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廉租房为何频现“尴尬”

当下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是楼价的下降，人们经常以某个城市或者一线城市同比环比下降多少来论证，可是我们关注的更多是价格下降的幅度而非绝对值和成交量。以中国网民公选最该降价的十大城市，三亚的自限购政策以来，房价虽有所回落，但至今日均价从未跌破14000元/平方，而人均收入才不到6000元。另外宁波除了镇海、江东、海曙等两三个区外，十二月也没有明显的交易，虽然宁波号称去年城区人均收入超三万元，可成交均价还是占其年收入的三分之二。即使楼价真的在下降，但高企的楼价，萎靡的成交量，起码表示低收入者还处在观望或者只能是观望的状态下。

与其继续纠结房价下降的效果，还不如关注更为现实的问题，比如廉租房。相对于高昂的房价而言，更多的低收入者只能够依靠租房而非买房。廉租房自从出现之际，人们就不断地注视着其发展，其中住房质量、交通便利、入住人员资格审批等问题经常被视为诟病，成为廉租房建设的尴尬之处。不过在廉租房建设2006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至今，廉租房出现了新的问题，可能比之前的更为棘手。

今年11月17日获悉，北京保障局将家庭年收入超标、不再符合廉租房条件的人们“请出”廉租房，而哈尔滨市对“条件不符”明确指出了六种标准，但大多都是围绕着一些违法事情而制定。可是，“收入超标”是如何被定义的，各地主要以人均收入作为参考而调整，但其执行效果却是十分“机械化”。

济南的一位居民，因为退休时多领了退休金，在账面上的工资超出了当地廉租房标准的十几块钱，面临着被“请出”的尴尬，另一名广州刚刚“达标”的市民也遭遇类似的事情，但而宜宾市以公有制改造的事情，一下子“请退”接近1000名的用户更是让人惊讶。

通常有关部门对此的表态是，因为有更多的人需要廉租房，所以那些不符合标准的必须要离开，这是为了社会的公平。的确社会上总有更多没有房子的人们，可是对于收入标准的硬性规定，是否在造就对一部分人的公平而牺牲别人的公平呢？有的人收入是上涨了，就像济南的这位市民，但他的收入增加仅是退休金的加成，明确地说，就是工资的“被上涨”，退休意味着另一种失业，他们也不是应该有所保障吗？而更多的是收入轻微增加，直接被“清出”而非“请出”，不过他们的生活并没有质的改善，甚至在没有廉租房后反倒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除了廉租房对于收入方面的“退出机制”存在问题以外，还有一些非正常原因导致的退房问题也得值得关注。海口通过摇号的陈氏母子，虽然住上了廉租房，但是陈母某些收费颇有微言。除了每月正常缴纳租金42元之外，物业费用37元，电梯费20元，水电还得自付，虽然在一般的商品房这种情况不罕见，但对于贫困户而言，额外费用甚至超过租金，这是否违反了当初廉租房救助低收入者的原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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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用收入作为廉租房“进出”的杠杆，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人们的收入是存在梯度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变，延续“以静制动”的标准已经不合时宜。不少的学者都认为，人均收入标准不应该“一刀切”，而是将低收入者分为不同阶层，按照收入的差异而入住。也就是说，当某些人收入提高后，离开了租金低的廉租房，但可以选择租金稍微更高的廉租房，而不会又马上沦落到无房者。值得一提的是，江苏住房局在今年的9月底已经对廉租房做出“分层次”的改造，假如效果良好的话，或者可以推广到其他的城市，从而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另外，物业费用的收取应该在交易之际就与租户达成协议，但更好的是对于某些最为困难的租户就该省了。而通过各种方式收取保证金、押金之类的事情，要不就是地方没读懂文件、要不就是出于保障房这一公共产品的维护、要不就是还想通过其他收费将保障房变相“盈利”，而无论是以上哪种方式，都有悖于廉租房建设的初衷。

其真正的解决方式，并不只是加强管理、加强监督这些口头上的话。自1998年中国实行住房体制改革起，确定“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导的住房供应体系”，对最低收入者供应含有较多住房社会保障的廉租屋。但一些地方在实践中，没有重视起来，偏离了这一指导思想。到了06、07年住房问题造成民怨沸腾时，才得以开始被大规模地建造，但当时许多学者都把廉租房一类的保障房建设定义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蹩脚政策，地方政府也是相当无奈，使得其建设也好管理也好都表现得有点被动。

相对于商品房而言，保障性住房不仅占用他们的有效土地资源，并且对建设等方面补贴巨大，再加上“限购”引致其土地出让金的锐减，更大地打击其对保障房管理的积极性。不过，俗话说：“任何事情具有两面性”，当政府为了以社保、低保等补助低收入者的同时，其费用也不比投放到廉租房的少，假如单纯的补助只是一种对低收入者的“输血方式”，那么建设合理、制度完善的廉租房不失为新的“造血方式”，对民生建设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