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百余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常年亏损 每年补助数亿

2011年12月06日 00:20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封面故事：寂寞的疗养院

鸟瞰北戴河疗养院

11月23日，北戴河丛林掩映的疗养院空寂无人。本刊记者李凤桃I 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凤桃|河北、北京报道

探秘机关疗养院

随着供暖时节的到来，11月，北戴河陷入了孤寂。

行走在南部滨海疗养院密集的街区，那些在夏季常见的急行车队、执勤警察，都没了踪迹。一些疗养院的大门紧闭着，有的还留下了门卫和在铁门边溜达的狗，有的则直接用木板将大门钉得死死的，等待来年4月的觉醒。

小玉是一位还未从河南某旅游学院毕业的姑娘，性格开朗，爱吃、爱逛，她就工作在这里的一家疗养院。疗养院占据着北戴河著名的老虎石海滩附近一片静谧的沙滩和林地，客房能直接看到海上日出和远处半岛上的山峰，夜晚还能听到时远时近的潮声。

在北戴河，像这样的休疗养单位和大中型宾馆有280多家，其中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就超过了100家，家家院落宽敞、楼宇林立、树木葱茏，整齐而不漏空隙地占据着北戴河最优质的东南部海滨土地，剩余的大约10%的空间被商场、民营宾馆、照相馆、小餐馆、小商店和城中村的家庭旅馆所占据。

已经是11月中旬，小玉所在的疗养院依然对外营业。而100多家机关疗养院中，冬季营业的不过四家，其余的都已闭门谢客。“有时候一天一个客人都没有，闲得发慌。”小玉说，她不喜欢这里的冬天，因为这里想吃一下肯德基都没有，更别说逛街的地方了。

神秘的“内部”

很多北戴河老居民在这里生活半辈子了，都从未进过大院之内。

走在北戴河的海滨，时常可见到被很多钢丝网拦住的沙滩，网上挂一简陋的木牌——“内部浴场，闲人免入”。

海滨的林带被围墙所包围，疗养院的楼宇掩映于树林之中，大多在靠海的一面设有后门和后院，休养的客人可以从后院直接进到海边。

北戴河如今是秦皇岛市的一个区，在清末就已经成为外国驻华使团的度假胜地，传誉海外。目前在北戴河的疗养院大都是上世纪50年代兴建的，除了国家直接划拨的土地和资产外，部分疗养院也购买了一些度假别墅。在前煤炭工业部所设的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的大院中，现在还有一幢解放前建起的西洋别墅，现已成为疗养院的一处客房。

曾经秉承了几十年的传统是：从1953年开始，每年夏季，一些中央领导会到北戴河办公，中央领导、退休老干部、劳模来这里进行一个月的休、疗养。

直到2003年，中央取消了夏季到北戴河办公的规定。中央决定，党、政、人大、政协、军五大领导班子夏季不再到北戴河办公，同时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去北戴河等地。于是，北戴河“夏都”的身份开始成为历史。

同年取消的还有休、疗养福利制度，之后，北戴河的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只是作为所属单位基本福利的一种补充。而即使如此，北戴河各个疗养院依然是中央及各部委的属地。很多北戴河区的老居民在这里生活半辈子了，都从未进过大院之内。

其实，从内部设施和服务来看，疗养院与酒店无异，只是占地规模更大，自然景观更好。在疗养院，也设有会务、餐饮和娱乐的配套设施。一般疗养院会设立会务楼或礼堂供开会所用，简单的餐厅可以为客人提供自助餐，也有少量的包间餐室提供桌餐；疗养院也有娱乐室，提供举办娱乐活动的小礼堂，另有一些简单的棋牌球类活动室。

对于大多数疗养院来讲，可供住宿用的客房依然是主要的建筑设施。一般疗养院的客房规模在100～200间，而多的则有600多间。纵观整个北戴河旅游区，犹如被一片宾馆住宿楼所占据。

在今年11月下旬，《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北戴河时，这里还没有一家五星级酒店。在所有疗养院中，只有水利部下属的北戴河新华假日酒店和华北电网北戴河疗养院被定为四星级标准酒店，其余部分疗养院甚至达不到三星级酒店的条件。

据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的一位负责人介绍，除了少量这两年新建的建筑设施，这里疗养院的条件基本差不多，如果配置过高，不仅意味着投入更大，还意味着每年所消耗的成本更多。

经费的苦恼

几乎所有的疗养院每年都要从上级单位获取一定补助，少则上百万，多则数千万。

尽管门可罗雀，也丝毫不影响疗养院工作人员老刘的工作。

老刘是一家疗养院的司机兼水电维修师傅。他说，“所有的工作还是一样要做，电暖得供着，电梯得年检维修，空调要检查，外面的绿化工程得继续做，工作一点没少”。

由于夏冬两季客流量反差太大，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只能进行弹性调配。“暑期，我们的服务员达到了180多个，但到了冬天他们都得走，只保留二三十个长期固定员工。”老刘说，要到第二年夏天再重新招服务员。

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疗养院的人工成本更大了。“单不说人员工资这几年几乎涨了一倍，”新华假日酒店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酒店必须给每个员工缴纳社保，压力就更大了。”《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酒店用工必须实行八个小时工作制，以前一两班人不固定作息，基本就能将淡季维持过来。一位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必须实行三班倒，才能维持24小时的运营，人员在数量上要增加一倍。

目前，很多疗养院都无法靠自身经营盈利。

每年的7月初到8月下旬是北戴河旅游的旺季，也是所有疗养院的活跃期。一位疗养院院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全年的收入就靠这两个月了”，但均摊到全年，疗养院还是亏损。因为即使7月、8月房间爆满，但8月以后的淡季将持续近10个月，人员工资照开，水电、设施维修还在继续。大多数疗养院单靠经营收入无法支撑整个运营。

以一家有着120间客房的疗养院为例，按暑期50天的满客期计算，即使每间客房平均价在800元（暑期北戴河宾馆平均价格），一年也仅有480万元的收入。再加上接待一些内部的会议，每年，一家中等规模疗养院的营收在600万元左右。

从收入来源上看，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分为三类:第一类，纯上级拨款单位，疗养院仅作内部休疗养所用，所有运营成本上级负担；第二类，收支两条线单位，疗养院也创收，但所有支出仍由上级单位直接负担，运营收入上缴；第三类，差额拨款单位，上级单位原则上要求疗养院自负盈亏，但对于每年亏损的部分，由上级单位补助。

一位疗养院的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几乎所有的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每年都要从上级单位获取一定补助，少则上百万元，多则数千万元。

而且，这笔补助还不包括新建、翻新和维修投入。50多年来，所有的疗养院都进行过1～2次的扩建、改造和翻新工程，一般一次工程的投入需要上千万元。2009年，北戴河区对整个南部滨海度假区实行建筑的外形改造、美化工程，几乎所有的疗养院都参与了改造，有的疗养院投入过亿元。

如果仅仅从日常运营补助来计算，即使按照每年100万元的补助金额，上百家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也一年需过亿元的补助来维持运转。

据一位疗养院的管理人员透露，由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无法直接给下属事业单位或企业拨款，这种补助一般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账。例如，房屋维修需要500万元，如果上级单位为此项支出拨付1000万元，那么，疗养院就多了500万元的补助。

北戴河部分中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疗养院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全国人大干部培训中心北戴河疗养院

国土资源部北戴河疗养院

铁道部北戴河干部休养所

水利部培训中心

水利部新华假日酒店

商务部北戴河干部培训基地

国家安监总局北戴河培训中心

交通部北戴河交通疗养院

国资委北戴河燕山疗养院

国资委北戴河建材休养院

国家测绘局休养院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疗养院

国家工商总局干部培训中心

国家环保部环境技术交流中心

国家民委培训中心

工信部幸运国际酒店

国资委纺织北戴河培训中心

国家林业局国林宾馆

国资委商业北戴河休养院

国务院三峡办北戴河基地

中国工商银行培训站

中国银行休养所

中国保险公司人保干训中心

中国保险公司寿保干训中心

国家旅游局金山宾馆

国家统计局北戴河干部培训中心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之家

团中央青少年培训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培训中心

农业部金海酒店

新华社北戴河休养所

光明日报社北戴河休养所

全国政协干部培训中心

国家统计局统计干部培训基地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海滩宾馆

2006年2月7日，冬季的北戴河海岸。

数亿补贴花在哪儿？

入不敷出的疗养账

为了增加营收，到了冬季，疗养院留下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包饺子，然后速冻起来送到上级单位，以此获得一点收入。

从属于国家水利部、已经进行公司化运作的北戴河新华假日酒店，是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中经营得较好的一家，也是冬季没有关门的疗养院之一。其副总经理苏海峰向记者透露，在5月之前、10月之后的淡季，酒店要净亏400多万。

“我们还想冬天关门呢！”苏海峰略显无奈地告诉记者，但一个拥有一百多间客房的四星级酒店，如果季节性停业，必然影响酒店的声誉。

北戴河区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这么大的北戴河区，冬天无论是政府还是游客来了，不能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酒店冬季开业也是为北戴河区尽一份社会责任。”

从2009年开始，北戴河区政府鼓励各个休疗养单位和酒店冬季营业，对起到一定示范作用的，将给予一定的奖励。但即使这样，2011年开门的疗养院从去年的五家变为四家，从属于国家发改委、去年冬季还营业的海滨花园大酒店，今年冬季也关门歇业了。

就算在冬天关门歇业，成本照样如流水般消耗。

“冬季关门，我们的空调供暖也必须开着，否则楼板中的水管都会冻裂，来年维修的成本更高。”一家疗养院的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因此，即使在没有人住的冬天，部分疗养院也得产生不小的成本。一位疗养院后勤工作人员测算，一个中等的疗养院，如果水、电、燃气供应，一个月大约需要30万的成本。

由于大多建筑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建设，八九十年代重建，2000年前后翻新，到如今，很多建筑设施老旧，疗养院设施的维修和保养成本在日益增加。

为了增加营收，一家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1月过后，基本上连少量的内部培训、会务都没有了，疗养院留下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包饺子，然后速冻起来送到上级单位，将饺子作为单位的实物福利分发到各部门和下属单位，以此获得一点收入。

对于未来收益的增长，疗养院的负责人并不乐观。苏海峰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在过去10年，北戴河区冬季无人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改变，而疗养院这些年来的运营状况也没有大的变化。一家疗养院的院长更悲观地表示，按照这样的发展形势，未来几年也无法寄予多大希望。

市场化猜想

如果现有的模式只能“维持”，那么市场化运作是否能拯救疗养院们的财务状况？

毗邻疗养院密集区的就是传说中的“刘庄”，这是在京津唐地区小有名气的“家庭旅馆村”。刘庄是在北戴河区城市化进程中，被占地的农民集中居住的城中村，这里的房子大多为三层自建小楼。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游客进入北戴河，刘庄的家庭旅馆开始兴起，如今刘庄的农家乐已经形成了一条吃、住、行、玩完整的产业链。

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刘庄的旅馆老板们已经学会了互联网营销，营销手法也已经很“国际化”和实用：宣传一般是由游客或写手来实现；在游客到达北戴河车站时，老板可以派车来接；住下来之后，老板会询问你几天的行程，并适当做一些介绍和推荐，在老板家中，你可以直接预订去景点的统一大巴和门票，这些都是免费服务；旅行结束后，老板会帮你订回程的火车或汽车票，甚至会送你到车站去。

在北戴河区，大约有9万个旅游床位，其中8万个床位是各大休疗养院和宾馆所有，家庭旅馆约占1万个床位。然而，在北戴河区旅游住宿的经济产值中，疗养院的产值只占40%，其余60%的产值是由家庭旅馆和私人宾馆所产生。

“来北戴河疗养院的人并没有对北戴河的经济有多大拉动，最多就是支付了景点的门票。”一位疗养院的院长对记者坦言，绝大多数疗养院还需要上级单位给养，因此增值税微乎其微，再加上每年的营收非常有限，上缴的营业税也是非常有限。

北戴河区副区长孙谓青分管旅游，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北戴河，疗养院占据着最优质的资源，只有把它们的潜力激发出来，北戴河旅游业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

那么，各疗养院的想法是什么？

“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讲，这个小小的海滨度假区容不下这么多的宾馆，如果疗养院演化为对外运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主体，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绝大多数会死掉。”一家疗养院院长对于市场化的后果如是猜想。而这样，不仅会带来疗养院原有职工无法安置等社会问题，整个北戴河区旅游产业都会重新洗牌。

这成了一个不能触动的地雷。

“当前很多疗养院依然肩负着中央首长、部委领导和退休老干部休疗养的社会职能，改制之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位疗养院负责人表示。因此，即使以后每年疗养院的成本会逐年递增，各机关也得背着。

一家疗养院的院长表示，其实从资产管理的角度，各机关、部委也不会轻易触动这块资产。“你想，这是一块资源，有谁想让自己手里的一块肉白白地丢掉”。

实际上，在北戴河驻扎几十年，各个机关疗养院的资产已经实现了成倍的增值。曾经，某一疗养院的固定资产投入为上千万元，在经过两次新建和整修后，总投入达1亿多元，如今，单从固定资产和土地增值来看，一位负责人透露，这个疗养院的资产已经超过了4亿元人民币。

然而，作为国家拨给的专项资产，疗养院的土地和房产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出售。即使如何增值，这些日益老化的房产每年需修葺和翻新的资金还得投，增值的价值却是看得见，摸不着。

有限市场化？

“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帮助和引导疗养院对自我提升改造。”

对于各机关疗养院，北戴河区政府的想法似乎是：在可行动的尺度下推动疗养院的市场化、产业化。

比如，在晚清时期，北戴河曾修建起大量西式别墅，如今这些别墅都在各疗养院大院内。为此，政府希望借助“别墅文化一线游”的概念，将所有的清朝民国时期的别墅建筑组成一个游览项目。

然而，这得经过众多疗养院逐一点头，最后还要经疗养院各上级机关的同意。

为此，北戴河区政府费尽心思。“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帮助和引导疗养院自我提升改造，把它们小而全、各自为战的体系逐渐转变为组团式、相互支持协调的产业格局。”在分管旅游后不久，北戴河区副区长孙谓青便形成了自己的思路。

孙谓青勾画的是整个北戴河高端旅游休闲区的蓝图。北戴河区近期将有三大项目启动——一家五星级酒店、一个高尔夫球场和一个葡萄酒堡，分别填补北戴河旅游在高端接待能力、休闲体育和高端消费上的空白。

他说，要让各疗养院实现功能互补，让各家疗养院风格特征凸显，档次提升，从而吸引一些高端人士进入北戴河，将北戴河冬天“静”的感觉、浪漫的氛围营造起来。

“近年来，北戴河要从以海景为吸引力的观光旅游城市转化为宜居的休闲城市，以将短暂的夏季游览转化为全年的度假、休闲旅游。”孙谓青说。

他也很清楚，对于疗养院的推动，“可能区政府的力量要弱一点”。他最近在考虑组建一个能将疗养院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引导各个疗养院参与市场，推动它们完成内部的协调和整合，共同参与北戴河旅游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2006年2月7日，冬季的北戴河海岸。

疗养之城的前途

夏季的“都城”、冬季的空城——这个由疗养院所组成的城区，如何破解发展魔咒？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凤桃

北戴河太特殊了。可以说，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央国家机关在此圈地设院时，北戴河就已经不完全属于地级市秦皇岛。

有人曾说，鉴于北戴河特殊的政治意义，应该划到北京，或归中央直接领导。北戴河区上下对此当然拍手欢迎，一位当地的工作人员开玩笑说，至少可以弄个北京户口啊！

玩笑只是玩笑。过去十多年，疗养院之于北戴河究竟意味着什么？

仍在扩张的疗养院

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的一位疗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最大的感受是：这几年来，房子越来越多了。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疗养院的楼房在逐渐增加，有的疗养院的占地面积也在扩展。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最初划定的面积为50多亩地，其中部分房产通过产权置换或从私人处购买等方式获得，后因改扩建又增加了一片北戴河区的公产房，如今总占地面积达105亩，成为北戴河较大的疗养院之一。

对于扩张土地的产权，是这些年的一笔老账。早在1993年北戴河区政府要求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支付12年的租金，总共约为960万元。由于产权没有确定，此事一直搁置。直到2002年，煤矿工人疗养院才向地方政府一次性支付480万元最终确定了产权。

对于大多数疗养院，疗养院所占土地为中央划拨的专项资产，只能为疗养院所用。“一些疗养院的产权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归属。”一位疗养院负责人透露。

“说通俗一点，就如同中央在地方所划出的一块‘飞地’，地方政府很难干涉。”一位地方工作人员如此比喻。对于北戴河区的机关疗养院，按照行政级别来讲，很多疗养院属于局级单位，而疗养院的一把手往往是局（厅）级或副局（厅）级干部。

于是，地方税务局去征税时，往往怯意丛生，毕竟北戴河区税务局局长也才是一个科级干部。“疗养院说自己对内营业，每年没有利润，谁敢质疑？”一位当地公务人员私下说。

几年前，国家各机关、部委的第三产业开始逐渐剥离，新建的休、疗养项目也被叫停。

而在北戴河，“在过去十多年，疗养院建筑大量增加，很多建筑都被扩建了。” 一位在疗养院工作了近20年的职工说。

既然年年亏损，为何还要建更多的楼？“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年旺季部委机关单位的休疗养需求在增加，疗养院需要承担更多的接待任务；另一方面，多建几间客房，夏季爆满的时候，每间客房都有收入啊！”这位职工说，在夏季，北戴河的旅游需求依然是供不应求。

疗养院的重任

那么冬天呢？

按照北戴河区政府的宣传，北戴河四季气温适宜，夏季无酷热，冬季无严寒，温度四季适宜。

但冬天，北戴河就是没有人来。

从2001年开始，北戴河区的各级领导就开始搬动各路贤才，会诊北戴河，直到如今，这项工作也没有停过。

在11月22日，记者来到北戴河区政府时，北戴河区委宣传部长姚飞刚刚从南方旅游城市调研回来。他感叹道，别人可以四季搞旅游，但是受气候和城市特性不同，北戴河还是没有可以效仿的套路。

每年冬季，北戴河上到机关领导，下到民营小宾馆的负责人、员工，都要四处考察学习。他们也疑惑，为何北戴河就未能走出一条旅游发展的特色之路？

原因只有一个：人们不知道为何冬季要来北戴河。

新华假日酒店副总经理苏海峰说，北戴河冬季缺乏吸引人过来的理由，海岸线风景不足以支撑人们来到北戴河，而且没有娱乐和商业配套。

到了10月下旬，在北戴河区，疗养院和酒店面向街道的商铺已经关门，这些关门的商铺中，有咖啡馆、小餐馆、打印店、照相馆和小卖部。在北戴河最繁华的东经路与西经路交会的十字路口，仅有的一个较大的超市已经关门。

一位服务员告诉记者，这里没有类似于家乐福、沃尔玛这样的国际大型超市，甚至没有类似于物美这样的大型连锁超市。一位当地居民告诉记者，如果家里需要买个电器之类的，他们一般还是去海港区买。

在几年前，北戴河区旅游业中，也曾有投资者意识到，应在大量疗养院提供“住”的基础上，打造北戴河“玩”的一环，提供娱乐场所。在北戴河区奥林匹克公园西南临街的黄金路段，一栋威武雄壮的大楼正在改造。曾经，这是一座影视城，据孙谓青介绍，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多家投资商搞影城等娱乐场所，但一阵跟风之后，都是以失败收场，这栋大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当时，上来的一批娱乐项目档次太低，这阵风一过就不行了，根本没有形成北戴河的娱乐配套功能，再加上投资商内部的问题，这些年一直在改造。”孙谓青说，“如果当时真的做起来，对现在北戴河的带动就大了。”

孙谓青认为，北戴河旅游的希望还是在于疗养院自身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高端休闲旅游的兴起。他说，“北戴河的娱乐项目建得再好能比过北京、上海吗？再好的主题公园能比过香港的迪士尼吗？北戴河最核心的定位还是度假之都、休闲天堂。”

在过去十年，北戴河区的疗养院和宾馆林立，但没有一家能够奋发图强打造为一个五星级的宾馆。其实，机关疗养院才是最有条件发展为五星级酒店的。

孙谓青说，但当前疗养院还是坐等客来。

即使想为众多的疗养院提供购物、餐饮和娱乐的配套，由于空间不足，北戴河区政府也是难以发挥才干。北戴河总占地70.3平方公里，其中5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海滨镇和戴河镇所占据，其余十几平方公里的海滨区域被各大休疗养单位所占据，除去旅游区的湿地、山林和绿化带之外，可开发空间几乎所剩无几。因此，要将东南部的滨海旅游业发展起来，必须带动部委疗养院的积极性，主动进行产业开发。

据中共北戴河区委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每年，北戴河区都要搞一些旅游节类的活动，希望组织起各个疗养院，共同为休闲产业造势，并吸引客源。

核心提示：中共中央领导人确定在北戴河实行避暑和办公制度，正式形成于1953年夏天，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时。当时北京夏天炎热，又没有空调设备，连风扇都少有，中共中央派一个考察小组考察了大连、青岛等地，从环境、地址、路途等方面考虑，认为北戴河海滨沙子质量很好，海滩不陡峭，鲨鱼也很少，距离北京又比较近，因此决定将这里作为中央领导避署办公点并成立了筹备组。

1960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资料图

本文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徐焰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戴河解放之刻，国民党达官显要和外国驻华人员逃走时丢下的一幢幢空别墅，当即被人民政府接收。

据统计，当地共留有各式别墅723处，加上附属的饭店、旅馆、舞厅和影院，建筑面积达18万平方米，可谓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处海边避暑建筑群。

当时，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尚未结束，但接管工作已开始紧张有序地进行。1949年11月底，组建了中共北戴河海滨区委员会和海滨区公所，管理避暑区的房舍，使其没有受到破坏。同年12月15日，秦榆市人民政府成立，海滨区归其所属。

解放之初的北戴河海滨，便受到进驻北平的中共中央的重视。1949年4月，解放军军管会接收铁路宾馆、莲蓬医院和交通株式会社社员休养所，一些对革命有过贡献的、患有慢性病的领导干部以及伤残人士在此得到妥善照顾。中组部招待所负责人又在北戴河组建中组部疗养院。

1949年6月，当时因身体不大好而不主持重要工作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来到北戴河海滨。他是第一个来此的中央领导人，住在原铁路宾馆1号楼。此后，朱德几乎每年都来北戴河休息疗养，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他曾对其夫人康克清感慨地说：“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最好啦。”话虽如此，这位老革命家仍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响应毛泽东关于党的领导人死后应火化的号召，没有土葬。

在为领导干部选择疗养地之时，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又首先考虑到职工群众的疗养问题。1949年6月，中国铁路总工会北戴河肺结核疗养院成立。这是北戴河海滨建立的第一所工人疗养院。

1950年初，经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亲自选择，批准在北戴河建设外交人员休养所。当年暑期，成立了“外交部驻北戴河联络组”。休养所接收了位于东经路、东一路、东二路、保二路、保三路和中海滩一带的别墅34幢，开始接待当时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等国的驻华使节。

当时，作为一种待遇，北戴河接待着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作为一种荣誉，北戴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避暑办公的指定地点。至于北戴河外交人员宾馆的诞生，则标志着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他的尊贵客人、友人所提供的一种方便和尊敬。宾馆作为国家外交部所属的为外交路线服务的重要场所，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以及国家的主权尊严。

解放初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中央领导人忙碌万分，只要身体能够支持，都想不到疗养。毛泽东虽然久闻北戴河之名，也非常喜好游泳，却在解放后的4年多都未曾到过这一距北京很近的海滨避暑地。

新中国一建立毛泽东即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后，毛泽东于1950年2月间，回京途中曾来到山海关。当时周恩来总理陪同在他身边。

当时刚刚解放不久，长期在战乱摧残下的“天下第一关”，城楼缺门断户，残破不堪，满目疮痍。深深喜好历史的毛泽东看着山海关的沧桑景色，沉思了一会儿，并没有多说什么。据当时跟随毛泽东身边的师哲回忆，初解放时无论毛泽东走到那里，望着残破的山河，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此刻的毛泽东，可能也是这种心情。他与周恩来看了一下山海关，便匆匆登车回北京，没有去相距不过10余公里的北戴河。

核心提示:整个工程经费开支约4000万元。如果考虑到很多物资、材料都按内部价格结算，还有许多物资设备是无偿调拨以及主要是由部队施工等因素，这几千万元只不过是实际开支一个零头儿。

周恩来顺便讲到了南湖房子问题。他说:“主席让我给大家打个招呼。主席说: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负责修的。过去，我在广州白云山有一栋房子（按:即鸡颈坑），但是，以后住了外宾，才叫东兴另外选址再修一栋。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设计施工的。”

汪东兴交代为毛泽东建新居——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之一

作者系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

在广州，大概无人不知北郊有个因南湖而得名的游乐场和豪华宾馆群。但是，在1971年之前，从政府官员到一般市民，却谁也不知道广州有个南湖。准确地说，从1971年5月之后，南湖二字才开始出现在高度机密的大比例尺内部地图上。难道这是新开凿的人工湖吗？不是。其实它是白云山北麓早已有之的一个天然湖泊，本名磨刀坑水库。它之所以改名，是因为1971年在这里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重要领导人修建住所而引起的。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毛泽东常来广州。初时他的住处只有珠江北岸的中共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1号楼。以后又在白云山的鸡颈坑为他修了一组房子。从1962年后，连续多年毛泽东未来广州。这期间，除白云山的房子曾接待过西哈努克亲王外，省委小岛的房子一直空着。两处房子都没有进行大的维修。

197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面告诉在京开会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毛泽东有意于年底去广州过冬，毛在广州原住的两处房子长期空置，比较陈旧，怕是不适用了，希望军区和省委在广州近郊按照靠山、近水、幽静、保密的原则，另行选址为毛泽东新修一处住所。回到广州，丁盛和刘兴元立即按汪东兴的要求亲赴白云山区勘察，两人同乘一辆汽车围着白云山主峰转了半天，但未发现理想的建房地址。

就在广州军区领导人积极筹划为毛泽东修建新住所之时，突然发生了江青大闹小岛事件。这年3月末，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下，由海南岛榆林飞来广州，安排她住小岛1号楼。以前江青常住这里，那时她对这里环境比较满意，因而军区和省委领导人都没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岂知，经过“文化大革命”，江青已经今非昔比，她已不仅是毛泽东夫人，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要求自然也就不同以往。她一进入1号楼，见这里基本上还是10年前的旧貌，便面有愠色。而更使她恼怒的是，经过10年发展变化，小岛南面的珠江水面，早已失去了早年的宁静。入夜，不时从江对岸的工厂传来机器轰鸣声和汽笛声，还有江上不断驶过的机帆船的“突、突”声，声声入耳。

江青来了个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是成心不想让我休息！”她扯着嗓子命令随员，“走！通知机组，马上准备起飞，回北京！”吴法宪和军区领导人全都慌了手脚，不管怎样解释、检讨，江青就是不依不饶。万般无奈，只好向周恩来告急。周恩来在电话里劝了好一阵子，江青总算给了一点面子，答应天亮之后再走。军区和省委领导不敢再有丝毫马虎，通知对岸工厂立即停工，又责成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迅速组织人力，到小岛东西两侧江面，拦截各种船只，一律不得通过小岛江面。

第二天，江青余怒未消，悻悻而去。

江青这一闹，让刘兴元、丁盛等人深切感受到为毛泽东以及江青修建新住所的紧迫性。这一闹，也把原来在北京遥控指挥的汪东兴推上了第一线。4月11日，汪东兴乘专机到广州，稍作停留，即邀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任思忠与他同赴海南岛，在陵水军用机场降落后，即转乘汽车去崖县（今三亚市）榆林要塞区大院，察看了不久前江青住过的“元帅府”，就“元帅府”的维修、改建等问题作了指示，随即与任思忠飞返广州。

“元帅府”要维修、改建，也因江青引起。3月间江青住在这里时，嫌房子门太多，风大；嫌电影放映机没有机房，放电影时机器好像在她头上响，让她头痛；嫌随员住的房子离她太远，她呼叫不便；还嫌“元帅府”没有好车，她的车是用专机从北京运来的。听说江青对“元帅府”的接待工作有这样多意见，广州军区领导哪敢怠慢，赶紧叫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张小军带上一名建筑工程师，赶赴榆林，同海南军区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元帅府”的维修、改建问题；又把省革委会最好的一台银灰色“奔驰280”轿车也调给“元帅府”使用。

4月13日下午，汪东兴在军区大院留园7号同军区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为毛泽东建房方案。汪东兴在提出修建的基本要求之后，特别提到:毛泽东对他在北京之外的几处住所，比较喜欢的一是武昌东湖，二是杭州西湖。武昌的房子设计、建筑好，杭州的房子四周环境好。军区可以派人到这两地看看，将来在选点、施工时，争取把这两处的优点结合起来。

14日上午，汪东兴由刘兴元、丁盛陪同，先看了在白云山东麓老虎洞为林彪修建的房子，然后到军区初步选定的计划为毛泽东建房的磨刀坑作现场勘察。

磨刀坑是白云山东北的一块小盆地，南距沙河约五六公里，东距广（州）从（化）公路约1.5公里。这里原是广州军区工程兵仓库，周围山上是茂密的松林，远离村落，环境清幽，便于保密，进城却又比较方便。惟一的缺点是没有大的水面，而毛泽东又特别爱水。汪东兴也感到这个地块不够理想，希望军区能尽快找到更好的地方，但是时间紧迫，要作两手打算，可以先在磨刀坑作施工准备。

取经

施工时间满打满算只有5个多月。兵贵神速，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军区便派副参谋长刘如带领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王庆林、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张小军、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邹合典和一位建筑工程师，乘军区值班专机飞武昌“取经”。武汉方面已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对此十分重视，把刘如等安排住在东湖，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刘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接见，然后派专人带领刘如等人参观，详细介绍情况和经验，解答问题。

4月17日，刘如一行飞往杭州，同样受到浙江省党政军领导的热情接待。刘如等人不仅参观了毛泽东的住所，还看了正在为林彪修建的房子——过去杭州没有林彪专用住所。

4月18日，刘如一行返回广州。此时刘兴元和丁盛去北京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临时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的副司令员江燮元于19日听取刘如等人汇报。通过对武昌、杭州两地的参观比较，刘如等人深切感到，毛泽东原在广州的几处住所，明显陈旧落后，修建新房刻不容缓。武昌和杭州的房舍、庭院优点可以借鉴，不难做到，但是磨刀坑的周围环境与武昌、杭州相去甚远，且无法改变。看来还需另觅更理想的新址。他们还认为，武昌与杭州的接待班子实行军队与地方合一、接待服务与安全保卫合一的做法，操作灵活，效率高，值得借鉴。

江燮元赞同刘如等人的建议，指示一面抓紧进行磨刀坑的施工准备工作，一面继续勘察，争取找到更好的地方；同时责成司令部管理局和军务动员部共同研究，参照武汉的模式，拟制组建接待机构的方案。

为了加强施工领导，统一调度施工力量和物资，成立了由江燮元挂帅，有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主要领导和广东省、广州市各一位负责人参加的施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刘如兼主任，王庆林、张小军、邹合典和军区工程兵、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军区后勤部各一名领导为办公室成员。

选址

4月26日，受命专司组织指挥磨刀坑建房工程的王庆林和邹合典，携带工程设计初步方案和有关资料飞往北京，先到京西宾馆向刘兴元、丁盛作了汇报，经同意后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指定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听取汇报。28日，毛维忠来到王庆林和邹合典住处军委三座门招待所，传达汪东兴对方案的审查意见。汪东兴原则同意军区报送的方案。但是，令王庆林和邹合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汪东兴指示军区的任务还要加码:在毛泽东住所附近，还要再为周恩来、康生、江青各修一组房子及相应的附属建筑，而且都要在年内完工！

王庆林、邹合典又到京西宾馆向刘兴元、丁盛汇报了汪东兴新下达的任务，刘兴元和丁盛也吃惊不小，感到压力巨大:据粗略计算，计划为毛泽东修的房子约1万平方米，5个月内完成，已经够吃力了，如今又增修3组，即使到年底也只有8个来月，谈何容易！更何况，磨刀坑那里地幅不够广阔，安排毛泽东的一组房子已属勉强，现在要修4组房子，如何摆布得下？

刘兴元、丁盛决定:一定要另觅新址。

经过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围绕白云山反复勘察比较，最终他们建议把新址定在磨刀坑水库南岸一片地方。

磨刀坑水库比磨刀坑只多两字，但两者环境、条件大不相同。磨刀坑水库水面约1平方公里，状似一条头朝西南尾向东北的鳄鱼，有六七条较大的分汊。它与磨刀坑相距不过1.5公里，但中间隔了座山，因而各自形成独立小环境。较之磨刀坑，磨刀坑水库的最大优点是有一块不小的水面。这里虽不能与武昌的东湖和杭州的西湖相比，但在广州市郊，却十分难得；更何况水库四周有青翠的山峦林木，这方面的条件就不让东湖和西湖了。

据初步测算，磨刀坑水库南岸可供建房的地段近2公里，更兼这里地势起伏，树木掩映，建房容量很大，确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所。经刘兴元、丁盛看过之后，终于决定把计划给毛泽东修的房子定在磨刀坑水库，江青的房子也安排在这里，周恩来和康生的房子则放在磨刀坑。

13日晚，毛维忠再次向王、邹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汪对磨刀坑水库环境很满意，他大体赞成军区对建房布局的意见，但是，汪东兴特别交代:毛泽东和江青的房子不要靠得太近，要把江青的房子“甩远一些”。王庆林、邹合典听后纳闷儿不已。

汪东兴要求军区尽快呈报设计图纸，他要亲自审查毛泽东住房的图纸；周恩来住房的图纸则交由邓颖超和总理办公室审查。

王庆林、邹合典回广州向军区领导汇报了汪东兴的指示，军区领导和机关又是一轮紧张的运作。在具体研究4组房子的定位问题时，军区领导又有了新的想法:既然磨刀坑水库南岸可供建房的面积很大，再考虑到将来的管理问题，何不把4组房子都集中到磨刀坑水库来？

5月26日，王庆林、邹合典奉命第三次进京。他俩不仅带去了4组房子的分布图、设计图，还带去了低空拍摄的航空照片，磨刀坑水库及其附近的地形、地貌一览无遗。

这次是毛维忠和汪东兴一位姓孙的秘书一起听王庆林、邹合典的汇报。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毛维忠在听汇报后当场讲了许多看法，那位秘书也讲了不少意见。可以看出，这位秘书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生活习惯极为熟悉，对园林建筑也颇为在行。

毛维忠在临走时说:“这是最后一次审查了。你们回去就要马上组织开工。不过，刚才我讲的不一定算数。我还要向汪主任汇报，看看他还有什么指示。你们先不要走，说不定汪主任还会直接听你们的汇报。”

果然，5月31日，王庆林和邹合典接到孙秘书的电话: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孙秘书亲自开车把王庆林、邹合典接到人民大会堂。

由于汪东兴已经仔细看过了广州军区上报的书面材料，因而不需王、邹二人再作全面汇报，他们只根据汪东兴的提问作了一些补充说明。接见主要是听汪东兴的指示。

汪东兴首先对广州军区1个月来的工作大加夸奖，认为军区主要领导领会意图好，决心大，行动快，所以才有现在的成绩。他赞同军区把4组房子都放在磨刀坑水库南岸的意见。接着谈到技术问题。汪东兴谈得十分具体，对计划修建的4组共40栋房子从布局、结构、环境布置到内部装修、陈设，都一一提出要求。特别是对毛泽东和江青的房子，讲得尤其细致入微，一丝不苟，连地毯边角的图饰、色调，哪一盏灯的位置和灯管、灯泡的瓦数，这些极不起眼的问题，都有明确要求。王庆林、邹合典竖起耳朵听，飞快地记录，惟恐有点滴遗漏。

讲到最后，汪东兴忽然又给王庆林、邹合典来了个意想不到:“磨刀坑水库这4组房子大体就这样了。那么，原来你们选的磨刀坑那里怎么办呢？你们回去向军区首长讲一下:那里还是利用起来，仿照磨刀坑水库第一组房子的模式，在那里给主席再修一组。那个地方也有优点:隐蔽、清静、朝向好。这样，一共修建5组房子。还有，省委小岛1号和鸡颈坑的房子，你们也要改建好。将来主席休息主要在磨刀坑水库或磨刀坑，办公可以到小岛或鸡颈坑，让主席活动一下。”汪东兴还给这种活动方式起了个名字:“坐车被动运动”。接着，汪东兴又讲了一句让王庆林和邹合典头大的话:“建筑材料你们自己解决，不要找我们，我们管不了！”

改名

接见将要结束时，汪东兴又讲了新房建成后的管理机构问题。他说:“机构的名称，就按你们的意见，叫南湖招待所吧。磨刀坑水库以后就改称南湖，磨刀坑改称松园。招待所把这两个地方统管起来。”

为磨刀坑水库和磨刀坑改名，最早出自刘如和王庆林的建议。一次在现场研究施工计划，不知是谁先提出，把毛泽东的住地冠以“磨刀”二字，总觉不雅，而且不利于保密。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凑了一个意见:武昌有东湖，杭州有西湖，广州在南，何不把磨刀坑水库叫做南湖？磨刀坑有茂密的松林，莫如改称松园。他们把意见报给丁盛，丁盛觉得有理，同意将意见上报。现在汪东兴一锤定音。

接见结束时，汪东兴对王庆林和邹合典重申了4月间他在广州讲过的话:“请你们回去告诉丁司令员、刘政委，给主席盖的房子一定要在国庆节前完工。主席国庆节一过就去广州。从现在到9月底还有4个月，你们务必抓紧！”稍停，他又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七一’过后，我就让毛局长到广州去看看。”

真是急如星火。

在积极筹划建房工程的同时，广州军区还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和武昌、杭州的经验，紧锣密鼓地研究组建一个统管广州市军队和地方内部接待机构的问题。受命负责这项工作的副参谋长刘如，经过与军区三大部和各有关业务部门多次研讨，建议将新机构定名为“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招待处”，下辖南湖、省委小岛、从化温泉等接待单位；还计划组建5个警卫连，编制总人数1300人。军区领导同意刘如提出的方案，迅即上报，中央军委办事组也很快批复同意。

招待处于5月末正式宣布成立，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原副局长张小军被任命为招待处长，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原副主任丁峰任招待处政委。

施工

工程计划一经批准，就马上大干起来。如此庞大的工程，要解决的问题一大堆。首先是施工队伍从哪里来？由于经费无保证，又要求保密，更何况工期紧迫，工程复杂，要求高，因而除经严格审查先雇请1800名技术工人外，不得不动用部队和部队的运输车辆以及大量工程机械。

为便于保密，整个工程称为“705工程”。这一代号来源于1970年5月中央军委批准广州军区指挥机关因战备由东山迁往郊外山区，需要修建部分营房；与此同时，军区又要为林彪在白云山下修建一处房子，于是将这两项工程统称为“705工程”。这两项工程于1971年初基本结束。如今，南湖、松园、小岛、鸡颈坑等处工程沿用这一代号。

为了抢时间，在施工程序上不得不打破常规，实行边设计边施工。

缺少经费和建材，广州军区首长和机关不得不四处“化缘”。被求到的单位负责人，一听说是给毛泽东修房子，一般都慷慨解囊，尽力支援。军区最先求到的是总后勤部。由副部长陈庞经手，一次就批了1000万元——事后听说黄永胜已经向总后打了招呼。广东省革委会自然也是捐助大户。缺少木料，向东北求援，沈阳军区帮助解决了5000立方优质木材，分文不收。

军队修建高级宾馆毕竟经验不足，需请地方专家能人指导。王庆林、张小军等人想起了广州市原副市长林西。林西过去分管市政建设颇有建树，在广东是公认的一位懂建筑工程的领导干部。“文革”一来，他那一套一下子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情调”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本人也进了“牛棚”。此时他正在从化“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施工办公室给丁盛、刘兴元写报告，建议请林西为顾问，丁、刘照准，批示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办理。施工办公室的几位领导急不可待，立即派人派车赶赴从化，把林西接来。这位经过“文革”洗礼的领导干部，全然没有一点市长的派头，同王庆林、邹合典等人一起，长期吃住在工地。在共事的军队干部的鼓励下，他逐渐打消了“穿新鞋走老路”的顾虑，又拿出了他的绝活儿。同样的东西，现在服务对象变了，自然也就不再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了。他的意见受到施工负责人的重视。特别是在环境利用和庭院布局设置方面，他力主尽可能保持自然美，尽量减少人工痕迹，这些意见都被采纳。在修建江青住的主房时，房后有株大松树，妨碍施工，很多人主张砍掉，王庆林反对。林西支持王庆林的意见，他说，修栋房子不过一年半载，这棵松树没有百八十年长不起来，砍掉多可惜！要把它利用起来。他叫人在树的四周挖了个浅池，池中铺上小石块，放进半池清水，树下立了块大石头，刻上“劲松”二字，众人无不喝彩，成为园中一景。林西又叫人把施工挖出的土方在院子里堆了几个数十厘米高的平缓土包，园内空地遍置草皮，很自然地把四周的天然景色与园林之美结合起来。1972年后，江青曾多次来这里居住。这位刁钻古怪最难伺候的女皇，居然对她住处的环境表示比较满意。曾同林西共事的军队干部对他无不叹服。

参加施工的部队官兵，把施工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冒着高温酷暑，昼夜苦干，在民工的配合下，工程进展神速。到9月中旬，小岛1号和鸡颈坑1号改建工程都已完成，为毛泽东修建的南湖第一组房也已基本建成。眼看国庆节即将到来，广州军区首长逐日了解收尾工程的进展情况，积极落实迎接毛泽东来广州的各项准备工作，惟恐发生一点纰漏。

“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修的”——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之二

突变

南湖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当中，却不料，霹雳一声，出了个“九一三事件”！

9月13日凌晨，丁盛突然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周恩来的声音略显急促:“丁盛同志吗？我告诉你: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他的老婆、儿子，坐飞机向北面跑了！你们要注意掌握部队。毛主席命令:广州战区的陆海空军统由你指挥！”

丁盛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周恩来讲的那个人是谁？他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周恩来连问了几个“你听明白了没有”之后，他猛然想起半个月前毛泽东在长沙同他和刘兴元等人谈话的情景，现在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他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毫不含糊地表态:“请毛主席放心，不管是谁，只要他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坚决打倒他！”

放下电话，丁盛马上去找刘兴元。两人决定立即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接着，军区机关、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军区主要领导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中央出了大事，国庆节后毛泽东还能来广州吗？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私下里有此议论。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丝毫也没放松，总是要有备无患嘛！

1971年的国庆节北京没有举行群众聚会，也没放焰火，汪东兴多次讲的毛泽东看完焰火就南下广州的计划也落了空。

5月间经军委办事组批准组建的招待处，搭起了架子，兵员却迟迟没有着落。到了年底，军区几个主要领导和参谋长孙干卿议论:北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中央首长哪还能到广州过冬！以后也不会有多少接待任务，要个大招待处有啥用？招待处几个连队的补兵计划至今也没有批，我们何必硬撑着，干脆把招待处撤销算了！意见报到总参谋部，很快批复同意。12月27日，成立仅仅半年多的招待处宣布撤销，同时成立团级的南湖招待所，由司令部管理局领导。

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始终没来广州。广州军区许多人都说，当初若不是考虑接待毛泽东，哪能兴师动众在南湖修那么多房子？结果白费了力气！

岂止是白费了力气！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很快就明白，他们满怀一片赤诚，辛勤播种耕耘，到头来收获的竟是一个烫手却又甩不掉的山药蛋，是一只咽不下也吐不出的苦果子——围绕“705工程”，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凡参与组织实施这项工程的，绝大多数人受到长达数年的清查批斗，遭到不公正的处理，有的甚至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事业和政治生命！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断从北京传来对广州军区不利的消息。有的权威人士作了这样的论断: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林彪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又是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林彪现在反党叛国，曾计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广州军区与林彪关系很深，因此，应该作重点清查。

补救

广州军区负责人对外界议论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随着这股风越吹越大，他们开始有些不安。冷静地想一想，这中间确有纰漏。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一项耗资数千万元、调动千军万马的浩大工程，竟然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批件，没有列入国家建设计划！过去全凭上面某人的口头指示甚至暗示，全凭对领袖的“深厚阶级感情”，就不顾一切地大干起来。现在如果较真儿，上面再不认账，那可是空口无凭，有理说不清呀！

要赶快采取补救措施！

1971年11月底的一天，丁盛把王庆林叫到他家里。丁盛披着件棉大衣，面带倦容，坐在沙发上。一向快人快语的丁盛，此时有些心绪不宁地对王庆林说:“最近北京对‘705工程’有些反映，说是给林彪修的。我们过去也疏忽了，工程没有在国家正式立项，没有‘户口’。我和汪（东兴）主任商量过了，这事儿需要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补报一下。你对情况熟悉，你尽快准备一下材料，去一趟北京，向计委、建委作个汇报。汪主任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再看看汪主任还有什么指示。”

12月3日，王庆林携带“705工程”设计图纸、已建成和正在修建的房屋照片以及文字材料飞抵北京，同行的还有一位通信科长。到北京后，王庆林首先感到异常的是，这次他没有被安排住军委招待所，却被安排到了北京饭店；那里的工作人员又特热情，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随。王庆林感到很不自在。

当晚，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和国家计委一位叫张彦文的处长来到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

谢北一和计委的那位处长对王庆林很客气，在听过汇报并看了王庆林带去的一些资料、主要是照片之后，谢北一说:“军区修房子，东兴同志到现地看过了，整个工程情况他清楚，我们按东兴同志的意见办就是了。我们不是对这项工程进行审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这项工程，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你们申请解决420套陶瓷洁具，数量大了，要这么多干什么？主席最近有个指示:国内节俭些，多外援一些。你们要的洁具都是高级产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员的住房可以不用嘛。”

临别时，谢北一看了一下张处长对王庆林说:“很快要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了，你们还缺什么材料，到时可以在会上提出来。”

两天后的晚间，毛维忠也来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并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汇报近3个小时，毛维忠不时提问，而且问得很细。最后他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修这项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后，有人写检举信，说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这个工程确实大了些，又没向中央正式报告。工程经费，你们军区首长原来表示自己解决，后来又到处要钱，总后就是1000万，还向军委工程兵和广东省要，动用兵力也很大，难怪有反映。现在你们赶快写个材料，向中央补报一下。

王庆林表示回广州后立即向军区领导汇报，然后以军区名义向中央写个报告。

“不行，”毛维忠斩钉截铁地说，“汪主任让你们马上写。”

王庆林不敢作主，打电话请示丁盛，丁盛说就按汪主任的要求办。王庆林只好写，签了自己的名字。

毛维忠拿上王庆林写的报告和各种资料走了，说是马上送汪东兴审查。

不到1个小时，毛维忠又回来了，传达汪东兴看过王庆林的材料后的指示。汪东兴对工程总的感到满意，认为军区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庆林回到广州后要提醒军区领导:现在“政治气候不对，要避一避风”。南湖的4组房子，第一组已经完工，第二、三、四组即将完工，要继续完善配套。原计划在松园给主席再修一组房子，就不要修了。

汪东兴对南湖工程代号为什么叫“705工程”也表示不解，并问“705工程”的经费开支是否仅限于南湖工程。

汪东兴还对南湖4组房子的编号问题作了指示，认为现在的编法不妥。他说:一个办法是不编号，以地名命名；也可以把1、2、3、4的顺序颠倒过来，或者把现在的编号打乱重编。将来房子都修好了，不要说哪套房子是为哪位首长修的，首长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

检查

王庆林于12月7日向丁盛、刘兴元、江燮元和军区参谋长孙干卿等人汇报了赴京汇报情况。汪东兴和国家建委领导都肯定了“705工程”是为中央修建的工程，只是手续有些不够完备，这让军区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对汪东兴所作的指示，他们认真研究了落实措施。但是对汪东兴关于停建松园工程的指示，他们却觉得问题很大。当时工程的地基已经打好，各种建筑材料也已大部备齐并进场，而且这些材料大多是为松园工程定制的，无法改作他用，如果停工，将会造成很大浪费。会后丁盛、江燮元和孙干卿又去现场察看，觉得工程还是不宜半途下马，三人又向刘兴元讲了他们的意见，最后一致决定，还是要一鼓作气，把这组房子修完。刘兴元说:“修起来没人住，就是当仓库，也比半拉子工程丢掉强。”

汪东兴很关心他的指示的落实情况。12月29日，毛维忠奉汪东兴之命专程来广州检查“705工程”施工质量。他到广州时已近黄昏，乘车迳赴南湖，顾不上休息，由王庆林、张小军陪同，先后检查了为毛泽东和江青修的两组房子。当晚他住在毛泽东的房子里，亲身体验房子是否适用合格。

第二天，毛维忠又仔细查看了毛泽东在省委小岛和鸡颈坑住过的房子以及军区在老虎洞为林彪修的房子，并在鸡颈坑也住了一夜。鸡颈坑的房子虽然比南湖的任何一组房子都小得多，装修更不能相比，但它自成格局，而且早已完成装修，更适于居住。汪东兴和毛维忠决定这里继续作为接待毛泽东和江青的一个备用点。果然，1972年8月，江青在广州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连日进行长谈，这里便成了她的落脚点之一。这是后话。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参谋长孙干卿在老虎洞会见了毛维忠。毛维忠重述了“九一三事件”后北京一些人对“705工程”的议论和疑问，他承认，工程规模确实大了点，花钱也多了点。他说:“这我也有责任，应该作自我批评。”但是，这项工程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说，汪东兴已经在王庆林受军区首长委托在北京写的那份材料上附了意见，说明工程是为中央首长修的，“与林贼无关”，报中央备案。毛维忠又给广州军区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汪主任说，你们只管放心就是了。”

最后，毛维忠对他看过的几处房子逐一品评，提出改进要求，共有数十条之多，其观察之细致和要求标准之严格，给在座者留下很深印象。

检查完了广州，毛维忠又去海南岛榆林检查“元帅府”。直到1972年元月2日，毛维忠返回广州，仍住南湖为毛泽东修的房子。丁盛和军区政治委员任思忠去看望他，再次同他交换了意见。

竣工

经过1万多名部队官兵和几千名工人不分昼夜的苦干，包括南湖和松园新建的5组房子以及省委小岛1号楼、鸡颈坑改建工程在内的“705工程”，终于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

且看南湖和松园新建工程的一些主要数据:

南湖1组:1971年5月2日开工，9月27日竣工。共建房15栋、9043平方米，其中主房2644平方米，副房6399平方米。

南湖2组:1971年6月19日开工，12月末竣工。共建房13栋、6280平方米，其中主房2573平方米，副房3707平方米。

南湖3组:进度同2组。共建房5栋、5698平方米，其中主房2864平方米，副房2834平方米。

南湖4组:1971年8月2日开工，1972年1月末竣工。共建房7栋、6902平方米，其中主房4067平方米，副房2835平方米。

松园（亦称南湖5组）:1971年9月开工，1972年6月末竣工。共建房15栋、1.3万平方米，其中主房7000平方米，副房6000平方米。

以上共计建房55栋、40923平方米，其中主房19148平方米，副房21775平方米。

此外，还为南湖招待所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分队、通信站等）修建办公室、宿舍、营房7000平方米。

除住房外，另建成350米的防护坑道1条，大型隐蔽部3个，半地下电站1个，各种电缆196公里，道路25公里，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钢材8450吨，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万吨，石料8.97万立方米，沙子5.42万立方米，红砖2500万块。动用步兵、工程兵、汽车兵共28个营、1.2万人，运输汽车458台，各种施工机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还雇请民工3000人。

工程堪称高速优质。如此庞大的工程，仅用1年稍多一点时间；一组1万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仅用半年左右时间建成，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南湖与松园工程建成，让广州原有的内部高级招待所无不黯然失色。这里环境开阔，湖光山色，风景幽美，空气清新；布局合理，设计精妙，工艺严格，陈设考究。此外还有两个最大特点:建筑高大、坚固。主房最大房间面积400多平方米，室内最高处8米，其余房间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进入房内都有一种渺小的感觉。房子的坚固程度主要着眼于应付突发意外情况:外墙可以抗住1发85反坦克炮弹的直瞄射击，屋顶能防口径最大的160迫击炮弹；坑道、隐蔽部能抗住1枚3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有人戏言:万一发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转180度，也保证不会散架。

指示

在广州郊区为毛泽东修房子，作为总策划的汪东兴是何时、如何向毛泽东报告的，局外人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帮”后，汪氏在他发表的一些回忆往事的文章中，对此一字未提。但广州军区领导人，则是在建房过程中，便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的。

1971年8月，毛泽东离京乘火车南下，向一些“诸侯”“吹风”，挖林彪的“墙脚”。8月底，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和粤、桂、湘三省区主要领导人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接见过程中，丁盛曾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报告:“主席，给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广州过冬。”

毛泽东只是简单地说:“好嘛。”并未感到诧异，更没再往下问。这表明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

毛泽东接见丁盛、刘兴元等人时，汪东兴一直在座。

1972年10月2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决湖南问题——主要是所谓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卜占亚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周恩来顺便讲到了南湖房子问题。他说:“主席让我给大家打个招呼。主席说: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负责修的。过去，我在广州白云山有一栋房子（按:即鸡颈坑），但是，以后住了外宾，才叫东兴另外选址再修一栋。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设计施工的。”

周恩来接着说:“主席讲到这里，我还插了一句:那里的房子，我去看过了。我住的房子，也是按我的意见修的。”

周恩来最后点明了他谈这个问题的目的:“主席指示:以后谁也不要再在广州房子的问题上钻空子、做文章了！”

毛泽东的指示果然顶用。尽管广州军区领导人和部队同林彪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九一三事件”后不断有人试图把广州军区的一些重大活动，包括南湖建房问题同林彪挂钩，但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在“批林整风”运动高潮中，竟无人再提南湖房子的问题。相反，那时还不断从北京传来毛泽东表扬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的话，说他们听了毛的“吹风”之后，态度鲜明，转变快，“听我（毛泽东）的话”；“九一三事件”后，又认识错误好，检讨深刻。1972年8月23日下午，江青在广州友谊剧院向党政军机关局、师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宣讲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她的那一封信。临近结束时，她话题一转，讲起了“九一三事件”。她说:“九一三”凌晨，周恩来向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林彪出逃情况，她当时就在现场。广州军区接电话的是丁盛。听了周恩来的情况通报后，丁盛当即毫不含糊地表示:“广州军区全体指战员坚决听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他！”撂下电话，周恩来满意地连说了两声:“哎，丁盛好，丁盛好！”江青似乎还怕大家不信，又说:“这我不是恭维丁盛同志，当时情况就是这样的。”

江青的这番话博得热烈掌声。江青的表态非同小可，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到会的军队干部尤其高兴，因为这证明广州军区领导班子是中央信得过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广州军区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

可是，谁想江青赞扬丁盛的讲话最终却害了丁盛。4年之后“四人帮”倒台，在劫难逃的丁盛，又被从林彪的“贼船”赶上“四人帮”的“贼船”，说他“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其罪证之一，就是江青的这次讲话。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