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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而优则导”是演艺圈流行的规律，但郑君里改行做导演却是急流勇退，因为他对自己的表演总不太满意，觉得自己国语说得也不标准。1939年，郑君里小试牛刀拍了第一部片，一部大型抗战纪录片《民族万岁》。当时还未成名的西部歌王王洛宾，被选为片子的群众演员，跟随摄制组到了青海湖边海北草原，在那里遭遇一个藏族姑娘卓玛，为她写了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使王洛宾一炮而红，也成为他传唱最广的一首歌。

拍摄剧组辗转于陕西、宁夏、青海诸省，异常艰苦，期间郑君里还翻译了著名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书。他白天拍摄，晚上就伏在油灯下翻译，因为英语基本靠自学，于是找来一本英俄互译字典，通过英文来译俄语。他是第一个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介绍到中国的人。斯氏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流派的创始者，在《演员的自我修养》中提倡演员不应模仿形象，而是“成为形象”的体验派表演，最终奠定了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之一的斯氏体系。这一表演体系长期占据着中国的话剧舞台和银幕。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君里回到上海，在有共产党背景的昆仑电影公司工作。他以执行导演的身份，与当时因《渔光曲》已声名远播的大导演蔡楚生合作，拍摄出一部影史杰作《一江春水向东流》。此片分上下集，全片长达210分钟，“纵贯八年，横跨千里，淋漓尽致地描画了战争中的前方和后方，生离与死别，断壁残垣与绿酒红灯，几乎可以当做一部抗日战争的编年史看。”它在上海甫一上映，便创下了解放前最高的观影人次纪录——短短三个月时间，共有71万多人次观看了本片，平均每7个上海市民中就有1个人看过此片。

谁能想到这部恢宏巨片，却经历着中国影史上少有的艰难拍摄环境。彼时内战依然持续，国民党肆意的经济剥削，使得物质短缺，物价飞涨。有资料显示，影片拍摄时仅有一部单孔摄像机，胶片常常用过期的，道具一切将就，比如流水盛宴上，摆出的龙虾和螃蟹实际上都死了好久，臭气熏天……摄影棚是多部影片公用，隔音效果差，外头还在打仗，只能白天布景，晚上拍摄……

影片拍摄时，蔡楚生正患肺结核，不离床榻，几乎所有实际的拍摄工作都交给了郑君里，他每晚往蔡楚生家里跑，商量第二天的拍摄，将其旨意尽最大可能体现到银幕上。最后片子的剪辑也出自郑君里之手，因此蔡楚生说：“没有君里，就没有我的电影。”郑君里改行做导演，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显露出非凡禀赋。

毛泽东将《乌鸦与麻雀》定为一等奖

1948年，上海昆仑电影公司的片场里，两桌人在玩游戏，一桌打麻将，声调特意拔高；另一桌则偏安一隅打桥牌，相比安静许多，而仔细听几位的谈话，不是在算牌，而竟是在商讨一出剧本的情节修改。这特意安排的片场“双簧”，竟是电影《乌鸦与麻雀》的一种工作常态。

郑君里于1948年拍摄的影片《乌鸦与麻雀》是一部讽刺现实的杰作。当时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影片将动荡的时局浓缩于上海一栋弄堂的楼房里，导演在异常狭窄的空间里，通过灵活的镜头调度，使房东和房客们的众生相显露无遗，形象地记载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末日景象”。

当时的电影拍摄和上映，受到当局的严格监控和审查，为了避免被禁，《乌鸦与麻雀》的剧组也准备了两份剧本，一份删掉敏感的场景与对话送审；而最后的成片剧本，往往被藏在摄影棚顶的吊灯台上或稻草堆里。编剧执笔陈白尘更是不能出现在片场，因为他早早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到了1949年4月，影片还是被上海“警备司令部”要求停拍，当局甚至收走已拍好的胶片去审查。于是有了前述巧妙而警惕的一幕：装作打牌，防止特务突袭——“这等于在冒生命危险成就一份理想了”。

创作人员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才使影片恢复拍摄，并于1950年初完成上映，跨越了两个时代。时光流转6年后，文化部决定给建国以来的电影评奖。《乌鸦与麻雀》最初评为二等奖，周恩来听闻这一结果，不大满意：“这些人冒生命危险的戏，何以只有二等奖？”话传到毛泽东那儿，他也赞同总理的意见，觉得该给这部片一个应得的地位，于是改评为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一等奖。

周恩来改定《林则徐》结尾

新中国成立，38岁的郑君里正值壮年，一心想为新政权拍些好电影。他马上相中作家萧也牧一篇引人注目的新作《我们夫妇之间》，讲述小资出身的“我”和工农出身的妻子进城后产生的种种矛盾，反映出当时的一种普遍现实。在他看来，《乌鸦与麻雀》是为国民党送终，而《我们夫妇之间》则是为新中国献礼的警世之作。然而随着舆论形势的骤转，影片受到了严厉批判，批评影片执意“歪曲工农干部”，拷贝封存，不得公映。这一年对《武训传》声势浩大的批判，更将这股批判风推向了高潮。郑君里与其他电影大师，从此不约而同地对现实题材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