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m us:龙应台: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14:38:23
龙应台: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 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乐不管杰不杰出,我都已经很感谢了 2009-06-26   我想,我们是这世界的“末代父母”了,我们这一代还对自己的父母牵肠挂肚,觉得照顾的责任很重,下一代对我们不会这样了,世界的结构已变。——龙应台

  安德烈1985年12月生于台湾,八个月大移居瑞士及德国。2006年进入香港大学经济系,认为经济学得很“好玩”。

  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他的母亲龙应台离开欧洲,返回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一百八十四厘米高的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

  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收入《亲爱的安德烈》的就是龙应台和安德烈的三十多封书信。这本书有着两代人沟通交流的全新的思维和方法。

  遛狗的比跑百米的平庸?

  

  记者:《亲爱的安德烈》是一本亲子相处的“教育手册”吗?

  龙应台:我觉得完全不是。它倒是可以叫做一个母亲的“伤心笔记”。里面是一个做母亲的人,在挫败中如何试着去跟一个成长中的儿子相处,如何去了解他这一代人。我边做边跌倒,边跌倒边做,是一个饱受挫折的过程。

  我诚实地把我尝试的过程写出来,那个挫折、困惑、伤心的过程,不管是从父母还是子女的立场,有一点微小的参考价值。所以它不是一个教导手册,它比较像是个“受伤笔记”。

  记者:我发现反响最大的就是《给河马刷牙》那篇,但那个议题并没有特别重的公共话题,相对来说是亲子关系之间的话题。

  龙应台:很有意思的是,通常我的书,大陆读者反应最强的部分和海外读者的不一样。这一回《给河马刷牙》却是大陆与海外读者一致最有感觉。

  那天晚上我俩都睡不着,到阳台上去看海,三更半夜,外面一片黑沉沉的大海,他在阳台上开始抽烟,我们就像两个室友一样在阳台上碰到了,开始谈话,一直谈到清晨三点钟。

  他突然说,他已经相信,他现在以及将来都会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我会不会对他失望?我听了心里吓一跳,心想,我20岁的时候会这样说自己吗?

  1972年的时候我20岁,1972年的台湾还是一个贫穷、落后、保守、边缘的社会,我的家庭是从大陆过来的难民家庭,所以也是贫穷的,艰辛的,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平庸。我们都觉得自己很聪明,要为国家民族做大事。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看得很大很重。那么安德烈感觉自己平庸的观念从哪儿来的?

  那晚开启了这样一个话题,所以第二天我就写了《给河马刷牙》,主要的意思是说到底什么叫“平庸”。

  举个例子,你如果早上到一个学校的操场上去散步,有的人拉着一只狗去遛,有的人在那儿练习跑100米,有的人练习跑5000米,那优哉游哉遛狗的人碰到那个跑5000米的不会觉得自己平庸,因为他根本在做不同的事情;跑5000米的那个人以他的速度跑,旁边冲过一个跑百米的人,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平庸,因为他的目标不一样。平庸与否,其实完全要看你把目标设定在哪个轨道上。

  记者:如果你儿子真的平庸,你真的不会觉得失望吗?

  龙应台:我其实也诚实地在问自己,思考了之后我自己觉得,天呀,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乐,不管杰不杰出,我都已经很感谢了,所谓的“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我台北、香港的朋友,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在哈佛、剑桥读书,顶尖的优秀,我的儿子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而且并不以“杰出”作为人生志向。以“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逻辑来说,他已经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阳台夜话”,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绪,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生里找到意义。

  那篇文章大概就是碰触到了东方社会里那种对于竞争的集体焦虑,大概碰得很深,很多年轻人在那种竞争的压力之下有很深的迷茫,所以华文世界的读者对这一篇的反应很一致。

  你会容忍孩子们的“不正确”吗?

  

  记者:你会容忍孩子们的“不正确”吗?要是他们有一种不正确。

  龙应台:我们常争执啊。他们也常批评我呢。譬如说有一次,我跟菲利普(龙应台的小儿子)在看台湾的电视新闻,我边看边骂,说怎么这么差的新闻编辑,这么偏颇,简直不堪忍受。他冷冷地说,去改造他呀,别只骂不做。他觉得我的行动力不够。然后我们就会谈到知识分子和行动者之间的界线,他们不见得同意我的看法。安德烈就会觉得我身上还有太多知识分子的“身段”。

  再譬如说,对于生活态度,《亲爱的安德烈》里,我们的差异特别突出。安德烈觉得我缺乏生活美学。我也承认。

  这哪里轮得到我不容忍啊?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时候比我还要懂得多。我所希望的是:第一,他们能思考、是独立地思考;第二,有宽容的精神——在这两个基础上,他们无论做什么选择,我都能够接受。

  你会帮他解决一些问题吗?

  记者:大部分父母跟孩子之间,有些特定的议题是肯定出现的。一个是父母规定孩子不能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规定孩子“要怎么样”,比如帮助他设计道路,选择职业,选择专业。这样的课题你们发生过吗?

  龙应台:他们小一点的时候,会有“律”,譬如几岁几岁之前,晚上9点以前上床;几岁几岁之前,半夜十二点之前要回到家等等。也有要求,譬如小时候带他去上游泳课、钢琴课,不准他不去。但一旦超过十七八岁,“律”都变成“自律”,都看他自己。他抽烟我很不喜欢,但我无可奈何。只能像一个正常的成人一样,你对我要有礼貌,你不在室内抽烟,我们在同一室内的时候不抽烟等等,就是普通的成人戒律而非母子戒律了。

  记者:你会帮他解决一些问题吗?

  龙应台:当他来跟我求助的时候,我就给他帮助。否则会自讨没趣啊。

  记者:当初他选择专业,是他的选择吗?

  龙应台:都是他的选择,但他会跟我讨论。我给的意见的核心,还是你对什么有兴趣就去。我不强调说你选什么东西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而是你最好去追求你有强烈兴趣的所在。

  记者:他们要生活在华人或者亚洲这样的范围之内呢,还是到西欧的环境里去生活?会担心这样的选择吗?

  龙应台:不会,他们已经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他的工作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莫斯科或者巴塞罗那或东京、上海、北京。我想,我们是这世界的“末代父母”了,我们这一代还对自己的父母牵肠挂肚,觉得照顾的责任很重,下一代对我们不会这样了,世界的结构已变。

  你是什么意思?

  记者:《亲爱的安德烈》出书之后,台湾读者怎么反应?

  龙应台:非常热烈。我猜想,很多熟悉我作品的读者,读到这本书大概觉得特别安慰,就是说,原来文章那么“厉害”的龙应台也可以被儿子修理得那么惨,他得到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

  很多中学老师把这本书作为学生的必读课外书,然后进行讨论。最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买来当礼物,送给自己的儿女,或者儿女买来送给父母。

  这本书还有一些经验是我其他的书所没有的。书刚出来的时候,很多记者做专访,印象深刻的有两个香港记者,年龄大概都在30岁上下,其中一个记者,一边访问,一边自己眼泪就流下来了。

  记者:感动什么呢?

  龙应台:我后来知道,她想到了她跟自己父母的关系,身为一个30岁的成年人,她爱她的父母,想要接近父母,可是她找不到可以亲近、可以接触的语言。她说她看这本书时受到很大的震动,心想也许可以试试贴近父母的心,只是她那个手不知道怎么伸出去。所以在采访当中,就有一点悲从中来的感觉。

  另外一个记者是男的。他看完书又买了一本,然后悄悄放在爸爸枕头上,一句话都没说。这个成年的儿子是想对自己的父亲说些什么,来打破那堵看不见的中间的冰墙。过了一阵,他爸爸见到他——他爸爸读了那本书,勃然大怒。

  记者:怒?

  龙应台:对,就是觉得被冒犯了,说,“你是什么意思?你想要跟我说什么?你是在指控我吗?”可见亲子中间的那种……你爱一个人,但是你无法接触他的那种痛苦是蛮真实的。

  记者: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曾经是有样本的,有某种规定的,但是现在没有规定,也没有什么手段和办法,又没有任何人去做这种指导。

  龙应台:对,而且,你已经不能再用《傅雷家书》的模式了。

  记者:爱也不知道如何去完成表达。

  龙应台:不知道怎么完成,不知道怎么去表达那最幽微的情感……我觉得真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你爱的人,在同一个房间里头,每天见面,但是你们没有语言,手伸出去接触不到。蛮难的。

  记者:本来这个书里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亲情的问题,一个是公共的问题。相对来说,对于这本书的读者来说,公共问题不是最重要的。

  龙应台:那不是最重要的。从读者的响应来看,最重要的反而是那个沟通的方法和语言,那个认识到“爱不等于喜欢”,因此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也得重新学习如何相处这种新的认知,我发现这成为“安德烈”的核心意义。

  记者:大陆读者的响应呢?我们这一辈人跟父母不知道该怎么交流,找不到手段去交流,也没有过去那种仪式化的东西。

  龙应台:缺一个现代化的模板吧?你说《傅雷家书》,在那个时代有意义,但是现在看起来就太“上对下”了。

  记者:对。是训词。

  龙应台:而且是单向的。

  记者:东方人原来“家”的概念很强烈,现在可能跟这个时代转换有关系,发现不会处理家的关系了。

  龙应台:因为家和个人原来的那个秩序全变了,原来的框拿掉了以后,你不知道自己新的位子在哪里。家,甚至国的位子都变了,“个人”这东西在家和国的结构里,位子更有了本质性的移动,但是既没新的框,也还没找到厘清彼此之间的清晰的线。

  龙应台 作家、社会批评家。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有《野火集》等作品多种。在欧洲、中国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