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丽晶酒店有小姐:流氓皇帝是如何垄断真理的

流氓皇帝是如何垄断真理的

在人类历史上，都有一段由统治阶级垄断真理——或者垄断真理解释权——的阶段。他们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垄断了对真理的探究和解释权力，也就有了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所谓“官大真理多，权重道理大”是也。

比如在我们明朝，皇帝训诫臣民的文辞，是无需字斟句酌，可以信口开河的，而这种最高指示一旦颁发，“朝出九重，暮行四海，风动草偃，晓然如推赤心置人腹中”。在《国史经籍志》中制书共有238种，其中“御制”是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撰写的，“敕修”是下令笔杆子编撰而由皇帝赐序，总数约有200种。这些制书的内容，主要教育臣民遵守法纪，或公布法令和礼仪制度，还有教育功臣，不得恃功凌法，外戚不得仗势破坏法律，教育皇子皇孙皇后要勤政爱民，善保帝业。藩王必须与中央保致一致，安份守己，应将祖训恭录于府内墙壁上。皇帝亲自注的四书五经，往往也作为制书颁行，如《御注〈论语〉》、《孟子》节文》等。全民务须遵守的《大明律》，文武百官必须牢记的《臣戒录》、《诸司执掌》、《为政要录》、《省躬录》、《志戒录》等。这些制书用来齐一民心，统一思想，巩固皇朝的统治，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教材。制书中影响最大，震动全国者，当推《大诰》。内府刊行《大诰》初版本时，朱元璋严切训示：“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续编》颁行时，又重申前令：“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颁布天下，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在出版的《武臣大诰》序中，要求军队中官兵及其家属也须“人各一册”；且又规定《大诰》是全国学校的必读书，“上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循守”。可谓开后来“家家藏红宝书，个个背语录本”之先河。既然真理探求不易，坚持甚难而又被统治者视为禁脔，很自然，社会其他阶层也知难而退，将探索真理坚持真理的天赋人权拱手相让——“皇天圣明，奴才有罪”的真理垄断与接受被动的局面因此形成。

在中国，这种对真理的垄断应该始于历史上五帝时期。黄帝统治时代，民神杂糅，神可以自由的上天下地，而人也可以通过天梯“即昆仑山，黄帝所造”往来于天地之间——也就是说，在黄帝时，大家对真理（“神”）的探索是自由自在的，也是众生平等的：谁都可以。可是，到蚩尤“带领众神和山精水怪与黄帝作对”之乱后，不行了。因为其作乱殃及地上生民，使得人间强者凌弱，众者暴寡，酷刑泛滥，杀戮不止。于是，黄帝的继承者“颛顼”对天地间的秩序进行一次大整顿！他是怎么整顿的呢？黄帝命“重”（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托天，奋力上举；令“黎”（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按地，尽力下压。于是，天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于除了昆仑天梯，天地间的通道都被隔断。颛顼还命令“重”和“黎”分别掌管天上众神事务及地上神和人的事务。此后，天地间神人不经“重”“黎”许可便不能够随便上天下地了！这就是说，“绝地天通”的关键在于：天地相分，人神不扰。这是一种有序化、制度化的文化秩序重建，这为儒家的礼制提供了依据，也为法家提供了根基，为神仙家提供了神仙的体系，为远古先民的历史提供了思想治世的基础……所谓的绝地天通，简单来讲吧，就是鉴于远古的自由祭祀，导致“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也就是说，宗教活动没有一定的神圣性与权威性，人人都可以“与天言好事，自己降吉祥”，这怎么能行？二帝的功劳就是让专职人员担任巫师，氏族贵族由此垄断了祭祀权，百姓们与天地鬼神的联系由此中断。用物理术语来讲，叫短路；用网络术语来讲，叫链接不上。

氏族贵族在天地与人间的信使地位，在国家建立后，自然转移到了国家手中，只有皇家，才能祭天祭地。百姓们，只有祭祖祭灶王爷的权利。当然，也有百姓不傻的，知道私通天地的好处，所以时不时的上天入地，鬼神附体的，等于在天地与自己之间，建立一个非法链接。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是老几，所以也就是走个私———冒充个小狐狸精，混个肚饱而已。当然也有那贼胆大的，与天地建立链接后，就想做版主，想占线。陈胜吴广所谓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用现代话翻译过来就是：掌握政权，宁有种乎？于是，两个人搬着通天的梯子，就爬上去了。电一通，火花一闪，照亮了后人的眼。后人都开始玩这个了。大流氓刘季为了做皇帝，干脆给爹戴了顶绿色的帽子：他娘在野外困觉，有龙附身，肚里就有了小刘季!再比如洪秀全，上天一回，下线后就变成了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基督当然是大版主了。为了做二版主，洪秀全不惜让自己的娘做上帝的二奶，不知道洪秀全的娘叫什么名字，反正应该排圣母玛丽亚之后———圣姨!

西方也有这样的情形：在神和百姓之间，弄了一个教会来绝地天通——也就是教会垄断了对圣经的解释权，老百姓只能通过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来接近上帝，接近真理。直到十六世纪，德国出现了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才对这种“绝地天通”进行质疑：他反对教会所主张的圣彼得和阿奎那的权威，否认教会所认可的教宗权力、教父的权力；认为只有《圣经》才是一切正当性的根据和评判的标准。而教会的基础则建立在教宗、《圣经》和教父的三大权威之上，尤其是教会一向主张教宗权力至高无上、永无错误。因此似乎就构成了路德站在《圣经》一方，而与天主教会其他权威对抗的情势。而其实争论的实质还不是《圣经》的最后权威，而是解释《圣经》的权威。路德反对由阿奎那所奠定的教会教阶制度，以及天主教会垄断《圣经》的解释权，他主张信徒与教士信仰的平等，他们同样都有权力阅读《圣经》而得出自己对于《圣经》的理解。路德将《圣经》翻译为德语，作为一本大众的的书，就使得德国人拥有自己信仰的可能。不过，虽则路德宣告了每个教徒对于《圣经》的解读权，但在路德其实也有其认可的传统即圣奥古斯丁到唯名论的传统，路德对于《圣经》的解读也是以保罗的因信称义为整个《圣经》的枢纽，只是它决绝的姿态表现出了与传统的断裂。而我们依然隐约可以看到从圣彼得与圣保罗开始的基督教两大神学传统之争。

在民间，也有不少人爱干绝地天通的事儿，比如他弄个什么大奖赛什么优惠券也不忘申明：最后的解释权归俺!至于政治家，更是跟一些什么“主义”做了亲家：他说那是什么主义，那就是什么主义。比如老蒋解释三民主义，斯大林解释马列主义。他们随便解释，我们就傻愣着———一点主意也没了! 不过，随着新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般大众探求真理和维护真理的可能与途径也在日益扩大。譬如，“互联网式的民主”就打破了传统的“话语垄断权”、“话语解释权”。“话语垄断权”、“话语解释权”在传统社会中，一般都操持在统治者及其御用学者手中，而这种情况在所谓“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时代，也大行其道。其主要特点就是“一个人”说了算，领导说了算，都是绝对真理，容不得半点怀疑、置疑，社会中的少数人绝对“垄断”了占有“话语”的发布“发布权”和“解释权”。过去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经常犯错误？原因自然很多很多，其中之一：就跟这个“社会少数人”占有“话语垄断权”、“话语解释权”有关。然而，今天的“互联网式的民主”就能够有效打破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整个社会必须绝对遵循的“法则”，去打破“社会少数人”绝对拥有的“话语垄断权”、“话语解释权”，而且在事实上也做到了这一点。这，也算是科技进步与真理探索之间良性互动的一个典型例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