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ue 使用sass:董竹君的传奇人生

饮誉海内外的锦江饭店，是新上海的第一个国宾馆，曾接待过一百三十四个国家的五百多位元首及政要。它的首任董事长，是被誉为“中国的阿信”的奇女子－－董竹君。
董竹君出身贫寒，为生活所迫沦为青楼卖唱女，后结识革命党人跳出火坑，一变而为督军夫人，又因不堪夫权肆虐，毅然摒弃荣华富贵，只身奋斗创办“锦江”，苦心孤诣经营拓展，渐至同行侧目、中外皆知。
十三岁成了青和坊里“小先生”，为了多得几个钱拼命唱曲子
上海洋泾浜边上棚户区，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时为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农历正月初五，父母取名“阿媛”。她就是三十五年后声名赫赫的“锦江”女老板董竹君。
竹君的父亲董同庆是个黄包车夫，母亲李氏给富有人家当上海人称之为“娘姨”的用人。由于贫穷，竹君的一对弟妹都因营养不良、无钱治病而夭亡了。父母视竹君这颗独苗如掌上明珠，有时即使第二天菜钱不够盐蘸筷了，也要买碗馄饨让女儿解馋。夫妻俩拼命劳作又省吃俭用，为的是多积蓄几个钱送竹君去念书，企盼女儿长大了嫁个好丈夫，晚年也算有个依靠。
小竹君天资聪明，读书过目不忘，特受老师喜欢。她虽是女孩，调皮却胜似男孩。老师不在时，学生飞台跳凳乃至打架，往往是她带头。老师回来查究时，她又每每机警地应对逃过责罚。这与她背书背得最好、老师格外开恩有关。
家里越来越穷。母亲做“娘姨”老受东家的气，换一家又是这样，总是做不长，后来“失业”。祸不单行，父亲得了伤寒症，恶寒发热，骨节酸痛。为了看病，凡值一点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典当，无法之下，只好借债，向亲戚借，也借高利贷。
一天，母亲因郎中来看病开方不能脱身，便差竹君去一家发财亲戚处借钱。不知世态炎凉的小竹君满怀希望而去，轻轻敲门又叫了几声，走出一个男子来，竹君称呼过后说明来意，那人不发一言，“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竹君哭着回家，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一个问号：父亲母亲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勤劳的人，但为什么这样穷呢?她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赚很多的钱，让他们过上吃穿不愁的好日子!
从这天以后，小竹君变得成熟起来，在私塾里不再调皮了，读书写字加倍用功；在家里也不贪玩了。
老天垂怜，父亲的命是保住了，但没有力气再拉车了，十二岁的竹君也被迫辍学。
母亲把竹君叫到身边，郑重其事地说：“阿媛长大了，该做点事了，给你请个师父教你唱京戏。”
聪明的竹君疑心顿起，她听说过也看到过，五马路沿街的堂子里，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为男人唱京戏，还常听街坊邻居摇头叹息：又有某某姑娘卖到堂子里去了。她虽然不知“堂子”究竟是什么，但也感到那儿不是好地方。所以委婉推拒：“家里这么穷，书都读不起，为什么还要花钱学唱京戏?”
“大人的话，小孩子家一定要听，先学了再说。”母亲只能用这样的话压女儿。
“阿媛啊，京戏是一定要学的。”父亲吃力地说，“为了看病，借了高利贷，利滚利压死人，所以让你学京戏，学会了去堂子里卖唱。”
听到这话，竹君哭开了：“我不要学京戏，也不要去堂子……”
母亲抹着眼泪说：“我们就你一个女儿，实在没有办法呀，只有这条路了!”
父亲跟着劝导：“你年纪还小，去堂子里只做小先生，就是只卖唱，三年期满了就接你回来，你也赚回了三百块大洋，债也可以还清了。”
“阿媛是孝子，就帮帮爹娘的忙吧!”母亲近似哀求。
在私塾里，竹君读过“二十四孝”的故事，既感动，又敬佩，而今为了父母，她只得含泪点了点头。
师父隔一天教唱一次，让竹君先背台词，再跟着哼，然后伴着胡琴放声唱。师父夸赞竹君聪明学得快又好，竹君却总感到不是滋味。
1913年冬末的一天，北风呼啸，天气奇冷，父亲不时地喟然长叹，母亲只是纳鞋底，谁也不讲话，气氛寂静得怕人。竹君暗暗担心：今天恐怕要去堂子了。
果然，近黄昏时，来了一男一女，取出耳环镯子和花花绿绿的衣服，让竹君穿戴，又为她擦粉点胭脂。打扮完毕，他们又点燃一对红烛，嘱竹君给父母磕头。
父亲喉头哽噎：“阿媛放心，满三年就接你回家来。”母亲的眼泪如断线珍珠：“阿嫒你出去受苦，算是救了我们，一人在外，要自己保重自己啊!”
竹君泪流满面点头默应。那个女的拉着她，上了停在门外的轿子，这年她才十三岁。
到了名为“清和坊”的堂子，竹君被引上二楼，有不少人来看她，指指点点称赞她长得标致，老鸨也说她漂亮。
第二天晚上，竹君开始接受局票－－叫姑娘卖唱的请帖。她在老鸨指派的“阿姨”及琴师的陪同下，坐上堂子里自备的黄包车，按局票送达的次序，及票上注明的地址，或在堂子里唱，或去客人家里唱，或到茶楼酒肆唱。每到一处，都由“阿姨”接洽，安排竹君在客人身边坐下，琴师说声“姑娘，开始啦”，拉开了京胡，竹君便跟着唱。
真可谓一鸣惊人，小竹君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加上一副好看相，每引客人击节叫绝。时只旬日，她就唱红了。局票不断增加，每天多至五十余张，而别的姑娘不过十多张，少的不满十张。因为局票多，竹君天天不知要跑多少地方，唱多少曲子，午夜回堂子歇宿习以为常。
虽然日复一日累得要命，竹君硬是支撑着，为的是多唱一曲可以多得几个钱，也因此在客人面前强颜欢笑，把愁苦深埋在心里。
1914年的端午节，十四岁的竹君穿戴整齐，去照相馆拍了有生以来第一张照片。摄影师一再叮嘱她“笑一点”，她怎么也笑不出来。她说：“我的心情那样地沉闷，怎么能笑得出来呢?”
受孟阿姨指点物色恋人，设计跳出火坑，嫁与原四川都督
随着时光流逝，董竹君渐渐发现，到堂子里来玩乐的，不是有钱的人，就是有权的人。她又渐渐得出结论：好人是不会上堂子的，来堂子的都不是好人。
她耳闻目睹客人对姑娘口吐淫语，动手动脚，调戏猥亵，稍不如意便讥讽辱骂甚至拳脚相加，还有的姑娘被老鸨逼着与客人睡觉。竹君是“小先生”，又因她接的局票多生意好，所以老鸨特别关照客人，勿得对她非礼。但还是有客人垂涎竹君貌美，色迷迷的目光盯着她，更有的言语挑逗。竹君对这些人恨得要死，往往板起面孔不予理睬，由是被称为“冷面姑娘”、“带刺玫瑰”。
一个晚上竹君卖唱回来，老鸨正在恶声恶气大骂叫春花的姑娘，继而揪住春花的头发往墙上撞，春花立时头破血流。原来老鸨要春花陪客人同房，春花不从，引来一顿毒打。
夜已深，竹君辗转难眠，从春花的遭遇，联想到报上登的，听人说的，某堂子某姑娘被老鸨逼疯，某堂子某姑娘不堪凌辱跳楼自杀，不禁担心起来：她们的今天会不会是我的明天?
从孟阿姨的嘴里，证明了竹君的担心并非多余。
孟阿姨五十多岁，为人忠厚，待人和气，每天为竹君梳妆打扮，像对待女儿一样关心着竹君的生活起居。竹君有什么心事，只愿意讲给她听，也很听她的话。一次竹君问她：“老鸨为什么要强逼春花陪客人睡觉?”
在竹君再三请求下，孟阿姨道出了个中底细：上海的妓院是分等级的，上等的叫长三堂子，清和坊也在长三堂子之列。来这里的姑娘都是有才学的，她们大都年纪还小，卖艺不卖身，行话称之为“小先生”，这在押进时就讲明的。但十个老鸨卜个坏，当客人要出大价钱与姑娘同房时，即使姑娘不愿，老鸨也要软硬兼施逼姑娘随客人的意。不给吃喝、谩骂殴打是家常便饭，春花就是为这事被打得死去活来，一些烈性的姑娘宁死不从寻了短见。
“那我呢?老鸨也会逼我吗?”竹君又抱几分侥幸，“她不是待我不错吗?”
“你年纪轻轻，哪知深浅啊!”孟阿姨叹了口气，继续讲下去，“你现在还是‘小先生’，等成了‘大先生’，麻烦就来了。你长得标致，在客人中是出了名的，不少人已看上了你，到时候老鸨要靠你发财呢，哪个客人出钱多，就逼你伴哪个客人过夜。”
“我押在这里以三年为期，期满了就回家，算计不到我了。”竹君一副天真相。
孟阿姨连连摇头：“你进了堂子就身不由己了，老鸨自有办法留你，她已把你当做了摇钱树，会放你走吗?”
竹君倔强地说：“那就去告她，就不信没有讲理的地方。”
“老鸨早已在巡捕房、衙门花了钱，他们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你能告得准?”
“如此说来，真的死路一条没有办法了?”竹君的眼泪流了出来，“孟阿姨，您帮帮我的忙吧。”
“办法倒有一个，但只能你知我知。”孟阿姨压低声音，“放点心眼，在客人中找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让他替你赎身，嫁给他。”
董竹君果真观察起客人来了，发现常来她房里的有几个男子，虽说也要酒喝听曲子，但和别的客人有所不同，穿着朴素，言行文雅，还多次神秘兮兮地议论着什么，偶尔听到“孙先生”、“宋教仁”、“讨袁”等话语。她由是揣测，这些人恐怕是革命党。这些人中，有几个曾表示喜欢竹君，竹君倒对一个叫夏之时的有些好感，夏之时从不与她开玩笑，劝她多看书报关心国事，对她的辛酸身世深表同情。
经打听，竹君知道夏之时是四川合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成都龙泉驿发动当地新军响应，四川光复后，被推为副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潜伏沪上，借堂子为掩护，与同志商讨如何再起。
忽一日，竹君的生理上起了变化。孟阿姨告诉她，从今天起她是“大先生”了，她一听急得哭了起来。孟阿姨催促说：“上次已给你出过点子了，我也给你留心了，姓夏的真的看中你了，你得加紧点啰。”
趁着夏之时又说“我真心喜欢你”时，竹君鼓起勇气问他家里有没有娘子。夏之时照实回答，先前由父母作主结过婚，但妻子已是肺病晚期凶多吉少。
竹君大为失望，不愿再与夏之时见面了。
夏之时接到了妻子病故的报丧电报，拿给竹君看，竹君怀疑有假，经孟阿姨向夏的同志询问，证明是真。
这时沪上风声大紧，袁世凯令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搜捕革命党。夏之时成了通缉对象，躲进了日租界，准备逃往日本。一天趁竹君来见的机会，告诉竹君：“我已托人向老鸨讲条件赎你出清和坊，老鸨要价三万块大洋，正在设法筹款。”
竹君气从中来：“我进清和坊只押了三百大洋．赎身却要三万块，老鸨心太黑，一文都不能给她，我自己想法逃出来。”同时向夏之时提了三项要求：不做小老婆；同去日本读书；将来回国建立一个好家庭。夏之时一一答应。
回清和坊后，竹君装病不卖唱，老鸨观察不像真病，先是花言巧语“开导”，“开导”不成便凶相毕露，一顿臭骂后，将她送去西藏路一座石库门房楼上关了起来。
竹君不吃不喝只是哭，后来听了那个男看守的劝告，吃了喝了也不哭了，还邀他一起玩牌。看守以为竹君回心转意了，不再看得那么紧了。
晚上，竹君又邀看守玩牌，玩了一阵，说想吃蛋糕，请看守买几块来。因门口斜对面就可买到，看守答应一声下楼去了。
两人吃完蛋糕，竹君又让看守买水果，看守又下楼去了。她知道水果店在隔一条马路上，估计看守已出了弄堂，飞步下楼，跳上一辆黄包车，直去日租界夏之时住所。
半个月后，十五岁的董竹君与二十七岁的夏之时举行了婚礼，从打扮到仪式都是法国式的，简朴而又热闹，革命党来宾称赞他们是文明结婚。
不堪夫权肆虐，毅然抛弃荣华跳出樊笼
婚后不久，竹君随丈夫及几个革命党同志东渡日本。到东京后，在市郊租房住下，脱离火坑，又嫁了个温柔多情的英雄，竹君的兴奋与喜悦自不必说。
但时间不长，竹君对夏之时的印象开始发生变化。
她初到东京时，是去学校读书的，后来夏之时不让她上学了，而是请了家庭教师在家中教学。竹君向往济济一堂紧张有序的学校生活，要求仍去学校读书。夏之时只是不应，他的理由是：“你年轻漂亮，在学校易受别人诱惑。”竹君听了不太高兴，显然丈夫不相信自己。
夏之时还反对妻子交朋友，如发现有人与竹君交谈、约聚，便疑神疑鬼，跟踪窥探，甚至盘问诘责。
1916年春末，夏之时奉命回国在四川组织第二次讨袁，临走时交给竹君一支手枪，一脸严肃地说：“这枪给你自卫，如果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就用它自裁。”他又急电在上海的弟弟赶来东京，名为陪嫂子读书，实是监视竹君，防其移情别恋。
次年秋天，竹君接到夏之时电报，要她回四川合江老家。她打点行装，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国琼西渡，在上海靠岸，看望了阔别多年的父母后，由水路人川。
与丈夫分别年余，竹君发现丈夫的思想品行与初识时大不相同。
当时任靖国招讨司令的夏之时拥兵自重，以筹集军饷为名，滥设关卡，强征捐税，中饱私囊，引起民怨鼎沸。出身贫苦、深恶痛绝仗势欺人的竹君，对丈夫的行径不满而又不安，曾屡屡规劝，却不是遭白眼，就是被训斥。
夏之时的好景不长，1918年被新任四川督军熊克武免除军职，移居成都当起了寓公。闲来无事又心情抑郁，他便夜以继日地混迹赌场，又抽起了大烟，脾气也越来越坏，动辄拿妻子出气。
一次，夏之时要竹君陪打麻将，竹君因即将临产身心疲惫推辞，夏之时竟大声责骂：“不识抬举，丈夫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懂吗?”竹君顶了一句：“这是赌钱，也应该听?”夏之时恼羞成怒，抓起闹钟摔去，见竹君闪过，又举起花架欲砸，幸亏被用人拦住。
在董竹君的一再要求下，夏之时勉强答应，让丈人丈母娘从上海到成都住，两老到后，被他当做用人使唤，还肆意侮辱。一次当着客人的面，大骂丈人是贼坯，给他熬的鸦片分量不足，偷了他的烟土。老丈人又冤又气，老泪纵横。竹君的母亲不慎失落了银簪，急得哭了起来，夏之时厉声呵斥：“又没死人，哭什么?来人，把她绑起来!”
夏之时嘴上讲男女平等，实是严重的重男轻女。竹君连生了四胎女儿，他每每挖苦妻子“肚子不争气”。女儿生了病甚至生命垂危，他也不闻不问，摆四方城吸鸦片雷打不动。竹君计划让女儿去读书，他极力反对说：“女孩子是泼出去的水，在她们身上值不得花钱。”
年复一年，董竹君对丈夫越来越失望，她在《我的一个世纪》中说：“我们夫妇间的感情越来越走向破裂了。”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夏之时再也不甘寂寞了，想借助川籍大员之力，重人政界，遂于1928年年初东去上海。
第二年春，竹君因四川局势混乱，又惦记着丈夫一人在沪缺少照应，还为把孩子送去上海读书，便带着四个女儿与父母离蓉去沪。
一见面，夏之时就没有好面孔，责问妻子带了一大帮人来干什么。当听竹君说上海教育先进，让女儿来上学时，他马上发作了：“女孩子多念书有什么用?让她们早点出嫁算了，你不是十几岁就嫁人了吗?上海十里洋场，把她们留在上海，弄不好还不是害了她们?”
以后一段时间里，夫妻俩为孩子读书的事争吵不休，四川籍国民党人谢持、杨庶堪等曾多次居间调解，然均无结果。
大女儿国琼的钢琴教师张景卿给竹君来信，说已去法国留学，途经香港写此信话别。夏之时先收拆了信，胡说妻子瞒着他与人往来，并把信藏了起来，天天吵个不休。竹君好不气恼，趁他不在时翻出信毁了。夏之时大发雷霆，一脚把竹君踢倒，又赶去厨房操起菜刀，吓得竹君逃出家门，跳上电车躲去表兄处。
多年积压的满腹怨愤再也无法容忍，竹君决心与夏之时分手，要求与夏离婚。
夏之时恐吓她说：“你想想自己是什么出身?又怎样从下下等人变为人人尊敬的贵妇人?如果离开了我，不是走投无路带着孩子跳黄浦江的话，我手心板里煎鱼给你吃!”
“为了孩子，为了自己，我要走自己的路!”竹君口气坚定，“女人也能自强自立，离开了男人就活不成了?你等着手心板里煎鱼给我吃!”
夏之时拍着桌子嚷道：“你已变坏了，你听了外人的诱惑蒙骗!”
“我的痛苦而又无奈的抉择，都是你逼出来的。”竹君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多年来，我委曲忍让了无数次，也不知道规劝过多少回，你却执迷不悟，我得到的只是讥讽、辱骂、殴打，甚至欲置我于死地，你已经不是我当初认识相爱时的夏之时了。”
由于夏之时不同意离婚，竹君提出暂时分居五年，夏之时答应了，并答应每年供给四个女儿一千六百元用于生活读书。
嗣后夏之时回了四川，竹君母女迁租在渔阳里一号。始料不及的是，夏之时许给的钱分文未汇，她母女生活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
五年后的1934年秋，夏之时又来上海，见竹君房中空空如也，母女身上破旧不堪，阴笑着说：“这五年的贫民窑讨饭式生活过得怎么样?感想如何?听说你父亲病得很厉害，你若回心转意跟我回四川去，我还可拿钱给老头子治病，你也可以重享荣华富贵，一辈子锦衣玉食供养你。”
“你的这一番话，更坚定了我五年前的抉择，我不需要你恩赐的荣华富贵!”竹君义正辞严，斩钉截铁。
几天后，两人在律师李伯申处办妥了离婚协议。李律师按惯例问竹君对男方有什么要求时，她说：“孩子的父亲是有钱人，不要再像分居时那样不汇分文，不要让孩子长大了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人有旦夕祸福，我若有什么意外，请求他念儿女骨肉、夫妻多年情分，继承我的愿望，培养她们大学毕业。”
甘自奋斗受挫不馁，再接再厉创办“锦江”，迎来开门大吉
早在夫妻分居时，夏之时不但分文不汇．还叮嘱沪上亲友不许接济竹君。竹君不得不典衣质物，初去当铺，在门外徘徊犹豫，如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脸红心跳。
穷困瘟神笼罩，竹君没有屈服，抱定甘于奋斗的心志，变卖了一条珍珠项链，得款八百元。她又奔走联络，邀小康之家的亲友投资，在闸北台家桥办起了群益纱管厂。
群益纱管厂在当时大上海，属第一家由女子开设经营的工厂，不可不谓新闻，引各方注目，竹君趁着记者采访的机会，作了如下声明：办厂的目的，一为谋自身生活出路及孩子有书读；二是表明妇女能办实业，能经济独立，争取在社会上应有之地位；三是时下纱管大都从外洋进口，发展国产纱管，正可抵制洋货，挽回利权，振兴民族工业。
她的这番宏论，赢得一片赞扬声。
厂是办起来了，正常运转且要赚钱谈何容易?竹君责无旁贷地包揽了“内政外交”，甚至亲自跑街。跑街即现在所说的推销，旧上海下三流的行当。一次竹君去棉纱大王荣德生处推销产品，当拿着样品去荣德生办公室时，职员们不约而同地望着她窃窃私语，因从未见过妇女做跑街，所以把她当成了怪物。竹君面红耳赤，深感求人之难。
为了充实资本，竹君邀银行投资，银行对女子办厂信心不足，往往托词拒绝。她并不气馁，这家碰壁，再走一家，虽遭白眼也在所不惜。
董竹君听取了几位南洋华侨的建议，远涉重洋去菲律宾在华商中招股，经月余游说，招得一万元，用于扩大工厂，工人由原来不足百人增加到三百多人，跻身于沪上中型工厂之列。
“群益”经历了草创艰难始有发展时，日军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敌机狂轰滥炸，厂房设备夷为废墟!
祸不单行，由于董竹君平时结交进步人士乃至共产党人，又曾参加救亡游行，并救护遭巡捕打伤的学生领袖，所以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关押了四个多月后，以政治嫌疑犯”保释。
“群益”毁于战火，股东们因局势紧张不敢再投资，竹君只得宣告停产清算。她把原先赚得的钱全部用于处理善后，一下子从女老板变成一文不名的穷人。其间，父母双亲为她的命运担惊受怕，先后得病去世。
种种困难，种种忧愁，竹君的处境正应了“屋漏偏遇连阴雨”，苦闷、心酸、悲观交集，她曾萌生一死了百事的念头，但很快她还是振作起来。她扪心自问：我自杀了，社会怎样看我?还不是说我是放着荣华富贵不享的下贱坯?夏之时岂非幸灾乐祸?我若自杀了，孩子们又怎么办?一个人能有死的勇气，为什么不能以这种勇气顽强地活下去，顽强地奋斗下去?
她有心再建企业，然钱从何来?正在这时，来了一位她所说的“义士”。
“义士”大名李嵩高，四川人，见面就说是慕名而来。
竹君一脸疑惑：“与李先生素不相识，今日光临，不知有何见教?”
“你是不认识我的，不过我早知你的鼎鼎大名，”李嵩高以敬佩的口吻道，“你带着孩子离开夏家，四川报上都登出来了，称赞你是不愿安享荣贵敢与封建家庭决裂的奇女子。受你行动与精神的感动，趁着去日本路过上海的机会，特来拜访面识，打听了好几处，才摸到这里呢。”
竹君叹了口气：“李先生过奖了，只可惜奋斗了几年，并无什么成就。”
“来日方长，不可以一时成败论英雄。”李嵩高劝慰几句后，从皮包里取出一叠钞票，“你时下的艰难我已知道了，听说你办实业受挫，这两千元你先拿去用，愿你再接再厉，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竹君感激之余，又有几分顾虑，婉言辞谢。李嵩高倒是快人快语：“你休要怀疑我是坏人，我是本着助人为乐的古训，才这样做的。你既有女中丈夫的气概，就请直受不辞。这样吧，等你有了钱还给我，这总可以了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竹君不便再推托了：“那就借用了。”
两千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又是仅有的资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办什么好呢?董竹君斟酌再三，定格在川菜上。
她在四川的十多年里，人乡随俗，从学吃川菜到爱吃川菜，且对川菜有所研究。川菜历史悠久，品种丰富，但因辣味太重，在餐饮业发达的大上海食客不多。董竹君设想改进川菜的色、香、味、形及经营艺术，使其打进上海市场，独树一帜。
决策既定，开始行动。竹君在市中心大世界附近的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租下了一幢单开间一底三楼，不仅面临宽阔马路，对面还有一大片空地。这是她选择店址的独到眼光：宽阔马路及空地，便于车子往来与停留，有利于吸引有钱阶层的顾客。
她把底楼作为专卖大众饭菜的店堂，而把二楼、三楼隔成大小间作为雅座。厨房的位置也与别的饮食店不同，不是放在底楼，而是设在屋顶晒台上，以免油烟升溢污染空气，影响客人胃口。
关于店名，竹君选定了“锦江”两字，她在《我的一个世纪》中，对此说明：
成都东门外有座望江楼，景色优美，是川中名胜之一，也是唐朝女校书薛涛栖身的地方。记得曾有人题诗云：“望江楼上望江流，人自望江江自流。人影不随江水去，江声不断古今愁。”诗中的“江”即锦江，当时成都又称“锦城”，以盛产锦缎得名，据传锦江水里濯洗后的丝绸特别光彩。鉴于以上原因，为餐馆取名时，便很自然地想到“锦江”，既富于诗意，又很响亮，让顾客觉得有美感而又易被记住。此外，又想到那位女校书薛涛和我有相似的命运，同是青楼沦落人，把我对她的同情和怀念寓于“锦江”，又有何不可?从字面上讲，“锦江”二字还象征着未来川菜烹饪艺术，有如四川锦缎一样著名，并随长江东流人海，远播重洋异国。这些就是我命名餐馆为“锦江”的动机。
竹君又选用竹叶作为店徽，与“竹君”之名相辉映，含意深远。
1935年3月15日，“锦江小餐”正式开张。
各式人等既为品尝“锦江”川味新美食，又为慕董竹君这位奇女子之名，呼朋唤友纷至沓来，竟然楼下楼上人满为患，临时添加了不少座位，连过道都不通了，只得从客人头顶上传递菜肴。南腔北调的客人一致啧啧夸赞：“锦江的川菜果然与众不同，看着嘴馋，吃起来味道好极!”
食客的口头广告威力无比，“锦江菜好吃”的赞誉四传，第二天，第三天……天天顾客盈门。董竹君以欣慰的心情说：“锦江开门大吉!”
独具匠心改良创新，“锦江”生意兴隆长成，独领行业风骚
“锦江”日复一日客满拥挤，每餐各座都要接待几批客人，生意兴隆持续不衰。连闻人杜月笙、黄金荣等也都慕名而来，岂料一尝上瘾，成了常客。也因为“锦江”生意兴隆，使本来行人不多的华格臬路变得热闹起来，各式店铺纷纷在“锦江”附近乃至整条华格臬路上争相开张，这一带的土地、房租迅速看涨。
一日杜月笙又来“锦江”，因为食客太多，菜一时上不来，忍不住发起火来，对招待员说：“吃客这么多，为什么不扩充?告诉女老板，假使需要房子，我一句话。”
董竹君正有此意，领受这位大闻人的善意。杜月笙于是约见“锦江”左右的房主孙梅堂，嘱他把房子收回转租给“锦江”，孙梅堂本是倚杜月笙“保护”的，自然惟命是听。“锦江”由是一下子扩大了几倍，可同时容纳三百位食客，董竹君将“锦江小餐”改作“锦江川菜馆”。
董竹君在继承川菜“一菜一味、百菜百味”少有共性滋味传统的基础上，改重辣为轻辣，严格掌握色、香、味的调和，把官场酒筵和民间酒筵的长处结合起来。经改良后的川菜，既保持了传统特色，又适合杂处上海的南北东西客人的口味，众多食客本只知川菜猛辣，一听摇头，尝了“锦江”菜，体会到稍加辣味好吃又开胃，便喜欢上了。那些吃惯了本帮菜、广东菜、福建菜的贵人富者，更把“锦江”作为大快朵颐的又一福地。
“锦江”菜肴的改革，还表现在色、形和装置的美化，如在雪白的燕窝正中，放上一颗大红樱桃；香酥全鸭周围镶上色泽鲜艳的蔬菜；还以蔬果雕刻花鸟点缀筵席，给客人以赏心悦目之感。
食客与舆论评判：菜好，还不完全是锦江的号召力量，锦江布置之幽雅、设计之饶有情趣，更是吸引客人的一大原因。
董竹君鉴于别的菜馆格调呆板，用具陈旧，缺乏美感，有心把“锦江”打造得独到新奇、与众不同。她对店堂的设计、装潢、摆设、色彩、格调、灯光等，都是亲自规划监制，使其既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学，又适当吸取日本及西方的优点。宫殿式的屋顶，霓虹灯闪烁的门面，雕花磨砂玻璃宫灯，四角的盆景、鲜花，隔墙上的仿古摆设，嵌壁缸里五彩缤纷的热带鱼，壁上的古今名家书画，色彩协调的桌椅，使食客仿佛置身于《红楼梦》的“大观园”中。
各楼梯口都装了公用电话，以方便顾客。为卫生起见，竹君首创一次性筷子。
诚如老上海的回忆：“锦江”从开到后来，竟把同时期内不可一世的粤菜酒家都盖过，成为当年上海饮食业里最著名的去处，上“锦江”吃饭，有时要排长龙的，并非虚构。
“锦江”的名气越来越响，各界名流到上海，无不以品尝“锦江”菜为快事，各国驻沪外交官、在上海的洋经理、租界工部局洋董事，都曾是“锦江”的座上客乃至常客。世界喜剧大师卓别林访问上海时，也慕名到“锦江”就餐。香港、台湾、法国巴黎、美国洛杉矶等地，先后出现了冒牌“锦江”以招徕顾客。
1936年1月28日，董竹君在华龙路(今雁荡路)八十二号开设了锦江茶室，她又是精心设计布置，力求优美实用，娇妍不一。内设四十余张精致的小方桌，二百二十个座位，玫瑰红沙发椅，五彩靠垫，暖气，风扇。既供应茶茗，又供应糕点，成为人们晶茶、聚谈、休闲的胜处，属当时上海第一家。
革命女老板功劳莫大，虽遭挫折亦不改初衷
“多年来你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我敬你一杯。身为督军夫人，抛弃荣华，单枪匹马，参加革命，真难得!”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在家宴请董竹君时对她的赞扬。
知道董竹君是“锦江”女老板的多不胜数，对她“为党工作”“参加革命”，知者甚少，她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女老板”。
董竹君的苦出身、一家人饱受欺凌，使她爱憎分明。自从得知共产党专为劳苦大众求翻身谋幸福后，她便决心跟着共产党，铲除剥削、压迫、饥饿和贫穷等世间一切不平。
早在30年代初，竹君在沪结识了川籍女共产党员郑德音，急切地提出了入党要求。组织上告诉她入党后流动性很大，又有随时牺牲的危险，一旦有不测，一家人失去依靠，劝她暂勿入党，设法经商，在维持生活的同时从经济上帮助革命。她愉快地听从了，创办纱管厂与“锦江”的动机，也包含着为了革命的需要。
当董竹君成为“锦江”女老板有了钱后，为革命做贡献的愿望开始兑现。
1935年秋，宋时轮从广州出狱后，来沪寻找党组织未果，身上已无分文，经川籍难友介绍，向董竹君求助，董竹君给了他一笔钱。他得钱后除找组织的路费外，还用于建设游击根据地。上海解放时，出任上海警备司令的宋时轮，到“锦江”向竹君致谢，赠送缴获的日军指挥刀一把。
全面抗战前夕，郭沫若来到上海，董竹君为保证他的饮食安全，指派信得过的员工给他送饭，一日三餐送了一个半月，郭沫若感激地称赞竹君为“漂母”。
她还在经济上资助过多个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土，如陈同生、于伶、阿英、白薇等。
上海沦陷后，锦江川菜馆与锦江茶室成了地下党员、进步人士联络、开会的据点。潘汉年、夏衍等常以进餐、品茶为掩护在“锦江”约会同志，董竹君让他们用“特别间”，指派最可靠的招待员，价格也特别便宜，甚至签字了事。
抗日战争胜利在望，1945年春，董竹君主动向新四军联络部长陈同生请求任务后，开设了永业印刷所，未领执照，秘密印刷党的文件、宣传品。日寇投降后，公开承印进步刊物《麦粒》，经费也是由“锦江”资助的。从这时起直到上海解放，董竹君受中共上海局的领导，与田云樵同志直接联系。
1946年10月，董竹君又出资三十两黄金，开办规模更大的协森印刷厂，印刷《解放》杂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还印刷地下党秘密出版的多种刊物如《新文化》、《人人周刊》、《时代学生》、《生活知识》、《新音乐》等，并给予种种优惠，如先排印后付款、少收工价，实在付不出的免收。
由“锦江”资助的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于1947年8月公开挂牌营业，董竹君任董事长。为蒙蔽敌人，她特地游说帮会头目陈文理人股并出任经理。“美文”的职工大多是地下党员，常在下班后秘密印刷宣传品，上海解放前夕，那份卓有影响的《告上海市民书》，就是由“美文”印刷后广为散发的。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上海局遵照中央指示，总任务开辟一条以经商为掩护的从上海至东南各省直达港岛、南洋的地下交通线。又是董竹君投资，并利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地位，招收了包括华侨在内的股份投资，1947年秋，名为“锦华”的进出口公司开张，地下交通线开始运转。
上海解放，董竹君欢欣鼓舞，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潘汉年、陈同生、宋时轮、张爱萍、杨帆等军政领导，专程到“锦江”看望董竹君。她拿出“锦江”最好的陈酿招待他们，频频举杯，共庆胜利，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开心畅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领导常来上海视察，又有外宾光临访问，而当时内有潜伏特务破坏，外有敌机轰炸，社会秩序不很安定。据此，市政府计划创办一个宾馆级的安全接待机构。1951年3月，副市长潘汉年、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委派两同志去见董竹君，道明来意：“市府拟在上海设立招待高级干部与外宾的食宿场所，认为锦江饮誉海内外，又有你的名声，及你培养的思想进步、业务熟练的员工，希望锦江能担当这个光荣的任务。”
董竹君欣然应命：“要建设新中国了，能为党和政府多做贡献，深感欣慰。”
经商定：锦江川菜馆与锦江茶室两店的所有设备与人员，迁移至长乐路89号华懋公寓(俗称十三层楼)；所有资产由政府以三亿元(旧币)盘下；新的饭店沿用“锦江”牌子，名“锦江饭店”，店徽仍是竹叶；由董竹君出任锦江饭店董事长兼总经理。
1951年6月9日，锦江饭店挂牌，董竹君主持揭幕典礼，新上海第一个国宾馆诞生。她曾挥毫做诗以记此盛举：
川莱茶室并蒂莲， 扩为饭店五二年。
食宿安泰沪首名， 誉著中外古今庆。
1957年起，董竹君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因儿女都已在北京工作，她遂于1960年迁居首都。“文革”风云起，董竹君厄运降临，在上海和北京的家被查抄。1967年10月23日被捕入狱，勒令交代特务罪行，受尽折磨，甚至被打得昏死过去进了太平间，直至林彪自取灭亡后的1972年10月22日，才以监外就医出狱。 1973年5月10日，公安部宣布董竹君“释放”，恢复全国政协委员原职原薪，1979年3月29日又以书面形式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余年几何?当自珍爱。一般人的心理，如董竹君历浩劫侥幸逃生者，应安度晚年享天伦之乐。她却又与众不同，再显“奇女子”本色，请看其铿锵之言：“我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受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步伐！”
从古稀之年到耄耋之年，董竹君连任全国政协委员。她忠诚履行职责，不顾年老多病视察各业，倾听民意，贡献提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的提案就有二百余份，仅五届政协三次大会上，就有三十九件，领导与同仁称赞她的提案不但量多，质量亦高，1991年她的提案荣获“优秀提案奖”。
早在60年代初，董竹君就应中央统战部之约，着手撰写回忆录，由于接踵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干扰，只写了一小部分。平反昭雪后始得继续，于公事之暇，她精勤于著，又历十七载寒来暑往，《我的一个世纪》终于在1997年9月出版。回忆录洋洋四十四万言，是一部浸透着董竹君泪水血汗的苦难史、奋斗史。内中以相当篇幅，记述了“锦江”艰难草创、苦心经营、开拓发展的坎坷历程。
1997年12月6日，董竹君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途，她的名字、精神与“锦江”并存!
作者：茂清 点击次数：2749
出处：《名人传记》 上传日期：2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