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p ready是什么意思啊:河南博物院《国家宝藏》特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0:16:55
 河南博物院《国家宝藏》特展      2007年,适逢河南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河南博物院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国宝文物九十多件,推出了“国家宝藏”特展。
    这些国家级文物,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安阳工作站,以及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阳市博物馆和开封市博物馆。
    这些衣锦还乡的国宝中,有颠沛流离、失散千年的游子,也有历经劫难、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拂去身上的历史尘埃,它们依然风姿绰约、熠熠生辉。在这些国宝的身上,记载着中原文化的缘起和中华文明的积淀,闪耀着不屈的民族精神与不灭的人文之光。  

一、鹳鱼石斧图彩陶瓮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离约立千年)
H47cm  D32.7cm
1978年河南省临汝县阎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陶瓮器型较大,外腹部彩绘《鹳鱼石斧图》。画面纵37cm,横44cm,整幅作品分为两组: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左边画一水鸟,身躯后倾,昂首衔鱼,面对竖立的石斧。
    作者根据石斧、鹳、鱼的不同形象、内容和要求,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去表现。石斧和鱼用黑色线条勾勒轮廓;鹳则直接用色彩涂染形体。这是中国绘画传统艺术表现手法中两种基本形式----勾勒法和没骨法的滥觞。
    这是一件罕见的史前绘画珍品,它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而且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艺术的最高成就。
  

二、嵌松石饕餮纹铜牌饰
夏(公元前2070--1600年)
通高16.5cm  11cm
1984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镶嵌铜牌饰是一种主要流行于夏代的青铜器,以镶嵌绿松石为最大特征,是集铸造和镶嵌于一身的神秘艺术品。它是史前兽面纹到商周饕餮纹的中介和传承,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这件铜牌饰外部轮廓为束腰明显的长条形,上下各有一对可供穿缀的钮,出土时置放在墓主胸前。正面有数百绿松石小片相互衔接,规整排列,铺嵌成饕餮纹图案,历经千年而不松脱。二里头遗址出土此铜牌饰共三件,是目前发现最早也是最精美的镶嵌铜器。
  

三、铜长流爵
夏(公元前2070--1600年)
通高22.5cm  通长31.3cm
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铜爵长流尖尾,流与爵身连接处立有两个钉状小柱以使两者牢固结合起来,腹部一面有凸弦纹及乳钉作为装饰,束腰平底,三足修长。
    青铜器作为酒器最早出现于夏代。此爵整体造型纤秀筒洁,舒展空灵,如同凌空飞翔的鸟,是夏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随着青铜工艺的发展,铜爵的制作到商代晚期达到鼎盛。

 

 

四、乳钉纹铜方鼎
商(公元前1600--1046年)
通高100cm  口长62.5cm  口宽61cm  86.4kg
1974年河南郑州张寨南街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鼎腹部饰兽面纹和乳钉纹,足上部饰兽面纹。出土时器底和足部有烟薰痕。该鼎采用分铸法,从鼎的铸造技术上看,是将鼎耳、鼎腹、四足分铸后再逐次合铸为一体。
    该鼎是商代前期最大的青铜礼器,出土于郑州商城遗址一处窖藏内,同出共二鼎一鬲。此外,在郑州商城遗址内的向阳食品厂和南顺城街又先后发现商代铜器窖藏,出土鼎、簋、斝、爵、卣、罍、壶、尊等青铜器,制作极其精致。至于这些青铜器窖藏坑的性质,有人认为是商代举行大型祭祀活动而留下的祭祀性遗存;有人认为是由于国内动乱,为藏隐重器而形成的特殊遗存。
    鼎是古代烹煮、盛放肉食之器,“尝一脔肉,知一鼎之味”。鼎也是祭祀仪式中的重要礼器,中国古代祭祀权与王权紧密相联,因此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

 

 

五、沚囗其来全甲刻辞
商武丁(公元前1250----1192年)
18.5,9.9
传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六、五牛卜骨刻辞商廪辛—武乙(公元前1191----前1113年)
长12.1,宽2.5
传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卜甲刻辞贞问二事:一是戊寅日卜问沚囗是否来?二是同一天卜问雷风是否有?卜骨刻辞卜问用牛还是用羊来祭祀?
    甲骨文一般是指商周时代刻在龟甲或兽骨上面用作占卜的文字。它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体系。甲骨文因多刻于龟腹甲及牛的肩胛骨上,故名。
    1899年,清末学者王懿荣最早在中药“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后经调查为河南安阳殷墟所出。著名学者王国维通过甲骨文与历史资料的对照,考订出了商王世系表。从而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为信史以及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
    迄今发现的甲骨残片约十万余片,出现四千六百多个单字,大字有一寸见方,小字则细如米粒。经古文字学家解读,已经辨识了近一半,同时发现骨甲文在字的结构上已由独体走向合体,并出现形声字,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
    甲骨上面的文字,一般是用铜刀刻写的,也有少数用“毛笔”写的。古代称刻为“契”,称书写为书,因此甲骨文也被称为“殷墟书契”。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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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虎纹石磬----商代乐器之王
(公元前1600-1046)
84厘米、宽42厘米、厚2.5厘米
1950年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磬为打击乐器。这件石磬正面刻有雄健威猛的虎纹,可称为商代磬中之王。据测定,该磬有5个音阶,可演奏不同乐曲,轻轻敲击,即可发出悠扬清越的音响。商代石磬的制作已相当发达,祭天地之川,当用石磬,祭祖宗先帝,敲击石磬,此磬出土时,在其左侧,即该墓椁室西侧有女性骨架24具,都是殉葬的奴隶,而随葬品中还有三个小铜戈(可作舞具用),推测殉葬者中间可能有音乐奴隶。
    在原始乐舞活动中,人们常把自己打扮成狩猎的对象或氏族的图腾,这类乐舞反映了先民的狩猎生活。《尚书·益稷篇》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即是先民敲击石磬,举行大型宗教舞蹈的场景。《诗经·商颂》中有描述殷人祭祀乐舞的诗句:鞉鼓渊渊,嚖嚖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可知磬在当时是一种主要乐器。
    磬的形制又分单悬的特磬(如虎纹石磬)与成组使用的编磬。1973年,在安阳殷墟小屯村村北的洹水南岸,又发现一件龙纹大石磬,同虎纹石磬堪称商磬双壁。

 

 

八、作册般铜鼋----见证纣王神
(公元前1600-前1046)
通高10、长21.4、宽16厘米,重1.6千克
传河南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器作鼋形,爬行状,爪下各有一方钮作支撑足。颈侧及盖上插有四矢,皆为矢射入鼋体后露出的箭羽部份。鼋背甲上有铭文4行32字,记载了丙申这一天,商王来到洹水,捕获了此鼋。王先对此鼋射了一箭,接着又连射三箭,四箭皆中。商王命属下寝馗把射获的鼋赏赐给作册般。王说:“(将此事)铭记于铜器上,作为你的宝物。”为记录此事,作册般做了这件器物。作册般的铜器发现多件,有的铜器上记载商纣王征伐人方的战争,因此可以确认作册般为商纣王时期的史官,此器也就是商纣王时期的器物。
    此器是目前仅见以鼋造型的器物,且是根据商王所射的鼋形制作的,具有写实主义的表现风格,故弥足珍贵。

 

 

 

九、妇好铜偶方彝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60、口长69.2、口宽17.5厘米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是一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据甲骨文材料记载,妇好曾经频繁地参与祭祀,主持王室的盛大祭祀典礼;多次率领军队出征,最多的达到一万三千人,浩浩荡荡地开向边缰,征伐与商王朝作对的土方、羌人、巴方等方国,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被誉为商代第一女将。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是目前所见第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墓内有殉人16具,殉狗6只,随葬器物1928件。妇好墓宛如一座地下宝藏,向世人展现了殷商时期的王家气派。    方彝是商王朝晚期的一种特殊酒器。该方彝器身横长两倍于纵长,犹如两个方彝之组合,故郭沫若先生称之为偶方彝,是商代酒器中绝无仅有的罕见器形。
    器身两长边口沿各有七个缺口,是专为放置酒斗设计的。器盖呈四面斜坡状,斜脊线及坡面中线上均铸出扉棱,极似商代宫殿之“四阿”式屋顶,有正脊与垂脊。器口前后各有七个方形和尖形槽,颇像房子的屋椽出梁头七枚,反映出当时的屋檐多探出梁头硬挑,前沿所出梁头为大半圆形,后檐所出者为尖形,类似后世斗拱的雏形。盖脊有二钮,便于启合彝盖。偶方彝装饰豪华大方,通体以云雷纹做衬地,以浮雕枝法表现了兽面、鸱鹗 、夔龙、大象等动物形象。偶方彝气势磅礴,威武雄壮。器底铭“妇好”二字,表明此器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所作。

 

 

十、腰佩宽柄器玉人----雍容贵族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7、宽3.5厘米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玉人呈黄褐色,和田玉圆雕,双手抚膝跽坐,长脸尖颔,细长眉,臣字形眼平视前方,大鼻小嘴,方形耳。头梳长辫一条,辫从右耳侧往上盘头顶一周,由左耳后侧伸向右耳侧,辫梢与辫根相接。头上戴圆箍形“頍”(冠),用以束发。“頍”前连有卷筒状饰。身穿交领长袍,下缘长至足踝,衣袖窄长至腕,腰束宽带,腹前悬长条“蔽膝”。腰部近左侧佩一卷云状宽柄器。此人像神态倨傲,衣着上乘,应是商代贵族形象。
    这件玉人是商代造型艺术的代表作品,琢玉工匠以丰富的想象和细腻的手法相结合,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其衣饰、发型的雕琢一丝不苟,是了解商代服饰最珍贵的资料。

 

 

十一、青玉簋----最早的玉制容器
商(公元前1600--1046年)
12.2厘米,口径20.7厘米,足径14.5厘米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玉簋也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制容器,它以和田青玉雕琢而成,呈碧绿之色,莹润无暇。玉簋颈、腹及底部圈足分别饰有凸弦纹、勾连曲线纹、云雷纹、变形云纹、目纹,雕工极为精美。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白玉簋,两件玉簋形制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同,应是以青铜器为蓝本琢制的。玉簋造型典雅,气度不凡,应当不是一般的食器,而是祭祀时用的礼器,对研究玉礼器的渊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十二、司辛石牛——不忘先祖
商(公元前1600--1046年)
14厘米、宽25厘米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石牛用白色大理石圆雕,牛呈跪卧状。这件石牛是妇好墓出土玉石类动物雕刻中体积最大的一件,造型古朴规整,刻工精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石牛下额阴刻“司辛”二字。“辛”是妇好死后的庙号,这此石牛可能是商王武丁馈赠给王妃妇好的。
    牛与殷商之族很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传说商人的祖先王亥很早就掌握了“服牛”的畜牧技术,常用牛运货贸易,结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儿子为父报仇,打败了抢夺财物的部落,使商人逐渐成为一方霸主。武丁送牛给妇好作随葬品,或许就是让妇好在另一个世界里观赏此物的同时,记着祖先对商人所做出的贡献。

 

 

十三、玉凤----有凤来仪
商(公元前1600--1046年)
13.6厘米,厚0.7厘米
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玉凤呈黄褐色,凤鸟头戴花冠,作侧身回首之势,长长的尾部正在向一侧舒展地扬起,上面还刻有花纹装饰。整件雕塑的线条优美流畅,飘逸洒脱,洋溢着一股活泼、清新的抒情气氛。在技术手法上,采用了钻、挤、压等难度很大的技法,并经过了反复的琢磨。这件作品表现的虽然是神异的动物,但其体态自然优美,令人觉得亲切可爱。它柔美而清新的风格在商代艺术那凝重、威严、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愈发显得珍贵。
   这件玉凤与湖北石家河文化所出玉凤存在渊源关系,其造型与商代甲骨文中的凤字极为相似,是研究商代人心目中凤的形象的极佳实物。

 

 

十四、吴王夫差鉴——映照西施倾国色
春秋·吴(公元前770-前473年)
44.8厘米、口径76.5厘米、重60千克
传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两侧有龙头状兽耳,两耳间的口沿旁有小龙攀缘器口,作探水状。通体饰繁密的交龙纹三周。器内壁有铭文两行十三字,记吴王夫差用青铜作此鉴。鉴为盛水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用途有三:一是盛水照面,用作镜子;二是盛冰,用作冰鉴;三是休浴洗澡。
    春秋后期吴国国力开始强盛。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一度攻破楚国,其子吴王夫差又曾战胜越国,迫使越王勾践屈服求和,并北上与晋国争霸。公元前473年,反被越国所灭,夫差自尽。
    吴王夫差鉴,或许曾映照过宠妃西施倾国倾城之容,也见证了历史兴亡的真谛。

 

 

 

十五、王子午鼎----楚王好细腰
春秋·楚(公元前770--476年)
通高67厘米、口径66厘米、腹径68厘米
1979年河南浙川下寺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王子午鼎共七件,为一组代表墓主身份的列鼎,此为其中最大的一件。鼎内有86字长篇铭文,标明作器者系王子午。王子午又名子庚,为问鼎中原的春秋霸主楚庄王第五子,楚康王时为楚国令尹(相当于中原列国中的相国)。
    王子午鼎具独特的楚式风格,造型呈平底束腰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楚王好细腰”的故事。环绕鼎腹的六条立体怪兽,各由两条夔龙蜷曲盘绕而成,是采用失蜡法分别铸出,然后焊接于鼎身的,显示了很高的铸造水准。在细部装饰上采用浮雕、立雕、分铸、榫卯、焊接等技术。优美的造型、精细的纹饰、浪漫奇诡的题材,正是楚国文化艺术的突出特征。长篇铭文表达了对先祖的追思,叙说了王子午自己施德政于民的业绩,并教育子孙须以此为准则。全文语词流畅押韵,是楚国青铜器上不多见的长篇美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铭文用鸟篆书写,有中国最早的“美术字”之誉。

 

 

 

 

 

十六、王子婴次炉----散落郑地的楚国铜器
春秋·楚(公元前770-前476年)
11.3、口纵45、口横36.6厘米
1923年河南省新郑县李家楼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器形状似盘,圆角平底,器壁两侧有环钮,两端各有3节提链。器底下部有柱状残足23个。器壁内侧有铭文7字,意为王子婴次之炉。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该炉为楚国令尹子重所作,是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役”楚师兵败后遗于郑地的。
    王子婴次炉1923年出土于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大墓出土的器物中包含有青铜容器、乐器、车马器、兵器、杂器以及玉石器等,因其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无疑应为某一代郑公之墓。王子婴次炉是其中惟一带铭文的铜器,对判定大墓墓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目前据考证,大墓墓主可能为郑成公,也有人认为系郑厘公或郑僖公。
    王子婴次炉曾是河南博物院1927年建馆之初的最早馆藏之一,1950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十七、云兽纹青玉璜----佩玉之冠
战国·魏(公元前475~前225年)
20.5、宽4.8厘米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1号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大玉璜整体为七块和田玉,以铜片贯联成一弧形璜,中间一块玉上雕回首卧兽,下有鼻纽,通体作龙纹及变形云纹,贯联的铜片露出的部分镀金作饕餮头形。玉质细腻,光泽晶莹,其琢工之精美,器形之大都属罕见,因此被誉为“古玉之巨擘”、“玉器之冠冕”。
    璜是佩饰用玉,亦经常作为朝聘、祭祀、丧葬的礼器,《周礼》记载:“以玄璜以礼北方”,玉璜似乎是祭祀北方之神的礼器。但在考古发掘中,玉璜多作为佩饰置于人的胸腹部。战国时期,作为人们的佩饰和随葬品的玉璜已日渐普遍,其形制和纹饰都极为丰富,造型也更为精美。

 

 

 

 

 

 

 

十八、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金银复合工艺的杰作
战国·(公元前475-前225)
18.7、宽4.9厘米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古代衣服没有纽扣,需要在腰间加以绑系。除用丝带外,也可用革带。革带常用兽皮,因为较硬,需用带钩来连接,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常与玉环同时使用。带钩有金、银、铜、铁、玉等材质,一般由钩首、钩身、钩纽三部分组成,钩首用于勾连,钩纽则起固定作用。
    此件带钩由白银制成,器形较大,通体鎏金,钩身铸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兽首分列钩前后两端,长尾鸟居钩左右两侧,盘曲逶迤。钩身正面嵌饰白玉玦3枚,玉玦中心各镶一粒半球形琉璃珠,钩身前端镶白玉琢成的雁首形钩首,从侧面看犹如一只曲颈高歌的鸿雁。带钩的制造工艺也十分精湛,采用鎏金、镶嵌、凿刻等多种方法,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巧妙地配合使用,使不同色彩的对比非常和谐,产生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此带钩纹饰繁复,玲珑剔透,包金镶玉,雍容华贵,是战围带钩中的精品,极为奢华,反映了当时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

 

 

 

十九、熹平石经残石
东汉(公元25----220年)
残高51cm
汉魏洛阳城南郊太学遗址(偃师东大郊村北)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城工作站藏

    《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石刻,原立于东汉洛阳城南郊太学(今河南省偃师市佃庄乡)。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学者蔡邑等人以隶书写定《诗》、《书》、《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经,历时九年,刻成四十六碑,作为儒学经典的标准定本。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壮举。据古史记载,当时观摹校核经书的人络绎不绝,车马塞道。汉末战乱, 董卓烧毁洛阳宫庙,残及石经,已少有整石存在。自宋代以来,则时有残石出土。
    这件熹平石经残石所刻内容为《春秋》经,是迄今为止出土同类残石中尺寸较大、存字较多的一件。

 

 

 

二十、永宁寺塔基泥塑
北魏(公元386----420年)
H21.8cm
汉魏洛阳城北魏永定寺塔基遗址(偃师龙虎滩村北)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城工作站藏

    北魏永宁寺塔基出土大量的泥塑佛像和供养人造像,制作精细,形象生动,比同时期的石窟造像更加细腻逼真,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珍品。
    北魏佛教盛行,洛阳佛寺竟达1367座,其中以永宁寺规模最大,永宁寺塔是该寺佛事活动的中心。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镏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永熙三年(536年)二月,浮图为所火所烧,......火经三月不灭。”考古发握证实,此塔确系毁于大火。

 

 

 

二十一、青瓷莲花尊----涅槃之舟
南朝(公元420-589年)
49.5、口径17.3、底径6.8厘米
传河南上蔡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青瓷是南北朝时期瓷器的主流,施含铁成分的釉,便可烧出这般怡人的青绿色。这件器物高大厚重,造型犹如橄榄,线条优美,器身遍雕多层仰覆莲花瓣,中间或贴以团花、菩提叶、飞天等纹饰、整器将刻划、雕塑、模印、粘贴等多种技法施于一体,纹饰繁缛,上下辉映,代表了南北朝时期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
    莲花尊的造型与装饰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多出土于大型墓中,所饰的莲花、团花、飞天与佛教艺术题材相吻合,证明是贵族使用的有一定宗教意义的随葬器。有学者从尊的俯视图发现,尊的造型可能与佛教曼荼罗有关。与印度珊奇佛塔相比较,可见二者的相似之处,低矮的钮呈方形,恰如塔顶上的方形平台。魏晋时期流行以安息死者灵魂的魂瓶随葬,莲花尊很有可能是取代魂瓶的随葬品,它不仅可安放灵魂,而且加入了佛教因素,能超度死者亡魂,使其免于轮回之苦,进人混染境地。可以认为莲花尊是佛教与中国古代灵魂观念结合的产物。

 

 

 

 

二十二、黑釉三彩马----唐代贵族豪华坐骑
唐(618907年)
66.5厘米
1972年河南省洛阳关林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马俑全身黑色,唯马面、鬃尾和四蹄为白色,鞍鞯为绿、黄、白三色相间,在唐三彩中实属罕见,是文献中龙种神驹,四蹄踏雪的艺术再现。马头低俯,作嘶鸣状,体态雄健,气势雄伟,色泽质感及姿势神态均取得了力与美和谐统一,是唐三彩马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唐马雕塑一改秦汉时期那种平稳古拙的风格,而以生动的高昂姿态著称。唐墓中出土的各种三彩马,尽管千姿百态,却都有头小、臀圆、体态均匀、膘肥体壮的特点,是当时西域马体型的写照。随着东西方交通的开发,中亚出产的良马不断传入中国,除一部分优异的品种作为宫廷御用外,多数用作马种的改良和繁殖,所谓“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这也就为三彩工艺品制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十三、巩义窑绞胎三足罐----行云流水的纹理
唐(618907年)
11、口径10.7、足距15.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三足罐的形制,给人以浑圆饱满的观感。它最突出的特色还在于其精美的绞胎工艺,产生的器体纹理如行云流水,颇具装饰韵味。
    绞胎瓷,也有人称搅胎瓷,作为唐代巩县窑的首创,是中国陶瓷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据考证,绞胎是受犀皮漆器工艺的影响而发明的。绞胎瓷器制作时,先用白、褐两色(也有多色的)的泥相间揉和在一起,经过相绞、拉坯制作成形后,胎上呈现出白褐相间的纹理,或如木纹、或如鸟羽、或如花朵,自然天成,极富审美情趣。

 

 

 

 

 

二十四、白居易多足辟雍瓷砚----诗意昂然
唐(公元618----907年)
D19cm
1992年隋唐洛阳城履道坊遗址(洛阳南郊狮子桥村)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藏

 

辟雍砚是独具特色的一个品类,因圆形而周边环水如辟雍而得名。
    这方多足辟雍砚出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故居。砚台整体呈圆形,泵堂平坦凸起,周边有贮水凹槽一周,槽外一侧附有两个杯状筒,砚台底部有21个兽蹄状足。此砚器形规整,端庄大气,立意生动,用常兼得。

 

 

 

 

二十五、唐哀帝即位玉册
唐(公元619--907年)
册长28.5cm  宽27--31cm
1990年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洛阳市西工区)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藏

    玉册又称玉策,古代用玉版制作之册书。古制,帝王以玉册用以祭祀告天和作皇帝即位册文,亦用于册命太子及皇后。
    这件玉册是唐哀帝李柷即位时的册文。哀帝于904年即位,是唐朝末代皇帝,在位期间大权由朱全忠独揽。907年朱全忠篡唐建立后梁,次年将年仅17岁的哀帝鸩杀。

 

 

 

二十六、宣和三年尊----宋徽宗的设计
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
29、口径17.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宣和三年尊器身分为三个区段,并均匀地分布四条扉棱,腹部、足部饰兽面纹,以扉棱作鼻,颈饰焦叶纹和蚕纹,器内底部铸大篆字体的铭文5行26字,记载此尊为宋徽宗赵佶在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初五经考证古器物而作,是陈设在方泽坛的礼器。

 

 

 

 

二十七、大晟钟(5件)----统一音高制新乐
北宋(公元960—1127年)
(黄钟清)通高:28  宽18.4厘米
(蕤宾)通高:27.7  宽18厘米
(林钟)通高:27  宽18厘米
(南吕中声)通高27.9、宽18.4厘米
(夷则)通高27.5  宽1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3件 辽宁省博物馆藏1件 开封博物馆藏1件

    大晟钟原为北宋徽宗朝所行‘大晟’新乐中的编钟。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在今河南商邱出土了六件宋公成钟,因该钟出土于春秋时期的宋地,徽宗认为是祥瑞之兆,遂设立“大晟府”,重制新乐。“大晟”新乐于政和三年(1113年)始成,至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南下,这批乐器在北宋宫廷里的使用也就结束了。据调查,目前至少有二十五件大晟钟实物散存于海内外。
   据史料记载,宋徽宗有感于当时全国音律不齐的混乱现状,专门命工匠铸成几十套“大晟钟”,每套钟基准音高都是黄钟宫,发送全国各个州府,做为标准音律定音,真正实现了全国“音同高”,这样就能保证一首乐曲能够不走样的在另一个地方演奏。实际测量目前国内所存 “大晟钟”的音高,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大晟钟的基准音高全都是C大调的1音,也就是说所谓的黄钟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C大调。

 

 

 

二十八、卤簿钟----“靖康之难”见证物
北宋(公元960—1127年)
通高184cm  钮高47cm  口径81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钟形体正圆,呈桶形。钟身由弦纹分隔成六层:第一层为钟顶,呈半球形,上铸双龙钟钮;第二、三、四层凸铸“卤簿仪仗”与“宫卫”纹饰,皆宋代服制,分别是“车辂”、“旗仗”和“宫卫”三个部分;第五层为山林、树木、屋宇、人物;第六层为海水、仙人、蛟龙。口部有“右街僧官(押)宛平县仰山院官(押)”阴刻文字1行13字,并有清代加刻“大清乾隆年造成”六字款。
    此卤簿钟铸于宋徽宗宣和时期。据考证,此钟约于靖康二年由金人自汴京(今河南开封)掠运至燕京宛平县仰山寺,清乾隆年间加刻清乾隆年款后运至承德,后由汤左荣从承德盗运至其奉天官邸(即辽宁省博物馆旧址)。解放后,入藏辽宁省博物馆。

 

 

 

 

 

二十九、钧窑鼓钉三足洗----美妙的窑变
北宋(公元960—1127年)
高8、口径21.2、足距13.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洗作鼓式,器身上下饰鼓钉二周,底下承以三如意头足。洗内施天蓝色釉,外施玫瑰紫色釉。底部为黄褐色薄釉,并刻有“一”字标记。河南禹县钧台窑址曾发现刻有“一”至“十”数目字的钧瓷标本,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钧窑瓷器相同,此类数字是同类制品从大到小的编号。这件鼓式洗完整无损,其玫瑰紫釉色及蚯蚓走泥纹为钧窑器之特征,为传世官钧窑瓷器的代表作品。洗底“瀛台静憩轩用”为清代所加官款。
    钧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钧窑瓷器以瑰丽异常的钧釉名闻天下。其成就在于釉中加入铜金属,经高温产生窑变,使釉色以青、蓝、白为主,兼有玫瑰紫、海棠红等,色彩斑斓,美如朝晖晚霞,在宋代就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的盛誉。

 

 

 

三十、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北宋(公元960----1127年)
32.6cm  口26cm  底21cm
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一件宫廷陈设用瓷,其特色在于尊体有十二个长方形戟,造型为仿商周青铜器式样,端庄肃穆,雄浑古朴。尊内外均施匀净的月白釉,釉层晶莹肥厚如凝脂,蓝色光泽如荧光一般幽深含蓄,釉面有明快的流动感,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
    钧窑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仿制,历经千年而盛烧不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窑系。

 

 

 

 

 

三十一、汝窑天青釉盘----名瓷之冠
北宋(公元960—1127年)
高3.4、口径19.6、足径1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盘通体内外施淡天青色釉,釉面滋润,开细碎片纹。外底留有5个芝麻粒大小支烧钉痕,并刻有“寿成殿皇后阁”六字,可见是当时宫廷中的陈设用瓷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故名。汝窑青瓷以釉质取胜,不求人工附加装饰,追求清淡含蓄之美。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等。考古和文献资料表明,汝窑烧宫廷用瓷的时间仅20年左右,约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故传世品极少。成了千古难觅的稀世珍品,自古流传“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件”的说法。
    从1987年开始,考古工作者经过5次大规模发掘,终于在2000年找到了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烧造区,清理出汝官窑的生产作坊和窑炉,并在一个窖藏中出土了完整的汝瓷器。该发现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三十二、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
北宋(公元960—1127年)
绢本,设色,纵28.5、横28.6厘米
1958年征集
天津博物馆藏

    金明池是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市)西郊的著名御园——琼林苑的一部分,是北宋四园之一。太平兴国年间(976-981年),宋太宗令凿金明池于琼林苑以北,导入金水河水,每年由皇帝赐令士大夫、庶民于此共赏龙舟争标。
    此图描绘的正是金明池龙舟争标的场景。画面苑墙围绕,池中筑十字平台,台上建圆形殿宇,有拱桥通达左岸。左岸建有彩楼、水殿、下端牌楼上额书“琼林苑”三字。池岸四周桃红柳绿,间有凉亭、船坞、殿阁,整个建筑雄伟富丽。水中有一艘大龙舟,上层有楼台高阁,人物活动于楼阁内外;另有数只小船漂游其间。面面左、下两侧的苑墙内外,人群熙来攘往。全图约有千余人,虽然人物微小如蚁,但仔细观察,比例恰当,姿态各异,神情生动,颇具艺术魅力。《宋史》及《东京梦华录》中有关于金明池争标的记载,恰与此图描绘的景象吻合。此图界画严整,笔触细致,左侧的粉墙上有楷书“张择端呈进”五字款,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曾经明代安国、项子京等人鉴藏。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工界画,尤善舟车、市桥、郭径,自成一家,《清明上河图》是其传世名作。

 

 

 

 

 

 

三十三、泥马渡康王图----杜撰的神话
南宋(公元1127-1279年)
绢本,设色,纵29、横197.6厘米
1959年征集
天津博物馆藏

  该图描绘的是一段神话故事。传说宋钦宗弟弟康王赵构在金当人质,与金太子同射,三箭俱中,金人以为宋朝派了个长于武艺的人冒名顶替而遣还他,要求换真太子来。这样赵构得以脱身,奔逃路上在磁州(今河北磁县)城北的崔府君庙打盹儿,梦见神人对他说:“金人追过来了,快走。门口已准备了马。”赵构惊醒,马已在侧,便跃而南驰。渡过河,马便不动了,一看竟是泥马。这段传说有一定的历史背景:靖康二年(1127年),徽宗、钦宗二帝被金人掳走,诸王及皇族也随之而去,只有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滞留在河北、山东一带,宋廷旧臣拥戴赵构于归德即位称帝,是为宋高宗。当时金兵逼进,赵构一路南逃,待金兵撤退后在杭州安定下来,开始了偏安一偶的南宋政权。因为徽宗、钦宗尚健在,因此南宋政权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于是高宗赵构利用了这种神话传说来表明自己称帝是秉承天意。该图描绘的正是传说中康王在金兵围追的危急时刻骑泥马渡河南逃的场景。

 

 

 

三十四、鱼鸟纹彩陶壶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约立千年)
21cm  口径2.1cm  底径8.5cm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彩陶壶上腹部的彩绘图最为引人注目,一只水鸟啄住一条鱼的尾巴。鱼形体较大,形象较奇特,身有大片鳞甲,鱼头两侧有突出的鳍状物,尾小分叉。这幅原始的“水鸟衔鱼”图,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周际生态的观察和构想,弥漫着朴素的艺术气息和原始的创作灵感。而“水鸟衔鱼”图案,也成为后世经久流传的艺术创作题材,影响深远。
    当时的黄河中上游一带,彩陶制作非常发达。这种无釉陶器大都为手制,坯上多施绘黑色或红色的纹饰,然后入窑烧成。在其所绘构图中,往往体现出强烈的图腾意识,这件彩陶壶上鱼鸟呈相斗搏战之势,据专家推断,可能就是当时渭河流域的“鱼”氏族与豫西“鸟”氏族对峙交战历史的真实写照。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重要代表,因1921年最早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

 

 

 

三十五、涡纹彩陶罐——黄河波涛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年)
高50、口径18.4、底径15.9厘米
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彩陶涡纹罐是马家窑文化中期彩陶的一个杰出代表。陶罐腹部硕大,造型周正,器壁厚薄均匀。为了便于提拿,在腹部还塑有两耳。这件彩陶的图案纹饰是用黑彩在泥质红陶罐的颈部和上腹部,绘成了许多旋转的圆涡,圆涡之下加两道水波。彩绘施于罐的口、肩和上腹,向下俯视,可以看到彩陶罐的全部纹饰,它那流畅自然的线条,仿佛会产生流动的节奏和韵律,让人感到有无数的涡纹在眼前周而复始地旋转,展示了先民神奇的艺术创造才能。这是一幅表现当时人类与水密切相关的图案,其韵味无穷的构图意境,似乎让人们隔开几千年的时空看到浪涛翻滚的黄河急流中激起的一圈圈涟漪,而后又顺波而去,此起彼伏,生生不息。
    马家窑文化因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是继仰韶文化后,在甘肃的洮河和青海的黄河支流湟水流域一带发展起来一个富有独特地方风格的文化,它将中国史前彩陶艺术推向了一个更加绚丽多彩的顶峰。

 

 

 

三十六、白陶鬶——挺立的雄鸡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4500年)
14.8厘米
1957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鬶是史前东夷人创造的一种造型别致的器物,既实用又美观。东夷人崇尚鸟图腾,故把自己喜爱的鬶做成各种各样的禽鸟形象,有的似展翅欲飞的鸟,有的似仰首高歌的雄鸡,造型独特,姿态生动,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典型器物。由于它独特的特征,为周边部族所模仿,在今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甚至江西都发现了类似鬶的器物。
    这件夹砂白陶鬶是原始先民用来烧水或温酒的容器,系由高岭土经1200℃左右的窑温烧制而成的,胎壁较薄,质地却很坚硬,它的出现表现了制陶技术的又一新进步。
    大汶口文化是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代表,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江苏省淮北地区。豫东地区也有零星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的风俗,是中国东南沿海古代先民拔牙习俗的发源地。

 

 

 

三十七、玉猪龙——龙的祖形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
高7.2、宽5.2厘米
20世纪50年代辽宁省建平牛河梁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玉猪龙是红山文化后期玉器制品,猪首龙身,通体呈鸡骨白色,局部有黄色的土沁。龙体蜷曲如C形,首尾相连,器体厚重,造型粗犷。猪首形象刻划逼真,肥首大耳,大眼阔嘴,吻部前突,口微张,露出獠牙,面部以阴刻线表现眼圈、皱纹。中央的环孔光滑,背部有一可穿绳系挂的小孔。出土时位于死者胸部,可能用作佩饰,象征着主人的某种权利。
    玉猪龙在红山文化中多有发现,因为它的头像猪首,整器似猪的胚胎,所以认为龙起源于猪。猪在红山文化时期与远古先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当出现宗教祭祀和神灵崇拜时,猪逐渐被抽象和神化,进而演化成龙,猪成为龙的祖型。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和河北省北部地区,是中国北方地区著名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其中尤以玉器的制作和使用著称。

 

 

 

三十八、蜷体玉龙——中华第一玉雕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
高26.5、最宽26厘米
1971年内蒙古翁特牛旗三星他拉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玉龙墨绿色,体卷曲c字。龙首吻部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龙眼突起呈梭形,颈部长鬣上扬,与弯曲的体形一起,呈现飞升的动感。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光洁亮丽,工艺精湛。
    玉龙背部正中有一小穿孔,经试验,若穿绳悬起,龙首尾恰在同一水平线上,显然,孔的位置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考虑到玉龙形体硕大,且造型特殊,因而它不只是一般的饰件,而很可能是同我国原始宗教崇拜密切相关的礼制用具。
蜷体玉龙由玉猪龙逐渐演化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玉猪龙慢慢首尾分离,头上长出了鬣和角,一条真正的龙便由此诞生。因此,此龙也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因此,龙的起源与中华文明、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密切相关。以红山文化龙形象的出现为标志,我们在5000多年前辽河流域的历史源头上,看到了这一地区文明时代的曙光。

 

 

 

三十九、玉琮——沟通天地人神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000年)
高49.7、上宽6.4、下宽5.6厘米
传山东出土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良渚玉琮系软玉雕琢而成,从外观看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形。其表面细密的阴纹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在既没有青铜、又没有钢铁的良渚时期,对硬度超过一般岩石和各种金属的玉料,是怎样进行加工,使之成为纹饰精美繁细的玉琮呢,至今还困扰着研究良渚古玉的学者。不仅如此,良渚玉琮还以体大自居,更显它独特的魅力。方柱形玉琮四面中间立槽,槽两边基本等距,误差在1毫米左右,每节上下间距也几乎完全相等,而且玉琮兽面纹的构图也基本相同。每个面的转角上有半个兽面,与其相邻侧面转角上的半个兽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这样的组合使原本呆板的兽面更显生动且具变化。
    玉琮是中国古代玉器中重要而带有神秘色彩的礼器,对良渚玉琮用途的猜测目前不下二十多种。《周礼》中就有“以黄琮礼地”的记载,也就是说在礼仪活动中用琮来祭祀地神。多数学者认为琮是一种沟通天地的法器,上大和内圆象征天,下小和外方象征地,外表的神人兽面纹象征当时巫术活动情况。
    这件玉琮器身共分十九节,每节四角雕成一简化带冠人面或兽面神像,全器共有76个神像。玉琮上端射部正中刻有阴线日月纹,是天上世界的象征,反映出先民对太阳、月亮的崇拜,也有人认为是原始的图画文字。

 

 

 

四十、四羊方尊——德如羔羊
(公元前1600-1046)
58.6厘米
1938年湖南宁乡月山铺(今黄材镇龙泉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长颈高耸并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物重心所在,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四羊的前胸构成尊的腹部,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可谓构思奇巧。羊首之间饰浮雕的双角形龙,龙身蜿蜒在方尊的肩上。羊的颈腹部铸鳞纹,两侧饰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此外,各主纹之间填饰刚劲圆润的几何纹或由几何纹构成的动物纹及怪兽纹。
    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汇贯通、将器形和动物形状巧妙结合起来,匠心独运,恰到好处。在商代青铜器中,四羊方尊以其优美雄奇的风姿,端庄典雅的气度、寓动于静的意韵,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羊的善良知礼,外柔内刚,跪乳习性,被引申出许多象征意义,《诗经召南》中就有文王之政,德如羔羊的说法。汉代以后,羊被视为吉祥的象征。

 

 

 

四十一、兽面纹铜铙——最早的编组乐器
(公元前1600-1046)
通高71、口长47.2、宽38.3厘米
1959年湖南宁乡县老粮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铙是打击类青铜乐器,《周礼》说金铙以止鼓,是军队中用来指挥进退的器具。而这类被称为大铙的青铜器,比一般铙要高大厚重,大都出土于南方地区,主要用于军旅和祭祀活动。
    这件虎纹兽面大铜铙形制较大,气魄雄伟,敲击其侧,声音雄浑空阔,悠扬久远。同时出土的大饶共有5件,1993年又在与该地点相距仅20的地方出土铜铙10件,其中有9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测音的结果是,形制相同的9件可发出CDEFG五种调的音,部分学者视为是铙成组演奏的证据,因此称之为编铙,是我国最早能编组演奏的乐器。
    此类青铜乐器有几个特点:一、出土地点集中在湘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中原没有发现一例,长江中下游地区偶有发现;二、形体厚重,最重的达221.5公斤,最轻的也在10公斤左右;三、纹饰以兽面为主,但兽面的表现方式及其配饰与典型的中原青铜器的表现方式完全不同;四、使用时口朝上,甬(柄部)植于木桩上。
    大铙在西周早期继续流行,但发展到西周中期终于被另外一种乐器甬钟所取代

 

 

 

 

四十二、突目铜面具——“纵目”之王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通高85.4、宽78厘米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广汉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1986年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掘,出土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顿时轰动中国,震惊了世界。据学者研究,两个大型祭祀坑内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古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可能是遭遇改朝换代,新王朝将前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全部焚毁,在举行祭祀仪式后而埋入坑中的。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以青铜器最具特色,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此件突目铜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份竟呈圆柱状向前突出达9厘米。《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被称为“纵目人冢”。 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据史书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此地直到近代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 “神化”,这就是蜀王蚕丛神像被刻画成“纵目”的原因。

 

 

 

四十三、青铜天亡簋——记录周朝开国大典的礼器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高24.2、口径21、宽18.5厘米
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天亡簋是西周早期的标准器,是西周开国之君周武王时期的作品,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西周铜器之一。此器肃朴庄重, 圈足连铸方禁,周身饰以旋龙纹。内底铸铭文七十八字,记述乙亥这天,武王举行重大祭典,祭告文王和上帝,由于文王的佑助,终于灭商。天亡助祭卖力,得到武王赏赐,铸簋以纪荣宠。
    铭文记载的这次祭典颇具“开国大典”的意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于祭典的地址――“天室”,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一说指宗周辟雍内的明堂;一说指“天室山”,即今河南登封境内的嵩山。
    簋是西周青铜礼器中的重要成员。周礼“鼎簋制”规定,只有周天子才能享用以“九鼎八簋”组合的最高礼仪。

 

 

 

四十四、燕侯盂——燕国遗珍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高24.3、口径33.8、足径23.3厘米
1955年辽宁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出土

    盂为古代盛食器,匽侯即西周燕国国君。匽侯盂的主题花纹是一种很特别的凤纹,龙首而华冠逶迤下垂。周武王封其弟召公为燕侯,燕为商故国,地望在河南延津。召公为示区别,另创“匽”字来替代商朝的“燕”字。新创的“匽”字,有“像燕之匿于巢”的意思,表示“在此安居下来”。此外凤的别称为“鶠”,可能也与“匽”国独特的凤崇拜有关。
    这件器物的铭文只有简单的“匽侯作饙(fen)盂”。意思就是“燕侯所作用于盛放熟饭的盂”。 从器形、铭文综合考虑,这件器物是西周成王时铸造的,同时代的燕国青铜器中有“匽侯旨”使用的器物,这个“匽侯旨”就是召公的长子。从时代推定,这件器物也可能是召公长子匽侯旨所作。
    值得注意的是,该器的出土地点远在辽宁凌源县境内,而据史料记载及考古发掘证明,西周的匽都在今天北京房山琉璃河。器物出土地点离我们熟知的燕地相去甚远,匽侯盂的出土表明,西周初年匽国在北方的扩张已达辽河流域。

 

 

 

 

 

四十五、虢季子白盘
西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
39.5cm  口长137.2cm
口宽86.5cm  重215.3kg
清道光年间陕西省宝鸡虢川司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盘为古代盥器。《礼记·内则》:"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盘与匜(Yi)配合使用,流行于西周至战国时期。盘的作用与现代的脸盆相近,匜则象一只瓢。贵族行礼仪时,往往用匜浇水洗手,用盘承之。铜盘最早见于商代。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器。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
  虢季子白盘是青铜器中的瑰宝,其流传极富传奇色彩。此盘自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川如出土,后县令以数钱据为己有。几经动荡,后辗转流传至江苏常州,1864年淮军将领刘铭传攻下常州进驻护王府,在马厩中发现此盘。其后,刘氏返居故乡合肥,建“盘亭”而藏之。民国以后,争夺此盘的风波迭起,北洋军阀、日本人都欲借势抢夺。刘氏后人为保此盘历尽磨难,最后掘地一丈,深藏不露,远避他乡。1950年,刘铭传四世孙刘肃将此盘掘出献给国家。自此,虢季子白盘才得以重放异彩,供世人欣赏。
  虢季子白盘内底部有铭文八行字。长篇铭文不仅有史料价值,也是先秦书法代表作。其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圆转周到,一笔不苟甚有情致。这派圆转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铭文: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宝盘。
  不显子白,庸武于戎工,经维四方。伐严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
  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各周庙,宣爰乡。王曰“白父,孔□又光。”
  王赐乘马,是用左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四十六、青铜ling(此字左素字右命字)镈——伯乐鲍叔牙家族的千年荣耀
春秋·齐(公元前770-前476年)
通高66、口长44、口宽34.8厘米
传1870年山西荣河后土祠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镈为古代乐器,最早见于商代晚期,西周、东周时期流行。
    ling镈有铭文l74字,铭文大意为鲍叔之孙ling铸造这件乐器,用来祈求齐国国运昌盛,福泽万年。同时,ling用此器享祀追思自己的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以及自己的父母,祈求先祖保佑鲍氏子弟健康长寿,同时,他表示会严格约束鲍氏子弟的行为规范以求子孙永享富贵。ling还追述了自己的祖父鲍叔有功于齐,齐侯赐予鲍叔封邑与人民,并以此勉励自己奋发努力。
    铭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件器物的铸造者素命是齐国历史上著名的伯乐鲍叔牙的孙子。鲍叔牙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夫,是齐桓公登大位前最得力的辅佐,他一生最著名的功绩是向齐桓公推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管仲,从而使齐国一跃成为天下第一强国,齐桓公也因此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

 

 

 

四十七、鸟形铜鼎——鼎的另类一族
春秋.燕(公元前770-前476年)
通高15.7、口长11.9、口宽15.3厘米
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全器呈鸟形,器体似匜,有流口与鋬手,盖已遗失。流向前突出作鸟首状,倾水时上喙可以开启,设计颇为巧妙。外腹部饰精细的羽毛状纹,腹内铸有两个鸭形图案,鸭头与流朝同一方向,张翅展尾,非常生动;环形鋬与流口相对,上饰一鸟呈回首状。
    鼎最具中国特色的青铜器,是古代烹煮、盛放肉食之器,也是祭祀仪式中的重要礼器。作为王权或贵族身份的象征,它在造型上一般较为规整,给人以端庄凝重之感,主要有两种造型:四足而方、三足而圆。这件鼎虽然有三个类似的鼎足,但其器形却颠覆了我们对鼎的基本形制的认识,在鼎的大家族中显得另类。该器出土地属燕国,可能体现了燕国的地方特色。

 

 

 

四十八、曾仲斿父铜方壶——破解曾国之谜
春秋·曾(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通高66.7、底长30.8、底宽23.8厘米
1966年湖北省京山苏家陇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壶器体高大,通体以波曲纹为基调,动静呼应,虚实相谐。阴刻与阳刻,宽与窄的变化形成节律,气势凝重而华丽。与此器同墓出土的还有鼎、簋、鬲、豆等共计97件,其主要礼器组合为九鼎八簋(缺一簋),按周礼,只有周天子才能用“九鼎八簋”。但铭文告诉我们,该墓的墓主人只是一位曾国的上层贵族,据该墓另外几件铜器铭文“曾侯仲子斿父”可知,墓主为曾侯次子,是没有资格用这么高规格的礼器的。这显然是西周晚期以后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地方诸侯僭用天子之礼而出现的现象
    铭文中记载的曾国,在历史文献中却不见其踪影。而历年在汉淮地区发现的曾国青铜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甚广,其中尤以曾侯乙墓最为著名。学者们研究发现,青铜器铭文记载的曾国,其实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随国。因此,曾仲斿父壶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其高超的制作水平,还为我们揭开千年曾国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十九、大尊缶——酒器之王
战国·曾(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通高124.5、口径48.4、足径69厘米,重327.5千克
1978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尊缶为古代盛酒器,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而且在纹饰上也极尽精美,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綯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大尊缶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液。历经二千四百多年没有泄漏,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
    曾侯乙墓是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墓中出土的巨型木椁所使用的成材木料达378。63立方米,出土的文物总数多达15000余件,其中经确认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43件套,包括最著名的是青铜大编钟。
    曾侯乙是战国早期诸侯国曾国的国君,从墓中出土的文字资料可知,他死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卒年45岁左右,殉葬13~25岁的女性13名。

 

 

 

 

五十、人形铜灯——齐国武士
战国·齐(公元前475~前221年)
通高23.9、盘径11.5、勺长22.7厘米
1957年山东省诸城葛埠口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我国古代青铜灯的式样很多,其中有一类艺术造型灯,工艺考究,式样繁多,集实用器与艺术品为一体,均为王公贵族使用。常见的有人形、羊形、鸟形、兽形、树形等。此灯整体为一身着短衣男子双手擎灯状。此人双手各擎一屈曲带叶竹节形盘柄,盏盘下的子母榫口与盘柄插合,可根据需要随意拆卸,构造精巧。人足下为盘龙形圆盘。出土时还随附有一柄供添油用的长柄铜勺。这件铜灯设计巧妙,造型新颖,专家研究认为它应是战国时期齐国宫廷中所使用。
    人形铜灯的人俑粗壮有力,身穿短衣,圆眼阔口,腰束宽带,立于盘龙座上,双手向左右张开擎灯,完全是一副武士的模样,脚踏龙,显示了他的神勇;双手擎灯,显示了他的神力。有神力而兼神勇,这是齐人对勇武力士的一种标准表现方式,体现了齐人尚武的传统。

 

 

 

五十一、朱绘兽耳陶壶——隐身的怪兽
战国·燕(公元前475-222年)
70.2厘米
1964年北京昌平松园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朱绘兽耳陶壶是仿青铜的陶礼器。造型吸取方壶、圆壶之所长,上方下圆,既挺拔秀美,又不失庄重典雅,寓圆于方,别有情趣。壶由盖、身两部件组成.内侧有子母口套合。颈部两侧有对称的兽耳,正面饰衔环铺首,两眉角上挑,并用朱色描绘分叉的犄角、躯体和四肢,贴塑与彩绘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怪兽形象。朱彩保存如此之艳,令人惊叹。

    壶是古代盛酒或盛水器,同时也是上古时期祭祀神灵和先祖的重要礼器之一,往往与其他礼器成组使用。战国时期战争频繁,青铜多用来铸造兵器,因而出现大量陶质礼器。这类彩陶壶常见于燕国贵族墓中,在蓟城和燕下都均有大量出土。

 

 

 

五十二、秦始皇武士陶俑——再现秦皇铁甲雄师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
190厘米
1974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74年3月,村民在此打井时发现了陶俑,经考古工作者钻探发掘,证实这是一处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兵马桶坑。这一2000多年前秦始皇神奇的地下军阵一经发现,即以其巨大的规模,威武的场面和高超的科学、艺术水平震惊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始皇兵马桶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陵园东侧1500米处。目前已发现三个呈品字形排列的兵马俑坑,总面积22780平方米,坑内置放与真身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马共7400余件。其中一号坑最大,坑内有6000余件陶人陶马,井然有序地排列成环形方阵。二号坑平面呈曲尺形,由骑兵、步兵、弩兵和战车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三号兵马俑坑平面呈凹字形,它与一、二号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似为统帅三军的指挥部。
    这件武士俑出于一号坑,是秦轻装步兵之原型,头绾圆形髻,身穿交领右衽长衣,腰束革带,左手作按剑状,右手作提弓状。发掘时,俑的附近伴出有成束的铜镞及铜弩机。此武士俑身材修长高大,长方面庞,五官粗犷,是典型的关中秦人形象。
    秦始皇陵的修筑驱使劳役72万,用时38年修成,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难以想像的。秦俑地下军阵阵容齐整,装备完备,威风凛凛,气壮山河,宛如昔日铁甲雄师再现,显示了二千多年前秦国军队所向披靡、横扫六合、一统宇内的气势,是秦始皇当年浩荡大军的艺术再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五十三、杨家湾汉墓兵马俑——西汉军阵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骑马指挥陶佣:高46、长36厘米
    骑马陶佣3件:高67-68.5厘米、长61-64.4厘米
    步兵陶俑 10件:高48-51厘米
    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长陵陪葬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杨家湾汉墓是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据专家分析,其墓主可能就是汉代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前者是开汉元勋,后者因平定“七国之乱”而威震一时。
    杨家湾汉墓共发现11个陪葬坑,出土彩绘兵马俑2500余件,包括步兵俑1800多件、骑兵俑580多件和战车模型,号称“三千兵马”。其造型逼真,步伍严整,表现了汉初军阵的真实形象。骑兵俑按真身四分之一比例制作。战马或安然站立,或昂首嘶鸣;马上的“指挥官”表情冷峻,威武剽悍;骑士手举武器,握紧缰绳,好象正在准备向前冲杀。步兵俑身着交领袍服,外罩黑色铠甲,其中四人左手持盾下垂,右手原持长兵器;其余六人双手均作持兵器状。
    骑兵俑独立地组成了阵容宏大的骑兵群,说明当时骑兵已经完全取代车兵,开始成为主要的作战力量。在军事史上,这个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汉朝曾经依靠骑兵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辉煌胜利。
    这些彩绘陶俑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大规模兵马俑群,陶俑组成整齐雄壮的阵容,继承秦俑陶塑的气势,显示西汉军队阵列的威严。如此壮观的兵马俑军阵,正是墓主人生前叱咤风云、平定内忧外患的雄壮军容的写照。

 

 

 

 

五十四、金缕玉衣——幻灭的永生之梦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长182、肩宽49厘米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金缕玉衣包括头罩、脸盖、上衣前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左右足套等部分。各部分均用玉片和金丝连缀而成,共用玉片1203块、金丝约2567克。同时出土的还有九窍玉、玉握和玉枕。墓主人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第五代孙中山怀王刘修,死于公元前55年,在位时间15年。
    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王和高等贵族死后特有的一种殓服。目前两汉王侯墓中出土有玉衣(包括玉衣片)的墓葬有60多座。目前出土的金缕玉衣均来自西汉王侯墓,已复原的有5套,除金缕玉衣外,还有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编缀玉衣材料的不同,代表着身份的不同。东汉时期玉衣的使用形成了严格的制度,据文献记载,汉代规定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皇帝的宠姬、皇帝的女儿用银缕玉衣,前一代皇帝的姬妾和皇帝的姐妹用铜缕玉衣。
    汉代皇室贵族迷信“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然而事与愿违,用金缕玉衣作葬服不仅没有实现王侯贵族们保持尸骨不坏的心愿,反而往往会招来盗墓毁尸的厄运。即使那些盗墓贼没有光顾的墓葬,当考古工作者打开那神秘的墓室时,企求“金身不败”的墓主人早已化作一抔泥土。这些精美绝伦的玉衣。仿佛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千百年来破灭的神话。

 

 

 

 

 

 

 

五十五、错金银云纹铜犀尊——中国古代苏门犀的踪迹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通高34.4、长58.1厘米
    1963年陕西省兴平豆马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铜尊采用犀牛的造型。犀牛昂首伫立,肌肉发达,比例准确,体态雄健,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整件器物饰以错金银云纹,精美华丽,虽为实用重器,却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汉代青铜器中的奇葩。
    中国古代做成动物形的酒尊不乏其例,如商时期铜器中的牛尊、象尊、豕尊等,周代铜器中的驹尊、兔尊、鸭尊等。到了汉代,肖形尊虽已不太流行,但仍为人们所钟爱。
    考古发现也证明,犀牛曾广泛生活在中国古代中南部地区。中国古代不仅有十分珍稀的野生犀牛,而且有丰富多彩的犀牛文化。犀牛皮质坚韧,春秋战国时期被用于制作盔甲。作为一种重要的军需,需求量非常巨大,因而导致大量的犀牛被捕杀,汉代开始业已只能从国外进口犀角了,进入唐宋,犀牛在中国已基本绝迹,明清时代的人已不知犀为何物,而现在的中国人只能在动物园偶而看到犀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