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中心工艺规划设计:疫情报道中的新闻伦理问题

　　● 孙奇茹
　　相比2003年对SARS的报道，国内媒体今年对甲型H1N1流感的报道要迅速、透明得多，这也是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与媒体发展的结果。然而疫情爆发、突发事件降临时，也往往是媒体新闻伦理和原则受到考验最多也是最严峻的时候。在对甲型流感疫情的报道中,媒体虽较以前有所进步,但仍有不少违反新闻伦理的现象发生。

　　疫情报道中存在的新闻伦理问题
　　在灾难或者疫情面前，新闻工作应以保证信息的及时、准确传递和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也就是说，在这种特殊时刻，媒体应将社会利益作为首要目标，最大限度地保证读者知情权的实现。
　　在对甲型流感的报道中，公众知情权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媒体对疫情的报道较为迅速。与2003年的SARS报道相比，国内媒体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然而，一些媒体在所谓防控流感的名义下滥用知情权，对公民的生活隐私大肆报道，给采访对象造成极大的困扰。在媒体对广州首例输入型甲型H1N1流感患者杨先生的报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一些媒体对杨先生无关流感疫情的情况“刨地三尺”：公司老板的身份、在广州的小洋房、移民加拿大的计划等都被掀开。原本对媒体态度颇友善、希望公众增加对疾病了解的杨先生，态度发生180度的转变，发出了“不要‘八’我隐私了”的呼喊。
　　虽然在流感蔓延的特殊时期，出于公共安全考虑，私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要让位于公权利，杨先生的个人信息（如曾在何处逗留、近期所选择的交通方式等）在一定程度上有责任向媒体披露，然而对于其个人信息的探究，决不应超过公共安全的需要。一旦超出必要的限度，新闻工作就沦为满足自身和受众“窥私欲”的工具，与新闻工作的宗旨和精神背道而驰。
　　其实，以保障读者“知情权”为名义侵犯公民隐私权，只是疫情报道中违反新闻伦理现象的冰山一角。有学者总结出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中违反新闻伦理、造成负面社会效应的一些表现还有：形成信息误导，不利于社会稳定；侵犯公民隐私，容易引起法律诉讼；缺少人文关怀，对当事人及其亲人，特别是未成年人造成难以消除的人生阴影；迎合少部分人的低级趣味，成为违法犯罪的诱因……疫情报道中的情况与之类似。总的说来，这些新闻伦理问题都是商业利益驱动下职业道德缺失的结果。

　　新闻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
　　健康教育专家田本淳提到，新闻工作与卫生工作的特性存在很大不同，前者的特点是“曝光”，提高收视率，后者则是极为危急、敏感的。新闻工作者在处理这两者关系时易平衡不当而导致大大小小的冲突。
　　新闻媒体在突发性、灾难性事件中的报道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新闻注重时效性、可读性，救灾工作讲求严谨、关怀，且具有极强的冲突性和复杂性；与此类似，在司法报道中，新闻讲求新鲜、趣味性的特点与司法工作的严肃、讲求公正构成了司法报道中的主要矛盾。新闻工作本身的性质特点与其所涉及的生活、专业领域的性质特点的不同甚至冲突，成为形成新闻伦理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者完全找不到结合点。
　　此外，有台湾学者研究指出新闻媒体在灾难性事件报道时最易犯的几种错误，笔者认为这在疫情报道中也是适用的：
　　“一、过度简化：下标题或报道时惯以最严重或最耸动者为重点，易断章取义……二、过度主观：少数采访者惯用封闭式问题，投射太多采访者自己的选择性角度与视野，限制了受访者自发性的观点……三、过度夸张：部分采访者为求生动和具体，甚至把通例改写成第一人称的小说口吻，或以想象补足细节，渲染情绪，以扩大戏剧效果。”
　　流感爆发初期，就在世卫组织还在推敲 “猪流感”的提法时，“猪流感”的密集报道已让中国老百姓对猪肉产生了恐慌情绪；而在世卫组织正式将“猪流感”的提法改为“甲型H1N1流感”后，国内媒体虽有一些在名称上改正过来了，但都没有向读者澄清所谓“猪流感”病毒的真正起源，因此很少有民众相信此病毒其实根本与猪无关。随着流感的进一步发展，一系列耸人听闻和过分夸大事实的报道，如“猪流感肆虐全球，欧洲多国沦陷”、“全人类高度戒备，全球经济雪上加霜”、“亚洲各国严阵以待，猪流感迟早杀到门前”等，都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猪肉的恐慌，猪肉价格一路下跌，农民损失惨重。
　　无论是“过度简化”、“主观”还是“夸张”，究其本质，都是丧失了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事实的真相是复杂的，尤其对于疫情或是灾难性事实来说，即使报道中没有事实性失实，无论是出于主观故意或者因为专业知识不足而造成的忽略基本事实，都可能造成“认识”层面的失实，这也是造成过度夸张的原因。而在疫情报道中，“过度简化”和“过度夸张”都极易引起受众认知混乱甚至造成恐慌。

　　美国媒体：过于淡漠还是适度理性
　　《中国青年报》在《热对SARS，冷对流感，美国媒体选择性失语为哪般》一文中，对美国媒体对流感疫情的报道不力表示了质疑，认为相对当年对SARS连篇累牍的报道来说，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的媒体这次表现得太过冷淡，似乎蓄意“选择性失语”，以图尽量降低本国经济可能受到的震荡。
　　然而，有不同的意见认为，由于甲型流感病毒致死率相比SARS要低得多，使得美国媒体认为其危害性不足以引发美国媒体过于密集的报道。无论美国媒体的反应是过于淡漠还是适度理性，美国媒体的一些做法对于国内媒体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例如，相比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纽约时报《世界听到了五岁艾德加的咳嗽》的标题及其更具有贴近性的报道角度则显得有人情味得多。面对疫情和地震等突发性事件，媒体需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当焦虑来袭，媒体需要以高度的专业精神和专业水准，承担起理性报道真相的责任。
　　此外，加快建立媒体内部对灾难、疫情报道的规范准则，对于加强媒体自律、保障疫情报道中新闻伦理问题的解决会起到不小的积极作用；提倡媒体重视“绿色收视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媒体珍视自身公信力。
　　参考文献：
　　①《专家：媒体报道疫情要以稳定公众情绪为基本原则》，新华网，2009年5月8日
　　②王欢院  田刘：《注意和防止灾难性新闻报道中的负面影响》，《今传媒》，2007年第12期
　　③潘怡静  陈芳萍整理：《如何采访灾难受创者及其家属——台大新研所研讨会纪实》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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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对SARS 冷对流感 美国媒体选择性失语为哪般 
                 2009年05月15日 08:23:27 　来源：中国青年报  
  
    甲型H1N1流感正在侵扰世界。至今，美国确诊病例已超过3500例，墨西哥2446例,加拿大接近400例。2003年发生SARS后，西方媒体曾给予特别关注，大篇幅地进行长期跟踪报道。而今天，在亚洲各国为应对甲型H1N1流感纷纷采取强有力的防疫措施之际，美国这个流感肆虐的国家，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甲型H1N1型流感的传播能力比SARS强，而且能通过空气进行人际传播，特别是在密闭的飞机等交通工具上。可是，在确诊数量超过3500例后，尽管美国州际间的旅客交通工具主要是飞机，乘客在机场和飞机上戴上口罩，举手之间利人利己。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至今都没有建议乘客戴上口罩，也没有采取任何隔离措施。全美病例的分布，除了在地图上标明各州数量外，并没有具体列出患者可能的传播途径及具体城市，公众很难了解详细信息。

    笔者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目前确诊的病例是22人，但除了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网页上列出“宾州，22例”外，再没有任何具体信息，当地媒体也没有具体报道。这给人一种错觉，好像甲型流感不存在一样。在上下班的满员的城郊火车上，笔者没有看到一个人戴口罩。而一向标榜信息公开的美国媒体，此时好像集体失语，在电视上很难看到有关流感的报道，在一些主流媒体如CNN、美国在线、雅虎等网站上，也看不到确诊病例的数量、所在城市等具体信息。

    令人不解的是，在CNN网站上的“甲型H1N1流感”专题里，都找不到这些信息。其所谓热门文章，第一篇竟是“中国大陆确诊首例甲型H1N1流感”，让人啼笑皆非。即便同为雅虎网站，美国的英文雅虎几乎没有提供甲型H1N1流感的信息，倒是中国雅虎提供了中国确诊数、所在地和隔离人数、各地疾控中心的紧急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而中国国内的各大媒体，却都高度关注疫情并及时报道。

    当年，美国媒体对SARS高度关注，好像它发生在美国一样。可当甲型H1N1流感发生在自己本土时，却又好像是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不去报道。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人觉得美国媒体尽管属于私人集团拥有，却始终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保持高度一致，不惜使用双重标准。因为如果大量报道甲型H1N1流感，势必加重外国对美国疫情的担忧，减少来美的商业和旅游活动，并在美国国内引发公众的忧虑，减少公共商业活动，这些都会对美国本已严重的经济危机带来更大的负面效应。

    但是，美国政府和媒体的不作为，势必加重甲型H1N1流感的流行，这从病例不断刷新和增加的速度上也可以看出来。同时，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各国和美国的人员来往密切，流感在美国蔓延，传播到他国的可能性不断增加，也会给他国的防疫带来更大的难度和负担。作为医疗系统较为发达的国家，虽然可以被动地等到患者被发现后发现一例治疗一例，但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冷处理，会让更多不知情的公众增加感染病毒的危险，也会让病毒更快地扩散到全球。对那些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的国家而言，一旦病毒流行开来，应对更为艰难。尽管甲型H1N1流感的死亡率并不高，但对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来说，却足以引起高度警觉。徐开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