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理论文献综述

夏永祥；王常雄；刘迪平

（1、苏州大学商学院、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产业集聚理论的兴起，并从外部性、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历史的偶然、循环累积与预期等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视角研究产业集聚，对其的主要概念和范畴方面进行了文献回顾和评述。

关键词：产业集聚；外部性；规模经济；运输成本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 Review

Xia Yongxiang; Wang Changxiong ; Liu Diping

(Business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The passage introduce the origin of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simply, then review the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core concepts and category, such as externalities, scale economies, transportation cost, accidents of history, cumulative causation, anticipation in new geographic economics, spati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city.

Key word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economies of scale; Transportation cost;

一、产业集聚理论的兴起

要研究产业集聚，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产业集聚。韦伯是第一位提出产业集聚的经济学家，他指出，产业集聚是源于各种因素的集中和彼此相互作用带来的经济收益、成本节约动机下的产业集中。Krugman（1991）认为产业集聚就是大量的产业集中。

产业集聚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忽略，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经济的空间属性长期被忽略。新古典经济学将核心放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上，而对资源在哪儿优化配置则不予考虑，对与地理、空间有关的经济行为以及经济行为的空间分布的研究属于非主流的范畴，并未被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中。其次，在传统的研究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而这根本不能实现产业的空间集中。因此，研究前提的错误使得产业集聚的研究陷入困境，难以突破。

产业集聚有重大突破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Krugman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其成名作《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geography》，在此文中，他将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引入二区域模型中，对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的空间集中和分散有了很强的解释力。Krugman在模型中指出有两种力量决定着经济行为和经济要素在空间上是收敛还是扩散：向心力（centrepetal force）以及离心力（centrefugal force）。向心力使得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分布反映在产业层面上就是产业集聚，这也是新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非常重视产业集聚的原因。但在城市经济学中，一般不用向心力概念，更多的是用外部性(extermality)的概念。如城市规模是积极外部性和消极外部性均衡的结果。而这种积极外部性其实就是集聚经济（agglomeratial economies）。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看，产业集聚及其所导致的集聚经济是城市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产业集聚在三个学科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其研究也是各学科的重点和核心。

二、基于核心概念的产业集聚理论综述

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各学派所取得的一致意见是外部性是产业集聚的源动力，而外部性又是规模经济所致，交通运输费用在解释产业集聚时非常重要的。其实，规模经济、运输费用也是新经济地理、空间经济学的两条主线。Krugman(1991)认为经济行为和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的实质是规模经济和运输费用彼此交互作用和权衡（interaction and trade-off）的结果。Fujita（2004）也认为规模经济导致的收益递增和交通运输成本的相互抵消（trade-off）是空间经济学的基本构架。城市经济学强调城市中产业规模和空间分布的均衡点是积极外部性和消极外部性相同的时候，其中，积极外部性由规模经济所致，而消极外部性则由运输费用以及拥挤成本（congestion costs）所致。此外，新经济地理、空间经济学以及城市经济学还强调历史的偶然和预期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因此，对上述重要概念和范畴的研究和辨析也构成了产业集聚研究的重要部分，对其进行清晰的描述将更利于对产业集聚理论的理解，本部分将从以上概念和范畴对产业集聚的文献做一个翔实的回顾

（一）   外部性

Marshal将外部性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劳动力市场共享（labor force pooling），；二是专业化中间产品和服务（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goods），；三是公司创新导致的技术外溢（technological spillover）。前两种称为金钱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其特征是在降低本企业成本的同时并没有减少其它企业的效率；最后一种称为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 economies）,特征是每个公司都不能排他地完全拥有（exclusive possession）自己生产的技术和知识。Marshal的外部性概念是后来研究产业集聚难以绕开的核心概念。

Krugman继承了马歇尔的思想，即强调产业集聚源于外部性，但他对外部性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马歇尔的外部性中，前两者对产业集聚的形成、扩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对技术外部经济并不以为然，他所称的收益递增主要是由外部性中的金钱外部性所致。

Henderson(1997、1998)认为外部性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行业内的外部性（intra-industry externalities）,也叫MAR外部性，这种外部性表现为行业层面的外部性并进而导致产业集聚；二是行业间的外部性（inter-industry externality）,也叫Jacobs 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指不同行业之间的企业位于同一区位所产生的外部性，强调行业外部性导致产业集聚。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行业内的外部性导致了同一产业内企业的集聚，这种外部性来自于行业规模的扩大；行业间的外部性导致了不同产业的企业集聚，这种外部性来自于行业间的差异性（differentiation）、互补性(complementarities)。不管是相同产业的集聚对规模的强调，还是不同产业的集聚对差异的强调，都离不开城市规模的扩大。由于衡量规模经济非常方便，这使得规模经济导致产业集聚成为金科玉律。Henderson(1997)还指出，普通制造业集聚对规模要求较高，而对差异性要求并不高；高科技行业的集聚对差异性要求较高，而对规模要求不高。因此，普通制造业倾向于在专业城市集聚，而高科技行业、知识密集型行业倾向于在大城市集聚。可以这样理解：专业型城市的形成和扩张源于相同产业的集聚，而大型城市的形成和扩张则是不同产业集聚的结果。尽管Krugman、Henderson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产业集聚的驱动力是外部经济，但对外部经济的实质和形成仍存在很大的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外部性是产业集聚的前提，但外部性却是位于某一特定区域的，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的区位稳定性，这是产业集聚的必要条件。如果这种外部性可以扩散开来，产业集聚就不可能形成。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的投入共享、技术外溢都是具有地区锁定（location lock-in）的特征,其原因是什么呢？金祥荣、朱希伟(2002)认为，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区域的生成是产业集聚的历史起点，这些产业特定性要素流动性都很低，一经生成都将变得更难向四周扩散。

事实上，不同行业产生的外部性的强度也不一样。Henderson(1997)就证明高科技行业的外部性更强，而Audretsch  et. al（1996）则发现和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相比，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外部性是最强的，产业集聚也最明显。应该说他们的观点还是比较接近的。但Audretsch  et. al还指出，当一个行业的R&D投资越多，技巧熟练型员工（skilled worker）越多，大学科研机构雇员越多，则该行业的集聚越明显。

尽管产业集聚离不开外部性，但不同产业对外部性的要求不同，集聚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共享，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更依赖于技术溢出，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多依赖于中间产品投入的共享。

（二）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由马歇尔最早提出，他将规模经济分为两类：内部规模经济（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和外部规模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前者是指随着企业自身内部规模的扩大，企业成本减少，效率提高；后者又分两种情况：区域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y）和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y）。区域化经济是行业层面的规模经济，指在企业投入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行业规模的扩大导致单个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城市化经济是行业间的规模经济，指在企业投入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由于城市整体规模的扩大使得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城市化经济和区域化经济被认为是集聚效应的两种形式。

尽管许多人认为产业集聚源于外部性，但Krugman认为整个答案不够具体，非常模糊。究竟外部性的本质是什么呢？他认为是规模经济。在它的二区域模型中，产业集聚的动力就是规模经济，产业集聚的形成受三个因素的影响：制造业所占比重（μ），规模经济程度（δ/(δ-1)，以及运输成本（τ）。其中，产业集聚与规模经济程度和制造业所占份额均成正比，而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成反比[1]。根据对产业集聚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他将产业集聚的的演进动力分为向心力和离心力，前者主要是指家庭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家庭市场效应是指大的市场更容易吸引企业进入该区域，这又增强了该地区市场的扩大，进而促进产业的集聚；价格指数效应指大的市场吸引企业集中生产，这种多种类的产品消费使得该地区的雇员消费的价格指数相对降低[2]，雇员的实际工资是增加的。我们可以发现，规模经济是向心力中家庭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形成的前提。

如果说Krugman重点研究了规模经济是产业集聚的前提的话，Henderson（1999）则对规模经济的来源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规模经济来源于企业之间关于投入市场和产出市场信息的交流，如哪个供应商的成本更低、质量更好、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信息，以及对公共产品的成本的共同承担，如果行业需要较大金额的中间产品投入，由众多企业进行分摊更利于企业发展。此外，在研究开发中，相比前期研究，后继研究往往风险更大，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对企业有很重要的作用。大的规模无疑对信息分享、公共产品负担以及研究开发的联盟有重要作用，这是规模经济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

此外，Henderson（1999）还指出，专业化城市产业更依赖于区域化经济，因为这种专业化城市可能就以生产某种标准化工业产品为主，更依赖于行业内的集聚；而大都市的产业集聚更依赖于城市化经济，因为大都市中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处于产品生命中期的成长阶段的、未标准化的产业需要的是差异化的市场环境、丰富的人力资本、巨大的市场容量等。专业化城市和大都市集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三）   运输成本

尽管不同学派均强调运输成本在产业集聚中的重要性，但对运输成本的看法有所不同。以Krugman、Fujita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空间经济学派对运输成本非常重视。Krugman认为将运输成本纳入其数理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的关键之一，空间结构的集聚和分散是规模经济导致的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的权衡。Krugman、Fujita所创建的空间经济学也是以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权衡为主体轮廓。运输成本在决定产业集聚的强度和地点时有重要作用。当其它条件不变时，运输成本越高，离心力越大，向心力相对较小，则产业集聚越难；运输成本越低，向心力占优明显优势，产业集聚越容易。

在Krugman的中心－外围模型中，农产品运输是无成本的，仅仅考虑到工业品在中心与外围之间运输的成本，这是为了建立模型的方便。可以这样认为，他把中心似乎看成一个点，中心地区企业之间的运输成本（intra－urban transportation costs）是被忽略不计的，他只考虑了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inter－region transportation costs），即中心地区到外围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和Krugman相反，在Henderson对城市经济的研究中，他更多考虑的是城市内的交通运输成本。尽管二者都认为集聚与扩散取决于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的权衡，但二者对于运输成本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是相反的。

马歇尔、Krugman、Henderson对运输成本的认识都集中在狭义的交通运输成本上，而Fujita(2004)对运输成本进行了更加广义的界定，包括“所有因距离所引起的障碍，如运输费用本身、关税及贸易的非税壁垒、不同的生产标准、交通困难和文化差异”。可见传统的运输成本应该属于Fujita所说的“运输费用本身”。Fujita对运输成本定义的泛化使得产业集聚的研究更加成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他通过模型指出，当运输成本上升时，城市规模减少，产业集聚程度减弱；当运输成本下降时，城市规模增加，产业集聚程度增强。

其实，Fujita对运输成本的定义尽管更加广泛，但和Krugman仍是一脉相承的，即只包括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忽略了城市内部的运输成本。

Tabuci(1998)指出，Krugman忽略了城市内各行业之间运输成本，Henderson 忽略了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这可能导致分析并不全面。他假设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是可变的、内生的，而区域内运输成本是外生不变的。他通过其数理模型显示，运输成本很大和很小时，产业分散都会发生，而只有当运输成本居于中间水平时，集聚才能发生。即产业集聚和运输成本之间是“倒U型”关系。当运输成本很大时，产业集聚的向心力较小，离心力较大，产业集聚难以发生；当运输成本降低时，向心力增加，而离心力减少，因此，产业集聚开始发生；当运输成本更低时，外围地区和中心地区的运输成本的降低使得在外围地区生产的劣势相对减少，此时，经济活动从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开始扩散，产业集聚程度减少。

尽管Krugman一直强调“Distance matters”，但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中[3]，Krugman对此似乎也开始改变看法。作为新经济地理的基本框架的主要元素，运输成本尽管很重要，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并未使得产业集聚程度显著提高。尽管90年代以来大众媒体强调的“距离死了，空间的差异将会消失”被专业人士认为是非常荒谬的，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尽管运输成本是产业集聚的前提，但对于运输成本下降导致产业集聚程度增强的观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争议。

（四）   历史的偶然、循环累积与预期

尽管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是从建立数理模型入手，但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变量和参数都是可以量化的，值得重视的许多思想难以被纳入到数理模型中。因此，新经济地理学派和空间经济学派对一些定性东西也很重视。

Krugman非常强调历史的偶然（small accidents of early history）对经济地理形态的影响，这样，既然产业集聚是经济地理形态发生变化的主线，因此，用“历史的偶然”的观点来解释产业集聚形成也变得越来越流行。金祥荣（2002）则通过许多案例指出历史（而不是历史的偶然）的重要，他们认为历史在产业集聚所需的特定性要素的内生融化和累积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温州鹿城鞋类产业、宁波服装产业、永康五金机械产业的集聚等。但不管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本身，解释力度也值得怀疑，有些地方的产业集聚的确有着深厚的根基，而有些地方的产业集聚却并没有什么历史渊源，如福建晋江鞋业的集聚总共不过20多年的历史。

一旦历史的偶然启动了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就会进入一个循环累积阶段，直到离心力增大到抵消向心力的程度。此时，累积循环就会停止，产业集聚达到均衡。既然历史的偶然和循环累积的作用使得产业集聚锁定在某一区域，那是否意味着该区域的产业集聚会永久维持，永不枯竭？新经济地理提出了预期和自我实现机制（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概念，它可以使得产业集聚地点可以发生改变。其原因如集聚地区的雇员预期到其到其它地方的生活环境更好，竞争压力更小，并且其他雇员也有这种预期时[4]，产业集聚就会发生在新的地方。

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强调：历史和偶然事件是产业集聚的源头，而循环累积过程有着滚雪球的效果，导致产业集聚长期锁定在某一空间区位，但预期和自我实现机制可以使得集聚中心转移。

参考文献：

何伟，2004：新经济地理学研究文献综述，《经济学动态》第7期。

金祥荣、朱希伟，2002：专业化与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一个历史与理论视角的考察，《经济研究》第8期。

梁琦，2004：《产业集聚论》，商务印书馆。

石祖葆，2004：西方学者关于经济地理学的若干反思，《经济学动态》第7期。

藤田昌久，雅克·弗朗科斯·蒂斯著，刘峰等译2004：《集聚经济学：城市、产业区位与区域增长》，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徐康宁，2003：当代西方产业集群理论的兴起、发展及启示,《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第5期。

David B. Audretsch and Maryann P. Feldman, 1996: R&D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86(3): 631-640.

Gordon H. Hanson, 2000. Scale Economies and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y, NBER Working paper no.8013.

Paul Krugman，2004.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where are we? 会议论文。

Paul Krugman，1990.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NBER Working paper, no.3275.

Ronald L. Moomaw, 1998.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re They Exaggerated by Industrial Aggreg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8:199-211.

Takatoshi Tabuchi, 1998: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A Synthesis of Alonso and Krugma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4:333-351.

Vernon Henderson, 1999: Marshall’s Scale Econom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7358.

Vernon Henderson, 1997: Medium Size Citie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7:583-612.

Xiaokai Yang,Robert Rice,1994:An Equilibrium Model Endogenizing the Emergence of a Du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Sector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35:346-368.

[1] 在后文我们将具体分析。

[2] Krugman(1991)指出，在二区域模型中，当企业（往往伴随这雇员）从区域1转移到区域2时，区域2的价格指数降低，这称为价格指数效应。

[3]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where are we?这是Krugman在2004年11月在日本参加的一次学术会的发言稿。

[4]这有点类似于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强调的一致性预期，如果某些雇员都预测另一个地区的生活环境更好，他们就会选择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