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w install go:毛泽东与五大文豪

毛泽东与范文澜

范文澜字仲沄，浙江绍兴人。他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范文澜即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那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0年1月，范文澜带了30多箱书籍，从河南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工作，任主任。

　　范文澜与毛泽东一样，也是高个子，还戴着深度

的近视眼镜，两人每次交谈，他都很认真地倾听毛泽东的意见。有一次，毛泽东希望他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字数要求在15万字左右。范文澜回去后即作了布置，这就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起因。而参考资料，就是他带来的30多箱书籍。

　　随后，范文澜拟了编写提纲，并就体例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再三强调，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范文澜向毛泽东说要增加到25万字；写写又不行，又要求增加到45万字。后来党中央干脆说，你们写吧，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这样，在范文澜主持下，经过两年多工作，《中国通史简编》终于脱稿，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该书出版后，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此外，范文澜对中国的经学也很有研究，1933年就曾出版过《群经概论》一书。他初到延安不久，即1940年夏，曾以《中国经学史演变》为题，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毛泽东闻知，也来听讲。连听了两次，第三次因病未到，但他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云：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

　　敬礼！

　　毛泽东

　　后来，范文澜照毛泽东所说，将提纲整理出来，连续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以后便形成《中国近代史》一书。

　　范文澜在延安工作的马列学院后来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当时，毛泽东曾委托他编选一本国文课本，供工农干部提高文化之用。范文澜接了这个任务之后，马上就与齐燕铭等人昼夜苦干，几个月内便把文章编选出来，并加了详尽的注释。毛泽东得知此书如此快速完成，非常高兴，亲为此书作序，在序中特意提名表扬了范文澜。后来此书便以《国文读本选注》为名出版。由于范文澜对毛泽东所交托的任务都极为重视，尽力完成，他又为了节约灯油，总在很微弱的油灯下从事写作，因此损坏了眼睛，有一只眼睛失明了。

　　约在五十年代末，范文澜根据自己在历史工作者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为《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不料，喜欢读报的毛泽东看到了这篇文章，立刻阅读起来，感到很满意。那时，恰好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范文澜作为八大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也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几次站起来说：“今天我很高兴，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观点。他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

　　范文澜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很赞扬这种提法，并说：“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1968年7月19日下午，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突然来到范文澜的家，对他说：“我爸爸叫我来，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要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怎么能写？”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的写法写下去。”

　　据曹靖华《往事漫忆》一文中说，毛泽东要范文澜写《中国通史》，大意是说，你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不管别人看法如何，你尽管按照自己的看法写下去。

　　这一天晚上，范文澜很兴奋，一直在考虑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在考虑如何写好中国通史，结果通宵失眠。

　　然而，在那思想观点“日新月异”的年代里，任凭范文澜绞尽脑汁，还是无法跟上的。没过多久——1969年，范文澜去世，此事也就搁下了。

　　毛泽东对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曾一读再读，并每每赞赏该书的资料丰富，曾说：“他的《中国通史》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2月22日 第七版)

毛泽东与郭沫若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比毛泽东大一岁。早在二十年代两人就已有数次交往。郭沫若在当时就是一位蜚声文坛的诗人，且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中共的组织安排，郭沫若出任广州大学（即今中山大学）文科学长。郭沫若和郁达夫、王独清于3月18日离开上海，23日抵达广州后，即去林伯渠家拜访。不料林伯渠不在，却在他的书房里遇见了毛泽东。后来他在1937年写的《创造十年续编》中曾回忆了他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

　　毛泽东当然闻知郭沫若的大名，且年龄又相仿，彼此就谈论了起来。毛泽东向郭沫若介绍了一些广东的现状。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觉得像郭沫若这样有名气的诗人来讲讲也不错。过不几天，就专程来到郭沫若的家里邀请他，郭沫若欣然应诺。

　　不久，毛泽东便亲自陪同他去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又有一次，广东东山青年会邀请毛泽东、郭沫若去作演讲，两人欣然而往，当场各做了一番演说。同年7月9日，北伐战争开始。当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后，国民政府也迁都武汉。不久郭沫若身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秘书长，便又奉命从汉口搭船，到江西九江去做政治工作了。

　　过了半年——1927年5月，郭沫若才从上海重新回到武汉。这时毛泽东也正在武汉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两人又见面了。“四·一二”事变发生后，郭沫若在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而毛泽东参加了“八七会议”，回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随后郭沫若流亡日本，而毛泽东则上了井冈山。郭沫若在日本住了10年，直到抗战爆发，才回到祖国，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

　　1939年7月，郭沫若的父亲去世了，毛泽东获悉后，特地送了一副挽联：

　　先生为有道后生，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郭沫若从日本归国后，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曾将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和安（犛去牛换里）王的宠姬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改编成话剧《虎符》，以此来宣传复国思想，并托人把剧本带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后，立刻在1944年初回信给他，信云：

　　郭沫若兄：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毛泽东

　　1月9日延安

　　1944年初春，当郭沫若在重庆的书斋里细心地倾听了何其芳与刘白羽介绍了延安的整风运动，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时，脸上不时地流露出惊奇的深思和喜悦的笑容。“对！知识分子应该到工农兵中去加以改造。”郭沫若听罢，击节称赏。第二天，郭沫若就在重庆主持了座谈会，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播到了大后方。

　　同年4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由于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后，领导内部发生了宗派斗争，以致使起义最终失败，所以毛泽东读后感到特别警醒，他在4月12日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曾告诫大家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由于毛泽东的重视，延安特地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屈原》印成单行本，供党员干部学习。同年8月，周恩来还特地托林伯渠从延安带来了这两本小册子，交给了郭沫若。郭沫若非常感激，当天即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感谢他们的鼓励。毛泽东接信后，给郭沫若写了回信，信云：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

　　1944年11月11日于延安

　　1949年7月1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郭沫若被推为总主席，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来了。臧克家在《得识郭老五十年———怀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曾描写到当时的情景：毛主席、周总理都亲临盛会。郭老代表近千名代表向毛主席深深地，深深地九十度鞠躬。这一鞠躬，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使我想到二十多年来，郭老对窃国大盗蒋介石卑视之，唾骂之，与之坚决斗争，生死不顾。今天，对人民的革命导师则一躬到地，毕恭毕敬。

　　195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为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郭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手持一面锦旗，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地赠送给毛泽东。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毛泽东一见，十分高兴，连忙接下锦旗，与郭沫若握手，表示感谢。

　　1959年，毛泽东作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在9月7日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

　　胡乔木接了毛泽东的信，立刻把毛泽东的两首诗转交郭沫若提意见。郭沫若读了毛泽东的诗，于9月9日写信给胡乔木：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

　　9月10日，郭沫若又给胡乔木一信，云：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何如。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

　　胡乔木连接郭沫若二信，马上转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毕，感到有点启发，便于9月13日给胡乔木写了一信，云：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九月十三日早上

　　信末并附言道：“‘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32年的历史。”郭沫若接到了毛泽东再次寄来的两首诗，便又认真地进行了阅读，并尽可能地根据自己的眼光和理解，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后来，毛泽东果真根据郭沫若等人提出的意见，对自己的诗作进行了修改。

　　1961年1月18日，郭沫若在首都民族文化宫观看了浙江绍兴剧团演出的戏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25日，特意写了一首七律，题名《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诗云：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郭沫若写毕，就把此诗托人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也写了一首七律，题为《和郭沫若同志》，诗云：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当郭沫若读了毛泽东的诗后，当即又用毛泽东的原韵，又和了一首，诗云：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次来！

　　郭沫若写毕，又托人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1962年4月22日，《人民文学》杂志社突然收到毛泽东写的6首词。郭沫若知道后，为了把6首词的写作背景弄清楚，在4月下旬曾几次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于5月1日写成《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送请《人民文学》编辑部审阅。《人民文学》编辑部接到郭沫若的文章，立刻打成清样。郭沫若在5月9日收到后，又立刻写信给毛泽东“加以删正”。不久，毛泽东的6首词与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便同时在5月12日的《人民文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由于毛泽东对武则天的评价很高，以为前人的评价未必公允，所以郭沫若特地创作了历史剧《武则天》，几经修改，终于在该年7月6日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

　　1962年底，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在理论上展开了论战，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其中的一些重要文章，郭沫若似乎也颇有感受，写了一首《满江红》的词，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副刊《东风》上。词云：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当时毛泽东很爱看《光明日报》的副刊《东风》和专栏《哲学》、《文学遗产》等，当他读了郭沫若的词后，十分高兴，便在1963年1月9日和了一首，词云：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1月06日 第八版)

毛泽东与冯友兰

　冯友兰生于1895年，河南唐县人，曾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有《人生哲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中国哲学史新编》等著作多种。

　　1957年4月11日上午11点多钟，冯友兰跨进家门刚想休息，就接到一个电话，冯友兰一听，又惊又喜，

马上向清华大学要了一辆车，直奔中南海。

　　当冯友兰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只见金岳霖、郑昕、贺麟诸先生已经先到了。这颐年堂是三间屋子，毛泽东和客人们正在西头那间屋内谈话。

　　这时，胡绳也来到了。于是，毛泽东就带大家到屋子的东头那一间吃饭。饭菜端上来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数月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报告，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冯友兰是全国政协的委员，因此参加了会议。他见毛泽东讲起话来既不拿讲稿，也不拿大纲，就像平常讲话一样，有时还加一些诙谐的话，不由想起了苏轼“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词句。

　　当时冯友兰曾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发了一些新议论。不久，他就得到邀请，去参加了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时，冯友兰正好与毛泽东是一个组，小组会议就在毛泽东家中开，由毛泽东主持。令冯友兰没想到的是，当他刚跨进毛泽东的家门，毛泽东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原来毛泽东已经看过他的文章。

　　在小组会上，毛泽东叫冯友兰发言。冯友兰就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

　　在散会的时候，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4年，全国政协开大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作了一个发言。在闭会的那一天，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同志来接见到会的委员，并一起合影留念。冯友兰拍照时正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就座时一眼就看见了他，便拉着冯友兰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冯友兰说：“主席比我大。”毛泽东说：“不行了，我已露了老态。”

　　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然后又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吗？”冯友兰忙谦虚地说：“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这时，刘少奇也插话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周恩来在旁听了，也向毛泽东介绍冯友兰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毛泽东点点头。

　　冯友兰到家后，颇有感触，写成一首七律，诗云：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后又全家被赶出家门。直到1968年秋，冯友兰夫妇才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家里，算是宽大处理。

　　而冯友兰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突然对他宽大处理了呢？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主席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提到你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个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冯友兰心里又紧张起来，知道又可能要成为众矢之的，遭受批判了。后又转念一想，何必怕呢？我若和群众一起批孔，不就没问题了吗？于是就写成两篇批判文章，并在会场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

　　很快，冯友兰的两篇文章就在学报登出，不久《光明日报》就加转载，并有“编者按”，《北京日报》也加转载。两文如此得宠，连冯友兰自己也弄糊涂了。

　　直到1974年1月25日，在国务院直属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从谢静宜的讲话中，才略知内幕。谢静宜说：“在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说到了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毛主席一听，马上就要看。我马上回家找着了这两篇文章，回到会场交给毛主席。据说毛主席当场就看，并且改了几个字，甚至还改了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就发表了。”

　　1976年，毛泽东去世，冯友兰作了一首挽诗，诗云：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一手振中华，百年扶昆仑。

　　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

　　毛泽东晚年，曾有过一个讲话录音，其中谈到冯友兰。他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能写的，他的观点是唯心论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2月24日 第七版)

毛泽东与郑振铎

郑振铎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史专家，又是屈指可数的藏书家。他原籍福建省长乐县，于1898年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永嘉）。他早年曾与茅盾、叶圣陶等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后曾创办我国最早的儿童刊物《儿童世界》。

　　1949年2月，郑振铎与香港的许多民主人士一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赴北平参加新政协。

同年7月，郑振铎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同年夏天，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怀仁堂召开，郑振铎也参加了，并当选为新政协的筹备委员。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郑振铎坐在席位上，看着毛泽东等领导人登上主席台，并聆听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时，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全场。郑振铎与参加这个会的许多人一样，激动得浑身如火般燃烧，欢乐的热泪充满眼眶，泪水模糊了他的眼镜片……

　　9月30日晚，人民政协闭幕以后，举行了开国大典前夕的宴会。水银灯把北京饭店的大厅照得如同白昼，解放军高级将领、战斗英雄、工农模范、革命干部、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科学家、文艺家等，济济一堂，谈笑风生。

　　突然，《东方红》的乐曲奏响了，毛泽东等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宴席，宴会开始了。

　　酒过三巡，不少人都到毛泽东的席上去敬酒，郑振铎也从席位上站起来，径直向毛泽东所在的圆桌跑过去。他涨红了脸，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举起酒杯，说：“干杯！”

　　“干杯！”毛泽东微笑着，也举起酒杯，喝了一口酒。

　　这时，有人向毛泽东等介绍说：“这位是郑振铎先生，他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古籍，在祖国的文物工作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毛泽东听罢，便高兴地对郑振铎说：“人民把文物工作委托你了。”

　　毛泽东这样说了，整个席上的人都站了起来，纷纷与郑振铎干杯。

　　郑振铎一饮而尽。

　　当郑振铎回到自己的酒桌上时，脸色通红，他从来不醉酒，可是这一次连心也醉了。

　　1951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知道毛泽东很崇敬明清之际的湖南籍思想家王夫之，也知道画家姚虞琴有一王夫之的稀世墨迹。在与姚氏商酌之后，便将此物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后，十分欢喜，又怕放在自己身边会损坏，于是连忙让人给当时已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送去。请他加以保存，随墨迹并附有一封信，信云：

　　振铎先生：

　　有姚虞琴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顺祝

　　健吉

　　毛泽东 十二月三日

　　郑振铎接了大函和王夫之手迹，自然不敢怠慢，赶紧予以保管。

　　1957年2月27日下午3时，郑振铎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听毛泽东讲话，至7时许方散。郑振铎深深地被毛泽东的讲话风格所打动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足足谈了4个小时，风趣横溢，时有妙譬，毫不觉得时间之长也。这才不是八股！这才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谈话！

　　时隔半个月——同年3月12日，郑振铎又应邀到怀仁堂参加宣传工作会议，听毛泽东作报告。自下午5时讲起，近7时结束。郑振铎听得很认真，认为毛泽东的报告十分“透彻明畅”。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阿联酋、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途经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终年60岁。

　　郑振铎去世后，陈毅第一个赶到他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并带来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怀。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1月21日 第七版)

毛泽东与于右任

于右任原名伯循，陕西泾阳县人，生于1879年。他是清代举人，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后，出任交通部长。1927年以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

　　由于他早年曾创办《民力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知道他

的大名。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他还曾谈起过《民力报》和于右任，他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力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力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

　　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于右任早年虽曾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袁，但以其气质而言，仍是一义士文人。他的旧体诗词苍凉慷慨，声誉极高；他的书法更是驰誉海内外。早在二十年代，论书法者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北于”即于右任，因他是陕西泾阳人，“南郑”则是郑孝胥，他是福建闽县人。至于他的草书，则更是冠绝当代，无人可及，有“当代草圣”之称。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邵力子为秘书；胡汉民为组织部长，毛泽东为秘书。在二十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时，曾与毛泽东有过不算太少的接触。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见面了。他俩自1924年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共事以后，多年未见，所以这次相逢，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

　　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漫谈起诗文来了。

　　不知怎么回事，于右任竟知道毛泽东曾作有《沁园春·雪》一词（一说是从柳亚子那里见到），于是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则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因读过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所赋《越调·天净沙》一词，并熟诵其中的句子，于是笑着答道：“若何‘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发人意之深也。”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

　　1949年初，国共再度和谈，周恩来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和谈一破裂，解放军就过江占领南京，你设法找到于老，叫他留在南京。届时派专机接他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国事。”

　　“好。”屈武一口应诺。

　　然而，屈武刚要把周恩来的话转告于右任，他已被何应钦派人接到上海去了。

　　于右任到了上海后，一次夜深人静时，其夫人沈氏问于右任：“上海要解放，怎么办？”

　　于右任安慰道：“不要怕，上海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会保护我们的。”

　　但此话说过不久，蒋介石便派人把他接往香港，随后转往台湾，任台湾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虽然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如1958年10月16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

　　1964年，于右任在台湾去世，终年86岁。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2月03日 第七版)

毛泽东与舒新城

舒新城是湖南省溆浦县人，与毛泽东同年。早在1920年，他们就共过事，当时舒新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而毛泽东则在该校任小学部主事。随后毛泽东打游击，搞革命，而舒新城则专门编辞书。除《辞海》外，他还主编过《中华百科辞典》，发起编纂过《中国教育辞典》和《中外名人辞典》。

　　舒新城也是杨昌济的学生，早年与毛泽东一样，也参加过“少年中国会”。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颐年堂接见了新闻界人士。当时舒新城作为上海新闻出版界的代表，与徐铸成、金仲华、赵超构等一起参加了这个会议。

　　舒新城见大家都发表意见，而当时新闻、出版方面也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于是，他说：“自从三大改造以来，各地有些无知农民和工商户，纷纷把一些古籍出售，甚至于拆散当废纸卖，使珍贵的文物散失不少，干部出面制止也无效。请主席注意这个问题。”

　　由于舒新城说得很认真，所以当他说完以后，毛泽东风趣地对他说：“你倒很注意为共产党说话。”

　　1957年，也是当舒新城去北京开会的时候，有一次，毛泽东在见到他时，曾与他谈起他主编的《辞海》。毛泽东亲切而又诚恳地说：“《辞海》，我从20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

　　舒新城当即表示接受。

　　同年9月17日晚上，毛泽东来上海视察时，又接见了舒新城。两人又谈到了《辞海》。

　　舒新城说：“除了编辑《辞海》，还应该编辑《百科全书》。”

　　“我极为赞成，”毛泽东马上说，“到现在我还只能利用老的《辞海》、《辞源》，新辞典没有。你的建议很好，应写信给国务院。”

　　“我已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请其转达有关部门。”

　　“你应挂帅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毛泽东说，“以先修订《辞海》为基础，然后再搞《百科全书》。”

　　这时舒新城为难地说：“一由于人手不够，经费有限；二由于我年龄大，事情多，辞书，尤其是《百科全书》是长期的事，我怕负担不起。”

　　“你有儿子吗？”毛泽东风趣地问，“自己干不了，儿子继续干下去。”

　　“儿子各有专业，也干不了。”

　　“我看一定要干。”

　　“一定遵命。”

　　舒新城在当晚的日记上写道：“今晚人少，说得畅快。同时也感到光荣，因为我的出版建议被重视也。”

　　1959年春，辞海编辑委员会成立，舒新城被任命为主任委员，又定出所谓“百位干部，百万元经费，五年时间”的出版方针。

　　1960年11月28日，舒新城便因癌症而逝世，终年68岁。

　　1965年，新《辞海》试行本出版了。毛泽东叫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将新《辞海》跟旧《辞海》一条一条对照，看看新《辞海》有什么优点，与旧《辞海》有何不同。

　　检查结果，毛泽东对新《辞海》仍不很满意，他说：“有的条目写得太简单，有的条目应该有而没有。”

　　于是新《辞海》再修订。直到1979年，毛泽东去世3年之后才出版。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2月23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