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有钱花发短信:波诡云谲 “中山舰争件”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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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18日,时任国民革命军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接到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的命令:奉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指令,速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3月19日,中山舰开赴黄埔之后,蒋介石却断然否认调派之事,并以中山舰擅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为由,先后抓捕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和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及中山舰上的共产党员,罪名是“中山舰异动”,李之龙“矫令派舰”。3月20日凌晨,宣布广州市戒严,抓捕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围攻省港罢工委员会。随后又强迫在第一军中工作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山舰事件”是著名的“司芬克斯”之谜,至今尚未彻底解开谜底。汪精卫的心腹陈公博在其所著《苦笑录》中说:

  有名的三月二十日之变,也和西安事变一样,同是一个难解之谜。不过三月二十日之变,其难解是原因;而西安事变,其难解是在结果。我听说蒋先生曾在他的日记中略述三月二十日之变的来由,不过截至我写这篇记载为止,蒋先生还没有将他的日记公布,他的记载只是一种非卖品,专用以为对于他的部属宣传,我始终没有读过。只是有一次汪夫人陈璧君对我说过,她一日无意中在汤山俱乐部与我见过一次,我问她怎样说法,她笑了一下说:“还不是说那次因为汪先生要杀他吗?”

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如今已没有往日的辉煌和热闹

  蒋介石的心腹王柏龄也在其所著《黄埔创始之回忆》中宣称,“当中详细惟鄙人与蒋先生二人知之”,可是他又说“未待蒋先生许可,我固不敢披露。”

  两位当事人的心腹,一是不知真情,一是知而不言,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将答案推到蒋介石的日记中,这也符合蒋介石自己的说法:“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然而,蒋介石的日记迄今尚未公布。所幸的是,毛思诚曾读过这部分资料,并将它分类摘抄,一部分经修改后作为《蒋公介石年谱初稿》的写作资料,其中曾涉及此事。

  其实,蒋介石对此事也是多猜测而少证据,请看他在事发后不久的解释:

  当三月二十日前两天,即三月十八那一天夜晚,无缘无故开两艘兵舰到黄埔来。一艘是中山舰,一艘是宝璧舰,这两舰是在广州最大的舰。当时我并不晓得他是已经开到黄埔来了。到了第二天,即十九日,有一同志一—他的名字不能宣布一一问我,起初见面时就问我:“今天你黄埔去不去。”我说:“今天我要回去的。”后来离别了他之后,到了九点至十点钟模样,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我:“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打了三次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去,当他打第二次的电话,我还不觉得什么,直到第三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地来问我去不去呢?如果没有缘故,他从来没有这样子来问的。我后来答复他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他晓得我是不去黄埔了。后来不到一点钟的时候,李之龙就打电话来问我,说他要调中山舰回省城,预备给参观团参观。我问他中山舰什么时候开去的,他答昨晚上开去的。我说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因为十九日十点钟,晓得我不回黄埔,所以当日下午就叫中山舰回省城。开到省城的时候,已是天黑了。因为李之龙上午的电话,我很奇怪,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因为从来开船并没有来问过我的。后来问他:“哪个叫你开去的?”他说是校长的命令,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又说没有,是打电话来的。这事情模糊极了。等到中山舰回省城之后,应该没有事情就要熄火,但他升火升了一夜晚,形同戒严。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所以我一面派兵到中山舰去震慑,一面要李之龙来讯问,因为他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

  蒋介石在此谈话中提到的某位不断给他打电话的“同志”,就是汪精卫,是他的政敌。他的怀疑出发点即在于中山舰突然无缘无故的频繁调动,他担心这其中将有不利于他的行动。由此可见,他后来做出的反应全部是建立在臆测的基础上的。

  让我们再听听海军局长李之龙的申辩。他在后来所著的“三二0反革命政变真相”一文中回忆说,此事他完全不知情,一切都是按规定做的:

  三月十八日晚上,有三人来文德楼之龙寓所,一人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饬派能战斗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校长调遣。时适之龙外出,此三人即交下作战科邹科长一函留呈之龙。及之龙是晚回家启视,该函略云:“军校办事处欧阳钟秘书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遗。职(邹科长自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决定一艘”云云。之龙阅毕,即往对门自由舰长谢崇坚家商量派该舰前往。据自由舰长云,该舰新从海南返省,机件略有损坏,现正在修理,即时不能开行。之龙遂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听候差遣。未几,宝璧黄舰长持邹科长函来请之龙下一命令。之龙遂用笺纸写了两张命令,一交宝璧舰长,一请代交中山舰章舰长。该两命令略云:“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等语。此乃军校驻省办事处来要舰与之龙派舰的经过情形也。

  李之龙这番辩解,还有实物佐证:作战科邹科长的那封信函虽然后来被毁,但却留下了一个信封。原来是李之龙阅信后并未装上,这一小小的粗心,成了洗刷自己的铁证。

  除此之外,海军局内还存有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索舰公函,且编号存案。这一纸公函也证明了李之龙的无辜:

  军校驻省办事处要舰公函

  敬启者,顷接
  教育长电话,转奉
  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
  此致
  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三月十八日

  由此看来,李之龙调舰至黄埔,是奉命而为,无罪可究。

  但是蒋介石却断然否认下过此类命令。

  蒋介石说的也是事实。

  这其中的隐情却是极简单的偶然。事件发生后,黄埔军校内部也进行了详细调查,根据军校驻省办事处交通股股员王学臣的报告,此乃他耳误的结果:

  三月十八日午后六时三十分,接驻校交通股黎股员时雍电话云:因本晚由上海开来安定商轮已被一股土匪枪劫,现泊黄埔鱼珠上游,奉孔主任谕,派卫兵十六名,巡舰一只,前往商轮附近保护,以免再被土匪枪劫。职因此时接电话听不明了,但有饬赵科长限本夜调巡洋舰一二艘以备巡查之用。


  问题的关键就出在此处,黎时雍根据指示,请驻省办事处派出巡舰(即巡逻艇),但由于王学臣未听确切,改成派巡洋舰一至两艘。“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这一字之增,让这一段历史顿时动荡变色。

  冉说王学臣接到电话,立即报告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李之龙正外出,作战科长邹毅当面答应了他的请求。至于是否将调舰命令升格为蒋介石令,却没有确切记载。但第二天邹毅要他补办调舰公函时,他毫不犹豫地补办了。因此可否猜想,在交涉调舰时,欧阳钟是抬出蒋介石招牌来的。

  至于为何将中山舰从黄埔调回,李之龙也有详细解释:

  十九日……邹科长又对之龙说:顾问询中山舰在省否,因苏俄参观团要参观军舰。之龙遂一面饬给养科给发新军衣,一面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因是日参观团参观舰队,可否调中山舰返省。当承蒋介石允许,故电该舰返省,预备参观。及是晚六时许,中山舰长章臣桐来寓报告之龙云:昨晚未得你的命令时,在海军俱乐部中遇邹科长,他曾对我(章臣桐)说过了。我(章臣桐)当时答云,如无舰可派,则中舰可以去。及接你(称之龙)的命令,即行准备。次早六时许,开赴黄埔。抵埠时曾报告邓教育长,并请示任务。邓答云不知,恐为日本商船某事,可稍待后。后得你的电报及学校通知,始返省云云。此乃十九日调舰回省之手续与章臣桐之报告也。


  中山舰是当时广州政府最先进的巡洋舰,苏联顾问要参观舰队,李之龙当然要将它调回装点门面,这也是符合情理的。

中山舰

  至于引起蒋介石疑窦的那个电话,李之龙也有合理的解释:“派舰时,因邹科长信中谓省办事处来员云,系接邓教育长(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云云。之龙忖思此语,料蒋校长必在黄埔无疑,故不能径向蒋请示也。次日邹科长告之龙谓:办事处说,蒋已返省,故之龙向蒋请示,可否调中山舰回省预备参观。”

  由此可见,中山舰的调动虽然异常,却是事出有因。但为什么却造成蒋介石的惊慌失措,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发动这场骇人听闻的事变。自称了解秘密的王柏龄将这笔反共的功劳算在了右派组织孙文学会的头上:“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似乎这一事件是孙文学会策划密谋的。

  王柏龄的话让人不能尽信,因为在他的回忆中曾提及,三月十九日早晨,蒋介石曾召见他专门讨论过此事,而他当时的反应却是:“真是一个大炸雷,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既然他在此之前毫无了解,那么作为孙文学会的幕后支持者,学会如有这样大的举动,怎会瞒过他?因此,孙文学会参与此事一说不能成立。

  此外,还有另一种传说,这是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子导演的一出“杰作”。

  西山会议派的骨干人物邹鲁曾得意洋洋地告诉别人,当时,他们阴谋分裂广州政府,让蒋介石和共产党分家,玩弄了一个小小的把戏。

  邹鲁与当时任国民常中央执委的伍朝枢商量,一个在外面想办法,一个在里面想办法,设计一个圈套让蒋介石钻进去。

  伍朝枢是个极右分子,也很有手腕,他定下了一个离间计。头天晚上,他刚宴请苏联领事吃饭,第二天又将蒋介石左右人拉来做客,席间有意无意道,他昨晚请苏联领事吃饭,听说蒋先生最近要去苏联,他问他们,可否知道具体行期。

  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后,随即警惕起来,他连续三次向汪精卫试探,说自己感到极度疲乏,想去苏联作短暂休息,一可以和俄国当局接触,再可以多学些军事知识。在第二次试探时,得到了汪精卫的同意。蒋介石还进一步提出要求,希望曾仲鸣和陈璧君陪他出国。而陈璧君是个好事之徒,天天催蒋介石动身。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并且请蒋介石参观,听说当日蒋介石要拉汪精卫同去,而汪因已参观过,没有答应,于是蒋便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因此决定反共反汪,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事变的真相。

  这件事说得有枝有叶,不像是空穴来风,还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证。

汪精卫

  当时任广州《民国日报》总编辑的陈孚木,后来在《国民党三大密案》一文中也提到了与邹鲁所述相同的情节,即伍朝枢造谣说,季山嘉与汪精卫已取得一致,欲将蒋介石劫持到苏联,并通过邹鲁再传给蒋介石的亲信朋友,如陈果夫、张静江、戴季陶等人耳里,从而挑起蒋介石的疑惧心理。于是,王柏龄便与欧阳格等人商量,决定诱使中山舰异动,从而造成事件的发生。

  以上所述,固然曲折引人入胜,但如果说“中山舰事件”是西山会议派一手策划的,未免证据不足,漏洞百出。邹鲁、陈孚木都是事后追忆和研究,尽可以按历史的事实来演绎、附会。我们可以设想,纵使伍朝枢谣言起了作用,如果十八日晨虎门附近没有发生劫船案,又何需调动船舰?如果不是王学臣接电话有误,又何来出动中山舰?如果不是汪精卫十九日上午连打三个电话,引起蒋介石疑心,蒋又何至于立时翻脸?因为他发动中山舰事变也是踌躇再三,他的实力在当时还是有限的。如果不是苏联顾问来参观,李之龙又何需将中山舰急急调回。这里面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失误,这一阴谋均要告吹,而这每一关键之处,都不是西山会议派及其他右派分子所能左右的。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听谓“中山舰事件”,完全是由蒋介石的疑心、鲁莽、判断失误造成的。他确实是认为有可能发生对他不利的情况,因此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很有可能事发后不久,他就察觉出自己的判断失误,但这一失误却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然而为难的是如何向世人有个明白的交代,因此只能欲语又止,将答案推到永远的将来。所以有人甚至猜测,即使将来蒋介石的日记原本现世,也不可能有什么准确打开此谜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