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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在流放肇庆的日子里

廖述江　胡　敏
  张闻天（1900——1976）
       从监护到遣送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深秋的北京寒气逼人，但对张闻天和刘英夫妇来说，却是个令人高兴而又温暖的好日子，因为他们结束了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的监护生活，在隔离一年半后，终于能见面了，能生活在一起了，能互相照应了。然而站在刘英面前的张闻天是什么样的呢？头发、胡子又长又乱，脸色苍白，全身浮肿，完全不像人样了。这就是自己患难与共数十年、日夜思念的丈夫张闻天吗？刘英简直不敢相信。
　　是谁使生死相依的夫妻咫尺天涯？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离开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岗位，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做了“特约研究员”。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邪气并不因此就远离了张闻天，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日在中科院经济所首次被批斗起，张闻天就开始了承受残酷斗争、非人折磨的漫长岁月。特别是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张闻天主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没有向威胁利诱低头，结果被打成了大叛徒。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其目的就是要整倒刘少奇，但由于张闻天坚持真理，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因此，从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６日开始，对张闻天夫妇的审查升级了。
　　那天，张闻天居住的景山后街甲１号突然开来一个班的武装，宣布对张闻天夫妇实行监护，就地将两人隔离开来，把两人分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屋子里。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上挖了一个小方洞，警卫日夜从洞口窥望监视，屋里只放了一张板床，一张长桌，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张闻天与刘英的房子只隔一小间屋，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可时间却是错开的，为的是不让夫妻见面。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刘英只能从张闻天的咳嗽声来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员的吆喝中得知他的坚定。尽管双双都不自由，失去了互相关照的机会，但他们的心却靠得很近。幸运的是两人合用一个盥洗室，他们便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夫妻俩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来很重，刘英个子小拿不动，常常因不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地挨骂。大约是张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待刘英去拿拖把时发现总是洗净后晾在那里，半干不干，不太重又好拖。张闻天泡在水里的衣服，刘英也总是悄悄给放上洗衣粉，抽空给他搓一下。夫妻俩就是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有一次，刘英上卫生间时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结了冰，后来才知张闻天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出院后，张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刘英见一面的要求，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
　　在隔离审查的日子里，没完没了的提审、质问、调查写证明，侮辱、体罚、任人失掉人性地摆弄，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何况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但不论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张闻天总是沉着镇静，谨慎负责，认真回忆往事，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涉及党内同志历史情况，是非功过，不管多大的压力，总是据实回答，决不乱说。有时还同造反派辩驳起来。当有的人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大发雷霆时，张闻天总是慢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为保护同志，甘愿承受一切，从不抱怨，为了这种“顽固”，张闻天不知招来多少拳棒。在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后，对于张闻天这个啃不烂的硬骨头，阴谋家只好弃之荒野了。
　　于是张闻天夫妇结束监护的日子也就成了开始流放的日子。中央办公厅通知：“遣送广东肇庆，限三天内启程；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用化名；对外保密，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遣送”就是“流放”，就是“发配”。两广、云贵，自古就是谪贬之地，现在落到一生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张闻天头上，不能不是对历史的莫大嘲讽。但张闻天却乐观而又知足地说：“能有一些小自由也很好嘛，‘遣送’总比监护强。”可是改用什么名字呢？张闻天说：“既然我们是普通劳动者了，我就叫‘张普’吧。”从张闻天到洛甫，再到张普，名字的变更多么耐人寻味。时间已经不允许张闻天和刘英细细品味“遣送”的涵义，现在要紧的是赶快收拾行装，第三天就要动身的啊！
　　
　　一路劳顿到牛岗
　　
　　中央办公厅通知限三天内坐飞机离京。但刘英说：“闻天，我们还是坐火车吧，这样安全些。”在这种时刻，刘英能作出如此冷静、周密的考虑，张闻天感激地望了刘英一眼，欣然同意。张闻天赶忙从他的书柜中开始挑选要带走的书。可是在书架前站了不一会儿，张闻天就感到头晕目眩。一年半不见阳光的囚徒生活，已经将他摧残得太虚弱了。刘英赶紧给他搬来一张椅子，让他坐着，叫侄女在张闻天的指点下，取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和鲁迅全集，大铁箱就装满了。张闻天对着书柜，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南行的列车把张闻天和刘英带到广州，接着汽车又颠簸了三小时把他们带到了肇庆。肇庆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有一个被称为“桂林之山，杭州之水”的星湖，还有一个岭南名胜——鼎湖山。张闻天夫妇要去的地方，当然不会是风景迷人的星湖等地，而是一片荒凉的牛岗。从肇庆到牛岗没有汽车，只能步行。张闻天轻轻叹了口气：“怎么给送到这个地方来了！”脚下的土路坑坑洼洼，张闻天夫妇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张闻天又长叹了一口气，坐在土路上。一路劳顿，加上心情不畅，张闻天的心脏又难受了，浑身发软，额上已渗出了虚汗，他赶紧吞下一片硝酸甘油。刘英看着他，难过得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当张闻天、刘英等人艰难地爬上一个小土坡，来到一个院子前面时，太阳已经西斜了。这是一个为军分区离休老干部盖的院子，里面有４栋房子。因为太偏僻，没人肯来住。张闻天夫妇就被安排在最后一栋被茂盛的杂草包围的房子里。这里离最近的集镇还有两里路，没有熟人，没有电话，部队还设岗“警卫”着，从监护到遣送，张闻天和刘英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就这样，曾经为共和国抛头颅洒热血的两位老人，开始了长达六年孤寂、凄凉的流放生活。
　　
　　相依为命苦度日
　　
　　在被流放肇庆的日子里，张闻天和刘英风雨同舟、互相慰籍、互相鼓励。他们离开北京时，只带了两箱书和简单的行李，连锅碗瓢盆都没带。工资也早已被冻结。他们只得暂时向军分区借钱支撑生活。真正是家徒四壁了。然而更难的是，没过多久，随来的炊事员也被调回北京了，一切家务就全部落在了张闻天和刘英两位老人身上。
　　刘英每天得挎着菜蓝子，翻过山坡，走很远的路去街上买菜。庭院里长满了青苔，苔湿路滑，刘英出门总是不放心张闻天。他高度近视，身体又弱，一不小心跌一跤怎么办？因此，刘英每天买点青菜，便急急地赶回家，直到看见张闻天或依门而望，或坐在桌前读书时，才会松口气，高兴地招呼说：“闻天，看我今天买了什么？”张闻天看看蓝子，孩子似地笑着说：“呵！有肉吃了？”说是肉，不过是买了两角钱的肉米。
　　张闻天则负责洒扫庭院。看着刘英每天坡上坡下地跑，屋里屋外地忙，他心里很过意不去。有一次，天下雨，屋外的路又脏又滑。刘英买菜回来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跌了一跤，身上满是泥水，菜也粘满了稀泥浆。张闻天忙去扶她，不想碰到了刘英的右手，刘英不由得“唉”地叫了一声。张闻天仔细一看，原来刘英的大拇指也肿了，是跌倒时在泥里戳的。张闻天心疼不已，总想替刘英分担劳累，非要帮刘英生炉子闷米饭不可，但肇庆没有煤，做饭是用柴草。生火时，张闻天常常被熏得泪流满面，咳嗽不止，而饭呢，却又总是夹生或者被烧焦。
　　肇庆的夏天热得使人无处藏身，冬天呢，又冻得张闻天和刘英总是感冒发烧。张闻天血压高，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最忌讳感冒。于是，刘英又只能用破脸盆充作炭炉，烧炭给张闻天取暖。木炭点燃后，又时常呛得张闻天咳嗽不止。  　１９７４年２月，张闻天夫妇终于被恢复组织生活，政治上和生活上虽都有了一些改善，但幽居岭南，与外界隔绝，总不是长久之计。想到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张闻天在１９７４年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央时，已不再提继续工作的问题，只提了两点要求：一是希望能回到北京度过晚年，一是希望中央能给予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信中写道：“我现在已经是７４岁的老人了，身体不大好，思想和行动都很迟钝，眼睛的白内障也大有发展，阅读文件和书报更是日益困难，因此，我想在我不能走动或变成瞎子之前，去看看我所热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面貌。至于旅途中的一切费用，都可用我们的存款来支付，不用另外花公家的钱。”在悲凉的晚景中提出如此恳切的愿望，谁读了都要为之感动。可是，他未得到任何答复。
　　
　　用自己的脑袋思索
　　
　　凄惨的遭遇并没有击倒张闻天。在被遣送肇庆的六年里，已经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张闻天仍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这是追求真理的张闻天时刻激励自己的座右铭，这更是张闻天不畏权威和强暴努力从思想上冲破牢笼的见证。肇庆的六年，是张闻天用自己的脑袋加紧思索和写作的六年。虽然已是年过古稀的垂暮老人，但张闻天的心却是年轻的，思想仍然清晰而敏锐。他从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求。在无比恶劣的环境下，用他仅有０．２视力和患有老年白内障的眼睛不停地读；用他颤抖的手和顽强的毅力不停地写。有时心脏病发作，他吞一粒药，待病情稍有缓解，就又坚持笔耕了。没有卡片，他就把旧台历反过来用，有时也将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当极“左”言论越来越离奇，个人迷信越来越严重时，张闻天忧心如焚，每每来回不停地踱步，喟然叹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这一事件引起张闻天的极大震动：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上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斯大林那样的个人迷信怎么得以在六十年代的中国疯狂地重演？于是，他决心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开始秘密写作，论述社会主义，总结经验教训。从这时起到１９７４年，张闻天写了近十万字的文章和笔记。后来，这些文章被称作《肇庆文稿》。在文稿中，张闻天不仅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以及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等问题，还深刻地分析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这些关系现存的各种矛盾，从经济、社会、历史、传统等方面寻找产生的原因，力图从个别到一般，从偶然到必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写道：“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
　　
　　不顾危险密保文稿
　　
　　张闻天在流放肇庆期间写文稿可谓是磨难重重。不仅写文章难，手头缺乏必要的资料，要躲开警卫人员的视线，没有人帮助誊抄；而且保存文稿更难，他的那些痛斥“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文稿，一旦被抄去，就永无见天之日了。张闻天虽然多书生意气，但半个世纪的斗争教会了他机敏老练，虽然他鄙视阿谀逢迎，但也决不鲁莽行事。他知道，自己写下的这些文章是万万不能再往上送了，而且连让外人知道也不行。于是他把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一套施展出来，偷偷写文稿，秘密收藏起来。经过再三思考，张闻天于１９７４年８月６日，写信给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外甥，要他利用暑假到肇庆一晤。
　　外甥的到来，给张闻天以极大的安慰。张闻天和外甥回顾过去，议论当前，也展望未来。他总是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对党的前途仍充满了信心。他认为写下的这些文稿并不是个人才智的表现，而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晶，同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一样，也是从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中来的，其中也掺和着鲜血和泪水，所以要冒着风险写下来，冒着风险藏起来。在外甥安顿下来以后，张闻天就把在肇庆写的《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等文章交给他，要他帮助誊抄文稿。这些文稿有的写在方格纸上，有的写在小学生用的练习本上，一律用钢笔写成，显然是张闻天已经誊抄过一遍了，有几处地方则用另纸作了大段的补充。因为白天不时有保卫人员来“坐坐”，所以誊抄主要在晚上进行。张闻天急切地想了解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情况，如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情况、社会各阶层对时局的看法、复旦大学学术讨论的情况等，就利用白天的时间和外甥交谈，一边听一边作记录。
　　两个星期的假期转眼就快结束了，而文稿还只抄了一半左右。外甥悄悄地对张闻天说：“舅舅，让我带回上海去抄吧！”张闻天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其它文章问题不很大，不过其中有一篇与他们（指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抵触很大，被他们发现了不好，要冒很大的风险。”张闻天所说的这篇文章就是《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的第七节，也就是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一文。外甥也是搞理论工作的，当然懂得问题的严重性，但更懂得舅舅文章的重要性，就说：“舅舅，请放心，我抄好后，立即毁掉原稿，别人也不会知道是您写的。”但张闻天还是默默不语，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同意外甥的建议，将未抄完的文稿由外甥带回上海，并一再叮嘱路上要小心。于是外甥去买了十几斤鲜龙眼，找了一只装肥皂用的纸箱，将文稿用白纸包好，套上塑料袋，放在箱子的底层，上面再放上龙眼。躲开了警卫员的视线，由张闻天亲自送到码头。刚到码头不久，只见警卫员满头大汗地奔了过来，张闻天转身看了看外甥，见轮船已开始离开码头，才放下心来。外甥一到家，便继续紧张地誊抄文稿。为了防止突然事件，他一律誊抄了两份。抄完之后又想，手稿是否要销毁呢？将来用什么来证明这是闻天舅舅写的文章呢？考虑再三，决定抽出不连贯的三处一共６页留了下来，其余的按照张闻天的叮嘱销毁了。
　　１９７４年７月下旬，经过反复请求，刘英获准赴北京探亲。在北京，刘英去看望了王震。王震非常关心张闻天，劝刘英鼓动张闻天再向毛泽东打报告。刘英回肇庆后，经过一番商量和考虑，张闻天于１０月１８日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简要报告现在的思想情况，说明现在只是“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这封信经王震转呈，于１０月底到达正在长沙的毛泽东案前。毛泽东这时患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听完来信，让身边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张闻天想回北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无奈之中，只得提出回自己的家乡上海养老。然而，五个月过去了，仍不见答复。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８日，张闻天只好致函中央组织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直到６月９日，才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８月２３日，张闻天夫妇终于离开幽居了六年的肇庆，开始了自由公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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