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

在中国的刑法典及其五个修正案中，并没有规定对性贿赂的定罪处罚，但在司法实践中这种现象却非常频繁地发生，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即“每一个倒下的贪官后面都有一个女人”虽然不一定每一个贪官后面的女人都是性贿赂的实施者，但性贿赂的发生频率之高和中国刑法惩治力度之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定义

　　性贿赂包含性受贿和性行贿两个对行性的罪名。性受贿可以定义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他人提供非正当性服务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性行贿则可以定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不正当性服务”中国刑法第385条第一款对受赂罪的定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389条第一款对行贿罪的规定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这两条都是针对财物性贿赂犯罪做出的规定，但是贿赂的形式却远远不止财物一种，按照这两款规定，其他贿赂形式是不能按照贿赂犯罪来定罪量刑的。这就为那些利用美色进行贿赂犯罪的犯罪分子钻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对性贿赂作出规定可以有效地堵上这一个法律漏洞。

由来

出现

　　在不断出现的新的腐败形式中，一个腐败现象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这就是“性贿赂”。司法实践表明，“性贿赂”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据报道，根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102宗案件不是个小数，而102宗案件中的“100％包养了‘二奶”，更是令人吃惊。越来越多因腐败而落马下台的官员被爆出“蓄养情妇”的丑闻。严格说来，“性贿赂”的称谓本身并不准确，其

本质

　　是权色交易。权色交易指的是，一方利用权力和权力带来的利益与另一方发生性关系以达到满足生理欲望和感情需要的目的，而另一方或利用自身姿色与对方发生或者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或借用、雇佣美色勾引对方，从对方手中获取财物和利益。所谓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进行权色交易。无论是学术上对于性贿赂的争论，还是新闻报道中的性贿赂，大都是以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的角度进行的。伴随着权色交易现象的不断发生，对此类行为的研究和争论不断深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刑法学者就是否规定“性贿赂罪，，进行过讨论。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不少专家学者再次呼吁将性贿赂行为规定为犯罪，用刑罚惩治此类行为。在2000年江苏省刑法学研讨会上，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金卫东提交了一篇题为《应设立性贿赂罪》的论文，建议立法制裁“性贿赂”腐败行为。

各媒体报道

　　对此，网络、报刊等媒体给予了报道，使该问题成为媒体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刑法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和评论，表明对该问题的观点。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曾两次提出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2000年3月，赵平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立法机关提请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中指出：通过性贿赂进行各种非法勾当，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危害了社会。性贿赂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在刑法中明确规定“性贿赂罪”，以刑罚惩治进行权色交易的腐败官员。2002年3月，翁维权等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指出：以非财物行贿尤其是性贿赂的现象越来越多，其危害性不亚于财物贿赂，而按中国现行《刑法》不能给予定罪，这极不利于反腐败斗争；建议再次修订《刑法》时应在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增设“非财物贿赂罪”，以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反腐败立法。

性贿赂

　　2000年12月15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打击贿赂犯罪的新闻发布会上，原副检察长赵登举强调：

 “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经相当普遍，最近查办的几起部级干部受贿大案中几乎都涉及情妇。虽然性贿赂现在还没有法律规定，但将来应当纳入法律的视野。”综观近几年来关于权色交易行为问题的观点，首先社会各界的共识是，权色交易在实质上虽然与一般贿赂犯罪权钱交易的本质不同，但在危害后果上与一般贿赂犯罪别无二致，甚至更为恶劣，这种现象严重败坏了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违背了社会公德和公认的价值观，毒害了社会风气，是一种严重的腐败行为，对此应当予以惩处。但是对于此类行为如何定性和处理方面，尤其是对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是否需要纳入刑法规制的问题上，形成了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

特征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中，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要性服务，或者接受他人性服务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具体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即利用本人在职务上直接处理某项事务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受贿罪是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构成的。例如，负责掌管物资调拨、分配、销售、采购的人，利用其调拨权、分配权、销售采购权，满足行贿人的愿望，而接受他人性服务。

　　（2）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即不是直接利用职权，而是利用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接受他人性服务行为。实践中，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亲属关系，二是私人关系，三是职务关系。至于前两种情况，利用的主要是血缘与感情的关系，与本人职务无关。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接受他人性服务的，不应以受贿论处。在第三种情况下，则与本人职务有一定关联。受贿人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受贿，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必须以自已的职务为基础或者利用了与本人职务活动有紧密联系的身份便利。其二，是受贿人从中周旋使他人获得利益。根据司法实践，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一般发生在职务上存在制约或者相互影响关系的场合。

从受贿罪的客观行为来看，有两种具体表现形式：

　　（1）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甚至是公然以要挟的方式强迫他人提供性服务。如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分局长安惠君任职期间，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期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

　　（2）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他人性服务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传统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但事实上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则不成立受贿罪。同时认为，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已经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酌解答》也指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能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据此，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不要求实际上使他人取得了利益。我们将这种观点称为旧客观说。旧客观说存在许多问题，如与受贿罪的本质不相符合，与认定受贿既遂的标准不相符合，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相符合，于是有人提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是客观要件，而是主观要件（主观要件说）。但这种观点对刑法规定进行了扭曲解释，也容易不当地缩小受贿罪的处罚范围。因此，我们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仍然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其内容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之前或者之后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以权换利的约定，同时使人们产生以下认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是可以收买的，只要给予利益，就可以使国家工作人员为自己谋取各种利益。这本身就使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受到了侵犯。这样理解，也符合刑法的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本身是一种行为，故符合刑法将其规定为客观要件的表述；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求是一种许诺，不要求有谋取利益的实际行为与结果；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一种许诺，故只要收受了财物就是受贿既遂，而不是待实际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才是既遂。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本身是一种行为。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当他人主动行贿并提出为其谋取利益的要求后，国家工作人员虽没明确答复办理，但只要不予拒绝，就应当认为是一种暗示的许诺。许诺既可以直接对行贿人许诺，也可以通过第三者对行贿人许诺。许诺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虚假许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职权或者职务条件，在他人有求于自已的职务行为时，并不打算为他人谋取利益，却又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虚假承诺构成受贿罪是有条件的：其一，一般只能在接受他人性服务后作虚假承诺；其二，许诺的内容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有关联；其二，因为许诺而在客观上形成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约定。

　　中国刑法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但将非财产性利益排除在外。不利于打击越来越严重的贿赂型犯罪。故将性贿赂纳入刑法体系势在必行。

（三）性贿赂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当然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是由故意构成，只有行为人是出于故意所实施的受贿犯罪行为才构成受贿罪，过失行为不构成本罪。

法律依据

　　虽然中国刑法目前没有性贿赂的规定，但是根据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全票通过决定的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 15条的规定，凡是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不正当好处，以影响该公职人员作为或不作为的都规定为犯罪行为，而公职人员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好处的，以作为其执行货不执行公务的条件的，也被认为是犯罪。这其实已经把非物质利益纳入了贿赂犯罪的范围。作为一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的国际公约，自然成为中国的法律渊源，对中国公民都具有约束力。

定罪量刑

　　性贿赂不象财产型贿赂那样可以依据犯罪的数额来定罪量刑，但可以根据犯罪的后果和情节参照刑法386条和390条定罪量刑。

中国性贿赂调查：已成行贿犯罪普遍手段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的内容被明文规定为“不正当好处”。

我国刑法则将“贿赂”的内容直接限定为“财物”，把财物之外的利益排除在贿赂内容之外。

性贿赂也有行贿受贿之说，安惠君即为受贿，蒋艳萍则为行贿。

有人戏称，历史上四大美女中，西施、貂蝉也有性贿赂嫌疑。

反对性贿赂入罪的人士认为：性贿赂入罪“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但支持入罪者则认为，性贿赂已经成为社会公害，以立法进行制裁的时候已经到来。

全国人大四川代表赵平女士等响应“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联署一个《刑法》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舆论界反响“空前”。4月回国，与法律界的同仁谈及性贿赂入罪，都说难，跟现行法律对贿赂的规定冲突；搞不好还混淆个人隐私、性道德和国家法律的界限。

什么是现行的规定呢？通俗地说，便是“计赃论罪”。性非赃物，如何定罪？能够这样提问，非有高昂的法治意识不行。因为提问者必须既相信法律不干预道德的神话，又坚持成年公民无妨他人的性行为纯属道德范畴(因而须豁免刑事责任)，还要觉悟到法治时代道德多元的大趋势(所以国家不得强行统一道德标准)。

《刑法》坚持计赃论罪、贿赂限于财物，是两害取其轻的选择。

法治的威力，不在对违法犯罪的严惩，而在劝人相信，那由法律的意象和分类构筑的世界乃是他能够拥有的唯一合理的生活世界(康特尔)。一个性贿赂几成惯例而不治罪的世界，在当代中国，肯定是没有多少人向往的。乍一看，《刑法》似乎犯了法治的大忌。但是，假如人们相信社会上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严重的司法腐败，而性贿赂入罪可能扩大腐败的疆域，那么贿赂限于财物的定义，性贿赂纯属道德范畴的解说，便仍有可能筑起人们无法拒绝的唯一合理的生活世界。          ——摘自著名学者冯象先生《政法笔记》

6年前，在江苏常州召开了一场“刑法学研讨会”。一位与会者金卫东向会议递交了一份厚厚的论文《应设立“性贿赂罪”》。

没有人太注意这份论文，因为作者金卫东当时只是一名刑法学的硕士研究生。

但当这份论文公诸于世后，马上一石激起千层浪，竟成为一场可谓全民参加的大讨论：性贿赂是不是犯罪？通过网评数量来看，至今参加到这场讨论中来的人次将近千万之多，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和司法界官员。

金卫东从此被誉为：中国反“性贿赂”第一人。

其实，关于性贿赂入罪的讨论，从10年前，即1996年刑法修订时便已经展开。据介绍，1996年修订《刑法》时，参加讨论的一些专家也曾提到增加“性贿赂罪”，但考虑到这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有太大冲突，终未通过。

世界反腐败大会刚刚在中国召开，反腐已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但是，仔细分析发现，有关反腐的法律法规之中，我国的相关规定和《联合国反腐公约》并非完全一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的内容被明文规定为“不正当好处”；我国刑法则将“贿赂”的内容直接限定为“财物”，把财物之外的利益排除在贿赂内容之外。

会议期间，著名法学专家、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姜伟撰文表示：即便是安排出国留学、提供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有的也可以直接以金钱计算其价值。凡此种种表明，非财产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并无本质区别，在广义上都属于不正当私利，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相互转化。显然，扩大贿赂的范围不仅有利于打击那些利用职务便利获得财物以外不正当利益的腐败行为，也与世界各国腐败犯罪立法潮流相契合。

性贿赂能否入罪？这个已经争执了10年之久的大讨论依旧在进行之中，并分化出了几个流派。持肯定说的以赵登举、金卫东等为代表，主要是从“性贿赂”的社会危害程度及其与贿赂罪侵害的客体相一致的角度论证。持否定说的则以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铭暄和北大的陈兴良教授为代表，他们则主要从我国的文化观念、道德规范和性贿赂取证的难度大、量刑标准难以把握的角度进行论证。

现在，金卫东也只能拿出那份尘封已久的论文，再次细细研讨。

支持者：  看，性贿赂有多严重！

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语出惊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的省部级干部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今年“两会”期间的一组数据虽然遭到质疑，但人们心底也不能不泛起一丝凉意：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

支持者列举了大量案例，说明性贿赂的泛滥程度，以强调立法的重要性。

胡长清：化名幽会女服务员

担任江西省副省长后，胡长清一度住在属于省政府的赣江宾馆。该宾馆的一位比胡长清小20岁的女服务员胡小姐，得知这位中年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副省长，便同这位貌不惊人的男人联系起来。

与胡长清有了特殊关系后不久，胡小姐便在南昌市中心地段得到了一套2室1厅的房子，并很快被调到省里的一家事业单位上班。胡长清在昆明世博会期间，为了到广州与她幽会，竟然不惜化名登上了去广州的飞机。

性受贿第一案：安惠君

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涉嫌“买官卖官、包庇色情场所并收受巨额贿赂”一案尘埃落定，她的贪污受贿手段并没有什么出奇，让人们议论至今的是其“曾接受性贿赂”一事。

据媒体披露，安惠君腐败案件侦查期间，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期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

性行贿第一案：蒋艳萍

蒋艳萍出生在湘东山区，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一朵艳丽的山茶花”。让乡亲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朵美丽的“山茶花”正是利用了自己的姿色步步高升，然后走向无底的深渊。

蒋艳萍曾总结出一套屡试不爽的怪论：“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女人，才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这一怪论的“精髓”就是利用女人的“资本”，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权力，亦即权色交易。

从给湘潭市某领导当“二奶”，到与原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张秀发勾搭成奸，40多名大大小小的官员，被蒋“玩”得团团转，甘愿为她效犬马之劳，成了她步步攀升和大肆敛财的阶梯与保护伞。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蒋在汉寿县被关押期间，又以色相“击倒”了看守所副所长万江。万江曾4次为蒋提供电话与外界联系，并传递信件和字条为蒋串供提供方便，严重干扰破坏了案件的侦破工作。事后，万江竟为自己辩解说：“我实在无法抗拒她那双眼睛”。

从陈希同、成克杰，再到胡长清、蒋艳萍等等，一个个好色贪官在“金弹”加“肉弹”的攻击下，前“腐”后继，一幕幕石榴裙下的罪恶丑剧在官场上反复演绎，色情成为腐败的催化剂。

性贿赂危害严重

时至今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日益发展，人的需要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已不满足于获取财物等财产性利益要求，而转向非财产性利益的追求。这种需求的多样性和层次不同的变化性，决定了贿赂的内容、手段、方法的多样性。如高档的娱乐消费、出国旅游、提供性服务等。而我国刑法传统贿赂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已无法掩盖新出现的非财产性犯罪，使之成为法律的空挡和死角。在这些贿赂犯罪中，“性贿赂”犯罪一旦既遂，具有为行贿者多次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

支持者认为，性贿赂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极大地败坏社会风气，给国家机关形象造成恶劣影响，而它的实质是“权色交易”，其诱惑力和危害性有时超过财物贿赂，其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

已为道德所不能调控

“性贿赂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是道德范畴所能调整。”这成为支持者的共识。他们认为，性贿赂目前应当进入立法者的视野。

从犯罪的一般概念来看，性贿赂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性贿赂行为具有社会危害多次性和持续性、诱发性和感染性。即性贿赂一旦既遂，往往就会形成长期的不正当的性关系，具有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会的特性，它不会因为一次性贿赂所获得的利益而终止，而是诱发多次、更大的利益谋求。

性贿赂行为犯罪符合贿赂罪的本质特征，受贿罪涉及非法经济利益，但受贿罪主要的不是经济犯罪，而是职务犯罪，受贿犯罪的本质就是“出卖公权，获得私利”，是一种侵犯职务廉洁性、职务的不可收买性的犯罪。

从刑事立法的角度看，性贿赂行为的发案率呈蔓延扩大趋势，而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权色交易和权钱交易一样，已经成为公权和私利交易的最主要的一种形式，所以具有现实的立法化依据。

除了案例和理论分析，像金卫东这样的支持者也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找到了论据。

历史记载：性贿赂有明确法条和实例

《史记·周本纪》载：“帝纣囚西伯(后来的周文王)于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因殷嬖臣而献之纣。纣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这是历史上性贿赂的最早记录。这次性贿赂使文王得以组建军队，征伐扩张，为夺取天下打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上审视古代几大美女的话，也不乏性贿赂嫌疑。《孙子兵法》中关于“美人计”的描述便是缘于西施。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有杀父之仇、灭国之恨，为了赢得养精蓄锐、厉兵秣马的时机，听从大夫范蠡的妙计，四处寻访美人献给好色成性的夫差。西施因其天下无双的美色，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复国大计中举足轻重的棋子，顺理成章地被送入吴宫，做了吴王的妃子。

西施的绝世容颜和柔言媚语果然让夫差神魂颠倒，色令智消，最终逼死伍子胥，削弱了吴国的军事力量。

《三国演义》中对貂蝉的描述是：眉黛促成游子恨，脸容初断故人肠。据记载，司徒王允一心想除掉太师董卓，但苦无良策。聪慧过人的貂蝉窥知情由后表示：“如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于是王允将貂蝉收为义女，精心设计了个“连环美人计”，先将貂蝉许给董卓义子吕布，未及迎娶又献于太师董卓，挑起董、吕两人的矛盾。貂蝉对王允的意图心领神会，处处设计离间董卓、吕布父子，成功地施展了美人计，使董卓、吕布父子反目成仇。后人叹曰：“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

以上虽非正史而是演义，但也足以看出以“美人”作贿赂的“厉害”之处。

有史实的关于性贿赂的记载则是《唐律》和《清律》。

在《唐律》中有两类规定涉及到性贿赂——“监守内(即在监临主守管辖范围内)奸”和“监临(即主管)官吏娶部民女”。

但是并没有被归类为《职制律》中的(受贿罪)“受财枉法罪”、“受财不枉法罪”，例如对“监守内奸”的犯罪行为置于属《杂律》中以“奸”论罪。唐律中规定：“诸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妇女以凡奸论。”唐律对“监临官吏娶部民女”的犯罪行为,则置于《户婚律》中，分别以 “(不枉法)监临官吏娶部民女罪”和“枉法娶人妻妾及女罪”或者是以“枉法罪”论处。

我国《唐律》的监临之官“借奴婢”以“受所监临财物论罪”论处，是我国历史最早的“性贿赂”的概念。

《清律》与《唐律》的最大不同在于：将“枉法娶为事人妻妾及女为妻妾”的行为以职务犯罪的“枉法罪”论处，更加体现了贿赂犯罪的特点。反对者难以执行不如不立法

无论从历史的论据，还是性贿赂现实的危害，以及性贿赂入罪的法律要件，支持者的声音得到了民间的极大响应。

但是在法学界，在承认性贿赂对社会有着巨大危害的基础上，也有一批学者们包括一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于性贿赂概念和是否入罪的理论持有相反观点。

高铭暄就提出，性贿赂只能附属于财物贿赂，说明犯罪嫌疑人生活腐化堕落，若单独设立一个‘性贿赂罪’，恐怕不合适。武汉大学法学院马克昌教授认为性贿赂入罪“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

他们认为，“性贿赂”一词是最初为媒体炒作而生造出的词汇。

反对者也从历史的角度予以了分析，他们认为，受贿罪在我国古代称为“受金罪”，最早由战国法学家李悝提出，受金即受财，可见自古以来，财物是构成贿赂罪的必备条件，这与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相一致。

如果说《唐律》和《清律》有类似于性贿赂的规定的话，那么，当时奴婢和妻妾均被视为封建“家长”的私有财产，因此归根结底，这种所谓性贿赂还是建立在“财物”基础上的，很难和当前支持入罪者所主张的精神贿赂联系在一起。

性贿赂入罪缺乏法理支撑

反对者：  认为，如果“收受”女色满足“色欲”可构成受贿罪，那接受吃喝满足食欲岂不也应构成受贿罪?再推而广之，接受同样是非物质利益、却能使人心理满足的“马屁”，岂不也能构成受贿罪?因为它们同样丑陋、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

支持入罪者观点难以成立根本在于，混淆了犯罪客体与犯罪结果这两个具有本质区别的概念。国家机关的威信和声誉受到损害，是个犯罪结果问题，不同的犯罪可导致同样的犯罪结果，即，国家机关的威信和声誉受到损害这种结果，可由不同性质的犯罪导致，其并不一定就是受贿行为。事实上，所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均可产生这一结果。

另外，“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这一刑法格言在我国体现为“从旧兼从轻”原则。这是刑法的谦抑性，即国家执行刑事政策时，只要能给予犯罪人较轻处罚的，就不会给予较重的处罚。若将“性贿赂”纳入犯罪体系，就会扩大刑法的“杀伤面”，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破坏刑罚的均衡性，产生不利后果。

罪名难定、取证困难

高铭暄认为，从操作层面上看，“性贿赂罪”立法化存在着量刑以及取证的难题。从现行的《刑法》来看，贿赂行为的罪与非罪、贿赂罪的量刑轻重，都依贿赂的财物数额大小而定。“性贿赂”的贿赂物是“性”，而性是无法量化的。一次性关系构成犯罪，还是两次、三次性关系才构成犯罪，这很难界定。

如何取证也是个难题。性贿赂的取证与一般财物贿赂比，无疑难得多。因为财物贿赂可通过查获赃物等多种途径收集证据，性贿赂则不然，权色交易比较隐蔽。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唯一的证据，很难有其他形式的证据相互印证，易形成错案。从而导致认定“性贿赂罪”付出的法律成本较高。

可以设想，性贿赂入罪容易，但执行所谓性贿赂罪时，因为涉及无法取证的尴尬，司法机关则面临无法执行的后果，这种现象不是比性贿赂入罪更严重吗？这不是法律的悲哀吗？

容易混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

“性贿赂”行为，在犯罪学、法社会学视野下是一种社会失范行为。而社会失范行为位于刑法立法的“前缘”，只是受道德调整的一种越轨行为。刑法是社会调控的最后手段，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出现其他法律无法规范的社会失范行为，其他法律无法调整该社会失范行为的情况下，才动用刑罚手段来调整。事实上，性贿赂并没有发展到非得由刑法调整的地步。

很多专家认为所谓性贿赂本应由道德规范予以调整。道德与法律是两道并行调整社会规范的屏障，如果强行将性贿赂入罪，势必会使得两者的界限混淆。将刑法的触角伸入到道德领域中去，有侵犯人权、隐私权之嫌。

说到底，“性贿赂”的称谓本身并不准确，其本质内容是权色交易。权色交易指的是，一方利用权力和权力带来的利益与另一方发生性关系达到满足生理欲望和感情需要的目的，而另一方或利用自身姿色投怀送抱自荐枕席，或借用、雇佣美色勾引，从对方手中获取财物和利益。

实际上，从一些案件的查处来看，权色交易较多的是作为刑事案件中的附带成分出现的。如成克杰案、胡长清案，成克杰和胡长清的罪行主要是受贿，是他们与行贿者的权钱交易。基于此，我们可以说权色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贪官进行权钱交易的一个动因或者一种手段。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性贿赂作为贿赂犯罪来立法与我国传统的文化观念难以相容。高铭暄认为，因为在国人的观念中，“性贿赂”虽是权色交易，但归根结底是男女关系，而男女关系只是道德品质问题，不能上升到法律问题。在中国的汉语中，“‘贿赂’两个字，本来都是‘贝’字旁，‘贝’在古代是货币的意思。”所以“性贿赂”只能附属于财物贿赂，说明犯罪嫌疑人生活的腐化程度，但独立设立一个“性贿赂罪”，恐怕不合适。

“假设我是手握权力者，你有求于我，于是放一个妖艳的女子在我的卧室，要我对她没有非分之想，这显然从人的本性上来讲不现实。设置一套‘根本不让美女进入卧室’的制度，才是问题的关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举例说。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生活上有腐化堕落行为的，应由党纪政纪约束。陈兴良教授分析说，刑法不是万能的，也不是说规定为犯罪就等于打击力度的增强，“性贿赂”问题涉及到思想道德教育，干部管理等问题，我们有许多更合适的办法去打击、遏制“性贿赂”的蔓延与发展。比如，我们党纪、政纪关于国家公职人员嫖娼等的处理是很严厉的，如开除党籍、免职等。中纪委《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方面违法违纪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三条)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接受对方钱物，虽未能证实本人知道的，也要追究该党员的责任”。采用的是不论主观过错的严格责任追究制度。

中纪委的规定之所以不区分故意、过失、不知情等主观意识状态，是要防备腐败分子在社会转型期利用体制(包括法律)上的漏洞推脱责任。

这种制度上的制裁，比较刑法而言，似乎更具备了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其他观点：现行法律足以定罪

某犯罪嫌疑人在押，该犯罪嫌疑人之妻为了给其夫办取保候审以身相送，多次与主管该案件的某公安刑警队副队长发生性关系，该在押犯罪嫌疑人不久即取保候审。作为司法工作人员的公安刑警队副队长在与犯罪嫌疑人的配偶发生性关系后，违法为该犯办理了变更强制措施手续。根据刑法第399条第1款和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在立案后，……违法撤销，变更强制措施，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脱离司法机关侦控的”，构成徇私枉法罪。

以刑法学学者周详、齐文远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从这起案例中可见，另行设立“性贿赂罪”已经没有必要。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清朝将“枉法娶人妻妾及女”的行为以《职制律》中的“枉法罪”论处的解释有传承和借鉴意义。通过转换思维，完全可以将“性贿赂”的定性问题从贪污贿赂的类罪转移到渎职罪的类罪中来。

其次，从渎职罪中各具体的犯罪构成来看，完全可以包含“性贿赂”的行为方式。渎职罪中绝大多数犯罪都规定了“徇私舞弊”、“徇私、徇情”。只要司法机关查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存在滥用职权的行为，或者不客观公正的履行职责、或者故意不履行职责的行为，并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请托人本身或者请托人提供的美色有不正常的性关系，就可以推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符合了“徇私舞弊”、“徇私、徇情”的要件。

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以“权色交易”(“性贿赂”)的方式实施的滥用职权罪，其实也应当成为立案的理由。根据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以立案：

(5)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8)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两位学者认为，第(8)种情形有利于提醒司法机关对于诸如“性贿赂”等“徇私舞弊方式”实施的滥用职权的现象列入立案侦查和起诉的范围。有利于纠正当前司法实践部门以“性贿赂”行为是我国刑法上的空白为理由而拒绝将性贿赂列入立案侦查和起诉的范围。而且通常“性贿赂”会造成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换言之，“性贿赂”这个法定加重情节同时也符合该解释中的应当立案的第(5)种情形。

10年争论，虽然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分歧，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即如何更加有效地打击性贿赂现象的泛滥。然而，除了性贿赂，诸如无偿劳务、实物招待、提供住房、免费旅游、设立债权、免除债务、给予紧俏商品低于市场价的指标和票证等等复杂现象已经摆在立法者面前。所以，无论如何，这都将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国外资料链接：

真正在贿赂罪中可以包括性贿赂的先例是日本的一个法例。日本的《刑法》第197条规定，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一切利益，包括财物、艺妓表演、性服务等等，都可成为贿赂。在美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的法规中，虽然没有明确性贿赂入罪的条款，但是贿赂罪的内容没有仅仅限于财物。根据《新加坡反贪污法》，提供官职、职业机会，给予其他帮助、袒护和各种好处等等，也都属于贿赂范围。美国《刑法》、《反歧视法》就明确规定“如果官员接受了女性当事人的性服务，不论他是否滥用权力给予回报，至少他再也不能担任政府公务员了。”

性贿赂

摘要: 2004年12月，当深圳市罗湖区公安分局局长安惠君受贿一案曝光时，公众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这位女局长接受男下属性贿赂这一案情上。当媒体试图挖出更多细节之时，深圳市检察院却称安惠君性贿赂“不属侦查范围”。自2001年人大代表提出“性贿赂应该犯罪化”议案以来，是否应将“性贿赂”犯罪化列入刑法惩处再次成为公众话题......

　　2004年12月，当深圳市罗湖区公安分局局长安惠君受贿 案曝光时，公众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 位女局长接受男下属性贿赂这一案情上 当媒体试图挖出 细节之时，深圳市检察院却称安惠君性贿赂“不属侦查范围”。自2001年人 代表提出“性贿赂应该犯罪化”议案以来，是否应将“性贿赂”犯罪化列入刑法惩处再次成 公众话题。

　　法律与性贿赂的关系究竟如何，作为女性的安惠君接受“性贿赂”带给我们哪些新的
启示？为此，《新周刊》记者专访了性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

　　记者：“性贿赂罪”的提出到现在，社会对成立这一罪名的呼声很高，但司法机构却因其“难以界定”与“难以取证”而迟迟未能立罪，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李银河：从法律的角度讲，的确是很难定罪。尤其是在安惠君这样的案子中，“行贿方”是用自己的身体或感情去行贿，他(她)既是行贿方又是载体。假如当事双方说他们是有感情的，你能怎么办？因为两性关系是一 私人以及精神层面的东西，你能判断出行贿方对受贿方的付出是有90%出于功利目的、10%出于感情，又或者是功利目的和感情各占一半吗？很显然，这 是法律无法量化的。因此更无法针对具体的情况进行定罪与处罚。

　　有另一种情况是比较好处理的，比如通过花钱买色情行业的服务来向受贿方贿赂。这种情况因为功利目的明确、贿赂 目可以从所花金钱中得到量化，所以一般都能处罚到行贿方。但关于受贿方，又有一个新问题出现，假如受贿方一口咬定自己是因为喜欢行贿方送来的女人(或男人)，基于感情的基础上才发生的性行为，法律能够制裁这个吗？所以“性贿赂罪”的确有很多界限模糊的东西，我们无法把一切都交给法律去解决。

　　记者：假如法律无法解决，在道德感又如此薄弱的今天，我们还能凭借什么？

李银河：还是只有道德的批判。我认为，在所有的性方式中，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同性恋也好、虐恋也好，虽然一开始也受到了很猛烈的道德批判，但基于双方平等、又未伤害到第三方，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社会应该宽容对待；而婚外情与“性贿赂”都应该受到严厉的道德批判。一个是因为伤害了第三方利益，另一个则是用权势买性，在性行为中与对方并不平等。至少在我看来，一个同性恋者要比性受贿者纯洁很多，因为 者是基于爱而不是欲。

记者：“性贿赂”中作为载体的女人(或男人)、包括性交易中的小姐，又如何看待？

　　李银河：对于一些把出卖性作为谋生工具的女性，我没办法批判。其实这个问题自古就有，以前旧式婚姻里妻子没有经济来源，嫁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提供长达一生的性服务，这不就是交易？即使在现在，现实中也有大把的婚姻是基于金钱的考虑而来，今天的婚
姻中又有多少性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利益的需求？我猜不到一半。

　　虽然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可以制止一个人将自己的性作为商品交易出去，但可以说他们的道德层次不高。当别人都可以单纯地享受性时，他却要将其作为商品交换———至少他们是可怜的。尤其对男人来讲是这样。记者：安惠君事件中，焦点都聚集在“女局长授意男下属对其性贿赂”，而真正导致安受到处罚的钱财受贿倒成了其次。李银河：大家关注，是因为这个事情稀奇。因为一贯的情况是女的在两性关系中地位比较低，一般都是作为行贿工具的第三方出现。这次翻身做了“主角”，在性方面利用职权剥削男下属。对媒体来讲，这是卖点；对群众来讲，这是谈资。

　　记者：性之所以可以成为一种贿赂，是不是也跟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有关？因为也有消息称安与男下属的非正常关系是因其婚姻不和谐而导致。

　　李银河：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肯定有问题，有一些东西是违反人性的。有一部分人喜欢一对一的关系，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喜欢这样，目前的婚姻制度并没有照顾到所有人的需要。据我所知，现在北欧国家有50%的配偶是不结婚而长期生活在一起。

　　权色交易、性贿赂，包括情人现象，是社会针对婚姻制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的自我调节———当然这有可能是以一种极端或错误的方式出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其生存的方式、生存的条件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在推动着人们的法律观、伦理观逐渐发生着变化。现在很多男人有了钱都会想找情人，你不能仅仅只是指责当事人的道德低下，要想想我们的文化背景。对女人的拥有从来就是中国男权社会中一个不成文的成功标志。现在男女略微平等一些，一个有权有钱的女性，当她的婚姻不美满，自然会需要情感需求，所以也会有女人养情人。无论情妇或者情夫，也许一开始是建立在平常所说的“权色交易”之上的，但是人是感情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有了感情，你就很难说这还是一种交易了……人感情范畴的东西恰恰是法律最难界定的，但是建立在金钱和交易之上的感情和性我不认可。

　　记者：那么回到安惠君事件中，虽然司法机构以“涉及个人隐私”为名没有调查此事的细节，也回避了安的性贿赂说法，你认为媒体以“性贿赂”报道此事合适吗？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李银河：性贿赂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罪名，只是媒体的说法。我想也许提“性骚扰”更合适。因为首先双方地位不平等，假如真的如传闻所言，安惠君利用自己的职权对下属有所暗示、提拔为自己付出性服务的男下属，那么这应该算是一种性骚扰与以权谋私。

　　而假设双方自愿，又基于感情基础，那么性骚扰与性贿赂都无法成立，惟一能定罪的就只能是以权谋私了。

特色中的"特色":"性贿赂"千年演变

孔老夫子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曾说过：“食色，性也。”——吃饭与性欲是人的本性。人的性欲是伴随着人类一起诞生的，人类的性爱之所以高级，就在于它的全部目的不只是繁衍后代，而是充满着精神的愉悦。

有句话说，男人改造世界，女人改造男人。女人的身体，是上苍的恩赐，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可是，当这种天然资源变成了商品，变成了谋取政治、经济利益，变成了获取私欲筹码的时候，“性贿赂”这个专用名词也就应运而生了。

悠悠中华有着数千年历史，在这漫长的时光里，“性贿赂”并没有停止过它的“步伐”。

时至今日，“性贿赂”仍未退出历史舞台，翻着花样演绎着一幕幕“权色”、“钱色”交易的丑剧，如何遏止“性贿赂”的泛滥，已成为当今反腐败的一个新课题。

商周：“性贿赂”粉墨登场

这是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玉树临风，明月照人。位于太行山东麓的鹿台上，纣王正襟危坐，他内心充满了恐惧。曾经威风凛凛的纣王,此时已是万念俱灰。鹿台上堆放着无数的奇珍异宝；鹿台下，卫兵们点燃了浇满桐油的柴堆，顿时，熊熊大火映红了天空，延续三百多年的商代终于在美人妲已的盈盈笑语、明媚秋波中灭亡了。

姜子牙、散宜生是深谙心理学的。当纣王把周文王投入大牢后，他们立即想到了“美人计”，因为他们知道纣王最爱美色，哥儿几个一合计，赶紧把倾国倾城、风情万种的苏妲已“呈”了上去，这一招果然威力无比，纣王不但释放了文王，而且从此陷入妲已的柔媚中不能自拔，最终成了亡国之君，周朝八百年的基业也由此确立。

“姜子牙献妲已”可称为最早的“性贿赂”，只是因为它带有太多的传说成分，《封神榜》又把苏妲已写成了千年粉面妖狐，赋予了太多的神话色彩。所以，故事的可信度就打了折扣。

严格意义上说，春秋时期“性贿赂”才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它的标志是“洪德献褒姒”。

两千七百多年前的西安，时值隆冬，天宇一片苍黄，孤独耸立的骊山上，光秃秃的树丫和稀疏的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骊山烽火台上，周幽王与褒姒相拥而饮，滚滚狼烟直冲云霄；烽火台下，千军万马呆若木鸡，不知所措。看到这童话般的场景，平日里冷若冰霜的褒姒忍不住嫣然一笑，这笑容勾魂摄魄，让幽王开心不已。然而，在这如花的微笑中，一个叫做西周的国家很快就消失了。

所以，褒王的儿子洪德才是“性贿赂”的开山鼻祖。洪德的父亲被幽王关押，他就投幽王所好，送上了艳如桃李的褒姒，幽王“千金买笑”，“烽火戏诸侯”，落下了一个昏君的骂名，自己最终成了刀下之鬼，褒姒也成了他人尤物。褒姒白皙的肌肤，乌云般的黑发，卷卷的睫毛，晶莹的脸颊和她那凝固的笑容，便成了误国“祸水”的象征，让世人唏嘘不已。

“性贿赂”刚刚开始旅程时，最主要的“攻击”对象是国君，是国家间争夺天下，争夺霸权的一种手段。春秋时，“勾践、范蠡献西施”是“性贿赂”的经典之作。

阳春三月的清晨，姑苏城笼罩着薄雾，吴王夫差正准备上朝，突然，身后传来了细碎的脚步声，他回头一看，沉鱼落雁的西施正袅袅婷婷而来。她刚刚梳妆完毕，身条儿比垂柳还要柔美，眼波儿比露珠还要晶莹，美若春花的脸上挂着娇艳的笑。啊！今天的美人儿，美得成熟，美得优雅，美得眩目，真如漫步九天的仙子，仿佛踏波而来的神女。夫差全身酥软了，他让近侍传话说：“大王身体不适，今日早朝取消。”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图复国；美女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主动要求去谄媚吴王。结果是吴国的忠臣伍子胥被迫自杀，越王勾践顺利回国，灭掉吴国，成就了霸业。

从妲已到西施，“性贿赂”的目的有了极大的发展，姜子牙献妲已的目的比较简单，只是为了救人；越王献西施的目的则“高级”了许多，在救人的同时，还增加了复国的内容。

“性贿赂”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显现了强大的威力。许多情况下，“性贿赂”远远胜过一支威武之师。难怪孔老夫子悲伤地叹道：“美人的一张嘴啊，能把国君依赖的大臣赶走，亲近那些妖艳女人啊，会导致国破身亡。”

综观起步阶段的“性贿赂”，它的最大特点是，女人大多是被“献”上去的，通常处于被动地位。那个时候，为了防止“性贿赂”的蔓延，一些王朝就作了相应的规定，他们通常是把妇女等同于“物品”，送美女和送金银财宝，收受美女和收受金钱财物的性质是相同的，只要在不允许之列，都被认为是非法行为。这是对“性贿赂”最原始的法律界定。

秦朝到民国：“性贿赂”“翩翩起舞”

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公元1911年清朝灭亡，中国封建社会历时2134年。民国是个短命的“王朝”，只有38年。在这总共2171年中，“性贿赂”以它特有的魔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林林总总，各具特色的“性贿赂”占尽了历史镜头，甚至决定了历史的命运。

汉代最著名的“性贿赂”是王允设计的“连环美人计”。他先将貂蝉许配给吕布，紧接着又献给董卓。吕布、董卓这对“父子”都被貂蝉的绝世容颜所倾倒，两人终于反目成仇。吕布一怒之下，杀死了嚣张跋扈的董卓，王允、貂蝉为汉室铲除了一大祸害。

唐代的高力士把“性贿赂”融进了新内容，他推荐杨玉环给唐玄宗，是为了讨皇上的欢心，带有浓郁的个人功利色彩，目的是得到唐玄宗的宠用。。高力士的“性贿赂”，让玄宗从此迷恋上了杨玉环，使强大的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走向衰落。

说到民国时的“性贿赂”，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应该是洪述祖。为了讨好袁世凯，洪述祖可谓用心良苦，他打的是妹妹的主意，可妹妹竟死活不肯嫁给袁世凯，黔驴技穷的洪述祖索性跪到了妹妹跟前，求妹妹可怜自己，妹妹只好违心地答应了他。一朵鲜花就这样插在了袁世凯这泡烂屎上，洪述祖也因此得宠。

也正是因为人们的认识在不断提高中，“性贿赂”也就逐渐被当作违法行为了。首先把“性贿赂”引入法律的是《唐律》，以后还有《清律》。《清律》规定：“监临聚见问为事人（案件当事人）妻妾乃女为妻者，杖一百。”明确规定了对“性贿赂”的处罚方法。

当今社会：“性贿赂”死灰复燃

时过境迁，“性贿赂”历久弥坚，悠然自得地行进到了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它不仅没有因为路途遥远而疲惫，而且还如同服用了可卡因一般，亢奋不已。

2005年4月19日，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文章石破天惊，《被查处贪官污吏95%有情妇，“性贿赂”污染社会风气》，文章以翔实的事例，具体的数字，警示国人——当今的中国，“性贿赂”已成了腐败的一个重要污染源。

2004年6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做出宣判，判处原贵州省省委书记刘方仁无期徒刑。6月30日，在秦城监狱，刘方仁得到这一消息后，再次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追忆自己所犯的罪行，他当然不会忘记那个媚态万分的女人郑某和那个“乐于奉献”的陈某。

豪华宾馆的门口，一辆宝马轿车姗姗而至，车上走下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刘书记。早已恭候多时的陈某忙不迭地迎了上去，把刘书记带到楼上，他早已预定了一套最好的房间。这时，刚沐浴好的郑某，正在衣镜前欣赏着自己诱人的玉体，等待着书记大人的“临幸”。其实，陈某早就与郑某勾搭成奸，但为了巴结刘方仁这棵“摇钱树”，他隔三岔五、鞍前马后地为刘郑安排幽会场所，让他们暗渡陈仓，尽享鱼水之欢。沉浸在温柔之乡中的刘方仁迷糊了，他大笔一挥，近亿元的装修工程就给了陈某。

2000年3月8日上午，南昌市中级法院警哨林立、戒备森严，8时45分，法院固定刑场上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51岁的生命就此画上了句号。此时，许多人都会想到他的情人胡小姐。

大名鼎鼎的胡副省长对这位投怀送抱的胡小姐，可谓“情真意切”。胡小姐迷人的微笑，甜美的声音，高耸的酥胸，让他神魂颠倒。他为她调工作，送她房子，无所不用其极。让人惊讶不已的是，胡长清在参加昆明“世博会”期间，竟然私自离开会场，化名登上了去广州的飞机，找胡小姐幽会去了。副省长失踪了，有关方面手忙脚乱，调动多方面的力量，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位“宁要美人，不要江山”的胡大人。也正是这次色胆包天的举动，胡长清最终露出了原形。

最让人深感不安的是，“性贿赂”竟然堂而皇之地步入了学校，给这个原本圣洁的殿堂，抹上了污浊的颜色。

湖北省襄樊市鱼梁洲鹿鸣岛公寓一个两室两厅的房间里，襄阳县工商银行原副行长马国超淫笑着，他先是用胳膊去箍女教师玲玲的头，接着压在玲玲身上，三下五除二就脱掉了自己的衣服，又去撕扯玲玲的衣服，扯坏了玲玲的羊毛衫、文胸带子……这个禽兽在施暴过程中，竟然两次将秽物喷在玲玲的内裤上。玲玲蜷缩在床头，屈辱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这起暴力强奸案件，由于玲玲的坚决抵抗而没有得逞，它的直接导演就是襄阳区东津镇的两位中学校长。为了获得贷款，他们编造谎言把玲玲骗到襄樊，然后开好房间，让玲玲去陪马行长。由于关键证据被玲玲不慎毁掉，此案好久才得以定案。马国超被捕，两位校长被撤职。

“一笑倾城，再笑倾国。”古希腊人为了绝代美女海伦，可以发动十年血流成河的战争。克林顿为了一个莱温斯基，险些丢了总统的宝座。中国当今的不少贪官，在“性贿赂”面前并不逊色，他们的结局，又怎是“后悔”两个字可以概括的。

透视众多的“性贿赂”，人们发现，当今的“性贿赂”的方式真是多种多样，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就是一例。

一家宾馆的餐厅里，朦胧的灯光下，安惠君亲热地为下属夹上一筷菜，同时送去一个灿烂的微笑。年轻英俊的男警员有点拘束，安大局长声音就更轻柔了，虽然这位1955年出生的女人已是徐娘半老，但此时更像个20岁的妙龄少女，她卖嗲作态，向男警员做出性暗示。这位局长大人也真是有“良心”，罗湖分局的一位年轻警员与她关系密切，从副科提拔到正科，再提拔到副处、正处，仅用了两年时间。

自古只有藤缠树，可安惠君偏偏要树缠藤。人们一时都理不清到底是谁在向谁进行“性贿赂”。女贪官要求男人用自己的身体，给自己以生理的满足，也算是一出绝妙的现代版的“性贿赂”吧！

通常意义上的“性贿赂”是离不开中间人的，可如今不少女人更是乐意直接“奉献”自己。这方面的“大姐大”无疑是湖南的蒋艳萍。

蒋艳萍有句“至理名言”：“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蒋艳萍是说到做到的，只有初中文化的蒋艳萍，凭借自己颇有杀伤力的容颜，先后和四十多名干部发生性关系，她的收获是丰硕的——只用了13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小小的仓库保管员飙升到威风凛凛的厅级干部，还聚敛了一千多万元的非法财产。

蒋艳萍信奉肉弹无所不能的规则，她把“性贿赂”演绎到了精妙绝伦的地步。汉寿县看守所是她生命的最后驿站之一，罪孽深重的蒋艳萍居然成功地把看守所副所长万江抱到自己怀中，万江也“光荣”地成为蒋艳萍的最后一名“殉葬者”。

对于公众来说，性是极大的卖点。于是，有人就不遗余力地自编绯闻，以提高知名度，这种潜规则正在一些地方暗流涌动，让“性贿赂”的外延更加丰富。

不少媒体就曾爆出过这样的新闻：一位身材修长、脸庞秀美、长发飘逸的美女挨个剧组串当群众演员，专盯男导演，使用的是“让我演戏，干什么都行”的暗示性语言。一次，这位美女将一位副导演堵在房间里并反锁房门说：“你给我角色不？如果你不给，我现在就打110，告你非礼我！”导演没受她要挟，没想到这名女子还真打了110，闹了个不亦乐乎。她甚至找到导演的妻子大吵大闹，说自己被导演强奸了，索要赔偿。

“性贿赂”可说是无孔不入，让人触目惊心，其根本原因就是它获得的回报是惊人的。以广西自治区前主席成克杰的情人李平为例，她凭着成克杰的一张条子就可以挣上百万元。

性贿赂犯罪化的正当性基础

　　杨兴培教授的《“性贿赂”不宜入罪的三个理由》一文（《检察日报》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４日第３版，以下简称《三个理由》）从法律观念、法律制度、司法实践的技术应用等三个角度切入，论证性贿赂犯罪化缺乏合理性。然而，我们认为，性贿赂入罪具有正当性基础。

　　探讨性贿赂犯罪化问题，首先应当界定性贿赂是否被整体排斥在犯罪圈之外。对此，《三个理由》没有予以明确。根据实践中的情况，性贿赂表现为：１．请托人出资买通他人与受托人发生性关系；２．请托人与受托人发生性关系。在现行贿赂犯罪的刑法规范框架内，第一种情况属于受托人通过职务便利换取性服务，而性服务是请托人通过支付财物换取的，本质上是权钱交易，显然符合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属于权钱交易关系的性贿赂在规范上已经处于入罪状态。第二种情况属于权色交易，基于刑法贿赂犯罪对象局限于“财物”的现实，无法通过刑法解释将之纳入贿赂犯罪圈。因此，性贿赂犯罪化实际上在于解决如下问题――设置全新的刑法规范对权色交易行为进行刑事处罚是否具有正当性。这是讨论性贿赂入罪问题的规范现实与逻辑起点。

　　一、从法律观念上看

　　从法律观念上看，性贿赂入罪符合社会对于刑法发挥作用的期许，是对社会民众长期以来反感、谴责权色交易的理性回应。

　　《三个理由》指出：性贿赂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性的问题，而是性背后的“权”的问题和“钱”的问题，性贿赂问题的实质在于有人无视法纪，利用职权胡作乱为的问题。对此，我们甚为赞同，但这显然不能成为性贿赂入罪不符合法律观念的理由。相反，上述观点反倒是证成了性贿赂入罪符合社会对严格规范权力运作的心理期许。

　　性贿赂犯罪化的目的并不在于运用严厉的刑罚手段谴责不正当的性行为，而是要通过刑罚的终极力量遏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此换取对方的同意，满足自己的性需求。性贿赂入罪，通过确立刑法规范进行宣示，预防和惩治具有相关权力的行为主体实施以获取性行为为导向的具有倾向性的职务行为，而不是惩治性行为本身。对于通过性诱惑职务帮助者以获取升职、商业利益的行为，民众痛恨的是这种“不正当竞争”；对于利用职务便利换取性行为的现象，民众无法容忍的是权力异化为实现私欲工具的残酷现实。至于不正当性行为本身，法律观念上的谴责是处于第二位的。

　　二、从法律制度上看

　　从法律制度上看，性贿赂入罪代表了预防与惩治腐败犯罪刑事立法不断严密的制度演进方向而非倒退。

　　《三个理由》指出：性贿赂一旦入罪，与之具有同一性、相似性、关联性的通奸、性乱等性违法、性罪错行为也应当犯罪化。因为刑法不能承认，民间的通奸可不以犯罪论，当官的“通奸”是犯罪。而性贿赂、性违法、性罪错“一罪俱罪”的后果便是刑法制度的倒退。

　　对此，我们持不同意见。毋庸置疑，性贿赂与通奸、性乱等在违背性操守层面具有同一性。但是，性贿赂区别于通奸、性乱的独立性特征在于其负载了职务行为与性行为之间的对价关系。因此，在刑法对于超越夫妻关系的双方同意的性行为的容忍度不断提高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性贿赂犯罪化的正当性基础并不在于制止对性伦理道德的违背，而在于遏制为了追逐性享受而背弃职务行为的公正性。

　　性贿赂入罪，并不代表刑法谴责其涵盖的不道德性关系的当然内容，而是说明刑法谴责权力腐败。接受性贿赂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后接受财物的行为具有同一性（权力腐败）与相异性（前者获取性，后者获取财物）。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的不断严密，应当表现为强化权力腐败行为刑法处遇的同等性。同属于权力腐败，权钱交易已经犯罪化，作为权色交易的性贿赂亦应当“一罪俱罪”，实现刑法规范的一致性。否则，腐败犯罪立法持续处于性贿赂非罪、财物贿赂有罪的立法不对等状态，可能出现腐败行为的倾斜性恶化。

　　三、从司法实践的技术应用上看

　　从司法实践的技术应用上看，增设“性贿赂犯罪”后肯定会出现操作性障碍，但这不应当成为刑法无能为力，消极面对性贿赂问题的理由。

　　《三个理由》指出：在目前的贿赂犯罪中，刑法规定对贿赂犯罪的定罪处罚是以一定财物的价值、价格甚至是使用价值作为定性定量的依据的。由于无法将女人放到贿赂犯罪的对象当中作为“物品”进行估价拍卖、议价买卖，定罪量刑显然缺乏依据。即使将“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作为“性贿赂犯罪”的客观处罚条件，作为与受贿数额较大、巨大并行的定罪量刑的标准，但由于情节严重是价值评价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难以量化。

　　诚然，认定“性贿赂犯罪”在司法实践的技术应用层面存在障碍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实施性贿赂行为情节严重的标准难以量化，如何界定性贿赂中的性行为，同样存在很大法律争议与道德论辩。但是，此类刑法技术性障碍究竟是否属于无法克服的问题？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在刑法分则四百多条罪名中，充斥着难以在现实生活中量化的标准，这也是疑难案件司法认定存在争议的原因所在。即使在总则规定中，仍然存在“显著轻微”（但书规定）、“明显超过”（正当防卫）等界限不甚明朗、可能出现操作障碍的标准。因此，对于诸如“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恶劣”、“明显”等在实践中难以量化的价值评判标准，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所具有的权威力量，强制设定量化尺度寻求刑法规范的实际运用，或者通过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判断，以此保证刑法规范不被虚置。“性贿赂犯罪”与其他刑法规范一样，不可能完全脱离价值评价，单纯在形式上为司法实践框定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性贿赂犯罪能够在实践中正常运行，关键是需要实务部门的实践操作或者有权机关的司法解释，来具体填充构成要件中不甚明朗的部分构成要件要素。

　　此外，《三个理由》进一步提出了若干疑问，有必要一并作出回答，以求在解释上做到精益求精，对追求正义进行正确的解读。

　　例如，《三个理由》设问――如果某些女性自己投怀送抱，并从中获得好处，此时这些女性是“行贿人”还是贪官“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人？我们认为，请托人基于占有稀缺性商业交易机会等不正当利益而主动向受托人投怀送抱，是对自己性权利的非道德性处分，并没有涉及权力腐败运行问题，不具有纳入刑事处罚范围的正当性。虽然提供性贿赂的行为与卖淫行为在模式上具有一定差异，但刑法规范对其形成一致性的判断结果――不评价。请托人通过性贿赂谋取的不正当利益涉嫌其他经济犯罪的，可以通过刑法分则的其他规范追究刑事责任，提供性贿赂的行为没有应罚性。同时应当注意到，对合犯属于必要共同犯罪，而贿赂犯罪并非共同犯罪，故性贿赂提供者不属于行贿人的法律认定不影响受托人的行为性质。对于权力者而言，接受请托人性贿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撼动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完全可以独立构成“性贿赂犯罪”。

　　再如，《三个理由》又问――在现有的刑法规定框架下，能否让我们在法治观念上多一些监督意识，防止权力的滥用？我们认为，主张性贿赂入罪，并不排斥其他惩治和预防腐败行为的制度设置。特定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适当弱化、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舆论监督、纪检监察、行政处罚等等监督手段的制度创新或者持续强化，都应当与性贿赂犯罪化同时存在。通过不同强度的制度设置，层层深入地对具有不同程度社会危害性的性贿赂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性贿赂犯罪化并不意味着“一有问题，在其他手段还未用上、还未用尽，就想到刑罚这一社会防卫的最后的极端的手段”。增设“性贿赂犯罪”是对腐败犯罪惩防体系的完善，而非放弃作为最后公权介入的刑法所应当时刻秉持的谦抑。

蒋艳萍的性贿赂生活

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只用了短短１３年，从仓库保管员升到副厅级干部。短短几年间，贪污敛财达１０００多万元。性贿赂不仅助她官场发迹，还帮她疯狂聚敛巨额财产，在湖南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桃色丑闻”……
　　１９７６年，１７岁的蒋艳萍来到湖南省茶陵县农村插队落户。然而，农村生活并没有让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的她产生任何留恋，干起活来经常溜号，但她往公社领导那里却跑得特勤。她认为，要想离开这个鬼地方，最现实有效的办法就是“粘”住那些“当官的”不放。她把目标瞄准了公社某领导。蒋艳萍把自己作为肉弹第一次射向了一个比自己年长３１岁的老男人。这位公社领导对蒋艳萍几乎有求必应。１９７７年，在他的极力推荐下，在同来的知青中，蒋艳萍第一个被招工到湘潭某厂当了工人。
　　然而，蒋艳萍并没有满足。１９７８年的一天，上级一位重要领导来厂视察工作。厂里特意派出楚楚动人的蒋艳萍作为代表接待这位重要领导。午宴时，她像只小蜜蜂一样，飞过来又飞过去，一会儿向这位领导敬酒，一会儿陪着他唱歌跳舞。长于交际的蒋艳萍把自己表现得十分出色，给那位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傍上这棵大树，她每次都使出全身解数，“逗”得那位领导心花怒放。不久，这位领导因感冒住进医院，他手下的人很会来事，马上打电话告诉蒋艳萍。蒋艳萍得知消息后，立刻放下手头工作赶去了医院……仅仅相识３个月，两人就在医院病床上“搅”到了一起。１９８２年，在他的帮助下，蒋艳萍调往长沙，在湖南省建工集团六公司下属碧波商场当了一名工作轻松的仓库保管员。
　　到碧波商场后，没多久，她又故技重演，与省建六公司主管机关的一名副主任勾搭成奸。在这位副主任的帮助下，１９８４年，２５岁的蒋艳萍被破格任命为碧波商场经理。在蒋艳萍的财色兼施下，商场凭借大批公款采购，销售额直线上升，这让她赢得了往上爬的资本。１９９０年，蒋艳萍被提拔为副处级的省建六公司劳服公司经理。
　　权色交易让蒋艳萍尝到了一连串的甜头，她也总结出自己的“至理名言”：“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湖南省计委原副主任陈某和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原局长张某就是被她按这句“名言”拉下了水。省邮电系统一项标的近６亿元的巨额工程被蒋艳萍一人揽入名下。
　　据检察机关查证，至案发时，被蒋艳萍的性贿赂击倒的各级干部就达４０多人。有了这张关系网，蒋艳萍夸口：“在湖南，只要我愿意，就没有接不到的工程。”蒋艳萍和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权贵之间展开了一笔笔交易。她以美色、肉体换取了１０亿多元的工程项目和各种荣誉。１９９４年，蒋艳萍被提拔为省建六公司主抓经营的副总经理，１９９６年下半年又被提升为六公司党委书记。１９９７年４月，蒋艳萍带职到中央党校学习，同年９月，被省委任命为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主管经营的副总经理（副厅级），此时她才３７岁。从仓库保管员到副厅级干部，仅有初中文化的蒋艳萍只花了短短１３年，演出了一段现代“官场神话”。
　　金钱与美色就像星星和月亮，相伴相随。性贿赂不仅助蒋艳萍官场发迹，还助她疯狂聚敛了巨额财产。为收受贿赂，蒋艳萍肆无忌惮，简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几年时间，她疯狂聚敛１０００多万元的横财。
　　蒋艳萍被逮捕后，检察机关为排除其关系网的干扰，于１９９９年８月将她从长沙市看守所转移到汉寿县看守所。狱中的她自知罪孽深重，为求苟活，又开始施展“美人计”，射出了最后一颗肉弹。这次中弹的是看守所副所长万江，他也因此成为蒋艳萍性贿赂案中最后的殉葬者。
　　纵观蒋艳萍案，我们在为揪出一个巨贪欣喜的同时，不能不对本案深深地思考：仅有初中文化的蒋艳萍凭借“肉弹”，短短１３年间，就从小小的仓库保管员爬到威风凛凛的厅级干部，聚敛起１０００多万元非法财产，这说明了什么？在我国刑法中，对财物贿赂有明确的量刑规定，但对于尚没有明确列入刑法的性贿赂又该如何惩处？这些思索在警示我们：立法制裁性贿赂已迫在眉睫。你想知道蒋艳萍是如何走上犯罪的道路的吗?

“性贿赂”定受贿罪让“色官丧魂”？

据2010年6月2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笔者认为，作为贿赂对象的“财物”、“财产性利益”与“非财产性利益”，其范围大小有重要差异，要准确界定“财产性利益”的范围，应当从“财产性利益”与“财物”、“非财产性利益”的关系中来把握其区别，“性贿赂”可以归入“财产性利益”而定受贿罪。

看过这则报道之后，我就在那儿寻思了，将“色官”接受“性贿赂”定受贿罪定会使“色官丧魂”，让他们再无胆量明目张胆玩女人。

从以前的法律法规看，只要是男女双方情愿，苟混一起，从事“权色交易”，即使让纪检部门查到，最多只不过是下岗，大部分都是给个警告，说其生活工作作风不检点，给相应的一点轻微的处罚就算完事，日后这样的官员还会官位照旧，照样我行我素，与色沾边。

要知道，一个好色的官员一定是一个大贪官，他们要不是用钱财大手大脚地在女人身上花钱，哪个女人也不会愿意整日围着贪官转，被他们玩弄。玩女人的钱哪来的，最终损失的还不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吗？

“色官”接受“性贿赂”定受贿罪可以说是给贪官极大的面子了。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如果一个官员很好色，常玩女人，则我们百姓会说其“臭不要脸”，更有甚者还会大骂其两句，说些更难听的话来;但贪官就不一样了，如今若再听到哪个官员因为贪污受贿，则老百姓都会对其怀有平常心态，也许都会从嘴中冒出句：“谁当官还不贪两个，让政府抓着算他点背。”可见，在百姓眼中，他们能容忍贪官，却绝对不能容忍色官。

贪官是可恨的，但色官却更可恨。贪官贪国家和人民的血汗之钱，而色官在贪污公款之时还在破坏着无数的家庭幸福，他们都在严重地损害着我们的党和政府的形象，在严重地侵害着党和人民的利益。

贪官判刑在情理之中，而色官如今定受贿罪，也真是太便宜他们了。我相信，一个色官只要深查，其肯定是一个大贪官。我们的相关部门就应对色官严查，深追其腐败手段，对他们进行严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为人民所不容。只有对贪腐官员进行更加严厉的惩处，才会使得我们的社会更加地和谐与稳定。 

张紫妍性贿赂名单 张紫妍曝陪睡门

张瑞希高小英金南珠涉嫌性贿赂

据台湾媒体报道，韩国女星张紫妍前年自杀身亡，留下50封亲笔信，控诉“The Contents”经纪公司老板金承勋，逼迫陪睡超过100次。据悉，韩国巨星张东健爱妻高小英、曾是该公司当家花旦，可能也是受害者；韩国《朝鲜日报》昨更是直指加害“淫魔”之一，就是姐妹报《朝鲜体育报》前社长！

　　张紫妍前年3月7日在家中上吊，得年26岁，她死前写下经纪公司恶行交给友人，控诉公司逼她“陪酒、陪睡”，否则便以酒瓶毒打。周日SBS电视台晚间《8点新闻》报导，该台收到张紫妍友人转交她生前所写的50封信，详细记载她为政商、媒体界人士等共31人提供性服务，累计陪睡逾100次。

张紫妍

控“猪狗不如变态”

　　她信中哭诉：“我希望警察能帮我，惩罚这些猪狗不如的变态，他们都是恶魔和疯子，骗我可以帮我实现演艺圈的梦想，却是无止境利用我的身体。”

　　她在信中还说：“我觉得自己很悲哀，想死了算了，某日刊报社的老板，下流又肮脏，玩弄我的身体，我仅是新人，好想逃离生不如死的生活。”《朝鲜日报》指出该老板就是金承勋的好友、《朝鲜体育报》前社长，但未点出姓名，记者昨致电该报，但未能取得回应。

　　SBS电视台表示，他们已请专家鉴定，证实信件确是张紫妍笔迹，并将其中20封信交由警方鉴定，结果预定下周一出炉。目前韩国警方也投入50名人力专案调查，希望早日水落石出。

张瑞希或为受害者

　　媒体也盛传，和张紫妍同门的高小英、张瑞希及金素妍可能都是受害者，被经纪公司以同样手段逼她们“下海”，但韩国警方尚未证实。如今“The Contents”已倒闭，张瑞希4年多前跳槽，高小英也转至“Deopoyi娱乐公司”。

的是，张紫妍的师姊U-Nee、郑多彬、崔真实先后上吊自杀，虽无法证实是否都因遭强迫陪睡有关，但同一公司竟有4名女星走上绝路，该公司的确大有问题。

韩国选美季军金喜庆性贿赂

韩国选美季军金喜庆性贿赂视频流出，最终被剥夺韩国小姐头衔。
韩国小姐大赛的主办方《韩国日报》于12日透露说：“大赛过后，曝光韩国小姐季军得主金喜庆存在重大缺格理由。11日，评审团召开紧急会议，经一致表决认定其选拔结果无效。作为主办方，《韩国日报》尊重这一决定，故决定不会向金某赋予韩国小姐资格。”
　　经确认，在6日进行的韩国小姐大赛中，季军得主金喜庆曾在2006年拍摄过成人音乐录影带及性感移动画报，引起轩然大波。
　　除此之外，金喜庆曾在2005年以“徐玛琳”的艺名同2名超模出身的同事拍摄过三人组合裸体写真。
　　事情一经曝光，网民们就“曾拍摄商业性成人画报的裸模被评选为韩国小姐是否适宜”的问题争论不休。然而，历届韩国小姐成贤娥、权敏钟、咸素媛等，在赛后推出过裸体写真集，但都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因此围绕韩国小姐参赛资格将引发又一轮争议。
　　另外，曾与足球运动员黄宰元卷入堕胎丑闻的2007韩国小姐金珠妍，最近刚刚被剥夺韩国小姐资格

金南珠高小英潜规则性贿赂

被爆性贿赂卖淫照片

　　金南珠、高小英等有过性贿赂传闻的女艺人也都曾是金某公司旗下女艺人，因此也有网民猜测，这些女星的负面传闻是不是也都与金某有关。韩国网民们呼吁警方尽快对金某进行调查，以早日查明事实真相

　　金南珠，韩国女演员，金南珠经过人工整容过，而且勇于承认，长相靓丽，人工化的漂亮，宠儿般的泼辣。那毫无掩饰的爽朗笑声，毫不做作的行动和话语，都令人惊讶。如火焰一样的真实率性，令人感动的刚强和爽直，这就是她--火焰般的金南珠。

　　姓名：金南珠

　　英文名：KimNamJoo

　　生日：1971/5/10

　　星座：金牛座

　　身高：169cm

　　体重：47kg

　　血型：AB型

　　学历：平泽 孝名中学---水原女专舞蹈系

　　最喜欢的零食：多放辣椒粉，胡椒粉的食物。

　　最喜欢的歌手：邵里德、DJ DOC

　　嗜好：唱歌

　　优点：舞蹈

　　学历：平泽 孝名中学---水原女专舞蹈系

　　籍贯：京畿道 松滩

　　外号：小牛 狐狸

　　电视剧：《英雄日记》、《爱的赞歌》、《恐龙先生》、《都市男女》、《神秘的镜子》、《男子大探险》、《天桥风云》、《我心荡漾》、《王朝》、《ILove You》

金南珠

　　本报讯韩国女艺人张子妍自杀后，用遗书曝光了韩国演艺界潜规则，其生前所属经纪公司老板金某遭到了网民的集体搜索，搜索结果显示，近两年自杀的韩国女艺人中有多人曾与金某有过合作，所以网民认为他很有可能就是2002年沸沸扬扬的女艺人卖淫案的主谋。

　　电视台公开了张子妍遗书涉及潜规则的内容后，就有网民在网上翻出了一篇2002年的报道，当时韩国首尔中央检察院正在调查一起利用女艺人进行性行贿的案件，当时韩国媒体在报道此案时，称S公司的K代表带着公司女艺人去香港，强迫女艺人与唱片监制等人上床，巧合的是当时金某公司的名字缩写正好是S，而且案发时金某又刚好在香港成立了一家经纪公司，因此该网民称，2002年这起组织女艺人卖淫案的主谋很有可能就是金某。

　　此外韩国网民还搜索出2007年自杀身亡的郑多彬、去年自杀的崔真实以及金南珠、高小英等有过性贿赂传闻的著名女艺人也都曾是金某旗下艺人，因此也有网民猜测，这些女星的负面传闻可能也都与金某有关。韩国网民则呼吁警方尽快着手调查，早日查明事实真相。

剖析索取“性贿赂”的女公安局长安惠君(组图)

人民网12月10日讯　10月8日前后，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公安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因涉嫌在任职期间“买官卖官、包庇色情场所并收受巨额贿赂”，已被深圳市纪委正式实施“双规”。有人称安惠君案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不但如此，深圳市检方面人士透露，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

安惠君接受男警员性贿赂证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地处深圳市中部的罗湖区地位重要，罗湖分局由此担负着繁重的治安任务。近几年来，两任公安局长先后落马，令人深思。罗昌平摄

深圳“8·31事件”山体滑坡现场仍被封锁。此事件直接牵出了安惠君，成了这位女局长之案发导火索。

买官卖官、收受贿赂之类，人们已见惯不惊。安惠君案的新鲜之处，只在于她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不过，安惠君案仍不失为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标本，有对其进行剖析的必要。

安惠君案需要从两个方面来透视。一方面，安惠君利用权力给了谁“恩惠”？

显然，安惠君是在进行权力寻租。这“租”是钱也是人，她想要钱时就要钱，她想人时就要人。她要钱，是采取大动公安干部、大收派出所财权等办法，是通过给色情场所当保护伞这样的手段，实可谓内外兼收；她要人，就以“迅速升迁”为诱饵向下属进行性暗示、提出性要求。受到她“恩惠”的是那些送给她钱或向她提供性贿赂的公安干警，是那些向她上过供的色情场所老板。这其中，有的是各取所需，有的是被逼无奈；有的是甘之如饴，有的是心生厌恶；有的是苍蝇逐臭，有的是蜜蜂弃香。

而另一方面，是谁在提拔上给予了安惠君恩惠？

安惠君何以如此肆意妄为？种种迹象表明，她有充足的底气。安惠君从普通办事员升至副局长不足三年，被知情者称为“罗湖分局有史以来的一个奇迹”；而且在被调离岗位时，安惠君还“执意不走”，入职手续拖了好长时间才办……知情者表示，安惠君升迁过程中，似乎总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在推动。

到底是谁惠此君？这恩惠的背后都有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不但是知情者的怀疑，也是公众的怀疑。有关部门应对此进行严查，让用人失察甚至腐败者为其责任埋单，给公众一个交代。

更令人深思的是，既然安惠君的丑闻——包括个人生活糜烂，“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而且，罗湖区公安分局一位科长已出版了中篇小说集《随风飘荡》(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其中“午夜咖啡”一文中的主人公刘丽萍，被公认是影射安惠君的成长历程和糜烂的私生活。小说都出版四年了，安惠君腐败的时间显然更加地久远。但为何她的落马是因一起山体滑坡事件才被意外牵扯出来呢？这种查处腐败的低效率是不是也是对安惠君的一种“恩惠”？

君“惠”何人与谁惠此君，说到底，都是“少数人选人”这一存在巨大缺陷的用人模式所致。在“少数人选人”之下，对用人有决策权者会成为“稀缺资源”，会成为被追逐的目标；而买官者只需要攻克一两个人、只付出较小的成本就能达到目的。

如果安惠君在用人上没有说一不二的权力，那么，会有公安干警为了升迁或保住位置而向她进行金钱贿赂吗？会有“年轻英俊的男警员”为了升迁而向她进行性贿赂吗？不向其提供性贿赂者会以“有待磨炼”的理由而丧失升迁的希望吗？

如果安惠君的升迁是由老百姓决定的，那么其落马之后会有人怀疑其升迁的合理性吗？官员且腐且升的怪现状还会频频出现吗？

先前，我们见多了男性官员利用权力接受女人的性贿赂，安惠君的出现，只不过进一步提醒我们：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不管这权力的拥有者是男人还是女人。(孙立忠）

揭秘深圳女公安局长安惠君接受性贿赂丑闻[图]

在深圳公安系统，安惠君的升迁被认为是一个奇迹。在她担任罗湖公安分局局长期间，人们对她亦褒贬不一。(资料图片)

进入12月，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案仍扑朔迷离。罗湖区政法委多名高层向记者证实，10月8日前后，深圳市纪委以安惠君担任罗湖公安分局局长一职期间，涉嫌“买官卖官、包庇色情场所并收受巨额贿赂”正式对她实施“双规”。随后，近20名公安系统干部被纪检部门传讯，目前至少有7名被传讯者已被“双规”。

记者从深圳市检察院获悉，11月下旬，该院已立案审查安惠君，这意味着安惠君案已启动司法程序。深圳市纪委对此案三缄其口，称安惠君仍处调查阶段，不便接受记者采访。

安惠君于2003年3月底已调离罗湖区公安分局，“双规”之前担任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副主任（副局级）。值得一提的是，她是继1999年彭虎案之后，又一落马的罗湖区公安分局局长。

“8·31事件”牵出安惠君

从罗湖公安分局传出的信息表明：安惠君被“双规”，与深圳8月31日发生的一起山体滑坡事件（以下简称“8·31事件”）有关。

一位接近深圳市纪委办案组的人士证实，有关部门正是在调查“8·31事件”时，发现事件当事人与安惠君之间存在不正常的经济往来。

据媒体报道，今年8月31日上午9时30分左右，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罗岗二线关内侧的长排村，一堵挡土墙因山体滑坡而倒塌，一对湘籍母子在事故中身亡。此事件引起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多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彻查。

据事后披露的消息，事故诱因之一就是该地区大量违规建筑的出现，而这些建筑的地基对挡土墙产生了影响。

11月29日，事发已近3月，记者看到事故现场仍被封锁，并有保安巡逻。位于事发现场周围的7栋楼房已贴上龙岗区政府的封条。上述楼房均为8层以上的住宅楼，接近调查组的一位知情者介绍，这些楼房均为私房，其投资者是罗湖公安分局系统的三名中层干部，投资额高达千万元。

罗湖分局东晓派出所一位巡警介绍，长排村住宅楼基本为外来打工者租住。由于此地为龙岗区、罗湖区沿深圳特区管理线的交汇处，其行政管理权属一直没有得到落实，故长期存在着关系不顺、界线不清、权责不明等问题。

一个怪现象是，本应隶属于龙岗区的长排村，其主要出入口却朝着罗湖区，住户多数不愿接受龙岗区管理，不肯到龙岗区报户办证。这里的一个住户因此认为，罗湖警官在龙岗违规建私房，“一点也不奇怪”。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此次发生挡土墙倒塌事件中的长排村地段，原为某制药公司征用的工业用地，后来该公司涉嫌擅自将土地卖给他人建私房，未在龙岗区国土分局办理报建手续而被有关部门调查。

接近深圳市纪委办案组的知情人透露，上述三名公安干部建私房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利用罗湖公安分局财政体制改革之机私分了原派出所“小金库”的近千万元资金。此三人供认，私分的资金一部分用于建私房，另一部分用于跑官买官。拔出萝卜带出泥，作为其原任上司的原罗湖公安分局局长安惠君，也因此东窗事发。

罗湖区政法系统一位官员表示，其实纪检部门早已注意到安惠君。自今年年初，便有基层民警逐级向纪检部门提交检举信，指控安惠君利用深圳市改革公安系统之机牟取巨利。而“8·31事件”就成了安惠君案发之导火索。

这位官员介绍，广东省纪委派专员与深圳市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安惠君涉案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据介绍，10月8日左右，深圳市纪委调查人员来到安惠君办公室宣布对其实施“双规”，并当即将安惠君移往东莞隔离审查；在罗湖公安分局各下属单位，由安惠君一手提拔的多名中层干部亦被带走。

今年11月4日，由中纪委组织的“中南地区纪检监察工作联系点座谈会”在深圳召开。知情者透露，有高官在会上痛陈安惠君案，直言“群众对她的问题反映很强烈，一定要严查”。

安惠君的“两次收权”

1998年年初，安惠君被正式任命为罗湖公安分局局长。知情者介绍，安惠君上任伊始即搞了两次大的“动作”，其意则在收权。

曾任罗湖区某派出所所长的李飞（化名）介绍，1998年起，安惠君即对分局各中层干部进行考核，实际是巩固其对人事权的控制，借此对人事结构进行重新洗牌。这也被看作是安惠君的第一次收权。

在此过程中，考核为“良”的李飞被调离公安系统，出任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据介绍，罗湖分局当时至少有3名基层派出所负责人被调离公安系统。而此过程中，罗湖分局所辖派出所由18个增至25个。

2000年12月29日，罗湖公安分局财务管理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自此，罗湖区各派出所和大队的财务核算管理由该中心统一进行，这被视为安惠君的“二次收权行动”。与第一次人事调整不同的是，这次收的是财权。

按当时的设计，财务管理中心挂靠在分局行政科，负责整个分局系统的计划管理、会计核算、财务监督和政府采购等。

罗湖分局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层干部透露，此工作自1999年8月启动后，经两步完成：第一步，1999年起取消了分局13个科室的账户。第二步，将各派出所、支队的账户也取消。直至分局53个包干单位全部实现集中式的财务管理。

当地媒体评价，该管理中心的成功运行，“为深圳乃至广东全省提供了借鉴”。据悉，深圳市财政局甚至以此为切入点，在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推广；而广东省公安厅高层也对其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而罗湖区政法系统有人评价，安惠君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是在深圳各职能部门和全国公安系统形成良好的模范作用；二是使自己的权力更大化，进一步削弱了各派出所所长们的权力。

不过，在此财务改革过程中的另一项工作却被疑存在弊端。罗湖分局上述中层干部表示，在财务管理中心成立运行之前必须将原来各单位的财务账目搞清楚，一来可以对以往的财务情况作个了结，二来可以摸清家底。

但知情者透露，安惠君对“以往的财务”并未严格审计，部分派出所负责人，如“8·31事件”中那三名公安干部，就借此机会私分了派出所“小金库”。因这些资金部分被用于贿赂安惠君，故其私分行为并未被时任分局局长的安惠君所追究。

机构改革中的权钱交易

知情者介绍，今年初，一份来自深圳某基层派出所的检举信呈至各纪检部门，举报安惠君利用深圳市改革公安系统之机牟取巨利。

信中所举之改革，始于2002年年初，按“派出所不跨街道办事处设置”的原则，一个街道设立1至2个派出所，一个镇设立1至3个派出所。

罗湖区政法委一位知情人士介绍，整合后的派出所由原来的科级升为副处级。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9月，深圳派出所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全市派出所总数从185个撤并为103个，其中，罗湖区由原来的25个变为8个（现为10个）。

熟知内情者表示，此次改革也使安惠君借机大肆受贿。部分公安干警为了保位子、争位子，竞相向顶头上司送钱。而持竞聘生杀大权的安惠君，对此则一一笑纳。

事实上，“8·31事件”中那三名涉案干部，因其所在派出所被撤并，也无一例外地加入了“保位子、争位子”的行列。

安惠君共收受多少贿赂，坊间说法不一，有人称此次安惠君案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

深圳某媒体一位政法记者介绍，罗湖分局共有警员1500名左右，其中约500名为副科级以上干部，而改革只是将中层干部的位置换一换，“这应了一句老话：要致富，动干部。”

涉嫌收受娱乐场所贿赂

接近深圳市纪委办案组的人士透露，调查组发现安惠君及其下属利用职权收受辖区内娱乐场所的贿赂，在扫黄、严打和缉毒时网开一面。

根据官方统计，罗湖区共有大型歌舞娱乐场所130余家，小型娱乐休闲场所更是数以千计，其中罗湖商业城、东门步行街等窗口地区，一直为深圳扫黄打非的重点区域。

在2000年3月15日召开的全市社会治安整治工作会议上，深圳市公安局要求深圳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一律不能超过凌晨1点钟。否则辖区内的各警方负责人按失职论。

但罗湖区政法系统多名老干部证实，安惠君对市公安局“并不怎么买账”，故市局提出的“娱乐场所凌晨1点关门”的要求在罗湖并未得到贯彻。

罗湖分局东晓派出所一位警官也证实，该区一向重视抢、盗及重大命案，而对黄、赌、毒则相对次之。

曾在罗湖区某娱乐城任要职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介绍，罗湖分局有警官曾按月向辖区某些经营色情业者收取“保护费”，费用在1万至10万元不等，也有按年费计算的。

这位人士表示，另一名由安惠君一手提拔的下属，还充当不良娱乐场所的“法律顾问”，获取一定报酬以包庇其经营黄、毒等非法活动。

这位人士介绍，安惠君及其亲近下属在辖区扫黄打黑的过程中，对于向其行贿的娱乐场所网开一面，成了一些不良娱乐场所的保护伞。

2002年4月，安惠君以罗湖公安分局局长的身份与所属科、所、队长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同期，罗湖区公安分局与全区110家歌舞娱乐场所签订了《禁毒责任协议书》。

罗湖公安系统有人士表示，安惠君实际自己带头打破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至于《禁毒责任协议书》，则成了不良娱乐场所花钱购买的“护身符”。

深圳市检方婉言谢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称有关安惠君包庇色情场所并收受贿赂的指控仍在调查，具体金额仍在核实。

女公安局长的“升迁奇迹”

在安惠君担任罗湖区公安分局局长期间，公安系统内人士对她的评价褒贬不一。

“她主持下的罗湖公安分局的硬件建设，如利用网络破案等，不仅分局干部有目共睹，且在全国闻名。”一位人士并不讳言安惠君的成绩。

资料显示，安惠君上任局长后的1999年，罗湖公安分局获“全国优秀公安局”称号；当年积累的“警校共建”经验，得到团中央、公安部的肯定后一度在全国推广。深圳一家主要媒体曾刊发长篇通讯，称安惠君为“有魄力有胆识的女儒将”。

持否定态度者则表示，安惠君善做表面文章，“对上笑容满面，对下威风八面”。

罗湖区政法委一位官员说，安惠君口无遮挡，骂起人来从不讲分寸。而且其主持政治思想工作时，系统内反对者颇多。

这位官员讲了一个事实来佐证：1997年，即安惠君担任罗湖公安分局政委并主持分局全面工作时，大搞反腐思想教育培训班。当时决定办三期，每期三天。由于培训班选址深圳某豪华山庄，此事被当地媒体曝光，该班开了两天就被迫取消。

罗湖区政法委一位知情人士介绍，现年约50岁的安惠君，1991年即来深圳工作。

据介绍，安惠君原为河北省某县公安局一个副局长，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她在公安部学习一段时间后，被派至深圳市公安局挂职锻炼。

安惠君先被安排到市公安局三处工作，后调任罗湖公安分局治安队任普通科员。知情者回忆，因治安队为科级单位，安惠君对此颇有情绪。后经市局协调，安惠君升为科长，并享受副处级待遇。

安惠君与时任罗湖分局局长彭虎不和，是众人皆知之事。

罗湖区政法委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安惠君希望分局解决一套住房，但彭虎坚持不让行政科做此安排。如此僵持一年半时间，安惠君重新返回市公安局工作。

1993年7月，彭虎调任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分局局长，罗湖分局原政委郑沛明主持工作。不到半月，安惠君被任命为罗湖分局副局长。

“从普通办事员升至副局长不足三年，这是罗湖分局有史以来的一个奇迹。”一位知情者评价。

1994年初，郑沛明被任命为分局局长，安惠君则任政委。后因郑沛明患病赴外地治疗，自1996年下半年起，由安惠君主持分局全面工作。

1997年7月前后，郑沛明调往深圳市公安局任职，安惠君则升为分局局长，同时任罗湖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并身兼深圳市人大代表和罗湖区政协委员。

2001年7月30日，罗湖区原政法委书记另行提拔，经组织同意由安惠君主持区政法委全面工作，其个人权力到达巅峰。罗湖区政法委一位已退休的副书记介绍，安惠君在区政法委“什么都操作，横行霸道”。一个细节是，区政法委的办公经费由另一位副书记掌握，安惠君示意其秘书从中斡旋，将此权收归名下。知情者表示，安惠君升迁过程中，似乎总有一般不可抵抗的力量在推动。  

得意女局长的失意婚姻

知情人都提到，官场得意的安惠君却始终难弃其失意婚姻的阴影。据介绍，安惠君爱人曾在北京某部委工作，后在深圳皇岗口岸某保税公司担任要职。在安惠君来深圳之前，两人即已离异。

曾与安惠君共事多年的一位知情者介绍，安惠君对其婚姻状况极为失望。而自1991年以来，几乎无人看见安惠君和其前夫出现在公众场合。

罗湖区政法委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安惠君有一女儿，估计20岁左右，目前正在英国读书；其老母亲仍健在，但未住在深圳；其妹现在深圳“做很大的生意”。

深圳市检方人士透露，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

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期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

多名知情者证实，该分局年轻英俊的一位警员与安惠君关系密切。而他从副科被提拔到正科，再到副处、正处，仅两年时间。此人今年10月也因涉案被“双规”。

2000年，罗湖公安分局一位科长出版了中篇小说集《随风飘荡》（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其中“午夜咖啡”一文中的主人公刘丽萍，被公认是影射安惠君的成长历程和糜烂私生活。

此书目前在深圳市检察院有较高传阅率，被视为“破案的重要线索之一”。而该书作者早已被调离深圳公安系统。

另据介绍，2002年春节前后，新任罗湖区政法委书记到任，安惠君的权力受到制约。次年3月21日，安惠君被免去公安局长一职，调任深圳市口岸办任副主任。知情者透露，高层做此决定是已考虑到安惠君在公安系统的负面影响。但安惠君执意不走，她甚至在政法系统内部会议上多次表示：“警服穿惯了，我不想脱。”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在3月份接到调令后，安惠君的入职手续直到去年下半年才办好。

深圳市口岸办一位官员表示，安惠君在新岗位上相当低调，甚至不为单位人所知。今年7月23日，在盐田港口岸一小型揭牌仪式上，安惠君以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副主任的身份出席并致词，此后再无音讯。

谁来监督公安局长们

深圳市湖贝路2000号，是罗湖区公安分局办公楼，门前那张由公安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公安局”牌匾仍引人注目。

资料显示，罗湖区位于深圳市中部，辖区面积78.89平方公里，以商贸、金融、信息、旅游、酒店服务和房地产为主，是深圳市商贸、金融、信息中心。

罗湖区政法委一位官员告诉记者，罗湖区是块肥肉，偷、抢、盗者在争，商界人士在争，官员也在争。

安惠君似乎也清楚这一点，5年前她在公安部一次研讨会上称：“罗湖分局的辖区，与香港一河之隔，一方面商业很繁荣，一方面商品交换的原则又无孔不入，一方面境内外的思想文化在这里交汇，这就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锻炼着我们的队伍……”

数年之后，言犹在耳而物是人非。

而历史还惊人地相似，数年之间，同一个地方，同一家单位，腐败案同样发生在罗湖公安分局最高层身上。

媒体披露，2000年2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彭虎有期徒刑8年。经查，彭虎所犯受贿罪，就是其在担任罗湖区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分局局长时，曾多次收受贿赂，并为子女谋利。

罗湖区政法委一位人士表示，无论安惠君还是彭虎，其案发时间之长和隐匿之深均令人咋舌。一个事实是，此二人均为调离公安系统之后才东窗事发（彭虎曾任罗湖区公安分局局长，南山区公安分局局长、1998年被立案查处时任南山区人大主任），“这使得公安局长这一职务变得敏感起来”。

他举例说，安惠君任公安局长期间，罗湖的区委书记、区长多次被交流或提拔，而安惠君却始终位置稳固，其个人权势更是与日俱增。以至于上司和下属均很难说清她的生平及履历。现在看来，一个来自高层的举措似乎与安惠君案有关。

相关信息显示：深圳市委、市政府已决定加大干部交流的力度，尤其是加大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公安局长等干部交流力度。

另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今年上半年已专门成立市公安体制改革与创新课题组，研究相关改革措施。

性贿赂图片

“性贿赂”放倒贪官的“三大秘籍”

有报道称，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而与之相关的“性贿赂”，也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那么，“性贿赂”何以如此泛滥？它又是怎样放倒一个个贪官的呢？笔者解读了几个涉及“性贿赂”的官员腐败案件，总结起来，大致有“三大秘藉”。
　　其一；跻身“腐败链”，权力“陪衬品”。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利用职务便利，在工作安排、工程承揽、政策优惠、减免费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雷渊利攫取的钱财，主要用于包养情妇。利用他获取钱财与其他利益的女人在8人以上，起诉书中就提到了他的5位情人。其中一人利用为会议购买礼品等机会，以虚开发票的方式，与雷渊利共同贪污公款。这位“三玩市长”总结得好：“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认为名副其实。”玩权，就能玩来钱；玩来钱，就能玩女人。这一“腐败链条”就像定律一样在不同时期的贪官身上得到应验。它一语道破天机：失控的权力与“失控”的女人总会不期而遇，而权力与女人都围着同一个磁场和轴心运转，这个磁场就是金钱，这个轴心就是手里掌握着权力的贪官。
　　其二；“玩用两结合，各自取其需”。原四川省乐山市政协秘书长张大常利用管理干部任免、人事安排、工程建设、财政资金支配划拨等便利条件，借机亲手或通过其情妇之手非法收受财物、现金等折合人民币42.3万余元及美金7000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将情妇当作“交通站”和“中转库”是张大常惯用的敛财手段。在担任区委书记等重要职务期间，他先后借春节、生日、女儿上大学、出国考察等机会，亲自或通过其情妇之手非法收受乐山市多家建筑工程公司的董事长以及区政府、区委、职能部门等有关人士所送的财物、现金。虽然这其中没有分清具体有多少赃款赃物是通过情妇“中转”到手的，但情妇“玩用两结合”暴露了贪官胆怯、虚伪和欲盖弥彰的丑恶一面。
　　其三；“色相作成本，权贵被开发”。有个别道德败坏的女人就像苍蝇一样专挑有缝的鸡蛋叮，将漂亮脸蛋当作是一种可重复N次使用的资源，专找掌握实权的官员来“立项开发”，即便到了身价千万也乐此不疲。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副总经理蒋艳萍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她出生在湘东山区，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一朵艳丽的山茶花”。让乡亲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朵美丽的“山茶花”正是利用了自己的姿色步步高升，然后走向无底的深渊。蒋艳萍曾总结出一套屡试不爽的“性贿赂理论”：“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女人，才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说白了，就是“权色交易”、“以色谋权”，就是利用女人的“资本”，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权力。
　　从陈希同、成克杰，再到雷渊利、刘俊卿等，一个个好色贪官在“金弹”加“肉弹”的一阵狂轰滥炸之下，“色”令智昏，沉湎于声色犬马而前“腐”后继，色情成为腐败的催化剂。性贿赂直接影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给国家机关形象造成恶劣影响，而它的实质是“权色交易”，其诱惑力和危害性有时超过财物贿赂，社会危害性不言而喻。但是要看到，遏制“性贿赂”光靠入法治罪仅是一个方面，何况在执行所谓“性贿赂罪”时，取证难的尴尬会困扰反贪部门。当务之急是，通过标本兼治，从预防入手，从干部的教育入手，从崇尚社会主义荣辱观入手，使官员从思想上构筑起严密的廉政“防护之网”，拒各种丑恶现象于防腐大堤之外，进而提升自觉拒腐防蚀的能力，此方为治理“性贿赂”的治本之策。

女教师竟成“性贿赂”工具  郭昕良

女教师晓铃（右）接受采访

为获取贷款，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东津镇两中学校长竟骗来一女教师陪“行长”；“行长”将女教师骗入一酒店内，一夜两次强暴女教师。事发后，两狼心校长被主管部门停职，“行长”被停薪停职。因为本案的关键证据被女教师不慎毁掉，此案迟迟得不到定案。为告色狼，女教师四处奔走，在襄樊市人大等有关部门的干预下，2002年1月25日，“行长”最终被批准逮捕。他闻风而逃，3月6日，警方在深圳将其抓获。 

校长下令，女教师被迫进城办“公事”

2001年10月7日下午3时许，正在学校办公室办公的晓铃，接到校长杨大成电话：“晓铃，你马上过来办点公事！” 

“校长，我第三节还有课呢！”晓铃有点不情愿。这时话筒里又传来晓铃读初中时的班主任、现任一中校长的王传国不由分说的声音：“你现在就过来，我们在六两河加油站接你！” 

没奈何，晓铃把课调了，带了4元钱上了路。来到六两河，上了车，晓铃问杨校长有什么公事，杨大成说“没什么事，吃了晚饭再说！”车便向襄樊市区开。晓铃听杨大成和王传国在车上商量，晚上不能回去了，因为要债的人太多了。车行至襄樊市区米公饭店外，杨大成的同学马国超开着小车来了，杨大成得意地对晓铃说：“这是某某行的马行长，我现在穷得要贷款。”随后，马国超和杨大成一行来到“旺角”海鲜城吃饭。 

事后晓铃才知，杨大成、王传国此行的目的是想找马国超贷款。 

饭后，马国超笑着问杨大成：“你们今天晚上别回去了，我给你们开两个房间。”晓铃一听就对杨大成说：“我要回去。”杨大成说：“一会儿让人送你回去！” 

于是，马国超给杨大成在鱼梁洲鹿鸣岛公寓开了个二室二厅的房间。杨大成让晓铃在房间里先看足球赛，等司机回来。左等右等就是不回来。正纳闷时，校长杨大成在楼下叫她。杨大成对她说：“你就别回去了！”因第二天还有课，晓铃当即表示反对。 

杨大成犹豫了一会儿，笑着说：“司机已先走了！让我同学马行长送你吧！”涉世未深的晓铃也没多想，就坐上了马行长的车。 

色胆包天，“马行长”公然强暴女教师

车行了一段，马国超对晓铃说：“你们那边在修路，现在也比较晚了，路又滑，我得喊一个人和我一起去，要不回来时，车滑到沟里了，我可没办法！”晓铃想也是，多一个人一起去还方便些。 

车绕了一个大圈，开到一大酒店后院，马国超让晓铃在楼下等他，他去叫朋友。过了约五六分钟，马国超却拿着一张开好的房间单据走过来对晓铃说：“我朋友不在，这么晚了，我一个人也不敢过去，我给你开了个房间，你就住在这儿算了！” 

晓铃当即对马国超说：“我明天早上还有课，必须得回去，你还是把房间退了！” 

 “这房间200多元，开了就不能退了，你就住这儿吧，我家里还有事呢！我先领你上楼去！”晓铃一听马行长家里还有事，不好为难，便只好跟着上了楼。 

进了6楼607房间后，马国超听说晓铃没住过宾馆，便主动介绍了一些设备的使用方法，然后打开了电视，此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电视上正报道阿富汗的近况，马国超对着电视自言自语地发了一通议论。 

“马行长，现在10点多了吧，我有点累了！”晓铃见马国超还没有走的意思，便对他下了逐客令。 

 “我今晚不想走了！”马国超说。 

 “那怎么行呢！”晓铃一下子警觉起来。 

 “不要紧，你睡那床，我睡这床，咱们各睡各的，我又不会惹你！”马国超若无其事地说。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要睡这儿，我到我同学家去！”说完晓铃欲出门，马国超抢前一步，抵住了门，手背过去把门反锁上了，又顺势把晓铃往里推，晓铃边反抗边说：“你再这样，我就喊人了！” 

“你喊呀？我告诉你，这里就是一个‘鸡窝’！”马国超开始露出色狼的本质，扑向了晓铃，但晓铃誓死护着自己，双方厮打了半个小时……屈辱的泪水顺着晓铃的脸颊流了下来…… 

“对不起，我刚才太鲁莽了。以后我加倍送给你。你如果不愿在你那个学校工作，我可以给你调到市里来，这事千万不许对别人说，我知道你交了1万多元的上岗费！这可关系到你一辈子的事，要好好想一想……” 

马国超睡下后，晓铃听他打起了鼾声，她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谁知，晓铃还没将反锁的门打开，马国超又从床上跳起来，再次把晓铃推了个仰面朝天，重复了他的禽兽之举…… 

晓铃穿好衣服，一眼就看到床头的电话，她刚准备拿起电话，却又迟疑了：为了上学，父母含辛茹苦，费尽了心血，现在好不容易才借了一笔上岗费，成了一名正式的教师，现在县级优质课证书已经拿到，已经两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还准备今年年末结婚，美好的未来正向她招手，一旦报警，这一切都完了。同事们会怎么看，男朋友会怎么看，老爹老娘如何受得了…… 

晓铃的思想不断地斗争着，天亮了，她木然地坐车回到了学校。 

为讨公道，女教师四处奔走告色狼

10月8日，晓铃在家哭了一天，把全身的衣服洗了一个遍。她把事情的全过程细想了一遍：为了贷到款，杨大成、王传国策划了一个又一个圈套，先将自己骗出学校，然后留城“住宿”，当留不住时，又让马国超“送”，这样一步步地将自己推进了陷阱，当作了“性贿赂”的工具。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晓铃横下一条心！当晚，她来到当地王河派出所报案，民警告诉她必须到事发地报案。11日，晓铃从襄阳区来到襄樊市樊城区刑警大队报案。 

13日上午，马国超被带到刑警队“说明情况”，随后被留置，15日被刑拘。审讯时，马国超说自己当晚在阎姓朋友家里住，但阎姓朋友没有为其作证。审讯时，当听说受害者裤头上的精液已经化验出来了，马国超闻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哀求道：“我是两次想强奸晓铃，但确实没有搞到！” 

马国超被刑拘后，他立即托亲戚四处为其活动。有人将本属机密——受害人已将脏物洗了的这一事实告知了马国超。随即马国超开始反供，拒不承认对晓铃实施了强暴，反称是两校长想贷款而实施的“美人计”，并大喊冤枉。 

晓铃报警以后，马国超的家人及杨大成、王传国等人或亲自上门，或请熟人，或托说客找到晓铃及其家人求请，开价5万至8万元，要求“私了”。他们称，只要晓铃撤诉，什么都可以商量。 

10月13日至25日，杨大成的妻子汪某3次来晓铃家，先是让晓铃别把事情张扬出去，说杨大成无害晓铃之心；第二次汪某改变态度，表示只要不上告，以后会好好补偿晓铃。第三次，汪某说，碗已打破了，就是把打碗的人割了，碗还是粘不好。 

杨大成、王传国心里发虚，一方面怕晓铃上告，不停地在背后做着各种“动作”，一方面拒不认罪。 

这时警方说，如果受害人提供不了新的证据，他们将释放马国超！ 

10月22日，马国超在交了2万元钱后被取保候审。24日，警方又以作“伪证”再次将其刑拘，警方两次提请逮捕马国超，均被樊城区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查。 

为了获取其他的证据，一名非常有正义感的老公安提醒晓铃：不论杨、王、马三家以后送什么东西，都可以收下，然后转交有关部门。 

10月29日晚上，杨大成和他的妻子来到晓铃家，送来了5000元钱，并为晓铃写下了一个便信：“晓铃：你的事我深表遗憾，我非常痛心，今天我来到你哥哥家，带来5000元（人民币伍仟元钱），表示心意。晓铃，我们之间的关系及跟你哥哥的关系，都是不错的，我们往后看，我会对得起你的！”晓铃收到此条和钱后，立即送到了原襄阳县教委。 

2002年元月7日，马国超再次被取保候审。 

2002年元月11日上午11时许，马国超的妻子及他们找的说客等人来到晓铃家表示，只要晓铃撤诉，愿意赔偿一切损失，并将晓铃调到市区工作！晓铃对此进行了录音。 

晓铃的控诉材料，立即得到了襄樊市人大领导的批示：“请市公安局立案调查，若情况属实，建议排除干扰，对违法犯罪分子予以严惩，维护人民教师的合法权益。” 

襄阳区教委很快撤销了杨大成、王传国的校长职务。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2002年1月25日，马国超被批捕了，然而，他却负案潜逃了！3月6日，警方在深圳将其抓获。 

得到马国超被正式批捕了，晓铃闻讯高兴得哭了起来。然而，想起是否能治马国超的罪，晓铃又担心起来…… 

谈谈我所遭受的“性贿赂”

我今年28岁，在一家有一点点小权力的单位就职，象我这种官儿在重庆不起眼的人，其实并不是能够招惹太多的诱惑。但是有一点，我自己是技术出身，有很强的出谋划策能力。我的上司的很多决策来源于我的嘴巴，或者叫“县官不如现管”吧。
　　 废话不要多说了。谈谈几次我遭遇的性贿赂。　　
　　 第一次在南方花园附近一家比较豪华的浴场（名字还是不说了），装修很富丽堂皇。进入后，贿赂我的人叫了一种特殊服务，开始我不知道，其实就是色情服务。服务员堂而皇之的在我明前脱衣服，上身全光，说实话，作为男人，不是我无能，不是我没欲望，不是小姐不漂亮，也不是小姐身材不好。但总之我自己感觉不适。甚至觉得有个撒子意思哦？第一没感情，第二感觉，这个小姐可能给无数的型男服务过，能个多次的交易后，我自己也来交易，感觉没的意思的。
　　但是既然来了，还是既来之，则安之，另外我也有很强的好奇心，现看看到底是撒子玩意儿。于是小姐开始给我按摩头部，把我的上衣也脱了，脱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后来还是“屈从”了，小姐仿佛奇怪的问了一句“你不好意思啊？？？？”。我心想，不是不好意思，而是觉得没的好大意思。但是我的好奇心驱使我继续“研究”一下，社会上所谓的色情服务，到底是撒子样儿。说实话，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技术性很强的单位做了几年纯技术的工作，环境还是比较单纯的。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没有过多了解，另外在女友未分手前也没有机会、时间或者是性趣去了解吧。

不好意思，我在吃饭，各位网友，掉大家的胃口了没？
　　今天是周末，睡醒了，心情还不错，于是我想我会陆续把五次不同型色的“性贿赂”经历写出来，跟大家一起看看这个型色社会。

顺便我插入一些想法，就是感觉最近一辆年我所遭遇的“性贿赂”接踵而至，纷至沓来，看看我自己大学毕业的5年多时间，虽然职位在上升，权力会大一点，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不是主要原因，而应该是国家近两年来对色情行业的“暧昧”太多。典型的如去年新闻“卫生部官员到色情场所分发安全套，给领班小姐进行“安全”培训”等，还有我刚刚才看到的一条新闻“卫生部商务部要求沐浴场所内应放置安全套”，在sohu网首页显著位置。有的网友评论的好“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一边在以防止艾滋病为借口，在一些敏感场所放上安全套，一边让公安以卖淫嫖娼为借口拿着刀在宰他们，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国家的政策按正常的逻辑真是不好理解。”，其实我个人觉得正常也不正常，有好处也有坏处，可能是马克思矛盾论学多了。对我自身来讲，管它朗个。跟自己无关，但现在来看，不是自己想不管就不管，想不去想就能不去想的问题。因为，我至少会感觉近期纷至沓来的性贿赂会影响到我的生活，我将来的家庭生活。

　　小姐的手法感觉真的很一般，摸的我的脑壳明显不舒服，不过一想，人家本来就不是搞按摩专业的，原谅别个吧。可能是自己搞技术工作搞久了，我开始对她的手法有点挑剔。我问她“你学过按摩没的哦？”。她被我突然一问：还愣了一下，后来她说“学过一点”。其实没有学过，学的也不是用手来按摩，而是用的女人的特有武器，我后来晓得的。所进行的按摩，其实就是色情服务。名曰“bt”。在按摩的过程中，我颓然觉得我今天竟然干这事，可能是自己有一定的寂寞感，可能是工作太辛苦了。反正我脑子里没有想的太多，就想“撒子能让我放松心情我就做撒子”，管那么多。小姐继续给我“服务”。不过我并没有感觉“很爽”，很多女人说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我朗个觉得不是哦？反正我是有一种想法，不能越入雷池。这种想法应该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个人觉得我跟她没有感情，觉得没的好大意思;第二，我觉得我自己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男人还是想主动点;第三，我觉得我遭受的是性贿赂，我考了大学，找了比较好的工作，没有必要因此被人晓得后，可能会影响我的声誉;第四，我正在追求我喜欢的一个女孩子，比较漂亮的女孩子，重大毕业的，在一家公司任职，我目前的脑子里想的是她，给我按摩的是小姐。其实小姐也是人，我问了她的身世，其实我对小姐的身家时世反而更感兴趣，想了解她们的心理，是因为她们被迫？是因为她们懒惰？还是本来就骚？她告诉我她是重庆某个区的。但我总结了一下：当今物欲哼流、溜光异彩的花花世界中，加上女人的一点虚荣心，很容易步入此行当。但有一点，她们自己也觉得不光彩，包括她们的朋友、父母、亲人她们说是不会告诉她们的工作的。小姐心理也是孤单的。多种原因促成了她们的现在的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工作，我觉得她们工作的也很辛苦，风险也很高，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我心理不鄙视她们。

　　但有一点，我找老婆打死我也不会找她们的，说一个人“内涵有多么好”，其实很虚，但我觉得所谓的“内涵”在我看来一个女孩子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能够体面的一点的更好）工作，女孩子能够认真的对待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她能够帮助她的爱人一起筑起温馨的家，能够安心的抚育下一代。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女孩子的正常行为，我不想评价其内涵高与低，但有一点，这样的女孩子，会让男人觉得舒服。当然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继续介绍她给我的“服务”，在“按摩”了约30分钟的时候，她要脱我的裤子了。此刻我很犹豫。

　　她要动我的东东，其实作为男人我感觉自己太被动了，被女人玩弄，被挑逗的感觉，我感觉很不爽，于是我拒绝她了。喊她别动！！，“你走吧！！！”。她反而来求我。说了“对不起”，我问她“为撒子不走？？”，她解释到，公司有规定的，如果客人提前离开，服务的小姐要负责的。我晕，后来我说“你把衣服穿好。”，等着时间一到，你就离开。这段时间，我问了一点我想了解的：她们住在公司，很多“姐妹”，各种姐妹都有，各种服务都有。我觉得她们的自身的“硬件”条件，还不错，说她们内涵不高，其实大可不必，我觉得人活在世上，想法不同，人各有志。她说每月她的薪酬估计有6000多，我这一次她提成180。因为我这一次我觉得虽然也是色情服务，但仍然不是最高级别的。所以她提成并不是最高级别的。她告诉我“全套服务她不做的”，她的姐妹有的要做。收入要高，但我觉得性质差不多。　　
　　 各位网友：我提醒一下大家，其实她们也会在大街上打扮的光彩照人哦。擅长搭讪的男士游着点哦。呵呵

这次经历是第一次，虽然以前也经历过很多洗脚城里的服务员的带色服务，但我觉得没的撒子，跟这次比有差距。　　
　　第二次遭受的贿赂就是完全是小姐所说的“全套服务”了。　　
　　还有听说有的人大代表建议“性贿赂”要立法。我晕。这个人大代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不晓得撒子叫性贿赂，我想这个人大代表可能遭遇过很多次了。　　
　　这次这个小姐没有完成对我的服务，是便宜她了吗？对她可能是无所谓的。　　
　　但对我来说，感觉不爽，因为我想发泄，还没有发泄，心痒痒的。其实应该是很不爽。甚至心理有一种服罪感。　　
　　于是第二天我马不停蹄的去追求的喜欢的女孩子了。我感觉更有“追求”，越难得到的我越有兴趣。呵呵

　　应该是哈曼皇宫哈,前几天我还和朋友一起去买了50张票,他打算到处送人,拉点关系哈,其实基本的应该就58块钱,其他的就不清楚了,我去那天好象有人要找小姐吧,还叫了一群小姐出来在那站着,让客人挑选.悲哀啊,其实也知道她们心中的苦,这年头找份好工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是男人就洁身自好点吧.

　　第二次，我遭受的性贿赂在江北。繁华地段，江北有很多除提供多种的服务的堂而皇之的大型“娱乐休闲”场所，我这次在那个往五里店的地方，注意不是沙坪坝方向。沙坪坝方向的那个是我遭遇的全套服务的场所，我将把它作为第三次介绍的地方。　　
　　第二此遭遇的地方也很豪华，我昨天还专门看了报道，说重庆大型洗欲场所，迎来了“春天”，经过较为漫长的几年等待，2005年开始雨后春笋瘢的发展起来。　　
　　有苏东坡的，有皇帝的，有太阳系的，有地核运动的，到处都有，不过这些地方真的是拉动内需啊。　　
　　而且我发现这些地方，男女基本上对半。真是男女平等，想想以前，提到桑拿、提到洗欲，仿佛就是不对头的地方，但现在我发现一家三口的，二人情侣的，一群小姑娘的，前促后用的，一到周末，听说某洗欲场所，两个字概括“爆满”。　　
　　这些场所，听说都有“后台”和关系。具体这个有点复杂，我不去探讨。但有一点。某前我感觉这些地方已经　　　　
　　“平民百姓化”，　　
　　“男女老少化”　　
　　“服务多样化”　　
　　“公开产业化”　　
　　“政策合法化”。　　
　　这些地方是舒适的享受了。很多女子都来享受。

　　这次，服务我的是一个23岁的不大不小的姑娘，贿赂我的是一个45岁的家伙，说实话，我个人28岁还没有结婚，追求中的女孩子也不大，样子也娇好，虽然都是男人，都有生理欲望，不过说实话，有了第一次，第二次我来了就不是很“感冒”了。这个23岁的姑娘，被我换掉了。因为我看着不舒服。因为今天工作不顺，烦心事多，我追求的女孩子我约她，她又不出来，把我气到老，于是乎，我就和贿赂我的那个家伙进来“享受”一把，毕竟今晚比较寂寞。其实心理还是在想着那个我要追求的女孩子。就是因为晚上一个人太无聊了。没法，那个40多岁的家伙，太过热情，而且我的工作他也帮了我很大的 忙。“称兄道弟”的。出来混，就“放开点”。　　
　　于是，场所就换来了一个158个子的19岁的小姑娘来为我“服务”。我28，她19。我占便宜老吗？其实个人还是年轻撒。不算是帅哥。也算是有品味的人撒。不过那个贿赂我的那个家伙40多了，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着实让他享受了一把吧。不过别个也付出了金钱。也应该，我个人就觉得没的塞子的。因为自己目前还算年轻。朋友、同事、同学，男女也算年轻的。都是年轻人，也不怕没有年轻一点的乖一点的女孩子一起耍一下。　　
　　等我50多岁的成了老家伙了，那么20岁的小姑娘来服务我一把，我是不是赚了？呵呵，那时候再看。时世难料。　　
　　所以，我这次纯粹无聊而已，对这里的服务生也并不感冒。

　　这个小姑娘，其实其他方面都不错，相貌、身材都比较不错，我这里就不谈撒子“内涵”了。前面说了。　　
　　当然如果是一个在校的英语过6级的、参加过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奖的、获得过奖学金的、或者当过学生会领导的，如果有这样的女学生给我服务，而且她第一次只给我服务的话（虽然是妄想、虽然大学生也有不少怀鸟），我想我还可能我来请客。　　
　　我想我赚了。　　
　　我面前的这个她，个子他158，牙的，最近追求女朋友追疯了。拿她跟她比老，我开始就问，你多高。着实把她晕了一把。哈哈。　　
　　个人178的身高，说实话，个人觉得，她来服务我，着实让她赚了一把，第一：个人以前有过一个女朋友之外，从来没有沾染过其他任何不良嗜好和不良女人。
　　交往中的朋友、女孩都是大学生。　　
　　这回，我也却是有点“鄙视”我面前这个女娃娃。　　
　　不过我有点困，趴在床上，要睡觉，突然我喊她把灯关了。因为我看法制频道，说可能有针孔摄像头。不过把劳资名声给毁了。太累了。于是差点睡着了。迷糊中，她又来脱我的裤子，我没动。感觉无所谓。可能她的手法比较好，把我诱惑了，不过是男人都会挑逗的。　　
　　不过劳资心理开始鄙视她，感觉她有点“肮脏”。我心想，“你服务了好多人哦？？？”。

这次经历是第一次，虽然以前也经历过很多洗脚城里的服务员的带色服务，但我觉得没的撒子，跟这次比有差距。　　　　
　　第二次遭受的贿赂就是完全是小姐所说的“全套服务”了。　　　　

还有听说有的人大代表建议“性贿赂”要立法。我晕。这个人大代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不晓得撒子叫性贿赂，我想这个人大代表可能遭遇过很多次了。　　
　　我没记错的话，“性贿赂”这个词语是我大二的时候，武汉大学的一个法学博士提出来的。当时法律界是一片哗然。武汉大学的法学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可惜居然出了这么一个哗众取宠的家伙。“性贿赂”这个词语拿给老百姓看着是比较新鲜，可惜在法学上不能存在。

　　这里的女孩子有一个工具箱，箱子里装的用品说是挺专业的。那些玩意儿，可能还真的有正规厂家生产吧。不过其实没撒子的。性用品商行本来就是正当行业。我些许有点睡觉的感觉。这个服务生给我服务了一半，仍然被我拒绝了。然后坐在房间了，聊了一会儿。我问了几个好奇的问题：　　
　　1、这里的客人一般是撒子样儿的？她说撒子样儿都有，28岁的属于年轻的。其实我觉得是，没过30，还可以小小恋一把。而那些已婚的可能真的想倒这里消遣消遣。　　
　　2、第二个问题：我问她，你在服务的时候，有没有冲动的感觉。她说有，其实，她服务的时候，很赤裸的。虽然没有感情，但也必然有生理冲动。

其实，这两次我都是要看看色情服务到底是撒子，撒子叫ty，撒子叫bt，撒子叫，搞忘了。反正这两次让我见识了一下，不晓得这个，也太书呆子了。以前兄弟们开玩笑，说ty、bt撒子的。劳资竟然没听懂，一笑了之了。现在晓得了。呵呵。　　
　　第二次的女孩子告诉我她服务我的时候会有感觉，我记得第一次那个女孩子我问她服务的时候，是否会有冲动，她说没有，我还跟她调侃了一些其他的。她说她也觉得奇怪。不过这才叫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产生感情是妄想，产生感情也不合事宜。
　　可能是个人的自制力比较强，或者是心有所属，或者其他，反正那个想贿赂我的家伙，很难把贿赂成功的。我对此很不感冒。虽然都是男人，不过男人之间，老男人，非老男人之间应该有一定区别的。　　
　　我觉得不值得。可惜的是第一次贿赂我的那个家伙也不过是个34岁的男人，而且长的很爽。我也觉得你何必，你个帅哥，完全可以从正当渠道带来享受，何必花钱来买这个。　　
　　想必那小姐见了身强力壮，风华正茂的帅哥，心理暗喜呢。　　
　　不说我周围圈的人都是斯文人，但绝对不是粗鲁庸俗之辈。　　
　　不过也许这是这么一点，这个社会，好人也有，杂皮也多。不过吾流之辈玩的起的。不希望玩，也不好玩，或者也玩不起。　　
　　地皮流氓，大有人在。

不过有一点，进去消费的，绝对算是中上层社会。

下面谈谈第三次，这一次是玩真格的老。　　
　　进来就是一个身高约170的小姐，我178。三维比例很大，具体如何用ABC罩来描述我不晓得，至今也没有搞懂ABC是撒子意思，反正绝对一个大美女。说实话，这一次，我所遇到的，单纯从身高、身材、长相方面，水准绝对是最高的。估计这种“高级场合”可能是需要应聘？　　
　　这个房间，一张大床，白白的，也暖暖的，柔和的灯光，“温馨”的很。也真的很想在这里睡上一把。床边有个“机关”，从外面可以递东西倒床头边。高级哦。　　
　　房门锁好。　　
　　我利马让她把所有灯都关了。　　
　　她来了真的很干脆，穿着吊带，那女人该大的地方都很大，不该大的地方都很小。样貌成熟而不老气，娇柔而无臊气。我心想“竟然这里有这么好的条件的小姐”。她说的是普通话，后来听说是大连来的。怪不得那么高。她于是向我嘟哝了一句“先生，晚上好，此服务88元，请问有问题吗？没问题我去洗澡。”，我随便答了一句，可以吧。
　　于是，她一股脑把所有衣服都脱了。然后去洗澡了。我在床上躺着看电视。

我有个底线，按摩可以，性服务，我不会做的。　　
　　第一，我不感性趣;第二，心理感觉不爽（或者叫不踏实）。　　
　　因为自己还没有一个让自己如此放纵的理由。　　
　　如果“我是流氓，我怕谁”，想必直接就进行了生物本能运动了。　　
　　如果能够心安理得，生物本能运动也会有益健康。加速血液循环。　　
　　但我不会这么做，至少在我28岁的年龄上我不会。觉得很没有必要，还有担心得爱滋，因为我没有看到避孕套。这里得小姐服务过得人肯定五花八门，（坦白一下：自己在几年前跟前女友做过，不是处男），自己虽然不是处男，但毕竟在大学里的前女友，我跟前女友都是第一次，无论怎样，是单纯的。一直倒现在，我都没有随便跟一个女孩子上床。和一些要好的女孩子在一起，我都是比较尊重她们的。己所不欲，不施于人。不过也很有生理欲望。

她还在洗澡，一会她出来了。　　
　　我问她：什么服务？　　
　　她说：先生，是ty、bt，还有za。

我问她：多少钱？

她说：688。

晕啊，刚刚她嘟哝了一句撒子88的。我没有听清楚。以后才88啊，那应该不是性服务，于是我就躺着。88的服务，高档的场所我也些许有些纳闷，不是性服务，她干吗那么快的脱个一干二净？

她的妈呦，原来真的是来真格的。

第一次来真的。不过我还是习以为常。可能是 听的多了。不过在高档舒适的场所，我第一次见识。

后来我告诉她：不好意思，有按摩的吗？　　
　　她：啊？先生，没有了。就这个。　　
　　我：请喊服务员进来。　　
　　她：好。　　
　　她穿好了衣服就出去了。　　
　　一会儿服务员进来了，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我只想按摩按摩，不要其他服务。　　
　　服务员：为什么？　　
　　我：不为什么　　
　　她说可以换其他服务，但要换房间，这个片区都是VIP，只能做这个服务。　　
　　于是我起身走了。到了一个韩式按摩的地方。价格188，做完了。　　
　　这个我不介绍了。　　
　　那个小姐，除了在我面前脱的一干二净外，无他。

　　补充一点，第三次的地点，真的叫“爆满”。　　
　　男男女女，形形色色，成双结队，扶老携幼，微微壮观，人民生活水平真的很高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工作比较疲惫的话，去洗个澡，还真的不错。68，包很多。资助餐不过人太多了。没有吃的。　　

　　补充一点，第三次的地点，真的叫“爆满”。　　
　　男男女女，形形色色，成双结队，扶老携幼，微微壮观，人民生活水平真的很高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工作比较疲惫的话，去洗个澡，还真的不错。68，包很多。资助餐不过人太多了。没有吃的。　　

好郁闷啊~~~我工资还没有那些小姐多~~~　
　　北京天上人间一小姐被歹徒打劫杀死.公安部门清理遗物发现,存折里存款高达3000多万......

如此色情的场所,就在我家附近呀.

　　第四次，我遭受的性贿赂是在某个温泉地带，重庆既然把温泉也作为十大名片之一，那大家猜吧，可能不好猜，重庆仿佛东南西北都有温泉。　　
　　那天晚上驱车赶路约一个小时才到。　　
　　那个贿赂我的家伙竟然一下子喊了两个小女娃娃给我。　　
　　我狂晕，两个完全是小孩子。　　
　　估计是农村的两家闺女。看起来好小。这么小竟然出来做这个。着实让我哦汗了一把。　　
　　第四次，我告诉贿赂我的家伙：“兄弟，还是算了吧”。

　　过个路,没球看完.

　　你还把持得住也

　　前一个是哈曼　　　　
　　第二个是逸豪　　
　　兄弟，有见识。　　
　　第三个应该是 丽苑 　　
　　LZ 真是幸福。还有人请客，哪像我们这种无权无势的只有自己掏钱！　　
　　第四次 从距离上看应该是铁山坪！　　
　　不晓得才得对不对！

　　LZ还是不错
　　你日别个的时候还不是再被别个日---拿钱切让人日你觉得划算
　　第一句是偶说的
　　第二句是偶一个开"发郎"的朋友说的

　　哈曼　　　　
　　中式按摩:88元/90分钟
　　加钟38元/45分钟　　
　　泰式按摩:98元/90分钟
　　加钟40/45分钟　　
　　法式推油:168元/90分钟
　　加钟80元/45分钟　　
　　浪漫之旅行:198/90分钟
　　加钟90元/45分钟　　
　　哈曼风情:328元/90分钟
　　哈曼特色:468元/90分钟　　
　　里面最吃皮的是..................皇室采莲,做过的都晓得,1200,以次类推,,,,,2400等于4,,,.....　　
　　我觉得里面小姐...身材还可以,在重庆算中等的,.

　　妹儿,你的工资没小姐多,那好,你也去当小姐算了吧

小妹,刺激了吧

　　第四次嘛，开车一小时左右，统景晒！而且小姐又是农村的！

　　我代表全体潜水员，潜水老兵，潜水班，潜水大队，潜水敢死队，潜水猛虎团，潜水蛙人大队，以及全体潜水队员的家属向你表示今年不潜水了，加油

　　市区的地方 多介绍点
　　可以作为参考
　　老大！！！！！！！！！！！！！

　　我想了解第三次的地方在哪，哈哈哈哈

　　我严重怀疑你是不是有生理障碍或者心理障碍

　　现在那个都合法化了，这样可以减少犯罪，大家个人看嘛 现在都没有强奸犯老撒。。。。现在妓女都要持证上岗，什么卫生证，那些！

　　格老子,装稳重所~~~~~~喝哥哥哟!

　　假装清高的LZ,听过"黄泥巴糊裤档不是屎也是屎"这句话没得!?

　　内心描写真实.LZ坚守住最后的防线！！

我想了解第三次的地方在哪，哈哈哈哈　
　　大浪掏沙撒,哪儿吃东西的人比泡水的还多

　　不吃锅巴围倒锅台转

　　这年头啊~` 本来单身汉就多~~ 还多一妈一堆这样的女的出来~~
　　昏哟~~~ 也是今天长见识老!!~~

　　温泉肯定是在桥口坝。哈哈。。这些人东西多哟。早豆听说了。只不过不喜欢这种。没得意思得。。又累还要用钱。划求不来

　　大浪淘沙现在咋样哦，记得几年前开业的吧，刚开业的时候去过几次，感觉也一般哦。

　　看不下去了,男人就是坏,55555555

　　第3个绝对是江北的大浪淘沙 688

　　ok，才下班，我来介绍一下第五次遭遇的贿赂。
　　别人是靠辛勤的劳动换来的,你郁闷个P啊

　　第四个就是----月亮湾

　　在继续介绍之前，我总结一下：　　
　　可能是个体差异，但我觉得身体的背叛没有精神的背叛来的厉害。精神背叛了，肉体很容易背叛。精神没有背叛，肉体一般不容易背叛。　　
　　所以女士们：大可不必担心这些场所。　　
　　去了又如何，回家照样要好好照顾老婆、孩子，只要一个男人不是禽兽，就不会为了生物运动而运动。　　
　　如果一个男人，沉迷于与小姐“交”往下去。
　　我想他与禽兽差不多。
　　禽兽喜欢乱交，不在乎乱交。没有感情也可以交配。完全为了生理欲望。
　　而人子所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之处就是情感。

　　肉体上的背叛不算背叛，而精神上的背叛才是背叛

　　哈曼风情~ 浪漫之旅````

　　第三次遭受的性贿赂，我清晰的记得我问小姐做什么小姐告诉我最后又两个字“做爱”，这两个字挺起来挺美妙的。
　　不过当时我不以为然，做爱，老外叫“make love”。中外此词语都带有很强的感情成份。做爱，做朋友，make friend。交往后有了感情才去性交。
　　动物因为没有感情，所以他们的性行为被称作“交配”。　　
　　人类因为有了感情，所以人类的性行为被称为“做爱”。　　
　　交配和做爱都是性行为。没有感情的性行为就被称为“交配”或者“性交”，这种行为只是完成性交这一个过程。　　
　　而有了感情的性行为就叫做“做爱”，这一过程还包括两情相悦的精神情感交流、包括这一过程完成之后的责任、继续对爱人保持心灵和肉体上的忠诚的义务。　　
　　人类将发生性行为之前的异性间的相互吸引和爱慕称为爱情，这种爱情一般伴有严肃而又认真的海誓山盟，在有了这种约定之后，人类的性行为一般才会发生，因此，人类的的性行为里包含了神圣的信仰的成份，这是一种对爱情的信仰，这种信仰实际上是对对方兑现忠贞不渝从一而终的誓言的坚信。因此，爱情过后的性行为带有明显的责任和义务的成份，将两个人牢牢系在一起的婚姻也就此应运而生了。

官场情人成为贪官腐败动力

从表面上看，是贪官在掠夺财富，可他们掠夺来的财富，有很多却源源不断流进情人的腰包。情深似海，欲海难填。在这场掠夺财富大战中，贪官的情人们个个都能征善战。
　　2006年11月3日上午9点，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张恩照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上，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恩照的辩护律师高子程说过的一句话，跟判案本身一起被媒体广泛转载。高表示，他曾给30多位高官做过辩护律师，张恩照是惟一一位没有婚外私情的贪官。作为贪官污吏中相对比较“正统”的一位“雅贪”，张恩照也因此得到了几分额外的惋惜和同情。曾几何时，“贪而不淫”也成为新闻了？

从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到雷渊利、刘俊卿……一个个好色贪官在“金弹”加“肉弹”的一阵狂轰滥炸之下，“色”令智昏，沉湎于声色犬马而前“腐”后继，色情成为腐败的催化剂。贪官必有情妇，这几乎成了铁律。同时，伴随着汹涌的养情妇浪潮而来的，则是官场情妇阶层的逐渐成形、壮大，以及伴随这一阶层与生俱来的对社会财富疯狂的渴望和吞噬。
　　找情人已成为贪官的时尚。据有关统计表明，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
　　而这些情人呢，通过其美貌的外表、万种的风情和深沉的心机，与官员们勾结在一起，成为了贪官大肆贪腐的导火索、加速器、催化剂、中转站、安全通道，甚至洗钱机器。贪官和情人表面上是通过“情”字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权色交易和金钱关系。从已经披露的众多贪官案件卷宗中，我们看到，贪官一旦倒台，伴随的就是情妇们的翻脸不认人和落井下石。不少贪官还是因为情妇闹事、告发而被拉下马，于是民间又有“反贪靠情妇”的笑谈流传，被戏称是“中国特色”。
　　河北巨贪李真在说到“情人”问题时说：“现在的贪官们，不仅给阿娇们置别墅，还要给她们买名车，让她们抛头露面，给她们牵线搭桥，让她们打着自己的牌子经商挣钱，代自己受贿。甚至还有给她们弄个一官半职的呢。”说到底，就是贪官好色，情人搂钱，百姓买单。
　　这些情妇们又是通过哪些手段来坐享贪官们的金钱，掠夺社会财富，成就她们的物质梦想的呢？从美色与贪官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这种关系又称“床上培养干部”。情妇和贪官看起来柔情蜜意，实质上是一种冷冰冰的交换关系：一是贪官用权力换取美色；二是用色相交换贪官手中的权，再用权去敛财。美色可以变成权力，权力再可以化作金钱。
　　以色谋权
　　此类型的典型是一个名叫尚军、仅有初中文化的女工人，当年安徽省公安系统的“一朵花”。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副科级到副厅级干部的升迁，因此外界给予其“直升机厅长”的绰号。
　　1990年的一天，时任阜阳地委书记的王昭耀到县法院检查工作，从汇报工作到吃饭的酒桌上，尚军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很快就吸引了王昭耀。不久，尚军就坐上了太和县人民法院院长的宝座。后来，在王昭耀当上安徽省副省长刚刚4个月的时候，尚军火速升任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昭耀高升之后，王怀忠成了新任地委书记。尚军又千方百计接触王怀忠，很快，尚军就成了王怀忠在阜阳国际大酒店总统套房住处的常客。在“二王”的关照下，尚军相继担任阜阳市副市长，阜阳市政法委书记，阜阳市委副书记，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如果不是王昭耀、王怀忠的先后落马，谁也猜不出这个“直升机厅长”还要高升多久。权力来得如此容易，她又如何会珍惜手中的权力，为民谋利呢？
　　湖北省荆门市原市委书记焦俊贤，同样通过“床上培养”，把一个小学文化、“三假”身份的发廊“三陪女”陈丽培养到了该市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的位置上。足见该市委书记“床上培养干部”的卓越才干。
　　色助官贪
　　当一个女人征服了一个地位显赫的男人，她就征服了这个男人管辖的范围。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首推大贪官成克杰及其情妇李平。成克杰绝大多数的收受贿赂之举是与李平联手合作实现的，两人可谓配合默契，成克杰甚至说出了“共产党恩重如山，情妇李平情深似海”这样令人齿冷的话。李平出面“揽活”、搞钱，成克杰背后用手中权力给出钱的人办事。
　　由于情妇与贪官的特殊关系，情人往往就成为能够掌握和沟通贪官周边经常在利益场上混的人，可以更好地为贪官谋取生财之道。一些腐败高官开始搞钱时，常常由情妇牵线。在贪官们贪污受贿的过程中，有时情妇还起到中介作用。因此，将情妇当作“交通站”和“中转库”,是有些贪官惯用的敛财手段。情妇作为贪官的“贿托”，便成为一些贪官敛财的路径。
　　在浙江义乌，当地的私企老板对为他们牵线搭桥的“义乌表姐”赵丽娟非常尊敬。赵丽娟既是原义乌市公安局长柳至多的情妇，又是柳至多受贿案中的“贿托”。这位擅长交际、公安局不上编制的“大姐大”，穿梭于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为其牵线搭桥、介绍贿赂，为柳至多介绍来不少“生意”。
　　情妇大多是依附在贪官们身上的寄生虫，而贪官们在喂养这些寄生虫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利用这些寄生虫去蚕食国家财富。情妇们“贿托功用”的发挥，更证明了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贪钱买色　　当官与色一旦交媾，多数情人都成了贪官的投币机，成了贪官不得不腐败的巨大动力，一是贪官为防止情人“流失”而主动出钱；二是情人们总能死死捏住贪官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因丑闻败露而掉官”这根软肋，主动索要甚至勒索。
　　原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管所证照科科长卞忠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情妇周长惠开起了“驾照代审公司”。4年来，两人共捞钱314万元。
　　卞忠其在庭审中痛哭流涕：“都怪我受不住美色诱惑，才会犯下这样的错。”卞称，他不想犯罪，但周长惠常以需要生活费等为由对他进行威胁。因为怕周到单位去闹，到家里去闹，他被迫一次次在周拿来审验的驾照报表上签字。
　　卞还辩称自己并不知道情人捞了这么多钱，而且他没得到一分一厘。“我曾在办公室里给她下跪，但她还是没有放过我，我太懦弱了，她想榨干我的血。”卞忠其忍不住放声大哭。只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近年来，还发生了数起官员杀情妇案。江苏常熟冶塘镇王庄办事处主任陈某、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级调研员董兆歧、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企业分局局长梁冠中、云南省昌宁县县委书记杨国瞿等，都是因为不堪情人索求无度，均将情人杀死。
色逼官贪　　在时下包养情妇的贪官中，似乎已形成一种来势颇猛的攀比浪潮，即谁拥有的情妇多，便说明谁的能耐大。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副厅级贪官金维芝创立的金式“情妇逻辑”谬种流传：“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南京市车管所原所长查金贵年近花甲，居然包养了13个情妇。查所长经常在熟人面前情不自禁地自我炫耀：“《红楼梦》里有金陵十二钗，我呢，有金陵十三钗。”查所长的包养纪录还未来得及申报，同在南京为官的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就已将其纪录刷新。徐某人以包养140多个情妇的骄人业绩，可称得上贪官中的翘楚了。
　　贪官与女人非正常的交往，无论是找相好、包二奶、养情人，还是带小蜜，或是嫖娼狎妓，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仅仅靠公务员的工资，是不可能承担得了如此高昂的买色费用。许多贪官为了实现自己的“粉色理想”，就伸出罪恶黑手，贪污受贿，积攒买色实力。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经理周华孚贪污22万元，索贿受贿11万元、挪用公款5900万元。公司在深圳、珠海、厦门有十几个房地产项目，他将每个项目分别交给不同的女人负责，和每个女人都是单线联系，欲心似火之时就电话叫来一个云雨一番。他在与某妓女一夜风流时被录音，此女借机对其敲诈50万元。周华孚大言不惭道：“一个婊子，我最多拿20万元!”从此，周华孚20万元嫖妓的故事被传为笑料。

色相贿赂　　

现在，一些人想找掌权者办事，见送钱送物不起作用，便使出撒手锏———送美女。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语出惊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的省部级干部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
　　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就是栽在大款们布下的粉红陷阱里的。孟庆平担任海南省副省长期间，曾主管土地、基建、机电产品进出口等，大权在握的优势成了他放纵自己兽欲的资本。一个个体户老板有意派一颇有姿色的女秘书去取批文。这个漂亮的女秘书“不辱使命”，从孟庆平的秘书手里拿到批件后，还要求当面向孟副省长表示一下“谢意”。而女秘书一走进孟庆平的办公室，就卖弄风骚，孟副省长哪经得起如此挑逗？他夸女秘书“有气质，和别的女孩不同，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她抱在办公室的长条桌上行起了苟合之事。那个个体老板知道情况后对女秘书说：“老孟就喜欢这个。你忍着点，我们抓住他的这种事，让他为我们办事!”
　　有“中国官场第一美女”之称的刘光明，原是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直属分局下辖税务所的一名普通女税管员，为了讨得官员们的喜欢，她不惜花费500万元巨资，先后多次到韩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地做面部整容、隆胸术、臀部整容，仅屁股整形一项就花了52万余元，整成了鞍山市“最美的屁股”。凭此资本，她周旋于那些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之间，短短几年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税管员，一步步升迁至税务所副所长、所长、税政科副科长、科长，直至攀升到市国税局局长的宝座。
　　安惠君是中国“性受贿第一案”的主角，更为奇特的是她是作为女性接受“性贿赂”的第一人。据媒体披露，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期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
　　“钱贿赂”是手段，“性贿赂”是目的。“性贿赂”成本远远低于“钱贿赂”。“性贿赂”和“性受贿”相辅相成，“性贿赂”造就了“性受贿”，“性受贿”促进了“性贿赂”；“性贿赂”是以色谋权或者以色谋钱；“性受贿”是“以权得色”。
　　用强有力制度铲除权力情人
　　一个接一个关于贪官的报道，佐证了一个公认的结论：95％的贪官都有情人。掌握权力的官员一旦有了情人，情人就会坠在权力的绳索上打秋千，公权力就会变成私权力。所以那些贪官的情人，无一例外都是权力的情人。如果你自食其力养情人，不侵占社会公众的利益，我们倒也无话可说。但是，现在官员的工资收入，有几个能做这样的高消费？何况有的还养几个几十个情人。他们养情人的方法，就是动用公权力。为情人服务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权力成了贪官养情人的金子库。社会财富就这么被一群“彩色娘子军”吞食，怎不令人扼腕长叹！
　　因此，监督官员的情人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专题列项，制订专门的制度，通过强有力的制度建设，进行有效的监督治理。多年以来，组织部门和纪委定期叫领导干部如实填写交待的个人情况，就是工资外收入、老婆孩子的经商、出国、房产等等，只检查了“贪内助”，没有管“贪外助”。现在应该在检查的项目中再加上重要的一条：情人二奶情况。而且应该将他们自己填写报告的情人信息，不管真实还是不真实，都公之于众，让本单位和全社会了解和监督。
　　另外，必须把贪官情人这个社会影响极坏的问题单列出来，作为一个硬指标，检查官员的思想作风。
　　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2007年2月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铲除贪官的情人，则是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工程。既然情人盯住的是权力，就要对掌权者进行严格的限制。凡是喜欢玩女人的官员，不管他有多能干，应该一律从权力岗位上除名。那些在玩女人的事情上有劣迹的人，一律不要让他们进入干部候选队伍的名单，不然他们会弄出一个排的“贪外助”。我们也要刮起一股风，吹垮官员养情人的歪风，要让那些喜欢玩女人的人，永远进不了掌握社会公权力的干部队伍。如若是，权力的情人就会大大减少甚至绝迹。

一个腐败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祸水女人？

《传媒焦点：慕马大案再曝内幕：她把丈夫推向深渊》、《“三玩市长”和他的9个情妇》、《“王宝森情妇”又绊倒一副部级高官》、《“市长表妹”被捕，牵出市委书记等一串高官》……像这样的以“女人”作为卖点来炒作腐败案件的新闻实在是数不胜数。每次只要一有腐败案发，就有类似的形形色色的新闻见诸大报小报。他们的大作特作总喜欢盯住“女人”，总喜欢把“女人”作为男人腐败必不可少的原因，总喜欢为男人腐败找一块“遮羞布”——“女人”！仿佛没有女人，男人就不会腐败；仿佛没有女人，男人腐败也不会案发！仿佛贪官腐败，责任全在女人！贪官腐败=“女人”！甚至有人在大作中以“理论家”的身份严厉指出：“每每在这样的‘超级贪官’身后都会有一个女性！”
　　想不到在21世纪的今天，“女人祸水论”仍然有这么高的市场价值！一篇报道、一条新闻，只要冠以“女人”二字就会身价倍增，就会吸引眼球无数！一份报刊、一个网页，只要公开“女人祸水论”就会供不应求，点击飙升。
　　苦哉，“女人”！原来你们依傍的位高权重的男人只不过是低智商的“可怜虫”而已，他们不会思考对与错，不会辨析黑与白，只会对你唯唯喏喏，只会看你的脸色办事。悲哉，“女人”！因为那个男人为你买了价值几十万元的房子，那些媒体不明确责任就把他贪污的总账全算在了你头上，可记者们却不追究他贪污受贿的上千万元资金又到哪儿去了？冤哉，“女人”！他受教育十几年，受党培养几十年，为官这么多年，贪污腐败的责任却全在认识你的这几年！
　　男人腐败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从男人腐败的制度原因来讨论，腐败预防机制不健全、用人机制有漏洞、监管制度缺位、反腐败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都为男人腐败提供了可能，男人腐败也因此有了可乘之机。从男人腐败的自身原因来讨论，他所受的学校教育、潜移默化的家庭影响、鱼目混珠的社会教育，理想观、道德观、人生观的错位，都是男人腐败的深层原因，这才是男人腐败的真正源泉！
　　媒体，下次再有男人腐败案发时，希望你们的目光不再总是盯着“女人”！请把目光盯住腐败男人自身！请盯住他是怎样爬到有腐败权力的位子上的，查查当初是谁提拔他的；请盯住他把“官帽”究竟卖给了哪些人，这些人现在有没有被查处、是怎样查处的；请盯住他把“发财”的机会批给了哪些人，这些人因此而获利多少、是否已经列入被查处的“黑名单”；请盯住那些巨额赃款现在哪里，应该怎样追回；请盯住他们还在那些工程中做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些“豆腐渣”工程会不会危及人们的安全；请盯住那些正在贪污腐败却还没有案发的主犯吧！

湖南”三玩”市长雷渊利七大情妇曝光

“被告人雷渊利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9月5日上午，人称“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随着东窗事发，雷渊利的七大情妇逐渐浮出水面。
　　第一情妇　　嫁人后给她31万
　　记者从有关材料中获悉，在任湖南郴州市苏仙区区委书记时，雷渊利找了其第一个“小蜜”———17岁的某宾馆服务员唐某。1998年春，雷渊利调任郴州市永兴县县委书记。远在异地，雷一如既往地“宠幸”着唐某。而令唐意想不到的是，雷渊利在她嫁人生子后，还驱车前往看望她，并陆续寄给她31万元！
　　第二情妇　　耗资2700万为她修工程
　　一天，情妇王某对雷渊利说：“你们官场男人都是逢场做戏，如果你真爱我，你肯为我在长沙买一套房子吗？”让王没想到的是，她的一句激将话诞生了一项“奇迹”：雷渊利要在永兴县建“奇迹工程”，并亲自任工程指挥部指挥长。该项目计划投资1000万元，而工程结算时竟超过2700万元，每个乡镇为此负担达100万元。
　　第三情妇　　欲为私生子存1500万
　　雷渊利与第三个情人黄静是在他任永兴县县委书记时认识的。雷渊利为这位只领工资而不上班的“专职情人”购买了奔驰Ｓ500和皇冠3．0两部轿车。
　　2004年初，随着一个男婴呱呱坠地，50岁的雷渊利从此开始巨额的父爱“投资”。一天晚上，黄静提出了设立“成长基金”的想法。两人通过对“贝贝”的生活费、医疗费、教育费和婚恋费等初步估算，将“成长基金”最终定为1500万元。
　　第四情妇　　受指点虚开18万元发票
　　2000年，雷渊利荣升郴州市副市长后，第一件事便是将邱从县城调到郴州市城管局，并一手提拔为科长。2003年全国中小城市发展研讨会在郴州召开，雷渊利将情人特意安排进后勤组专管礼品。邱某多开了14万元的发票，没想到还是受到市长情夫的批评：“做手脚也要图个吉利才好啊！”于是，邱马上以虚开发票的形式多报18万元。
　　其他情妇　　千万富翁左右伺候
　　据悉，雷渊利的“5号情人”不会开车。每次幽会都由一家民营企业的总经理开着宝马车接送。而雷的“6号情人”则是个能歌善舞的美女。“7号情人”出身名门，是位爱耍大小姐脾气的主儿，一位房地产公司的执行总裁却情愿做“出气包”。而这些“高级随从”中，不乏身价百万甚至千万的富翁。

贪官狱中写小说《红唇咒吻》 希望能助捉拿情妇

风流贪官屡屡涉险，模特情妇一次次拯救其于水深火热之中，又最终抛他而去。对于湖南巨贪黄石山来说，这是一场横跨智商与情商的超级桃花劫。
　　今年7月，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的黄石山在狱中完成了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红唇咒吻》。他期待着此书的出版能够帮助国际刑警组织将女主人公王湘妮捉拿归案。
　　模特情妇两次“灭火”拯救贪官
　　1995年6月，湖南株洲县信用社主任黄石山到县化肥厂考察贷款偿还能力。该厂为了抓住这个财神爷，任命年轻漂亮的女会计王湘妮为“公关经理”。在宴席上的首次邂逅，一下子将黄石山击倒。
　　“黄主任，小妹敬你一杯！”王湘妮在浅斟细酌中对黄石山说：“很久前我就拜读过你的文章，想不到居然有缘能够和偶像作家同桌共饮。” 一句“偶像”一下子活跃了宴席气氛，王湘妮红扑扑的脸蛋撩得黄石山春心荡漾。王湘妮不谈贷款之事，而是盛情邀请“偶像作家”赏脸观看她的时装表演。直到这时，黄石山才知道这位芳龄19岁的女会计原来还是株洲市最有名气的夜总会兼职模特。
　　黄石山1963年出生于株洲县上冲乡八斗村一个贫苦农家，初中毕业后便无钱上学。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黄石山一手握锄头，一手握笔杆，创作发表了多篇小说，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乡土作家，当地一所学校破格聘他为语文教师。黄石山后来以惊人的毅力考上自学本科，接着居然还获得了我国一所著名院校硕士研究生学位！
　　凭着一篇洋洋洒洒长达6000多字的金融论文，黄石山顺利地跨进了县农行的大门,上班伊始便受命创建株洲县信用社，几个月后便被任命为该社主任，令该县金融系统一片哗然……
　　“真是奇才！”王湘妮告诉黄石山：“我曾交过3个男朋友，这些人若有黄大哥您十分之一的志向，我也不会将这些人一脚踹掉。”
　　相识4个月后的一个夜晚，两人越谈越投机。在一家宾馆，沐浴后的王湘妮在激情燃烧中献出了自己的香吻……在翻云覆雨后，黄石山塞给王湘妮两万元钱，王湘妮嗔怪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这之后的第二天，黄石山便指示将数百万元的贷款打进县化肥厂的账上。
　　从此，黄石山带着王湘妮到长沙、武汉、北京、上海、深圳等四处旅游，如同一对如胶似膝的亲昵情侣。
　　就在黄石山焕发第二春沉浸于温柔梦乡时，经常夜不归宿引起了妻子姚菲的怀疑，她向黄石山提出离婚，黄石山喜出望外。
　　“糊涂！”黄石山没想到，王湘妮劝他不要离婚。黄石山颇感意外，官员和大款的情妇们大都使出各种手段力求修成正果，不战而胜的模特为何将送上门的果实推出去呢？王湘妮的解释令黄石山为之动容：“我是在拯救你。想想看，你的事业刚刚起步，这个时候发生婚变会严重影响到你的前程啊！”
　　按照模特情人的授意，黄石山马上回到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妻子赔礼道歉和大表忠心，果然化解了一场婚姻危机。
　　然而，事隔一年，黄石山再度陷入绯闻泥潭，搞得他焦头烂额。
　　原来，信用社职工联名向上级机关举报黄石山耗资百万购买别墅金屋藏娇。黄石山如坐针毡，因为他让王湘妮辞去化肥厂会计职务，做“专职二奶”。黄石山在别墅的产权证上填写王湘妮的名字。黄石山深知，作为共产党员和金融干部，一旦查实他包二奶的证据，其党籍和乌纱帽就会同时丢掉。
　　奇迹出现了！纪检人员在调查三天后无声地撤走。事后黄石山才知道，在风生水起的关键时刻，王湘妮魔术般地将别墅产权证换成了黄石山的名字，让他逃过一劫！
　　红粉军师妙手打造“金融改革家”
　　最令黄石山感动的是，王湘妮3次人流和一次刮宫手术从不向黄石山索取任何回报。正因为如此，黄石山决定启用铁杆情妇出任信贷部主任一职。
　　就在两人的爱情渐入佳境时，由于黄石山业务判断能力奇差，推动工作的方式很肤浅，有关部门准备将其废黜。黄石山为了巩固地位而出奇制胜：人民银行株洲市分行在海南炒地皮造成8000万元贷款损失，黄石山挺身而出为该行买单；他还花了6000万元接管了3家与上级领导有关系的亏损企业。靠着不断为人买单，黄石山有惊无险地握紧了权柄。然而，199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整顿金融三乱的126号文件后，黄石山的信用社被并入株洲市商业银行。黄石山过去的资金大窟窿成了悬在他心头上的一把剑。
　　“亲爱的，不必担心，事在人为。”王湘妮为情夫献上了一个解套的锦囊妙计，黄石山拍案叫绝。黄石山迅速成立了湖南省为民担保公司、株洲县利民担保公司、株洲市聚金投资顾问公司、株洲市银联投资策划公司、株洲市鑫融投资公司、株洲市鑫旺投资公司、株洲市阳光典当行等7家金融机构，通过高达10%至25%“贴水”的办法，高额揽储，不到一年时间便非法吸储突破亿元大关。
　　紧接着，黄石山大举投资实业，成立神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其旗下产业涉及房地产、酒店、旅游、娱乐等项目，产业遍布湖南省内、武汉、海南及广西北海等地。
　　在王湘妮一连串的献计献策下，黄石山掌控的金融帝国连续两年在湖南省同行评比中名列第一，他成了当地的大红人，被誉为湖南“金融改革家”，黄石山因此荣升为株洲市商业银行副行长，主管信贷工作。
　　光环闪耀的黄石山吃水不忘挖井人，很快就提拔王湘妮为商业银行第一支行副行长。
　　想着自己这些年来恣意妄为欠下的诸多孽债，黄石山开始向情妇求解“行善积德”之道。王湘妮足智多谋：“办家医院吧，救死扶伤是最好的赎罪方式。”于是，黄石山从公款中拨出2000多万元，在株洲成立了一家私营医院，王湘妮摇身一变成了这家股份制医院的董事长。然而，“行善积德”没有消除黄石山的“原罪”。2003年6月，株洲市商业银行觉察到黄石山的非法揽储和个人腐败行为后，将他予以除名。惊恐万分的黄石山认为自己的罪行败露，打点行李准备逃到深圳避难。
　　“别怕，天一时半会儿塌不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王湘妮处变不惊，使出了一个大手笔：她操纵黄石山投资3000万元，将位于株洲县城以南十几公里处的空洲岛买下来发展旅游业。
　　“真心爱人”逃亡之旅独自远走高飞
　　2004年7月，积蓄多年的株洲市金融风暴终于爆发了！挤兑风潮席卷整个商业银行。无法取到自己存款的1671名储户潮水般地涌到公安部门报案。家住株洲市芦淞区南湖街樟树坪2号的黄石山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顿感大难临头。 “傻瓜，你看这是什么？”王湘妮拿出两本去菲律宾的护照。2004年8月25日，在登上飞往菲律宾的班机前夕，王湘妮还授意黄石山以对外投资的方式将800万元打到了菲律宾的账号，作为他俩亡命天涯的保命钱。
　　王湘妮在东窗事发后之所以选择逃亡菲律宾，是因为她有个远房表妹魏淑芬嫁给了菲律宾华人何庆忠，两人定居在菲律宾马尼拉。在魏淑芬的安排下，黄石山和王湘妮分别以林子堂和杜薇的身份住进马尼拉郊区的一家酒店里。
　　9月上旬的一天，黄石山和何庆忠在一起喝酒时，他对何庆忠说：“兄弟，听说你还是个硕士毕业的高材生，呆在小公司里太委屈你了。反正我现在在马尼拉一切要从头开始，不如以你的名义，我给你50万，你去给我注册一家公司，亏了算我的，赚了我们五五分成，如何？”何庆忠试探着说：“你现在一个难民，能有那么多现金吗？”黄石山见何庆忠小看了他，昔日的嚣张气焰顿时冒起：“你看不起我？别说50万，就是100万，我也能拿出来。”
　　9月15日这天，王湘妮接到一名陌生男子的电话，告知黄石山被绑架，要王湘妮准备100万换黄石山一条命，否则就撕票。放下电话，王湘妮知道是黄石山吹牛出了事，但是，他们现在是逃亡者，根本无法报警，加上菲律宾的账号以及密码只有黄石山一个人知道，她根本拿不出100万。经过仔细分析后，她认为绑匪应该是何庆忠雇佣的，认定他们这些人只是想要些钱罢了，并没有害命的意图。王湘妮单枪匹马和绑匪周旋，她要求先把黄石山放回，只要他安全了，她一定会交钱。绑匪不同意，要先见钱，王湘妮狠了狠心：“你们先把黄石山放走，我留下做人质。”
　　就这样，王湘妮代替黄石山被关进了一间昏暗狭小的屋子，整整两天两夜没吃一口饭。当黄石山终于取到100万现金来救她的时候，王湘妮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黄石山抱着奄奄一息的情妇，想着这些年来屡遭劫难，王湘妮曾6次拯救于他，黄石山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把菲律宾的账号和密码告诉了王湘妮，两人辗转逃到一个叫迈都的海港隐居起来。
　　迈都是一个旅游胜地，这里经常有中国游客出没。黄石山整日不敢出门。
　　就在这时，王湘妮怀孕了，隔三岔五地去医院“检查”身体，实际上她悄悄溜进网吧，搜索国内消息。王湘妮从网上获知黄石山潜逃在湖南株洲已经掀起轩然大波，并惊动中央高层，湖南省公安厅向菲律宾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缉捕她和黄石山。
　　2004年12月24日，王湘妮谎称身体不适，将黄石山支到镇上买食品，她持马来西亚的护照，带着黄石山600余万的存折和20多万现金悄悄登上了飞往马来西亚的飞机。同时，她还给黄石山留下一张纸条：“不要怪我无情，我们都为追求所谓的幸福而来，可这种错位的幸福，一开始就注定了如今的结局。我如今怀了你的孩子，我带的这些钱就算是对我的补偿和孩子的抚养费吧，你好自为之。”
　　“天啊！”黄石山回到住处，顿感天旋地转！因担心王湘妮举报，身无分文的黄石山迫于生计，只好到码头做了一名搬运工，将轮船上的货物转运到岸边的货车上。2005年2月5日，体力不支的黄石山在扛一个100多斤重的麻袋时，跌得手骨骨折。身心俱伤的黄石山走投无路，向当地警察局投案自首。不久，便被引渡回中国。
　　2005年12月20日，拥有53名同伙的黄石山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70万元。
　　投入监狱后，黄石山想到王湘妮仍在国外过着奢侈的生活，他通过半年的笔耕，于2006年7月中旬创作完成了自传体小说《红唇咒吻》。他期望此书出版并被翻译成外文，帮助国际刑警组织尽快将王湘妮抓获归案。

一干部被“双规” 情妇聚众劫“狱”救贪官

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深圳分公司原总经理姚传锐在被“双规”期间，认下看守自己的保安为“干儿子”。之后，“干儿子”用手机替“干爹”通风报信，姚传锐的情妇和侄子遂得到消息密谋了４套“解救”方案。之后竟然联络了２０多人，上演了一出“劫狱”闹剧。昨天，１７名参与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在北京海淀法院受审。情妇刘倩也名列其中。“干儿子”保安李晓雷被另案处理。
　　情妇参与劫狱计划全过程
　　情妇刘倩出生于１９７９年，今年２７岁。昨天开庭时，刘倩头一个被带上法庭。法官问她和姚传锐什么关系，刘倩低着头，嗫嚅了半天才开口：“我们是朋友关系。”但随后，刘倩又补充道：“我和他在一起八九年了，我们还有一个孩子。”似乎想向法官解释她与姚传锐的这种“朋友”关系相当特殊。
　　当法官询问刘倩，为何求救电话都打给她？刘倩说道：“我是他孩子的妈，他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让我知道吧。”从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上可以看出，从接到消息到策划、实施劫夺计划，刘倩参与了案件全过程。
　　双规干部授意侄子劫人
　　去年１０月，姚传锐到北京开会。１１月１日，其情妇刘倩在深圳得到他被“双规”的消息，于是和姚传锐的“亲信”杀到北京。一行人在北京漫无目的地待了几天，没有摸到头绪，只好铩羽而归。今年１月２７日，他们接到两次神秘电话，大意是要他们赶紧想办法救人。
　　不久，刘倩一伙回到北京。姚传锐的侄子姚伟使用假身份证住进了齐鲁情宾馆。姚传锐就被关在这里。通过精心安排，今年１月２８日，姚伟看到姚传锐在宾馆走廊里，他刻意与姚传锐“擦身而过”。姚传锐低声说：“抢，要快！”
　　此后，刘倩的手机上不时接收到神秘短信，自称是姚传锐“干儿子”的人向他们透露姚的近况。这些都为他们制订解救方案作了准备。
　　众亲信制订４套解救方案
　　向刘倩频频传话的人叫李晓雷。他当时正在看守姚传锐。作为保安，李晓雷在与姚传锐接触了短短数日，就认姚为父，然后冒天下之大不韪替姚奔走。李晓雷不仅用手机给刘倩发短信，打求救电话，而且还将姚传锐写的字条传给姚伟，字条上写着“中餐或者晚餐送饭时，找几个人进去，把我弄出来”“把送餐的店承包下来，用自己人送”。虽然李晓雷昨天没有上庭，但是其他犯罪嫌疑人透露，姚向李许诺要给他买车、给钱。姚传锐的两名子侄也都为他出逃卖力奔忙。姚伟在法庭上说，他也受过姚传锐的好处。姚传锐将其安排进自己的公司，平时只是打字、开车。
　　姚伟一伙制订了４套解救方案，分别是花几万元钱买迷药，迷倒看守人员；由保安李晓雷将姚传锐放出来，他们用车在外面接应；姚传锐所在的房间后面是一所学校，可以从学校进入，拆掉窗户救出姚传锐；冒充送餐人员混进去，把姚传锐解救出来。
　　在法庭上，姚伟表示，他们接到姚传锐的信息并没有马上动手，一个原因就是怀疑干儿子保安的真实身份和信息的真实性，还有就是他们不敢。
　　出逃一天，火车上落网
　　今年２月２７日，姚传锐的侄女婿戴宏安排自己“道儿上”的朋友熊某等人也住进姚传锐所住的宾馆，他们所住的房间与姚传锐被看管的地点就在同一层。他们修改了方案，决定由冒充送饭的服务员进房间救人改为跟随服务员入内。２月２７日６时，戴宏来到宾馆外的餐厅，这时，熊某所找的十几个人也已经到达了餐厅。
　　７时左右，送餐的服务员开始向宾馆里走去。他们紧跟在送餐服务员的后面到达了看管姚传锐的房间，并挡住铁门。这时候，里面有四五名保安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却反问道：“你们为什么押人？”混乱中，姚传锐趁机跑了出来。
　　姚传锐逃出来后马上去了天津，并想由天津转赴上海。但仅隔一天，他在由天津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就被抓获，其他人也在北京、深圳等地纷纷落网。
　　据悉，姚传锐已经被公诉机关移送起诉。李晓雷等４人被另案处理，还有３人在逃。昨天在法庭上，１７名犯罪嫌疑人都表示对指控事实“无异议”。

安徽女贪官“性贿赂”调查

湖北《前卫》月刊对女贪官以色谋权细节描述：一次县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李某来派出所检查工作，尚军被安排去陪酒。散场时，李某喝多了，所长安排尚军到宾馆去照顾他。李某一把拉住她的手说：“小尚，还是你知道关心我啊……”然后就不老实起来……尚军一边应付着李某，一边说：“听说所里还缺一个副所长……”李某马上明白了，说：“你放心，副所长就是你的了。”尚军倒在了李某怀中。李某说到做到，很快尚军成了派出所副所长，不久又当上了指导员。（详细内容请见内文）
　　阜阳原市委副秘书长范玉山告诉本刊，尚军长相一般，以王怀忠对情妇长相挑剔的特性看，“应该不会看上她”
　　尚军空闲时间则常去和领导谈心，一来二去，和领导关系搞得很好，而且尚军嘴巴特甜，对领导常是“叔叔、阿姨”叫个不停
　　有一天，当时县政法委书记张西德（曾和《中国农民调查》作者打官司）对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人，工作很努力，是个女同志，很不错。时任院长的王治仁从没听说过尚军
　　彼时的太和县法院出了一桩悬案：在门、窗都完整无损的情况下，院长尚军的办公桌上被放置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两颗子弹！这被当时的太和县委当作一起严肃的政治斗争。
　　任太和县法院院长仅一年多，尚军升任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又一次让人们跌了眼镜。“因为尚军工作能力一般，业绩也一般，尽管进修过，但也还是初中水平。”
　　与一些收了钱不办事的官员不同，出身底层的尚军，虽然是个女同志，凡是收了人家钱财的，会尽量帮人把事情办成
　　女副厅长的桃色新闻
　　一次县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李某来派出所检查工作，尚军被安排去陪酒。散场时，李某喝多了，所长安排尚军到宾馆去照顾他。李某一把拉住她的手说：“小尚，还是你知道关心我啊……”然后就不老实起来……尚军一边应付着李某，一边说：“听说所里还缺一个副所长……”李某马上明白了，说：“你放心，副所长就是你的了。”尚军倒在了李某怀中。李某说到做到，很快尚军成了派出所副所长，不久又当上了指导员。
　　新来的公安局长知道尚军与前任领导有风流韵事后看不起她，不久就找个理由把她调到一个偏远的派出所任职。尚军不甘心，她又悄悄找到已调任县法院副院长的李某，让他把自己调到县法院工作。在李某的引荐下，尚军顺利调入县法院并凭着自己的身体“本钱”，博得了县里主要领导的好感。结果她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就当上了县法院的副院长。
　　1990年春的一天，时任阜阳地委书记的王昭耀到县法院检查工作，尚军觉得大靠山就在眼前，一定要想办法靠上。于是从汇报工作到吃饭的酒桌上，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充分表现自己，很快就吸引住了王昭耀的眼球。
　　尚军见已经达到了初步目的，于是隔三岔五就跟比她大8岁的王昭耀“打成一片”。不久，尚军就坐上了太和县人民法院院长的宝座。王昭耀的家属在200公里外的宿州市，为了方便跟王昭耀厮混，尚军在阜阳市买了套房子，每到周末就名正言顺地回到“家”里，而这个“家”的“男主人”自然是王昭耀了。
　　不久，王昭耀告诉尚军，自己很快就要到省里任职，尚军觉得跟他提要求的时候也到了，就说：“我要是能调到阜阳来工作，以后到合肥看你就方便多了。”王昭耀当即表态，让尚军到阜阳中院任副院长。果然，在王昭耀当上安徽省副省长刚刚4个月的时候，尚军就如愿升任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昭耀高升之后，王怀忠成了新任地委书记。尚军千方百计接触王怀忠，而王怀忠早知道尚军与王昭耀的关系，正愁无法接触上王副省长呢，而尚军是再好不过的一块跳板。一次，王怀忠到市中院视察工作，中午吃饭的时候，尚军主动坐到王怀忠的旁边。两个人当着很多人的面在酒桌上眉来眼去。很快，尚军就成了王怀忠在阜阳国际大酒店总统套房住处的常客。
　　在“二王”的关照下，尚军很快荣升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此后，在“二王”的关照下尚军依然一路升官。阜阳撤地建市后，她升任副市长，接着又被任命为市政法委书记，一年后，她的第二个情人王怀忠升任副省长，她也升任阜阳市委副书记，主管政法、计生等工作……
　　摘自2006年8月湖北《前卫》月刊，作者为丁香、小钟，此文章主要内容先后被数家媒体转载或引用，进而被全国众多都市类报纸转载传播。
　　安徽省原卫生厅副厅长尚军不会想到，在官场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被捕之后，竟然那么多人传说她的不堪——有关她的桃色新闻在阜阳，这个中国官场腐败的重灾区，传得沸沸扬扬。
　　这让她的家人感到羞耻和痛苦。在有关报刊到达安徽太和县后，她的亲属将其收购一空，但传言依旧，这些报刊的复印件还在悄悄流传。
　　尚军真的是一个“以色谋权”、靠“性贿赂”一路升迁的女人吗？为何阜阳出了那么多的贪官？为求事情真相，本刊记者奔赴阜阳、安庆调查。
　　初中生警察
　　公诉材料显示，尚军出生于1954年11月，不是某些报刊传言的1957年，而且她也不是工人家庭出身——父亲原为太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干部。不过，由于孩子众多，小时候的尚军生活在一个颇为窘迫的环境中，在家中不仅喂过猪，还养有许多小鸭子，都用来卖钱补贴家用。作为家庭子女中老大的尚军，自小懂得生活的艰辛。
　　1970年，16岁的尚军到太和县食品厂上班，工作就是扛糖包。1972年，18岁的她调入太和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做起了一名负责内勤的女警察。
　　尚军的前夫告诉本刊记者，那个时候，整个公安系统内，女性警察为数甚少，原因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干这个活，一辛苦二危险，但对于尚军而言，从食品厂到派出所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水上派出所，尚军工作很努力，破获船民偷煤的案件后，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她把赃款一一登记下来，全部上交，还曾经连续几天辛勤工作，以至于回到单位竟然昏倒在地。
　　努力获得了回报。尚军不断得到嘉奖，获得了太和县当时公安系统惟一的二等功，也得到三等功。1980年，她升任水上派出所的副指导员（指导员空缺）。
　　不仅努力工作，那时的尚军更会构筑与领导之间的良好关系，这也是她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她前夫回忆，那时他和尚军都在水上派出所工作，他的空闲时间全部放在了看书上，但尚军空闲时间则常去和领导谈心，给所长的小孙子弄些好吃的什么的，一来二去，和领导关系搞得很好，而且尚军嘴巴特甜，对领导常是“叔叔、阿姨”叫个不停。
　　当时任太和县公安局主要领导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不知怎么回事，他那个时候经常见到尚军，“常在眼前晃”。
　　和当地流行的通过婚姻改变命运一样，出身于一般干部家庭的尚军，也有想通过婚姻关系这条便捷通道进入更高级别家庭的想法。一位知情者回忆，尚军曾托人作媒，想和一位县委常委家的孩子联姻，无果后，她和同事、后来的首任丈夫（也是当时县委常委之子）谈起了恋爱，1979年结婚，“结婚在当时算是很晚的了”。
　　突击副院长
　　1984年，30岁的尚军以水上派出所副指导员的身份调入太和县法院任副院长。这个决定让很多人吃惊，因为，无论是从专业还是从文化层次上，“文革”中的初中生尚军似乎都不足以胜任法院副院长。
　　时任院长的王治仁回忆，有一天，当时县政法委书记张西德（曾和《中国农民调查》作者打官司）对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人，工作很努力，是个女同志，很不错。之前，王治仁从没听说过尚军，现在领导发话，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科班出身的他尽管心有疑问，但也不好说什么。很快，尚军走马上任。
　　尚军的上任，引起法院内部一些年轻大中专毕业生的不满，有人将尚的调动归功于她公公县委常委张某，王治仁只好以“这是县委决定，干部要四化”来搪塞众人之口。但很快，尚军以她一贯“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平息了众人的猜疑。
　　更让众人吃惊的是，1988年前后，身为法院副院长的尚军竟然和公安局局长廉某竞争起惟一的县委常委空缺！
　　从副指导员调入法院任副院长，尚军只是副科级。1986年前后国家规定，法院升格，县法院院长为副处级，副院长为正科级，尚军得以转正。但法院院长不去竞争县委常委，而一个女副院长却去，众人都想不通。
　　这次县委常委的暗中角力以尚军失败而告终，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尚军在领导心中的好印象。此事过后，尚军夫妇一起去看望一位县里面的主要领导，这位领导当着自己夫人的面，对尚军大加赞扬，说女同志就应该像尚军这样，吃苦能干。这让一直搞材料的她前夫感叹不已，认为自己的路走偏了。
　　两颗子弹
　　尚军很快等来了另外一次机会。
　　当时，太和县法院住房紧张，刚从军队转业回来的一位副院长李某急需要住房，但法院又经费紧张，于是，“经过法院党组研究决定，从诉讼费中拿出一部分经费征地建房”。不久，有人告发了这次违规的决定，法院院长王治仁受到“党内警告”处分，1990年5月被调走。
　　让人惊讶的是，同样参与党组讨论的副院长尚军，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而且还官升一级，接任太和县法院院长一职。这让法院同事颇为费解。
　　扶正后的尚军开始尽量展现自己的成绩。他们在县政法大楼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展览，邀请县委主要领导、市委主要领导、全省法院系统的兄弟单位过来参观交流。
　　这次展览的具体影响不得而知，但尚军获得了她需要的效果——阜阳地委分管组织的徐某和太和县委主要领导都对其工作大加赞叹。
　　更吸引眼球的是，彼时的太和县法院出了一桩悬案：在门、窗都完整无损的情况下，院长尚军的办公桌上被放置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两颗子弹！
　　这被当时的太和县委当作一起严肃的政治斗争。因为在外界看来，这肯定是尚军铁面无私得罪了一些什么人所致。于是，县政法委从公、检、法系统抽调人员来侦破案件，结果不了了之。
　　多年后，人们才明白，这似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局：“子弹事件”不仅为尚军升迁埋下了绝佳的伏笔，也为法院另外一位副院长李某接任院长提供了契机。
　　1992年初，任太和县法院院长仅一年多时间，尚军升任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副院长李某接任院长。这又一次让人们跌了眼镜。“因为尚军工作能力一般，业绩也一般，尽管进修过，但也还是初中水平。”
　　婚姻的代价
　　就在尚军仕途一路走高、顺风顺水的同时，她的婚姻亮起了红灯。
　　尚军前夫将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归结为“性格不合”，同时，他也承认，最初和尚军两人在太和县水上派出所作为同事、都是普通民警时，二人颇为和谐，常常在一起“互相探讨一下案件，交流一下看法”。
　　渐渐地，二人的道路发生了变化。尚军担任了派出所的副指导员，更加务实地工作，而她前夫调入县公安局秘书股搞起了材料。“天天埋头于文字材料，我越来越不善于和人打交道，她搞人际关系则越来越好。”她前夫向本刊记者说，尚军在法院工作的时候，逢年过节有下属来看望，她必定不让人家空手回去，也要回赠几样东西，这让他很佩服。
　　但尚军也有让他尴尬的时候。竞选县委常委时，他就在尚军对手廉某手下当差。老婆和自己的上级竞争，他的处境自然好不到哪里。而且，担任法院副院长之后，尚军应酬增多，常常到半夜才赶回家，有一些风言风语传出，这让他感到不快。那一阶段，邻居常常听到夫妻二人半夜的吵架声。
　　1992年，尚军调任阜阳之后，夫妻二人两地分居，隔膜感更强。1996年初，二人协议离婚。
　　太和县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当时为了仕途考虑，尚军非常不愿意抛弃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曾告诉她前夫只要不离婚，一切都好说。但由于夫妻二人恩怨多年，最后婚姻彻底破裂，儿子跟随尚军到了阜阳读书。
　　如今，离婚10多年后，尚军的前夫依然很关心她，向记者询问看守所中尚军的健康状况，他还告诉记者，看到一些报刊关于尚军的桃色新闻，他很气愤，“都是瞎编乱造的”，二人分手“完全是性格不合”。
　　不过，也有熟悉他们夫妻二人的朋友告诉记者，二人婚姻破裂与当时的流言不无关系。当时，尚军前夫下班后常去法院打听尚军到了哪里，也有人亲眼看到尚军曾在县主要领导住的宾馆里洗澡。“明知道会有风言风语传出来，一个女同志为什么不避嫌呢？”
　　变化
　　婚姻破裂没有给尚军仕途造成任何影响。1995年，她当上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1997年，阜阳地改市，尚军调任阜阳市副市长，1999年2月任阜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后任阜阳市委副书记。
　　渐渐地，人们感觉到了尚军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微妙的。太和县一位老干部给记者讲了个笑话，说尚军还是副指导员的时候，称呼他一个同事为“王叔”，很亲热，调到阜阳中院后，再见面，称谓已经改为“王哥”，到了市委工作的时候，直接称呼起了“王主任”，日见疏远。
　　阜阳市公安局一位曾是尚军领导的老干部也告诉记者，尚军刚调到阜阳的时候，还住招待所，由于自己爱人曾经给尚军当过红娘，所以夫妻二人便热情邀请她到自己家中吃饭，没想到尚军开始推脱，说“以后有机会去”，等到第二次邀请的时候，尚军已经是“最近很忙”了。
　　这些局外人对尚军的判断，与处于快速上升期发生质变的尚军相呼应。公诉书表明，从1992起，身为阜阳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尚军便开始大肆收受贿赂：
　　1992年初，尚军自太和县人民法院调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任副院长，经尚军推荐，太和县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某担任该县人民法院院长。1992年底，经尚军提议，李某又被交流至阜阳市（县级）人民法院任院长。为表示感谢，李某于1993年到尚军家送上人民币10000元，尚收受。
　　1996年5月，李某因违纪被阜阳市纪委查处，李某到尚军办公室请尚军帮忙，并送给尚人民币现金10000元，尚军收受并答应帮忙。
　　1992年9月，刘某（中南政法学院毕业生）为能分配到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到尚军办公室请其帮忙并送其人民币现金2000元，尚收受并答应帮忙。同年9月刘某被接收到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
　　1995年6月，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副庭长李某为女儿李某（省黄梅戏学校毕业生）毕业分配问题请尚军帮忙，尚军答应将李某安排到区法院工作。后李某送尚人民币现金2000元，尚收下。经尚军向有关人员打招呼，1998年7月，李某被分配到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工作。
　　……
　　起诉书显示，在尚军被查证的受贿90多万元中，最大的一笔达到30多万元，最少的只有2000元，可说尚军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收。
　　“义气”江湖
　　与一些收了钱不办事的官员不同，出身底层的尚军，虽然是个女同志，而且是在公安、法院系统多年，但不仅没有养成对法律的敬畏，不知何时却形成了讲“义气”的风格，凡是收了人家钱财的，会尽量帮人把事情办成。
　　2000年春节前，阜阳市司法局丁某欲调往市纪委工作，和妻子一道，到尚军家送人民币现金5000元，尚军收下并答应帮忙。后尚军给阜阳市纪委的有关人员打招呼，同年5月，丁某被借调入阜阳市纪委工作。2005年7月，尚军被调往合肥任卫生厅副厅长之际，时隔5年她依然不忘丁的请托，将丁正式调入阜阳市纪委。
　　2002年下半年，阜阳市公安局的冯某，为职务晋升，到尚军家请其帮忙。尚当时不在家，冯某将事先准备好的人民币现金10000元交给尚的父亲并请其转达。后尚父向尚军转告了冯某的请求，同时将钱转交尚军。两年后，2004年10月，冯某得到升迁。……
　　安庆市检察院一工作人员告诉本刊，综观尚军全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讲义气”害了她，凡是有求于她的，她都一定想方设法给人办事；凡是收了人家钱的，也都一定会帮人办，这一点在检察院指控的41起涉嫌受贿事实中都不例外。“发展到后来，尚军甚至连民事案件当事人的钱都敢收。”
　　1995年初，太和县某药厂业务员杜某为购销合同纠纷一案，请尚军在二审期间给予关照并送尚现金5000元，她收下并答应帮忙。后该厂二审胜诉。
　　花钱能消灾，不花钱，有些时候，碍于情面，尚军也会满口答应，但事情要想办成，则遥遥无期。上文提到的阜阳市公安局她的老领导，身体不太好，想把在太和县工作的儿子调到自己身边有个照应，当时尚军一口答应，但直至其被“双规”、逮捕，此事依然没有着落。
　　采访中，有人议论，尚军在法院系统多年，成为阜阳市委副书记后，也分管政法，其收了钱便安插人的做法对阜阳政法系统危害甚烈——让阜阳中院三任院长“前腐后继”。不过其不太张扬的性格、质朴的行事，加上拿人钱财便替人消灾的“义气”，为她在阜阳官场留下了不错的口碑。本刊记者在阜阳采访期间，许多人认为“尚军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对外人讲“义气”，尚军对自家亲属更是百般照顾：其妹从太和县纪委一打字员升至阜阳市政协副处级干部，弟弟尚某任太和县财政局长多年，表弟韩某任太和县法院副院长，妹夫王某任太和县某大医药集团董事长、一度兼任太和县委副书记。
　　升迁之道
　　时至今日，尚军的迅速升迁在许多人看来依然是一个谜：一个初中生，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巨额的金钱，仕途何以能一路绿灯？

　　看惯了官场腐败的人们开始将她的升迁与她作为女人的一面结合，认为她是“以色谋权”。安庆市检察院的一工作人员和尚军的辩护律师刘金山都告诉本刊，在尚军的案件卷宗中，丝毫没有她“以色谋权”的表述。
　　“看了尚军的那些报道，实在让人感到可怕，官场中的女人，稍微漂亮些就要招来流言蜚语吗？”同为女性，该工作人员对尚军有些同情。
　　采访中，许多人也指出了那些“桃色新闻”漏洞百出，比如，尚军在公安系统，只在太和县水上派出所工作过，从没有所谓后任领导看不起她，把她调到什么所谓“偏远派出所”去的事，也不存在那个“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李某”。
　　但谣言依然在继续。“不然，怎么能解释尚军两年一个台阶的快速升迁？”有人这么发问。
　　阜阳原市委副秘书长范玉山告诉本刊，尚军长相一般，以王怀忠对情妇长相挑剔的特性看，“应该不会看上她”，她升官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性别优势帮了忙，因为国家政策明文规定，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女性都要占到一定的比例。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干部则分析认为，当年尚军与几位女领导关系融洽，对其仕途帮助甚大：先是曾任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某某，尚军曾在原太和县法院院长王治仁的引介下，与王的这位校友相识，后她对尚军颇为赏识；再就是曾任阜阳地区专员、后任安徽省委高官的某某，作为同年生人，二人关系不错，尚军再婚就是乔牵线搭桥。
　　“最关键的，她把官位升迁看得很重，有这方面的欲望，而且有意识地去结识那些有用的人。”一位与尚军同龄且共过事的太和县干部说。
　　女人VS官员
　　权力，让民间议论尚军升迁过快的桃色新闻外，也使现实中的她失去了许多女性应有的乐趣。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从最初步入仕途起，尚军就开始自觉地塑造一个官员形象，女性的一面逐渐淡化。
　　多位尚军年轻时就和其认识的朋友告诉本刊记者，做警员的时候，尚军身高一米六八左右，不爱打扮，化妆品很少用，扎着两个小辫子，给人很朴实的感觉，尽管长得谈不上漂亮，但皮肤白皙、身材高挑，给人感觉很好。
　　为官之后，尚军开始注意自己的穿着，尽量使衣服与身份匹配，在不同场合穿不同的衣服，但日趋中规中矩的中性化。
　　当上领导后，尚军更是有意脱去女性色彩，打造领导形象。由于文化水平低，字写得一般，而领导又常常需要签字，所以尚军每到一个地方，就常去逛逛书店，买些字帖过来临摹，以至于后来“写字很有特色”；领导常常需要讲话，尚军就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讲话水平，可能由于基础太差的缘故，多位受访者表示，直至调离阜阳尚军讲话水平依然一般，“哼哼哈哈充满官腔，让人不胜其烦”。
　　“当上官之后，基本上把她作为女人的一面都给抹杀了，而且除了当官她没有其他女人应该有的爱好。”那位与尚军同龄且共过事的太和县干部说，“从这个角度而言，尚军蛮可悲的”。
　　确实，1996年婚姻破裂后的尚军，后来在那位同龄省委高官的介绍下，与同为副厅级干部的汪某结为夫妻。无法证实的一种说法是，当时的汪某颇有风度，对这桩拉郎配不甚满意，但碍于红娘的特殊身份，考虑到自己未来的仕途，最终将婚事答应下来。而尚军为了维护好与汪某女儿的关系，使其不至于从中作梗，时常到学校进行探护。
　　最近，尚军受贿一案即将开庭，她请求看守所的人员能让她出去染发，因为她的白头发又添了许多。
　　记者手记
　　女贪官新闻何以易被夸大？本刊记者陈磊
　　贪官报道，常与桃色相连，女性尤然。
　　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三湘女巨贪蒋艳萍、深圳罗湖区公安局长安惠君，一些媒体在披露她们犯罪情节和因由时，把大量的篇幅放在了她们的桃色新闻上，描述之生动、刻画之细致，让人疑窦顿生。
　　现在，媒体上又涌现安徽省原卫生厅副厅长尚军的桃色事件，本刊记者到阜阳、安庆调查后，证实这又是一起无确凿证据情况下被夸大了的“新闻”。
　　当下，女性从政有着特别的优势——各级部门女性应该占有一定比例，比如尚军，以一名初中毕业生的文凭能快速升迁，与当时女干部匮乏不无关系；不利之处也在于此，稍有姿色，升迁往往会和牺牲色相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倒台之后的女贪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核心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某些情节被放大了。
　　从起诉书看尚军的腐败，和阜阳的其他巨贪比较起来，数额算不得特别大，但是，离过婚的女人、腐败、王昭耀被抓、王怀忠好色，这些因素交合起来后，她种种“以色谋权”的细节便被猜测出笼了。
　　对贪腐的痛恨是健康社会的正常心理，但是，对贪官包括尚军这样的女贪官也要尊重她的人格，在没有确凿证据下对她们客观真实的报道，不仅是我们媒体自律的一种表现，也是对社会文明的一种尊重。因为，没有谁是天生的贪官，没有谁希望自己留名“以色谋权”，是什么让她们蜕化变质，变质时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挣扎，贪腐为何屡禁不止，这才应是我们思考的重点。
　　尚军简介：
　　1954年11月生，女，安徽太和县人，1992年1月至1997年8月任阜阳地区、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1997年8月至1999年2月任阜阳市副市长；1999年2月至2005年4月任阜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等职，2005年4月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2006年3月29日因涉嫌受贿由安庆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逮捕，9月19日对其提起公诉。
　　公诉材料显示，尚军所涉嫌的职务犯罪事实均发生在其于阜阳市任职期间。检察机关指控，1992年至2005年尚军在阜阳市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发包工程、提拔调动干部、分配安置工作和干预案件等途径，先后收受41人所送钱款计人民币90万余元、美元200元，并为他人牟取利益。此外尚军还对98万余元的家庭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警惕“性贿赂”成为一些官员的“业余爱好”！

看近年来揭露出来的一些腐败分子的犯罪事实，接受“性贿赂”，或最终被“性贿赂”者拉下马的现象，似乎成为当今一些贪官的一个明显特征。
　　性贿赂，用法学专家的话说，就是通过向国家公务人员提供色情和性服务，来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从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到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从原云南省副省长李嘉廷到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那些已经落马的大小贪官，几乎每个人都有“情人”或背后都包养着“二奶”，接受“性贿赂”。如果说起初给官员提供“性贿赂”者，是为了从官员身上谋取非法利益，是官员经不起诱惑而有点被动接受的话，那么后来与异性长期建立“情人”关系以至当“二奶”包养起来，则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些贪官的“主要业余爱好”。要不然，社会上为何能流传官员视找“情人”为时髦、包“二奶”为能耐的说法。
　　“性贿”官员，官员接受“性贿”，是近年来官员队伍出现的新情况。而绝大多数贪污腐败分子的腐败起点，就是从接受他人提供色情服务开始的。就象说谎的成本远远高于说真话的成本，为维护谎言不得不再投入高额成本一样，官员一旦接受了性贿，往往会愈陷愈深形成恶性循环，到头来必然难以自拔。
　　事实证明，官员若视性贿为“业余爱好”，不论对工作，还是对家庭对个人来说，都是要付出代价甚或沉重代价的。成克杰不就是从接受“情人”李平的性贿开始，到为了同李平“性福”而伙同李平大肆贪污受贿而走上断头台的。难怪有人说，当今衡量一个官员是好官还是贪官，只要看看其是否有“情人”或包“二奶“，就略知一二。
　　可见，对掌握着一定权力的官员来说，性贿就是一个诱饵和腐蚀剂，一旦有了开头，手中的权力必然变异和慢慢被腐蚀。尽管眼下我国内地还没有设立制裁性贿赂的专门法律，但性贿赂明显违纪以及由此而引发违法犯罪或成为犯罪导火索，使并非个别的官员从此滑向深渊，却是不争的事实。性贿的危害不可低估，性贿现象不容忽视。一些官员将性贿当成“业余爱好”的现象，已经到了该引各级组织重视不重视不行的时候了。

“学者”贪官“用MBA管理情妇”的警示

号称“学者”，并以此自誉的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因为“有一大堆情妇”，经常“争风吃醋”，于是，运用其所学过ＭＢＡ管理知识，将6位情妇按特点分出类型：爱钱型、爱帅哥型、爱权力型、爱吃醋型，交由“首席情妇”邹某统一管理。为此，杨枫和情妇们彼此满意，相安无事。然而，由于最后“首席情妇”邹某“失宠”，转而告发，杨枫终于在2005年翻然落马，被纪检机关查处。（《重庆晨报》7月26日）
　　贪官拥有众多情妇，当然不是什么新闻了，如湖南郴州原副市长雷渊利就曾包养9名情妇，湖北省天门原市委书记张二江，性伙伴高达107人，而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更是先后包养140多个情妇，创出色官之最……
　　不过，像杨枫这样不仅大量包养情妇，而且善于对她们进行“科学管理”，且有能力长期相安无事的色官，还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那么，这一贪官色情腐败的“新动向”，都警示了些什么？
　　首先，这警示我们，时下在一些地方，诸如包养情妇这样的官员糜烂腐败劣行，正在日趋走向日常化、恬不知耻化。杨枫怀抱7个情妇，所以能长期“彼此满意，相安无事”，且“共享利益”，这固然是其“科学调度”的结果，但同时何尝不也是这种丑行浸透官场，显得“平淡无奇”的一种见证呢？
　　再者，这也警示或者说嘲讽了当地腐败警戒系统——纪检机关，发现、打击腐败能力的低下。从2001年当选副市长开始，杨枫就已身陷色情腐败了——“身边总不缺少红颜相伴”，那么，为什么迟至2005年才被查处，并且还是在“首席情妇”反戈一击的情况下才得以查处呢？
　　最后，“用ＭＢＡ管理情妇团队”的出现，也警示我们，任用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比科学素质更重要的是道德素质、政治素质。再多的科学知识，如果没有道德、价值约束，那只是一种邪恶的智力——助纣为虐，反过来为腐败服务。
　　杨枫是否算“学者”，现在当然很难说，但其“科学管理”能力确乎不低，至少能把“一大堆情妇”管理得井井有条、“相安无事”。然而，这种用错了地方的负值智慧，于国于家又有何益呢？再说，即便杨枫真有“学者”之才，那又怎样？这些年，学者型官员出事的还少吗——徐放鸣、李达昌、高勇，一个个不都曾经博士、导师、教授地“光环”耀目吗？

情妇成了腐败分子的“克星”？

目前，少数情妇成了腐败分子的“克星”——有些贪官，若不是情妇“铁心”、“铁证”举报，非但“倒”不了，反而可能还会往上“升”，至少还在官场上潇洒着、在社会上风光着。对此，有人发表文章质问，近年来，加大反腐力度之类的话没少讲，可是不少贪官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毫无顾忌地养情人、包二奶，道貌岸然地做“公仆”、当“君子”。如此这般，到底是贪官的脸皮厚，还是反腐的力度弱？
　　其实这个疑问出具的选择项并不科学，因为贪官们具有两面人格并不是因为他们脸皮厚，也不是反腐的力度变弱了，而是反腐制度的执行力度太弱了。贪官们脸皮厚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脸皮厚并构不成贪官产生的充分条件；至于反腐力度，当然也不仅仅是表现在口头上的“加大”，这两年，从中央到地方，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内的具有直接威慑意义的反腐规章一个接一个出炉，已经形成了对腐败分子的严密包围。但是，在有些贪官身上，这些制度的执行力度被打了折扣。
　　因此，“情妇反腐”的出现，恰恰折射出了“制度反腐”的尴尬。贪官与情妇之间本来早就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钱色交易”的实质还是“权色交易”），而我们的现行制度如果得以认真执行的话，这种利益共同体就不会形成。而在这种利益共同体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不是由于对反腐制度严格执行而使贪官现形，却是因为贪官与情妇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内部出现了矛盾和内讧。在“情妇反腐”的过程中，制度反腐为什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令人深思。
　　尽管“情妇反腐”让人“耳目一新”，“制度反腐”举步维艰，但我们却不能把情妇视为反腐的一股力量，因为“情妇反腐”是反腐制度不被认真执行或者没有健全的产物，“制度反腐”之所以受到尴尬同样也是因为自身不被贯彻的结果，只要反腐制度不打折扣地得到执行，类似“情妇反腐”的怪现象就不会出现，而“制度反腐”自然也就不再尴尬了。

“情妇帮我们反腐败”羞着了谁?

民间有一种说法，说是现在有些腐败案件纪委和反贪局都查不出来，但小偷或情妇却能把贪官拉下马，于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出现了：“情妇帮我们反腐败”、“小偷帮我们反腐败”。我们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监督机构，有各级纪委、监察院这样人数众多的专门反腐败队伍，但到头来却大量出现这种“情妇帮我们反腐败”、“小偷帮我们反腐败”，不能不让我们为专司监督和反腐的各个部门感到羞愧。
　　这样讲也许有些偏颇，然而现实情况又不能不让我们这样想，这样说。有人对几年来全国发生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令人惊讶，贪官东窗事发，竟有80％是由非正常渠道曝光的。即所谓小偷偷出贪官、官官相杀杀出贪官、日记写出贪官、艳舞舞出贪官、不幸事故牵出贪官，情妇举报出贪官。
　　你不能不承认，这些年贪官的情妇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帮我们反腐败”的作用。几乎每一个大案要案背后，都有情妇的阴影。情妇成了腐败分子的“克星”。有些贪官，若不是情妇铁心、铁证举报，非但倒不了，还可能会往上升。到目前为止，由情妇牵出的贪官说是无计其数可能有夸大之嫌，但用难以计数来形容恐怕并不为过。就说近段时间吧，“栽”在情妇身上的贪官就不在少数。例如，不久前因“用MBA管情妇”而大受关注的原安徽省宣城市委副书记，就是因为“首席情妇”失宠后反戈一击，才会露出马脚。
　　面对“情妇帮我们反腐败”这种现象，我不知道那些在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工作的同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羞愧、尴尬，还是无奈？这些年来为反腐倡廉，我们制定了许多法规制度，已经初步构筑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承诺制度、个人财产申报制度、重大事项定期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诫勉谈话制度和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制度，这些制度看上去很美，但是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却很有限；我们也有民主决策及内部监督等制度，要求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可惜这在权倾一时的大官面前，统统成了一纸空文；我们也有严格健全的任期审计制度、干部选拔任用程序，遇到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式运作，其功能只会大幅缩水。有些贪官若不是情妇举报，也许至今平安无事，甚至还在“边腐边升”，这些都值得我们总结教训，反省、深思。“情妇帮我们反腐败”这一极不正常的现象警示我们，要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需要对官场病毒进行密集的制度拦截，进一步完善反腐败制度固然必要，但对现有制度进行不折不扣执行更为重要，很有必要在官员仕途上建立廉政监测体系，进行动态扫描，否则，“情妇帮我们反腐败”这种怪现象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贪官“情妇经济”迅猛发展的背后……

咱们中国历来就有“自古贪官多好色”的说法。据资料显示，如今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而在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包养“二奶”的几乎达到了100％。于是我就想，既然有这么多贪官包养情妇，就有必要研究一下贪官情妇的作用，弄清楚色欲与贪欲是如何勾搭成奸的。
　　贪官情妇的一个人所共知的作用，就是满足这些腐败分子的性欲要求。正是基于这个最基本的作用，情妇们的其他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比如她们在满足贪官性欲的同时，也借助他们手中的权力疯狂的聚敛钱财。
　　最近又在报刊上看到一个新名词儿，叫做“情妇经济”，真让人长见识。说的是湖南邵阳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戴松林“以身作则”发展地方经济，前后包养了8个情妇，“分别分布于邵阳和省城长沙等地”，用实际行动带动了一些科长、局长们纷纷效仿。众多情妇又纷纷办起了她们熟悉的“事业”——茶楼、按摩店、卡拉OK厅。一时间被百姓称做的“情妇经济”蓬勃发展。
　　一些腐败高官开始搞钱时，常常由情妇牵线。在贪官们贪污受贿的过程中，有时情妇还起到中介作用。一般来说，由于情妇与贪官的特殊关系，能够掌握和运作贪官周边经常在利益场上混的人，可以更好地为贪官谋取生财之道。因此，将情妇当作“交通站”和“中转库”是有些贪官惯用的敛财手段。原乐山市政协秘书长张大常在担任区委书记等重要职务期间，先后借春节、生日、女儿上大学、出国考察等机会，亲自或通过其情妇之手非法收受乐山市多家建筑工程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电力公司、装饰材料等公司的董事长以及区政府、区委、区属机关、职能部门等有关人士所送的财物、现金等折合人民币共计42.3万余元以及美元7000元。虽然这其中没有弄清具体有多少赃款赃物是通过情妇“中转”到手的，但也暴露出贪官胆怯、虚伪和欲盖弥彰的另一面。
　　贪官和他的情妇长相厮守的原因，我看并不仅仅因为她们相貌可人，能够让人“迷得发狂”，其中必定大藏“猫腻”。比如情妇深知贪官贪污受贿的行为和一些见不得人的恶心勾当，而以此相要挟，可以作为把自己绑定在贪官身边的有利条件。如果要挟不成，就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的结果。在这时不管情妇出于什么目的举报贪官，客观上都起到伸张正义的作用。
　　一些凶杀犯罪事件的起因大多是因为情妇不甘心当“二奶”， 要求“名分”的合法化和永久性，又凭借掌握诸多“秘密”的优势，逼着“情官”明媒正娶。而多情官员怕“地下性生活”一旦搬进家中，会起萧墙之祸危及乌纱，无奈中对情人举起了刀。昔日如糖似蜜，今日“你死我活”，为保乌纱“挥泪斩情人”，结果东窗事发，丢官丢命，实在不值。读这些贪色官员杀情妇的报道，常见字里行间都有“不堪纠缠”之说。看来，情妇的作用可不仅仅是供贪官淫乐销魂，还可以使人变得“弱智”，走上杀人犯罪自取灭亡的道路。
　　最后，我想阐明自己的一个观点，我虽然在这里论说贪官情妇的作用，但我坚决反对“红颜祸水”的陈词滥调，我想引用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的话，“有许多人指责情妇现象是‘红颜祸水’，是情妇导致了贪官的产生，我认为这很不公平”，“一个男人有了钱，但是钱不是最终的消费品，享受最终要传达到人们的感觉器官，而对女人的拥有从来就是男权社会中一个不成文的成功标志。所以情妇现象的出现就不奇怪了……”。 我以为，不论贪官情妇有着怎样的作用，我们都没有理由把官员腐败的原因和责任推到她们身上。换言之，所以出现贪官情妇现象，其前提不是“情妇”而是“贪官”，孰先孰后的问题不难理解。贪官情妇固然可恨，但贪官更可恨。其实倒不如用关注“贪官情妇”的时间，去注意贪官，多揪出一些贪官来，因为贪官少了，“贪官情妇”自然也就少了。

官员腐败是“贪内助”推波助澜？

很多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也是为了家庭；很多腐败案件，与“贪内助”推波助澜不无关系。
　　为了营造反腐倡廉文化，不少地方开展了家庭反腐防腐活动。有的评选“廉内助”，有的请“贪内助”现身说法，有的发廉政短信，有的则邀请官夫人到监狱感受“贪内助”的下场等。前不久，湖南长沙浏阳市就组织新任党政“一把手”的配偶，参观湖南省女子监狱，接受反腐倡廉的警示教育。
　　很多人斥家庭反腐为作秀，笔者倒不这么看，如果要营造廉政文化，家庭必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也是为了家庭；很多腐败案件，与“贪内助”推波助澜不无关系。但是，在如何给官夫人上好廉政课，推进家庭反腐问题上，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廉政警示、正面教育、典型评选，不是不可以搞，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跟上来，效果十分有限。家庭廉政教育，面对廉政典型的风光和“贪内助”的落泊，很容易激起官夫人的万丈廉政热情，但一到具体诱惑，很多人便将廉政抛到九霄云外。
　　如何给官夫人上好廉政课？主要应上好以下三课：
　　其一，上好避嫌课。美国著名影星施瓦辛格夫人玛丽娅，在丈夫当选为加州州长后，她因为担心加州第一夫人的身份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记者身份会产生冲突，辞去了供职18年的记者职务。她认为丈夫施瓦辛格已经是一州之长，她在身为记者进行采访或者撰写评论文章时立场不太容易保持公正。
　　阿诺夫人避嫌，给我们如何上好官夫人廉政课的启示是：要保证官夫人廉政，就必须让官夫人避开权力腐败的嫌疑。只有在官夫人与丈夫权力之间筑一道防火墙，尽量使二者互不影响，才会极大地压缩官夫人的腐败空间。
　　其二，上好法治课。意大利锡耶纳市长布赞卡，因任锡耶纳省长时，妻子曾搭乘其公务专车，被法院以“侵吞公款”罪判了2年零1个月。布赞卡不服，提出上诉。说，在用公车之前，曾咨询过省府秘书长和行政法专家，他们都认为省长因任何事外出都可使用公车，以保证人身安全；而且汽油费是他自己支付的。法院最终判布赞卡6个月徒刑。如果我们也能将其借鉴过来，哪个官夫人还敢擅用老公的公车到处跑呢？推而广之，发现官夫人利用丈夫权力影响经商办企业的，大沾公家便宜的，以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时，从严惩处，决不宽贷，哪个官夫人还敢到处打着丈夫的旗号捞钱呢？
　　其三，上好监督课。主要是让这些官夫人积极配合和接受来自群众、舆论的监督。那些廉政抓得好，有着良好廉政氛围的地方，积极监督功不可没。只要官夫人的言行（除了隐私以外），都在群众和舆论的监督范围，并且，群众敢于监督，媒体敢于曝出官夫人的不良行为，就会促使官夫人自觉放弃利用丈夫权力搞腐败的想法。

贪内助八大类型揭秘：从坐收渔利到主动敛财

2月6日，四川省广安市。
　　一大早，有10位女士来到广安市委组织部，她们准备接受一项任命：不占国家编制的“纪检书记”，职责是当好“廉内助”。说起这10位女士的身份，在当地可算了得：她们的丈夫均是广安市下辖5县(市、区)的党政一把手。用广安市纪委副书记蒲长文的一句话，可以看出这项活动的重要性：“发挥家庭作用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很有必要。”
　　2月8日，重庆市。
　　重庆市铜梁县原县委书记马平和他的妻子，站在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的法庭上，接受判决：马平受贿223万余元，判处有期徒刑13年；其妻沈建萍共同受贿205万余元，判处有期徒刑5年。
　　2月9日，北京。
　　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特别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束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通过一系列重大贪污贿赂案件可以看出，很多贪官背后都活跃着“贪内助”，她们在这些官员走向深渊的过程中，可谓“推波助澜”。从中央到地方，从各级党政机关到各级司法机关，都对“贪内助”现象予以了高度重视。
　　透过一些典型案例，希望那些正在扮演着此类角色的人能够悬崖勒马，也希望对广大干部及其家属有所启发和警示。
　　①同舟共济”型
　　马平此次受审，据法院认定，他单独受贿的数额是18万余元，剩下的205万元赃款，均是在其妻的“鼎力协助”下完成的。
　　宣判结束后，有人评价说：“这夫妻二人可谓‘同舟共济，贪污与共’。”
　　实际上，敢于这样“同舟共济”的夫妻，岂止马平一家。
　　马德的妻子田雅芝、毕玉玺的爱人王学英所做所为都大致如此。
　　田雅芝曾对某集团董事长说：“我儿子要结婚，在北京想买房，钱不够，你帮忙筹集点钱。”又曾对马德手下的一名干部说：“老马要出国，你给换2万美金。”
　　这就是田雅芝敛财的惯用做法———哭穷。她常常这样暗示别人：“我们家老马没别的爱好，就是好打个麻将，”或者“老马最近要出国了也没有外汇，”等等。
　　一位在县里做副职的干部，几次找到马德想提为正职，马一直未置可否。此人一狠心将全部家当变为一张以田雅芝名字登记的30万元存折。当交给马德时，没想到被马当即扔了出去。后来马德住院，这位干部又东挪西借凑了50万元现金，放在一个大盒子里。马德回家将这个装钱的鞋盒子交给田雅芝说：“给你，这是钱。”
　　当时，办案检察官用“疯狂”一词来形容马德夫妇的敛财行径。
　　蓝义第一次行贿毕玉玺，就是通过毕的夫人王学英。
　　一天，蓝义和王学英聊完天扔下一个皮包。王学英打开包，发现里面是用报纸包好的一捆捆崭新的人民币，一共10万元！
　　后来据王学英交代，当天晚上，她就吹起了“枕边风”：“老毕，你干了一辈子了。也该想想退路了，你这么拼命地干，靠你那点工资，你能干什么？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再干几年也该下来了。下来后，蓝义他们还能往咱家跑吗？你手里的工程又不是你自己的，让给谁干不是一样呢！蓝义不是外人，他和你也比较熟，再说了，又挺会来事，我劝你趁着还能干，心眼就活泛点吧。你如果觉得不妥，我明天就让蓝义过来拿钱。”
　　钱是没有退回去，而是越收越多。
　　②死不悔改”型
　　当法官对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之妻韩桂荣，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宣判时，韩竟然咆哮起来：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是“一派胡言”、“法律就那么回事！”
　　韩桂荣是作为王怀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的共犯被依法提起公诉的。判决认定，通过其丈夫为人解决请托事宜，韩桂荣先后3次经手收受阜阳某公司所送人民币80万元，3次经手收受某宾馆负责人所送人民币40万元，并和王怀忠共同占有此款。
　　最终，韩桂荣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③坐收渔利”型
　　此类贪官的妻子或子女，对于送上门来的礼品、礼物、现金等，不管多少，不问性质如何，一般本着有送就收的贪婪原则，来者不拒。至于送礼者当时提出要办的事，受礼者从不考虑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也不计法律后果。
　　④设障刁难”型
　　亲属替贪官说话，能办的事说不能办，合法的说不合法，故意对找上门来要求解决实际困难的人设置障碍，逼其送钱送物。送钱的人心里明白，不能办的事，一送就能办了，不合法的事，一送也就“合法”了。
　　⑤巧取豪夺”型
　　如山东省临沂市某局副局长李某受贿案。该局下属的某站正在筹建国贸大厦，当时兼任该站总经理的李某在儿子的建议下，找到某建筑公司的葛某，称其在市区有块地皮，想建房上项目。不久，一座造价19万元的楼房建成了，李某只付给葛某工费5.3万元，而其子强要对方写了一张15万元建房款的收据。
　　⑥主动敛取”型
　　2005年10月，浙江省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被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法院审理查明，许运鸿因徇私情多次滥用职权，致使某单位资产损失和经营亏损总额达人民币11.97亿多元。如此巨额亏损的祸首正是许运鸿的妻子傅培培。
　　1995年某公司老板胡教华因急需大笔资金引进一套塑料生产设备，托人找到了傅培培。许诺：如果项目搞上去，就请傅培培做总代理，并保证每年有500至1000万元的好处。为了帮胡教华弄到贷款，傅培培和儿子许斌一边多方奔走，一边在许运鸿面前多次谈到这家公司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几年间，该公司先后获得贷款和借款数亿元，傅培培和许斌获得好处费达到459万元。可最终，该公司因经营不善，全部亏空。
　　⑦人间蒸发”型
　　去年8月，深圳罗湖区卫生局原局长连振辉受贿一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检察机关指控，1995年到2005年期间，连振辉利用担任罗湖区卫生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在工程建设、医政管理、医械采购等事务中先后为8名行贿人谋取利益，多次受贿共计175万元。
　　曾经风光一时的连振辉在法庭上老泪纵横。在检察机关的讯问中，他对收受巨额贿赂的事实供认不讳，表示愿意全部退赃。可是赃款平时全交给老婆打理。按理说，事到如今，连振辉的老婆应该积极协助检察机关调查案情，彻底清缴赃款，以减轻老公的罪孽，求得宽大处理。可是自从连沦为阶下囚，他妻子不仅不配合调查，反而玩起了“人间蒸发”，导致这些赃款至今分毫未缴。

⑧“贤内助”苦口劝阻
　　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的丈夫陈昔平曾经有这样的遭遇：
　　一天，陈昔平下班回家后，亲眼看到妻子第一次收下属礼金。他义正辞严地对其人说：“请自重，我们家不稀罕这些！”韩桂芝却使了使眼色，其下属见势，连忙将钱放在桌子上，迅速离去。
　　陈昔平坐在韩桂芝身边，苦口婆心地劝道：“你这是犯法呀，赶快将钱退回去，否则……”“否则什么？”韩桂芝突然扯大嗓门怒吼道。见妻子发火，陈昔平就不敢再声张了。他语气沉重地说：“罢了，罢了，你自重吧……”说完，便回房去睡了。
　　后来陈昔平的儿媳也对他发牢骚说：“你说什么？你是哪一伙的？你不帮忙就算了，还说我们……”连晚辈也敢对自己如此无理，陈昔平坐在沙发上，掩面长泣。
　　而韩桂芝的妹妹对陈昔平更是不客气地说：“我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和我姐收钱，你管得着吗？”……
　　不管陈昔平如何苦口婆心，韩桂芝和他的两个儿子、儿媳、妹妹还是走上了不归路。

贪官及其“贪内助”忏悔录

“我的所作所为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儿子。他今年才26岁，受过高等教育。但因为我，上梁不正，使他在思想上受到污染。”———湖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
　　“这些钱是不应该收的。如果当时不贪婪、脑子清醒的话，就不会走到今天犯法这一步。我违犯了党纪国法，愿受处理，并一定退出全部赃款。”———浙江省台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孙炎彪之妻凌亚娣
　　“我觉得公司业务搞得很好，利润也很高，可是工资不是很高，所以开点假发票向公司报销。总的讲，自己想得到一点好处。”———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之妻傅培培
　　“想为儿女、家庭多留些钱财，使他们有个好的经济基础，不仅现在而且将来吃、穿、住、玩都高出众人，结果利令智昏，不但毁了自己，把妻子、儿子也推入了‘火坑’。”———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兼党组书记林国悌
　　“以前我们钱虽然不多，但完全够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活得无忧无虑，那时玩得开心，笑得快乐。自从有了这些赃钱以后，我们并不感到幸福，终日提心吊胆，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着，时时担心东窗事发。”———林国悌之妻赵幼娟
　　“我奉劝天下当官的父母，要给儿女留下正确的人生观，而不是金钱！”———林国悌之子林如海
　　“我要那么多钱干吗？又不能带进棺材去。自己有一双养子养女，要为他们多留些钱财的思想害了自己，害了全家！”———湖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张德元

近年落马“贪内助”一览表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妻王骁
　　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之妻程辛联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之妻韩桂荣
　　辽宁省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之前妻贾桂娥
　　辽宁省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之妻章亚飞
　　江西省鹰潭市原副市长魏时中之妻侯水娥
　　浙江省萧山市原市长莫妙荣之妻朱金宝
　　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之妻周继美
　　安徽省界首市原副市长张万超之妻张果芬
　　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林国悌之妻赵幼娟
　　湖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总经理张德元之妻邹建萍
　　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之妻符荣英
　　江苏省洪泽县公安局原局长孙亚光之妻钟书娟
　　山东省日照市原市委书记王树文之妻徐峰丽
　　山东省菏泽地区行署原副专员卢效玉之妻王翠云
　　山东省滨州市原市长杨永新之妻孟丽娟
　　青海省人大原副主任韩福才之妻马玉龙

“廉内助”能否管住贪丈夫？

2月6日，四川省广安市。一大早，有10位女士来到广安市委组织部，她们准备接受一项任命：不占国家编制的“纪检书记”，职责是当好“廉内助”。说起这10位女士的身份，在当地可算了得：她们的丈夫均是广安市下辖5县(市、区)的党政一把手。用广安市纪委副书记蒲长文的一句话，可以看出这项活动的重要性：“发挥家庭作用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很有必要。”（2月25日《法制日报》）
　　广安市委组织部为什么要任命这10位女性为家庭“纪检书记”？原因就在于有前车之鉴，好多“贪内助”用“枕边风”把当官的丈夫吹得变了质，堕落了，腐败了。用“廉内助”来当“纪检书记”，就是要让妻子的对丈夫进行8小时之外的监督，发挥家庭防腐作用。
　　即使这10位女士不负组织重托，真正当好了“廉内助”，做到既不吹“枕边风”，也不收“坐收渔利”，也不“设障刁难”，更不“主动敛财”或者“巧取豪夺”，她就能管得住当官的丈夫，使其不贪不腐吗？其实也未必。
　　首先，“廉内助”发挥的防腐作用有限。作为妻子，即使真正当了家庭“纪检书记”，又能如何？她所起到的作用只不过是规劝罢了。如果丈夫能听，则作用发挥了。如果不听，还是照贪不误，作为妻子的又能如何？到纪检监察部门举报吗？这种可能性很小。到最后只能听之任之。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的丈夫陈昔平这位“廉内助”的无可奈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妻子韩桂芝收受贿赂时，陈昔平苦口婆心地规劝，但当妻子发怒、儿媳发牢骚时，陈昔平就不敢再声张了，只能掩面长泣。其次，“廉内助”并不能管到“贪丈夫”的8小时之内。好多贪官在办公室就收起了贿赂，“廉内助”再廉也鞭长莫及。还有，好多“贪丈夫”养情妇、包二奶，“廉内助”也未必知晓，既然被蒙在鼓里，又如何能够管得了？
　　其实，“廉内助”发挥的防腐作用有限，好多人也心知肚明。不过，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总有一个思维定式，那就是贪官之所以贪，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个“贪内助”，换句话说，也就是男人变坏都是被女人的“枕边风”吹坏的，而如果妻子廉了，丈夫也就不会贪。
　　可事实并非如此，“廉内助”也好，“贪内助”也罢，都不过是起不到决定作用的一个外部因素。贪与廉，真正起作用的是在于为官者本人。西方国家信奉“人性本恶”，才对这本恶的人性加以监督与限制；而我们国家自古就有“人性本善”之说，也就重在道德上的劝导。
　　事实证明，劝导的效果并不如监督的效果好。因此，与其用“廉内助”来防腐败，倒不如建立一套更加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让官员在8小时之内还是8小时之外都不敢贪污，也不敢腐败，这样不是更好吗？

贪官背后究竟站着谁？

当贪官出水频率升高时，于是就有人潜心于研究起贪官腐败的人物圈来。先是“贪官身后有‘贪内助’”，次为“贪官身后有情人”，接着就是：贪官身后有官僚群，贪官背后有“大师”，贪官背后有“干儿”，“贪官背后站着更大贪官”等。笔者十分钦佩研究人员的洞察力。
　　不过，笔者近来忽有所悟：贪官背后还站着一个更要害的“大人物”，“他”能指挥贪官的一切，但“他”是“隐身的”，人们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的名字叫厉鬼，实质上是指贪官自身人格的分离物，即原本的“公仆心”脱变出的“贪婪心”。许多反腐文章都认为贪官并非天生就坏，且都有一个辛勤工作、大胆创新、成绩凸显的“履历表”，“贪婪心”是在权力失控后抗不住钱、色、玩、洋垃圾和享受奢侈等诱惑，思想道德渐渐秃废、党纪国法防线自垮的前体下“与时俱进”膨胀起来的邪念。
　　厉鬼魔力无比，“他”令成克杰与情妇李平在讨要来的一笔贿款2000万铺成的“钱床”上睡觉（2004年9月15日《湖南广播电视报》第1334期）；让李友灿贪4744万，当选为目前的“全国第一贪”，其一次索贿1600多万现金，款额稍逊于成克杰，表现却胜成一筹，面对成捆的人民币亲自当搬运工，装了满满一汽车拉走（同上）；唆使马向东两年半内飞港澳狂赌17次（2003年4月5日《深圳周刊》）；纵恿“五毒书记”张二江搞107个女人（2002年3月26日《北京青年报》）；唆使林龙飞欲把供职的福建固宁县的财政上钱花光、官帽卖光、看中的女人搞光，成为远近闻名的“三光书记”（2005年02月24日人民网《中国青年报》）；策划王怀忠在被调查时索贿200万元去“摆平”中纪委（2003年12月31日《今日早报》）。但是，厉鬼“他”色历内茬，怕终究邪不压正，就指令众贪官台上大念“廉政语录”，用假象迷惑、糊弄党和人民，台下求神拜佛，“保佑”其平安无事并再创贪贿“佳绩”。
　　有句名言说，“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意思是人的本性里就是善恶并存。谁的天使基因占主导地位，谁就是一个正常的人、理性的人，甚至是一个高尚的人；如果那个人的魔鬼基因占了上风，就自然向“非人”（孟子语，意即“不是人”）转化。这个道理启示未进腐败圈者：正气足邪则抑，不做“非人”之事，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同时，也昭示反腐部门坚持重力肃贪，让腐败势力形不成圈子，以长效的预防、预警和惩处机制，使廉者更廉，欲贪者止步，让已成“非人”的贪官受到党纪国法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