，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面容苍老，她住的瓦房摇摇欲坠，寒风撕着新糊的报纸，从墙缝往里灌。离开前，杨彬和方方专门叮嘱周春兰的家人：多支持她写作。

    省城来的大人物，给周春兰的生活带去了变化，村里人开始觉得她“有点能耐”，甚至有人找她帮忙写诉状，丈夫也再没扔过她的稿子，没扬言烧掉稿子。

    删改耗时一年 看到书稿就想吐

    收到电脑后，周春兰翻出儿子上学时用过的字典，找来小学生的语文拼音课本，学习拼音打字。因为进度慢，主动帮她的儿子最终烦躁地说“怎么教都教不会”，放弃了。她自己又摸索了3个月，才能在电脑上顺利写句子。

    这时，杨彬的修改意见也来了，周春兰走了6公里到镇上的网吧，从邮箱里拷贝出杨彬的修改意见，拿回家开始进行第一次删改。

    “没想到删改过程比写作过程还要痛苦。”周春兰说，《折不断的炊烟》以“我”这个老张家的第三个媳妇的视角，叙述了爱好写作的“我”，如何遭受妯娌刁难、丈夫毒打以至于想自杀的遭遇，书里的“我”只能通过写作安抚受伤心灵，最终被省作协选中，参加农民培训班，从而改变周围人的态度。“写的就是我自己的生活，自己想说的话，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扣出来的，删掉任何一部分，都像在割自己的肉。”

    “初稿看了很久，以她家里的写作环境来说，不能苛求她写得怎么怎么好，但我还是要尽量以专业的要求提指导意见。”杨彬说，周春兰的小说写的就是她自己，所以，写，只是周春兰自我述说的一种方式，“内心想说的太多，像一份内心独白，大段心理描写，主人公觉悟也比较低；故事情节比较弱，推进慢，故事高潮少，重复的地方多。”

    “每次修改，我都觉得难以下手，简直想哭。”周春兰说，每改完一次，就像翻过一座高山，筋疲力尽又忐忑不安，不知道效果是不是达到指导意见的要求。

    “因为关系比较好，我的修改意见每次都说得直接明了，让她看得明白。看得出她改得艰难。如果再苛刻些，小说还要再砍掉一部分。”杨彬说，周春兰知道这些意见是为了让小说呈现出最好的样子，一直按要求在做。

    来来回回，6次删改，到最后，当周春兰看到书稿就想吐的时候，小说的修改完成了，整整用了一年。

    周春兰说，除了小说要出版，最让她高兴的是，她跟村里妇女们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当初想靠写书争得尊严的目的达到了，“其实，我后来才明白，如果当初我能以宽容、尊重的态度对待周围人，我们的情况也许不会那样糟。”她说，足够尊重别人，别人早晚会尊重自己，“这是我从自己的故事和创作中学到的格言。”

    中南民族大学教授杨彬（右）和“农妇作家”周春兰谈长篇小说《折不断的炊烟》修改意见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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