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布尔泰能源科技:细说大明王朝36大悬案【下册】【作者;向飞】

四、美女六大悬案

　　1．陈圆圆：归属之谜

　　在中国，能够改变历史的女人不多。就算是武则天吧，最后也还是把江山交给了李氏家族。而在历史关键时刻，陈圆圆却扮演了一个改朝换代的“祸水”角色——因为她，吴三桂“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把偌大的大明江山送给了清人，这一给就是几百年。一个歌伎，在历史风云巨变的时刻，给天下英雄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公子无缘

　　陈圆圆，原名邢畹芬，是常州奔牛镇上的一个小家碧玉，父母早亡，从小与祖母相依为命。祖母疼爱孙女，曾送她到镇上的私塾读书，私塾先生为她改名为沅。邢沅十四岁那年，祖母卧病不起，家中没有了收入，为了给祖母治病，邢沅左借右贷，终至负债累累。这时，镇上的一个常年在外经商的小贩回来了，扬言要介绍邢沅到苏州做事，邢沅半信半疑，果然到了苏州邢沅才知道，那小贩是将她卖到教坊中做歌伎，卖身的钱一半给了她安置祖母，一半让那个小贩收进了腰包。

　　在教坊，邢沅学习了歌舞琴画。由于她天赋颖慧，很快就在教坊中崭露头角，当时人称她“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鸨母为她改名陈圆圆，高张艳帜，招揽贵客，不久就成了红极一时的名妓，倾倒了无数王孙公子。

　　冒襄(1611—1693)，字辟疆，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他出生在江苏如皋城一个世代仕宦之家，幼年随祖父在任所读书，十四岁就刊刻诗集《香俪园偶存》，文苑巨擘董其昌把他比做初唐的王勃，期望他“点缀盛明一代诗文之景运”。

        据冒辟疆词友陈维崧《妇人集》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春，冒氏途经苏州，经同乡许直推荐，慕名去阊门外的横塘寓所寻访梨园名伶陈圆圆，后来，冒襄描述这次初见面的情景说：

　　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茧，丝棉袍），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

　　两人一见钟情。当年秋天，冒氏偕母马恭人赴苏，与圆圆订下“嫁娶之约”，订于来年择日迎娶。第二年二月，冒辟疆处理完家务奔赴苏州，但遗憾的是，公子无缘：十天前，陈圆圆已被崇祯皇帝宠妃的父亲田弘遇强行“买”走了，从此开始了她渺渺茫茫、起伏跌宕、却牵动着整个国家政局的一生。

　　游走在帝王将相间

　　秦淮八艳，万众侧目，但真正具有传奇色彩，身系一代兴亡，游走于帝王将相之间的，只有陈圆圆。

　　不过，国丈爷买下陈圆圆，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奇货可居，乱世前夕的一种政治投资。

　　起初，他想把陈圆圆献给崇祯皇帝，但国难当头，大厦将倾，焦头烂额的崇祯早已没有精力和心情顾及美色了。沮丧之际，田弘遇只好先把陈圆圆领回自己府第，将其收为养女，好好供养，再寻找“交易”良机。

　　此时，明廷内忧外患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李自成越过宁武关、居庸关，直逼京师；清军也在东北一线蠢蠢欲动。危急关头，朝廷下诏吴三桂以总兵身份统领大军镇守山海关。乱世之际，谁都想得到军队的庇护，所以吴三桂离京前，满城的达官显贵纷纷设宴为他饯行，想为自己找个靠山。

　　田弘遇自然也不落后，在府中摆下珍肴美酒款待吴总兵，同他府不同的是，有绝色的陈圆圆在席前奉歌献舞。这舞这歌，把上座的吴三桂迷得欲醉欲仙，宴散前，吴三桂终于按捺不住，悄悄对田弘遇说：“倘以圆圆送我，战乱之时，我会先保贵府，再保大明江山！”田弘遇会心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吴三桂派人带了千两黄金做聘礼，到田府求婚。田弘遇也备办了丰盛的嫁妆，当天就亲自把陈圆圆送到了吴家。

　　此时战事已急，吴三桂王命在身，没过几天便赶往边关。当时有女眷不能随军的规定，吴三桂只得割爱。陈圆圆有《转运曲》，大略是描述的此时心境：

　　堤柳堤柳，不系东行马首，空余千缕秋霜，凝泪思君断肠。肠断肠断，又听催归声唤。

　　不久，闯王李自成率大军攻入北京，建立了大顺王朝。城中旧臣遗老全都遭到了搜捕，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全家也在其列，陈圆圆的美貌被闯王的心腹大将刘宗敏看中，于是夺为侍妾。

　　一说，刘宗敏又把她献给了闯王。

　　总之，不管世间如何战乱、血肉迸飞，也不管她愿不愿意、幸不幸福，陈圆圆依旧是穿行于王公府第，过着锦衣玉食、歌舞升平的生活。

　　据说，“大顺帝”李自成曾逼迫吴襄写信给吴三桂，劝他来京受降；据说，吴三桂也打算归顺李自成政权。但是，有关史料记载了他与父亲吴襄派来劝降仆人的一段对话，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格局。

　　吴三桂问父亲，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并不在乎地回答：“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的。”

　　吴三桂问其财产，仆人说：“已被没收。”吴三桂仍是满不在乎：“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的。”

　　吴三桂问爱妾陈圆圆，仆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走。”听到这句话，吴三桂顿时火冒三丈，怒吼道：“岂有此理！”随即抽出佩剑，一剑把面前的茶几砍断。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使得李自成大败，李自成一怒之下，阵前斩了吴襄，并将他的首级悬挂在高竿上示众。回师京城后，又杀了吴家老少共三十八口。

　　眼看大势已去，李自成只好带上京城的金银财宝撤回陕西老巢。临走时本想带着陈圆圆，据说，陈圆圆却告诫闯王：“妾身若随大王西行，只怕吴将军为了妾身而穷追不舍；不如将妾身留在京师，还可作缓兵之计！”李自成觉得有理，危急关头，索性丢下陈圆圆跑了。

        吴三桂并不知道陈圆圆留在京城，挥师紧追，一心要夺回心爱的女人。追到山西绛州，才得到京师来报，陈圆圆就在京城。吴三桂喜不自胜，立刻停兵，派人接陈圆圆来绛州相会，任李自成残部渡过黄河，回了陕西。

　　据《觚剩》记载：陈圆圆到绛州时，吴三桂在军营前搭起了五彩楼牌，列旌旗箫鼓三十里地，吴三桂穿着整齐的戎装亲自骑马出迎，其仪式之隆重绝不亚于迎接圣驾降临。

　　吴伟业的《圆圆曲》写道：

　　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取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鬓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写的就是这段失而复得的情景。

　　清朝取得江山后，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效忠清朝三十年后，吴三桂于1673年起兵反清，被康熙帝镇压下去，他的妻妾子女都被凌迟处死。

　　魂归何处？

　　陈圆圆最后的结局，一般有三种说法：

　　一是，她跟随吴三桂出镇云南，在吴三桂起兵反清兵败时死于战乱。

　　康熙时陆次云的《圆圆传》所述：吴三桂在云南被封为平西王后，建苏台，营郿坞，华贵无比，陈圆圆常歌“大风之章”，向他献媚，吹捧他“神武不可一世”，因而受到吴三桂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房之宠。

　　据明末遗民李介立《天香阁笔记》及《武进县志》记载：吴三桂曾向江南各省发文，责令地方官员代为寻找陈圆圆的父母和大哥。找到后，“以礼款”，可见吴三桂对圆圆的情义。

　　后来吴三桂的叛乱，本是出于陈圆圆的“同梦之谋”。陈圆圆的结局，也和吴三桂一起“同归歼灭”。但对被“歼灭”的细节未具体言明，大概是死于战乱或者作为罪囚被处死了。

　　二是，吴三桂兵败后，城破，陈圆圆自尽。

　　陈圆圆随吴三桂至滇时，已是三十五岁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美人容颜凋谢，加上吴的大老婆“悍妒绝伦”，所以圆圆“屏谢铅华，独居别院”，潜心修佛，远离红尘是非恩怨。

        满溪绿涨春将去，马踏星沙，雨打梨花，又有香风透碧纱。声声羌笛吹杨柳，月映官街，懒赋梅花，帘里人儿学唤茶。

　　此时陈圆圆所赋之《丑奴儿令》，看似闲雅，实在是有点凄凉索落的味道。

　　后来吴三桂举兵反清，从而招来灭门之祸。城破之日，也便是陈圆圆的生命终了之时。刘健《庭闻录》说：“辛酉城破，圆圆先死。”

　　刘健是吴三桂在滇为王时云南同知刘岜之子。刘岜在吴三桂叛乱时拒绝跟从，被吴三桂杖戍滇西，平叛后，官复原职。刘健根据其父口述写下的《庭闻录》，应该是很可信的。

　　不过怎样死的，则有多种不确定的说法，或说自缢而死，或说绝食而死，或说投莲花池而死。

　　三是，在吴三桂起兵反清之前，陈圆圆便与吴三桂不和，遁入空门，削发为尼，最后不知所终。

　　钮琇的《圆圆传》写于陆次云之后，关于陈圆圆在云南的生活写得比陆传要详细些。吴三桂进爵为王之后，在昆明占据五华山永历故宫，他欲将陈圆圆立为正妃，陈圆圆婉言推辞了，吴三桂就另娶一女。而此女悍妒绝伦，群姬之艳而进幸者则杀之，只有陈圆圆能顺适其意，不与争锋而且亲若娣姒。吴三桂图谋叛乱，陈圆圆有所觉察，但自感力不能禁，就以年老为由向吴三桂请求遁入空门，得到许可后便离宫入山，幽居净室，与药炉经卷为伴，晨夕焚修，为善是乐。此传写到吴三桂失败后其家被籍没时，并未提及圆圆的名字。

　　关于她的结局，钮琇写道：“其玄机之禅化耶？其红线之仙隐耶？其盼盼之终于燕子楼耶？已不可知。”

　　其实，“已不可知”，这就是关于陈圆圆结局最准确的回答。

　　另有清云南省巡盐道尹黎木庵《三圣庵访陈圆圆遗像记》记载，陈圆圆归隐的确切地址是锡瓦仓庄之三圣庵，她出家为尼，法名寂静，号玉庵。年八十卒，葬于归化寺侧的昙花庵旁。同行友人史澹初有临摹陈圆圆画像传世。

　　隐居贵州说

       1983年，国家文物局编写《中国历代名人名胜录》，根据上级通知上的点名提示，时任贵州岑巩县宣传部副部长的黄透松参与了调查，得出了陈圆圆葬于古思州治地岑巩县水尾镇的马家寨。如今，那里的狮子山上有一座古墓，立有一块隐讳的石碑，当地人说那便是陈圆圆的安息之地。

　　据他们的研究：吴三桂死后，清军南下，要灭其九族。陈圆圆为了给吴家保存后代，就带着儿子吴启华、孙子吴仕杰，在军师马宝的护送下，逃到了马家寨。如今全寨一百七十余户一千余人，全姓吴，都自称是吴三桂的后裔。

　　在吴家祖辈的墓碑上，有一副奇怪的对联：“阭姓于斯上承一代统绪，藏身在此下衍百年箕裘。”其中“阭”字不见于字书，不知到底何读，何义？

　　后经吴永松老人介绍，“阭”是吴家人自造的简化字，即“隐”。再读，“隐姓于斯，上承一代统绪；藏身在此，下衍百年箕裘”，就文意显豁了。如果不是真有隐情，几百年前的已死老人，又何必在墓碑上留下如此玄虚？

　　经吴家后人指认，“陈老太婆”陈圆圆的坟墓位于狮子山麓，墓前有一块很不显眼的小石碑，碑脚已被泥土掩埋，碑上阴镂“故先妣吴门聂氏之墓位席。孝男：吴启华。媳：涂氏。孝孙男：仕龙、仕杰。杨氏。曾孙：大经、大纯……皇清雍正六年（1728）岁次戊申仲冬月吉日立”。整块碑文都是繁体字，只有一个简化的“聂”字。

　　据吴永松老人解释：“故先妣”没用“清”字，表明她是明末的一位王妃。“妣”是已故的母亲。“吴门”暗指老太婆是苏州人，苏州古称吴门，对外也可解释为夫家姓吴。“聂”字当年没有简化，是吴家为隐蔽真情自造的字。陈圆圆本姓邢，后跟养母姓陈。邢有右耳，陈有左耳，“双耳”代表邢和陈，一字双意。“双”的繁体“雙”上边有两个“佳”字，佳佳为好，花好月圆，暗喻“圆圆”。“位席”显示她地位崇高，以女性而位居宗祠。十一个字连起来正好就是“明苏州陈圆圆王妃之墓”。

         对此，有关专家的解释是：

　　第一，吴氏秘传对雍正六年石碑文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

　　第二，马家寨的后裔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自称是吴三桂的后代。吴三桂历来被认定是卖国贼，备受社会鄙视，公开承认是吴三桂的子孙，必然是出于一种亲情；不然，又何必背此黑锅？而且今岩下杨氏原来是追查吴三桂后裔的，只是未能查明上报朝廷；至今，吴、杨两姓还有仇恨，互不往来。

　　第三，据长房十一世秘传人吴永鹏讲，陈圆圆等人从衡阳出发，沿沅水、龙鳌河而来到达木洞（马家寨背后山中），在山麓鳌山寺隐居了一段时间，康熙二十四年（1685）才搬到马家寨一带的芦苇地。为感谢和纪念军师马宝的大恩大德才取名马家寨，让子孙后代永不忘记。其实全寨姓吴，没有一个姓马。

　　马宝墓的对联是：“重垒土茔，人祖即己祖；复修石台，若翁如吾翁。”也说明吴氏后代对马宝的感恩之情。

　　第四，据吴氏相传，陈圆圆晚年住天安寺（又名平西庵），留有御字簿、皇伞、大刀、金银等物。所谓“御字簿”，即家史，与当地民间称为“家谱”、“族谱”、“堂记”等，大不相同。秘传“皇伞”，交给吴家世代保管，后其因家贫拿来当被子盖而毁，见者不少。又金杯银筷被吴家拿到野牛山亲朋家收藏而失，被偷卖了。两把大刀，一把九十六公斤，一把八十公斤，刀把有绣球，1958年当废铁卖了，知此事的人也不少。而且马家寨吴氏男人个子高大，同吴三桂身体魁梧类似。有人说是基因所致。

　　难道陈圆圆真能亲历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吴三桂的反清称帝而大难不死么？这可真是一个奇迹啊！

　　2．柳如是：死因之谜

　　明末清初之际，风云突变，王朝更迭，南京秦淮河边虽说照旧是歌舞升平，繁华热闹，但无形中也多了一股慷慨凄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大明王朝的达官贵人们卖国求荣、摇尾争宠的时候，“秦淮八艳”脱颖而出。她们，不仅具有沉鱼落雁的姣容，卓尔不群的才艺，而且大都具有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叫人击节称叹，欷?[不已。

         相府下堂妾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清新、优美的词句打动了一个青楼女子的芳心——她给自己取了一个清纯优雅的名字：柳如是。

　　柳如是，本姓杨，名爱，后改姓柳，名隐，号河东君。浙江嘉兴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因家境贫寒，很小就被卖到松江盛泽镇归家院做婢女。

　　所谓归家院，实即一妓女院。当时盛泽镇声伎风流之盛，几乎可与金陵（南京）相比。

　　归家院的掌门人叫徐佛，会操琴，擅画兰草，长得姿容不俗。幼小的柳如是受到徐佛的熏陶，也能诗词，擅书画，才艺出众。稍长，相国周道登告老还乡，到归家院挑个婢女侍候他的母亲，挑去挑来，就挑上了柳如是。

　　周母常居深宅大院，见到伶牙俐齿的柳如是自然欢喜。柳如是在归家院见识到许多人物，察言观色，应对从容，伺候起周母来自然得心应手。可惜不久，青春美丽的柳如是就被妻妾成群的周道登看中，把她收为最末一房小妾。

　　她很快就受到了专房之宠。清钱肇鳌《质直谈耳》卷七载：“（她）年最稚，明慧无比，主人常抱置膝上，教以文艺，以是为群妾忌。”不久，群妾诬告柳如是与男仆私通，周先生本来就是个糊涂蛋，众口铄金，竟然不辨真假，勃然大怒，要柳如是自尽。最后是周母念及柳如是服侍之情，幸免一死。1633年，十五岁的柳如是被逐出周家，再次回到了归家院。

　　柳如是走后，周家老爷相思成病，含恨归西。这等于给柳如是做了一通实实在在、轰轰烈烈的广告。凭着“相府下堂妾”的名人效应，她很快在众多青楼名娃中脱颖而出。

　　明末吴越一带，人文荟萃，文社林立，名流交相唱和，咏诗著文，清议朝政，裁量人物。柳如是天生聪慧，又自小周旋于名流士大夫之间，受到了难得的熏陶与教益。翰墨丹青，吟诗作词，弹唱度曲，样样精通，更是增添了一种出尘脱俗的美。每次集会分题命韵皆能顷刻而就，颇有曹子建之捷才。她性格豁达开朗，常以南宋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梁红玉自比，一时闻名而来者应接不暇。

         颠踬在婚姻的道路上

　　可叹的是，柳如是具有超人的才情，却没有常人的命运！“心比天高”，地位却是比苦命的晴雯还要低下的妓女，这就注定了她在婚姻的道路上必然要颠踬一生。

　　宋辕文出生于云间望族，聪敏好学，年未弱冠就已名噪乡里，和陈子龙、李雯并称为“云间三才子”。

　　崇祯五年（1632），他在陈眉公的寿宴上与柳如是相遇，为她写下了著名的《秋塘曲》。其序云：“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诗中又有“校书婵娟年十六，雨雨风风能痛哭。自然闺阁号铮铮，岂料风尘同碌碌？”之句，对柳如是的身世才华感佩不已。

　　他开始同柳如是交往。柳氏才情横溢，或浅唱低吟，或高谈阔论，或袖舞回风，或即席分韵，都叫宋辕文迷醉、倾倒。他决心娶柳氏为妻，但柳如是对这位公子哥儿的话却是将信将疑。她狡黠，要试试他的决心和诚意。

　　《柳如是别传》这样写道：

　　如是约泊舟白龙潭相会。辕文蚤赴约，如是未起，令人传语：“宋郎且勿登舟，郎果有情者，当跃入水俟之。”宋即赴水。时天寒，如是急令篙师持之，挟入床上，拥怀中煦妪之。由是情好遂密。

　　尽管如此，柳如是要想成为他明媒正娶的妻室却是困难重重。宋母听说儿子爱上了一个妓女，怒不可遏，让他罚跪受训。宋辕文辩解说，柳如是并没有索要钱财，其母更怒，说：“财算什么，她不要钱，却要你的命！”

　　迫于家庭的压力，宋辕文拜访柳如是的次数越来越少。

　　不久，松江知府方岳贡下令清理流妓，柳如是找来宋辕文，希望他出面以他家“客人”的身份将自己留下，宋辕文怯懦了，挨了半晌才说了一句“姑避其锋”。

　　柳如是听了，凄然地说：“别人这样说也就罢了，你却不应如此。从此以后，我与你恩断义绝！”说完，亮出一把武士刀，向桌上的那张七弦琴砍去，铿然一声，琴弦根根断绝。

        另一个令柳如是心仪的男子是陈子龙，他比柳如是大十岁，是当时“几社”的领袖人物，他慷慨豪侠，志大才高，到处收徒讲学，自然也十分傲气。

　　柳如是平时喜欢“幅巾弓鞋，著男子服”，同文人名士交往时，常自称为“弟”。近代王国维惊叹于柳如是之放诞，曾写诗赞道：

　　幅巾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

　　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

　　但当她给陈子龙写信自称为“弟”时，陈却不高兴，没有回信。据说，柳如是“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子龙大惭。从此，两人开始了文墨之交，关系日益亲密起来。

　　有一次，二人乘舟游玩，陈子龙看着裙裾飘飘的柳如是，情不自禁地赞叹：“美哉，洛——神！”

　　柳如是听到了，半开玩笑地说：“你们男人总是对女人说三道四，品头论足，好像女人生下来就是供你们欣赏把玩的。今天我偏要对你们男人欣赏欣赏、评说评说不可。”

　　说着，柳如是就写了一篇《男洛神赋》（收在柳如是《戊寅草》诗集中），将陈子龙比做了男洛神，真是千古妙想。这篇赋完全秉承了六朝文风，文辞华丽，用典繁复精当，既评品了陈子龙的人品和文才，也表达了对陈子龙的爱慕之情，其心气之高，胆子之大，叫陈子龙既惊讶又感动。

　　此时，陈子龙两次名落孙山，碰上了抑郁不得志的柳如是，两人见面无所不谈，评品天下大事，切磋诗词艺文，惺惺惜惺惺，不知不觉地坠入了情网。

　　崇祯八年（1635），陈子龙背着家里人，在松江外一座名叫南楼的小红楼里，和柳如是同居了。柳如是将此楼称为鸳鸯楼，把这段时间写的词集命名为《鸳鸯楼词》。在此期间，柳如是为人校书取酬维持生活，陈子龙则埋头攻读以备科试。清茶淡饭滋润着恩爱美满、缠绵悱恻的生活。

　　陈子龙此时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句《春日早起》：

　　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

       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

　　有人认为，它就是《红楼梦》书名的来源。

　　然而，这一段悱恻缠绵的爱情故事，一开始就注定了要以悲剧收场。陈子龙毕竟是一个已有家室的人，于情于理，他们之间的感情不管多深，也只能被放浪不羁的士大夫们看做才子佳人之间的一段风流佳话，柳如是永远无法堂堂正正地走入陈子龙的生活。

　　半年后，陈子龙妻张氏带着一干人等，大闹鸳鸯楼，柳如是不甘受辱，悲切而毅然地离去。

　　与陈子龙被迫分手后，柳如是独居横云山。她追思这份深情绮怨，依依难舍，曾一气呵成《梦江南?怀人》，洋洋洒洒二十阕，逐一追忆南园之“画楼”、“棠梨”、“鹭鹚洲”、“木兰舟”等景物。前十首以“人去也”为首句，后十首以“人何在”为首句，低回倾吐，字字深挚，眷恋之情和怀人之苦，如泣如诉。

　　人去也，人去小棠梨。强起落花还瑟瑟，别时红泪有些些。门外柳相依。

　　柳如是竟以绝世之才，作此伤心之笔！悲伤中，却透露出坚强。柳如是之性格，可见一斑。

　　在“秦淮八艳”中，最有美貌的，当属陈圆圆；最温柔适意的，为董小宛；最有气度尊严、最有自主精神、最有勇气和胆魄的，就是柳如是。

　　二人分手之后，陈子龙还曾经为柳如是的诗稿《戊寅草》作序，与柳如是后来的丈夫钱谦益也有交往，颇有谦谦君子之风。清兵攻陷南京后，他参与抗清活动，事败被捕，矢志不屈，投水自尽。事在顺治四年（1647），陈子龙四十岁。

　　倾城之恋

　　钱谦益，号牧斋，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第三名进士。他少年得志，本想干出一番大事业来，然而仕途坎坷。一开始，就因为极力攻击阉党而被罢官回乡；好不容易等到崇祯上台，被重新起用，然而又因与温体仁争做内阁辅臣而被排挤出局。不得已再次回家，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隐居生活。

　　明崇祯十三年（1640）的一个冬天，钱谦益正坐在他“半野堂”的书房打盹，家人送来一张拜帖，写着：“晚生柳儒士叩拜钱学士。”

       “柳儒士？”他心里起了疑问，不署名号，自称儒士，这会是谁呢？也许是慕名而来的无名晚辈吧？

　　钱谦益来到客厅，只见来客深深一揖，恭恭敬敬地说：“晚生见过钱老先生，冒昧造访，还望见谅！”

　　钱谦益见来客一身兰缎儒衫，青巾束发，一副典型的富家书生打扮，但身材娇小，皮肤白皙，清秀有余而刚健不足。看来确有几分面熟，可搜索枯肠，始终想不起是谁，在哪里见过。

　　来客看着钱谦益若有所思的神态，不禁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轻悠悠地吟道：

　　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清如湖上风。

　　近日西冷夸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

　　“真没想到啊！是柳姑娘光临寒舍，有失远迎！”钱谦益连忙请柳姑娘落座，命侍婢上茶奉酒，给柳姑娘驱寒消疲。

　　说起柳如是与钱谦益的交情，那还是两年前的事。钱谦益被排挤出朝后，一路游山玩水，途经杭州时拜访杭州名妓草衣道人，在她客厅的书桌上，一帧淡雅的诗笺上写着一首小诗：

　　垂杨小苑绣帘东，莺花残枝蝶趁风。

　　最是西冷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

　　“好清丽别致的诗句，谁写的？”

　　“柳姑娘。”

　　“是名满苏杭的柳姑娘柳隐么？”

　　“正是。”

　　“真个名不虚传啊！”钱谦益本是诗词大家，一边读，一边叹，不由得诗兴大发，立马步原韵和诗一首，即柳如是刚才见面时所吟的诗，不赘。

　　第二天，经草衣道人引见，钱谦益、柳如是泛舟西湖，煮酒论诗，以文会友，格外尽兴。钱谦益对此一直念念不忘，想不到今天，这位风华绝代的才女竟女扮男装，乘一叶小舟翩若惊鸿地出现在自己的“半野堂”上。

　　柳如是本是有备而来，当即赠钱谦益七律一首，名曰《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

　　声名真似汉扶风，妙理玄规更不同。

　　一室茶香开澹黯，千行墨妙破冥濛。
　　竺西瓶拂因缘在，江左风流物论雄。

        今日沾沾诚御李，东山葱岭莫辞从。

　　诗中把钱谦益比做东汉大儒马融，而风流儒雅更在马融之上，直把钱谦益夸得眉开眼笑。钱谦益早就知道柳如是择婿标准颇高，但今得美人亲访，不妨大胆一试芳心。钱谦益也题了一首诗《柳如是过访山堂枉诗见赠语特庄雅辄次来韵奉答》：

　　文君放诞想流风，脸际眉间讶许同。

　　枉自梦刀思燕婉，还将抟土问鸿蒙。

　　沾花丈室何曾染，折柳章台也自雄。

　　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

　　钱谦益把柳如是比做私奔的文君，又用了章台、王昌等事关风流的典故，聪明的柳如是岂有不明之理。她敬钱谦益学识渊博，钱谦益怜爱她出淤泥而不染，一敬一爱，一段有声有色的忘年之恋揭开了序幕。

　　钮琇《觚剩?河东君》有一段记载：“（柳）昌言于人曰，‘天下唯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如学士者不嫁。’适宗伯丧偶，闻之大喜，曰：‘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正所谓惺惺相惜，至此已是水到渠成。

　　从此，寂静的“半野堂”中时时荡漾起一老一少忘年之交的笑声。他们踏雪赏梅，寒舟垂钓，湖中荡舟，山上看月，诗酒做伴，日子过得快乐、和谐。

　　第二年，也就是1641年，钱谦益摆脱家庭干扰及世人非议，与青楼女子柳如是在杭州西湖芙蓉舫中结为伉俪，并花费巨资为她建造了一座精美典雅的小楼，命名为“绛云楼”，楼中藏书为江南之冠。又根据《金刚经》中“如是我闻”之句，将柳氏起居之室命名为“我闻室”，以暗合柳如是的名字。

　　其时钱已五十九岁，而柳则年方二十三岁，虽是老夫少妻，却是情投意合，恩爱无比。顾公燮《消夏闲记》载：有一天，柳如是问丈夫爱她什么，钱谦益说道：“我爱你白的面、黑的发啊！”言外之意是无一处不爱；接着，钱谦益又反问娇妻，柳如是偏着头想了想，娇嗔地说：“我爱你白的发、黑的面啊！”

        闺中戏语，没想到竟不胫而走，一时传为美谈。

　　国破之后

　　1644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江南旧臣谋划拥立新君。钱谦益本来是拥戴潞王朱常淓的，但马士英带着军队武装推福王朱由崧上台，做了弘光皇帝。钱谦益摇身一变，赶忙巴结当权的马士英，竟也当了个礼部尚书。

　　不久，清军攻破南都，弘光朝廷土崩瓦解，高踞朝堂的弘光重臣们纷纷迎降，投效新主人，成为当时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钱谦益作为旧朝遗臣，又是一方名士，不奉新朝，便忠旧主，他面临着命运的选择。

　　柳如是目睹了清兵破城、扫荡江南的种种惨象，内心悲愤不已。她亲自备办一席酒，举杯向钱谦益说：“此时应当取义全节，以副盛名。”钱谦益思索再三，也点头同意。

　　第二天，两人泛舟湖上，约定双双投水自尽。没想到钱谦益在船上四顾茫然，伸手探水再三，抬头对柳如是说：“今夜水太凉，我们不如改日再来吧！”“水冷有何妨！”“老夫体弱，不堪寒凉。”柳如是想不到他所敬重的夫君竟然说出这样毫无气节的话来，深感绝望，二话没说，转身就扑向水中。钱谦益仓皇失措，幸亏船上用人及时救起，柳如是没有死成。

　　柳如是见事已如此，又说：“隐居世外，不事清廷，也算对得起故朝了。”但钱谦益表面唯唯，实际上却已剃发留辫，投降清朝了。柳如是也无可奈何。

　　当年秋季，清廷颁旨令众降官赴北京授职，大家都携妻妾同行，唯独柳如是坚决不肯随钱北上。动身那天，柳如是竟身着象征朱明王朝的大红衣衫站在道边为丈夫送行。同路的降官见柳氏此举不仅又羞又愧，同时也为她的大胆捏了一把汗。然而柳如是此时已是心如止水，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钱谦益北上入京，半是迫不得已，半是对功名富贵还存有一丝眷恋之情，没想到清廷只给他授了一个编修《明史》副总裁的闲职。钱谦益变节降清本来就于心有愧，现在官也做得窝囊，不到半年便称病辞职回家了。

        顺治五年（1648），三十岁的柳如是生下了一个女儿，钱谦益喜不自胜。在柳如是的劝说和推动下，钱谦益表面上隐居在家，醉心于平淡而欢乐的小家庭生活，暗地里却与西南及东南海上的反清复明势力，如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人联系，柳氏更是全力资助，表现出她强烈的爱国民族气节。尽管没有成功，但人们对钱谦益的看法却有了一些改变。

　　1650年，绛云楼突遭失火，藏于楼中的数万卷藏书、名瓷奇石均付之一炬，损失巨大。

　　1664年，钱谦益八十三岁，病殁于杭州。丈夫死后五十三天，四十六岁的柳如是用三尺白绫，结束了自己风风雨雨的一生。

　　一代奇女，香消玉殒。

　　是殉情，还是被逼自杀？

　　柳氏为什么自杀而死？人们对此议论纷纷。

　　其一，为钱徇情说。

　　钱柳结合时，钱的嫡妻陈夫人尚在，钱谦益却公然对柳“礼同正嫡”，并且忍痛卖掉珍藏多年的宋版《汉书》，“挥霍万金”专为柳如是建绛云楼。这种违礼之举，招致当地缙绅哗然攻讨。结婚那天，“琴川绅士沸焉腾议，至有掷砖彩缢，投砾香车者。牧翁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这对有过侧室小妇经历、曾经任人蹂躏的柳如是来说，当然是感激万分的。

　　婚后，柳如是狂放不羁，不改风尘本色，常和钱谦益的一班朋友比酒作乐，酩酊大醉，颇有太白遗风，实无闺阁风范。钱谦益竟毫不介意，反称她“佳人那得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对于钱谦益的娇宠和宽容，柳如是也是铭刻在心的。

　　所以，当顺治五年钱谦益因黄毓琪一案被捕问罪时，曾经拒绝以新婚宠妇身份入京的柳如是，这次却甘做犯人家属“抱病蹶然起，冒死从”，经多方打点，竟使钱得以无罪生还。为此，钱感激涕零，竟不顾嫡妻尚在，写下了“从行赴难有贤妻”的诗句。钱谦益曾为“东林党”领袖，在社会上声誉极高。钱死后，柳如是为其殉情是可以理解的，也在情理之中。

        其二，被逼自尽说。

　　柳如是在嫁到钱家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掌握着钱家的经济大权，这让钱氏家族中的人不可容忍。钱谦益一死，抢夺家产的斗争爆发了。钱家的族人钱朝鼎指使钱曾等人趁家主新丧，大吵大闹，逼迫柳如是交出房产钱财，当即夺田六百亩，僮仆十数人。六月二十八日，又向柳如是逼索钱财三千两，“有则生，无则死。毋短毫厘，毋迟瞬息”。登堂入室，摩拳擦掌，秽语恶声，扬言要把柳如是唯一的女儿及入赘的女婿打出家门。但绛云楼失火后，钱家财力大减，钱谦益重病时服药都是向药铺赊账。即使有钱，以柳氏之傲骨，又怎容得这伙无耻刁徒如此强横？但她毕竟是一个失去靠山的弱女子，既无力抗争，也不甘妥协，最后只有走上绝路。

　　死前，她在给女儿留下的遗书中说：“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今日竟当面凌辱。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我之冤仇，汝当同哥哥出头露面，拜求汝父相知。”因此，《中国历代才女小传》等书认为：柳如是是被族人追逼而自杀的。

　　其三，绝望自杀说。

　　柳如是豪侠一世，我行我素，无论在国事和家事上，都充满了壮美的幻想和追求，但现实给她的回答却是严酷的。

　　她曾接受过宋辕文的爱，但宋母的威压、宋辕文的暧昧，使得柳如是挥刀断弦，情义两绝。后来宋辕文发迹，位列新朝之卿相，其才情，其人品，看来早就被柳如是看透。

　　她主动追求过陈子龙，陈子龙是明诗三大家之一，气节人品为当时之冠。尽管陈氏正妻棒打鸳鸯，但柳如是对此无怨无悔。后来她不只同陈子龙保持着诗文交往，而且大力支持陈子龙的抗清活动，直到陈子龙失败被俘，以身殉国。

　　后来，她又主动投靠钱谦益，看重的是他的学识和东林党领袖的名气。但是，清人渡江，钱谦益迎降，柳如是激愤异常，留下了“你殉国，我殉夫”的名言。钱谦益归隐后，她又利用钱氏影响，积极参与全国各地的反清复明活动，自崇祯十七年（1644）郑成功来常熟师事钱谦益后，柳如是更是以师母身份与他切磋时政，评品得失，为郑氏的抗清复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顺治二年（1645），弘光政权被剿灭，三年（1646），隆武政权、鲁王、绍武政权先后被摧毁；十八年（1661），永历帝被俘，并于次年被吴三桂缢杀。随着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垮台，复明的希望也彻底破灭，而今丈夫一死，正所谓国事家事两凄然。她绝望了，早就有“殉国、殉夫”之志的柳如是，怎么可能偷生呢？

　　她在遗书中写道：“死后棺木不能入土，因国土被人占去了，要在土室中悬空置铁索，再放棺木于铁索上……”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绝望之后，她的自杀是必然的，族人们的逼索钱财，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而已。

　　柳如是后话

　　柳如是文才诗艺高居“秦淮八艳”之首，有《戊寅草》、《湖上草》、《东山酬和集》、《红豆村杂录》、《河东君诗文集》、《尺牍》、《我闻室鸳鸯楼词》等作品传世。其数量之多，文辞之美，足以令人咋舌。其《尺牍》，清人认为“艳过六朝，情深班蔡”。她的书画也极负盛名，后人赞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历来为收藏珍品。

　　当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不仅赞誉柳如是为“女侠名姝”，并在八十高龄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为她写了八十余万字的专著《柳如是别传》。他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说：“搜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使陈先生“不能自已”的不只是她绝代的才华，更重要的是她难能可贵的气节。陈先生诗云：

　　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

　　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

　　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

　　留得秋潭仙侣曲，人间遗恨终难裁。

　　柳如是如地下有知，真应为此三百年后的痴情叟回眸一笑！

　　柳如是死后，未能与钱谦益合葬，反而被逐出钱家坟地。

　　柳如是的墓在虞山脚下，那是一座孤坟，墓前石碑只一米多一点，上面刻着：河东君(柳如是号)之墓。

　　百步之外，钱谦益与原配夫人合葬在一起。

　　哀哉！

五、社会六大悬案

　　1．沈万三：富甲天下之谜

　　万历年间刊行的《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三回里，潘金莲顺口说了句当日流行的歇后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意思是，此事尽人皆知，想瞒也瞒不住。

　　万历距沈万三时代已两百多年，沈万三仍是名满天下，妇孺皆知，可见，沈万三确乎是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人物。

　　沈万三财富传奇

　　沈万三，名富，字仲荣，历史上称他为沈万三秀，并以沈万三之名风行天下，原名反而很少有人提及。

　　为什么大家叫他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呢？据董谷《碧里杂存》等资料解释，明朝初年称巨富为“万户”，姓后加“万”，是当时对富人表示敬意的一种习惯称法。又，当时人分五等，曰：“奇、畸、郎、官、秀。”奇最低，秀最高。称“秀”的人家产须在万贯以上，沈氏排行第三，家有亿万资产，故称以沈万三秀或沈万三。可见，他的名字是尊称、排行与户等的合称。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沈万三的祖籍在浙江湖州，祖上迁居长洲（今江苏苏州）东蔡村，到他父亲沈佑时迁至湖州南浔沈家漾。元至正二年（1342）南浔一带大水，贫民纷纷逃往他乡，沈佑也在此时迁往周庄。

　　传说中的江南首富沈万三，富得让朱元璋都垂涎，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家破人亡。他到底富到什么程度，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有趣的传说。

　　据《留青日札》记载，当朱元璋打下江浙后，沈万三与其弟万四（沈贵）在两浙豪富中首先输粮万担，献白金五千两，以佐用度，“太祖军食，多取资焉”。但是贪得无厌的朱元璋却要“务罄其所有金”，想方设法来消耗他的家财。

　　据董谷《碧里杂存?沈万三秀》记，有一次，朱元璋在月朔（即初一）日召见他，给他一文钱要他生利，从初二开始，一文取两文，初三日取四文，初四日取八文，每天翻一倍，亦即按等比级数增长，以一月为期。沈万三不知就里，欣然接受。哪知回家一算，一月之后，该付给朱元璋利息为五亿三千六百八十七万九百十二文。按，洪武钱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则共计三千三百五十五万四千四百三十二斤。沈氏虽富，但哪里经得起这样的盘剥？
        除了巧取，还有豪夺。有一次，朱元璋召见沈万三，要他每年“献白金千铤，黄金百斤”，还命他造六百五十间廊房，养数十“披甲马军”，并对他的田产每亩征九斗十三升的重税。

　　沈万三大概也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所以想主动报效以保平安。明洪武六年（1373）前后，当他得知京城（今南京）要筑城墙时，就主动承担了修筑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的任务。当时的南京城墙全长三万七千一百四十米，合七十四华里多，朱元璋的筑城计划，仅造砖一项，便涉及一部（工部）、三卫（驻军，相当于军区）、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一十八县，另有三个镇。而沈万三一人负责的城墙，占整个工程量的三分之一，他以一家之力，是怎样如期完成的？没有人知道。

　　今南京水西门外，有座赛虹桥，相传为沈万三儿媳所建。明人记载，沈万三建造数桥之后，很是得意，便在家中炫耀。谁知儿媳很不以为然，便用私房钱悄悄建了一座桥。该桥“工巧宏丽”，比公公所造之桥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把它叫做“赛公桥”——儿媳尚且如此，可见沈家确实实力不凡。

　　王行是一位学者，曾受聘于沈家坐馆，教沈家子弟读书。据英宗正统年间苏州人杜琼作《王半轩传》记：“长洲周庄沈达卿，其父号万三秀者赀雄当世，为礼聘于家塾，每成章，辄偿白金以镒。”白金即白银，一“镒”就是二十两，学生写一篇作文，老师竟有如此之高的报酬，沈氏的家底可见一斑。

　　沈万三处于事业巅峰时，他的弟弟沈贵（万四）已看到危机，曾写诗劝他说：“锦衣玉食非为福，檀板金樽亦可休。何事百年长久计，瓦罐载酒木绵花。”要他低调做人，从事耕织，但沈万三没有听从他弟弟的话，终于招来了灭顶之灾。

　　据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准备犒赏三军，沈万三主动要求代他出赏钱。朱元璋有意刁难他说：“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哪知沈万三豪爽地回答：“愿每军犒金一两！”朱元璋听后大吃一惊，嘴里说：“此虽汝好意，然不须汝也。”但内心里却起了杀掉沈万三的念头。

         明史?马皇后传》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为？’乃释秀戍云南。”

　　所谓“戍云南”，就是发配到云南充军。根据这一记载，他应该是死在云南，或者死在充军的路上了。

　　沈万三“元人”考

　　明史专家顾诚先生曾作《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详细考证了沈万三的身世，否定了他是明初人的说法，认为他生在元代也死在元代，史籍中有关沈万三在明初的一切“事迹”均是讹传。兹将顾诚先生及有关学者的论述综述如下。

　　一、沈万三的确切生卒年虽然难以查清，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确定的。《吴江县志》卷五六载：“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

　　张士诚的军队攻占平江路（苏州）是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这就是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沈万三已死去十二年以上。既然他已经在元朝末年去世，当然不可能遭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打击了。

　　二、据元末明初人王行所撰的《沈荣甫墓志铭》、《沈茂卿墓志铭》，洪武九年（1376），沈万三之子沈荣甫死，年七十一岁。据此，则元明易代之际，其子沈荣甫六十二岁，其孙沈森也有三十九岁，以中国人偏高寿命推算，沈万三尚在人世的可能性极小。即使活着，至少也是八十左右的垂垂老者，什么筑城呀、输粮呀、犒军呀，还用得着他来露脸么？他露得了脸么？

　　三、《沈荣甫墓志铭》云：“初，（沈）荣甫之先君子（富），游于故侍讲袁文清公（桷）之门，公每嘉其敦信义。时楚之长沙攸县人冯子振，方张声誉，号海粟，以文翰自矜许。来吴，必主之，深加爱厚，为大书‘积善’二字，殆以表其志也。”

　　王行为当时著名学者，两次受聘为沈氏家庭教师，为沈家亲属所作的应酬文字达十一篇之多，但涉及这个名闻天下的大富翁沈万三的却仅此一见，时间标示为“初”，称谓为荣甫之“先君子”，除此“追述”之外，无任何直接描写之文字。又，王行为沈万三之子、之孙都写了《墓志铭》，却没有为沈万三写《墓志铭》。考王行首次设馆于沈家为元末，可见，在王行莅馆之前，沈万三早已作古。

         四、据上文，沈万三与元代侍读学士袁桷有过交往，冯子振曾多次下榻于沈万三家中，并为他题了“积善”二大字。据《元史?袁桷传》，袁桷死于元泰定四年（1327），下距明朝开国（1368）四十一年。冯子振附于陈孚传后，未书卒年，陈孚卒于元大德七年（1303），下距明朝开国六十五年，从他的交游层面来推测，他主要的活动年代是元朝中期，即大德、延祐年间，即使后延，也很难延到明朝开国之后。

　　五、《沈荣甫墓志铭》继续说：“及荣甫持家政，乃筑堂构宇，以冯书揭诸题间，既以承夫先志，又以勖其后人，是足以见其好善之心矣。”

　　按：积善堂建于元末，有吴县著名高僧释妙声作《沈氏积善堂》诗可证。原诗云：

　　翰林宾客散如云，积善于今喜有君。

　　背郭堂成因旧扁，传家书在足前闻。

　　屋头雨过乌尤好，池上风清鹤不群。

　　我亦袁公门下客，题诗三叹感斯文。

　　释妙声诗文多作于元至正年间，所以其集入元诗选，积善堂落成之时，沈万三已死，其子荣父主持家政，所以释妙声才有“我亦袁公门下客，题诗三叹感斯文”之叹。

　　六、我们虽不能断定沈万三绝对活不到八十多岁，亲眼看到大明帝国的建立，但是，明军在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下，进兵云南是洪武十四年（1381）的事，筑城、犒军之时，云南并不在明朝管辖之下，因此，在明朝初年就把沈万三充军云南，绝无可能。如果是在平定云南之后再把他充军该地，那么，沈万三当在百岁上下，他能够如此长寿吗？朱元璋再暴虐，能把一个百岁老人发配充军吗？

　　可见，《明史》及明代野史大多是民间传说，以讹传讹；或者是误把沈万三子孙的所作所为，附会成了沈万三本人了。

　　沈万三虽是元朝人，却未见元人记载。入明以后，有关沈万三的传说越来越多，却没有一条是出自与沈万三本人有直接接触的人之手，现存的洪武年间官方或半官方文献，也从未提及沈富其人。洪武十二年（1379）卢熊纂刊的《苏州府志》多达五十卷，其中竟然也没有涉及沈万三及其家族。

        究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元明之际，元人著述散佚毁弃的相当多，生活于元代的沈富不过是个“多田翁”，既无出仕的政绩，又不足以跻身“儒林”，默默无闻自在情理之中。到明朝建立前后，沈家子孙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人因家境富裕，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不仅在朱元璋推行的粮长制度和举荐制度中崭露头角，而且同当时的文人有广泛的交往，因此，沈家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尽管沈万三早已去世，沈氏在洪武年间也已分成四家，但是人们提到江南首富沈家时，还是习惯于用沈万三来概括。

　　“聚宝盆”的传说

　　沈万三何以富甲天下？民间有许多有趣的传说。

　　清代著名文人褚人获《坚瓠集?聚宝盆》载：沈万山年轻的时候，家里贫穷，有一天，梦见一百多个身穿青衣的人求他救命。第二天早上，他见一渔翁捉了一百多只青蛙，准备剥剐了拿到市场上去卖。万三联想到昨夜的梦，动了恻隐之心，就拿钱买下，放生于池中。当天晚上，青蛙们呱呱地叫了个通宵，吵得他睡不着觉。早晨起床后准备去驱赶，只见它们都环绕着一只瓦盆蹲着，他很觉得奇怪，于是便把那只瓦盆抱回了家。有一天，万山的妻子在盆中洗手，把一只银钗掉在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已是满满一盆，数也数不清。随后拿金银来试也是一样。从此之后，沈万山开始富甲天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想杀掉他，亏了马皇后劝谏，才把他流放于岭南。抄没家产的时候，得到了这个瓦盆，拿给识古器的人一看，说这就是聚宝盆。

　　在沈万山的财富神话中，聚宝盆最为著名。这只聚宝盆后来怎么样了呢？谢肇浙《五杂俎》卷三载：“金陵南门名曰聚宝，相传为洪武初沈万三所筑也。人言其家有聚宝盆，沈遂声言：以盆埋城门之下，以镇王气。故以名门云。”这就是现在的南京中华门。

　　张岱《明纪史阙》也有相同的记载，不同的是，在朱元璋欲诛而赦之后，沈万山才交出聚宝盆，然后埋于城下的。

         此外，还有乌鸦石、马蹄金等很多神话似的传说，不一而足。孔迩《云蕉馆纪谈》记：“沈万山，苏州吴县人也。家贫无产，以渔为生。一日饭毕，就水洗碗，碗忽坠水中。因撩之，不知碗之所在，但觉左右前后，累累如石弹，乃尽取之。识者曰：此乌鸦石也，一枚可得钱数万。因以富。或曰：夏日仰卧渔船上，见北斗翻身，遂以布?[盛之，得一勺。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罗担七条而至，谓曰：汝为我守之。言讫忽不见。启视，皆马蹄金也，以此致富。”

　　这些传说都很有趣，既反映了民间的财富幻想，也显示了人们对沈万山暴富的迷惑不解，因此当然不是沈万山富有的根源。

　　何以富甲天下？

　　沈万三发财致富的真正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垦殖说。

　　明初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坦斋文集》内，有沈万三侄儿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云：“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朴，因家焉。人遂以其所污莱未田者归之，躬率子弟，服劳其间，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此起，富埒于素封。恒谓二子：‘乐莫如兼济。’二子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

　　刘三吾这篇墓志铭已说明，沈汉杰死于洪武四年（1371），过了二十年之后，应沈玠之请而作，撰写时间当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主要材料得自沈玠提供的行状，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

　　刊印于光绪年间的《周庄镇志》卷三的《沈伯熙墓志铭》也说：“大父祐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沈万三）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

　　明中期苏州人黄省曾《吴风录》记：“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竟以求富为务。”

　　根据这些资料，专家们推测：沈万三的父亲从湖州南浔迁居到长洲县东蔡村以后，辛勤耕作，充分开发了当地大片抛荒的肥沃田土。由于经营得法，占田日广，沈家转为招纳佃户、出租田地、雇用长短工和发放高利贷的大地主。到沈万三兄弟掌管家业时，就已经拥有地跨数县的良田。江南经济发达，在宋元之际未受到什么破坏，到元朝后期已为全国之冠。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一定也是“售粮大户”。可见，沈万三家族主要是靠垦殖起家，辅以农产品交易，逐渐发展成为江南第一富豪的。

        二是赠与说。

　　杨循吉《苏谈》中有《陆道判捐资》一文，其中说道：“元时富人陆道原（应为德原）货甲天下，为甫里书院山长，一时名流咸与之游处。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赀产付之曰：吾产皆与汝……道原遂为黄冠。所谓二者，其一即沈万三秀也。”

　　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顾、陆、李三子》云：“元末吴人顾阿英、陆德原、李鸣凤皆富而好古，亦能诗文，至今有脍炙人口者。一时名士咸与之游，名振东南。顾有三十六亭馆，陆之治财者，沈万三秀也。李尝助太祖军粮二万斛。入国朝，顾削发为僧，陆为黄冠，［遗业于万三］，李挈妻子、家资浮海去，俱惧法而避之，惜哉！”

　　《周庄镇志?杂记》也说：“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

　　这些资料都说，沈万三的财富，均得之于陆德原的赠与，事实果真如此吗？明都穆所辑的《吴下冢墓遗文》中，收有一篇很不常见的《陆德原墓志铭》，略谓：陆德原字静远，长洲甫里(今甪直)人。家有资产，又得族田千亩。他在家乡办起了甫里书院，被署为山长，曾捐资重建长洲县学。调任徽州儒学教授后，又出资修州学。至元六年(1340)回苏州买木料时病逝。有子八岁，长女赘徐元震，次女刚生三个月。这篇铭文出于陆氏同僚、儒学提举黄晋之手，有力地证实陆氏并无出世当道士的事，况有入赘之婿、幼小之女，更无送财与外人的道理。

　　沈万三很可能帮陆德原管过账，购运过木材，甚或接受过一定的赠与，但全盘接受陆家财产，则可能是讹传。

　　三是通番说。

　　这里所说的“通番”，指的是海外贸易。据《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孔迩《蕉馆纪谈》说沈万三“乃变为海贾，遍走徽、池、宁（国）、太（仓）、常（州）、镇（江）豪富间，转辗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说：“苏州沈万三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

         元朝时海运发达，外贸畅通，来中国贸易的外国人不少。元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二百二十余个。自1282年起，元朝开始海运漕粮，并设立了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行泉府司。因官船和人手不够，便雇私家船户运送。据元学者虞集《道园学古录》说：船户中以富豪船户获利最多，他们常夹带商品船和小快船，“交通海外诸番，博易以致巨富”。也就是假公济私，靠走私发了洋财。

　　延祐元年(1314)开放私人对外贸易，下海商船大增。至正三年(1343)，江苏沿海“下番”船只多达三千余条，主要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琉球，也有去南洋群岛等地的。此时的沈万三正值青壮年，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有商贸经验，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发财机会。

　　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海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一带的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回头带些舶来品，如珍宝、香料和药材，来回都能赚取巨额差价。“通了番”的沈万三，想不发财都是不可能的。

　　《明史》载，至正十九年(1359)，暂时归顺了元朝的张士诚“自海道输粮十一万石于大都”，这次行动，就是由沈氏家族具体实施的。因为陆路上朱元璋等反元势力的阻隔，所以《吴江县志》有沈万三“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的记载，可见沈家对海运已是熟门熟路了。另外，明人笔记多处记载沈万三家有海外珍奇，也可作为他“通番”的佐证。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沈万三家族以垦殖为根本，可能接受过一些来历不明的资产，并以此为资本开拓商业，并大胆通番，开展海外贸易，从而一跃而成为巨富。

　　沈氏家族败落之谜

　　沈氏家族的没落是个渐进的过程。第一次打击大约在洪武三年（1370）至六年（1373）。

　　元末，张士诚割据苏州十四年，是朱元璋争夺天下最强大的敌手。沈万三和张士诚本系旧友，在张士诚保护下，沈氏家族利用元朝颁布的《官本船法》、《市舶法则》等规定，大规模进行海上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反过来，他们又以自己超强的财力，坚定地支持张士诚的大周政权，以与朱元璋抗衡。

         朱元璋统一天下后，沈家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为了输诚讨好，花钱消灾，他们屡屡贡献自己的财富。什么输粮呀，献金呀，筑城呀，犒军呀，都是数以亿万计的用费，在所不惜。为什么？为了保命。只要大明天子不以“资敌”的名义要他们的脑袋就行。但是，朱元璋仍然大怒了。他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即便是沈万山已经不在人世，沈家也没人充军云南，但经过这番折腾，沈家的财富也蚀减过半了。再加上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对江南富民采取了严苛的政策，多次强制迁徙，并课以重赋，从此之后，沈家也就一蹶不振了。

　　第二次打击是在明洪武十九年（1386)的春天，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旺之子)沈至、沈庄先后入狱。《故沈伯熙（庄）墓志铭》记：“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户役故，缧绁赴秋官，时伯熙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入则抱其兄痛泣曰：‘吾兄素羸，不堪事，今乃至于斯耶！’既而伯熙先出，遂得疾甚，药莫疗……卒于京。”

　　沈至入狱的原因是逃避赋役，沈庄入狱则可能是涉嫌“胡党”、逃避赋役而羁押至京，其事不小，连补带罚，再加上两兄弟最终都能出狱的上下打点，其数目也定在巨万以上。

　　大约在同年，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却在劫难逃，被扣上“胡党”的罪名满门抄斩。

　　经过这次打击，沈家的基业就从根本上被动摇了。

　　第三次打击是在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洪武二十六年（1393），“蓝党”案发，蓝玉被处死，株连则在全国蔓延。有一位叫王行的先生，曾两次在沈家坐馆，同沈家至少有三十年的交情，又两次在蓝玉家坐馆，前后也有十多年之久。通过王行的关系，想在新朝找到靠山的沈家同蓝家也有了交往。“蓝党”案发后，有人劝王行逃遁，这位迂腐先生说：“临难无苟免。”结果以同谋罪被诛。

　　当时，沈万三女婿顾学文因夺人之妇，仇家怀恨在心，蓝玉事发后，仇家即以沈家同蓝家的关系为据，诬告顾学文与蓝玉通谋。在严刑逼供下，顾学文招认曾收到蓝玉“钞一万五千贯”，为他购置粮米、绸缎等物，用来准备起事和赏人。

        《弘治吴江志》载：案情牵涉他的“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规、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学、沈文载、沈海，凡八人。”其中沈旺是沈万三的儿子，其他人等也都是沈万三的子孙。《周庄镇志卷六?杂记》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学文坐胡蓝党祸，连万三曾孙（沈）德全六人，并顾氏一门同日凌迟。”同日被杀的还有八十多人。

　　《乾隆吴江县志?旧事》载有胡蓝党犯人沈德全一家的处置细节：二月十八日载：“正党与户下户丁多着折了臂膊，未出动的小厮不打，且牢着他。供出的田口家财断没了。”二月二十日载：“正党与户下户丁都凌迟了，十岁以上的小厮都发南丹卫充军，十岁以下的送牧马所寄养，母随住；一岁至三岁的随母送浣衣局，待七岁送出来。”——真可谓惨不忍睹！

　　沈万三苦心经营的巨大家业，就这样急剧地衰落了。清人刘昌《悬笥琐探》说：“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制耳，唯大松犹存焉。”

　　出身低微的沈万三，由贫而富又盈而后倾的故事，成了元明之际江南地主豪富的一个缩影。

　　坐落在周庄的沈万三故居，如今已修缮一新，对中外游客开放。人们聆听着他的财富神话，浏览着他的一椽一柱、一瓦一石，禁不住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6．张献忠：“屠川”之谜

　　明清交替之际，四川人口锐减。据《明会要》卷五十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省尚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人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这还不包括大量的荫户、漏户以及逃亡人口。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锐减至“通省之户口，总计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若把妇孺估算在内，设每丁折合五人，也只有九万余口。近百年来，许多史学家都惊奇地发现，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湖广填四川”，从外省迁来的。

　　四川人口为什么急剧减少？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血泪斑斑话“屠川”

        张献忠，生于1606年，陕西延安人，出身贫寒，当过捕快、边兵。崇祯三年（1630），他率领米脂县十八寨穷人举起义旗，绰号“八大王”。他同李自成分兵两路，一个往东北，一个向西南，彻底埋葬了朱氏王朝。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历时两年多的农民政权——大西王朝。

　　有关张献忠“屠蜀”的记载，野史中比比皆是。其中最大规模的是“屠城”。

　　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张献忠攻打成都，因城墙坚固，久攻不下，后来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一直掏挖到城墙根，埋入火药，又把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然后在空心竹竿内装置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守城兵丁见“贼兵”撤退一空，正要欢呼，忽然爆炸掀天，城墙垮了。《蜀难》记载，城陷后，“屠城三日，贵贱同尽。唯少艾妇女为营伍所匿者暂得免”。

　　《罪惟录》载：“屠重庆——取丁壮万余，刳而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所谓“徇”，意思就是“巡行示众”。

　　此外，还有“屠广元”、“屠保宁”、“屠锦州等州县”、“屠邛州”等等。大凡不事先投诚、经战斗而攻破的城镇，都一屠了之。其中极大规模的是1645年秋，马元利屠成、龙两府，刘文秀屠巩州，二百里为血肉之汤。

　　这一年，张献忠还派孙可望等四将军分四路出城搜杀，穷乡僻壤，危崖深谷，无不搜及。得男子手足两百双者升把总。正月出，五月回。《蜀乱》记：“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凡有军官衙门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几如假山之千叠万峰。”

　　每屠杀一地，他都要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等等。

　　《蜀碧》一书，还大量记载了张献忠残忍、变态的杀人方法。如张献忠常常把小孩子掷在空中，让其落在枪尖上，以观赏那流着鲜血狂叫乱动的惨景为快乐。

　　传说，有一回，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形，带着他最心爱的小妾去观赏。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金莲做莲峰，就再好不过了。”张献忠想了想，笑眯眯地说：“你的脚最秀美，就适合做莲峰。”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莲峰顶上。随后，他又派人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足）”。
        《蜀破镜》又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死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欧阳直的《蜀乱》，记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对象先是明朝的蜀府宗室，其次是不投降的文武官员，再次是乡绅，后来轮到自己的将领。凡所剥的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即今成都之天府广场到百货大楼一线，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队列。

　　张献忠完全被描述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这些杀人细节，真真假假，但很有煽动性。连鲁迅先生也曾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

　　《温江县志》说，由于张献忠的屠剿，温江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清查户口，全县仅存三十二户，男三十一丁，女二十三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十四户。”

　　“正史”如是说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老臣张廷玉，主持编修了前朝历史《明史》。《明史》中对张献忠入蜀后的行迹大体记述如下。

　　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日，张献忠攻占成都后，即宣布建立大西政权。阴历十月十六日，正式登极，国名大西，年号大顺。以蜀王府为皇宫，称成都为西京。设左、右丞相，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等官，他的四个干儿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等人都挂将军印，改姓张。势力最大时曾扩展至蜀地全境，只有当时属于四川的遵义一郡久攻不下。

　　《明史》称张献忠“面黄身长，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大顺二年（1645）十一月，张献忠宣布举行“特科”考试，下令各府县生员一律前往成都赴考，违命者以军法论处。于是，各地士子络绎不绝地从水路、陆路被送往成都，集中在青羊宫。据传说，张献忠得到密报，有士子写信同闯王联络，将不利于他。于是，待各地士子到齐后，张献忠突然派重兵包围大悲寺，将应试士子统统杀死，死者人数达五千多人。青羊宫外一时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笔砚堆积成丘冢。这真是四川读书人亘古未有的一场浩劫。

        在中园，张献忠还坑杀了无以计数的成都市民。不仅如此，他还杀自己的军队和手下，光是军队就杀了九十八万。

　　与此同时，他还派遣他的四个干儿子带领军队分四路到各个府、县进行屠杀，称之为“草杀”。在文武百官上朝之际，他叫来十几条獒犬，下殿时被獒犬所嗅的官员，就拉出去杀掉，称之为“天杀”。

　　据记载，张献忠不仅是个杀人狂，还是个变态狂，他还创造了生剥人皮等杀人方式，皮未剥光而人已气绝的，就杀掉刽子手。《明史》还记：“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

　　后来，由于清军压境，张献忠试图打回陕西老家。大顺三年（1646）张献忠撤离成都时，焚毁全城。又将锦江放干，挖了一个数丈深的坑，将强取豪夺的数以亿万计的金银珠宝埋于其中，然后决堤放流，名曰“水藏”，说是为了不让后人获得这些宝物。结果，张献忠逃出成都后，成都就成了城无烟火、尽为瓦砾、虎豹白日出没的荒野之地。

　　《蜀难叙略》补充说，当清军进剿追击，张献忠兵败弃成都逃到西充时，已无百姓可杀，乃自杀其卒，每日一两万人。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一百三十多万人马，两个多月，斩杀过半，以此减负逃窜。尽管如此，张献忠还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作甚！”

　　“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的说法，最先出自清代毛奇龄的《后鉴录》，此说之不通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四川人口最多不过六百万，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中国仅以四万万五千万人口见称，张献忠所杀之“六万万”人从何而来？

　　因此，这些记载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洋证人”目击记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入川至成都传教，并在达官显贵中挑选三十人付洗，称为天主教在四川的首批教徒。1642年，葡萄牙人安文思也从杭州入川，协助他传教。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后，他的礼部尚书吴继善向张献忠推荐这两位教士，称其“才德兼优”，可备顾问。张献忠在同这两位洋人交谈时，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洋知识，非常高兴，待以上宾之礼，封他们为“天学国师”，由国库按月发给银两。他们一直待在张献忠身边，亲眼目睹了张献忠的去世。后辗转至京，口述其经历曰《圣教入川记》，此书直到1917年才由上海教会译成中文，为张献忠“血迹斑斑”的“屠杀”提供了极具权威的佐证。

　　开始，这两位传教士对张献忠不乏赞辞，如“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等等。但到后来，张献忠嗜杀的本性则逐渐暴露出来。

　　书中记载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书中还说，“计其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1645年冬，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两位洋教士亲临其境，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安文思司铎这样描述道：

　　1645年冬11月22日，献忠先暗遣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天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

　　次日，大屠杀开始。这两个西方传教士，安司铎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观看，利司铎被安排在城南的城楼上观看。不久，张献忠便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空地上，开始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屠杀。安司铎这样回忆道：“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这时候，张献忠骑马由南门往东门，二位司铎皆伏地哀求，情词恳切，声泪俱下，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但是，张献忠不予理睬。安司铎在回忆中说：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回忆录继续说：

　　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

　　张献忠离川往陕时，又令全城四面纵火，公所私第，楼台亭阁，一派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诸王所居之宫殿及民间房屋均遭焚毁，转瞬间川中首府已成焦土，人畜化为灰烬。

　　献忠出川，深虑各营中妇女众多，有碍行进，敕令次日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献忠除有正后四名外尚有嫔妃三百人，除留后妃二十人服役诸事外，余二百八十尽皆杀绝。至于各营妇女，齐集一处，号令一下，乱砍乱杀，叫冤哭喊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计是日所杀妇女之数……有四十万人之多（？）。张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脱妇女之扼，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

　　两位洋教士还目睹了张献忠之死，为张献忠的结局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西历1647年1月3日，“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详细，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有记载说：“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

　　张献忠“屠川”质疑

　　对于张献忠“屠川”之说，有一些历史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史料多半出自清朝的官方正史和御用文人，有严重的污蔑、栽赃的倾向。

　　其一，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既可出汉中定西北，又可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政治号召。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民众而自毁长城。

　　其二，1644年，张献忠进军成都时，明朝守土官员曾问张献忠入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如果不是明朝官僚拒绝投降，张献忠绝无攻杀和屠城之理。

　　他在攻打泸州的檄文中说：“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失。”

　　保存至今的大顺二年（1645）《大西驳骑营都督府刘（进忠）禁约碑》郑重声明：“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不许擅自招兵，扰害地方；不许往来差舍擅动铺递马匹兵夫；不许地方武职擅受民词；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不许无赖棍徒具词诈告，妄害良民；不许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违者按碑律斩杀。这是张献忠起义军注意纪律的铁证。

　　其三，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名曰“七杀碑”。相传，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养人，

        人无一善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读了这段碑文，人们对张献忠虐杀之狂，肯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找到了一块张献忠立下的“圣谕碑”。碑文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是劝人畏天行善的，根本就没有一点杀气。而某些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其污蔑、泼粪之意，不言自明。

　　其四，在梓潼七曲山大庙内，有一座张献忠家庙。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三百余年。乾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砸毁，其后，又有人重塑，但又被官方捣毁，几经反复。张献忠如果屠蜀，当地百姓为何对他如此崇拜？

　　其五，清朝的“文字狱”，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7）进士，官居御林院编修。他们的书究竟有多大可信度，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六，1646年，即清人入关后第三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中箭身亡后，满人即宣布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用了残酷的屠杀来征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再确凿不过的证据。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进攻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直到1660年，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川境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千里已无人烟的四川，又何能抵抗清军十多年？

           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他在“顺治五年”一项下记载：“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献贼”即张献忠，“姚黄”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圣教入川记》却率直地写道：“张献忠灭后，旗（清）兵在川，一时未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处，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年。迨至1660年(顺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1681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由上述可见，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之“人祸”，实是张献忠、姚黄农民武装、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叛军等战乱共同肆虐之结果。此外，还有大旱、大饥、大疫、虎害……

         六、文化六大悬案

　　4．《水浒传》：作者之谜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又名《忠义水浒传》。它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在明、清两代的文人笔记和刻本、书目中，主要说法有三：一是施耐庵撰；二是罗贯中撰；三是施耐庵、罗贯中合撰。但一直都没有定论。

　　施耐庵说

　　“作者施耐庵”是流传较广的说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前，《水浒传》最权威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就是施耐庵。同时，在中学语文课本及许多文学史中，也把施耐庵署名为唯一的作者。

　　历史上确有宋江其人。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的农民起义，是水浒故事的历史起点。宋江起义，史书有载。《宋史?徽宗本纪》宣和三年（1121）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是第一部说宋江、方腊故事的讲史话本，从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等故事，讲到张叔夜招安、征方腊、宋江封节度使的结局，表明“水浒”故事已经从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走向了联为一体的长篇“讲史”，为章回体长篇小说的《水浒传》提供了蓝本。到了元末明初，施耐庵将长期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话本进行艺术加工和创造，完成了百回本《水浒传》。

　　施耐庵著《水浒》，首见于明人笔记。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嘉靖四十五年（1566），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也说：“……《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两说皆强调“的本”，亦即是“真本”、“原本”。要注意的是，“的本”之说，仅用于施耐庵，而不见于罗贯中或其他人。

　　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为《三国志演义》。”另一明人林瀚在《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志传?序》中说：“《三国志》罗贯中所编，《水浒》则钱塘施耐庵集成。”这两位记述的特点是，把《水浒》与《三国》的著作权区分得清清楚楚。

　　直到明崇祯末年，金圣叹删《水浒》为七十回本，直署为施耐庵著，随着七十回本的流传，施耐庵著《水浒》几成定论。

        20世纪20年代以来，今江苏省兴化、大丰、盐都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其中主要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兴化县续志》等，其中《兴化县续志》之补遗载有《施耐庵传》和《施耐庵墓志》。

　　根据这些史料推断，施耐庵确有其人，其生平大略为，原籍苏州兴化，元朝至顺年间进士，曾在钱塘为官两年。张士诚起兵抗元、据苏称王时，施氏曾在其幕下参与谋划。张士诚兵败，为避祸迁居淮安，卒于明洪武初年，年七十五岁。现在的江苏省大丰县白驹镇（原属兴化），是施氏故居和宗族所在地。

　　元末明初，兴化白驹有过一位名叫施彦端的人。手抄本《施氏长门谱》载，“始祖彦端公”，旁注有“字耐庵”三字。

　　但也有人认为，《水浒传》的作者不是施耐庵。其理由有三：

　　其一，《施氏长门谱》乾隆四十二年（1777）序言说，自明迄清所传族谱已消亡，此谱系“访诸老，考诸各家实录”修辑而成。有人经仔细辨认，行外旁注“字耐庵”三字笔迹墨色与他字有异，可能是抄录后增添的。又根据此谱体例讳（名）、字排列分明的特点，原文应为“讳彦端，字耐庵”，而不会写成“彦端公，字耐庵”。证之《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文曰“讳让，字以谦”，而称其父也是“先公彦端”，可见，施彦端实在是有“名”无“字”，后人窜入之“字耐庵”三字，实与施彦端无关。

　　其二，据考证，明代嘉靖年间还没有公开在小说卷首署上作者真名的惯例，所以《水浒传》上所署的施耐庵也并非真实姓名。

　　其三，《水浒传》中的不少地名都是明朝的建制，这是元末明初人不可能写出来的。可见，《水浒传》不是元末人施耐庵的所品。

　　所以，胡适先生有言：“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

　　罗贯中说

　　罗贯中说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及《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

        郎瑛（1487—1566）是明代成化至嘉靖时人，他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这是最早的一种说法。“意旧必有本”，只是一种推测，并且根据主观推测强行加了个“编”字。反过来说，罗贯中作《三国》、《宋江》（即《水浒》），则是当时的实传。

　　明朝嘉靖年间的汪道昆托名“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指出，“越人罗氏……为此书，共一百回”。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余氏双峰堂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二十五卷本，则直接署为“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集”。

　　其后，许多明清人士都相继指出罗贯中是《水浒传》作者。直到民国年间，鲁迅、俞平伯也认为，简本先于繁本，简本是罗贯中所作，施耐庵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

　　反对者认为：

　　其一，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这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明代版本。一百十五回《水浒传》，曾署“东原罗贯中编辑”，但它的单行本失传，只有明崇祯末年与《三国演义》合刻的《英雄谱》传世。

　　其二，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风格上完全不同。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笔下，实在很难叫人认同。

　　其三，两本书的写作水平也不在一个档次。惠康野叟在《识馀》中说：“二书深浅工拙，如天壤之悬，讵有出一手之理？”

　　施耐庵、罗贯中合撰说

　　这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与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高儒的《百川志书》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

　　“的本”是宋、元、明时代出版读书界的常用语，意即“真本”；“编次”就是“编辑”的意思。也就是说，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罗贯中是编辑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有这种题署的版本多见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嘉靖年间出版的郭勋家刻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忠义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署的就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之相近的还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署名是“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中提到作者，也说是“施、罗二公”。

　　金圣叹也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著的。不过他认为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写的，后五十回才是罗贯中续的。所以他要“腰斩”《水浒》，并在第七十回正文后面发表这样的评论：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不过金圣叹并没有讲明他作此结论的根据是什么。

　　反对者认为：

　　其一，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的年龄是四十二岁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已经成熟了；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早应该定稿了。

　　其二，罗贯中的《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水浒》所写的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有的近似儿戏，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水浒传》如果经过罗贯中编辑整理，至少在地理方位上不至于如此混乱。作为学生，而且参与“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见老师的作品中错误百出而无动于衷吧？

　　集体创作说

　　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了全书特点及诸多不足之处后认定，该书应该是一部集体创作。

　　首先，从结构上看，此书以“聚义梁山”为框架，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小故事拼合而成，有的故事完整，洋洋洒洒；有的则鸡零狗碎，干瘪苍白。但真正精彩的篇章，都集中在前四十回的几个主要人物，如鲁智深、林冲、宋江、武松、李逵等人身上。这四十回，无论是情节安排、人物塑造，乃至语言风格，都是一个整体，是《水浒传》不断发展的核心。其后的许多情节、人物，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赘加而成，显示出松散零乱，不断地拉长、拼凑的特点。倘是一人或两人创作，决不会出现如此状况。即使是江郎才尽，他也会把那些已经写出的精彩篇章分布于全书的前、中、后各处，以形成“凤头、猪肚、豹尾”和高潮迭起的格局，而决不会像现在这样：前重后轻，前精后粗，前部分雅俗兼备，后续部分则俗不可耐。

        其次，从写作水平来看，全书可以划分成若干片段，其中有的极佳，有的平平，有的极差。从语言习惯来看，既有北方方言，也有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方言。从叙述风格来看，既有市井文学的特点，如潘金莲、王婆及“捉奸”段；也有艺人说书的特点，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还有文人创作和加工的特点，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它显示了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由不同阶层的人参与了创作的实情。

　　其三，据此推论，则《水浒》的作者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篇水浒故事的作者，他们是自北宋末年到元末明初的许多口头传说者，民间说书艺人，以某一人物、某一情节为中心的剧作者；另一类则是把单篇故事连缀成一个整体的原始笔录者、编辑整理者和续写者，最后才形成整本《水浒》。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集体。从时间上说，上起北宋末年，下至明末清初，长达四五百年。从空间上说，东至东海海滨，西至延陕西岳，南至湖广苏杭，北至长城内外，纵横好几千里。说书的，天天在说，天天在修补；演戏的，天天在演，天天也在改进。这些日臻成熟的故事，又被带有不同目的的原始笔录者记录在案，被流落江湖的文人不断地加工、修改。最后，才由出版商、文化人，如施耐庵、罗贯中、金圣叹等编纂出版。他们之间，没有总编，没有计划，各行其是，但最终仍是百川归海，汇聚成了今天的《水浒》。

　　这也只是聊备一说。《水浒》作者到底是谁，至今仍无定论。

　　5．唐伯虎：风流才子之谜

　　提起唐伯虎，人们眼前多会浮现出民间传说和影视作品中演绎的形象：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浪漫非凡。特别是他“三笑点秋香”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成为市井美谈。

　　历史上的唐伯虎真是这样一个“风流才子”吗？他果真因为美丽的秋香回眸“一笑”，就卖身为僮，“点”了秋香吗？这实在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跌宕人生

　　唐伯虎(1470—1523)，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故名唐寅。寅属虎，故字伯虎，号子畏，是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画家和文学家。其父唐广德是苏州小商，母丘氏。唐伯虎自幼天资聪敏，过目成诵，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记》、《昭明文选》等典籍，闲暇时也学画山水花鸟，曾与文徵明一起拜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为师。

       十六岁时，唐伯虎在秀才考试中获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因才华出众，他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亦称“江南四大才子”。

　　十九岁时，唐伯虎娶当地女子徐氏为妻，两人感情甚洽。

　　二十五岁那年，唐伯虎家中遭遇特大变故，父、母、妻、子、妹相继去世。这使他深感祸福无端，死生无常，意志一度消沉。后在好友祝枝山、文徵明等人的鼓励下，重拾古文，发愤苦读。

　　二十九岁时，他参加应天府乡试，名列榜首，一时之间，“解元公唐伯虎”之名，传遍了南京城。

　　第二年，踌躇满志的唐伯虎进京会试，与江阴举人徐经同行，正所谓“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徐经富甲江南，入京后，以钱财贿赂会试主考官程敏政的家僮，得到了试题，并且在开考前请唐伯虎帮他写好了文章。不久事情败露，程敏政遭到弹劾，徐经、唐伯虎也以“科场舞弊”为由锒铛入狱。

　　徐经家财万贯，大洒银两，自然得到了牢头狱霸的照应；没钱无势的唐伯虎却是吃了不少苦头。他在给好友文徵明的信中，淋漓尽致地倾诉了他的痛苦与屈辱：

　　……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自贯三木，吏卒如虎，举头抱地，涕泪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经过一年多的审讯，因查无实据，案情不了了之。《明史?程敏政传》云：“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但程敏政因此而致仕（退休），唐伯虎则被黜放到浙江偏远之地为吏。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唐伯虎心灰意冷。他耻于为小吏，又没脸面回家，便开始游山玩水，放浪形骸，遍历浙、皖、湘、鄂、闽、赣等省，第二年才返回苏州。因家境清贫，续弦何氏也离他而去。他住在吴趋坊巷口临街的一座小楼中，以丹青自娱，靠卖文鬻画为生。他写道：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言志》）

　　其宁静淡泊之志跃然纸上。

　　弘治十八年（1505），三十六岁的唐寅续娶沈九娘为妻，随后在苏州金阊门外桃花坞筑屋，命名为“桃花庵”(遗址在今桃花坞大街)，过着清贫闲适的生活。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桃花庵歌》）

　　明正德九年（1514），唐伯虎被明宗室宁王以重金礼聘到南昌，但他发现宁王心怀异志，便急流勇退。其《诗赠宁王》云：

　　信口吟成四韵诗，自家计较说和谁？

　　白头也好簪花朵，明月难将照酒厄。

　　得一日闲无量福，作千年调笑人痴；

　　是非满日纷纷事，问我如何总不知？

　　他佯装疯癫，脱身回归故里，后来宁王起兵反叛朝廷被平定，唐伯虎因而逃脱了杀身之祸。从此他思想渐趋消沉，转而信佛，认为人生正如佛经所示：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亦如电，遂自号“六如居士”。

　　由于仕途无望，名气逐渐低落，画卖不出去，唐伯虎晚年生活拮据，他在《与文徵明书》中写道：“反视室中，瓶瓯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长物。”

　　嘉靖二年（1523），唐伯虎贫病交加，在桃花庵溘然长逝，年仅五十四岁。临终前，他取绢一幅，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伯虎绝笔》：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

　　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其旷达若此！

　　“秋香”之谜

　　尽管唐伯虎之诗、之书、之画堪称“三绝”，但最为后人所知的还是他“点秋香”的故事。

　　据现代著名学者赵景深在《三笑姻缘的演变》中考证，该故事起源于元代戏曲和明人笔记，其中王同轨《耳谈》的记述，与“唐伯虎点秋香”情节基本吻合，但主人公却不是唐伯虎。

         其大意说，苏州才子陈元超，性格放荡不羁。一次，他和友人游览虎丘，与秋香不期而遇，秋香对陈公子灿然一笑。陈公子访得秋香踪迹后，便乔装打扮，到那官宦人家做了公子的伴读书童。不久，陈元超觉得时机已到，因为他发现公子已经离不开他了，便谎称要回家觅女娶亲。老爷说，府上有这么多婢女，你随便挑。于是陈公子便如愿以偿地点了秋香。

　　唐伯虎也有一段仅只“一笑”的故事，见于朱季美的笔记《桐下听然》。其大意说：华学士鸿山泊舟吴门，见邻舟一人自酌自饮，科头，时时拍案叫骂，问之，原来是唐伯虎。华学士肃整衣冠过谒，子畏科头相对，谈谑甚洽，对饮而醉，“当谈笑之际，华家小姬隔帘窥之而笑。子畏作《娇女篇》贻鸿山，鸿山作《中酒歌》答之”。

　　只有隔帘一笑，也有诗，酒，却没有姻缘。

　　后来，《蕉窗杂录》、《泾林杂记》等书把它编成有头有尾的故事，唐伯虎开始卖身为奴、追求秋香了。到明朝末年小说家冯梦龙的《唐解元一笑姻缘》，“点秋香”故事基本定型。

　　那么，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秋香这个人呢？有。据现代学者孟森考证：秋香姓林，名奴儿，又名金兰，秋香则是她的艺名。她本来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幼聪明伶俐，熟读诗书，且酷爱书画，由于父母双亡，沦落至金陵为妓。

　　秋香美貌聪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因此在声色场中艳冠一时。秋香确实被人点过，但肯定不是唐伯虎，因为据孟先生考证，秋香比唐伯虎大二十岁。而且，秋香很早就脱籍从良了，有老相好的想和她再叙旧情，她画柳于扇，题诗婉拒：

　　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

　　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

　　可见，即使唐伯虎有可能同秋香相遇，也不会有相亲相爱的机缘。倒是祝枝山不知在什么场合见到过秋香扇面，为她题过一首七绝：

　　晃玉摇金小扇图，五云楼阁女仙居。

　　行间看过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书。

       把秋香比做薛涛，可见她也是个“女中才子”。她的画在当时就很有名气。明《画史》记载：“秋香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

　　《金陵琐事》中还记载了秋香曾向沈周学画。沈周是明代著名画家，也是唐伯虎的、文徵明的绘画老师。他在《临江仙?题林奴儿（即秋香）山水画》中写道：“舞韵歌声都折起，丹青留下芳名。”可见，秋香走出风月场后，曾以绘画闻名于当时。

　　至于那位华太师，也是有的。他是无锡人华察。据《明史》记载，他字子潜，号鸿山，生于公元1497年，卒于1574年，嘉靖五年（1526）二甲十三名进士。他比唐伯虎小二十七岁。他中进士时，唐伯虎已经去世三年。等到他拜大学士入阁，后来告老回乡时，唐伯虎的棺木早已朽腐了。

　　并非“风流才子”说

　　发生在唐伯虎身上的第二桩公案是，他是否自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此说出自明阎秀卿的《吴郡二科志》。该书记载：唐寅进京会试蒙不白之冤后开始浪迹江湖，曾意气风发地说：“‘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对唐伯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说，许多人提出了异议。理由是：

　　其一，有关唐伯虎的风流浪漫故事，基本上都是虚构的。比如秋香，我们已专题讨论过，秋香大唐伯虎二十岁，华太师小唐伯虎二十七岁，这是一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与唐伯虎的真实生活无关。又如，他的第三个妻子名叫沈九娘，古代女子常以“某娘”取名，怒沉百宝箱的有“杜十娘”，赵匡胤千里相送的有“赵京娘”，沈九娘很可能是她爹妈的第九个孩子，但好事之徒却把她附会成唐伯虎的第九个妻子，于是便有了“九美图”之说。一夫“九美”，能不风流吗？

　　其二，阎秀卿虽为明代人，但史料中没发现他同唐伯虎有任何交往。因此，他对唐伯虎的记述没有太大的可靠性。而且，从现存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篆文印章来看，朱底白文，约五点五厘米见方，与唐伯虎所作画幅、印章相比，显得过大。特别是印章边款中既有“桃花庵主属戎青刻”的字样，又有文徵明的“题六如居士诗”四首，还有清代金石家汪启淑，画家巢林、西唐等人赞辞、题识，有故弄玄虚之嫌，显然是民间好事者的伪作。
        其三，唐伯虎是性情中人，虽是玩世不恭，恃才傲世，但决不会伤害朋友。如果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那将置同为“江南四大才子”的祝枝山、文徵明等人于何地？特别是祝枝山，年长唐伯虎十岁，才情不在唐伯虎之下，其风流怪诞甚或过之。更重要的是，唐伯虎几度消沉，祝枝山、文徵明都是他的精神支柱，使他在沉沦中奋起；唐伯虎经济拮据时，祝枝山、文徵明都曾给他无私的援助。站在这样有恩有爱的朋友面前，他能、他敢自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吗？

　　其四，考唐伯虎生活最如意的时期，不过是他十六岁高中秀才之后的几年。那时他还小，父母在堂，夫妇恩爱，功名还未成就，既不敢高标傲世，也不能风月无边。二十五岁时，父、母、妻、儿、妹相继去世，他一度消沉；二十九岁“秋闱”中解元是他生活的顶峰，但时日苦短，接连要赶到北京参加明春的会试，实在是无暇风流。而一旦会试之后，即被搜捕入狱。出狱后，仕途断绝，颜面扫地，妻子出堂，门庭冷落，仅以卖画为生，惨淡经营，渐入困境，诗作中再也看不见满纸云霞，看不见达意潇洒，多的倒是“悲老大”、“病酒身”、“囊没钱”之类，有感伤语，有失意语，有警世语，有自慰语，有旷达语，但绝无自傲语。特别是晚景凄凉，贫病交加，诗曰：

　　十朝风雨若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

　　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

　　……

　　荒村风雨杂鸣鸡，燎釜朝厨愧老妻。

　　谋定一枝新竹卖，市中笋价贱如泥。（《贫士吟》）

　　“落魄迂疏”，可悲可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说，能附丽于何时、何地呢？

　　“风流才子”之确证

　　但是，也有人认为，唐伯虎少年得志，有青云直上之势，中年突遭贬遏，愤而佯狂自傲，称自己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或亦有之。

　　其一，《吴郡二科志》有较强的史料价值。据有关专家考证，阎起山，字秀卿，长洲人。生于成化十九年（1483），卒于正德二年（1507），享年仅二十四岁。他少年时代就开始结交吴中名流，与文徵明等人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吴郡二科志》撰于弘治十六年（1503），正值唐伯虎盛年，故其记述可信度应与祝枝山相当。这条史料，曾为清初史家尤侗的《明史拟稿》和王鸿绪《明史稿》袭用。书中还记有杨循吉、祝允明（即枝山）、文璧（即征明）、徐祯卿、桑悦、张灵等人之事，大多亲切、平允可读。阎起山以当时人写当时事，以圈内人写圈内事，应为确证，不可因为唐伯虎护短而抹杀其史料价值。

       其二，古代文人画士常有刻章明志的雅趣，唐伯虎也不例外。二十五岁那年，相继失去了五位亲人，他想，难道自己的名号“伯虎”和那象征灾难的“白虎星”有什么关联吗？他不相信命运，索性就自称“白虎”，还刻了一枚以“白虎”命名的印章，堂而皇之地盖在许多传世画作上。这既是一种无奈的自嘲，更是他反叛性格的充分体现。此外，他的名号除“子畏”外，还有“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史”等，大都是一时一事的触动，兴之所至而为。当他锒铛入狱之后，浪迹江湖之时，他的才华，他的傲气，他的自嘲与玩世不恭，促使他刻一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章，以宣泄心中的块垒，是完全可能的。

　　其三，“科场舞弊案”发生后，唐伯虎的功名仕途遭到了灭顶之灾。真个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沮丧、失望、屈辱、悲愤……本来就恃才狂放的唐伯虎，自然就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以寻求自我解脱。他开始浪迹江湖，佯狂不羁，出入于茶肆酒楼，流连于烟花柳巷，既然做“正统文人”无望，他的叛逆性足够支持他以“风流才子”自居。这既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抗争，既嘲弄了当局，也在嘲弄自己。其《绮疏遗恨》之诗云：

　　月沈花谢事堪伤，春树红颜梦短长。

　　只有绣床针线在，残绒留得口脂香。（《绣床》）

　　三尺银擎隔帐燃，欢愉未了散姻缘。

　　愿教化作光明藏，照彻黄泉不晓天。（《灯擎》）

　　其“风流”之情跃然纸上。在古代，妓院承担着社交的职能，文人名士在妓院中厮混，是一种时尚。从明代的复社诸公，熟知的如侯公子，到民初的党国新贵，熟知的如蔡锷，都曾以妓院为背景，纵横捭阖。

　　《明史》载：祝枝山成名之后，“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意思是，祝枝山常常留宿妓院，向他求文、求字的人成群结队，大多是通过贿赂妓女，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才能得到。唐伯虎在《言怀》中缅怀往事时也说：“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又说：“十载铅华梦一场，都将心事付沧浪。”有人读到唐伯虎晚年言贫叹病的诗，就以为他冬烘、迂腐，并不风流，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至于是否会自署“第一”的问题，首先是，在“江南四大才子”的民间排名中，唐伯虎本来就是第一；其次是，唐伯虎也是一时激愤之作，不会考虑得那么仔细；第三，在“四大才子”中，长于唐伯虎十岁的祝枝山，是温厚长者，略小于唐伯虎的文徵明是谦谦君子，更重要的是，他们本来就是患难与共的朋友，理解他的痛苦，理解“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宣泄力度，都希望他在佯狂自谑中解脱，而不会同他计较。

　　其四，唐伯虎不拘礼法，常有惊世骇俗之举，所以，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也很自然。《明史》载：“（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他们的另一个好友就是祝枝山。这三个人都以放浪不羁、恃才傲物闻名于世。《尧山堂外纪》记载：在一个下雪的日子，他们三人穿着破衣，装扮成乞丐，敲渔鼓，唱《莲花落》，挨家挨户讨钱，得钱后沽酒买肉，跑到荒郊野外的破庙中痛饮。口里还说，“这种快乐，可惜没让李白知道！”正是这种幽默、开朗、怪诞、荒唐、玩世不恭的行为，才给他留下了“风流才子”的美名。

　　其五，“风流才子”必备条件有三：一要有口笔双佳之才，二要有体态风流之貌，三要有流连风月之行。以“才”而论，在“江南四大才子”中，祝枝山以“书”名，文徵明以“画”名，徐祯卿以“诗”名；兼掩三家之长，号称诗、书、画“三绝”的，只有唐伯虎。以“貌”而论，祝枝山右手六指，故自号“枝指生”以自嘲，且在四人中年龄最长，比唐、文大十岁，比徐大十九岁，到徐祯卿比肩之日，他已老大不小了；而徐祯卿虽是年轻，但容貌丑恶，《明史》载，祯卿举进士后，曾备馆选，“以貌寝不与”。寝者，丑陋也。他自然也戴不上“风流才子”的桂冠。

　　至于那位文徵明，书、画均佳，不能说无才；但在科举道路上却很坎坷，从弘治乙卯（1495）二十六岁到嘉靖壬午（1522）五十三岁，十次应举均落第，直至五十四岁才受荐以贡生进京，待诏。也扛不起“风流才子”的大旗。

　　只有摆脱了名利羁绊的唐伯虎，青春年少，才华横溢，特立独行，放荡不羁，才能担当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重任，成为明代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大江南的形象代言人。

　　称唐伯虎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他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他到底刻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章没有，并不重要；他到底“点”过秋香没有，也不重要；他老了，哭穷叫苦了，也不重要。人们需要一个高标傲世、风流儒雅、蔑视礼法、可爱可亲的形象，便把许多风流韵事异口同声地附会在他的身上。

　　编《明史》的张廷玉先生早就看出了这个秘密。他在《唐伯虎传》后写道：“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增益而附丽”，使得民间传说中的唐伯虎，比现实中的唐伯虎更为生动，更加丰满，也更加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