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字旁加个了:[转贴]让我们回忆一下那不堪回首的毛时代

[转贴]让我们回忆一下那不堪回首的毛时代
文章提交者：毛太岁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毛泽东一方面试图想通过暴力斗争改变传统文化，一方面又利用封建文化大搞个人崇拜，打击政敌。毛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一点，凡过来人都应有切身的体会，但却未必都能有清醒的认识。更为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尤其是对自己的丑陋总是讳莫如深的。
 第一：毛时代是一个极端专制、万马齐喑的时代，是一个因大搞个人崇拜而毁弃万民个人自由意志的时代。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道理毛泽东本人一定很清楚，但他更是深谙“民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手段，而且运用起来比“弱其志，强其骨；空其心，实其腹”的古训要高超得多，也娴熟得多。４９年以后的中国，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政治学习的强大威力，所谓政治学习，目的就是要用“我”强行灌输的思想彻底取代“你们”的个人思想，即所谓“洗脑”。我们还有形成网络的宣传体系，城市不用说，农村后来也是发展到村村有广播，户户有广播。如果有人不幸而拥有了自己的思想，那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让这种不合时宜的念头在心中彻底腐烂，化为泥土（这是多数人的选择），要么就接受厄运（55万右派分子）甚至死亡（林昭、黎莲、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等人）的挑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使肉体和灵魂一起毁灭，然后彻底腐烂，化为泥土。那个时候，收听外电广播被称为“收听敌台”，是要遭到镇压的，直到七十年代末，人们在收听美国之音的对华广播时，仍然要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几乎每一个稍大一点的城市中，都设有干扰外电的设施，目的就是让中国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高高兴兴、无怨无悔地接受我们的救星赐予我们的一切。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和提倡下，也曾有人给党提意见，那多数确实是出于善意的客观的批评。可是很快，当形势急转直下时，55万人措手不及中就变成了反党分子，妻离子散，受尽磨难。右派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那个时代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知识啊！那里面的一大批人物可是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精英啊！毛却振振有辞地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这叫引蛇出洞”。多么卑鄙无耻！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毛的问题，不仅仅是治国方略方面的失误，同时也存在着人格方面的严重缺陷。
 在那样的时代，不仅毛本人需要靠大搞个人崇拜和极端的专制来巩固自己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各级官员也需要靠这样的体制来维护这种等级制度，进而维护自己的特权。即使已沦为阶下囚的“奴隶”们也可以通过出卖别人、出卖灵魂来表忠心，进而稍稍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因而，那时的人们都是自觉地在维护着这样的制度，维护着一种虚无的信仰，维护着一个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神像。
    第二：毛时代是一个法制废弛、人性沦丧的时代。
 从土改的斗地主开始，就埋下了“共和国”忽视法制，践踏人性的种子。所谓土改，固然是发动农民从地主的手里抢得土地，然后由农会将土地分发给贫苦农民。这一点，在小农经济时代，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为了政治上的稳定，为了笼络民心，是完全必要的。分发土地的同时——公开的理由是为了防止地主的反攻倒算——在各地都进行了残酷的斗地主的运动。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之辈，乖戾暴虐之徒，施以刑法的惩治固然是必要的。可惜，我们的做法是由普通农民集中起来批斗地主，由群众申明罪状，同时施以拳脚、棍棒，或者直接刀锯加颈，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没有任何法律人士在场，转瞬间即可毁灭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这种肆意践踏法律尊严，倡导人们灭绝人性的运动，在真正的文明时代和法制国家里是难以想象的。更可怕的是，这种运动对在多大范围内“揪”出多少个“恶霸地主”是有明确要求的，因之冤假错案（如果能算作案件的话）丛生。解秘以后，我们才知道，连当年那个闻名遐迩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也是蓄意虚构的。
 这种践踏法律、灭绝人性的情况，在“共和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得到了体现，尤其是十年浩劫中更是发展到了极至。在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公安部的调查人员的调查结论是，没有找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可是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却说：既然毛主席说他是反革命集团，那就是反革命集团吧。简直比莫须有还要莫须有。于是按照结论——反革命集团——的要求，去虚构材料，罗织罪名，于是一个精心建构的案件就成为了“事实”。57年反右，也存在着分配指标的怪现象，各地各单位各部门都要按要求抓出一定数量的右派分子，实际上也是先拿结论，再编证据。十年浩劫中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随手找出几例就足以令人发指。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牵连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96人；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国务院副总理12人；中央六大区第一书记4人；中央监委委员34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60人；全国政协常委74人，中央军委副主席5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11人……”中央电视台在1998年改革开放20年大型文献记录片中披露：文革十年造成了约3000万冤假错案。
 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抄家。按周恩来总理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奇珍异宝、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竟有4922处在1966年的八九月间全部毁掉。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在曲阜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之一。
 第三，毛时代是一个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
 全国仅因为刘少奇冤案鸣不平而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多达2.8万人，至于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则更多。人民稍有不慎，即遭灭顶之灾的例子还少吗？不小心把领袖的画像掉在地上，不小心用刊有领袖画像的旧报纸剪了鞋样，不小心在早请示晚汇报中放了个屁，不小心把“毛主席万岁”后面的感叹号写得上端稍稍弯曲一点（革命小将说是问号）……结果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于是遭受触及皮肉和灵魂的批斗，这种事情还少吗？
 文革研究者徐友渔说：“文革是一场极其复杂和特殊的政治运动，其间波诡云谲，潮流反复多变。除了中央文革小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几乎没有贯穿始终的左派。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今天用你打他，明天又用他打你，这个阶段一些人是天之骄子、革命闯将，下个阶段就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右倾复辟的急先锋，因此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几乎无例外地具有两重性，一段时间属于被整的人群，另一段时间厕身于整人的队伍。”我们千万不要再沉迷于政治幻想中了！千万不要再沉迷于对政治偶像的崇拜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