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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道德人、阶级人及其他
     内容提要：本文从经济学是否需要个人假定的分析单元出发，确定了经济假定有效性和简洁性的原则。比较分析了经济理论中几种主要的对人的抽象假定，并得出了偏向于“经济人”经典假定的结论。  
    关键词：假定  个人  社会  经济人  道德人  方法论     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即使仅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经使用了200余年。在这其中，关于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诘难、争吵一直不绝于耳。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如果需要，到底那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是给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带来最小麻烦的？这是本文力图讨论的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并结合各种代表性的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希望得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结论。在文章的第一节将先对“人的假设”进行具体的定义并对现有的本领域的论文进行总结；第二节讨论对人假设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第三节试图探询一种合理的最有利于经济学的一般化假设；在文章的最后则说几句与本文相关又不相关的闲话。 
一、讨论前的准备 
    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点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对人的假设都是为了经济学研究的需要而作出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简化条件以便给出明确结果；而绝不是为了对人的特点或者“人性”作出描述甚至是评论性的结论。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理论不是胡说八道，其对人的抽象（如果这项理论认为需要这样的抽象的话）也必须以现实为基础。 
    依照以上的定义，由于经济学研究角度、研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是各不相同。同时，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甚至有人认为这位令人无法捉摸的王子根本就不该在经济学的舞台上出现。无论如何，经济学中众多的对人的抽象也吸引着学者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也本着经济学家“最优化”的嗜好试图找到其中的最合理的一个。 
    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般以“经济人”名义冠之，尽管有不少人会把“道德”、“非理性”、“效用人”等等作为与“经济人”并列的概念进行研究。总的来说基本是在经济人这一命题下描述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的演化过程。 
    笔者可以找到的英文文献有三篇，它们是《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有思想的经济人》（米兹，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他们都以“经济人”这以假设为中心，评述了对人的各种抽象。值得注意的还有《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其中的第三章“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经济学研究是否应该从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问题。
    国内本领域最出色的作品是《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该书从17世纪霍布思的“人性自私论”开始，直到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加里-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说，系统总结并评述了经济学上对人性假设的各种思想及其演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把“经济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命题而不是研究方法进行讨论，这是与本文的方向有所不同的。其它此方面的文献也较多，但其成果基本不出刘氏的范围。至于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经济人”的问题，笔者以为已经超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对此类文献未予理会。 
    最后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此类文献，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阐述加入进来。唯一能够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及其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比较”（胡均，刘风义，2001）1，该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进行了比较，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的总结相当精辟，本文的对其某些观点进行了参考。二、起点：个人，还是社会？这是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全体环境中来加以研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有必须了解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连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
    索洛蒙-阿希（1952） 
    在讨论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前，我们先要确定它在经济研究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还是附带讨论的。如果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如果经济研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模仿帕雷托的句式说：“给我一组外部条件，那么个人就可以消失。”2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抛开一切外部条件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冯－米塞斯3用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语言宣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要从人类行为的有目的性和目标导向这个前提出发。并且根据因果论的推导，个体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充分起因。换而言之，这种目的（也许应该加上偏好）在这里被预先给定，“人”的抽象已经清晰地决定，并以此出发进行其经济研究。应该说绝大多数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因循了这种方法论。斯密的“经济人”命题也是明确地由微观的自利的个人开始的。 
    另一种观点则恰好相反，他们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产生的观点。同时他们也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性的抽象。持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纵观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论述，尽管其一再申明不否定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认为个体具有潜在地改变其关系规则地能动作用，批判那种“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地产物”地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其对人的定义——“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而非个人。进一步的证据在于其以物化的生产资料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各个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是既定的，个人的目的和行为服从其所属阶级。用比较简单的推导来说即是社会存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决定了个人行为。因此其经济学的起点是社会而非个人，对个人的假设也相形见拙了。如我们前边说到的那样，王子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甚至有下岗的危险。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的观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而有所侧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亦是以人为起点，但其在假定人的目的与偏好时却又肯定社会制度会予之影响。可以算是兼顾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脱离不了个体本位的藩篱。
    我们这里无意讨论哲学问题，但社会与个人的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由的确蕴涵了太多的哲学思考。在这里不准备仔细讨论它们的关系（我想已经有足够多的大脑给出了足够多的答案），我们并不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却一样能煎出美味的荷包蛋，因为我们以煎鸡蛋为目的从而以鸡蛋为起点。同样的道理，经济研究的目的决定了其起点。不同的起点也决定了不同理论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对象定义为穆勒的四分法即“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微观主体是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那么一个准确合理的人的假设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研究的方向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那么在过多的拘泥与谁决定谁也是不明智的。
    这样得出结论也许有逃避问题之嫌，那么我们再提出一种区分的方法——把变量较多，较难认识的作为假设前提进行抽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相对社会而言，个人的偏好与目的更难于把握也更难于追根溯源，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或者另一个偏偏不喜欢）？这样的原因实在是不好把握。我们假定的往往是不能通过逻辑推理而只能经验抽象的，那么社会就相对简单得多了。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言：“口味这个东西是不能讨论的。”于是应该以谁为起点也就显而易见的。
    最后指出的，我们不否认某些领域从社会出发会更恰当，一种骑墙的表述方式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这样研究者到底爱从条件还是主体来研究就自便了。这实在是个不受指责的好办法。三、人的假定：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
    人类的经济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人、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另一种方法；心理学也是这样。但是，从科学观点来看，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些工具中，即在‘经济学模式’、‘社会学模式’、‘政治学模式’或‘心理学模式’等工具中间，找出最有效和‘竞争能力最强’的工具，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抓住人类社会的复杂本质，…… 
    亨利•勒帕日（１９７７） 
    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确实需要一个“人”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假定，什么样的抽象才是最合理的?同样是亨利•勒帕日（1977）给了我们一个标准：“一种科学工具的价值是不能以其假设的现实程度来衡量的，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是否简单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假设不一定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且有尽可能大的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假设。” 这是一种纯粹的效率原则。但是，经济学的确不应该含盖太多的价值判断。作为一门科学，主观上的价值判断会极大的影响其解释和预见能力，经济世界如同物理世界一样并不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就会如我们所愿。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在一时之间欺骗自己欺骗世界，但结果不是关起来的门窗终于漏了风就是屋里的东西最终发了臭。总之，笔者坚持经济学纯粹的科学性，因此这样的经济学也只需要一种假设：最简单最有效的那种。
    带着这样一个标准，让我们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流行或者曾经流行的假定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当然是最为经典的“经济人”假设。其核心内容即自利的理性人。这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人是理性的，在决策行为时总是作出自己认为更好的选择，这样的大白话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就转化为“稳定的偏好”，并进一步有完备性、传递性、反身性三大性质作为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二，人是自利的，在进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在进行交易时)，人是以利己为目标的。以这样的定义，因该说亚当－斯密以来以致新古典经济学直至今日，绝大多数经济理论都是在这个假定下展开的。所不同的只是对于其利己目标的不断变化调整，即经济利益最大化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经济人”的两大要素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尤其集中在后者上。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即是其一，人们很不能容忍经济理论中自私利己的经济动物就是《道德情操论》中具备着高尚道德的“人”。对于这样的责难我们大可以看看亚当-斯密关于交易起源的描述：“……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5利己之心如果是交易——经济学的现实之母——的基础，那么如果要抛弃它，就只好抛弃经济学。另一方面让我们提到标准对“经济人”假设进行衡量，对交易来源的解释证明了其有效性；假设的有效性又是与其简洁性相关的。接近现实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过分追求假设的现实性，只会增加其复杂性，甚至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列入假设条件，反而影响了假设的有效性。关于这一点，弗里德曼（1953）举的一个例子很有解释力。他说，一个理论或其“假设”不可能是完全“现实主义的”。关于麦子市场的一个“完全现实主义”的理论，不仅需要包括直接决定麦子的供给与需求的那些情况，而且还需要包括用于交换的现金或信用工具的种类。此外还有：交易者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他的祖先及受教育的程度，他的家庭人数，他家庭成员的特征、祖先、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种植麦子的土壤种类，土壤的物理及化学属性；在生长期内的主要天气情况；种植小麦的农民及最终食用小麦的消费者个人特征，等等，等等，无穷无尽。为达到这样一种真实而作的过分努力，都只会使该理论失去真实有用的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说“经济人”假定用最精练的的方式得到了最大的解释能力，难能可贵。
    至于“经济人”假定的种种弊端，即使不看国外，国内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口号的论著也有不少极为精彩者，其中对“经济人”的批评横贯古今、旁征博引，精彩之极，在这里就不多说了。6
    “社会人“模式是另一种应用于经济学中的假设。它由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想以之来取代“经济人”模式。它的基本内容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
    历史证明，“社会人”这种替代模式对理论经济学家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具体层次上对人进行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理论经济学对人的研究，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但这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全面地研究和考虑到影响人的所有因素。以“社会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说，无异于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价值。同时从简洁性的标准考虑“社会人”的模式也是复杂而无法把握的。 
    “管理人”是赫伯特•西蒙在其“有限理性”假说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认识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意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管理人”分析模式把人的决策行为视为一种动态的选择、探索、适应过程，即：根据既定的满意目标，对已知的少量替代方案进行选择，不久因环境变化而不能得到满足再探索新的替代方案，同时也对满意程度进行调整。着的确是一种比较接近现实行为的分析模式。但就其自身的逻辑而言，“满意”标准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解说，也很难获得数学上的支持。同时什么时候探索新的方案、什么标注下调低满意程度也是非常模糊的。最后，生产者如果都是根据“满意”目标展开活动，很难解释资源会产生稀缺状况。7 
    最后是不属于经济学假定范围的“道德人”，它仅仅是其它学科学派用以进攻“经济人”的武器而已。道德人对于经济问题的解释能力非常小，一个例证是在制度方面的，制度提供了人们追求私利时的行为规则，由此形成了社会秩序，相反，如果不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而是假设为不谋私利的“道德人”或“圣徒”，那么制度及其约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遗憾的是，人不是圣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笔者的结论：如果我们真需要一个经济学上的“人”的话，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仍然是首选的。四、冷酷的科学之外 
    有两件事务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它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康德 
    或许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侵犯的领土日益广阔，人们对经济学的苛求也日益严厉。从诞生开始就受到各种非难的“经济人”其所受到的绝大多数指责都不属于其所属的研究范畴。所幸的是他竟平安无事茁壮成长。这样的大幸与大不幸都源于经济学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近了，而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远非“科学”两个字所能解释。当我们讨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时往往掉进“我们该作‘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本文在前边以十分轻蔑的口吻评价了“道德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这源于作者坚持经济学是科学这一冷酷的论断。但绝不表示任何对闪耀的人性之光的高尚道德的轻视。事实上笔者甚至反对把亲情、友情以及助人为乐的美德放入所谓“效用最大化”中去解释，经济学的领土仍然在经济领域，过多的扩张是对科学的不敬也是对经济学的变相毁灭。而道德、感情，即使不能禁止经济学涉足，至少我们也可以说其在这一领域的解释能力是十分弱小的。 
    科学是冷酷的，科学中的“人”是冷酷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现实中的人，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往往会过于乐观。但现实中的人绝不会有着最大的恶意。在经济学之外，我虔诚而又敬畏地遵循着心中的道德，如果没有它，我的人生将会了无生趣。在没有成本与收益曲线的感情世界里，我随时愿意为自己的亲人、爱人、友人牺牲一切。

注释： 
1． 本文引自《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P138至P151。
2． 尽管帕雷托本人的原话则恰好相反：“给我一组偏好则个人可以消失”。这个偏好就是对人的高度抽象了。
3． 由于资料的缺乏，这段话是引自（霍奇逊，1993）P65。
4．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56，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P13至P14。
6． 比如刘瑞（1997），“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就相当精彩，从中可看出在经济思想史领域，我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说的评论已经能相当客观且逻辑十分严密。这与在某些领域的顾左右而言他和前言不搭后语形成一个有趣的整体。
7． 关于各种各样人的分类还由多种标准，可参见杨春学（1998），不过有趣的是无论是那种观点都逃不脱对自利的讨论。
参考文献
M.Hollis and E.J.Nell, Rational Economic Man.Cambridge Univerisity Press,1975
Gay Meeds, Thoughtful Economic 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Milton Myers, The Soul of Modern Economic Ma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3
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林岗，张宇，（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77
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马克-布劳格等，“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陶永谊，“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
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出版社，1997
刘瑞，“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1